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赤字范文

时间:2023-02-25 18:55:05

贸易赤字

贸易赤字范文第1篇

2011年一季度我国出口3996.4亿美元,进口4006.6亿美元,进口的高速增长导致一季度出现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2012年4月,我国出现整体出口小于进口的现象,月度贸易赤字达73亿美元。从2001年以来,中国外贸连年都是出口大于进口,积累大量的贸易盈余。其中,2010年,中国全年贸易盈余高达1831.1亿美元,虽然2010年一些月度的贸易额存在一定的波动,但绝大多数月份都存在贸易顺差。2008年以来,除2012年4月这次以外,仅2010年3月份出现过7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其他的月份都是顺差。2012年4月,同比上年同期,进口增长了19.4%,出口仅增长了2.4%,所以本次贸易逆差出现的原因是出口增速极低,而进口强劲增长所致。

2贸易逆差的积极影响

其实适当的贸易赤字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比较重要的积极意义。首先,适当的对外贸易逆差能够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促进人民币升值进入一个较为平稳的升值过程,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强烈冲击。其次,适度的贸易赤字能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第三,贸易赤字有利于扩大我国居民内需,在出口增速减缓的情况下对拉动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起到决定性意义。第四,适度的对外贸易逆差有助于减少我国面临国际贸易摩擦的数量,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升级。最后,贸易逆差有助于减少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促进我国的外汇储备量保持在合理水平上,从而维持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地发展。

3贸易赤字产生的原因

3.1外部需求萎缩

近期,中国贸易赤字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外部需求萎缩导致出口增长放缓。一直以来,欧美日三大经济体都是中国对外贸易中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在中国出口产品的市场中,这三大经济体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上半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得到一定的缓和以后,欧美日各大经济体的消费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性增长,企业的库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弥补,这种恢复性增长曾一度带动中国出口的增长。但是如今它们都面临着各自的经济难题,国内消费很不景气,这导致其国内消费者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也急剧萎缩。具体而言,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虽然已经取得了恢复性的增长,但是巨大的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的增长。

3.2进口产品价格上涨

从海关公布的近期中国进口商品分类数据来看,几乎所有的进口商品的单价都在上涨,其中,原材料价格涨幅最大。美联储推出“二次量化宽松”政策,这个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例如铁矿砂及精矿进口单价同比上涨76.3%,原油上涨22.8%,ABS树脂上涨22%,纺织用合成纤维上涨28.6%,合成纤维纱线上涨23%,废铜上涨26.6%,天然橡胶上涨64.7%。进口产品价格的上涨,导致中国进口产品的总额极大的上升。而与进口产品价格快速上涨相反,中国出口产品的涨价速度显得十分缓慢,所以中国出口金额增速低于进口增速,从而催生了贸易赤字。

3.3企业囤货

由于原材料价格处于上涨的趋势,所以一些企业在这个价格上涨的趋势下预期原材料的价格还会继续上涨,于是企业纷纷囤货,增加自身的进口量。如铁矿砂、原油等产品进口数量都同比增长率都在20%左右,价格涨幅较小的原木、锯材、成品油等的进口数量也分别增长了20%~50%。进口数量增加进一步增加了进口总额,也是导致贸易赤字产生的重要原因。

3.4政府鼓励进口

早在2007年,中国政府有意控制顺差规模,就提出了“扩进口,减顺差”的思路,推行了以扩大进口为主的贸易政策。但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贸易政策也出现反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着外需萎缩的情况,这导致中国出口增幅极大的降低,于是政府为了扩大出口,出台了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但是2010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影响渐渐远去,中国经济的复苏势头较为稳定,政府因此再度推行扩大进口的贸易政策。因此,大型设备、原材料、飞机、高端设备等进口量增长较快。

3.5出口增速放缓

近期,中国出口增速放缓的一大主要原因是工业制成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动摇。2010年中国爆发了全国性的劳工荒,导致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极大的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价格优势。中国出口产品的大宗——纺织品、箱包、服装、鞋类、电动机和发电机、家具及其零件等的出口金额增速都比上年同期下跌了10%左右。2010年6月开始,中国消费的恢复性增长和弥补库存已经基本完成,这时中国出口增速也开始逐步下降,同比增幅从2010年5月的48.4%下降到2012年4月的2.3%。从表1的国别数据来看,中国对多个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长率都有所下降,其中对欧盟等国家的出口增速下降得尤为明显。

3.6国际贸易摩擦加剧

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我国企业出口的成本和风险增加,于是减少了我国企业的外贸出口,从而推动了贸易赤字的产生。最近多年我国持续、巨大的对外贸易顺差是我国面临越来越多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近年对我国发起就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国家地区和案例越来越多,涉及到的出口金额越来越大,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遭受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所占的比例更是达到全球一半以上。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国为了振兴国内的制造业,降低国内的失业率,采取了各种措施促进出口增长,限制进口数量,对我国更是采取了十分严厉制裁措施,从而导致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和升级。

3.7人民币币值进入升值轨道

随着我国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西方各国实施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元不断贬值,人民币也持续升值。2010年6月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已经突破了6.5。人民币持续升值,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出口产品以附加价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利润空间较低。人民币升值会导致我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影响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优势,国际市场占有率将会下滑。3.8春节因素每年的春节都在1~2月,春节期间,国内很多企业会放长假,这导致企业的生产减少,同时出口也因此减少,于是导致外贸赤字的产生。

4对未来的展望

4.1贸易赤字不可能持续

由于中国国内的消费疲弱,所以对进口的需求不大,这会逐步缓和贸易赤字。并且政府对贸易逆差也持有较为谨慎的态度,所以预计贸易逆差将不可能长期持续。一旦贸易逆差进一步增大,并且持续下去,那么中国政府必将会通过减缓人民币升值、调整出口退税等政策扶持出口,从而遏制贸易赤字。因此,贸易逆差是不可能长时间内持续下去的。

4.2全面贸易顺差的格局不会改变

从第一季度的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本身发展可以看出来,一季度时一般贸易的逆差增长比较快,将近460亿美元,但是加工贸易其实还是跟往年一样,维持比较正常的发展,而且加工贸易的顺差增长也是比较高的,25%点多,达到了440多亿美元,但由于一般贸易的逆差增长过快,从而导致一季度出现贸易逆差。从长期来看,我们整体加工贸易还是在中国经济中贸易比重占55%左右,这种大格局如果在短期内不会改变,那么全年的贸易顺差的格局还是不会改变。

4.3贸易顺差缩小将成为必然

从目前的内外部环境来看,虽然贸易逆差不会长期持续,但2011年贸易顺差进一步缩小已成定局。从前面分析的贸易逆差原因来看,外部需求萎缩、贸易条件恶化、劳工荒削弱制造业优势都属于长期因素,都会在长期时间内对外贸出口造成影响,所以长期情况下,贸易顺差必将会缩小。

4.4出口仍然具有优势

中国的出口还是具有长期的优势,就是说我国现在出口竞争力还没有完全被释放出来,并且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基地,这个地位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都会保持,还有我国现在在国际产业链里,处于生产制造基地的地位,所以我国的出口潜力还是非常大的。此外,可能因为我国现在的出口里,加工贸易顺差差不多是40%以上,因为随着我国的配套能力的提升,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技术装备,技术能力的提高,这样在国内采购的这部分,也就是产业链拉长的这部分,会导致我国的加工贸易的顺差可能还会增加。

5应对贸易赤字的对策

从政府和外贸企业的角度来看,只要贸易逆差不走向失控的地步,就不需要过度担心贸易赤字,政府应当抓紧时机推动结构调整,开发内需。

5.1减少国内流通税费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出现劳动力短缺是大势所趋,也是无法避免的,由此引起的中国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削弱也是必然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意味着居民收入增加,国内消费能力也会随之上升,所以在这个时候,政府应当减少国内流通税费,消除“中国制造产品国内比国外更贵”的不正常现象。

5.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刺激国内消费

必须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有效地减轻居民负担,从而实现扩大内需的目的。世界很多国家在20世纪都已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保障体系,比如20世纪初,欧洲若干国家建立起了公共福利制度;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罗斯福提出了社会复兴和改革法案,其中一直延续至今的便是社会保障制度;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大量增加社会保障投入;20世纪中后期,韩国也建立了福利国家体系。相对而言,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比较脆弱。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远远低于城镇。农村已经成为政府社会保障政府财政投入的最薄弱环节。为了刺激内需,在短期内,我们应该完善特定时期的劳动就业政策。长期内,建设无漏洞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完善,能够有效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对于刺激国内消费具有十分明显和重要的作用。

5.3企业应当加快内迁,刺激内需

企业应当面向国内市场,根据国内的消费需求尽量开发能满足国内消费者的新产品,充分利用内地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优势,逐步建立和加强企业在国内的销售渠道,建设品牌和渠道,满足和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

5.4走创新之路

贸易赤字范文第2篇

美国的大规模贸易赤字是前所未有的国内储蓄短缺的直接结果。对一国储蓄能力最有意义的测量指标是“净国民储蓄率”――个人、企业和政府储蓄之和。该指标测量“净”值,以剔除与老龄化或报废产能有关的折旧,可用来测量可为一国资本存量增长融资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储蓄量。

在美国,净储蓄早已不复存在。自2008年四季度以来,美国净国民储蓄率一直为负,与20世纪最后30年的平均水平――占GDP6.4%相去甚远。在现代历史中,从未有哪个世界经济大国经历过如此规模的储蓄短缺。

但美国找到了一个解决该问题的妙招。利用世界储备货币的“过度特权”,美国可以廉价借入国外的盈余储蓄,维持巨额国际收支(或经常项目)赤字以吸引外国资本。

美国经常项目上一次出现余额是在1991年,2006年却创出801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6%)赤字的纪录。过去几年,赤字有所减少,但大部分改善可能只是商业周期的暂时影响。

美国多边贸易赤字长期以来都要占美国国际收支缺口的大头。这也是中国罪魁论的可笑之处。除非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即慢性储蓄短缺,否则认为能用双边办法解决多边问题是荒唐的。

这正是美国官员及众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所需要做的。贸易赤字被广泛认为给美国就业和真实工资造成了严重压力,因此,近来人们心急火燎地对美中贸易失衡给予了特别关注。

是的,中国是美国多边贸易赤字的主要组成部分,占2010年贸易总缺口的42%。美国跨国公司的主动外包和供应链管理决策是中国份额大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并没有让华盛顿的官员们停止对中国指手画脚。

长期存在的货币操控指控为美国政客提供了确凿证据,使他们认定应该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加以高额关税。这就是美国参议院最近通过的“货币法案”背后的观点。

给美国的问题找个替罪羊也许只是权宜之计,但仍不可不谓是坏算盘驱使的坏政策。在一个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和慢性个人储蓄短缺的时代,美国注定要在可见的未来经历储蓄不足、多边贸易赤字巨大的时期。

切断与中国的贸易不但不能解决储蓄短缺问题,还可能弄巧成拙。美国多边贸易赤字中的中国成分只可能转移给另一个国家,该国的生产成本很可能远高于中国。此举无异于向困境重重的美国家庭加税,绝不是美国政客所承诺的解决方案。

这并不是要忽视必须修正的美中贸易问题。市场准入应成为最优先项。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国,因此美国应致力于拓展中国机会,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倾向于内需的当口。中国应被视为机会,而不是威胁。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应向美国公众澄清,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是不公平的贸易伎俩。事实上,自2005年,人民币已对美元升值了30%。

是的,中国仍在继续囤积巨量外汇储备。但对于这个问题,“热钱”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中国决策者专注于金融稳定大局、坚持渐近可控的升值之路。

指责中国体现出美国人心态的恶化,这使得美国人的注意力从真正应该对导致史上最大储蓄短缺问题永久化的人身上移开,美国已经被虚假繁荣的政治经济学惯坏了。它使美国人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过着过度奢侈的生活。现在,游戏结束了。

不管是什么国家,其国民性格的终极考验都是能否在面临重大挑战时躬身自省。美国正在倒行逆施,大玩抹黑他人的游戏。说到底,美国的88个赤字不是一日炼成的。

贸易赤字范文第3篇

在美国总统选战的大肆煽动之下,针对贸易问题的辩论及其对美国工人的影响,在政治光谱的两端都被扭曲了。左派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极为不满,则不断抨击中国,两党的政治家们都将对外贸易曲解为美国最大的经济威胁。

2015年,美国对101个国家存在贸易赤字。政客们总是将其归咎于一两个“坏家伙”,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中国确实占了这种不平衡状况的大头,但其他100个国家加起来的总赤字更为庞大。但那些候选人不会向美国民众说明的是,贸易赤字及其对举步维艰的中产阶级工人带来的压力,其实是由美国国内问题所致。美国拥有如此庞大的多边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是美国人不储蓄。2015年四季度,美国的总储蓄额仅占国民收入的2.6%,还不到上世纪后30年平均值(6.3%)的一半。

任何基础经济学课程都会强调一个会计恒等铁律,即储蓄额必须在每个时间点上都与投资额相等。没有储蓄,投资未来几乎不可能。而这正是美国目前所处的状况。

为了保持增长,美国必须从海外引入过剩储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全球储备货币的发行者,美国吸引弥补国内储蓄短缺所需的外国资本毫不费劲。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转折:为了进口外国储蓄,美国必须维持大规模的国际收支平衡赤字。而美国储蓄缺口的镜像,就是其经常账户赤字,自1980年以来,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平均占到GDP的2.6%。

正是这种长期性经常账户缺口,驱动了与101个国家的多边贸易赤字。为了从国外借款,美国必须拿出点什么给贸易伙伴,这个交换物就是美国对海外制造产品的需求。

美国贸易问题政治化的问题就在此。如果像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那样,通过对在美销售的中国商品征收45%关税关闭中美贸易,结果会适得其反。不解决储蓄问题,中国在美国多边贸易失衡中所占的份额,只会被重新分配给其他国家,而且很可能是成本更高的制造国。

据笔者估算,中国的劳动报酬率远低于美国其他十大外国供应商工资水平的一半。如果这些国家填补了惩罚中国造成的空缺,这些高成本生产国无疑会对在美销售的产品收取比中国更高的价格。而进口价格的增长,实际上就是对美国中产阶级加税。这说明试图用双边解决方案来解决多边问题是徒劳的。

其他政客提出的财政政策会产生同样的负面后果。比如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提出,让联邦政府十年内支出高达14.5万亿美元。且不说竞选对手如何冷嘲热讽,就连他本党的顶级经济顾问都觉得此举毫无可行性。

政府预算赤字长期以来都占据着美国长期储蓄缺口的最大份额。桑德斯经济学或者其他政客的类似提案所导致的赤字增长,只会进一步削减美国国民储蓄,从而加剧多边贸易不平衡状况,并令中产阶级家庭压力剧增。

从同样的角度看,TPP这类大型贸易协定,也是导致美国工人日子难过的重要因素。TPP会将贸易流从非签约国导向签约国,而由于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上面提到的现象将重演: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无法选择中国这类低成本非TPP签约国的产品,只能转向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类成本较高的TPP签约国,实际上,这等于美国中产阶级被多征了税。

由此可见,在贸易上大做文章,不过是为了掩盖两党政客长期以来对美国选民作出的空洞承诺。储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火种,但美国政府通过几十年赤字支出和鼓励居民消费而非储蓄的政策宣传,迫使美国过长时间依赖外储,这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使美国劳动者被迫面对贸易赤字必然会催生的失业和工资削减。

美国对101个国家的多边贸易逆差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更深层问题的表面症状:美国经济已经入不敷出地运行了数十年。储蓄是实现支撑蓬勃兴旺且具有安全感的中产阶级这一目的的手段。没有储蓄,美国梦可能演变成一场噩梦,而目前总统竞选中的贸易辩论加剧了这种风险。

贸易赤字范文第4篇

我国新闻出版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2007年输出引进比例为1:4,2008年为1:6.9,形势相当严峻,“走出去”任务艰巨。这些年,翻译作品愈来愈多,有些译著几乎可做到与国外同步出版,可是,快则快矣,品质却不断走下坡路,闹出一个又一个笑话。虽然客观因素很多,但领航的文化大师稀缺、新一代翻译职业修养差是主要原因。

不久前,有人在书中把“”译成了“常凯申”,引起媒体的批评。可笑声尚未停息,又有人在报上发表题为《走了“常凯申”,来了“赫尔珍”》的文章,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重点书《赫鲁晓夫全传》中也有许多翻译不当的地方,把中国读者熟知几十年的俄罗斯作家赫尔岑名字翻译成“赫尔珍”。

接踵而来的一个个翻译错误,错得不可思议。这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怎么会变成“常凯申”呢?常凯申这个译名,出现在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重点译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而翻译者又并非等闲之辈,乃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外语本书中的人名被译错的还不止一人。例如,一些人们熟知的名字,费正清译成了“费尔班得”,林同济译成了“林T.C”,夏济安译成了“赫萨”……《赫鲁晓夫全传》同样如此,不仅有许多错译,一些人名、地名也译得令人啼笑皆非。

翻译作品粗制滥造,已是老生常谈了。究其原因,人们往往认为这是由一些急功近利的新手造成的。翻译作品的稿酬一直比较低,过去一些老翻译家,一天翻译几百字,反复推敲,现在如果再这样,就难以维生了。现在,大学刚毕业的外语专业学生,有的甚至还未毕业,就有一本本译著面世,特别是有些人翻译世界名著,把几本其他人的译作拿来,东抄西拼,稍作改动,便算是自己的译作。

刚撒手西去的学者季羡林说过,翻译品质不高主要有四个原因:译者的基本功问题;翻译者的职业道德;翻译批评的欠缺以及出版单位疏于把关。许多人都同意他的分析。可是,现在看来原因还不仅仅是这些,如今出现的是一些颇有学术地位的人的译作也连连出现不能容忍的差错,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就拿把译成“常凯申”来说,译者王奇教授曾在俄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曾被评为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获得过清华大学教师教学优秀奖……无独有偶,把孟子译成“门修斯”的,也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而且译文还通过著名教授王铭铭的审订,因此外语水准低、骗取稿费、急功近利显然不能解释这些译者错译的原因。

贸易赤字范文第5篇

一、经验数据表明:美国“贸易赤字”与“增长超常”并行不悖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新经济周期”开始扩张以来,贸易赤字一直趋于上升。1991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311亿美元,到2004年已经攀升到6177亿美元。14年时间竟增长了近20倍!就贸易赤字在GDP中的比重而言,1991年为-0.52%,而2004年则为-5.27%,扩大了近10倍。

在贸易赤字“恶化”且规模惊人的同时,美国经济却长期保持着超强劲的增长态势。1991年后期,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当年GDP的增长速度是-0.5%,1992年达到3%,1999年升至4.4%。此后,虽然遭遇信息技术(1T)产业滑坡、九一一事件和油价猛涨等一系列不寻常的冲击,经济增长一度放缓,但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却一直得以保持,即便在2001年的“准衰退”中,GDP增长率仍是0.8%。2003-2004年,美国GDP增长率又递增为3%和4.4%(10多年中的峰值)。2005年,尽管遭遇特大“飓风”,但全年GDP增长速度根据最近的测算仍然不低于3.5%。

二、新型世界经济中美国“贸易赤字”可以促进“IT产业全球化”

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驱动因素首先在于投资高速增长。长期以来,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很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民储蓄还在继续下降。尽管如此,美国的投资总额却一直在迅速扩张。1991年美国的国内私人总投资约为10000亿美元,而到2000年已经超过了20000亿美元。2001-2002年经济“衰退”时,美国的私人投资虽有所缩减,但到了2003年以后便很快恢复。

在国内私人储蓄严重偏低甚至继续趋降的条件下,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缺口显然需要其他来源弥补。这个源泉是大规模涌入美国的外资。鉴于美国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程度高于别国,“贸易赤字”势必伴随着大量的国际借债,因而能间接地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这等于让美国有更大的回旋空间来推行“赤字财政”,结果当然是促进GDP增长。

美国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一般较低,且回收期较长。因此,大多数外资并不选择美国制造业作为对象,而是选择收益率高、回收期短的IT产业。IT产业是高科技的密集部门,也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倍增的主要原因。1990年以前的1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大约每年提高1.5%,而1991年以来,每年大约提高3%!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投资IT产业和IT产品的普遍采用,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60%-70%;20世纪90年代,密集使用IT产品的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前者的发展速度要比后者快75%。他们还对美国和欧洲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在IT领域的投资以及IT产品在各行业的有效使用显著地提高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了GDP的快速增长。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投资高速增长,主要投资对象是计算机和其他信息技术设备部门。1996年,私人部门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投资为2901亿美元,占私人固定投资总额的24%;到2000年,该项投资迅速升为4676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了61.2%,在私人固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也上升到27.3%。即使在2002年经济“衰退”时,该项投资总额也高达4005亿美元,仍占私人固定投资总额的25.54%。而到了2004年,该投资已恢复到4370亿美元,占私人固定投资总额的25.77%。

投资的快速增长使IT产品价格每年下降30%,其主要原因是计算机和相关设备生产的全球化。在美国经济网络化初具规模的今天,我们不难发现:巨额“国际贸易赤字”的背后,已经是IT行业日益全球化的新型规模经济。正是实行全球化生产的IT行业,才能通过多种途径促进美国产品的广泛使用和技术的迅速扩散。这方面的表现之一是“外包(out sourcing)”业务蔚然成风。全球化降低了IT产品的价格,而IT产品价格的下降对于GDP增长的贡献也非常显著。

美国专家的有关分析表明,假定由于生产全球化和IT产品进口,IT产品价格在1995-2002年的下降幅度是20%,IT产品价格下降势必导致资源的节约,而节约的资源又可以进一步投资在IT产业,称“资本深化”。现在,如果价格弹性是1.7,则IT生产全球化所引起的“资本深化”将会导致生产率的增长比在正常情况下要提高0.3个百分点。

可见,如果IT生产没有全球化,则GDP的年增长率势必相应减小。1995-2002年,有无全球化这两种条件下美国GDP增长的两个数值的差距,即使保守地估计,也会累计达到2300亿美元。另一项估计则表明,“IT产业的资本深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两者之比约为1:1。按这个比率,“IT产业全球化”这个因素对于美国GDP增长的实际贡献率势必要比上述保守的估计大得多。

总之,美国IT产业的全球化不仅能够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意味着外资大量流入,而这些进程的伴随物甚至可以说是前提条件,则是“贸易赤字”的增长。不仅IT服务贸易能够为美国带来更多资金,而且IT产品的“设计创新在国内”而“加工组装在国外”的新的属性导致美国自用的IT产品反而需要大量“进口”。这当然会增大美国的贸易赤字。只不过这种逆差显然是加速增长所需要的,舍此并无其他更好的选择。

此外,贸易逆差的性质事实上已经发生变化。例如,设在日本东京的美国IBM公司的分公司(美国注册、美国控股,用的是美国的技术,一般劳工是日本人)所生产的电脑(部件)相当一部分是销往美国。这当然会增加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可是这种逆差的结果是什么呢?宏观上是IT产业的全球化;微观上,美国公民获得了技术、专利、品牌、利润等收入,美国的消费者则可以购买到比在美国国内生产更便宜的计算机。

三、新型世界经济中美国“贸易赤字”可提高“趋势生产率”

集中使用信息技术的行业除了生产率比较高之外,对

外贸易一般也处于顺差状态。而像医疗、建筑、财务以及一些研究管理部门,虽然规模比较大,但并没有广泛使用盯技术,因而生产率比较低。服务和软件的需求价格弹性要大于IT硬件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因此,服务和软件产品价格的下降会使需求大幅度提高。原先信息化速度较快的行业,信息技术使用将会进一步深化,而信息化速度较慢的行业则会加快信息技术设备投资。这样,整个美国经济生产率就会提高。

为区别于普通生产率,专家们将“生产率的结构性提高”称为“趋势生产率的提高”。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1980-1989年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平均的趋势增长率为1.36%,而1990-1994年为1.725%,1995-2000年为2.7%,2001-2004年为5.63%。图1反映了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工商企业每小时产出的变化率。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出现过跳跃性的增长,即使在21世纪初美国经济“准衰退”时期,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然很快。这说明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扩张的确是一种结构性变动。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贸易赤字对趋势生产率增长有何影响,是否重大。国际贸易影响趋势生产率增长的途径有二:一是产出变动,二是加剧竞争。经由国际贸易竞争向企业传递信息与经由国内竞争向企业传递信息二者不同。前者可引起生产率增长的变化。例如,企业可以从进口品中学到生产技术。又如,在进口竞争企业中存有效率较高而成本较低的生产商,则这些企业往往可以在竞争中生存更长的时间。因为进口数量的增加势必会减少国内生产的数量,对生产率提高来说应该是负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数量效应往往会被竞争效应所产生的趋势生产率增长的正面效应所抵消。这样,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就会更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就会更多,当进口商品占领国内市场、国内企业必须为争夺市场份额而加倍努力之时,趋势生产率的增长之日就会到来。

就出口而言,如果企业大部分产品出口,则往往更为灵活和有效。这会提高它们满足国外需求的能力。而这一点对出口商来说非常重要。另外,还有许多证据表明,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通常都更高。而单纯增加出口份额对于提高生产率的效果则不那么显著。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的现实是出口和进口都在扩大,只不过进口扩大得更快。如前所述,出口的扩大通过需求和产出的增加会使生产率提高,而进口的扩大对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数量效应”和“竞争效应”表现出来,“数量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是负面的,而“竞争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却是正面的。由于导致“趋势生产率增长”的“正面的竞争效应”大于使国内生产数量减少的“负面的数量效应”,因而在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的过程中,美国的趋势生产率能够提高,而这无疑会加速GDP的增长。

四、新型世界经济中美国“贸易赤字”可配合“国际宏观政策组合”

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看,美国的贸易赤字本身的负面作用远低于(其他变量)所带来的正面作用。除了上述“IT产业全球化配置”和“趋势劳动生产率”两大机制之外,在因势利导汇率走势和资本流向方面,贸易赤字也具备重要的配合作用。

1.“贸易赤字”能与“外资流入”共同优化国际分工和美国投资环境

美国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已有30年左右的历史。虽然这意味着美国在世界市场上一直是个成功的借贷者,但却并不意味着国际资本总是流向美国。事实上,资本总是在双向流动。但从20世纪90年代直到21世纪最初几年的情况看,外国在美国的净资产的规模的确已经急剧扩张。随着贸易赤字的增大,“外国人在美国所拥有的资产(foreign owned assets in the U. S.)”和“美国人在国外拥有的资产(U.S.owned assets abroad)”都在扩大。前者从1991年的210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97000亿美元;后者从1991年的200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69000亿美元。就净资产而言,1991年大约为6500亿美元,而到2003年已经增长到26000亿美元。

相对而言,外国投资者更愿意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债券),而美国投资者很少购买外国的政府债券,却宁愿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或者购买私人债券或提供金融服务。可以推知,美国金融资产的确具有某种比较优势。而这种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贸易赤字的扩大”。正如“IT产业全球化”也离不开这个条件一样。

人们担心这种优势会发生逆转,即有朝一日,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资产不再感兴趣,这时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势必难以为继。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市场机制是否优于别国。也就是说,这种比较优势是否为内生的。由前文可知,美国经济不管在其扩张期还是衰退调整期,“贸易赤字”和“外资流入”二者数额都比较大且趋于扩大。这说明美国的比较优势的确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正是这种比较优势,才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收缩经济的属性发生逆转。

2.“贸易赤字”能与“美元汇率”共同催迫微观结构调整

在传统的国际经济模型中,汇率是由商品服务的进出口来决定的。对穷国来说,进口多于出口,就得从国外借款来弥补缺口。而当经常账户赤字太大,本国货币就会贬值,从而刺激出口和减少进口,直到经常账户再次达到平衡。但在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型世界经济中,汇率却不再取决于商品服务的进出口,而是取决于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往往先于贸易流动,从而导致“(货币)资产市场模型”取代“贸易平衡模型”。这就意味着,只要资本持续流入美国,美元就会升值,而不再要先看是否存在着贸易赤字。

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曾长期伴随着外资大量流入,并已导致美元升值。尽管升值幅度和滞后期不断变动,但企业最终还是会将汇率变动传递到价格之上,从而使进口品价格下跌和进口成本下降,进而刺激进口和扩大贸易赤字。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大约50%的消费品都是进口的(汽车除外)。而对美国企业来说,则会因此面临巨大的进口替代压力。既要面对美元升值的负面影响,也要面对降低成本和低价销售的市场压力。不过,美国的“政策组合”已经成功地将这个双重压力利导到优化产业结构之上。

制造业显然是美国面临国际竞争压力较大的部门,国内市场的30%都被进口品占领,产品的25%需要销往海外。因此,在开展国际贸易和参与国际竞争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的欲 望使得出口商在提高价格时异常地小心,美国出口品价格也一直保持在低位,直到1999年美元小幅贬值特别是2002-2005年开始听任美元走贬之时,美国制造业的压力才略微减轻。长期看,汇率变化和商业周期所带来的影响总是短暂的,而国际竞争因素所带来的好处却会一直持续下去。

3.“贸易赤字”能与“汇率走势”共同维持宏观经济增长态势

从宏观层面看,贸易赤字和美元走势更是配合默契。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的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了4-7成。1997年8月至1998年12月,美国从日本进口的产品以美元计价的价格下降了4.7%,从亚洲“四小龙”进口的产品的价格下降了10.8%,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价格降幅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扩大贸易逆差、用升值的美元大量地吞进亚洲廉价的资产和产品,显然是美国配置全球资源的大好时机和成功的实验。于是,贸易赤字从1997年的198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524亿美元,每年递增1000多亿美元。从东亚地区进口的廉价品大幅度增加,有力地降低了美国消费品价格,缓解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支撑新经济继续走强。而贸易赤字国际融资的结果又是外国人在美国的金融资产的增长。这无异于既给美国优惠价格,又为美国经济输血。

2002年美国经济走出“准衰退”时,用贸易加权的美元汇率出现贬值。近几年,美国当局显然在听任美元走低。这表明“贸易赤字”和“美元走势”之间又开启了一轮新的配合。这个机制显然涉及面更宽、更复杂,至少会考虑反恐战争、国际油价、中国崛起及人民币低估等更加跨时间和跨空间的新因素。此外,新一轮政策组合中还包含美国、中国、欧洲的政治、经济等因素。

五、贸易赤字对新经济周期扩张的成功配合何时告终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双向贸易的很大一个组成部分是由于全球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正是由于这个新条件,货物贸易才会促进资本流动。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把握两种双向流动的差额。可见,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情况下,把握“贸易赤字”和“资本流向”,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已经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分析美国贸易赤字的构成可以发现,造成贸易赤字的全部责任都在于“货物贸易”,因为“服务贸易”在1991-2004年期间一直是顺差。其中,1996-1999年,顺差连年高居于800亿美元以上。货物贸易赤字自从1998年冲破2000亿美元大关之后,6年来更是急剧上升,到2004年已经高达6655亿美元。

; 可以推论,在新条件下,“货物贸易赤字”已经成为“服务贸易顺差”的一个前提。没有货物贸易的逆差,就没有跨国公司配置全球资源的新模式,而没有新的全球生产模式,就没有技术服务的大量出口,从而也就没有巨额的技术服务贸易顺差。

还可以推论,在走向全球性知识经济的进程中,“创意”、“设计”、“标准”、“管理模式”等无形资产的国际流动规模势必会进一步增加。出口国首先是那些主要的知识经济产品的原产地。当“知识品”能够享受全球规模经济时,世界财富的分配势必进一步向先行国倾斜。而这种倾斜的一个前期迹象,很可能就是我们这里所研究的,像美国这样的巨额的、似乎值得同情的“(货物)贸易赤字”。

随着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美国的“(货物)贸易赤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应该不会消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总统布什曾强调,投资环境更加重要。解决贸易赤字的最佳途径只能是让美国成为全世界最理想的投资场所。这也许同本文所见略同,即美国的比较优势是结构性的,而结构优势是长远的。当今美国的知识经济应该说还只是粗具规模,而全球知识经济的建成也许更加遥远。诚然,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优化,随着美国经济的进一步走强,美国“贸易赤字”的结构和规模终会发生大的变动,多年来的上升态势也总归会有尽头。但应该指出的是,目前讨论“拐点”在何年恐怕还为时尚早,至少是缺乏样本和数据。

贸易赤字范文第6篇

随着美国国会为了TPP吵到不可开交,一个重大障碍隐现。5月22日,参议院以51∶48的微弱多数,否决了欲将“货币操纵”条款加入奥巴马TPP谈判“快车道”授权法案的提案,从而避免了这一障碍成为现实。但这一问题可能随着争论战场转移到众议院而死灰复燃,众议院对于“可强制执行的货币规则”十分支持。

十年来,国会一直关注货币操纵。2005年,纽约州自由派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南加州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结盟,声称停止货币操纵能使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减小,给处于困境的工薪阶层带来持续且具有意义的福利。

十年前,最初的舒默-格雷厄姆提案裸地针对中国。促使他们提出提案的怒火今天仍然存在――2014年美国的商品贸易赤字依然巨大,而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占比47%。尽管自1995年中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约33%,IMF已不再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与GDP的比值也从2007年的10%降到2014年的2%(估计值),坚信美国工人是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受害者的美国政客仍将中国视为眼中钉。

尽管这一论调颇具号召力,但却是严重错误的,因为美国存在严重的储蓄问题。美国目前的净国民储蓄率占国民收入的2.5%。这比2008年-2011年呈负值的储蓄率已经好了不少,但仍远低于20世纪最后30年6.3%的平均储蓄率。

储蓄不足又想要增长,美国就必须从国外进口储蓄盈余。而要吸引外国资本,唯一的办法是保持同样巨大的国际收支赤字。因此,美国经济存在长期经常项目赤字绝非偶然。

贸易赤字就是这样来的。美国无法凭空吸收外国储蓄盈余。要吸引所需要的资本,美国必须通过对外贸易输出美元。

货币操纵论的问题就在这。2014年,美国对95个国家存在贸易赤字。换言之,美国所存在的,不是可以归结为中国、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货币操纵的小额双边贸易赤字。相反,美国存在的是对大量国家的多边贸易失衡,而这无法通过关税等双边惩罚措施解决。

不解决储蓄问题,限制与少数所谓货币操纵国的贸易,只能让美国的贸易赤字转移到其他贸易伙伴身上。事实上,美国的贸易平衡就像是一个水囊,稍向其施加一点压力,就会让水涌向别处。

此外,这一方针极有可能弄巧成拙。假设美国国内储蓄不增加,以货币操纵为由惩罚中国等低成本生产国,极有可能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转变为对成本更高生产国的贸易赤字。这等同于对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增税,而中产阶级正是国会最关心的选民。让政客来对货币操纵下结论,还会造成其他副作用。

这也是国会最大的伪善。货币操纵指控无非是美国逃避解决国内储蓄问题的幌子。美国政客拿不出刺激储蓄的战略,于是采取了权宜之计。问题最终无法回避,如果国会不喜欢贸易赤字,就需要解决美国的储蓄问题,并停止纠结于货币操纵问题。

这并不是说美国应该忽视不公平贸易行为。作为WTO成员,美国有的是机会用该机构的纠纷解决机制裁决与贸易伙伴的重大问题。国会决不能假装贸易政策可以解决其无力或不愿调整国内政策日程这一问题。

当然,指责别人永远比自我批评容易。但历史对于重大贸易错误从不宽容。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挑起了一场全球贸易战,当年的“大萧条”之所以成为“大”萧条,原因恐怕就在此,而今天国会颁布强制性货币规则,可能引起报复性措施,给停滞不前的全球经济所急需的贸易流造成灾难性打击。

美国参议院拒绝这一危险选项的决定是明智的,我们希望众议院拥有相同的智慧,货币操纵立法是一场可以也应该避免的悲剧。

贸易赤字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贸易赤字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5-0104-04 中图分类号:F832.6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美对华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两国间出现了关于贸易的诸多分歧,尤其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已逐渐成为两国关注的热点。

2003年9月和10月,美国财长斯诺和商务部长埃文斯相继访华,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要求,谋求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美国国会议员们也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屡次提出议案:2005年一年内先后有7份议案要求人民币升值,使国会施压人民币汇率的行动达到了高潮。在这一过程中,2005年4月6日,美国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一项修正案最引人关注:该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如果中国在未来半年内未能使人民币进一步大幅升值,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在政界备受关注,在学术界也逐渐成为中美两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问题的针对性探索始于本世纪初,由汇率对一国贸易收支的相关研究发展而来,将有关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本文将对这一新阶段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并以此为基础,从税收角度对美国贸易赤字进行实证分析,与人民币汇率对贸易赤字的影响进行对比,认为税收结构是美国贸易赤字更重要的原因。

一、有关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影响的理论研究

学术界对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的关系持有两种观点:一是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人民币价值被严重低估,这是导致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重要原因,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美国在贸易账户上的窘境;二是多数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很难改善美国的对华贸易收支,并不是改善美国贸易赤字的良策。

2004年6月,美中经济安全评论委员会USCC(2004,P.37)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声称,过去几年内,人民币兑美元低估是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一个核心因素,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15%至40%,损害了美国制成品的竞争力,加剧世界制造业生产能力向中国的转移,侵蚀着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这给中国出口保持了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6)在谈到中国汇率管理问题时提出,中国“鼓励储蓄,不鼓励消费”的汇率政策是引起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部分因素,人民币更加自由地浮动、进一步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将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相比而言,更多的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对美国贸易赤字的改善作用很小,并非美中贸易赤字的主因。

Lahreche-Revil&Benassy-Quere(2001)认为,虽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中国吸引FDI起着作用,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产生影响。Fung,Lawrence(1998)、Davis,Weinstein(2002)以及姚枝仲(2003)的研究结果也都认为美中贸易逆差并非归因于汇率因素。

Greenspan(2003)驳斥了美国制造商声称中国操纵货币,致使美国失业增加、美中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善美国的就业市场,也无助于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Mundell(2003)也批驳了“人民币升值论”,认为贸易账户顺差与人民币升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Lardy(2003)表示,强迫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做法,不会解决美国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问题;美国贸易逆差是一种结构性赤字,与中国汇率制度和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关系。

Eckaus(2004)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并不确定地表明是人民币/美元汇率出了问题,仅强调中国贸易和汇率问题是相当不正确的,而且近年来中国对美出口快速增长源于人民币贬值的观点不为数据所证实,因为这样的贬值没有发生过。牛向东(2004)也指出,美国所指责的由于人民币和美元直接挂钩导致了人民币汇率过低造成贸易不平衡是缺乏客观依据的。

陈建超(2007)在分析美国贸易赤字时指出,即使人民币升值一倍,中美贸易顺差的现状依然难以改变,因为中美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这种优势不是简单地通过人民币升值或者美元贬值所能抵消,也不会在长期内消除。Keidel(2007)通过分析美国贸易赤字的结构和比重,认为2005-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迅速上升不是汇率变化带来的问题,而根本原因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世界的贸易关系的改变,即使美国想要对中国施压,中国还未真正放开进口限制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而汇率不是。

二、有关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由以上综述可以看到,理论研究结论还存在一定分歧,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逆差的影响并不是十分清晰,所以,有关学者又进一步对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早期的实证研究很少针对中美双边贸易进行具体分析,而是侧重于估算我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进而检验我国国际收支是否满足马歇尔一勒纳条件。

厉以宁(1991)以1970~1983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估计得到我国进出口的汇率弹性绝对值之和小于1。陈彪如(1992)用1980~1989年的年度数据计算得到我国的进出口弹性之和为-1.0248,认为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中性的。戴祖祥(1997)估计了1981~1995年我国的出口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认为人民币贬值有利于我国的贸易收支。

以上研究大多建立在多边贸易基础上,没有考虑双边价格弹性,用于分析具体的双边贸易时,不能对不同的贸易伙伴得出具体结论,也不能研究不同贸易伙伴间的竞争关系,所以,从本世纪初,更多的学者开始对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的关系进行针对性研究。

实证研究的方法是针对性研究的基础,多数实证研究都是在Goldstein和Kahn(1985)提出的“不完全替代模型”的框架下或是该模型的衍生模型框架下进行的。该模型的核心假设是进口品和出口品是国内商品的不完全替代品,并定义进出口需求函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被更多地应用,实证研究在处理进出口与收入和价格的协整关系时,采用了Engle-Granger两步法(Engle和Granger,1987),但是在对两个以上变量作协整检验时,这种方法存在一个较大的缺陷:以不同

的向量作被解释变量时,可能得到向量之间不同的协整关系。所以,检验多向量之间协整关系时,大多采用Johansen系统估计法Johansen,1988),该方法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来估计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从而得到一个有效的无偏估计。这两种方法都要求所有变量都是1阶单整的,当这些变量的某个线性组合具有平稳性时,就认为这些变量之间是协整的。此后,在处理进出口与收入和价格的协整关系时,Pesaran(2001)又提出了一种自回归分布滞后(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ARDL)模型框架下检验协整关系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时,变量可以是1阶单整的也可以是平稳的,所以在实际处理时,事先无需进行单位根检验。

朱真丽(2002)以Goldstein和Khan的进出口模型为基础,并结合了Marquez(1990)的处理方法,以1981-2000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我国的贸易收支弹性,同时还计算了中美的双边贸易弹性,得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价格弹性为-0.30,从美国进口的价格弹性为-0.95。

沈国兵(2005)考察了1994-2002年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关系问题,数据分析显示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名义或实际汇率)之间没有稳定的关系。由于中美两国贸易统计口径存在着较大差异,沈国兵进一步采用EG两步检验法,分别对基于美国和中国1998~2003年月度统计数据得到的中国对美出口、中国对美净出口和人民币汇率月度等序列进行了协整检验,结果两国月度统计数据得到了一致的结论: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所以,依靠人民币汇率变动无法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

但是,沈国兵的实证检验的最大缺点就是当贸易收支发生变化时,无法识别这种变化究竟是人民币汇率波动引起的、还是源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王胜(2007)又进一步建立了VAR模型,该模型考虑了以下四种冲击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贸易、汇率、中国GDP和美国GDP。文章通过采用多向量Johansen协整检验及方程分解方法分析了1995~2004年的年度数据,得到在5%的显著水平下,中美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中国GDP和美国GDP之间存在一阶协整关系;文章又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短期内人民币名义汇率和中美贸易收支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明显,但从长期均衡关系来看,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美国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同时,刘伟(2007)也通过建立VAR模型,重点考察了1990~2004年中美贸易差额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通过假设检验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通过单纯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不大。

此外,金洪飞(2007)使用ARDL框架下的协整方法,对中美贸易的收入弹性和实际汇率弹性进行了经验分析。文章通过分析1994年1月到2005年3月的月度数据,得到在ARDL框架下我国对美国出口和进口的汇率弹性为-0.310和1.01l,实际汇率弹性都是不显著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实际汇率不会显著影响中美贸易,而且其符号经济含义也不合理。文章又对中美贸易与两国货币双边实际汇率以及两国收入进行了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无法确定我国对美出口与美国的国民收入以及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之间是否长期均衡关系。

综上所述,有关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并非美国贸易账户赤字的主要原因,即使人民币加速升值,美国贸易赤字依然很难得到改善。

三、税收制度与美国贸易赤字关系探析

由上文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和研究结果都说明人民币汇率并非美国贸易赤字的主因。下面笔者根据宏观经济学恒等式X-M-Kr=S-I+(T-G)(其中X为出口,M为进口,Kr为对外转移支付,S为私人储蓄,I为国内投资,T为政府收入,G为政府支出),从政府税收的角度探析美国贸易赤字的原因。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现行税收制度会使政府收入受到一定损失,可以用税收支出来衡量,税收支出是指由于联邦税法的条款规定一些项目可以排除、扣除和抵免等方式排除在税基之外而造成的政府收入损失。

依照上述分析,本文选取1983-2006年美国年度数据①,以美国贸易赤字(TD)为因变量,在自变量中,初步选取储蓄一投资缺口(SI)、政府税收一支出缺口(TG)、对外直接投资(FDI)、公司资本支出(CE)、政府税收支出(TE)。在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1)后,发现只有序列SI、CE、TE与TD均为一阶单整,FDI在取对数后也成为一阶单整。因此为避免伪回归的发生,在回归方程中最终选取LCE、LF-DI、LTE和SI等作为自变量。

下面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各变量进行拟合,其结果显示如表2:

从方程1中可以看到,SI和LTE均为影响LTD的显著变量,储蓄一投资缺口与贸易赤字成反比,税收支出与贸易赤字成正比关系。方程2-4为在控制了SI与LTE的影响后,其余变量对LTD的影响。从中可发现,在加入LCE、LFDI后,LTE的显著性有所下降,这说明二者与LTE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从方程5中可看到,当删去LTE后,LFDI、LCE的显著性均有很大提高)。虽然方程1-5的拟合情况很好,但D-W值说明方程均存在一定的序列相关性,因此再加入因变量LTD的滞后项(见方程6)。此时,LFDI、LCE均不再显著,但LTE仍较为显著,LTD相对LTE的弹性为1.28,即当政府税收支出增加1%,贸易赤字将增加1.28%;除去LTD的滞后影响,SI与LTD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显著。

贸易赤字范文第8篇

意义:随着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不断增长,美国对于中国汇率制度和贸易政策的批评也是愈演愈烈。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势力正在施加巨大的压力,美国国内的众多利益团体也认为,“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不断下降,由此看来,美国政府之所以向中国施加压力,似乎是为了向国内做出交代。

分析: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损失了270万个工作岗位,许多美国人为此怪罪中国,如今,批评中国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人之所以指责中国,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对华贸易赤字逐年递增。包括对香港的赤字在内,2002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已达1030亿美元,今年预计将达到1300亿美元。很多人认为,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金额之巨大说明两国贸易关系不公平,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不过,近期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率团赴美签成三单采购大生意 总价值逾60亿美元,以平衡中美贸易之间的顺差。

对华赤字动向 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规模是美国国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然而,许多专家认为,当前的赤字规模并不能充分反应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现实与走向:

中国盈余下降。随着中国按照协议陆续落实入世承诺,中国国内的消费品市场不断扩张,中国进口将进一步增长。到今年年底,预计中国的贸易盈余总额将降至80亿美元,2004年,中国的贸易余额将转变为160亿美元的赤字,而后赤字不断上升,2008年将达480亿美元。

外资举足轻重。包括大量美国企业在内,众多外国公司已经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了中国,以充分利用中国成本低廉的优势,这些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正在不断增长。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产地主要是亚洲,而后出口制成品,目的地主要是美欧的消费品市场。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以贸易额计算,上述两种类型的贸易各有一半以上是由外资企业进行的。

中国市场增长迅速 美国的巨额对华贸易赤字掩盖了一个事实:对于美国的出口而言,中国是一个蓬勃增长的市场。2002年,美国的出口总额下降了6.3%,而对华出口额却上升了14.6%。在2003年头8个月中,美国的出口总额仅仅上升了2.4%,而对华出口额却猛涨了20.8%。2002年,对华贸易赤字约占美国贸易赤字总额的11%,由此可见,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并不是哪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政策造成的,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国内储蓄不能满足投资的需要。

人民币低估利弊参半 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确实被低估了,那么就有可能使得美国出口品过于昂贵,从而减少美国对华出口额。而中国的低价出口品也会损害到美国的相应行业,对于这些行业的生产、薪资和就业情况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如果人民币定价过低,美国经济也会受益匪浅:

消费者是最大赢家。美国进口的中国产品的价格会比自由市场条件下的价格更低廉。低价格自然会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有助于控制通胀压力。

企业竞争力增强。美国企业在生产中使用从中国进口的低价投入品,可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弥补赤字的重要来源。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度,中国政府必然大量购进美元,而这些美元将以购买美国国库券的方式流回美国,到今年8月底,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库券金额已达1240亿美元。这种交易有效地帮助了美国弥补联邦预算赤字以及支持低利率政策。

进口无损美国就业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与中国进口品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联系。从1960~2002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非农业部门就业总人数中的份额从32%下降到了13%,而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企业生产率不断上升,二是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不断向服务业转移。更何况,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并非美国一国的问题,日本、德国和韩国等经济强国同样如此;1995~2002年间,中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也减少了1500万。中国进口品导致美国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不容否认,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中国产品导致了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下降。美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恐怕在于其国内经济和主要出口市场低迷不振。

国内压力重重 目前,美国国会、众多行业组织和劳工团体对于就业人数下降问题非常忧虑,美国政府大力批评中国的钉住汇率制度,看来是企图以此作为对国内诘难的交代。布什总统和政府高官一再表示,汇率应该由市场决定,10月份,美国总统布什与中国国家主席会晤期间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不过,美国政府已经逐渐认识到,中国政府决不会仅仅为了取悦于2004年总统大选造势的共和党政府,而冒危及本国经济和政治稳定的风险,因此,政府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活动恐怕会日渐减少。

10月14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与中方达成协议,通过一项技术性合作项目来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并研究中国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够更快地实行浮动汇率。虽然美国国会施加了巨大压力,但在10月30日的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中,财政部还是没有把中国的钉住汇率制度定性为人为操纵汇率的制度。

美国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中国放弃钉住汇率制度,那么人民币甚至有可能对美元贬值。迫使中国重估人民币价值很可能无助于改善中美双边贸易的失衡问题。而且,如果这样做,一些美国企业受益的同时,另一些企业将受害于此,而美国消费者购物时将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

落实入世承诺 显然,美国政府已做出决定,不为钉住汇率制度问题而与中国发生争执,因此,它现在正致力于推动中方落实入世承诺。对于中国履行入世协议的现状,美国企业批评较多的领域主要包括:

关税税率配额问题;

对进口农产品的卫生与安全规定过于苛刻;

对于外国服务业企业的资本金要求过高;

交易与销售权问题;

对于美国在华合资企业技术转让的要求问题;

监管政策的透明度不足;

对于知识产权的规定存在漏洞。

美方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继续向国有企业提供财务支持。入世之际,中国已经同意,国有企业将根据市场原则进行经营,但美国方面称,中国的银行体系仍在向国有企业提供大量补贴。美方认为,中国出口总额中,近一半来自国有企业,因此对国企的补贴就属于不公平的贸易优势。

贸易赤字范文第9篇

华盛顿方面说,由美国发起的两轮WTO对话,并不能促进北京抑制贸易津贴。此前,中国已经撤销一项华盛顿反对的补贴金,但是美国仍然不满意。美国认为,这些贸易补贴金违反了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全球贸易体的相关规定。

“我们仍然希望这场争论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但是没有中国方面将纠正其行为的保证,我们必须仍然通过WTO的程序来保护我们的权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发言人肖恩・斯派丝说。

与此同时,墨西哥也向WTO提出与中国对话的要求。今年4月,在中国取消了一项补贴金和修正了所得税法令之后,两个国家追加了一条相互协商的条款。

在变得更为宽广的补贴金计划中,美国认为,这样的行为是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禁止的。这些补贴金支持中国企业利用国内资源而不是进口资源,并且鼓励公司将产品出口海外而不在国内消费。

华盛顿认为,美国生产的一些商品,不能够在中国市场内参与竞争,同时在其他国家的市场中,他们被迫与拥有相当高的补贴金的中国货竞争。这些所谓的补贴金涵盖了钢铁、木材制品和信息技术等等部门。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早前的一份文件称,中国政府赋予自己企业一些优势,让他们能够优于美国竞争者。这些优势包括关税减免、低借贷率、降低的所得税和某些有一定出口规模的中国企业退款。

这些优惠适用于很多企业,特别是来自中国周边国家的企业――自从中国加入WTO后,他们把装配车间也搬到了中国。据说,被华盛顿所质疑的补贴金大多数到了这些国外企业的手里。美国官方认为,2005年,这些企业的产品占中国出口产品的60%。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加拿大和欧盟要求成立一个WTO工作小组,调查中国为了促进本国汽车行业发展,对进口汽车部件征收附加费的问题。

根据已经的数据,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赤字今年已经达到了960亿美元。一些美国立法者提出要对中国采取惩罚性措施,包括给它贴上“货币操纵国”的标签,同时促进一些立案来解决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赤字。

但是,并非所有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经济的罪魁祸首,比如,摩根斯坦利的常务董事斯蒂芬・罗奇不久前表示:“美国产生如此大的贸易赤字,并不是因为与中国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导致的,而是因为它本身正遭受着国内储蓄短缺的慢性疾病,匆忙地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是美国议会犯的一个‘不朽’的错误。”

“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和中国方面的双边问题,而是多边问题。谴责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赤字并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罗奇说,“这就如同对美国的消费者和在美国的跨国公司征收关税。作为回应,中国可以在出口美国的商品上实行优惠政策和多样化的投资。”

贸易赤字范文第10篇

在美国,国际经济结构中的“全球不平衡”引发了严重担忧――美国作为全球进口商,在为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付出了沉重代价,即每年8000亿美元的庞大贸易赤字。

这种情形也许会受制于美国的政治压力而骤然终止。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所领导的运动,矛头就直指贸易赤字,其倡导的紧急关税措施也正日益赢得支持。

可以肯定,这样的方案对美国经济是一个坏主意,对中国及全球经济同样如此。虽然美国制造业遭受了损失,但金融业、建筑业和消费品供应部门却受惠于当前的宏观经济结构――涌入这些部门的资本都惊人的廉价。显然,我们不能仅仅考虑一方的得失。而且,经济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实现渐进和平稳的调整,应当为制造业的扩张或收缩提供充分时间,以避免突然的大规模结构性失业以及可能的通货紧缩。而政治力量的骤然推动与渐进调整是不相容的。

因此,经济学家及其他人士正试图或拖延那些倡导在2007年实施紧急关税,或促使中国与其他国家货币升值的提案。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就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现在是美国停止宣称‘中国汇率政策是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的储蓄率持续低于投资率,那么,即便中国允许其货币升值,美国仍将保持巨额赤字,只是进口对象会换成另外一些国家罢了。”

阻止美国仓促、不当地提升进口关税和配额当然是应该的;斯宾塞教授认为,当前宏观经济结构的根源并不在于太平洋西岸各国,这种观点也是有益的。的确,美国的巨额资本流入和贸易赤字不仅是日本和中国造成的;要改变现状,美国也需要做出调整,而且这些调整比太平洋西岸的调整更为敏感,也更为重要。

但是,对于贸易赤字仅仅是由美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所导致的论点,我并不认同。持这种观点的人相当于承认所谓“单方程经济学”(one-equation economics),它只会让局面更混乱。

单方程经济学通常假设某些经济量固定不变,它通过检验某个方程――通常是一个会计恒等式,得出某种政策无效的结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某种政策的实施有可能改变一些经济量的数值,而在单方程模型的假设中,这些数值是固定不变的。

“如果我们的储蓄率持续低于投资率”――这就是单方程经济学。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人民银行不再每月购买约25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日本银行及有关其他中央银行也发生类似变化,结果会怎样?美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还会维持不变吗?

答案是肯定不会。这些中央银行的政策变化会立即产生如下效应:

第一,在外汇市场上,美元资产出现过度供给,导致美元贬值;第二,美国国内会出现债券的过度供给,从而使债券美元价格下降,导致利率上升。美元贬值会使美国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假以时日,贸易逆差将会缩小;而美国利率上升会减少美国国内投资。同时,汇率和利率变化将降低美国国内资产的价值,房主和投资者会感觉自己的资产在缩水,从而增加储蓄。因此,美国的储蓄率会升高,投资率会降低。随着投资和储蓄之间缺口的缩小,资本流入也将逐渐减少。

只有当投资对利率极不敏感,且储蓄对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价值极不敏感的时候,前面假设的“如果”才会成立。但倘若如此,就意味着美国的进口和出口对于汇率都是不敏感的,这显然违背事实。因此,要实现平稳的发展,避免世界经济的严重萧条或国际金融与贸易的衰退,太平洋两岸都必须做出调整,而不仅仅是其中一方。

明智的做法应当是,让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逐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或让其货币逐渐升值。缩小美国预算赤字,通过改革养老金制度来促进美国的私人消费,允许美国资产价格逐步下降以增加储蓄,这些也都是可取的办法。迟早有一天,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巨额资本净流入将会消失;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最好是一个渐进过程,而非一次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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