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范文

历史学家范文第1篇

这似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而在读到“Levi's的公司历史学家”一文之前（刊于《周末画报》），说实话，我对这一职位确实一无所知。

这篇文章称：在美国，凡历史悠久的公司，如可口可乐、迪士尼、福特、哈雷？戴维斯都设有公司历史学家这一职位。而Levi's的公司历史学家，专注其历史研究已达24年之久。

这不禁让我感到好奇：老美也太能“整”了！设个CIO啥的也就算了，还弄出个专职的“公司历史学家”，真以为自己的历史有多重要啊！

更令我好奇的是，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公司是个以赚钱为目的的组织，设个销售、研发之类的职位是应该的，但这个“历史学家”――它能为公司带来什么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继续阅读“Levi's的公司历史学家”一文。发现这个叫做琳恩？唐尼的公司历史学家，还真给Levi's带来了不菲的价值。

首先，如果不是因为“公司历史学家”这一概念，我不会对Levi's感兴趣，也不会知道它是做牛仔裤的（恕我孤陋寡闻，但如我一样的人，肯定不只十位八位）。不信，如果如国内企业一般，一条“Levi's推出新款牛仔裤”的新闻，看看是否能吸引如我一样孤陋寡闻人的眼球！（要知道，类似的新闻数不胜数。）扩展一点讲，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公司历史学家”有“卖点”，就如同“谷歌的食堂”一样，虽然不构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但却是能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而故事潜移默化的作用，相信大家已心知肚明。

当然，如果设“公司历史学家”职位的作用仅限于此，那Levi's找个差不多的人兼任也就行了，犯不着专门请一位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与信息科学专业的硕士生。据称，琳恩？唐尼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作为公司品牌历史的发言人。比如，她几经辗转，找到了公司最早的牛仔裤，并带着它们踏上了世界巡展之旅――想象一下，在大漠孤烟的背景下，再现一下牛仔的日常装束，现代与历史的融合及反差，对品牌的凸显作用不言而喻。琳恩？唐尼的另一项工作就是管理公司的档案室与博物馆，每当员工培训或者新CEO上任，博物馆就成了公司文化的教育基地。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想，这个“公司历史学家”职位也不过如此嘛。它所界定的工作内容，很多企业也都有。不错！确实如此。我也知道，很多公司虽然没有“公司历史学家”这一职位，但确有或长或短的成文“历史”！只不过在我看来，这些“历史”大多显得空洞、单调、不鲜活，换句话说，很少有一种打动人的力量！这样的“历史”，究竟有多少人会去读呢？

历史学家范文第2篇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1—0013-02

邹老师辛勤工作十余年的这份成果今天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首先应该表示祝贺！

早在20世纪末年，邹老师与江湄、邓京力两位年轻教师一起进行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课题的研究，他们不仅从书籍、报刊上搜集有关的资料，进行关于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思潮的梳理，并以专题的形式进行研究和分析，同时他们还走访了很多活跃于当时中国史坛的学者，包括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和中年学者，也包括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一代新秀。他们在同史学各个领域的学者的交流中思考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与趋势，捕捉具有前瞻性的史学新潮，预测新世纪史学发展的未来。他们这些工作的成果就是他们所合著的《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一书，这本书于2001年出版，并获得了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它对于了解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趋势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进行学者访谈的过程中邹老师发现，直接与当代史学工作者对话，是一个研究当代史学学术发展史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通过学者访谈，不仅可以了解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而且可以结合个案更好地看到这种趋势如何在学者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这就需要探讨每位学者个人成长的学术背景，包括师承关系、治学取向、研究路径、学术成就以及对于学术研究的深切感受。通过这些访谈，不仅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史学家们的学术研究的成果，更可以看到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学术追求与精神境界。于是，邹老师在课题结束以后，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他所做的工作，有的是反映受访学者对于当前史学发展中的备受关切的问题所进行的建设性的思考，多数是对于受访者个人一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的回顾与总结。特别是对于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的访谈，不仅反映了他们治学的历程，更反映了他们在整个社会变革中对于人生道路的思考。因此，他把他的第一本访谈录定名为《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相信这些内容对于年轻一代的学人或者是准备进入史学园地的大学生也是深有启迪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邹老师所访谈的学者有些正是今天在史学各个领域中年富力强的领军人物，他们进入史坛正逢其时，在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所提供的各种条件的保证下，他们适时地抓住机遇脱颖而出，成为推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骨干力量，为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中国史学的希望。他们的奋斗历程也可以成为激励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奋勇跟进的精神力量。因此，邹老师把他的第二本访谈录定名为《为了史学的繁荣》。

从史学的整体角度讲，这本书所反映的学者面仅仅是邹老师所能够接触到的史学家的情况，对于整个史学领域来说也许只是冰山的一角。由于个人能力的局限，他不可能对史学领域中那些学术大家或史坛新秀的情况进行全面地反映，但是这不能降低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

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那些在新中国的雨露阳光下为中国的史学发展进行艰苦努力的一代学人所做的开创性的劳动成果，也记录了改革开放30年来在新的条件下，史学工作者为繁荣和发展中国史学所做的新的开创性贡献。60年来，两代学人的携手努力，共同开创和发展了新中国史学，记录下这些学人的艰苦奋斗历程，是史学工作者的一项使命。邹老师正是不失时机地把这两代学人为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所做的贡献用访谈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有些访谈资料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当年访问的一些学者今天已经成为耄耋老人，有的甚至已经作古，长期以来除了史学圈内的人士之外，他们并不为社会一般公众所了解。因此，这部访谈也可以说为普通的史学工作者树碑立传，我们不能不说这项工作对于读者了解60年来在中国史坛上奋力拼搏的学人们的人生追求和学术贡献是很有意义的。

历史学家范文第3篇

说到底，老法官其实是在遭受不确定性的折磨。这根源于审判的特殊性质。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派大师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指出，法官运用的方法与考据学没有多大的区别。实际上，审判与历史一样，都是一个破解“谜”的过程。每一次考古新发现，都会引发思古之幽情，对历史新的神往。而在审判中，事实的发现都会使人振奋，使整个审判就如同一出戏剧，不断地铺垫、出采，然后到高潮，直到最后判决，一切嘎然而止，所有存疑的还是被确认的都被凝固在判决书中。

审判的戏剧化色彩源于审判面对的都是并不遥远的过去。而任何过去中都包含着大量的谜。虽然“过去”并不象我们印象中的历史那般遥远，但它毕竟是在过去。审判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从历史中河中钩沉引幽，以最大限度和最大可能回溯过去的面貌，建立过去的特定生活场景。因此，审判的技艺与历史的技艺一样，是在现在回复过去的技艺。而要回复过去，我们必须要借助一些自然证据，以“事实为依据”。

也正因为如此，怀疑论认为，除了全知全能的上帝外，谁能够原原本本地回溯事实呢？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告诉我们，在一个突发事件中的几个目击者，在不受任何影响和暗示的条件下，各自提供的证词可能很不相同，甚至可能相反。哲学阐释学等研究也表明，客观证据始终只是一种乌托邦，一个梦想，因为证据的采信其实是一个社会/文化（而不单单是法官本人的）的解释、阐发乃至建构的过程，甚至是各种利益、权力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其间可能会夹杂证据收集者和判断者的偏见、意志和情感等极不确定和稳定的因素在内。法官无论距离事实多遥远，他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事实中，因为没有人能够用上帝一般的眼光观察事件，旁观者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行动者。

极端地说，自然证据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证据从来都是社会性的，烙上了人的活动的深深印迹。自然的证据随时可能象“沙滩上的面孔”一般，因为转瞬即逝而扑朔迷离。罗素甚至以猫的来去这样一个典型自然事实为例，说明对一个极其简单的“客观”事实也会给人带来不确定性。

但是，在审判中，这种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不应有容身之地。那么，在审判中突破这种不确定性的路径又在哪里呢？我认为，恰恰就存在审判这种特殊的技艺本身。

雷蒙？ 阿隆说，历史是活人重建死人的生活，历史科学是在与反抗对过去的想象性歪曲中开始的。审判也是这样。它要求法官在程序中，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按照法律规定对事实加以遴选，重组，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成体系的事实链条。在这一链条中，过去的某个场景得以在法官的想象中复活。无声的证据事实在法官的活动中得以形成有意义的、可以理解的生活片段。虽然法官在何种意义上都不能完全在物理意义上恢复过去，但是他可以在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上，在司法这一特定的场域中构建（而不是恢复）过去，使之可以为大众理解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实际上就是法官和事实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现在和过去不断对话、碰撞和问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事实得以被理解和重建，法官得以形成自由心证。在这一过程中，法官要合理地形成心证，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设身处地，从社会生活和个体经验的角度，与当事人之间形成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正如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所指出的那样，法官也应象历史学家一样，使这些事实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演，才能够认识事实，并获得心证。实际上，现代诉讼法中完善的举证责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过程。因为当事人承担了举证责任，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就势必要极力说服法官，对方常常也会提出相反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的立场。这样，在双方交互的质证和辩驳中，法官能够最大限度的获得全部的案件事实，并建立起事实之间的等级秩序，进而据此作出判决。而举证责任这一法律装置也使当事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容忍法官建立的事实的图景，因为一切交流途径和可能都穷尽时，如果还不能获得事实的真相，法官又没有的话，除非所罗门之类的获得神启的英雄法官，任何人都无力回天了。而现代人又怎么可能相信这种神话呢？

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姆斯曾说，确定性是一种幻觉，宁静不是人类的宿命。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法官之一卡多佐自述其审判生涯时说，担任法官的第一年，就发现起航远行的大海上没有任何航迹，他为追求确定性而苦恼。后来发现这种追求是徒劳的时，感到十分沮丧和压抑，找不到那块确定性的陆地。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终于甘心于这种不确定性了，并把怀疑和担忧，希望和畏惧作为自己心灵的组成部分。两位大法官谈的都是法律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对于证据事实也是如此。法官的任务不是把案件仅仅把事实纳入到最后的案牍之中，把事实尘封起来，而是要依靠审判过程激活事实，与过去不断的对话，然后借助现代程序机制，形成心证，最终熨帖不确定性带来的紧张、焦虑和不安。

历史学家范文第4篇

日本维新史

诺曼著,姚曾M译,商务印书馆,1962

在今年3月17日的中新网上,读到这样一段新闻: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于20世纪60年代任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特别助理的乔治・帕卡特(George R.Packard)15日在华盛顿演讲时透露,美国海军陆战队曾于1966年在日本山口县的岩国基地内临时保管过核武器,后因赖肖尔强烈抗议而撤走。

读到这段新闻的时候,我正在读乔治・帕卡特的新著《赖肖尔与美国所发现的日本》(Edwin O.Reiso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这本2009年出版的书的第九章“乌云密布的天空”(A Darkening Sky)中就有一节“岩国基地发现核武器的真相”比共同社报道更详细地叙述事情的经过。乔治・帕卡特是一位继赖肖尔之后的、在东亚史和美日关系史领域著名的历史学学者。该书实际是部传记性的追忆,又有很多涉及当代史的内容,作为历史学学者的乔治・帕卡特不仅追求挖掘、利用新史料(如赖肖尔的私人信件、最新解密的政府档案),也因为自己与传记主人有常年亲密的私交关系,还必须笔下处处留意对自己的恩师、上司一生的学术成就和从政业绩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书中,乔治・帕卡特力图把赖肖尔写成一个有教养的、睿智的知识分子,时不时掩盖他是一个体制内屈服、顺应体制的自由主义学者。然而,对于乔治・帕卡特来说,写作上再现这样一个赖肖尔的最大困难,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担任驻日本大使――处于冷战前线时期,是赖肖尔生涯的顶峰时期,也是书中最有故事性的时期,也是赖肖尔生平中最有争议的时期,所以,作为新的一代东亚史和美日关系史领域历史学学者的乔治・帕卡特还不得不在这本书里提到另外一位在日本学术界、知识分子中,声誉超越赖肖尔的人物,也是一个学者兼外交官的人物,他又是引起左翼的后辈、同行批判赖肖尔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赫伯特・诺曼。

在该书第十章 “硬着陆”(A Hard Landing)里,乔治・帕卡特集中谈了赖肖尔与诺曼的分歧、对立以及在美日两国东亚史研究者中引起的论战,诺曼在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历史学家中远比赖肖尔受欢迎,帕卡特在书中叙述赖肖尔与日本知识界有广泛交往,涉及的却都是政界人士,没有能说出几个是日本学术界、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因为20世纪60年代、乃至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末,与诺曼有亲缘关系的左翼倾向学者在日本知识界占优势。

虽然1936年赫伯特・诺曼担任过中国人民之友协会的书记,又在哈佛燕京研究所研究过中国史,但是他的名字,中国读者可能至今还很陌生,尽管1962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他成名作的中译本《日本维新史》(Japan’s Emergence as aModern Stat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Meiji Period,1940;日译本书名《日本における近代国家の成立》,2008年吉林出版集团又重版了该书)。帕卡特在书中带有为恩师赖肖尔辩解的倾向,但平心而论,他对赖肖尔和诺曼之间的分歧叙述和分析,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在此,我想以这本书的内容为引子,介绍一点赫伯特・诺曼的人与事。

赫伯特・诺曼和赖肖尔有相似的身世背景,不仅年龄相仿,都出自北美赴日传教士家庭,少年时期在日本度过,日本对他们来说,是第二故乡,而且两人都在美国哈佛完成最后的博士学业,专业都是日本史、东亚史。两人最后都成了外交官,都曾担任过驻日大使(诺曼战后担任过加拿大驻日本代表,其实相当于日美和平条约签署之后的驻日大使),在从事外交官职业时,都不时频频回首留恋学术生活。帕科特简约又精当地指出了诺曼和赖肖尔两人的身世背景最不同之处,这也是以后政治观、学术观发生分歧的原因:

……1930年代,全球大萧条严峻时期,正值他们俩长大成人时期。成长时期,诺曼在长野农村,目击农民悲惨的贫困,而赖肖尔却在东京看到现代大都市的迅速发展;根据传记作家波温的叙述,1933年至1935年诺曼在剑桥大学特里尼特学院(Trinity College)学习期间,关心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党,而赖肖尔在巴黎留学。〔1〕20

历史学家范文第5篇

算来，我读他也有不少年了――因搬家而来到不同的图书馆，仍然不断跟他邂逅，储存了许多快乐和激动的记忆。终于有勇气把一点心得介绍给国内读者，算是了却一桩小小心愿吧。

威尔的父母是加拿大法语区移民，也是传统的法国天主教徒，极为虔诚。这些贫困的人，生活里唯一的热情和快乐就是在教堂里。威尔从小在教区学校上学，准备被打造成神父。在自传体小说《转变》中，威尔讲述自己如何渐渐下定决心，离开神学院的过程――最后，还结了婚。他是个聪明自负的男孩，“读了九百来本书之后，我再也不跟老师在课堂上争论。在我看来他们的智力和知识跟我差得太远了。”书中他这样自嘲地说。威尔从小热爱精神生活，渴望用社会主义来济世。他不到十岁就把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读完了，十二岁左右就给自己编了个“世界文学史列表”。因为读得太多，又因为读了达尔文、斯宾诺莎，渐渐对神学不感兴趣了，把宗教热情和济世的宏愿转移到社会主义乌托邦上。他曾经爱上一个女孩，但还没来得及“发展到超过一个深情的吻”，母亲知道后，强烈要求那女孩跟他分手，以免耽误他的神父前程。

威尔后来还是进了神学院，父母高兴得大大庆祝了一番。在神学院里，每天五点起床，不是祷告就是上课，每天累得精疲力竭，根本没空想女孩子，连读闲书的工夫都没有～“或许这就是神学院的明智之处吧？”威尔回忆道。在斯宾诺莎的激励下，他终于鼓起勇气，离开神学院。《转变》中写道，父母愤怒地说，“给你三天时间永远离开家，因为你是这个世上最忘恩负义的儿子。”

在欧洲游历了一段时间后，他回来继续在一所中学里当校长，终于又有时间继续疯狂阅读。在这里，他遇到未来的妻子，艾丽尔。

“新来的老师看上去有点怪。他很矮，很害羞，因为脾气太好，管不住我们。我带着同学们戏弄他。”艾丽尔后来在自传中回忆道。不过新老师跟她“促膝谈心”了一番，直爽、讲义气的艾丽尔被收为“心腹”，帮他维护秩序。“我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和气的老师。”艾丽尔来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在粗鲁穷困的犹太社区里长大，全部知识就是从妈妈那里听来的犹太人苦难，几乎没见过这么温和有学问的男人。有一天，这个单纯、不会掩饰的小女孩，搂住了老师的脖子。老师看上去有点生气，责备了她，可是不久后给她写r封情书。

威尔自觉地向学校董事会坦白了爱上学生的“罪行”，辞了职。两人就这样订了终身，她不过是个傻乎乎的小孩，没读过什么书，最喜欢的是跳绳、捉迷藏，而他读书万卷，正好渴望一个活泼的伴侣。艾丽尔立刻开始教他滑旱冰――她赴婚礼是穿着旱冰鞋溜到市政厅的！她才十五岁，他二十八岁。

为了维持生活，威尔找到份在教堂给会众讲课的零工（这一讲就是十三年）――每周讲两次，内容包括科学、政治和历史，多数听众受过的教育不超过小学，威尔也练出了通俗清楚的讲述风格。艾丽尔回忆，他每周都从图书馆搬大堆书回家。艾丽尔自己，除了怀孕的时候之外，跟着听了所有课程。

生活仍然极为拮据，而这个讲课的零工看上去并不是安全的位置，不时有人建议把这个无神论者赶走。“现在回头看，那段生活好像是快乐的。”艾丽尔回忆道。“有一天威尔突然大声说，‘我正在读一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什么书？”《罪与罚》’。‘不过’，我自信地说，‘我这本书才是最伟大的。“什么？”《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觉得自己赢了。”不过读了几百本书后，艾丽尔觉得自己可以反叛了。有一天，突然想抗议丈夫太埋头读书，忽视了自己，她悄悄离家出走，路遇好人和坏人，运气和惊险，搭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把威尔吓坏了。他最终赶来，许诺让艾丽尔住到更方便的地方。“他现在肯定更爱我了，因为爱一个罪人肯定比爱圣人容易。”艾丽尔得意地说。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年轻、爱冲动的妻子受不了寂寞，抓狂地自己跑出去游荡，因为蓬头垢面被当成精神病患者。最后威尔狼狈地来收拾、道歉，发誓一定多陪她。

有一段时间艾丽尔喜欢上了附近一个“格林威治村”，这里是许多艺术家、无政府主义者出没的地方――他们同时也是“离一夫一妻制最远的人”。艾丽尔受了影响，迷上家中的一个访客，可爱的艺术家，鲍勃。“那天晚上，突然有一种欲望爬过我的身体……我竟然去问威尔，可以允许我到鲍勃身边躺一会儿吗？他竟然答应了。我爬到鲍勃身边，他很绅士地笑了笑，给我一个父亲般的吻，送我回到‘合适’的床上。”

一九一七年，威尔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找到个教职，但因一战之故，生源很少，学校难以维持，解雇了很多人，威尔也在其中。自此，他再也没做过职业教师，只靠演讲、短期讲课和写书谋生，斤斤计较着点滴收入，在公寓之间搬进搬出，磕磕绊绊地拖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养子度过一战后的大萧条。“威尔总是惭愧地自省，‘我是不是太计较钱了？’”艾丽尔回忆道。

在合写的自传中，他们就这样自嘲年轻时的青涩。威尔还老老实实地列举了很多友人对自己著作的批评。在抄录一段对《转变》的批评后，威尔说，“这样诚实的批评，从长远来看，对一个膨胀的作者很有好处，但我确实需要额外好几坨赞美才能治好这个创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功成名就的两人，自然被大群“脑残粉”簇拥，艾丽尔回忆道，两人拒绝了粉丝们出版一本简缩的《杜兰特的智慧》的要求。“时间终会报复这种自我膨胀的。”

威尔的第一本书叫作《哲学和社会问题》，此时他已经从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变成了温和谨慎的自由派。书印了一千册，剩了九百多本堆在那里，这下威尔有足够的理由模仿梭罗的话了，“我的图书馆里有一千本书，其中九百本是我写的”。此书从柏拉图讲到尼采、叔本华，一方面对哲学的公众影响之衰落表示忧虑，一方面提议应该用合适的办法，缩短人类动物私欲和道德理想之间的差距。不管主张如何，其中对哲学家们的介绍是很生动好读的，大概是后来《哲学的故事》的原型。

早年，威尔并不打算写“哲学史”这样的东西，他认为这分明是把复杂的历史撕碎了强塞进一个框架。不过，他在给人讲柏拉图这部分的时候，一个熟人，正好也是出版商，觉得不妨把讲稿印成个小册子。然后一发不可收拾，他一段段地讲下去，一本本小册子就这样成型，最后修饰连接一下，就成了威尔“最著名的孩子――于一九二六年，带着担忧、痛苦和爱降生”。没想到，此书卖了两百万册，以至于之后数年，他们部分地依赖它的版税而活。

但这段时间里，威尔因为埋头工作，婚姻又出现危机。威尔建议她帮助整理点文稿，或者自己写一本书，但她并没有获得安慰。现在他出名了，到处有邀请，她的地位开始边缘化，两人关系越来越淡，婚姻濒临破裂，连孩子都不能安抚这种烦恼。艾丽尔写过一封幽怨近于绝情的长信。“幸好没有发出去――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让人脸红啊。”

而挽救婚姻的，是那部十一卷的奇作，《世界文明史》。威尔四十四岁的时候，两人开始了真正的合作，一起周游世界，一起枯坐板凳。巴勒斯坦、印度、俄国、日本、泰国、希腊、中国……他们还在北京结识了胡适――在《世界文明史》中《东方的遗产》一卷中，他对胡适推崇备至，在中国人看来可能显得比较单纯。而他在苏联旅行之后写了（《关于俄国》一文，表示对其前景不乐观，这在美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中引起大哗。然而他的预见几乎都成了事实。在旅途中，威尔一直坚持写作，关节炎加重，但幸运地治愈。医生还不肯收费，威尔称之为“圣人”。自传讲到这个时期，除了二战、国内的困难，主要是威尔不断出外讲课（以保证收入）和漫长的写作。其间养子路易上了战场，但幸运地平安而返。夫妇俩像任何父母那样承受煎熬。艾丽尔仍然因为孤独、和威尔的种种差异而烦恼，家里战火频频。好在两人都积极解决问题，才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婚姻中的难关。“两人之间的差异让我们成长。”多年后，艾丽尔这样说。

写作的时候，他们分头写同一主题，然后放在一起对照，商定最后的版本。两人的健康都越来越差，都被疾病击倒过。但凡不生病也不旅行的时候，艾丽尔每天整理自家的小花园，威尔送孙女上学，读读报纸，两人吃简单的素食，规律地睡觉。其余的时间，他们都献给了历史。十一卷中（每卷都在一千页以上），有些畅销，有些反响平淡。他们像任何作者一样，书一上市就屏住呼吸等着看评论。这些卷的写作时间差异也很大，一般三年多一卷，但其中《信仰的时代》写了六年，或许这也是最好的一本。一九六八年，威尔夫妇获普利策奖，十年后又获总统自由勋章。

一张一九七九年一月的《蒙特利尔报》上，有篇采访老年夫妇的文章。“他们俩都那么瘦小，加起来不会超过一百七十五磅……宽敞的大宅园内有些荒了，游泳池干涸。因为他们真的老了。”“女儿艾瑟尔六十岁，怨艾重重。‘所有人都说，有这样伟大的父母多幸福！可我帮他们做了多少事？我从九岁就开始帮他们打字！”“很多人仍然认为艾丽尔没文化，毕竟，她连高中也没读过。她也不是个好妻子，好母亲，还把丈夫气病过，在公开场合让他下不来台。可正是她保持了威尔和他的书的活力。”这个访者还说，“我在停车场等待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不断接吻告别，却无法下决心告别，他们这么疯狂，说不定有各自的配偶。我恨不得对他们说，看在老天的分上，赶紧下决心，结婚，一起写本书吧。学学杜兰特！”

这个婚姻持续了近七十年。一九八一年，威尔进了医院，艾丽尔立刻无法进食。结果艾丽尔先走一步，儿孙们百般隐瞒消息，威尔还是从报纸上看到了。他很快离开人世。几天之后，《洛杉矶时报》上登出一幅漫画：艾丽尔穿着旱冰鞋迎接威尔进天堂。

威尔如今被当作历史学家，但他人手的地方却是哲学。他引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所有真正的历史研究都是哲学。”他的著作中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如今不大有人读，但我很喜欢他的见解。除了散见于《世界文明史》中的大量评论片段，专门的集子比如《对生活的诠释》中，谈了福克纳、托马斯・曼、肖洛霍夫、乔伊斯等等――他竟然真的逐字读过这些书，还颇有见地。他说普鲁斯特，“他对马歇尔和女人的风情描写得如此细致，观察得如此仔细，有时让我们怀疑他是否真是同性恋。”“他有时会忘记前面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威尔给出了《寻找失去的时间》中相应的卷数和页数。对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威尔说，“这本书和曼的前几本一样，有很多缺点，但它站在当代小说的前列……它用力过猛，其中的‘魔鬼’本来应该聪明尖锐，却被塞进大堆跟德国时政相关的冗长说教……而德国人从战争的废墟和羞耻中重新站起来之后，难以原谅这个出语绝望之人――他在受苦中忘记了历史预示的未来。”杂文集《探索天才的奥秘》中还有不少文史评论，有一章特别献给写作《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认为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指出斯宾格勒错漏极多，但他还是大为称赞斯宾格勒的卓识，“我们同意他的结论与否，一点也不重要”，“这个对废墟的预见，正是我们更新文明所需要的挑战……他激励我们在民主和贵族统治的社会之间寻求更好的制度”，“我们对他的批评都会被忘记，他的著作永远是我们时代的哲学中最伟大的成就”。

和哲学相关的集子，主要是《哲学的故事》和《哲学的大厦》后者不是哲学家传记，而是社会话题。这本出版于一九二九年的书，对道德、社会、婚姻、民主、自由、宗教等等问题，有惊人的预见，虽然现在看来，已经不那么独特，或者说许多隽语已经被后人汹涌的心灵鸡汤淹没了，但出于个人的偏爱，我还是读到许多有趣的东西。比如在《道德的变更》这一章中，有这样的话，“每一种恶行都曾经是美德，有些恶行也可能重新变得令人尊重，好比仇恨在战争中显得可贵……人之原罪不是堕落的结果，而是他升天时留下的遗迹。”谈到男女之别时说，“男女之间精神、意识上的区别是先天还是后天造成的？很难说，在这个话题上，科学跟哲学终于体现出同等的困惑。也许我们可以冒险猜测，这些区别与男女的生理差异相关，但更主要的差别，还是体现在社会塑造和个体差异上。”

后来，《哲学的大厦》修订、再版，更名为《哲学的乐趣》，有些章节改以亲切的口吻直接与女儿对话。他说，“我希望女儿爱读书，但对书本的热爱不要超过对友谊、人生的热爱，希望她有自己的孩子。但我不会去干涉她的人生。”他还说过，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天才，因为天才肯定会受一辈子苦。

在数本和哲学相关的文集中，一再出现的人物包括柏拉图。威尔喜欢强调这一点：柏拉图极重等级观念，但也极重智性，把智识的精英感发扬到了极致。我不由想，自古以来，人的智力和能力的差别，似乎是社会里最合理的等级借口，但，我们对它也应该保留一点警惕。如今，这种视大众为草芥的思想，已经行不通了。不过，因为极度崇尚智力，柏拉图在其他方面倒颇有平等意识，他认为，人应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尤其是占一半人口的女人，应和男人有同样的机会；如果有的女人擅长治国，就让她治国；如果男人更适合治家，就让他治家（显然，柏拉图的这种思想，并没有在西方社会中实现――仅就男女地位而言，当道的是轻视女人的亚里士多德）。

最后说说这部《世界文明史》。第一卷讲的是东方，自第二卷则开始梳理西方历史，包括《希腊的生活》、《恺撒与基督》、《信仰的时代》、《文艺复兴》、《理性的开始》、《宗教改革》、《路易十四与法国》、《伏尔泰时代》、《卢梭与大革命》、《拿破仑时代》等。威尔文笔优美、充满激情，细节也活灵活现，人物呼之欲出。而我不管拿哪卷来读，总会在其中夹许多书签，或者在电子书上做很多标记。

有一些人物写法非常大胆，比如（《恺撒与基督》中的耶稣――威尔提到几位历史学家描述的耶稣生平（也有人认为耶稣根本不曾存在过），他自己则从福音书和《犹太古史》犹太历史学家Flavius Josephus写于公元九三年左右）中建构了这样一个耶稣，“他从小就学木工，喜欢大自然，非常合群……他没去过学校，只去过犹太人的会所，从小在宗教气氛中长大。～打算客观地描述他很难，不仅因为关于他的资料都是他的信徒所写，还因为我们的文化和遗产如此紧紧地跟他联系在一起，在他身上寻找缺陷会深深刺痛我们。他的宗教感如此强烈，会愤怒诅咒持异见的人；他能原谅任何错误，除了不信。”“他有着犹太先知的苛刻情怀，而不是古希腊智者的宽广和镇静。他的愤怒有时会损伤他的深度。他的缺点是他的热烈信仰推动世界所付出的代价。”“恺撒希望通过改变制度和法律来改造人，而基督希望通过改造人来重塑制度，松弛刑罚。”“恺撒的激情总是在智识的控制之下，而基督不是没有智识，但他的心灵的力量不是智识的，而是来自强烈的感受、敏锐的观察和对目的的偏执。”

而在（《信仰的时代》的第十三章《五至一三年犹太人的思想和心灵》中，谈到因宗教、文化的原因，犹太人在历史上不断遭到残酷迫害、集体杀戮，威尔在结尾有这样一句感叹，“为了那个十字架上的死亡，多少人同样被钉在十字架上！”

从这样的巨著中摘抄段落，也许意义不大，但我还是忍不住和读者分享一下他的文笔和激情。在（《理性的开始》一卷中写到一五八七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苏格兰女王玛丽的斗争、玛丽的处决。伊丽莎白并不情愿杀死玛丽，但迫于政局，担忧安全，也因玛丽企图逃走，不得不为。玛丽细细打扮，用假发藏住所有的白发。戴面具的刀斧手请求她的宽恕，她允诺了。“玛丽跪下来，祷告，把头放在那里。假发从她被砍下来的头上落下，雪白的头发都显露出来。她四十四岁。”“宽恕。他们都需要宽恕。玛丽需要宽恕，她这么努力挣扎，只是想当个快乐的王后，谁也没想到她看护丈夫到他病愈，后来却参与了对丈夫的谋杀；我们可以原谅这个为一个不明智的爱放弃一切的女人；我们同情她来到英国避难，换来的却是十九年囚禁和死刑。我们也应该宽恕伊丽莎白，她在多年统治中面对无数对手和威胁。她长期囚禁玛丽，恐怕正因为很难下决心处决玛丽。她们都是高贵的女人，一个高贵而感情用事，另一个高贵而思虑不决。她们最终在西敏寺中共眠，在死亡和宁静中和解。”

而在《信仰的时代》中，讲到东罗马帝国中僧侣的苦修（公元四百多年）――有些僧侣长期断食，住在岩洞里或者树上，有人把自己绑在柱子上。旁人有时怜悯他们，送来葡萄，但他们深为这样的享受羞愧，谁也不愿食用。“教会并不喜欢这样过分的苦修”，威尔写道，“教会分明从他们的谦卑中嗅到了一种强烈的骄傲，在他们的自虐中发现其精神上的贪婪，从他们逃离世界和女人的方式中感到一种秘密的感官之乐……事实上，苦修的记录也常常暗示着他们的欲望和幻想。有些僧侣喜欢在人群中展现自己的美德，而真正的孤独则让美德难以为继。”

十一卷巨著中，活泼、有节奏感的叙述比比皆是。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有趣的历史，也是英文写作的范本，威尔的文学力量往往一发而不可收，娓娓道来或雄辩滔滔。

这些历史，一方面是全景式的，从时间上覆盖二十世纪前的大事，也尽可能全面叙述欧洲各国，话题涉及政治、军事、宗教、文化成就、社会风尚等等。威尔的志向一直在此：写作一部综合、整体性的历史，全面呈现它的脉络，而不是只取一路，截断血脉。不过，书的内部常常又以人为线索，充满情感和细节。这一点，曾招来一些酷评，比如指责作品中全然看不到科学的批评、职业学者的研究。我认为这种指责并不公平，威尔虽非学界中人，又因“活灵活现”而必然注入不少个人诠释，但他的严谨度、统一性都是杰出的。话说“通俗”二字，在威尔的时代可能更受赞许，而如今的文化界有那么多的“大话”、“戏说”，似乎怎么通俗、讨好读者都不够，以至于那些“敢于无趣”的历史倒显得可贵了。什么样的通俗是可取的？大家或许有自己的答案，我倾向于那种打通古今，从个体心灵际遇寻求交流基础的方式，前提是作者有高度自律的精神。威尔认为自古以来，人类不断地重复历史，不断地重复错误。既然如此，我想这种交流基础应该不难获得，只要你诚恳努力地寻求。

历史学家范文第6篇

听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以“成为希望的同盟”为题发表的演说后，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亚历克西斯・杜登开始忙碌起来。

在这次演说中，安倍对在二战中丧生的美国人表达了“永恒的哀悼”，却刻意略过一些包括“慰安妇”在内的有争议的历史议题。

2015年5月5日，杜登和同事联合世界各地的知名史学家共计187人，向安倍发出联名公开信，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明确道歉，因为“否认或轻视历史都是不可接受的”。

两周内联署学者已经超过450名。

这封公开信在3月份就已准备好了，但他们想等安倍结束访美后再作决定。“也许他会在演讲中道歉。”杜登告诉《t望东方周刊》。

“遗憾的是，他却进一步撇清了日本政府对这一可怕历史问题的责任。”她说。

据韩联社报道，杜登是这次活动的发起者，但杜登自己却否认了这一点：“这封信能够发出去，是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共同的决定。”

联名信的署名者，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麻省理工大学名誉教授约翰・道尔，普利策奖得主、宾厄姆顿大学教授赫伯特・比克斯等。

“愿意在公开信上署名的学者比预想的多，他们不仅包括美国人，还有来自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所以这份声明是全球性的。”杜登说。

探寻历史的自由

“作为研究日本的学者，我们想表达对‘慰安妇’的关切，一些历史在日本现今的紧张氛围下正在被歪曲。”杜登说。

同样签署了这份联名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克・色尔登告诉《t望东方周刊》，他曾作为观察员参与了2000年12月8日到12日对日本“慰安妇”制度罪行进行审判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

“那时安倍还不是日本首相，只是参会的政治家之一，他对这一法庭兴趣浓厚，NHK当时拍摄了一部关于这一法庭的纪录片，安倍曾试图淡化纪录片中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直接参与的形象。”色尔登说。

在安倍的访美演说中，他不仅用“人口贩卖受害者”指代“慰安妇”，也没有讲明是谁主导了所谓的“贩卖”，学者们认为，这说明安倍及其支持者致力于让日本政府回避为历史负责，想要进一步把责任推卸给受害者。

杜登表示：“发出信件，也是想表达对日本同僚的支持，他们正在努力做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学术研究，但在日本，有人会扭曲那些致力于还原慰安妇史实的人的努力，并攻击他们。”

另一位签名教授谢尔顿・格伦则对《t望东方周刊》表示，他签署这一文件是为了捍卫“探寻历史的自由”。

他认为，无论人们对慰安妇问题或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有何看法，学者、记者或其他任何人应该可以不受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恐吓，得以自由地研究和表达他们对于历史的观点。如果历史研究噤声，那么这些对历史问题的辩论将永远不会有答案，东亚国家也将永远不会和解。

轻视历史是无法接受的

公开信说，“否认或者轻视历史都是不可接受的。”对此，色尔登的理解是，一方面，日本政府曾承认慰安妇制度确实存在，也确实为这一错误而道歉。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道歉还不够深刻。

“他们试图就某些方面作出争辩。”他说，特别是安倍及其政府否认日军曾直接参与20世纪30年代到1945年之间组织、维护慰安妇制度的活动。

他告诉本刊记者，还有一种观点是，慰安妇制度在任何战争国家中都存在，日本并不特殊。这是一种试图淡化历史的行为，其目的也是否认日本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

“然而，对于成千上万的中韩女性如何到达广大的日统区，他们又怎么解释呢？那些运输船只为何都是日本政府管理的？”色尔登发出诘问。

让杜登无法接受的是，一些政客甚至恶意歪曲“慰安妇”是为了钱或者自我认同才站出来的。

“这是十分严重的中伤，受害者是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被大家所相信。日本政客的这种态度，就是‘对历史的轻视’，即有些人否认历史或者试图洗白自己的罪行，他们试图将受害者描绘成贪婪的人。”他说。

联名信中，百余名史学家表示希望安倍政府继承“河野谈话”，强调“今年为日本政府提供了机遇，日本政府应带头用言行来正确对待殖民统治和战争侵略史”。

“河野谈话”是指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1993年发表的就日本强征“慰安妇”致歉的讲话。安倍此次访美也表示，将继承“河野谈话”，无意修改。

但杜登认为，安倍应该把话说得更明确，讲清楚如何继承。过去一年多来，一些安倍内阁的官员和执政的自民党议员曾多次试图诋毁“河野谈话”的可信度。

历史成了政治的工具

“安倍此次访美，最重要的日程是国会演讲，他也是第一位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的日本首相。美国媒体对此评价积极正面。”色尔登说。

不过，在色尔登看来，之所以“积极正面”，主要是因为人们忽略了演讲中未涉及的“慰安妇”等问题。安倍着重谈了日美战争以及日美战后的同盟关系，而美国媒体和他都刻意忽略了中日战争。

“毕竟，美国政府致力于将日本塑造成美国在东亚地区存在的重要力量，也有意让日本帮助调和美国与中国以及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利益冲突。”他说。

杜登认为，安倍是“把历史当成政治的工具”。“政客们利用历史去评判政治问题或者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但他们所说的并不是真正的历史。”

历史学家范文第7篇

在升学压力下，一些历史教师容易直白地告诉学生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从根本上讲，就是让学生生硬地了解并记住知识。长此以往，不仅会引来学生的逆反心理，更使得历史的魅力荡然无存。那么，如何使学生体会到历史的浩瀚精深，掌握历史学习的策略与方法，主动探究历史、反思历史呢？这是中外历史教师都努力想解决的问题。

本文中，笔者通过澳大利亚中学历史教学案例《斯坦·哈里斯发生了什么？》与中国历史教学案例的比较，探究当下我国中学生应该如何学习历史、学习什么样的历史。

案例：《斯坦·哈里斯发生了什么？》

该案例出自澳大利亚中学历史教学界，是一节历史入门课。该课利用虚构的教学情境立足历史思维体验的教学目标，设计精巧且极具颠覆性。

1.教学目标：建立一种历史叙述，考虑可能的原因和动机，理解科学方法在调查历史方面的价值，利用历史推理发展基于证据之上的历史假设。

2.教学理念：历史学家使用证据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与侦探研究犯罪现场相同。

3.教学过程。

材料一：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的事故报告

帕莫大街临近巷道发现一具男性尸体。警员邓恩和坎特维尔奉命调查。案发时间为1945年7月30日至8月31日之间。证人证言均有记载。

材料二：死因报告

显示该男子明显的身体状况、伤情及死亡时间。

材料三：财产清单

死者随身物件，包括一瓶奎宁片。

材料四：死者斯坦·哈里斯钱包里发现的信件

一名叫凯特的女子写给死者斯坦的信，信中说要跟他分手。

4.基于材料评估的学习活动。

活动一：鉴定和分析材料

通过一系列问题：你认为死者斯坦钱包里为什么没有钱？凯特是谁？为什么在斯坦的口袋里有一瓶奎宁片？你认为在伍伦贡发生了什么事件？你认为28日发生在帕莫大街的骚动的原因是什么？

活动二：重构事件

按照时间顺序安排材料中有关1945年7月30日至8月31日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活动三：得出结论

你认为死者斯坦为什么死亡以及是如何死亡的？你对死者斯坦死亡的可能原因有何看法？你的结论与其他人不同吗？是否有一些结论比其他人更加可靠？为什么可靠？为什么不可靠？写一个段落来表明你已经学会了什么是历史方法——证据的使用和历史解释。

一、虚构情境

该案例设计者认为历史学家利用证据探索历史真相的工作方式同侦探研究犯罪现场相同。于是，极具颠覆地采用了虚构故事情境的教学设计，让学生以警探的身份，利用重重证据，充分发挥逻辑思维能力、信息搜索能力，再加上与同伴的合作交流，揭开斯坦·哈里斯死因之谜。在此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历史学家像侦探一样的搜集、整理、鉴别分析史料的工作步骤，使历史入门课既新颖又刺激、形象。

但问题是如果通过学习侦探办案真的可以同学习历史课一样，所以达到训练学生思维的效果的话，为什么不取消历史课而改上侦探课呢？这是因为历史承载着比侦探破案更多的责任，如传承人类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等。由此我们就能看出该案例的一个缺陷：脱离历史情境。历史包罗万象，更不乏经典的刑侦案例，从真正的历史中去寻找，才能真正贴近历史。不能只追求情境，而忽略历史精髓。

我国也不乏虚拟情境的中学历史教学设计案例，如唐云波的二毛、张宏杰的阿牛等。对比之后不难发现：我国中学历史教师采用虚构主角的办法，让角色接受真实的历史洪流的冲击。通过角色境遇的改变牵动学生们的心绪，更贴近历史课本身的特质。然而将历史知识套入故事，却使得知识的传授稍显生硬，且多采用口述日记等形式，材料单一，内容庞杂，仍属于教师主导下的传授知识方式。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虚拟情境的设计既要符合历史情境，又不应刻板套嵌历史知识，且课堂操作性应该更强些。

二、目标明确且极具价值

《斯坦·哈里斯发生了什么？》的案例的设计者确定的教学目标是建立一种历史叙述，考虑可能的原因和动机，理解科学方法在调查历史方面的价值，利用历史推理发展基于证据之上的历史假设。可以说这是实际又极具价值的，且关注学生历史素质，如历史推理、历史叙述、科学方法、原因和动机等的培养，是我国教学中很少涉及的。

历史入门课（也叫导言课），在我国中学历史教师的设计思路中通常围绕5个问题：1.什么是历史？——对历史学科的认识；2.历史学的分类——对历史学科的认识；3.高中历史课程构成——对历史学科的认识 ；4.为什么学习历史？——历史的功能和价值；5.怎样学好历史？——学习历史的基本方法。显然我国历史教师从根本上讲，还是让学生知道知识、记住知识，是一种接受性的学习。学生即使了解了教师或伟人“讲”历史的价值，却也没法深刻体会。同时，什么是历史、历史的分类、历史的功能等比较学术和严肃的问题更是无从下手。此外，尽管历史课程标准中强调了知识与能力并重，但实践中，由于考试压力的存在，教师往往忽视能力，而更重视考试中应试的能力，对有可能影响学生一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叙述能力、合作交流能力、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明显重视不够。

三、活动具体且极具操作性

杜威强调“做”的重要性，确实，通过具体操作后学生的印象会更深刻。《斯坦·哈里斯发生了什么？》这个案例除了展示材料外，还设计了具体且极具操作性的活动，且环环相扣。

例如，让学生重构事件：按照时间顺序安排材料中有关1945年7月30日至8月31日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教师需要帮助学生理清事件发展的前后顺序，让学生产生重构的判断力和联想力并体验历史假设。再例如，让学生推断斯坦·哈里斯的死因，并对比自己得出的结论与其他学生推断的差别，让学生感受到历史叙述的多元和历史想象的作用。可以说作者的活动设计是极好的，虽然本案例表面上同历史知识关系不大，但能让学生获得关于历史学家历史思维的体验，对他们以后的学习是有极大帮助的。

而我国教师在问题设计及材料的难易程度上的选择还欠些火候。尤其是我国古代史多为古典文献资料，文字本就生涩，很多教师却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而不断搬进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历史学习的难度，又降低了历史课堂的丰富性和趣味性，造成学生厌恶历史课，把历史视为枯燥的背记科目。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到底什么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四、学生的兴趣

看了澳大利亚的教学案例《斯坦·哈里斯发生了什么？》，笔者不禁眼前一亮，但学生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会觉得血腥刺激还是兴致盎然呢？如果能有学生关于本课的评价就更好了。这正是我们的症结：缺乏对学生的了解，而想当然地思考学生的兴趣。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不分中外，每个教师都希望能紧跟学生的兴趣，上出学生感兴趣、教师有激情的历史课。可是学生的兴趣到底是什么？在于丰富的影像，还是生动的故事？学生更渴望以什么方式学历史，更希望学到什么？在公开课上常见的场景是上课教师神采飞扬，听课教师专心致志，而学生却“默默无闻”“无精打采”。这种脱节必须引起教师们的重视和反思，上课教师该注重的是学生的感受而不是听课教师的感受。堆砌的史料、满当当的课堂、紧张兮兮的提问、来不及的思考和来不及的参与是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的，同样也不是我们希望的历史课堂。

参考文献

历史学家范文第8篇

历史，是永不消失、永不改变的。上至开天、女娲造人、尧舜禅让，下至康乾盛世、鸦片战争、武昌起义，都是华夏文明的精髓。每当我翻开历史读物时，就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去俯瞰那辉煌、灿烂的上下五千年文化。

我看到后羿骑着一匹骏马，高举弓箭、一个一个射下了那为祸至深的九个太阳；我看到大禹挽起裤脚，不辞辛苦地治理黄河，三过家门而不入；我看到越王勾贱卧薪尝胆，最终挫败吴王夫差；我看到汉武帝雄才大略，通西域、击匈奴；我看到武则天勇于尝试，知人善任，成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我看到朱元璋忍辱负重，最终开创大明基业……

历史，不仅是王朝、皇帝的交替变更，还有文化、经济、对外交流的进步。从茹毛饮血到锦衣玉食，从昂贵庞大的竹简到精美价廉的薄纸，难道不是中国的进步吗？

历史，也并不仅仅是简单记录事件发生。学习历史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从真实的历史时间发展进程中提炼出规律性、原理性的东西来指导我们当前的生活。这是建设一个繁荣、文明、发达的社会必不可少的。

虽然历史学家在平常人看来不是一个好职业，但是我仍然钟爱着这个职业。假如我是历史学家，我将竭尽全力，为历史研究作贡献。

历史学家范文第9篇

历史，是永不消失、永不改变的。上至开天、女娲造人、尧舜禅让，下至康乾盛世、鸦片战争、武昌起义，都是华夏文明的精髓。每当我翻开历史读物时，就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去俯瞰那辉煌、灿烂的上下五千年文化。

我看到后羿骑着一匹骏马，高举弓箭、一个一个射下了那为祸至深的九个太阳；我看到大禹挽起裤脚，不辞辛苦地治理黄河，三过家门而不入；我看到越王勾贱卧薪尝胆，最终挫败吴王夫差；我看到汉武帝雄才大略，通西域、击匈奴；我看到武则天勇于尝试，知人善任，成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我看到朱元璋忍辱负重，最终开创大明基业……

历史，不仅是王朝、皇帝的交替变更，还有文化、经济、对外交流的进步。从茹毛饮血到锦衣玉食，从昂贵庞大的竹简到精美价廉的薄纸，难道不是中国的进步吗？

历史，也并不仅仅是简单记录事件发生。学习历史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从真实的历史时间发展进程中提炼出规律性、原理性的东西来指导我们当前的生活。这是建设一个繁荣、文明、发达的社会必不可少的。

历史学家范文第10篇

史家诸老，所谓史家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尤其是后者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没有这种品格，也就难称史家了。“六老”，他们几乎有同样的经历，也都有几乎是同样的坎坷，不过，他们却流品不一，正如尹达在《深切怀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尚钺同志》一文中所说：“尚钺同志一生的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坎坷的治学道路，在当代的历史学家中是少有的。”那么，他曾经有过怎样的经历？

早年的尚钺及与鲁迅的一段经历

尚钺，原名宗武，字健庵，1902年3月生于河南罗山县。

尚姓是罗山著名的大族，可是尚钺不幸，他的父母早逝，从小由祖母抚养。早年的尚钺在私塾读书，1917年离乡赴开封，入河南省立第二中学读书。1919年爆发，尚钺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并组织和参加了河南国货维持会，开展抵制日货的组织和宣传工作，随后被推选为二中学生代表，出席了河南省学生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河南学联理事和《学联半月刊》编委、编辑，成为河南五四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21年，尚钺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本科英国文学系学习。在北大，尚钺听了鲁迅开设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随即在鲁迅指导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成为鲁迅亲自指导下的《莽原》周刊的撰稿人，当时他还与文学青年高长虹等合办了《狂飚》、《每日评论》、《弦上》等刊物，这些刊物都以揭露社会黑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后来尚钺在晚年回忆有《〈狂飙〉琐忆》，谈到当年他们用文字抨击胡适、周作人等，以及在清贫中坚持从事文学创作等。他还回忆说：当年围绕在鲁迅身边的《狂飚》同仁，后来“《狂飚》的人大多数都向左转。我于1927年加入共产党，李逸三（历史学家、当今北大学者李零先生的父亲――笔者注）、高沐鸿、柯仲平、高歌、郑效洵也都先后成为共产党员，是很好的同志”。至于《狂飚》的首领高长虹，当年也是一位与鲁迅有过密切关系的青年，尚钺说：后来“由于政治见解不同，我与高长虹逐渐脱离了朋友关系。1928年我在杭州被捕入狱，那时高长虹出版了《狂飙运动》周刊，这是他一个人搞的”?鸦“他因为没有钱，还卖过我的一部小说稿子。”

在尚钺的早年生活中，他与鲁迅、高长虹等的交往是十分重要的一段经历。1939年10月，尚钺撰有他唯一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怀念鲁迅先生》（刊于《抗战文艺》），他说：对鲁迅的敬仰，是从阅读《新青年》开始的，那时他还是一位中学生，但他已对鲁迅作品的思想性以及其文字的“具体性、单纯性、明确性和平凡性”有了特别的印象，进了北大后，又听了鲁迅3年的课――《中国小说史略》、《苦闷的象征》等，更“获得了此后求学和做人的宝贵教育”。也是这一期间，尚钺与高长虹等走入鲁迅的寓所，从此他们建立起了基于反抗黑暗社会和从事文学的友情。有一次，尚钺生病，鲁迅还特意送钱让他买药，以致尚钺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是无比激动，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先生的友谊的援助，我的心立刻被惊喜和羞赧的感情压榨得不安地震颤起来。他负了我创作的指导责任，还在物质上给我以必要的补助，他不仅在精神上思想上医治着我，而且也在物质上扶持着我。”前者，尚钺回忆说：当时他创作了第一篇小说《黎明》，鲁迅仔细看了，并提了意见，“这个意见是书面写的，对于初学写作的青年，有极大的启示性，可惜先生给我的这封信，1928年我在杭州被捕时，为特别刑庭没收了”。可惜也许是由于少年气盛，即尚钺后来所说的青年特有的在观察和判断上的“肤浅的急躁性”，以及“体验上的不深刻和片面性”，结果在高长虹等和鲁迅发生冲突时，他也随之轻率地离开了鲁迅。

可以相信的是，当后来他回忆及此，应该是无比懊恼和痛苦的，不过，至于那具体的原因，他并没有详细说明，他只是说：“先生对我的某些缺点，虽曾给以暗示，忍耐，说服和等待，但因第三者不断有意地将事实加以曲解，和第四者的挑拨离间，我青年的轻信性便因之伴同着空洞的自信心，抹杀着许多事实而走向误解的道路。这样便使我与先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默哑的抵触。这抵触使我将编配好的《斧背》小说集，从先生所编的《乌合丛书》中抽出来，给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他还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给予先生希望的损伤是很大的，他感受到他用热爱和希望培养出来的健全的青年的刺伤了。后来我虽然曾给先生一封恳切说明的长信，表示我对他的误解，但至今仍然是我深心中一个苦痛伤痕。”

1926年，尚钺把自己写的一篇《误解先生的文章》从上海一本杂志中抽出――那大概就是当时高长虹、刘大杰等攻击鲁迅的刊物《狂飙周刊》或《长夜》，尚钺还将这篇文章随同那封表示忏悔的长信一并寄给了鲁迅。但，鲁迅并没有回应他，“自此，我与先生便断了音问，同时也失去了自我有记忆以来对我最热诚，最负责的导师”。

有意思的是，尚钺与鲁迅最后相遇的情节也是极具戏剧性的。后来尚钺回忆说：那已是他参加中共地下斗争之后的事了――1930年，“一日我因紧急的事件，化装成一个工人穿了一身蓝布短衫裤急忙要赶到江湾去，路过狄思威路时，由于我好注意路人的习惯，忽然看见先生左手挟着一个书包正缓缓地向北四川路行进。我故意绕道他的面前：让先生看看他曾经用血和生命培养过的学生，今日仍然未如某诗人及某某报纸编辑的心愿而死去，并且健在。先生看见我，似乎还有点认识，可是当他向我注意时，我却因时间的促迫和秘密工作的需要，只笑着急急地走了，未曾问一声他生活和身体的平安。谁知道这就是我和先生最后一次的会见呵?选假使当时命运之神告诉我，这是我能会见先生的最后一次时，我当不顾一切跑到先生面前去，告诉他：‘先生，过去的许多年月，我已顽强地生存着和工作过来了，今日还在顽强地生存着，工作着，并且你的学生还要在未来无限的年月中顽强地生存下去，工作下去，永不负你的教育。’”

从文学家到久经考验的革命家

尚钺早年所创作的小说，后来被收入《斧背》（“狂飙丛书”之二，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出版）、《病》（同上）两个集子中，后来他还出版有长篇小说《缺陷的生命》（启智书局1935年）。此外，他还有佚失的短篇小说集《野火》、长篇小说《案》、中篇《巨盗》、《良心的动物》等。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黄）朋其（也是“狂飙社”成员――笔者注）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

有着河南底层人民的生活经历，虽然是“风气未开之处”，却始终铭记着他们的痛苦和不幸，这就是尚钺从一个在纸上宣泄着愤懑到实际投入反抗的过程。还在读书期间，每逢学校的假期，尚钺便回到家乡，他联系了从各地回乡度假的同学如尚伯华等组织了“青年学社”，开办农民识字学校，搞街头墙报，传播进步思想，以致“青年学社”成为罗山反抗封建势力和开展民主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1925年，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他们又组织了农民协会和雇农工会，并深入到当地贫苦农民之中，在“穷党”、“红枪会”中宣传革命道理，争取当地农民在国民革命军实施北伐的过程中给予配合。1926年冬，北伐军前锋已抵达湖北、河南交界处的武胜关、九里关一带，尚钺等组织了罗山的农民自卫军，准备迎接北伐军，但由于北伐军滞留武汉，迟迟不前，寒假后“青年学社”的成员又陆续返校，尚钺也回到了北大。

1927年，北伐战争的进行使得中国政治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北洋军阀已经气息奄奄，进步人士纷纷南下，北大的进步教授和学生也有不少人投奔革命。此前尚钺已受到、鲁迅等的影响，此时他又到苏联驻华商务处找到，当时鼓励他到南方的革命中心去。于是，这年春天，尚钺满怀革命热情来到了上海，不料却正好赶上叛变革命，制造了“四一二”惨案。尚钺满怀愤慨，又溯江来到“红都”武汉，在郭沫若任副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担任编审科上尉科员。

然而，不久之后，武汉的又叛变了革命。尚钺并未因此悲观失望，他反而更加坚强地投身于革命。9月，在汪后之的介绍下，尚钺在开封加入了共产党，随即担任中共开封市委支部书记，并曾担任市委宣传部的工作和省委机关刊物《猛攻》的编委。11月，中共河南省委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豫南发动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尚钺又受命担任了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此后，省委又决定在四望山建立游击根据地，任命尚钺兼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大队第六支队党代表及该地区的苏维埃主席。12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易云在豫南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会后，派遣尚钺到京汉路以东发动罗山、光山等县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年初，尚钺潜回罗山进行秘密活动，随即被当时驻守在罗山的第十二军第一混成旅发现，遂将尚钺逮捕入狱。狱中，在严刑拷讯下尚钺严守党的机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分，后经族人尚蘅圃等多方营救，尚钺被取保释放。这时，中共豫南特委已遭到破坏，尚钺只好跑到上海寻找党的组织。

4月，尚钺在杭州再次遭到的逮捕，并被关押在著名的杭州陆军监狱。在狱中，侦缉队曾对他施加了5次“老虎凳”的酷刑，但尚钺坚贞不屈，被难友们誉为“五老虎”。不久，尚钺被移送到关押重犯的“特别反省院”。由于身受酷刑，尚钺时有吐血等，渐渐病体不支，此时，在曾经与“狂飙社”有过交往的泰东书局经理赵南公出面之下，尚钺再次获得取保就医，当时在上海的鲁迅也曾对尚钺被逮捕及遭受酷刑表示了关注。

然而，两次入狱的经历并不是尚钺所遭受到的全部苦难，或者说这只是他一生中全部磨难的一个开头。

还在豫南地区的起义失败后，其残部开赴四望山一带进行游击斗争。当时尚钺的妻子陈幼卿带着幼子随部队行动，以后又开赴大别山革命根据地。那时陈幼卿任鄂豫皖苏区的县妇联会主任，不幸在实行“肃反”时被杀害，其幼子的尚嘉芝亦因无人照料而病死，其三子尚海伦则失踪。

与金日成的一段师生经历

1929年，尚钺出狱后远遁哈尔滨，经楚图南联系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尚钺被安排在吉林毓文中学，以教书作为公开职业，并化名“谢仲五”。当时的毓文中学还有不少朝鲜学生，其中就有金日成，后来金日成一直非常怀念他的老师“谢仲五”，称其为自己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

当时金日成叫金成柱，是一年级乙班的学生，他经常跟随其他同学找尚钺求教，但每次来又总是说话最少的一个，尚钺于是很注意他。后来金日成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朝鲜外文出版社出版）中专门有一节《尚钺先生》（包括尚钺的照片和尚钺手稿的复印件），说到尚钺来校，同样听说他是北大英国文学专业毕业的，大家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并且大家“精神十分紧张地等待着语文课”，然而“尚钺先生只一堂课就使学生们的担心云消雾散，（他）深受我们的欢迎。他在一课时内把长达120回的《红楼梦》的庞大梗概全讲完了，提纲挈领，又不断插入重要生活细节，讲得那么洗练，使我们一下子完全把握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一个家长制传统支配的贵族家庭的没落过程。尚钺先生讲完课一走出教室，学生们就欢呼起来，说毓文中学来了个真正的好老师”。当时金日成对《红楼梦》很感兴趣，“第二天，我找到在操场边上散步的尚钺先生，请他具体地介绍一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他说，上课时因为时间不够，作者的经历就省略了，你提出这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接着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史。听完他的介绍后，我当场就向他提出作者的出身与作品的阶级性质的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尚钺先生对这些问题也作了明快的解答。他首先说这是他个人的想法，然后才说，作者的出身影响作品的阶级性质，这倒是事实，但决定其性质的绝对因素并不是作者的出身，而是作者的世界观。他举曹雪芹作为例子。曹雪芹虽然生在一个受康熙皇帝特殊优遇贵族家庭，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却能形象地反映处于衰亡时期封建中国的内幕和它灭亡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进步的”。

当时尚钺还对金日成的好学表示了赞扬，并说“我喜欢多提问题的学生”。金日成回忆道：“尚钺先生的这段要多提问题的话，吸引了我的心。本来我这个从小学时代起一直以多提问题而出名的学生，入了毓文中学以后仍提很多问题，使教师们感到厌烦。尚钺先生说，他家有《红楼梦》，也有摘录了曹雪芹简历的资料集，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拿。就这样，我有幸做了尚钺先生的第一个客人。”

在尚钺的住处，金日成回忆：“先生的书架上有几百本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丰富多彩的书架。尚钺先生可谓书的富翁。书架上还有很多英文的小说和传记文学作品。我站在书架前久久舍不得离开，把这书架里的知识全都掌握了，不就等于多念了一所大学吗，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对我来说也是个幸运啊，我这样边想着这些，边信手取出书来看。”

接下来，金日成追述了当年他们师生二人的一段对话：“这会儿，我问老师说：‘老师，你为置备这些书用了几年的时间啊？’尚钺先生嘴边挂着微笑，走近书架望着我的脸说：‘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要把这些书读完，您想需要多长时间呢？’‘勤则三年，懒则百年。’‘老师，如果我要限制三年把这些书都读完，那么您可以把书架对我开放吗？’‘可以，不过有个条件。’‘只要您肯借书给我，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接受。’‘不是别的，成柱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作家，这就是条件。我很早就想培养一两个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的作家后备力量，我想成柱是不是可以做其中的一人呢？’‘老师，您这样相信我，实在感激不尽。说实在的，我对文学课特别喜爱，对作家这个职业，也十分憧憬。祖国独立后也许选择文学的道路。可是老师，我们是被霸占了祖国的亡国民的子弟。我父亲为光复祖国奔走一生，在苦难中去世了。我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献身于独立斗争。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和抱负。解放民族的斗争，就将是我的职业。’尚钺先生倚着书架，表情深沉地点点头，然后靠近我，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轻声说：‘好样的，成柱，如果你的理想是为独立斗争，我就以这个理想为条件，把我的书架统统向成柱开放！’那天，我借了《红楼梦》回住所。”

此后，尚钺又借给金日成看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飘泊者》。金日成回忆说：“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这两部小说，特别是从叫孟汉和云姑的朝鲜青年男女为主人公的《鸭绿江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后又借阅了高尔基的《母亲》。我们这样通过书和文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不管是什么书，凡是我要看的，尚钺先生都借了我，他的书架上没有，他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别处去给我弄来。我每读完一本书，他就一定要我谈读后感，这就算借书的代价了。”

除了满足金日成等学习的要求，尚钺还认真地为学生批改作文，他常常在作文本上写些鼓励的批语，尤其对朝鲜籍的学生，更着重鼓励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封建地主阶级的仇恨，并激励他们友爱团结、光复祖国的爱国信念，每逢周日或假期，他还与许多学生到北山或龙潭一带风景优美的地方去游玩，当时金日成也经常去，并与师生们相互交谈。有一次，金日成问尚钺：“你认为安重根这个人怎么样？”尚钺回答：“我们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采用安重根式的恐怖手段是不妥当的，也不能解决民族灾难的问题。归根到底，要发动、武装广大人民，一起来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才能取得民族的彻底解放。”后来校内分子的教师威胁校长，并要开除学校里的进步学生，特别是进步的朝鲜籍学生，说他们是“”，并诬蔑他们是“日本间谍”，随之尚钺与之展开了斗争。后来尚钺回忆及此，不无遗憾地说：“可惜的是我的知识不足，斗争经验又缺乏，未能给毓文中学学生更多的帮助，而且我自己在学期末，就被毓文中学的反动分子‘欢送’出来。”也是从此，金日成和尚钺告别了。

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尚钺在毓文中学曾组织有课外读书会，并开办有《灿星》等刊物，此外当时在东北从事革命工作以及后来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许多人都认识尚钺。此后，尚钺又转到昂昂溪第五中学任教，期间他与邹大鹏等组织了“反帝同盟会”，后因发动学生开展反对训育主任的罢课斗争，遭到解聘，同时哈尔滨特区长官公署还下发了通缉令，把尚钺驱逐出境。此后尚钺化名在哈尔滨特区一中教书，又被人识出，遂离开东北。

1930年5月，在“狂飙社”旧友柯仲平的联系下，尚钺在上海全国总工会任宣传部干事，当时化名“丁祥生”。不久，他被调到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采访部担任采访。此后，尚钺又被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经审查，被恢复了党籍。后来，尚钺被任命为《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

1931年1月，尚钺赴远东饭店参加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人召集的反对米夫、王明等的秘密会议，不料当他到达时，会场已被人告密而侦破，何孟雄等30多人被抓走，尚钺因事前预备了一封去远东饭店找人谋事的信件，才有幸逃脱了盘查，幸免于难。

1932年4月，尚钺受命再次前往东北，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担任省委秘书长，时化名“聂树先”（“老聂”）。当时中共党内左倾思想十分严重，中共满洲省委也在“立三路线”指导下，提出并开展所谓“飞行集会”的示威游行等，对此尚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但省委主要负责人拒不接受尚钺的意见，反而认为他反对省委的决定，要求他作检查。尚钺坚持自己的观点，最终却被错误地排斥在党外，竟被开除了党籍。此后直到解放以后的50年代之初，尚钺向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提出：希望恢复自己的党籍。学校党委研究之后认为必须找到当时满洲省委开除他党籍的决定，以证明他是被无理开除而不是自动脱党的，才能考虑恢复他的党籍。此后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在“抗联”老人冯仲云等的帮助下，找到了当年满洲省委开除尚钺党籍的决定，然而此时尚钺又蒙受错误的批判，以致他的党籍问题一直拖到“”结束才得以解决。

尚钺被之后，曾一度被迫迁移到苏联远东地区。当时恰好又是苏共党内“肃反”的高潮，尚钺身处险境，在苏联红军第7军政治部第4科作科员，工作之余，不断向共产国际申诉，却没有结果，幸好不久之后他又潜回国内。

1935年5月，尚钺在哈尔滨、上海、北平等地寻找党的组织，后经“狂飙社”旧友高沐鸿和杜润生的介绍，才与中共北平市委取得了联系，但不久北平市委遭到破坏，联系又告中断。此后尚钺寄居在堂兄、北大教授尚仲衣家中，翌年春，尚仲衣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而被捕，尚钺也被迫离开北平。

此后尚钺在宁夏中卫县第二中学任教导主任，业余又操起文学创作的爱好，开始写小说。不久，他与该校“CC系”的校长发生冲突，毅然辞去职务，改在省立一中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到太原，欲通过高沐鸿再次寻找党的组织。当时高沐鸿让他到宁夏等消息，但半年后仍无消息，尚钺便决定奔赴陕北。到了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党组织要求他赴武汉，因为那里急需文化界的人士。随即他去武汉，在郭沫若介绍下，在国共合作的军委的第三厅任中校科长图书资料室主任，第三厅结束后，他仍在郭沫若主持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

就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开始消极抗战之后，当时主持国统区斗争的指示：后方有条件的同志，要学习一门专业，成为专家，准备与敌人开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尚钺也因此开始了他的历史研究工作，当时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学习古文字，钻研古文献，先后向郭沫若、唐兰等学习古文字，向闻一多等学习训诂学。

1941年年初，尚钺受命赴昆明，先在云瑞中学教书，后由楚图南介绍，在云南大学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国文、中国通史等。这时，他一方面继续钻研古文字，着手探寻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又以学者的身分开展革命活动，期间中共中央派原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来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同时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联络西南联大和云大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当时参加这一组织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李公朴等，他们后来都参加了“民盟”，对推动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尚钺协助华岗和楚图南开展工作，并是“西南文化研究会”的骨干。

1945年，华岗介绍尚钺重新入党，从此他以“民盟”左派分子的身份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当时尚钺还为华岗在云南大学安排了一门“古文选读”的课，以此掩护他的身份，并为华岗取了一个化名“林少侯”。后来尚钺回忆说：1945年末，华岗奉命赴重庆担任中共谈判代表团的顾问，此后在云南开展统战的任务就由尚钺接任，并每周同中共云南省委接头一次。

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动派肆意迫害进步人士，镇压爱国运动，先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以及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惨案（尚钺晚年有《忆闻一多》等回忆文章）。1945年8月，尚钺和楚图南等转移到了上海，后尚钺经海道北上，到了山东解放区，遂在山东大学担任教授。1948年，尚钺转赴华北解放区，任华北大学二部史地系主任、教授。

同年9月，华北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尚钺作为国统区代表出席了大会。后北平和平解放，尚钺随华北大学入城，不久任中国人民大学筹备期间的教育研究室研究员兼史地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后，尚钺历任该校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国史组长，中国历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等职。

尚钺的上述经历，正如李新在《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和史学战士――痛悼尚钺同志并纪念他的八十诞辰》一文中说：“革命需要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但知识分子也有其先天的弱点，最主要的便是缺乏革命的坚韧性。如果不和工农劳动人民相结合，并从而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是难于坚持革命到底的。试看中国革命的历史，每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何其多也?选而当革命进入低潮，特别是当革命遭到突然打击而归于失败的时候，离开乃至背叛革命的知识分子又何其多也?选尚钺同志是个知识分子，但他却不是在革命高潮中赶浪头，在革命失败后开小差的知识分子。”尚钺是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的重重险关抵达胜利的。

多次遭到批判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尚钺正应该在历史研究领域大有作为之时，却不料又遇到了他一生中的又一段艰难岁月。

还在解放之初，高等教育实行重建，其内容之一即是改革教学内容，加强培训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历史课程师资队伍，以及重新编写简明中国通史教材等等。尚钺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一过程中，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先后培养了4批共80余名研究生（由此在人民大学以尚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历史学派），并编写了100余万字的《中国通史讲义》，以及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

1954年，由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纲要》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本简明的中国历史著作。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诸老，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都有新著出版，虽然他们在关于历史分期等问题上有所分歧，却是“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而尚钺的这部史著，由于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部简明的通史著作，以清晰的结构、简练的语言，晓畅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让读者一书在手，便可使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呈现在目，更让其中几千年历史进程中的波澜起伏、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脉络分明、一目了然，因此，它出版之后就受到了广大干部和读者，尤其是高校历史教学人士的欢迎，也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注意。此后国外也先后出现了《中国历史纲要》的日、俄、波兰文等多种译本。

除此之外，尚钺在人民大学授课的讲义《大型中国通史讲义》、在中央党校授课的讲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索》以及稿本《中国原始社会史问题的探索》等，也曾以油印、铅印等方式广为流传。他还与其同仁先后出版有《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三联书店1958年）、《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三联书店1958年）等文集和译文集（如三联书店于1955年出版的《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这都代表着以尚钺所主持的人民大学历史科研的最高水平。

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却逐渐遭到了批判和打击。由于神经过于紧张，尚钺患上了白癜风等病，开始长期与疾病作斗争。李新后来回忆说：“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就把阶级斗争强调得过分了，并且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搅在一起，不加区分。这样，尚钺同志就一直处于挨批的地位。为了他伯父的住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尚钺同志用稿费买了一个共有五六间平房的简陋的小院，于是被指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又要开除他的党籍。幸赖聂真等几个同志都主张慎重处理，开除出党的决议才被搁置下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尚钺、孙冶方、巴人等分别被定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尤其是尚钺，因其独立的学术见解更被说成是“托派观点”、“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思想”等等。

庞朴先生在《艰难的羽化――20世纪80年代编辑生涯杂忆》一文中回顾了50年代的“大批判”运动，作为教训，他说：“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实际，特别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来认识中国历史实际，说到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史学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最终，它还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比如，“1957年6月，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认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压根儿是个假问题，因为‘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在历史上真正的奴隶国家只能是例外，不可能形成通例’。这本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观点，谁知不容分说，立即便成了他沦入的罪证，成了不许讨论的政治问题。几年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尚钺因为主张魏晋封建论，与前苏联某些学者的观点相近，硬是被扣上‘修正主义’、‘反思想’、‘资产阶级史学体系’等政治帽子，乃至于一直追查到汉奸和托派那里去。”这里所提到的“魏晋封建论”，是尚钺在古史分期讨论中的一种观点，区别于郭沫若所主张的“春秋战国说”、范文澜和翦伯赞等所主张的“西周封建说”等。

他的这种观点最早就受到了批判，因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到了‘’前，事实上已经成了不宜踏入的雷区；更何况还有主席的定论，早已昭示在先呢。曾一再说过：中国封建制‘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雪，‘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穴《新民主主义论》?雪。”（庞朴）这就是说：如我们所熟悉的，后来郭沫若所主张的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春秋战国封建说”已经因为的赞赏取代了范文澜和翦伯赞等的“西周封建说”、以及尚钺和何兹全、王仲荦等所主张的“魏晋封建论”而定于一尊，特别是后者，更加刺眼。于是，就发生了1957年3月范文澜在北大历史系“百家争鸣”讲座上对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提出尖锐批评，随之《文汇报》加以报道，而尚钺也相应地在5月苏州江苏师院历史系等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关于研究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加以反驳的事件。

此后，刘大年也在1958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了《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批评了尚钺在序言和其《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刘大年指责尚钺“早已彻底、全部、干净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论点”，“修改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原理”，“对国情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绝然迥异”，等等。

尚也还以颜色，他在《与刘大年同志谈谈学术批评》一文中，指责刘大年的思维方法残存着形而上学的影响，是抹杀事实和曲解的手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

刘大年则在文章中认为尚钺“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大大提前中国资本主义历史的主张却不是偶然的、有他的来历。照我来看，这个来历主要是国外某些早期的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历史研究者的错误见解在尚钺同志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再加上早年国内若干出版物中错误观点的影响，是二者的结合”。

尚钺对此有强烈的反应，他说：“刘大年同志的意图是深刻的、明确的”，因为上述两个所谓“错误”，说破了就不是一个“错误”所能交代的了，于是本能地，尚钺不得不站起来“辩诬”：原来，刘大年所指称的两个“错误”，但凡了解那段史学争论历史的人都知道，也是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绝难理解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这些与现实社会看上去毫无关系的理论问题，或许不过是历史学家纯粹的高级智商的“游戏”等等。

那么，它又所以会弄得鸡犬不宁，甚至后来又搞到有人为此家破人亡――如尚钺其人，就是因为其中埋藏着外人不易查觉到的“危险信息”，如当年尚钺反驳刘大年，他说：“刘大年的批评很吓人，――大概他也觉得这些论断的根据太薄弱，毫无说服力，于是又‘搬来’一窝子‘托派分子’和‘黄色文人’，诸如，外国的马吉亚尔、沙发诺夫和中国的陶希圣、李立中、任曙、严灵峰等等过去反对我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观点，来硬与他的‘尚钺同志’拉关系”。这里，“黄色文人”倒也罢了，“托派分子”可就危乎殆哉：从前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有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讨论，它关乎到当时中国革命性质的探究，于是中共与“托派”的理论家和文人们有着不同观点的对峙，一旦后来“托派”这个政治名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了非同小可的阐释意义。从前种种，比如纯粹的理论和学术的讨论和交锋，都会得到严重得多的政治解释，如陶希圣、李立中等的主张中国自从秦汉以迄鸦片战争已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任曙、严灵峰等主张中国农村早已是资本主义的农村，封建经济已是残余而已，其目的已是在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所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掩蔽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从而否定我党可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尚钺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他岂不懂这个道理，于是他对刘大年等的“强烈影响”论惊听回视，并迅速加以澄清，认为自己的观点（“魏晋封建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等等）与彼辈的观点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这又岂是可以分辩清楚的呢？很快，在此前后，史学界中翦伯赞和黎澍等也就古史分期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与尚钺展开了争论。同样地，他们也依照和围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某些结论，相互做尽了文章。

可贵的品德

尽管尚钺受到了粗暴的批判，但他对自己所认为是正确的学术观点却坚持不变，他追求真理，置个人的得失于不顾，即使被迫作检查也不看风使舵，不讲违心之言，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可贵品德。

结束后，他曾感慨万千地说：解放后在史学领域展开的各种讨论，如古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历史人物评价等，虽有很大的成绩，却并未取得过一致的意见，而且在讨论中遇到了种种干扰和破坏。也就在这种种干扰和破坏、甚至是甚嚣尘上的大批判的声浪中，他依然完成了数十万字的《中国原始社会史探索》和多篇学术论文。正如后来尹达所说：“尚钺同志为人坦率开朗，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而容易被人误解为‘自以为是’。其实，他以一个革命的老战士进入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领域，常说自己是‘半路出家’的新兵，因而孜孜不倦，认真钻研。他虚心向前辈学习，向同辈请教，经常注意了解历史研究的新成果和出现的问题。他尊重前辈的成果，但决不随风转舵，人云亦云。不论是哪个权威的观点，他都要经过自己的探索，才决定然否”。至于“魏晋封建论”以及尚钺关于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等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史学界有不同的认识，这本来应该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经过同志式的讨论，使这些问题的研究深入下去。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他的学术见解被不公正地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观点，并且对他进行了批判。有一个时期，他甚至被剥夺了讲授历史和发表意见的权利。但尚钺同志始终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坚定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不屈服于压力，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在一生最后的那篇文章里，在谈到百家争鸣问题时，曾经这样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科学文化的正确方针，可惜的是，这一方针在相当时期内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使史学研究遭到莫大损失。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历史，是用它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不是攫取其对于某一问题的具体的结论。如果我们的研究只限于使历史事实去适合某种论断，那么我们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社会在发展，科学技术在进步，理论也不能停步不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在我国虽然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毋宁说是刚刚开始，许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谁能说哪一种结论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呢?芽学术上不应该有权力标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领导人包括高级领导人在学术问题上的意见也只能是一家之言，要和不同的意见进行平等的讨论。学术工作者之间更要破除门户之见，提倡一种民主生动的学术空气，让各种意见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得到考验。”这是他的临别赠言，是他的遗愿，也是对今后史学工作的诚挚的忠告。

1966年“”爆发后，尚钺又一次在身心和家庭方面受到严重摧残。他不仅自己遭受到残酷的迫害，还连累到妻孥。1968年，尚钺的妻子阮季（燕京大学毕业生，时也在人民大学授课）和儿子尚嘉齐竟采取分别自杀的方法告别了人间，而这也竟是尚钺一生中第二次丧妻失子。

到了1972年，中国人民大学竟告停办，后由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为基础的人员又成立了一个清史研究小组，由郭影秋、尚钺分别担任正副组长，这实际上就是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前身。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成立了中国历史系，由尚钺任系主任。这时的尚钺不顾高龄和重病，仍孜孜不倦地为教学和研究而努力工作，并着手整理文稿，撰写回忆录，同时组织修订《中国历史纲要》，编写《中国历史纲要续编》和筹划改写《中国通史讲义》。到了1981年，尚钺终被恢复了党籍。

1982年1月6日，尚钺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