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2 00:08:31
媒体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深度和广度远非一两篇论文甚至一两本专著的讨论所能穷尽。但我们认为，要探讨这种互动关系首先需要一个满怀希望的信念和一种批判的态度。
有人曾经天真地相信，新兴的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会自动自发地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重新分配权力、促进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的对话、新意识的传播，不仅造福于世界和平，而且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和文化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显然是过于天真的幻想。
然而，我们坚信人类，相信个人一旦聚合为集体，成为“人们”或者“人民”，就拥有重塑传播体系、甚至政治制度的能力，而只要他们发挥出这种能力，上述的全球媒体和传播网络可能发挥的作用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批判的态度源于我们对现实冷静的分析：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不一定有利于推进和平与民主。可以说，培育全球化媒体的土壤根本不是和平民主，而是统治性的制度和系统性的暴力。
基于以上的信念和态度，本文力求从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媒体全球化和民主化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泛泛而谈的新理论，更不是提供微观的描述，而是对这一对相关的命题进行理论和历史性的梳理，从中提出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在众说纷纭的议题中提出恰当的问题往往比得出草率的结论更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全球化和民主的关系，政治学中专论已有很多，但它们很少关注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虽然媒体的全球化以及媒体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而且，正如Hamelink(1995)所言，在现有讨论中，媒体和社会民主化的关系总是被当作媒体机构自身民主化进程之外的独立命题。实际上，通过媒体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市民社会或者国家运用传播来推动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民主化——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媒体民主化这一概念里的“民主化”一词有双重含义。用作形容词时，它着重于公众传播促进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和变革的方式方法；用作动词时，它意味着需要促进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也就是提高一个社会的媒体系统的代表性、可接近性、可信性和可参与的程度。还有，在目前关于媒体全球化的讨论中，文化研究领域和政治传播领域之间的对话极其有限。本文的视角正是位于各类新旧学术领域和政治实践的交叉点。我们力求从新的角度出发，挖掘前人没有发现的点与面之间的潜在联系，同时吸收政治学理论和来自其他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观点。
媒体的全球化
“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和学术争论的中心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观点瓦解了既有的范式和正统政治学说”（HeldandMcGrew2002,2）。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全球化是真实发生的现象，还是用以掩盖更重要的根本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意识形态话语？如果它是个“真实”的过程，它在历史上是全新的吗？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个人身份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点吗？抑或它们已被全球化过程替代、消解或混杂融合？全球新经济是否正在形成？它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形式？是什么人为了谁的利益通过哪种方式支配着全球治理？有什么结果？全球财富是否在增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是不是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HeldandMcGrew2002)。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派生物吗？是否标志了时空的浓缩和遍布全球的参与者和不同地方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又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及，也因此和帝国主义扩张难以区别（PetrasandVeltmeyer,2001）？最后，全球化在诸如通俗文化的全球共享和移民社区的形成等方面的表现是否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Bello,2002）？
对上述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的种种回答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划分左别的标准。有的欢呼地球村的形成和一个技术革新、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的新纪元的来临（如Friedman2000），有的则恐惧它会导致“一场反对一切的战争，被唯一超级力量主宰的世界，由国际精英组成的、导致全球生态大灾难的专制联盟，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结合”（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xiv）。Held和McGrew（2002,98-117）认为有关全球化的政治观点至少有六派之多：新自由主义者、自由的国际主义者、制度改革者、全球变革者、国家主义/保护主义者，以及激进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范式自然也隐含着对媒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的不同认识。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现代化范式倾向于关注媒体对促进由专制独裁向自由民主转变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东方和南方的国家。跨国媒体——特别是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媒体——大多被当作社会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代言人。因此，传媒大亨、西方政府、新保守派和技术热衷者们的代表性观点是：
如果将政府视为信息民主的潜在威胁，媒体技术的全球化就使得绕过独裁政府对信息流动的控制、打破独裁者对不同观点的压制成为可能。作为摧毁政府传播垄断的催化剂，市场化改革一旦和媒体技术的广泛利用相结合，就能引入信息民主。（WaisbordandMorris2001:vii-ix）.
与之对应，持批判态度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反全球化社会活动者把西方跨国媒体和按自由市场逻辑来组织的全球信息流动视为不平等的统治性权力，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削弱了各国政府保护其“自主信息空间”的能力（WaisbordandMorris2001:ix）。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我们需要探索的是政治社会民主化与媒体全球化之间的复杂的、有时相互促进，有时互相矛盾的关系。我们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个虽然不是全新但意义重大的现象。大众传播过程、传播机构和传播技术一方面影响了全球化浪潮的演进，一方面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根据Sreberny（2000）的研究框架，我们讨论媒体全球化如下的几个方面：媒体在组织、市场、形式、流动、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媒体“由下而上的全球化”，即媒体在市民社会中的运用。
这些相互关联又不平衡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加速，并导致了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在组织逻辑和治理上的重要转变。二战后的30年，虽然世界处在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敌对的冷战背景下，世界传播体系基本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组织（或重新组织，如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国家组织的媒体服从于不同程度的公开检查和政治控制。在西方，传播政策则与国家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自由民主相联系。传播政策有两个关键要素：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前者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原则；后者则体现了公民权利、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原则在决策中与市场和私人财产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为重要的理念（SchillerandMosco2002,6）。
历史上，这两个要素在传播领域中为资本逻辑的完全表达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缓冲。许多西欧国家对公共广播实行垄断。在加拿大，虽然历史上“不是（本国）国家就是美国”（thestateortheUnitedStates，也就是说，如果加拿大国家不介入广播业的经营，而只让私营广播按市场规则运作，加拿大的整个广播业就会成为美国商业广播网的一部分）的争论把传播和文化政策中的激进民主观点边缘化了（Mazepa,2003），本国控制是公共广播体系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体系被认为是哈贝马斯主张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最好体现，在私人广播之外提供了有利于民主的选择。因而，它不仅受到广泛的赞扬，而且被认为是加拿大的文化立国之本。即便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也建立了本国控制的传播系统，禁止外国人拥有通讯业公司和广播电视媒体。当然，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积极向海外扩张。公共利益的定义虽然不太明确，却在美国传播法规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它意味着对资本积累以外的其它目标的认同。
公共服务原则是在战后“自由社团合作主义”（liberalcorporatism，CurranandLeys,2000,221）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下被确定、协商和实践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渗透国家各个角落的公共服务原则抑制了市场关系和商业广告在广播电视业及其周边行业中的深化与泛化”（SchillerandMosco2002,9）。这一背景为美国新闻业的“高级现代主义”时期提供了条件。较高的职业自主性和“客观性原则”是这一时期新闻业的主要特征(Hallin2000a,221;HackettandZhao,1998)。
在刚刚独立或脱离殖民统治、并被视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媒体系统不仅按国家政策组织，还被授权来促进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然而，这些系统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前殖民势力和跨国资本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结盟运动的参与者不仅要求通过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来获得更有利的全球贸易地位，还极力要求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这一运动的部分理由是为了保护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在传播政策主次选择中的独立。
虽然各国对正式但是非强制性的国际规范和条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倡导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承诺，战后的传播政策主要在各个国家自己的框架中制定和执行。很多人注意到，全球化使现有的理论和实践中显得问题重重的原因之一，是它对民族国家作为政治权利和民主责任的“承载者”的角色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关系在传播权利和结构（公共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在政治性更强的机构中的重要性。国家死亡的说法是否夸大其词仍然是社会理论家（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AronowitzandBratsis,2002）和传播学者（CurranandPark2000:11-16;MorrisandWaisbord,2001）激烈争论的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当今国际传播理论中的许多逻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生的三次相关的变革。
第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原因复杂，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些国家内部部分精英和民众对民主和民族自立的渴望，也是因为美国里根政府强化冷战策略，对社会主义阵营施加了经济压力。
第二，“国际信息传播传播新秩序”（NWICO）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强愿望大多被抑制，原因有后殖民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也因为它们受其到了外在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系统攻击。这些攻击由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外发起，还源于西方跨国媒体集团，因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倡导的国际传播重组对它们形成很大冲击(参见Preston,Herman,andSchiller,1989;Vincent,NordenstrengandTraber1999)。在联合国内部，与“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相符的有激进的媒体民主化可能的项目被单纯强调为第三世界媒体工作者提供西方技术与专业技能培训的发展项目所代替。同时，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不再挑战西方传媒对传播技术和跨国信息流动的独占性支配，转而赞成与全球媒体的统治性势力协商它们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关系（Mosco1996,209）。
第三，市场自由主义的崛起，它发源于英美这两个最强大的北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发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作为意识形态教条，市场自由主义几乎像宗教福音一样被推崇与推销，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自愿或非自愿地接受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导逻辑。
以上变革同数字网络和技术的飞速提高相结合，解放了资本力量，并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由市场驱动的传播体系铺平了道路。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私有化、商业化、贸易自由化及总体的放松管制（更确切地说，是基于市场的再管制），包括在国家媒体系统中取消关于维护本国控制和公共利益的限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站在这场运动的最前列（HermanandMcChesney1997;Schiller2000）。国家不再是媒体服务的提供者，对媒体所有权和广播通讯行业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责任条款的管理也大大放松了。
媒体全球化的第一个方面是跨国媒体公司和市场的主导地位。媒体兼并的浪潮产生了超大规模的传媒集团，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和“贝塔斯曼”等。这些集团在超国家力量和民族国家力量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扩张到全世界。当然，商业化和外国渗透的程度和范围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媒体部门是参差不齐的。威权政体对跨国媒体的渗透有重要的限制。但总的来说，新形成的系统在所有权结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越来越全球化。尽管美国的信息和娱乐公司仍然在全球占据突出地位，但它们的拥有者在国别上趋向多元。通过合资企业和其它组织上和经济上的结盟形式，以前具有鲜明国家特色的媒体系统在结构上与大跨国媒体集团发生了联系。同样，媒体的生产和消费，如电影和广告的生产和消费，也被全球化了。有人认为这是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全球体系的证据，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文化统治已经转化为跨国集团的文化统治（Schiller1993）。
第二，媒体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目前支配跨国媒体生产和流动的大约10家公司的崛起，还意味着商业化媒体作为普遍的媒体形式在全世界的推广（虽然欧洲公共广播制度在新兴的东欧民主国家有一定形式的扩散），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工业在南方国家的建立，进而对全球和各国的传播空间进行新自由主义重构。更广泛地说，西方媒体形式的扩散既包括了作为信息扩散和传播手段的收音机、电视机及因特网技术，还包括节目类型和形式、职业观念和惯例。
第三，跨国媒体流动，即信息、形象和产品通过大众数字传播网络的分布与扩散，由全球和地区的制作中心支配。同时，反向信息流也有限度的存在，占全球支配地位的媒体也会对边缘国家或地区的媒体内容、形式和投资进行有选择的融合，如合拍电影，经过挑选的（和改编）南方文化的版本，或更确切的说，南方的文化元素和跨国集团的融资与发行支持结合在一起后，越来越多地受到北方受众的欢迎；“世界音乐”和某些电影都属于此类情况，如武侠影片《卧虎藏龙》和鲁珀特-默多克旗下公司拍摄的描写南亚女性移民在英国的经历的电影《我爱贝克汉姆》。当西方媒体，主要是美国媒体集团，在海外扩张的同时，外国媒体集团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市场扩张，如墨西哥的Televisa把广播节目、杂志和音乐唱片出口到美国(Zhao&Schiller,2001;PaxmanandSaragoza,2002,64-85)，中国也把卫星电视频道送到了全球各地，《女友》杂志办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但可以说，从加拿大电视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到中国的休闲杂志，全球媒体生产中心以外的媒体受众越来越多地直接或间接消费进口的媒体产品。
第四，同时也更不确定的是，当无数人同时体验着一致的媒体形式、媒体产品、渠道和景象（如戴安娜王妃之死和入侵伊拉克）时，媒体流动的全球化是否也意味着媒体效果的全球化。之所以有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所谓“同质”的效果不能靠推定来确认。大量研究证明，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下，受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具有差异，对不同形式的媒体接受程度也不同。
第五，媒体的管理有全球同质化的趋向。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共产主义的“转型社会”，西方媒体的管理体系起码在原则上，如果没有在实践上¬，被采用（见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传播法律法规的角色被重新界定。1996年美国电信法对市场和企业偏向十分明显，在全球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看到自己的角色正在从“行业的管理者”变为“市场的推动者”，努力促进国内和国际传播的竞争（Thussu2000,93）。市场原则同样体现在欧盟传播政策中，尽管程度比较低，方式也比较复杂，并比较有争议（McChesney1999;Mattelart,2000;Schlesinger,2001）。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已体现在最基本的宪法层面。例如，美国的司法解释越来越多地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变成一个挡箭牌，不是为了改善公民的传播民利，而是要“让政府的法律法规不触及私有媒体和广告”（McChesney1999,257）。
在全球范围内，媒体管理也发生了双重转变（OSiochru，2002；赵，2003）。首先，超越国家的组织，如世贸组织和地区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在设置政策框架中起到了比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二，公共服务和全民服务的观念正让位于市场原则和跨国集团的利益。传播法规首先是作为贸易问题被修订，遵循的商业逻辑正是“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批判的对象；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贸易体系取代联合国成为管理国际传播事业的首要机构。意义深远的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机构）的管理和组织框架也被重构，给与私有企业和成员国几乎同样的权利。今天，国际电信联盟“建议世界各国解除那些阻止广播电台、有线电视企业和电信公司中的混合所有权的结构性规章，并且始终按照世界最强的国家和它们的传播公司设置的议程行事”（Thussu2000,91-93;seealsoHill1998,99-121）。在这种背景下，以技术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国际电讯联盟取代联合国来负责组织“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SummitonInformationSociety,WSIS），十分值得注意。
上面所说的各项变革带来了泛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传播体系——这种新秩序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名称。拥护者称之为“信息社会”或“地球村”。批判性的提法很多，有传统的帝国主义概念，也有Hardt和Negri提出的既新颖又有挑战性的“帝国”观念。Hardt和Negri认为，与军事和经济力量一起，这种传播体系通过定义现实来成为“帝国控制的基本工具”（2000，346）。这个体系的主导逻辑就是通过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传播输出网络，促进资本积累，致力于“创造世界消费者”（Schiller，1993a），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就是让全世界的个人都成为有利于跨国资本利益的主体。
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很多作者认为上述趋势证明了媒体传播网络与全球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结合（HermanandMcChesney1997,Chapter1;Schiller,2000）。然而，这种由企业和政府驱动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与“全球抵抗运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相对应的（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10;Dyer-Witheford,1999）。这是媒体全球化的第六个特征：为满足企业和军事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跨国传播网络，被民间社会活动家所利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主张。在越来越网络化的世界，主流媒体的权力正面临非主流媒体机构和传播实践的挑战和竞争（CouldryandCurran,2003）。近来，国际民间组织网络的一个新焦点是跨国媒体的治理。这些新趋势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不是既充当了民主化的动力，也成为民主化变革的目标？
媒体民主化？
和全球化一样，民主也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在西方社会，它受到普遍的拥护；政治家不想被当作是反民主势力，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有理论家自称后女权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但没有人给自己贴上“后民主”的标签。在南方和东方国家，接受民主的观念要困难一些，因为它有时被等同于外国势力和不受欢迎的西方普世主义和/或资本主义价值观念。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历史终结”的陶醉感和民主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已经随着定期的全球经济危机、后苏联国家中的腐败和经济萧条而消失；种族国家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卷土重来，在某些国家中，快速的市场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已经造成了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少数民族和在经济、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占本国人口大多数的民族之间潜在的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了陶醉感和必胜信念的消失(Chua2004)。然而，尽管世界上很多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民主”，但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应该反映他们的价值和利益。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力量争取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斗争在全世界稳步推进。
虽然学者们支持民主――不论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结果，还是一种正义与人道的统治方式，对全球化媒体在民主进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媒体自身是否需要民主化，答案则各不相同。原因之一是民主有很多不同的概念，它们互相矛盾，为评估媒体的表现提供差异极大的不同标准。冷战时期，加拿大著名学者Macpherson(1965)挑战过西方正统观念，他认为即便的非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如共产主义和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原则上也可以合理宣称自己的民主性。这种宣称扩展到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建设民主（虽然听起来含义颇为模糊），这种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的组织形式，而且是一个没有阶级统治的社会类型，它能够培育发展的动力，即让每个人都享有充分发展和展示自己能力的平等权利（Macpherson1965,58;又见Macpherson1977,114;Downing2001,43-4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主传统并非西方所独有：遇事互相协商和类似共产主义公社的平等组织制度是许多非洲社会被殖民者占领前的特征。这种组织制度必然地拒绝个人拥有“自然权利”这种抽象的西方概念，而是将亲属关系和给予个体生命意义的部落集体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当然，这种传统也有缺点：限制个人自由、保护家族关系、容易引起与敌对社区的冲突。
即便植根于中产阶级革命和早期现代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也不能说是一种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的政治传统。大致来说，关于民主和经济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媒体，我们可以确立三种宽泛的观点（Hackettforthcoming）。
首先，从市场自由主义派(marketliberal)的角度来说，它并不将民主自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是把它看作是维护政治稳定及个人权利的一种最佳公共制度安排，特别是所有权、缔约和交换的个人经济权利。尽管市场自由主义派经常采取平民立场，但他们对私人消费——而不是公共美德——的强调与精英主义的民主观交织在一起。熊比特（Schumpeter）（1942，引文见Baker2002,130）对这种观点的表述最为经典。按照这种观点，民主只是选举领导者的过程，公民的参与仅限于几年一次的投票选举——从本质上讲，就是让公民在政治市场中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该模式下的媒体和其他产业一样，最好不受政府控制，以便市场对消费者的取向做出反应。如果媒体有公共职能，那就是监督政府，因为政府被视为个人自由的最主要威胁。如果市场自由主义派，尤其是在美英，发现西方媒体有民主缺失的话，就会把它归咎于国家对媒体的干预（特别是公共广播），或者所谓媒体记者的左派偏见。
市场自由主义和精英民主的观点已经在多层面上受到抨击，包括它对公民参与不恰当的悲观、对媒体和政府集中财富后超强权力的忽视。另一种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democratic)的观点比较重视公民在公众评议中的参与价值，并号召媒体促进公共领域的建立——“在这种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可以进行信息和有关公共关心问题的观点的交换，从而形成民意”（Dahlgren1995,7）。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的理想特征应当包括：不受支配的自由讨论、平等参与和基于公共原则——而非仅仅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诉求。媒体的民主角色则应当是向各重要团体提供可表达并发展其利益的论坛，通过易于接近和包容各种观点来方便全社会达成政治共识，并把作为私人的个体以民意的形式构建为一个公共形体（Curran1996,82-83;Baker2001,129-53）。
很多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publicsphereliberals)发现当代欧洲及美国民主中的病态——日渐下降的选民投票率、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嘲讽、政治与公共议程之间的脱节、政治话语的琐碎化等等。不安的理论家们发现一部分原因出自政治环境，比如导致分歧的新问题、形象至上的政治竞选、选民对政党忠诚度下降等（Blumler和Gurevitch，1995，206）。但矛头同时也指向了媒体实践，程度稍逊的还有媒体结构。这些批评者称，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压力及市场再管制已经把新闻媒体推向了小报化和信息娱乐化。频道增多而引起的媒体受众分众化削弱了公共领域的一致性，并容易导致政治分化（Turow,1997）。新闻从业人员向政客的炒作顾问(spin-doctors)争取自主的努力迫使他们采取半敌对的立场，更多地关注政客的策略和丑闻而非实际的政策。尽管有学者批评这些“衰落的叙事”（McNair2000，197；Norris2000），它们已经引起了适度的改革新闻实践的努力。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报纸尝试推动社区居民对公共事件的集体讨论，而不是只根据官方信息来源报道（Baker2002,158-63；Hackett&Zhao,1998）。虽然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关健的，新闻从业人员道德操守和新闻实践改革的意义和在职记者对变革的影响能力同样不容低估。
尽管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常常赞成对新闻实践的这种改革，他们却并不质疑媒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结构，更不用说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出疑问。与此相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radicaldemocrats)对评价媒体表现提供了更充分的标准。如果说市场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对于政策的公众审议；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加上了第三个方面，即不仅把民主视为一套程序性的规则，还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培育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性力量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前面Macpherson所提到过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寻求重振代议制民主，还在于促进对政治、经济和市民社会决策更为直接的参与。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倾向政治平等，还要求文化、社会、经济资源更合理的分配。他们认为，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是敌对的；即使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与经济精英们也会与下层社会发生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权力有整体上分析：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不能与在国家、经济、性别、种族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相脱离；确实，只要这些等级存在一日，公共领域中必然会有话语权的不平等分配。
激进民主主义者支持其它模式倡导的媒体作为“政府监督者”和“公共领域”的角色，但同时他们也期待一种民主的媒体系统以抵制社会秩序中的不平等权力（McChesney1999,288），并推动下层团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包括作为民主更新机构的改革性社会运动(Angus,2001)。
在激进民主主义者看来，西方特别是美国这种商业化的、由企业支配的媒体系统，其政治经济的很多方面都有悖于民主平等及参与性的公民权利。无数结构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媒体所有者的政治利益以及他们与商业精英的联系、高昂的行业进入成本、所有权集中化、商业媒体高度依赖瞄准富有消费者的广告收入、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媒体、一度互相独立的媒体产业的融合、媒体集团与政府之间密切关系的发展(尽管政府本来应当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对媒体进行管理)——都被认为对煤体内容的多元性和公众对媒体的平等接近有消极的影响，并潜在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层面。（Hackett和Zhao,1998;McChesney1999）。随着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对传播的控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OSiochru（2002）归纳出几个需要着重关注的相关问题：公共领域的扭曲和缩退、对消费主义孤注一掷的盲目宣扬、知识私有化和商业化所带来对“公共信息空间”的圈地、电子媒体对民权的侵蚀。
媒介民主化的四次波浪
既然民主的概念有这么多分歧，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又如此不平衡，所以将媒体民主化作为单一项目或运动来理解有困难也不足为奇。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中，曾出现过几次媒体民主化浪潮，每一次在历史起源和思想资源上都不尽相同。
上文提到的20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的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争论是这些浪潮之一，它是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争取独立与发展的副产品。它表达了民主化过程中两个具有潜在矛盾的方面——后殖民国家在文化与传播上的（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概念，类似于Macpherson提出的第三世界追求发展的民主）和给予公民更多权利的参与式传播（这是一种更加类似于激进民主或“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传统）。推进NWICO浪潮的主要论坛是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里大国统治的现象由于一国一票制而有所改变。它最终的成果便是1980年的“麦克布莱德报告”（MacBrideReport)。Valle（1995，205-10）认为这一报告寻求的是五个全球性问题的答案：
1）传播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存在巨大鸿沟，非工业化国家对于工业化国家在相关技术方面的严重依赖。
2）信息商品化及其对以下诸方面的消极影响：公众对信息的普遍接触、媒体满足教育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大众对传播的实质性广泛参与、广告大力推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条件下的文化保护问题。
3）南北之间信息与媒体内容的巨大不平衡，以及这一不平衡因北方跨国媒体对南方报道中刻意忽略和错误描述而进一步加深。国际通讯社是当时注意的焦点，但这一争论也逐渐囊括了其他媒体形式中的不平衡，如跨边界数据流动和广告（MacBride和Roach1993，6）。
4）外国干预和跨国公司对数据流动的控制对不同国家的信息传播所造成的威胁。
5）发展草根和另类传播形式，用于大众教育、表达公众意愿或大众动员。
NWICO运动存在很多缺陷，比如第三世界一些伪善的领导人打着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旗号加强国内控制，但这些缺陷丝毫不能损害它对70和80年代国际传播进行的双重批判——被西方强权控制、按照资本积累的逻辑运行——的重要性(Mattelart,2000;赵，2003)。实际上，NWICO强调了在关于出版自由和民主交流的讨论中常常被忽视或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一种内在关系：以前，民主传播模式，对民主传播的渴望，甚至在更广泛意义上，对民主模式和民主的渴望，都只是局限在某个国家内部被表达、争论和（不完整地）建构。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传播中民族国家的追求是与反帝反殖民和其他一些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社会运动并非都倾向于采取暴力或列宁主义的方式，也并非都在国内建立了程度相同的威权统治——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虽然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的早期斗争并不符合现代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定义，它们的斗争目标却可以理解为民主传播得以实现的一项前提条件：不受外部控制的民族集体自治。
尽管官方的NWICO讨论大多在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层面上进行，在国际范围内，起码在一些国家，它同时也是一项“人民运动”，激励了国家政策制定者之外范围广泛的其他参与者和多种传播形式，而这些参与者和传播形式反过来也激励了这项运动。在拉丁美洲，工会和教堂等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了民众自办的社区广播，如玻利维亚的矿工广播。PauloFreire的教育哲学则强调贫困人口在小集体传播中对其自身价值的表达和对自身贫困根源的分析。在印度和非洲，大众剧场和其他传统的民间媒体有长久的传统并有一定成功经验，小型印刷媒体和录像则成为城市中工会和社区团体的表达工具。
媒体民主化的第二波由20世纪60、70年代一场要求听到公共声音、鼓励反主流势力参与传播的社会运动引发。这一浪潮与上述的世界性第一波在时间与思想资源方面有重叠之处。这项运动挑战的主要对象是全球资本主义中心——西欧及北美的大众媒体中越来越集中的企业控制、霸权性的话语表达和商业化的逻辑。这些挑战根源于青少年的反主流文化思潮和20世纪60、70年代新兴的社会运动，包括反越战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学生为主的新左翼运动、（自由）民权和美国（激进）黑人民权运动、少数民族争取平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魁北克独立运动、环保主义、反核抗议等等。一些理论家（如Melucci，1980）注意到了以个性为前提的“新”社会运动与以国家和经济（比如劳工问题）问题为导向的“旧”社会运动的区别。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别颇有些牵强（Carroll和Hackett2004）。在西欧，特别是意大利和英国，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劳工和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抗争密切相关。
起初，部分此类运动在主流媒体有比较同情的报道，还有一些，如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甚至能够在主流媒体的帮助下形成国际性的运动（Dale1996）。但更多的情况是，媒体框架忽视、贬低甚至否认反主流势力的重要性（Gitlin1980;Hackett,1991），从而促使他们创立了“另类的”或“激进的”媒体（Downing,2001），进而建构超越或反对企业和国家控制的独立传播网络，即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随后的数十年中，随着主流媒体的所有权日益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促使主流媒体观点更多样化和民主化的努力也增加了很多形式，如通过媒体教育和“文化干扰”来改变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培训和公关活动使主流媒体增加进步信息内容；组织以改革国家传播政策和媒体组织结构为目的的联盟（Hackett2000）。英国始于1979年的“新闻与广播自由运动”(CampaignforPressandBroadcastingFreedom)和美国始于2003年的“自由新闻”(FreePress)都是建立此类联盟的先例。
激进的民主运动和“公共领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强调的西方媒体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deficit)已经引发过政府的调查和局部改革，譬如英国的媒体所有权最高限额、美国广播的公平原则及其它公共服务规则、法国的回应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媒体补贴政策。这些改革都在当今的全球化时期之前实施，在很多国家，它们都已经或者正在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废除或削弱。但在西方，媒体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势头。
相反，西方政府、西方的基金会和西方媒体公司对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次波浪相对比较支持（虽然这三者中最后者的态度也许最含糊）。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波发生在由独裁政体向自由或名义上的民主政体转变的转型社会中，媒体改革和政治、法律改革结合在一起（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自前国家解体后，前苏联国家，尤其是东欧，通过巨大努力进行改革。因此这次浪潮有将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如波兰工会Solidarnocz的群众运动），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原政体中的自由主义势力，最著名的是戈尔巴乔夫）同由外而内的民主化相结合的特点。
但尚需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改革是否有效，其结果是通向一个有活力的市民社会还是融入一种去政治化的全球消费文化。总体来说，后共产主义的媒体改革，较多地涉及自由化——对媒体管制的规范化和对个人及企业免受政府压制的表达权利的肯定，而较少涉及民主化――对民众自治和根据自身能力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实质性权利的强化（Hamelink,1995）。的确，跨国媒体集团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其它经济利益问题的关注要超过对公众观点多样性和表达自由之类的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他们已经并且还在与亚非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形式的支持市场自由和跨国资本的军事独裁或市场专制威权政体相处得相当不错。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细微的差别非常多，跨国媒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支持民主化的记录，而且西方国家促进“转型社会”改革的努力没有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式，美式商业模式（市场自由）与欧州“公共领域”模式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媒体民主化第四波出现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促进了致力于社会民主化和传播民主化的跨国民间社会网络的形成。作为最新的发展，这一波值得特别的关注与重点评说。在世界很多地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传播网络和信息技术已被反全球化，或更准确地说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所采用。最近几十年中，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s）在全球传播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有着复杂的思想历史，它的重新崛起与东欧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紧密相连(Sparks和Reading,1998)。非政府组织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出现于国际舞台。有效的传播策略，包括对主流媒体的运用，一直都是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展现其力量有一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它们于1995年到1998年间介入了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进行的《多方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来自70多个国家的超过600个组织参加了这场运动，最后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旨在给予资本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的贸易谈判。虽然非政府组织的这场空前的网络传播动员与干预并不是谈判流产的唯一原因，公认的观点是，它们的作用十分重要。这种介入可以被看作通过媒体（主要是因特网而非其它大众媒体）推行民主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决策的范例。而一个范围更加广泛，虽然不是那么显眼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就是各种南方妇女网络的出现。
然而直到最近，非政府组织才开始致力于传播过程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他们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活动也十分多元，有的致力于媒体教育、有的致力于媒体监测与分析、有的则着重于促进言论自由和保护记者权利，更有的倡导与全球化传播相关的政策(赵，2003)。
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现在虽然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梦魇（Nordenstreng1999），但它仍然是动员市民社会的一件宝贵遗产，这点在2003年底在日内瓦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全球市民社会的地位中可见一斑。除了前所未有的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市民社会组织和力量的广泛参与外，这一力量第一次作为国家和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国际性峰会上取得正式参加者的地位（而不是像世界其它峰会那样，只是旁观者和会议大厅外的抗议者），并发表了体现民主精神的名为“建设人类所需要的信息社会”的宣言(中文版见ITU网页，www.itu.int/wsis/docs/geneva/civil-society-declaration-zh-pdf)。此外，《人民传播》和其他国际文件都表达了对媒体多样性、媒体责任及大众对社会变革能力的渴望。并且，在上文提及的媒体民主化前几次浪潮中出现于国家背景下的另类媒体，现在也正在通过互联网扩展和跨越国界。许多独立的非主流记者通过互联网报道伊拉克战况正是这种传播的例证。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组织机构的区别，非政府组织的媒体在占统治地位的全球传播系统之外提供了对该系统进行补充、调和甚至挑战的多种声音。
当然，对跨国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任何乐观看法都必须在现实中冷静下来。首先，在改变而非维持现有的在阶级、种族、国家、性别等领域的不平等统治关系问题上，并非所有的市民社会组织都是进步的。第二，即使进步的市民社会行动也并非总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在东欧，早期所谓自治“市民社会”的承诺至今尚未实现；相反，随着新闻界按商业逻辑操作、广播电视屈从于执政党的影响，“市民社会”变成仅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达。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峰会上的地位有历史性的突破，在上文提及的2003年在日内瓦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占世界近1/5人口的中国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组织参与(Zhao,2004)。在中国，传播系统中跨国媒体公司，政府、和被商业媒体作为消费者来迎合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话语强势十分明显，在人数上并非少数的弱势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十分微弱（Zhao,2003）。在印度日益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媒体制度中，类似的系统偏差也同样明显：倾向于城市中产阶级、不利于农村贫困人口。在非洲，南非已在媒体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它曾经与广泛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结合在一起，但这种市民社会推动的公共广播在非洲却也是硕果仅存，在其它大部分国家与地区，民众挣扎的声音在强权政治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的”结构调整”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中显得极其微弱。与之相比，在拉美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的网络覆盖和动员则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萨帕塔(Zapatista)起义。最近，NaomiKlein（2003）报道，在反对跨国公司不顾当地利益的矿产开采斗争中，阿根廷南陲小城Esquel的市民和绿色和平组织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联合起来，并不断“挖掘”对本地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发挥关键作用的信息，最终发起全体市民公决，投票抵制了一家加拿大和美国合资开采企业的投资计划。
当然，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跨国资本之外、甚至与它们具有潜在对立性的力量，“市民社会”的概念仍有待分析。当非政府组织被当成市民社会人时，这个概念更值得推敲。毫无疑问，有一些媒体，如“独立媒介”（IndyMedia），试图帮助那些在全球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地区和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有“迎合并服务于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议程（Hardt和Negri2000，312-13），成为它的“道德力量”。一些评论家认为，帝国的力量已经越来越深入非政府组织的领地，创造、培养或把它们转变成灵活的外包型团体，通过它们实现自己的目标（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88）。因此，国家一方面向上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转移到WTO这样的超政府实体，另一方面向下将一些功能转移到非政府组织，使他们成为“影子国家”的一部分（Mitchell，2001）。
所以，在评价“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意义时需要谨慎。然而，在美国这个全球资本的心脏潜在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形成、妇女组织的跨国网络的出现等，说明了市民社会和媒体全球化的正面意义。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矛盾与问题
所有这些复杂的趋势相互叠加，提出了复杂而繁多的问题，在这里无法充分的解决。我们仅仅列出以下问题，为将来的研究、讨论及行动提供思路。
1、全球媒体机构（和媒体全球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我们上文提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庆贺，一种悲观。市场自由主义相信全球化了的媒体机构的民主化作用。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全球媒体对推进民主的作用还不够大的话，是因为它们缺乏渗透。相反，激进民主派学者则认为，全球媒体的民主局限正是它们遵从的市场逻辑的结果和成功控制新市场的产物。实际上，媒体全球化的实际意义非常复杂，因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也因为传播的手段、内容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中国，90年代以来，不仅国内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新闻从业者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媒体本身在结构上的变化和它们在华的利益关系与80年代也有很大不同。十几年之前，美国的三大电视网还不是各个跨国媒体娱乐集团的子公司，它们的母公司在华还没有投资利益(Zhao，2001)。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媒体娱乐集团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不免直接或间接影响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取向。在拉丁美洲，媒体早已经按商业模式发展，国内媒体与跨国媒体的整合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媒体，它们对地区民主化影响都很复杂，没有单向或一致的效应。一方面，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概念的发展和政治的非威权化尚未完成。而传统政党政治的堕落、政治推销的兴起、以及电视作为代表底层阶级的媒体的重要政治角色，使一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担心拉丁美洲的政治是否已被美国化。但另一方面，最近几年这一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发展也显示了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的精英主义局限。在巴西，鲁拉的劳动党在重新振作的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获得选举胜利；在阿根廷，被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下层民众在国家经济经历了近于崩溃的危机之后，自发组织起来，重建自主的经济社会生活形态。独立电视纪录片<<为阿根廷哭泣>>(CryforArgentina)生动描述了这一发展。在委内瑞拉，虽然有美国的期望，还有国内主流媒介与反对派的合流，这些势力还是没能通过非法和合法公决有同情下层民众主张的现政府。所有这些，加上印度国大党重新获得政权，都证明了怀疑主义、个人崇拜、电视推销和消极旁观主义之外的实质性民众民主政治的存在。
在对媒体全球化表示担忧和赞成的两种观点的对立中，媒体全球化的不平衡性质和明显以阶级为基础的跨国媒体供需结构可能会被忽略。事实上，能直接接触全球化媒体的群体主要限于少数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和男性比例非常高的精英阶层，因此Sparks（1998，122）称由此产生的传播空间是“帝国主义的、私人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必然的“全球公共领域”。即使这种全球公共领域的假设被接受，与这一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民主概念也是相对狭窄，意味着市场经济和定期选举制度。对媒体全球化民主后果的评估不仅与对它的影响不同的评价相关，也与以上讨论的不同民主类型各自不同的规范标准相关。
这些评估结果也和对公共传播媒体与其它的社会政治机构和进程之间的关系更广泛的假设相联系。正如我们在上文对于民主模式的讨论中所暗示的，对西方媒体的理解各有不同：在同政府的关系中，它或是独立的“看门狗”；或是对权力逢迎讨好的“哈巴狗”；或是对权威过分敌视的“疯狗”。在东欧和其它“转型社会”，媒体则可能被看作是正在寻找安全家园的“流浪狗”。然而我们希望避免这种“单向度”的描述，而把媒体当作变革与抗争发生的场域本身。在原专制国家政治动荡的情势下，“小”媒体可能比官方媒体或跨国媒体集团更具影响力；尤其是当小媒体同社会运动的改革势力结合起来时更是如此（Downing和Ford、Gil、和Stein，2001）。
2、媒体所有权明显多样化、全球媒体流动多向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意义是什么？区域性媒体是否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决定性的纽带？像Al-Jazeera或巴西的Globo这样的地区媒体是否有助于建立更多元化或更多极化的世界秩序？
我们认为问题需要重新审视。这里问题在于民族主义（文化）的分析框架与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之间的对比。前者可能认为跨地区及反向的媒体流动驳斥了体现美国文化产品向世界其他地区单向流动的“文化帝国主义”。但这种媒体流动的多样化不应该与新的制度逻辑和民主选择与表达的新时代的到来相混淆（Zhao和Schiller，2001；赵，2003）。相反，资本积累的逻辑正成为全球传播体系的统一规则。跨越空间的全球化媒体体系的形成是媒体生产中“商品化强化”的过程，是在美国以及其它地方的“超级商业主义”发展的过程。在全球媒体系统中，只要可以带来利润，一切都似乎可以用任何语言、在任何地方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频道增多和小众化仅仅表明“跨国视听工业愿意‘寄生于’文化差别中，而不是改变这种差别——只要文化差别能带来利润”（Zhao和Schiller2001，140）。对种族和民族差别的再现，”帝国“的“解决方法”不是去同化或否认它们，而是用一套有效的控制机制去支持和管理它们（Hardt和Negri2000，200-01）。同旧式殖民主义相比，全球化让全球化集团更容易地整合地方企业、吸纳当地精英，而不再从政治或经济上消灭他们（Sklair2001，256）。
因此，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相排斥可能是一个误解，基于反向信息流动而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Schiller1991）。以拉美为例，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北美媒体模式和企业影响了拉美，依附和模仿不是这种整合的全部；当地的政治文化也塑造了拉美的媒体。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个文化地理学问题，而是社会组织的主导治理逻辑问题。例如墨西哥Televisa公司成功的跨国商业性电视产品，可以看作是文化产品的资本和商业逻辑战胜其它公共传播组织方式的标志（Sussman,2002）。在分析拉美电视剧的成功输出并把它当作反向媒体流动的经典范例时，正如马特拉(2000,43)所提醒，国外机构和广告商在拉美本土文化吸纳它并把它发展成本土文化形式之前早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3、西方模式和观点对理解和促进全球政治和媒体民主化过程有多大的充分性或关联性？这里，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双重过程正在出现。一方面，西方媒体理论和实践正通过西方出口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进口国的同时努力而扩散。起源于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观点正在指导着后苏联“转型社会”的媒体改革。在非洲，虽然很少有人接受公共服务广播的观点，但也没有出现其它西方或是来自于当地传统的民主选择。在其它许多地方，不仅是西方媒体及其产品，还有它们的组织和职业模式都在传播和扎根于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壤里。由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对非西方新闻工作者的训练计划就是这种努力的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媒体体系最民主的方面——客观主义和公共服务性广播的职业理念——被传播到其它国家，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却被削弱。过度商业主义严重腐蚀了美国媒体的公共服务信念。当东方和南方的改革者在拥抱北美新闻的“客观性体制”时（Hackett和Zhao1998），西方激进的民主评论家指出了它的局限：它使公共话语倾向于那些最具有文化、经济、政治资本的阶层，它成了推进媒体结构性改革的障碍，它约束市民社会运动和媒体间的正面联系，和（或）在冲突性问题中强化极端。尽管在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配合下，新闻监督的力量不应该被低估，但是在威权政治、社会整体不平等、城市中产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改革动力的社会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在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角色可能会曝光地方丑闻，但往往不涉及深层问题（Zhao,2000;郭，2001；孙，2002)。即使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中，调查性新闻也可能被政治力量压抑，而且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它常常较少反映农村贫困人口被压抑的抗议。
这些质疑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可以被用作评估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媒体和民主的适当基准吗？民主传播理论假设了一个关注内部政治社会联系的民族国家框架，可实际上，民主斗争一直都与世界政治经济和外部关系相连，不管要分析的对象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两个世纪后的民权和反战运动、还是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反对资本主义运动。
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提醒我们，民主既取决于全球国家体系内各国之间的霸权和从属关系，又取决于民族国家内阶级和种族妥协的程度。这里，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条件和互动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政治和民族主义政治有持久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治理问题有深远的意义。虽然我们不一定要接受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内在张力这种观点(Wood,1995)，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时的确有矛盾和关系紧张的一面。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意大利、德国和希腊）有时也回复到独裁统治中；在最近的民主化之前，亚洲（印尼）和拉美（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其它国家）市场改革的引进有时是通过严酷的军事独裁推进和维持的（Petra和Veltmeyer2001，108）。
随着在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全球的扩张，即使在自由民主的中心地带，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有加强的可能。冷战结束后，一种线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框架强调了将前共产主义政权称为“转型”政权的分类，暗含的意思是西方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冷战的结束、“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又是怎样地将“转型”变化带给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权利的缩水，美国对战事与国家“本土安全”的重构，反恐法案批准了对公民权利包括传播权的各种侵害。从这一角度，西方国家也在“转型”，其方向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深化。我们无需赞同对法西斯主义可能兴起的危言耸听式的诅咒就能感觉到近来这些现象指向了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Curran和Leys,2000，225），进而使西方核心自由民主社会走向威权化。我们这种视角想要强调的是一种”没有保证的民主和进步观“(democracyandprogresswithoutguarantees)。而且，在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上，没有国家拥有道德制高点，简单的线性逻辑更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越来越不满于本国媒体的高度集中和民主赤字。比如，2003年，美国公众反对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媒体所有权限制的呼声极高。这应该提醒我们，虽然现在学者们倾向于分析西方媒体向世界其它地区的扩散，但是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给它的政治推动核心美国带来了复杂的结果。当美国媒体体系全球化时，美国国内是变得更加民主了还是更不民主了？
4、民主传播的条件是什么？假如需要公共机构授以公民传播的权力和能力的制度安排，并限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那么一个民主政治和法律系统的“授权环境”(enablingenvironment)是必不可少的（RozumiLouoicaamdVeeihulst2002）。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矛盾：国家既是民主传播的必要条件之一，又是对它的一种潜在威胁。而且，与“媒体机构具备内在民主倾向而国家是媒体民主化的障碍”这种自由主义的假设相反，如Hallin(2000b)所言，国家可能在媒体民主化进程中起积极作用。以墨西哥为例，自从1997年墨西哥结束了PRI的长期政权垄断权后，商业广播公司Televisa就“不得不挣扎着被国家推向”更大程度的政治公开化。Hallin(2000b)指出，墨西哥的例子解释了Schudson(1994)的观点：国家与民主的公共领域是绝不可能彻底分离或敌对的。
然而，国家也有其存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而且每个国家的形成与变革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轨迹。目前有关传播和民主的理论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还往往只与美、英两国的历史经验相对应，把它们当作参照。然而，这两国的历史是非常特殊的。它们：
在文化、经济、政治史上令人吃惊的相似主题使它们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它们都拥有（自1865年以来）稳固的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帝国主义强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未曾遭到别国入侵，有着广泛悠久的基督教新教传统，而且，以全球标准来看，它们极度富裕（Downing1996、X）。
除了如何解决在一个国际性和跨文化的基础上民主地组建政治及传播治理的繁多问题之外，基于“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民主与传播理论的盲点之一，就是忽视了作为民主政治生活的“承载者”的民族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暴力、对其它民族的征服和构建区别于他者的民族认同才建立起来的。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5、在多大程度上民主化不仅是一个政治进程，同样也是一个文化进程，包括媒体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不仅是新闻，还有娱乐媒体在形成大众文化及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方面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更广泛地说，媒体的文化功能问题在目前这个历史性关键时刻已经日益突出。我们前面已经提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都出现了种族、宗教，以及基于其它身份认同问题的冲突。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冲突是很久前就预知的、基于现代性/前现代性这两极的“文明冲突”的表现（Huntington,1996）。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西方现展模式不平衡扩张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市场关系的深化，至少要为“原教旨主义冲突”（Ali,2002）和像9•11恐怖袭击那样的残忍暴力负部分责任。媒体，不论是以新闻还是以娱乐的形式，都是这种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媒体深层地参与了排他性身份认同的动员和实际上对恐怖暴力的煽动。在印度，即使当中产阶级消费者转向西方或全球化媒体之时，电视，特别是以广为流传的宗教神话改编的肥皂剧，在印度民族主义崛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国家主宰的现代化和由精英们驱动的全球一体化——这两者以好莱坞大片，手机和电脑网络的到来为标志——带来了两种文化现象：一是基于传统佛道和气功文化的某些类宗教组织通过地下媒体渠道及互联网形成，给一些经历观念和身份认同危机的群体提供精神支柱；二是与国际主流接轨的跨国城市精英把CNN、跨国财经报纸和中外合作时尚杂志奉为当代世俗宗教——消费主义——的圣经(Zhao,2001；2003)。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文化与政治分析的鸿沟上建起一座桥梁，以便在全球背景下对媒体民主化有一个较完整的描述。这里涉及到意义、主观性、和社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的宏观问题。
6、公共传播的民主化会减少国内外战争的可能性吗？大众传播民主化、政治民主与和平前景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这里，我们需要对在战争/和平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中的决定论和宿命论同时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以为，达到世界和平最好是用西方式“开放”社会来取代独裁和原教旨主义政体，这种“开放”社会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以及经济的相互依赖。这种思想已经因全球化的著名代言人ThomasFriedman(2000)的“金色M字招牌”理论而通俗化。他宣称，凡是拥有麦当劳快餐店的国家相互之间都不曾发生过战争。而激进主义批判者则认为，恰恰相反，正是以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大量的难民潮、濒于瓦解的国家和环境消耗为组织和制度运行逻辑的现存世界秩序体现了结构性的暴力（HeldandMcGrew2002）。这样的体系为国内动乱、恐怖主义叛乱及帝国主义军事干预升级埋下了祸根。从这个观点来看，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文化的人性化、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将成为人类和平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大众传媒在这一问题上的角色十分重要：是成为战争工具，是尽量保持客观，还是以人类共存的名义倡导“和平新闻”？
7、最后，那些关于民主化的宏大叙事，包括在这一问题上那些激进的叙事，是否往往避开或忽视了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正如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和社会阶层有不同影响一样，全球化对不同性别和种族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这些人群对媒介民主化的期待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学者对全球化对于男/女及白人/非白人的不同影响的关注非常不够。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种族和性别平等必须成为传播技术、机构及社会关系“有意义的民主化”的必要部分。在这方面，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和建立于正式政治机构以外的大众网络和活动节点的意义尤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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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情境教学网络环境创设情境
情境，《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具体场合的）情形、景象、境地。具体可感知性就是情境的特质。心理学认为，情境是对人有直接刺激作用，有一定的生物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的具体环境。因此，可以说情境是指引起人情感变化的具体的自然环境或具体的社会环境。而情境教学就是从教学的需求出发，教师根据教学目标（主题）的创设以形象为主体的，富有感彩的具体场景或氛围，激发和吸引学生主动学习。情境教学一直以来被教育者视为能达到最佳效果的一种教学方法，在中外教育史上源远流长。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21世纪的教育俨然是网络化的教育，语文教学不可避免的陷入了网络环境。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多媒体计算机网络进入了课堂，成为了新的教学资源环境。由于多媒体网络能提供文本、图形、动画、视频图象、声音等多种媒体集成的大容量信息，还具有形式灵活，资源共享，超媒体交互性等特点，因此，教师根据教学需求，在网络环境下创设一些有利于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情境，让他们在一种新的学习环境中主动学习，从而优化语文教学，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创设直观情境，激起学习兴趣
心理学实验明确告诉我们，在教学新知的过程中，如果能用多种形式为学生提供这一新知的具体形象（画面，声响等），可以诱导学生展开丰富的联想，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加快学生掌握新知的速度。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具有文本、图形动画等多种媒体集成的特点，创设直观情境，把教学内容变为更为具体的、可感知的东西。体现教学的直观性原则，提高教学效率。
如教学《观潮》这一课时，学生都没有看见过钱塘江大潮，只凭朗读课文，很难唤起学生对这一天下奇观的向往和学习这篇课文的兴趣。所以在上课伊时，我便播放大潮的实况录像，录像内容通过网络传送到学生机上。学生听着岸上人声鼎沸，江上闷雷滚动，而后变成如同山崩地裂的巨响；看着一条白线横贯江面，继而又如同千军万马，齐头并进的磅礴气势。孩子们陶醉、震撼于这动人心魄的在潮之中，他们不但在兴趣盎然中整体感知了课文大意，而且对新课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自己有效地学习奠定了基础。
二、创设问题情境，实现学习自主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解于问。提问是传统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然而，课堂提问只能照顾到个别学生，不利于全体学生的主动参与，多媒体计算机的交互作用及网络交流工具解决了这个问题。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网络创设问题情境，可以激发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教学《颐和园》一课时，我给足学生学习时间，放手让学生自学。首先利用计算机网络传送给学生学习提示，让他们在浓厚的兴趣驱使下边读边思，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这里，选择同一自然段学习的学生可以围绕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交流。于是，电脑界面上一下子便出现了许多问题：“颐和园长廊的特点是什么？”“长廊几千幅画没有哪两幅是相同的，说明了什么？”“这一种花还没谢，那一种又开了表达了什么信息？”学生在各自的电脑上你问我答，各抒己见。而更为精彩的是，学生一旦都参与了学习，成了学习的主人，求索的思维便迸发出智慧的火花：“颐和园是哪一年建造的？”“是谁建造的？”同学们纷纷点击视频资料来满足各种各样的疑问，大胆设疑，积极求证，他们兴趣盎然的流连其中，课堂教学高潮迭起。
三、创设协作情境，优化师生关系
网络环境下的语文教学，教师的角色和作用发生了根本变化，师生互动的方式也实现了全面革新，教学过程中，不是教师指向学生的单向活动，而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多向互动交流。因此，利用网上交流工具创设协作化学习情境，对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优化师生关系有很大的作用。如古诗《泊船瓜洲》课后的思考题：“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作者在作诗过程中曾改过多次，最后定稿时才用“绿”字。作者曾用过哪些字？为什么最后用“绿”字？”我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而是让学生自由想象，畅所欲言。接着让学生利用网络获取自己所需的材料，展开研究讨论。讨论时，不再是教师指定，而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各取所需，多向互动，协作学习。此时，教师也成为整个学习过程的一个重要成员，适时地提供自己所占有的资料，平等地参与学生的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实现了教师与学生的共同成长。
又如在《北京》这一课的教学中，学生在自学时对第二自然段提的问题较多，他们依靠文字难以形成对天安门广场面貌的全面认识。我先引导学生弄清这段是按方位顺序写的，接着，组织学生借助计算机网络传送的讨论堤示和有关信息，开展合作学习。我向学生提供了多媒体课件。课件中存有天安门广场方位图及天安门城楼等五大建筑的图片，学生可以用鼠标随意移动这些图片，计算机会及时告诉学生图片摆放的位置是否正确。另外，课件还提供了课文中未作详细介绍的人民大会堂、纪念堂及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建筑的资料，有文字、图片、录像等，学生可以从中获得很多信息。合作学习的具体要求是：（1）读读第二段，用“oo”标出方位词，用“（）”标出每个方位上的建筑。（2）根据课文内容，用鼠标把每个建筑移到相应的位置上。（3）查看课件中提供的资料，挑选自己最感兴趣的一座建筑向小组同学作具体介绍。讨论要求一明确，各合作小组在组长的带领下立即活动起来，教室内发言声此起彼伏，那些思维慢、口头表达较差、平时不爱发言的同学也得到了锻炼的机会。在讨论中，大家各抒已见、互相争论、互相补充，使问题在广泛发表意见和争论的基础上达到统一。这对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解决问题材的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特别是合作学习的能力是非常有利的。
四、创设创作情境，培养创新精神
利用多媒体网络计算机创作工具平台，为学生创设一个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创作自己的作品的情境，以此培养学生的感知力，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是信息社会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在教学“由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的标志画所想到的”这一想象作文时，因为学生对这幅画感到很陌生，作文时思路狭窄，作文效果不佳。针对这一点，我先为学生提供IE浏览器、WORD等软件和工具，给学生创设一个网上的创作环境，再让学生在信息丰富，资源多样的互联网上浏览查询资料。这样，为下一步写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同时也拓宽了学习的渠道，培养了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更为便捷有效的是，学生作文之后马上在网上互相评议，修改，这样一来既提高了学生评改作文的能力，又让学生真正体会到了创作的喜悦，激起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
总之，只要我们能根据教学内容，在网络环境下创设一些符合于学生学习特征的多样化的真实情境，正确引导学生在网络环境中自由“遨游”，就一定能提高教学效率，优化语文教学。同时在实践中，我们还体会到在课堂多媒体网络环境中的情境创设还应注意：
1、情境创设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尽可能做到真实。
我们要为学生提供与学习主题的基本内容相关的和现实生活相类似的或真实的情境，使学生具有为理解主题所需要的经验，帮助学生在这种环境中去发现、探索与解决问题。因此，情境的创设应注意对教学内容的把握和对学习者学习特征的分析。并且要强调创设真实情境，因为只有真实才能更富有感染力，才能更贴近学生的生活体验，调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有利于学生对学习主题的认知和意义的建构。
2、情境创设要有多样性。
多样性是选择性的基础。多媒体课件的设计应围绕学习主题，力图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提供多变与多样化的情境创设，由学生自己去选择符合自己经验的情境进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完成意义的建构。也就是说运用多媒体网络课件的优势设置多种学习的起点和多条学习的路径，能让学生随机进入，灵活跳转，以满足学生个别化学习与不同认知的需要。
3、情境创设要有吸引力。
多媒体网络课件作为一种新的认知工具，它不应当是呆板的、单调的，而应该新颖、生动、有趣，富有美感和吸引力，促使学生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多媒体课件的怀境创设要善于创新，富有变化，既要让情境与学生的生活经验有一定的联系，又要有新的信息、新的情境、新的问题，善于运用不同媒体的特点去表现不同的效果，以引起学习者的注意。
4、情境创设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
媒体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误区一：教育手段先进，教育思想便先进。
现代教育技术是以现代教育理论为基础的，现代教育理论要求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教育技术的运用，要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努力创造学习者可参与的环境，使传授知识和发展智能与素质培养统一起来。但有一些教师认为只要教育手段先进了，教育思想便先进。于是在计算机辅助教学这一现代教育的外衣内，进行着传统教学模式的翻版，教师依然是讲解的中心，学生依然是被动的接受者，灌输、填鸭之风依然我行我素。
误区二：公开课，尤其是评优课一定要用多媒体。
和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多媒体辅助教学有着明显的优点：有利于个别教育，可以做到因材施教，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能。因此在一些地区，某一些学校便片面追求多媒体辅助教学，甚至形成“无多媒体不成公开课”的局面，而其所用的所谓的多媒体课件，只是简单的文字加图片，是用投影片完全能够实现的，这样大材小用，造成大量资源浪费。美国大众传媒学家施兰姆曾说：“如果两种媒体在实现某一教学目标时，功能是一样的，我一定选择价格较低的那中媒体。”也就是说，选择媒体必须遵循“低成本、高效能”的原则，而很多人恰恰违反了这一原则。
误区三：多媒体是教师讲解演示的工具。
多媒体的性质是什么？或许有很多老师都会回答：多媒体是教师讲解演示教学内容的工具。然而，错了！现代教育理论下教学媒体的性质已经发生的根本的转变。现代教育理论要求要注重对学生认知方法的培养，教育技术的应用应能引导学生通过发现、探究和意义构建的途径获取知识。也就是说，教学媒体应该是学生进行发现、探究、认识社会、接受新信息并最终完成进行意义建构的工具，是学生学习的帮手，而不再是教师讲解演示的工具。
误区四：制作课件即备课。
制作课件需要有充足的资料，因而制作课件往往会花去很多时间，有的老师甚至一味地花时间杂课件制作上，而忽略了教学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备课，他们错误地认为制作课件的过程便是备课的过程。现代教学理论认为，备课是“寻找、搜索、构造、备选教学方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检验、评价、挑选满意的教学方案的过程。”可以说，备课是整个教学过程的总策划和总设计，要过好教材关和学生关。而制作课件只是设计教学方法的过程，并不能也不可能代替备课。
误区五：以视听代替朗读。
多媒体课件集声音、图象、文字等多种信息于一体，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学生的视听等感官需求，激发了学生对多媒体课的极大兴趣，于是很多教师便在这一方面大做文章，在课件中集中了大量声音图象信息，并在课堂上充分运用，但课堂上学生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读书声越来越稀小，以前的那种书声朗朗的语文课堂在现在的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冲击下似已呈日薄西山之势。
媒体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字：传播特性新闻选择新闻体裁
就在通讯技术不断发展，手机用户在我国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手机媒体的出现似乎成为一种必然。手机报、手机电视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成为2005年中国传媒发展的一大亮点。新闻渠道的畅通，新市场的出现，以及同行业竞争压力的促使，各报团、各电视台对手媒体的青睐就不难想象。但是，在欣喜与兴奋之余，对手机媒体这样一个新鲜事物需要的是更多的冷静。毕竟，手机报、手机电视等手机媒体的出现，仅仅是个开头，并不意味着真正底的成功。要让这种新兴传播渠道下的传播行为，得到受众的认可并良性的运转起来，需要我们对有正确的认识。
一、手机媒体传播的两个特性
（一）、手机媒体传播的运行特性：我们知道，大众传播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运行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综合起来。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制度；二是社会各利益团体；三是受众监督。在新闻媒介逐步市场化运营的今天，社会各利益团体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广告商的影响。因为广告收入是新闻媒介运行发展的“粮草”。所以，无论是传统的三大媒介，还是新兴的网络媒介，都得腾出大量的版面与空间为广告商摇旗呐喊。而手机媒体传播在这方面可能要成为完全的另例。手机报、手机电视的运行中，不可能像报纸、电视那样大量刊登广告，甚至广告将在手机媒体中消失。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
1、手机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它不适合广告的传播。手机的最大优势在于传播的方便性、快捷性与有效性。然而，正是这些优点决定了它的物理缺陷——显示屏固定偏小。这不符合广告商通过大版面、有冲击性的画面、图片、镜头以及有穿透性的语言来打动受众的初衷。另外，手机的基础功能依然是完成人际间的通讯。
2、手机媒体传播的“微妙身份”不容许广告出现：我们知道手机传播（手机报、手机电视）是新闻媒介和通讯运营商合作的结果。虽然，手机媒体与受众之间存在着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关系。但我们更为清楚的看到：手机报或手机电视实际上是通讯运营商开辟的新业务。只有手机用户选择了次业务，才能建立新闻媒介与受众之间传播与接受的关系。而通讯商与手机用户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纯属商业行为。两者的行动都要受到事先签定合同的制约。如果手机报与手机电视中出现了广告，都属违反合同的举动，不会被受众接受。
（二）、手机媒体播内容、传播媒介甚至传播者本身的发展前途。所以，了解与研究手机媒体传播的受众特性，对于手机媒体的运行与发展至关重要。一般情况下，在受众确立的过程中，主要考虑四方面的因素：一是传播的受众特性：受众是传播行为的接受者，是传播活动中信息流通的目的地。他们决定传受众区域；二是受众职业和身份；三是受众的年龄；四是受众的文化教育程度。就手机媒体传播而言，主要是后三者。通过手机渠道获取新闻信息，是手机在新形势的附带功能。而且与其他媒介相比，画面不及电视，声音不及广播，报道深度不及报纸，综合性、丰富性不及网络。这种情况下，使用手机媒体就是“迫不得已”的结果，是非常手段。我们也就不难总结出手机媒体传播的受众特性来：生活节奏快、文化教育程度高、年龄基本上趋于中青年的高收入者。[page_break]二、对手机媒体传播两个特性的认识：手机媒体传播没有广告，以及受众的窄化。引出这样一个问题：手机媒体传播将靠什么来维持生计？这可能是许多人的疑问。但如果我们把手机媒体传播的两个特性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问题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别有洞天：
1、手机媒体它不是独立的媒介，是报纸等传统媒介在新情况下的延伸。它将以内生性收入为主，即靠自己的新闻产品的出售为主。我们知道，与内生性收入相对的是外生性收入。这会随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出现大幅度动荡。最为关键的是，内生性收入在总收入中占去的比例越大，媒介的经营自就越大。所以，手机媒体一方面开拓了本媒介的经营范围，另一方面对于媒介收入内外平衡和提高媒介自主经营有积极意义。
2、受众明确，对新闻产品提出更高要求：前面提到手机媒体的运行中不会出现广告，以及分析了受众集中，窄化等特点，再加之手机本身传播的有效性，从而对手机媒体传播的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真正做到以手众为本位，向他们提供真新闻好新闻。
三、手机媒体的实际操作要求：
上面分析了手机媒体传播的特性及对特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分析手机媒体在实际操作中的一些问题：
（一）、手机媒体对新闻选择的需求：新闻选择是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实加以鉴别，选出新闻媒介值得传播的事实。这对传播媒是普遍适用的。而这里我们所说的手机媒体是传统媒体的衍生物，适用新闻选择自不必说。我们要做的是，根据手机媒体的特性，在新闻选择四大标准——新闻定义、新闻价值、宣传价值、新闻法规的基础上，总结出适用手机媒体新闻选择的标准：
1、强调新闻真实性，新鲜性，真实性新鲜性是显示的生命，手机媒体要传播新闻，必须这一原则，强调向受众提供新闻的真实性和新鲜性。
2、突出新闻的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服务性，趣味性
时新性：即时间性，内容新；
重要性：即势必引起人们关心的事实；
接近性：这里强调和受众心理的接近；
服务性：手机媒体的受众集中、相近、提供服务性信息势在必然；
趣味性：富有高尚的生活情趣，能引起他们的感情共鸣。
3、符合新闻法规：即选择新闻法规允许的新闻想受众提供。
（二）手机媒体传播对新闻体裁的要求
新闻体裁是新闻媒体所传播的新闻作品的各类载体形式，是新闻内容与表现形式相统一的的报道样式的统称。有消息和通讯两种体裁。选择什么样的体裁来报道新闻，既取决于新闻本身，也取决于不同媒介的特征。就是同一体裁、同一新闻在不同媒介下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所以，分析适与手机传播的新闻体裁，对于手机传播也至关重要。前面提到手机的主要功能是完成人际间的通讯，传播新闻只是手机在新形式下的附加功能，而且受众集中、窄化，这些也就决定了手机传播中所提供的新闻信息要新鲜、明了、简练。消息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最间接的方式、最凝练的语言向受众传播最大信息量的一种常用体裁。可见手机传播的要求与消息的特征是吻合的。而通讯要在叙述与描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议论、抒情等，则不适合手机传播。
（三）手机传播对新闻写作的要求：
1动态消息：“迅速简洁的报道最新发生的新闻事实。”这既是它的定义，也是它的写作要求——要迅速、简洁。手机报、手机电视中更需要强调这一点。
2综合消息：即对某事物或同类事物就一个主题进行分析综合。当然，这里的综合有别于报纸、电视等。在手机报与手机电视中的综合要强调围绕新闻点去综合。即根据受众关心的核心综合。比如，对于西甲的报道，你的受众市是皇马的球迷，那么这个消息的综合就得围绕皇马展开；再比如报道一场比赛，手机媒体中不能按照比赛的进程报道，而应围绕比赛结果进行。当然现场直播除外，另外这样的综合需要建立在对自己受众深入了解的基础上。[page_break]四、手机媒体传媒带来的其他问题
1、手机本身的问题：伴随着手机报、手机电视的推出，在手机行业必然要掀起一股风暴。什么样的手机既能够完成通讯的基本功能，又能适合手机传播新闻消息，将是风暴的核心。这也就必然带来一次手机换代的浪潮。
2、新闻媒介内部的问题：手机媒体要发展下去，与通讯公司的合作势在必行。虽然两者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办好了将是双赢的结果。但两者之间依然存在着理念融合、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也将对手机媒体的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需要新闻媒介研究。
参考文献：《新闻学导论》李良荣1999年10月高教版
《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刘海贵复旦大学出版社
媒体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视觉传播；新媒体；创造性思维；知觉的尖锐化
Abstract:lateof20thcentury,theappearanceofdigitalmediahascontinuouslychallengedandfulfilledthetraditionalvisualcommunicationmodel.Thecompetitionofvisualcommunicationbecomesmoreandmoreseriously.Ithasbecomeacommonsenseanderatrendtosurvive,develop,andadvancewithinnovationinthedevelopmentofvisualculture.Thethesisanalyzedthetimebackgroundofvisualinnovationwhenitproducedasasocialphenomenon,andtalkedaboutitsexpressingform,essentialmeaningasvisualsignalandspecificwordmodelandgrammarregulation.Creativethinkingwhichisthemainbodyofvisualinnovationhasfounditspositioninthebigjointingenvironmentofthenationalandworldculture.
KeyWords:VisualCommunication,NewMedia,CreativeThinking,QuicknessofSense
引言
视觉传播竞争日趋激烈，以变革创新求生存、求发展、求进步，已经成为当今视觉文化发展的一种普遍意识和时代潮流。从过去到现在，视觉在人类接受资讯及心智活动上的影响力，并没有因时代推移而有任何减弱的迹象。尤其从目前多元化传播手段不断涌现，色彩化、大量化、数字化印刷及数码图像处理技术不断发展的事实，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是更趋视觉符号化和更有赖于视觉沟通的世界。
视觉传播（VisualCommunication），就是以视觉可以认知的表现形式传递信息的过程[1]。不可否认，我们当今的时代已进入了一个视觉传播的时代：以视觉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符号传播系统正向传统的语言文化符号传播传统提出挑战，并使之日益成为我们生存环境的更为重要的部分。[2]视觉传播是以人为起点，通过媒介把信息传达给人为终点的过程。视觉传播是运用视觉符号和符号系统来构成独特的视觉语言，用来传达有效的信息，其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可视性。人们通过视觉的认知，在瞬间便可对信息做出解析。同时，视觉传播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普遍的信息传递方法。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学会了用火、岩画、象形文字等可视方式来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在当今信息化日益发展的社会中，视觉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最重要的传播方式，它以文字、色彩、形象、空间等作为视觉基础元素来进行表现，它力图将一切已经完成、存在的传统文化艺术的语言文字代码和印刷媒介重新熔炼整合，从而实现人类文化艺术全面视觉化的宏伟目标。视觉传播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其本质就是通过各种媒介，将特定的视觉信息最准确地、最快捷地传递给大众。在现代社会，这种全新的视觉文化在各个领域发展并运用。
一、新兴媒体造就视觉样式的丰富性
随着20世纪末期数字化媒体出现，社会环境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网络技术、数码艺术设计、数字电影电视、多媒体广告短片等新兴科技不断地挑战并充实着传统的视觉传播形式。与此同时，也使视觉传播由以往形态上的平面化、静态化，开始逐渐向动态化、综合化方向转变；从单一媒体跨越到多媒体；从二维平面延伸到三维立体和空间；从传统的印刷设计产品更多转化到虚拟信息形象的传播。媒体语汇极大丰富。
2003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艺术与科学——国际数码艺术交流展暨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互动作品《吹皱一江春水》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互动情境：观众向输入设备吹气，悬挂在墙面上的一幅中国山水画中的水塘便会随气流的长短、强弱泛起阵阵涟漪，观众在与作品的互动中得到了巨大的与自身密切相关的理解和创造的愉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在展厅门口打了一口“井”，这口“井”把数码艺术展览现场和上海城隍庙连接起来，两边的观众可以通过这口“井”进行面对面的实时对话。[3]新兴媒体的应用不仅带给人们全新的视觉感受，在视觉样式的扩展和应用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无止境的可能性，还导致了人们不同于以前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审美意识以及时空观念等。人们把建立在多媒体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的信息传播媒介称为新媒体，而将以数字多媒体及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在创作、承载与传播等艺术行为方式上全面出新，进而在艺术审美的感觉、体验和思维等方面产生深刻变革的新型艺术形态称为新媒体艺术，例如三维动态图像、多媒体、数字电影以及其他的视频领域所进行的创作。正如右图是数码艺术家法亚兹·雅弗瑞的一幅作品，他用平面和3D电脑软件为我们创作了一幅奇幻美妙的超现实主义情景。借助电脑强大的图像制作功能，熟练掌握其技术，创造出人类的一种新型的虚拟性的审美体验，带给人们不同以往的视觉感受。
自从1995年皮克斯公司推出世界上第一部纯三维动画长片《玩具总动员》以来，几乎每部三维动画影片都是“票房炸弹”。从《玩具总动员》的1.92亿美元，到《怪物史瑞克》的2.67亿美元，再到《海底总动员》的3.39亿美元——三维动画影片的票房可谓节节攀升。《怪物史瑞克》中那浓密的森林、绿油油的草地和《海底总动员》中那奇幻的海底世界，三维动画所带来的惊人的视觉效果，是二维动画无法比拟的。三维动画依赖的CG（computer－generated）技术通过电脑强大的运算能力来模拟现实，需要完成建模、动作、渲染等步骤。除了视觉效果“逼真”之外，与传统的二维动画相比，三维动画还具有许多突出优势：它不受帧数的限制，在模拟动作灯光都设置妥当的前提下，渲染程序可以自动产生足量的画面，使影片看起来如同现实一般流畅自然；在着色方面，三维动画的渲染步骤是一次性的过程，不必再像二维动画那样逐帧着色，大大减少了重复劳动。
矢量绘画在广告中的运用使得设计师们不再依赖图库或者是摄影技术，并且它可以任意倍数的放大或缩小画面且不影响画面品质。同时夸张的色彩组合，恰当营造了时尚、前卫的氛围，很能够吸引目标受众的眼球，既体现出了原创性又有很强的表现力。下方左图是carven2004最新产品的时尚插画设计，这样的设计作品在色彩构成细节处理以及信息的传递方面都给人以时尚的气息；右图是人物插图，凭借数位板加上Photoshop图像处理软件，可以制作出有质感和深度的人物图像。
国际著名的设计公司Tomato对于当前的视觉表现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创造一些人们从未见过的东西，并使它独具审美。”他们希望改变传统观念中，例如将品牌这样的一种形态视为静态展示形象的做法，希望通过尖端技术来呈现设计概念，并创作出动态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与时代及世界相对应的新形象，他们认为静态的媒体时代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新世纪的需求了。而其为Nike、Sony公司设计的推广短片更进一步证明了视觉传播的新走向。
上图是两幅有关Sony的音像产品的平面广告。广告中以卡通式的音符陪着广告人物跑步、林间休息这些非常常见的生活片段来显示Sony的音像产品使随时随地的感受到音乐的韵律，突出了其产品携带方便的优点以及Sony公司注重消费者感受，“消费者第一”的企业经营理念。无处不在的广告为了获得特定的功利而孜孜以求于所谓的“即时结论”，即让人们立即明白刺激的意图，所以须用释放信息的形式来追求视觉刺激的即时效果。
再来看看“大地艺术”的兴起。虽然国内有许多批评家对于张艺谋的电影往往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张艺谋在运用各种手段对艺术的表现上有着独特的天赋。从电影色彩的追求到《图兰朵》现场表演的现场环境运用，他无时无刻不在动用各种元素刺激着人们的视觉神经。屏幕有限、舞台有限，而天地无穷。自从张艺谋找到大地这个巨大的画布后，他一定会对于可调动元素的丰富而沾沾自喜。江水、远山、树林、渔船……都可以作为道具供组合出不同的画面。加之强大的灯光辅助，一切色彩的运用都是那么有条不紊，激动人心。当我们把视线从漓江拉开，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在国内众多的现场活动中开始运用更多的视觉效果塑造独特的大地形态。比如上海APC会议水幕电影开幕，2004雅典奥运会开幕式等，其背后都是各种高科技手段的支撑。
二、对视觉传播的的本质特征及规律的再思考
科技的进步，人类审美情趣的多样化，孕育着各种新的视觉样式的形成，视觉表现方式也将更加生动和更具有参与性。怎样造出完美而又不同与以往的视觉样式呢？怎样重构新鲜、实在的视觉阅读方式？怎样应用新手段和新技术条件创造新的符合人们新审美精神的新图像？怎样制造“知觉的尖锐化”，来最终引导人们的行为？这都需要对视觉本身及其传播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视觉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最主要的途径。
人类之于世界的直观面对式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人类与世界的感官联系的必然性，决定了感觉经验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而人的不同的感觉器官在获取感觉经验方面的作用地位又存在着巨大差异。黑格尔早就指出，在人的所有感官中，惟有视觉和听觉是认识性的感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把握世界的方式不是视觉就是听觉，抑或视听同时动用。科学实验表明：视觉获取的信息量占人类获取信息总量的70％，听觉占20％左右，其他感觉器官的获取量仅占10％，视觉在整个感觉器官中显然居于主导和基础地位。这不仅因为“看”的感受和方式是人衡量现有生存环境，寻找新的生存环境的主要标准和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而且人类一切有目的而非盲目的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觉经验的获得都必须有视觉的指引。
人的任何一个行为都是从认知开始的，没有认知就没有一切。因而认知是决定视觉传播的第一关，也就是说成功的视觉传播必须是首先易于认知的。日本庆应大学认知心理学教授小谷津孝明指出：人根据感知处理信息的种类和程度，进而左右记忆。也就是说感知决定人接受什么样的信息和接受到什么程度。[4]不同的视觉传播可以得到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它可以强化或减弱对事物的认知度。成功的视觉传播可以使信息快速、准确、完美地被受众接受，取得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任何视觉传播必须以接受者的注意为前提。高信息量的视觉符号会比低信息量的符号更容易引起接受者的注意。低概率的视觉形象比高概率的视觉形象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视觉传播中，如果要获得目标受众的关注，就需要以与外部认知环境相对而言的低概率外观形态来实现这一意图。通常说来，新奇性是信息量大小的标志，它往往与接受者的关注程度成正比。以报纸为例，与文字传播相比，图片在传播中的最大特点是瞬间性和直接性。因为图片可以在一瞬间让读者直接地接受到相对完整的信息。美国韦伯州立大学的希乐·约瑟夫博士，所做的一项关于读者浏览图片时眼球运动轨迹的实验表明，读者在看一个报纸版面时，首先看的是图片，然后是标题，最后才是大块的文章。而且读者浏览一张图片所用的平均时间只有0.71秒。根据图像在传播中的视觉、感觉、知觉三个认知阶段：1.视觉阶段。读者对图片的感受是从眼球开始的。按人的生理规律来说，大的、鲜艳的色彩、线条有纵横感的照片，显然更容易抓住人的眼球。这就是我们选照片时所强调的视觉冲击力。2.感觉阶段。读者的注意力从图片的形式转向内涵，图片的信息量越是丰富，图片中蕴含的具有情绪感染力的人性因素越多，吸引人阅读的时间也就越长，传播效果越好。3.知觉阶段。这也是读图的最高级阶段。在获知图片的内容之后，读者结合自己的文化与生活经验，通过联想对图片展开深度理解。而能够让人过目难忘、再三回味的照片，总是在传递信息的同时，还含有某种象征的意味，拥有一些可以跨越文化差异的、属于人类共性的因素。随着报纸越来越厚，事实上，0.71秒的读图时间也许还将进一步被缩减，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报纸在发表图片时，就要尽可能地选择那些能够在0.71秒内抓住人眼球的图片，否则就是无效的。因此，注意是信息与人脑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视觉信息的信息量与注意程度成正比。
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传统的视觉形式日益显得麻木，而对于具有高度视觉刺激的表现形式则表现得更为灵敏和易于接受。视觉艺术不再是特权阶层的精神盛宴，也不是传统美学价值观的再现。视觉创新已成为联接理性与非理性、己知与未知的形质各异的桥梁，成为了一种边界更模糊、材料更新颖、手段更综合，在视觉经验上直接挑战极限的实验性生活方式。
三创造性思维主导视觉创新手段的运用
视觉传播在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所赋予的特殊的思想空间，但有一条思想脉络似乎是自古至今一直延续着的，这就是创造性。它在不断变化和渗透交融。形式---反形式；目的---游戏；有意---无意偶然；等级秩序---无序状态；整体化---解构；距离感---参与；选择---组合；形而上学---反讽；确定性---不确定性。每一种都有存在的可能，而其间的正是视觉创新手段的无限空间。好的视觉形象永远不是对于感性材料的机械复制，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性把握，它把握到的形象是含有丰富的想象性、创造性、敏锐性的美的形象。[5]
创新，体现着创造能力，超越意志和追求变化的愿望。所谓“新”，有着相对于历史的、传统的、过去的不同的和变异的涵义。创新，具体而言是对所要传递信息的主题内容、表达形式所进行的创造性构思，它并非哗众取宠和故弄玄虚，而是将美与实高度凝炼，达到利于视觉传播的目的。因此，创新将显示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活力和视觉传播者个体的智慧才能。在这个意义上说：视觉传播多样化的体现，除了其价值观念、审美取向打上现代工业文明、信息网络文化烙印的丰富性之外，不同地域文化的丰富性，不同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艺术形式自身在当代的丰富性，三者是重合的。
视觉创新需要整合传统资源，融入当代观念，并把时尚文化贯穿其中。当前，传统文化在视觉表现中运用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特别是书法应用在视觉传播中,从而使整个视觉作品调古朴典雅、含蓄深邃，既具现代感又有浓重的传统文化内涵。与此相应，中国式吉祥图案的运用也获得了大家的视觉好感。传统纹样蕴含的吉祥意味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适用于传播现代人的美好愿望。最著名的是北京2008年奥运的标志，运用了中国艺术特有的“似与不似之间”的写意手法，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意象，标志形象不仅体现了中国特有的风采，同时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以现代化全新的视觉形象来表达，使民族的文化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也使当代视觉传播更具文化性与社会性。
视觉创新，不在于与众不同，因为杂乱无章的与众不同实在没有意义，也不会有好的正面效果，可取的创新意识在于一种能承受某种主题的与众不同。不依常规，沿着不同的方向和角度从多方面寻求问题的各个可能性，在大量的可能面前，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可能，提炼、挖掘、深入、完善，找到回答问题的最好答案。高质量的视觉传播形态应该是扎根于社会背景的基础上的适当创新，或者是激发受众的潜意识，提升其审美能力。在广告传播中，当商品具有独到的特点时，更需要依托好的表现形式，由于商品本身已具有竞争上的优势，若创意表现杰出，便能一举成功。例如微软公司的一系列的平面广告，用卡通式的笔触在原来的画面上添加几笔，从而使原来的画面展现出不一样的意境。不仅凸显了微软在电脑上的优势，还表现出微软让你随时随地展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让你的能力得到最为充分的发挥。视觉创新以创造性思维为先导，寻求独特、新颖的意念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以独特的阐述方式说明信息内容，引起人们关注、产生兴趣，从而对该视觉形象留下深刻的印象。创新，能使我们的视觉形象避免平庸，或与别人类似而不能有效达到传播信息的目的。同时，视觉传播过程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地受到新的技术与意识观念的冲击而更新拓展。视觉创新不仅指观念上有所创新，并且在使用媒介和材料上也有所创新。
在视觉形象的创造过程中，对贯用材料的表现运用上进行思维与观察方法的转换，从而达到对以往熟悉的材料转化到一个陌生新异的视觉理念上来。许多视觉形态开始运用声、光、色、人体等媒介来重新构置自己的创作，以表达目前人类业已存在的焦虑和不安。美籍韩裔艺术家白南准在1993年完成的《电子高速公路：比尔·克林顿偷了我的想法》一共用了313台电视机，使之排成一面墙壁，充分调用的闪烁不定的霓虹灯和管线，充分展示“当代生活图形的数据库，从政客到街景、流水线、时装展示、明星作秀、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甚至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将电视媒介文化的各种碎片无序地编织在一起，似乎作者叙说的不是媒介泛滥的社会现实，而是面临生存的危机和社会灾难”[6]。新媒体的运用所带来的视觉奇观至此已经非常清楚地展露无遗。2003年12月13日、14日两天，台湾著名影舞表演印象团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堂上演了一部新媒体艺术作品《非爱情故事＠梦》，它以时空穿插的方式安排剧情，描述人生追梦的过程与必须面对的现实，整场演出以舞蹈和电脑动画影像为主体，并在真实的舞蹈与虚拟的影像飞驰共舞的那虚实相加的超现实背景之下，让舞台下的观众犹如身处梦境；无论是形象的塑造，还是情节的串联都充分凸显了新媒介的作用和角色。再来回顾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况，激光投射的DNA影像和美仑美涣的场景。上述事例虽然远远不能概括新媒体使用所带来视觉感官上的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媒体艺术审美趣味的特征。它往往将众多媒体的艺术元素有机整合，产生每一独立媒体单独所不具有的新的意义。其次，新媒体将不同媒体及其造型及传播机制的应用功能有机整合，产生更为强大的综合艺术功能，例如，将多媒体的虚拟现实功能与互联网的远程传播、实时互动功能有机整合，如远程现场演奏会、互动式展览会、全球化的网络舞蹈等等。再次，新媒体改变了艺术存在的环境模式，并将导致人们审美意识的深刻变革。
此外，越来越多的人们现阶段在关注“城市的视觉创新”这个新话题。而城市视觉的改变也是城市策划的主导因素。从现在城市视觉创新的发展阶段来讲，整体而言，中国现在城市的视觉创新我觉得正是处于一个发展阶段，也算是一个初级阶段。单纯从绿化的角度来衡量城市的视觉并不是一个万全之策，视觉创新的内涵是多样的，视觉的概念也是宽广的。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视觉的范围将更广，更辽阔。
注释：
[1]何洁等著：《广告与视觉传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第120页
[2]引自孟健著：《视觉文化传播:对一种文化形态和传播理念的诠释》一文
[3]参见《美术观察》，2004年第2期，第28页
[4]何洁等著：《广告与视觉传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9页
[5]参见（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5页
媒体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媒体受众人种学研究方法
Abstract：EthnographyismoreandmorebeusedinmediaandaudienceresearchonmatterinWesternorEasternworld,andthetendencywasaccompaniedwithglobalizationanddifferentiationofaudiencegroups.Itisimportanttoawareoftheinteractionandinterlinkofanthropologyandmasscommunication，soweneedtomakesureethnographicapproachintheresearchofmediaandaudience,includingtheoriginal,opinion,difficultandavailableboundofthiskindofmethod.
Keywords：Media,Audience,Ethnography,Method
人种学(ethnography，或译作民族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播学者的著述中，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我们渐渐发现传媒史、传媒事业、传媒效果等等的研究无法离开处于“生活流”中的人来谈，我们造就的，也在造就我们，因此研究“生活流”中人类的人类学不可避免地进入传播学者的视野；其二，在全球化渐渐逼近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发现民族性或本土与全球化的关系是相依相存的，在对大众传媒这个全球化机制或“机器”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研究民族性和本土的人类学，反之亦然，人类学家发现今天难以找到排除大众传媒的“田野”，文化与传媒（尤其是大众传媒）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人类学家也需要将大众传媒纳入其视域。用英国传播学者Machin的话来说，人类学的人种学（民族志）研究从巫术（magic）中走进媒体。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起点
人种学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一种将先前主要由传教士、冒险家等在非西方社会中进行对“他文化”（otherculture）的资料收集活动以及专业的人类学家在书斋里的理论建构和分析活动结合为一体的学术和职业实践。人种学要求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fieldwork），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他文化”的日常生活，因此这个过程最短也得有1－2年，而且要求调查者学会被访者的语言，和被访者打成一片，以求得和被访者一致的文化体验和直觉，正确地感受、认识“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细描、说明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他文化”。
1969年，大众传媒首次成为美国人类学界会议的重要议题，大多数与会人类学家认为，当下公众已经丧失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和理念，但自己却没有技能和渠道去推广、普及。因此人类学家有必要研究传媒，具体的研究策略为：（A）理论研究：研究传媒内容、技术、从业者和受众的结构、功能、过程和影响等；（B）应用研究：研究如何通过传媒直接传播人类学的知识和洞见，如何间接地在大众传播的实践中（包括新闻叙述中）融入人类学的理念，如在新闻传统的五个W中再加上一个W：Whole“整体观”。
这个人类学界的公关策略却引发了人类学与大众传播学两大学科之间频繁和复杂的接触。因为公关策略与学科引进无关，所以在人类学家在对传媒进行研究时，并没有严格引入人类学的学科规范，直接导致了今天传播学与人类学交叉地带的纷乱，学者们各自为政，根据自己的研究偏向定义了不同的学术研究名称：媒体人类学，媒体的人类学，大众传播人类学，传媒的人类学研究进路，文化与传媒的人类学……
根本冲突在于媒体人类学到底是一种应用人类学的工具，还是一种传播学与人类学交叉结合后产生的新的理论。工具论认为传媒是人类学家完成人种学的新工具（信息采集、记录工具；人种学表达和传播工具，如影视、视觉人类学），或是被研究者日常生活中类似陶器、石器一样的重要工具（电视等现代传播技术在某个社区的生命史、消费史研究）。新学科论则认为，当今的文化是被大众传媒在大众传媒中生产、传递、接受和重新定义的。因此大众传媒本身即使文化，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因而只可能是媒体人类学。人类学家FayeGinsburg认为这就是经典人类学视大众传媒为禁忌的原因，接受媒体人类学就意味着弑父，创建一个新的秩序。
但不论是工具论还是新学科论具体的研究方法都离不开人种学。
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者开始运用人种学方法。1980莫利（Moley）对英国电视新闻栏目Nationwide受众的研究，被认为是最早成功在媒体受众研究中运用了人类学人种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之后，莫利开始阐述人种学方法在媒体受众研究中的运用（包括利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提出受众研究范式的变化：从文本、数据中的受众到日常生活中的受众，90年代前后与西尔弗斯通（RogerSilverstone）的合作让莫利从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证实者变成更为彻底的媒体受众人种学研究者，研究重心从受众如何解读媒体转向对媒体与受众文化关系：在自然的，或生活场景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研究，研究的范围从家庭电视到媒体消费的社会学，从技术层面到形而上层面，从客厅到全球。他们把人种学归结为大众传播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质化取向。
莫利是媒体与受众研究中积极运用人种学研究方法的代表，伴随着他们的实践，传播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媒体人类学（MediaAnthropology）或从人类学的视角或方法来研究大众传媒（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的理论研究风起云涌。在英国Hamburg等大学人类学系或传播学系下设置了媒体人类学专业培养从本科到博士层次的专业人才，甚至还有相关的博士后方向。
人种学从巫术中走进媒体，走的是一条从实践到理论的路。迄今为止，人种学的研究方法已在西方大众传媒研究中广泛使用：在对流行音乐、家庭电视收视行为、新闻制作、肥皂剧收视、电影明星崇拜现象以及网络使用的研究中，都有人种学研究的成功案例。
中国电视受众的人种学研究，几乎是空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介绍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比如王铭铭、潘忠党、刘强、蔡骐、常燕荣、胡明宇、郭建斌。但是很少有具体的研究案例：如郭建斌（《云南少数民族受众的媒介接触与知识、观念和行为的相关分析》，《独山电视》）、陆晔（《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等学者对少数民族受众或传媒从业者进行了一些人种学研究的尝试。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主张
人种学是揭示人们行动原因的有力工具，它的核心就是：让研究者按照被研究者自己的主张或逻辑去阐释为什么被研究者的生活对他们自己而言是有意义的。通过观察和倾听田野对象的日常生活，使研究者能认识、并理解田野对象如何按照自己的方式实施行动和思想的方法，
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用某种既存理论解释社会生活的方法，也不同于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一系列与主题相关的问题来回应我们已经对人们特殊行为原因做出的理论假设。人种学要通过“进入－出来”的参与和观察过程，考察田野对象自然而然地完成事务的那种方式，使我们能更近地观察这些使田野对象的生活有意义的规则，并帮助我们创造一幅社会生活是如何为田野对象组织起来的图画。
普通人简简单单的一天是件非常复杂的成果，它需要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试想象一下编制一个计算机程序，要求它不仅完成早餐，还要明白为什么向别人做的评论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工作和拥护一支足球队是重要的，或为什么我们觉得出门听到喜鹊声是幸运的……这些就是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关键词“本地文化/知识系统”，它并非一个显现的东西，而是深藏在本地生活中的结构关系网络。田野对象的行为主要是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决定的，通过该文化人们获得一套形成世界观、自我认知的工具体系。人种学方法正是能够解释地方生活中结构关系网络的方法。
媒体研究中的人种学方法要求在一个群体（包括其中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流”中展开媒体及其效果研究，媒体因为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而不断地“成为（being）”媒体，这个“成为”的过程本身正是媒体效果的一种呈现。
因为，媒体研究的人种学视角认为，在不论是作为意识形态机器，抑或是娱乐制造机的电视，都不是电视这种技术本身、或电视传播者造就的，而是在一个群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生成的。“造就者”与“被造就物”之间是相互不断造就的关系。因此必须呈现处于日常“生活流”中的人和媒体，在其中，不论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人，还是媒体，都是动态生成的、总体性的，而不是静止确定的，不是分割、碎片化的。
这种方法要求以诸如这样的问题进入传媒与受众的研究：
这个群体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消费这种媒体（作为奢侈品、日常消费品、显富物、嫁妆、祭品、家庭权杖……）？这个群体将这种媒体安排在世界结构（分类）中的什么位置？
这个群体如何对媒体内容进行分类，如何选择、解读媒体内容（节目、报道等）？这个分类的变化过程如何？
这个群体如何解读媒体中呈现的信息、生活？
这种媒体如何影响那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作息安排、家庭结构、社群关系、话语方式、社区传统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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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涉及到生活中观众的研究――受众研究惯常使用的方法：问卷调查、实验室法、统计等量化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把受众从他们的“生活流”中抠出来，在研究者预先设计好的解释框架周围游走。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等质化研究方法也存在种种弊病，要么忽视传播技术和文化变迁所造成的整体性环境变化，要么让受众进入到宏观的意识形态争斗之中难以呈现自己，要么让受众进入文化强劲有力的“消化系统”变成文化的消化物。
而人种学的方法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以上提到的种种弊病，但可以较好地还原生活，还原在生活中的传媒和受众，让传媒和受众都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场景中，呈现他们当时当地的意义，呈现大语境（文化、历史、社会）和小语境（具体的受众、社区、传媒）之间的关系。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难度
人种学包括田野考察（以参与观察为代表）和人种学的撰写（以深描为代表）两大部分，近年来在对人种学的批评中，人们频频将矛头对准这两部分：田野考察中研究者“进入”被研究对象的可能性或“进入”的程度；人种学写作中研究者对被研究对象文化的主观描述，以及对其文化模式的主观建构，对研究结果真实性的影响。在这样的表述危机下，人们认为人类学（人种学）应该回归为一种“文化批评”，而不是一种对真实的反映。
传媒之所以与石器、陶器不同，是因为传媒不仅仅是一种物，更是种定期、不间断地撒播符号（意义）的实践，因而它比器具更难以“进入”和表述。长期浸淫在传媒中的研究者如何才能厘清田野中传媒与非传媒的边界？如何将熟悉或已经自然而然的媒体解读习惯“陌生化”，从而进入到被研究者的媒体解读范式或习性中去？报道人在消费媒体内容时又变成媒介世界（非他/她自己的文化世界）的“他者”，如何把握报道人身份的种种转变？如何以个体之身去体验大众传媒大范围内的同步撒播？如何保持对（作为物的，作为撒播工具的，作为节目的）传媒与群体生活关系的整体进入？与此同时，如何分辨日常生活中，哪是与媒体本身形而下物性的关系，哪是与媒体内容形而上的关系？当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成为一种文化批评时，该如何评价或解读某种群体中某种传媒的文化？哪是“我文化”，哪是“异文化”？
几乎有太多的难题表明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只能是一种文化阐释活动。作为一种质化研究方法，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有时候，人种学研究被视为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对话以及二者自我表达的媒介。作为一种“开放性结论”的包容度，为被研究者和研究者都提供了足够的表达和阐释空间。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运用范围
人种学主张的是地方视角，本土文化，其研究结果往往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性知识。我们无法要求人种学的研究结果走出这个地方，去追求它的普适性。本尼迪克特（Benedict）的《与刀》是关于日本的，放在中国就不行了，米德的（Mead）《萨摩亚人的青春》虽然是为了美国人的青春进行的研究，但其证明的正是青春的本土性。
因此，人种学进入大众传媒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全球性的传媒进行地方化，地方化是个相对的“边界”，对美国传媒而言，中国传媒就是地方化的；对中央电视台而言，成都电视台就是地方化的；对于汉族受众而言，彝族受众就是地方化的。
传媒研究的地方化或者说传媒的人种学研究，在今天有两个有力的支撑：一是现代人类学开始从封闭的原始社区走向开放的城市社区，在这个过程中，人种学的方法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卫星电视，有线电视等的发展，使得电视传播出现分众化现象，许多频道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因此，对具体的受众群和社区进行研究变得有了市场。
必须认识到，传媒与受众的人种学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广泛的工作，如果各地的人种学得以长期的坚持，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拼贴画”的方式把整个“现在进行时”的大众的传媒消费文化图（数据库）建立起来，就像“世界文化地图”一样，每一个地方有自己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地貌地形”，当看到这样的传媒消费文化世界地图，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进行传媒的比较研究，以保持本土传媒文化的自我反省，增强人们对全球化和本土化关系的掌控能力。
[参考文献]期刊均缺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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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手机媒体，手机短信，I-MODE，3G
本文写作于在日本电通公司研修期间，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播技术最新发展及其影响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虽然发明手机的主要目的是用来进行语音通话，但是手机与互联网的结合已经使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新媒体。人们通过手机不仅可以通话，还可以上网、阅读新闻、收发EMAIL、游戏娱乐、订购商品与服务等等。手机已不仅是现代通信业的代表，而且是通讯与计算机技术相融合的产物，越来越像一台随身携带的小电脑。
1手机短信（SMS）——手机媒体在现阶段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
2003年春节期间，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及广东爆发“非典型性肺炎”，被手机短信大量传播。手机已经成为传播新闻与广告的新兴媒体。手机媒体打破了地域、时间和电脑终端设备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接收文字、图片、声音等各类信息，实现了用户与信息的同步。在中国，一些人误以为手机短信（SMS）就是手机媒体，并误称手机短信为“第五媒体”。其实，手机短信只是手机媒体在现阶段的一种存在形式，但不是全部，也不代表未来的方向。不过，在中国目前上网手机不普及的情况下，巨大的手机短信市场不能被忽视。
1．1手机短信市场巨大
在整个欧洲，每月有50亿条短信息被发出。在德国，一个无线运营商每月要处理超过3亿条的短信息，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月10%到15%的速度增长。
据中国移动提供的数据，2000年，中国移动的短信量是10亿条；2001年中国移动的短信量是159亿条，加上中国联通短信量为189亿；2002年中国移动的短信量超过750亿条短信，加上中国联通的150多亿条短信，短信量总共达到了900亿条。
据2003年2月13日北京日报报导，2003年中国春节发送拜年短信达70亿条，平均每人在节日期间发送了30多条短信。
方便、低资费的短信已经成为许多手机用户常用的沟通方式。结合已逾2亿人的手机用户的规模，中国短信增值服务市场是一个巨大市场。有人预测，2003年中国短信发送将超过1500亿~2000亿条，由此产生的直接利润将达到150~200亿元人民币。
2003年2月，零点调查公司在中国10个城市、9个小城镇地区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地区18~60岁的手机用户中近40%的用户收发过短信息，其中17.9%的人还使用过其它的短信服务。调查共抽取了京沪穗等10大城市的3276名居民及浙江诸暨、河北辛集、四川彭州等9个城镇的1482名居民。结果显示，在男性、大专以上学历以及35岁以下的年轻群体中，短信的普及率更高。他们人均在短信上的月支出达到28.15元。
在各种增值服务中，短信聊天游戏使用者比例达57.1%，位居首位，其次是笑话、幽默等娱乐信息，再次是新闻、财经等信息和手机图片铃声下载，有15.5%的人使用过答题游戏、情景游戏等其它服务。
对于新浪Sina、搜狐Sohu、网易这三大门户网站来说，短信业务的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至少在30％以上。中国移动的手机用户现在可以通过新浪Sina、搜狐Sohu、网易等门户网站享受订阅服务，例如每天订阅15条重大新闻。他们也可以从网上下载名人或卡通图像。
根据国外著名电信运营商沃达丰的经验，现阶段以短信为主的无线数据业务收入至少可以达到运营商总收入的20%，而对于中国的移动电信运营商来说，这一数字只有5%，发展空间还很大。
2．2多媒体短信（MMS）的发展
多媒体短信MMS突破文本的限制，具有丰富的内容，直观的视觉效果。彩色图片、声音、动画等多媒体的应用，使手机短信进入一个多彩的世界。
新华社2002年12月19日报道，中国大陆移动WAP用户突破百万户，中国移动2002年推出以图像、声音、文本的多媒体为特征的彩信业务。中国移动的彩信用户在2002年末超过5万，在2003年春节7天假日期间，中国移动的彩信发送量已超过100万条。中国移动公司预言：到2003年末，彩信用户肯定会突破百万。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预估，全球MMS用户数在2005年将达7000万个，未来十年内，MMS将成为电信业者最重要的加值服务之一。而据Datamonitors研究公司预计，多媒体短信市场在今后四年里将以混合年增长率388%的速度增长。不过，到2006年年底，其市场规模仍然只有49亿美元。
在近几年内，文本短信的消费都仍然是主流。多媒体短信目前的手机型号太少，价格偏高。
1．
手机短信已经成为重要的招聘广告媒体
据《工人日报》2002年12月11日报道，自2002年10月北京开通手机求职业务至今，已有近2万名求职者接受了这种服务，累计接收信息8万余条，每天在线人数2000多人。
与传统的招聘会、媒体广告、网上招聘、猎头招聘等相比，招聘短信手机增值服务更通畅、更有针对性。求职者先把自己的相关信息，如个人情况、需要寻找的职业等输入到北京人才移动网，电脑自动从用人单位储存的数以万计的招聘信息中，挑选出与用户个人要求最接近的工作岗位，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发送给求职者，有时仅需几秒钟。不论求职者在任何角落，也不论他是否关掉手机或手机没有信号，一旦开机或有信息，招聘短信会立即显示出来。
2002年5月，深圳已率先推出这种服务，目前每天在线用户已达到了上万人；上海市紧随其后也于9月激活，目前每天发送的招聘短信息达到3000~4000条；武汉、长春两市也开通了这项服务。
2日本I-MODE取得巨大成功，使人们不再怀疑手机是新兴的媒体
2．1I-MODE在日本的发展
INTERNET在日本迅速普及，日本在吸收美国经验的同时，更注重手机上网。日本I-MODE诞生于1999年2月22日，是世界最成功的无线互联网服务之一。I-MODE中的“I”的含义是INTERACTIVE，INTERNET，和I（代表个性）。
根据日本电通公司提供的数据，截至2003年2月，日本手机用户总数是7390万，其中DOCOMO为4303．3万用户。截至2003年1月，在日本手机用户中有6023．5万是带上网功能的手机用户，占手机用户总数的79%。其中DOCOMO的I-MODE为3688万用户。换言之，日本带上网功能的手机用户占生产年龄人口的70%，占总人口的47%；其中I-MODE的用户占生产年龄的人口的42%，占总人口的28%，占上网手机用户总数的60%。日本的I-MODE手机目前可以达到56KPS的速度。日本2002年I-MODE手机广告收入是70亿日圆。日本手机是单向收费的，用户无须为手机广告增加经济负担。手机广告
[page_break]形式多样，如通过手机送虚拟优惠券、有奖应征。手机广告可以分为：旗帜型（图片型）广告、邮件型广告、网站型广告等。I-MODE广告具体做法有：在适当的时机发送手机电子邮件，吸引顾客；通过网络游戏吸引用户；在网络游戏中打出企业LOGO等等。
日本手机媒体的商务模式值得中国借鉴。I-MODE的核心就是向大众提供各种服务，它成功还在于：内容，标准，价格，手机。日本I-MODE的月租费不算太高也是其成功的因素之一。I-MODE为了吸引客户，日本NTTDOCOMO还与电脑游戏研制企业合作开发适合I-MODE的网络游戏，这一新业务成为吸引年青客户的法宝。
2．2I-MODE作为技术模式不可能成功移植中国
日本I-MODE作为技术模式不可能成功移植中国。因为中国的手机生产企业，无论是中国独资还是合资的，都不可能采用I-MODE技术标准。欧美的手机生产企业亦不会采用I-MODE技术标准。中国政府也不会支持I-MODE技术标准。目前的移动通讯技术发展趋势是3G，而不是2．5G的I-MODE与WAP。
中国没有像日本NTTDOCOMO这样能够实现对手机制造商工艺和发展、销售、标准的定义和控制、内容网站进行全面控制的企业与组织。尤其是中国的手机收费高，而且是双向收费，用手机上网更加昂贵，这决定了手机上网在中国难以普及。
3
3G时代的来临使得手机成为交互式大众媒体
3G，英文拼写是“3GENERATION”，即第三代手机。我们以前使用的模拟机是第一代手机（1G），现在使用的数字机是第二代手机（2G）。
3．1中国电信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手机媒体的基础
据中国信息产业部的统计显示，2002年中国通信业增加值达到2746亿元，较上年增长13.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
截止到2003年1月份，中国电话达到4.3亿户。其中，固定电话达到2.18亿户，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2.12亿。平均每天新增电话用户逾30万户，平均每天新增15万个手机用户，电话用户总数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电话普及率达33.7％，其中固定电话普及率为17.5％，移动电话普及率为16.2％。中国信息产业部统计表明，截至2002年12月，中国国产品牌在国内手机市场占有率，已经由2001年底的14.13%上升至突破30%。
3．2中国3G前景看好
由大唐移动主导开发的TD-SCDMA技术是中国第一个由企业自主研发并为国际电信联盟采纳的国际电信标准，该技术标准与欧洲的WCDMA和美国的CDMA2000一起成为第三代手机(3G)技术的三大国际标准。TD-SCDMA作为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不仅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国移动的支持；大唐移动还联手南方高科、华立、华为、联想等8家中国企业，共同成立了TD-SCDMA产业联盟。
2003年1月24日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公司宣布，成功打通了中国第一个室外移动语音、数据和图像的通话。这一通话是建立在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上海3G网络应用中心端到端UMTS试验网上的。该网络不仅能传输基于电路模式的语音通话，而且能够成功传输基于分组模式的数据和高速视频图像，并完全符合W-CDMA3GPP标准。
3G手机的特点是高速度、多媒体、个性化。它不按时间收费，而是按数据量收费。它的速度很快，不仅能通话，还可以高速浏览网页、参加电视会议、观赏图片和电影以及即时炒股等等。3G时代的来临将使手机媒体具有网络媒体的许多特征，成为人们随身携带的交互式大众媒体。
4．手机媒体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1虚假与不良信息传播
一些不法分子虚假信息，大肆招摇撞骗，各种信息和流言蜚语借手机流传，败坏了社会风气，误导公众，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据香港文汇报2003年2月14日报道，珠海市公安局通讯监察处抓到两名通过发送移动电话短信息，散布大米、食盐将面临紧缺等谣言，造成市场严重混乱、紧张的违法分子。此次案件是一起有预谋、有组织的破坏行动，造成的市场恐慌影响极坏。
现时最让普通大众切齿的是所谓“欺诈型”的短信，其纯属一种空对空的诈骗犯罪。新华网2003年3月2日消息：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日前破获了一起利用国际互联网进行非法传销的案件，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吕萍、伍莉华等人。这是武汉市破获的第一起网络传销案，涉案金额高达135万元，涉案人员1000余人。
4．2侵犯个人隐私
多媒体短信MMS手机的出现，是因为手机制造商纷纷将竞争焦点集中在手机的功能扩展方面，以及用户要求简讯以外更多的多媒体互动功能，但这种新型手机除了涉及国防保安和商业机密问题，还可能涉及其他法律问题。MMS手机有其独特功能的设计，把摄像镜头安装在手机的背部，并且还可以被隐藏起来，因此佯装打电话，也能轻而易举地拍下一些机密东西或侵犯个人隐私。
4．3信息垃圾
新华社2003年2月26日北京电，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调查，中国网民平均每周收到16封电子邮件，其中垃圾邮件有8.3封，垃圾邮件数量已经与正常邮件数量相当，并大有超过正常邮件的趋势。垃圾邮件给使用具有上网功能手机的用户带来的烦恼与损失更大。
中国互联网协会反垃圾邮件协调小组成立于2002年11月，试行了《中国互联网协会反垃圾邮件规范》。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开发了反垃圾邮件举报处理系统平台，用技术手段掌握垃圾邮件的传播情况并进行分析。
4．4信息安全
一些手机的黑客针对手机的软件专门设计了一些病毒，对广大的手机用户进行攻击。用户使用手机收简讯或上网时要留意一些不明信件，对有乱码出现的信息千万不要打开，要马上删除掉。
有些病毒利用了手机芯片程序中的漏洞或缺陷，用短信的形式把病毒代码播发，从而造成破坏。而其他曾经出现过的手机病毒，能使手机自动关机、死机等，甚至破坏内部芯片。部分出现过的手机病毒甚至还可使手机自动报警、将机内个人地址簿自动转发等。
4．5有关手机传播的信息立法
目前手机短信的发送主要有手机间点对点发送、通过人工声讯台发送、网站发送和计算机软件发送等方式，由于后两种方式有较强的群发能力，不良短信往往是通过后两种方式发送的。从技术上讲，移动通讯运营商只能了解到短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而不能监控到短信息的内容，目前还很难对垃圾信息进行过滤。
不良手机短信已经显示出对于公共秩序和社会风气的危害，为了不让手机短信沦为一种新的信息公害，中国有关部门应该加快相关的信息立法，全面加强管理和规范，在确保通信自由的前提下，涤荡阴霾和污垢，还信息时空一片洁净。
结论：
手机媒体在中国的发展，不可能直接拷贝I-MODE模式；在现阶段发展的重点是手机短信；3~5年后随着3G在中国的逐渐普及，相关法规的完善，手机媒体将实现网络化、宽带化，手机将成为随身携带的、交互式、多媒体的大众媒体，将创造一个巨大的媒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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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揭露性报道经营媒体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也渐渐走上商业化与市场化的道路，开始注重“经营”，以接受市场的检验，争取读者眼球而非官方的完全满意来维护媒体的发展与生存。中国媒体市场化的趋势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媒体，包括主流媒体、都市类媒体纷纷效仿西方媒体的做法，改变中国媒体替官方进行宣传的传统定位，掀起了中国媒体的“扒粪运动”，这一改变的重要标志就是调查报道类栏目的争相设置，媒体舆论监督职能较充分的发挥。如央视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财经》、《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相关栏目的设置成功，使全国各类媒体群起跟之。可以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调查报道类新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社会课题和弊案的揭弊作用，有时能够引起官方的注意，甚至进行调查或调整相关政策。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道》就成为了中国民众心目中媒体勇敢揭发黑心企业，替消费者维权的标志。
综观调查报道类新闻，其重头戏在于揭露性或者批评性报道。所谓揭露性报道，“即深入揭露隐藏在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舆论监督。”最近几年，由于揭露性报道的急剧增多，媒体出现了揭露性报道泛化的现象。一些媒体过度热衷于寻求刺激性、耸动性的新闻题材，使得媒体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本文暂且不论及媒体责任与新闻人责任的话题，而是从经营媒体的角度来探讨揭露性报道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然后试图阐述处理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以及媒体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1揭露性报道的正面效应
近年来，各类媒体上的揭露性报道越来越多，如揭露基金黑幕、足球黑哨、黑学术风波、药厂黑幕、矿难调查等。被愚弄的公众愤怒了，纷纷用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在媒体上口诛笔伐，以图用正义的呐喊重新唤起社会的诚信。事实证明，在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媒体在一系列“黑”事件的曝光和解决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净化社会空气、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揭露打击犯罪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媒体市场化进程中，揭露性报道也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读者心理学来讲，负面报道要比正面报道更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作为负面报道的揭露性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正面报道，它拥有偏离于常态的独特性，在“新闻堆”中比较新鲜、醒目，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能抢先一步抓住受众眼球。这有利于媒体知名度的建立，在日趋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其次，新闻传播学有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体的期待是“解闷”（休闲和心理调适）、“解气”（舆论监督和社会宣泄）、“解惑”（与新闻和资讯相关的意义系统的提供和指导）。而揭露性报道正好可以满足受众“解气”的需求。“在社会功能上也起到了缓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减压阀’的作用。”这有利于媒体影响力的建立，更赢得读者的青睐。
最后，揭露性报道还能为媒体带来经济收益。一方面，揭露性报道为媒体抓住了受众的眼球，也就为媒体赢得了广告主的“钱袋”；另一方面，传媒作为产业的经济本质是“影响力经济”，揭露性报道做得成功能快速打造出媒体的影响力，使得媒体拥有作为产业发展的原始资本。通过合理经营，能为媒体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2揭露性报道的负面效应
2．1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必要的“背景”支持
揭露性报道多是“揭短”，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阻力要比正常的新闻采访多得多，“碰壁”更是家常便饭，而且，揭露性报道完成后又会得罪许多实体和个人，靠单个的新闻工作者无法单独完成和承受这一切，这就要求媒体能够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背景支持（后台支持）。另外，媒体需要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才能保证揭露性报道的题材源源不断，使得新闻资源不至于枯竭。以《财经》杂志的成功为例，它靠着揭露性报道迅速走红，但是它的显赫与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它的投资方——“联办”的半官方背景，为其提供了强硬的后台，也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信息。领导人胡舒立的新闻理念以及领导能力和人际关系网也是别的财经媒体所无法复制的。
2．2媒体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和高代价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来看：一是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做大量的采访、调查、取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缺少雄厚的资金支持，揭露性报道要么做不完善，要么做不彻底。由于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大多是“隐藏”着的，就需要先“挖掘”出来再加以报道，比起一般性报道来，揭露性报道多了一个“挖掘”的过程，“挖掘”需要采访、调查、取证，这就需要付出比一般性报道更多的成本。二是由于很多时候这样的“隐藏”是人为造成的，因此，在“挖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许多人为的阻力，这又增加了揭露性报道的成本。三是随着媒体一窝蜂的跟进，以及各种法律、制度逐渐健全、完善，各种违规性操作以及黑幕将会越来越少，因此，搜寻、挖掘“黑幕”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大。[page_break]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代价。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因为揭露性报道多是批判性质的，所以，常常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媒体稍有疏忽，调查工作做得不够详细、周密、彻底，就会招来“官司”。偶尔的一两场官司或许会提高媒体的知名度，但过多卷进官司，则百害而无一利。既影响媒体声誉，又影响媒体的正常运转，处理不好会给媒体带来动荡与危机。二是如果揭露性报道针对的是某个经济实体，那么，还有可能会影响到该经济实体在本媒体上的广告投放，给媒体带来经济损失。
2．3过度的揭露性报道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首先，由于媒体对信息的承载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一个媒体的揭露性报道过多，相应的就会使媒体的主流内容减少。而主流内容才是办好一个主流媒体、权威媒体最不可缺少的支柱。如果一味地为“揭露”而“揭露”，就会使媒体“揭露”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琐细、零散，离人们的生活重点越来越远，让媒体变得偏激、浅薄、浮躁。这不是一个主流媒体应有的风范。主流媒体应当拥有一种大气，“立足时代，直面社会，不要远离社会生活焦点的琐碎。”就像人们评价《南方周末》一样：“浅、偏、露是其致命缺陷。缺少的是高屋建瓴的指引力和思想厚度。而公信力、责任感、正义感是一份严肃报纸的坚硬内核。”
其次，如果媒体以揭露性报道为特色，就会使揭露性报道泛化，重者会使媒体的不实报道越来越多；轻者，使媒体容易戴上有色眼镜去观察社会，搀杂了媒体情感之后，再去观察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就易削弱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2．4揭露性报道不当会使媒体承担额外的负担
揭露性报道不当会把许多媒体“引上了歧途：让媒体承担了一份本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就像《焦点访谈》对外界说的那样，媒体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也不是政府。媒体永远代替不了政府，媒体只是媒体，只有环境监视、社会协调、传承社会遗产和娱乐的功能。所以，揭露性报道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能越俎代庖。因此，揭露性报道太多或不当，会使媒体陷入额外的负担中，而不能专注于本职职能的发挥。
3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
美国《财富》杂志的做法值得研究：“杂志发展前期可以通过一系列揭露问题的‘负面报道’吸引眼球，积聚资源；但随着自身的发展，应不断增加经验类问题的比重。这是因为前期‘负面’新闻比正面报道更容易引起公众注意，打造媒体自身品牌形象；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负面报道’的采编成本会增加，收益却在下降，打造媒体品牌的其他途径会增多。杂志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后，读者对其可借鉴、学习内容的期望值会上升，也就希望看到其他方面的文章。”那么，怎么平衡揭露性报道的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怎样处理揭露性报道？笔者认为：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策划时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报道的“量”上要适度；在处理揭露性报道时在“质”上更要把握好适当的“度”。一是要有政治敏锐性。明白揭露性报道根本出发点在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改革深化，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二是要有大局观。在选题时要考虑到披露的问题是否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意义。三是要掌握揭露性报道的角度以及批评的分寸，以达到最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不至于使矛盾激化的最佳效果。揭露性报道最终应该是促进问题的解决，完善有关部门的工作，或者是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如果揭露性报道的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引起社会的不安定，那么这样的揭露性报道就背离了舆论监督的初衷。
在这里，探讨式批评报道不失为媒体在进行揭露性报道时采用的一种较好的方式，能保证批评的质量和效果。好处有三：一是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确保了批评的适度适量。“多对事、少对人”，能最大程度地尊重被报道者的权利，能有力地争取监督对象的配合，促进问题的解决。二是探讨式批评报道摆正了媒体在批评报道中的位置。“多给信息，少下结论”，能有效防止利用新闻工具进行媒介审判，避免出现新闻媒介妨碍司法的现象。三是探讨式批评报道尊重了受众对问题的判断能力，把舆论评判的权力真正交还给受众，让受众成为舆论监督的实质性主角，有效防止受众逆反心理的产生。
4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4．1要“有理”
所谓“有理”，就是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做到客观、公正、全面，考虑问题要周全。客观、公正、全面，是所有新闻报道都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揭露”不等于主观批判，被揭露者也不见得一无是处。所以，一定要立足现实，有理有据。材料一定要掌握全面，评判也一定要公正、客观。做揭露性报道，媒体一定还要做到周全：既要替自己考虑周全，增强法律意识，不惧艰苦，寻找、保存好原始采访、调查材料，做好当被告的充分准备；又要替新闻工作人员考虑周全，保护好一线记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好他们的坚强后盾。
4．2要“有利”
所谓“有利”，就是媒体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时刻把握一个准则：揭露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问题扩大化、复杂化。穆青前辈对此有经典的说法：“批判是为了进步，为了更好地推动工作，这是舆论监督的目的所在。”像过去那样，一篇揭露性报道毁掉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是极其不成熟、也不可取的做法。
4．3要“有节”
所谓“有节”，就是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揭露性报道时应当注重主流化。主流传媒的基本风格应该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揭露性报道可以为媒体赢得眼球、树立声誉，却不能最终帮媒体赢得主流地位。做揭露性报道应当立足于对社会发展起长效作用；避免琐细、零散化；所针对的应当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和时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揭示这一时展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单子”，这才是试图成为主流传媒的媒体所应追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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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纵观当代中国（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传媒的发展历程，至1958年电视开播，完成了今天被视为传统媒体发展的历程。
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在1981年8月12日推出该公司的第一部个人电脑IBM5150后，个人电脑为各行各业包括传媒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如果可以称为中国“新媒体时代”的话，那么进入这一新的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其标志就是个人电脑在中国的使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个人电脑普遍接入互联网，更将新闻和信息的流通带入一个全新阶段，中国的“新媒体时代”也随之进入又一新阶段，其标志就是中国向全社会开放互联网接入以及各类数字新媒体开始大量进入民众家庭。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与“传统媒体”比较而言。但“新媒体”有一个本质的特征，就是它是数字化媒体。
因此“新媒体时代”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各类传统媒体的数字化步伐加快。报刊书籍等印刷媒体，尽管最后的形态还是以纸介质呈现在受众面前，但制作全过程已经数字化；传统摄影正在向数字摄影发展；传统电影正在向数字电影发展；广播在经历了调幅、调频两个技术发展阶段后，正进入数字音频广播新阶段；电视也正全面迈向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及数字压缩卫星直播电视。完全数字化后的传统媒体自然也就演变为“新媒体”，因为它不但将原有的功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而且具备了众多新的功能，且可以与其他任何数字传播进行信息交换。
二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新的传播工具层出不穷。如数字照相机、数字摄录机、数码录音笔、PDA、eBook、MP3播放器、摄像头、扫描仪、DVD、光盘刻录机、3G手机、PS2及XBOX游戏机等等。当然，对于全球信息传播的作用和影响力首屈一指的互联网，也可视为“新媒体”，即今天常说的“第四媒体”、“网络媒体”。
中国“新媒体时代”的起步与发展恰恰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大变动期同步的。那么考察一下中国社会变革对新媒体的使用发展有哪些影响和作用，无疑是一个有意思有意义的话题。
一、中国社会变革提供新媒体发展开放环境
新媒体在传播方面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使信息的自由流通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这在网络媒体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很难想象一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社会，一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社会，能够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互联网。
中国在确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后，开放的方针始终是明确而坚定的。具体到对待互联网问题上，多年来也是持这一方针进行积极的建设与发展。今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再次强调：“对信息网络化问题，我们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并在经济、社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法律等方面积极加以运用。”（新华社，2001）
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民众对于互联网的认识也持普遍积极的认同态度。今年4月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表一：青少年对互联网的认同比例
调查问题：“互联网对人类是有利的”
不确定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N
用户2.71.53.935.256.6741
非用户14.63.78.239.534.01381
（卜卫、郭良，2001）
表二：成人对互联网的认同比例
调查问题：“互联网对人类是否利大于弊？”
不知道或不确定弊大于利有利有弊利大于弊
用户4.71.343.950.1
非用户25.13.442.728.7
（郭良、卜卫，2001）
如果说，以往中国互联网是在一个逐步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那么今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新的里程碑就是本月中国将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经过长达15年与各国（142国）的磋商及谈判，9月17日，中国与WTO正式签定了入会议订书。在这份900多页的文件中，中国承诺将逐步开放国内市场，遵循WTO有关投资及贸易规定，建立一套完善、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其中一项重要的条款为向外资开放中国的电信增值业务市场，包括互联网接入和互联网内容服务市场。
11月10日，中国将成为WTO中的一员。国务委员吴仪曾作这一事件的根本意义作了如下精辟的解说：“加入WTO后，中国将由目前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新华社，2001）
可以预见，包括互联网（尤其是宽带网络和无线互联网络）在内的各类新媒体在今后中国更加开放的环境中的发展会更加迅猛。
二、中国社会变革提供新媒体发展市场环境
很难想象一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业垄断和行业壁垒森严的社会，能够为各类新媒体的研发生产和普及提供内在持久强大的动力。
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最重大的变革，市场化运作同样是中国互联网及其他新媒体持续高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1次和第8次的4项调查数据相比，就可以看出中国互联网近四年来的高速发展情况。
表三：中国互联网四项指标的增长状况
1997年10月2001年6月增长（倍）
带宽25.4M3257M128
联网主机29.9万台1002万台33.5
上网人口62万2650万42.7
CN下注册域名406612836231.6
WWW站点数1500242739161.8
（CIINC，1997、2001）
在这组数据背后的则是另一些数据。如目前经国务院批准已投入运营并正在建设的互联网骨干网已达10家，其中6家可以提供商业服务。在接入层，600多家ISP展开价格和服务的激烈竞争。用户只要付费，就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便利地上网。近年来通信费和上网费一降再降，1997年初，上网费为20元/小时，今天有的ISP的价格在优惠时段已降至0.5～0.3元/小时，各ICP在提供信息和网络功能服务方面，亦想尽各种办法来满足用户的需求。
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竞争的环境，而有竞争才有发展的动力，有竞争才有创新的动力。
在中国的市场上，不仅是国内厂商与国内厂商的竞争，也不仅是国内厂商与国外厂商的竞争，还有不同国家著名厂商间的激烈竞争。国内厂商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尽快将自己做大做强，不少产品的更新换代与世界保持同步，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VCD的兴起是中国市场上的一个奇迹，从1996年开始，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使录像机和LD同时在市场上失去了空间。巅峰时期的生产厂商一度达到1000多家，销量达到7000万台。VCD的性能不断提高而价格一降再降，成为迅速进入千家万户的最成功的新媒体产品。到了今年，正在出现的是DVD将VCD挤出局的场面。据业内人士估计，去年市场上DVD销量约300万台，今年可望突破500万台，到明年将达到800万至1000万台的总容量。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DVD价格不断下降，与1998年刚上市时3000多元的价位相比，价格三年当中跌了近70%，平均售价已在1000元上下，与当年VCD走红时的价格相差无几，而在今年国庆期间，有的DVD机型甚至已打出500元低价位。（南方网，2001）
近年来，卫星直播电视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尽管目前中国没有开放家庭利用小口径碟形天线接收直播卫星信号，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关卫星接收设备的生产、销售在很多地方迅速扩展。这种状况至少说明需求产生市场，并促进产品研发与生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现了很多不断冲击、突破现有法规规定的新情况。
一年前，《日经商务》曾出专辑“中国：世界的工厂”，描述了制造能力飞速提升的中国经济。这一专辑引起了巨大反响，以致日本媒体后来广为采用“世界工厂”这一表述来形容今天的中国。NEC总裁西垣浩司前不久指出：“不仅是对日本，就是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中国的冲击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制造方面，我想如果不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联手的话，就不可能在竞争中取胜。进一步说，甚至连生存都很困难。”（日经BP社，2001）
当然，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还不够健全，也不够规范，但市场经济机制的确立，为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
三、中国社会变革提供国民购买及使用新媒体经济实力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济实力的贫国穷民的社会，能够为各类新媒体的大普及和大发展提供最坚实的基础。
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万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41％。“九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8.3％。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国民的收入在不断提高，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2253元，比1995年的1578元增加了675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元，比1995年的4283元增加1997元。总体看，“八五”时期中国尚在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列，而“九五”结束中国进入下中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跃。（国家统计局，2001）
表四：“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增长情况
2000年(元)1995年(元)实际增长(％)年均增长率(％)
人均GDP6900485440.07.0
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428332.25.7
人均消费性支出4998353827.35.0
(国家统计局，2001)
“九五”期间，国民的消费领域出现了明显改观，其中用于新媒体软硬件的购买、通信及信息服务领域消费的比重大为增加。新媒体的消费通常要两个特点：一是购买设备价格昂贵，二是持续消费的价格不菲。中国国民经济实力和购买力的增加，使得几乎所有的新媒体一旦在市场上出现，就立刻会拥有其消费群体，并且具有向高档化发展的趋势。
表五：城镇居民家庭电脑、手机拥有量变化情况
电脑移动电话
2000年(台/100户)9.719.5
1997年(台/100户)2.61.7
增长(%)273.11047.1
（国家统计局，2001）
中国近年来电信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移动电话（手机）发展的高速发展。据信息产业部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7月底，中国手机用户数已达1.206亿户，首次超过美国的1.201亿户，成为全球手机用户数最多的国家。据新华社引用相关报告指出，中国手机市场目前仍处在成长期，未来市场发展潜力无穷，现在不仅在总用户数居全球之冠，而且手机的更换率也超过美国。（人民日报，2001）
今天及未来的手机已不仅仅是点到点的语音通话工具，而正在成为多功能的媒体工具。以目前广受手机用户欢迎的短信息服务一项而言，据中国移动通信预计，今年全年短信息的发送量将在100亿条，如果以每条0.1元人民币来计算，这就意味着用户心甘情愿地掏出10亿人民币。（赛迪网，2001）
今后宽带网络、无线移动网络、卫星直播电视、数字音频广播、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等都是巨大的市场，人们为获取和传输不同形态的信息将付出更多的金钱，而这一切没有富国富民为基础，那就什么也谈不上。
四、中国社会变革与新媒体的逻辑关系
不同国家对新媒体的认识不同，使用新媒体的时间早晚不同，使用新媒体的广泛程度不同，新媒体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政府对新媒体进行监管的力度不同，完全取决于国家形态、社会制度、经济实力、传播体制及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等因素。
在观察中国社会变革与新媒体的关系上，有两个基本现实必须给予充分注意：
（一）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国家，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人均经济总量仍处于世界中下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848美元，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在30倍以上，与美国的29240美元和日本的32350美元相比，差距更十分悬殊。（国家统计局，2001）
中国国内各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人群之间，对于新媒体的使用（不用说新媒体，至2000年底，我国才基本实现“村村通广播电视”的目标）差距也是十分巨大的。对于今天中国互联网用户2650万人口，我们可以说近年来增长速度极快，可以说绝对数量将成为世界第二，可以说中国是未来互联网最大的市场，但一个基本现实是，2650万网络用户仅占国民总数的2%，与网络用户占国民总数的30、40%甚至50、60%的发达国家及地区相差甚远。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不可作出盲目乐观的判断，认为此时“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进入信息时代或新媒体时代，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并不是从同一起跑线出发的，即使单从技术角度看，几乎所有新媒体的核心技术包括技术标准的制定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信息时代或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机遇，能否在较短时间内整体缩小这一差距并在某些方面超出，要看我们的政策、机制和创新努力，如果贻误时机，已经存在的“数字鸿沟”不是缩小而是会进一步拉大。
（二）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也就取得了全部媒介权力，成为中国传媒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中国社会变革时期大众传媒业呈现出以下六个显著特点：1、集团化、产业化的步伐日益加快；2、传播内容和传播形态日益多样化；3、各类传媒间及同类传媒不同媒体间的竞争日益激烈；4、各类传媒广泛采用高新技术手段及众多新媒体日益涌现；5、与国外海外媒体的各种形式的合作及国外海外资本的进入日益活跃；6、各类传媒及其产品日益走向全世界。中国传媒业的改革是在中国社会改革大框架下进行的，每一步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宏观指导和进程控制下进行的。中国的媒体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正像党的宣传领导部门一再强调的那样，“无论什么情况下，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
因此，新媒体在中国的使用并非由于其新的传播技术特点，便可以与整体传播环境发生背离，恰恰相反，现实要求它必须适应整体传播环境。例如，2000年出台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就将网络新闻传播纳入整体传播格局之内。归根结底，“技术创造一个允许做事情的条件，但不能决定做什么事情，换言之，技术本身并不能改变历史的逻辑。”因为“技术诞生在确定的社会学空间中，技术发展的逻辑自我铭刻在这个空间的秩序中。只有文化主义的幻觉才会让人相信一种新技术将颠覆决定的秩序，而这个秩序不是通过文化领域优先孕育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没有对社会产生实际效果，也绝不意味着技术不是革新的携带者，而是强调技术逻辑服从于社会和历史的逻辑。”（阿芒·马特拉，2001）西方发达国家一些人士对待中国的事物往往往看走眼，例如期待互联网信息传播对促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产生“奇迹”作用，就在于他们单纯以“技术决定论”的眼光看问题，颠倒了技术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关系。
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巨大的，它对新媒体在中国普及使用的推动是巨大的。当今中国社会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与时俱进”。新媒体在中国的大普及大发展大提高，有赖于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资料及数据引用：
1、新华社，《中共中央举办法制讲座主持并作重要讲话》，7月11日北京电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卜卫、郭良，《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的调查报告》，2001年4月
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郭良、卜卫，《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成人部分）
4、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97年10月第1次调查、2001年7月第8次调查）
5、新华社记者任涛、杜海涛、戎霄，《吴仪称入世后我国对外开放将出现三个转变》，8月13日上海电
6、南方网，《DVD掀起降价风暴厂家打出“跳水”价》，2001年10月4日
7、日经BP社报道，《NEC总裁西垣浩司：尽取两种制度之长》，2001年10月26日
8、国家统计局，《人民生活水平步步高》，2001年7月4日
9、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之十八》，2001年3月23日
10、同上
11、《我国手机拥有量全球首位》，《人民日报》2001年8月24日第六版
12、赛迪网，《中文短信息顶级大战紧锣密鼓》，2001年7月9日
13、国家统计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九五”时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之二十二》，2001年3月29日
媒体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运用多媒体教材进行课堂教学，不仅能提高单位时间的教学密度，而且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下面谈谈运用多媒体教材进行课堂教学的两点体会。
一、运用多媒体教材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方法
1、多媒体教材的设计
多媒体教材能提供多种感官的综合刺激，有利于知识的获取，创造最理想的学习环境。教师在多媒体教材设计和制作过程中，要考虑学生的主体性，把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放在首要位置，适时选择多媒体教材。
在使用多媒体教材时，不能以为“计算机就是高科技，只有运用计算机才是现代化教学”，随意滥用多媒体教材，结果达不到优化教学的效果。我们要根据课堂教学内容和要求、学习者的状态来分析是否需要制作多媒体教材。首先，教师要认真分析、仔细研究每次课堂教学的内容和目标，考虑使用何种媒体。任何媒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特性和应用优势。一般从说明问题需要出发，用简不用繁，用少不用多，选择最简便有效的教学媒体，做到既省时又省力，又能解决问题。其次，学生的知识水平、接受消化能力及对不同教学媒体的刺激感知能力，都会影响媒体的应用效果。我们知道直观教具能以直观的具体事物给学生以感性认识，音像媒体依靠声音、画面能带给学生视觉与听觉的综合感官刺激。在教学中，如果这些媒体可以创设情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就没有必要制作多媒体教材。如果上述媒体都不合适，则要考虑选用多媒体教材。例如教《捞铁牛》一课时，用直观实验的方法，或用幻灯片都不能形象地演示捞铁牛的过程。制作多媒体课件就能启发学生对表象进行分析、综合、概括，促进学生思维向深层发展。
2、教师对课堂教学设计
教师对课堂教学设计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一堂课的教学效率。多媒体教材的介入，使课堂教学的形式、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设计时，要正确估量多媒体教材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妥善处理好多媒体教材在课堂教学中占有的位置、时间和表现形式，使整个教学浑然一体。
教师运用多媒体教材组织课堂教学时，应采取一些紧扣教学目标的提示点拨，配合教材演示，“点”在学生不懂或非懂之处，“拨”在学生忽略而与教学重点、难点，紧密联系之处，更好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例如：教学《》一课，设计了黄继我在猛烈的炮火声中，拖着负伤的腿，艰难地向前“挪动”的多媒体教材，在演示课件时让学生进行“挪动”和“移动”的换词比较，学生动情地说：“肩上，腿上都负了重伤，稍一动弹，鲜血就会涌出来，可他还是一点一点向前挪，他身后留下了一道红红的血迹，多么顽强、勇敢的战士啊！”用“挪动”一词，就表现了负伤前进的艰难，突出了勇往直前的高贵品质。这样教师通过媒体教材中的动画、视频将本来抽象的知识变得生动，既节约了教学时间，又为学生理解“挪动”的深动含义创造了条件，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
二、运用多媒体教材进行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1、忽视多媒体教材为教学服务的特性。
多媒体教材是为教学服务的。目前大多数用于课堂教学的多媒体软件与教材的配套不够，软件开发人员没有找到与上课教师之间的结合点，突破口，以致于丰富多彩的软件，喧宾夺主，冲淡了教学主题，出现了“本末倒置”的情况。
2、忽视多媒体教材的最大优势
多媒体教材的最大优势是借助多媒体计算机的交互性和图文声像并茂的媒体信息，将抽象的概念以形象的、易于接受的形式展现给学生，为学生提供的是多种感官的综合刺激，这种刺激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积极性。而目前在使用多媒体教学时，一味地认为“计算机就是高科技”，选用媒体“舍简取繁”，把计算机当投影、幻灯使用，降低了它的使用价值。由于迷信计算机，随意运用多媒体教材不但起不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整堂课被课件左右，导致教学效果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