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论文范文

贸易战论文范文第1篇

人民币汇率争端尚未平息，美国又开始向中国输美的纺织品、彩电、钢管、家具等产品下手，贸易摩擦升级。布什出于明年总统选举，有可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中国由于过于依赖对美贸易，可能会受伤，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的20多年中，中美双边贸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建交时的23亿美元增加到今天的1470亿美元（美方统计数字）。但其间两国曾多次濒临“贸易战”的边缘。

1983年1月，中美谈判未能就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的限制措施。中国政府回应强硬，包括停止批准自美国进口棉花、大豆、化纤的新合同，并削减从美国进口小麦、大豆等主要农产品。这场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国纺织业与农业利益的冲突，美国纺织业力主限制中国输美纺织品的数量。最后，在农业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缓和了立场，并最终解决争端。但是，中国仍然减少了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的数量。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同时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的限制，以弥补农产品贸易减少的损失。

进入90年代以后，中美围绕最惠国待遇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经贸冲突。老布什政府以及后来的克林顿政府，为了“保住”对华最惠国待遇这一两国关系的根基，不惜在其他经济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满足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劳改产品的出口、市场准入、纺织品转运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问题。中国给予美方以一定的“理解”或“配合”，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劳改产品出口、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双边谅解备忘录。在谈判过程中，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美国两次威胁制裁，公布了高达10亿美元的制裁清单。中方也不示弱，同样公布了等额的反制裁清单。中国的反制裁行动起到了良好的反制作用，美国国内反对两国“贸易战”的利益集团出来“说项”、“灭火”。沸沸扬扬的“贸易战”最终因两国及时达成协议而“熄火”。

2002年，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策略地抵制了美国对钢铁业的保护措施，令美国当局对中国刮目相看。该年4月，小布什政府发动了“201”条款的临时“保障”措施，对来自欧盟、日本和中国等国的钢铁征收临时性的附加关税。中国与同是“受害者”的欧盟等各方积极协调立场，一纸诉状把美国告上了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WTO最终裁定美国的做法违反自由贸易的有关规定，限期其撤销决定。当时，中国的果断做法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颇为“吃惊”，认为中国行为“过分”，没有给美国“面子”。

为什么美国频繁发动贸易摩擦？

美国不断挑起贸易摩擦，主因有两个：一是美国经济超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有实力采取“单边主义”，制造贸易摩擦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二是美国国内法鼓励利益集团参与对外贸易决策过程，不同利益集团有权要求政府采取各种保护措施，包括对国外所谓“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调查，直至启动制裁程序。美国每四年一次的大选为利益集团干扰对外经贸政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国大选年前后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易发期和高发期。

美国经济的状况影响贸易摩擦的方向。当美国经济景气时，采取的贸易制裁或威胁制裁相对较少。如克林顿当政的8年中，美国经济连续100多个月的成长，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克林顿排除反对势力，完成了中国“入世”的双边谈判，并给予了中国永久性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但是，2001年迄今，美国经济始终处于景气“衰退期”，政府承受的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要求保护，布什对华经贸政策中明显注入了摩擦和冲突的色彩。

中美政治和安全关系的大方向直接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政策。其中的规律是，中美战略关系影响政治关系，政治关系又影响经贸关系。80年代，中美处于对抗苏联的“准盟友”之间的所谓“蜜月”期，经贸问题即使有冲突也显得容易调整。比如，1983年发生了激烈的贸易冲突，但是却迎来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大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贸易摩擦骤然增多，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冷战的结束使中国丧失了可以利用的“战略价值”。

中美贸易的形势也有直接的影响。80年代中美双边贸易还很小，中国的进口并不对美国国内产业构成太大威胁；但是，90年代双边贸易飞速发展，美国国内一些产业感受的冲击大大增强。特别是，美国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引起了劳工界和劳工密集型产业的恐慌。尽管许多产业并不与中国进口产品直接竞争，但是，它们仍然对中国产品抱有高度的怀疑和敌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不断扩大正好成为它们攻击美国海外投资的最佳口实。1998年以来，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按照美国的统计数字，美国对华逆差2002年超过1000亿美元。对华逆差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五分之一。中国应对贸易战的经验

20多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长足进步让中国对美国的法律与政府体制逐渐熟悉，同时积累了不少应对摩擦的经验。

第一，认识美国贸易政治的复杂性，把握不同产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微妙平衡。利益集团是美国对华决策的重要参与者。美国的产业大致可以划分为“出口促进”集团和“进口竞争”集团。农业和高科技是出口促进集团的代表，而纺织业与钢铁业则是进口竞争集团的代表，后者往往是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的“推动”力量。中国完全可以通过促进美国出口集团的对华利益，来缓解“进口竞争”集团的政治压力。中国通过派出赴美采购团的做法是正确的。

第二，高度重视国会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作用。民主政治就本质而言是利益集团政治，国会议员则是不同产业、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发动对华贸易行动时，往往是利益集团和国会议员联合发难，向政府施加压力。1983年，纺织品配额危机背后是代表美国纺织产业利益的、臭名昭著的共和党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而推动美国缓和对华立场的则是农业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多尔。90年代的中美经贸纷争中，美国国内角逐更是集中于国会对华的立法斗争上。此番中美摩擦同样是利益集团和某些国会议员的“杰作”。

第三，特别重视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及其政治能量。农业集团是美国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之一。尽管农业人口在美国不到人口的2％，但是，美国议会制度规定每个州都拥有参议院的两个席位。在众多立法中，农业州议员联盟往往成为美国总统和其他议员争取的对象。1983年，中美纺织品配额危机由于多尔参议员的出马而解决；1991年，老布什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努力危在旦夕，又是中西部农业州中间派议员联盟出面干预，化险为夷。

第四，不怕冲突，敢于并善用反制裁的手段。在使用制裁手段上，中美政治文化差异很明显，主要是：美国是“冲突型”政治思维，认为在冲突中可以达到平衡；而中国的传统是“和谐型”政治思维，往往不愿意破坏两国之间的和谐气氛。但是，对待美国这样一个以冲突型思维指导的大国，必须敢于斗争，不惜冲突。20多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零敲碎打”式的冲突不断，“总体”贸易战可以避免

参考历史的经验，我们认为：当前中美“总体”贸易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第一，中美两国政治安全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之一，美国目前在反恐、伊拉克、北朝鲜等重大战略问题上迫切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对中国的需要大于中国对于美国的需要。作为政治上成熟而实用的美国，对此十分清楚，也是对外宣布的。经贸关系服务于对外关系的大格局。美国高层欢迎总理来访热情之高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美国经济景气上升，可能会减少美国减少贸易赤字的紧迫性。美国经济最近传来好消息，制造业就业增加幅度是1982年以来最高的。如果美国经济加快复苏，中美贸易可以渡过难关。

第三，“总体”式贸易战方案对美国弊多利少。比如，美国国会某些议员提出对中国所有输美产品增收27.5％的额外关税，这必将导致中国的反报复，美国有可能痛失中国这一增长最快的市场；对中国发动“301”条款调查存在的风险也极大，主要是这种做法缺乏灵活性，一旦启动，将形成中美对决的局面，伤害中国但也肯定伤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再如，强迫人民币汇率升值，美国一是缺乏必要的手段迫使中国这样做，二来从短期看对美国经济的破坏性更大，可能打断美国正在恢复的经济增长。中国掌握着美国1000多亿美元的国债，如果中国各商业银行出于恐慌抛售美元，将导致全球美元市场的动荡。

贸易战论文范文第2篇

“轮胎特保案”的国际法依据及其本质

2001年我国刚迈入wto时。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wto给出的中国人会协议中有一项条件,使得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有所顾忌。它便是“特别保障措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等法律性文件中均有规定,是wto成员对新加入成员施加的一种过渡性约束措施。

特别保障措施比一般的wto反倾销条款运用起来门槛要低。因为。实施反倾销措施要求进口国举证进口产品对市场造成实质伤害,并且此伤害直接是由于出口国出口产品价格低于同类竞争国造成的,一般来说,反倾销举证难度较高,历时较长,并且出口国有听证申辩的权利。而特别保障措施的实施标准相对较低,以本次“轮胎特保案”为例,美国行业或工会只需向美国政府机构递交申诉,并由美国政府单方面作出这些进口轮胎对美国国内轮胎相关产业造成或者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判决即可实施特别保障措施.一般而言,特别保障条例针对的可能是对外贸易具有攻击性的国家;但它更多的是针对新加入时被定性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在美国,贸易法案第421款是wto特保措施的本土化,它被称为“针对中国的特别保护条款”,其中规定只要从中国进口产品导致或可能导致生产类似产品或直接与之竞争的产品的国内厂家的市场扰乱。就可以采取加征关税或限制进口。这样一来,美国政府的举证责任很轻,不需要一些“骇人听闻”的数据就可以任意制裁某件来自中国的产品。

分析特别保障措施条款我们可以得知,这项措施具有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它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和歧视性。一般的保障措施只针对公平贸易条件下所有国家的同类进口产品,必须无歧视地对所有的成员方都同样适用,而特保措施均为wto其他成员方针对中国的产品单向援引实施的限制措施。其次,它实施的条件具有模糊性和低标准。特保措施中的一些涉及实施条件的关键概念,如“市场扰乱”、“重大贸易转移”、“重要原因”、“实质损害”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隐藏着大量可以质疑的模糊空间,从而导致实践操作上的任意性。

贸易战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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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左）欧洲钢铁业界人士在布鲁塞尔游行。（右）2015年，中国钢铁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其37起，涉案金额达47亿美元。

当地时间5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宣布对中国输美碳钢与合金钢产品发起“337调查”（编者注：337调查指USITC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及相关修正案进行的调查，禁止的是一切不公平竞争行为或向美国出口产品中的任何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共涉及宝钢、首钢、武钢等中国钢铁企业及其美国分公司共计40家企业。根据该调查程序，美方一旦裁定企业有违规行为，相关产品或被永久禁止进入美国市场。

这是美国首次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337调查。对此，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负责人于5月27日表示，美方的行动“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美国钢铁业的困境，“只会人为地对正常贸易秩序造成干扰”。

中国钢铁企业在国内市场正面临去产能压力，其出口正引发欧美国家的持续反弹，2015年已经开启的钢铁贸易战再次升级。

钢企呼吁中国政府根据WTO规则采取反制措施

作为原告的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 Corporation）指控中方公司的部分碳钢、合金钢产品在对美出口、在美进口和在美销售中存在不公平竞争行为。指控包括三项内容：第一，操纵价格、产量和出口量;第二，侵占及使用美国钢铁公司的商业秘密;第三，原产地或制造商标识虚假。

6月2日，此次被美方调查的河钢集团在其官网发表声明，表示“极大愤慨和坚决反对”，河钢将积极应诉抗辩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获得公平待遇，同时呼吁中国政府根据WTO规则，针对美方有违WTO规则的做法，坚决采取反制措施，维护中国钢铁企业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贸易秩序。

早在4月29日，宝钢集团就曾声明指美国钢铁公司的三项指控“毫无依据”，特别是对于盗用商业秘密的指控，宝钢方面指其“源于美国钢铁公司的无端猜测和主观臆断，更是无稽之谈”。此次，宝钢集团在公告中表达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决定正式立案感到“十分遗憾”的同时，也呼吁中国政府利用世贸组织规则，采取必要措施，为中国钢企争取公平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指控的相关内容，作为行业重要组织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也被美国钢铁公司认作是“垄断组织”。

对此，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基于美国钢铁公司毫无依据的申请而发起337调查表示强烈不满。337调查是美国对中国钢铁产品“双反”调查（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升级，是为扼制中国钢铁产业而采取的极端措施，也是对世界钢铁正常贸易秩序的严重损害。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方面表示，近年来，美国在钢铁领域对中国钢铁产品共发起了46起贸易救济调查，对中国钢铁产品一直采取极不公平的政策，人为抬高税率，导致2015年中国对美出口的钢铁量仅200多万吨。美国在对中国钢铁产品采取“双反”措施的基础上，又启动337调查，这属于重复救济，滥用贸易限制措施。

中国钢铁行业已连续8年遭遇最多贸易摩擦

近年来，中国钢铁产品出口量日益增长，令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钢铁生产商开始寻求政府的保护。

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14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钢材产品发起21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保障措施5起，反补贴1起，反规避1起，反倾销12起，“双反”两起。

2015年，国外对华启动的98起贸易救济调查共涉及钢铁及其制品、化工、机电、建材、运输工具、冶金等13个行业。其中，钢铁及其制品行业以46起居首位，占比近半。商务部的数据则显示，2015年，中国钢铁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共37起，涉案金额达47亿美元。这是中国钢铁连续第8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次数最多的行业。

今年以来，陆续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或行业组织对中国钢铁贸易施压：3月4日，美国商务部对进口自中国的不锈钢板和钢带启动今年第一次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4月29日，欧委会公告决定对进口钢铁产品采取预先监控措施，要求来自第三国的钢铁产品在进入欧盟自由流通时需出示进口监控文件;5月1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对来自中国的冷轧扁钢施以522%的进口税;此外，欧洲钢铁联盟等钢铁协会还向G7国家领导人发去公开信要求其抵制中国钢铁。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钢铁产品遭受了诸多反倾销调查，替代国制度是美国裁定中国钢铁倾销幅度的助推器。”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所谓替代国制度就是在衡量来自非市场经济体的商品价值时，不以该国的实际生产成本来核算，而是选择一个市场经济“替代国”的同类商品来计价。我国历年遭受的钢铁反倾销裁定，均是以其他国家的市场价格作为替代价格进行核定。

王国清介绍，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对中国钢材产品发起了20余起“双反”调查，以及10余起反倾销调查，且美国在对我国钢铁产品反倾销调查中随意选择替代国，从而对我国钢材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倾销税，严重损害了我国钢铁工业的对外贸易利益。

不能将产能过剩责任一味推给中国

当下，各国钢铁产业均面临经营困难、产能过剩等问题。此次作为原告的美国钢铁公司，2015年公司销售收入为115.74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33.9%，净利润亏损15.08亿美元。

在刚刚结束的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表示，中国必须制定政策，大幅减少一系列受产能过剩影响的产业的产量，尤其是钢铁和铝业，这对国际市场的运行和稳定至关重要。

“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其中之一的议题是过剩产能，因为过剩产能不光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全球面临的挑战。”摩根大通银行董事总经理、亚太地区副主席李晶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钢铁行业不是一个国家的行业，它还是一个全球的行业，因为钢铁可以在全球运输，如果某个国家有钢铁产能过剩，这些过剩钢铁的产能会输出到其他的国家，也会影响到全球的钢铁市场。我觉得中国有这样的决心来消除过剩产能。”

事实上，由于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多种钢材产品展开贸易保护措施，包括热轧卷板、中厚板、螺纹钢等多种钢材品种均出口困难。数据显示，早在2006年，美国曾是中国第二大钢铁出口市场，我国出口美国钢材产品540万吨，占我国钢材出口总量的12.6%。2015年，中国累计向美国出口钢材242万吨，涉及金额28.49亿美元。按照美方统计，2015年我国对美出口涉案产品仅6.6万吨，涉及金额7026万美元，占美该产品进口总量和总金额比重分别为6%和8%。

贸易战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贸易战略 出口导向 协调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实行的是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国家在外贸体制与外汇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同时制定了一系列财政政策来鼓励企业出口。

（一）外贸经营权逐步开放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对外贸易实行的是指定经营，有权经营对外贸易的只有12家专业的进出口公司。1983年，我国首次赋予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自营进出口权；1985年，国务院将外贸经营许可审批权下放到地方；1988年，国务院开始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2004年7月1日，我国正式彻底地放开了对外贸交易的限制，企业的外贸经营许可的获得途径由原来的审批改为登记备案，所有个人和企业，只要到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备案，都可以从事进出口贸易。

（二）外汇管理改革

为加快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国家颁布了《外汇管理暂行办法》。1983年，为调动外贸企业经营的积极性，我国正式实行外汇留成和外汇调剂市场制度。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新的外汇制度，新制度主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同时参考一篮子货币以及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促进外汇调剂市场的形成。在这种市场中，企业能够采用接近实际成本的价格或汇率进行生产和出口贸易，从而提高了出口的积极性。

（三）鼓励出口的财政政策

在财政政策上，改革开放之初，国家财政支持的重点在出口商品的生产上。为此，国家财政部设立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扶持出口产品的生产，资金由国家财政部拨付给各级外贸部门，用于支持外贸企业在生产农副产品、土特产等商品和进行新产品的试制中无偿周转使用，这一举措在当时对扩大中国贸易出口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战后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

二战后，为恢复经济，日本政府推行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加工贸易。通过进口原材料、石油、煤炭等进行加工生产，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以赚取外汇，同时实行优惠政策扶持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出口产业，促使日本经济重工业化。加工贸易立国战略不仅突破了日本资源贫乏和资本短缺的束缚，还通过扩大产品市场实现了规模经济效应，对日本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日本经济实力也因此跃升到发达国家第二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战略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由于经济体制的限制以及汇率政策的配合存在问题，在突破了模仿性技术制约、进入最先进国家行列后，日本并没有真正突破创新性技术的约束。80 年代以后，日本政府提出以“美日共霸”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战略构想，即“环太平洋经济圈构想”。日本积极促进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加强多边贸易和发展全球经济，其全球经济的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倾斜，策划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向制度化、集团化方向发展，试图主导亚太地区的贸易秩序。

日本认识到外需存在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对贸易的乐观预期。世界经济虽处于复苏之中，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国政府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所支撑的，还没有真正进入自律性的复苏轨道，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出口的影响，日本了《日本蓝皮书（2010）》，其中指出，日本经济已陷入通缩状态，国民对经济社会的未来感到不安，加上人口日趋老龄化，很难将储蓄转化为国民消费，内需的不足不利于扩大进口。此外，日元汇率的震荡波动也不利于日本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日本经济想要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需要促进出口、调整出口商品结构、缓解通缩及扩大内需。从长期发展来看，日本政府依然会继续贯彻“贸易投资立国”的发展战略，继续深化经济结构改革，推动贸易、投资盈余的长期化，力求恢复日本经济的活力。

三、中日贸易战略对比

通过对中日对外贸易战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国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外向型经济，在不同发展时期对外贸易也呈现出相似的特征。日本奉行的是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中期的“贸易立国”政策和后期推行至今的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以及日本在20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逐步推行的“内需主导型”战略，推行战略性的进口保护政策，不仅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还会带来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形成了较多的外汇储备，推动了日本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改革开放后，我国也采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鼓励和扶持出口型的产业，积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随着对外贸易顺差的增大，贸易自由化倾向不断增强。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实行，使中国出口的巨大潜力得到激发，出口业得到高速发展，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也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中日两国都实行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外贸易得到长足发展，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日本在创造经济奇迹后，也曾陷入长达10年的停滞期。当前我国也进入经济增长的阶段减速期，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聚合，所以在借鉴日本发展战略优势的同时也要从中吸取教训。我国对外贸易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国内产业结构依然不尽合理，甚至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因此，当前我国一方面要促进对外贸易平稳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外贸政策上与国内产业政策充分融合，同r将创新和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升我国产业以及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单位为山西财经大学）

[作者简介：温晶（1992―），女，山西永济人，山西财经大学世界经济学研究生。刘雅丽（1990―），女，山西朔州人，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曾珠.后危机时代日本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6）：24-28.

[2] 李计广，张汉林，桑百川.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回顾与展望

[J].世界经济研究，2008（6）：8-13.

[3] 刘向丽，王厚双.日本对外贸易战略转变的时机选择及启示[J].国际经贸探索，2006（6）：22-26.

贸易战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新理论外贸战略启示

在如何开展对外贸易上，发展中国家大都是按照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劳动力和资源优势。这样虽然使发展中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一些贸易利益，但是也因此强化了低水平的产业结构，使其长期发展缺乏后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今天，要想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必须重视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实施创新的对外贸易战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

一、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

1、外贸增长方式为粗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外贸规模扩大较迅速，但仍是粗放型的，出口产品附加价值低，技术含量低。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企业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外贸发展战略转型。另外，由于我国目前从事加工贸易的劳动力素质问题，三资企业加工贸易升级换代难度也较大，使得我国有可能失去一部分中低档产品的国际市场，同时失去一次参与新一轮国际间产业转移的机会。

2、出口产品的整体层次较低，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外贸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阻碍了我国的产业升级，僵化了我国的产业结构。

3、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产品附加值低

发达国家凭借高端技术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占有优势地位，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我国目前的加工贸易仍处于传统发展阶段，发展水平较低，技术含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低下。即使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也主要从事中低端的加工装配，国内增值率不高。另外，在我国，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快速发展，尤其是来料加工的发展，加剧了高价进口原料、低价出口产品的现象。由于外商控制核心技术和销售渠道，跨国公司通过对技术和品牌的控制取得了产品的主导权，获得高额利润，而我国加工企业只能获取微薄的加工费用。

4、资源和能源消耗较大，环境污染严重

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业以及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产业转移到我国，加大了我国的能源和环境压力，使我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高消耗、高污染的出口模式加剧了我国的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

5、货物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

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落后，远远跟不上货物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保险、物流、银行、中介等，成本和费用高，服务质量差，已经不能满足外贸迅速发展的需要，成为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

二、当代国际贸易新理论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区分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比重相对扩大，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面对这些新情况，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比较优势理论和资源禀赋说已难以作出有力的解释。经济学家们在“里昂惕夫之迷”的推动下，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不断探索，先后出现的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战略贸易理论（StrategicTradeTheory）是保罗·克鲁格曼（P.R.Krugman）等提出来的。1984年，克鲁格曼在《美国经济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工业国家间贸易新理论》的论文。克鲁格曼认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都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因而不能解释全部的国际贸易现象，尤其难以解释工业制成品贸易，从而提出应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行更新的主张。1985年，克鲁格曼又在其与赫尔普曼（E.Helpm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一书中，运用垄断竞争理论对产业内贸易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阐释，并建立了以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为基础的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模型，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之为新贸易理论，即战略贸易理论。

战略贸易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社会中，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下，要提高产业或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必须首先扩大生产规模，取得规模效益。而要扩大生产规模，仅靠企业自身的积累一般非常困难，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对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应选择发展前途好且外部效应大的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使其迅速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凸现贸易优势、提高竞争能力。战略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的基础上，为国家进一步干预贸易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2、产业内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格鲁贝尔和劳埃德等人开创了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该理论不同于侧重论述产业间贸易的传统贸易理论，它侧重研究贸易双方在同一产业中既出口又进口同类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在不完全竞争产业中，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形成的决定因素。即使各国具有同等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规模经济效益的存在仍能使大规模生产的国家在产品成本方面拥有竞争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将随着生产的扩大而增大，因而有可能达到专业化生产，向同类产品生产规模较小的国家出口。同时，各国产品在质量、性能、品种、规格上的种种差异有可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偏好的消费者需要，从而引发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3、竞争优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波特（MichaelPorter）在其三部著作《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波特希望回答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某个特定产业在某个特定国家能获得并维持相对于它国的竞争优势。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竞争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建立起来的、持久的优势地位，他认为“国家的繁荣是创造出来而不是继承而来的”，产业竞争力来自其创新与升级能力。波特提出了决定产业竞争优势的“4+2”因素，认为决定一个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有四类因素：生产要素、需求状况、支持性产业及相关产业状况、企业战略及结构和竞争者。除上述四种核心因素之外，还存在着两种辅助因素，即政府和机会。这六个因素影响着行业和企业的竞争优势，形成了一个含括波特竞争优势理论主要思想的“钻石模型”，模型中的每一组因素都可单独发生作用，又同时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为预测产业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向以及长远发展潜力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

三、贸易新理论对我国外贸战略的启示

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符合当今世界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对于我国制定对外贸易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1、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高技术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提高产业内贸易指数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全球竞争突出表现为高科技水平的竞争，由此带来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表现在世界贸易格局上就显现出各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知识、技术密集化。因此，在未来竞争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就是高科技产业，谁能在高科技产业占有一席之地，谁就能成为佼佼者。另外，依据产业内贸易理论，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能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同种类差异产品之间的贸易，是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要想提高国际竞争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关键。2、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贸易自由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应按照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思路加以考虑。要依据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坚持以质取胜的战略，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开拓新兴市场，努力扩大出口，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追赶型的中国尽快成为贸易强国。

3、实行政府适度保护政策

根据战略性贸易理论，政府对于高科技产业在关税和其他方面给予适度保护和扶持，将有利于顶住外国进口产品的强大冲击，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性政策还能促使企业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并带来外部经济。

4、发展高层次的产业内贸易，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给各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还加快了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企业家精神在不同国家同一行业内的传播和扩散。通过规模经济，实现不同国家在产品层次上的分工，实现产品生产的国际化，从而促进一国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由此可见，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是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的贸易格局基本上还建立在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而产业内贸易则较不发达，这种贸易格局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影响了我国的竞争力。因此，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同水平差异产品之间的贸易，是形成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5、政府要转变职能，为企业、产业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竞争环境

政府应该担当起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职责，为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企业竞争和创新，建立和完善企业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政策环境，建立较为完善的政策、法律、知识产权保护、出口促进服务体系。切实加强政府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要增加科研投入，加强科技推广，提高劳动力素质，建立信息服务体系，提供市场行情和动态，指导企业生产和出口，作好对外贸易规划。同时，政府应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把本国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强化企业的竞争意识，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上锤炼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RobertC.Feenstra：AdvancedInternationalTrade：TheoryandEvidence[M].UniversityofCalifornia，Davis，and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August2002．

[2]何蓉、高谦：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的适用条件分析[J].对外经贸实务，2007（8）.

[3]张吉国、周娟、田野青：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的依据和路径[J].商业研究，2007（7）.

[4]刘纯安、王书军：国际贸易新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创新[J].当代经济，2007（7）.

贸易战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应对这种境况的策略。

1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

目前，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对本国企业的经济利益进行维护，各国都通过各种方法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不断扩大的贸易救济措施的运用便是其突出表现。众所周知，在旧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心是高关税，而各种贸易救济政策和措施是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方式，从而对外国商品的进口设置了技术、环保政策和措施等比传统关税壁垒隐蔽得多的多重壁垒。以下为贸易救济政策和措施新发展特点。

1.1层出不穷的各种贸易救济新措施和新标准

对于贸易救济政策在贸易保护中的作用，美国、日本、欧盟等许多发达国家对其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并不断采取严格的技术标准、绿色环保标志、卫生检疫新规定、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汇率变动等各种形式的不易监督和预测，同时又具有强隐蔽性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来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对其国家的出口。目前，在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中，“中国制造”已经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也就是说，中国是超过1/2的世界日用品消费品的来源地。然而，中国的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通常技术含量也较低，并存在着不可否认的质量问题，使得中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许多产品屡遭诉讼和调查，为了能够满足发达国家太严苛标准，中国还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1.2不断扩大的贸易保护救济措施的范围与深度

目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等已经替代传统的货物贸易成为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部分。以美国为例，美国的201条款(保障措施)以及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等对贸易救济措施的使用范围与深度进行了扩展，然而，也对贸易自由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

2对新一轮贸易摩擦我国政府及企业的应对之策

2.1不断进行内需的扩展，从而使我国贸易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不断降低

我国的贸易规模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增长速度飞快，同时，对于国外市场的依存度也在不断上升。然而，目前日益萎缩的国外市场加大了我国长时间形成的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生存难度，因而，为了能够使我国国内消费率有效提高，内外需比例切实得到调整，对出口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我国应该抓住时机扩大内需，从而慢慢的以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的统筹协调代替由开放带动改革和发展为主的形式。

2.2充分利用多边场合，加强国际间的沟通和协调，联合防范贸易保护主义

作为全球金融风险长期积累及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后果，对金融危机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一缴而就。为了维护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与沟通不断得到增强，并加强磋商。中国作为出口大国和本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主要受害者，我国必须力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尽快承认，以多边场合，使我国与国际间的沟通与协调不断得到加强。

2.3提高国内企业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的主动性，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1)为了规范化、制度化企业实施贸易救济措施，从而使我国企业申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提高，避免有些企业搭便车的行为，我国必须尽快建立一套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衔接的协调机制，使我国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的法律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2)对于外国商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国内各个企业要及时洞察，同时对世界贸易组织及国内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所赋予的企业的权利进行充分利用，以保证所采取的相关贸易救济措施的及时性。

3结论

贸易战论文范文第7篇

这本来是两个太阳能大国――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怄气”之争，却来了个第三者印度插足，外媒更称，印度的搅局让中国的压力更大。

中美之间的这场较量，或许能成为全球光电产业的精彩时刻，因为经济实惠型的太阳能电池可能应运而生。然而，如果贸易壁垒难以跨越，贸易战持续，也可能成为太阳能发电工业的灾难。

中美为太阳能“开战”

历经二十多年的全球竞争与合作，许多太阳能市场已经趋于“GP（grid parity）目标”，即太阳能发电成本与传统发电成本相当。GP一直被业内人士视为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的“圣杯”，这个数值标准，不仅取决于光伏发电系统的成本、安装和服务的寿命，也取决于发电环境的地理位置，比如，在风和日丽的凤凰城实现GP的目标，要比在阴雨绵绵的西雅图容易得多。

就目前的情况看，太阳能发电技术已日臻成熟，可以为人类解决能源问题提供巨大的帮助，甚至有希望解决能源与环境危机。

然而，在这个全球化合作、互利互惠以及市场趋于成熟的关键时刻，贸易保护主义的某些做法有可能抑制太阳能发电工业的发展。

就在2011年10月，美国政府就中国太阳能电池与模块的生产销售，强行颁布了贸易关税政策，以对付中方生产商由于受到政府的补贴，以绝对低廉的价格出售太阳能发电设备。毋庸置疑，某些中国公司也会请求中国政府颁发强行限制美国太阳能电池产品的关税政策，他们认为，美国公司也受到了政府的巨额补贴。由于受到全球两个最大的能源制造和消费国的政府影响，经济实惠又富有竞争力的太阳能产品的命运也前所未有地仰赖政治之鼻息。

太阳能电池工业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而关系到全球多个国家、多个公司的竞争与合作。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如果交易的壁垒控制在美国、中国或者德国等少数国家手里，那么由此导致的结果将是全球太阳能发电产业的涨 价。长远看来，在某些重要的关口，则必然导致政府对该产业的支持，因为短期的效益不能得到及时的回报。

太阳能贸易之战似乎一触即发，是否会终结多年来太阳能发电技术的良好发展势头也未可知。

“世界太阳能公司”对征收关税持赞成意见，公司主管戈尔登・布里塞声称，“太阳能发电技术发明于此，我们也想将这种技术保守起来。”不过，这样的言论未免极端。正如太阳普照大地，从历史的角度看，太阳能发电技术的历程乃至太阳能工业的发展，都是全球性的。这也应该是未来的走向。

太阳能的全球竞争

光伏效应最早由法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埃德蒙・贝库勒发现于1839年。之后，很多科学家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光伏发电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49年，美国人查尔斯・弗里茨发明了第一块太阳能电池；1887年，德国科学家海因里奇・鲁道夫・赫兹首先发现了“光电效应”；爱因斯坦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光电效应的论文，并凭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上世纪末各个国家对太空优先权的竞争，促使光伏发电技术突飞猛进，造就了高效率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苏联与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发射的地球卫星，就是由太阳能电池驱动的。

那之后不久，全球范围内的太阳能研究机构应运而生，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法，设计出专门适合太阳能电池要求的电池模式，从而探寻光伏发电的理论极限。比如1985年，来自美国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光伏发电与可再生能源工程学院的研究小组，通过电池模型的改造，发明了第一块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这种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高达20%，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记录。1988年，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又了效率达22%的太阳能电池板。另一个重大的进展发生在1994年，同样是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将能量的转换效率提高到了24%，直到今天，保持着25%的世界最高水平。

但实验室成果未必能普及于世。太阳能技术需要商业化、全球化。

195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首次将太阳能发电技术市场化，当时的太阳能电池效率大概是6%左右，而产生每瓦特的电，所需要消耗的资金大概是250美元。十年之后，日本夏普公司制造出了第一块陆地上可以使用的太阳能电池。

日本在太阳能的发展中是个“背运”的角色，它是最早开发太阳能电池板模块的国家，然后才是欧洲的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美国和中国两大巨头，一个是技术巨擘，一个是后起之秀。可是这场贸易战，却不关日本的事，因为去年的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影响巨大；另外，在日本的小岛国发展这项新能源技术，前景也不乐观。

话说回来，自从日本夏普公司的开创性工作以后，太阳能电池的全球性竞争持续了多年，其主要目标是提高电池能效、缩减成本。

“太阳能公司”（SunPower）位于美国，是第一家成功将斯坦福大学研发出的背面点接触电池技术商业化的公司，在微晶体硅模型电池的商业化过程中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尚德电力控股公司”（SunTech）是一家中国的公司，是第一家成功将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的光伏技术商业化的公司，在混合晶体硅模型电池的研发、和提高电池效率方面贡献颇多。

现在的太阳能电池生产每瓦特电能的成本是1美元。非要概括到底是哪个公司或团体对这项技术的贡献更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他们的工作重叠性不低。很多德国的制造商，对高精密的电池晶圆、电池以及模块进行了革新。而一些美国公司则在硅材料的低成本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硅是光伏电池的核心原料，目前的生产成本每公斤不足40美元。而中国的公司，则在劳动力方面颇有建树，使得组装高质量的太阳能电池及模块时，人力成本极低。

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公司或者国家，在太阳光伏发展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协作。30多年来，他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在降低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贸易战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贸易发展；外贸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优化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宏观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是全国面临的重要经济任务。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就成为促进辽宁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然而，国内外的一系列综合因素给辽宁省的外贸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为使辽宁省的外贸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竞争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1辽宁省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

外贸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带动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暴露出一系列诸如外资引用、缺乏政府引导机制等制约外贸转型升级的因素。

1.1外部制约因素

1.1.1缺乏外资支持

改革开放初期，辽宁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导致辽宁省对外资的吸引不是很强。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近些年来，辽宁省引进的外资规模相对很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而言还差很多，外资依存度相对偏低，质量也不是很高，投资环境相对较差，外资利用效率相对偏低。

1.1.2国际市场低迷

受欧债危机影响，中国与其它国家持续增加的一些贸易战，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很大。长期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一直是辽宁省对外贸易中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这些国家的市场需求减弱，对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全球贸易量的增长持续降低，远低于金融危机之前年份的均值，世界经济的前景令人担忧。

1.1.3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目前，全球有70%多的反补贴调查和30%多的反倾销调查都是针对中国的，而且，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极大的增加了我国外贸发展的风险。数据显示，辽宁省这些年来的出口贸易中，农产品和钢材等许多产品都不断遭受各国的贸易壁垒。不仅仅是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就连印度和巴西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对中国提出反倾销、反补贴的指控。

1.2内部制约因素

1.2.1企业科研能力不足

技术创新是维持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辽宁省的很多企业技术研发水平低，科技创新能力弱，很少有自己的专利技术，现有专利技术占全国的比重仅在百分之四左右，与发达地区相比更是相差很多。如果不能进一步提高辽宁省大中型企业的科研能力，将会严重制约辽宁省对外贸易的转型发展与升级。

1.2.2出口结构不合理

2015年，辽宁省的出口机电产品达到185.5亿美元，比上一年下降15.6%，占同期辽宁贸易出口总值36.5%。高新技术产品约43.7亿美元，下降了9.3%；虽然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在辽宁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但是与全国平均相比还是有些差距，而且辽宁高新技术产品的增长并不是完全靠技术创新拉动的，与全国各个省份比较，仍处于中下等水平。而且辽宁省所出口的产品缺少真正的自主知识产权，没有自主品牌支持，也没有真正的提升对外贸易效益。

1.2.3服务贸易发展缓慢

2014年，辽宁省全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为274.2亿美元，其中，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28.3亿美元，占整体46.8%，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为21.1亿美元，占第三产业整体的16.4%，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3.3亿美元，总占10.4%；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为10.4亿美元，占8.1%。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辽宁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外资引进是不充分的，尤其在金融、信息技术服务等高技术含量的现代服务领域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2.促进辽宁省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2.1增强政府服务意识，引导地区外贸支柱性产业发展

辽宁省的政府和外贸主管部门应当增强政府的服务意识，针对辽宁省的外贸发展实际情况，制定专门的扶持政策，对于知识性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进一步完善出口的激励机制，巩固并且提高辽宁的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鼓励和支持知识性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增强整体的企业竞争能力。政府应积极转变职能，努力提高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引导，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同时，要充分的尊重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努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把辽宁省的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将生产、技术改造与重点出口市场需求建立关联性强的管理，向集约经营转变，对辽宁省规模经济显著或产业链长的加工制造业，要加强指导性的市场监管。

2.2提高外资引进门槛，引导外资投资方向

针对制造业发展缓慢的问题，可以将一部分有关制造业的外资引进到更多的不同行业，增加经济活力。而在投资经营环境方面，辽宁省除了要对一般的基础设施继续完善，还需要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有关行政的服务能力，包括加快行政审批、放宽投资准入，继续深化外商投资的审批制度改革，等。此外，辽宁应加强对研发性外资的吸引，在人才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产业化配套等方面给予完善，吸引更多研发性机构进入辽宁，构建辽宁经济发展和优化的政策与制度平台，为外贸的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2.3优化产业结构

在工业产业结构上，辽宁省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大型重工业企业都存在着技术革新、节能减排的问题，建立低碳型工业发展模式，配合在税收、财政等方面对低碳经济的支持，一定可以更好的实现辽宁省工业结构的调整。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提高外出口竞争力，通过外向型经济实现辽宁省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辽宁省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倾斜措施，对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和未来具有发展潜力的外贸企业和产品加大鼓励和扶持的力度。

2.4增强管理部门职能效力

优秀的管理直接决定企业外贸转型升级的质量；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的薪酬制度和激励机制，是调动劳动积极性最有效的方法。辽宁省政府提升组织效能首先要进行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第一步，扁平化组织结构，将“橄榄形”结构转变为“哑铃型”结构。第二步，合并结构管理，整合综合管理型的部门和岗位，公司内设立横向管理的运作部门，有效地实现资源共享。第三步，提高信息化水平建设，优化制度流程，达到公司内部各层级、各部门、各岗位之间的有效沟通，从而精简组织机构，提升组织效法，可以提升工作效率，影响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影响外贸转型升级的进程。

结论

贸易战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亨廷顿;文明冲突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5-0249-01

塞缪尔・系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他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知名论文《文明的冲突?》,提出冷战后时代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政治,文明的差异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根据亨廷顿的阐释,文明冲突论包括以下基本观点:第一,在后冷战时代(至少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文明将取代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意识形态因素成为全球政治的主宰。第二,冷战后世界将按照宗教和精神信仰即“文明”为标准划分政治营垒,未来的全球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第三,他将当今世界划分为以下七种或八种文明: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还可能有非洲文明。第四,在此基础上,他又以一系例的论据演绎出了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具体地说,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性较弱;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稍强;儒教文明(原文为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性最强,他们将逐渐地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文明。

学者对该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明不是地理概念,文明的划分以地理为依托有失勉强,如此,那边缘地带应该归于何处?

(二)对事实解释持双重标准

鲁延安教授在文章中引用冯天瑜先生的一句话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纵观‘文明的冲突决定论’,可以发现此论一方面承认文明的多元性,似乎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怪圈;另一方面又竭力维护西方对世界的控制权,又在为西方中心主义招魂。亨氏理智向着未来,而情感滞后过去,陷入二律背反”。按照亨氏的逻辑,他根据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贸易就认为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联手对抗西方文明。那么,美国向许多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出售军火又作何解释?

(三)文明的差异导致文明的冲突有失偏颇

根据这种观点,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应该是冲突的,而不是走到一起,可事实是,两种文明既没有走到一起,也没有产生文明间的重大冲突。相反,既然以文明的亲疏关系为敌友的标准,那么应该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反对儒家文明,因为从文明的亲族关系来看,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是“表姐妹”关系,儒家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无任何亲缘关系,如果按照亨廷顿的逻辑,怎么会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手反对西方文明呢?

(四)将文明之间的矛盾看成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矛盾是错误的

世界上的热点问题,虽然存在文化差异的因素,但不过是利益冲突的华美外衣。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冷战后国家都把发展经济、增强经济的竞争力作为本国最主要的任务,国家间的经济矛盾和磨擦,成为国际冲突中普遍的现象。美国、西欧、日本贸易战屡见不鲜。“今天世界上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客观存在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重大区别,在国际事务中,发展中国家以求得自身发展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进行的斗争,是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主要焦点,怎能说文明冲突已成为全球政治中占支配地位的现象呢?

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也并非是与西方文明格格不入,反之,当今的儒家文化正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最典型的例子,古代儒家文化讲得最多的是“仁、义、礼”等观念,现在说的最多的则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最令人敬佩的人之一就是儒商,这从侧面说明市场经济对儒家文化的影响。

“文明的冲突”所宣扬的,正是力图确保西方文明的优势。亨氏在其著作中竟然拿中国同法西斯德国相比较,在他所假想的一次未来的世界大战中,中国俨然就是二战中的德国,这种比较或许有另一目的。

不同文明存在差别是事实,但并非不能共存,更不等于冲突,文明的本质不是冲突,而是趋同与兼容。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生存的空间相对缩小,不可再生资源日渐枯竭,世界更多需要的是合作,尤其需要主导发展各文明的大国,求人类利益之同、生存之同、繁荣之同,而存文化之异、宗教之异和民族之异,才能使我们在安宁而非冲突中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如果这个世界只剩你自己,你的文明也就无所谓文明,你的前途只能是孤独地灭亡。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1998.

[2]程玉海,林建华.关于文明的若干问题[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1-8.

[3]鲁延安,卢黎歌.文明冲突决定论的内在冲突与启示

贸易战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早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热点话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旧有措施的作用在逐渐削弱,但新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对全球各国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机造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原因及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

一、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及贸易保护主义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

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

1.重商主义,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超保护贸易政策,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贸易自由化,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新贸易保护主义,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二、金融危机形式下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2007年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恐慌与危机传染到全球各国,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严冬期”。随着负面影响的不断扩大、深化,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贸易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不少国家和地区为加强对本国产业和市场的保护,采取了各种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进口。伴随次贷危机的深化与扩展,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言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再次出现。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英国首相布朗“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劳工”的言论,都表明在发达国家经济集体步入衰退之时,全球自由贸易可能面临被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所笼罩的危险。

在经济衰退时期,各国倾向于贸易保护是历史惯例。如印度尼西亚已宣布对至少五百项产品实施进口管制,要求进口产品必须申请特别许可,并须加税。俄罗斯也要调高汽车、家禽和猪肉的关税。法国则拟设立一项国家基金,防止本国企业被外国企业并购。美国一些保守派媒体和政客提出购物要买美国货,在经济危机中首先被裁的应是在美工作的外国人,全然不顾这些外籍员工同样是纳税人,同样为美国缴纳了大量“救市所需税款”这一事实。保守势力要求,获得逾1500亿美元救市资金的银行“要优先保证美国公民的工作”。

各国“自扫门前雪”,贸易保护愈演愈烈。经济衰退是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根源。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好像一对孪生兄弟。一国经济衰退,其对本国贸易的保护必有抬头,而当前的情况正激发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提高关税、影响他国货币汇等手段来设置进口壁垒,同时也会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谈判等手段,积极地推动本国的出口,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第三次保护贸易主义高潮,主要是通过非关税限制的行政法律措施和对不盈利的工农业部门给予补贴,以达到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保护其已有市场的目的。自从这种政策兴起之后,非关税壁垒已经取代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

与以关税壁垒为特征的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和形式上的隐蔽性。和可以通过谈判实行减让的关税措施相比,绿色和技术贸易壁垒很难通过外交努力或谈判来弱化和消除,而且其具体形式复杂多变,花样翻新,常以最新科技为支撑。

目前,在金融风暴肆虐全球的形式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阻碍自由贸易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比如阻碍美国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另外还涉及到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争端,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表现为对中国的市场开放提出越来越多要求,相应的进一步开放金融等领域的市场,以此来释放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还要注意一些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其他理由来设置贸易壁垒。比如美国国会中就有人试图依照碳排放标准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一些人以环保的名义支持这种措施,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就成为新形式下新保护主义的三副面具,需要引起各方的警惕。

三、金融危机催生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毒药”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贸易保护主义与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发达国家经济步入衰退总是如影随形。一旦发达经济体经济显著放缓,国内就业压力就会凸显。为了取悦部分利益集团或转移国内选民的注意力,发达国家政府总是将就业问题归咎于外国商品挤占了本国市场份额,从而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进口商品成本,例如提高进口关税、实施进口配额、诉诸反倾销反补贴立法、指责外国政府操纵汇率并要求外国货币大幅升值等。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当地时间13日最终通过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项计划最终还是保留了虽有所软化但仍带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历史经验和经济学常识表明,面对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绝不是出路,而恰恰有可能成为一剂加剧世界经济困境的“毒药”,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加剧金融危机。>1929年3月,胡佛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美国表面的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的问题全面爆发。10月,纽约股市崩盘触发金融危机,美国国会将其归罪于国际贸易,胡佛总统于1930年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国际贸易因此几近停顿。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长达10年之久,与美国在危机之初挑起的贸易战有直接关系。此后,国际社会又耗费数十年,才逐步拆除了这一时期高筑的各种贸易壁垒。因此,《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没有拯救美国,而且让全球经济陷入更深危机。

从历史经验看,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什么也保护不了。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美国等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引发贸易战,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信奉保护主义的人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四、贸易保护主义有弊无利,中国应如何应对

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已成为必然,各国为消化过剩产能,拉动本国经济,或通过采取提高关税、限制配额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来设置有形壁垒,或通过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等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构建无形障碍,但这些措施不但无易于危机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危机,使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

贸易保护法案并不是救命良药,而是一剂可怕的毒药,最可怕的是受伤的是整个世界: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因美国股市暴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至今还令人记忆深刻,而同样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美国国会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法案,该法案大幅提高了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引起了其他国家同样的贸易保护报复,结果引发各国之间的贸易战争。面对危机,各国以邻为壑,全球贸易额大幅缩减,加剧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很快伤及当时最大的出口国——美国自身。全球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而美国的出口总额也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左右缩减到1932年的12亿美元。这个当时在国会议员眼里可以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一剂良方妙药成为后世学者认为的“最大的错误”。

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还将对一些贫穷国家造成灾难性影响,使目前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过去几年,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不少贫穷国家经济逐步发展、民众生活逐步改善。但随着金融危机持续发展,不少贫穷国家再次陷入困境。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一国未受保护产业部门及消费者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统一大市场,在这个大市场中,各种要素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贸易壁垒的降低或取消加速了要素资源的流动、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全球消费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所需的“国际化”商品。如果某国实行贸易保护,将直接或间接增加进口商成本,进口商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本国消费者,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此外,保护措施使非保护产业的生产者为受保护产业生产者提供了强制性补贴,产生的收入转移效应往往得不偿失,还会造成利益分配的扭曲。

其次,贸易保护会造成出口国贸易及经济急剧下降。如果在危机中某个国家(一般是贸易大国)率先实施严厉的贸易保护,会使向其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骤降。随之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作为拉动出口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贸易的迅速萎缩会导致大量出口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从而拖累该国经济快速滑坡。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对中国而言,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只有积极参与博弈,埋头苦练“内功”。对外,在现今的体制和规则下,该说的话要说,该打的官司要打,该采取的反措施要采取。商场如战场,与狼共舞,就要有狼一样的生存竞争意识。对内,要适应世界贸易的形势和环境,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国家经济内需拉动的比重。要着力提高产业的技术档次,包括环保要求,掌握更多的自主核心技术。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了积极努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稳定、增加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密切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等等。中国还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税负等措施。最近,中国政府又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从2008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国将增加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同时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中国将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及时调整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