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历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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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历史论文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1篇

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异彩纷呈的领域。早在本世纪初叶丁谦就在浙江图书馆出版了关于隋唐五代正史“四夷”传的考证文字。1949年以前关于民族史的论文约有60余篇,其内容大多是关于史实的概述和文献的考订。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1928)、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卷13,1933年)、韩儒林《边陲石刻跋文译丛》(《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前有关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资料的介绍,关于民族团结、和亲问题的论述。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个时期民族史研究的论著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专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卢勋、萧之兴、祝启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情绪。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N、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N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R《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N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21世纪的青年学子不可能走从小记诵经史子集的老路。当前要想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秀的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检索手段。香港学者与武大等内地学者在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们还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汇编》所附人名索引错误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还要象编《元史语汇集成》那样,将文献中的色役、资课、除陌、斋郎、行署等等语汇编成“唐史语汇集成”。总之,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将更多的史籍电子化,是我们今后应该大力倡导的一项重要事业。此外,还要把那些资质优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学历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里来,要想在艺术、诗歌、宗教、礼乐、经籍等文化史领域里有所成就,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灵气甚至天赋。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许多,而前者的社会回报率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到一个付出很多而回报率较低的行业来,无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与历史研究最为密切的学科是考古学和古文献学。敦煌吐鲁番学既属于考古学,又属于文献学,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分离的状况应该改变。过去少数治敦煌吐鲁番的学者不太熟悉唐代基本文献资料,而许多治隋唐五代史的学者不太熟悉敦煌吐鲁番文书,随着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日益书籍化,相信其文献价值会更便于治唐史者利用,而许多敦煌吐鲁番学家也将从文献校录的基础工作中脱身,从而有利于隋唐五代史研究与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合流。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琼侨;“五把刀”;“六师”

海南是重要的华侨之乡,目前约有华侨华人近200万人,分布在世界5大洲中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代《正德琼台志》记载,宋乾道八年(1172),占城人掠去一批海南的民众和财物,而被掠走的民众,就是海南早期的华侨。从此以后,海南人离开琼州到东南亚各国谋生,谱写出一部琼侨的历史。大部分琼侨是因为生活贫困而离开家乡,到居住地,主要从事“五把刀”(钩刀、胶刀、剃刀、剪刀、菜刀)的工作,到后来,尤其是第二、三代后,重视教育和资金积累及投资,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升,成为“六师”(教师、医师、律师、工程师、会计师、经济师)。

第一,“五把刀”时代。由于家乡生活贫困,为了生存,他们只好出洋谋生。由于《天津条约》的签订,允许在海口设置通商口岸,设置琼海关,这样大量的外国产品运到海南,如大量棉纱到海南后,导致海南自己的纺纱厂倒闭,致使大量人口不得不出洋谋生。“就是因为贫穷,穷的没有办法,不能在家等死,总得外出找条活路。”文昌县的白延区走出海南时,身上“一张草席,一个小包袱,外加身上穿的单衣服。”当然,也有政治原因,移居南洋者,有些是因为本地经济落后,而出去谋生;一些是不堪当时统治者的屠杀、压榨、逃难出去的。从明朝开始这种情况就较多了,一些商人为了方便生意,长期居住南洋,并招收故乡人同往,这种因裙带关系去的人为数不少。海南人大批远离家乡前往南洋谋生,是在清朝。清政府,尤其是在乾隆年间,对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屠杀华侨的行径置之不理,甚至声明华侨是清帝国的“弃民”,华侨得不到自己祖国的保护,有不少人不堪国内统治者的压迫离乡背井,移居南洋。加上在泰国华侨一般尚可安居乐业,因而海南人去泰国的人也较多。到了民国以后,去南洋的人渐渐就多了。马来西亚的巴生港(离首都吉隆坡西面70公里)对面有一处称为海南村,住着几百户海南华人,清一色的海南高脚屋。这个村的起源是这样的:1913年有30多名海南人来此谋生,捕鱼虾捉蟹。至1933年,该村增加到500人,渔船增到60多艘。日本侵华时,又有上千名海南人逃难到这里。至1950年,此村原籍海南的人达到2000多。这是海南华侨出去谋生的缩影。据海关统计,1902至1911年,1918至2927年,1935至1939年,这三个时期,由海口海关往东南亚各国的人数计有61.2万多人。

到东南亚国家的海南人,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到所载国家后,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种植园作苦工。琼侨刚开始地时候大都从事手工业和零售业,绝大多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郊区是种植业、捕捞业和采矿业,在城镇大都是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在马来半岛,琼侨在很多偏僻的荒山野岭上开采荒地种植橡胶林、胡椒园和果蔬园等。赴泰国谋生的琼侨,绝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许多是文盲或半文盲,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从事种植蔬菜、甘蔗、棉花和开采锡矿等。新加坡的琼侨主要是从事贸易运输和饮食业,其中卖鸡蛋的最多,他们刚到时候,就是提着篮子,走街串巷叫卖。有的有个铺面也是很简陋的摆几张桌子和椅子。

第二,“六师”时代。老一代琼侨倍受没有文化之苦,所以他们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尤为重视对后代的教育。琼侨乡团经常利用琼剧团巡回演出、购买产业生息、推行奖贷学金等方式筹集资金,然后资助那些求学的琼侨学生。经过几代琼侨的努力,他们取得骄人的成绩,涌现出一批政治名流、商界巨子、科技专家和文化精英,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许多人依靠自有资金创业,通过不断积累,成为商界精英。

琼侨著名的实业家有纺织大王吴乾基,洋行大王郑有英,钟表大王吴多副,饮料大王许士标,塑料大王欧宗清,等。此外,琼侨在泰国拥有最大的洋行、最多的酒店、最大的纺织厂等等。在政治上,他们积极参与居住国的政治活动,如在泰国国会上下两院的300多名议员中,琼侨多达80余人,有的担任泰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职位:有副总理、国务院副院长、外交部长等。在新加坡,琼侨曾担任过国防部次长、教育部长、律政部顾问、内政部次长等。在马来西亚,有担任过外交部次长、文化部次长等,在老挝的琼侨凌绪光先后担任过老挝的总理府部长等职务。在科学界,有参与法国等国家建造的国际通讯卫星设计工作的韩经准,任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的蔡镇华等。这表明琼侨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参 考 文 献

[1]符和积主编.海南文史资料第六辑[M].南海出版公司.1993:139,144

[2]冯子平.走向世界的海南人[M].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96

[3]苏云峰.东南亚琼侨移民史[D].海南历史论文集.海南出版社,2002:194~196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3篇

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对中国的全部印象主要来源于一些游记作品,其中最为有名是《马可波罗游记》和《曼德维尔游记》。《曼德维尔游记》写于 14 世纪中叶,记叙了作者 1322 年离开英国游历海外的经历,包括在“震旦”即中国的见闻。近人考证出该书实际是一部虚构的小说①,到 1500 年前差不多欧洲的主要文字都已有了译本,风靡程度不亚于《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代在西欧人心目中那种半是写实半是幻想的东方世界形象最有影响的一部书。② 这大约可算作英国文学中所感知的最早的中国形象,并由此成为欧洲文学里中国赞歌的发轫。③

到了16 世纪,新航路开通,来华耶稣会士的书信、报告、回忆录和译著等为西方获得来自中国的真实信息打开了直接的通道。经过他们的努力,关于中国的知识不再是以猎奇心理为代表的表层观感,开始转向深入、全面地考察中国的各个方面,汉学研究范围也逐渐从早期单一的儒家经典扩大到历史、文学、哲学等多个领域。法国作为欧洲汉学中心,向周边各国也包括英国辐射和传递着来自中国的思想与文化。英国是新教国家,与欧洲大陆天主教国家有一定的矛盾,19 世纪前没有向中国派遣一个传教士;加上在新旧交替时代所表现出的功利主义需要,经验论的哲学传统,以及清高孤傲的民族特性,都使得当时英国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并不像欧洲大陆那么高。在这一时期英国跟中国没有直接往来,靠翻译欧洲汉学著作来了解中国,但这些作品受欢迎的程度远低于法、德、意等国。英国对传教士的中国报道有着很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渴望了解,一方面又缺乏热情;一方面肯定颂扬,一方面又否定贬斥。

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和宗教独立的原因,英国未能跟上时代的潮流,基本上借助从邻国辗转获得的材料来了解遥远的中国。英国的君主曾为两国的交往做过一些努力。伊丽莎白一世曾试图向当时的中国皇帝递交一封拉丁文写的国书,但未有迹象表明该信曾送达到中国皇帝手中。④ 1596年,罗伯特・达德利爵士(Sir Robert Duddely, 1574-1649)组织船队东行,女王再次命使臣携其亲笔信,乘船出使中国,但也未能成功送达中国皇帝手中。⑤

16 世纪,英国的学者们无法像传教士那样前往中国,只能依靠葡萄牙人佩雷拉(Galeote Pereira)《游记》的英译本(1577)⑥以及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中华大帝国史》的英译本(1588年)等作品做一些二手研究。1592 年,英国舰队在阿速尔群岛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圣母号”,得到一本1590 年(明万历十八年)在澳门出版的关于东方诸国的书,后该书辗转到了英国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里特(Richard Hakluyt)手中,他找人将关于中国的部分翻译出来,编进了《英国航海、旅行和地理发现全书》的第二版(1589-1600)。该书是西方人著作中第一个对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做出比较准确叙述的作品,还介绍了中国的幅员、疆土、首都、风俗习惯、教育制度以及皇权等情况,⑦对 16 世纪末的英国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国情类的资料,英国人关于中国文学的认知最早也来自于二手材料。乔治・普登汉姆(George Puttenham)旅居意大利期间,认识了一位到过中国的绅士。此人向他介绍中国也有跟欧洲类似的格律诗,按一定的韵脚写成整齐的短诗。1589 年,他在《英国的诗歌艺术》中介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逐字翻译了两首中国古代的情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与英国读者的首次见面。

160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中英有了间接联系。1635 年,英国军舰“伦敦号”抵达中国海岸,憾未能与中国官方取得接触。1637 年,船长韦德尔(Capitan John Weddell)率四艘舰艇到达澳门,却和港口驻守人员发生纠葛。1684 年,英国与中国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直接接触,在广州建立了商馆,专营对华贸易。

贸易的往来在英国国内激发起少数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进而试图了解这个国家,但这种交流依然屈指可数。整个17世纪,英国人基本上仍是通过翻译欧洲其他语言的作品来了解中国。在17世纪英国出版的 10000余册书籍中,只有10本是专门介绍中国的,其中多数为耶稣会士法文或拉丁文汉学著作的英译本。真正用本国语言撰写的专论中国的作品只有3部,一部是威廉・坦普尔(Sir William Temple)的有关中国文化的散文集,一部是塞特尔(Elkanah Settle)的《鞑靼人征服中国记》(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A Tragedy, 1676)。另一部是约翰・韦伯(John Webb)的历史语言论文。建筑师韦伯在广泛研究了当时欧洲各种文献中有关中国语言的内容后,于1668 完成了论文《论的语言可能是原始语言的历史论文》(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试图通过系统论述为汉语在世界语言中确立一个位置,构建了独特的结论:即汉语是建造巴比伦塔之前人类的原始语言。⑧

英国地理学家萨谬・珀切斯(Samuel Purchaes)于1613 年在伦敦出版了一部《珀切斯的朝圣》(Purchas His Pilgrimage)的游记,是此前16世纪末哈克里特航海地理全书的续编。他编译了当时能收集到的绝大部分有关中国的东方游记,包括马可・波罗的游记和利玛窦(Matthieu Ricci)的书,使得英国人对远东的情况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

利玛窦是明末最早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之一,在华近三十年,撰写的《基督教远征中国记》(又名《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了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创建的艰苦过程;同时也以亲身经历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及文化情况,对了解晚明中国是一部珍贵的西文资料。手稿由同会的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带回欧洲译成拉丁文出版。1622 年英译本的出版为英国了解整个中国概况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16 5 5年,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 l v a r e z Semedo)的《大中国志》(Imperio de la China)英译本出版。该书介绍了中国国情,以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包括清初的南京教难和“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李之藻传记。

1671年,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i Martin)的《鞑靼战纪》出版英译本,该书是第一部西文记述明清鼎革的历史著作。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的《中国新史》汇集了17 世纪来华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知识的最新认识成果,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了解中国的重要作品,1687年出版法文版,1688年随即出版英文版。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62 年在巴黎翻译出版《中国智慧》(包括《大学》、《论语》的部分内容),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包括《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本),这些作品将孔子描绘成一个自然理性的代表和传统文化的守护者。1691年《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英译本在伦敦出版,成为当时英国思想界了解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材料。

由于长期缺乏对中国系统而专门的研究,过于依赖二手材料,英国学界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也没有条件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进行直接译介,仅有几位曾略通汉语、对中国感兴趣并努力做过些许相关研究的学者。

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时任牛津大学波多利安图书馆馆长一职,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东方学家。当时牛津大学收到了一批东方文献,整理和破解这些文献成了海德的重要任务。正当他为编目发愁之时,听说一位皈依上帝的中国人沈福宗(Shen Fu-tsung)⑨正随法国耶稣会士来到英国。海德设法将他请来担任助手,为中国文献编目。在沈福宗的帮助下,海德编纂并出版了英国首部汉学书籍目录(Varia Chinesia),但出现了把《孟子》一书当成通俗小说这样的错误。由于对东方和中国产生了兴趣,海德于1688 年出版了《中国度量衡考》(Epistola de mensuris et ponderibus Serum sive Sinensium),同时在《东方游艺》(De Lubis Orientalibus Libri)一书中对中国的象棋及其游戏规则进行了介绍。

1689 年,耶稣会士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中国近事报道》英译本出版,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翔实介绍;除了颂扬,也不讳言中国的一些阴暗面,他的言论影响到了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等人的中国印象。之后,被称为“18 世纪汉学三大名著”之一的《全志》,由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编撰,1735年在巴黎出版后,英译本于1738年至1742年陆续出版。由于上述两书资料丰富,影响巨大,在英国本土反响热烈。英国学者本阶段对中国的认知主要参考了这两部著作,然而学术性汉学研究方面仍然拿不出一部像样的专著。

18世纪英国最引人注目的汉学成就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1719年,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把《好逑传》翻译成了英文,后由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主教重新编译为四卷于1761年在伦敦出版,1774年再版,风行一时,又被转译为法、德、荷兰等译本。《好逑传》直接由汉语译成英文,不再借助其他的中介语,这部中国 17 世纪的浪漫传奇成为英国公众见到的第一部汉语小说。⑩

这一时期,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爵士可以称得上一位著名的“准汉学家”。1784年,威廉・琼斯创办了亚洲学会,任第一任会长。他接触到了耶稣会士翻译的《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书,对中文发生了兴趣。他非常推崇孔子,曾把孔子比作苏格拉底和柏拉图。1785年,发表了讨论《诗经》的一篇文章《论第二部中国经典》,采用直译和诗体意译两种方式,尝试用英文翻译《诗经》的《淇澳》《桃夭》《节南山》等三首诗的各一个小节。文中也评论了《诗经》简洁的风格等问题。这篇文章,被学者认为是英国学者第一次根据汉语原文研究中国文学,是英国汉学真正的滥觞之作。11

从 17 世纪末开始到 18 世纪晚期,流行于欧洲大陆的“中国风”也吹到了英伦三岛。受到了来自中国工艺美术和园林设计等方面的影响,建筑家威廉・钱伯斯(Sir William Chambers)曾到过广州,后出版了《中国房屋建筑》和《东方造园艺术》,介绍中国的建筑特点和园林艺术。他还在英国皇家植物园建造了一座著名的中国塔。斯潘斯(Joseph Spence)翻译了法国神父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关于中国园林的一封信,信中详述了圆明园的美景,强调了中国追求散乱之美的造园艺术,斯潘斯的译信成为英文中最早一篇对这个题目的详细叙述。12

18 世纪后半叶,英国完成产业革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通商和贸易,希望打开中国市场,建立正式的外交和经贸关系,这就需要加深对中国的研究。在当时两国贸易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英国本土的汉学研究却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当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严肃而认真的思考时,英国大部分学者却脱离常规,漠视中国的“特殊性”,更愿意依靠二手资料,甚至是道听途说来了解中国,而非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研究。13 一方面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盛行着各种各样的中国小玩意儿;另一方面则是文学界思想界对中国评价的普遍下降。

1793年,英国派出由马嘎尔尼勋爵(Earl George Macartney)率领的第一个官方来华外交使团出使中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而发展商贸往来。此次出使,由于马嘎尔尼拒绝向乾隆皇帝行三叩九拜之礼导致了最终的外交失败。真正的收获是使团成员通过历经数月在中国境内的旅途第一次亲身感受、接触了这个古老的帝国,为英国民众获取来自中国的真实信息提供了一手的资料。马嘎尔尼的副手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1797 年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d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该书为了不让英国民众失望,趋附了欧洲崇拜中国的风气,美化了大清帝国。出版后在英国广泛流行,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

简而言之,从16到18世纪,英国对中国的认知主要依据对欧洲传教士汉学著作的翻译,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通过在汉学视阈下对中英两国早期文化交流的梳理,了解近代英国、欧洲、中国三者的文化关系,这样才能对英国历史上认识中国的途径、观察中国的角度、评价中国的心态有更全面的把握。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托马斯・珀西《中国诗文杂著》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作者所参考的材料包括《马可・波罗游记》《世界镜鉴》(Speculum Majus)、鄂多立克(Odoric) 《东游录》、以及海敦(Frère Hayton)《东方历史精萃》等。

②周珏良:《数百年来的中英文化交流》,《周珏良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 第161 页。

③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④James Bromley Eames, The English in China,London:Sir Isaac Pitman&Sons,1909, pp7-8.

⑤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⑥1577年,英国耶稣会士 Richard Willis 转译自意大利节译本的佩雷拉《游记》在英国出版,收入 History of travayle in the West and East Indies 一书。

⑦周珏良:《数百年来的中英文化交流》,《周珏良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⑧参见张西平、李真等著《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1-414页。

⑨1683年,沈福宗随柏应理神父来到欧洲,游历广泛,曾被教皇、英王、法王分别接见,1692 年在回国途中去世。

⑩Ch’en Shou-I, “Thomas Percy and his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s Science Review, 20. 2 (July, 1936), pp. 202-230.

11于俊青:《英国汉学的滥觞――威廉・琼斯对的译介》,《东方丛刊》2009年第4期。

12周珏良:《数百年来的中英文化交流》,《周珏良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171页。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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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商务英语专业实践性毕业设计应符合高职院校教育改革的方向和要求。当前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存有诸多弊端,与专业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脱节。针对上述问题,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根据岗位群能力要求对2014届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设计进行了改革,采用“汉英互译”、“国际商务函电”和“商务主题展示”三个环节考察商务英语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通过改革,毕业设计的应用性得到提高,同时促进了学生对核心专业能力的重视,提高了师生对毕业设计工作的满意度。 关键词:商务英语;毕业设计;改革

一、 现状及分析

自开设商务英语专业以来,毕业设计(论文)始终围绕着几十个论题开展,但是学生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出现很问题。

?

叶兴等:商务英语专业实践性毕业设计改革尝试

行文进行二次修改,而实际意义并不大。[1]通过调研和前期的专业研讨会,我们搜集了高职商务英语典型岗位群工作任务和能力要求,并以此作为毕业设计方案中主要考察项目和参考评分标准。

1.“汉英互译”。以本地中小企业的企业介绍和产品介绍的中文版本为素材组建“汉翻英资源库”, 以跨国公司、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对外公开的英文材料为素材组建“英翻汉资源库”,两个资源库中的材料内容各不相同,难度基本一致。每个毕业生从资源库“中文介绍”中随机抽取一篇企业和/或产品的中文介绍,从资源库“英文材料”中随机抽取一篇涉及公司运行和/或企业管理的英文材料,在60分钟的时间内,利用词典等工具书完成翻译,由指导教师对翻译结果打分。

2.“国际商务函电”。以国际商务交流或国际贸易为背景,建立主题、类型或内容要求有差异,但难度基本一致的“写作任务资源库”。每个毕业生从“函电写作资源库”中随机抽取一个任务,根据要求在20分钟内撰写一封信函,指导教师根据学生提交的信函写一封有针对性的符合商务习惯的回信,学生再次就教师的回信在10分钟内进行回复,指导教师对学生的两次信函写作打分。

3.“商务主题展示”。根据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相关的课程设置和课程群的特点,参照毕业生就业岗位能力要求,建立“商务主题展示资源库”,资源库中包含了不少于学生小组数的主题任务。以商务接待、商务沟通、商务谈判、商务演示为主要类型,通过背景图片、ppt幻灯片、相关简短视频等辅助信息载体,以小组口头互动展示的方式完成每个小组在“商务主题展示资源库”中抽取的任务。展示完毕后,小组成员各自介绍在小组任务完成中所起到的作用,指导老师现场随机提出问题并要求小组成员回答。现场提问结束后,由指导教师共同给小组打分,并根据每个成员的展示表现、现场问答表现及其在小组中的贡献,在小组得分的基础上计算出每个毕业生的得分。指导老师会在准备阶段针对小组成员的表现进行监督、指导和提出改进建议。商务主题展示环节全程录像以作为教学资料和研究资料。

(三)毕业设计得分依据和细则

毕业设计总分为100分。其中“汉英互译”和“国际商务函电”各占30%, “商务主题展示”占40%。

1.“汉英互译”部分。这部分按照下列四个翻译评价项目的表现给予评分。分别为:

(1)原文理解,3分。主要考察对原文的文化与商务背景、交际目的分析是否正确,语义信息理解是否准确。(2)译文表达,20分。主要看译文表达是否连贯,双语转换是否顺畅,体裁与语体运用是否恰当,拼写、语法、标点运用是否正确,是否达到译文目的。(3)商务专业性,5分。主要考察商务专业知识是否充分,术语表达是否准确一致。(4)技术性与职业素质,2分。主要考察学生是否有较强的学习与研究能力,有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能掌握现代翻译工具与资源。

2.“国际商务函电”部分。这部分参考BEC高级写作评分标准[2],设置了六个写作评分档次。分别为:A级(27-30分)、B级(23-26分)、C级(19-22分)、D级(15-18分)、E级(10-14分)、F级(0-9分)。主要考察:写作任务要求的完成情况;文章内容涵盖任务要点多寡和遗漏的情况;语言运用自然,控制得当的情况;语言使用错误的情况;句法结构是否多样性和词汇量是否丰富;文章结构是否清楚,有条理,有衔接。语域和格式的使用是否恰当;给读者的感受等。

3.“商务主题展示”部分。本部分按照下列五个评分项目进行评分。分别为:

(1)演示辅助材料制作和工具使用,5分。主要考察小组演示辅助材料(背景信息、图片、ppt幻灯片、简短视频等)制作是否精美,与主题关系是否紧密;现代化演示方法和工具使用是否恰当。(2)现场展示,20分。主要考察是否语言流畅,表达清晰,发音准确;是否主题突出,结构合理,内容丰富;是否话语关联性强,有内在逻辑性,符合言语交际规则;非言语行为是否自然恰当,符合商务礼仪规范。(3)团队合作,5分。主要考察能否协调合作,彼此互补,角色间互动性强。(4)现场问答,5分。主要看回答是否准确,条理是否清晰。(5)个人贡献,5分。由评委根据表现协商评分。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毕业设计的难度超出了团队的预估。学生对于成绩量化的毕业设计环节比较紧张,特别是在翻译和写作部分。专业课成绩好的同学能够以正常的速度完成任务,而专业课或基础课成绩较弱的同学完成得较为拖沓,实际成绩也较差。 在商务主题展示环节,指导老师和学生团队耗费了较多的时间,与指导论文所花费的时间差不多。指导老师主要帮助学生认识主题及其包含的任务,对演示的重难点进行分析。对于学生的对话内容进行修改,角色分配进行调整,对学生的语音语调进行纠正,适当提示学生应考虑到的商务思维、商务礼仪和商务流程,强化学生对于综合性商务过程的敏感性,提高学生融合专业技能开展商务活动的能力。因为此环节要求时间是分钟左右,且全程录像,只能一次成功,因此学生团队花了不少时间进行模拟展示。?

(一)增强了毕业设计的实践

(二)促进学生重视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5篇

>> “皇粮国税”岂止2600年 近2600年长寿税种废止 中国步入后农业税时代 中国战车寻踪(中) 西行寻踪记之六:前20年转型如何启示中国 中国审美文化寻踪 2017年中国盐改 2600年来,食盐专营废除过多次 泰国2600 t“桐艾榴莲”出口中国 2012:中国艺术市场演绎“香港年” 老档案:中国战车寻踪(下) 老档案:中国战车寻踪(上) 中国元素“中国盐塑” 试论曾国藩的票盐制思想 中药盐制的炮制机理 论宋代浙盐制卤技术 岳飞巧制姜盐茶 上海百年老虎灶寻踪 2010年手机导航用户将达2600万 哈士伦中国蒙古探险录音档案寻踪 中国普洱,绿色演绎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历史 > 中国2600年盐制演绎寻踪 中国2600年盐制演绎寻踪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曾双余")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1917 年- 1919 年,四川安县,盐市。 图/ 西德尼・甘博(Sidney Gamble)/FOTOE

去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加紧研究制定推动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盐业体制改革总的方向是“政企分开,取消食盐专营”。此消息一出,公众与业界反响强烈,皆认为在我国持续了2600多年的食盐专营制度将要废除了。一般说来,这种提法也没有错。但如果将研究视野定位于中国食盐制度专业研究领域,这种说法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我国的历代政府对食盐的专营制度确实可以追溯到2600多年前的齐国管仲,但这并不等于说食盐专营制度已经持续了2600多年;再比如,我国政府对食盐经营的管理是一直沿袭官控官营,还是中间有所更替?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其原因在于,我国自有建立国家统治机构以来的三千多年历史里,既有夏商周秦等十几个政局统一的朝代,也有过三国、南北朝、南唐、五代十国等分而治之的离散时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统治者所推行的盐制可以说是令人眼花缭乱,难循其踪。 1953 年,四川自贡,盐场作业。

上世纪三十年代,自贡盐场抽提卤水的设备。

“开中制”

明代四大奇书之一――《金瓶梅》第49回《请巡按屈体求荣 遇梵僧现身施药》曾有这样一段情节:蔡太师的侄子蔡一泉,当时已任两淮巡盐之职,巡视东平府。西门庆得知此事,百计打点,要见东平府御史宋乔年,遂托请蔡御史邀其至府一过。西门庆大摆排场,清跸传道,大吹大擂,恭迎蔡宋两位巡按进东平府。“叫海盐戏并杂耍承应”,这场酒席费了千两金银,排场惊人,“当时哄动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席罢,西门庆令手下把两张桌席连同金银器皿,已都装在食盒内,共有二十抬。作者特意将这些金银酒器开了个清单:

宋御史的一张大桌席,两坛酒,两牵羊,两封金丝花,两匹红段,一副金台盘,两把银执壶,十个银酒杯,两个银折盂,一双牙箸。

这一份大礼送上,两位巡按大喜过望。蔡御史既得了实利,又得了盛名。西门庆晚上的款待,又自是不同,细吹细打,笙箫和鸣,更有娇娘相伴。蔡御史不胜感激,西门庆一看火候已到,便从容言道:“去岁因舍亲在边上纳过些粮草,坐派了些盐引,正派在贵治扬州支盐。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爱厚。”蔡御史看了,上面写着:“商人来保、崔本,旧派淮盐三万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这个甚么打紧。……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人早掣一个月。”西门庆道:“老先生下顾,早放十日就勾了。”

这段简短的对话,勾勒出了明朝(小说中言为宋时之事,实写明朝社会)食盐制度的一些真实现象。纳粮支边,领取盐引、至官府支盐、官府掣盐等,都是当时盐制中常用的专有名词。西门庆作为提刑官,涉及食盐经营,甚至不惜千金之巨,向负责两淮盐务的“蔡御史”请求早派引盐以求厚利,却是明朝食盐经营实有之现象,这些细节都非常真实。

如果从盐制演变历史来解读这段话,那么小说所描写的现象与明中后期实行的食盐管理制度――开中法极为吻合。所谓开中法,即由官府招募商人输粮于边疆,以支援边饷,由官府给盐引以偿粮草之值。商人获得盐引之后,可向相关官府支领引盐,并销售于指定区域。此法亦称“纳米中盐法”。这一制度的实行,使政府节省了大量粮食、食盐转运之费,同时也使边疆粮饷得到了保障。同时,由于纳粮换盐,再销售食盐能带来一定利润,调动了当时商人的积极性。有些商人为了避免长途运输粮食,招募人夫,在边境开荒种粮,直接缴纳,称为“商屯”,与明初实行的军屯互为补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境农业的发展。

明朝实行开中法,亦只是指定商人纳粮得盐,但像西门庆这种官商一体的人,深悉经营食盐的厚利,所以用来保、崔本等人的名义,进入官控官营的食盐买卖。并且,他深知早支引盐在商业中的战略性意义。这三万引盐早放一个月,每引可支盐200斤。他这一次赚回来的银钱,当远远超过了一千两。按明朝相关法律,官员不得参与食盐经营,但西门庆看中了这其中的暴利,所以对蔡御史毕恭毕敬,蔡先后两次前来打秋风,他都有求必应,而且优厚招待,送上大笔金银,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西门庆可谓深谙此道。 四川自贡龊>, 清代井盐生产图说之下石图。

四川自贡龊>,清代井盐生产图说之锉大图。 四川自贡龊>, 清代井盐生产图说之下木柱。

四川自贡龊>, 清代井盐生产图说之车汲图。

发端

作为关系到民生日用的必备之物,食盐一直是人类生活中的必须品,人若稍长时间断盐,会导致浮肿等疾病。尤其是当人类从原始时期的茹毛饮血方式过渡到以采集、农业生产为主的农耕生活之后,食盐对人类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此时人类对氯化钠的摄取,更多通过直接食用食物中的盐分,而非此前从动物血肉中获取。人类的饮食越接近文明,对食盐的需求就越迫切。

可以推测,在国家政府等机构尚未产生之前,食盐的生产和经营肯定是自由的、自发的,自然也无从谈及食盐管理。当国家政府出现以后,食盐就开始被纳入严格、严厉的管理体制之中了。

要说中国盐制的发端,还得提到中国历史上一位神奇的人物――管子。在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事情都与他产生了关系。如盐铁的专卖,如官妓的第一次集中和抽税,如“利出一孔”的规定等,都出自管仲的手笔。以至于孔子也不得不由衷地赞扬他:“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战国时期,当时担任齐国相国的管仲认为,“海王之国,谨正盐策”。他认为,要使国家收入稳定提高而不惊扰百姓,与其提高税收,不如从大家每天都离不开的食盐上作文章。于是,他规定:“官山海。”即规定所有的山川草泽、盐池之利,皆为国家官有,私人不得擅自从事相关生产和经营。从他规定盐业官营之日起,我国的食盐官卖,断断续续到今天,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从春秋时期到现在,食盐专卖的制度经历了十几个朝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中最重要的关系没有变,就是“盐由官卖”。

演进

如果对我国2600年的食盐管理制度进行梳理,可知古代中国的盐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四个时期:

/第一阶段/自有人类以来至公元前120年,即从古至汉武帝元狩四年以前,在此期间,食盐经营民间自由贸易为主,官府专卖为辅。

/第二阶段/自公元120年至公元761年,即从汉武帝元狩四年盐铁专卖至唐肃宗上元二年任命第五琦制定推行盐法,此期间基本为官府垄断食盐专卖,也可以称为官府直接专卖期。

/第三阶段/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刘晏主持盐铁专卖以来至清末,这一时期食盐管理制度特点为官府控制监督下的商人分销或包销。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从唐代宗宝应元年至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是官府控制下的商民分销时期。后期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袁世振推行盐运纲法至清末,是官府监督下的商人包销时期。

这些只是中国历史上盐制的大概轮廓,而实际盐制实施情况,要复杂得多。某一制度的出现到消失,曾出现数次反复,或因人而异,或因事而析,不一而足。而且,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也往往因为当地政府的差异而实施不同的盐制。

纵览各个朝代实施的盐制,可以概述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管仲开创了中国食盐专卖制度。管仲提出“海王之国,谨正盐策”,他认为,食盐是民众日用必需品,实行官府专卖,国家可提高收入而不会影响民众生活。而在其他方面加税,则会影响国家安定。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在农闲时期,让农民生产食盐,由政府收购、存储。到农忙时期,农民转入农业生产,此时盐产量降低,价格大涨,甚至达到产盐时期的10倍。官府将所储之盐发卖各地,获利甚厚。这一举措使得齐国国力大增,为提高军备,称霸诸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汉初,由于连年战乱,文帝、景帝等深感需要让民众缓口气,采取有名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对食盐经营也听任民间自行措置。时间不久,一些经营盐业的商人资产厚实,富比王侯。由于经济力量的崛起,他们也不甘于商人地位,结交官府,在朝廷内部扶植自己的力量,从而影响一方政局,使得当时的统治者也感觉到了威胁。到汉武帝中期,由于连年战争,国库空虚,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开始任命御史大夫张汤等实行盐铁官营,对食盐经营进行严格管理,禁止富豪雇人擅有山泽之利。对私自煮盐者,没收煮盐工具,还要处以“K左趾”的酷刑。所谓“K左趾”,是用镣铐锁住犯人左趾。

食盐官营给汉朝政府带来了巨额收入,但也影响了民众生活,导致民间反对声浪甚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昭帝六年(公元前81年),举行了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重点讨论了汉武帝时期的“盐制”得失,并形成了重要文件――《盐铁论》。这次大辩论,御史大夫桑弘羊代表官府,与从各地推举出来的贤良之间,双方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讨论。最后,桑弘羊总结说,如果放松盐铁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他认为,实行全国统一的盐铁专营,不但能有力地遏制富甲一方的盐商,也是削弱豪强和地方割据势力的重要措施。

唐代初期,食盐的生产与销售比较自由。安史之乱后,在动乱中即位的唐肃宗深感国力空虚,于是任命第五琦为盐铁铸钱使。第五琦上任后,制定了榷盐法(榷指政府机构)。榷盐法规定:凡是产盐之处,均设置管理机构,食盐生产者确定户籍,称亭户,可免除徭役,但必须专门制盐。所生产之盐,全部由官府收购,不得私卖。官府将从亭户收来之盐,每斗加价100文出售,以此获利。第五琦的榷盐法,简单概括就是实行食盐民制、官收、官运、官销。

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天下财力大减,理财使刘宴受命改革盐制,开创并推行就场征税制度。在产盐之处设置盐官,负责收购盐户所煮之盐,再转卖于商人,商人将盐运输至各地销售,这也是食盐官府专卖制度。刘晏改革盐制后,使盐铁与漕运有机结合,促进了包括食盐在内的百货流通,国家获得了重大收益,而天下物价得到了合理平衡,这次改革还是比较成功的。这次改革之后,盐税收益达到全国赋税总收入的一半,政府也富起来了,东南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但转嫁到民众头上的负担也重了不少。

北宋时期,食盐以官卖为主,只有局部地区实行“通商”政策。通商法包括入中法(折中法)、钱盐法、钞法、引法等内容。而在宋太宗至真宗这段时间,主要实行禁榷法。禁榷法包括官卖、计口授盐、计税敷盐、计产敷盐和常平盐等。在整个宋朝,官府对食盐的控制是比较严厉的,宋朝盐课是国家主要财政收入之一。

元朝政府对食盐的生产和运输非常重视,也制订了非常严格周密的管理制度,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都处于政府的监控之下,政府也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负责盐务的机构主要为都转盐运使司,即盐运司,下设盐场、盐团等基层机构,共同管理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

明朝主要实行民产、官收,就场专卖的办法。专卖制主要有三种:开中法、计口授盐法、商专卖法。

开中法即招募商人输粮于边,由官府给盐的办法,也称为纳米中盐法。国家节省了大量转运之费,边疆粮饷也得到了保障。《金瓶梅》所描述的盐引,即属此类。

计口授盐法,令庶民在河南开封等处输粮米以供军粮,官府给盐以补偿其值。每户大口给盐一斤,小口给半斤。

开中法和计口授盐法相差不大,不过是纳粮对象不同。商户,实力雄厚,是纳米和支盐的主力,而平民则只是起补充作用。

商专卖法是盐专商直接与灶户交易,官府不再向灶户收盐,而令灶户按引纳银,商人则直接向灶户购盐而不经官。国家将收盐、运销之权全部交给商人,这是食盐产、销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到了清代,盐制日益复杂,综其大概,主要采取官督商办、官运商销、商运商销、商运民销、民运民销、官督民销、官督商销等七种形式。

私盐

食盐专卖,其实质在于官府垄断,即排斥一切官府以外的竞争。然而,由于食盐买卖所能带来的暴利,引发了一些胆大民众的觊觎。他们或者与官府结合,或者铤而走险,自己贩卖私盐,成了富甲一方的豪门。如历史上与陶朱公齐名的猗顿,经营盐业不过十数年,已经富比王侯,势类公卿。事实上,自有官府专卖以来,私盐就一直存在,即便各个朝代对私盐均处以重刑,也无法彻底遏制这种现象。如明代的《私盐法》就明确确定:“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持军器贩私盐,罪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如果再持械拒捕,“斩无赦”,其“盐货、车船头疋,并入官”。当时规定,如果千户、百户“知情纵容及贩卖者,则与私盐法同”。处置应是相当严厉的,但在法制日渐松散的明末,身为千户使兼提刑官的西门庆公开向负责两淮盐务的蔡御史请求早派引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而在明朝历史上,盐税监等官员勾结太监对盐法的破坏力度更大,、欺行霸市等现象层出不穷。如万历年间的程守训,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市井无赖,后来巴结上了税监陈增,在淮扬、安徽一带私设公堂,无恶不作,欺压善良,甚至诬良为盗。当时南京盐商王懋佶等人都被他逼得家破人亡,不得不远走他乡。

事实上,即便是非常严厉的刑法也并未能杜绝私盐的存在,我国历史上,私盐始终与官盐形影不离。只是在更多的时候,私盐及其贩卖者默默无闻,一旦到某个朝代末期,这些坐拥盐业之富的私盐贩子便会伺机而动,成为政府安定的隐患。如唐末的黄巢、王仙芝等就曾贩过私盐,并以此聚集了大量财富,成为后来起事的物质基础。宋明以后,私盐非但没有因为官府的打压而销声匿迹,反而有日益扩张的势头。福建广东一带的私盐贩子,聚集起来,往往声势浩大,武器精良,连当地官府也闻风辟易。他们平时以贩卖私盐为主,遇到一些富商,则直接进行劫掠,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力量。《喻世明言》卷二十一《临安里钱婆留发迹》中,描写钱婆留,即后来的钱B发迹之前,与顾全等私盐贩一同贩卖私盐、劫杀商户,正是这一社会现实的艺术反映。

由于食盐的特殊属性,一旦有风吹草动,总是普通民众屯积的首选,也是政府重点调控的对象。2011年3月,日本福岛发生核泄漏事件,我国民众便上演了抢购食盐的小风潮,一时间,超市少盐,人心惶惶。好在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迅速从其他地区调拨大量食盐以保证供给,迅速抑止了这次“抢盐”风波。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6篇

清代前期京师是都城,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顺治元年,两个中央直属的铸币局设在京师,“置宝泉局属于户部,宝源局属于工部。”“宝泉局岁铸钱解交户部库,配银发给兵饷。”“宝源局岁铸钱解交工部节慎库,以备给发各工之用。”这是终清一代,一直沿续的格局。1当时,在京城的金融机构也非常多。从康熙年间至道光十年,“挂幌钱铺共五百一十一家。此外,金店、参店及烟、布等各铺,带换银钱,未挂幌者不在此数。”2乾隆时,“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钱文出入最多。”3早在康熙初年,苏州一带缙绅与旅京苏州商人之间,拨兑银钱,就以会票形式。“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41982年,在北京发现了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前门外打磨厂日成祥布店遗留下来的23张会票实物。5这说明康熙年间,北京与外地商人之间,办理汇兑,完成异地款项清算,是一种经常现象。乾隆时期,这里盛行钱票。6道光初年,有山西商人创办专业汇兑机构的票号,同样的机构,大约在相同时期也出现在北京,它起着城市之间调拨款项的作用。7中央政府调控货币的部分措施,主要通过设在京师的两个铸币局,以及众多的钱庄、银号、当铺来完成,因此,透过京师货币供需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货币政策推行的全过程。

清政府沿袭前代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即白银和铜钱(亦称制钱)两种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8这两种货币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一般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兵饷、商人大笔交易多使用白银,而民间零星交易则使用铜钱。由于中国银矿藏量很少,政府无法铸造统一的银币,所以白银只能作为称量货币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都不一样,政府基本上没有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银数量的变化、流向,直接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影响,政府缺乏调控白银货币的能力。而对于铜钱来说,政府则有较强的控制力,可以不断发掘铜矿,从外国购买铜材,垄断铸币权力,随时调整制钱的数量,以及使用范围,使之发挥实际作用。

白银和铜钱不仅表示两种货币,而且又是两种金属商品。银和铜自身的商品价格,决定货币的价值。由于两种金属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使得两种货币的价值也不能稳定不变。如果其中“一种比过去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就会很快改变它们之间的比价。”9因此,白银和铜钱的货币价值,也就与银和铜本身的价格同时不断升降,这就形成了白银和铜钱的市场价格,同时也产生了两种货币的市场比价。为了垄断货币权,控制货币价值,清政府继承前代政府规定银钱固定比价的方法,顺治四年规定钱值,“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10即规定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为1000:1。一般来说,政府努力维持官定比价的操作,体现在对市场上流通货币数量的调控,同时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过程。

政府认识到,“民间钱多则价贱,钱少则价增”,11这个货币理论的基本道理。其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对货币的生产、流通、管理三个方面来实现的。在生产方面,政府根据市场上银钱比价的波动,不断增加或减少铸币数量,从而控制流通中总的货币量。对于京城二个铸钱局,政府规定每年生产制钱的数额,采取增减铸币数量,和增减铸炉数量的方法,进行控制。据统计,从顺治至嘉庆年间,京局大约增减铸币数量十四次,以后因库存铜材不足,每月逐渐少铸。12

收购私钱13和官方减重的小制钱,回炉铸造标准制钱。顺治三年,“禁用旧钱,送部者,每斤给价八分。”14十八年,在京师等地方,“收买私钱及旧钱、废钱,使民间无法搀和使用。”15康熙十年,收购旧钱、废钱,“每斤照铜价给值六分五厘,解局销毁改铸。”16二十八年,下令“民间私钱,在京城限六月交送户部,照铜价每斤给银一钱收买改铸。”17乾隆二十二年,还分别规定了收换废钱的条例。18

在流通方面,清代前期多数时间里,市场的银钱比价低。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改变原来在税收和分配中,完全使用白银的情况,征收或配给一定数量的铜钱,来调整流通中的铜钱数量,起到平衡银钱比价的作用。政府规定在税收中,“银钱兼收,以银七钱三为准。”但在实际纳税时,多“随民便”。19在发放八旗兵饷和官员俸禄时,搭放制钱。20政府用平粜米粮的铜钱,减价兑换白银,调节市场上的银钱比价。八旗、内务府,在京城共设米局27处,政府一方面发给各局银两作为资本,使其收买米谷,另一方面也发给各局米谷,让其平粜,收买粜卖所得铜钱,在市场上减价兑换白银。乾隆二十七年统计,户部库存平粜钱八万五千余串,五城各厂存钱一万三千余串。“京城内外有此十万余串钱文,以资流通,而每日平粜钱文,又可源源转运,岁底钱价自可不至加增。”21政府还设立官钱局,并利用钱铺、当铺等金融机构,以低于市场比价,易换银两,调节市场中的制钱数量,使银钱比价接近官方的标准。

政府发放生息银两,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顺治年间,“为了解决官商周转资金的困难”,政府向“商人放贷帑银并收取本息,”形成一种生息银两制度。康熙时,继承这种制度,创设了“恩赏制”、“公库制”和“广善库制”。“恩赏制是把库帑管理经营所取得的利息赏赐给有关人员,受赏者没有偿还帑银本息的义务。公库制和广善库制则是将帑本直接贷借给有关人员,”借款者要偿还本息。22雍正七年,政府“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特别拨发“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23“到乾隆初年更有所发展,公项开支在利息银中占的比重愈来愈大。遂使生息银两收入蜕变成为公项开支的一种固定的财政来源。”24从货币流通的角度看,发放生息银两就是把放置在国库中的货币,投放到市场中。“最盛时期,户部库银总额有5000万两,而八旗公库生息本银的拨款前后几达1500万两。”25政府把占库存的30%白银,投放到市场,无论是用于旗丁生活消费,地方政府的经费,还是投资或提供其他需求,无疑都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作为中央政府发放生息银两的制度,大概在乾隆时期就结束了。26但是,用公款生息的方法,至道光年间仍然使用,而且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书院、学校、救济等项经费的主要来源。可见,生息银两也是政府调控货币的一项很有成效的措施。

在管理方面,政府通过增减每文铜钱的重量,也就是增减每文钱的含铜量,使铜钱增值或贬值,以达到防止私销和私铸的目的。政府利用牙行在市场上平衡银钱比价,康熙六十一年,“于大、宛两县设立官牙,将钱价议平买卖。”27防止宝泉、宝源局炉头、工匠私自铸造钱币。对钱商、钱铺、当铺加强管理,防止他们贩卖、囤积制钱。乾隆九年,政府令京城各当铺,将所积制钱,“酌钱数送局”,由官钱局在市场上易白银给还。28当市场上钱票盛行时,政府企图把钱票控制在京城范围内流通。但是对私铸、私销、囤积、贩卖等各种政府认为的非法经营活动,官方的严禁则是有限的,常常是禁而不止。但是也不能因为禁而不止,就否定政府对货币的管理。

以上三方面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冬伊等议得数条,试行于京师。数月以来,钱价渐减,似有微效,民间称便。”29“前因京师及各省钱价日贱,由于小钱充斥,节经降旨饬禁,并立限收缴,乃自查禁以来,已逾年余,而京城钱价,近又减落”。30台湾学者郑永昌研究指出:京师对私钱流通“管理与控制较完善”,31有一定道理。

如前所述,政府之所以制订和实行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原因。“今各省开炉太多,铸造不精,以致奸民乘机盗铸。钱愈多而愈贱,私钱公行,官钱壅滞,官民两受其病。”所以“各省铸炉一概停止,独令京局鼓铸。”32“如遇京城钱价高昂,发八旗米局,照市价平减,零星易换,则钱可通流,与民有益。”33“以京城钱价昂贵,复设官钱局。”34以后又因京城“钱价渐减,奸民每以在京贱买之官钱,运至近京钱贵之地,兴贩射利,议将官局停止。”35嘉庆四年,因为“自增卯以来,钱价仍未甚平,所有户、工二局,俱著全复旧卯。”36市场上钱少,则增加铸钱量,钱多则减少铸钱量,政府根据流通中货币的需求量,下达定额。在兵饷、官俸中搭放制钱,是因为“京城钱价昂贵”,“俟钱价稍平,停止。”37“近日京师钱价颇昂,兼值雨水连绵,食物甚贵。”38“此项钱文,兵丁零星使用,自然散布流通,钱价可期渐减。”39“将卖米所收制钱,令五城照市价易银交库,俟钱价稍平,即行停止。”40照这种办法,“将搭放兵饷之钱文,令八旗于五城各设一局,兑换与民,照铺户之数,多换数十文,以银一两,换钱一千文为率,如此则钱价不待禁约,自然平减,于民用似有裨益。”41设立官钱局,无非也是“京师钱文昂贵,朕不得已,设立官局,以平市价”。42由此可见,市场中流通的铜钱过多,或者铜钱货币过少,就会引起物价变化,为了稳定物价,就必需调节钱价,这就是政府增减铸币数量的原因。那么,市场上铜钱数量的多少,又是什么原因决定的呢?

在市场上,人们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如果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其实际价值超过了名义价值,也就是当制钱含铜量高,市场银钱兑换率低(比价低),私人销毁制钱能牟取更多的利益,就会有人大量熔化铜钱取得铜,到市场上售卖,或者制成铜器出卖。但当制钱含铜量低,市场银钱兑换率高(比价高),铸币费低廉,民间私铸铜钱比较容易的时候,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就私铸大量铜钱出卖。乾隆时,“铜价每斤直银一钱四、五分,计银一两,仅买铜七斤有余。而毁钱一千,得铜八斤十二两。即以今日极贵之钱,用银一两,换钱八、九百文,毁之为铜,可得七斤七、八两,尚浮于买铜之所得,何况钱价贱时,用银一两,所换之钱,可毁铜至十余斤者乎!”43可见,私销、私铸的出现与铜钱本身的轻重有直接关系。而政府原本为防止私销,减少制钱含铜量的措施,则给私铸造成机会;为防止私铸,增加制钱重量的政策,又造成私销的猖獗。政策、法律之所以无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关键因素就是市场在其中起作用。

市场调节的作用反映在私销私铸,制钱贩卖、囤积等民间的货币经营活动中。顺治年间铜钱数量少,不能适应流通中的需要。所以,“奸民开铺市钱,多以前朝废钱插入,又每千短少六文,作为绳底,以致街市使钱,每银一钱至一百四十文以外。”44特别在“都城辇毂之下,天威呎尺之地,公然市井之徒,将民间废钱作铜收买,插和制钱之内,以一废钱当一制钱,是以废钱日见其多,钱数日见其增,钱本日见其亏”。45这种情况到雍正时,仍然如故。“京师钱局,每岁鼓铸,则制钱应日加增。今虽不致缺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销毁官钱,以为私铸者。”46雍正四年,京城步军统领在“崇文门外,拿获销毁制钱之人。”47以后,因“于京城内,屡次拿获销毁制钱之奸民”,所以,京城“钱价已觉稍平。”48私铸、私销行为不仅在民间有,而且官局也有,炉头、工匠偷漏减重,假公济私,非法私铸。顺治十年,“向来官炉夹带私铸,尤为病国。”49乾隆时,宝泉、宝源二局,“所铸钱文尚不能无轻减分两等情弊。”“不肖官员,将官钱私行减少,额外多铸小钱,希图盈余肥橐。该管上司曾不顾问,或且从中分润”。50通常,私钱流通都是在货币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发生。而京师没有发现大量私铸、私销现象,可能是货币数量比较充足,减重制钱的收购,铜材的管理都比较严格的原因。与私钱流通同样违法的是制钱的贩运和囤积。雍正九年,有人发现:“京城内有奸民勾通经纪,预发本银于大小铺户,收买制钱,多藏堆积,俟钱贵始行发卖,名为长短钱。”51雍正十三年规定,“傥有不法奸商,专贩私钱,运载至数十百串出京货卖,及在京铺户人等,将钱囤积在家,俟价昂始行出售者,查拿究治。”52但到乾隆年间,贩运、囤积之事仍不断。“京城都会之地,各省经营贸易,络绎往来,奸商将钱装载出京,于价贵处,兴贩射利。再闽广商船,由海洋直达天津,回空时,概用钱文压载,运至本地买货。又各省漕粮回空,亦多载钱文,兴贩获利。”53同时,“近京直隶所属各村庄、集镇,每多富户,将粮草货物卖钱去串,堆积一室,以防盗窃。此等乡愚,只图一己蓄积,遂致钱文不能流通。”54

从以上私钱流通和私贩囤积的现象中可以看出,银和铜两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对私钱流通、制钱贩运、囤积起到决定作用。换句话说,是市场的价值规律起到调节作用。私钱流通是“制钱不足导致市场自我调适之现象。”55一些学者肯定了私钱流通的积极作用,“尽管私铸规模很大,私铸形质低劣,但并未严重影响银钱比价,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官钱不足给商民日常贸易带来的不便。应该说,它对当时的经济活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56

市场不仅调节了私钱的流通,而且也决定了钱票的流行。钱票是一种私人信用工具。“由于银铜本位货币无法适应经济发展之需要,导致私经济部门采用私人信用工具以利交易。在私人信用工具中,钱庄、当铺以及有实力的商号纷纷发行钱票、私票和私帖,在地方上通行,这在清代是很普遍的事。”57“钱票的发行自将增加铜钱的供给”,起到补充铜钱供给短缺的作用。58这说明钱票的产生,完全是市场需要信用工具的结果。在钱票流行的过程中,看不到政府的作用,说明市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59

政府货币政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为其统治服务。各代铜钱都标有不同的年号,在这里货币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当顺治年间,有人看到明代货币搀和在清代货币中流通,“禁之不止,诛之不胜诛”时,提出“凡市上行使,每废钱二文,当制钱一文”,由国家收购前代废钱的方法。户部大臣反驳称:“明季废钱,岂可并行?”60不同意用此办法,似乎使用明钱,有损清国。

其次是为了财政收入,保证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政府铸钱有时可以获得比较多的铸息。顺治年间,清朝还没有统一国家,战争需要大批经费。瑞士学者傅汉思指出:“政府从铸钱活动中获利是比较大的。对于有代表性的那些北京钱局而言,其结果是十分令人惊异的:直到1695年,那些钱局场是获利的,利润占铸钱成本的4—4.2%。然而,1700年以后,那些钱局都没有利润,反而受到严重亏损,那时北京钱局的亏损达到铸钱成本的16—63%。只是采办比较便宜的云南铜以后,北京钱局的形势又有了改善。但是其利润却是微不足道的,还不到钱局成本的5%。随着国家对云南铜矿补贴的增长,铸钱成本再次上升,最后再出现铸钱总经费高于铸钱收益的情况。”61

再次是为了社会稳定。按照货币经济理论,物价与货币有着重要关系。物价高低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当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时,则物价下跌;反之,货币量减少,则物价上涨。如果官方兑换率和市场兑换率的差别过大,就会使物价变动,给百姓生活带来困难,也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甚至。因此,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政府维持官方银钱的固定比价,稳定铜钱通货,就显得十分重要。

清代前期的政府是专制体制下执行权力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定,很难说政府是为推动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制订货币政策的。但是为了达到政治、军事目的,政府提出的货币政策,也离不开经济。换句话说,政府的各种职能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作用离不开政治、社会和军事作用,而货币政策落实的结果,则体现在经济方面。当然,也并非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只是为了论述方便,这里按照现代货币理论,把政府对货币的有关措施与管理归纳起来,以期从历史事实中,客观评价政府的政策。

政府货币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因时制宜,随着市场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例如:对市场作用产生的私钱流通,政府一方面在法律上严令禁止,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政策。“乾隆初期,由于制钱供应不足导致钱荒的压力下,政府对私钱流通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一种放任或弛禁的态度。至乾隆中叶以后,当制钱的供应逐渐稳定,各省呈报市场钱价日益平减的时候,处理私钱的政策才正式展开。采用的方式是多面性,但其中与历代政府的‘严刑峻法’政策迥然不同之处,是采用一种较温和的收买政策。”62又由于政府是根据市场中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化,而推行货币政策的,所以,这些管理措施也是审时度势决定的。有人说,清朝货币规章多变,正反映了政府这种随时应变的能力。

发放生息银两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又一大特色。康熙前期,全国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63但到后期,经济复苏,物价也开始回升。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说:这是因为“康熙二十二年降服了郑氏,占领了台湾,再开海外贸易,从而自然地丰富了货币。”64理查德(RichardVonGlahn)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65他认为,“康熙朝的萧条与银的流向似乎并无简单的关系,中国国内物价的降低早于日本禁银出口,而物价回升也未受白银流入的刺激。”“铜钱价值下降并不能明确的与白银流入量的变化相关。”66笔者同意理查德的意见。从解除海禁的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后半期,大概有十年的时间,白银流入量是否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起到丰富货币,影响物价上升的作用,值得怀疑。笔者认为,起到丰富货币作用的,主要不是国际白银流入,而是国内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这就是康熙时期开始的为使官兵摆脱生活困苦,而发放生息银两的政策。雍正七年,上谕称:“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朕悉心揆度,若逢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着实困迫堪悯。特着用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兹念外省驻防之满洲、汉军兵丁亦应一体恩赐。”“其他各省督、抚、提督标下兵丁,亦循此例。”67从京城八旗到各地驻防之满洲、蒙古、汉军等官兵,都有生息银两之利息,作为生活补贴。当然,清代前期的政府不会想到,用这种政策可以摆脱经济停滞现象,但在客观上生息银两确实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扩大了需求,促进了消费,使康熙后期的经济开始复苏。到乾隆时,发放的生息银两本金,已经基本归还。68可见,货币滋息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拉动内需的确很有成效。

关于在货币流通中,政府起主导作用,还是市场起主导作用的问题,理查德认为,“明代主导货币事务的是市场而非政府。主控货币的是市场,而非国家。”69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WilliamT.Rowe)似乎不同意他的结论。“我关于十八世纪货币政策的研究,使我对他的结论持谨慎态度。虽然象理查德表明的那样,当时的国家对它管理通货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不管怎样,清中期官员们使用了广泛的间接方式――调整铜币的大小和含量,通过大量的技术手段,在不同的货币地区,控制银钱的相对供应量,高度选择性的反利用――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来保证货币稳定,刺激了与人口同量扩张的经济生产力的发展。”70理查德的研究止步于康熙时期,罗威廉的研究重点在雍乾时期,虽然他们对于整个清代前期政府的货币政策、管理、执行情况,都没有全面研究,但是他们的结论都是有根据的。

一般来说,清代前期是政府与市场共同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政府的货币政策确实起到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某些时期里,甚至起到主要作用,如前述发放生息银两,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就是市场在短时间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政府的货币政策是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当市场上铜钱数量减少时,政府可以增加铜钱的数量,反之,政府也可以减少铜钱的数量。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又受到铜材的影响,当市场上铜材短缺时,政府可以增加铜材生产,或向外国购买。由于铜钱货币流通量是随着市场上铜材价格的波动而变化的,所以,货币流通量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官方按照市场银钱比价的变化来调节货币数量,政府的货币政策总是跟在市场调节的后面起作用。日本学者黑田明伸的研究指出,“私钱跨省性的流通则呈显传统中国货币流通的另一面貌。”“显示出‘私’的经济相对于‘公’的经济对穿越政治疆界的活力。”71如果把“私”看成市场调节,把“公”看成政府调控,那么,从长时期看,正是“私”钱流通冲破城市之间、省际之间的地域,起到左右整个货币流通的主导作用。

从整个清代前期来看,政府货币政策的干预能力呈下降趋势,乾隆时期钱票的盛行,就证明政府并没有能力决定钱票的流通,完全听凭市场调节。特别是道光时期,“新旧朝钱币一起流通及洋钱可用以缴税,表示当朝所铸的钱币不是那么成为王权的象征。”72低色洋银内流,国内白银外流,在一些地区洋钱与制钱同样使用。这时,政府提出了禁止中外贸易使用白银的反市场规律的政策,难于施行,就更表明货币流通越来越被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价值规律所操纵。

注释

1《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5。

2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张祥河等奏折,见清代钞挡,钱法,道光朝。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

3《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4陆世仪《论钱币》,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钱币上。

5汪宗义、刘宣辑录《清初京师商号会票》,载《文献》1985年第2期。

6“钱票是一种信用票据,由钱庄、银号等信用机构签发。它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起着代替货币职能的作用。”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钱票的起源,也无法考据。当初可能也是一种期票,临时填写,其和银票不同的地方,大概只在于银与钱的分别。也许银票的面额大一点,钱票的面额小一点,因此钱票的流通性要更加大一点。”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57页。

7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8《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2。

9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致一位议员的一封信》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第101页。

10《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6。先定为七文准银一分,后改为此比价。

1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

12参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钱法;《清朝文献通考》钱币。

13私钱包括私人非法铸造的货币;官局中炉头工匠偷工减料,铸的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钱;前代的货币。参阅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14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15《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70。

16《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2。

17《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5。

18《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七,钱币五,考5012。

19《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2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2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50。

22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3《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自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4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25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6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2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28《清高宗实录》卷二二六,乾隆九年十月壬子。

29《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30《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九,钱币一,考7686。

31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32《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3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户部,钱法。

34《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0-5001。

35《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0-5001。

36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

3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38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39《清仁宗实录》卷一六一,嘉庆十一年五月甲子。

4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4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

42《清高宗实录》卷,乾隆三年三月丁巳。

43陈廷敬《杜制钱销毁之弊疏》,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三,户政二十八。

44顺治八年正月户部尚书巴哈纳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7辑,第169页。

45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

46《清世宗实录》卷三二,雍正三年五月癸丑。

4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

48《清世宗实录》卷六一,雍正五年九月乙卯。

49《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50《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七册,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二日,页958、976。转引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5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5147。

52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

53《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4《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5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56王光越《试析乾隆时期的私铸》,载《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

57潘敏德《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1644—1973)》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3)1985年,第292页。

58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劣论’之商榷-海上发展深入影响近代中国之一事例》,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台北·南港。

59“道光年间,清廷也曾设立政府的信用机关,由内务府在北京设立官钱铺五家,发行钱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49页。政府发行官钱票,比民间使用钱票晚得多,而且在前期是否起了作用,待进一步研究。

60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

61(瑞士)傅汉思《清代前期的货币政策和物价波动》,载《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62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63(日本)岸本美绪认为,康熙前期禁海和政府的紧缩政策,使流通中的白银减少,造成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出现康熙前期“全面物价下跌及与之相伴的滞销、收入下降等不景气的”情况。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康熙前期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是事实,但形成的原因不一定是政府紧缩政策。据日本学者百濑弘的研究,“至康熙三十六年皇室开支尚不及明朝一个内廷官署的经费。乾隆朝在清朝财政盛世的时代中,也只不是60万两。”百濑弘《清朝の異民族统治に於おける财政经济政策》,《东亚研究所报》,第20号,1943年。转引郑永昌译文《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载《财政与近代历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可见另有原因。

64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5FountainofFortune:MoneyandMonetaryPolicyinchina,1000-1700.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338pp.台北南天书局翻印本1997年。

66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67《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68参阅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69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70“TheJournalofInterdisciplinaryHistory”Vol.28,No.2(Autumn,1997)。以上英文论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徐建青同志提供译文,在此表示感谢!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海南人;近代;出洋原因

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的《北京条约》中有条款规定中国人原意出洋,政府不得阻拦,[1]拉开了出洋热的序幕,这种出洋热在海南基本上持续到民国时期。根据苏云峰统计,“从1882年至1928年,由海口乘轮船出洋者,约在100万以上”。[2]根据海南区善后公署专员黄强调查,这些人多数前往了南洋地区,“至今已经达到39万人,其中泰国为15万人,马来亚为10.2万人,印度支那为3.8万人。这一数字约占海南岛全部人口的18%。”[3]多方面叠加的因素促使了这么多海南人抛下亲人、离别故土,本文重点探讨这一问题。

一、海南人有冒险进取精神,敢于出洋

“琼民多由他省移殖而来,富于冒险及进取精神,稍受经济之压迫,则飘然远引,赤手空拳,自食其力。虽遇困难之环境,不因终日劳苦而稍戢其求生奋斗之志。”[4]海南移民多由福建、广东移居海南,他们精通航海技术,在艰苦的环境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明清时期的海南渔民长期以来就前往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捕鱼,对于这些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渔民前往东南亚不是难事。今人陈泽宪“曾见到一张同治乙丑年(1865年)海南潭门港邓有吉、曾圣姐等四十二人出海去西沙捕捞海螺,在叻埠(新加坡)过冬的公凭。[5]”《海南岛志》记载了:“琼山、文昌、澄迈、琼东、定安、乐会、万宁、陵水等县,以地偏岛之东北,接近大陆交通,风气开通较早,其民富冒险,务进取,南洋各岛多其足迹”的事实。[6]

海南人在大海中拼搏的传统,使得他们“身上都流淌着敢于冒险、不轻易服输的热血”,[7]再加上他们又有世代相传的航海技术与经验;当他们在受到压迫或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时,敢于出洋求生存谋发展。

二、海南地方政局动荡

清末,海南爆发汉族与黎族人民起义多次,尤其以光绪四年、七年、十一年爆发的汉、黎族人民起义均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动。如光绪七年的暴动,客家人“勾结黎匪,剽劫乡村,…叠次滋扰崖州、万县,戕官抢杀”;[8]光绪十一年的暴动,起义的客民“所到村庄,恣意焚杀,勒索资财”,[9]崖州“抱寨、抱丑、打荡等村黎匪四出,焚杀甚惨”。[10]这些暴动使海南的社会变得动荡不安,给老百姓带来了危害,使得一部分海南人出洋谋求生存发展。

进入民国,海南先后有龙济光、李根源、邓本殷等军阀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海南又受到因广东陈济棠、陈铭枢、陈策之间权力斗争的影响;这些使得海南的社会极为动荡黑暗。海南割据军阀为了争夺海南的控制权往往将正常的捐税用于军费开支。如1924年,邓本殷为了筹集军费,“令各县依岁额加倍征收,时称为双粮”。[11]同时,为了维持岛内各类政府职能机构的运行,不得不允许这些机构向岛内各类人群开征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海南岛志》云:“各县市署及城乡警团学各机关团体,皆得自由征收杂捐。税目繁苛,几于无物至税,轻重由己,办法错杂,重重抽剥,有一物数税或十余税者。”[12]海南政局动荡之际,盗匪横行肆虐。“民国五年,西南各省护国军讨袁,四方民军蜂起响应。县知事黄炳煊先逃。四月二十四日,阳江匪首冯兰波乘机冒民军名目率匪党数十人蜂拥入城,假张布告,人不及防,被掳商民数人落船,勒赎钱八百千文,并劫港内商船一只,货物甚多。”[13]

由上述材料可知军阀、职能机构与盗匪的共同剥削、掠夺与抢劫下,海南各类不同的“无辜民众惨遭祸害,财产荡然”,这才会出现“壮丁散之四方…亦有以地方不靖,前赴南洋经商”的潮流。[14]

三、海南东北部地区人口较密,生计困难

海南岛可供耕作的农田少,尤其东北部地区。[15]小叶田淳云:“海南的农村,每一户的耕田面积本来很少。”[16]《海南岛新志》列出文昌县昌锦村每户平均耕地8.32亩,下铎村每户平均耕地2.58亩;乐会县石头村每户平均耕地4.80亩,孟居园村每户平均耕地3.95亩;琼东县春田村每户平均耕地2.85亩。通过这些调查,可得出海南东北部沿海县农户“由于平均耕地面积过少之结果,农民生计实难维持”的结论。[17]而此时,“广东省全体户平均为12华亩,全国户平均为20华亩”,[18]海南农户平均拥有的耕地低于广东农户,更低于全国农户。再加上海南东北部地区人口较密,使得这些县的老百姓难以维持生计被迫出洋谋生。

四、农业生产不易

其一,雨量分配不均导致生产不易。海南属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雨量充沛,但降雨“以中部山岳地带为较多,平原丘陵地带则较少。…又从地域言之,则东部之琼东、万宁、陵水一带,雨量较多;西及南部之儋县、昌江、感恩、崖县一带,雨量较少。北部之儋县,年仅500公厘。临高、澄迈、琼山、文昌诸县,则介东及西南各县之间。从月份言之,则全岛平均,自十一、十二至四月为干季,九所、崖县、三亚一带一、二月间尤难见雨;四、五至十、十一月为雨季,八、九月雨量尤多”。[19]雨量不均致使农作物生长只能看老天爷了,必然导致“耕地之休闲废弃者,诚不可以数计也”局面。[20]

其二,水利设施缺乏导致生产不易。根据广东省海南区亚热带资源开发委员会调查:解放前,海南水利设施缺乏,修建的农田水利只有65宗,并且是日本占领海南期间修建的,其中已修建好的有50宗,未建成的有15宗。这些工程修建草率,再加上管理不重视,现大部残破不已,失去效用。[21]因此,直至1949年,“全岛耕地面积仅有430万亩,农田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4.3%,绝大部分都是‘望天田’。粮食单产66.5公斤,总产28.59万吨。”[22]

其三,耕作方法落后导致生产不易。陈元柱通过调查归纳了琼崖农民落后的耕种方法有:稻田所插秧距离太近;同一块田中多品种混杂在一起;很少施肥料,即使施肥也是将山草或牛骨焚灰撒入田中,不用化学肥料;耕种器具落后陈旧。[23]日本人后藤元宏也描述:海南农民施肥“仅有少量的牛粪及花生壳,地力消耗殆尽,农夫就自然地放弃此地的使用”。[24]所以陈植称海南岛“除都市外,尚滞留于原始农业时代。”[25]

这些因素造成了“全岛人民陷于衣料无着、食粮不敷之困境”,驱使海南人不得不出洋求生存。[26]

五、洋货涌入海南,农民、手工业者纷纷破产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把琼州辟为通商口岸,自此琼州门户大开,洋货蜂拥进入海上交通便利的琼州。[27]

《海南岛志》列举民国琼海关洋货进口价值:民国十一年,洋货进口3897213两;十二年,洋货进口3898445两;十三年,洋货进口4568973两;十四年,洋货进口6562763两;十五年,洋货进口3689839两;十六年,洋货进口6527528两;十七年,洋货进口5120870两。[28]众多洋货中,洋纱进口数量多。《琼崖志略》有民国棉纱进口税:民国十七年,185994两;十八年,369540两;十九年,491650两。[29]从上述不断增长的棉纱进口税可知,洋纱大量涌入海南。“洋纱通行”导致感恩县原来“恒纺织吉贝为土布,以供自用”的妇女“自纺均废”。[30]甚至连“南丰、三亚、藤桥、岭门、兴隆、陵水县城附近的黎族人民,很久以来就没有自种棉花了,男女穿的衣服,或购洋纱织布缝制,或买制成品。”[31]

当然这不仅是棉纺业如此,其他多种产业无不受洋货的冲击,导致海南大量小手工业者破产,表明海南“正是走上经济破产的过程”。[32]洋货的输入“极大地冲击了海南的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大量农民、手工业工人失业,“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许多居民不得不迁移海外。”[33]

六、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亚需大量劳动力,诱使海南人出洋

19世纪中叶,英、荷、法先后占据了东南亚地区,他们在这里大力发展锡矿业和橡胶业,迫切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从事垦荒、筑路、开矿、掘河、建城市等工作。[34]而此时,“非洲奴隶贸易停止,世界范围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十分尖锐。于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便把注视的目光投向紧邻东南亚的中国华南沿海”。[35]因此这些殖民者联合国内绅商棍徒诱骗华工前往。《文昌县志》记载:“去南洋者不愁无工做、无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贫苦的文昌人到南洋谋生。”[36]《海南岛新志》根据琼海关统计列出海口港出国华侨数:前往海峡殖民地,民国二十四年,16861人;二十五年,23410人;二十六年,35633人;二十七年,20891人。前往暹罗,民国二十四年,5017人;二十五年,9873人;二十六年,8605人;二十七年,8193人。[37]上述内容进一步证实了成千上万的海南人前往东南亚谋生求发展的情况。

此外,“华侨出国往往是宗亲相引,即以族授族,以戚引戚,以乡引乡。”[38]据韩铣丰先生的调查统计:“在北婆罗洲沙巴的海南华侨中,80%是由于亲属关系而出洋的。”[39]

简而言之,近代多数出洋的海南人是“因为贫穷,穷得没有办法,不能在家等死”,才“外出找条活路”。[40]近代的琼属华侨身上发生的出洋血泪史,并没有冲淡他们对故乡的感情,他们在海南危机之时,总是及时挺身而出地出钱出力。历史证明:他们确实是海南有力的资源,在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今天也是如此。

【注 释】

[1] 《北京条约》第五款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法)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将与英(法)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法)船只,毫无禁阻。”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卷17)[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苏云峰.东南亚琼侨移民史.海南历史论文集[C].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05.

[3] 日本东亚调查所《海南岛の民族と卫生の概况》,转引自王翔.近代南洋琼侨的社团与生活[J].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28.

[4][12][29][32] (民国)许崇灏编著.琼崖志略[M].郑行顺点校.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196.191.163.159.

[5] 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华侨史研究论集(一)[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55.

[6][28] (民国)陈铭枢总纂,曾蹇主编.海南岛志[M].郑行顺校订.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25.80.

[7] 唐若玲.海南华侨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贡献[J].湖北社会科学,2013(8)104.

[8]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编.清实录广东史料[M].广州:广东地图出版社,1995.49.

[9][10] 赵德馨.张之洞全集(一)[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434.537.

[11] 王家槐.海南近志[M].1993.72.

[13] [30] (民国)周文海重修,卢宗棠,唐之莹纂修.感恩县志・海防志[M].杜惠珍,蔡昌其点校.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264.42.

[14][17][19][20][25][26][37] (民国)陈植编著.海南岛新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84.90.33.33.145.146.83.

[15] 海南荒地多,但因降雨分配不均、水利设施落后等原因导致便于农民耕种的高产田数量少.

[16] 小叶田淳.海南岛史[M].台湾:学海出版社,1979.195.

[18][24] 据广东省政府的调查报告.后藤元宏《海南岛全貌》.转引自张兴吉.民国时期的海南[M].海口: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126.136.

[21] 参见广东省海南区亚热带资源开发委员会.广东省海南岛亚热带资源勘察资料汇集(农业、林业)[M].1956.335.

[22][33] 高海燕.海南社会发展史研究(近现代卷)[M].北京:光明出版社,2011.74.64.

[23] 陈元柱.琼崖实业问题.参见张朔人,于苏光.华侨与海南社会发展[M].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199.

[27] 《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已有《江宁条约》准通商处,即在牛庄、登州、台湾、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货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

[31] 黎族简史编写组.黎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14.

[34][36] 参见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文昌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491.491.

[35] 王翔.近代南洋琼侨的社团与生活[J].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27.

[38] 寒冬.海南华侨华人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104.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8篇

>> 富国强兵民安康 《盐铁论》的难题: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 浅论《管子》富国强兵主导思想下凸显出的教育理念 政治局探求富国强兵战略 民富国强的奥秘 富国强军的历史提升 “中国梦”彰显“民富国强”执政理念 富国强军是国家的最佳战略选择 农民富裕才是真正的民富国强 德国民富国强的逻辑 探析实现“民富国强”的路径选择 军民融合是富国强军的必由之路 从“国强民富”到“民富国强”的华丽转身 赤胆忠心的呐喊,富国强民的箴言 中国崛起的新逻辑:富国强军的统一 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的思辨 民富国强是国家的终极目标 略论我国富国强军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 让知识产权成为富国强民的有效手段 学习十精神实现民富国强的几点建议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历史 > 薛焕家族的富国强兵梦 薛焕家族的富国强兵梦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薛元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薛焕六世外孙美国芳邦大学美术系终身教授维克托・王根据英国1859 年版《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之行记事》一书中的薛焕像绘制。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大清帝国的“天朝上国梦”。为摆脱内忧外患,清廷上下不少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探索富国强兵之道,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薛焕的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薛焕:负天下之重

明嘉靖八年(1529年)的进士薛元鼎,由宦入川任叙南卫兵备签事,其一支后人世居四川叙州府兴文县富安乡,多从事教育,可谓世代书香。为生活方便,后迁居宜宾县黎汤乡古木湾(今宜宾市翠屏区赵场街道桥坎社),薛焕即在这里出生。

薛焕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举、二十九年选授江苏金山知县,后入向荣幕襄赞江南大营军事。历任松江知府、苏州知府、苏松粮储道、苏松太道、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礼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时,薛焕在力保中国澳门的上作出巨大贡献。同治五年薛焕致仕回籍,光绪六年卒于原籍,诰封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工部右侍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一、触怒“龙颜”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薛焕任江苏金山知县。由于他不愿加重因连年天灾人祸苦难重重的百姓负担,不到一年,就因田赋未按期收齐、漕船兑开迟延、对饥民“疏防盗案”而在官场三起三落。

在这过程中,他发现要改变中国羸弱面貌,仅靠传统农耕根本不行。为此,他顶住清廷闭关自守国策的压力,积极探索西方先进理念,以办理洋务为核心,拓展国内外贸易以富国强兵。因政绩显著,仅几年时间就升为上海道。

咸丰八年 (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直抵天津城下,被“刀子抵在喉咙上”的清廷作为退兵之计,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咸丰帝虽然被迫“依议”,但对条约中“使节驻京”一条深恶痛绝,认为“自古无此体制,万不可行”。在联军撤离天津后,他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纱纳等四大钦差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借与英方上海税则谈判机会,打算以“全免夷税”换取修改“使节驻京”等四款。但是“英夷”也“所重者惟此一款”,这就使上海税则谈判极其艰难。

时薛焕为江苏按察使署上海道,对咸丰帝用“全免夷税”来换取洋人修改“使节驻京”等四款持异议。因为外国使节驻京对中国来说只要处理得好并不一定是坏事,至于其他战后赔款也超不过两年的洋税收入,犯不着牺牲巨大的国家利益来换取。但他当时的身份卑微,没有直接向清廷奏本的话语权,只能趁钦差们让“开导夷人”的苦差事都由他出面的机会,向钦差们讲说“夷性”,分析全免课税之不可,并贸然提出修改已经签字用印的条约。

由于薛焕精通“夷务”,钦差们对他的意见几乎言听计从。加之当时太平军攻破清军江北大营,对江苏压力骤增,两江总督何桂清守土有责,谈判方面几乎完全依赖薛焕。英方谈判成员俄理范在回忆录中曾写到:“所有钦差大臣都把信心寄托在省级司法官薛焕的身上……当时,他的意见在钦差大臣中是举足轻重的。”

但咸丰帝对薛焕并不信任,谕令两江总督何桂清:“遵照内定办法,未可擅出己见……如果该员(指薛焕)熟悉夷情,办理妥善,即饬令认真经理,以专责成。倘其办法未合,或不甚得力……毋庸令该员与闻”,并密旨四大钦差查访薛焕是否可靠。

桂良等密报了查访薛焕的结果:“办理夷务,可期得力”。但咸丰帝在桂良等奏折中看到薛焕竟敢建议暂缓向英法宣布全免洋税,甚怒,立刻责令钦差们:“断不可于初定办法之外,另筹省事之法”。

桂良等在回奏中报告了薛焕的意见:“夷情诡谲,未可轻议条约,即将税课全免,不过夷商感恩,欲其罢弃全约,势必不行。且夷性多疑,我若执之过坚,恐致决裂。”咸丰帝见钦差们忤逆圣意皆来自薛焕那儿,不由大怒,在奏折旁朱批道:“未见该夷,何以知其必不行,薛焕真贼之行径也!”

仅此御批,足以定薛焕死罪。但还嫌不够,咸丰帝又密旨痛骂桂良等不遵内定办法“自问当得何罪”,何桂清“岂可专听属吏(薛焕)之言,自贻罪戾”。咸丰帝甚至指责薛焕反对“全免夷税”是“虑及免税后,无可沾润,因而设词淆惑”。

一道道密旨弄得桂良等“惶悚异常”。但钦差们都明白薛焕没有错,不但没处理他,竟一齐横下心来与咸丰帝软磨硬泡,指责咸丰帝“全免夷税”的内定计划是“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其弊不可胜言”。这话足以让咸丰帝灭其九族,但他不得不忍下这口气。因为咸丰帝也明白薛焕的意见若不是十分有理且形势严峻的话,对他向来逆来顺受的钦差们是绝不敢这么犯上的。且看事态发展吧,到时候若谈判结果不如意,不但薛焕该杀,四大钦差一个也跑不脱!

税则谈判自九月初六起,连议三天。薛焕趁双方闲谈“用言语旁敲侧击,将驻京等事,隐约其词,仍向该夷商探。”但英方坚持“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此事既已挑明,钦差们只好向英方正式提出修改使节驻京问题,却不被理睬。

十月初三税则谈判结束,中英签定了“不但尊崇国体,且可堵其弊,防其流”(何桂清语)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次税则谈判,薛焕在钦差到达上海前,成功地“羁縻”列强舰队近三月,使其未能“遽然北上”,为次年大沽口之胜赢得了备战时间;阻止了“全免夷税”,保住了海关与国家重要税源;在通商章程中对涉及食盐、军火,特别是关系到数千上万苏浙闽粤从事海运和漕运船民生计的大豆和豆饼贸易“釜底抽薪”,禁止外商插手,避免了洋货无节制地倾销。

二、组织洋枪队

就在上海税则谈判次年(1859年)三月,英法美联合舰队以《天津条约》批准书在京互换之期将到为由,准备武装闯过天津进京换约。正当清廷和、战不定时,主战的御史蒋志章疏保薛焕:“焕有胆略,任上海道时,洋人畏服。请特召来京,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相时委用”。僧格林沁经天津大沽炮台一役,击沉英舰四艘,击伤英舰多艘,重伤英军司令何伯,迫使英国舰队不得不竖起白旗狼狈撤走,创造了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与列强作战的最大胜利。但这一役中国军队因装备落后死伤太大,让薛焕认识到创建一支使用先进武器军队的必要性。

咸丰十年(1860年),已迁升为江宁布政使的薛焕因熟悉洋务被清廷“赏加巡抚衔,帮办海口通商事宜”,恰遇两江总督何桂清兵败被革职,薛焕被清廷临危受命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在强敌压境却“兵无可集,将无可选,唯张空名号召征集乘城拒贼”的前提下,薛焕派上海道吴煦、盐运使杨坊招募美国人华尔,创建了晚清第一支使用先进武器的军队――洋枪队。

这华尔乃美国人,十六岁入美国文理军事学院学习,在墨西哥和克里米亚打过仗,长期在海上及中美洲从事冒险活动。华尔后来流浪到中国,在清军水师炮船“孔夫子”号当大副,极富战斗经验。

但成立洋枪队却大费周折。此时咸丰帝被英法联军逼逃热河,知薛焕在上海募用洋人搞洋枪队,自是非常生气。而朝中大员也多为“天朝独尊、四夷宾服”观念所囿,只记得当年金戈铁马杀进关来的威风,对“西夷淫技”极是鄙视。

但成立洋枪队的最大压力却来自英国。英国认为洋枪队破坏了西方在清廷与太平军间“中立”的形象,担心华尔会代表美国利益。英驻华舰队司令何伯担心中国军队由此发展壮大,竟以华尔招募英舰逃兵和违反西人中立为由逮捕了他,欲将他驱逐回美国。

为让洋枪队成为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薛焕煞费苦心做了三件事:一是奏请清廷同意让华尔加入中国籍,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当洋枪队队长。由于华尔坚称已加入中国籍且入赘为杨坊女婿,何伯才不得不释放华尔。二是趁洋枪队在上海五战五捷之时机,奏请清廷赐华尔四品顶戴,将洋枪队更名常胜军。这样,华尔正式成为清廷命官,而洋枪队也嬗变为清军。三是逐步削弱洋人在军中的势力。除士兵多用中国人外,以上海道吴煦为常胜军督带、盐运使杨坊为会代、参将李恒嵩为协带会同华尔管理。

在清军装备还是落后的刀、戟、剑、矛以及少数火绳枪时,由于薛焕在上海开创了改组清军装备与建制的先河,且洋枪炮威力惊人,上海战役后仅四天(1862年11月17日),清廷就谕令各地选派军官到上海学习西洋兵法与枪炮制造术,“以为自强之计”。接任薛焕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所率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就“尽改旧制,更仿夷军”;而接任薛焕两江总督与通商大臣的曾国藩,因惧怕守旧派攻击,上疏请辞通商大臣职务。既是薛焕好友又是曾国藩亲家的郭嵩焘很不客气地指责曾国藩:“总督本应兼通商大臣,为何要躲避自己不喜欢的事呢?遇到艰难险阻、骂讥困辱当泰然处之,负天下之重而让别人诽谤去。你却想躲开,那么谁又该来干这事呢?”薛焕得知后大为高兴,积极支持郭嵩焘,而曾国藩也在大家的推动下逐步成为洋务派之首。 薛华培手书《祭母文》。

三、创建尊经书院

薛焕家族中的人多从事教育,其入川二世祖薛俊杰为金堂县训导,三世祖薛维翰、四世祖薛纬皆当过清溪县训导,祖父薛肥侵厍旄训导,大伯父薛启模是夔州府教授,二伯父薛启楷是乐山县训导,叔父薛启材是重庆府训导,兄薛是黔江县教谕,弟薛熏是华阳县教谕,堂兄薛凤翔是夔州府教谕,侄薛华墀是成都府训导兼锦江书院与尊敬书院监院……曾任礼部侍郎的薛焕深谙革新教育制度对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性。致仕后,薛焕率先在川解除八股文禁忌,创办了“中体西用”的尊经书院。

尊经书院即今四川大学前身。在它之前,四川省的最高学府是康熙四十三年设立的以八股文为主的锦江书院,在近代中国大变革格局下,显得越来越不适合时代需要。就像当年在上海创建中国第一支使用先进武器的军队一样,薛焕想趁有生之年在四川创建一所“中体西用”的书院,同治十三年(1874年)“兴文薛侍郎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于光绪元年(1875年)在成都文庙西侧石犀寺旧址修建了这所新的书院,并担任山长。

有人认为,尊经书院大门匾额所书“石室重开”,是两千年前蜀郡太守文翁在这儿创建的“文翁石室”又得重开的意思,是直接反映书院上承文翁遗教、振兴西京之学的办学宗旨。其实,薛焕在此还暗喻了另一层意思:清廷这道闭关自守的大石门总算被打开了。

因当时守旧派势力很大,薛焕不能正式提出“中体西用”的办学方针,只能在“通经学古”的前提下加入西学。薛焕担任了六年尊经书院的山长,死后由好友王]运接任,王]运走后由侄儿薛华墀接任,皆以振兴新学为宗旨。

尊经书院创办后,随着西学的不断扩大,“中体西用”的主张不再被人视为离经叛道。其学以致用的理念不仅奠定了四川新的教育方向,使沉闷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还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著名的经学家廖平,中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罗伦,被孙中山追赠为“四川三大将军”之一的彭家珍,辛亥革命中领导荣县独立的吴玉章,共和国副主席张澜等。

薛华培:失意的维新中坚

薛焕共三子,长子薛华垣,候选道钦加按察使司衔以军功赏戴花翎;次子薛华坤,正二品荫生,钦派大臣考取二等,分发河南补用道。二人皆是薛焕原配赵氏生,皆英年早逝,现有史料所记无多。

薛焕的三子薛华培(1861-1906),字次申,为继室金氏生,二品荫生,湖北候补道。从小跟在薛焕身边,在其熏陶下不但锦衣玉貌、才华横溢,且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参加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总是敷衍了事,没事总是与江浙名士们研讨时事及吟诗作赋。

1897年,江浙名士们聚集上海,选出江南花榜状元张四宝。出生世代书香的薛华培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张四宝娶回家中。在那门第观念极重的封建时代,实在需要极大勇气,虽为封建卫道者不屑,但在江南士子中却传为美谈。

薛华培娶张四宝的第二年,即光绪帝决心搞新政的戊戌年(1898年),为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人才,光绪帝仿乾隆年间的博学鸿词科而特设经济特科,要求各地举荐人才,最后选定十七名入京,其中就有薛华培。

薛华培为策动北洋军支持光绪帝变法,告别慈母由上海赴直隶。不料守旧派簇拥“退居二线”的慈禧太后卷土重来,在这关键时候慈禧将心腹荣禄实授为影响清廷安危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换下重用薛华培的原总督王文韶。帝囚瀛台,其变法倡导人梁启超,智囊康有为逃到日本,谭嗣同、杨锐等六人被斩菜市口,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六君子”。唯一在地方认真实施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因曾向光绪皇帝保荐变法人才(其中含薛华培),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罪与其子户部主事陈三立同时被革职。幸好薛华培在前夕因生母金氏去世到上海奔丧,侥幸躲过屠刀。

后薛华培避居南京,联合江南名士张謇(状元,翰林院编修)、志钧(珍妃胞兄,进士)等响应以容闳为会长的中国国会,旨在复起光绪帝,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但不久以失败告终。

失败后的薛华培在潦倒中病死南京。患难中,张四宝始终跟随身侧。在薛华培病危时,张泪流满面握着他的手说:“夫君失意将死,妾也不会独生……”随即服毒自杀。薛华培悲恸昏倒,醒来后,布置好丧事,在三日后死去,年仅四十五岁。

为悼念英年早逝的薛华培与痴情的张四宝,江南士子们纷纷赶到南京献上悼词与挽联。时在诗坛点将居首座的陈三立在《哭次申》中,以东晋时南渡金陵诸士大夫新亭对泣典故,哭薛华培之死:“锦衣玉貌过江人,几踬尘埃剩我亲。万恨都移疽发背,九幽更恐债缠身。羽毛自惜谁能识,圭角难b稍未纯。此后溪桥候明月,一披萧卷一酸辛。” 薛焕后人在宜宾薛氏家族牌坊前合影。 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

其中“锦衣玉貌”是对薛华培的写真,而“过江人”则出自《世说新语》: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三字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拥护者在失败后的心态。

薛焕家族在晚清的作用

清廷钦定的薛焕墓志铭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他秉公办事方面的评价为:“不为苛细,尤严邪正公私之辩……”。对他锐意改革方面为:“公为政持大体,高瞻旷览,归画远利……”。对他用人方面为:“即有造请,必视其立身植行,可择而取……”。对他总的评价则是:“延庆一身,光明俊伟。终其所怀,已溺已饥。”

这里的“已溺已饥”,乃指薛焕“关怀百姓疾苦,以消除为己任”之意。然而薛焕最值得称道的挽中华民族于危难的富国强兵梦其墓志铭中却没有,而只能散见于各种史料。

而对薛华培,江南才俊孙宝u挽联极为精炼地描述了他在爱情与事业上悲剧的一生:“相如慷慨,未免有情,谁见文君先克馈Q歉敢钟簦赍志以殁,安得史公为写真。”

上联用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典故与薛华培、张四宝爱情相比,认为卓文君为司马相如琴声所动,抛开富贵与其私奔的爱情故事虽为千古美谈,但倾国名花张四宝在薛华培穷愁潦倒后仍坚贞不渝以死相随,则更难能可贵。下联则用西楚霸王项羽的亚父范增“赍志以殁”的典故哭薛华培维新以富国强兵的壮志未酬身先死,令人潸然泪下。

薛焕在晚年特别注重中国的教育革新。其子侄在晚清多为教谕或训导,其中薛华墀从尊经书院成立起一直具体负责书院教务,在四川推行新学中起了巨大作用。而族中为教谕或训导的十数人在川内各地(含重庆)相互呼应,为四川教育革新起了不小作用。故薛焕墓志铭对他在教育方面的评价为:“购置尊经书院有关吏治及人才学校之原,其功尤伟。”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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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虚拟经济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美国已在21世纪初期形成一种较为系统的信贷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后危机”时代,美国开始对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必然会对现有的国际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以及中美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现代市场经济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体,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时期,中国要正确对待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存在的问题,坚持虚拟经济和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大力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经济调整;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政策选择

在经济结构 “产业空洞化”和“过度虚拟化”的长期趋势下,美国逐渐形成了依靠信贷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借助美元和金融产品,美国攫取了世界范围内的巨额财富,也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新金融危机的爆发印证了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为了吸取教训,从国外到国内,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美国制定了虚实相济的全球经济战略。这不仅是在强化危机后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次以危机为高额代价的对金融衍生需求带动消费增长模式的反思。

一、“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战略调整

为了突破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发展困境,改变过度依赖金融业和国内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继续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和经济利益,美国开始反思经济增长模式,对本国经济进行了全方位的战略部署(见图1)。

图1 “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战略调整

(一)国际层面

1.实体经济领域

TPP和TTIP在“后危机”时代有了新的进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分别构成了美国的亚太战略和欧洲战略,是美国全球经贸战略最坚固的战略支撑

点。TPP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旨在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经济自由化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TPP将美国经济与亚太市场紧密连接在一起。TTIP是美国和欧盟推动构建的自由贸易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TTIP所涵盖的美、欧是全球最大的财富共同体。TPP和TTIP战略对提振美国经济、增加就业具有重要的意

梁永郭等:中国经济“虚实相济”的政策选择

义,同时也有助于美国借助该战略来构建全球贸易与投资的新规则,重新掌握国际贸易主导权。

2.虚拟经济领域

主要经济体央行间的货币互换进一步升级。2013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等全球六大央行同时宣布,决定把现有的临时性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协议,并且任何当事央行都可在自己司法辖区内以另外五种货币中的任何一种提供流动性。以美联储为中心,主要经济体央行间长期、多边、无限,排他的超级储备货币网络已经形成,并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架构。[1]各国央行之间的双边货币互换将无障碍地进行,主要经济体通过这个互换网络紧密连接在一起,联合抗击风险的能力将大大提升。

(二)国内层面

1.实体经济领域

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是振兴制造业,依托其在通用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加快先进制造技术的突破与应用。通过技术与产业优势的重新结合,冲击新兴经济体在中低端产业链上的劳动成本优势。借助扩大出口、吸引投资等举措,重塑美国在国际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产业竞争优势,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使美国回归实体经济,改善本国的贸易逆差困境。为确保振兴制造业计划的贯彻落实,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和工作组,并通过相关立法加以推进;设立政府专项扶持性基金增加对制造业的扶持力度;完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体系的构建。从美国官方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制造业的GDP占比以及制造业就业水平均有所回升(见图2),振兴制造业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图2 美国制造业近期发展状况

2.虚拟经济领域

美国掀起新一轮的金融监管改革,2010年7月21日颁布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在资产证券化改革方面,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资产证券化发起人保留所有贷款组合5%以上的信用风险。该法案加强了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并提出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在监管制度方面,该法案提出要设立FSOC(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和CFPB(消费者金融保护局)。[2]FSOC负责对危及美国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进行监测和处理。CFPB负责对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机构进行监管,真正保护美国消费者免于欺诈以及不公正待遇。非银行控股公司纳入Fed(美联储)的监管范围内,基于权力制衡的原则,美国审计署被授予了更为广泛的审计职权 。

(三)对中国的影响

危机后的美国,制定了全面而谨慎的经济战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经济战略都积极地寻求与发达经济体的紧密合作,有意将中国排除在外,在战略布局上,很大程度上是剑指中国的。 .国际层面

美国正在编织虚实相济的全球经济网络,从实

体经济领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到虚拟经济领域的货币互换升级,美国都有意回避了中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由美国主导,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参加;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是美国和欧盟共同主导和参与的。中国在实体经济领域被边缘化了。货币互换网络主要涵盖了美联储、欧洲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等全球六大央行,中国在虚拟经济领域再次被边缘化了。一个对中国并不友好的全球治理机制正在形成[3],这无疑对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十分不利。 .国内层面

美国启动以振兴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重振实体经济,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而我国又正处于制造业转型的关键期,这使中美制造业竞争性加强,互补性减弱,贸易摩擦不可避免。[4]新金融危机爆发后,资产证券化虽然一度被妖魔化,但是资产证券化作为重要的金融创新,其发展是必然趋势。美国在危机爆发后不久就重启了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国也正不断地融入国际金融社会,受国际金融影响也越来越大。美国作为资产证券化规模最大的国家其金融监管的改革必然会深刻影响到中国的金融环境。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政策选择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

在上世纪最后的20年,中国以劳动成本比较优势融入发达经济体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市场化改革所积累的弊端致使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诸多问题。“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态势疲弱,加之美国经济战略的调整,这一系列问题更为突出。

1.中国实体经济现实困境

新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受到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同时影响,从整体来看,我国实体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产业资本过剩、生产成本上涨、内需基础弱化、外需力度下降。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全球经济复苏走势疲软的背景下,内需与外需的不断萎缩,产能过剩呈现日益严重的趋势,房地产行业的过剩情况尤其显著。其次,近年来我国资源红利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加之新兴经济体在成本方面的挤压,在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同时,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不断上涨。再次,低内需、高储蓄一直是我国经济显著特点,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使得我国居民的储蓄率远远高于西方福利国家,居高不下的房价更挤占了居民的消费,使得我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内需对经济拉动作用一直低于资本投资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见图3),这使得我国经济内部基础薄弱,对外部的依赖程度较高。最后,受新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居民都选择“勒紧裤腰带”缩减日常消费,与此同时,美国等国家为增加本国就业,发起“再工业化”高潮,并普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诸多因素致使我国外需力度降低。

图3 投资与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

2.中国虚拟经济现实困境

2008年以来,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的状况不断恶化。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同时作用下,我国虚拟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流动性严重不足、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社会融资结构失衡、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首先,国内储蓄率长期居高不下,受新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城镇居民的储蓄水平大幅度增长。投融资工具的单一,资本市场的不健全,都使得国内巨额的储蓄资金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资金。其次,世界经济正处在危机后时代的深度调整期,各主要经济体发展分化趋势明朗,加之地缘政治动荡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加剧。再次,社会融资结构的失衡有增无减。我国的货币化程度是比较高的(见图4),却在2013年爆发了“钱荒”事件,过剩的产业资本无法通过正常的资金循环系统进入实体经济,亟待发展的新兴战略产业和中小企业资金来源匮乏。最后,2008年的4万亿的刺激计划,巨额地方债务,宏观经济对房地产行业和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以及游离在金融管辖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都使得我国存在巨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5]

图4 中国货币化程度

(二)中国经济稳态发展的政策选择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势在必行。2015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即将迎来“十三五”重要过渡之年。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转型关键在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

1.压缩房地产泡沫是经济走向“虚实相济”的重要环节

在资本逐利的内在驱动下,虚拟资本总是试图跨过实体经济发展的边界过度膨胀。2006年以来,在房地产行业高预期与实体经济低盈利的共同驱使下,中国经济呈现“脱实向虚”的趋势。大量社会资金被投入到金融领域,来源于实体经济的剩余价值已经被金融资本大量侵蚀。虚拟经济领域的高收益和实体经济领域的低收益,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而房地产行业则是一个最鲜明的缩影。

首先,房地产投资的高预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放弃事业转而投资房地产,大量社会资金尤其是民间借贷资金在房地产体系内部进行循环,产能过剩的问题很严重。其次,虽然社会总体资金供给充裕,但是大量资金沉淀在房地产行业对实体经济中的资本流动性产生了挤出效应,社会资金流动性偏紧,企业融资成本偏高,同时房价上涨直接推动实业用地成本的上涨,降低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反而进一步促使房地产行业的扩张。再次,居高不下的房价导致居民的购房负担增加,进而削弱了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房价的上涨是我国内需力度降低的重要因素。最后,房价上涨还会推高居民生活成本,间接要求企业增加员工工资,削弱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我国外需疲软的重要诱因之一。

因此,结合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现状,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的主要问题――产业资本过剩、生产成本上涨、内需基础弱化、外需力度下降,从某种程度讲,是房地产行业的过度膨胀造成的,压缩房地产泡沫是经济走向“虚实相济”重要环节,是我国经济实现稳态发展的关键措施。

2.推进资产证券化是经济走向“虚实相济”的重要途径

新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遭受重创,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一度被搁置下来。但是,资产证券化作为重要的金融创新,是发展金融市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其发展是必然趋势,欧美主要国家已先后在2009年重启了资产证券化业务,我国吸取国际经验教训,强制风险自留,严控道德风险,加强信贷资产的信息披露,在2012年再度启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旨在通过完善资产证券化相关的法律、会计、税收环境,实现虚拟经济资产证券化服务实体经济。

首先,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创新产品,具有转移和分散信用风险的功能。可以缓解目前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流动性错配的问题,将银行闲置的信贷资产以及不良贷款盘活[6],提高资金周转率与使用效率,缓解流动性不足的局面。其次,大力推进资产证券化可以改善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规模尤其是债券融资的比重,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打破银行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供新的融资途径,再次,它的信息披露与透明度要求要高于当前影子银行的产品,推进资产证券化可以将目前的表外影子银行业务阳光化,进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最后,资产证券化试点的重启,是与国际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接轨,也是为了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有关要求,更是积极应对“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风险的不稳定性加剧的重要举措。

因此,结合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现状,有序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对解决我国虚拟经济中存在的流动性严重不足、国际金融风险、社会融资结构失衡、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等主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推进资产证券化是经济走向“虚实相济”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经济实现稳态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结语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趋势逐渐明朗,在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后危机”时代,要吸取美国经济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坚持虚拟经济和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本原则,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促进金融改革,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有机结合,促进“虚”“实”经济的耦合发展,这也是中国经济实现稳态发展的“虚实相济”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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