民法现代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0 12:27:58
民法现代化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作为社会发展的范式,现代化是由传统到现代并体现现代性的趋势和过程,是社会不可避免的全面转型和发展;作为学术研究的范式,现代化是与本土化、后现代化等范式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注启蒙与现代性的研究路径。基于社会与法制的发展,民法现代化在我国其实是一个合乎理论与实践逻辑的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与研究进路对我国民法的变革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对中国民法发展与民法现代化的问题,在学术界几乎从来就没有达成一致。但是,从现代化的特定语境来说,似乎又是一个合符逻辑的话语形式。本文正是从现代化的语境出发,对该问题进行辨正,并分析其意义。
一、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话语背景
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曾写道:“‘现代化’是一种通用却又意义不明的表达”。[1]实际上,英语Modern一词早就存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历史学家将君士坦丁堡自1453年陷落之后的历史称之为“现代史”,用以将他们的时代与他们所称的“黑暗中世纪”相区别,说明历史的进程。十月革命后,苏联历史学家认为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于是把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后至十月革命前的历史称之为近代史,而将十月革命后的时代称之为现代。1949年后的中国学者也如此这般地(以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为界限)使用了近代和现代这两个概念。可见,西方学者对历史的划分以及对Modern一词的使用并没有作太细的区别,也可以说,他们所用的Modern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近代和现代的意义。[2]因此,对于现代化,即英文Modernization的翻译和理解,也就因对现代意义的不同运用以及意欲表达的意思甚或对不同时期的强调而略有侧重,也因此出现不太一致的表述,有的用“现代化”,也有的用“近代化”,还有用“早期现代化”等来表述的。因此,从广义上理解,有人认为现代化一般“指整个世界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过程,它从16世纪开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由于这一过程很长,不妨对其作更细的划分,其中较早的阶段可以叫做早期现代化,也可以叫做近代化”,[3]据此,不妨认为狭义上的现代化仅指相对于近代化而言的距今天更“近”的时期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实,这种过细的划分似乎并不利于对社会发展过程的全面观察。同时,权威的现代化研究者认为,“现代化”是从西欧开始,然后向世界传播的。[4]更重要的还在于“现代化”和“近代化”,二者从其根本意义和价值取向上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就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的表述,所以,我们视其为同义语也未尝不可。而且,现代化不单是社会经济等某一领域的发展,更表征着社会在现代科技革命的冲击下,也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是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变化和发展[5]。所以,笔者倾向于把现代化作为一个相对和发展且含义广泛并与近代化同义的概念来理解,将其看作是“一个发展的动态过程和现实活动,相对于传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6]。易言之,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发展的范式,[7]是社会由传统到现代进步并体现现代性的不断变革的趋势和过程。它是指社会不可避免的全面转型和发展,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发展,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并日益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过程;是由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但刑事强制规范占主导地位的礼俗社会向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至上性,诸法分离且民事授权性规范占主要地位的法理社会的演进的过程;是体现理性精神的科学技术从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并不断以其历史前进的杠杆的革命性力量,推动人类文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又向知识社会演进的过程;是平等、自由、民主、开放、竞争、科学、人文精神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牢固成见”,人的素质不断提高,人不断占有现代精神的过程[8]。所以,我们通常并不一定在时空意义上对其作严格的区分。至于那种“绝对”意义的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它社会生活方面达到某个共同指标,则将其视为某一阶段现代化的状态、程度或目标,由于该种指标反映和表征了现代社会的属性和特征,故又可名之曰某个阶段社会所具有的现代性。其实,此所谓“绝对”的意义也是相对的,不同阶段的各项指标会随社会的发展而调整,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恰如今天的电子化、信息化与19世纪20世纪的工业化的重大差异。
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的转变的过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它还是一种研究的范式,是与本土化、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或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等范式相联系但又显然存有区别的研究进路。所谓本土化或本土范式,人们认为其往往多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出发,反对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发展之单线发展观,而强调社会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平面化共存。[9]似乎它并不认同传统与现代二者的截然分别。对此,笔者认为,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简单地划分为若干对立的路径和样式,总是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复合与多样性,在很多时候,二者其实是很难截然分别的。我们放眼当今世界,会发现“现代化”如欧美诸国者,仅就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论,我们似乎应该承认其已经充分发展而“现代化”了,然而,如果具体考察将会发现,在其大公司与现代技术称雄世界的同时,仍然存在为数不少的规模不大的手工作坊,这种手工作坊也许早已“古”不堪言了,但是,我们绝不会因为有小作坊的存在就否认其经济与社会的现代性,况且此小作坊与彼小作坊所具有的意蕴和存在价值也是不可简单化而等量齐观的。换言之,传统与现代应是相比较而言而不是决然的对立的划分,我们似乎更应从相对的和总体的意义上对其进行认识,看到其由低而高,由落后而发达的发展和演进态势———尽管时间的推移并不就一定意味着发展。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与现代的共存又未尝不可。在笔者看来,本土化不是一般意义的对现代化的反动,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发展所做出的另一种解读和诠释,似乎也不是通常的所谓后现代化的话语。被我国学界不少人认为是“本土化”代表的朱苏力先生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说人们很多时候对他的观点多有误解,其实,他不过是不大愿意重复那些大家都已经接受的东西罢了,因为那已经是讨论的前提了。苏力先生不认为,讨论本土资源会走向封闭。[10]在这里,我们显然不能忽略苏力先生所谓本土化所蕴含的趋于发展的态度和取向。其实,本土化无非是更加注重与本土因素(或“本土资源”)的结合及其对发展的影响罢了。不过,联系我国社会总体上还不发达的现实,从整体的以及更宽的视野,我们似乎应立足于社会各方面全面的吸纳、建构和发展,而不仅限于本土化。因此,现代化相对于本土化的研究范式,可能更具包容性和积极意义而少误读。
至于后现代化的思潮或曰后现代话语,也确实影响着人们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我个人认为,在大多数时候,学界对后现代思潮作了简单化的理解。其实我们不应简单地将后现代主义一般的理解为解构(deconstruction),相反,如果说它更多地是从现代化的缺陷出发所作的批评和反思,也许更具积极意义。就我的理解来说,它虽然是对现代性的反动,但它不是要完全否定现代化,而是要纠正启蒙理性所标示的现代性的狂妄自大、傲慢与偏见,以另一种极端方式使现代化更趋“绿色化”。[11]其实,所谓后现代是否真正的“后”于现代了也不无疑问。李泽厚先生曾把艺术领域的后现代看成是“极度现代”(extremelymodern),而不看作是“后现代”(postmodern),认为“它们恰好是‘现代’的极度扩张和直接伸延,这种扩张和伸延表现为某种‘普及化’”,而真正意义的“后现代”离我们为时尚远[12]。因此,我认为,面临后现代化话语的流行,我们不应视而不见,反思固然重要但更应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诚如有学者所言,应自说自话[13]。我们不应不加分析地认为后现代主义就是挑战一切、摧毁一切、战胜一切,它是有前提的,其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是在此前提之下的反思、怀疑与反对。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连基本的现代文明水准都不具备,“现代化”尚且不及,何谈后现代与后现代化?正如因营养过剩而肥胖的人们可能会大叫控制食物的过量摄入而挑剔饮食,要求减肥,但对于饥饿的人来说最为急迫的问题是解决食物的供应一样。前者是对的,后者也是对的。对于各方面还远未发达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应该关注的更多的是诸如解决食物供应的问题而不是需“减肥”而挑剔食物的问题,应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发展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跟着时髦而似乎已后现代化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产生而没有在落后国家萌芽了。因此,我不认为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之不可区分和调和。在我国当下的社会现实面前,我们应更多关注的似是现代化这一颇具意义的现实话语对我国社会及其法制和法治的积极作用,恰如哈贝马斯所坚信的“启蒙与现代性是今天尚未完成但值得继承的事业”。[14]在我国这也正是当务之急。
二、中国民法现代化何以可能
基于上述理解和分析,如果我们不是过度苛求现代化理论所作的诠释,立足于建设而少批判,我们将会发现,现代化的过程在我国确乎正在发生,社会面临转型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从清末以来我国社会就开始了转型,正如“五四”以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救亡总是又一次压倒启蒙一样,[15]百余年的中国历史负载了太多的不幸,现代化的过程充满了太多的痛苦和坎坷,至今仍在并不轻松地进行着。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手段,法的价值是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过理性来发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尽可能有效地建筑社会结构,以最小的阻碍和浪费,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16]在社会与法律的关系中,是社会决定法律而不是法律决定社会。因此,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法制也必然发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亦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换句话说,法的现代化是社会之全面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其实,从现代法治思想与制度的肇始与发展,据伯尔曼的研究,在工业革命前就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与社会的变革,即开始了从中世纪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从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起,除了革命变革的某些时期,西方的法律制度持续发展达数代和数个世纪之久,每一代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建设”;“这种持续发展的自觉过程被认为(或曾经被认为)不仅仅是一个变化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甚至过去巨大的民族革命,……最终也都放弃了对这些革命或革命的某些领导人所曾试图摧毁的法律传统的攻击”。[17]如果这个思路能够成立,我们当然也可以说,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也将逐步经历一场由身份到契约的变革,由以往的熟人社会渐次迈向“陌生人”社会,作为调整市民社会关系并为市场提供一般规则的民法,也当然应该而且必须与社会及其法制的发展同步,当然地应该实现其现代化。鉴于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结论,民法现代化作为民法发展与变革的基本范式,是民法发展的概念,借以反映民法的发展与变革而体现现代社会的特点并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过程。从操作层面,也就是不断地制定、修改和完善我国的民法,使其从内容、形式到观念体现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律,满足日益复杂多样的权利保护的需求,逐步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民法体系。明乎此,民法现代化与法制的现代化一样,不仅意味着中国民法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与创新,而且也体现着人们基于社会全面发展对法律进化的认同以及不断探求和推陈出新的价值取向,是中国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当然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更应该是一个能动的变革的过程。
然而,这仅仅是逻辑(或理论的)推演,现实是否真的如此?理论与实务界是否对此都认同呢?换言之,民法现代化之说真的可能吗?这是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史学教授李贵连先生说,法律现代化和民法现代化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古代没有民法,后来我们仿造德国民法典制定大清民律草案,德国民法典本身就是现代化的,怎么过了100年又来说现代化呢?所以,“我对中国民法现代化的概念是不接受的,是接受不了的。我觉得中国没有什么民法现代化的问题”。[18]应该说李贵连先生的观点在学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有其道理。其实,就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有民法、今天是否存在民法现代化之说,似乎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较长时期以来,由于论者所持立场和标准不同,似乎使这一问题成了无法完全达成共识且颇具争议的难题。[19]如果一定要以现代西方民法的观念来衡量,诚如谢怀先生指出,即便在西方,连“古代民法”、“中世纪民法”等提法都不恰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没有民法。因为近代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但如果说近代民法中有的制度在罗马法中就有了,这还可以。[20]因此,我们不能不加区分的笼统地说我国古代是否有民法,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就此进行探讨。如果说以确立权利为基础的体系化的成文的民法在中国古代确实不存在,但自古却存在着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和相应的法律调整,[21]存在着在特定情况下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纠纷的具体方法和规则即民事法律规范,应当没有疑问。如果在此意义上认为,中国古代的户婚、田宅、钱债等是古代中国的民法规则也应该是可以的,只是这种规则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实在不算发达而已,其表现形式也颇具“中国特色”。正如梅仲协先生所言,“礼为世界最古老最完备之民事法规也”,至唐时,“惜乎民刑合一”,在最完备的“中华旧法”中,“其民事部分,唯户婚、杂律中,见其梗概耳”。[22]这些既存的固有制度不可否认也是民法的具体表现,而且其对后来改制和立法颇有影响。当然,由于它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产物,其内容的传统性和保守性当无异议,且不具形式理性这一现代社会(至少在具有法典化传统的社会)对民法的诉求,因而,我们把中国民法在其既存的规范基础上适应社会的进步而转型与发展的进程名之为现代化,应该可以吧?如果按照梅因的说法,从一个社会刑事法律与民法的比例即可以判断其文明与开化的程度,“法典愈古老,它的刑事立法就愈详细、愈完备”。[23]我们更能合符逻辑地得出民法现代化的结论。虽然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梅因的说法就是真理,但其确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从刑法社会到民法社会演进发展的过程也表明社会发展的过程,从诸法合体与民法的落后到民法的逐渐发达,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甚至我们可以说,私法(民法)文明是法治文明乃至社会文明的核心。中国今日之需要民法调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我国民法之落后又使其发展变得极为急迫。因此,我国古代民法的不发达不但不是否定民法现代化的理由,恰是我国民法之需要现代化的原因。同时,近代以来,虽然我们在文本形式上引进了当时的“现代民法”,但其只是文本而已,而民法绝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它是一个动态和发展的系统,具有其独特的精神意蕴。当我们引进现代民法的文本之时,现代民法的价值和精神并未能被同时引进。由于社会条件的不成熟,以及文本本身不是由经验而来,自然有一个将其与中国之社会现实结合并适应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现实而向前的发展过程。人需求的无限性以及社会发展的广延性,使民法的发展呈一个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此过程不也可称为民法的现代化过程么?总之,我们从宏观和民法与中国社会关系的视角似乎已经明了,社会的发展需要民法的发展,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民法现代化的法制现代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的过程。易言之,民法现代化乃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24]虽非不证自明的公理,但其确是符合逻辑与社会现实的客观需求。可见,我们如此这般坚持和强调民法的现代化,不是出于任性,而是对现实的尊重和对于民法现代化的相对和发展的意义的理解。试看当初被人们认为不朽的民法典不也经历了诸多的演进么?因为这种演进,我们认为已经现代化了的各国民法,由于种种社会条件的变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发展的机遇,[25]其因势而变的现展我们当然可以称之为民法的现代化。没有不变的绝对的现代化的民法,即便此时是现代化的民法,彼时亦未必还可谓现代化。从发展的角度讲,“法,唯有法律家的每日力求阐明之、改善之,始能恒久存在”。[26]其实,对法的阐明和改善,远不止由法律家所为。三、中国民法现代化的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民法现代化不仅是民法发展的态势与事实,也是民法研究的基本进路,是民法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对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笔者拟另作研究。这里需强调的是,现代化的民法发展模式与研究进路,在我国当下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民法现代化强调了民法的发展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为民法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背景和素材。我们把民法现代化置于社会的发展视野之中,不是说将其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的理论预设(尽管从宏观上看似为不可抗拒的趋势),而恰恰是想说明,民法的现代化与社会之任何现代化事业一样,都必须有其历史、文化和日常经验的根基。历史是不能被割断的,文化更是以其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日常经验则是人们经过长期试错取舍而形成的习惯,它们无一不对民法的这一与人们生活悠关的法律的发展产生影响。不管是通过立法的抑或司法的过程而实现的民法现代化,它都不可能是突兀而至的,相反,是由其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的社会需求促成的。现代化的理论正是要使人们对社会之重要规范的民法及其作为调整私人社会关系的法律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联系的了解,从而对民法及其发展有明确的观察路径,正确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第二,民法现代化理论通过对民法与社会关系的揭示,刺激人们对民法现代化的系统性的关注,即民法现代化不仅是民法制度的现代化,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民法观念、制度、形式及其方法的系统的变革。作为规范体系的民法,当然是制度化构造的,但制度以什么样的形式才能构成一个合乎逻辑的体系,有限的成文法靠何种方法进行诠释才能使其因应社会的发展而达到其规范社会而至秩序化社会的功能,民法需要何种思想观念为基础才能发挥作用,等等,无不相互关联,缺其一民法现代化将无以为继。因此,讨论和探究民法的现代化,不仅要关注制度现代化,更要重视形式与方法的现代化,还必须强调民法观念的培植与更新,并以此成熟民法的社会心理基础与客观环境。第三,渊源于社会现展的民法现代化,揭示了法律发展进程中确定性与变革性的关系,为民法发展提供了观念上的先导。“法律必须稳定,但不能一成不变”。[27]法律的确定性的意义自不待言,但如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上的效力只能在毫不脱离民众生活实际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否则民众生活就会拒绝服从它;一项法律只有在其实际运用于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指望切实可行时,才会‘产生效力’”。[28]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生活已发生改变,但法律若非随之而改变的话,它将不被人们所认同和遵守,此时其存在的意义就近乎为零。因此,在坚持民法对规范社会生活的确定性的同时,必须适时而主动的变革民法,使其适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需求,起到“市民社会”的作用,也因之使民法的“立”、“废”、“改”成为人们的自觉而理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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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美〕芮玛丽.革命在中国.〔M〕.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31.转引自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1.
[2]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0.
[3]〔日〕依田喜心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译者前言.3
[4]〔日〕依田喜心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译者前言.338.
[5]〔印度〕A·R·德赛.重新评价“现代”概念〔A〕.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罗荣渠主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28.
[6]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研究〔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73.
[7]对现代化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参见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G·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M·J·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至于现代化与近代化的概念,由于其基本含义和取向所具有的相通性,原则上将其作为同义语使用而不加区分,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8]程宗璋.关于民法与现代化的思考〔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
[9]黄文艺.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20.
[10]苏力教授浙大对话实录〔EB〕.Law—/detail.asp?id=1363.
[11]这种看法也许与通常意义上人们的认识是有重大差异的,对此笔者拟另文加以阐述。同时参见陈弘毅《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看后现代思潮》,《法理学的世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李泽厚.关于“后现代”〔A〕.李泽厚.走自己的路(杂著集)〔C〕.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250—251.
[13]朱景文.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08—537.
[14]陈弘毅.从哈贝马斯的哲学看现代性与现代法治〔A〕.法理学的世界〔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7.
[15]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A〕.中国现代思想史论〔C〕.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16]〔美〕庞德.通过法的社会控制法的任务〔M〕.沈宗灵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71.
[17]〔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
[18]中国民法百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文集〔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84.
[19]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国内学者中历来有肯定说者与否定说者;一些外国学者如滋贺秀三、寺田浩明等也对此发表过见解,近来又有新说。参见俞江《关于“古代中国有无民法”问题的再思考》,《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另外,李显冬博士的研究也显示,中国古代肯定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典,但不可能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民法,这是颇为中肯的见解。参见李显冬《从〈大清律列〉到〈民国民法典〉的转型———兼论中国古代固有民法的开放性体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330页。
[20]谢怀拭.外国民商法精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
[21]张晋藩.清代民法概论〔A〕.载梁治平编.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0.
[22]梅仲协.民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5—16.
[23]〔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207.
[24]虽然民法的现代化所体现的进步性不及科学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革命性变革那般直观和富有直接的财富意义,甚至有的制度因其本身合乎人类理性而长久地为人们所推崇似乎掩饰了民法现代化所展现的进步意义,但这种进步所体现的民法因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具有的社会适应性则是无可争议的。回顾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激越和动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对民法的深刻烙印。于是才有了在19世纪理性主义的法典化基础上的深刻反思,才有了相应的民法方法论上的转向和制度的一系列变迁,也才有了所谓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的的民法现代化。参见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民商法论丛》,7)。虽然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历经风雨依然傲然存在,但其通过“诚实信用”等一般条款及相关判例以及直接进行的对相关内容所作的修改等,对民法典的发展则是有目共睹的。至于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的出台及其对德国民法现代化的意义,似乎只观其名,即可一目了然。
[25]在当今这个急速发展和变化的社会,民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多方面的,由马俊驹教授和舒广先生所总结的环境问题对民法的冲击,即可见一斑。参见马骏驹、舒广《环境问题对民法的冲击与21世纪民法的回应》,载《中国民法百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文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6]Libersingulariesenchiridii.P1,2,2,13.转引自〔德〕弗里茨·施图尔姆.为德国法律统一而斗争〔J〕.载易继明主编.私法(PrivateLawReview)1(2).342.
[27]Pound,InterpretationsofLegalHistory.P1.转引自〔美〕本杰明·内森·卡多佐.法律的生长〔M〕.刘培峰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3.
民法现代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 关于民法典立法体例的现代化问题--兼论民法现代化的判断标准
大陆法系崇尚法典法，此一传统肇始于罗马法。而大陆法系国家编纂民法典都有一个模式或范本选择问题，特别是自从有了第一个较完备的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此后各国的民法典编纂似乎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有关的论争也由此开始。当初德国民法典制定、日本民法典制定都如此。
1、到底需不需要制定统一的民法典
从各国的论争情况来看，首先遇到的并不是采取哪一范本或模式，即范本的孰优孰劣问题，而是到底要不要制定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制定时，蒂堡与萨维尼之间的论战主要就是要不要在德国制定统一民法典，蒂堡力主制定民法典，并极力推崇法国民法典，而萨维尼反对制定民法典，强调私法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反映，不能凝固于机械的法条之上；纽约民法典制定时，菲尔德与肯特之间也引发了类似的论战。当然萨维尼并不是反对私法法典化的，他主要是强调当时德国尚不具备起草和制定统一私法典的条件，法学家尚担当不起这一历史重任。日本民法典制定时也产生过论争，但焦点主要是法典的施行时间，由此产生了延期派与施行派之争，当然根源还是对法典体例与内容的不同看法导致的，特别是涉及到亲属法和继承法部分。90年代很多国家修订或制定民法典时同样遇到了模式选择问题，像荷兰民法典、俄罗斯民法典、越南民法典。[1]
我们现在的情况与上述论争有些类似，所以徐国栋教授把它称为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四大论战。我们的论战中同样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制定民法典。现在给人的感觉好象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学者已经达成了共识，现在争论的只是采取哪种模式的问题，是罗马式还是潘德克吞式，其实不然，至少从梁慧星教授所披露的情况来看，有的学者主张松散式或邦联式，在我看来就是不主张制定民法典的，是反对私法法典化的，充其量是法律汇编，而不是法典编纂。
2、民法典的编纂体例问题
梁慧星教授总结了当前制定民法典的三种思路，主要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徐国栋教授则将其归纳为"新人文主义"与"物文主义"两种观点。其实从徐国栋教授和梁慧星教授论文所表现出来的观点看，二者的分歧并没有那么严重，这方面，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来了（参见张谷、薛军、谢鸿飞等人的论文[2]），我完全同意这些学者的看法。但我想特别指出的两点是：第一，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一些二者的分歧有它的意义，让人们对真正的"物文主义"有所警惕，从一开始就树起人文主义的旗帜，让我们将来的民法典真正能成为一部人权宣言书；第二，通过这种讨论，让我们产生的共识：大陆法系已有的任何一种民法典的范本都有其不足与缺陷，而这种不足与缺陷都是基于当时的立法背景，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企望我们将来的民法典是完美无缺的，另一方面，我们的确应当有所创新，不一定像徐国栋教授所憧憬的那样"成为一种新的范本"，至少我们得反映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大背景，记载当初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制定时尚未出现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进步，既反映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现我们的文化特点，又能顺应世之潮流，能与其他民法文化对话和交流，而要做到这一点，体例上没有创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是为创新而创新，为向世人表示我们有能耐而创新，相反，体例的创新是取决于内容和实质的，没有创新的体例是承载不了新的内容与思想的。
但体例的创新相对于法典的内容而言无疑是第二位的问题，体例设计得最合理，最科学，最人文化，内容却是陈腐的、保守的、晦涩的、落后的甚至是反人文的，那就真成了旧酒装新瓶。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判断，是相对的，法国民法典在它诞生的当时是最完美、最现代化的私法典，德国民法典在它诞生的当时也是最完美、最现代化的私法典，尽管二者体例差异甚巨，但在立法当时都不失为符合现代化的标准。当然，它们也都同时是一种新的体例的创造者。所以，我想，判断我国民法现代化的标准，一个是法典的实质内容，一个是法典的体例设计，二者要兼顾，但孰重孰轻是应当明察的。尤其要避免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当然，认为只要内容规定得好，体例怎么设计，篇章怎么安排都无所谓的观点是十分不足取的，也是需要防止的。
我在1993年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就是"民法典--我国民事立法的必由之道"，（发表在《法律科学》1993年第五期），在那篇文章里，我对我们未来民法典的编纂体例提出了一些设想，主要想法是：编纂思路上以德国民法典为范本，结合我国民事立法的经验和民法理论成果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与《民法通则》的延续性，将民法典分为六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第三编，债权；第四编，知识产权；第五编，亲属；第六编，继承。当时的想法是：第一，总的体例设计思路应当是德国式的，潘德克吞式的，但应当有所发展；第二，知识产权应当独立成编，19世纪的私法典中没有知识产权的一席之地是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文学尚未像今天这样受到高度重视，现在情况迥异；第三，债法的体系不宜打乱，且需与物权法相对应，所以侵权行为不应独立成编，合同法也无须独立成编，否则债编显得太难看，不协调；第四，亲属与继承仍各自成编；第五，人格权本应独立成编，但一则考虑到总则中自然人一章主要就是写人格权，二则单独成编内容较少，难以与其他各编协调，故只好委屈它在第一编中。现在看起来，这个体例的大部分结构和内容与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的主张是接近的，但也有不同之处。但到今天，我的一些想法有所改变，尽管大的原则上没有改变。我想这种纯学术观点的改变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很正常的，比如包括对民法典制定时机的判断，我现在的看法与当初比也有改变，没有当初那样乐观了，更务实一些，也更谨慎一些了。
二、 关于中国民法现代化所需依赖的条件--兼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时机是否成熟
尽管制定民法典是几乎一边倒的呼声，但对于民法典的制定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似乎讨论得不多，没有多少人来发表看法，更多的人只是认为现在是制定民法典的第三次高潮（第一次为罗马法时期的法典编纂，形成民法大全，第二次是19世纪欧陆各国的民法典编纂，形成了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奥地利民法典等，第三次高潮即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民法典制定或修订活动，包括前述荷兰民法典、俄罗斯民法典以及越南民法典、蒙古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等），所以我们也需从善如流，赶上时代，尽快制定民法典。
我的看法，民法典不宜在短期内出台。至少还要10－15年左右时间准备。民法为诸法之源，民法典为仅次于一国宪法的最重要的法典，一部体系合理、内容科学、语言完美的民法典，即一部完善的民法典，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政治上的民主程度，经济上的市场化程度，民智的开启程度，还包括民法理论的发达程度，民法学者对民族精神、历史因素、本土资源的感悟程度。可以设想，当初（1814年）若没有萨维尼的极力反对，而按蒂堡的思路尽快搞出来的德国民法典，而不是到1900年才颁行的德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能有今天这样的历史地位吗？
我认为，一个国家产生一部现代化的私法典所需依赖的条件是比任何其他法典的制定更为严格的，它的要求是多方面的，特别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治方面的条件
优秀的民法典大都产生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变革时期，相对于这个国家或者民族的过去，它是处于政治上的开明时期，政治的民主化程度较深，无论是古典民主还是近代民主抑或现代民主。特别表现为民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趋于理性，纵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以至当代的俄罗斯民法典、越南民法典等，莫不如是。
我国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摈弃了过去特别时期的反人道政治，放弃无产阶级的口号，恢复人权与民权观念，提倡对人的尊重，这方面的进步是至为明显的。但是，应当承认，人权与民权并没有成为国家生活和社会事务的核心，治国理念中还残留较为浓重的治民思想，政治的民主化程度尚未达到足以产生符合21世纪潮流的私法典的条件。
2、经济方面的条件
民法规范两大社会关系，一为人身关系，一为财产关系。在我看来，现代化私法典的产生所依赖的经济方面的条件必须是市场的契约化，经济的民主化，财富的私有化，否则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私法典。而我国目前的所有制形态、经济体制和生产关系状况离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均存在较大的差距。
3、民智方面的条件
我这里所说的民智大体相当于国民素质的概念。且不说我们的文盲比例太高，就是在文化人、城里人当中，私权的观念、市民社会的意识都还不成熟，民法文化的积累与氛围尚嫌过于稀薄，没有形成私法典产生的文化土壤。
4、民法理论准备方面的条件
就立法层面而言，从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民法典的制定主要是法学家特别是民法学家的事情。相对成熟的民法理论和民法学家队伍的形成同样是产生现代化民法典不可或缺的条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方面的条件也是不完全具备的，包括对民法典制定的讨论也是不够深入的，尽管我们有1000多个吃民法这碗饭的人（据徐国栋教授的估计）。
在各方面条件尚不十分成熟的条件下搞民法典，其结果只能是搞出个各方面社会利益、思想的妥协物，这样的民法典与其有，不如无。民法典的制定也许是我们民族能够向世界法制文明作出贡献的唯一一次机会了，要抓住这个机会，更要慎待这个机会。与其急功近利，不如厚积薄发。
我持这样的观点，完全是基于对民法典的珍爱和珍视，绝非消极或悲观。同时对上述观点必须补充的是：第一，我并不反对现在由学者包括由立法机关来起草民法典，恰恰相反，我是极力支持这样做的，这样做就是在为民法典的制定时机创造成熟的条件，特别是通过学者草案和立法草案来展开广泛的讨论，这无疑有助于草案的完善，有助于成就立法条件；第二，我所说的再等10－15年，既不是一个悲观的估计，也不是过于乐观的估计，试想一下，我们从反人道的政治社会过渡到趋向于人道的社会不只是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吗？相对于过去的制度，我们的社会难道不是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吗？再有10－15年，我坚信民法典的时机会成熟。[3]
[1] 可参见[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页以下；薛军："蒂堡对萨维尼的论战及其历史遗产--围绕德国民法典编纂而展开的学术论战述评"；刘永光："日本民法典的制定及法典论争"；黄维："关于纽约民法典编纂的论战--兼与关于德国民法典编纂之论战比较"，以上三篇论文均载于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这些论文均收录于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张谷的论文"质疑'新人文主义'--评徐国栋'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载于《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民法现代化论文范文第3篇
首先是民法典立法体例的现代化问题，这也是民法现代化的判断标准问题。大陆法系崇尚法典法，此一传统肇始于罗马法。而大陆法系国家编民法典都有一模式或范本选择问题，特别是自从有了第一个较完备的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此后各国的民法典编纂似乎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有关的论争也由此开始。当初德国民法典制定、日本民法典制定都如此。
到底需不需要制定统一的民法典。从各国的论争情况来看，首先遇到的并不是采取哪一范本或模式，好范本的孰优孰劣问题，而是到底要不要制定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制定时，蒂堡与萨维尼之间的论战主要就是要不要在德国制定统一民法典，蒂堡力主制定民法典，并极力推崇法国民法典，而萨维尼反对制定民法典，强调私法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反映，不能凝固于机械的法条之上；纽约民法典制定时，菲尔德与肯德之间也引发了类似的论战。当然萨维尼并不是反对私法法典化的，他主要是强调当时德国尚不具备起草和制定统一私法典的条件，法学家尚担当不起这一历史重任。日本民法典制定时也产生过论争，但焦点主要是法典的施行时间，由此产生了延期派与施行派之争，当然根源还是对法典体例与内容的不同看法导致的，特别是涉及到亲属法和继承法部分。90年代很多国家修订或制定民法典时同样遇到了模式选择问题，像荷兰民法典、俄罗斯民法典、越南民法典。
我们现在的情况与上述论争有些类似，所以徐国栋教授把它称为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四大论战。我们的论战中同样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制定民法典。现在给人的感觉好象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学者已经达成了共识，现在争论的只是采取哪种模式的问题，是罗马式还是潘德克吞式，其实不然，至少从梁慧星教授所披露的情况来看，有的学者主张松散式或邦联式，在我看来就是不主张制定民法典的，是反对私法法典化的，充其量是法律汇编，而不是法典编纂。
民法典的编纂体例问题。梁慧星教授总结了当前制定民法典的三种思路，主要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徐国栋教授则将其归纳为“新人文主义”与“物文主义”两种观点。其实从徐国栋教授和梁慧星教授论文所表现出来的观点看，二者的分歧并没有那么严重，这方面，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来了（参见张谷、薛军、谢鸿飞等人的论文），我完全同意这些学者的看法。但我想特别指出的两点是：第一，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一些二者的分歧有它的意义，让人们对真正的“物文主义”有所警惕，从一开始就树起人文主义的旗巾，让我们将来的民法典真正能成为一部人权宣言书；第二，通过这种讨论，让我们产生的共识：大陆法系已有的任何一种法典的范本都有其不足与缺陷，而这种不足与缺陷都是基于当时的立法背景，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企望我们将来的民法典是完美无缺的，另一方面，我们的确应当有所创新，不一定像徐国栋教授所憧憬的那样“成为一种新的范本”，至少我们得反映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大背景，记载当初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制定时尚未出现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进步，既反映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现我们的文化特点，又能顺应世之潮流，能与其他民法文化对话和交流，而要做到这一点，体例上没有创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是为创新而创新，为向世人表示我们有能耐而创新，相反，体例的创新是取决于内容和实质的，没有创新的体例是承载不了新的内容与思想的。
但体例的创新相对于法典的内容而言无疑是第二位的问题，体例设计得最合理，最科学，最人文化，内容却是陈腐的、保守的、晦涩的、落后的甚至是反人文的，那就真成了旧酒装新瓶。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判断，是相对的，法国民法典在它诞生的当时是最完美、最现代化的私法典，德国民法典在它诞生的当时也是最完美、最现代化的私法典，尽管二者体例差异甚巨，但在立法当时都不失为符合现代化的标准。当然，它们也都同时是一种新的体例的创造者。所以，我想，判断我国民法现代化的标准，一个是法典的实质内容，一个是法典的体例设计，二者要兼顾，但孰重孰轻是应当明察的。尤其要避免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当然，认为只要内容规定得好，体例怎么设计，篇章怎么安排都无所谓的观点是十分不足取的，也是需要防止的。
我在1993年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就是《民法典-我国民事立法的必由之道》。在那篇文章里，我对我们未来民法典的编纂体例提出了一些设想，主要想法是：编纂思路上以德国民法典为范本，结合我国民事立法的经验和民法理论成果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与《民法通则》的延续性，将民法典分为六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第三编，债权；第四编，知识产权；第五编，亲属；第六编，继承。当时的想法是：第一，总的体例设计思路应当是德国式的，潘德克吞式的，但应当有所发展；第二，知识产权应当独立成编，19世纪的私法典中没有知识产权的一席之地是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文学尚未像今天这样受到高度重视，现在情况迥异；第三，债法的体系不宜打乱，且需与物权法相对应，所以侵权行为不应独立成编，合同法也无须独立成编，否则债编显得太难看，不协调；第四，亲属与继承仍各自成编；第五，人格权本应独立成编，但一则考虑到总则中自然人一章主要就是写人格权，二则单独成编内容较少，难以与其他各编协调，故只好委屈它在第一编中。现在看起来，这个体例的大部分结构和内容与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的主张是接近的，但也有不同之处。但到今天，我的一些想法有所改变，尽管大的原则上没有改变。我想这种纯学术观点的改变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很正常的，比如包括对民法典制定时机的判断，我现在的看法与当初比也有改变，没有当初那样乐观了，更务实一些，也更谨慎一些了。
关于中国民法现代化所需依赖的条件，这也是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尽管制定民法典是几乎一边倒的呼声，但对于民法典的制定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似乎讨论得不多，没有多少人来发表看法，更多的人只是认为现在是制定民法典的第三次高潮。所以我们也需从善如流，赶上时代，尽快制定民法典。
我的看法，民法典不宜在短期内出台。至少还要20年左右时间准备。民法为诸法这源，民法典为仅次于一国宪法的最重要的法典，一部体系合理、内容科学、语言完美的民法典，好一部完善的民法典，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政治上的民主程度，经济上的市场化程度，民智的开启程度，还包括民法理论的发达程度，民法学者地民族精神、历史因素、本土资源的感悟程度。可以设想，当初（1814年）若没有萨维尼的极力反对，而按蒂堡的思路尽快搞出来的德国民法典，而不是到1900年才颁行的德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能有今天这样的历史地位吗？
我认为，一个国家产生一部现代化的私法典所需依赖的条件是比任何其他法典的制定更为严格的，它的要求是多方面的，特别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方面的条件。优秀的民法典大都产生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变革时期，相对于这个国家或者民族的过去，它是处于政治上的开明时期，政治的民主化程度较深，无论是古典民主还是近代民主抑或现代民主。特别表现为民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趋于理性，纵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以至当代的俄罗斯民法典、越南民法典等，莫不如是。
我国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摈弃了过去特别时期的反人道政治，放弃无产阶级的口号，恢复人权与民权观念，提倡对人的尊重，这方面的进步是至为明显的。但是，应当承认，人权与民权并没有成为国家生活和社会事务的核心，治国理念中还残留较为浓重的治民思想，政治的民主化程度尚未达到足以产生符合21世纪潮流的私法典的条件。
经济方面的条件。民法规范两大社会关系，一为人身关系，一为财产关系。在我看来，现代化私法典的产生所依赖的经济方面的条件必须是市场的契约化，经济的民主化，财富的私有化，否则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私法典。而我国目前的所有制形态、经济体制和生产关状况离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均存在较大的差距。
民智方面的条件。我这里所说的民智大体相当于国民素质的概念。且不说我们的文盲比例太高，就是在文化人、城里人当中，私权的观念、市民社会的意识都还不成熟，民法文化的积累与氛围尚嫌过于稀薄，没有形成私法典产生的文化土壤。
民法理论准备方面的条件。就立法层面而言，从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民法典的制定主要是法学家特别是民法学家的事情。相对成熟的民法理论和民法学家队伍的形成同样是产生现代化民法典不可或缺的条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方面的条件也是不完全具备的，包括对民法典制定的讨论也是不够深入的，尽管我们有1000多个吃民法这碗饭的人。
在各方面条件尚不十分成熟的条件下搞民法典，其结果只能是搞出个各方面社会利益、思想的妥协物，这样的民法典与其有，不如无。民法典的制定也许是我们民族能够向世界法制文明作出贡献的唯一一次机会了，要抓住这个机会，更要慎待这个机会。与其急功近利，不如厚积薄发。
我持这样的观点，完全是基于对民法典的珍爱和珍视，绝非消极或悲观。同时对上述观点必须补充的是：第一，我并不反对现在由学者包括由立法机关来起草民法典，恰 恰相反，我是极力支持这样做的，这样做就是在民法典的制定时机创造成熟的条件，特别是通过学者草案和立法草案来展开广泛的讨论，这无疑有助于草案的完善，有助于成就立法条件；第二，我所说的再等20年左右，既不是一个悲观的估计，也不是过于乐观的估计，试想一下，我们从反人道的政治社会过渡到趋向于人道的社会不只是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吗？相对于过去的制度，我们的社会难道不是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吗？再有20年，我坚信民法典的时机会成熟。
民法现代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 民法 现代化 意义
一、中国民法现代化的含义
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民法现代化已经成为现代法律体系构建中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法现代化就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话题。所谓民法现代化就是指中国民法为了适应当前的先进水平而进行各种运动发展的过程，简单来讲就是说我国民法与时展、世界发展共同进步，时刻保持自己处于时代和世界的发展前列。
从上面来看，我国民法的现代化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先进性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民法与时代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民法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就是指民法与时代保持共同发展，时刻保证自身的先进性，这也要求民法时刻与时代的先进水平保持一致，并随之发展而改变；民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指民法要与世界范围内的其他民法共同进步，时刻保证自身处于先进行列，并代表着世界先进民法的趋势。
作者认为，中国民法的现代化大体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的含义，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我国民法的现代化就是体现在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和实施，主要体现在一种形式的层面上。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所谓中国民法现代代主要是指民法文化层面上的现代化，它包含了民法制度现代化、民法思想现代化、民法意识和价值观的现代化等多方面内容，它体现了民法的活法化和平民化的思想，这也是当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民法现代化含义，是一种最重要的现代化体现。在对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认识过程中，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是其认识的基础和最重要部分，但总的来讲这一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一次民法文化运动，更深一层来讲是一次思想文化建设。对于民法现代化而言，它离不开相关制度规范以及民法体系的建立，但是这些制度规范以及体系的建立并不能完全代表民法的现代化，因为，民法现代化最重要的本质应该是民法法治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大量的实践活动来证实和推动，并不能简单的依靠一部民法典的制定和完善来进行体现，这也无法真正的表现处现代化的真正意义。法治的实现，除了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相应的守法人，人们的守法行为并不是因为法律的存在而受到约束，而是应该自身具备相关的守法意识和判断，这也是一种法律文化的重要体现。
二、中国民法现代化的意义
中国民法现代化是民法未来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其发展的基本过程和路径对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以及国家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民法现代化进程中注重民法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适应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将民法的现代化放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想表明民法现代化与社会之间的某种必然关系，只是想说明，民法现代化过程就像社会中其他事业的现代化一样，都需要建立在自身原有的历史、文化以及经验的基础之上。历史本身有着自己独特的延续性，文化因为自身强大的内在力量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思想产生影响，而经验是人们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经过对错的取舍而形成的生活习惯，这三者对民法这一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法律的发展变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民法的现代化无论是通过立法还是司法的过程得到实现，它都不可能突然之间就出现，民法的现代化的实现都需要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社会现实需求的促使。民法现代化理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对民法这一重要的社会法规以及相关的调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法律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相互内在关系进行一定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人们对民法的现代化有一个明确的观察路径，并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实际关系进行正确的理解和判断。
其次，民法现代化的理论利用民法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阐述，引起人们对民法现代化的普遍关注，也就是说，民法现代化并不单单是简单的制度现代化，它涉及到民法观念、制度、形式以及方式的变革，是一项关系内容非常广泛的工程。民法这一规范体系也是由各种各样的制度相互组合构成的，但是各种制度之间如何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制度体系，各种死板的条文规定利用何种方式进行阐述才能真正适应社会的发展，进而实现它对社会的规范和秩序作用等等，这些问题之间都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所以在对民法现代化进行研究和探讨时，除了对相关制度和规定进行现代化改进外，还应该注重各种方法和形式的现代化，此外，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法观念培养和更新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它是民法现代化重要的思想和环境基础保证。
三、中国民法如何现代化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民法现代化实施路径的问题，有的相关学者指出，我国在清朝末年开始的民法现代化过程中，人们陷入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将我国的民法现代化简单的认为是国外先进法律体系的移植过程，实际上，民法的现代化过程最重要的是法律文化的建设，同时现代化过程还要充分结合自身的实际特点，并对原有的文化进行合理的重新塑造。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上个世纪的中叶，我国社会上对民法现代化的认识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仍然沿用着传统的思维和方式，很多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并没有在法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在推行我国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加强对法律文化的建设已经被人们所普遍认可，但按照何种方式进行法律文化的建设成为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结合以往的经验以及国际上的惯例，按照西方民法文化的中国化方式是我国民法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因为，在我国以往的法律发展建设过程中，并没有独立的民法文化，现在的民法文化主要是建立在西方民法文化的基础上，因此，我国民法现代化最有效地途径就是西方民法文化的中国化方式，以西方民法文化为基础，在我国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法律文化的过程，因此，根本不能是一个以传统法律文化为基础的，简单的按照西方民法文化的改造过程。也可以这样理解，那就是这是一个关系我国民法文化现代化的主体和目标的方向性问题，关系到我国采用何种法律价值来重塑何种中国现代民法文化。在以往，我们解决这一问题通常采用的是在不得不西方化的背景下，坚持一种原有的本土观念和文化，潜移默化中将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民法文化设立在一个对立面上，没有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方式去理解民法文化的本质和现代化路径，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在我国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上，盲目的照搬照抄西方民法文化，从而形成一种所谓的中国民法现代化。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甚至是现在一些特殊的民事立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关民法文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我国民法的现代化，与我们真正需要的民法现代化的民法文化有着较大的出入，
这些恰恰体现出的是民法文化中非现代化的弥足文化，严重背离了我国民法文化的现代化要求。所以，在进行中国民法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时刻防范这种以所谓中国化和民族化为伪装的保守和陈旧思想，这一问题也是中国民法文化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还有的学者提出了实现我国民法现代化的三条途径：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吸纳以及时代法律文化的创新。从理论上讲，这三条途径都是正确和可行的，但是我们经过仔细的分析就会发现，这其中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其中的“继承、吸纳和创新”。如果出现偏差也会给现代化路径造成误导。比方说对于怎样开展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问题上，流行一种通过我国传统的集体本位思想来替代我国民法现代化中的社会本位思想的观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集体本位思想在原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抛弃在一旁，但是从当前民法现代化的发展动向来看，这一点与其有着非常的相似点。所以，我们应该对现有的社会本位思想进行重新塑造，将其重塑为一种传统集体本位与现代观念相结合的文化，然后将这一文化通过合理的方式融合到民法中去，最终实现民法对个人和社会双重利益的共同维护和均衡保护。在我国传统思想中的集体本位思想与现在的社会本位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我国传统的集体本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公权专制思想，它是对个人人格的全面忽略和否定，从当前民法现代化的思想来看，它是一种违反当前社会文化的思想，与当前流行的民法现代化有着根本的区别，也可以说是一种对立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使民法的现代化更加实际，相反的它会将我国现代的民法朝着原来传统的、落后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在开展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过程中，不管是我国原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还是积极主动的吸收西方先进的民法现代化思想，其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民法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的进行解决，那么最终的结果就可能是实现一种在现代化外衣掩盖下的民法传统化或西方化，而无论是哪种结果对于我国民法的现代化都是非常不利的。
我国民法的现代化过程应该是建立在西方民法现代化的基础上，对我国传统的民法文化进行一定的重新塑造和推广，完全西方化并不能真正体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法的现代化应该是一种我国传统的西方化过程。
所以，在进行民法现代化时，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移植西方现代化的同时，将我国原有的思想进行筛选和去除，并将西方文化科学合理的融合到我国民法中去。首先我国民法的现代化应该坚持对西方先进民法文化的吸收，并对其中那些与我国现实国情相违背的思想进行剔除或改进。其次，在吸收西方先进民法文化的同时，保持我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并对其进行有效地发展和改进。
民法现代化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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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现代化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人权民商法国家利益
论文摘要：人权,就是人人作为人类成员应该享有的尊严、价值和自由;人人在行使权利和享有自由时,应当负有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能充分体现对人权的保护,但现有的民商法在人权保护方面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应尽快更新民商法律。
一、人权概述
(一)人权的概念
人权的概念和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的阶级和国家利益,既有不同的内涵,又有不同的界分方式。目前,学界尚未有一个为众人共识的人权概念。有的学者在分析了现存国内外众多人权概念之后,给人权下了这样的定义:“人权即人的权利,是人应当享有的,并被社会承认的权利的总和。”①有的学者认为,人权是人生而享有及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及其不可缺少的延伸权利。、笔者认为,人权,就是人人作为人类成员应该享有的尊严、价值和自由;人人在行使权利和享有自由时,应当负有的道德、义务和责任。
(二)保护人权的必要性分析
人权的本质决定人权保护的必要。人之所以拥有权利是因为他是一个人。因此,权利不仅仅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本身。
人权是建设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当今美国的人权学家亨金教授认为:“人权成为我们时代的概念,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时代是发展的时代,是工业化的时代,是城市化的时代。”②如果个人自由得不到完全的尊重,那么市场的自由活动将会受到抑制,也就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
人权是实现民主和法治所必需的因素。无论人们对民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持有多么不同的看法,它们皆是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固有部分。离开法治,民主就可能演变成专制。民主、法治、人权三位一体。
(三)法律途径是保护人权的最佳形式
权利的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人权的保护更是如此。法律保护是保护人权的最佳方式。法律的规则体系构筑了人权保护的最佳途径;法律是以规则为起点,以规则评判启动实际救济为终点的活动,法律活动的准绳即法规是根据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的,是具体化,强制化和现实化的人权,随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断加强,这种人权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权原则应尽快纳入法律化轨道,从法律上予以根本性的保障。
二、民商法对人权保护现状
民法的调整对象是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其实就是在保障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和人身权,而财产权和人身权是权利主体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权。因此,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能充分体现对人权的保护。民事法律在《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许多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对民事主体人权的保障措施。尽管改革开放20多年来相继制定了几十种民商单行法,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数量众多的相关的民商方面的司法解释,仍然无法解决大量的民商法律问题。综合起来,民商法律、司法解释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第一,《民法通则》作为民商基本法律,大多数条文过于原则,缺乏完整的民商规范体系,对财产权、人身权、人格权、知识产权等四大基本人权的具体立法保护比较狭窄,不能适应现代人权保护法的要求和发展趋势。如第104条规定,“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这些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操作。
第二,许多民商单行法结构陈旧,内容保守,在法律责任中多为行政处罚条款,很少有保护民商主体合法权益的法律后果,带有浓厚的行政部门保护的色彩,适应不了市场经济和人权保护的需要。《公司法》的制定和修改就是明显的例证。《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的单行法,经过多次修改,在操作上有所改正,逐步迎合了加入世贸组织需要。
第三,现行的民事再审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使得再审制度没有条件、时间和次数的限制,使效力不稳定和错误的终审判决,随时都有被的可能,造成上访、申诉、告诉不断上升,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效率。
第四,轻程序重实体的错误倾向仍然严重存在,不能正确处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问题。比如以独任审判员审理复杂的普通案件等,这些不重视程序法的情况,势必影响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第五,从程序构成上看,我国的民事程序设计尚欠合理。比如,在审判程序中,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都是法官的事情,人民陪审员形式上和法官“同权同责”,实质上是“只陪不审”。
三、民商法上的完善
既然现有的民商法在人权保护方面存在着较多的问题,那么必须积极启动立法程序,对民商法律体系进行重新建构,尽快制定出一部优良的中国民法典。
在更新民事法律时,必须牢固树立两个民商法律的基本理念:一是权利本位,二是私法自治。权利本位,可以理解为以权利为中心,只有授予人民以权利,之后才能谈及义务,无权利则无义务。私法自治的核心含义是,民法要更多地给予民商主体自由创设权利的依据,每个人得依其真正自愿来处分有关私法上的事务。除非行使自治原则损害他人权利、集体、国家利益,必须予以必要的限制。一般地说,私法自治原则是对公法的一种制约,政府的重要性更多体现在当个人权利极度滥用以致损害他人权利的情况下进行干预,而干预的目的正好是为了“平等”权利更好的实现。说到底,政府以及公法最终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在民的宪法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民法现代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 键 词] 现代化，民法现代化，必由之路，意义
对中国民法发展与民法现代化的问题，在学术界几乎从来就没有达成一致。但是，从现代化的特定语境来说，似乎又是一个合符逻辑的话语形式。本文正是从现代化的语境出发，对该问题进行辨正，并分析其意义。
一 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话语背景
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曾写道：“‘现代化’是一种通用却又意义不明的表达”[1].实际上，英语Modern一词早就存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历史学家将君士坦丁堡自1453年陷落之后的历史称之为“现代史”，用以将他们的时代与他们所称的“黑暗中世纪”相区别，说明历史的进程。十月革命后，苏联历史学家认为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于是把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后至十月革命前的历史称之为近代史，而将十月革命后的时代称之为现代。1949年后的中国学者也如此这般的（以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为界限）使用了近代和现代这两个概念。可见，西方学者对历史的划分以及对Modern一词的使用并没有作太细的区别，也可以说，他们所用的Modern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近代和现代的意义[2].因此，对于现代化，即英文Modernization的翻译和理解，也就因对现代意义的不同运用以及意欲表达的意思甚或对不同时期的强调而略有侧重，也因此出现不太一致的表述，有的用“现代化”，也有用“近代化”的，还有用“早期现代化”等来表述的。因此，从广义上理解，有人认为现代化一般“指整个世界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过程，它从16世纪开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由于这一过程很长，不妨对其作更细的划分，其中较早的阶段可以叫做早期现代化，也可以叫做近代化”[3]，据此，不妨认为在狭义上的现代化仅指相对于近代化而言的距今天更“近”的时期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实，这种过细的划分似乎并不利于对社会发展过程的全面观察。同时，权威的现代化研究者认为，“现代化”是从西欧开始，然后向世界传播的[4].更重要的还在于“现代化”和“近代化”，二者从其根本意义和价值取向上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就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的表述，所以，我们视其为同义语也未尝不可。而且，现代化不单是社会经济等某一领域的发展，更表征着社会在现代科技革命的冲击下，也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是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变化和发展[5].所以，笔者倾向于把现代化作为一个相对和发展且含义广泛并与近代化同义的概念来理解，将其看作是“一个发展的动态过程和现实活动，相对于传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6] [1].易言之，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发展的范式，是社会由传统到现代进步并体现现代性的不断变革的趋势和过程。它是指社会不可避免的全面转型和发展，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发展，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并日益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过程；是由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但刑事强制规范占主导地位的礼俗社会向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至上性，诸法分离且民事授权性规范占主要地位的法理社会的演进的过程；是体现理性精神的科学技术从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并不断以其历史前进的杠杆的革命性力量，推动人类文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又向知识社会演进的过程；是平等、自由、民主、开放、竞争、科学、人文精神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牢固成见’，人的素质不断提高，人不断占有现代精神的过程[7].所以，我们通常并不一定在时空意义上对其作严格的区分。至于那种“绝对”意义的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它社会生活方面达到某个共同指标，则将其视为某一阶段现代化的状态、程度或目标，由于该种指标反映和表征了现代社会的属性和特征，故又可名之曰某个阶段社会所具有的现代性。其实，此所谓“绝对”的意义也是相对的，不同阶段的各项指标是会随社会的发展而调整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的，恰如今天的电子化、信息化与19、20世纪的工业化的重大差异。
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的转变的过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它还是一种研究的范式，是与本土化、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或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等范式相联系但又显然存有区别的研究进路。所谓本土化或本土范式，人们认为其往往多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出发，反对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发展之单线发展观，而强调社会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平面化共存[8].似乎它并不认同传统与现代二者的截然分别。对此，笔者认为，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简单的划分为若干对立的路径和样式，总是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复合与多样性，在很多时候，二者其实是很难截然分别的。我们放眼当今世界，你会发现“现代化”如欧美诸国者，仅就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论，我们似乎应该承认其已经充分发展而“现代化”了，然而，如果你具体考察，你将会发现，在其大公司与现代技术称雄世界的同时，仍然存在为数不少的规模不大的手工作坊，这种手工作坊也许早已“古”不可言了，但是，你绝不会因为有小作坊的存在就否认其经济与社会的现代性，况且此小作坊与彼小作坊所具有的意蕴和存在价值也是不可简单化而等量齐观的。换言之，传统与现代应是相比较而言而不是决然的对立的划分，我们似乎更应从相对的和总体的意义上对其进行认识，看到其由低而高，由落后而发达的发展和演进态势-尽管时间的推移并不就一定意味着发展。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与现代的共存又未尝不可。在笔者看来，本土化不是一般意义的对现代化的反动，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发展所做出的另一种解读和诠释，似乎也不是通常的所谓后现代化的话语。被我国学界不少人认为是“本土化”代表的朱苏力先生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说人们很多时候对他的观点多有误解，其实，他不过是不大愿意重复哪些大家都已经接受的东西罢了，因为那已经是讨论的前提了。苏力先生不认为，讨论本土资源会走向封闭[9].在这里，我们显然不能忽略苏先生所谓本土化所蕴含的趋于发展的态度和取向。其实，本土化无非是更加注重与本土因素（或“本土资源”）的结合及其对发展的影响罢了。不过，联系我国社会总体上还不发达的现实，从整体的以及更宽的视野，我们似乎应立足于社会各方面全面的吸纳、建构和发展，而不仅限于本土化。因此，现代化相对于本土化的研究范式，可能更具包容性和积极意义而少误读。
至于后现代化的思潮或曰后现代话语，也确实影响着人们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我个人认为，在大多数时候，学界对后现代思潮作了简单化的理解。其实我们不应简单的将后现代主义一般的理解为解构（deconstruction），相反，如果说它更多的是从现代化的缺陷出发所作的批评和反思，也许更具积极意义。就我的理解来说，它虽然是对现代性的反动，但它不是要完全否定现代化，而是要纠正启蒙理性所标示的现代性的狂妄自大、傲慢与偏见，以另一种极端方式使现代化更趋“绿色化”[2].其实，所谓后现代是否真正的“后”于现代了也不无疑问。李泽厚先生曾把艺术领域的后现代看成是“极度现代”（extremely modern），而不看作是“后现代”（postmodern），认为“它们恰好是‘现代’的极度扩张和直接伸延，这种扩张和伸延表现为某种‘普及化’”，而真正意义的“后现代”离我们为时尚远[10].因此，我认为，面临后现代化话语的流行，我们不应视而不见，反思固然重要但更应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诚如有学者所言，应自说自话[11].我们不应不加分析的认为后现代主义就是挑战一切、摧毁一切、战胜一切，它是有前提的，其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是在此前提之下的反思、怀疑与反对。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连基本的现代文明水准都不具备，“现代化”尚且不及，何谈后现代与后现代化？正如因营养过甚而肥胖的人们可能会大叫控制食物的过量摄入而挑剔饮食，要求减肥，但对于饥肠呱呱的人来说最为急迫的问题是解决食物的供应一样。前者是对的，后者也是对的。对于各方面还不发达远未达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应该关注的更多的是诸如解决食物供应的问题而不是需“减肥”而挑剔食物的问题，应将目光更多的投向发展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跟着时髦而似乎已后现代化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就好理解，为什么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产生而没有在落后的国家萌芽了。因此，我不认为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之不可区分和调和。在我国当下的社会现实面前，我们应更多关注的似是现代化这一颇具意义的现实话语对我国社会及其法制和法治的积极作用。恰如哈贝马斯所坚信的“启蒙与现代性是今天尚未完成但值得继承的事业”[12].在我国这也正是当务之急。
二 中国民法现代化何以可能？
基于上述理解和分析，如果我们不是过度的苛求现代化理论所作的诠释，立足于建设而少批判，我们将会发现，现代化的过程在我国确乎正在发生，社会面临转型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从清末以来我国社会就开始了转型，正如“五四”以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救亡总是又一次压倒启蒙[13]一样，百余年的中国历史负载了太多的不幸，现代化的过程充满了太多的痛苦和坎坷，至今仍在并不轻松地进行着。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手段，法的价值是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过理性来发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尽可能有效的建筑社会结构，以最小的阻碍和浪费，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14].在社会与法律的关系中，是社会决定法律而不是法律决定社会。因此，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法制也必然发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亦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换句话说，法的现代化是社会之全面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其实，从现代法治思想与制度的肇始与发展，据伯尔曼的研究，在工业革命前就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与社会的变革，即开始了从中世纪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从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起，除了革命变革的某些时期，西方的法律制度持续发展达数代和数个世纪之久，每一代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建设”；“这种持续发展的自觉过程被认为（或曾经被认为）不仅仅是一个变化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甚至过去巨大的民族革命，……最终也都放弃了对这些革命或革命的某些领导人所曾试图摧毁的法律传统的攻击”[15].如果这个思路能够成立，我们当然也可以说，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也将逐步经历一场由身份到契约的变革，由以往的熟人社会渐次迈向“陌生人”社会，作为调整市民社会关系并为市场提供一般规则的民法，也当然应该而且必须与社会及其法制的发展同步，当然地应该实现其现代化。鉴于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结论，民法现代化作为民法发展与变革的基本范式，是民法发展的概念，借以反映民法的发展与变革而体现现代社会的特点并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过程。从操作层面，也就是不断的制定、修改和完善我国的民法，使其从内容、形式到观念体现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律，满足日益复杂多样的权利保护的需求，逐步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民法体系。明乎此，民法现代化与法制的现代化一样，不仅意味着中国民法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与创新，而且也体现着人们基于社会全面发展对法律进化的认同以及不断探求和推陈出新的价值取向，是中国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当然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更应该是一个能动的变革的过程。
然而，这仅仅是逻辑（或理论的）推演，现实是否真的如此么？理论与实务界是否对此都认同呢？换言之，民法现代化之说真的可能吗？这是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史学教授李贵连先生说，法律现代化和民法现代化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古代没有民法，后来我们仿造德国民法典制定大清民律草案，德国民法典本身就是现代化的，怎么过了100年又来说现代化呢？所以，“我对中国民法现代化的概念是不接受的，是接受不了的。我觉得中国没有什么民法现代化的问题”[16].应该说李贵连先生的观点在学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有其道理。其实，就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有民法？今天是否存在民法现代化之说？似乎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较长时期以来，由于论者所持立场和标准不同，似乎使这一问题成了无法完全达成共识且颇具争议的难题[3].如果一定要以现代西方民法的观念来衡量，诚如谢怀轼先生指出，即便在西方，连“古代民法”、“中世纪民法”等提法都不恰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没有民法。因为近代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但如果说近代民法中有的制度在罗马法中就有了，这还可以[17].因此，我们不能不加区分的笼统地说我国古代是否有民法，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就此进行探讨。如果说以确立权利为基础的体系化的成文的民法在中国古代确实不存在，但自古却存在着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和相应的法律调整[18]，存在着在特定情况下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纠纷的具体方法和规则即民事法律规范，应当没有疑问。如果在此意义上认为，中国古代的户婚、田宅、钱债等是古代中国的民法规则也应该是可以的，只是这种规则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实在不算发达而已，其表现形式也颇具“中国特色”。正如梅仲协先生所言，“礼为世界最古老最完备之民事法规也”，至唐时，“惜乎民刑合一”，在最完备的“中华旧法”中，“其民事部分，唯户婚、杂律中，见其梗概耳” [19].这些既存的固有制度不可否认也是民法的具体表现，而且其对后来改制立法颇有影响。当然，由于它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产物，其内容的传统性和保守性当无异议，且不具形式理性这一现代社会（至少在具有法典化传统的社会）对民法的诉求，因而，我们把中国民法在其既存的规范基础上适应社会的进步而转型与发展的进程名之为现代化，应该可以吧？如果按照梅因的说法，从一个社会刑事法律与民法的比例既可以判断其文明与开化的程度，“法典愈古老，它的刑事立法就愈详细、愈完备”[20].我们更能合符逻辑的得出民法现代化的结论。虽然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梅因的说法就是真理，但其确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从刑法社会到民法社会演进发展的过程也表明社会发展的过程，从诸法合体与民法的落后到民法的逐渐发达，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甚至我们可以说，私法（民法）文明是法治文明乃至社会文明的核心。而中国今日之需要民法调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我国民法之落后又使其发展变得极为急迫。因此，我国古代民法的不发达不但不是否定民法现代化的理由，恰是我国民法之需要现代化的原因。同时，近代以来，虽然我们在文本形式上引进了当时的“现代民法”，但其只是文本而已，而民法绝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它是一个动态和发展的系统，具有其独特的精神意蕴。当我们引进现代民法的文本之时，现代民法的价值和精神并未能被同时引进。由于社会条件的不成熟，以及文本本身不是由经验而来，自然有一个将其与中国之社会现实结合并适应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现实而向前的发展过程。人需求的无限性以及社会发展的广延性，使民法的发展呈一个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此过程不也可称为民法的现代化过程么？总之，我们从宏观和民法与中国社会关系的视角似乎已经明了，社会的发展需要民法的发展，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民法现代化的法制现代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的过程。易言之，民法现代化乃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4]，虽非不证自明的公理，但其确是符合逻辑与社会现实的客观需求。可见，我们如此这般坚持和强调民法的现代化，不是出于任性，而是对现实的尊重和对于民法现代化的相对和发展的意义的理解。试看当初被人们认为不朽的民法典不也经历了诸多的演进么？因为这种演进，我们认为其已经现代化了的各国民法，由于种种社会条件的变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发展的机遇，其因势而变的现展我们当然可以称之为民法的现代化。没有不变的绝对的现代化的民法，即便此时是现代化的民法，彼时亦未必还可谓现代化。从发展的角度讲，“法，唯有法律家的每日力求阐明之、改善之，始能恒久存在”[21].其实，对法的阐明和改善，远不止由法律家所为。
三 中国民法现代化的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民法现代化不仅是民法发展的态势与事实，也是民法研究的基本进路，是民法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对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笔者拟另作研究。这里需强调的是，现代化的民法发展模式与研究进路，在我国当下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民法现代化强调了民法的发展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为民法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背景和素材。我们把民法现代化置于社会的发展视野之中，不是说将其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的理论预设（尽管从宏观上看似为不可抗拒的趋势），而恰恰是想说明，民法的现代化与社会之任何现代化事业一样，都必须有其历史、文化和日常经验的根基。历史是不能被割断的，文化更是以其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日常经验则是人们经过长期试错取舍而形成的习惯，它们无一不对民法的这一与人们生活悠关的法律的发展产生影响。不管是通过立法的抑或司法的过程而实现的民法现代化，它都不可能是突兀而至的，相反，它都由其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的社会需求促成的。现代化的理论正是要使人们对社会之重要规范的民法及其作为调整私人社会关系的法律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联系的了解，从而对民法及其发展有明确的观察路径，正确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第二，民法现代化理论通过对民法与社会关系的揭示，刺激人们对民法现代化的系统性的关注，即民法现代化不仅是民法制度的现代化，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民法观念、制度、形式及其方法的系统的变革。作为规范体系的民法，当然是制度化构造的，但制度以什么样的形式才能构成一个合乎逻辑的体系？有限的成文法靠何种方法进行诠释才能使其因应社会的发展而达到其规范社会而致秩序化社会的功能？民法需要何种思想观念为基础才能发挥作用？等等，无不相互关联，缺其一民法现代化将无以为继。因此，讨论和探究民法的现代化，不仅要关注制度现代化，更要重视形式与方法的现代化，还必须强调民法观念的培植与更新，并以此成熟民法的社会心理基础与客观环境。
第三，渊源于社会现展的民法现代化，揭示了法律发展进程中确定性与变革性的关系，为民法发展提供了观念上的先导。“法律必须稳定，但不能一成不变”[22].法律的确定性的意义自不待言，但如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上的效力只能在毫不脱离民众生活实际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否则民众生活就会拒绝服从它；一项法律只有在其实际运用于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指望切实可行时，才会‘产生效力’”[23].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生活已发生改变，但法律若非随之而改变的话，它将不被人们所认同和遵守，此时其存在的意义就近乎为零。因此，在坚持民法对规范社会生活的确定性的同时，必须适时而主动的变革民法，使其适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需求，起到“市民社会”的作用，也因之使民法的“立”、“废”、“改”成为人们的自觉而理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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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现代化论文范文第8篇
一、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与立法实践回顾
“如果将民商关系立法体例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则该范畴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对 参照系统，事实地仅以大陆法系近代以来的立法为限。”(注：高在敏著：《商法的理 念与理念的商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大陆法系各国关于民商事的 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体例，即民商合一体例与民商分立体例。所谓民商合一体例，是 指“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之中，或 以单行法规颁行之体例”，(注：有学者认为，在法源形式上除无商法典外，既有民法 典，同时又有大量商事单行法的立法体例为“分”、“合”折衷体制，其与民商合一体 制不同，参见上书，第114页。)此以瑞士、俄罗斯为代表。(注：张国键：《商事法论 》，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所谓民商分立体制是指将民事与商事分别立法 ，于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之体制，(注 ：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此体例以德国、法国为 代表。
由于传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 近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民法与商法，因而我国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的研究最早是在 清末修律时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国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经过两次商法大会的 召开，最终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致流产。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体例 问题也无从作为法学研究中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商法学的研究逐步复兴，尤 其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确立以后，民商法学者对民商 立法体例问题又投以了关注。其中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依据的理由大致有：1.现在社 会已不存在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事活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般民事活动，区分民法与商法 实无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国和德国，由于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 商法典的内容，其商法典已经支离破碎，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商合一已成为发展 趋势。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也难以确立划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的严格界限，民 法典与商法典的并存会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4.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法的含义 得以丰富与扩充。5.主张民商分立将会使民法与经济法之争得以继续。6.主张民商分立 不利于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统一规范。7.主张民商分立制定单独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 律实务、理论观念和法律文化传统上都不具备响应的条件，故不可取。(注：以上内容 参见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 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魏振瀛、钱强波：“市场经济与民法观念”，《中外法学 》，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偶有个别学者主张制定商法典，实行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页。)其所依据的理由概括如下：1.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 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的进程看，民商分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需要的立法模式。2.从我国现实的立法状况来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于民法与商法的发 展，从而能早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3.从商法的性质、商事交 易关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征及民商分立法体例的历史和发展看，应采民商分立立法体例 。4.“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最有利于表现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 区别，并在立法形式上真实的再现民商法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而作到了形式与实际的 统一。5.“民商分立”不仅是人们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对经营活动的规律、特点在理性 基础上更深刻认识的结果，而且是法律技术和方法完善的标志之一。6.商品经济关系的 形成是商法产生的物质条件，而商品经济的独立存在和发展，则是构成独立商法体系的 客观基础。(注：以上内容参见如下论文：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 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刘凯湘：“论商法 的性质、依据和特征”，《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王春捷：“中国商法的立法形 式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研究现状反思
(一)民商立法体例并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民商立法体例问题至少涉及如下重要问题：
1.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是民商立法体例的深层次逻辑问题 。民法与商法同源，即其两者均根源于商品经济，但却不同体，两者在调整对象、调整 方法、追求的价值取向、具体的法律制度、立法技术上都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对民法与 商法的关系认识直接影响着对民商立法体例所持有的主张，对此已有学者注意到，并以 此作为研究的基点。(注：见刘凯湘、徐学鹿文。)今后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应结 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2.经济、政治体制问题。民法是简单商品经济的产物，其具体制度体现出浓厚的家庭 伦理道德价值取向；而商法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有当商品经济关系达到比较发达或 相当发达的程度时才具备了酝酿独立商法的温床)，因而商法的具体制度体现出追求效 率、营利的价值取向。在建立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研究民商立法体例问题必 然要以促进、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核心导向(如为市场经济塑造合格的市 场主体，引导、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并进而推动以适应根深蒂固的小农经 济、自然经济的政治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政治体制的彻头彻尾的根本性转变，也 就是说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与我国经济政治转型有互动作用。可见，民商立法体例的选 择问题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有重大关系。
3.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近几年现代“新儒家”、本土资源论(后现代)、“现代 化”论在我国学术界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时代课题，这一时代课题 涉及我国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会体现在法学的研究中。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问题正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时代课题在民法学研究中的反映。对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轻商抑 商的法律文化传统，商人无应有的社会地位，商事交往的合理规则及应有的秩序更是无 从形成，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很明显，选择民商合一的体制 (包括有学者所称的“合一折衷”的体制)，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均体现出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这对市场经济所需求的商事主体的形成不能说是促动，甚至还可 能是阻碍。相反，选择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能够从制度上促动轻商抑商的法律传统文 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人们的法律意识、观念由表层向深层推进的流变过程，此乃民商 法现代化的外源性模式。(注：公丕翔：《法制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第16页。)
(二)民商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从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在研究过 程中，除阶级分析的方法外，法学家只能也必须借助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采 用，为我国的立法、司法及执法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论、基本知识的清楚解释， 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生活的需求与我国的法制状况。但正如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 所言：“实证主义把法律同心理、伦理、经济、社会等基础切割开来的趋势，则使我们 对法律制度所能达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程度产生了一定的误识”，(注：[美]E·博登 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 1页。)实证主义有其只注重实证研究，如注重具体制度研究和法条解释，不重价值思考 的天生弊端，而这是民法学进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碍，因为“一个好的部门法学家，都因 该具有法哲学的思维”(注：朱景文：“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讨论会纪要”，《法商研 究》，2000年，第114页。)而“民法法系对于哲学影响则格外开放”。(注：[美]艾伦 ·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 0页。)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既使得我们当代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取得了从无到有的成果 ，又使得我国的民商法研究迄今为止，基本上仍停留在对罗马法及罗马法以来的外国民 法制度、旧中国民法制度及其理论学说的阐释和评注上面。(注：徐元州：“论民法的 革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38页。)这在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问题上则表 现为，在总体上不能突破清末与时期的研究成果，(注：徐学鹿：“论我国商法 的现代化”，《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第39页。)这种现象发人深省。
三、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民商分立
(一)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论民商分立的必要性
“王海”现象自1995年出现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法学界对“王 海”现象的论争并没有定论，司法机关的判决也个案迥异。
对“王海类人”的定性，是司法判决的前提。如果依照有文章所倡的对“不以生活消 费需要为目的，或根本就不购买、使用商品的人同样是消费者”(注：邓鹤：“王海现 象的再分析”，《河北法学》，2000年第3期，第31页。)的说法，“王海类人”属消费 者，其当然能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救济。作为民事主体的消费者仅承担过错责 任，而作为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商事主体则应承担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但是应当 看到，“王海类人”，知假买假——诉至法院——获得加倍赔偿的行为，从一定意义上 说，是一种营利行为，如果其长期以此为业，则与以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 接受服务为目的的消费者这一民事主体显然有别，故将其作为民事主体的消费者明显不 妥。其所实施行为的营利性，与商人的营利行为无异。如将之视为商人，则不能再以消 法保护其权利，而且其还应当依法与其他商人如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一样承担其相应 的商事义务，如承担严格责任。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会导致以打假 获利为常业的“王海类人”与其他商人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以致扰乱稳定、公平的竞争 秩序。事件的发展最终也如此，1996年末，王海与中国青年报社合作注册成立北京大海 商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以公司商法人的主体资格从事打假查假方面的调查和咨询 服务。
从上述对“王海类人”的分析定性中，可以看出，依我们朴素的生活常理，对作为消 费者——民事主体，与作为以获赔营利为业的“消费者”——商事主体依法应给予不同 的调整。实际上我们的这种基于朴素的生活常理而得出的认识反映了民法与商法在调整 对象、调整方法、及原则上各自的特性及相互间的差异性。对消费者——民事主体在购 买消费品这一民事活动中民事权利的保护应依据民法，对之应采取民法的调整方法，即 尊重消费者的民事权利和意思自由，追究不法当事人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而对以获赔 营利为业的“消费者”，对这种营利性活动，应遵循营业维持、使商事交易迅捷安全等 原则，并以强制主义、外观主义、公示主义及严格主义的调整方法对之加以调整，通过 对“王海”现象这一现实生活中实证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民法与商法在调整对象、 调整方法及贯彻的原则方面却有不同。不同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使得他们不能互相 取代。
民法与商法在调整对象、方法及具体制度上的不同，反映了民法与商法各自不同的价 格取向。民法乃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格法之范畴，以使人之所以成为社会生活主体以 及法律主体为价值追求；而商法则是以市场经济作为基础与依托始能发生之结果，(注 ：当商品经济关系发展到比较发达或相当发达的程度时，商法有了独立存在的必要。独 立商法是与现代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结伴而生的。参见王春捷：“中国商法的立法形式研 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第33页。)为人格快乐法之范畴，以人生无悔，不 枉人生以及人生幸福为其价值取向。(注：高在敏：《商法的理念与理念的商法》，陕 西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03页。)不同的价值取向，体现为民法与商法在调整对象、方 法及制度设计上的区别。民法各项制度的调整后果是不惜牺牲市场交易秩序为代价而追 求个案的公平，以致实现民事主体基本的人格独立与被尊重，因之民法具有道德伦理色 彩(这在婚姻家庭、继承制度等方面体现的尤为突出)和伦理效益。而商法各项制度的设 计则不惜牺牲个案的公平以追求整体上稳定的市场交易秩序，以致实现效率和利益，因 而在商事法领域“无秩序胜于不公平”，德国商法典关于“恶意”(民法中的恶意)第三 人保护的规定就是明证。《德国民商法典》第366条规定，那些知道出卖人并非所有权 人，但善意地相信出卖人有权代表所有人处分物品的善意的买收人，也应受到保护。( 注：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238页。)而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理论应用于商事领域也才 能达到更合理的解说。可见，采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使民法、商法各自独立地发挥其调 整功能，实现其各自所追求价值目标和正义的社会秩序，这既符合生活的实际需要，又 合乎逻辑的理论推导。民商合一，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合一，这种简单的合并，在立法 技术和法律适用上衍生了许多问题，它不但不能解决实体商法的独立性，反而给民法本 身的协调增添了许多难度。如我国法学界关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论争就是一例。( 注：范健：《中德商法研究——第三届费彝民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 页。)民商合一不仅会牺牲民法的伦理道德价值，还会牺牲简易、稳定、安全、可靠的 交易秩序。
其实，造成“王海”现象判决迥异的情况，与我国的商事立法的现状有关。《民法通 则》关于自然人、法人的一般规定提供了确定商人的基础性条件，但它没有提供确定商 人的充分条件，即现行的立法没有为商人资格和地位的确立提供一般的法律依据和规则 。由于缺乏确认商人的一般法律依据，所以对于以知假打假为业的“王海类人”，一些 法官仅依商法学说理论将其认定为商人，而作出的判决并非合理。类似的案例在司法实 践中常见，因此针对商事立法的现状，有学者建议，另立一部商事通则，依照当初《民 法通则》的模式，将有关商事总则的内容加以规定，这克服了将之纳入民法典中所显示 出的累赘，也能突出商法的特征，(注：江平：“关于制定民法典的几点意见”，《法 律科学》，1998年第3期，第5页。)与此本质意思一致的是有学者主张的另定商人法。( 注：此观点见王保树：“商法的实践和实践中的商法”，《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 出版社。说另定商人法与另立商事通则的观点在本质上一致是因为：订立商人法，其内 容必然涉及用于界定商人的商行为(采客观主义原则)或与商人相关的商行为(采主观主 义原则)，这样商人法的内容范围与文中所说的商法总则的内容范围便是一致的。)学者 们的这些主张均体现了民商分立的立法选择，这是针对经济生活的现状作出的理性选择 。由于坚持民商合一的立法例，在新近提出的民法典草案大纲中也未能明显体现出有关 商法总则的规定，这可能是无意识的疏忽，因为“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在经济生活中 就权利交往和稳定性之功利来说，一定的私人权利主体……应履行特殊的私法和公法上 的义务，以及是否一定的法律行为(商行为)相对于一般私法来说在法律技术上更进步和 在法律适用上更简易、稳定和安全可靠时”，(注：范健：《德国商法》，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9页。)再加上轻商抑商的传统，一味坚持民商合一，会可能以 不自觉的方式使本来就未被正视其在现实生活中重要作用的商法被无意的遗忘。因而， 以商事立法现状为鉴，采民商分立体制是必须的。
(二)以法制现代化中的矛盾运动论民商分立的合理性
1.从法的价值理性与形式理性角度论民商分立的合理性。
法制现代化是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是以形式合理性为历史先导，价值合 理性优先的法制转变过程。(注：公丕翔：《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339页。)法律形式合理性集中体现为法律形式主义，其乃法 制现代化的实证标准，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运动首先就表现为法律形式主义的扩展与广泛 即法律的普遍性与专门性(即以权利和义务产生的方式界定的法规是从特定团体成员关 系的地位和期望抽象出来的)。法律的价值理性决定法律的形式理性的内容，是法律形 式理性的思想观念基础，是法律形式理性所寓含和追求的价值目标。
民法或者商法借以存在的理性形式，是借助法的科学技术而形成的法典，即民法典与 商法典。民法或商法的理性价值，是“民法、商法的内在目的”或称作民法、商法的根 本使命。民法或商法的价值理性决定着其理性形式，民法或商法理性形式，不过是用以 彰显其理性价值，并促使此价值得以实现的工具。理性形式与理性价值共同构成民法或 商法的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
如前已述，民法与商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制度上存着明显差异，因 而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法的形式理性所带出的法律形式化，即法律的普适 性与专门性，使得民法与商法的立法形式采民法典与商法典分立的形式更符合法制现代 化的形式理性，因为“民法制度极具形式理性”，(注：[美]艾伦·沃森著：《民法法 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4页。)而民法与商法各自不 同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民法与商法的形式理性的内容，决定了民法与商法应各自独立成典 。
2.从促进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析民商分立体例的合理性。
如何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对于正走向现代法治社会的中国来说，是一个 重要的时代课题。民法、商法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传统的民商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 型。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抑商轻商的传统法律 文化。
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就是要将传统法律文化的轻商抑商的成分涤除，使之符 合现代化的要求。依文化哲学的理论，从文化外化和接受过程看，文化可分为观念文化 、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三个结构层次，制度文化对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有反作用。没有 文明发达的现代化制度文化，就没有文明发达的现代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注：刘 进田：《文化播学新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因而，从文化的特有的结 构层次看，先实施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转型，即从法律制度上摒弃轻商抑商的制 度形式，转而采用重商扬商的法制现代化制度类型，是促动我国传统轻商抑商法律文化 整体结构发生现代化转型的可行性进路。
在我国，重商扬商的法律制度形式，即是在立法中选择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因为民 商合一立法体制，将商法的总则内容纳入民法典，将商法分则内容或纳入民法典、或与 其他民事特别法一样，以单行法形式存在，商法的独立性、重要性无从体现，这样的法 律制度形式不具有重商扬商的特性，反而是民法领域扩大化，是彰显重民抑商的法律制 度形式。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是将民法典与商法典分立的体例，符合经济生活对法律调 整的不同需求，不仅使民法与商法各自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而且使独立商法的全貌：其 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及其特有的立法技术全方位地为人们所了解、知晓并加 以运用，使人们在市场经济的经济交往中，真正体会到商法对于经济交往的法律调整和 规制，其在法律技术上更进步，在法律适用上更容易，更有利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稳 定、安全和可靠，并对逐步树立起重商扬商的法律观念有重大的意义。
四、结语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大大促动了中国民商事立法步伐的加快 ，这顺应了市场经济生活的相关法律需求，并也为民法学者提出了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 新课题。这些课题的研究，没有完全现成的理论、结论可以借鉴，既要求尊重我国的国 情，又要有所创新，民商立法模式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课题。综观我国对于民商立法模 式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终未形成可直接借鉴、合乎理性、有说服力的结 论性成果。故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需首先对以往的研究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一番梳 理与反思。
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实证分析不难发现，民法与商法实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其各 自不同的法律调整作用，在发挥对经济生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他们的差异性显露 无疑，因而将民法与商法分别立法，不过是对事实的一种法律表述，这将使得民法和商 法彰显其各自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其符合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对法的形式理性的追求， 而且也有利于促动轻商抑商法律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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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现代化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 法国民法典 内容特点 民法法典化
拿破仑在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的时候，曾经这样的评论过自己：“我的光荣，并不在于赢得了40次的战役，因为滑铁卢一役便使这些胜利都黯然失色了。但是我的民法典并不会被遗忘，它将永世长存。”
的确，《法国民法典》确实永世长存了，《法国民法典》颁布于1804年，在法兰西这片充满了浪漫理想与理性激情的国土上，历经了两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依然沿用至今，时间充分证明了飞《法国民法典》适应时展的顽强的生命力量。历史的发展也正好印证了拿破仑说的话。《法国民法典》是西方民法史上功绩卓绝的“骄子”。
从中国民法的现状来看，不难发现，现在我国的民法立法与理论的发展是相当快的，不仅制定了大量的民事法律，而且也及时的修改了不适合当下经济环境发展需要的民事法律，同时最高院也出台了不少的司法解释。但是市民社会所要求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诚信等等理念支撑下的运行机制，必须有民法典将之具体化、系统化，并使之深入人心，从而为实现”法治社会”，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没有市民法典的法治是不可想象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建立一部体系科学、完整、内容健全、缜密的民法典，将是中国目前和今后法制建设的重要的内容。
一、法国民法典概述
（一）还原其法国民法典的历史背景
《法国民法典》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制定出来的，任何的事物都有其产生的环境，产生的过程，《法国民法典》的历史背景是很复杂，纵深的，其中有政治、文化、经济、思想观念的重大的变革。
在政治方面，法国路易十六当政期间，当时的政体不仅专制而且残暴，权利高度集中在国王的手中，可以遏制国王权利的很薄弱，此时的国家财政也陷入低迷，债务丛生，利息也十分的沉重。1788年，巴黎议会否定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发出了一个贵族及特权阶级不受节制的先声。当时，法国存在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僧侣，他们有自己的法律，收取什一税，不向国王付税；第二等级为贵族，占有庄园，向农民收取封建赋税，享有各种特权，中央政时很难向他们直接抽税。第三等级是平民，占全圜人口的94%，虽可自由置业，但收入低，遇灾荒年，生活极端窘迫。这三个等级，“僧侣有自己教会的律令，贵族有采邑法，人民有市政机关，一切都是个自己独立，互不相属，因为一切都是特殊。”1788年巴黎议会的通令迫使国王于1789年召集三级会议，以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在会上，特权者要求增强他们的特权，第三等级早已不堪重负。三方不能公平磋商，发生骚动，旧体制下的政府组织纷纷瓦解。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攻陷巴士底狱，取得兵器与火药，并进攻贵族堡垒。至1792年8月3年间，计划走君主立宪之路，但未成功。1792年8月至1794年7月为恐怖时期，以各种革命理念为支撑的大屠杀大行其道。“1799年11月拿破仑兵变夺取政权，使法围由一个朝代国家发展成为地道的民族国家。通过法国大革命，使新体制初步形成，其低层结构可谓全民平等。”所有人以公民称之，为《法国民法典》第8条的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政治权利创造了社会政治基础。
在经济方面，17世纪末至18世纪，因为受英美国家进行工业革命的影响，法国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得以快速发展。到了十八世纪中期，法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仅次于英国成为英国的欧洲第二经济大国。但是原有的封建制度却在极大的阻碍自由贸易和经济的发展，这就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法律制度，并且建立一个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新型法律制度。这就需要改掉旧的制度，改掉旧的法律与之不统一的地方。“拿破仑执政并没有采取共产模式，也未采取平分财产模式，而是在承认既定事实的基础上，确保个人自由和财产安全交易，乃明智之举。为《法国民法典》创造了稳定的经济环境，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二）《法国民法典》的思想内容特点分析
1.《法国民法典》的内容基本体现的是“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涉”的以个人主义，自由放任为其特色的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经济关系。在当时，资本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经济主要是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为辅，因此法典对农业财产，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制度予以了详尽的规定，对农业劳动关系包括耕畜租赁的规定就有二十多条，但是却很少涉及工业财产权，更无知识产权的规定，特别是没有规定法人的制度，但是对于雇佣的制度仅仅有两条。
2.法典贯彻了资产阶级民法原则，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时代性。法典极鲜明的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法的基本原则。具体有：
（1）体现了民事权利主体自由平等的原则。凡是成年的法国人都平等、自由的享有民事权利，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居住在法国的外国人，这就是肯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原则。
（2）体现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法典对于所有权明确的定义强调了所有权具有绝对无限制的特性，对于所有权的范围，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都可以扩张到该物体由于天然或者是人工而产生或者是添加之物，即添赋权。土地所有权包括其土地上空或者地下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无限制的原则，强调国家征用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得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
（3）契约自由的原则贯穿于契约的主体、订立、效力和形式、种类与内容和标的等一切内容。法典表明，契约一经有效的成立，不得随意的变动，当事人须依约定，善意履行，契约当事人的财产、甚至人身都可以作为契约得以履行的保证。
（4）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过失行为为基础，即过失责任原则。
3.法典保留了若干的旧的残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传统法律制度。法典即确定了《人权宣言》和革命初期激进的立法原则和制度，有力的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也继承了旧制度的若干与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相背离的条款。
4.法典在立法模式、结构和语言的方面，也具有其特殊性。法典在内容上以罗马私法为基础，恪守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的结构，采用法典形式，以合理的编排顺序，概括、明确和规范的语言，表达了其实用的技术风格。法典不设总则部分，不追求理论概括，更多的是规定了实际规范，措辞简洁明确。除了少数的条文中有“公序良俗”、和“善良风俗”的规定之外，法典尽量减少弹性概念，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更好的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
二、法国民法典对中国制定民法典的启示
在人类的民法史上，《法国民法典》不仅是一部辉煌的经典，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骄子。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会对我国制定民法典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法国民法典》对于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有以下几点借鉴意义：
（一）通过对《法国民法典》的解读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立足与当下的国情与时代背景，及时的制定，适时的出台我国的民法典，以弥补我国民法典缺失的漏洞，将广泛而庞杂的民事权利一一加以确认，实现法律的权威性，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
（二）制定民法典一定要最大程度的去反映普通民众的需要，应该进行广泛的民间调查，全面了解各种风俗习惯
尤其是中国，中国地大物博，有56个民族，各个民族风俗习惯可能都不一样，这就很有必要进行广泛的民间调查，这种广泛进行民间调查的方法有助于以后制定民法典最大的反映民间普通民众的需要，减少对少数民族的利益的损害，减少民族间的冲突。
（三）一个法典的制定，要保留若干有利于当下环境发展的法规，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传统的法律制度，有利于法典的稳定
我国灿烂的文化遗产，并非都是封建残余，其中也不乏有精华和闪光点，例如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忠孝”等等，在制定民事立法的时候都可以借鉴到其中。
（四）在编制体例方面
《法国民法典》采用的是自然顺序的编制体例，《法国民法典》师承于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的编制体例，它的内容安排完全是按照一般人的思维逻辑展开的，先对有关于人的权利、身份、婚姻等等对于人来说最基本最贴切的部分作出规定，然后再涉及到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基础的财产，最后是人们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由近及远，由人及物，逐渐形成于一个完整的体系。
关于我国民法典的编制体系，我国现在有许多的争论，在梁慧星老师主编的《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中，把争论点归纳为三个模式，分别是松散式，联邦式的思路编纂模式；理想主义的思路编纂模式；现实主义的思路编纂形式。其实理想主义的思路编纂体例就是借鉴《法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徐国栋老师就是这种观点，徐国栋老师实际上更加注重民法典之间各部分的重要性，徐国栋老师以“新人文主义”为标榜，主张我国因为历史传统的原因，在制定民法典时应该更加注重民法典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主义色彩，应该借鉴与法学阶梯的三编制模式。我看了两个老师观点以后，我比较赞同徐国栋老师的观点，我国历史传统悠久，应该更加注重人文主义精神，而且《法国民法典》的编制体例更加自然，更加简易，是一个普通公民都会想到的自然顺序，更加人性，更容易为民众接受和理解。
（五）《法国民法典》没有过多的抽象概念和弹性概念
措辞也比较简洁，法律语言也比较通俗易懂，正如拿破仑在制定民法典的时候曾说“：我有一个梦想，要让法国的农民能在油灯下读懂自己的权利。”中国制定民法典，应该借鉴《法国民法典》这点，语言要尽量的简洁，易懂，让普通的民众都可以了解法、懂法，这样才能守法。
（六）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不是面面俱到的
所以对于很多事情并不是可以全面预计到的，所以在制定民法典的时候，应该参考《法国民法典》制定一些弹性概念、弹性原则，使有些法规具有刚柔并济的特点，这样对于一些相对于法典超前的行为，也可以根据刚柔并济的条例，有一些解释的空间。正如包塔利斯说的“法律的作用是从宏观上规定法的最普遍的原则。建立一些可以引申出很多结果的原则，而不是深入到可能出现在每个领域之问题的细枝末节。”法国民法典刚柔并济的技术运用可说正是以这种认识为其思想基础的。
（七）相对于立法体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秉承法国民法典的价值意义和精神价值
民法现代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房屋拆迁条例 民法 公民权利中国论文联盟
作者简介：田蓉，湘潭大学法学院在职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4-164-02
一、当前我国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基本情况概述
（一）我国房屋拆迁条例基本情况概述
近年来，因为房屋拆迁引发的社会问题与日剧增，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相去甚远。房屋拆迁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本文所指的房屋拆迁主要是指城市房屋拆迁。关于法律意义上的城市房屋拆迁目前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中都存在一定的争议，尚无统一的标准与定论。笔者对学界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归纳，发现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界定或使用。一是作为法律行为的城市房屋拆迁，主要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条例》中所指的城市房屋拆迁是指拆迁人依法对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予以拆除，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予以迁移安置，并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予以经济补偿的活动。这是一种行为意义上的界定，城市房屋拆迁行为是作为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它可以引起拆迁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因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二是作为拆迁法律关系的城市房屋拆迁，这里的法律关系是指拆迁法律规范在调整房屋拆迁当事人的各种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一界定使得城市房屋拆迁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综合行为。三是作为一种拆迁制度的城市房屋拆迁，主要是指规范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这是把城市房屋拆迁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制度规范进行界定的。笔者结合自己的思考，在本文中使用城市房屋拆迁的概念，主要是在拆迁行为的意义上使用的。关于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依据其实早已有之，早在198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私有房屋治理条例》中就已经有了房屋拆迁的内容，成为以后强制拆迁规定的源头。1991年3月22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治理条例》，与1983年的条例相比较而言，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当前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主要是根据2001年6月6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屋拆迁治理条例》，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法律根据，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以及政府依据该条例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关于城市房屋拆迁的地方法规和地方行政规章。此外，我国的其他有关土地和房屋的法律法规也对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储备管理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在运转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新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正在酝酿之中。
（二）我国民法的基本情况概述
孟德斯鸠曾有“在民法慈母般地眼神下，每一个公民就是整个国家”的著名言论，深刻阐明了民法的本质。民法是用于规定并调整各个平等民事主体的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法人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2条从民法的对象以及其任务的角度出发，认为民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各种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而对于城市房屋拆迁的有关调整与规范与显然属于民法对于财产关系调整的重要内容。民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法律部门①，较之于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而言，我国民法的历史更加悠久，早在1954年宪法颁布以后的冬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成立了起草民法典的班子，到1956年终于形成了一个包括总则、所有权以及债和继承四遍包括525条的民法典草案。这一时期物权制度的核心是土地权利，债权制度的核心是契约自由。改革开放以后的民法既在理论上阐述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即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在立法上完成了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的起草和颁布，从立法上对民法的“领地”予以确认。特别是1982年5月起草了4个民法典草案，1986年颁布了我国目前最基本的民事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之后的时间里，顺应经济发展形势，制定了《经济合同法》、《婚姻法》、《专利法》、《继承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公司法》与《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完善了我国民法体系。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民法的作用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法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一般规则规范和市场活动的行为规范，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一种竞争经济和法制经济，我国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各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能够有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此外还可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和保障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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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二、当前我国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的冲突
学界关于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讨论较多，对其立法基础，具体条文与实际操作均有诟病，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的冲突最为核心的体现在二者在原则上与具体条文两个方面，弄清楚这两个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对于我们找到二者的平衡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原则上的冲突
这里所指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是指2001年的条例，该条例的核心条款主要是第4、第6等条，在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这些条款里，从法律形式上将房屋拆迁过程中国家征收、征用私有财产的权力给予了开发商，这必然导致房屋拆迁主体和补偿主体的错位。城市房屋拆迁涉及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众所周知，这属于只能由国家行使的公共权力，依照我国2004年修改后《土地管理法》第58条的规定来看，土地补偿的主体只能是国家，而不是所谓将要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个人、企业等私人。
我国民法坚持的六项基本原则即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以及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是系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显然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与土地资源管理办法这些核心条款的规定与民法所秉承的平等原则、自愿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存在明显的冲突。
（二）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条款具文上的冲突
当前我国现行实施中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保障城市建设速度方面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根据该条例的相关条款，城市房屋拆迁人不是政府，而是业主或开发商，被拆迁人是房屋所有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可以说是在政府压力下，由被拆迁人与开发商缔结的。值得一提的是该条例还规定，如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达成后产生争议，可以通过仲裁或诉讼方式解决争议，但拆迁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如果当事人之间达不成协议，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或同级政府裁决，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但如果拆迁人已经提供了补偿或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不论补偿和安置是否合理、是否公平，都不得停止拆迁。然而，我国自1987年开始实施自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5条明文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以及其他合法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显然，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通则的具体条款具文上存在冲突，可以说前者是以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基础的，而后者的出发点与归宿在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二者在法律条文上的冲突，使得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存在不同利益主体从各自的立场利益观点出发，采用不同的法条，造成了许多摩擦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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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 三、当前我国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的平衡之路
（一）在民法的基本原则基础上解决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法源问题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当前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冲突，笔者认为，对于城市房屋拆迁的调整属于对财产关系的调整，而我国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依据为民法，所以在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设计之时应该以民法的基本原则为基础。诚然，我国宪法及其修正案中也有诸多关于国家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规定，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定都不得与宪法的相关条款相抵触。所以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必须以宪法与民法为其基本法源，其理念与具文都应该与宪法与民法保持原则上的一致。此外，2007年10月1日生效的《物权法》第42条的规定中也可看出，该规定指出，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而《物权法》的这些规定与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存在较大的差异，按照物权法，征收单位、个人的城市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这里的“法”可以理解为既包括法律，也包括行政法规。所以，解决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法源问题，对其进行修改完善已经具备必要性与可能性。
（二）在民法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指导下解决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理论设计问题
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理论依据是由于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公民和单位只享有土地使用权，国家有权随时收回和重新分配土地使用权。事实上这一理论并不能成立，我国民法作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法律规范之一，在人权保护上与宪法一致，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作为人民的“人”，并不拥有土地所有权，不能违反人民利益处置土地。另外，政府不应随意收回土地使用权。在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依然有效的情况下，政府将该块土地的使用权以招标或拍卖的方式售出，等于无偿收回了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如果不是因为公共利益而是为了商业开发，等于是为了一个民事主体的利益而合法的侵害了其它民事主体的利益。
（三）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在具文上应力避冲突
这就要求二者在设计与表述上，充分考虑以下问题：一是二者都应该合宪，并与其他法律衔接配套；二是考虑我国规范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有必要将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进行的拆迁和为商业开发等目的而进行的拆迁活动区别开来；三是二者在具文与实施中要以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基本原则；四是二者都应该要体现程序公正，兼顾效率和公平；五是在立法与执法过程中平衡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的财产利益。
注释：
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分为三个层次、七个主要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是指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七个法律部门，除民法商法之外，还包括宪法及其相关法律、行政法、经济法、刑法、社会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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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昭．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若干问题的研究．现代商业．2007（16）．
[5]刘兴树，王云辉．城市土地出让及房屋拆迁民法适用的法理探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6]曾卫，谢春全．当前拆迁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山西建筑．2007（2）．
[7]李蕊．房屋拆迁补偿与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河北法学．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