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规制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3 13:14:39
媒介规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媒介经济学杂志；研究特征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52-01
媒介经济研究是由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作支撑，对经济社会中的传媒生产与生态环境进行重点观照的研究，最早可以溯源到1925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教授杰米出版的《广播经济学》，他提出“广播经济学”并进行了相关研究。媒介经济研究开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G・皮卡特和杭敏曾就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媒介经济学的历史、方法与范例进行了梳理，回顾各个时期媒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议题与主要成果，他认为目前的媒介经济学正被传媒性质的变化和传媒体系与公司的运营所推动。[1]
一、现状分析
国外媒介经济的前沿研究是与时俱进的，跟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传媒产业内外也在加快整合发展。在媒介经济学研究领域，以微观经济学研究范式占据主要地位的同时，以媒介企业市场策略为核心概念的管理经济学研究范式和以媒介政府规制、消费者与社会福利研究、全球化为核心概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所占比例明显上升。作为媒介经济学研究领域里的核心刊物，《媒介经济学杂志》也在不断地把理论发展与实践环境相联系，持续地关注、发表最新的与媒介经济相关的研究进展。
二、主要研究特征
（一）论文作者特征分析。欧洲发表的最多，尤其是德国、瑞典、西班牙等国。虽然美国学者人数最多，但是发表的论文却是多人一篇。亚太地区媒介经济学者也开始相应增多。从论文作者组合来看，媒介经济在全球间跨国、跨校、跨学院、跨学科方面合作研究迅速增加，全球化的协同合作研究已成蔚然之势。这为研究视角更加多元、方法更加多样提供了基础。
总体来看，国外的媒介经济研究已不再以美国为主导，欧洲诸国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已经超越了美国，亚太地区研究开展迅速，中南美洲也有突破。媒介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已经逐渐从欧美走向全球，许多国家也已经注意并开展媒介经济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与制度建设。
（二）研究的主题构成与演变特征分析。传统媒体仍旧是研究者选择的研究重点，但自2010年以后，研究者在新媒体方面的研究力度则逐渐加大。在内容上，微观领域较多关注在实际媒体机构运营中的经济现象，宏观领域则更多关注媒介产业政策与媒介规制问题研究。国外的媒介产业研究焦点因时而变，并且关注的问题更加细化，更加多元。
（三）研究方法特征分析。实证的、计量范式研究仍然是国外媒介经济研究的主流，通览这七年间论文，其比例约占90%以上，定性研究则相对较少。实证的、计量范式研究则更多采用的是根据研究问题，调查收集数据或者采用实验方法，通过建构模型、统计分析展开。
（四）研究视角特征分析。主要有新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种视角。在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视角的文章中，产业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成为主要研究范式，主要关注的是产业组织结构、市场行为与绩效、广告策略等核心问题。而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中，关注的主要是媒介外部环境、政府规制、消费者和社会福利、跨国传媒整合、媒介产品全球化、版权盗用等问题。
（五）研究学科的融合特征分析。学科之间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交融明显，国外的媒介经济研究以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研究假设，提出研究问题，在已有的理论背景下构建新的模型展开研究。在前人提出的模型或者构建理论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研究，是较为普遍的研究选择，广泛使用数学模型已成为一个显著的趋势。
（六）研究驱动特征分析。技术、市场竞争、受众和政府规制一直是推动媒介经济研究的四个主要因素。传媒产业的发展，必须要考虑好这个四个因素。技术革新以三种方式对传媒市场发挥着潜在的影响：使内容传播渠道多元化；引入新内容组合；导入各种新的内容选择。[2]由技术推动的传媒业态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市场竞争加剧。传媒产业的发展也必须要考虑受众市场和政府媒介规制的影响，以及市场容量、外部性、公共性等其他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国外媒介经济研究的驱动因素中的新侧面与新体现。
参考文献：
[1]Johannes M. Bauer， Steven Lacy & Steven S. Wildman. Repositioning th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A Brief Note From the Editors[J].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2006，（1）： 3.
[2][美]阿尔瓦兰主编.崔保国，杭敏，徐佳等译.传媒经济与管理学导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599.
作者简介：
媒介规制论文范文第2篇
如果把传媒作为理论聚焦的中心，不难发现传媒总是处在三种基本社会力量即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公众的“拉力赛”之中。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社会制度，决定着“拉力赛”的主导力量，从而决定传媒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最终决定传媒的生存方式。从社会制度看，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不同社会力量对传媒的主导作用，从而形成不同的传媒体制。目前，世界各国的传媒体制各不相同，大体上不外乎商业经济型、政治宣传型、公共传播型几种类型。从历史进程看，在社会变革时代，政治力量主导一切，传媒往往成为政治组织的宣传工具，成为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和平建设时代，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传媒则成为经济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信息产业。当然，不管是作宣传工具，还是作为信息产业，传媒都必须是社会公众的信息提供者和舆论代言人，成为“社会公器”，否则其生存就将失去社会基础，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和效力。因此，传媒同时具有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但时代需要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别往往使传媒的某种属性充分彰显，并使其他属性处于相对抑制状态。而传媒体制的差别、传媒属性的彰显，正与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实施了不同的传媒政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事实上，传媒政策总是因应社会制度与时代需求而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2003年，库伦伯格（Jan van Cuilenburg）与麦奎尔（DenisMcQuail）在《媒介政策的范式转变：一种新的传播政策范式》一文中提出，在美国和西欧国家，传媒政策的变化可划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期至二战前，传媒政策涉及的对象主要是新兴的电报、电话和无线电技术，政策取向主要是追求政府和财政集团的利益，其共同原则是保护政府和国家利益，通过国家和个人投资行为促进传播系统发展，这是新兴传播业政策阶段。第二阶段从二战结束到1980年代前后，传媒政策主要基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对民主政治的需要促进了对政策规范化的关注，比较忽视技术的考虑和追求国家的凝聚与稳定，公共广播电视事业正处于其高峰期，在西欧尤为明显，这是公共服务传媒政策阶段。第三阶段从1980年至今，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使得传媒政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许多国家选择了打破国家对传媒的垄断继而尽可能地鼓励私有化，强调形成一个具有开放边界和无比活力的传媒市场，从而寻找一种新传媒政策范式，尽可能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这三种价值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进入了寻求新传媒政策范式阶段。
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寻求新传媒政策范式的过程中，传媒政策才受到学界的关注。中国学界对传媒政策的探讨略晚于欧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对新闻政策、宣传政策、新闻宣传政策有零星的论述。随着中国传媒运作企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逐渐深入，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传媒政策在新世纪以来逐渐受到重视，有关论文纷纷发表，著作也陆续出版，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术领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映博士踏上了研究传媒政策的探索之旅。2005年，陈映硕士毕业，到了广州市某一行政机关工作。两年后转到高校，成为一名大学教师。2008年考上暨南大学在职博士生，跟随我攻读新闻学博士学位。2009年，陈映申报成功教育部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媒介融合与传播规制变革》。当时正值博士论文开题，她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把课题研究与学位论文结合起来，毕其功于一役。不过，由于养育双胞胎儿子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她的博士论文写作进展缓慢。面对困难，她不改初心，坚持探索，时有期刊，并在2013年申报成功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多媒体融合下传媒政策的选择研究》。历经数年努力，陈映在2015年终于完成她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现在，陈映的博士论文《价值重构、规制重组与认知嬗变：媒介融合背景下欧美传媒政策范式的转型研究》又经过一年的修订，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深感欣慰。为撰写序言，我再次阅读全部书稿，深感这是一部苦心孤诣的著作，难能可贵。
近十年来，国内研究传媒政策的著作，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编写教材，满足教学需要，如郭娅莉等《媒体政策与法规》，郎劲松、邓文卿、王军《传媒政策与法规》，赵阳、杨研《传媒政策与法规》；一种是研究学理问题，出版学术专著，如李继东《英国公共广播政策变迁与问题研究》，张咏华等《西欧主要国家的传媒政策及转型》，王润珏《媒介融合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赵瑜《从数字电视到互联网电视：媒介政策范式及其转型》。
陈映所探索的是学理问题，而且是具有相当难度的学理问题。说实话，对作者来说，要研究媒介融合背景下欧美传媒政策范式的转型，十分困难。首先，传媒政策是一个高度语境化的论题，一个没有在欧美国家学习生活过的研究者要去探讨其传媒政策，难度可想而知。其次，研究传媒政策的范式转型，不仅要把握传媒政策演变的态势，更要分析传媒政策演变的机理，是一个深入传媒政策演变骨髓的问题，可以说是相当难啃的硬骨头。再者，媒介融合背景下欧美传媒政策的范式转型，正处于发展与演变过程之中，本身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性，这也大大增加了把握和概括其范式转型的难度。
面对这样的困难，作者迎难而上，历时数载，交出了一份令人比较满意的答卷。陈映认为，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一经济范式”，媒介融合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它使欧美国家传媒规制的正当性、不对称的规制框架以及规制的路径和手段均受到挑战。面对这种挑战，欧美国家的传媒政策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过往修补与完善路径的明显的“范式转型”趋势。
如何展开“范式转型”研究？陈映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将欧美传媒政策的“范式转型”框定为三个方面，即价值范式重构、规制范式转型、认知范式嬗变。在阐释清楚有关媒介融合概念、传媒政策概念、传媒政策工具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陈映深入剖析了欧美传媒政策的价值范式重构、规制范式转型、认知范式嬗变。研究发现，在传媒政策的价值范式上，即在“为何规制”问题上，强调传媒功能而非科技特性的公共利益概念，正日益成为欧美国家传媒政策的构建出发点、正当性基础以及施行的标准。在传媒政策的规制范式上，即在采取何种路径以及如何建构主体框架这些问题上，欧美国家的传媒政策走的是一条放松规制与再规制齐头并进以及多手段、多主体、多层次机制协同治理的路径，并且突破了过去“中心-边缘”结构的主体框架，朝向建立一个以多元互动、对话合作、弹性治理为特征的“政府-媒体-市场-社会”的四维主体框架。在传媒政策的认知范式上，即在欧美国家传媒政策的制订者依据何种思维方式和知识经验来建构传媒政策这一问题上，随着媒介融合的日益推进，过往的“传媒政策”概念正在日益转向“传播政策”概念。
应当说，陈映的这些见解是深入研究欧美国家传媒政策范式转型之后具有创新意义的论断，对我们认识欧美国家传媒政策的范式转型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对于本书的研究宗旨，陈映说得很明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是把目光投向欧美发达国家，是希望从中汲取思想精华与实践经验。回到中国语境，陈映从欧美传媒政策“范式转型”中得出四点本土启示和意义：其一，解决好传媒规制的“为什么”命题，明确技术目标、经济目标和社会价值目标应成为我国现今传媒政策的重要目标；其二，面对变化莫测的媒介融合，建立一套与前述价值命题一脉相承的基本原则非常重要；其三，建立一个以“统一、法治、层级、分类”为特点的政策框架；其四，朝向一套简化且有节制的规制体系。
媒介规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媒；改革；“语法问题”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8年底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年会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雪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选论文或摘要55篇。年会以“变革与传播：中国传媒三十年”为主题，旨在回顾30年来的传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会议主要从新闻学的内在规律出发，对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传媒体制、国际环境、消费文化等“语法问题”进行检视。为迎接200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院庆，年会特设了“研究•视域•变迁”等专场，省察了传媒改革进程中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自由与法制：传媒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
“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是研究新闻改革最重要的主题。”（孙旭培，2008）本次年会再次强调了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与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阐发了现有体制下传媒表达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推进传媒体制改革的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如今改革达到新的阶段，要再次重申新闻立法，以此来渐进地实现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报》2008年11月3日的评论：“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华清，2008）他认为，这预示着新闻立法将是今后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孙旭培，2008）
在此基础上，孙旭培教授提出了从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闻改革的13个研究议题：新闻自由权的具体研究、新闻自由的维度和尺度、宣传本位与报道本位、社会稳定与意见多元、新闻法治与社会效益、突发事件与新闻自由度、第二第三国际与新闻自由、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急进还是渐进、媒介批评的法律规定、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媒体创办、新闻评议会制度、对新闻自由的法律救济。他希望与会研究生秉承专业精神，能对以上议题规范地进行学术研究。（孙旭培，2008）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卢家银、崔明伍（2008）在入选论文《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中，通过分析新闻媒体在公众利益表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为新闻立法提供了现实论证。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在现有体制下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这在部分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将造成“喉舌”之困――媒体究竟应遵照政府的宣传策略，还是应该直接表达民意。同时，市场也干预着传媒的表达。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首先建立解决言论纠纷的宪法诉讼制度，为公众利益表达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建立公众媒体等各类媒体，将多元利益在传媒中分割开来，以保障每一方的表达权利。
复旦大学硕士生阴良（2008）也对当下传媒表达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卢家银、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阴良选取外国媒体驻华记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研究，访谈了16个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外国驻华记者，发现外国驻华媒体受到更复杂的社会控制；同时，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传媒”，因此，在组织、行业、社会这三个层面外，还特别强调了个体层面的因素，提出了“伞兵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与长期驻华记者（resident journalist）这两种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个体认知差异，并最终影响记者的表达。
清华大学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提出了可供国内参考的依据“线”和“非线”这两种不同服务性质来区分内容规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政策的演进过程，阐述了《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出台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产业利益的冲突，以及统一监管与分层监管规制原则的确立。文章指出，欧盟的“规制模式的探索无疑是超前的，其效果还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实施中来评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体的内容规制也是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和传媒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二、开放与霸权：传媒全球化进程的现状分析
传媒改革的进程与国家的开放程度是紧密联系的。30年来，中国媒体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奥运会、世博会等“焦点时刻”，中国传媒应该如何把握机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会入选论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读的中国研究生撰写的文章。文章通过介绍、阐述、分析海外媒体，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中国媒体当下的国际环境。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硕士生侯静慧、马瑜晶（2008）对1978年至2006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年份”为抽样“层”（strata），每层中随机抽取10篇新闻报道，得样本290篇。研究用GDP和进出口总额来测量经济实力，其乘积作为自变量；报道量（quantity）与报道效价（valence）作为因变量。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而其中负面报道的比重也随之增大。结合霸权理论，研究认为这种负面报道增多的现象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权力阶级需要综合利用大众媒介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类信息，以求保证民众的思想与现有社会秩序达到一致，即实现“媒介霸权”（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生毕佳颖（2008），结合美国互联网的政治表现，分析了“个体内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对政治的多元影响。文章认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国霸权以一种柔化的方式得到强化）”，即将“媒介霸权”隐藏在个体政治背后，通过技术控制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文章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中国会不会走“美国道路”，互联网的发展会对目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给出解答。
同样关注霸权问题的还有同济大学的硕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10种有代表性的英文报刊杂志关于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筹备情况的报道，比较了报道侧重点的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上海世博会时，侧重于宏观的经济与产业、商业的报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题的负面报道，几乎没有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报道，而对爱知和汉诺威世博会的报道则有显著差异。与侯静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积极应对西方“媒介霸权”、改善国家媒介形象的传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议题、综合运用多媒体、整合传播模式等。
北京大学硕士生刘畅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郑宇钧，以《筑梦2008》为个案，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了纪录片跨国界意义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奥运的纪录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质中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现“全球化了的”本土与“本土化了”的全球，以达到跨国界的意义共享。（刘畅 郑宇钧，2008）文章分别从本体修辞、积极修辞、非常规修辞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体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今后的纪录片制作提供可参考的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硕士生吕芳雅（2008）运用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电影产业如何“走出去”进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莱坞模式与日韩模式等可借鉴的运营模式，对今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关注泛亚市场，而不单是西方市场；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发行渠道；进行制度调整，等等。
三、商业化与大众化：传媒文化观念的变迁
《文化症候与文学期刊的影视趣味》（周根红，2008），阐述了纯文学期刊《收获》1990-2008的历史演变。随着《收获》逐渐成为影视文化风尚的引领者，并推出了关于影视明星的《一个人的电影》专栏，周根红认为，《收获》已逐渐失去纯文学理念，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影视文学与大众传媒紧密勾连。作者对“影像霸权”的形成表示了忧虑，并表达了对纯文学期刊原有的独立性与先锋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褚悦闻，2008）探索了商业化与高度社会性别化的话语机制对中国女足媒介再现的影响。研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奥运年2004年1月-9月间267天《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篇数、照片数量、头版报道等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发现：在没有重大赛事的情况下，女足再现为“玫瑰”；而涉及奥运盛事，女足则彰显“铿锵”，被赋予男足未能担负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艰苦环境中奋力进取的风貌受到媒介的反复强化。文章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的媒介再现，是媒介以争取收视率的新闻娱乐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现的女性，乃适应商品化的、被重新社会化的、被再创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别是一种社会范畴，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别化，区隔并规定了女性气质和霸权的男性气质特征的客体和行为；团体性的体育项目承担起了建构民族认同的文化意义。
在商业化环境下，受众的消费习惯和认知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化媒体的定位转变。清华大学硕士生李华颖（2008）对消费者购买畅销书的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调整和修正过的模型，研究发现：知觉品质越高，主观规范越高，知觉行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购买畅销书；而知觉牺牲并未起到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作者认为，畅销书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不易因消费者成本影响人的购买行为，“畅销”本身对书本的功能、品质或品牌等的肯定让消费者不计太多代价地购买。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来畅销书定位与定价的发展趋势。
在年会的新闻沙龙环节，同一话题在网络传媒领域中也得到了讨论。《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吴欢，通过对“老小孩”网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商业网站通过共建成员的精神认同获得商业收益的方式。吴欢特别强调了成员的个体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的互动、网下社区和网上社区的相互支持。她认为，虚拟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虚拟社区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要通过与现实社区相互作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吴欢，2008）老小孩网站创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志安博士介绍了“老小孩”的运营方式，也指出了通过上网给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创办理念。
四、继承与创新：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媒改革从“语词革命”向“语法革命”转变，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内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题演讲中，他以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为视角，总结了30年传媒改革带来的新闻学科的发展。他强调，研究生群体的学术研究与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从老一辈的学科领军人阐发新闻学基本原理、建构新闻学理论框架、走出新闻史学研究新路径，到80年代继往开来的中坚提升新闻学科的科学性，再到90年代开拓学科新领域，到新世纪夯实基础理论、开创新媒体研究，研究生群体始终积极参与了新闻学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构建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广泛开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培育新闻传播学大师和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研制中长期（2009－2020）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规划。（童兵，2008）
复旦大学硕士生滕育栋（2008），则从微观层面着手，思考了30年来新闻思想的转变。他以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为切入点，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新闻史著作对其描述、评价话语的变迁，揭示了三种不同的新闻史著写作方式：服从宣传需要的历史写作，突出文献新闻学理意义的写作，作为新闻改革历史基础的写作，阐发了其背后的新闻思想。作者强调了新闻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的写作中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新闻史的写作能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提供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希望更多的人回归到新闻史研究中。
苏州大学硕士生张震（2008）梳理了30年学界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变迁。从新闻客观性的来源、内涵、主观态度、宏观操作方式、微观操作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议题与趋势。南京大学硕士生温海玲（2008）对1988-2007年组织传播研究论文进行了历时性分析，根据其研究走向：“学科介绍原理阐释应用分析学科建设”分析了每一时段的历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强组织传播学科建设的想法。兰州大学硕士生华汝国（2008）综述2005-2007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情况，归纳了其中所体现的研究热点及形成的重要观点，并进行了评价。
此外，本届年会论文还对往届年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继承与创新。本届年会入选论文《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与上届年会入选论文《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荣、马、王祥颖，2007）同样是对“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侧重有所不同。上届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将媒介素养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测量出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异。而梁静等人将媒介素养中的广告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用以诠释性别因素与第三人效应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届论文研究的深化与补充。
注释：
[1]语法革命，是指“在现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规则的改变、关系的改变以及制度、机制、运动模式、盈利模式、与受众关系、技术要素层面的改变，形成新的发展机会”。（喻国明，2008）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要从要素扩增到结构重组、规则改变和发展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1]毕佳颖.(2008,November).PowerfromMass-JournalismofInternetonAmericanPolitics.“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摘要,上海.
[2]褚悦闻.(2008,November).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3]侯静慧、马瑜晶.(2008,November).风雨三十年：中国形象在美国媒体中的变革.“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4]华汝国.(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5]华清.(2008,November3).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民日报.pp.7.
[6]李华颖.(2008,November).畅销书购买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解释.“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7]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November).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8]卢家银崔明伍.(2008,November).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9]刘畅郑宇钧.(2008,November).从视觉修辞的角度看奥运纪录片的“球土化”策略.“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0]吕芳雅.(2008,November).中国电影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1]孙旭培.(2008,November).新闻改革研究：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主题演讲,上海.
[12]唐建英.(2008,November).《视听媒体服务指令》与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初探.“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3]滕育栋.(2008,November).“用陆定一说话”：中国新闻史写作中的“加法”与“减法”.“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4]童兵.(2008,November).研究生：新时期新闻科学发展创新的生力军.“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主题演讲,上海.
[15]温海玲.(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组织传播学研究的变迁――对新闻传播视野下组织传播学术论文的历时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6]吴欢.(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7]肖云帆.(2008,November).媒体力量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汉诺威、爱知与上海世博会实证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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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规制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网络;危机传播;综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0)21-0008-03
1 网络危机传播的理论范式和内涵界定研究
网络危机传播主要有个案研究、技巧研究和理论研究3种研究取向,最初的网络危机传播集中在个案研究上,技巧研究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1]。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刘慧芬副教授在《从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看网络时代的危机传播过程》中指出,“危机传播研究起源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它最初用以预测假设的政治形势,以防止类似危机的发生,并预测采取措施的价值”[2]。此后,西方学者开始了对危机传播的研究”。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吴小冰博士指出,“早期的危机传播研究多从管理学视角把危机传播当做危机管理的一部分,研究专注于危机处理中的传播模式及策略”[3]。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胡白精则认为“近年来西方两大研究脉络―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形成了合流之势,特别是‘管理的观点’向‘传播的观点’靠拢”[4] 。
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网络这一现代的新型传媒技术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之后,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网络―危机传播领域、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1.1危机与网络危机
对于网络危机,学者们首先从危机的概念进行了引入。美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危机是指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决策的事件”。
还有美国学者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在《大众传媒与美国社会》将危机理解为:“很多人的生命财产或者心灵安宁带来严重紧迫和严重威胁的自然的或者人为的事件”。
中国学者杜建刚则认为“涉及公共性财产、生命安全;形成区域性;突发性;高度威胁性―威胁到地域基本价值,如稳定和发展的”事件都可以归结为危机。
总结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出,从受危机影响的主体上区分,既包括组织、公司面临的范围有限的局部危机,也有社会民众面临的范围广大的公共危机。而对于网络危机,多数学者认为网络危机涵盖在危机概念之下,是在网络上酝酿产生的危机或通过网络传播使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大的情况,是网络媒介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1.2网络危机传播
在深具传播学知识背景的学者看来,危机传播不过是人类传播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运用传播学方法重点研究危机传播过程中的传播效果、媒介、受众等变量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学者费姆・邦茨 (Kathleen Feam―Banka),他将危机传播定义为:“危机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之后,介于组织和其公众之间的传播”。
吉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石颖总结学者们的研究,在其2007年的学位论文《对网络危机传播的基本思考》中提出,“网络危机传播指的是利用网络媒介对危机事件进行控制的传播活动和采用的传播方法”[5]。
由于网络危机传播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学者们目前对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待于对其进行比较权威的界定。
2 网络危机传播中的网络媒介特点和功能研究
在网络传播特点的基础上,近年来,学者们对网络危机传播的角色和功能进行了一系列分析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金进与洪瑾在《网络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优势与问题研究》中提出了网络危机传播的以下特点:面对灾难或危机事件反应迅速,传统媒体无法比拟;消息来源渠道多,草根报道发挥重要作用;互动性更强,信息更新速度更快;整合能力强、多形式全方位发挥影响力[6]。
学者汪晓霞在《传媒观察》刊发的论文《试析危机传播中网络媒体的功能》中,指出危机传播中网络媒体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他引用新闻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网络媒体的开放和自由发展模式使得议程设置功能并没有被弱化减弱,网络媒体的“双刃性”性决定了它既是化解危机的利器,也是引发、扩散和文化危机的发源地[7]。
还有山东经济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的张光耀和高潇在《浅谈网络危机传播的特点和管理》中,从传播形态方面出发,把网络危机分为:核心要素、次级要素、边际要素和干扰要素4种传播要素,并且指出这四种要素引发的各种问题构成了网络危机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8]。
综合起来,可以把以上学者们提出的网络危机传播的特点概括为:匿名性、速度快、波及广、破坏性强、不确定、难控制等特点。
在网络危机传播的优势方面,西北大学公共传播所的来向武和赵战花在《利用网络传播进行危机预警的优势与方式》从危机预警的角度对网络危机传播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网络的层级传播、多极多次的传播形式为有效监测发现危机信息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机会,也就是危机信息的传播由原来的“信息源――传统大众媒体”发展为“信息源――网络媒体――传统大众媒体”[9];按照危机传播的基本规律,我们还可以把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结合起来,共同设置议题,形成舆论漩涡,更好的进行“社会预警”。
龚新琼应用“环境守望” 理论研究了网络媒介在危机传播中的角色,指出,网络媒介和大众传媒一样也是“社会公器”,应坚持基本的职业操守,为民代言,强调危机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和准确性[10]。
还有吉林大学的石颖在其硕士学问论文《对网络危机传播的基本思考中》认为网络危机传播具有:可以使权威信息快速传达;能降低组织的危机管理成本;能激发群体的正面作用3种功能。
3 网络危机传播的缺陷以及规制策略研究
3.1网络危机传播缺陷研究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四川《自贡日报》的资深媒体人林琳在《金融经济》上刊文提出,危机事件中的网络传播已经引起了网络媒体信用危机,并认为这种缺陷是“市场失灵”现象:首先,网络媒体报道危机事件时容易出现“网络暴民”现象;其次,网络媒体在危机事件中过度报道容易引起“二次伤害”;再次,网络媒体的虚拟性化使危机传播复杂性加大[11]。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的林丹燕和任雯引用传播学原理中香农―韦弗的“数学传播模式”, 指出“危机传播过程中内外的各种障碍因素会形成对讯息的干扰,这对于社会传播过程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大学的胡白精教授在总结美国学者罗杰斯“大众传播理论” 的基础上,提出的著名的“3F”假设(即危机传播由信息流、影响流、噪音流构成),从“噪音流”的角度提出网络危机传播噪音流的四种呈现形式:1)虚假信息;2)错误信息;3)不良信息;4)偏激信息[12] 。
吉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石颖则从传播学的“把关人”角度进行分析网络危机传播的缺陷,并提出了一些较新颖的观点:首先,网络危机传播中“把关人”作用的弱化;其次,网络传播减少了管理主体的反应时间;再次,危机的网络传播具有群体效应。
还有学者如黄明胜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认识网络危机传播的缺陷,他在《网络媒体的危机管理中》提出了网络传播制造危机的“十大杀手”:转移潮、受气包、英雄欲、泄私愤、恶搞风、攻击传播、反戈一击、文化冲突、谣言惑众以及民族情绪[13]。从消费者的对抗、企业竞争、国际品牌等方面全面分析了网络媒体传播生发的企业危机。
从学者们以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视角可以看出,危机事件中的网络传播具有双面性,受危机影响的主体既包括社会公众,也包括企业、组织等。
3.2网络危机传播应对策略研究
很多论文主要探讨那营利性组织面临危机时应该如何进行网络危机传播,一般采取案例研究方式,以描述性研究为主。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学者探讨网络危机传播的应对策略时往往以政府和媒体研究为主,对另外一些组织的讨论比较少。
学者张厚远在《危机事件中网络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中,从人文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研究:他以2008年“汶川”地震和2009年“H1N1”流感报道为例指出,由于网络媒体更具有公共属性,在灾难面前,网络媒介更应该关注普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和价值尊严,更多的体现一种理性和责任,不要造成社会恐慌,体现人文关怀的大视野。[14]
四川《西贡日报》的媒体人林琳提出了规制网络危机传播的规制策略:1)完善网络法制建设,提高网络媒体的风险成本;2)网络媒体监督部门加强监管力度和效率;3)公众要提高自己的危机意识和对网络媒体的监督意识;4)提高网络网络媒体在危机事件报道中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关怀。
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在网络媒体环境下危机传播如何调整的问题。钱B2007年《新闻知识》上刊文《第二媒介时代下的危机传播模式》指出,在网络时代危机传播具有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信息源更多的是政府、媒介与公众的互动,是一个双向的信息交流过程,传者与受者的身份界限也变得模糊。还有的学者探讨了手机等新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15] 。
总之,可以看出学者们主要从媒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方面进行网络危机传播的应对策略研究,强调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4 网络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形象研究
史安斌认为,危机公关同样是也是一个国家树立国家形象的良机。在网络危机传播过程中,政府尽管面临治管方面的困境,但同时也获得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公关时间段”,政府可以利用这种机会显示其责任[16]。
电子科技大学的杨军和张媛在《重庆工业学报》上刊发的论文《网络环境下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的新思路》中,认为政府可以利用网络媒体进行信息实时更新,及时最新消息,使公众尽早得到危机事件的最新进展;让受众把握一定的话语权,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危机对策,防止危机扩大的同时树立政府良好的外部形象[17]。
还有学者马艺等从形象传播的二维模型――认知度和美誉度对网络危机情境下的政府形象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我国历史上的政府形象传播的认知度呈上升趋势,而美誉度指标则因历史情况不同表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可以通过二维矩阵模型进行调查,快速找到政府目前的传播区间,分析原因,调整制定政府形象传播措施[18]。
可见,学者们都是从危机管理的主题――政府本身,对政府形象进行分析研究。对于政府来说,危机事件既是其展示责任、树立国家形象的良机,也是严重的挑战。
5 研究现状与结论
危机传播是一个边缘和交叉学科,网络危机传播同样涉及新闻传播学的很多议题。从学者们的论文当中,可以看出我国对于网络危机传播的研究基本上起源于2003年的“非典”之后 ,并且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网络危机传播中的新媒体角色和功能研究;网络危机传播中新媒体、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研究;网络危机传播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报道模式;网络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形象研究;网络危机传播的应对和管理策略研究等方面。研究成果中鲜见较为成熟的实证和中外对比分析研究,相关理论体系的的建立和方法研究都还处在基础阶段,尤其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理论时显得有些生硬,需要建立一套完整并富于针对性的危机传播理论以指导实践。
同时,鉴于高风险社会的来临,本领域以后研究的重点应有一部分放在对具体危机方法的研究上,为危机管理主体提供实用有效的网络危机传播范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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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规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动新闻媒介融合
“动新闻”界定
“动新闻”事件始末。2009年11月中旬，“动新闻”横空出世。就在许多大陆受众还没完全明白“动新闻”为何物时（仅央视有过相关报道，主要通过网络传播），它已经在一向以环境宽松著称的台湾舆论界“一石激起千层浪”，民众指责“壹传媒”的“动新闻”扭曲事实、误导视听、二度伤害，岛内各界数十个社会团体行动起来抵制“动新闻”和《苹果日报》，要求当局对“壹传媒”进行惩治和约束。2009年11月25日，台北市政府以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法”开罚“壹传媒”50万元新台币，要求予以分级；2009年11月26日，再罚50万元。“动新闻”事件风波一直持续至同年12月。①
“动新闻”概念的界定。“动新闻”，即台湾媒体《苹果日报》于2009年11月中旬推出的标榜以全新的写实动漫方式呈现的新闻；手机可以下载，网络也可点阅，以大量模拟动画方式报道害、性骚扰、儿虐家暴等社会新闻，巨细靡遗地模拟暴力、自杀等画面②；模糊了新闻与非新闻的界限，也模糊了新闻与道德的界限。
“动新闻”成因
“动新闻”不是一朝炼成的。《苹果日报》我们并不陌生，在港台传媒界，“苹果化”往往与“大报小报化”相关联。早在《苹果日报》香港版时期，该刊记者向陈健康提供金钱利益、安排与其拍照的恶性买新闻事件，不加处理地刊登影星陈宝莲坠楼身亡的遗容照，偷拍影星阿娇更衣照等事件就多次引发了公众、业界的强烈谴责，也不乏闹上法庭之案例。一次又一次全版的道歉，似乎只是以娱乐的方式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从其擅长以图片形式刊出一些并不需要刊出的，如罪案现场过程等，从它最大尺度地刊出敏感照片，走到“动新闻”这一步，也并非突发奇想，或曰空穴来风。套句的经典名言：“难道动画功力太高也错了吗？动画错了吗？”错不在动画的形式，而是从一开始这条路就错了，用图片还原真实性的幌子，撩拨的是大众的窥私欲，动的是法律和道德的球。从形式主义的角度来说，《苹果日报》倒是一直走在改革的前沿，如彩版印刷、以图片为主、率先开辟网络空间等创新手段。此次“动新闻”从功利、技术角度来说，无疑是显示了黎智英（《苹果日报》创立者，壹传媒前老板）进军视频网络、手机媒体等，进而囊括申请电视执照，进军全媒体的司马昭之心。
香港传媒自律委员会会长张圭阳教授直接处理过多次《苹果日报》涉嫌侵权的案件，他认为（如图1所示），道德的标准诚然高于法律的准绳，港台传媒业就是在道德和法律间的灰色地带追逐利益，而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就是“紧紧”挨着不触犯法律的那条路径去走。③《苹果日报》就是这样走的，“紧”到先斩后奏，不断试探法律的底线。这就是苹果的经营理念。此次，台湾舆论纷纷谴责黎智英，实则正是其社会环境已经让“苹果化”走得太远了。
“动新闻”本质
“动新闻”是今天的“黄孩子”。以史为鉴，今天的“动新闻”就是21世纪的“黄孩子”，是用新的科技手段包裹着的历史的倒退。“黄孩子”的结局也就预示了“动新闻”的走向。“动新闻”从本质上来说不是新闻。更多的时候它是在臆想和导演事件，而不是还原真实。根据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中对新闻体裁的分类，“动新闻”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杂文，或曰文艺性评论，是新闻和艺术的组合。“动新闻”动了新闻的本质，它不过是在演绎事件。从业务流程的角度说，什么时候需要配有漫画？无法获取第一手的新闻图片或须发挥漫画的反讽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动新闻”是在买椟还珠。
“动新闻”动了谁的权利。港台境外媒体往往以新闻自由标榜自居，然而新闻自由不是自由地“做”新闻，那是侮辱了“新闻”。如果满足其所谓的受众的知情权（实则是窥私欲），是以牺牲另一部分人（被报道对象）的权利（隐私权、名誉权）为代价，那么这种“知情权”和媒介使用权先天就是不正当的，是一种越权。媒介集团拥有着占据广泛社会资源的权利，因而先天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责任――通过议题设置引导舆论主题，通过沉默的螺旋作用社会言论，通过涵化培养社会文化氛围――这种责任不仅是以受众“想知道的”为出发点，而更是应以其“需要知道的”为归宿点。仅仅认为我们的受众的兴奋点在于膻、性、腥，那是低估了受众智商，也是侵犯了受众正当的媒介使用权。
媒介融合视阈下的“动新闻”形式
然而，孩子不该和洗澡水一同被倒掉。诚然，“动新闻”的低俗化倾向直逼公众的承受底线，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每次技术手段的创新都由该类媒体来担当，是否严肃大报在重视内容生产的同时，在形式上一定要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辩证地看，利益驱动的媒体往往有经济实力和动力去革新、创新，传媒大亨默多克就自认是用《太阳报》赚的钱去办一份严肃报纸《泰晤士报》。然而，利益增长点难道仅仅就是膻、性、腥吗？这是一个悖论。正如黎智英所设想的那样，“动新闻”只是个幌子。如前所述，从学理上说，“动新闻”不是新闻；从市场经营角度说，“动新闻”是台湾《苹果日报》通过视频进而进军电视媒体的探路石，探的正是一条集团化经营下的媒介融合之路。
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综述。“媒介融合”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的热门研究范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媒介融合”与“媒体融合”为题目可以搜到的相关文章最早可追溯至1998年。笔者就以近10年为时间跨度，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国内对于“媒介融合”现象的研究上，研究发现：
①数量的变化
表1：近10年相关数量一览（截至2009年12月CNKI数据）
从表1的具体数据可以看出，“媒介融合”早在10年前就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注意，但研究成果较少。2001年到2005年，相关数量有所增加，自2006年开始呈现爆发态势，截至2009年12月，数量以年为单位成倍数增长。这种变化和近年来我国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是紧密吻合的。2006年被称作“新媒体年”，各种“媒介融合”现象纷至沓来，极大地丰富了研究者们的对象范畴。对于“媒介融合”的研究也逃脱了原来感性思考的桎梏，获得了经验上和数据上的支持和凭借。
②主要研究领域的偏移
图2：各类研究所占比例
根据图2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对于媒介融合研究的重点偏向较为微观和内部的技术融合（44%）和具体操作层面，包括新闻业务（10%）、媒介经营（6%）和新闻教育（7%），总计达58%；对于外部环境和宏观层面上的媒介组织结构融合（4%）和传媒规制问题（4%）研究较少，相关研究始于2009年，起步较晚，借鉴国外经验居多；不包括专门对于海外相关理论、案例的研究（3%）；较为深层次的媒介文化融合（6%）以及社会影响等跨学科研究较少；其他主要是指一般观点性文章和微观应用、业界实践心得等（12%），所占比例不小，但缺乏具有创新意义的操作形态，一方面既显示出媒介融合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百家争鸣，另一方面也说明相关研究的理论程度还不够深；相关会议、学术论坛、研究综述等（4%）于近两年陆续出现，标志着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化。
③涉及媒体比较
表2：涉及媒体类型
大多数论文没有涉及具体的媒体类型，而在“媒介融合”大课题下论及的具体媒体类型中，对于媒介融合反应最为迅速、迄今为止研究最多的媒体类型主要是纸质媒体（33%），这与技术革命条件下“报纸消亡论”的压力不得不说是有一定关联的；2008年以来，以技术融合催生的媒介新形态，如IPTV、互动多媒体报、手机电视、Brightcove等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广泛出现（13%），涉及两种以上媒介的融合，包括全媒体化运作的个案分析（24%）所占比例不小，均显示出国内正进行着真正意义上的媒介融合，传统的媒体类型概念日益模糊。
“媒介融合”研究的缺口。在技术融合层面，报网互动是该领域内研究最早、所占比重最大的。但境内研究成果往往创新不足，手段趋同，局限于新旧媒体的融合，如报网、电视―网络、广播―网络，或衍生出的新形态，即手机动视等。涉及“全媒体”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以个案为例，如奥运报道、“十七大”报道的全媒体化运作，这种层面的所谓全媒更像是一个媒介盛宴，各路媒体各显神通，全之全矣，却未见融合；再者即关于“融合新闻”的概念、业务、行业标准等研究。尽管从2009年开始，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视角转向较为宏观和深层的传媒规制问题，但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转向。在新媒体冲击下所掀起的媒介融合，理应从技术角度入手，基于现有媒介形态去探索融合途径。
“动新闻”在技术融合上的突破口。“动新闻”，从最基本的报网互动，再以动画的形式打开视频市场，辅以手机动视载体，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手段的全媒体化。从“投入―产出”来看，既省去了设置网络直播室等设备、采编人员聘请和实地采访的成本投入，又暂缓了电视行业准入过高的门槛，还避开了技术条件下，视频流媒体flv格式还原真实人像不够清晰的弊端，从而找准了动画这一形式。同时也符合了娱乐化和后现代的网络文化，即以反讽、娱乐化视角看待社会事件，并且同步适用于第五媒体的推广。
具体借鉴途径。除去“动新闻”的不良导向问题不谈，还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呢？这一形式又适用于何种情形呢？笔者认为，从媒介平台角度来看，“动新闻”（下文所用的“动新闻”概念泛指其形式，不特指《苹果日报》“动新闻”）正是适用于已具备较为成型的报―网―手机报互动平台的报业集团。成员上，可以现有的平媒采编人员为内容生产主体，以现有的网络技术人员为技术加工载体；受众层面，习惯使用报网或手机报的用户，对于真实人像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要求并不高，“动新闻”既可以让受众耳目一新，也规避了与广电媒体的同质化竞争。同理，电视媒体并无必要进行“动新闻”的尝试。
从内容生产角度来说，曾经昙花一现的“虚拟主持人”其实也是一次与“动新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尝试，但是由于其本身噱头不大，没有可以挖掘的诉求点，也就无法找准受众的关注点。笔者认为，关于“动新闻”的有益尝试至少可以找准以下两个突破口。首先，重现、戏说“新闻”，变新闻为调侃式评论，主要以奇闻逸事等民生新闻为内容主体，是对软新闻的再次“软化”。其次，开发品牌，使相关的动画系列变为一种专栏或曰游戏，正如“黄孩子”也曾披着外衣针砭时弊一样，以动画形式出现的“信息”与其说是传播新闻，更多的是共享一种共同情感体验，而通过一种虚拟的、软化的形式呈现，共享的如果已然可以是原始的膻、性、腥，当然更可以是更为和谐的大众文化。
注释：
①笔者于2010年1月6日再次进行百度搜索，相关报道最近更新时间为2009年12月10日，即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NCC）驳回台湾壹电视新闻台及资讯综合台两张执照申请的报道，
③引自香港大学张圭阳教授于2009年在南京师范大学所作题为“香港媒体现状及报刊自律机制”讲座。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媒介规制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媒介融合 计量分析
在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推动下，“媒介融合”一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Pool教授提出。其核心思想就是强调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各种媒介形态在竞争中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以实现互动共赢的目标，其结果将是使得新闻传播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接受更加便捷、效果更加优质，同时它也会带来整个传媒业的更大发展。[1]
“媒介融合”也称“媒体融合”、“多媒体融合”。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最早是本世纪初在西方一些国家开始的。真正意义上的媒介融合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2]2005年，蔡雯将其概念引入国内，并结合中国新闻传播环境和实践进行研究，引起了国内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媒介融合”俨然已经从当初的简单概念发展成一个涵盖众多分支和进路的热点研究领域。[3]
本文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对2000—2012年13年间国内发表的有关媒介融合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希望能对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开展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文献从2000年到2012年12月为止。以检索项“题名”、检索词“媒介融合”、“媒体融合”、“多媒体融合”作为检索策略，检索时间为2013年1月3日。通过阅读题目和文摘有时阅读全文，利用Excel的排序功能排除一稿多投的文献、会议纪要、人物介绍、通讯报道等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最后共得出2000—2012年我国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论文1243篇。并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分别对这些论文的年代分布、期刊来源分布、作者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期能够对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现状有一个宏观的了解。
2.结果与分析[4]
2.1年代分布
通过对年代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出我国媒介融合研究领域的理论水平和发展速度。2000—2012年我国有关媒介融合研究论文的年代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末、2l世纪初即开始关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存、互动以及整合、融合的问题，但研究成果较少。2000年开始出现媒介融合研究方面的文献。但具学理意义的“媒介融合”的研究，则一直到2004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状况过程中引进。2005年开始，以蔡雯为首的一批学者以极大的学术热情迅速投入该课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随即迅速增多。[5]
2005年以前的研究是分散的、零星的。从2009年开始，发文量处于快速增长阶段。2010年研究论文数量猛增到268篇是因为2010年被称为“媒介融合年”。在实践中，国家的三网融合政策使得媒介融合这一全新理念首次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理论上，业界和学界都对媒介融合进行了积极的研究，研究的成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突破。2012年由于数据库收录文献的时滞性，实际文献数可能大于321篇。总体来看，从2000年至今我国有关媒介融合研究论文年度数量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媒介融合是近年来新闻传播界研究热点之一。
2.2期刊分布
1243篇论文分别发表在307种期刊上。而且多数期刊刊载论文数量都很少，在307种期刊中共有187种期刊只刊载1篇，占期刊总数的60.91%，占论文总数的15.04%。发文10篇以上的期刊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有30种刊物发文10篇以上，共发文763篇，占论文总数的612%。这30种重要期刊是获取我国媒介融合研究信息的重要来源。30种期刊中有17种是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2008版）中的核心刊，发文420篇，载文量占论文总量的33.59%。这说明高质量的论文相对较多，科研产出水平也比较高。其中《新闻爱好者》刊登了50篇有关媒介融合研究的文献，可提供4.02%的信息量，体现该期刊对媒介融合研究的关注，它是我国媒介融合文献首选核心期刊。
2.3作者分布
经统计，参与媒介融合研究的著者较多，且以独著为主，瞬间作者的比例较高，研究缺乏连续性，且论文合作程度偏低，协作能力有待加强。
2000—2012这13年间共有1250位作者发表了关于媒介融合研究论文，其中核心著者发文量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发文量多的著者中其中既有誉满学界的学术泰斗，也不乏从各媒体部门脱颖而出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不仅是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核心作者，也是整个传媒界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研究代表着我媒介融合研究领域的前沿，而且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因此，通过搜集和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动向，对于研究我国媒介融合的学者而言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发文量约占总发文量的20%时，学科的高产作者群才算形成。表3显示，媒介融合核心作者的发文总数为153篇，仅占总发文数的12.31%，这说明距离稳定核心作者群的形成还有一定的差距。
2.4机构分布
对论文的第一作者机构进行计量分析，可以了解国内哪些机构在媒介融合研究领域走在前列，可揭示科研人员在不同系统、不同地区的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掌握有关专业人才的聚集状况。
由表4可知，发文数量在10篇以上的9个机构全部集中在高校，共发文258篇，占总发文量的20.764%。高校在媒介融合研究领域中仍然发挥着学术带头作用，推动着媒介融合研究的不断发展。
3.结 语
当前，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大趋势已经拥有非常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研究视角。从对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的1243 篇论文的梳理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 对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年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表明，媒介融合研究呈现出较为平稳的上升趋势，且近三年增长速度较快。这种变化和近年来我国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是紧密吻合的，其相关研究在今后几年内仍将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
（2）媒介融合研究目前已经形成《新闻爱好者》等一批核心期刊。这些核心期刊上刊载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
（3）绝大多数对于“媒介融合”研究的文章来自于学界的研究者。相对比而言，业界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对该课题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而业界人士是站在“媒介融合”第一线的领军人物，他们对于这个领域发生的事情理应最具敏感性，最有发言权，而在数据中可以看到业界研究者对于该课题理论方面的贡献还有待更深入的挖掘。[6]
综观既有研究，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已开始进入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学界的研究视角正在趋于多样化。不过，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背景下，其理论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虽然研究的广度得到拓展，但深度比较欠缺。从研究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媒介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等既有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一种基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宏观研究视角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7]媒介融合是新媒体发展的重要特征，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必然随着新媒体概念的演变和发展不断前进。
注释：
[1]郑保卫：《论当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5期
[2]郑保卫、樊亚平、彭艳萍：《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新闻传播》2008年第3期
[3]谷虹：《产业视角下中国媒介融合研究的演进路径和核心议题——2005-2009年中国媒介产业融合研究综述》[J].《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3期
[4]李人杰：《基于文献计量的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现状分析》[J].《中国传媒科技》2012年第10期
[5][7]陈映：《规制变革：媒介融合研究的新定向——基于文献回顾与探讨》[J].《新闻界》2009年第3期
[6]柳絮青、殷畅：《关于国内“媒介融合”的研究评述——以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近10年有关文献的分析为依据》[J].《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25期
媒介规制论文范文第7篇
总体来说,研究成果呈现迅猛增长的态势,讨论议题不断丰富,理论探索不断深入。在这些相关研究中,以下论题是比较重要且受到众多学者关注的。
1.媒介产业融合的主导力量和发展路径:技术、市场、产业还是制度
媒介产业融合的驱动因素很多,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些因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黄河等认为技术是传媒组织的核心能力,以及传媒产业最重要的推动力。付玉辉等则认为市场是原动力,市场需求来自于电信服务和传媒服务的消费者。正是这个需求的原动力,最终推动并保证了技术融合乃至产业融合的实现。于小川则强调技术、产业与制度的力量。蔡骐、吴晓珍认为媒介融合始于技术创新,诉诸于制度创新,深化于产业创新,表现为产品创新。
在这种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媒介产业融合将遵循怎样的路径演变,按照层次和阶段将如何进行划分许颖首先把媒介融合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媒介互动,即媒体战术性融合;第二层次是媒介整合,即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第三层次是媒介大融合,即不同媒介形态集中到一个多媒体数字平台上。昝廷全、金雪涛等则将媒介产业融合分为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三种类型,对我国传媒产业融合则划分为“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三个阶段。彭兰的认识更进一步,认为媒介融合过程带来业务形态融合,市场融合,载体融合,以及机构融合等各个层面的变革。陈力丹、付玉辉则把产业融合的动因与融合的层次进行了关联,指出技术融合带来网络融合,市场融合带来服务融合,企业融合带来集团融合,管制融合带来政策融合。
2.融合对产业格局、经济特征、竞争方式的改变:瓦解与重构
媒介产业融合既发生在传统传媒业内部,同时也发生在传媒业、电信业、IT业等与信息相关的现代产业之间。这种广泛而深度的融合,必将对传统传媒业的产业格局、经济运行特征,乃至竞争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付玉辉提出传媒产业结构将从旧均衡走向新均衡,喻国明也认为传统媒介一向自守的介质壁垒将被冲破,传媒市场的版图和游戏规则将被极大改写。陆地认为将带来媒介市场、电视市场格局、观众市场、广告市场四方面的裂变。旧的媒介体系瓦解之后会怎样如何实现重构呢郑保卫等人认为,一个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多媒体并存”的新的媒体格局,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王洪涛认为媒介融合的过程,是由垄断竞争向寡头垄断发展的过程;媒介融合的结果是新的更大媒介寡头垄断媒介市场。这是从市场结构上推进了一步。随后,肖赞军结合传媒产业的特质,指出传媒产业的经济特征将呈现出四大变化趋势:资源禀赋从渠道稀缺向内容稀缺转化;盈利模式从单一收入渠道向多元收入渠道转变;产业格局从产业分立向产业融合演变;市场结构从高度垄断的市场向竞争性垄断市场演化。并指出竞争和垄断双双被强化,未来传媒市场将演化成一种竞争性垄断的市场,传统传媒业的纵向市场结构裂变为横向市场结构,未来的传媒市场必将是一个网络型寡占市场。可以说,到这里,未来融合产业的市场结构获得了比较大的突破,有了更清晰的表述。
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企业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金雪涛分析了传媒机构的市场行为战略从一种基于静态的范式转变为一种基于动态的范式。王斌认为传统媒介竞争经常使用的价值链正在向空间尺度扩展。而黄升民和谷虹提出,“三网融合”将是基于平台的竞争,并指出平台竞争是替代性的竞争,是赢家通吃。通过一系列的数据表明,现阶段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在抢夺平台制高点的过程中,必然选择“基础平台捆绑核心应用平台”的发展路径,展现出全方位复制性竞争的图景。
3.传统传媒业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与全媒体再造
面对来势汹涌的媒介融合和数字新媒体浪潮,传统媒体应该如何应对从导向上来看,可以分成三大阵营,第一种,剑走偏锋型。例如杜骏飞和王骥飞从长尾理论受到启发,提出传统媒体也可以利用数字新技术在长尾市场开拓利润空间。第二种,固守控制型。例如高子华提出在数字化变革中,广电机构赢家加强对用户终端、节目版权、媒体牌照的控制,最终整合渠道,占领市场。第三种,融合进取型。持这一导向的学者是主流,但至于如何融合进取,如何进行战略布局和策略运作,则体现了一个实践与理论相互推动的发展进程。
在融合进取导向的早期研究中,支庭荣提出内容和用户服务是两个关键。喻国明则提出媒体U化战略,即unite(融合)、universal(普及)、user(用户)、unique(独特)支撑的ubiquitous(无处不在)。并指出应该从“内容为王”转变为“产品为王”。但这些论述还显得比较抽象,未能对实践提出更具体务实的建议。
随着广电数字化进程的启示,数字化一下子成了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转型必经之路。黄升民等人指出,广电正在构架一个包含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移动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IPTV和DA B /DM B数字广播业务等多种数字新媒体形态的数字化发展蓝图。彭兰介绍了以电子报纸和电子杂志为代表的平面媒体数字化产品形态。面对数字化的大潮,如何实现数字化呢蔡雯结合《泰晤士报》网站的经验,提出将报纸栏目重新组合以全新方式呈现,与传统媒体构成一体标准延伸品牌等策略。而更多的学者则加入了关于“台网融合、报网互动”的讨论上来。
进入2008年,“全媒体”取代“数字化”,成为传统媒体转型之道的最新理念。郑强在烟台日报的全媒体方阵布局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传统报业必须改变现有的以纸媒为中心的布局,进行战略转型:从一家“报纸社”转型成为“报道社”;从“营销报纸”转型为“营销内容”;开发“多形态”产品,如纸质报、多媒体数字报、手机报、电子纸移动报等;采用“多渠道”发行,比如传统报业分销网,互联网(包括WI-FI),还有移动通信运营商的GPRS或CDMA等传输手段等;发展“多终端”的阅读介质,如新闻纸、PC、阅读器或电子纸阅读器、手机等。随后,关于全媒体转型的文章不断涌现,成为学界、业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面对“全媒体”热潮,也有部分学者提出理性的思考。彭兰指出一个媒体的全媒体产品未必一定要完全通过自己的平台。与内容包装商、渠道提供商、平台提供商等共同完成产品的多种形式生产、多种渠道传播、多种平台“贩卖”,可能是媒介融合带来的产业重组与流程再造的更深层含义。而温海玲和杜骏飞则从政策壁垒的角度出发,提出对传统媒体向全媒体转型的制度之困。所有这些,都是挡在全媒体之路上的理论与现实障碍,值得业界反思。
4.融媒产业的发展:模式探索与力量博弈
对于融合媒体产业的发展,研究的路径分为两条,第一条是从建设的角度,探讨融合形态的各种新媒体如何开拓市场,如何发展,如何盈利的问题。比如匡文波提出手机媒体在中国现阶段发展的重点是手机短信,而后他又总结了手机媒体的四大盈利模式。也有研究者对广电发展手机视频的对策、移动运营商主导的手机媒体发展模式等作了探讨。
融媒产业发展的第二条路径是从博弈的角度,探讨融媒产业发展进程中来自不同产业主体之间是如何进行合作竞争的。黄升民等人认为在广电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中有行业监管和与运营机构主导权,市场行为与监管政策、技术标准、消费市场四大类冲突。董年初、范洁提出,移动运营商与广电部门一方是终端和电信通道的控制者,一方是音视频内容的提供者,这注定了手机电视业务领域将存在广电和电信两个部门的博弈。秦字兴、忻展红指出,即使管制政策对电信运营商放开,内容准入不成障碍,运营商的实际产量和盈利也远达不到理论值。黄楚新认为广电和电信的博弈恰恰是IPTV发展的内爆力。
5.规制政策的变革:融合的理想与现实的困境
蔡雯、黄金在对比了美国、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介规制改革之后,指出我国行政区划、行业垄断加剧了资本市场封闭,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肖赞军总结出传媒规制的四大国际趋势:规制框架从纵向分业规制向横向分层规制转换,规制机构从分立机构向融合机构转变,规制改革的取向是放宽市场准入、倡导竞争、吸纳投资,规制重心从结构规制向行为规制转移。付玉辉认为网络中立原则论争及立法进程将塑造新型的互联网传播格局和数字传播生态系统。张志提出媒介政策应该呈现“模块化”趋势。彭兰则从更具体的方面对建立数字内容管理体系提出了整合性、层次化、兼容性三项原则。
在借鉴外国经验和国际趋势的同时,也有部分学者更注重规制改革在我国推进的现实环境。朱春阳鉴于中国的特珠国情和特珠的传播格局,提出对媒介融合规制应该体现中国面向,而政策规制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应该体现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发展要求。喻国明和苏林森认为中国传媒规制的改革方向要从制度设计、评价体系、法治体系、区域特色等方面入手,以尽快完善媒介规制体系。陈绚也认为媒介融合规制的政策协调在中国尚需时日。■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统计说明:来源是CNKI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通过主题、关键字、摘要等检索要素,分别输入“媒介融合”、“媒体融合”、“产业融合”、“报业数字化”、“广电数字化”、“新媒体产业”、“广电电信竞争”、“融合规制”等检索词,根据主题切合、观点鲜明、发表于核心期刊等原则,检索并筛选出其中主流文章统计而成。某些文章有可能因为主题或关键字与所检索词不直接相关而遗漏,而部分文章由于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议题而出现重复统计,因此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数据,但基本上能够反映各年份和各议题的研究状况
黄河:《数字化如何改变传媒――聚焦数字化的四大力量》,《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2期;付玉辉:《试论电信业与传媒业的融合与结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3期;于小川:《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数字技术与媒介产业发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1期;蔡骐、吴晓珍:《媒介融合发展策略解读――以创新经济学理论为框架》,《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许颖:《互动整合大融合――媒体融合的三个层次》,《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昝廷全、金雪涛:《传媒产业融合――基于系统经济学的分析》,《中国传媒人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9期;金雪涛、李竹荣:《传媒产业融合与我国广播电视业的战略选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8期;彭兰:《从新一代电子报刊看媒介融合走向》,《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陈力丹、付玉辉:《论电信业和传媒业的产业融合》,《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
付玉辉:《试论电信业与传媒业的融合与结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3期;喻国明:《直面数字化:媒介市场新趋势研究》,《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6期;陆地:《手机电视的发展及其对传统电视市场的影响》,《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11期;郑保卫、李洋、郭平:《试论当前我国媒体格局变化的现状及特点》,《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3期;王鸿涛:《媒介融合的现状与前景》,《中国记者》2007年第6期
肖赞军:《数字化时代传媒产业的经济特征》,《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7期;肖赞军:《产业融合进程中传媒业市场结构的嬗变》,《新闻大学》2009年第3期
金雪涛:《基于产业融合的传媒市场行为战略研究》,《当代传播》2009第1期;王斌:《链与网:媒介竞争和媒介生产的视角转换》,《国际新闻界》2009年8期;黄升民、谷虹:《数字媒体时代的平台建构与竞争》,《现代传播》2009年第5期
杜骏飞:《新媒介策略――“长尾”时代的双重博弈》,《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5期;王骥飞:《“长尾”核变――新货架下传媒集团的变革与重塑》,《新闻大学》2008年第3期;高子华:《数字化变革中的广电渠道整合》,《中国记者》2007年第1期
支庭荣:《融合与转型:传统媒体的未来生存法则》,《中国记者》2006年第2期;喻国明:《数字化时代的媒体U化战略》,《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8期;喻国明:《产品为王:传媒产业竟争的新主旋律》,《当代传播》2008年第2期
黄升民、周艳、王薇:《发展冲突创新(上)(下)――解析中国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6期;彭兰:《从新一代电子报刊看媒介融合走向》,《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蔡雯:《传统报纸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话〈泰晤士报〉网络版执行副总编辑帕明德巴瑞》,《中国记者》2007年第11期
郑强:《地市报发展的“全媒体”战略与实践》,《中国记者》2008年第8期
彭兰:《如何从全媒体化走向媒介融合――对全媒体化业务四个关键问题的思考》,《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7期;温海玲、杜骏飞:《变革时代的战略理性――全媒体热潮中的冷思考》,《青年记者》2009年2月下
匡文波:《中国手机媒体发展前景分析》,《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匡文波:《论手机媒体的盈利模式》,《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6期
黄升民、周艳、王薇:《发展冲突创新(上)(下)――解析中国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6期;董年初、范洁:《手机电视――媒体产业的新机遇》,《中国记者》2006年第4期;秦字兴、忻展红:《我国广电与电信在IPTV业务中的内容产量博弈》,《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黄楚新:《论中国IPTV发展的媒介生态》,《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
蔡雯、黄金:《规制变革:媒介融合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世界多国媒介管理现状的比较思考》,《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肖赞军:《媒介融合时代传媒规制的国际趋势及其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5期;付玉辉:《美国“网络中立”论争的实质及其影响》,《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7期;张志:《论数字时代媒介政策的“模块化”趋势》,《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9期;彭兰:《关于数字媒体内容管理体系建立原则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1期
媒介规制论文范文第8篇
一、研究重点:当前的传媒经济研究具有相当强烈的实践和应用导向,新技术对传媒业的冲击、影响和促进成为关注焦点
研究发现,目前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对于传媒市场发展现状的研究比例最大(66.8%),我国当前的传媒经济研究具有相当强烈的实践和应用导向;新技术对传媒业的冲击和促进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24.9%)。技术进步是传媒产业发展中最具革命性、带动性因素。技术进步与技术革命将会带动传媒产业自身规律和市场机制方面的改变,从而影响传媒体制的跟进。
此外,在技术、市场、体制三个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基本面中,研究者对于传媒市场规制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8.3%)。这显然是大大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的。
从研究题材的角度看,当前学术论文的主要研究议题分布如下:经营管理(11.8%)、技术革命(11.5%)、传统媒体(11 %)、技术影响(10.3%)、广告市场(8.6%)、现状问题(6.2%)、市场竞争(5.4%)、受众市场(5.2%)、传媒品牌(4.4%)、经济属性(3.9%)、体制改革(3.9%)、出版发行(3.7%)、政府规制(3.4%)、地区传媒(2.7%)、技术进步(1.9%)、资本运作、媒介所有权、文化产业类议题的比例均不足1%。①此外,还有2.5%的研究是针对理论层面,涉及传媒经济的学科本质、理论模型、研究方法和学科总结等。
二、研究主题:技术面的突进、市场面的焦灼与制度面的滞后
借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沈阳博士开发的中文分词软件ROST wordparser 5.8.1.9内测版,对技术、市场、体制三个层面的研究分别进行词频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见表1):
内容分析表明,在“技术面”的视域下,技术进步与媒体发展,成为重中之重;而电视、新媒体等已经成为技术带动之下的发展热点。在“市场面”的视域下,电视业所感受到的市场压力已经明显成为一种焦灼,广告经营额的迅速下降、发展的停滞,已经成为研究者的热点话题;在“制度面”的视域下,传媒的改革与发展已经越来越受困于制度面改革的滞后,而在视频分享越来越热的大背景下,电视业受到现有制度的保护越来越成为研究者诟病的对象。
三、研究类型:当前我国的传媒经济研究具有强烈的应用取向,有质量的学理研究并不多见,而批判研究则刚刚起步
理论、应用、批评是西方传媒经济研究的三大类型。在抽样获得的400篇论文中,95%属于应用研究(381篇),学理探讨的论文占3%(11篇),批判研究的论文占2%(8篇)。应该说,重应用研究不只在中国,在全球传媒经济中都是最普遍的研究类型。问题在于,在我国传媒产业及传媒经济研究告别蹒跚起步阶段后,我国的传媒经济研究中批评研究和学理探讨的比例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传媒产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于制度或政策性制约、国家层面经济制度运行、购买决策、价格行为、财务流程、成本结构以及财务绩效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将逐渐增强,而鉴于我国传媒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短期内有关竞争与垄断的批判研究仍将处于较低比例。
四、 存在的问题: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的短视与短板
1.过度关注微观业务层面,对宏观体制层面关注不足
整体来看,目前学界和业界对于传媒业的探讨中,微观业务机制层面的关注远远高于宏观体制层面的关注,而后者的滞后将阻滞传媒产业的突破与发展。2008年出现的多次记者收受贿赂事件,实际上正是由于我国传媒界长期存在的体制问题决定的,在记者报道权成为稀缺资源的同时,媒体寻租现象便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应然”。
2.新媒体研究亟待拓展与深化
研究发现新媒体及其革命性影响成为国内传媒经济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但研究关注点停留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和冲击、对新传播媒介的介绍、对新传播方式的欢呼,研究不够深入,缺乏创见性结论,西方学者关注的网络经济学、网络安全经济学、新媒体经济学在我国研究不多。近十年来,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形成“蔚然大观”的景象。研究中有感而发多,深入剖析少,现状描述多,问题反思少,对策建议多,可行措施少,缺乏有价值、有影响、独树一帜的研究成果,能够引领相关研究成为独立学科或派系的研究者少之又少。
3.研究方法亟需规范,思辨研究、定性研究、个案研究尤其如此
现有研究成果中,使用规范研究方法的文章比例严重偏低。长期以来,部分研究者对定性研究认识不清,认为非定量即定性,误以为对某一现象有感而发加上几个经典理论、对某传媒机构经验总结加上一两个案例就可以称之为定性研究。此类成果的说服力易受质疑。真正的定性研究必须进行深入、长期、细致的体验调查和分析,从而对事物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此外,研究者对于“个案研究”的理解存在偏差,个案并非仅仅是列举某传媒集团、某电视栏目的成功经验,还需要深入表象之下,体现出抽象理论的过程性。
注释:
①议题比例以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议题数为准,部分论文中包含两个或多个研究议题。
②此处按照出现频率依次应为“分析”,但考虑到“分析”、“论”、“思考”、“中国”等词在本研究中不具参考价值,故舍弃;“媒介”“媒体”“传媒”意义重合,以频率较高的一个计数,与其他同义词加和处理。
媒介规制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舆论反转；文献研究；意见领袖；有效措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7-0043-02
“舆论”或“舆情”是近些年传播学领域出现的新兴词汇和热点问题。2003年谭伟的《网络舆论概念及特征》和邓新民《网络舆论与网络舆论的引导》的文章中，“网络舆论”作为专业的学术概念第一次和世人见面，而“反转”的由来是借鉴韩国的一档综艺节目《x-man》，该节目中有一出短剧，因其剧情紧凑、结局与观众设想反差较大而取名“反转剧”。近年，学者们将“舆论”和“反转”巧妙结合来形容一些突发事件中网民对事件的评价，随着对真相的了解而出现评价的两级现象。
“舆论反转”是在2013年成为关注热点，相对权威的学术定义目前还没有统一。如若追本溯源，新闻学当中“反转新闻”的概念应是最早提出，但“反转新闻”是对某类新闻事件性质的概括，而“舆论反转”一般是在事件发生后才出现的一种舆论现象，所以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笔者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其中张相涛在《基于传播学的角度看舆论反转的构成因素》一文中提到：“受众在获得特定信息后对事件作出的相反论定，通常情况下舆论反转会发生在事件发生后的不同阶段，而受众在各个阶段表现出来的观点也存在着巨大差异，舆论反转往往借助于特定的媒介载体进行传播”，算是对“舆论反转”提出较为规范的概念。
一、研究现状分析
笔者将关键词“舆论反转”和“舆情反转”输入知网关键词搜索，按照被引次数和年限限制（2013年至2015年）收集主要文献35篇，其中硕士论文3篇，无相关的博士论文。目前的研究均是具体事例的相关分析，其中，以“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2015年5月）作为主案例分析的有13篇，以“手术室自拍事件”（2014年12月）为主的有4篇，以“安庆枪击案”（2015年5月）有2篇，另外“中年男子打老太事件”（2013年6月）有1篇，“外国小伙扶老太被讹事件”（2013年12月）有1篇。从年限和篇幅来看，研究该主题的论文篇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且关注热度主要集中在2015年和“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上。
从整体来看，研究该问题的前期文章注重对整个舆论反转过程和阶段变化的分析，如王迪的《从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看网络舆论传播的行为和动因》、赵国宁《浅论舆情反转的现象与成因》。后期的文章更注重反思和强调社会责任，用理论、数据和事例结合的方式，如张永的《舆论反转剧频现引发的思考》、朱宏腊《从媒介的议程设置浅析我国新媒体报道的弊端》。
二、研究内容分析
1.过程和阶段分析。张相涛在《基于传播学角度看舆论反转的构成因素》一文中，将“舆论反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也是基础阶段：忽略客观事实、丢失中立立场、片面报道；第二阶段也是外在动力：消极回应、淡化事实、未能及时公布事实真相；事件的及时还原、媒介的迅速跟进是舆论反转的最终结果也是第三阶段”。这一过程分析是所有舆论反转事件的共有特征，也是舆论在不同阶段发生反转的原因。而卢佳伟在《从成都暴打女司机事件看社会舆情》中，对这一事件三个阶段的舆情进行了数据分析，视频出现之初“华西都市报5月3日21点33分的微博前一百条评论中，94%的评论对打人男子的行为表示谴责”而当完整视频曝光后，“华西都市报官方微博5月4日微博的评论中谴责打人者的声音已经下降至10%”，最后当事件真相呈现出来后，女司机拒不道歉，“5月5日这些官微的评论中对打人男子的支持率分别达到92%和96%。相反认为打人不对者只占到1%和3%”。这一数据变化的过程清晰有力的证实了舆论反转的全部经过，用“沉默的螺旋”理论反映了舆论的变化规律。
2.引导主体的分析。新华社前总编南振中先生就曾提出在当下中国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官方舆论场一个是民间舆论场，这在舆论反转当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孙萤晨的《论反转网络舆情的三个重要环节》一文，就将官方舆论即主流媒体和民间舆论即微博意见领袖和网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他们的传播行为和传播方式。首先提到了网民对网络意见领袖存在显著的主动需求，如微博大 V、楼主、版主等作为网络意见领袖常态化的存在；接着主流媒体应当担当权威信源，当主流媒体进行道听途说的片面报道时，就使得事件作为“媒介流言”进入公众视野，产生极其恶劣影响。最后是深层评论对网民心理的调节，该论文认为对网络舆情的导控不能仅仅流于表层，还应该对舆情背后的心理动因加以引导，以此转变大众的思维定势，减少情绪化、标签化。
在张斌的《浅析当下媒介传播过程中的舆论“反转”》一文中，从电视媒介建构舆论方式的角度，主要分析了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是如何促成风险社会舆论反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王星的《媒介事实呈现与舆论引导》一文从议程设置角度分析当下信息流对公众情绪化舆论表达的影响。这几篇论文的着眼点主要是针对媒体，同时凸显了媒体作为引领舆论走向和传递信息的重要地位。
3.方法策略分析。舆论反转反映的是社会群体情绪化的发泄，这种爆发不仅使媒体的公信力丧失而且日积月累易造成民众对政府、对社会、对有关行政部门的不信任，不利于社会稳定。
媒介规制论文范文第10篇
主持人语：变革的时代是冲突多发的时期，能否有效地管理公共领域的各种冲突，事关改革的成功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近些年来，对公共领域冲突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治理的研究引起了学界和政界日益广泛的关注。本期“公共领域冲突治理”专栏邀请了三位在该领域深耕多年的学者，他们的文章集中探讨了当前中国公共领域冲突爆发和升级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南开大学常健教授和郝雅立的论文研究了媒体新闻议题建构对公共冲突主体意识结构和冲突过程各阶段的影响，南京大学肖唐镖教授的论文通过案例和数据分析了中人际关系对动员方式的影响，对外经贸大学原珂博士的论文探讨了城市社区冲突升级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这些研究为探寻公共领域冲突治理的有效机制和对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公共领域冲突治理有着广阔的尚待开发的研究空间，希望借此专栏能够吸引更多研究者关注和参与这一领域的研究。
〔摘要〕 媒体新闻议题具有建构性，使其融入某种特定的态度、立场和主张偏好。影响媒体新闻议题建构的主要因素包括商业收益、同行竞争、媒体形象、行业自律、政治考量、行政监管、法治考量等，它们对公共冲突主体的事实认知、情感波动、价值判断和行动意向产生影响。从对公共冲突治理的功能来看，可以将新闻议题建构方式分为“挑火式” “灭火式” “化解式”和“转化式”。为鼓励“化解式”和“转化式”议题建构，不仅应当通过强化规制约束抑制和弱化“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动机，而且需要更多利用横向制约消解“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的效果和收益。
〔关键词〕 媒体，新闻议题，建构方式，公共冲突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2-0028-07
媒体的新闻报道内在地具有建构性，新闻标题的不同修辞方式和内容结构的不同安排，都会对受众的认知、情感、评价和意志产生不同的影响。从公共冲突发生和治理的角度来看，媒体新闻议题的建构方式会对冲突主体和冲突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对冲突治理提供机遇或形成障碍。因此，需要对媒体新闻议题的建构方式及其对公共冲突治理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鼓励有利于冲突化解或转化的新闻议题建构方式，抑制和消解不利于冲突化解的新闻议题建构方式。
一、 媒体新闻议题的建构性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媒w新闻议题是新闻报道的“宏观结构”。媒体新闻是经由媒体人制作而成，其新闻议题的形成不应被理解为一种纯客观的描述过程，而应当被理解为包含着媒体人主观偏好的建构过程。媒体新闻议题建构是通过使用话语策略，在选取事实、风险解读、人物评判的过程中对某些问题加以凸显，对某种态度加以强化，从而对受众的认知、情感、价值判断和意志形成影响。正如诺曼・费尔克拉夫所言：“话语实践在传统方式和创造性方式两方面都是建构性的：它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也有助于改变社会。” 〔1 〕60
议题建构理论是新闻传播学中M.麦考姆斯议题设置理论的发展。议题设置理论提出，通过议题的图景重现①来预示受众群体“想什么”②，媒介所突出强调的议题会直接影响受众对该议题重要性的判断，使其形成“议题的显著性（Salience）认知”③，议题设置理论认为“新闻媒介的优先议题将成为公众的优先议题”④。朗氏夫妇以此为基础，在对“水门事件”的研究中将其修正和发展为议题建构理论，提出了媒介议题发展成为公众议题的六个步骤⑤，并指出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介、政治系统和社会公众进行着复杂的互动与博弈。
朗氏夫妇议题建构理论的重点是媒体宏观议题的建构和发展，与其不同，本文聚焦于媒体新闻议题的微观建构，特别是新闻报道的标题设置方式、事实描述方式、结构安排方式、语言修辞方式对新闻报道内容的影响，以及这些新闻议题建构方式对公共冲突进程及其治理的影响。
媒体新闻议题建构方式直接受到媒体生存环境的影响。媒体的生存环境涉及经济、社会、政治、行政和法律等多个层面中的多重因素（见表1）。
媒体新闻议题建构首先受到其经济生存环境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媒体的商业收益和同行竞争。一方面，媒体的商业属性决定了媒体在新闻议题建构中需要考虑其商业成本和收益。媒体的收益主要来自于社会广告投资，广告商投资的媒介选择主要受关注度的影响，每个媒体人也都要面对流量考评。因此，受众本位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导向，吸引关注是媒体新闻议题建构的基本动机。在媒介化的社会，受众猎奇、求新的心态在不断膨胀，注意力持续的时间在不断缩短并聚焦至新闻标题。如何根据受众的需要、兴趣、心理、态度等来确定报道的选题、内容、角度、方式，就成为媒介议题建构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因此，媒介会在新闻议题建构上积极挖掘新的卖点，抓住人们眼球，寻求较高的关注度，提高收视率、阅读率、收听率、点击率，追求媒体商业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商业运作的媒体行业在盈亏衡量的自然考虑下会产生激烈的行业竞争。面对日趋激烈的新闻行业竞争，媒体报道不仅仅要努力“抢”新闻素材，向受众提供独家的新闻事实以吸引关注，还要尽力以独特的文本策略、语言策划、报道视角、思想观点在议题建构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力求在众多同行媒体竞争中脱颖而出。
其次，媒体新闻议题建构还受到其社会生存环境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媒体社会形象和行业自律要求。媒体形象是媒体媒介主体在社会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于受众心中有意塑造的基本品相和印象集合。良好的媒体形象有助于形成媒体的竞争优势，意味着社会的承认和受众的接受。因此，媒体在建构新闻议题时会考虑对媒体自身的社会形象的影响。行业自律是媒体人以媒体行业内的行规、行约主动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协调的行为。媒体的行业自律要求会对媒体形成行业内的约束压力，它要求媒体新闻议题建构要遵从行业共同秉持的职业道德，承担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否则就会受到同业的道德谴责甚至规则处罚，失去同业的尊重甚至在业内的立足之地。因此，媒体在进行新闻议题建构时会考虑行业的自律要求，在用词筛选、角度切入和尺度拿捏等方面自我约束。
再次，媒体新闻议题建构还受到其生存的政治和行政环境的约束，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政治考量和行政规制要求。在中国，新闻传播与意识形态具有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社会媒体，在新闻议题建构时都需要在政治上考虑与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尤其是在关乎一些碰触社会底线的敏感问题进行议题建构时，坚持政治正确、顺应主流舆论导向往往是媒体议题建构的第一考虑。与此同时，媒体的运行还会受到政府行政规制的约束。政府通过行政审批、行业许可、文化审查对媒体运行进行监管，违背政府行政规制的要求会受到行政处罚。因此，媒体新闻议题建构必须考虑政府行政规制的要求。
最后，媒体新闻议题建构还受到其生存的法治环境的约束，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法律对各项权利的规定、司法部门对侵权责任的判定以及执法部门对法院裁定的执行。媒体在进行新闻议题建构时必须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在公民对自身享有的法定权利日益明确，司法更加公正，执法日益规范和严格的大背景下，法律考虑在媒体新闻议题构建中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
上述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关系，例如，在商业收益与媒体社会形象之间，在同业竞争与行业自律之间，在商业收益、同业竞争与行政规制、法治约束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对立和相互制约关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媒体的新闻议题建构需要在多种因素之间作出权衡。
二、 媒体新闻议题建构的话语策略与公共冲突的主体意识结构
公共冲突是事关公共利益的社会冲突。通过内涵讯息和外延讯息 〔2 〕的传递，媒体新闻议题的建构会对冲突主体的意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引发、增强或削弱、打消冲突主体的冲突意愿。正如威廉・加姆逊（William A. Gamson）等人在《媒体形象与对现实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所指出的，媒介议题本身具有易建构属性，冲突性话题因其事关公众生活而呈现出关注度高、敏感性强的特点而备受新闻媒体用心建构。媒体对于社会冲突的议题建构不仅能够组织新闻生产（即信息告知），而且还能够在竞争性话语空间中影响社会冲突的走向 〔3 〕。一方面，媒体新闻议题建构的方式涉及媒体在进行新闻议题建构时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话语策略。媒体新闻议题建构常用的策略技巧主要集中于变换背景、引导想象、渲染情节、凸显后果、贴注标签、隐性评价、归因定位等。另一方面，冲突主体的意识结构主要包括事实认知、情绪波动、价值判断和行动意向四个方面。二者的相互作用如表2所示。
（一） 影响冲突主体事实认知的新闻议题建构策略。在公共冲突中，对事实的认知是冲突主体情绪起伏和形成价值判断、行动意志的基础。媒体新闻议题建构的一些策略会显著改变冲突主体对事实的认知，其中最典型的策略包括“变换背景”和“引导想象”。
“变换背景”就是在涉及冲突的事实陈述中，对事件发生的情境和背景作出建构性表述，以此引导冲突主体认知关注点的定位。变换背景的常用策略包括情境预设和去情境化。情境预设策略是通过在新闻报道中对某方面背景情境的重c强调，使得冲突主体将所发生的事件与媒体所强调的背景情境联系起来，从而对事件产生的原因、意义、相互关系形成不同的整体认知。去情境化策略则是将事件脱离开其关系到的社会背景，仅强调事件本身，使得冲突主体无法理解事件产生的前因后果，或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或想象来补充背景情境信息，从而对冲突事件形成脱离原本情境的理解。
“引导想象”是使受众在心理视像的自动补白过程中自动形成认知和判断。想象产生于媒体建构的社会情境，受众据此情境将自身经验形成的暂时联系进行新的结合，拼凑成具体的冲突情境。正如费利潘德・墨菲（Philipand Murphy）所指出的，“一个问题的事实不确定性越强，就越容易被社会建构” 〔4 〕。媒体通过巧设导入、创设情境、语意省略、质疑发问等议题建构手段，引导受众根据自我想象进行补白，构筑其心理视像，并形成认知和判断。
（二） 引发冲突主体情绪波动的新闻议题建构策略。在公共冲突中，情绪波动会直接导致冲突升级。媒体会采取一些新闻议题建构策略来影响冲突主体的情绪，包括情绪的性质和强度，其中最典型的策略是“情节渲染”和“凸显后果”。
“渲染情节”是在具有冲突性质的新闻事件报道中通过对事件人物形象、动作、语言、表情、工具、环境等进行生动描述甚至渲染，以过程的细节来再现事件情境和过程，调动受众的感官体验，使远离现场的受众也如同身临其境。“要展现，不要叙述” 〔5 〕112是这种议题建构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帮助受众以一种身临其境的在线状态了解事实并参与体验” 〔6 〕，这不仅仅增强了事件的现场感，也增加了其议题的情感含量和情感冲击，易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鼓动起受众的激动情绪。
“凸显后果”是从结果角度进行新闻议题建构，把冲突事件本身当作背景来处理，把冲突结果当作核心要素，凸显甚至夸大冲突所造成的损失或后果，引发受众的激愤情绪。“情感唤起是由人的预期与经历的不一致程度决定的。” 〔7 〕140在后果程度的描述上，常用的手法包括：以形容词进行模糊化的程度性描述，使用“触目惊心” “可惊可愕”等形容词描述冲突后果；以直接性的数据表现冲突结果，给人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让受众自觉定位冲突的严重程度，想象冲突的残酷性；以副词进行模糊化的程度性描述，利用“至少”“迄今”等词语进行模糊表达，以备随时更新冲突动态。
（三） 影响冲突主体价值判断的新闻议题建构策略。在公共冲突中，价值判断会使冲突主体以事实认知的角度支撑和强化负面情绪，并为行动意志定向。媒体在新闻议题建构中会采取一些策略来影响甚至改变冲突主体的价值判断，最典型的策略是“贴注标签”和“隐性评价”。
“贴注标签”就是用某种特定的评价语词将冲突事件归于某种受众所熟悉的特定社会情境、位置和价值类别，形成理解和评价框架，使受众的视野在阅读过程中只能局限在标签证词设定的评价范围内，难以作出其他评价。标签性词语易于唤起受众的集体记忆，受众在标签性词语的引导下，会依赖于过去事件形成的刻板认知和固化判断来同化新生事件。在这种“结构化”的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式的影响下，受众即使存在一定的自由度和能动性，对事件的认知和理解也难以逃离已形成的框架和路径。戴维・巴勒特（David Barrat）指出，标签策略是“对事件进行鉴别，给它们命名、下定义，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 〔8 〕。霍尔等人也指出：“一个事件，只有在为人所知的社会和文化身份的范围内找到位置才能‘有意义’。” 〔9 〕148
媒体新闻议题建构对受众价值判断的影响并非都是明显和公开的。为了遵守规约，媒体往往避免使用直接性的态度和价值表达话语，经常采用更加隐蔽的“隐性评价”策略。正如怀特（P. R. R. White）所评论的，对事件的性质、程度、价值进行隐性评价是媒体报道的“态度标记” 〔10 〕37-69，其共同特点是“立场先于事实”。隐性评价策略的常用手段主要包括直接唤起、间接激发、间接暗示和间接强化等。“直接唤起”是通过纯粹的信息内容来陈述事实，引导受众根据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定位作出评判 〔11 〕88；“间接激发”是新闻媒体以其自身立场进行主观表达，推动受众作出对人物、事件的价值判断；“间接暗示”是媒体在不显露动机的前提下，把对事件、人物的评价间接地提供给受众，让其领会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从而对受众的心理和行为施加影响；“间接强化”是新闻媒体以间接的态度表达（支持或者反对）为激发读者作出价值判断、强化情感势能创造条件。“反预期式”的隐形评价在提供信息的同时通过评价的共享和同化，使受众的态度立场不断明晰，情感势能不断增强。当受众的事件预期与其所见所闻高度不一致时，情感就随之被唤起、激发，甚至加以强化。
（四） 影响冲突主体行动意向的新闻议题建构策略。冲突是主体间利益、价值、目标、信念或期望的互不相融而引发的对抗性行动。冲突中的行动意向直接决定了冲突的方式和烈度。媒体新闻议题建构的一些策略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冲突主体行动意向的确定，其中最重要的策略是“归因定位”。
归因（attribution）是“个体对某一事件或行为结果的原因的知觉” 〔12 〕。“媒体不同的归咎方式会对公众的理解、感知和反应有很大影响” 〔13 〕179-206，“归因定位”是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以自己的认知判断为基础，对某种社会事项或者社会现实进行的因果解释和推论。其具体方式包括：对解决方案的质疑，对可能起因的定位，对主体行为的谴责，对事件情绪的传递，以及对媒体报道的批判等 〔14 〕。它通过对认知的引导、对情感的唤醒和对评价的转变影响冲突主体的行动意向。首先，新闻议题的归因建构通过对事件的因果解释，强调或者模糊部分信息以形成事件的归因倾向，引导受众对新闻事件的认知、理解和记忆。其次，新闻议题的归因建构暗示了事件的起因，确定了事件引发的社会情绪性质及其矛头指向。最后，新闻议题的归因建构会转变冲突主体对事件的价值判断，“面对同一事件，媒体采用不同的新闻归因就会形成不同的报道主题，那么其对事实的选择和描述，对事件的结果和影响的评价都将产生较大的差e” 〔15 〕。事实认知、情绪波动和价值判断三个方面共同作用于冲突主体的行动意向选择，使冲突主体确定自己的行动定位。
三、 媒体新闻议题建构方式与公共冲突治理过程
媒体新闻议题建构会对公共冲突的治理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媒体新闻议题建构方式对公共冲突治理过程的影响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四类：“挑火式”“灭火式”“化解式”和“转化式”。同时，公共冲突治理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潜在期、爆发期、升级期、平息期。各类新闻议题建构方式作用于公共冲突治理过程的不同阶段会对冲突治理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如表3所示）。
（一）“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对公共冲突治理过程的影响。“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是通过夸大冲突性质的事件报道、激发愤怒情绪的情节描述、引发负面评价的价值语词和针对特定主体的归因定位，促使公共冲突爆发和蔓延。社会燃烧理论（social combustion theory）指出，任何事件的产生都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燃烧材料，二是助燃剂，三是点火温度⑥。劳资矛盾、阶层分化、贫富差距、城乡分离、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不协调问题是引发社会事件的燃烧材料，一般情况下这些燃烧材料不会自主燃烧，只有在达到了点火温度并施加助燃剂的情况下才会燃烧起来。在很多情况下，从事件本身的关注到对事件原因、参与人员、过程真相、处理结果的关注 〔16 〕，媒体“挑火式”的新闻议题建构方式发挥了燃烧“助燃剂”的作用。在公共冲突的各个阶段，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的方式如下：在潜在期，将不具有冲突性质的议题建构成冲突性议题，促使冲突发生；在爆发期，将有关冲突事项的新闻议题建构得更具冲突能量，推波助澜，导致冲突迅速升级；在升级期，将有关冲突解决方案的议题妖魔化，为冲突化解设置障碍；在平息期，将已经平息或解决的冲突事项重新进行建构，导致冲突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二）“灭火式”新闻议题建构对公共冲突治理过程的影响。“灭火式”新闻议题建构是通过弱化冲突性质的事件报道、平息愤怒情绪的情节描述、消除负面评价的价值语汇和归于客观的归因定位，抑制公共冲突的爆发和蔓延。其作用相当于火灾中的“灭火剂”。在公共冲突的各个阶段，灭火式新闻议题建构的方式如下：在潜在期，将具有冲突性质的新闻事件建构成不具有冲突性质的议题，防止冲突发生；在爆发期，将有关冲突事项的新闻议题建构得轻描淡写，抑制冲突升级的能量；在升级期，宣扬有关冲突解决方案对冲突各方的各种好处，促使冲突平息和化解；在平息期，宣扬冲突平息的和平景象，屏蔽有关冲突复燃的各种信息。应当指出的是，尽管灭火式新闻议题建构是通过抑制冲突能量来促使公共冲突平息，但如果冲突能量未能得到适当的引导和释放，那么冲突能量的长期聚积就有可能导致更大冲突的爆发，威胁社会的长治久安。
（三）“化解式”新闻议题建构对公共冲突治理过程的影响。“化解式”新闻议题建构是通过理性分析的事件报道、启发积极情绪的情节描述、引发正面评价的价值语汇和指向冲突化解的归因定位，促使公共冲突的化解。其作用相当于消除引发火灾的“燃烧材料”，去除火灾的隐患。在公共冲突的各个阶段，化解式新闻议题建构的方式如下：在潜在期，将发现的具有公共冲突苗头的新闻事件建构成常规性意见分歧议题，理性分析分歧的性质，促使和平解决分歧；在爆发期，理性表达冲突各方的诉求，寻找导致冲突爆发的主客观原因，使冲突能量得到适当释放，减弱冲突升级的能量；在升级期，积极寻找冲突各方的利益共同点，促使冲突各方建立互信，共同寻找冲突解决方案，促使冲突化解；在平息期，着眼于冲突各方的关系和解与信任重建，使冲突化解局面得到巩固。与灭火式新闻议题建构不同，化解式新闻议题建构有几个明显的优势：第一，它使冲突能量得到理性释放，弥补利益表达“堰塞湖”的缺陷，起到了“社会安全阀” 〔17 〕26-34的作用；第二，媒体承担了冲突管理中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可接受性及能力、技巧、经v的第三方角色〔18 〕194，成为公共冲突化解的“助推者” 〔19 〕；它使冲突各方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各方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冲突化解方案更容易为冲突各方所接受和遵守，使得冲突化解局面能够得到长期维持。对于非制度和结构性缺陷引发的孤立性公共冲突，化解式新闻议题建构能发挥最佳的媒体作用。然而，如果导致公共冲突的原因不是孤立的事项，而是与制度或结构上的缺陷有密切联系，那么化解式新闻议题建构在解决冲突方面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四）“转化式”新闻议题建构对公共冲突治理过程的影响。“转化式”新闻议题建构是通过理性深度的事件报道、启发探索精神的事件分析、引发深入思考的价值语汇和指向导致冲突的结构性原因的归因定位，促使公共冲突能量转向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与灭火式和化解式新闻议题建构不同，转化式新闻议题建构不是要抑制或消除冲突能量，而是要利用冲突能量的“火势”来消除或改变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与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不同，转化式新闻议题建构的目标不是要导致破坏性的社会后果，而是要将冲突能量导引到建设性的方向，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开拓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在公共冲突的各个阶段，转化式新闻议题建构的方式如下：在潜在期，积极寻找和发现具有公共冲突苗头的新闻事件，将其建构成深度分析议题，指出其对社会构成的潜在威胁，引起有关各方的警觉；在爆发期，理性分析导致公共冲突的结构性原因，使冲突能量引向需要变革的事项；在升级期，积极利用冲突能量，鼓励冲突各方共同探索可行的变革方案，促使变革发生；在平息期，着眼于变革后出现的新问题，聚焦于弥补变革方案的不足，使变革成果得以巩固和完善。从冲突转化理论的角度来看，冲突是一种机会，“如果予以建设性治理便会成为变革的正面的和建设性的力量” 〔20 〕。转化式新闻议题建构正是要利用冲突能量的正面功能，将冲突过程作为社会自我学习、自我进化、走向成熟的机会，使冲突促进社会发展和变革。
四、 创造鼓励有利于冲突化解和转化的媒体新闻议题建构的制度环境
如上所述，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会助燃公共冲突，灭火式新闻议题建构会压抑需要释放的公共冲突能量，而化解式和转化式新闻议题建构会促进公共冲突的化解和结构性变革。那么，应当如何创造条件来抑制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鼓励化解式和转化式新闻议题建构呢？
如第一部分所分析的，媒体新闻议题建构会受到经济、社会、政治、行政和法治生存环境的深刻影响。因此，应当从媒体的现实生存环境入手，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如表4所示），提高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充分抑制其动机和效果；同时，提高化解式和转化式新闻议题建构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使其动机获得充分鼓励。
（一） 强化媒体行业自律，抑制媒体间恶性竞争。媒体新闻议题建构的重要经济动机，是获得商业收益和赢得同业竞争。如果在行业竞争中任凭那些偏好“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的媒体肆意妄为，甚至在行业中做强做大，那么就会鼓励媒体行业没有底线的恶意竞争。因此，应当细化行业自律规范，强化行业内的相互监督，对采取“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的媒体形成同业压力，甚至业内生存危机，以此来抑制媒体的“挑火式”议题建构。同时，媒体行业协会应当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媒体的“化解式”和“转化式”新闻议题建构，在业内树立这些媒体的正面形象，使它们成为业内同行效仿的楷模。
（二）强化对媒体的社会舆论监督，鼓励媒体树立对社会负责的正面形象。媒体新闻议题建构的直接目标，是获得更多受众的关注。一些媒体为了提高受众对媒体的关注度，采取“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方式，断章取义、夸大歪曲，甚至编制和散布谣言，唯恐天下不乱。因此，应当建立对媒体开展广泛的社会监督，对“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的各种手段进行揭露，使其媒体形象受损，公众信任度降低，无法再吸引受众的关注度。同时，对采取“化解式”和“转化式”新闻议题建构的媒体要树立其正面形象，促使其信任度提升，从而能吸引更多受众关注。
（三）严格对媒体的行业规制，加强政府对媒体违规行为的监管。政府对媒体的行业规制应当将媒体新闻议题建构方式纳入监管范围。监管部门应当深入分析“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的各种手段及其特征，有针对性地建立相应的具体规制，并建立相应的监察机制，使“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无处安身。同时，要防止对“灭火式”新闻议题建构的过度依赖，容纳化解冲突和转化冲突能量的各种方式，使“化解式”和“转化式”新闻议题建构获得更大生存空间。
做到以上几点，还需要完善媒体侵权的相关立法，依法惩处媒体的违法侵权行为。“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的许多手段会侵犯冲突当事方的各种法定权利和合法利益。应当结合“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手段的侵权特征，建立相应的法律规范，对违法侵权行为依法予以惩处，保护冲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注 释：
①W.李普曼（Walter Lippman，1992）在《公众意见》一书中提出了“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的思想。
②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1963年在《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提出论断：在多数时候，媒介在告诉他的读者该怎么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异常有效。
③M.麦考姆斯（Maxwell Mo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于1972年《舆论季刊》上《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作用》，提出假设：大众媒介通过日复一日的新闻选择和，影响着公众对于什么是当天最重要的事件的感觉。他指出，在媒介和公众的议程之间，存在一种因果联系，即经过一段时间，新闻媒介的优先议题将成为公众的优先议题。
④M.麦考姆斯（Maxwell Mo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于1972年《舆论季刊》上《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作用》，指出，在媒介和公众的议程之间，存在一种因果联系，即经过一段时间，新闻媒介的优先议题将成为公众的优先议题。
⑤议题建构的过程总结六个步骤：报纸突出报道某些事件或活动，并使其引人注目；不同种类的议题需要不同种类、不同份量的新闻报道，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处在关注焦点的事件或活动必须加以“构造”或给予一定范围的意义，从而使人们便于理解；媒介使用的语言也能影响人们对一个议题重要程度的感受；媒介把己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事件或活动与政治图景中易于辨认的次级象征联系起来，人们在对某一议题采取立场时，需要一定的认识基础；当知名且可信的人开始谈论一个议题时，议题建构的速度会加快。
⑥参见牛文元：社会燃烧理论与中国社会安全预警系统（研究纲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社会变革中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研讨会，200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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