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考察报告范文

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原生态的自然景色是美的，对我们来说，原生态的课堂更是美丽的。一直致力于追寻一种理想的原生态的课堂，原生态课堂应该是怎样的呢？虽然这几年听到太多的关于课堂建设的概念和词语，我却一直没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到百度上查了一下，课堂是学生学习的场所。何为原生态课堂，没有查阅到有关部门的权威注解。

记得著名特级教师周一贯在《新课程语文课堂的诗情追寻》一文中强调：“原生态的课堂是绿色的课堂，和谐平衡是其根本特征。”

美国学者、教育家德利在《自主课堂》一书中，也大力提倡创造原生态的课堂环境，即和谐、民主、平等、活跃、自然的教学环境。

大家的经验告诉我，我理想中的原生态课堂不是“高效课堂”、“优质课堂”的对立面，而是对新课程理念的发展理解和具体体现，它应该是一群自由的思想者展示自我的舞台，是生命成长的原野。

带着对原生态课堂的追问，在名师办老师的组织下，我们一行10人来到了南京。为期5天的学习之旅很短，却让我着实体验了一番大美、自然的原生态风光，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点：

一、教育智慧伴随学生成长

南京的学习中，吴正宪老师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开启了我的灵光。我意识到原生态课堂需要以教育智慧伴随学生成长。

吴老师以《乘法分配率》为例，讲了A、B两位教师不同的处理方式。前两个环节，两位教师的处理是一样的，都是先从生活中引入，创设了2—3个生活情境。然后教师提出问题：“通过刚才这一组组算式，你发现了什么？”A教师和B教师在这里分道扬镳。

A教师在学生说出“两个数的和乘以第三个数，等于这两个数分别乘以第三个数，再加起来”后，如获至宝，马上引出乘法分配律。

而B老师是这样处理的。他说 “每个同学独立思考，把你发现的记录下来”，给了每个人思考的空间。学生1说：“我发现，买衣服时，一套一套的买，和把所有的上衣、裤子加起来，结果是一样。”学生2说：“不管买衣服，还是什么情景，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学生3说：“可以用字母表示，(a+b)=ac+bc，还可以用符号来表示。”

怎样让学生真正会学习，学会真知识？从吴老师的讲座中，我顿悟到智慧的教育需要教育的智慧。记得2011版《数学课程标准》指出，“学生应当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经历观察、实验、猜测、计算、推理、验证等活动过程。”B老师让学生在课堂上自己联系生活思考，让多数同学经历了从特殊到一般的数学归纳过程，他们学会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空空的理论。这就是我一直在探寻的原生态的课堂吧。

有幸听了牛献礼老师《认识周长》一课，更是让我明晰了这一认识。牛老师先让学生描长方形的边线，再将周长从面上剥离出来，从而在学生脑中建立了清晰的“周长”表象；通过进一步的测量，使学生领悟到周长是可测的，它等于图形一周所有边的长度之和，这是建立周长概念必不可少的一步；再让学生应用周长的意义进行判断和推理，解决数学问题。看学生们兴致盎然，在动手动脑、在探索中学习了知识，我看到了牛老师的教育智慧。

记得吴正宪老师以《面积的估算》一课为例，总结了这样两句话：具体情境选单位（一学段），问题解决选方法（二学段）。她认为“数方格”的设计没能充分体现出估算的学习价值，只是把估算当成一个操作技能来教了。通过“寻找区间”，培养了学生的估算意识，这个上限、下限的确定，使学生充分体验了估算的意义。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将方格等分成更小的方格，使学生体会到了“极限”的数学思想，获得了基本的数学活动经验。她的做法向我解读了新课标的精神：“要引导学生体会和运用数学思想与方法，获得基本的数学活动经验。”

吴老师和牛老师的讲座中，我感到迎面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初谙原生态课堂的清香。我看到了在教师教育智慧的点拨下，学生自然的成长。课堂像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原野，我仿佛听到了小麦拔节的声音。

二、我的课堂我做主

令我震撼的是在石鼓路小学宋菲老师执教的《徐悲鸿励志学马》一课中，孩子们的表现。“我的课堂我做主”——这是他们留给我的印象。

整节课，宋菲老师始终站在白板的后面，孩子始终站在讲台的前面。孩子落落大方，侃侃而谈，谈体会，谈理解……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话语模式，孩子们会说：“我讲完了，谁来补充？”他们勾勾画画，指指点点。在孩子们思维的交流碰撞中，一篇课文的解读慢慢完成了。看着眼前这群生机勃勃的孩子，我感受到了“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意气风发。这是作秀做不出来的。换句话说，宋老师这节课在其它学校上不下去，因为石鼓路小学长期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真正成了课堂的主人。正如刘虹老师点评的那样，学生们自己提问，自己回答，自己质疑，自己补充，自己评价，老师微笑着点拨、倾听。这仅仅是四年级的孩子啊！原生态的课堂，不就是在这种和谐的自主发展中生成的的吗？

遥想两千年前，绿草如茵的河畔，孔子的弟子们围坐在孔子身边，有的蹲着，有的坐着。老师拨动琴弦，弟子们跟着唱起歌来，歌声融进温暖的春天里。在这歌声中，弟子们开始谈论着自己的志向，孔子时而投去赞许的眼光，时而微微点点头，时而侧耳倾听，时而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多么令人神往的“原生态”课堂，在这涌动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现在石鼓路小学的学生让我感受到了置身于这样美妙的“原生态”课堂的畅快！课堂上学生如沐春风而乐此不疲，学习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让我一直思而不得的“原生态”课堂，就是这样意外的呈现在我的眼前的。此行的收获，是这么沉甸甸的。

南师大，被誉为“东方最美的校园”。我漫步其中，不仅感受了这所具有110年历史的学校的厚重和底蕴，更感受到了学生的主人翁地位。孙精辰（2011年硕士研究生）的萨克斯管独奏演唱会，奚江（2011年硕士研究生）手风琴独奏音乐会，某某学生的个人画展，某某人的书法作品展……这个东方最美的校园，完全成了学生展示个人风采的大课堂。同一个城市里的南大校园里，在同样具有百年历史的学校礼堂里，学生社团正在演出话剧《蒋公的面子》。学生自导，自排，自演，将昔日的历史酣畅淋漓地展现在大家面前。从他们的成果中，我又一次感受了原生态课堂的魅力！

五天的学习是短暂的，但是给我的冲击是很大的。反思自己的工作，虽然做了不少事情，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借这次学习所激发的激情，我想今后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系统地学习相关的教育教学经典著作。

近年来，接触了不少流行的名词，如高效课堂、小组合作、先学后教、学本课堂、问题导学等，也看了不少报刊杂志，但总的来说是比较零碎的，不成体系的，正所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比如高效课堂的操作策略，如何在课堂上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等等，对这些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也仅限于听说过而已，没有深入地学习。所以，今后打算系统地、深入地学习相关的理论著作，开启自己的教育智慧。

二、将学到的理论落实到实践之中。

学习理论的目的，终究要用在实践上，否则，不管什么理论，都没有用武之地。生活中，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让我们在实践的层面裹足不前，比如不管怎么教，只要能把学生教会就行；比如，先学后教，学生能学会吗，学生学不会，教师再教岂不更麻烦；比如，小组合作，学生纪律差怎么办……所以，要想把课堂改革进行下去，首先得改革自己，要敢于把过去的自己摔得粉碎，重新再来，在坚持不懈的实践中塑造一个新的自我。

希望自己的努力，最终能够构建自己理想的课堂，以自己的智慧带领学生一起实现生命的成长。

最后，我想说的是，感谢教体局的领导，感谢名师办的老师们，是你们创造了这么多的机会，让孤陋寡闻的我们见识到了仰望中的大家：魏书生、张志勇、李志刚、王文英……我们仰之弥高的大家，带着自己的学识和人格魅力鲜活地来到了我们身边，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也产生了“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境界；感谢你们，是你们创造了这么多机会，让我们走出莱阳，来到了广阔的中国教育大地上，汲取着丰富的营养，使我们这些普通人也拥有了“莱阳教育，我的责任”的豪迈壮志。

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我看到了下面这段话：

有一个未来的目标/总让我们欢欣鼓舞/就像飞向火光的飞蛾/甘愿做烈火的俘虏/在一往情深的日子里/谁能说得清什么是甜什么是苦/只知道/确定了就义无反顾

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

历史背景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怎样问世的呢？从1926年下半年起，随着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革命的胜利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在全国许多地方开展起来：湖南、广东、湖北、江西、河南、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农民运动发展势头良好，至1926年6月，农民协会已遍及粤、湘、鄂等17个省，全国有200多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组织，入会会员达915万多人。

因为农民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旧恶势力等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统治制度，因而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变革。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很快使各地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旧恶势力的利益受到了严重冲击，这不仅遭到其利益保护者兼既得者——和封建地主豪绅的共同诋毁和大肆破坏，也遭到中共内右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责难。其中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就不愿意接受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1927年春夏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让中共的力量和农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

二、深入湖南县乡多地作

认真调研考察

为了回击和驳斥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从湖北回到湖南长沙。从1月4日到2月5日，他在中共湘南地区执行委员会第一届执委委员戴述人等陪同下，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32天里，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在乡下和县城，广泛地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首先考察了韶山的农民运动，不但因为这里是生他养他的故乡，更是他亲身领导发动农民运动的第一块“实验田”。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为了取得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1925年2月初，利用养病的机会从上海回到故乡韶山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同年6月，在主持下，湖南农村第一个党支部——韶山党支部成立。这次回韶山考察，就是在韶山党支部书记毛福轩等人的协助下，通过走亲访友、访贫问苦的形式，广泛接触农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道路，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发展农会组织。

在湘乡县调查时，当地的农会干部向汇报说：“县里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他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10块钱要求参加农会。”鼓励他们说：“对这样的大土豪我们要打击，对贫下中农我们要依靠，对中农我们要团结。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别国群而不散，我国散而不群；别国强，我国弱；别国富，我国穷；别国工业发达，有飞机大炮，我国仍是大刀长矛多。要想国家强盛，人民不受压迫和剥削，就要起来干革命，团结起来，打倒列强，驱除军阀。”

在醴陵县考察时，农会干部报告：醴陵县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会组织；后来看见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很有生机，他怕站在农会的对立面受到打击，便调转方向又是向农会干部低头作揖、又是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并希望加入农会。听后说：“这就好得很，说明农民运动有前途呀，一切权力就应归农会！”

在32天的考察期间，就住在农会或农民的家里，吃农民自己种的地瓜干、萝卜、青菜和辣椒，每顿饭都主动付饭钱。2月5日，结束考察回到长沙后，先在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受到了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真实

反映了农民运动情况

1927年2月12日，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湖北武昌。因当时反对农民运动的调门很高，并攻击农会干部和农民是土匪，提出要派兵镇压。各地的农会干部和群众也呼吁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给予支持，并公开农民运动的真相急需要一篇来自基层一线的报告，让社会各界了解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深感肩上责任重大的回到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所在地湖北后，顾不上休息一下，就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内，开始埋头伏案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他考察深入基层，手头拥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经过半个多月认真梳理、草拟提纲、撰写文稿、多次修改，最终于2月底写成了这篇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

在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及时明确地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对策，他的基本思想是：第一，热情支持农民运动，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在报告中称赞“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第二，指出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认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是农民的民主势力封建势力的革命。因此，极力主张“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肯定了“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意义。第三，精辟地分析了农民的各阶层，指出贫农是农村中最革命的力量。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具体内容中，摆了许多生动的事实：第一部分是回答了人们对农民运动不同看法的问题。一是“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用湖南农民运动的事实，否定了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指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二是“组织起来”。他看到“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三是“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他在湖南看到农民“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四是“糟得很”和“好得很”。他指出：农民运动“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五是所谓“过分”的问题。认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力。”六是所谓“痞子运动”。通过湖南农村的事实，为农民运动正了名。七是“革命先锋”。在报告中指出：“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他的结论是后者。

第二部分则是具体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在报告中说，“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第一件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第二件政治上打击地主。第三件经济上打击地主。第四件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第五件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第六件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第七件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第八件普及政治宣传。第九件农民诸禁。第十件清匪。第十一件废苛捐。第十二件文化运动。第十三件合作社运动。第十四件修道路，修塘坝。总结这十四件事时指出：“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还热烈赞颂大革命中的农民群众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尖锐地批评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他明确地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摧毁封建武装，重组农村政权。这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之后，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反响强烈

从1927年3月5日起，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报刊上连载。当时主管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非常重视这个报告，他于3月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两章。同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刊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扩大会上谈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并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很快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它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在湖南，广大农民群众从掌管乡政权发展为要求掌管县政权，从减租减息发展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公平分配土地，农民群众夺取地主武装、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在随后、相继背叛革命的极为险恶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

的这份报告问世后便好事连连，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新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3月20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担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4月2日，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等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4月4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负实际主持之责。

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距今已经发表90多年，这份报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其中的历史价值，使我们真正懂得农民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同盟军。这份报告还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论什么问题只要深入群众中去就不会成为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在当前全国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重读这份报告，仍然给人以启迪的作用。

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马达汉（CarlGustafMannerheim，1867—1951）①，芬兰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1944—1946年任芬兰总统。马达汉祖籍瑞典，1867年出生于沙皇俄国的藩属芬兰大公国，曾担任过沙皇的宫廷近卫和御马官，并在1905年参加了日俄战争。受俄军总参谋部指派，马达汉于1906—1908年前往中国进行军事侦察，目的是探明清政府在新疆和甘肃的实力，清朝地方官员对待“新政”的态度，并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为掩盖其军官身份，马达汉作为法国伯希和探险队的成员前往中国，并与“芬兰-乌戈尔学会”、芬兰国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安特尔委员会”达成合作，为他们收集古代文物。1906年7月，马达汉从莫斯科出发，经俄国统治下的塔什干、安集延等地，于8月进入中国边境。由于考察新疆是马达汉此行的重点，所以他先对南疆的叶尔羌、和阗进行考察，后返回喀什噶尔向北行进，重点考察了阿克苏、伊犁地区、喀喇沙尔、迪化（今乌鲁木齐）、古城（今奇台）、吐鲁番、巴里坤、哈密等地。马达汉所选择的路线与其他探险家的路线不尽相同，时而偏离传统的丝绸之路，期间六次翻越天山。离开新疆后途经安西、兰州、西安、郑州、石家庄、太原、归化（今呼和浩特）、张家口，于1908年7月到达北京，结束了为期两年的考察。马达汉每到一处便与当地的官员结交，了解当地情况。马达汉停留时间较长的地方多为军事重镇，对当地的军事布局和兵力情况尤为关注，他还亲自绘制了18座城市的草图和许多路线图。此外，马达汉对阿布达尔人、土尔扈特部、撒里和西拉尧乎尔（即今裕固族）等少数民族族群进行考察，还前往拉卜楞寺考察，其后又在五台山拜见了避难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尤为可贵的是，马达汉将自己每日的考察活动写成详细的日记[1]，并在考察过程中拍摄了1300余幅照片②，这些已经成为今天研究清末社会的珍贵材料。近年来，随着马达汉西域考察相关资料的陆续翻译出版和新疆档案馆相关档案的公布[4]，马达汉西域考察研究逐步展开。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趋势

国内关于马达汉西域考察的研究以2000年为界，2000年之前的研究较少。专门论述马达汉的文章仅有刘爱兰、房建昌的《芬兰总统麦耐黑姆光绪末年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5]一文。该文总体介绍了马达汉的亚洲考察，是很多学者“结识”马达汉的契机。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马大正先生，他阅读该文之后，对马达汉的印象有二：“在众多新疆考察的外国人中还有一个芬兰人，其经历当属奇特；对该文的题名大不以为然，考察时马达汉仅是一个俄国军官，怎么能配上几十年后当上芬兰总统的头衔！？”，此后马大正先生开始关注马达汉新疆考察的情况，但收获不多。2000年以后，国内知道马达汉的学者日益增多，这得益于马大正先生与王家骥④先生的结识。马、王二先生就马达汉新疆考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情况进行洽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下，“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00年度重点研究项目正式立项，可以说是我国学界系统研究马达汉新疆考察的开端[2]10。国内关注马达汉西域考察研究与“马达汉新疆考察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不无关系。2006年8月20日至9月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主办、新疆社会科学院协办的“马达汉新疆考察国际研讨会”，分别在芬兰赫尔辛基和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中芬学者于乌鲁木齐会议后联合赴南疆，沿着马达汉当年在南疆考察的主要线路进行了野外考 察。中芬学者提交20余篇论文，后经马大正、厉声、许建英三位先生整理并出版了《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此后，由于中芬学者的友好合作，“马达汉中国西部图片展”在中国进行了三次展览①。此外，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芬兰中国协会联合主办的芬兰马达汉中国西部图片展于2010年6月7日在友协和平宫举行。2012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和新疆电视合拍摄的大型情景再现式纪录片《百年新疆》②（又名《一百年前的探险日记》）拍摄完成，其中第四集《马达汉•古道谍影》专门讲述马达汉新疆探险。以上会议、图片展览和纪录片对于国内了解马达汉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促进了马达汉西域考察的研究进程。自2000年以来，国内研究马达汉的学者不断增多，也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总体介绍马达汉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王家骥先生所著的《马达汉》是一部以学术研究为基础，运用读者容易接受的手法和文字撰写的评传，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介绍马达汉的著作。该书介绍了马达汉的个人经历，并以马达汉所写考察日记为依据，着重介绍马达汉1906—1908年的亚洲之行。此外，该书还涉及马达汉与伯希和中亚组队问题、马达汉错过莫高窟等问题，尤其是在探讨中亚组队问题时，提到了马达汉的妹夫路易斯•斯帕热伯爵加入探险队而被伯希和所拒绝一事。伯希和对马达汉多方刁难，这些在其他论著中均未得见。马大正《芬兰探险家马达汉西域考察的经历与研究》一文综合性地介绍了马达汉1906—1908年在中国（尤其是新疆地区）的探险活动，并强调马达汉新疆考察在新疆考察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马大正《略论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的新疆考察》一文整体介绍马达汉新疆考察活动及其遗产的历史价值，尤其要重视马达汉所绘制的11幅不为史籍所载的城市布局图；同时提到了与马达汉同时期前往新疆考察的其他探险家，并与伯希和、日野强进行了简单的比较；更正了耿癉在《译者的话》中关于马达汉的三个失实之处：马达汉未曾担任伯希和探险队中哥萨克卫队长一职，马达汉被授予“元帅”称号是在1942年，马达汉1917年回国的真正原因是投身芬兰独立事业，但是其盗掘文物的行为概括了马达汉与日野强考察的四个相同点：同为军事性质考察，都是军人身份，考察时间相同，都有记录考察经历的资料传世；两个不同点：马达汉对军人身份进行了伪装而日野强没有，二人服务对象不同。杨恕《论曼涅海姆新疆考察的学术意义》一文强调了马达汉考察对于中国西北地区地理环境、民族民俗和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的意义，尤其要充分发掘马达汉拍摄照片所能反映出的信息，与传统文献相补充；同时还要加强对其他探险家考察成果的研究，将其中现代意义的科学记录运用到自然地理环境的研究之中。王家骥《马达汉新疆考察日记和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一文从清政府对外关系，英俄日三国对我国新疆地区的渗透，清政府推行“新政”产生的效果，新疆历史人物及事件，地方官员贪污及清末新疆地区屯垦戍边等六个方面，介绍了马达汉新疆考察日记和回忆录的史料价值。许建英《马达汉新疆考察的资料收集及其方法》一文将马达汉收集到的资料分门别类，并探讨其获得资料的途径及资料的学术价值。刘明《试述芬兰探险家马达汉在新疆的民族学调查》简要介绍了马达汉1906—1908年的考察活动及其学术价值，并与同时期的外来探险家作比较。此外，闫存庭《芬兰探险家马达汉视域下的清末中国社会———〈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述评》、王家骥《马达汉的新疆考察与其人其事》、孙宏年《马达汉的“亚洲情结”》、张金秋《曼纳林不为人知的中国考察》四篇文章均对马达汉中国考察一事做了综合性介绍。

（二）关于马达汉亚洲之行所拍摄照片的研究成果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国内对马达汉的研究主要围绕其所拍摄的照片而进行。邓明《马达汉照片探秘：清末兰州辕门》一文，以马达汉所拍摄的兰州街道照片为中心，引用兰州谚语对照片中人们的行为进行解释，进而将马达汉所拍摄照片与乾隆年间《皋兰县志》中的《督署图》、光绪年间的《金城揽胜图》对比，证明照片中的地点是兰州辕门，并根据传统史籍叙述了兰州辕门及城市构造的情况。习习《读图笔记》[16]以《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为基础，从中选取了八组照片（柯尔克孜猎人和他的猎隼、固满的一名乞丐、穿越排山卡口、凉州北城门上的城楼和凉州街景、兰州的大年初一、受过基督教洗礼的中国妇女、教堂餐厅、柳大沟的三名妇女）进行了阐释。王家骥《马达汉二十世纪初新疆见闻录》[17]一文详细地介绍了马达汉在叶尔羌和阿克苏的活动，并附有相关图片。殷德俭《“定格于瞬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的魅力》一文先整体介绍了目前国内可见的马达汉所拍摄照片的情况，强调这些照片的重要性，认为马达汉拍摄照片包括了人物、风景、文物、市井、民俗等方面，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等领域，将马达汉拍摄照片的兴趣点与其考察任务挂钩，强调所拍摄照片的纪实性，并提出与同时期的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所拍摄的照片进行对比研究的构想。

（三）运用马达汉相关资料阐述清末社会的研究成果利用马达汉日记来研究清末社会（尤其是新疆地区）的一些问题，是目前国内研究的主要方向。周轩《俄属芬兰男爵曼纳海姆（马达汉）西域考察中的官员交往》一文叙述了地方官员对马达汉隆重的招待及马达汉对他们的认识，并根据正史记载叙述了他们的命运，进而探讨清末新疆地区的买官行为和官吏问题，认为重金买官行为促使官员在有限的期限（一般为3年）内大肆敛财以收回买官成本，从而加重了问题。李方《从马达汉日记及报告看1906—1908年中国铁路修建的状况》一文以马达汉考察日记中关于中国铁路的资料为主，着重介绍了马达汉打听到的关于修建新疆铁路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张家口经呼和浩特经古城通往新疆，另一条是从西安、兰州、哈密到乌鲁木齐。清政府将修建铁路的任务分派到各省，因此各省需要自行筹集资金。在马达汉看来，当时中国修建通往新疆的铁路困难重重，而在收回路权运动之后外国人仍占据着中国铁路部门的诸多要职。闫存庭《从〈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看清末的新疆社会》以马达汉考察日记为基础，介绍新疆农牧、商业以及民众生活等情况。闫存庭《马达汉笔下的喀什噶尔社会述略》和吴孝成《外国人眼中百年前的伊犁》两篇文章将日记内容与单个的地方社会研究相结合。

许建英《马达汉笔下的新疆民族与社会》一文以马达汉日记为基础着重对新疆族群进行梳理，认为清末新疆地区民族种类实际上比我们现在所划分的更多样，更复杂，其中阿布达尔人、什克韶人、多浪人等现均已被划入到维吾尔族中。因此要对马达汉所提到的那些族群进行深入研究，从尊重族群独特性的角度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原各族群的称呼并且重新划分其民族。闫存庭《从另一种角度解读清末新疆土尔扈特人的社会生活———以马达汉笔下的卡尔梅克人为研究对象》则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对马达汉访问过的少数民族卡尔梅克人进行叙述。马大正《芬兰探险家马达汉访察卫拉特蒙古述略》，通过描述马达汉所交往的纳生巴图等卫拉特人，进一步探讨马达汉对卫拉特人风俗习惯的认识和在卫拉特游牧地所做的军事考察。孙宏年《马达汉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以1908年的五台山会见为中心》一文以鲜为人知的马达汉觐见十三世达赖一事为中心，叙述了此事的过程，尤其注意到十三世达赖对清廷的防范和亲俄行为，并将此事置于英俄在中国西部地区角逐的大背景之下探讨此事的意义。苗普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有关马达汉新疆考察档案述论》一文以新疆档案馆馆藏的马达汉新疆考察相关档案资料为基础，列出了马达汉在新疆考察的行走路线，到达或离开各地的时间并与日记中的记载比较，得出二者基本一致的结论；探讨了马达汉在南疆地区无护照旅行，所持护照与抄件上汉文名字不一致问题以及私自变更路线问题，认为马达汉私改路线是为了搜集军事情报。阿拉腾•奥其尔《马达汉〈军事考察报告〉述评》一文以马达汉的军事考察报告为基础，探讨了马达汉考察的军事性质。认为《军事考察报告》对于我们研究马达汉，了解当时沙俄侵略中国的阴谋、清末社会状况、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有重要意义，应该得到学界重视。该文是国内首篇专门介绍马达汉军事考察的文章，写于中文版《军事考察报告》出版之前，在当时价值颇高。此外，还有学者在论证其他问题时引用了与马达汉相关的资料，例如艾力•吾甫尔《新疆阿布达里人渊源考》等文。马大正先生和厉声先生在“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提出“应将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放到清史、新疆地方史、新疆探察史、中亚地区史，以及20世纪国际地缘政治等大背景下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的目标。而目前国内的研究状况与这一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国外研究状况及趋势

马达汉西域考察问题也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其中主要以芬兰学者为主，限于条件，遗漏较多，只能做部分介绍。国外对马达汉的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早期对马达汉的研究主要从文物考察、民族学调查、气象探测等方面进行，而鲜有论及其军事考察的著述。这与芬兰人民的民族情感有关，芬兰人不愿意承认其民族英雄竟然为沙俄帝国主义服务。苏联解体之后，苏芬之间一些敏感的问题得到缓解，使得客观地评价马达汉在芬兰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可能。1992年赫尔辛基大学开始举办关于马达汉的公开讲座，其中也包括关于马达汉西域之旅的述评讲座。1999年芬兰文物局举办了题为“1906—1908年马达汉在亚洲腹地”的大型展览会以展示马达汉的西域之旅，并编辑出版了有关的论文集和光盘。

1998年，芬兰电视台赴我国新疆实地拍摄的电视片“马达汉西域考察纪行”，也已刻录为VCD光盘出售[8]5。就目前笔者可知资料而言，与马达汉亚洲考察相关的作品主要有：《马达汉从东突厥斯坦收集的考古文物研究》（A.M.TallgrenTheManner-heimArcheologicalCollectionfromEasternTurkestan）、《马达汉收集的墓碑古籍残本》（G.RaquetteCollectionofManuscriptsfromEasternTurkestan）、《对亚洲腹地几个部族的人类学体型测量》（KaarloHildenAContributiontothePhysicalAnthropologyofSomePeoplesinCentralAsia）、《马达汉收集的佛经残片》（J.N.ReuterSomeBuddhistFragmentsfromChineseTurkestaninSanskritand“Khotanes-e”）、《四份维吾尔商业文件和蒙古方块字文书残片》（G.J.RamstedtFourUigurianDocuments；FragmentofMongolian“Quadratic”Script）、《马达汉考察时的气象记录》（Runar.MeinanderMeteorologicalNotesMadebyC.G.MannerheimduringhisTravelsinCentralAsiain1906—1908）、《马达汉的地图测绘》（A.K.MerisuoC.G.Mannerheim’sMappingWorkonhisJourneyacrossAsiain1906－1908）①。哈里•哈伦是芬兰学术界研究马达汉的旗帜性人物，他的《马达汉：一名战士和地理学家》②、《马达汉1906—1908年由西至东穿越亚洲之旅的分析索引：地点、人物和一般术语》③以及由他编辑的《马达汉1906—1908年在中国作为军事间谍的笔记》④都是与马达汉西域考察相关的文章。目前笔者所见的国外研究主要是收入马大正、厉声、许建英整理主编的《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一书中的会议论文。高歌《马达汉在亚洲的岁月：1904—1908年》（许建英译）综合性地介绍了马达汉在日俄战争及亚洲考察中的活动，着力探究了马达汉在地理学、人种学及古代遗迹学等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马达汉收集到的大量唐卡、公元6世纪的文书、用蒙古文方块字形式写成的佛教文书价值极高。蒂默•纳拉耶尔维《马达汉中国探险：新疆考察时的猎人和骑手》（许建英译）围绕马达汉对马匹和狩猎的极度喜爱这一主题，先介绍了马达汉中国考察的任务（包括军事侦察和文物收集）及完成情况，认为马达汉既出色地完成了两项任务，又不忘自己的兴趣：狩猎和马匹。蒂默•纳拉耶尔维认为瑞典文日记原稿中包含着更多能反映马达汉与马匹关系的细节，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探讨马达汉错过莫高窟的原因时，蒂默•纳拉耶尔维认为马达汉对佛教文书不感兴趣是主要原因，并非单纯地忙于狩猎，而马达汉缺乏对古代文物的兴趣和鉴赏能力是因为未能得到专家的指导。哈里•哈伦《马达汉男爵骑马亚洲之行和……》（许建英、杨卫东译）将原版日记中关于马达汉在考察期间乘坐马车、悬轿及火车的未公开发表的部分章节补录出来，说明马达汉亚洲之行中所用的交通工具问题。通过探讨交通工具的使用情况，可以对路况及马达汉身体状况进行探讨。其中在补录章节中有一段涉及马达汉与伯希和等法国探险队成员结识的文字，这是在中文版日记中见不到的，故而在探讨马达汉与伯希和关系问题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补录文字中还涉及道路里程问题，可用于探讨马达汉的行程问题。

阿尔伯•雍杜宁《俄国地缘战略对马达汉的影响》（王家骥译）将马达汉军事勘测任务与米留亭制定的军事勘测地理计划做比较，介绍了米留亭军事思想对马达汉的影响。认为马达汉的军事考察报告和绘制的地图在俄国的亚洲政策中得到运用：在对抗日本失败之后，俄国尝试扩大在中国新疆、蒙古以及马达汉所调查地区的影响，这与国内研究者们所认为的军事考察报告未能得到有效利用的观点不同，值得思考。珀提•殷克宁《从军事情报角度看马达汉上校的亚洲之行》（杨卫东、陈海涛译）先介绍了马达汉考察的背景：清政府的新政改革引起俄国关注，而依据数十年前普尔热瓦尔斯基等军官所收集到的关于中国的情报系统需要更新。继而介绍马达汉军事报告及其成果，该文写于中文版《军事考察报告》出版之前，在研究马达汉考察的军事性质方面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彼特•桑德伯格《摄影家马达汉》（许建英译）利用马达汉与其家人、伯希和的往来书信中的相关信息探讨马达汉在考察中所使用的照相机型号为鄂奈曼•克拉普，这是当时配置最先进的一款照相机。继而探讨马达汉携带感光板及冲洗照片的艰辛，并对马达汉所拍摄照片进行评价，认为他拍摄的人物照最为生动。碧丽瑶•瓦丽瑶拉《马达汉与芬兰国家博物馆》（杨卫东译）以马达汉所收集文物为主线，介绍了马达汉考察前为进行人类学调查所做的准备，包括阅读前人中亚考察的指南书目，向前辈（G.J.兰司铁、奥托•唐纳等）请教。又依据《马达汉1906—1908年由西至东穿越亚洲》一书介绍了马达汉收集的文物情况，最后介绍了考察成果的分配情况：人种学实物和其全部手稿归芬兰国家博物馆，照片所有权属于芬兰-乌戈尔学会，唐卡及一些佛教用品、作为礼品接受的东西为马达汉所收藏，现在可以在马达汉家庭博物馆里看到。收藏于芬兰国家博物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的这部分资料大多数已经出版或者用于研究。由于马达汉考察时芬兰国家博物馆尚处于筹备阶段，所以马达汉收集到的文物对芬兰国家博物馆而言意义重大。阿里•麦克莱《马背之旅的开始：马达汉1906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今天与100年前观点之比较》（杨卫东、陈海涛译）旨在研究马达汉在奥什为旅行所做的准备工作，并与现在当地情况对比。作者在亲身考察之后，将自己目睹的吉尔吉斯斯坦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市场形势等与100年前马达汉关于该地区的记录相比较，认为这100年间当地的马匹价格、工资水平、人们的服饰没有多大变化，而当地的环境却变化很大，马达汉当年常常见到的山顶积雪场景现已少见。作者认为可以沿着马达汉的旅行路线建立一条“研究走廊”来监测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尤哈•杨虎嫩《马达汉在拉卜楞寺》（许建英译）一文依据马达汉考察日记叙述了马达汉在拉卜楞寺考察的过程，并注意到马达汉因为没有拿到前往拉卜楞寺的推荐信并且拒绝当地“强人”的安排与“帮助”而遇到当地人恐吓和刁难的问题。认为马达汉对拉卜楞寺的考察虽不及俄国探险家G.N.波塔宁、P.K.科兹洛夫等人深入，但他所拍摄的该寺照片却价值颇高。

三、小结

通过对马达汉西域考察研究进行综述，可以看到：21世纪以来，国内外对马达汉的研究由冷到热，逐渐展开并深入。目前，国内对于马达汉西域考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综合性地介绍马达汉西域考察、沿途所拍摄照片、所记述的清末社会现状三个方面，尚未全面挖掘，仍有诸多内容以待后人研究和拓展。国内对于马达汉的研究主要依托于外文资料的翻译，所以加紧对相关外文资料的翻译、出版是当务之急。我们相信，伴随着更加丰富的相关外文资料的翻译，马达汉西域考察研究会结出更多的硕果。

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诚所谓“不打不相识”，今向贵边防局诸位官员阁下去信，非是抱怨，实是沟通。只有充分地沟通，才能了解两国在“公务考察”等方面的“习惯”和“差异”，以有效消除今后中国各地“公务考察”团组进入贵国可能出现的尴尬，避免他们回国后可能遭到的不必要的麻烦。

坦率说，去年11月敝“公务考察”团被贵边防局官员拒绝入境并遣送回国，我们确实感到非常遗憾。特别是，由于中央纪委最近公开通报了处分决定后――比如，我们的团长徐文艾同志受到了被撤销党内职务和副检察长职务的严厉处分――我们更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舆论汹汹呀，有说我们是“恬不知耻，丢人丢到国外”的，还有上纲上线，竟称这是“国际丑闻”的。我们现在犹如落水之犬，谁都可以“打上一棍”，特别是那些时评作者，马蜂一样紧叮不放，总是蜇人痛处。

我们冤哪！

诸位有所不知，在敝国，领导干部出国“公务考察”，那是非常名正言顺和冠冕堂皇的。许多地方还有明文规定，厅级领导、处级干部一年分别可以出国两次和一次，如此等等。

诸位都是负责边防检查的官员，想必了解，敝国一年有多少“公务考察”的团组进入贵国。能够来的，大都是领导干部，那是大家的一种福利待遇。所以，“公务考察”也哉，多是帽子而已。想不到，诸位却顶真了。

贵国的导游就曾说过，来自中国的旅行团，“95％都是公务团，但有几个真正来公务的？”在敝国的领导干部之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因为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经常去参观，当地的官员就说：“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

所以，诸位拒绝我们入境并遣送我们回国，实在是有点小题大做，也实在是有点不通人情了。

至于说邀请函是伪造的，其实我们也是受害者。因为我们是全程委托中介公司操办的。在敝国，许多“公务考察”团组的活动，大都是由旅行社“一条龙”策划、服务的，从办理邀请函，到出国申请，再到代拍一些“公务考察”照片，出国回来后，还考察报告。这种流程，他们都有非常专业的操作，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报告版本，要多精彩有多精彩。

所以，诸位也确实是有点少见多怪了。

更何况，我们这次出国“公务考察”，敝国国内相关的审批部门是正式批准的，如果诸位当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入境也就入境了。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如今，我们当中，摘乌纱帽的摘乌纱帽，吃官司的吃官司。我们能够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大都是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的。不曾想，却栽在你们手里，不仅前功尽弃，还出“国际丑闻”了。

再说，我们来到贵国，那将给贵国带来多少消费啊。

坦率说吧，我们的“公务考察”，借用敝国历史上一位著名文学家的话说，多是“醉翁之意”，在乎的是“山水之间”。敝国每年到南非访问的有两百多个“公务考察”团，每个团组一般由五至六人组成，平均每人的花费五万到六万元人民币。如此，敝国的“公务考察”团一年在南非至少要花费五千万元。

明摆着，这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嘛。

我们这次满怀着热情去贵国，原也是想为贵国的经济发展略尽绵薄之力的，然而……照说，诸位不仅不应该如此顶真，还应该尽快开办几家专办中国领导干部考察、培训的机构，精心安排行程，比如，十天日程，一天考察或培训，然后就组织旅游、购物。

我们当然不能说诸位的行为是不友好的。但是，兹事体大，不仅关系到相当一批中国官员的政治前途，就是从贵国本身来说，也是一大损失。

这种事，日后也许诸位边防局官员再也没有机会补救了。自去年11月份“公务考察”团被贵边防局官员拒绝入境并遣送回国后，在敝国舆论哗然，震动颇大，众媒体纷纷谴责，有关部门作了严厉查处，并制定了相应防范措施。此事已作为反腐败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教材，引起各界关注和重视。

专此，布福！

某公务员

2007年10月10日

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创意城市与文化遗产

黄土文明的区域人类学研究

人类学视野中的世界伦理

多民族母语文学的跨学科交流

“性近习远”:人类文化的不同而和

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的实践和理论

人类学谱系中的“民族”与“族群”

尘埃中的民族志:简论阿来的故乡小说

文化遗产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实践

现象民族志:迈向有人类的人类学

文学人类学:迈向新的跨学科领域

人类学与虚构:以旅行小说为例

先锋派自传文学:现代性栖居的解构

世界变局与现代智库:一次未完成的交流

生命权力、治理权力与人类学研究

作为民族遗产的裕固族母语文学

西昌社会中的母语文学事象考察报告

马尔康县嘉绒语习得及使用状况研究报告

文化遗产辩:西传的针灸及其人类学意义

审美认同在《凯欧蒂神迹》中的体现

历史·记忆·真相——雾社考察记

境外之镜:美国《国家地理》的表述研究

蒙汉之间:东、西大期刺姓居民民族身份考察

图像人类学视野下贵州乡村建筑的时间痕迹

遗产“不是东西”——文化遗产的认同和表述

遗产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反思:文化遗产实践三例

谁造方块字,创开文明门?——汉字起源新说

文化遗存与古羌影响——从苏州平江路说开去

民族之间的跨国联系——西南、东盟与华人圈

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海峡两岸人类学圆桌对话

跨文化视野下的“表述中国”——王一燕教授访谈录

《凯欧蒂神迹》的文学人类学解读:本文与间性

多元记忆与层累历史——山西介休洪山实地考察

塬上有壁:介休张壁村与黄土文明的人—地育生观

侗族歌谣的实态和传承研究——以“鼓楼大歌”为例

天府成都:“非遗节”与博览园——节日与空间的互动

“地天通”和“绳梯”:中外古代思想资源的当代意义

从阿巴拉契亚到喜马拉雅——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访谈录

专栏主持人语:彝与印第安——诗歌中的文化交融

魂兮归来——读《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旅美诗歌选》

族群认同与文化表述——白马藏人服饰的遗产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地方民俗精英的地位与作用

拉纤号子及其文化环境——日本、中国、韩国的考察比较

人类学视野下的帝国遗产——围绕蒙古文化展开的演讲和对话

人类学与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凯利教授与开普兰教授演讲录

文化认同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专项学术讨论会

《布登勃洛克家族》,托马斯·曼,德国北部社会阶层:文学人类学的应用

中华始源与文明建构——“人类学与黄土文明”第13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会议综述

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第6篇

一、评议考察组工作情况

根据述职评议工作具体安排，评议考察组于9月6日在市旅游局召开了评议工作动员大会。市旅游局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二级单位、部分宾馆、旅行社、旅游景区负责人共49人参加了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评议考察组组长白同伦作了动员讲话，陶浩同志作了个人工作总结发言，进行了民主测评（测评情况附后）。会后，召开了相关单位负责人座谈会。9月7日至9日，评议考察组分别与旅游局班子成员及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和二级单位负责人共23人进行了个别谈话，查阅了有关资料。9月10日至17日，走访了市纪委、市办、部分旗县区分管领导和旅游主管部门，对未走访的旗县区发出了征求意见函。9月20日至22日评议考察组听取了自治区旅游局和市分管领导的意见。9月27日考察组召开会议，汇总各方面的情况，形成考察报告，并与陶浩同志交换了意见。

二、陶浩同志履职情况

陶浩同志自2006年12月任职以来，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市委重大决策，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政策水平、决策能力和较强的事业心；工作思路清晰，措施得力，求真务实。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团结班子成员，依法履行职责，与时俱进，构筑包头市旅游工作的新思路，集中力量，狠抓落实，旅游行业规模迅速扩大，旅游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为建设经济强市，提高城市品位和知名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06年和2006年实绩考核中陶浩同志被评为优秀。

（一）认真履行职责，旅游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陶浩同志任职以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我市旅游业得以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产业，正在成为我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市有旅行社39家，其中2006年至今新增21家；有星级饭店26家，其中新增8家，有A级旅游景区6处；今年又有成吉思汗草原生态园等7处申报晋级，目前自治区评审组对这7处景区的评审验收已经完成。两年来我市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收入等项指标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6年克服“非典”的不利因素，接待国内外游客196.5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71亿元，比上年增长25.34%。今年1～9月，全市接待游客203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34.43%，实现旅游收入1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4.64%。

一是旅游规划工作有了新的突破。针对我市旅游业起步晚、投入少、困难多、资源散的现状，经过多方努力，2006年市旅游局争取到了自治区旅游局和本市的旅游规划编制专项资金，邀请了中科院数十名专家对我市旅游景区进行了考察，编制了新的《包头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通过了首次评审和中期论证，年内将完成最后论证。陶浩同志多次深入景区对我市旅游资源实地考察，编制完成了全市旅游精品线路规划。指导各旗县区和重点景区编制规划，通过分级管理、分级实施，构建起我市旅游业未来的发展框架。自治区旅游局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将我市列入“呼市～包头～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草原、沙漠观光旅游”精品线路。

二是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宣传促销工作，拓宽引资渠道。为了扩大包头市旅游业影响，采取媒体宣传，发放宣传画册，参与旅游交易会，前往客源城市进行促销活动，创办“中国·包头旅游推介会”，举办“鹿城之夏旅游节”、“黄河鲤鱼节”等活动，与周边省市旅游部门加强往来和联合促销。针对包头市旅游投入不足，开发滞后的现状，积极为各旗县区、旅游企业、景区（景点）引资牵线搭桥。2006年各旅游景区（景点）共吸引资金6366.98万元。今年1～9月引进资金9180多万元，分别投入到成吉思汗草原生态园、固阳春坤山、梅力更生态旅游区、石门风景区、固阳大仙山等景区（景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建设，我市旅游业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三是对所属旅游企业进行平稳改革，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双赢。包头中国国际旅行社原隶属市旅游局，由于管理原因亏损严重。陶浩同志到任后根据市政府对国旅进行改制的决定，引进了天津方舟集团，对国旅实施兼并。去年国际旅行社营业收入突破500万元，职工身份得到转换和妥善安置，使我市唯一一家出境旅行社的资格和业务得以保留。旅游车队经营方式的改革，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二）依法行政，加强管理，规范旅游市场

陶浩同志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组织对旅游市场秩序进行综合治理，联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黑社、黑导、黑车；查处超范围经营、非法转让经营权、挂靠承包的旅行社，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和监管；规范各旅行社对导游支付报酬的管理，堵塞了导游私拿回扣等漏洞；建立经理人信誉档案制度，完善投诉管理机制；认真贯彻旅行社责任险制度，切实保护游客的合法权益，规范了旅游市场秩序。在陶浩同志的建议下，成立了由市政府牵头，市旅游局和相关部门参加的假日旅游协调会议制度。每次“黄金周”之前，陶浩同志和班子成员都要率检查人员对宾馆、景区等场所进行检查，提出意见，督促整改。由于各级领导重视、措施有效、全行业没有发生大的旅游安全事故，使我市“黄金周”旅游逐步走上了“安全、秩序、质量、效益”相统一的运行轨道。

（三）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密切联系群众，努力为民办好事、办实事

陶浩同志能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贯彻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重视市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亲自组织有关人员对代表所提意见和建议进行研究，制订措施，共承办10件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积极配合人大组织的执法检查、视察、调研活动，主动邀请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对旅游工作进行指导，虚心听取常委会领导、人大代表的意见。

他多方协调筹集资金，为每个科室配备了计算机，改善了办公条件，为干部职工提供各种学习培训机会。在机构改革中，提拔7名年轻的科级干部，优化了干部队伍结构。他多次深入对口扶贫的哈林格尔村了解情况，协调有关方面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对三户重点帮扶对象给予物质上的帮助。给公交集团2户一对一帮扶职工送慰问金、慰问品，协助他们办理了城镇最低收入生活保障手续。

（四）勤奋敬业、廉洁从政

陶浩同志通过开展“服务第一要务，创优良发展环境”和“执政为民、加快发展”的活动，健全了内部各项工作制度，加强对干部职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机关作风建设，树立“人人都是发展环境”的思想，强化“窗口”意识和服务意识，机关的精神面貌得到很大的改观，工作效率、人员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极大的调动了机关工作人员积极性。他认真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深入旗县区调研，认真分析旅游工作的形势和我市旅游业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积极提出应对措施，为市委、市政府正确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

陶浩同志事业心和责任感强，注重理论和业务学习，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工作中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风民主，为人坦荡，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能严格执行廉政各项规定，落实廉政责任制，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

三、不足之处

工作方面：我市旅游业收入占GDP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实力弱，产业化程度低；旅游投入不足，市场化运作滞后；旅游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落实不够，管理体制不顺，影响了旅游经营者的投资积极性和旅游业的发展。

个人方面：开拓创新意识略显不够，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建议

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第7篇

“古人说十年磨一剑，

这把剑我已经磨了快20年了”

记者：首先要感谢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详细考察了1887年清政府向海外派遣游历使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研究课题呢？

王晓秋：近现代中国历史和古代的中国历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我感觉就在于近现代的中国已经融入到或者说是被卷入世界潮流之中，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与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近现生的每件事情几乎都跟世界息息相关。因此研究中国的历史，就不能就中国而论中国，而是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大格局中、放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来分析研究。

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我常常在思考，近代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地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的？怎样从对世界的不认识到逐渐认识？怎样从闭关锁国到走出国门？当然，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有各种途径：有的是被动的，如被传教士带出去，或被当作华工卖出去；但也有主动的，比如说通过游历、考察、旅行、访问、出使、留学等途径。例如，1887年清政府通过考试选拔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世界四大洲20多个国家考察的这段历史，就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和认识世界历程中的一个生动事例。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当年轰动一时的盛举却早已消逝在历史浩瀚的烟海之中，几乎成为晚清一段被埋没和被遗忘的历史，竟然在各种清史、近代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外交史的著作和教材中基本上都没有记载，甚至连专讲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论文著作中也很少涉及。这令我研究的时候感到很吃惊，这样的一次盛举为什么会被湮没了呢？因此，20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个课题，努力挖掘相关史料，试图挖掘这段不应埋没的历史，搞清这段历史的真相，并进一步探索它被埋没、被遗忘的原因。我陆续写了一些论文，系统的研究成果就是最近出版的《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这本书。古人说十年磨一剑，这把剑我已经磨了快20年了，但我自己觉得还没有磨亮，还有一些资料没找到，还有一些问题没彻底搞清，甚至感到研究越深入，问题越多，因为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记者：为什么您把它称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呢？

王晓秋：因为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打破了历史记录：首先，这是中国政府破天荒第一次为中央各部保举的出国官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其次，清政府第一次同时派遣12位官员分别前往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20多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最远到达南美智利和加勒比海古巴等国，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第三，此次游历考察取得的外国调查研究成果也是空前的。游历使们共撰写了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作、考察报告、海外游记、日记和诗集等。其中，仅傅云龙一人就撰写了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6国的调查报告、游记和纪游诗110多卷。这次大规模的海外游历考察在当时应该是很辉煌的，所以我把它称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记者：为什么清政府要在1887年大规模派遣游历使出国考察呢？

王晓秋：清末，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西方国家逐渐取得五口通商、公使驻京、内地游历传教等特权。西方外交官、军官、商人、传教士、学者等不断以游历之名到中国沿海和内地活动，并收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清政府内一些开明之士痛感中国对外情的隔膜和无知，开始主张派遣官员出洋游历。

此次派遣游历使的由来，缘起于1884年御史谢祖源的一个名为《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的奏折。他建议“今翰詹部属中不无抱负非常者，可否令出使大臣，每国酌带二员，给以护照，俾资游历。一年后许其更替，愿留者听，其才识出众者，由出使大臣密保，既备他日使臣之选，亦可多数员熟悉洋务之人”。1885年3月27日，总理衙门大臣奕等对此作出答复，提议“翰詹部属中，如实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之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迈，可备出洋游历者，可否请旨饬下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并资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核，再行奏请发往各国游历，由出使大臣就近照料”。这个意见虽然得到了皇帝批准，并通知了翰林院、六部及驻外使馆，但具体实施却一直拖了下来。直到1887年1月3日，光绪皇帝下旨催促各部保荐出国人员。同年5月18日，总理衙门特别拟定了一份派遣游历使的具体计划《出洋游历章程》，对出洋的人数、选拔考试办法、期限、待遇等作了具体规定，经皇帝同意后，派遣游历使计划才正式进入考试和派遣的实施阶段。

记者：这次选拔考试和传统的科举考试相比，有什么特点？

王晓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选拔出国人员考试。1887年6月12日至13日举行。这次考试与传统的科举考试科目大为不同，既不考四书五经，也不试八股诗文，而只做关于边防、史地、外交、洋务的策论。由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等亲自出题、阅卷。据傅云龙记载，第一天的试题是“海防边防论”和“通商口岸记”，第二天的试题是“铁道论”和“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此次考试，六部共保举了76人，应考者为54人。其中，兵部郎中傅云龙名列第一。1887年10月28日的《申报》特地把“状元”傅云龙的试卷“照登报首”，“愿与留心时事者共击节赏之”。考试录取28名官员，先由总理衙门大臣接见面试，再向皇帝引荐，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12人为正式游历使，分别为傅云龙、顾厚、刘启彤、李瑞、孔昭乾、陈唐、李秉瑞、程绍祖、缪孙、金鹏、洪勋、徐宗培。

选的游历使有以下特点：首先，都是科举正途出身，其中进士9名，监生3名。而当时中国驻外使领馆外交官中正途出身的并不多。其次，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央六部衙门五六品中低级官员，如郎中、员外郎（五品）和主事（六品）。其中郎中1名，员外郎1名，主事10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又都是候补遇缺外放实职的候补官员。其中任职于户部4名、兵部3名、刑部3名、工部1名、礼部1名。第三，籍贯以江浙籍居多，江苏5名、浙江2名、广西2名、江西1名、山东1名、顺天1名。第四，年龄均为三四十岁，31―38岁年龄组有9人，40―46岁年龄组有3人。

记 者：这些游历使是怎样分组派遣的？他们都到了哪些国家？

王晓秋：1887年7月24日，光绪皇帝钦定派遣这12名游历使分赴欧亚和南北美洲各国考察。12人分5组派出，都指定了重点游历国家。其中，傅云龙、顾厚两人派往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6国游历；刘启彤、李瑞、孔昭乾、陈唐四人前往英国、法国和英法所属殖民地印度等国；李秉瑞、程绍祖两人前往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缪孙、金鹏两人前往俄国游历；洪勋、徐宗培两人前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国。而实际上，根据游历使们的行程、游记，他们游历的国家以及途中顺道考察的国家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下面可以举两个具体例子，看看他们的游历路线。

傅云龙、顾厚从上海出发，乘船先到日本，在日本游历考察6个多月后，再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然后坐美国南太平洋铁道公司的火车横穿美国到首都华盛顿。以后又从美国东北部乘火车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和首都渥太华游历。然后再回到美国游历，并从南部佛罗里达州乘船赴古巴。在古巴考察后，又乘船经加勒比海的海地、多米尼加和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到秘鲁首都利马。在秘鲁游历后，绕道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到达巴西。在巴西游历后，经西印度群岛又回到美国。在美国作第三度考察，又从东部乘火车横贯美国到西部旧金山。然后搭轮船再次横渡太平洋到日本。在日本又作了5个月考察后才坐船回到上海。此次游历自1887年9月2日从北京启程，到1889年11月20日回到北京销差，共26个月，770天，总行程120844里。重点游历6国，顺途考察5国，往返共经11国。

另一组洪勋、徐宗培从上海出发乘德国商船赴意大利。途中曾停泊香港、新加坡和锡兰的科伦坡，经印度洋、阿拉伯海至亚丁，渡红海、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在游历了意大利之后，经奥地利至德国首都柏林，再北行游历瑞典、挪威，然后经丹麦、德国到比利时，再经法国首都巴黎，然后渡英吉利海峡到英国首都伦敦。以后又游历西班牙、葡萄牙，再从里斯本乘船到意大利，最后仍乘德国商船回中国。据洪勋统计，行程“总计何止10万里”，其中船路6万余里，铁路约4万余里，此外马车、步行等约数千里。游历国家数也大大超过了原来指定的西班牙等五国。

记者：他们在游历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吧？

王晓秋：他们到欧美各国游历，路途漫长艰辛，在海上常常遇到狂风骇浪，往往晕船不能进食。有的路段十分险恶，傅云龙等经过南美洲南段麦哲伦海峡时，“狂风迅烈，昏雾迷漫，涛浪猛恶”，轮船驶过后，大家不禁“额手喜若更生”。有的地方正值瘟疫流行，如傅云龙等到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时，当地正流行霍乱，“死者日二百有奇”，旅行过境者“皆弗登岸”。但他们坚持登岸实地考察。有的游历使在途中劳累致病，甚至在海外病故身亡。如与傅云龙同行的顾厚在美国游历时，“抱病多日”，“咳疾不已”，最后不得不提前回国。而孔昭乾竟然在国外游历期间病死在英国。

记者：这些游历使在游历中的主要活动有哪些？

王晓秋：游历使们在出国前一般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比如，傅云龙在出洋前为了了解各国情况，曾拜访了美国、日本、西班牙等国驻华使领馆，请教过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英国医学教习德贞、日本人岸田吟香等。为了与国内洋务企业比较，特地考察了天津北洋机器局、电报局、海关、开平煤矿等，还雇了翻译、仆役，印了中西合璧的名片。

在这些准备的基础上，他们在国外进行了不少外交活动，会见各国总统或国王和部长等官员，虽然大多属于礼节性拜访，但毕竟加强了中外联系和友谊。傅云龙在游历期间曾会见了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督、秘鲁总统、智利总统、巴西国王等各国元首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称傅云龙来自“文物大国”，并询问其“来程去路”，还说“你官兵部，可惜敝国兵无奇制堪供游目”。洪勋在意大利参加宫廷舞会并见到意大利国王，国王说：“与先生相见，孤之幸也。愿永敦相好，商务繁兴，国之福也。”

游历使们在各国还进行了一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如傅云龙曾和许多日本文人学者交往、唱和诗文，并为他们题字、作诗、写序，还在日本寻访中国古典珍籍佚书。赴欧游历使参观了各国博物馆、美术馆，往往签名题词留念。他们通过交流还看到了西方文化的长处，如洪勋说“游历所至与各国士大夫往还，察其行习，不乏可取之处”。他们在海外还特别注意与侨居各国的华商、华工接触，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疾苦要求，有时还应邀为当地华侨会馆题写匾额和楹联。

当然，他们在海外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在各国游历考察调查研究并撰写调查考察报告。他们访问各国政府机关、议会团体，参观各类工矿企业、各级学校，考察港口、铁路、邮政，调查兵营、炮台、监狱，游览各地博物馆、动植物园、教堂寺庙等。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批有份量的游历考察报告。

记者：看来游历使们调查研究成果是非常丰硕的。

王晓秋：的确如此。1887年派遣的这些游历使们撰写的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述，其数量在近代中国人介绍研究外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其内容和影响也值得深入研究。

总理衙门制定的《出洋游历章程》中就规定了游历使的调查任务和考察内容，而且要求回国后必须向总理衙门呈明所著书并择优请奖。一些胸怀远大抱负的游历使也不愿把这次出洋游历仅仅当作一般的例行公务或游山玩水，而是把这看作是观察世界施展抱负的好机会，并把它作为调查研究，著书立说，以帮助国人认识世界借鉴外国的千秋大业。

游历使们为了撰写调查研究报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经常是在游历途中进行写作，“以行路之岁月倍于闭户著书，汽船才泊，笔不得停，一纸未终，火车复上”。而且在异国他乡，还要克服语言不通、风俗不同、资料难寻等种种困难。必须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顽强的毅力，才能坚持下去。

12名游历使中，以傅云龙最为勤奋，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其成果也最为显著。他每到一国，即努力收集该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民俗等各方面资料，并亲自察访、实地踏勘，还绘制各种地图、统计表。仅仅他一个人在游历期间就撰写了对外国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考察报告《游历图经》共6种86卷，其中《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纳大图经》8卷、《游历古巴图经》2卷、《游历秘鲁图经》4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他还写了大量外国游记，称为《游历图经余纪》共15卷，其中《游历地球图》1卷、《游历天时地理合表》1卷、《游历日本图经余纪》3卷、《游历美利加图经余纪》4卷、《游历加纳大图经余纪》1卷、《游历古巴图经余纪》1卷、《游历秘鲁图经余纪》2卷、《游历巴西图经余纪》1卷、《余纪叙例》1卷。这些日记体游记详细记录了游历路程、见闻、中外交流和随感。此外，他在海外游历过程中还写下了不少纪游诗篇，集为《不介集诗稿》共9卷，其中《游古巴诗董》1卷、《游秘鲁诗鉴》1卷、《游巴西诗志》1卷、《游日本诗变》4卷、《游美利加诗权》1卷、《游加纳大诗隅》1卷。

与傅云龙一组的顾厚则着重考察外国的政治和地理。他撰写了《日本新政考》、《美利坚合众国地理兵要》、《巴西政治考》、《巴西国地理兵要》、《英属加拿大政治考》、《秘鲁政治考》、《古巴政治考》等著述。

奉命游历英国、法国及其殖民地的刘启彤也撰写了不少关于欧洲政治的考察报告，如《英政概》、《法政概》、《英藩政概》等。另外，他对各国铁路建设也非常关心，专门撰写了《欧洲各国火轮车道纪略》、《英国火轮车道编年纪略》、《英国各属地车道纪略》、《印度车道纪略》等文。

奉命游历西欧、南欧、北欧的洪勋也著述颇丰。他撰写了《游历意大利闻见录》、《游历瑞典挪威见录》、《游历西班牙闻见录》、《游历葡萄牙闻见录》、《游历闻见录总略》、《游历闻见拾遗》等。

奉命游历俄国的缪孙是选拔考试第二名，他对俄罗斯调查研究的成果是《俄游汇编》12卷。其中包括《俄罗斯源流考》、《译俄人自记取悉毕尔（即西伯利亚）始末》、《译俄人自记取中亚西亚始末》、《疆域表》、《铁路表》、《通俄道里表》、《山形表》、《水道记》、《舟师实》、《陆军制》、《户口略》等。

他们的著述尽管重点、详略、体裁、文笔各有特色，但毕竟都是对世界各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成果。比起那些仅靠翻译外国地理书或依据道听途说传闻写成的所谓研究外国的著作来说价值要高得多。对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借鉴国外经验都有一定意义。

游历使们亲历亲闻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工业文明，对其立体和议会政治都作了不少介绍和评论，对于当时正在探索改革道路的中国人也有一定启发。他们还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工矿企业、铁路航运、财政贸易、海陆军制、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和介绍，对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很有参考价值。

“这些人在历史上默默无闻，

逐渐就被遗忘了”

记 者：游历使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为什么回国后却没有得到重用呢？

王晓秋：选派游历使的时候，《申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将来的外交官可从这些人中选拔，因为他们了解了世界，我们对他们寄以厚望。可是当海外游历使回国后，实际上没有人当上外交官，也基本上没有能在外交上发挥作用。对此原因我也做了深入的探讨：首先，清政府1887年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一开始就立意不高，目标不明确。当时总理衙门的游历章程，仅仅要求游历使调查考察外国地形要隘、军事设施、制造厂局等，并没有提出求知识于世界，借鉴外国经验等较远大的动机和目标。清政府也没有把这批海外游历使作为外交人才来加以培养使用，因此他们回国后仍分发六部或派遣地方任职，不考虑充分利用他们通过这次宝贵的海外游历实践获得的海外知识和外事经验，发挥其外交人才的作用。

其次，这跟海外游历使的人选及其素质也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派出的官员级别和地位太低。1887年海外游历使派遣的只是一些中央各部的中下级官员，即五六品的主事、员外郎和郎中，而且都是尚未得到实职的候补官员。由于级别低，到所游历国往往也不受重视。而且由于人微言轻，其言论和著述也难以产生更大的影响。游历使们辛辛苦苦写的报告交到总理衙门后被束之高阁，后来有的书还是他们自己花钱印出来。现在北大图书馆还有几个稿本，就是他们当时写的东西。另一方面，清政府选拔的游历使基本都是旧知识分子，没有很多新学的基础，也没有外语能力。受到本身的素质和知识结构的局限，在国外调查交流都遇到很多困难。这跟日本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的使节团很不一样。岩仓使节团也是走了欧美很多国家，派出去的都是部长级的高官，而且都有明确的任务分工，分别去考察外国的宪法、教育等。他们回国后都担任了明治政府的要员，主导日本的变革。我一直认为岩仓使节团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很关键的一步，确定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和方向。

第三，经费制约及与驻外公使的矛盾。当时他们出去时经费很少，而海外游历远涉重洋，花费大，又要保持中国官员的体面，所以游历使们常常叫苦连天，有些地方只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甚至干脆不去了。例如，缪孙在俄国游历时，由于经费快花完，只好取消原定到海参崴游历考察中俄东北边界的计划。而且他们的经费是从驻外公使、驻外使馆的经费中克扣出来的，政府要每个公使、参赞和其他外交官们省下20% 的薪水，用这笔钱作为游历的经费。这样，一方面是经费不够，另一方面造成了驻外使馆人员与游历使之间的矛盾。游历使到了驻外使馆里，有时本国的公使却不支持他们，不给他们提供便利，甚至刁难他们。

第四，当时保守势力和社会偏见的攻击压制。选拔考试与派遣时，已有人冷嘲热讽，讥讽这些人只是在六部提升无望，才冒险找一条以海外游历为升官捷径的出路。游历使在海外期间又有人造谣诽谤。有人诬蔑他们谋取私利，行为不端。待游历使快要回国时，又有人妒忌他们可能得到格外保举升迁太快，于是上奏要求“请薄其奖叙”，以致他们回国后，清政府也不敢破格提拔和重用他们出任公使等外交职务。

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第8篇

1906年8月，俄属芬兰的一位男爵带着神秘的任务，来到中国的新疆，又经河西走廊到达甘肃、陕西、河南等地，1908年才结束“考察”到达北京。他就是后来成为芬兰元帅、总统的曼纳海姆(1867～1951年)。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马达汉。在中国的两年“考察”中，他测绘了3067公里长的道路图和18座城市的方位、布局图，用近1400幅照片记录了当时中国西北的自然景观、城市风貌、社会百态，还留下了大量日记、考察报告和浓厚的“亚洲情结”……

“俄国博士”的中国姓名

1906年8月，他从当时沙俄统治下的中亚进入了中国的新疆，在清朝政府外务部给他的护照里，他的身份是“俄国博士玛内尔黑穆”。他对中国并不陌生，1905年作为沙俄皇家近卫骑兵团的中校军官，他志愿前往中国的辽东半岛参加日俄战争。这一次他再次被沙俄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俄国驻华公使为此照会中国外务部，表示有一位“俄属之芬兰人玛内尔黑穆由俄国塔什干肯特，经过喀什噶尔(今喀什)、库车、罗布诺尔、肃州、安西府、大同府前往北京”。

这此“考察”与沙俄的亚洲战略密切相关。19世纪中叶以来，俄国一直对中亚地区“特别感兴趣”，1906年后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兴趣并没有因为对日战争的失败和国家内部的困难而丝毫有所减少”，可是俄国向亚洲腹地的扩张一直遭到英国的反对，英国在中国的新疆、等地咄咄逼人，还与日本结成同盟，使沙俄的扩张面临更大的挑战。而且，中国人民正在觉醒，因此沙俄总参谋部想弄清“中国中央政府的势力有多大，特别是在边疆地区的实力影响，还有反对新政的地方官员如何看待新政带来的急剧变化”。所以，俄国总参谋部让他“不要暴露自己是一名军官的事实，要作为一个普通芬兰人，以好几个科学协会会员的身份去旅行”，并给他下达了非常明确的军事侦察任务。

1906年7月他从莫斯科出发，经过俄国统治下的塔什干、安集延等地，8月24日越过中俄边界线，开始了他两年的中国西北“考察”。当月30日，他到达了喀什噶尔，并在沙俄领事馆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他拜会了彬彬有礼的道台袁鸿耀，并请求这位举止清雅的老人给他取个汉文名字，于是这位“俄国博士”有了一个响亮的汉名――马达汉，意思是“天马行空，直达宵汉”。笔下清末中国社会百态

1906年10月，马达汉离开喀什噶尔，向南疆进发，而后又到了北疆，再经河西走廊到达兰州、西安、开封、太原等地，1908年7月才结束“考察”。他沿途测量地形，绘制地图，拍摄桥梁和军事设施，广泛结识各级地方官吏，了解军事、经济和新政实施情况，考察过拉卜楞寺和少数民族部落，对沿途的165名男性居民进行了人类学测量，还在五台山拜会过十三世达赖喇嘛。每到一处，他都在日记中记录清末中国的社会百态。

马达汉对少数民族和沿途各部落的历史、现状、状况以及藏传佛教寺庙的分布、影响都很感兴趣。1907年4月、5月，在库热(今昭苏县)，他访问了蒙古族居住区的喇嘛庙圣佑寺，观看了喇嘛们的法事活动，他感到“在信徒们的眼中，喇嘛享有莫大的尊敬。如果喇嘛曾长途到拉萨朝圣，那么他受人尊敬的程度更甚”。6月，他在巴音布鲁克访问了蒙古族土尔扈特汗的营地，喇嘛寺是这里“最神圣的地方，约有100名喇嘛在这里供职”，管辖着20帐毡包，而喇嘛的数量约占当地土尔扈特部人口的1/3。12月，他在甘州(今张掖市)看到康隆寺是当地的“西拉尧乎人(即裕固族)主要的宗教圣地，庙宇十分宽敞，而且富丽堂皇”。人们对喇嘛教十分尊崇，不仅祈祷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且为纪念特别受人尊敬的喇嘛，在山坡的两座喇嘛墓旁特设了一堆旗杆和一处石堆，当地的西拉尧乎人路过时总要下马，念经祈祷。

王公、活佛是他很关注的特殊群体。王族载漪又是这个群体中的“特殊人物”，因义和团运动中“反对洋人”被流放新疆。1907年8月，马达汉在乌鲁木齐见到他时，觉得他“十分温良恭谦，有着出身高贵的特征”。他不明白这个对他十分友好的中年人，怎么会成为一场以在华洋人为打击目标的民众运动的首领之一?1908年6月，马达汉在五台山拜见了另一个特殊人物――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1904年英国侵略后流亡内地，正在这里等候晋京朝觐。马达汉觉得他是“一个具有精神和气质活力的生气勃勃且聪明能干的人”，并安慰他说：“当他认为不得不离开他的故土时，全俄罗斯人民都对他寄予真诚的同情。”会见快结束时，马达汉请求允许他展示准备送的礼品――支勃朗宁手枪。当马达汉演示如何将七发子弹一下子推上膛的时候，达赖张开嘴大笑起来。达赖起初以为马达汉负有“特殊使命”，在得知他仅仅是一名普通“考察者”后，便放弃了让他给沙皇带信的念头，并委婉地拒绝马达汉给自己照相和以后去“考察”的请求。

马达汉在“考察”途中与上到总督、下至翻译的各级地方官吏往来，在日记里留下了一张张鲜活的“脸谱”。作为一位旁观者，他对清末官员的、派系争斗刻画得入木三分，比如他这样描写1907年前后的新疆官场：总督等高级官员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外出时前呼后拥，往往“看不到衙门土墙以外的世界”，很少接触一般民众，大多不懂本地少数民族的语言；低级官吏“通常都负了一身债后才总算被任命担当一个地方官职”，一旦任职就大肆搜括，贪赃枉法、索贿受贿者比比皆是；官吏之间相互倾扎、尔虞我诈，“时刻准备让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倒霉”，诽谤、告密最为盛行，而这一切又往往在微笑、送礼和恭维等微妙的过程中完成。在这种背景下，阿克苏镇台的千练就给马达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一位身体高大、行动敏捷的60岁老人，看上去最多50岁；不抽大烟，精于治军，并对许多社会问题都很有兴趣，认为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改革，中国的军事改革也要和社会各领域的改革紧密关联。他认为中俄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不会发生战争。最让马达汉吃惊的是，他让三位夫人和孩子们一起和马达汉见面，还让夫人和女儿表演了射击。

在观赏沿途美丽、雄奇的风光的同时，马达汉很注意“考察”中国的新政和社会民情。他一路考察民间的手工作坊，参观新式学堂、近代化的工厂，观看新军训练。了解铁路建设的进展，还对外国传教士、驻华官员和军队的活动有所关注。在固尔扎(今伊宁市)，他见到了“保卫”俄国领事馆的半个哥萨克特遣队，城墙边还驻有守备军团――配置了大炮的俄军加强分遣队，营房周围是堡垒和壕沟，俨然“国中之国”。他在日记中感叹：“在中国的领土上驻扎着这样一支配备大炮的俄国军队，实属特殊。不可想象，现在处于民族觉醒时期的中国对于伤害其的行为究竟能容忍多久!”

持久的“亚洲情结”

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外文献，中文资料，朝鲜文，日本汉字资料，俄罗斯档案

改革开放30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史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随着东北民族史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不断出现。如何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就必须将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关系研究同东北亚区域史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层面综合探析，阐述问题。同时，要广泛地翻检中外文献，发掘新史料，方能深化我们的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开拓研究新领域。中国论文联盟编辑。

众所周知，史料是历史科学的基础，也是史学研究的前提。离开文字的、实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料，就不可能揭示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更谈不上学术的突破与创新。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引进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展开了对千百年来传统史学的一场大革命。随之而来的，是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一大批文献资料的相继发现，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运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历史疑难问题，极大地促进了“新史学”发展。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就表明学术研究主要把握两点：一是使用新资料，一是要有问题意识。在20世纪初叶文化启蒙运动中，傅斯年推崇乾嘉训诂考据学，又吸纳欧洲蓝克学派客观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将史料提升到与史学同等的地位，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这就说明史学先贤们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因此，可以说发现和引用新资料是史学之树常青的首要条件。

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传人拓宽了我国学人的视野。深入研究我国明清时期周边民族关系史，尤其东北地区尚有不少是跨境民族，诸如蒙古、鄂温克、鄂伦春等，仅凭某一国家的单方资料是不够的，必须广泛地发掘中外文献新资料，这样方能使研究向纵深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孟森先生研究满洲先世史，撰写了《明元清系通纪》《清朝前纪》《满洲开国史》等名著，就是比较充分地利用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特别是征引朝鲜文献，理清了清朝先世活动的轨迹，订正了日本学者研究的一些舛误，拓宽了清前史研究的视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吴晗研究建州三卫史，为补明代官私文献记载之不足，也利用《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丰富史料，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2册，由中华书局刊印。日本学者研究东北满洲等民族问题时，除了依据中国资料外，也是较早地注重整理与征引朝鲜等国文献，出版了影响颇大的研究成果。例如，稻叶岩吉的《增订满洲发达史》，和田清的《东亚史研究》，以及池内宏的《满鲜史研究》，并记录出版了《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15册，这是研究东北民族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中外史学先哲广泛地利用中外资料撰写鸿篇巨作，为东北民族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学人树立了效法的楷模。

明清时期记载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中外文献颇为丰富，中文资料概括起来可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王朝官修典籍，包括实录、起居注、会典、国史等政书。还有大量的档案、方志等。如自《明实录》抄录成《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从《清实录》辑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等。《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等已结集出版。万历《大明会典·主客清吏司》记载女真、蒙古等民族，以及朝鲜、日本、琉球等国朝贡往来。五朝《大清会典》及则例、事例均记载东北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交往。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档案新史料的利用。辽宁省档案馆等编辑《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丰富，所藏明代档案已同辽宁档案馆藏明档汇聚一起，将千余件官府文书、簿册等，汇编成《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出版，外交类内容，保存了《朝鲜迎接天使都监督厅仪轨》，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出使缘由、使臣头衔、往返途程、礼节仪式等，弥足珍贵。一史馆以清档为主，其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两大宗档案，基本完成数据库建设，在该馆内网上可以快速检索相关的民族史资料。该馆还陆续出版了此方面满汉文的资料选编，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代刊布的《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及《续编》，本世纪初印出满文档案翻译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清官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等。

第二类。私人撰述，包含诗文集、笔记、日记等。明清时期关于东北地区的重要史料多辑入《辽海丛书》《续辽海丛书》《长白丛书》等丛书中。边官、使臣等留下的奏疏、塘报、文集、笔记、日记等都颇有参考价值。如明万历年间边官、寓居辽海三十余年的郑文彬汇聚相关讨伐“虏寇”之事，参以己意，编纂《筹边纂议》8卷，续集1卷，记述东夷、西戎、北狄、北虏情况。此类边官文集资料颇丰。清康熙时期4次奉钦差出使朝鲜的使臣阿克敦，将从北京抵达汉城的经过，彩绘制成《奉使图》，每幅彩图上，配以诗歌，图文并茂，是一部优美的朝鲜社会生活的历史图卷，非常珍贵。晚清时期，私人日记数量颇多，涉及民族资料不少。例如，李豫等辑校的《韩客诗存》是从晚清人诸人的日记、文存中辑录的史料。如董文涣著《韩客诗存》、《韩客文存》《砚樵山房日记》等刊载的与朝鲜使者交往唱和的资料。还要注意从诗词等文学作品中收罗资料，以诗文证史。明人吴明济选编《朝鲜诗选》，其中收入111位作者，340首诗，记述了朝鲜的社会风情。邝健行等选编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所选由高丽毅宗到韩国光复时期的56种诗话，绝大多数是朝鲜时代的。这些资料凸现了中朝两国士大夫文化交流的密切。

第三类，考古资料、实地考察报告等。如宗室盛昱踏雪勘查古迹碑文，汇集《雪屐寻碑录》，其中收录朝鲜附清金氏家族主要成员的事迹碑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学界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普查工作，搜集了大量的民族原始的影像、图片资料，撰写了多种调查报告，以及编纂了各类民族简史，其中包括东北地区各个民族。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蕴藏着许多尚未发现的有关民族关系的宝藏，仍然需要进一步广

泛而深入的搜索。

研究东北民族史外国所存中外文资料，尤其要重视邻国朝鲜王朝的文献记载。因为汉字很早就传人朝鲜，朝鲜自三国时期到朝鲜王朝，官私著述皆用汉字记录，汉字文献特别丰富。加之朝鲜与明清两朝关系密切，官私文献多载中国诸多史事，可补中国文献记载之阙，而多涉东北地区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朝鲜时代的文献也分成三类：

一为官书。《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日省录》《经国大典》《龙飞御天歌》《同文汇考》《万机要览》《备边司誊录》《通文馆志》《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等，这些卷帙繁多的编年体官书，较细致地记载朝鲜与周边诸多民族交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物等丰富的史事。提供许多新鲜的史料。例如，王钟翰从《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出《女真史料选编》。朝鲜世宗时代的《龙飞御天歌》中记录了元末明初，居住朝鲜东北境一些女真部落首领的名称，与朝鲜关系等。这对考证东北古民族迁徙、部族名号、及古地名等，此资料尤显重要。郑麟趾受世宗之命，主持编修《高丽史》，这部纪传体的高丽史，以独特的视角，记载高丽与宋、辽、金、元、明北方民族交往，资料为多部正史所未载。明朝出使朝鲜使臣与朝鲜接待官员之间唱和之诗，朝鲜王朝汇编成多卷本《皇华集》，反映两国高层次官僚文人的文化交流。已经出版多卷本的《朝天录》《燕行录》为朝鲜来华使者的记闻，内容涉及明清时期许多领域。二是私著。“丁卯虏乱”“丙子胡乱”等重大事变，朝鲜官员都留下较为丰富的笔记，不少是手抄本分藏于高校图书馆。朝鲜士人文集数量可观，已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三千册、《韩国文集丛刊》200册(另200册，2010年出齐)。我国学人林宏刚等从中集录中国资料，主编出版了《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13册)、《韩国文集中清代史料》(17册)①。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从中国二十五史中辑出《韩中日关系资料集·二十五史抄》(上、中、下三册)②。此外，还有大量的朝鲜族谱、姓氏大同谱等，反映东北民族的迁徙。由明“九义士”冯三仕之后裔冯荣燮编辑的《朝宗岩文献录》三集(续集、后集)㈣，记载在朝鲜明朝遗民“尊攘之义”的活动，以及该国尊周的情况等，内容十分丰富。

三系碑刻文物。仅壬辰倭乱纪念明朝将领功劳的《杨经理(镐)去思碑》等就有多块，《清太宗功德碑》(满蒙汉文、现立首尔市汉江南岸三田渡)等碑也为数不少，许多碑文收入《朝鲜金石总览》(上、下册)等，均记载东北民族关系史事。

明末清初，中国商船前往日本长崎贸易，该国要求商人报告中国发生的事情，或交材料，或口述情况，方准通商。后将此资料汇聚就形成了日本的汉文文献《华夷变态》，其内容广杂，可作研究明清之际历史的参考素材。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在东北亚地区开展民族历史、古迹文物、地理山川等调查，发表大量的勘查报告，对研究东北亚民族史颇有参考价值。例如，鸟居龙藏考察报告《东北亚搜访记》《满蒙古迹考》，间宫林藏《东鞑纪行》等。1939年，田川孝三在中国东北地区采访近代中国、日本、朝鲜关系资料，包括档案、文献等，成果颇丰。这一阶段，日本学者还编写一批有关东北历史地理、民族等方面的书籍，例如，满洲事情案内所编《满洲地名考》《满洲国习俗》《满洲佞说上民谣》，铁路总局编《满洲地名索引》，铁路调查课编《满蒙全书》，细谷清著《满蒙佞说集》，峰簇良充著《满洲民族变迁史》，善瞵协会编《满洲l二於于为蒙古民族》，岩濑弘一郎著《满洲地名考察》(前、后编)等等，皆有参考价值。

俄罗斯档案的整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了《十七世纪中俄关系》《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等㈣。俄人军官、商人、探险家等东来，留下不少记载黑龙江的游记。如P·马克著《黑龙江旅行记(1825--1886)》，考察这一带的历史地理、民族社会状况等。196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了郭廷以主编的《四国新档·俄国档》，事涉及中俄交往及东北民族等问题。1969年始，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辑相续出版了《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2卷，计7册，收罗了1608--1689年有关中俄关系的国书、诏书、训令、出使报告等，尽管编者删节一些史事，但对中国、蒙古与俄罗斯各个领域的交往仍有一定的参考。

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第10篇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科学家――格兰特夫妇的科学考察报告《与鸟为伴》出版后，轰动了世界出版界。这两位著名的生物学家被誉为“达尔文之后的达尔文”，他们前往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发祥地加拉帕戈斯群岛考察岛上的达尔文鸟，历时20余年。他们惊奇地发现，这里的达尔文鸟在这段并不漫长的时间里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展现给他们一个个鲜活的演化片段。他们详细记录了一种被称为达尔文鸟的莺鸟的生活环境以及环境对莺鸟的影响，记述了莺鸟时而细微、时而剧烈的变化，生动地诠释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与鸟为伴》的热销，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个神秘、遥远的群岛，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去探险旅行，已经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的新愿望。不过，这也是一个“奢侈”的愿望，因为加拉帕戈斯群岛并不在主要交通线上，而且上岛的费用也不低。加拉帕戈斯群岛，又名科隆群岛，1978年就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加拉帕戈斯群岛系组火山群岛，由7个大岛和100多个小岛组成，总面积7500平方公里。1836年的一天，据说是个早晨，达尔文第次乘船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晓风徐徐，天低云暗。”这样的笔墨，在格兰特夫妇的笔下，一直写了20多年。在这里，格兰特夫妇不仅寻到了达尔文当年的考察足迹，而且，他们还用消耗大半生时间的执着观察证明：自然选择既不罕见，更不缓慢，它就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记得达尔文曾经在他的《猎犬号巡航日记》中说过：“‘太平洋’以‘太平’命名是个错误――它并不总是像今天早上这样平静。”达尔文的话也从笔者的经历中得到了证实――由于太平洋上风浪太急，原本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港等待乘船的笔者等来的却是停船的消息，不得已，退掉船票改机票。

要去加拉帕戈斯群岛，过安检的时候连食品也要留下。一直到飞机降落在岛上我才发现，加拉帕戈斯群岛上一座小小的军用机场里居然挤下了那么多与我志同道合的人。

离开机场前每人须交100美元现金，交钱后你的护照上就会被盖上个有大象龟图案的印戳，这就是你进入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门票了。身边几位欧洲游人调侃道，这是他们生中所付过的最昂贵的公园门票了。“门票”这么贵大家都有点儿意外，但一想这可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啊，再贵似乎也是有道理的。

公元1535年，巴拿马主教佛里・汤玛斯在前往秘鲁途中偶然发现了这片群岛。由于对岛上的大象龟印象深刻，就为其命名加拉帕戈斯群岛。“加拉帕戈斯”在西班牙语中即是“海龟”的意思。

上了岛，就坐游船。奇怪，在南美大陆的时候，太平洋上还是风疾浪高，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这里的太平洋海面却是波澜不惊，或许是因为这里离南美洲大陆有1000多公里的缘故?也或许这才是太平洋的真脾气?

我们乘坐的游船准时启航，加拉帕戈斯群岛中的第二大岛圣塔克鲁斯岛上的阿约拉港渐渐远去，环绕加拉帕戈斯群岛的8天海上之旅就此开始。

阿约拉港浓厚的商业气息和满街的“探险者”让我完全没有“人在天涯”的感觉。真的和它说再见的时候，却不免又有几分依恋。圣塔克鲁斯岛上的达尔文研究站巨龟保育中心里生活着多种巨型陆龟。在这个以巨龟命名的群岛中，如今只有在高山地区才能看到为数不多的野生大陆龟。为了亲密接触大海龟，我只好先去拜访了这个保育中心。

加拉帕戈斯群岛，保存着世界上最独特的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因此这里有许多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独特物种。厄瓜多尔政府为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要求游人必须在专业向导的带领下在特定的时间内方可登陆一些小岛，除矿泉水外禁止任何食物被带上岛。因为禁止游客在岛上住宿，所以也就生发了夜宿游船白天上岛的游览方式。

酷似恐龙的大蜥蜴也是加拉帕戈斯著名的野生爬行动物。在8天的旅行中，我们天天与它们见面问好，初时的畏惧心理渐渐演化成了喜爱与思念。这8天的时间里，我们学会了区分海陆两类大蜥蜴，通过观察它们的肤色更深刻地感悟了进化论的现实意义。拍摄红鹤、鹈鹕、军舰鸟、面具鸟，我是过足了创作精品的发烧瘾。

游船返航的那天，我们参加8日游的同行者都领到了一份带有船长本人签名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探险证书。而让我最感弥足珍贵的还是在这片大自然乐土上的经历和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