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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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通过对习惯和特权的历史发展的分析，马克思开始对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所察觉。他意识到，正是利益支配的不同才使社会出现了贫富对立，进而把社会划分成为不同的等级。马克思还意识到人们都是在利益的驱使下思考、行动，甚至国家官员和立法机关的决策行为也受利益支配。第三次是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的认识又有了新的进展。马克思在大量收集材料、阅读文件后，对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的原因作了考察，立足客观事实对政府进行了谴责。在这里，通过对现实利益问题的考察，马克思触摸到了围绕着社会利益所形成的客观社会关系对国家和法的活动所起的制约作用。正是《莱茵报》时期的现实斗争，推动马克思开始摆脱传统思辨哲学。虽然，此时的马克思在最初摆脱思辨哲学时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马克思己经明确地看到了对利益的不同占有、支配和实现使社会分裂为相互对立的等级，并且，等级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和残酷的剥削现象。因此，马克思认识到利益原则才是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真正核心原则，是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根本原因。
二、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哲学形成的影响
在马克思形成唯物史观的每个阶段上，恩格斯都使马克思的观点更加完备，恩格斯通过历史的分析为马克思不成熟的观点，甚至是抽象的、设想的观点，更好地、重新地奠定了基础，并使之具体化了。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的忠实合作者，而且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并具体地指出：关于国度和社会历史阶段的变化、由思辨哲学像唯物主义哲学的转变、价值立场的改变等这些观点直接影响着马克思的思想。正当马克思的思想处于困惑、苦恼因而求知若渴的状态时，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天才出现在马克思面前，这就是青年恩格斯。此时的恩格斯在思想性上比马克思早熟很多，他的三篇著作对于马克思及时摆脱思想困境并找到努力方向，发挥了远远大于和重要于所谓“三个理论来源”的作用。第一篇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至1844年1月中旬，发表于《德法年鉴》。该文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冲击,呈现在马克思面前的是,对当时最精确的社会理论即政治经济学的入门导论。相形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经济生活所作的考察就显得跟不上时代,因为这种考察已经落伍了很长时间。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把经济联系溶化在人的关系的发展中而马克思恰恰是吸取了恩格斯的这一结论，并把它向前发展了。因此，马克思的人本学才具有了完整性和连贯性，得到了完成。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谈到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时认为，就思想性而言，恩格斯是给予者，马克思是承受者。恩格斯帮助马克思克服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还有些抽象的理解，使他认识到必须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性来批判这一制度。它的探究远远的高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传统,青年黑格尔派对英国和法国主导的这一研究领域研究是十分薄弱,但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分析专长远远超出了当时马克思所达到的程度。第二篇是《十八世纪》，该论文是《英国状况》系列论文中的一篇，写于1844年1月初至2月初，发表于1844年8-9月份的《前进报》。
第三篇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以德文出版于1845年5月。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说,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恩格斯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来考察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对马克思来说,这部著作向他呈现了另外一个世界：议会对济贫、工厂状况以及童工问题的调查,还有深入的对无产阶级生活的进行各种考察。《莱茵报》时期使马克思苦恼的“难事”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一个非常值得弄清的问题，因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进程的认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发端于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完成的，因此，研究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进程不能只限于哲学领域。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正文】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8]陆剑杰.把握马恩哲学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J].学海，1997，(5).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晚年的费尔巴哈将摩莱肖特的学说看成是实现了自己青年时期的“未来哲学”大纲。与此同时,施密特还考证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与谢林自然哲学的理论渊源。他认为:“在‘草稿’中,马克思完全使用了谢林的语言,讲到构成自然过程要素的‘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正如‘个体化的东西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一样’”[1]。谢林“正确地说:任何天然物质,‘仅在它靠人工去获得一定形式的时候’,才可以说它是能够破坏的'”[1]。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施密特的推断是正确的。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的概念就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引进了全新的理解,即在根本上从对人的“效用性”[1]来考察自然。在施密特那里,自然是与人的活动目的相关的,而尚未经创造的物质。同时施密特指认了自然科学的历史本质。作为劳动的成果及其出发点来说的自然,是劳动占有的对象,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2]。在这里,他把自然规定为外在性,而且是以黑格尔的方式。另一个层面上来说,马克思承袭了费尔巴哈的观点,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比“纯粹唯物主义者”更具有长处,因为他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随着启蒙的进展,撕裂了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进而建立起被“中介”了的统一。马克思把这样一种依靠工具而建立起来的中介的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叫做“工业”。而人“作为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工具作为“已经被同化了的自然的一部分”,则使人“用自己的活动把自然物质和自己联在一起”。劳动者和他尚未占有的自然的关系,即人和他的劳动对象并不直接发生关系,而通过劳动资料来建立某种关联[1]。施密特认为,马克思那里通过对社会的物质变换的分析,解释和批判了物质变换背后的资本逻辑。马克思把《资本论》中一直使用的“物质变换”看成是对这一事态的最好的表达方式。首先,商品的自然形式被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规定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劳动,作为规定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特殊的劳动”,自然物质与劳动是绝不可能分离的。在个别的使用价值中,也许能够把劳动同作为商品体的“物质的始基”的东西抽象地分离开来,但是,谈到感性世界的整体,是完完全全不能把自然物质从使之变化的时间的社会方式中分离出来。在简单的商品形态阶段,商品交换停留于物质内容商品换商品,即实际的物质变换,W-W,商品交换商品,也就是使用价值交换使用价值。施密特所要讨论的对象,一方面是针对着人本主义哲学的人化自然,另一方面是青年卢卡奇式的社会关系本体论。其次,资本的物质变换。所谓的劳动是诸事物之间的一个过程,这是哲学的唯物主义为经济学分析所设的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论及了劳动的这个自然始基,同时分析了商品以及在商品生产中被物化了的劳动的二重性。在对劳动过程的阐释中,马克思“把仅在人与自然间进行的”劳动过程,而“同样作为规定一切发展形式的特征的东西时”,他总是使用“物质变换”来表达。人的本质仅仅是通过对象而设定的,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自然而来的,所以他就是通过对象而设定的。“劳动的一切力量转化为资本的力量。”
二、历史与自然
施密特大胆提出“人的历史的实践是怎样在总体上构成逻辑的统一的,这种逻辑的统一不只是主观的、人的认识能力的逻辑的统一,而是相应的被称为经验世界的逻辑的统一。”[1]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哲学认识论中,世界也是被构成的。一方面,由于社会历史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2],另一方面,“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之间存在着差异”。当然,这里,施密特必须为该命题加上限定说明,即当认为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之后,世界才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反之,则必将是个唯心主义的命题。首先,由于实践的工业生产的规定,人的知识已经直接参与感性事实的构成。[4]施密特说,“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对自然的规律性认识,它同资产阶级世界的建立拧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在工业文明中,生产才成为自然科学的应用。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已经步入了知识与物质生产相协调的阶段,“历史使得人的生活过程愈益不可避免地置于‘一般知识’有效的‘控制’之下”[1]。科学知识已经成为存在的先导性构成要素。第二,施密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感性世界都是工业实践的产物,我们构成了客体世界。感性世界都是人类主体在工业进程中,“从主体与客体的劳动关系中,形成一个独立于各个个人的坚实的客观的世界”,这些特殊的“客体本来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是经过人对它们进行生产加工,剥去了它们‘自然发生的’独立性之后,才开始成为惯性对象的”,当然,“人的干涉领域是历史地扩展的”。换言之,一旦外部对象进入到人的工业实践中时,它就是被构成的了。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世界构成理念的基础是康德,“在马克思与康德之间,存在着人们历来尚未充分考虑到的关系”,即“康德的辨证法的构成问题”对马克思的辨证法有着“根本的意义”,表现在于康德发现了感性世界中先验形式与经验质料的相互作用关系,而马克思则是将康德的先验形式转换成有生产创造出来的“自然之社会形态性”[1]。再次,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在经济认识论的意义上批评费尔巴哈将自然视为“始终如一地给定,把认识看成是反映自然的镜子”,因为马克思认为“在农业经济方式的条件下,自然作为生活资料的富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对它采取被动的受容态度而行动”。在经济学的尺度上,费尔巴哈一类的“唯物主义并不考虑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历史转变”,而仍然是立足于土地是不依赖人的自然存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立场。施密特正确地指认道:“费尔巴哈当时就呆板地看不到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自然界早已‘不再被承认是自为的力量’。随着现代的开始,愈益降低了自然在社会活动要素上的地位,其客观性的规定逐渐进入主观之中。”[1]
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特色和本质
我们已经习惯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对一切旧哲学的变革。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二国际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对唯心主义超越时,并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革命。因此,从这点出发,他们按照自然唯物主义,也就是旧唯物主义的方式,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首先,与青年卢卡奇的关联。马克思坚持自然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不单不排斥历史辩证法,而且同样还作为它的前提。我们可以看到,当青年卢卡奇在自然与历史二分的前提下把自然纳入社会时,就必然以贬抑社会历史的客观性来获得历史的主体性证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青年卢卡奇的思考,但又反对一切哲学本体论,以马克思的经济学成果为据纠正青年卢卡奇的理论错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了具有基础意义的社会与自然的双向中介。我们认为,当施密特不是从实践的抽象性来看物质,而是从经济学的商品生产来看物质,呈现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但是,在他的语境中,商品生产是非历史性的,因为,在他的笔下,商品生产变成了人对自然物质的一般占有和劳动的对象性。事实上,施密特大量引用马克思经济学中有关劳动与自然的对象性的关系,只有加上特设前提———马克思所讨论的是工业文明基础上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的产生———才是正确的。因为,在前工业的农业生产中与其后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异质的,这是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特设历史语境。当然,要正确理解哲学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新哲学的重要前提同时又是理论中介的,我们必须厘清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关系。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实行对一切唯心主义体系的诘难开始的,即是从自然概念开始的。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确是马克思新哲学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却是经由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介”而重新变革过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费尔巴哈把自然视为亘古以来始终如一的原始的纯粹的自然。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这一神化了的自然的原始直接性。施密特认为,马克思把“一切自然存在”视为社会劳动的产物。而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与自然概念的统一,将人是自然所孕育的这一点神化了,而与在工业中以社会、历史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无关。费尔巴哈的人,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力。面对费尔巴哈抽象的非历史的自然和人,马克思将其“消溶在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之中”。再次,施密特重新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他直接提出马克思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在于时间的历史性规定。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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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陆剑杰.把握马恩哲学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J].学海，1997，(5).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的逻辑起点、实践过程和现实价值出发，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轨迹和现实指导作用，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理论创新提供借鉴。
弄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实践过程和现实价值等问题，对于正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本质，和评判何种经济理论才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形态。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完整科学经济理论的产生都是特定时代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具有其内在的发展轨迹。
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从中看到了希望，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从此转向马克思主义，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等人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和演讲。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在中国得到了相应的传播，但在传播时其理论宣传者和实践者们都力求与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特点相结合，而未完全盲目照搬照用。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指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可见，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理论来探讨，而是以其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积极投身到现实社会斗争中去，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重要特点。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应用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学术界广泛展开了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与发展道路的论战，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得到了传播与发展，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步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它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又一个崭新的人民政权。此后，中国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并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最早成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领导人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形成了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途径的研究成果，并通过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实践检验后，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不仅是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基本保证。
实践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面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曲折发展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曲折推进阶段。新中国建立之初，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根据中国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首先要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任务后再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在过渡时期，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研究成果，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三大经济纲领，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以保证经济恢复、国民经济状况好转和人民政权的巩固。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
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进入了大规模、全面建设的社会主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在此过程中尽管道路曲折，但仍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见解，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张，着重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等经济建设问题，并逐渐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有序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在论著中，还提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服务，形成了对经济活动中各种关系的辩证认识，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规定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新的重大发展，也为中国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在新时期的集中体现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本质问题，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同时，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提出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界定上，邓小平指出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突破了以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反市场的传统观念，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针对经济改革目标、方式等问题的论述中，邓小平强调改革既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修补，也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要在宪法制度的约束下，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为目标，从根本上对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此外，在经济发展战略、对外开放等重大问题也做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式的解答。
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理论的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理论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反思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弊端的背景下提出的。在经济发展观念上，强调用新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思路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并把发展看作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经济发展目标上，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发展的内容上，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要求上，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
现实价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化复归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真正的主流经济学，得出这一结论不是哪个人主观臆造的，而是由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实践决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的结合，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更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对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裴小革，2008）。
从生成机理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与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对中国特色科学发展道路的高度概括，是对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系列战略和策略的简明诠释。目前，它已成为继曾经创造过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后的又一新模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可即便如此，一旦离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种新模式或理论也会失去其应用价值。因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也必须是中国化的。所谓中国化，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结合在一起。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普适价值”和“普适理论”，我们不能用经济学的一般性和世界性来否定经济学的特殊性和民族性（史小宁等，2008）。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在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创新，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鲜明特点，也是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宝贵品质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更具现实性和科学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渐盛行起来，我们不否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市场经济运行的特点和规律。但是，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会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从根本上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它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强势集团的利益要求，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方兴起，2009）。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适合中国，它不可能把与西方意识形态相悖的中国引向富强。实践也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国家特殊性和阶级利益性的体现，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契合的，它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因而在中国具有深远的现实性和科学性。
参考文献：
1.马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轨迹[J].学术月刊，2008,3
2.裴小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意义[J].学术月刊，2008,3
3.史小宁，胡袆赟.“终结”还是“在场”：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化[J]求实，2008,10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早期马克思 实践 实践的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提出及初步发展
无论是青年时期的马克思、还是晚年时期的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都提到了“实践”概念。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提纲》、《共产党宣言》，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晚年笔记》等都是以“实践”概念为轴心来展开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实践”概念在马克思建构自己哲学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马克思“实践”概念先后经过了提出、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国内外普遍把马克思的哲学生涯划分为两个时期，即青年时期和晚年时期，这是目前占主流的一种分法。还有另一种分法，即早期的马克思哲学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演变大致体现在与其思想同一时期的哲学著作中，因此，无论哪种分法，都应以现有的马克思经典著作为依据。基于此，这里我们将按其早期著作的顺序来管窥马克思青年时期“实践”概念的演变过程。
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3月，马克思完成了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此时的马克思阅读了大量德国古典哲学著作，处于整个思辨形而上学近乎巅峰地位的康德哲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念也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理性划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属于认识论的范围，而实践理性从属于本体论的范围，康德本人是重视实践理性而轻视理论理性的。“但是，迄今为止，在不同原理和哲学的分类上应用这些术语时，流行着一种引人注目的误用：人们把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和遵循着自由概念的实践认作是同一个东西……”①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康德把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看作真正的实践活动，而不认为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是真正的实践活动；二是康德的这种区分的确是与当时人们对实践所作的使用范围有关，因为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使用二者合而为一的实践概念。康德区分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和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这种区分，在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演变中起到了本源的作用，同时它对马克思克服片面的实践概念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康德在人身上发现了内在的理性，这种理性指引人们去走向自我实现的完美之路和道德之路，只有在这条路上，现实的个人才达到了至善。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精神”就是康德那里的“理性”，一种纯粹的“自我意识”。康德认为只有实践理性才能帮助人们在道德范围内实现自由，最高的理性“善”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但是，在康德那里，至纯的理性终归还是没有找到它的宿巢，康德只能退到上帝那里，以上帝为至善的化身，人不再是宿主，上帝解释了最高的善，成就了最完美的道德，理念只是借上帝之手先验地存在人那里，人则什么都不是。此时的马克思，也是把这种自我意识看作是先验的存在于人那里，尽管不能决定性地认为写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的自我意识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思想是前后相承的，但二者之间的确有着莫大的联系。
写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没有脱离康德的先验本体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马克思批评了自然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那种“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他进一步地批判了亚里士多德、霍尔巴赫、费尔巴哈等人的“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实践概念的主张，“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②此时的马克思关注的是物质的具体样态，即物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唯物主义的阵地，轰破了唯心主义的堡垒。理解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能从人的理性那里得到解释，不能从抽象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存在出发，而是应当从当下的、直接感性的存在出发，也就是从具体的人和自然界出发。马克思更加注重对现实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的研究，从而发现了市民社会的秘密，即现实的国家和政治不是产生了市民社会，相反，是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政权和宗教等等。马克思在此开始把生产劳动看作是实践的基础。自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由一般唯物主义的实践观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发展与最终成熟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确定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③也正是由于实践概念的本体论意义，使得马克思的实践观摆脱了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的直观、客体性。紧接着，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在康德那里，实践概念首先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而非认识论意义上的，它的研究对象不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体现了康德的实践概念的本体论特征。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马克思人权观;历史唯物;萌芽;形成
1.马克思人权观的萌芽
1.1博士论文时期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一部“自由哲学宣言”，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第一个哲学成果和人权思想的最早萌芽。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的自由观的论述，把自由这一重要问题上升到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他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理解为以强调人的意志精神的绝对自主性为特质的自我意识的哲学。马克思对伊壁鸠鲁思想中的自由因素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但是同时他认为，自由问题，不仅要考虑主体自身，也需要考虑到具有实在可能性的客体，因为真正的自由并不仅仅是为了“求得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1]，而是存在于人与人的全面交往过程之中的，为此，“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它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2]。
1.2《莱茵报》时期
1841年4月，马克思正式在《莱茵报》接触社会政治生活，起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有沿袭其博士论文的思想，专门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论述了自由的问题，认为自由不仅是主体的权利，也是客体的权利。有代表性的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固有的本质，没有一个人会去反对自由，即使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就像他认为出版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体现，所以出版自由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而书报检查制度则是违背人性的，是不自由的体现。他说：“这样一来，你们就既损害了主体的权利，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3]由此可见，在当时各种自由本来就是存在的，只不过是这些自由有时表现为等级特权，有时则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马克思在这时通过自由与特权、个体自由与普遍自由的对立，已经看到了等级对立。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开始为社会上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物质利益辩护。他开始从单纯的理论中跳脱出来，开始从理性批判进入到了物质利益的内容。这比起单纯从精神本性来考察人权问题前进了一步。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对人权的思考在黑格尔的影响下，从历史观而言仍是唯心的，带有思辨的性质，从刚开始，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他把自由看成是精神上的自由，自我意识的自由，没有看到现实的社会关系对人类自由的决定作用，到后来，从理性批判进入物质利益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为贫苦群众争取权益的战斗精神，这也是马克思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人权观的逻辑开端。
2.马克思人权观的形成
2.1德法年鉴
1843年5月底，马克思移居到莱茵省的一个小城镇克罗茨纳赫。正是在克罗茨纳赫的短短五个月期间，马克思通过对马基雅维利、孟德斯少鸣、卢梭的政治理论进行研究和摘录，同时还对英国、法国、美国，甚至瑞典的历史进行了研究。马克思将这些研究成果装订成了题为《克罗茨纳赫笔记》的五个笔记本，并在此基础之上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此书中，马克思主要是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国家法”（第261—313节）部分进行批判的。他初步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直接批判的焦点是国家与家庭和市民社会三者的关系，这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核心所在，且在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奠定了人权现象的市民社会基础。
在分析、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分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异化的现象，也就是人的本质的二重化。统一的人被分裂，具有了两重身份：既是国家的公民又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正如马克思所言：“市民社会和国家相分离。因此，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也是彼此分离的。因此，人就不能不使自己的本质二重化。”[4]这正是马克思人权观发生转折与质变的重要开始。
随后，马克思于1843年10月中至12月中写下了《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中的第一篇，首次系统的对人权进行了解构，马克思人权思想在这一时期系统的形成。通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分立的事实，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以及对鲍威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分析，论证出“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才能使这个问题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5]。只有当现实的个人不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成为类存在物，而且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在他们自己的相互关系和劳动过程中也同时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原有力量组织成社会力量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同自己分开的时候，现实的个人才由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真正的人，这样，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然而，如何实现人类解放？《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回答了这一问题。它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走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对人类解放的未来社会的预测借用了费尔巴哈的类存在物，把人的解放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复归，第一次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论述了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其根本的逻辑起点就是争取无产阶级的人权。
2.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马克思早期；批判哲学；分析与考察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1 — 0005 — 03
可以说马克思的一生都是在批判中度过，马克思也是在一次次批判中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也正是这一批判精神被马克思主义的后来者所继承和运用。然而，随着现代思潮的多元化，各种理论之间的批判也屡见不鲜，批判的真正精髓也随着这些所谓的“百家争鸣”的浪潮所遮蔽，渐渐陷入了只从批判的字面意义上片面的批判，疏忽了马克思理论批判精神背后的历史过程，也就抛弃了马克思批判精神背后的真正实质。
一、马克思早期批判的历史原像
马克思早期的理论探索是他思想斗争最活跃的时期，也是马克思批判思维最活跃的阶段，而也正是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独道的思想理论。我们就从他的第一部带有“批判”的著作，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来还原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过程。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原因要追溯到1843年，马克思离开《莱茵报》时。因为在此之前马克思在《莱茵报》当主编时期，发表了大量对现实问题的评论性文章，他的某些语言触及了封建统治阶级，以致于1843年1月，普鲁士政府决定查封《莱茵报》，这使得马克思退回书房，重新探索自己的理论道路。在受德国的专制制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潜心研究历史，并对国家和法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尝试，这些研究的过程和思想轨迹，都被记录了下来，就是厚厚的五本《克罗茨纳赫笔记》。
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感觉到以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为理论基础的法的局限性，从而在克罗茨纳赫的五个月中，马克思考察和研究了大量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法的变迁。其中，第一、二本笔记是关于政治史的摘记，摘录了亨利希的《法国史》，拉彭贝尔格的《英国史》和约翰·罗素的《英国政府……史》，第三、四本笔记主要是关于法国史的记载，如施密特的《法国史》、卢克莱泰尔的《复辟以来的法国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和兰齐措勒的《论十月革命的起因、性质和结果》，此外还有兰克的《法国史》、林加尔特的《英国史》和盖耶尔的《瑞典史》等等，第五本笔记的内容涉及到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历史。〔1〕在摘录的过程中马克思都加入了自己的评论，这些评论都成为了之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直接思想来源。在论述国家的问题上，马克思摘录了兰克《论法国的复辟》的一段文字后评述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要素变为主词，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为宾词——但是在历史现实中情况恰好相反，国家观念都是国家存在的那些〔旧〕形式的宾词。”〔2〕这一思想鲜明地体现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在对所有制问题的考察中，马克思对施密特的《法国史》做了大量的摘录，特别是对下述的一段摘录打上了着重号：“对城市公社的事务的共同关心把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正是在公社中要处理这些事务的共同关心把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正是在公社中要处理这些事务并适当地领导这些事务的任务，导致了管理艺术的产生。”之后，马克思写下了下面两段话：第一段说，在英国“国家制度的许多改革，〔其起源〕与其说归功于开明的政策，不如说归功于自私自利的打算。”另一段说，在瑞典“由于财政状况而具有影响的一切东西，……在债主、封建者、承租者、企业头头身上变成了中间的权利，政府依赖它并不比臣民差。”此外，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进行分析与考察时，对林加尔特的《英国史》作了大量的摘要，主要是对城市的发展和经济力量的增长作了记载，这一记载也表明了，马克思已初步认识到市民阶层的发展，必然要影响到国家制度和法律关系的发展。
在整个《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又对费尔巴哈的哲学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特别细读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找到了解决黑格尔法哲学问题的方法，即重新设置“主词”和“宾词”的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是在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对比和考察中，最终形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思想，而之前的大量笔记正是这一思想的逻辑前提和理论来源。
在马克思早期的写作中，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另外一部带有批判性的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它带有批判性是因为：在文中马克思述诸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把私有财产看成是永恒的和必然的前提。而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是历史的，阶段性的产物。我们就来对马克思的这一批判进行历史过程的考察。
我们现在所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书名是后来马克思主义者所加入的，这一部分著述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多部经济学著作进行摘录时，所写下的具有评论性的一部手稿。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是整个《巴黎笔记》的一部分，甚至在《手稿》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摘录的痕迹。而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做了七个笔记本的经济学摘录，大致情况如下：第一册第一部分为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摘录，第二部分为斯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摘录，最后一部分为萨伊的《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摘录；第二册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摘录；第三册为勒奈·勒瓦瑟尔的《前国民议会议员“回忆录”》和部分《国富论》摘录；第四册第一部分为色诺分尼的《雅典的色诺分尼著作选》摘录，第二部分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摘录，第三部分为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摘录；第五册第一部分为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的摘录，第二部分为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摘录以及部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评大纲》的摘录；第六册为弗·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摘录；第七册为欧仁·毕莱的《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的摘录。〔3〕这七册的笔记大部分都是摘录，也会有少许评论性语言。除此之外，还有三部手稿，这三部分的手稿，马克思一边摘录，一边做了评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见，马克思在《手稿》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思想是在摘录大量政治经济学资料中所形成的。例如，在对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的摘录中，马克思有过这样的评论：“在我们看来，李嘉图学派极力主张以积累劳动代替资本——这种说法在斯密那里已经出现——只有这种意义：国民经济学愈是承认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原理，工人就愈是被贬低，就愈是贫困，劳动本身就愈是成为商品。——这是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中的必然的理论公理，正像是现在社会生活中的真理一样。”〔4〕在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进行摘录时，马克思评论道：“精神自由是目的，因此大多数人处于愚钝的奴役状态，肉体需要不是唯一的目的，因此它是大多数人的唯一的目的，或者相反，婚姻是目的，因此大多数人。财产是目的，因此大多数人没有财产。”〔5〕
纵观整部《巴黎手稿》，马克思在决定对“市民社会”进行考察后，便进入了大量的经济学研究中，而他的研究方式则是自己习惯的摘录著作加以评论的方法，最终产生了在《手稿》中所阐发的理论。虽然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从整个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看来还处于“未成熟”阶段，但就马克思的批判的方法论来说是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史的。
二、“批判”的真实内涵：从康德的“批判哲学”论起
从自然语言的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批判是指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另一方面，批判是指指出批评，提出意见。然而，作为哲学语言的“批判”来说，或者更确切的说作为现代哲学语言的“批判”，我们都把它理解为“扬弃”，即指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克服、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又保留和继承以往发展中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并把它发展到新的阶段，是对这一事物的自我否定，简而言之就是说“否定的继承”。这一批判的思想起源于黑格尔，发展及运用于马克思。但就批判这一词句，或就“批判哲学”而言，其鼻祖应该归属于康德，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康德的“批判哲学”。
康德“批判哲学”的逻辑起源要回溯到西方近代哲学的两条路线：唯理论和经验论。唯理论的路线发端于笛卡尔，经斯宾诺莎的发展，结论于莱布尼茨。他们认为，人类知识来源于人自身的理性推理，与经验无关，却最终走向了独断论。经验论的路线发源于洛克，经贝克莱的发展，结论于休谟。他们认为，人类对世界的一切认识与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而最终走向了怀疑论。康德的思考正是基于这两种路线之上，却又从不轻信于任一理论。康德认为，独断论和怀疑论都不单独探讨理性能力，而简单地肯定（独断论）或否定（怀疑论）理性能力是否有超感觉经验的认识，而康德的任务就是要探讨、分析、审查人的认识能力，也就产生了“批判哲学”。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具体分析与考察了人的理论理性即纯粹理性的认识能力与可认识的范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具体分析与考察了人的第二种理性认识能力，之后，为了达到两种理性能力的融合和沟通，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具体分析与考察了人的审美能力，从而实现了其“三大批判”的形而上学体系。顾名思义，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从内容上讲，的确包含有对前者理论，特别是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否定与继承，但就其批判的方法论意义上讲，批判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分析与考察，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序言中就已经说明，“我理解的批判，并不是对某些书和体系的批判，而就其独立于一切经验能够追求的一切知识而言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的裁决，对它的起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6〕而在《纯粹理性批判》再版的序言中，康德再次强调了其批判的意义，“批判并不与理性在其作为科学的纯粹知识中的独断方法对立（因为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独断的，即从可靠的先天原则出发严格地证明），而是与独断论对立，也就是说，与凭借一种从概念（哲学概念）出发的纯粹知识按照理性早已运用的原则、从不调查理性达到这种知识的方式和权利就能前进的僭妄对立”〔7〕在这里，康德把“批判”与“独断论”对立起来，显然，是要说明批判的“分析与考察”的意义。
对康德的“批判哲学”进行了大致的阐述之后，我们对这位“批判”的鼻祖所使用的“批判”的含义有了明确的理解，就是“分析与考察”。而马克思正是继承了这一点，他把“分析与考察”这一批判的方法论特性用于自己的哲学与历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遵循了批判的这一方法论特性。
《博士论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马克思最早的一部学术性专著，其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写作此文的目的是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对古希腊哲学的一致看法是认为古代哲学的顶峰是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哲学思想是古希腊哲学的经典，而到了古希腊哲学的晚期，古代哲学，特别是自然哲学出现了衰落。马克思通过对古希腊晚期的自然哲学的代表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时期自然哲学的代表德谟克利特两者思想的对比和分析，得出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其中蕴含着的自由的思想，从而述斥了封建专制和思想压迫。从这一角度来讲，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也带有否定的批判含义。那么，再来看看，马克思这一批判的历史过程。在写作论文之前，马克思在1839年至1840年初，写下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写完这些笔记之后，马克思写下了许多附注，内容是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及其原子论，还写下了一部手稿，内容是评述普罗塔克对伊壁鸠鲁的神学思想展开的论战。除了这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外，马克思还写下了《柏林笔记》。《柏林笔记》是马克思摘录古典哲学家著作的笔记汇集，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莱布尼茨的一系列著述，休谟的《人性论》，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以及卡尔·罗生克兰茨的《康德哲学的历史》。〔8〕显然，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详细地考察了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思想，当然，在大学期间，马克思研读最多的还是黑格尔的著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确实继承了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分析与考察”的思想内涵，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扬弃”，不过，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批判和康德“批判哲学”一样，还是只停留在哲学的思辨领域，但在之后对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便走出了这一困境。
三、马克思批判过程的内在特性
上文已说，马克思的批判是有着分析与考察的过程，在马克思要写作一本批判性的著作之前，必须经过大量的研读和摘录，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就其一种批判理论的形成过程来讲，马克思的批判是自觉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这也是马克思批判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内在特性。
自觉性是指一种自发性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在批判的过程中，那些新的观点和批判性的理论是自发地形成，并不带有先验的独断性。更具体一点，马克思在所写的著作中的批判性观点是他在对这一理论历史的分析和考察时，在马克思做大量的摘录和评论他人的观点时形成的，我们所看到的著作只是对这些摘录和评述的重新整合和进一步阐明。而与自觉性相反的是目的性，所说的目的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一种理论进行考察和分析之前，就已经对这一理论进行先行的断定，从而就只是为了论证这一论断而去考察和分析，这样往往带有主观的色彩，反而会对这一理论思想造成误解，导致批判的片面性。这其实也是带有独断论的倾向。
回到马克思的早期文本，马克思在对他人的著作进行摘录和评论时确实已经形成了部分在之后自己所写的著作中体现的思想观点，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论述，此处就不再说明。而这里要强调的是批判的真实内涵与其特性，即“分析与考察”与“自觉性”的关系。
一方面，“分析与考察”是批判的自觉性的前提；另一方面，对所要批判的理论进行细致、详尽的分析和考察，必然会产生出新的、批判性的观点，而且，分析的越深入，越透彻，产生出的新思想就越深刻，越合理。相反，如果没有意识到两方面的联系，忽视了任一方面，其批判就会有失偏颇；如果并没有对所要批判的理论进行分析和考察，只是由肤浅的，片面的知识体系而进行的批判必将是片面的，而倘若为了否定而去分析和考察所要批判的理论，即目的性的批判，必将导致批判的局限性。在当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在理论界大力提倡思想多元化的时代，批判思维日新月异，各种新的思想都是在批判中产生的，没错，马克思也正是在批判他人的思想中形成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然而我们又恰恰只是停留在批判的哲学语句中理解其含义，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过程中去寻找“批判”的实质，与其说马克思的批判是一种思维一种方法论，毋宁说是一种批判精神，一种对学术的态度和作风。
〔参 考 文 献〕
〔1〕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20-121.
〔2〕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2辑）〔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 .
〔3〕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58-160.
〔4〕 〔5〕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料汇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44，45.
〔6〕〔7〕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23.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9篇
一、关于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问题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概要性地列举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在此基础上,展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他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必须注意:第一,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研究工作,科学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二,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规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第三,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领域和深度,努力实现学术研究、政策探讨和理论宣传的有机结合;第四,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大力构建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杨楹教授则从反思的角度探讨了“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一范式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第一,总结与反思依然在知识论的平台上进行,缺乏应有的价值审视;第二,未能分领域、分层次、分主题地进行反思性总结与研究,总结与反思失之于总体性的概括;第三,总结的视角单一,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丰富成果被忽略或被淡化,进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现实的理论征服力未能得到应有的充分展现;第四,总结未能充分正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整体性理论贫困,尚未揭示研究中真正的问题追问精神和理论创新能力的缺失;第五,总结未能充分映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本本”与“现实问题”之二难困境。他认为,不仅要在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视角等层面实现深刻的自我转换,而且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具有的批判精神。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的研究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陈学明教授在其题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六十年历史进程若干问题的认识”的主题发言中,提出了如下五个问题:第一,能否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第二,可否把六十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化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认识;第三,在这六十年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谁;第四,这六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什么;第五,这六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他认为,必须承认这六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而且,应该把这六十年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看待,否则就割断了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的内在联系。之所以说六十年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其理由在于贯穿于这六十年的是同一个主题,即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这六十年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的主体当然是广大中国人民,但从具体创造过程而言,主要推动者是领袖人物和知识精英。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经验教训则是对“矢”和“的”的正确认识。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张巨成在其提交的与会论文“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追溯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思想,认为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结合点。为此,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第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观察中国的发展问题;第三,要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批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第四,要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张兴茂教授在其提交的与会论文中提倡应用整体马克思主义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出应将马克思主义分为理念、制度、策略三个层次的思想。
三、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前金融危机相关问题的研究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基础系张克难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在大危机中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复兴的基础”的报告。他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从这场危机的表现形态上看,它是一种“双过剩”的危机,在发达国家表现为金融产品过剩为主,物质产品过剩为辅,在新兴国家则表现为物质产品过剩为主,金融产品过剩为辅;第二,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读当下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缺乏解释力,面对危机表现尴尬,而马克思的理论对“双过剩”危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第三,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解读当下危机时应注意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工夫,注意到《资本论》中去探寻现代虚拟经济和“双过剩”危机的内生逻辑,注意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应对和化解危机。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方兴起教授在题为“美国霸权衰落时期的全球金融动荡”的发言中认为应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部分,即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来认识、应对、化解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基于该理论,并结合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可以拓展出研究美国霸权衰落时期全球金融动荡的新范式。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和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研究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基础系韦定广教授在其与会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中认为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需解决好以下问题:第一,如何重视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和阅读,以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认识;第二,怎样从社会理想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层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核心主题;第三,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属性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荆玉婷、谭劲松在题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体创新探索”的与会论文中认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重要的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近年来,大学生理论武装工作虽卓有成效,但仍需改进和加强。做好大学生理论武装工作要高度关注和重视载体与方法的创新,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单一载体向多载体拓展,由学校教育孤军奋战向社会系统工程拓展,在学校和全社会构建全方位、广覆盖、立体型、多渠道、网络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系统。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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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思辨哲学政治经济学现实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最先开始研究的是哲学,后来转向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他的哲学着作集中在前期,青年马克思曾经有过一个哲学时期.曾有过一个站在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看问题的时期,而后出现过“否定哲学”,否定思辨哲学提倡实证科学转向,是什么促使马克思的思想发生转变,本文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德国唯心思辨哲学和它们与现实角度来说明。本文认为马克思否定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是一致的,而否定思辨哲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结果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
不久前读到苏州大学王金福教授的《马克思为什么要否定哲学》一文,他认为马克思否定哲学是否定站在哲学立场上看问题,提出我们不要再回到马克思曾经否定过的站在哲学立场上来看问题的观点,也就是从原则理论出发看问题,依靠纯粹的思辨获得对世界的终极认识。因此,要“反对哲学”,要离开哲学基地,抛弃哲学幻想,主张从实证科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论文百事通本文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辨性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来分析马克思为什么要“否定哲学”。
一、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曾说过“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和莱茵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最后关于摩赛尔农民状况的论战,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的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的言论”。
这里马克思提到研究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是出于为劳苦大众辩护的需要,还有一方面是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微弱的哲学色彩的肤浅的言论有关,也就是说他研究经济学和否定哲学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研究经济学是一方面出于为农民服务的现实需要,一方面是因为法国社会主义者哲学的微弱。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土就是他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分析的开始,也是他否定哲学的开始。
马克思接着说“为了解决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着作是对黑格尔法的哲学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成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前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那么,马克思是什么时候开始经济学的研究昵也就是在巴黎的时候,马克思在1843年lO月底决定出版《德法年鉴》移居巴黎的。在1843年lO月马克思就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但就在这时,马克思开始了他的哲学创作,如果说他否定哲学,就很难解释他在后面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这些重要的哲学大作了。因此,马克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否定哲学,反对哲学,他所发对的是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抽象空洞脱离现实的思辨哲学。而马克思反对思辨哲学,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就是他在哲学上的转变过程,标志就是马克思从一个唯心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
资本主义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出现的是人道主义的失落,社会增加的财富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腰包,数量急剧增加的
工人日益贫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工人农民这些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陷人非人的境地。而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采取各种方式参加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了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了这个工作献出了他的毕生。马克思早在青年时就确立了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伟大理想,在他离开大学校园接触社会时,真正面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吃人的不合理的现实的时候,更坚定了他的信念,为劳苦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即使在情况最恶劣的时候都没有失去信心。马克思最关注的是人,是现实的人,是现实的工人。马克思不论研究哲学还是政治经济学,他只围绕一个事实,那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寻找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使人得以解放使人的本质得以复归。天才的真正社会使命是去唤醒别人,带动别人,马克思需要唤醒的带动的就是工人。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他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显示冲突中解释”。
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根源,这促使马克思进入对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在人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开展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才有可能完成哲学上的伟大革命。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派的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从阶级斗争追溯到经济利益,从政治斗争探究到财产关系的方法启发了马克思所以马克思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到经济学中去寻找,朝着劳动发展史中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深化了此前到市民社会中寻找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的思想,这就是马克思最初研究经济学的收获,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马克思在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异化本身是一个哲学概念,是指主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并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反对主体自身马克思的兴趣并不是经济学,而他研究经济学,完全是因为他的理想,他的奋斗目标。只有研究经济学才能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为了实现他解放全人类,为劳苦大众服务的理想,他选择了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他找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
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 思辨性,脱离现实的空洞抽象促使马克思走出哲学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及随后的青年黑格尔派始终局限于思辨哲学的基地,脱离现实的社会条件,甚至敌视人民,最终离开现实的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所反对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哲学不应成为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都是和自己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而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成思辨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处处可见马克思反对思辨的表述。如“法国人和英国人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在纯粹精神领域中兜圈子”;《神圣家族》中的“所以必然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问的联系问题,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事实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关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思想的色彩”“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些个人把自己的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不是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这里马克思已经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问题了。“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马克思反对“实体”,“宇宙精神”,“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现实的世界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一种思想活动,马克思把这些人称作唱高调爱吹嘘的“思想贩子”。
在这之前马克思有过一个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看问题的时期,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他曾用哲学来构造法学体系,在大学时期马克思从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中并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找思想。在《莱茵报》时,马克思站在黑格尔主义哲学基础上,从理念出发批判德国的现实,批判现实的国家,现实的法,现实的婚姻等。例如,他认为当一个国家离开国家的观念时,世界历史就需要决定其是否还值得继续存在的问题。当现实的法庭站在私有者利益的立场上审判林木盗窃案时,马克思提出真正的国家(即符合国家观念的国家)就应当大声疾呼“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在1843到1844年间马克思又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去批判现实,思考共产主义的问题。
思辨哲学就是这样,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一般人中引伸出人们的一切是关于社会自然,即得出共产主义是人向人的本质的复归。在这时期马克思思想特点是,从哲学基地上出发,先设想出理想的哲学理念,然后再用理想的哲学理念去批判现实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在《莱茵报》为劳苦大众辩护时就是这样,也就是说这时的马克思也还是从想象、从理念出发,还不是从现实出发,还没有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思想哲学。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丢掉唯心主义的脱离现实的思想,从现实出发,他说“德国哲学从天而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问上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三、马克思反对思辨哲学,主张研究实证科学,看重人民群众
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以下面的方式发展: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轻视物质利益重视思想观念是黑格尔主义者的共同特征。青年黑格尔派提出“英雄=精神,群众=粗糙的物质”当利益和原则发生冲突时,原则几乎总是压倒利益,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利益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德国唯心主义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现实实践,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立。青年黑格尔派宣布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青年黑格尔派认为,革命不成功,从一开始就是因为唤起了人民群众的热情,只有伟大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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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部分相对立革命才能成功。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的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嘲而思辨哲学认为革命不成功从一开始就是因为唤起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所以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只有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前面,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绘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足从对人类历史发展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提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问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种哲学观从其致力于哲学理论研究开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有过明确的表述。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说,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实现的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缺陷。正式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
实际上马克思就是反对从原则出发反对从抽象思辨出发来分析问题,他提倡从现实出发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实证科学的研究来解决问题,提供解释世界的总原则总公式从原则出发解释世界被看作是哲学的任务,从原则出发解释世界必然具有幻想的性质,马克思反对脱离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哲学道德体系。马克思说过不应该像德国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阐明家庭,从人的概念来想象现实的人。
马克思反对哲学实质上是反对德国唯心主义思辨的精神实质,马克思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利对立的解决绝不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是理论的任务。
从马克思说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到马克思否定哲学,否定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主要是现实的需要。虽然哲学是马克思的兴趣,但马克思不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兴趣而牺牲理想的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马克思不是为了哲学而去研究哲学,马克思也并不是单纯为了建立理论体系而研究理论,他们始终把自己的理论活动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经济基础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消灭私有制以及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这在以前的哲学是没有的。马克思否定思辨哲学,研究政治经济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然后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成果来指导经济学的研究。
马克思否定思辨哲学,主张研究实证科学,他从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看问题转变为从现实出发,从现宴的人,现实的生产关系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全部上层建筑,完成了哲学上的伟大转变。马克思否定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否定全部哲学,他所否定的是脱离现实的纯粹的空洞抽象和思辨因为这样的哲学除了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以外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的哲学不和现实联系,不能指导现实。而马克思否定思辨哲学,研究政治经济学,创立了新的唯物主义,它的新体现在“改造世界”体现在实践,体现在人民群众中的应用,体现在哲学为改变现在不合理的现实而发挥作用,而且,这样的哲学能正确的发挥指导作用。这样的哲学只能是强调从现实的人出发的新唯物主义而不是思辨哲学。
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要让人民群众真正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就需要我们在教学和宣传中准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防止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过去革命年代我们存在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实质上都是主观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现在我们仍然存在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条条框框化,庸俗化,老师在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应付各种考试在背马克思主义,而他们根本不去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就造成马克思主义成为新的教条,在许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东西,只是写在党的文件里的口号,这样就容易造成人们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容易造成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这就很难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提出的理论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剥削,向往未来的社会是消灭贫穷,消灭剥削,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人的本质得到完全复归的社会。我们今天的理想和马克思当时的理想有一致的地方,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消除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不合理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最大限度的体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对人的异化要遏止,要改革制度中的弊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说,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党。在于党的思想、宣传、舆论引导,正确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