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市场论文范文

贸易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商业存在;贸易壁垒

与传统中医的诊疗服务不同，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更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和优势，容易为东道国成员所接受，因此，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是中医药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在市场准入方面遭遇了诸多贸易壁垒。

一、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概述

（一）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模式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的提供模式主要有四种：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在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中，其服务提供模式往往不是单一的。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商业存在日益成为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贸易的主力军，成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在海外得以长久存在的主要战略支撑。

（二）市场准入面临的非关税壁垒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是指一国允许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进入本国的条件、门槛和制度。由于服务贸易的无形性，一国为保护本国的服务市场，通常会采取一些非关税壁垒措施，消除或降低对本国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限制。

（三）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民众对养生保健开始越来越关注，再加上国际上“回归自然”浪潮的兴起，中医养生保健在世界范围内正备受瞩目。现阶段，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在商业存在模式下有以下特点：1．服务机构数量有限：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是传播中医保健服务的有生力量，但是目前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数量有限，能够走出国门的中国养生保健服务机构更少。规模相对较大，如瑞士莲福中医药集团，在瑞士和美国开设了21家连锁医疗中心，开展针灸，推拿服务，并创建“联中药厂”为其所属诊所提供重要保健品和养生药茶。这样的机构并不多见。2．从业人员输出规模小：近年来,世界中医学联合会和瑞士中医集团、洛桑中医诊所、欧洲中医基金会以及阿曼苏丹国开展中医医疗、保健、教育等开展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建立了一些长期合作关系的中医人才派出渠道。总体上，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从业人员输出规模较小。

二、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壁垒问题

服务贸易的无形性和不可储存性决定了其壁垒表现形式只能是非关税壁垒，一方面是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对从业人员资质及其跨国执业方面的法律规制。

（一）市场准入壁垒

以澳大利亚为例，目前澳大利亚有5000多家诊所，其中中医诊所比较少。中医保健、针灸等是西医从业人员的辅助治疗方式，目前有3000个西医诊所内设立针灸治疗项目。澳洲政府近年来通过语言、专业对中医、针灸师开始启动注册，限制了相关保健医师从业资格，影响了一些中医诊所的正常营业。

（二）从业人员市场准入壁垒

1．澳大利亚对中医养生从业人员市场准入限制：作为“补充医学”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近年来在澳大利亚受到了一定限制。据统计，澳大利亚约有4500名针灸、中医师，虽然中医针灸服务在澳洲已经被广泛认可，但是自2012年7月1日开始，澳洲通过对境内的中医、针灸师颁发许可证来限制医师的行医范围和对象，这使得近90%中医难以在澳洲独立行医。澳洲医学会对上千名会员统计，目前通过注册者仅为13%，有条件注册者为87%，其中限制注册者为25%。对中医、针灸师的法律限制将阻碍中医养生保健从业人员在当地医院、诊所的执业。2．美国对中医养生从业人员的市场准入限制：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在美国是补充和替代医学（以下简称CAM）。近年来，美国接受CAM治疗人数正逐年增加。据调查1997-2002年5年间，CAM疗法呈稳步增长趋势，最长用的有肌肉松解疗法（14.2%）和按摩疗法（7.4%）。随着中医保健在美国市场的不断升温，美国各州开始针对中医保健医师的从业资格进行一定考核。目前美国50个州中有44个州对针灸师通过按期完成继续教育学分的方式颁发针灸执照。美国成立的东方医学资格认定委员会，对相关中医保健从业人员资格进行认定管理。这些管理活动对中医养生保健从业人员构成了间接限制。

三、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壁垒在GATS框架下的分析

在GATS框架下，服务贸易的两道关卡是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者联系紧密，市场准入是适用国民待遇的前提，国民待遇又是市场准入的保证。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主要是“开业权”和服务提供者资格的问题。

（一）市场准入

在商业存在服务模式下，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壁垒主要表现为限制服务机构设置和限制服务提供者资格及流动等。前者主要表现为设置较高的门槛或限制开业权等。这种壁垒涉及到养生保健服务提供商在本国的存在及允许参与的程度；中医养生保健外籍雇员市场准入方面的壁垒主要为对从业人员入境手续和就业许可方面的限制等。为了减少贸易壁垒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GATS限制成员方在服务贸易中设置市场准入方面设立壁垒。市场准入在GATS并非一般性义务，而是根据承诺表承担特定的义务。具体到健康保健服务领域，一成员方在市场准入方面所做的承诺，涉及到该成员方是否允许其他成员的健康保健服务和服务提供者进入本国服务市场及进入程度问题。合法管理与市场准入壁垒有时候难以区分，构成市场准入的主要障碍。非关税壁垒通常规定在各国对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性法规之中，并且经常以合法管理的名义出现。以澳大利亚为例，对中医保健服务人员进行从业资格管理，影响到了从业人员的正常执业。看似合法的管理措施，使得近90%中医难以在澳洲独立行医。如此大比例中医保健从业人员的失业，也很难说不是澳洲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从业人员设置的贸易壁垒。

（二）国民待遇

与市场准入相同，国民待遇也不属于GATS成员国的普遍义务，而是特定义务。各成员国须在自己承诺开放的健康保健服务部门中给予外国保健服务和保健服务提供者以国民待遇。国民待遇方面的壁垒主要体现为服务主体进入一国市场后采取的限制措施。在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领域，表现为对保健服务从业人员的歧视性措施。例如，征收更高的税费，以及对外籍保健从业人员要求更高级别的专业证书等。

四、减少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壁垒的对策

（一）加强国际谈判减少壁垒

推动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减少贸易壁垒是关键。具体来说，一方面可以在GATS框架下，扩大各国具体承诺义务来限制健康保健领域壁垒，另一方面也可以寻求国际法方面的保护，通过国际条约保护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1．通过谈判扩大成员方具体承诺：按照GATS的规定，一个成员对市场进入的具体承诺，均需经过谈判，逐项列入“具体承诺表”中。具体承诺是成员方按不同的服务提供方式，就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及其他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在服务部门或分部门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所做的承诺。例如，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主体资格的认定方面，鉴于实践操作中承认服务提供者资格的复杂性，如涉及保健机构从业许可证、营业执照以及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等问题，GATS规定可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解决或成员自行单方面宣布完成。因此，在GATS框架下，加强成员各方之间的双边或者多边谈判，有助于确立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主体资格的统一标准，扩大各成员方在中医养生保健主体市场准入方面的承诺义务。2．通过谈判加强国际立法：中医养生健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需要在国际法律层面予以支持和保护，可以通过签署多边国际条约、诸边国际条约或双边国际条约实现。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大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签订了大量的双边、诸边贸易和投资条约。我国各主要相关部门有必要在国际重要谈判和条约中，有意识地通过条件互换或其他形式，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进入其他国家开辟合法通道。

（二）积极推进中医养生保健国际服务标准建设

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减少各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壁垒，需要有一个国际通行的服务标准。“明确、统一、确定、可验证”的服务标准，成为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我国国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三级标准体系下，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企业应团结一致，推动有关国际标准的出台。此外，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中医养生保健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当积极参与中医养生保健国际标准体系的制定，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标准建立国际标准，消除分歧。“一带一路”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国际谈判和标准制定带来了契机。在中国与澳大利亚、匈牙利等国的双边谈判中，签订了新的中医药合作协议；通过各国谈判协商，国际标准化组织《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的国际标准。中医养生保健国家管理机构及相关部门应积极参与到各国及区域间的双边及诸边谈判中去，为确立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标准努力。

综上所述，在商业存在模式下，解决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法律问题，需要中医药界和法律界、政府和民间、外交和经济部门等多方的共同努力。

作者:杨逢柱 王 芳 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喻文迪．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现状及发展趋势探析．世界中医药．2009（2）．

[2]黄建银．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战略选择的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医药国际服务需求曲线模型．中医药管理杂志．2007，15（12）．

[3]司富春、宋雪杰、高燕．我国中医养生保健发展的现状及思考．中医研究．2013，26（7）．

[4]刘薇．WTO对法律服务贸易的规制及中国应对．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0．

[5]木泉．中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6]石静霞．WTO服务贸易法专论（第1版）．法律出版社．2006．

贸易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服务贸易推动商品贸易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服务贸易在经济结构中占据的比重也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服务贸易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竞争力逐渐增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相对偏低，服务贸易发展落后，情况不容乐观。本文从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入手，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问题的进行分析，最终提出相应解决对策，以期促进我国对外经济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服务贸易；发展滞后；对策

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得到快速、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近年来，服务贸易结构也逐渐趋于优化，服务贸易在我国经济结构成分中所占得比重越来越大。“十一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624.2亿美元，其中出口1702.5亿美元，进口1921.7亿美元，进出口年均增长18.2%，为全球年均增速8.2%的两倍多。总量在增长的同时，国际排名也不断上升。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上升至第四位和第三位。显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服务贸易的重要国家之一。同时，我国的服务业开放水平已经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接近发达国家，开放领域包括《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共计160个小类中的100个，最近三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更是势如破竹，迅猛而上，逐渐跻身世界服务贸易大国的行列，为中国的经济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已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

1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国的服务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三面：

1.1 服务贸易持续逆差，国际竞争力较弱

“十一五”期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从94亿美元扩大到221亿美元，呈逐年扩大趋势。主要逆差行业为运输、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服务和旅游，其中旅游服务从五年前的顺差变成了逆差。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一直为负数，这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处于比较劣势，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较弱。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货物贸易的比重只有12.6%，比全球平均水平低近10%，这表明未来中国需要全面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1.2 服务贸易各部门各地区发展严重失衡

中国人力资源丰富，所以在中国的服务贸易中，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贸易占较大比重，而作为高科技含量的知识、科技等在对外服务贸易中占有量一直较低，促使服务贸易的发展结构不太合理，严重失衡。服务贸易的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全国服务贸易总量的80%集中在城镇，而广大农村显得尤为薄弱。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目前沿海发达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服务贸易的主要出口地区，而中、西部地区所占份额极小，发展尤其缓慢。三是发展速度不平衡。东部明显快于中西部，中部与西部相比，西部发展较快。

1.3 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系不健全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批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法律法规，如《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但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仍然满足不了当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变化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服务贸易相关法律不完善、不健全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大大影响了服务贸易的正常发展。此外，我国服务贸易的管理方式比较落后，管理体系不健全。服务贸易相关职能部门在对外贸易管理上责任分工不明确，全国缺乏一个统一的协调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宏观管理部门，现代服务贸易的管理体制尚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1.4 行业人才缺乏

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物流、电子商务、电脑软件和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和技术测试服务、市场服务和公司管理服务）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有些行业需要专门的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近年来，随着高校的扩招，我国在高等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横向对比来看，我国服务业人才的培养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高层次服务人才和服务贸易管理人力短缺的现象比较严重，服务人才的培养和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以上海的会展业为例，据统计资料显示，5000名会展从业人员中，有经验的高级项目经理不足40人，而要成功举办一次大型国际会展，需要专业人才100至120名。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几乎每天都有大型会展，照这样推算下去，我国服务贸易的人才短缺问题可见一斑。

2 改善我服务贸易发展滞后现状的对策

2.1 健全我国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和经济制度

根据我国目前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政府需加大立法力度，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政策制度，积极保护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的利益。首先要从制定服务贸易基本法入手，而基本法的制定既要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情况，又要借鉴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合理科学制定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其次，要制定一整套完善的法律体系，使得服务贸易交易中的各种经济行为都有法可依。未来服务贸易要想健康持续发展，我们还必须要构建有效的服务贸易救济制度，既要参考传统货物贸易救济制度的价值立场和制度机理，又要结合我国服务贸易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结合国际服务贸易反倾销制度、反补贴制度、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制度，构建出有利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经济制度。

2.2 调整我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

我国旅游资源丰富，未来我们仍要大力挖掘旅游资源的潜在优势，继续促进其在服务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对于运输业、金融业等薄弱行业，政府需加大投资支持力度，把他们当作发展中的重点，从而在发展中调整产业结构。政府要高瞻远瞩，要统筹全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使得东、中、西、北和谐发展。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可重点率先发展知识、科技、技术等先进新兴服务贸易，中西部除了大力发展教育、运输和旅游业外，则应先从较低级的建筑等生产服务业开始发展，以此保证我国服务贸易的全面快速发展。

2.3 完善我国服务贸易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贸易管理水平

当前，管理水平的落后是制约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瓶颈因素，西方国家的现代管理制度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们科学的管理方法、合理的发展制度都是我们需要学习借鉴的对象，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实际基础上实验改革，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道路的国际服务贸易管理体制，降低服务贸易中因为管理体制不合理的消极影响，从而促进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我国急需深化体制改革，建立一套规范科学的服务贸易管理体系，明确各部门对服务贸易的管理范畴，中央和地方加强协作，地方服务贸易的发展规章和政策应与总体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上下一心，整体发展。

2.4 加快培养专业性的服务人才

要加快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增强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就必须积极培养服务贸易行业的专门人才。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走内部开发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的道路。一方面，可加强对企业现有员工的短期培训，提高服务人员的素质和技术水平，以改善原有的人力资源状况，并且可以积累充足的人力资本，既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又可以提高我国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加大对教育培训的投入，提高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从而提高服务产业的整体素质。建议现有高校国际贸易专业中增开国际服务贸易相关课程，有条件的院校、科研单位所要积极筹建国际服务贸易专业，专门培养熟悉服务贸易各领域的研究人才、管理人才、金融人才、会计人才等，尤其要培养熟悉服务贸易的应用型复合人才。

2.5 改善服务贸易的发展环境

国内服务业是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基础，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滞后、竞争力较弱、结构不尽合理、发展速度缓慢、总量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因而，政府将服务业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对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培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及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主要倾向于制造业，这制约了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今后，政府在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时，应适当偏向服务业方向，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并在服务贸易发展比较滞后的金融、科技、运输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大力扶持服务贸易的发展，只有这样，服务贸易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政府可适当安排一定数量的投资，作为加快引导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基础基金，主要用于国家鼓励的服务贸易项目的补贴，更多地吸引银行信贷和个人投资，增加对国际服务贸易的资金支持，同时，国家应鼓励民间资金投入服务贸易之中，让那些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

【参考文献】

[1]刘龙，戴炳钦.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对策研究.市场论坛.2009（5）.

[2]张善岭.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因素分析[J].改革与开放2010（6）.

贸易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与内涵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 & 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 asian models和east asian 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 and capital flows,"financial 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 pill,h.,"international borrowing:a decomposition of credit

and currency risks,"world 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 sachs,j.,"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 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 asian model （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 asian 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 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 anies)，或“东亚虎”(east asian 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 asian 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 k.s.,southeast asia's misunderstood miracle-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ailand,malaysia and indonesia,

westview 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 asian 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 to 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 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 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 prices 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l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 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 b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forward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see

forward,and 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 k.s.,tigers in trouble-financial governance ,liberalization and crises in east aisa,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98.）。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台湾、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台湾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l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三）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

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菲律宾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和低质量。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菲律宾政府与美国垄断资本代表勾结在一起，支配着菲律宾的政治与经济。从50年代至今，菲律宾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改革措施和政策，最后都因权贵们的抵制而被篡改或抛弃。直到90年代初，菲律宾仍然未能实现工业发展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

贸易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 & 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 asian models和east asian 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 and capital flows,"financial 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 pill,h.,"international borrowing:a decomposition of credit

and currency risks,"world 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 sachs,j.,"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 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 asian model （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 asian 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 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 anies)，或“东亚虎”(east asian 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 asian 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 k.s.,southeast asia's misunderstood miracle-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ailand,malaysia and indonesia,

westview 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 asian 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 to 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 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 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 prices 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l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 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 b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forward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see

forward,and 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 k.s.,tigers in trouble-financial governance ,liberalization and crises in east aisa,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98.）。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台湾、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台湾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l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三）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菲律宾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和低质量。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菲律宾政府与美国垄断资本代表勾结在一起，支配着菲律宾的政治与经济。从50年代至今，菲律宾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改革措施和政策，最后都因权贵们的抵制而被篡改或抛弃。直到90年代初，菲律宾仍然未能实现工业发展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

贸易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

一、

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Pill,H.,"InternationalBorrowing:ADecompositionofCredit

andCurrencyRisks,"World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Sachs,J.,"TheEast

AsianFinancial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AsianModel（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Asian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ANIEs)，或“东亚虎”(EastAsian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Asian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K.S.,SoutheastAsia''''sMisunderstoodMiracle-Industrial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ailand,MalaysiaandIndonesia,

Westview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PerformingAsian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Asian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to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prices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theMarket:EconomicTheoryandtheRoleof

GovernmentinEast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Bank,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Forwardan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See

Forward,and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K.S.,TigersinTrouble-FinancialGovernance,LiberalizationandCrisesinEastAisa,HongkongUniversity

Press,1998.）。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台湾、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台湾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三）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菲律宾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和低质量。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菲律宾政府与美国垄断资本代表勾结在一起，支配着菲律宾的政治与经济。从50年代至今，菲律宾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改革措施和政策，最后都因权贵们的抵制而被篡改或抛弃。直到90年代初，菲律宾仍然未能实现工业发展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