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分析论文范文

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欧阳建《言尽意论》云：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47逯钦立《说文笔》，收其《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371页。

48茨维坦?托多罗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汉语里的“时尚”一词可以说是舶来品，因为它是对英文“fashion”的译读，而后者在语义上又首先是指在特定时间内受到人们推崇而流行的衣着方式。毋庸置疑，在今天的时尚语境中，时髦的衣着方式亦即“时装”依然占据着首要的位置，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当前的时尚大潮也在以天马行空的势头开拓它的疆域，并且至少扩展到以下三个层面：装饰类时尚，亦即围绕人体以及各种日常用品展开的装潢活动；休闲类时尚，亦即人们在休闲时间从事的体育健身、旅游观光、野外探险、电脑游戏等娱乐活动；艺术类时尚，亦即人们广泛参与的通俗音乐、电影电视、流行舞蹈等艺术活动。于是，拥有如此广袤领地的它，便从原来有些贬义的被追赶的“时髦”，摇身一变成为当前生活中一种最火爆最炫目的文化现象，甚至构成了当代人一种颇有标志性意味的生存方式。按照某些人类学家的定义，所谓“文化”就是指人们生活方式的有机整体、人们在自己的存在中形成的各种具有价值规范的行为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化”，我们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谈论“时尚文化”的课题了。

尽管弥散到美容美发、短信聊天、闪客漫画这些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时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拥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倘若我们采取现象学的态度直接面对那些充斥街头巷尾、沙龙会所、报刊专版乃至电视新闻的时尚事件，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可能就是它们极力炫耀的那些生猛鲜活的感性内涵：五光十色的绚丽形象、狂放不羁的本能意欲、心猿意马的震撼体验……这种强烈的感性内涵，正是严格意义上的“时尚”区别于其他那些同样能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人们推崇而流行的行为方式的本质所在。无论如何，人们很容易就能品味出为了追赶时髦与出于虔诚信仰而佩戴十字架的微妙差异；同样道理，不管“学习外语”以怎样的势头风靡天南海北，它也不可能像“跳踢踏舞”那样被看成是本真意义上的“时尚”。因此，如果要下一个定义的话，“时尚”可以说就是人们出于感性炫耀的目的所追求的新颖流行的感方式。

由于这一机缘，时尚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出“美”的浓郁意蕴。众所周知，鲍姆嘉通正是选择了“感性学”(Aisthetikos)这一术语为“美学”学科命名的。尽管受到西方哲学传统认知理性精神的影响，他偏重的主要还是所谓“审美”的认知感性内涵。但在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这些非理性主义哲学家那里，本能感性、肉身感性等对于美和艺术的统御作用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无论是“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这两种语义诠释所突显的，恰恰都是“美”在本能感性、肉身感性向度上引发人的感性愉悦、构成人的感性存在的鲜明特征。就此而言，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否认旨在炫耀人的感性生存的时尚文化的美的属性。

其实，在上述三类时尚现象中，艺术类时尚原本就是一些严格意义上的审美活动，其一般本质与那些古典高雅的音乐艺术、舞蹈艺术、绘画艺术并无二致。至于装饰类时尚亦即美容美发、服装饰物、家居装潢等，它们的感性形象也总是呈现出无可否认的美的特征，在许多时候甚至以“炫美”作为首要的价值取向。即便那些相对缺失感性外观的休闲类时尚，同样也能凭借它们的感性本能内涵、自由游戏规则和强烈愉悦刺激，与美的王国建立密切的关联。举例来说，作为当前流行时尚的探险、蹦极、攀岩、滑翔以及各类“极限运动”，与其说是旨在争金夺银的竞技体育项目，不如说是充满游戏情趣、追寻高峰体验的感性“炫美”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尚的语境其实可以在总体上完全纳入“美”的语境之中，以致我们能够顺理成章地把它看成是一种具有美的价值规范的特定文化现象；甚至是人在感性向度上展开的一种独特的美的存在样态。

二

如是强调时尚文化的“美”的内涵，当然能够解释从美学视角研究时尚文化的可行性，但似乎还不足以证明确立时尚美学这门学科的必要性。毕竟，假如时尚美与自然美、人体美和艺术美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异，甚至还可以设法还原到这些美的现象那里，那么，我们在现有美学理论的框架中探究时尚美也许就足够了，不必劳心费神再去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时尚美学。

然而，时尚美的确具有一些与其他美的现象不同之处。总体上，时尚美的独特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时尚美的人本性。近来在几乎所有的话语系统中，“以人为本”都成为一句点击率极高的响亮口号。但我们让时尚美也来追赶这一“时尚”，却有其自身的特定理由。问题在于，与传统的自然美和艺术美有所不同，时尚美并不是某种位于人的存在之外的异质客观对象，而人们也不只是在主客二分的模式中作为所谓的“审美”主体去面对、欣赏和评判作为客体的时尚美。相反，如上所述，时尚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人自身的一种美的存在样态，一种旨在炫耀人的感性存在、确证人的感性价值的生活方式；即便那些设计出来的时尚产品，也只有融入到人的这种存在样态之中、构成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内在要素，才能成为本真意义上的“时尚”。因此，人的存在构成了时尚的本根，时尚则只有服务于人的人性生活、满足人的人性需要、实现人的人性愿望，才有可能维系自身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时尚美在本质上是人本性的而非异化性的。诚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以时尚事件外在地束缚扭曲人的本真存在的异化现象，但时尚美的内在发展却必然要求消解异化性、复归人本性，使其真正成为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现象。

其次是时尚美的大众性。这一点直接受到了时尚文化自身本质——“受到人们推崇而流行的行为方式”——的内在规定，并与经典艺术美的精英性形成了鲜明反差。诚然，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即便精英艺术家创作出来的经典作品，也必须经过普通受众的欣赏和评价才算真正完成，但严格说来，经典艺术美的价值首先还是在于艺术家个人灵感、想象、才能和创意的体现，普通民众的接受和参与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显示其意义，并且难以彻底摆脱“被动接受”的烙印。相比之下，流行时尚美的价值却明显不同，它往往直接取决于普通民众的主动选择和积极参与，以致在时尚语境中，“火”这个字几乎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能够成为衡量各种时尚事件价值实现程度的一条准绳。其实，今天的旅游观光和人体美饰之所以能成为“时尚”现象，也是因为它们不再像以往对自然美和人体美的鉴赏那样，只是属于文人雅士的个体性特权，而是变成了普通百姓的大众性活动。

再次是时尚美的肉身性。像其他美一样，流行时尚美也具有在功利基础上超越功利的特征。但与众不同的是，它的这种超功利性主要是通过炫耀人的肉身感性内容(生命活力、性感惑力、气质魅力等)实现的。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些因素大都具有生理本能的内涵，与人们的实用功利需要也密切相关。所以，虽然经典艺术美也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肉身感性，但它往往会凭借隐饰、变形、转移、升华的方式遮蔽或消解这些内容，以致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把“无关于利害”列为美的首要特征。相比之下，流行时尚美却反其道而行之，尽可能通过直接、明白、坚执、彰显的方式，敞开或澄明各种肉身本能的因素。举例来说，西方人体绘画和古典舞蹈虽然无可否认地包含本能的内容，却总是试图在其表现形式中消除这些内容的蛛丝马迹，着重展示人的存在中那些更富有精神意蕴的因素，相比之下，当今时尚领域的人体装饰和流行舞蹈，却仿佛不屑于掩饰它们蕴涵的本能因素，反倒通过精心设计的外观炫象，有意敞开和高扬这种肉身感性的内容，甚至某些与本能没有多少关系的时尚事件(如家具装潢、汽车造型等)，也极力标榜自身在这方面的诱惑意味，以致“性感”成为时尚语境中滥用程度最高的一个词汇。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时尚文化的这种肉身性就把它拒斥在“美”的大门之外，因为它归根结底还是在以超功利的炫美形象显现人的本质力量(肉身感性层面上的本质力量)，而不是通过功利性的占有活动满足人们的物质实用需要。进一步看，这种“以高扬肉身的方式超越功利”的特征，同时也构成了时尚文化的一个内在悖论：一方面，如果时尚文化不能充分超越实用功利，它就无法成为美的现象——某些低俗的时尚事件正是因为在炫耀肉身本能的时候没能超越功利，才难以充分呈现“美”的价值，另一方面，如果时尚文化没有充分高扬肉身本能，它又很难成为时尚现象——某些高雅的艺术作品正是因为在超越功利之后没能高扬肉身本能，才难以充分地“时尚”起来。

最后是时尚美的设计性。从美的形成与人类行为相关的角度看，如果说现实美(包括自然美以及梯田大坝之类的人工美)的特征是“伴生性”，亦即通过某些并不是以“美”为直接目的，而是以实用功利为基本取向的生产活动所产生，艺术美的特征是“创作性”，亦即通过艺术家以“美”为直接目的的创作活动所产生，那么时尚美的特征则可以说是设计性，亦即通过某些既以“美”为重要目的，又包含其他价值取向(像获得大众认同、成为流行时尚、实现使用价值、赢取经济效益等)的设计活动所产生。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时尚美的创造活动，同时也向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在艺术美的创造中，除了受到媒介、对象和方式等因素的限定外，艺术家的自由想象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展身手，相比之下，在时尚美的创造中，诸如时代的特点、大众的喜好、流行的趣味，乃至产品的用途、市场的需求等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发挥限定作用，使其相对缺失自由创作的内涵，更多具有艺术设计的意蕴。英文里的“fashion”在作为动词时具有的“借助工具塑造成型”的语义，已经从词源学角度折射出时尚美的这种设计性特征；当前时尚语境中频繁出现的“包装”一词(不仅指各种时尚产品的“包装”，有时候甚至指某些流行偶像的“包装”)，更充分地体现了时尚美这种针对大众口味量身定做、八面玲珑的独特之处。所以，如何在种种非审美因素的限定中确保审美价值的充分实现，也构成了时尚文化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

除上述特征外，时尚美还具有自炫性、体贴性等重要特征；具体到各种时尚现象，其独特之处就更为丰富了。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使得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时尚美学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三

鉴于以上理由，目前我们很有必要开展时尚美学的理论探讨。概括地说，作为美学的一门分支，时尚美学的目的和任务就在于：从美学视角考察时尚文化的本质特征，把握时尚文化的内在规律，探讨时尚文化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时尚文化的种种基本特征，必将推动时尚美学确立自己的概念范畴、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提出自己的研究课题，从而形成与其他分支美学有所不同的概念体系、理论内容、基本架构和思维模式，最终使其真正自立于美学之林。例如，时尚美的大众性势必会要求时尚美学将关注点聚焦到普通民众的炫美需要、心理诉求、趣味喜好、主体角色等问题上来，而不是像传统美学那样只是偏重于考察少数精英的创作心理、灵感想象、才能技艺、审美理想，从而在质的意义上大大拓展美学研究的视域、丰富美学研究的内容。同时，时尚美的肉身性不仅会引导时尚美学提出诸如生命活力(生存本能)、性感惑力(本能)、气质魅力(个性认同)等概念，考察肉身感性对于美的王国的深度建构功能，而且也将迫使美学理论深入探讨美的超功利性与肉身感性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探讨某些类型的美如何能在超越功利的基础上敞开和炫耀人的肉身感性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像传统美学那样只是偏重于考察美和艺术对于本能感性的遮蔽、消解、净化和升华。至于时尚美的设计性，一方面可以维系时尚美学与技术美学(设计美学)的亲和性，另一方面也会确证它自身语境的独特性。诚然，技术美学可以将研究领域扩展到工业产品、环境规划、商品广告甚至企业形象那里，时尚美学在设计方面则只是涉及某些时髦流行的生活用品，研究领域似乎相对狭小，但是，不仅时尚美学探讨的休闲类和艺术类时尚远远超出了技术美学的视野，而且时尚美学对于人们炫美需要、趣味爱好、肉身感性、深度本能、行为方式等问题的考察，也是技术美学难以涵盖的。归根结底，时尚美学指向的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工艺生产现象，而首先是一种具有重要时代意义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在理论深度方面显然要比技术美学更胜一筹。此外，时尚文化中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人体彩饰、卡通漫画、网络艺术等新兴现象，也将促使时尚美学乃至整个美学理论始终保持自己的开放性和进取性，迎接美和艺术的发展不断提出的种种崭新挑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尚美的人本性还会推动时尚美学根本改变传统美学的理论架构和思维模式。由于受到西方美学的强势影响，以往的美学研究总是习惯于按照主客二分的模式考察各种美的现象，把自然美、人体美、艺术美当做在人之外客观存在的“审美”对象，集中探讨它们在作用于人之后引起的主观“审美”感受。这种模式当然有其长处，但同时也形成了把“美”单纯视为外在对象的思维定势，忽略了美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关联，尤其忽视了美首先是人的存在的一种特定样态。在时尚美学中，这种主客二分的模式就无法占据主导地位了。如上所述，时尚并不是位于人之外的某种“审美”对象，而人也不是只能被动欣赏时尚对象的单纯主体，可以说，时尚文化已成为人自身的一种“炫美性”的存在方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时尚美学把时尚文化当做一种人本性的“炫美”现象(而不是主客二分式的“审美”现象)来考察，必将为整个美学理论从人本主义视角深入研究其他美和艺术现象提供一种崭新的范式，甚至在实质性的意义上根本改变整个美学理论的基本架构。应当指出的是，如果说西方美学传统主要是在主客二分的模式中考察各类“审美”对象，甚至马克思主义美学也首先把美看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那么，中国美学传统却一直强调“美”是人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甚至是人的存在的一种理想境界。因此，在这方面，中国美学传统显然可以为我们从事时尚美学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模式，由此为人类美学的未来发展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安藤忠雄建筑中的地域主义和现代主义

从安藤忠雄的作品分析，本质上讲他是一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试图通过自身的实践把现代主义发扬光大。但安藤反对单调乏味的国际式建筑，致力于现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融合。他从少年时就曾周游日本，对日本的的传统民居及其中表现出来的日本传统美学有很深的理解。在他的作品中，在体现现代主义建筑中单纯的造型及简洁、抽象、无装饰的手法的同时，总有一股浓烈的民族气息。建筑评论家弗兰姆普敦曾这样评价过他的小筱住宅：“建筑虽然运用了现代材料、方法和构成，但是还是能够从中感觉到日本人特有的空间感觉，对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对地形以及这里原有树木的细致处理等，很好地运用了这些要素。”

1.1自然元素与传统空间特色的塑造

安藤忠雄是一位情感空间塑造大师，他仔细研究日本传统建筑空间中对静谧的、带僧院特色的严肃、简朴、冥思的空间特色，并用光、水、风等自然元素加以表现。光之教堂（图1），表现的正是光这种自然元素的建筑化和抽象化。空间几乎完全被坚实的混凝土墙所围合。内部是真正的黑暗。在那样的黑暗中飘浮着一道十字架的光线，这就是全部。为了使几何空间更具有生命力，改变墙壁的冰冷感，将光线引进制造阴影，在这空间里有各式各样光的表情，有从上方洒下来，有从侧面射进来更有从隙缝渗透进来，产生各种变化，所以让其设计的建筑变成是光的容器。建筑内部尽可能减少门窗洞口，把重点集中在对自然要素“光”的表现上。他也利用水体的镜面效果来软化建筑的几何特性和材料的硬度，倒影的虚像呈现出空间的静谧。教堂设计极端抽象简洁,没有传统教堂中标志性的尖塔,但它内部却是极富宗教意义的空间，呈现出一种静寂的美,与日本枯山水庭园有着相同的气氛。

1.2现代材料与日本传统材料质感

材料表现是利用建筑材料本身的特性与材料之间的构成效果来表达建筑的情感。安藤发现日本人习惯于在建筑中运用天然木材和纸，如弯曲带皮的木柱，有节疤的更好；带树皮的木板；糊有土泥巴的篱笆墙；质地松软、剪切整齐的草屋顶；纸糊的格子门；还有不加斧凿的毛石做的踏步或茶炉架；用竹子做的窗棂、天花；粗糙的芦苇席做的隔断等等，有一种追求材料的温和感和轻柔感的倾向。而混凝土作为现代建筑材料的一种,它所具有的朴实无华的特质正好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因此在现代建筑中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为了使混凝土在视觉上和触觉上符合日本人的传统感觉以及对美的认识，安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无数次的试验，终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带圆孔的清水混凝土。安藤在原本粗糙的混凝土材料掺入了日本传统手工技术，将其转化为一种细腻精致的细纹，呈现出一种符合日本传统的绵密、近乎均质的质感。安藤设计的“住吉的长屋”（图2）中，其出色的混凝土材料的运用得到了世人高度的赞扬“混凝土在得到矫正后与数寄屋建筑中的木材极为相似，但混凝土增加了内部空间的尊严感和坚强感。从20世纪初，日本建筑师就力求使混凝土表现‘日本话’。但是只有安藤第一次成功地运用混凝土创造出与数寄屋建筑相媲美的具有广泛而敏锐的空间感的作品。”

1.3与自然的对话——日本传统庭园空间的继承

崇尚自然是日本的传统观念，在日本的传统建筑中就重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在引进中国古典园林的基础上，日本创造了一种表现其审美倾向及哲学观念的庭园空间。在京都中有很多有名的庭园，如南禅寺、龙安寺、西芳寺、银阁寺等。日本建筑庭园的特色是：通过墙的作用使人感觉到墙外的景色。如龙安寺的苦山水庭园就是通过矮墙的存在表现出前外的空间。近代日本大师设计的高水平住宅建筑几乎都以庭园为中心进行空间构成。安藤忠雄也把这一传统空间设计方法应用到他的建筑设计甚至是城市设计中。他设计的TIME''''S（图3）就位于京都市中心区高濑川和三条大街交叉处。安藤在年轻时就经常到京都去考察古建筑，京都在他脑中的印象就是一个庭园。因此在他眼中，将高濑川也看成是一个庭园，想在这设计一个能感知水的庭园。在TIME''''S设计中，安藤以文化性地视点解读了东京的庭园为中心的建筑，继承了京都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沿街建筑的手法，将小河融入建筑中，地上两层地下一层，从任何方向都能看到河水。

1.4传统空间层次与秩序的应用

日本传统建筑受中国园林建筑的影响，也强调空间的序列感及“可游性”的特点，游走于建筑空间的过程是一种静心的体会，是发现与心灵感悟的过程。为了强调这一心理体会和暗示，日本传统建筑通常通过设计有意创造空间上的层次与秩序，“庭园深深深几许”讲的既是空间深度，也是心理深度。安藤继承了传统建筑中空间序列的处理方法，在有限的空间内采用阻隔的设计手法，从用目标的模糊化来达到小中见大的空间效果。有时为了避免柱子对空间单调性的干扰，安藤把墙柱加厚。安藤在北海道的水之教堂(图4)在设计上充分体现了这一传统设计方法。水之教堂建在经过修整的水边，用树木和墙体围合出一片水院空间，为教堂创造出一个僻静的独用空间。安藤为观者设计了一条游走路线，沿着一堵L型的墙体前行，此时只能听到墙内的流水声；继续往前走，空间由小到大，由高到低，最终将观者的视线引向苍茫水院中的十字架立方体；绕过立方体，走过一段弧形楼梯进入下面的教堂，此时映入眼帘的是隔着大片玻璃墙的水面及远处的山峦，一个钢十字架静静地伫立在水面，室外四季的景色变化也都成了教堂的一部分。

1.5注重建筑与地理环境的融合

安藤忠雄的设计总是从对建筑周围的物质环境思考开始的。考察现场一直是安藤做设计的第一步。他通过考察现场确定周围有哪些建筑或自然元素可以作为作品的“伙伴”，建筑如何与环境“对话”，周边需要什么体量的建筑，使用什么材料，即建筑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在用地上。日本的直岛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岛，约有400人左右，安藤受委托在此设计了直岛美术馆。（图5）安藤到当地看了之后就有一种感觉“应该让濑户内海的美丽景色保持下去”。因此安藤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使整个岛屿成为环境优美的美术馆，通过建筑设计发挥环境的优势，使人们涌现出在这里进行艺术表现的欲望。安藤将环境做成可以布展的场所，而将美术馆的主体部分埋入地下。外部环境渐渐被苔藓所遮挡，看不到了石墙，整座建筑被埋在绿色之中。优美的外部环境可以激发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吸引他们来此进行艺术创作。而地下有大的空间作为美术馆，并且在美术馆中设置了圆形的天窗，从外面射进的光线水者太阳的移动而不断发生变化，创造出非常有趣的空间。

2结语

安藤忠雄的建筑在形式、材料上完全属于现代主义，符合社会发展潮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他独特与巧妙的设计手法，使他的建筑虽然没有使用任何传统元件，却成功地用现代手法体现出了日本传统建筑的精神气质。

在当今社会林林总总“主义”的攻击下，我国的建筑市场有点迷失方向了。说到现代主义，人们就往国际式的形式跑；而说到地域主义，则不顾一切地搬用传统元素，“大屋顶”到处都是。在这一方面，安藤忠雄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中国的建筑师，我们应该在立足于现代建筑的情况下，努力研究我国传统建筑中具有活力的传统文化及审美哲学，如注重整体的观念、人与自然融合的观念、混沌空间、四维空间等，将它们在现代建筑中加以抽象化和建筑化，设计出融合我国传统特色并适应当代社会的现代主义新建筑。

参考文献：

[1][日]安藤忠雄.安藤忠雄论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2]凯瑟林·斯莱赛.风格建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3]徐璐璐，苏继会.安藤忠雄与他的诗意建筑[J].安徽建筑，03/2006.

[4]李颈松，刘秀梅.对日本现代派建筑师传统策略的理解[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01/2000.

[5]焦毅强.中国建筑的双重体系[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6]高向东，周光华，陈海波.空间与情感[J].山西建筑，07/2006.

摘要：安藤忠雄在现代建筑中引入地方传统建筑特色及传统美学，在异常现代感中体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文章论述了安藤将地域主义融于现代主义建筑的设计手法，并提出了中国建筑师在面对地域主义和现代主义时应有的态度。

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电影商业美学

电影是一种艺术，电影也是一种生意，或者说，电影艺术是依赖电影的商业性而存在、发展的；同时，电影生意也是依赖电影的艺术性存在和发展的。因而，电影是一种艺术的商品，同时也是一种商业的艺术。而这正是好莱坞电影的本质，也是电影商业美学的基础。

所谓电影的商业美学就是以市场需要和经济规则为前提的电影艺术设计和创作体系。商业性制约、规定着电影的题材、主题、故事、风格、类型、场景、视听系统，甚至演员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美学体系。这种体系首先要符合电影作为一种媒介生产所遵循的经济规律，同时也要符合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创造所服从的艺术规律。好莱坞是电影商业美学运作的典范。其核心是在电影制作中尊重市场和观众的要求，有机配置电影的创意资源(类型、故事、视听语言、明星、预算成本等)和营销资源(档期、广告、评论等)，寻找艺术与商业的结合点，确立自己的美学惯例，并根据市场和观众的变化不断推出新的惯例。

无论是明星制度，或者是大制片厂制度，无论是类型片策略或是大制作策略，其实都是这种电影商业美学的必然产物。美国电影从一开始就是在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出现的一种文化产业或者是娱乐工业，正如美国电影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在美国电影发展的历史上，只有三个关键词，即：制作、发行、放映。而这三个词的核心都是“观众”①。可以说，美国电影在这三方面的所有变化都是为了赢得更大的市场、争取更多的观众、获得更大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工业运作的过程中，随着美国经济的成熟，好莱坞电影工业也逐渐成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政治考验、电视竞争的文化考验、流行文化过剩的环境考验，形成了完整的市场化投资模式、工业化生产模式、商品化发行模式和消费化放映模式的运作体系。好莱坞正是在这种产业化的基础上，寻求艺术规则与经济规则、文化规则与产业规则的融合，形成了富于活力、能够适应时代变化的独特的好莱坞文化产业，创造了如今神话般的美国电影大厦。②

如果说，在欧洲，电影首先被理解为一种艺术的话，那么，在美国，电影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一种娱乐。美国电影主要不是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来发展的，而是作为一种娱乐工业来发展的。对于电影，“观众”就是一切。正是在这种观念下，美国电影往往通过展示暴力和性来宣泄观众的无意识冲动，以善恶有报、皆大欢喜来抚慰人的创伤性体验，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灰姑娘”、“灰小伙”的故事来为人们提供集体梦幻，以奇观化的画面、场面和强烈的声音、音响来刺激人们的视听习惯，形成了好莱坞电影特有的梦幻性机制、情节剧结构、奇观化风格、煽情型修辞和通俗性叙事的传统。而在延续这些传统的同时，好莱坞又始终保持了一种开放和创新的机制，不断吸收新的电影人加入电影娱乐工业，不断将世界各地的优秀电影人吸引到好莱坞的娱乐工业体制中，为好莱坞电影提供新的艺术营养和新鲜风味，在坚持基本的大众电影模式的前提下，用艺术电影包装流行电影，用流行电影促进电影流行，这使得好莱坞电影在保持主流性的同时也保持一定的创新性。这也是好莱坞虽然很难产生革命性电影，但是却始终能够保持其时尚性和流行性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在好莱坞的电影历史上，从制片厂制度、明星制度、高成本制作等制作方式到早期特技以及后来的电脑高科技的使用等技术手段，从类型电影和电影类型的形成到正反打、短镜头、交叉蒙太奇和限制性视点画面等电影语言特点的形成，其实都与好莱坞电影的商业美学定位息息相关。这正是好莱坞电影一方面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全世界的知识精英的反对，另一方面却成为全世界最流行的电影产品的根本原因。

好莱坞这种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商业美学经常因为市场策略的需要而让艺术原则屈从于商业目的，所以一直遭到媒体和学院派的严厉批评。但是另一方面，好莱坞电影在全球市场的成功和近年来欧洲电影、香港电影、韩国电影、印度电影的效仿却也显示了该审美机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由于社会制度、文化、市场环境的差异，各国都在借鉴好莱坞电影经验的基础上发展符合自身特点的商业美学。《快跑，罗拉》、《天使爱美丽》、《猜火车》、《两杆大烟枪》等新锐影片虽然与好莱坞经典差异很大，但从故事到叙述，从镜头到结构，从画面到声音，都在追求艺术探索与商业诉求的融合，都体现了商业与美学的一种结合。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政治电影、作者电影和计划经济等观念和制度的影响，许多人往往将电影的商业与美学对立起来，即便一些人试图消除这种对立，但也无法找到政治、艺术与商业之间的融合规律，出现了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客观上的相互分离局面。而商业电影往往在这种三足鼎立的环境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甚至来自那些喜欢这些影片的观众的习惯性轻视。所以，中国缺乏主流的商业电影传统，实际上这也成为中国电影产业长期陷入低谷、观众流失、市场萎缩的重要原因。商业与美学的对立，严重阻碍了国产电影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方式。

而冯小刚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在舆论压力和商业风险中，以自己特殊的平民气质、灵活的市场判断力和良好的艺术感觉，以贺岁片为突破口，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冯式主流商业电影，为今天终于大张旗鼓地走向产业化的中国电影的商业美学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这也许正是冯小刚电影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应该说，冯小刚是内地较早意识到市场和观众力量的导演。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一再强调“你在拍电影的时候，你脑子里就得有一个市场的概念”，③“更多的时间我是一个观众，我不是一个导演”。④所以，从《甲方乙方》系列起，冯小刚就一直随着电影政策、市场环境、观众审美情趣、社会风尚、预算成本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市场运作方式，主动调整所拍摄电影的类型、叙事和视听风格，以艺术的变化来适应市场、扩大市场，形成了贺岁系列、以《天下无贼》为代表的商业类型片和以《夜宴》为代表的国际化大制作电影三个不同阶段的商业电影美学。

贺岁片：中国式都市喜剧

在今天这种全球化背景中，喜剧是各国电影对抗好莱坞的重要法宝。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国产电影中最能与好莱坞电影抗衡的影片，除了少数历史题材的大制作影片以外，基本上都是喜剧类型的影片，如《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天使爱美丽》、《的士速递》、《快跑，罗拉》等等。而冯小刚也选择了喜剧形态作为国产电影进入和扩大市场的突破口。

从1997年起，冯小刚陆续导演了都市喜剧《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手机》，这些影片当年度几乎都是国产影片的市场主角，票房收入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当年引进的好莱坞重磅影片。冯小刚都市喜剧系列大多属于中小制作影片，通常是针对中国农历年而定位为贺岁片，喜剧明星+漂亮女性的固定组合、小品似的故事、小悲大喜的通俗样式、小人物狡猾的胜利和命运的无奈构成了这些电影的基本特点。如果说拍《甲方乙方》的时候，冯小刚第一次注意到电影档期对电影票房的影响的话，那么他之后的贺岁系列片则是有意为之，并把特殊档期观众的观影要求与电影的题材选择、风格特色以至影片的整体策划结合起来，以贺岁的面目见诸观众、营销电影，成为了一个具有“必然性”的产品系列，从而在观众的消费心理中获得了一种定位、一种消费期待、一种可以预计的消费效果，也为冯小刚带来了品牌效应。⑤

冯小刚的贺岁系列喜剧在电影商业美学上形成了几个显著特点：

1、用小人物的悲喜剧来唤起大众认同

在传统的美学观念里，喜剧把无价值的东西展示给人看，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两者泾渭分明。但是在现代喜剧中，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对立已经消失，界限完全打破，代替它的是充分地融会了悲剧因素的喜剧。冯小刚都市喜剧就属于这种悲喜混杂的情况。其核心故事是小人物在转型时代中的夸张而滑稽的挣扎、错位以及不期而遇的一点温情，最终将中国百姓在现实境遇中所感受到的种种无奈、困惑、期盼和愤怒都化作了相逢一笑，以笑来表现悲凉，以戏谑宣泄欲望，既提供娱乐消费，又有一定现实指向，不同于好莱坞喜剧类型片，也区别于国内黄建新等人的荒诞喜剧。

这种悲喜剧的实质是小悲大喜。影片活动着的往往都是观众所熟悉的平凡、普通的都市小人物。他们虽然对境遇不满，有时也会嘲讽现实，但自有一套克服社会矛盾的逻辑模式，经常以游戏化的方式化解悲伤，而且最终个人的愿望或多或少得以实现，结局圆满。在挖掘人物欲望和本能，娱乐观众的同时，冯小刚有时也暴露社会的种种失衡和病态，但绝不触动现存社会秩序，都在主流框架中用嬉笑的方式宣泄被压抑的情绪。这种喜剧观念，一定程度上说，是在电影环境、观众需求和导演艺术个性之间平衡和妥协的结果。

2、用社会互文本引起广泛共鸣

传统的电影喜剧性的建构，通常是依靠形体动作、喜剧情景、语言艺术来完成，达到引人发笑的目的。冯小刚都市喜剧系列却很少采用夸张的形体表演，主要通过喜剧情景的营造和特色语言来完成喜剧性的建构。其中，折射社会现实的互文本方式是冯小刚建构喜剧情景的新途径。影片通过与国内现实、流行文化的交互指涉，夸张展现当前消费社会种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制造令人捧腹的效果。这一方式使得冯小刚的都市喜剧融入了大量吸引观众入戏的时尚信息。《大腕》的互文本方式最有代表性。影片将近年来中国最流行的语言、最火红的明星、最焦点的事件、最重要的大众文化、最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甚至最流行的广告都通过喜剧的改造融合在影片中，本土现实构成了丰富的喜剧资源，⑥把这样一个从前现代社会窜进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转型状态的荒诞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3、用戏仿和反讽态度释放观众情绪

冯小刚都市喜剧系列深受王朔影响，他的影片经常拿中国人熟知的文化、社会经验来调侃，随时套用最流行和最时尚的语汇，并掺杂有庄严的政治语汇，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譬如《大腕》里“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么？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譬如在《不见不散》中，当李清指责刘元的教学方法时，他模仿《南征北战》中经典革命话语“同志，我们今天大踏步地后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地前进”。影片中充斥了很多这样的台词，但为了避免与主流意识冲突，冯小刚的戏仿和反讽已没有王朔消解崇高、颠覆权威的反叛，也没有太多的政治指涉意义，仅仅是制造噱头，以便吸引更多的观众，保障影片的商业利益。

不过，由于中国国内电影市场的狭小，也由于全球化环境的形成，加上各种舆论压力的影响，使冯小刚从1990年代末开始，就一直不甘心自己的电影被限制在内地的市场空间中，所以，他邀请港台和好莱坞演员加盟，与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合作，采用跨国题材等等，试图扩大自己喜剧电影的海外市场，主动为适应海外市场进行了众多美学上的调整。但无论是《不见不散》或是《大腕》，最终都没有能够真正走出国门、走出内地，也从来没有在世界上三大A级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显然，冯小刚喜剧对社会语境、对语言双关性的依赖，天然地为他的电影带来了商品输出的文化折扣。于是，野心勃勃的冯小刚自觉地开始了为了扩大市场而选择的美学转型。

《天下无贼》：中国式盗匪类型片

2004年斥资3300万元制作的《天下无贼》是冯小刚第一部跨出了中国式“贺岁片”模式，具备好莱坞类型片特点的影片。从投资结构到演员组合，从剧情安排到外景选择，无不显示出出品方和冯小刚兼顾非北方、非内地观众、追求更大的商业效益的良苦用心。

冯小刚过去的都市喜剧系列主要植根于京味文化，向来有着极强的地域性，主要在北方市场流行，而南方观众接受和认同程度却不理想。在《天下无贼》中，冯小刚开始改变这种过度依赖语言的喜剧模式，严格实践商业类型片的美学特征：一个目标(傻根儿和他的人民币)，三组争夺(王薄+王丽情侣盗匪、男女警察和贼老大+女贼+贼群)，一辆封闭的火车、限定的行驶时间、最后的善恶陡转、所有人为自己的罪行接受报应，这些都是好莱坞最典型的也是永远有市场效果的情节剧模式。

应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成功地借鉴了好莱坞情节剧模式的盗匪类型片。其商业美学显然来自于好莱坞经验。这部影片与他以前的影片相比，明显强化了动作性，大量运用电脑特技，既弥补了都市喜剧系列电影场面奇观不足的缺憾，又尽量减少地域性因素带来的“文化折扣”；故事情节也强调戏剧矛盾与冲突，构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局部高潮连绵不断的叙事节奏；在演员方面，则推出港台明星刘德华和刘若英的正配组合和葛优与李冰冰的反向组合，为影片拓展港台市场奠定了观众人际认同的基础。

当然，影片中也有许多中国内地元素的加入，有冯小刚固有的那种冷幽默和对社会现实那种不动声色的冷嘲热讽。但是这些因素已经不是本影片的娱乐核心了。正是这样一部影片，使冯小刚的电影减少了北方地域性的限制，从而在中国内地甚至香港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创造了他自己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

不过，与科恩兄弟、盖·瑞奇等导演的《冰血暴》、《两杆大烟枪》、《师奶杀手》等新盗匪类型片相比，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似乎与好莱坞主流常规类型片模式过于接近，加上还带有中国国情下的价值观念的必然保守性，注定了它仍然难以走出国门，难以成为具有国际流通可能性的商业电影。于是，在张艺谋和陈凯歌国际路线的刺激下，得到了雄厚资本支持的冯小刚也终于走向了国际化大制作的商业电影路线。这就有了2006年毁誉参半的《夜宴》。

《夜宴》：中国式国际化大制作影片

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创造了中国国产电影前无古人，至今也无来者的票房纪录。

从那一天起，中国式大片就在媒介的热炒中，在喧嚣的票房中，在无边的漫骂中，在失望与期望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中，走过了四五年。

中国式大片是模仿美国“高概念”电影的产物。所谓“高概念”电影是指以美国好莱坞为典型代表的一种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的商业电影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部电影从创意概念产生，到拍摄和后期制作，再到发行、放映及之后市场运作的全过程被称作是一个商业项目(businessproject)而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制作，其美学特征和营销手段直接挂钩，突出视听奇观、明星组合与配方式生产。

而这种“高概念”特征体现在中国的国际化大制作电影中，主要表现为：古装题材、义侠主题、异恋故事、武打桥段、宏大场面、奇观景致、东方特色(音乐、美术、服装、舞蹈、民俗、人物造型等等)，加上以章子怡、巩俐为代表的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众多一线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明星加盟，还有叶锦添、谭盾、袁和平、朗朗等国际知名的华人制作者的组合。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目前这批中国式大片剑指国际市场的典型性商业美学配方。

这种配方的形成，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实际上，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经过哥伦比亚公司的妙手回春，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创造了一个预期之外的奇迹之后，这种配方模式就已经被建构起来了。显然，这些中国式大片借鉴了“高概念”电影模式，由营销需求来决定电影的创意制作，追求大明星、大场面、大事件，而且考虑到海外市场因素，类型选择倾向于容易跨越文化障碍的动作片，情节和场景方面尽量融合东西方元素，因而除了内地票房，还往往能够以较高价格在北美、亚洲及其他各地发行，再加上内地高价音像版权及后产品，基本上都有丰厚回报。

不过，在商业智慧引导下，这种配方模式变得越来越完整和封闭，以至于逐渐被定型和越来越保守。只要采用这种配方，国际市场就会得到基本保证，甚至影片拍摄尚未完成，就能够以一个“好价钱”成功预售国际市场，而一旦违背这一配方原则，国际发行商都会望而却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小刚的电影野心与投资者的商业野心达到了统一。冯小刚再次因市场而在艺术上主动转型，执导制作成本达1300万美元的电影《夜宴》，采用“哈姆雷特”的故事原型、跨国制作的阵容、豪华的场面调度、惊险的打斗动作、与世界杯捆绑在一起的娱乐事件营销，从而成为中国国际化大制作影片的又一代表性作品。

《夜宴》的叙事以一个被阴谋包围、用阴谋求生的女人婉后为中心，一个是“爱”她的厉帝，一个是她“爱”的无鸾，还有一个夹在她与无鸾之间的无辜青女，以复仇与反复仇为动力线索，展开了一个连环故事。影片制作精美艳丽，虽然有不少明显模仿张艺谋风格的痕迹，但是，那种素描般的美术风格、油画式的画面、灵动的场面调度、流畅的剪辑，包括稍嫌泛滥的凄美的音乐，都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越地飘逸灵秀的练习场，青女家的封闭而哀怨的空间环境，包括皇宫那硕大的花瓣泳池，都成为其中具有感染力的商业美学元素。而开场，凶客与白衣艺伎们的搏斗，更是将打斗的刚柔融为一体；无鸾导演的那出谋杀现场的“真实再现”，更是巧妙化用京剧名段《三岔口》的创意；而最后青女那曲“越人歌”，伴随白衣伎人的幽怨之舞，也有一种“天鹅之歌”的感伤……

应该说，《夜宴》体现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国际化大制作影片的共同特点：

首先，在题材上，选择了容易被不同社会环境的观众所理解的、脱离了具体历史和现实感的抽象的人性人情故事(哈姆雷特)。古装是一种最好的对现实复杂性的回避，也是一种最好展现抽象故事的假定环境。具体的历史真实和社会环境本身是完全不重要的。

其次，在表现上，更多地依赖动作、场面、造型和爆发式的怪异情感而不是贺岁片中的语言的机智、调侃和对现实的指涉、交互。影片更加迷恋场景空间而忽视故事节奏和人物心理的延续性，这样虽然可能牺牲了人物和人物关系的逼真性和细腻性，但却可以减少不同地区观众理解上的差异性。

第三，场面宏大、景观奇异、视听华丽。各种多、大、怪、险的造型和场面，通过极限和极端的展示，为不同观众提供相同的感官刺激。影片希望用“奇观”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被绚烂、宏大、惊奇、怪异、杂交所动眼动耳。

第四，在西化故事中融合东方元素，让东方观众尝到西方味道，让西方观众感到东方神秘，为西方观众提供陌生的，为东方观众提供认同的。这也是影片选择莎士比亚剧作为原型的重要原因。

第五，为了形成与好莱坞大片的市场差异性，必须脱离好莱坞式大片主流叙事，特别是要用准悲剧的形态来替代好莱坞的情节剧正剧形态。所以，影片从故事到叙述，甚至美术设计、音乐构成，都要与好莱坞套路不一样。这些“不一样”(如最后厉帝不能死于无鸾之报仇而要设计为出人意料的自杀)，虽然常常成为中国观众出戏的关键，甚至出现所谓的“笑场”，但是却是影片追求与好莱坞主流商业类型电影类型差异的自觉选择。故事太常规，在国外市场就会没有与好莱坞电影的差异性，导致难以被国外市场接受。而如果差异性太明显，中国电影观众的电影经验又可能难以接受这种非好莱坞的叙述方式，一些中国观众会觉得影片的故事缺乏流畅性。第六，演员选择为市场服务。大制作影片中的演员往往都是来自五洲四海，东杂西烩。导演选择演员并不是选择最合适的，而是选择最被市场所认可的。在欧洲、美国、韩国、日本不同市场被认可的演员，都被设计成为角色进入影片，尽管这些演员被配置在一起，往往南腔北调、风格不协调，但影片这样做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艺术的完整性，而是市场的覆盖力。所以，尽管葛优、吴彦祖、黄晓明等未必是影片中最合适的演员，但却是市场配置最优化的阵营。

这种大片模式是投资方式、制片方式与创作人员共同制约的。某种意义上，投资者具有更大的决定性。影片中的场面、人物、动作，包括演员选择，其实都是为了市场而“被迫”选择的结果。在这种钱决定一切的模式中，艺术美学当然要让位于所谓“商业美学”了。不求最好，但求最好卖是大片难以逃避的宿命。

《夜宴》的确是在充分考虑到“中国制造”的市场特点，按照国际性大制作影片的商业美学配方模式形成的。这种模式，与其说是一种艺术智慧，不如说是一种商业智慧，或者说被商业智慧所支配和决定的一种艺术智慧。这种智慧的内在逻辑是受市场所引导的，特别是海外市场引导的。从根本上来讲，所谓大片，就是大投资、大制作的电影，其目标必然是大营销、大市场。这“四大”决定了《夜宴》必然要追求制作和营销规模的最大化，必然要降低影片的文化折扣率使之能够进入国际市场。

面向市场的美学模式

拍电视剧起家的冯小刚随着其商业电影意识的逐渐自觉，逐渐开始遵循商业电影美学惯例，形成了自己面向市场的美学模式。

电影经济对电影美学模式的影响不容低估。对于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而言，既节约成本又能有效激发观众情感的常规方式有两种：一是提供包括悬念、欢笑、感情、暴力、性和大团圆结局等富有吸引力的内容元素，二是提供符合观影预设的惯例，在叙事、时空剪辑、演员表演方面套用模式化的经验，便于让观众进入他们期待的情景之中。当然，这种惯例也会随电影技术的推进、制作成本的提高和市场的变化而受到调控。

在冯小刚影片中，这种惯例性首先体现为他善于通过线性叙事、连惯剪辑来降低观影门槛。商业电影中的叙事是电影娱乐来源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让情节合理化，引导观众融入影片所呈现的世界。冯小刚的电影很重视故事的建构和叙事的完整性，多采用中国观众易于接受的线性叙事，基本按符合日常生活的时间顺序发展，鲜有艺术电影的闪回和时空倒错等手段。

他的一些作品特别是都市喜剧系列，故事非常简单，一般只有一条主情节线，譬如《甲方乙方》“圆你好梦”的线索，《没完没了》韩冬向阮大伟讨债的线索，《大腕》尤优为外国大腕导演办葬礼的线索，主要靠不同的板块组合来连缀事件，结构故事，虽然情节有趣，但各个环节的因果链条并不紧凑，在叙事的流畅性和戏剧冲突的密集度上有所欠缺。

2004年的《天下无贼》，冯小刚模仿好莱坞类型片，叙事变得连贯、严密，并大大增强了戏剧冲突。影片一波三折，围绕王丽与王薄诈骗宝马车、王丽拜佛、王丽与傻根儿相识、王薄与黎叔集团的较量、警察暗中控制全局、警察追述结局等情节起承转合，一步步达到高潮，包含了商业类型片所必须的巧合、矛盾、裂隙和延宕，而且安排得合情合理，在叙事方式方面为中国商业类型片树立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剪辑也是节省成本、吸引观众、提升影片娱乐价值的重要手段。商业电影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惯例。冯小刚的电影大量采用好莱坞传统的连贯性剪辑，譬如，180度轴线、视线匹配线原则、画框剪辑、交叉剪辑等，与注重因果关系、相对封闭的叙事方式相适应。这种剪辑核心在于“连贯性”，尽可能让一个镜头向另一个镜头的过渡变得舒服自然，控制观众的视点，为故事的发展、场景的娱乐性以及保证观众与银幕虚构世界的互动提供安全的空间。应该说，在《甲方乙方》等冯小刚早期电影里，连贯性剪辑手段还很老套，到了都市喜剧系列后期代表作和《天下无贼》等影片里才运用得更为娴熟，时空切换急速，剪辑节奏加快，更符合观众对现代商业电影的预设。

冯小刚影片也习惯于采用明星组合形成最佳市场影响。

好莱坞商业美学认为，明星作为他或她自身的可识别的表演，比明星所饰演的人物或者情节一致性所要求的心理真实更为重要。在明星为中心的生产中，角色往往根据明星来量身定做，因为他们具有一般演员所不具备的超凡魅力和票房号召力。

冯小刚的电影有一个显著特点：重视明星在影片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保障市场的成功，他习惯使用“成熟”的明星，甚至固定的明星。从《甲方乙方》、《没完没了》、《不见不散》的葛优、刘蓓、徐帆、吴倩莲到《一声叹息》的张国立，直至《大腕》里的香港美女关之琳、美国的国际大腕唐纳德·萨瑟兰，《夜宴》里具有国际票房号召力的章子怡，明星组合成为冯小刚电影吸引观众、获得商业成功的重要元素。

葛优，几乎是冯小刚电影的一个明星符号。冯小刚的电影，特别是都市喜剧系列，女演员可以换，但男主角几乎不变，葛优成为叙述中心，女演员刘蓓、徐帆、吴倩莲、关之琳等如走马灯似的调换，为他配戏。“铁打的贺岁片，流水的女演员，不变的葛优”形象地道出了冯小刚电影“因葛而优”的策略。葛优在冯小刚影片中塑造了一系列聪明而幽默、善良而狡黠、率直而真诚、集种种矛盾的东西于一身的小人物形象，那种冷幽默式的表演风格在给观众带来无止的笑声和欢乐的同时，也给自己形成稳定的观众群，构成冯小刚电影最大的卖点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冯小刚电影制作成本的提高和投资商的变化，他也越来越注重明星组合的市场对应性。因为，不同的明星往往拥有不同的固定受众群。一部制作成本高的电影，不仅意味着要有大明星，而且要充分考虑明星的性别、年龄、气质、相貌，甚至国籍的组合，以便通过这种组合带来更广阔的可营销性和更大的市场。譬如有国际合作背景的《大腕》在以葛优为主创的同时，还邀请来自好莱坞的名演员唐纳德·萨瑟兰和来自香港的女明星关之琳为男女主要演员，对中国化的贺岁片进行国际包装，一方面既通过这种包装使电影有一种西化的符号意义诱惑中国观众消费，同时也使中国以外的观众能够容易地与这部具有国际包装的华语电影更好地认同。⑦此外，《天下无贼》里港台明星刘德华、刘若英和葛优、李冰冰等人的搭配，以及《夜宴》里葛优和有国际票房号召力的章子怡、因《玻璃之城》而在韩国人气飙升的吴彦祖等人的组合，也都是适应不同地域和不同口味观众需要的结果。如果说在都市喜剧系列，“因葛而优”的演员选择策略还考虑明星和角色的一致性，而冯小刚后来电影的明星组合则更多显示出市场主导的力量。

创造中国主流电影商业美学

冯小刚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和影响已经无可置疑了。但是，我们对商业电影、对商业电影美学的认知却仍然还很迷惑。实际上，电影的商业美学一方面与传统的艺术美学、政治美学有着种种的冲突和差异，但另一方面，这三者之间其实往往又可能达成相互促进和推动。而冯小刚的电影智慧恰恰体现在他能够将主流意识、商业诉求和艺术个性通过商业美学融合在一起，他的影片不仅能够创造高票房，而且其中所包含的那种后现代的喜剧态度、那种对社会现实的敏感发现、那种对现代电影语言的奇观性的重视，都体现了他的电影艺术才华，同时，他影片中所传达的那种小人物的善良、人与人的沟通，乃至他不时会怀念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淳朴的爱情和友情(有时甚至会为他的影视作品带来一点不和谐的“矫情”成分)，也体现了一种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我甚至以为，199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现实或者中国人的心态，也许在冯小刚的这些所谓的商业电影中我们还能感受到某种真实性，而在当时大量的那些或者高度升华或者高度低俗的影片中，真正的中国现实往往被那些更加虚假的影像所隐匿和遮蔽了。

当然，也许冯小刚过于聪明，所以他的一些影片似乎有过多的商业、政治和艺术的多重诉求，他的每一次电影的转型似乎也有太明显的功利性，甚至他对自己商业导演身份的那种内心深处的不认同，都影响到他影片的平和、简洁和沉着。商业美学的关键是商业与美学之间的平衡，当商业破坏了美学的统一性的时候，如何能够说出“不”来，对于冯小刚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每一个导演都有自己创作上的死角和盲区，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一切，但是却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一个因为成功而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的导演来说，更是一种考验。还应该看到，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时代牢笼中的囚徒，作为1960年代前后的一代人，冯小刚那种内心深处的理性主义与当今消费社会的娱乐精神的某些错位，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以后电影商业美学的时尚性。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冯小刚不仅对市场和观众有一种自然的尊重和理解，而且他对社会现实的那种敏感，对人物心理的那种细腻的把握，对喜剧点的那种准确理解，甚至对情节、细节、对话和表演的“自然性”的那种天然的判断能力(只有在他早期的言情电影《永失我爱》和后来的古装大片《夜宴》中，由于类型和形态的陌生，才使他露出了一些难得的“非自然性”表现)，也都是他得天独厚的电影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期待冯小刚能够为中国主流商业电影的形成建构起一种越来越成熟的商业美学，引导更多的中国电影能够伴随观众的成熟、电影艺术的成熟和时代的变迁，达成电影的主流价值与娱乐价值、商业性与艺术性、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动态平衡。事实上，在今天，真正能够成为杰作的电影，也许越来越多的是那种体现了成熟的商业美学的主流电影。艺术电影的黄金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带来的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和艺术表达的平民化，已经不可避免地过去了。商业与美学的结合，必然会成为电影的主流，甚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造新的电影经典，如同过去的《卡萨布兰卡》、《乱世佳人》和现在的《星球大战》、《泰坦尼克号》和《指环王》这样的大制作电影，也如同科恩兄弟的《冰血暴》、盖·瑞奇的《两杆大烟枪》、让—皮埃尔·儒内的《天使爱美丽》这样的中小制作的影片。这些典型的电影范例，实际上都在证明电影的商业美学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电影会成为没有美学的商业，而可能更意味着电影将显现为一种具有商业性的美学。

注释：

①JeanineBasinger,AmericanCinema:OneHundredYearsofFilmmaking,NewYork:RizzoliInternationalPublication,Inc.P.278.

②参见尹鸿、萧志伟《好莱坞的全球化策略与中国电影的发展》，《尹鸿自选集：媒介图景·中国影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杨君《笑容：与媒体英雄面对面》，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④冯小刚《我是一个市民导演》，《电影艺术》2000年第2期，第62页。

⑤尹鸿、李德刚《品牌领导消费：从冯小刚电影个案分析中国电影消费》，《尹鸿自选集：媒介图景·中国影像》。

⑥尹鸿《跨国制作、商业电影与消费文化——〈大腕〉的文化分析》，《当代电影》2002年第2期，第21页。

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音乐学分析”一词，最早见于音乐学家于润洋发表的论文《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以下简称“音乐学分析”)中。作者以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一幕的前奏曲与第三幕(即最后一幕)的终曲为主要分析对象，由“一般情况”、“音乐本体的艺术分析”，以及“音乐内涵的社会历史分析”、“评价问题”四部分组成，洋洋数万言，史论兼备、资料翔实、旁征博引地将瓦格纳及其作品进行了周到、细致、深入、全面的分析。该文无论在技术分析、史学叙事、人文阐释，还是在哲学、美学思辨等方面都较为集中地展现出了中国音乐学家在对西方作曲家及其作品音乐分析与学术研究的新高度――划时代地从方法、理论上摆脱了中国在两方音乐研究史上长期以来依附于作曲技术理论加生平传记、乐曲介绍等文字说明的分析模式，开创性地将“音乐学分析”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曲式分析、音乐分析、音乐分析学；同时，赋予了“音乐学分析”的独立品格与学术地位。

音乐学分析提出后在中国音乐学界引起的关注、思考，甚至争议都是深远而多方面的。有的学者将其分析方法奉为范式予以仿效；有的从哲学层面上对“音乐学分析”进行阐释；有的则又在语义方面对“音乐学分析”这一表述提出了异议；有的甚至质疑如此长篇大论的所谓“音乐学分析”有文字淹没音乐之嫌……但笔者认为，透过所有这些评议的表象，一个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思考已经开始在中国广人的西方音乐研究者心中酝酿，那就是：建构中国语境中的两方音乐研究及其方法、理论，以及学科建设的多样性。

(一)“音乐学分析”提出以前我国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研究情况

80年代以前的中国，瓦格纳研究一直是个高危，原因在于瓦格纳不仅被马克思、恩格斯嘲讽和批判过，同时也被希特勒推崇过。然而，由于瓦格纳在西方音乐史上的突出成就与特殊地位，80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一直呈现出多视角、多侧面，且热度不减的学术局面。比如哲学、美学、文学层面上的研究，因研究叔本华悲观主义唯意志论以及尼采悲剧理论而必涉及瓦格纳，反之亦然。而作曲技术理论层面上的研究，必因研究19、20世纪之交西方和声、曲式、配器等而涉及瓦格纳及其《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戏剧表演层面上的研究，也必因研究西方歌剧、乐剧(Music Drama)而涉及瓦格纳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

尽管在当时的《国外乐讯》、《音乐译文》，以及《外国音乐参考资料》等一类刊物上偶尔可以看到一些译文介绍，但其片段性与零散性十分明显：文学性的瓦格纳，1987年，三联书店曾出版过德国麦耶尔著，赵勇、孟兆刚译的《瓦格纳》；戏剧性的瓦格纳，1989年、1990年，西安音乐学院学报《交响》也连载刊发过由季耐雪翻译的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歌剧全剧脚本；199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也出版过由高中甫等翻译的《瓦格纳戏剧全集》。但是，作为作曲家、作为音乐理论家的瓦格纳，是我国音乐史学家、德义翻译家廖辅叔在粉碎“”后不顾个人安危，力排众议，并且以整整“翻译十年，等待出版十五年，总共二十五年”的时间，才于2002年出版了《瓦格纳论音乐》。

截止1993年“音乐学分析”发表以前，我国涉及瓦格纳及其《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研究还有刘经树在《音乐研究》上发表的《音乐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唯意志论哲学内涵》(1984年)，以及1987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发表的《炽情的宣泄与静穆的象征一一瓦格纳乐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与德彪西歌剧(佩里阿斯与梅丽桑德>的比较研究》。应该说，这是笔者迄今所见1993年于润洋提出“音乐学分析”以前国内学界从音乐、哲学、美学层面上研究瓦格纳及其《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颇有深度的音乐学研究。

(二)“音乐学分析”的分析模式与理论依据

凡是认真读过于润洋论文的读者，都不难发现作者的论文是由四个层面的分析组合而成。

1　音乐本体的艺术分析

在这一部分中，笔者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音乐本体的艺术分析”这样的标题，它明显地区别于我们司空见惯的“音乐本体分析”，充分反映出了作者用以强调、突出，并使之有别于技术分析或其他分析的音乐学立场――不排斥技术分析，但又不囿于技术分析，并将研究扩展为音乐的艺术表现、风格特征、文化内涵，以及哲学思想。

(1)关于“特里斯坦和弦”及其表现功能与结构功能

如仅就“本体”而言，“特里斯坦和弦”并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和弦，通常的看法仍是将其视为由F、B、D、G构成的减小七和弦；就调性而言，即为a小调VII级和弦的第二三转位。然而，“特里斯坦和弦”之所以事实上又成为了一个被收录在当代最具权威性的音乐辞书中(如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和The Cambridge Guide toMusic等)的著名和弦，皆因瓦格纳独特的个人创造及其在19、20世纪之交时的西方音乐史中的特殊意义。

对此，不妨让我们看看作曲家纯粹“本体”意义上的“分析”与音乐学家的“音乐本体的艺术分析”的不同理论诉求。

兴德米特曾带有音乐史意味地发表过这样的议论：

在瓦格纳的《特里斯坦》(Tristan)中，大小调音阶的规则被彻底了。毫无疑问，半音阶在此代替了自然音阶并作为一切线条与和声结合的基础。但是这个革命来的太快了。这个勇敢的行动的坚决性是绝无仅有的，因而最初没有人来追随这条路。以致几十年来，《特里斯坦》仍然一直是用半音体系为基础写成的唯一作品，而且甚至于它的创作者后来也再没有像这样向前跨进一大步进入到新的领域中去。直到二十世纪初和十九世纪末之交，在《特里斯坦》中所发现的新天地的轮廓才开始形成起来。

从作曲技术理论的角度，将“特里斯坦和弦”表述为“V7－X”现象，则出于我国作曲理论家的理论概括。而于先生以音乐学家的视角，既从音乐本体的角度看到，将一个等待解决的不协和和弦解决到另一个不协和和弦，是有意回避古典主义时期通常使用的终止式的“套叠式”和弦功能的连结；同时又从音乐学的角度看到“它使听者在感受它的过程中形成这样一种心理体验：似乎总是在期待着什么，渴望着什么，然而却又总是找不到归宿，得不到解脱。而在瓦格纳的这部音乐故事中，正是这种没有尽头的期待和渴望自始至终折磨着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两颗不安、焦虑的心灵”。因而，在结构功能方面，于先生进一步指出，“特里斯坦和弦”被镶嵌在一个被精心雕琢过的拱形音响框架中：以它开始，又以它终结。其中，由“特里斯坦和弦”构成的音乐主题总共出现过八次(第一幕四 次，第二幕与第三幕各两次)。

(2)关于“Leitmotiv”与整体结构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Leitmotiv”一直都被中文错译为“主导动机”。尽管1992年我国著名的德语专家、乐评家严宝瑜曾指出过这一错译问题，并且他从中国南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援引出“表征”一词，提出过用“表征动机”替代“主导动机”的建议，但在音乐学界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直至“音乐学分析”模式的提出才将“主导动机”修正为“主导主题”。其理论前提是瓦格纳歌剧音乐中常见的“短小、凝练”“宛如音乐标签”的“Leitmotiv”，具有对剧中人物、情感、事件、地点以及观念的象征性和暗示性，而且在声乐与交响乐的综合体中又具有表现作用。因此，“前奏曲的第一个音乐主题具有这种主导动机的性质，但是从自身结构和功能上看，它比瓦格纳所用一般的主导动机在分量上要重，姑且将它称之为‘主导主题’或许更合适些。”

显然，以中译本《西方音乐史》中格劳特与帕利斯卡对瓦格纳歌剧的论述为例，原译“主导动机”颇为费解，但如按于先生意见，将“主导动机”改为“主导主题”，既易于理解、符合上下文原意，同时也更符合瓦格纳的歌剧创作。

2　音乐内涵的社会历史分析

于先生指出：“一部比较严肃、深刻的音乐作品在我们的听觉感知能够直接把握的音乐本体后面，总是潜藏着某种精神内涵。对于一般的音乐听众来说，或许不一定要求深入到这个层次，但是，对于音乐学家来说，却是绝对必须的，它应该是音乐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精神内涵，我认为只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它的本质……对于真正的音乐分析来说，这应该是必须同答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这是于先生在整篇论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不如确切地说这一观点正是作者立论的根本依据，或可说也是作者通过写作过程中强调和表达的一个基本思想。并且，这一思想被有机地贯穿在全文的每一个章节之中。

作为一位思想深刻、观察敏锐、逻辑缜密、富于思辨的中国音乐学家来说，绝不会只满足于对西方作曲家及其作品做生平传记式片面、肤浅的研究。因而于先生明确指出：研究瓦格纳，研究《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对于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离开叔本华哲学，特别是他的人生哲学和艺术哲学，就很难深入到《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深层精神内涵中去。”

(1)叔本华哲学与瓦格纳思想

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矛盾的解决方式和整体结局都蕴涵着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哲学，它来源于曾在欧洲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叔本华哲学。然而，于先生带有研究性的结论与我们建国以来接受的，并且同样是来自“洋人”的说法大相径庭。须知，关于瓦格纳的研究，除了前文所述的种种历史原因外，在50、60甚至70年代流传于中国音乐界以及广大音乐爱好者当中，且较权威的两本西方音乐译著――列维克的《外国音乐名作》与哥德施密特的《德国音乐》中，《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被说成与叔本华哲学无关，而且其表现出的还是一个革命者在革命失败后的悲观、失望情绪。

对于研究西方音乐的中国音乐学家来说，该怎样理解叔本华的唯意志论?该怎样理解瓦格纳在接触了叔本华之后的“豁然开朗”?同时，又该怎样理解恩格斯对叔本华曾经有过的尖锐的批判呢?

不可否认，于先生的研究是思辨的：作为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既有主观唯心主义的一面，又有客观唯心主义的另一面。作为前者，“世界就是我的表象”；作为后者，“世界就是我的意志”。一方面，尽管叔本华认为艺术的任务在于以其特殊的手段去体现某种理念(意志客体化了之后的各种理念)，并直观地呈现在艺术家们面前。而音乐由于不需要任何形象的、概念的媒介，因而它与所有其他艺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并不是去体现这种种理念，而是绕过理念去直接体现意志本身，这与瓦格纳认为的“音乐不是表现某一个人在某种状态下的激情、、郁闷，而是表现激情本身、本身、郁闷本身”具有相同的意思。但另一方面，于先生也认为：在艺术的作用是什么这一问题上，无论是叔本华所认为的，人们在欣赏艺术，亦即在直观美时，会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欲求，忘记了痛苦，因而艺术是一种能使欣赏者得到某种解脱的清镇剂；还是瓦格纳把《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也看做是对他受到创伤的心灵的一种慰藉，一种暂时的解脱等等，均不足为取。因此，尽管《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所蕴藏的观念内涵，甚至它所暗示的情节内容都已经过时，然而这部作品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和音乐手段所表达的那些人类深刻丰富的心理体验，却将继续打动我们，为我们所欣赏；它将作为整个人类精神生活、感情生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艺术印迹，为人类音乐文化的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

(2)尼采与瓦格纳

坦率地说，与全面分析、深度挖掘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及其对瓦格纳思想产生的影响相比，于先生提及尼采，只因将其放在对瓦格纳及其《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评价问题”部分，但实际上对尼采与瓦格纳那段广为人知的相处史实及其深层的内在原因却未尽其详，不免有些功亏一篑之憾。

在尼采与瓦格纳的交往中，如尼采所言，他的许多思想都是在瓦格纳音乐的启发下产生和形成(最突出者莫如其著《悲剧的诞生》等等)。但大量的史料与研究似乎也已表明，一方面尼采对浪漫主义以及现代文明中表现出的泛滥激情和无聊做作的厌恶与反感，另一方面又是对于复兴希腊文化的迫切。瓦格纳――这位在他心目中能用音乐表现叔本华哲学与意志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无疑就是他最好的同盟与搭档。可事实上，随着尼采对现代文化的批判愈深，对瓦格纳的失望亦愈强。

基于此，我们能否把尼采批判瓦格纳的几个方面做一种反义的思考，并藉此深化对瓦格纳的研究呢?比如，尼采认为瓦格纳放弃了音乐中的规律与风格，只是为了“把音乐变成他所需要的戏剧词令，表现手段。强化表情姿势的手段，暗示手段，心理刻画手段。”认为瓦格纳的音乐过分追求音响的华丽和强烈的色彩，追求音调的象征和暗示意味，使官能刺激在音乐审美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尼采藐视剧场，他认为剧场(特指拜罗伊特一笔者注)是艺术的下乘，是为群众制造的东西。因此，尼采认为瓦格纳的生活充满了“戏剧性因素”，“他追求效果，除了效果别无所求”。认为瓦格纳一生的主导思想是剧场效果至上，把音乐变成了戏剧的奴婢；认为瓦格纳的乐剧偏爱刺激性题材，好奇鹜新、追求异国情调，破坏了古典主义音乐风格的宁静、单纯、简洁、凝练和具有高度力感的表现风格，等等。

3　“评价问题”与艺术批评

将评价问题与艺术批评(音乐批评)联系起来，是于先生在结束全文分析时提出来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文中指出：“对一部历史上的或是当代的音乐作品所作的音乐学分析，从性质上讲，它应该是一种广义上的‘音 乐批评’，而这种批评应该既是美学的或审美的批评，又是社会一历史的批评。我的这种看法来自我们的一位先哲――恩格斯。”

显而易见，此即恩格斯于1859年5月18日在曼彻斯特给斐・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1825-1864)的信中关于艺术批评的著名论断：“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兴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

其实，关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我们还可以更早地追溯到恩格斯1846年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谈到歌德时指出的：“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

从理论上说，恩格斯的这一种建立在“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相统一基础上的社会学艺术批评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于先生之所以能在一篇以“分析”为主要内容的音乐学论文中将这个严肃的问题提出并加以重申，在笔者看来，这正在对我们的艺术批评实践中，存在着只运用“历史的观点”，忽略“美学的观点”，或只运用“美学的观点”强调形式，而忽略“历史的观点”的事实上的纠偏。

至此，我们对于先生指出的“音乐学分析则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具有综合性质的专业性分析，它既要考察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语言、审美特征，又要揭示音乐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并做出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判断，而且应该努力使这二者融会在一起，从而对音乐作品的整体形成一种高层次的认识”一段话中多次强调的“高层次”问题，应该有了更加明确的理解：从研究者个人而言，其实就是必须将历史的高度和美学的高度作为一种学术自律；从学科而言，则是将历史的高度和美学的高度注入到音乐学分析的内涵之中。再者，从狭义的音乐批评而言，虽然我国的艺术批评理论可被理论家归纳为传记学艺术批评、社会学艺术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批评、类似于英美的“新批评”，以及本体论艺术批评等等。但事实上，曾经以圣勃夫为代表的传记学艺术批评早已不存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批评也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而淡出了历史舞台，流行于英美的“新批评”事实上并未在我国流行，因而社会学艺术批评至今依然是我国艺术批评的主流。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艺术批评。

综上，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音乐学分析与其他作为作曲技术理论分析的本质不同。因而就音乐学分析所涉及到的理论层面及其理论诉求，其结构可表示为：

事实上，自1993年于先生首次提出“音乐学分析”至今，一方面，越来越受到中国音乐学界的重视，“音乐学分析”一词在中国学者的学术论文中的使用率也越来越频繁；另一方面，于先生也一直在不断地深化和完善“音乐学分析”这一理论。2008年6月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于先生新著《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以下简称《悲情肖邦》)一书便是明证。

《悲情肖邦》以肖邦从1831年秋天到1849年创作的24部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阐述了作曲家从转折时期走向成熟时期，再由巅峰时期走到黯淡孤寂的晚期中的“悲情内涵问题”。其实，对于肖邦音乐作品的研究，无论从我们以往的曲式与作品分析的角度，还是从纯粹音乐本体角度的申克理论来说，我们都并不陌生。而对于肖邦的生平传记式的研究来说，我们更不缺乏对诸如“花丛中的大炮”以及作曲家与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爱情的了解。然而，我们依然理不清研究肖邦音乐内涵的“最重要的核心性问题”是什么，同时我们也不可能有于先生那样的卓见：“肖邦音乐中最感人至深、最震撼人们心灵的，却是他的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蕴含着悲情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展现和确立了肖邦音乐的最高价值。”原因在于，一方面“肖邦音乐中的这种‘悲剧－戏剧性’的存在有其深远的欧洲思想文化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在黑格尔的美学中，艺术作品中的‘悲’实际上是被看作‘美’的一个重要范畴。”

如果说16年前于先生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还只是一篇首次提出“音乐学分析”的论文的话，那么16年后《悲情肖邦》则是一部“音乐学分析”的专著。只是《悲情肖邦》的“音乐学分析”的基本方法与基本立场更加清晰与成熟。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将《悲情肖邦》中不胜枚举的精辟之处一一列举，但从“音乐学分析”的方法论角度，此处引证的学术观点却足以让有志于“音乐学分析”的学者们谨记：“真正的音乐应该是生命体验的真实袒露，是心灵情感的一面镜子。我认为，要阐释它的深层内涵，至少要通过两个无法绕开的程序：一是要深入了解作曲家的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处的具体境遇、他的整个心路历程，特别是他的情感体验，而对这一切的确切把握只能建立在相关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二是要深入到音乐文本自身，也即声音层面上的乐音结构本身，因为任何精神性的内涵只能通过对音乐文本本身的透视才能得以阐释。”

依笔者个人之见，于先生提出的“两个无法绕开的程序”，实际就是音乐本体实证性、实践性的技术理论分析“程序”，与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强调与社会／文化、史学／哲学逻辑关系的思辨性分析“程序”。前者产生于音乐的实践活动，它观察、研究声音层面上的乐音结构，并将原理性的概念系统化、体系化，以说明音乐现象的普遍规律。作为哲学的分支，后者的研究对象包括音乐的本质、形态、存在方式、形式与内容、风格及其成凶与衍变，并通过对不同地域、时代、文化、民族、流派，以及现象共有原则与发展模式的归纳与抽象之后，形成具有社会性、审美性的总体价值判断与深层研究。

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主任杨民和戴毓平同志到会指导；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王炜教授、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副主任鲁开化教授、澳门美学美容协会主席陈清海先生应邀出会。开幕式由邓典智教授主持，彭庆星教授致开幕词，张其亮教授作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收到《中国美容医学》杂志社等单位的贺电贺信。

从1989年7人筹备组成立时算起，今年正值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组建10周年。学会编印了一部精华本纪念册《中国当代医学美学美容：1989-1999》奉献给会议。

本次会议交流学术论文460篇。专题报告有：

①医学人体美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彭庆星)；②二论加速我国医用生物材料的研究与开发--关于医用生物材料(植入体)的安全性评价与评价标准(高景恒)；③美学牙医学及其发展(孙少宣)；④皮肤保湿研究进展(魏骏)；⑤躯体变形障碍--美容医学中的重要精神医学问题(何伦)；⑥面部轮廓形及美容(王炜)；⑦美学牙医学与微笑审美(王光护)。

在大会重点发言的论文共24篇。

①赵永耀：面向21世纪的医学美学研究。

②李祝华：试论美容外科风险及对策。

③景生保：医学美学学科发展方向之管见。

④黄兰柱：面部缺陷患者心理卫生评估。

⑤陈言汤：硅凝胶假体隆乳的临床观察。

⑥庞水发：大面积瘢痕性秃发的整形修复。

⑦熊韬：眼袋分型与下睑成形术。

⑧李东等：上睑成形术后并发睑下垂的诊治探讨。

⑨于国中：鼻翼与鼻大部分缺损的修复。

10刘林山番：全耳廓再造成形术63例临床体会。

11鲁开化：耳后皮瓣在耳部创伤与畸形修复中的应用。

12张文龙：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注射隆乳术前评估。

13刘小蓉：唇裂术后鼻畸形的综合治疗。

14林培炎：非手术性面型矫治可行性之临床研究及后牙牙合垫医学美容应用价值初步探讨。

15王光护：电脑影像系统(CIS)与牙齿美容。

16张宁宁：日本口腔医学美学研究现状。

17蔡中：上海市90例汉族女性软组织侧貌的X线头影测量研究。

18陈清海：用"皮肤生物钟"提高美容效果。

19刘津：超脉冲激光皮肤磨削术78例临床治疗报告。

20王学民等：一种化妆品成品及原料人体皮肤保湿功能评价方法的研究。

21邓丙戌：328名青少年的白况分析及中医辨证探讨。

22冯信中：皮肤的老化及其防治。

23林茂昌：眉眼唇美容文饰术的医学性征及并发症的预防处理。

24刘伟：江西省美容医学教育进展汇报。

此后进行分组讨论(医学美学理论、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皮肤科、专业美容)以及代表间广泛的交流接触。美容器械药品的展示也非常丰富多彩。学术质量较前两届大会又有明显提高，反映了我国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发展的新水平。

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举行了改选换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由43名委员组成。

名誉主任委员：张其亮　顾问：邓典智

主任委员：彭庆星

副主任委员：高景恒　孙少宣　杨希惠

常务委员：方彰林　田家琦　孙少宣　　何　伦　杨佩瑛　杨希惠　陈言汤　张树孝　胡骄平　高景恒　梁祖琪　郭天文　彭庆星　潘可风　(常务秘书：何伦)

新当选的副主任委员孙少宣教授主持了闭幕式。副主任委员高景恒教授宣读了第三届委员会工作计划。新任各学组组长胡骄平、陈言汤、潘可风、田家琦教授分别代表医学美学学组、美容外科学组、口腔学组和美容皮肤科学组作总结发言。最后由彭庆星主任委员作大会总结发言。(本刊记者综合报道)

世纪之交，美丽的南宁依然是鲜花朵朵，温暖如春。美容医学的全学科性学术信息载体、卫生部主管期刊--《中国美容医学》杂志第三届编辑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经过半年的筹备，于1949年11月25日在此开幕。来自全国的60余名专家、教授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杂志社辛映继社长主持。本刊编委、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分会的领导张其亮、彭庆星、孙少宣等教授也参加了会议并代表学会作了重要讲话。

南宁会议时值世纪之交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是《中国美容医学》杂志获批国家刊号、正式成为部级期刊后的第一次大型会议，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会议，是前进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辛社长代表杂志社和朱宏亮主编致开幕词，对二届编委会全体编委所作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并表示衷心地感谢。他多次强调，编委会是期刊的学术领导，编委会是杂志的灵魂和支柱，正因为有了大家多年来的积极支持和共同努力，杂志才得以生存和壮大。

为了更好地发挥全国各地区编委的作用，开展美容医学的各项学术活动，发现和培养本地区本专业的学科人才和作者，辛社长就关于"设立地区委员会的意向(草案)"与编委们交流了意见。

编辑部姜如蓉主任汇报了二届全委会以来的工作情况和获批国家正式刊号的前后经过及现况；对为期刊的创办做了一定的贡献，现在虽然已退休但仍在为期刊做工作的王泽民、郑信民、查元坤三位同志推举为资深编委；评选了马奇

尹存贞

王海棠

孙少宣

田奉宸

冯光珍

李世荣

何伦

冷同嘉

陈宝驹

陈美兰

张风翔

庞水发

周兴亮

赵新华

赵永耀

贺孟泉

高建华

黄拔瑞

彭庆星

潘可风

姚月玲

郭树忠

熊明根

谭升顺等26位同志为二届优秀编委。

本刊副主编、第四军医大学整形外科鲁开化教授宣讲了《新一届编委职责》。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修复科教授、《中国美容医学》杂志副主编郭天文公布了"第三届编委"名单。表彰了"《中国美容医学》杂志第二届优秀编委"和"特聘资深编委"名单，之后会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会议上，编委们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大家就《中国美容医学》杂志在新世纪如何发展工作展开了讨论。在肯定杂志八年来所做的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不足，从封面设计、版式装帧到内文质量、编辑素质等都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编委们对组建各地区编委会的建议非常感兴趣，认真分析、酝酿，热情很高，表示愿意将此建议带回去与所在单位领导协商并表示在新一届编委会的指导下，要再接再励，积极组约高质量、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宣传《中国美容医学》杂志，发挥编委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力争把《中国美容医学》杂志办成一本高质量、高水准的中国一流期刊。

最后编辑部副主任杨壮群教授就关于举办"2000年科技期刊作者、记者学习班"的一些问题作了说明，希望编委们尽量组织中青年骨干参加。

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7篇

“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是赵仲明博士多年潜心研究的一个科研课题，因而在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一书中，作者很多十分有意义的学术观点也都与他对这一课题的长期关注、深入思考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如若不然，作者断不能在“引言”中便开宗明义地指出：“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的历史既是中西方思想、观念、文化相互碰撞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学者对碰撞后产生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孜孜不倦地进行不断解读、不断诠释的历史。20世纪的中国音乐如此，20世纪的中国西方音乐研究亦概莫能外。”②“也许有西方音乐研究的同行、学者、专家认为，西方音乐研究与中国的现实存在及其文化特征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甚至也不应该有任何关联），即便学术史上曾经有过也只能说明历史的特殊性与偶然性。因此质疑本文《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命题有偏离西方音乐本体研究主题之嫌。但是，笔者坚持认为，论及20世纪西方音乐在中国，如忽略了中国音乐学家的历史语境及其研究取域、论域的价值取向与学术品格，避而不谈他们在西方音乐研究中的人文诉求与理论诉求及其中国文化的创造性，或许才是最大的主题偏离。”③并进一步指出：“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学分析无论在时间维、空间维还是形而上、形而下的音乐存在方式中，不仅是三个构成音乐学学科的重要领域，同时也是最能反映音乐学研究深度与广度，并体现研究成就的三个重要领域。换言之，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如缺少了对其中任何一项的研究，那么，其研究将只能是不求甚解，泛泛而谈。同样的道理，揭示与反映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学术成就，倘若不从音乐史学、音乐美学以及音乐学分析等三个理论层面入手，便不足以揭示中国音乐学家在西方音乐研究的学术发展中自我创造、自我超越、自我参照、自我实现、自我批判的理论特色与学术品格。”④ “中国音乐学家研究西方音乐的历史是一部中国音乐学家在中西方音乐文化碰撞、交流过程中自我创造、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的学术史。”⑤

事实上，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学东渐”而“西乐东渐”，中国音乐家从早期对西方音乐的编译介绍，到结合中国“国乐”改进的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初步研究；从中期以苏联为主要参照，对西方古典主义时期与浪漫主义早期作曲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到结合中国音乐的战时需要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建设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实践研究；从改革开放后国家意识形态与思想理论的重建以及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扩大，到音乐学界对20世纪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西方音乐研究学科与理论的重建以及在研究选题方面从拘泥于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向浪漫主义后期以及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新古典主义、十二音体系、先锋派音乐的扩展等等，我们的研究一直都没有真正脱离“定位”问题，或者说，我们在西方音乐研究方面取得的很多学术成就都与“定位”直接相关。笔者认为，在这个方面，赵仲明博士做了十分翔实的文献梳理和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分析。

《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学术研究。记得1995年修海林教授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中国音乐学术史》的论文，⑥该论文主要对我国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学术研究历史进行了阐述与归纳，并没有涉及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学术历史，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赵仲明博士的《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具有开拓我国西方音乐研究学术历史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地对我国自1980年至2000年以来，在西方音乐研究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学分析的三个领域中取得的学术成就所采用的方法与方法论进行的深入剖析，提倡了一种音乐学学术研究的学风。它对我们的音乐学研究者全面的理论素养和理论自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往我们的音乐史研究，大都是一种对作曲家生平、作品、技法风格的概括和归纳，很多研究者对音乐史著作的研究也只流于对这些特定内容的比较和评述，很少有研究者能从“大史学”的视野中，对音乐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以及音乐史学的方法和方法论进行理论化的研究。正如于润洋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它们仅仅停留在“经验式的和工艺学水平上。”⑦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一书的第一部分“史学理论与实践”及其对由中国音乐学家编撰的三部西方音乐史专著的分析就颇具新意，并且富有学术启迪。如将张洪岛先生主编的《欧洲音乐史》归纳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实践”；将刘经树教授的《简明西方音乐史》归纳为“以风格主义史学观重构音乐史”；将蔡良玉研究员的《西方音乐文化》归纳为“从文化形态史学观重构音乐史”。并对它们各自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地位予以深入透彻的分析。

与第一部分“史学理论与实践”相比，第二部分的“美学思辨”似乎略显枝蔓，但作者能将我国1980年至2000年非常庞杂、零散的上百篇音乐美学论文按音乐美学的理论范畴，将它们予以系统地概括归纳实属不易。这样的工作需要扎实的文献功底和对各种史料的分析、综合能力。何况，在学术研究中，对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的系统性、学术性整理也同样不可或缺。

《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第三部分“音乐分析”，应该说是该著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由于赵仲明博士有自幼学习小提琴和钢琴的经历，并且又有在歌剧舞剧院长期从事演奏和作曲工作的音乐实践积累，无论是在作曲技术理论的“四大件”方面，还是在音乐学方面都接受过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因而其对从“曲式与作品分析”、“申克深层结构分析法”、“福特音级集合分析法”以及对我国当代音乐学家于润洋先生首创的“音乐学分析”的研究与论述，不仅能始终将音乐实践与音乐理论的研究密切结合。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于润洋先生近年来备受我国音乐学界关注，然而学界同仁却又在理解与运用方面有颇多争议的“音乐学分析”做了翔实而具有说服力的学科性阐释。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一书中的某些论点也还有待作者进一步完善，但正如作者所意识到的那样：“20世纪已尘埃落定，成为历史。作为整整一个世纪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研究历程的浓缩和积淀，本身就是一部不能回避的学术史。对它进行全面的梳理、深入的反思和公允的评价，不仅仅是学科建设走向成熟的象征，也是学术走向成熟的标志。但对于学术史的撰写来说，反映式的叙事易，反思式的叙事难。这不仅是因为反思需要见识，需要洞察力，需要勇气，更依赖于历史条件的成熟。20世纪虽已渐行渐远，但毕竟是刚刚过去。我们同它尚缺乏必要的距离感。而对于历史的洞察，太远，被遮蔽的东西容易太多，从而不易彰显其背后的真谛；太近，则容易被繁杂的细节所迷惑，也可能为某种利害所牵制而不自知，从而难以做到公允和超脱。”⑧

祝贺赵仲明博士的专著《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出版，同时期待着中国音乐学界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

①笔者读到赵仲明近年来发表的论文如《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中国语境中的贝多芬传记研究述评》，《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史学理论与实践——1980—2000年中国西方音乐史编纂研究》，《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3期；《中国语境中的音乐分析述评——从曲式分析到音乐学分析》，连载于《音乐研究》2009年第4、第5期；《关注本体，别再让音乐在“文化”中迷失》，《中国音乐教育》2011年第1期以及近期发表在2012年《音乐研究》第4期上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于润洋学术思想研究》等。

②赵仲明《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③同②，第2—3页。

④同②，第3页。

⑤同②，第258页。

⑥修海林《中国音乐学术史》，《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1、第2期。

⑦于润洋《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人民音乐》1988年第5期。

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8篇

再细读他正式出版的这一论著，更觉有写篇书评的必要。我从来都认为演奏家的理论高度与其表演立美的程度是相互辉映、交融的，对于段召旭的追求和选择，难道不值得支持和鼓励吗？

该论著的特色在于：

一是历史与逻辑的交互

段书以肖邦大赛的核心理念“肖邦精神”与“纯正性”作为逻辑基石，放在逻辑的起点与终点，贯穿全书，并将其置于肖邦音乐的发展及肖邦国际比赛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审视，使论点的展开、论域的递进既有论述的聚焦，又有历史发展的动态和相关视野的辐射力。从引言第一页始，“肖邦精神”与“纯正性”就被作者郑重推出。第一章第四节《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历史上的几次争议》都是围绕评委和参赛演奏家在比赛作品的弹奏中对“肖邦精神”与“纯正性”理解的不同，从而产生了分歧，导致评价的大相径庭进行了讨论。第二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演奏的美学分析》四首曲目不同演奏版本的比较原则亦是紧扣“肖邦精神”与“纯正性”。在第三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评判的主流意识》中，作者在第一节又集中全面地分析大赛对“肖邦精神”与肖邦演奏“纯正性”的倡导。第四章《不同演奏倾向的美学聚焦》分析的个性化表演，其参照对象还是“肖邦精神”与“纯正性”。

但是作者的笔触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让这一鲜明的聚焦点在历史的发展中、在不断变化的时空中展开。如在第一章论述每次比赛争议时，作者不只交待矛盾双方对核心理念理解的差异，还探究了其原由并从后续发展的角度展现了这些有异议的演奏家当今的现状。又如第三章第三节，作者把肖邦比赛的主流意识和西方音乐表演美学观念演变进行了相关的链接，找出大赛强调的“肖邦精神”与“纯正性”与表演美学流派的新古典主义的联系，突显其来龙去脉的历史轨迹。由此可见，点与面、核心理念与相关音乐文化时空发展的互动，使观点的阐明与展开，论述的层次与布局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交互。

二是宏观与微析的结合。

作者在论著第一章花了三节的笔墨介绍1―16届肖邦国际比赛的全貌，包括比赛概况、评委和前三名获奖选手的具体信息，又在附录《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历史回顾》中图文并茂地加以翔实罗列。给读者对大赛具有十分全面与宏观的整体感。同时，又在第二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演奏的美学分析》中，以肖邦的《“英雄”波罗涅兹》《第一叙事曲》《第三谐谑曲》《第一钢琴协奏曲》四首乐曲为例，比较不同演奏家的风格、纯正性和独特个性。

以《第一钢琴协奏曲》为例，作者把前苏联女钢琴家、第四届肖邦大赛冠军达维多维奇，第五届比赛第三名中国钢琴家傅聪、第七届冠军阿根廷女钢琴家阿格里奇、第八届第一名美国钢琴家奥尔逊、第二名日本女钢琴家内田光子五个版本进行比较，首先从整体比较了他们演奏全曲的速度和风格特征，指出达维多维奇版的稳健经典、傅聪版的诗意深沉、阿氏的豪爽潇洒、奥尔逊版的恢宏多彩、内田光子的灵动精巧。然后，作者从某些闪光的细节进一步分析他们的特色。如达维多维奇在第二乐章演奏的如歌优美，101―103小节弹奏的宁静空灵。傅聪弹奏引子的爆发力，音乐层次的清晰细腻。阿格里奇的抑扬张弛，第三乐章的疾风骤雨。内田光子触键干净、音色漂亮，处理上却有些造作，不够自然。次之，作者从几个版本对乐谱的遵照和依据的程度来进行比较。他认为傅聪的演奏基本上尊重乐谱，在作曲家没有具体力度标记之处，就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阿氏没有按乐谱行事的细节是把第三乐章第260小节强记号弹成弱，与前面的渐弱衔接自然。奥氏的演奏忠实乐谱，只有个别细节与谱子不同。再者，作者比较了版本中演奏家的个性发挥。他指出，达维多维奇与傅聪版在第一乐章速度保持统一，表现了他们演奏的一丝不苟，而傅聪更是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奥尔逊高度忠实于乐谱形成强调客观性的特性，内田光子演奏的古典风韵使肖邦古典与浪漫交织的风格凸显。召旭在此章的细微剖析与比较体现了其论著宏细结合的特点，同时亦仍然离不开逻辑基石的纯正性、演绎肖邦精神的个性化以及两端张力的平衡与分寸。

三是理论与实践的交融

作橐黄音乐美学的博士论文、一部从美学角度审视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专著，是构建于表演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其导师张前教授在著作序言中指出的：“段召旭这篇论文的特点和新意在于它的美学视角，在于它在更深和更高的层次上，对肖邦钢琴大赛所倡导的‘肖邦精神’和肖邦演奏的‘纯正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解读……对音乐原作与表演创造的辩证认识与论述，是该论文对音乐演奏美学论述的核心所在与出彩之处。”？q？

音乐演奏作为二度创造其解读原作的客观性与演奏家个性展现之辩证关系、平衡程度从来都是音乐表演美学关注的基本论题。段著以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实践为研讨、思考的论域，从动态、多元的角度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动态的角度。即以发展的、可变的视角来分析掌握这一原则的关键――“人”的因素。作者借鉴了身体美学的研究成果，从“身体活动和思想感情这两个‘人’的基本方面入手，探讨音乐表演‘纯正性’中的忠实原作与表演创造性之间的关系。”？r？他认为基于人身体结构的同与异，演奏家忠于作曲家所指示的“演奏动作图示”既有与之一致的普适性，又有因人而异的差别。加上，肖邦时代的普利耶尔钢琴的限制，他无法想像出当代的演奏家在现代钢琴上展现其作品的表现力，乐器制作的区别更加大了这种差别。再从更重要的心灵体验看，尽管很多演奏家都力图回到肖邦的时代、进入他的感情世界，但毕竟时过境迁、人的感情又复杂多变，作曲家的心灵与演奏家的内心是无法达到完全的一致的。所以客观性与个性创造的辩证关系，要从动态的视角理解，静态、机械的强求不符合音乐的实践、社会的实践、人的实践。

多元的角度。作者认为肖邦音乐内涵的丰富性、精神世界的多样性为表演者提供了演绎这种辩证关系多元化的基础。成为演奏家不同出彩亮点的依据。无论是波利尼的抑扬张力还是傅聪的东方诗韵，无论是阿格里奇的挥洒畅意还是内田光子的古典色彩，都是忠于肖邦音乐基调上的多元创造。

这种多元还来自不同文化的评委和获奖选手以不同文化的角度理解肖邦音乐以及演绎肖邦音乐的张力，把握纯正性与个性挥洒的程度。同样作者强调的伽达默尔“视界融合”的关系，也存在视界理解与变化，不断的历史生成与新旧视界融合程度的多样性。这样的多样性亦令客观性与创造性的关系具有多元化。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理论的阐释不仅从整体布局上紧扣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实践，而且在论述与分析上也紧密联系自己对大赛获奖者演奏的感性体验，自己演奏肖邦作品的心得。正如作者在书中强调的“笔者除了对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文献进行阅读和思考之外，特别注重反复聆听与比较分析历届肖邦大赛前三名获奖者演奏的肖邦作品的录音录像。力求从实际音响入手，对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进行美学审视，避免纯粹的纸上谈兵和空泛的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s？这充分说明他的研究具有形而上的观照与形而下的实践操作的互动，道与器对应的优势。

笔者认为段召旭著作的价值，首先在于对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面面俱到的介绍和深入细致的评析。在此可以了解到一切与之相关的信息。其次，作者对肖邦作品演绎的具体剖析、对肖邦演奏纯正性的精细阐述，有助于一切热爱肖邦音乐的欣赏者、演奏肖邦作品的表演者、研究肖邦艺术的学者以一种发展的、开放的、多元的心态来理解“肖邦精神”。

再者，论著中对音乐表演美学客观性与创造性辩证关系解读的新颖角度、独到见解，对不同表演版本个性精细入微的分析，为音乐表演美学的理论探究具有另辟新径、增色添彩之功。

最后，书的价值，充分显示了作者积累的丰富资源、蕴涵的独特素养、积淀的大量实践、形成的气质与个性。作者与他的作品两者之相恰、统一，是这本论著的又一亮点。

从段召旭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钢琴学习、演出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学习、钻研如同复调的呈示、展开，在其人生中交织进行。段召旭生长在一个音乐之家，其父是中国铁路文工团歌剧演员，曾师从臧玉琰、朱崇懋等名家。家里的音乐氛围培养了他对音乐的兴趣，从5岁习琴师从名家周广仁教授，10岁登台演奏，11岁获河北省钢琴比赛中学组第一名，便与钢琴结下了不解之缘。17岁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师从周铭孙教授，钢琴硕士毕业后留校从事钢琴的教学和演奏并多次在国内外钢琴比赛中获奖、多次担任钢琴赛事的评委。他在国内外成功举办几十场钢琴独奏音乐会，无论是在泰国、新加坡、香港的舞台上，还是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中山音乐堂等艺术圣殿的演奏，都以精妙的技艺、鲜活的音乐形象、准确生动的演绎令听众纷纷喝彩！笔者尤其喜欢他弹奏的李斯特作品，激情澎湃、气势非凡、触键干净清晰、色彩炫丽多姿！在一些高校举行的讲解音乐会，他都会对每首乐曲的旋律特点、表现技巧、创作背景、作曲家的生平等相关知识和盘托出。精彩的讲解与美妙的弹奏交相辉映，让整场音乐会达到感性与理性的融合。更让笔者欣喜的是他在审美趣味上对流行音乐的兼容。2006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疯狂钢琴》有其改编的7首流行音乐的钢琴曲。在高校的演奏会上，他也弹奏了自己根据张信哲原作编写的钢琴曲《直觉》与《别怕我伤心》。这令他在钢琴上有更开阔的发挥空间，在美学领域有更多元的比较视野，具有雅俗共存的度量。

段召旭在中学时期兴趣广泛，除了音乐之外，还喜欢看书、画画、写诗歌和小说、打乒乓球、健身等。大学任教后，亦醉心于写乐评、搞研究，因此，他终于进入音乐美学研究的领域，完全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他写的乐评《诗意与抒情的展示――听陈萨“盛宴李斯特”钢琴独奏会》介绍了演奏家陈萨别开生面的李斯特演奏风格，抒情的诗意诠释了李斯特音乐深刻、哲理的内涵，考究的音色、清晰的布局、适度的控制表现了形与神的高度融合。言之有物的论述、栩栩如生的描绘令欣赏者顿悟、阅文者身临其境。他发表的论文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自由穿梭，既有实践的理论升华又有感性的通透妙悟。为了在这样两个领域中不断进取，他还继续拜石叔成和周广仁教授为师提高钢琴水平，拜张前教授为师攻读音乐美学博士，从此开始了新的征途和新的飞跃。

笔者期待段召旭在该著作再版时能精益求精，对其核心概念“肖邦精神”与“纯正性”进行精确界定，注明谱例所引用的版本。在阐释不同版本个性化技巧的发挥时更多地联系不同演奏家对乐曲内涵的独特理解及其文化渊源，著述定会更加周全。

总之，这一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专著是关注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演奏者必读之书，是钟情于肖邦音乐的爱好者常阅之书，是热衷于音乐表演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案头之书，是与音乐、与美学有缘人不能错过之好书！

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9篇

本文把国内电影美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提出问题阶段、理论准备阶段和框架建设阶段。从80年开始为提出问题阶段，从84年开始为理论准备阶段，从93年开始为框架建设阶段。本文认为，由于有了前两个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评定一个学科的发展程度，大致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学科界定是否清晰、方法论基础是否扎实和理论框架是否稳定。考察国内电影美学研究的状况，也应当如此。在这里，学科界定往往成为一件十分关键的事情。学科界定不明，一切都无法进行。电影美学思想不能与电影美学划等号。这一点已为国内电影理论研究的历史所证实，亦应为深入的学理探讨所明辨。

确立（或界定）一个学科，实际上就是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学者霍兰德提到：“事实上，现代物理学家--不妨说，现代科学家--已经不再将大自然想象为独立于观察者而运行的一架机器。相反是我们就大自然提出的问题决定我们将在大自然中发现什么。（重点号为笔者所加）物理学家的这一态度，即承认观测者的作用，已经弥漫于整个二十世纪的知识界。”从回顾和展望国内电影美学研究的角度，电影美学问题的提出确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根据上述考虑，我把国内电影美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提出问题阶段、理论准备阶段和框架建设阶段。

提出问题阶段

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仅就国内而言，电影美学研究的历史都可以说是相当短暂的。钟惦棐曾说过：“电影之有理论始于20年代，电影之有美学则是从50年代开始，大体上是从1957年左右开始的。”郑雪来也有类似的说法：“至于电影美学成为一个学科，时间当然要晚些。二、三十年代，对于电影美学若干问题有过一些研究和争论，但主要是集中在五、六十年代之后。”他们所说，都是世界范围内的情况，但不知有何所本。至于国内，钟惦棐这样说：“在中国，首先把电影美学的研究问题提出来，并认真把它当作一件事情来办的，不是电影家自己的组织，也不是它的研究部门和刊物，而是《文艺研究》杂志编辑部。这事很足以说明大家注意的方面颇不一样。这不一样，也说明对这门科学的估计不一样。二十多年前，它竟然是被作为嘲弄的口实来提的！这既见之于当时的发言记录，又见之于当时出版的《中国电影》杂志。”钟惦棐接着说，“不管怎样，问题终于被提出来了（重点号为笔者所加），时间在一九八年八月。”从那以后，中国有了一个以钟惦棐为首的电影美学活动小组，每个星期三开一次会。这样严格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82年。这个小组的活动的一个成果是，出版了钟惦棐主编的两本电影美学论文集：《电影美学：1982》《电影美学：1984》。据说这个小组还要编写一本《电影美学概论》。由是，中国的电影美学研究有了一个隆重的开始。

国内电影美学的提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七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电影界呈现出一派百废待兴的势头。与电影艺术家在电影语言手法上进行大胆探索的同时，理论探讨的课题一个接着一个紧锣密鼓般地出台。最先是电影与戏剧关系的探讨，接下来演变成电影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还没有等到这些讨论有什么结论的时候，1982年电影观念的讨论又开始了。时至1983年，中国电影界又发生了一次关于电影美学如何界定的争论。

按照我的观点，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讨论主要还是一个电影艺术学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电影美学问题，但是与电影美学有关。

1979年初，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教师白景晟写了一篇题为《丢掉戏剧拐杖》的文章，文章很短，但关系重大。文章从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的角度具体分析了电影与戏剧的差异，并且提出：“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拄着戏剧这条拐棍走路呢？”，文中的结论是明确的：“是到了丢掉多年来依靠‘戏剧’的拐杖的时候了。让我们放开脚步，在电影创造的道路上大踏步行走吧。”该文的观点后来被认为是“新时期探讨电影艺术特性的先声”，“标志着新时期电影意识最初的觉醒”。作为对白景晟观点的一种呼应，在80年的一次电影导演会议上，钟惦棐提出了“电影与戏剧离婚”之说：“如果我们从战术上提出这个问题，打破场面调度和表演上的舞台积习，取消镜头作为前排观众在一个固定席位上看戏的资格，并以两、三年为期，使摄制全体心怀银幕，这样是否更有利于电影艺术的发展？”这一具有强烈现实指导意图的观点随即引起了热烈讨论。同意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虽然电影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确实从戏剧吸收了许多有益的养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依靠戏剧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但是必须承认，长期以来形成的沿用传统的戏剧观念（如戏剧冲突、戏剧模式等等）来看待电影的思维定势，确实影响了中国电影的进一步发展。反对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戏剧对电影的影响不能摆脱也无须摆脱，戏剧式电影同其它形态的电影作为一种形态都应当允许存在；打破电影的戏剧化结构不等于非戏剧化；舞台化要反对，但不能因此反对戏剧性；电影的独特性还在于它的综合性，促进电影自身的发展，不仅无须同其它艺术脱离，反而应当和其它艺术更紧密地结合，从中吸取更多的营养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

电影文学性的讨论可以看成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呼应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讨论。张骏祥在导演总结会（1980）上发言，并据此撰写成论文《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张骏祥从电影作品的艺术质量问题入手，提出，“导演又要在两个方面负责。一方面要力求体现作品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要创造性运用好电影手段。归结起来说，导演任务就是：用自己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他的观点相当明确：“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所以他说：“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在他看来，许多影片水平不高，根本问题在于作品的“文学价值”不高。他还直接针对白景晟的“拐棍说”和钟惦棐的“离婚说”，提出，“‘戏剧性’这个拐棍恐怕就还不能不拄一个时候”，“我还是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同样具有强烈现实指导意图的张骏祥的发言及文章抓住了电影与文学的瓜葛，引起了电影界的热烈反响，引发出一场涉及电影文学、电影的文学性、电影的文学价值等电影与文学关系的理论争鸣。“这次讨论，历时之久，文章之多，都是少见的。”郑雪来、邵牧君、余倩、马德波、舒晓鸣、张卫等都参加了讨论。赞成者认为，这是基于当时电影创作的现状和弊端的有感而发，强调剧作家要写出高质量的电影文学剧本，为电影艺术打下良好的基础，导演要重视电影剧作中的思想性、哲理性和典型形象。但是他们也感到文章中的一些概念的使用不够确切、不够科学，希望能加以完善和修正。反对者对文章的主要概念和基本立论都提出了质疑：“文学价值”的概念无法区别不同艺术 的特征；“电影就是电影”，电影本身包含着文学艺术的共同品格，但同时又具有与小说、戏剧、音乐等艺术根本不同的特点，把电影界定为“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是没有把电影视为独立实体，而只是把它看作一种表现手段和技巧。回顾这次讨论，虽然能够感到“电影就是电影”的观点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却无法得出结论说论辩双方的观点都得到了充分的阐发。

钟惦棐本人没有直接撰文参与争鸣，但却在与友人的通信中非常概括性而且又是非常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从一般文学和戏剧模式中解放出来”。“因此电影向文学学习，要途不止一端。但我以为就此而提出加强电影的文学性，恐易引起误解。如《小街》，就总体言，它摆脱了戏剧结构的框架，而近乎文学中之散文，而其可贵，仍在于电影思维本身突破了一般电影的程式。此种突破一股脑儿归结为文学，则电影文学愈发展，电影愈消失或离电影愈远。在逻辑上，怕是难以成立的。”后来钟惦棐又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首届年会（1984年9月）的引言发言中专设一节谈及此事。该引言在发表时还加上了一个相当有趣的标题，叫“‘离婚’的烦恼”。发言相当简要地从问题的缘起、电影戏剧化的历史根源、电影与戏剧的离异与相通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他的“离婚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说了一大段语重心长、发人深省的话：“关于‘离婚’，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有人说我提出了问题（重点号为笔者所注），却没有阐发，‘述而不作’。不是不作，而是没有能力。正确估计自己，我顶多只能算半个电影社会学家，更多是在电影如何作用于社会这个问题上动过一些脑子。一旦深入到电影学内部，就立刻感觉到知识贫? Γ菀谆那蛔甙濉！崩钌侔锥哉獯翁致鄣淖芙嵋仓档米⒁猓骸爸曰嵋鹑绱舜蟮恼椋腋鋈烁械匠说缬按醋饕约氨嗑绲佳莸鹊墓叵担且桓鱿嗟备丛拥囊帐跸窒蠖猓箍赡芤蛭颐枪赜诘缬笆跤锏母拍睢⒑澹鸵源硕缘缬白陨砉媛伤鞯睦砺鄹爬ú荒敲纯蒲А⒆既罚灾麓邮跤锔拍钇鹁筒炻矣泄亍！薄拔颐遣挥υ诘缬笆跤锷暇啦磺澹堑蔽叶亮诵矶辔恼轮螅钌罡械剑行┦跤锔拍畹奈侍獠唤饩觯唤龊苣寻烟致垡蛏钊耄乙灿跋斓轿颐墙窈缶哂兄泄厣穆砜怂贾饕宓缬袄砺鄣慕ㄉ琛！?/P>

时至1982年，在新时期以来兴起的电影理论问题探讨的紧锣密鼓中，又延伸出关于电影观念的讨论，这次讨论持续到1985年，涉及到“什么是电影观念”、“电影观念多样化”、“现代电影观念”、“电影新观念”等问题。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电影观念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对于电影的看法”的问题。问题的麻烦之处还在于，在“对于电影的看法”当中，还有一个“是什么”和“应当怎么做”的区别。明眼人是清楚的，只是未能进一步申论而已。钟惦棐曾经相当巧妙地指出：“一个是所谓的‘新的电影观念’或‘电影新观念’，可否不这样说，而说‘当代电影观念’。这也不完全是修辞。因为‘电影新观念’的确有它特定的含义。我们赞成其中的某些东西，也有一些是不赞成的。”钟惦棐不能容忍“电影新观念”这一用语中所暗含的压迫性，而一定要用“当代电影观念”来加以化解的意图是明显的。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重要，就是“电影观念”究竟是一个一般的用语，还是一个专门的用语呢？对此，邵牧君提出了疑问，“我搞不清电影观念这个提法是怎么出现的，又如何成了电影界的流行用语的。”“1982年底，我在另一次关于电影美学的座谈会上发表了‘电影观念应多样化’的看法，那时谈电影观念的人似乎已多起来，并且不再把它作为含义广泛的一般用语来使用了。”看来，邵牧君并没有把“电影观念”作为一个专门的用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使用中对它不能加以界定。郑雪来的《现代电影观念讨论》、邵牧君的《电影美学随想纪要》、谢飞的《电影观念我见》等文章，都对电影观念做出了各自不同的界定。郑雪来从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来世界电影的发展变化论述电影观念发展的阶段性和继承性。他还提出，电影观念既有其美学含义，又有其诗学含义，他赞成诗学含义上的“电影观念的多样化”，而不赞成美学含义上的“电影观念的多样化”。这一观点受到了邵牧君的批评。邵牧君从三个大的方面，即“功能论、手段论、风格论”来概括各种不同的电影观念。例如：从功能看，强调娱乐性，电影是商品；强调社会性，电影是宣教工具；强调审美价值，电影是艺术。从手段看，强调主观性为蒙太奇电影；强调客观性为场面调度电影。从风格看，强调冲突、时空集中为戏剧式电影；强调事件、时空展开为小说电影；强调节奏、诗情画意为纯电影等等。谢飞认为，电影观念从艺术角度出发应依次包括三个层次，“即艺术思想、艺术内容和艺术技巧。它们既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又有主有次，层层制约。”他还明确指出，“我们研究、涉及得最多的是艺术技巧，而对? 帐跄谌荨⒁帐跛枷朐蚝苌俅ゼ埃晌绞堑叩棺诺摹薄K菇徊教岬剑敖鼋龃右帐踅嵌壤慈鲜兜缬肮勰罨故遣还坏模褂Φ贝悠渌嵌热パ芯俊5缬白魑恢稚缁岽嬖冢墓勰钣Ω冒ㄉ唐贰⒔涣鞴ぞ摺⒁帐跞霾糠帧？上迥昀矗颐浅32荒苋娴亍⒈缰さ厝鲜墩馊咧涞墓叵担皇峭粽飧觯褪且攀歉觯云娴摹⑾琳牡缬肮勰钊ブ傅嫉缬按醋鳎煸斐尚矶嗥钣虢萄怠！?/P>

1983年6月郑雪来出版了一本题为《电影美学问题》的小册子。郑雪来的基本观点在1981年就已经发表了。很快邵牧君就写出了一篇针对郑雪来观点的争论文章《电影美学随想纪要》。随后，郑雪来又发表答辩文章，形成一次关于电影美学如何界定的争论。

郑雪来的观点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从电影美学与电影理论的区别与联系中来界定电影美学：“不是所有的电影理论都能称为电影美学，正如文艺理论并不就等于是美学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电影特性和电影语言（表现手段），当然也是电影美学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但不能概括电影美学的全部内容。电影美学则是研究电影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即电影艺术的基本规律问题。”第二点是从电影美学与美学的区别与联系中来界定电影美学。他认为，与美学相比，“电影美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说美学研究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及其规律，电影美学却是要研究如何运用电影艺术手段认识和反映现实的规律问题。”但他既反对把电影美学等同于一般的美学，同时也反对“脱离一般美学理论来研究电影美学”。在他看来，如果那样的话，“就会使电影美学变成单纯的‘电影特性学’，甚至于是‘电影语言学’”。

从表现上看起来，邵牧君的观点与郑雪来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比如邵牧君明确地提出，“电影美学与电影理论本是一回事，去划半天界线，不知意义和目的何在。”“我不了解苏联等地的情况如何，至少在西方，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是电影的艺术特性。”但是，邵牧君界定电影美学的基本出发点或者说原则立场在某些方面是相当一致的。邵牧君这样说：“作为以一门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实体美学并不研究一般的审美问题（如艺术观念、艺术美等），而是从一般美学的高度来探究一门艺术的特殊问题。”从这一表述来看，他也是把电影美学理解为一种部门美学。现在看来比较清楚的是，郑邵二人分歧的关键在对一般艺术理论（即文艺理论）与美学关系的理解上。郑雪来认为：“文艺理论并不就等于是美学”。邵牧君却认为：“我不明白美学和诗学何以会成为有某条明确界线的两回事。诗学者，论诗之艺术之谓也，历来都是美学的一个部分，是艺术学的同义语。”这就是二人分歧的关键所在。这种分歧与美学与艺术学的分化程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审美与艺术的含义的区分程度有关。直至今日，美学与艺术学、审美与艺术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相当多的研究者中间也很不明确。

这次理论争论之后，李少白并不是以论争的形式实际上赞同了郑雪来的观点。他在1986年11月的一次会议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学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科的设想。李少白提出：“从电影的艺术本体考虑，应当设立电影艺术学和电影美学”。“这是研究电影作为艺术现象所必不可少的两门学科。它们之间有关联又有区别。”李对电影美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作为 审美对象基本规律；研究电影是怎样的而又如何成为审美对象的？”李对电影艺术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艺术的创作、理论、历史及其基本规律。”李还提到两者的区别：“至于电影艺术学，它与电影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带有鲜明的基础性和应用性。如果说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实践的关系具有高层次的抽象性质，那末，电影艺术学则富有中层次色彩。它是艺术实践直接的理论概括，是应用理论及其基础，它是它也包括初层次的创作体验的归纳和总结。”郑雪来在《电影学及其方法论》一文中提出了电影学的问题，在论及电影学的六个新的分科时包括电影美学，但并不包括电影艺术学。

理论准备阶段

无论如何，电影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问题是被郑重地提了出来。但问题是，提出问题还不等于解决问题。早在1982年，陈荒煤就在一封信关于电影美学的通信中提到，“我绝不否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有一本中国的电影美学，就是说，在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文艺方面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的美学观点来写的一本电影美学。我深深感到要给钟惦棐同志及其他对此颇有兴趣的同志以足够的支持，早一点把这本书搞出来。更不用说，也应该积极支持张骏祥同志把电影艺术概论早些写出来。”陈荒煤同志连写三封信，提倡进行电影美学研究。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份钟惦棐的《电影美学纲要》（1985）。既然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又确实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电影美学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对此，我们今天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其中还有一个理论准备是否足够的问题，更不必说理论框架的问题。关于电影观念的讨论已经明显地表明了国内对于系统性和框架性的电影理论的迫切需要。英国学者彼得·沃伦在60年代中期就指出：“将电影和电影美学的理论研究与符号学的一般理论联系起来--就像有人业已详加论述的那样--是否可行？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传统的美学已经证明无法应付二十世纪艺术的挑战，它显然未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不管国内的研究者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值得庆幸的是，从1984年开始，直到1988年，中国电影家协会连续五年举办暑期讲习班，邀请外国电影学者介绍西方当代电影理论，戴维·波德维尔、珍妮特·斯泰格、比·尼柯尔斯、布·汉德逊、安·卡普兰等人先后来华讲学，主题涉及《西方电影理论史及当代电影理论的若干问题》、《从社会学的观点分析电影语言的表现和发展》、《近十年优秀影片的结构和风格》、《叙事理论》、《新电影史学》、《当代好莱坞电影中的妇女形象》、《电影理论和实践》等等。1986年前后，北京电影学院又举办了由美国学者尼克·布朗、（《西方电影理论和批评史》）、达德利·安德鲁（《电影阐释学》）和其它西方学者主持的电影理论讲座，从而在我国形成了一个全面、系统和成规模地介绍西方人文思想和电影理论的热潮。

接下来便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电影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著述工作。在理论专著和文选方面，李幼蒸编译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译文集》、李恒基和杨远樱编译了《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译了《电影理论文选》，张红军编选了《电影与新方法》，邵牧君和周传基都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电影理论论文。美国学者尼克·布朗的《电影理论史评》、达德利·安德鲁的、《主要电影理论》和《电影理论概念》也先后翻译出版。国内的电影美学著述有了姚晓蒙的《电影美学》、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王志敏的《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和《现代电影美学基础》。

《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已经有了在电影美学研究的系统性方面进行努力的意图。与姚晓蒙的《电影美学》和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都不同的是，《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尝试着把对当代西方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和概念的梳理、阐释和概括，纳入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电影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并由此分析了形成电影作品审美特征的复杂机制和对电影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主要原理和程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为作者继《电影美学分析原理》之后的又一部电影美学著作。这本书原定书名为《电影美学概论》。写成之后觉得仍与“概论”有较大欠缺。最后吸收了出版社的意见，加上了“现代”及“基础”的限定。与前书相比，这本书有两点突出之处，一是对于美学的基本原理（也适用于电影）作了简要的概括和阐述，提出了美学的三条规律和原理（即生理层面的穿透律、心理层面的关联律、社会层面的权重律）。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电影美学研究的主要思路，这就是电影美学分析系统。书中把这个系统描述为电影作品的三层面、四单元、六线索的逐级生成的表意系统。如果说《电影美学分析原理》还有某种把理论史浓缩在还比较松散的理论构架之中的特点的话，那么《现代电影美学基础》则基本上摆脱了这种“理论史浓缩”的痕迹，已经初步具有了电影美学的构架基础。已故的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沈嵩生教授在该书序中说：“这也显示了本书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作了有益的学术努力。从某种意义来说，作者的两本关于电影美学的论著，填补了中国电影理论的空白。”

框架建构阶段

在新的千年即将来临之际，电影美学被再次提出。1999年3月，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一次“面向21世纪的电影美学理论研讨会”。2000年第7期《当代电影》杂志宣布，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精选《当代电影》10多年来学术>论文的《当代电影论丛》即将出版，在总共约300万字的八本书中就有两本是电影美学文选：《中国电影美学：1999》和《当代电影美学文选》。我把这两件事情理解为，国内电影美学研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理论框架建构阶段）开始的契机。

倪震早在1988年的一篇总结文章中就提出：“我认为除了引进和参照西方现代电影理论方法，开展一个方面的研究以外，从整体上、系统上考虑中国电影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胡克在《电影美学：1999》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电影美学应该建立自己的完整体系，成为在国际电影理论界有影响的学术力量，但这要需要几代学者的长期不懈地献身于电影学术研究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倪震说的“文化研究”，我理解，是包括电影美学研究在内的。倪震说的是“理论框架”，胡克说的是“完整体系”。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的行为，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群体性的和机构性的行为。对于电影美学而言，确立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理论框架是有效地组织学术力量展开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些条件，缺少这些条件就难以作到“在电影理论趋向多元化的时期，集中众多专家的智慧，细密分工，各展其才，紧密跟踪电影发展进程，从各个角度观照电影创作实践，拓展电影美学研究领域”。因此我认为，国内的电影美学研究，在经历了“提出问题”和“理论准备”两个阶段之后，建立中国的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时机和条件都成熟了。

条件之一是，关于电影美学的界定问题，现在已经到了研究者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的阶段。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被认为是经典电影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其名著《电影美学与 心理学》一书中曾指出，“电影美学就归结为确定一种形式由于某种内容和某种意图的关系，怎样和为什么优于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它要在特定情况下为这些形式确立其心理学的依据。”与此同时，我们还惊喜地发现，这样一位经典电影理论的人物在对电影美学的理解上，竟与英国电影理论家彼得·沃伦的理解是一致的。彼得·沃伦在接受李迅的访谈中谈到，“大多数学者是对美学不感兴趣。但我个人认为，美学是电影研究的中心。如果你在拍一部电影，你在创作上的所有决定都来自你要拍一部好电影的想法，这时你就会非常看中美学：哪个镜头是必需的，哪些切换是独特的，哪些表演是恰如其分的。”在彼得沃伦看来，每个创作者或观众都会对影片做出或者好或者差的判断，或者还要进一步做出好在哪，差在哪的判断，这些“都离不开对影片的美学判断和美学质疑。甚至可以说，这种判断和质疑在电影制作和电影接受中占据主导位置。因此我认为，美学对于电影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关注美学是十分正常的。”这位电影符号学理论的传播者和阐释者对电影美学的未来充满信心：“鉴于近年来新技术的应用和文学艺术研究中美学分析的回归，我相信，电影美学将重新流行。”我认为，这两位外国学者对于电影美学的大体一致的界定是能够为国内的学者所接受的。

条件之二是，八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界已经经历了一个对于世界电影理论的比较全面和比较系统的了解乃至实际运用的阶段。这其中包括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叙事学、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第三世界理论等在电影方面的运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对于电影现象的了解，更全面、更立体化了，也更成熟了。这一点，对于电影美学研究来说是绝对重要的。而且也是毫无疑问的。就拿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是“好作品”的这个最重要的美学问题来说（米特里所谓优劣问题，彼得沃伦所谓“好在哪”的问题，麦茨所谓“好的对象”的问题），麦茨就不是把它理解为一个简单的作品事实。当然新的方法论要还要经过一个不断地批判、消化和吸收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在西方学者中间也是有不同看法的。例如米特里与彼得·沃伦的看法就不同。米特里曾连续撰文批判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宣称符号学研究走进了死胡同。但彼得·沃伦不久前指出，“即便是现在，用还是有人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问题，分析个案。就更多的人而言，符号学看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入了他们的分析思维了，尤其是在他们研究媒介文化的时候。”“符号学对理解电影的叙事理论以及艺术史上的一些东西就非常有用，对于研究电影史尤其有用。符号学的一些特殊的研究方面对电影创作也是非常有用的。”

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10篇

我国古代没有美学这门学科，这些美学理论只不过是研究者们把一些关于文艺、人生、社会的看法强行拉进“美学阵营”里来，刻意穿上美学服饰而令其抛头露面。它与古人的原始思想不大吻合，因为古人没有想到后世还有“美学”这门学科要套用其话语来支撑门面。当然，不管成效如何，能做中国美学通史研究，那已经是很厉害的人物。精力稍显不济者，则尝试着做断代美学史研究，比如朱志荣的夏商周美学史，施昌东、杨安仑、陈立群、霍然的先秦美学史，施昌东、刘成纪的汉代美学史，吴功正、袁济喜、郑毓瑜的六朝美学史，霍然、吴功正、王明居的唐代美学史，霍然、刘方、郑苏淮、吴功正的宋代美学史，聂振斌、卢善庆、吴志翔的近代美学史等。更有魄力者则从事中西美学史之比较研究。只可惜这种劳动工作量太大，半辈子都做不出来，而漫长的时间对于着急要出成果的我国学者来说，是让人彻底失望的败笔，所以只能有某些局部领域的中西美学比较成果出现。还有个别人撇开西方美学史，做中国以外的东方美学史，只可惜收效甚微，把美学史做成了人生感悟史和文艺发展史。毕竟那些对于一个无的研究者来说，似乎是站在悬崖边上看几千米的深渊一样，幻想着“看见了底部的风光”。部门美学研究异彩纷呈对美学各大分支的研究也引发了诸多学者之兴趣，其中对文艺美学的关注最为集中，以“文艺美学”为名的专著就有胡经之、曹廷华、栾贻信、盖光、史瑶、杜书瀛、徐亮、黄力之、陈长生、刘鸿庥、周来祥、曾繁仁、谭好哲、李咏吟、寇鹏程、苏丁、王向峰等人的著述。在这些著作中，有的把文艺美学仅仅限定为文学美学，有的把文艺美学等同于艺术美学，乃至于其中的部分理论等同于美学原理。还有的专门探究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或西方文艺美学之精髓。更多的学者则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特长，研究文学、音乐、戏曲、美术、建筑、书法、广告、影视、设计等某一美学分支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在文学美学研究中，有肖驰、王长俊、张松如等人的诗歌美学，有吴功正、叶朗、陆志平、蒋心焕、吴士余等人的小说美学，有万陆、徐治平、吴小林、贾祥伦、张智辉等人的散文美学;在音乐美学研究中，有叶纯之、蒋一民、张前、王次炤、修金堂、修海林、龚妮丽、韩钟恩等人的音乐美学原理，有蔡仲德、韩钟恩、胡郁青、杜洪泉等人的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有何乾三的西方音乐美学史;在戏曲美学研究中，有杜书瀛、朱立元、王朝闻、佴荣本、曹其敏、朱栋霖、焦尚志、朱恒夫、陈多等人的相关成果;在绘画美学研究中，有徐书城、程至的、樊波、陈传席、张强等人的绘画美学原理与发展史方面的著作;在建筑美学研究中，有王振复、汪正章、曹利华、孙祥斌等人的理论建树;在书法美学研究中，有刘纲纪、金学智、叶秀山、陈云君、陈廷佑、宋民、萧元等人的思想精华;在广告美学研究中，有郑应杰、汝羊、王世德、张微、邓家林、周安华、祁聿民、黎泽潮、王纯菲、孔昭林、赵惠霞等人的积极探索;在影视美学研究中，有张涵、黄会林、曾耀农、史可扬、宋家玲、金丹元等人的影视原理探索，以及郑雪来、谭霈生、钟惦棐、胡安人、卢玉瑾等几十人的电影美学专论，路海波、朱汉生、刘隆民、胡智锋、胡耕、高鑫、贾秀清等人的电视美学专论;在设计美学研究中，有徐书城、杨技慧、刘墨、欧阳友权、史鸿文、张黔等人的艺术基本原理以及翟光林等人的设计美学理论。在生活美学领域，对生活美学进行整体勾勒的有高晔、秋湘、傅其三、王佑夫、刘惠玲、赖建成、那守第、蒋勋、成远镜等。对生活美学的各大分支，诸如饮食烹饪、旅游、园林、环境、服饰、身体、交际、爱情等领域的美学研究也蓬勃发展，它们已经成为指导人们迈向美好生活的美学指南。在实用美学领域，有自然科学美学、行业美学、经济美学、文体卫教等门类之美学诞生，其中企业美学的出现，对于丰富企业的审美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辅助效用，而医学美学则对美化人体具有切实的指导作用。在这方面投入精力者，有的是专攻美学的，有的是某一实用领域的熟练操作者，他们拿起美学武器，刺向未知的应用美学领域，这对丰富美学研究的外延，拓宽其发展空间具有良好的开拓作用。流派美学研究乐此不疲对某一美学流派或某个美学家的美学思想进行研究，为读者带来了许多便利。尤其是西方的美学流派和美学家，其思想深奥复杂，常人很难窥其一斑。倘若把难以理解的东西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理论知识，确实也是一件美事。同时，对于那些缺乏理论创新能力和勇气者，这也是延续其理论研究之路的康庄大道。其中对我国的美学流派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道家(道教)、佛教(禅宗)美学以及实践美学、生态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民族美学、女性美学等方面;对外国的美学流派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德国古典主义美学、现代形式主义美学、当代存在主义美学等方面;对我国美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子、庄子、刘勰、王夫之、王国维等人身上;对外国美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席勒、苏珊•朗格、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身上。这些研究有一个通病，那就是过分夸大研究对象的地位与作用，似乎只有这位美学家才在引导着至高无上的美学主潮，因而不恰当地夸大了其研究成果。一些能力不济者竟然把通俗易懂的东西解说得晦涩难解，到处都是引用原话之后不知所云的评说。因此，对待外国美学流派和美学家，最好去看原著；对待中国古代美学流派和美学家，更应该熟读原文；至于我国当代美学家，其美学内涵一望即知，无须研究者随意加扣“帽子”。这也是此类研究者虽然辛苦，然而影响不大之根源。因此，从研究现状来看，当前我国的美学研究正处于繁荣时期，不但数量惊人，而且覆盖领域交叉多样，研究的问题也较为深透。可以说，所有能够涉猎的美学问题和领域几乎都有一些开拓者在工作，接下来能做的估计只有提出新的美学理论以及对以往各大美学领域之成果进行充实与修正。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当代美学研究者即使二十年不动笔，也不会出现美学理论匮乏之窘境。

我国当代美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关于当前美学研究的主要特征，学者们看法不一，有的归纳出五六条，有的归纳为两三条。这需要在通盘考察美学现状的基础上，运用整体俯瞰的眼光，用较少的条目框定纷繁复杂的研究动向，以便学界或大众能有较为明晰的了解。有学者认为，“转向现实关怀”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美学研究最为突出的特征:第一，对文艺问题，尤其是大众流行艺术的重视;第二，开始重视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第三，转向对审美与人生关系问题的人文思考与批评。这三条归纳非常有代表性，它把美学的大众化、日常化、生存化特质提升到重要高度。但在本人看来，当前我国美学研究的特征主要有五:(一)参与者众，成果五花八门据本人粗略估计，光是撰写美学著作的就不下千人，而发表美学论文者则超过万人。这对于一个自身就较为含混不清的领域来说，实在令人惊讶。研究者们何以能够说出关于美的那么多话语与理论?在陶醉于美学领地百花齐放的同时，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思维穿透力、天才发现力与抽象归纳力。原来人们是这么爱美，不但衣食住行等日常起居要美，在文学、音乐、绘画、工艺等艺术领域中更要美上加美，甚至从外表到言行举止，直到灵魂深处都要美。人类非常喜欢生活在美的王国，倘若跳出这个王国，估计就没有了生存推动力。美似乎是上帝丢给人类最大的“诱惑性馅饼”，它让人到死都在为之而奔波(比如学者颜翔林对死亡之美进行了思考，撰写出《死亡美学》)。最让人叫绝的是，有的我们根本想象不到和美有多大关联的领域，竟然还有学者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比如说在世人眼里庸俗肮脏的经济，竟然有邓天杰、张品良、范正美等学者撰写出《经济美学》来，至于数钱做账的会计行业，也有徐纪敏的《会计美学》为其锦上添花。(二)师承关系明显，排异性强当前美学研究虽然学者众多，流派各异，但其大致宗派还是可以通过师承关系厘清的。除了改革开放以前的吕荧、高尔泰、蔡仪、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人的主客观派或实践派师承关系明显以外，在当下的美学流派中，就有蒋孔阳、叶朗、胡经之、周来祥、曾繁仁、刘纲纪、汝信、童庆炳、朱立元、王元骧、杜书瀛、钱中文等“老当”派，以及张法、王岳川、王一川、金元浦、陈炎、潘知常、王德胜等“中壮派”。他们各有师承相续，后学者一旦加入某一门下，就会沿着导师的学术观点继续拓展，而对非其类者则多采取否定或贬低的态度。这种强烈的排异性其实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三)教材各异，令人无所适从依本人之浅见，最能显示一个人美学底蕴的莫过于美学教材，而从解放前范寿康的《美学概论》算起，或者仅从建国后蒋孔阳的《美学概论》算起，30余年来的美学教材就不下百余部，著者已达数十人。他们的理论体系差异甚大，大部分教材着重介绍美、美感、美学范畴、艺术、审美教育等内容。有些则添加了审美关系、审美经验、审美活动等，有的虽然没有添加怪异的内容，但多由众人拼凑而成，内容上显得乱七八糟。有的虽由一人独撰，但却是凭空想象，比如某一重点大学有位学者运用三段论模式，每一章节都来个“正、反、合”辩证思辨，结果一本书看下来，学生什么也没学到。(四)思辨者多，实验取证者少，归纳总结者多，创新者少在当前的美学研究中，很多人善于思辨，能与古人或当代的某些美学研究者对话、对抗，甚至敢与西方顶尖级美学家对话。至于其理论武器，要么是以西方美学家对抗国内某一美学研究者的思想，或者是以马克思主义揭露西方美学家思想的错误之处。但是，他们未能自创出新颖的理论来对抗别人，因而在热闹的批判之余，留不下一句像样的思想观点。除了撰写美学史之人善于归纳总结以外，很多人也尝试着归纳推演，比如对于美学本质的理论探讨，不论是美在意象、意境、人生境界或者有意味的形式，还是美在实践、关系、价值、生活、生存、生命等观点，都不过是复述中国或者西方已有的理论而已。(五)学位论文俨然成为新见主产地以美学为对象做博士毕业论文者，迄今为止不下千人，而做硕士论文者则逾万数。这些学位论文一般要求国内独创，因而能够成为美学理论新见的主要源生地。尤其是一些博士论文，经过一两年的沉淀加工，便转化为专著，阐发了一些新颖的美学观点。这些博士和硕士毕业以后，迫于生计，或者因为懒惰的缘故，几乎再没有新颖的成果出现，最多就是拿学位论文申报课题，通过巴结学界名人而获得立项，但最终成果仍是学位论文的翻版或者略加延伸。

我国当代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有人认为，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哲学思辨法、心理学等科学方法以及语义分析法、经验主义、社会学、历史学、系统论等。这种归纳非常到位，几乎囊括了当前我国美学研究之主要方法。其中，哲学思辨法是事先虚想出一套至高无上的美学理论，然后把它套用到各个领域中去，从中找出一些符合自己口味的例证，或者是能够支持己见的美学理论或名人言论，进而采用绝对肯定之口吻，以求赢得他人之信服。心理还原法主要是运用心理学知识来研究美学现象和命题。研究者们把西方的直觉说、移情说、距离说、内模仿说、无意识理论、精神分析说、格式塔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等套用得滚瓜烂熟，但他们从未像西方学者一样在心理实验室做过任何实验，最多不过是借用一些实验结果来验证其理论虚想。至于其它的研究方法，极大部分情况都是研究者们归纳总结现有某一美学以外的学科成果，把它挪用到美学头上来，他本人并不具有相关领域的研究能力，因此当前国内流行的美学研究方法多有不甚妥当之处，这也是创新乏力之一大病根。

我国当代美学研究的不足之处

在此，我们不禁要思考，美学思想到底是靠总结别人的理论而归纳出来的，还是靠翻译外国理论而领悟出来的，抑或是和别人论争而得来的?非也!它主要是依靠作者感悟人生或艺术之余，一点一滴从大脑里过滤出来的。倘若没有高妙、奇特、深刻的人生或艺术感悟，就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创新思想。俞金吾先生深刻地认识到，当前美学研究的不足之处有三:一是美学理论的肤浅与趋同，在文本中触目可见的只是一些外来的新名词；二是审美趣味的普遍下降；三是审美鉴赏力的普遍丧失……美学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生命、激情和灵魂。[2]这些见解非常精警，很多人的确在做“伪”研究，比如“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只不过是凭空捏造、一厢情愿的智力游戏。有人以“意象说”为主线就是较为明显的一例，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中国美学之主线，只能算古代美学的一个范畴而已。如此牵强附会，只能误导后人。当前很多学者热衷于制造出一些毫无意义的怪异词语，比如“主体”、“主体间性”、“范式”、“延异”、“此在”、“他者”、“维度”、“可通约性”、“后现代性”等术语就让普通人无法理解，此类文章也让人不忍卒读。同时，过多引用、串联西方或中国古人的思想，再强行揉捏成一个虚构的系统，这是懒人的做法，对美学研究则毫无帮助可言。但是，当前大部分学者都是这样做的，而且很多期刊和出版社也喜欢这样的成果，因为一般人看不懂，不知所云，不敢妄加评说，只好冠以“高深莫测”而“敬而远之”。更令人惋惜的是，中国当代几乎没有兼通数门艺术的美学大师，没有对儒道佛深刻体悟之人物，这是中国美学的悲哀。眼下却只能让外国美学译介者、胡乱剖析美学分支者、美学个案分析者、美学话语胡编乱造者，或者由某某杂志故意制造所谓的“美学大讨论”以引发轰动效应，这实际上是衣食丰禄者感悟力和思辨力低下的无聊之举。

我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未来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