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范文

时间:2023-03-13 09:21:59

历史人文

历史人文范文第1篇

《国家人文历史》(CN:10-1110/K)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半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国家人文历史》集事实政论与人文历史于一体的资讯类杂志,刊物依托人民日报特有的时政优势和丰富的报道资源,以“读时事历史,揽天下风云”为宗旨,立足时事,钩沉历史,纵横中外,斟酌古今;为学术界搭建话语平台,为新锐者提供思想阵地,为文史爱好者营造精神家园,打造有趣、有味、有用的精英历史杂志。

历史人文范文第2篇

春秋时浙江分属吴、越两国,战国时属楚。秦时分属会稽郡、鄣郡、闽中郡。汉时属扬州刺史部。三国时入东吴版图,仍属扬州。南朝时分属扬州、东扬州。唐时先属江南道,继属江南东道;唐肃宗乾元元年(758)设置浙江东道节度使和浙江西道节度使,“浙江”作为行政区域名称自此始。五代十国为吴越国地,属江南道。北宋时属两浙路。南宋建都临安(即今杭州),分置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元时属江浙行中书省;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虽未称帝,但已控制大江南北广大地区,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简称浙江行省。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改称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简称浙江布政司;洪武十四年(1381)湖州、嘉兴两府划归浙江布政司,从此浙江辖杭、嘉、湖、宁、绍、台、金、衢、严、温、处等11府,1州(安吉州),75县,所辖区域基本定型。清康熙初年改浙江布政司为浙江省,沿袭至今。

浙江文化灿烂,素称“文物之邦”。全省有杭州、宁波、绍兴、衢州、临海等5座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温州、余姚、湖州、舟山、金华、东阳、嘉兴、兰溪、天台、松阳、瑞安、龙泉等12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2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村镇7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82处;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9个项目44个子项。历史上,浙江手工业十分发达,如春秋战国时越国的铸剑术,东汉时的制瓷技术和铜镜制作工艺,唐代以后的丝绸、寺院建筑、佛像雕塑、造纸、印刷、造塔、造船等技艺,均居当时中国领先地位。始镌于南齐的新昌大佛寺弥勒像,被称为“江南第一大佛”;建于北宋的杭州六和塔和内塔建于唐代、外塔建于北宋的湖州飞英塔等,被誉为全国造塔工艺的典范。浙江藏书之盛自古闻名,宁波天一阁、杭州文澜阁、湖州嘉业堂、瑞安玉海楼等著名藏书楼素负盛名,已逾百年历史的浙江图书馆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浙江书画艺术流派纷呈,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绍兴兰亭是中国的“书法圣地”,成立于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中国最早以研究印学为主的学术团体和专业金石书画出版机构,建立于1928年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为国立艺术院)是中国最早的美术高等教育学校。浙江民间艺术绚丽多姿。东阳木雕、青田石雕、温州黄杨木雕和瓯塑(简称“三雕一塑”)蜚声中外,龙舞、狮舞、竹马、高跷、灯会遍及城乡,山歌、田歌、渔歌、民间器乐种类繁多,剪纸、刺绣、染织、编织和灯彩异彩纷呈。浙江戏剧艺术底蕴丰厚,是中国古老南戏的诞生地。越剧是浙江第一大剧种,(转下页)(接上页)也是中国第二大剧种,此外还有绍、婺、瓯、甬、姚、湖等多个剧种。

浙江历史上宗教文化也很兴盛。佛教传入浙江有1800余年历史,五代吴越国和两宋时曾是全国佛教中心,被称为“东南佛国”,现有全国汉族地区重点寺院13座。2006年4月,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浙江的杭州、舟山举行。道教传入浙江也有1800余年历史,“十大洞天福地”中有其三(委羽山、赤城山、括苍山)。伊斯兰教传入浙江有近1400年历史,杭州凤凰寺为东南沿海伊斯兰教四大古寺之一,现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2万多人。天主教传入浙江有近400年历史,为全国最早的省份之一。基督教传入浙江有150多年历史。

浙江历代名人辈出,在哲学、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东汉时,王充著《论衡》,传播唯物论思想;袁康撰《越绝书》,赵晔撰《吴越春秋》,开地方志先河。东晋南朝时有山水诗人谢灵运和书法家王羲之。隋唐五代有诗人骆宾王、贺知章、孟郊,书法家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宋有抗金名将宗泽和科学家沈括。南宋有大诗人陆游和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嘉学派的叶、永康学派的陈亮。元时有书画家赵孟和画家吴镇、王冕、王蒙。明代有一代名臣于谦,思想家王守仁,文学家宋濂、刘基,书画家徐渭,藏书家范钦,水利家潘季驯,针炙家杨继洲。明清之际有思想家黄宗羲、史学家谈迁、画家陈洪绶。清代有史学家全祖望、章学诚,戏剧家洪、李渔,药学家赵学敏等。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秦始皇、白居易、王安石、范仲淹、苏轼、朱熹、李清照、岳飞、戚继光等等,都在浙江留下许多佳话和遗迹。近现代以来,则有巾帼英雄秋瑾,教育家蔡元培,国学大师章太炎、王国维,书画家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科学家茅以升、竺可桢、钱学森、童第周、苏步青,以及鲁迅、茅盾、郁达夫、冯雪峰、徐志摩、丰子恺、吴晗、夏衍、艾青等一大批浙籍文化名人。据初步统计,东汉以来载入史册的浙江籍文学家逾千人,约占全国的1/6;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院”院士(学部委员)中,浙江籍人士占了近1/5。

历史人文范文第3篇

建构中国艺术品市场征信体系

一曲冲天高,百鸟朝凤好

牛奶掺假史食品安全的过去与现在

清宫佛音与治国方略

孟什维克:一个左右为难的存在

昨天打土豪今天和土豪做朋友

领导们的房子探索实行官邸制

镇国之青铜器利簋:武王伐纣亲历记

导演谢飞访谈电影审查需要制度创新

戴笠PK李克农特工之王

段誉在位时间最长段氏大理国三百年

王牌军战史十八个集团军铁血源流

宋教仁遇刺中国议会政党制之死

赫鲁晓夫为何清算斯大林

一号作战日军的殚精竭虑之作

西晋:被金钱拜物教腐蚀的新帝国

中共进城了权力刚到手,腐败跟着来

从神变回人的天皇

京剧的盛世在兼容并包中薪火相继

抗美援朝使中国军队飞速现代化

现代广州的旧城改造加速逝去的老广州

精忠岳飞一个悲剧的诞生

1996年第二次严打重拳应对犯罪升级

方术:皇权的剂和

农转非之痛:一个时代的印记

中南海前身帝王游艺在西苑

挑战后勤极限的高原反击战

诺贝尔奖漏掉的伟大作家

十三届三中全会价格闯关失利后的治理整顿

邮票——中国人的集邮乐儿

取自金门、马祖的首字金马奔腾五十年

美好即将开始中国电信4G终端探秘

首次三军协同作战血染一江山岛

被羁绊的蹄声赵孟頫的鞍马画

历史与现实并没有隔着一堵墙

票证,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

柏林电影节中国艺术电影福地

当赖声川遭遇契诃夫他是我的灵魂知音

心未动,身已远世宗:逃离炮口下的首尔

小个子巴拉克:功不成,身已退

藏书家韦力爱书的人有点痴

林肯用宪法修正案彻底废除奴隶制

西施与范蠡的传说春秋风韵在吴越

美国在冷战中对拉美的援助

历史上,反浪费为何陷入周期律

亨氏百年口碑之战建立行业明规则

满堂客家大围岭南乡间的家族城堡

不列颠与世界抗争的缩影再见,撒切尔夫人

历史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李少红影视作品 人文关怀 历史理性 审美价值取向

近些年来,女导演李少红的影视作品得到了观众的普遍关注,以至于评论界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李少红现象’”。在诸多的评论文章中,大部分谈及了李少红90年代末以来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尤其是被冠以“女性三部曲”的《雷雨》、《大明宫词》、《橘子红了》,被认为是“对其电影叙事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隐藏和反拨,对男性/中性视角的叛逆和抛弃,纵情沉溺于女性导演的肆意灵动的叙述视角之中,使她的女性情怀得以放飞。”本文从李少红影视作品的审美价值取向着手,认为她的作品体现了人文关怀,是“善”的集中体现,其与历史理性共同建构起作品的真善美功能价值体系。

一、人文关怀:“善”的终极价值体现

人文关怀是一种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与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及其命运、幸福相联系。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李少红作品远离了传统的主流话语方式,着重从人文的角度关注个体生命的现实与生存,尤其是关注女性的生存与命运,剖析女性的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爱情观。

(一)“人”的还原:以“家”和“情感”为中心

不可否认,李少红影视作品中唱主角的大多为女人,如武则天、太平公主、蘩漪、秀禾、小萼、秋仪等。她们中有的是古代尊贵的女皇,有的是近代封建大家庭中的贵妇,有的是现代身份卑微的,这些身份、地位、境遇、时代截然不同的女性,在李少红的剧作中,却都还原为“人”,她们在连着“爱情”、系着“婚姻”的“家”的舞台上,追寻着属于女人的爱情理想。《雷雨》、《橘子红了》的故事发生在“家”中,《大明宫词》虽看似讲皇室故事。但与以前的讲皇室倾轧、争权夺势完全不同,女政治家武则天与太平公主,同样被置于“家”的舞台上,演绎着家庭之间父子母女夫妻之情。

《雷雨》是剧作家曹禺的名作,是一部表现反封建主题的力作。但在李少红的同名电视剧中,则突出了蘩漪合理的人性追求,强化了蘩漪的“人”的一面,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她敢于逾越男权的藩篱,追求自由爱情。因此,电视剧增加了大量蘩漪和周萍的爱情戏份,把原著中隐隐约约的“闹鬼”情节演绎成大胆的爱情故事:他们在雨雾中相拥相依,在卧室中相爱缠绵,而且还公然出现在家庭舞会的众目睽睽之下。尽管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的基础上,但却强化两人情的吸引和爱的真诚,尤其是繁漪更是以心和整个生命相许,最终蘩漪以自杀的方式献上自己对爱的祭礼。

与此相对的,是李少红在《雷雨》中淡化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对抗性的矛盾。剧作在削弱大海与周朴园的正面冲突的同时。强化人性因素,周朴园不再冷酷与虚伪,而是仍充满人性,因为他毕竟也是人,于是重新安排了他“私访鲁妈”这一场重头戏,最终周朴园与鲁侍萍重归于平和的人际关系。《雷雨》的改编,使剧作在偏离传统阶级分析叙事的同时,获得了不同于原著的具有个体生命关怀的内蕴。

《大明宫词》则是在宫廷深深的唐朝宫殿中来展示作者人文关怀的视点。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皇,在以往的剧作或文学创作中,被过多强调地是她的权力欲和政治手腕、她的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女人,她的女性表征与性情都被淡化或忽视了。《大》剧一扫此类思维定势,李少红对武则天作了凡人化的解构和重塑。电视剧的主线讲述的是武则天充满人性、女性、母性的一面。她在丈夫面前既是辅佐朝政、充满理性智慧的女强人,又是一位柔情万种的妻子;在儿女面前,她时时流露出母性慈爱的光辉,尤其对待唯一的女儿太平,更是悉心培育、无限包容。为了女儿一生的幸福,得到她想要的爱情,武则天不惜动用手中的皇权,赐死薛绍的妻子,夺人之夫,犯下了令她抱憾终生的过错,也铸就了她和太平终其一生都化解不了的隔膜。副线才是武无限膨胀的野心、霸业和权力欲。而《大》剧中的另一个主人公太平公主也同样强化了“人”的一面,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公主。太平公主是一个爱情至上者,她两次出嫁,一次为爱,一次为被爱,她痛恨母亲利用权力害死薛绍的前妻,为了不陷于母亲家族的权势漩涡,她拒绝嫁给武三思,而选择了爱她己久的武枚嗣,当武枚嗣和别人鬼混时,她毅然离开了他。太平的爱完全是独立的。为爱而爱,全无权势、财富、门第、才干之念。

在该剧中,武则天和太平公主作为女人的自然属性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彰显。李少红突显出了二者除了宫廷和权利争斗之外的曲折,动荡的情感波澜和命运遭际,在女人首先是“人”的前提下,武则天的母性与妻性得到了自然的流露与舒展,太平公主的个性与女儿性在相对自由的生存空间里得到了张扬。

(二)“人”的深化: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寻

李少红作品往往探寻着人的命运、人的社会价值和人的生存意义,她在谈及《红粉》的制作时说,“过去我们描写的女性,主要从政治和历史的作用出发,《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女篮五号》、《舞台姐妹》这些影片都是把女人作为一个群体形象推出来,都是带着反封建、反压迫的政治意向,这种意向对于当时的政治要求是对的。我觉得我们应走出定势,去反映女人的个人存在价值。反映她的复杂的个性状态,而不只是为历史和社会而存在。”从《红粉》开始,《雷雨》、《大明宫词》、《橘子红了》、《恋爱中的宝贝》直到《绝对隐私》系列,剧中女主角的个人情感命运或凄凉哀怨或悲惨决绝,但无不暗含着她们对自由理想的执着,对命运悲剧的反抗,甚至在反抗中走向毁灭的凄美历程。

《红粉》里的秋仪是一个飘零无定的风尘女子,她执著刚毅,知道自己的处境,然而却试图冲破命运的樊篱,执着地追求着爱,老浦让她失望使她认识到了人情的冷酷,但秋仪有她的侠义,不计较老浦和小萼对自己的伤害,真诚关心着老浦和小萼的生活,最后还收养了他们的孩子。尽管命运对她是残酷的,但她仍然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挫折。

《雷雨》中的蘩漪象一座沉睡的火山突然爆发一样,尽情地释放压抑多年的激情与爱意。为爱,她可以倾其所有,敢于超越世俗、毫不犹豫地计划同周萍私奔,“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她还敢于在法庭上揭穿周朴园的罪行,敢于以开枪自杀来捍卫坚定的立场。蘩漪敢爱敢恨,善良正直,为了女性的尊严与独立,为了追求美好的爱情,与封建家庭坚持不懈地做着一次次的“困兽的斗”剧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繁漪的独立人格、个性追求,对爱的执著炽烈以及作为一个女人的自由、平等、尊严,在对爱的绝望与自责中成为一切灾难的承受者,在屈辱中 最终以自杀表示了自己最后的抗争。

《大明宫词》里的太平以一个怀着理想之爱的清纯少女出场,最终以一个历经情感波折而终无所获的悲剧女性结局。太平对爱情的追求太过理想化、太过唯美、太过虚幻造成的。情感的曲折经历使太平公主万念俱灰,权力的争斗亦使她疲惫不堪,于是她选择了死亡,到天国去追寻她的理想。她越是追求理想之爱,越是无法实现爱的理想,反而成了爱情的负罪者,到死也没有得到爱情。她想远离权力。却成了权力的殉葬者。

《橘子红了》中的三太太秀禾性格最为复杂,她由顺从走向背叛,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努力争得做人的权力与自由,争得爱情却不得不走的路。“在封建时代,女性的自我意识沉沦于婚姻家庭之中,又觉醒于两性之爱。”在她怀孕后,她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坚持为老爷和大太太生下孩子,以完成报恩,来争取离开容家获取独立和自由,但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以最悲剧的方式,升华了人性的尊严”。《橘子红了》虽然显示了社会批判的意义,但李少红却并不仅仅止步于此,在剧中,对于、婚外恋等批判意义都被作品的人性关怀所冲淡,道德伦理似乎都已被滤去。作者借用了传统的批判框架,抒写的仍是人文关怀的女性诗篇。

二、人文与历史:“真”与“善”价值取向的交合

李少红作品中的人文关怀,同历史理性血肉般地联系在一起,“历史理性存在着人文的维度,人文关怀存在着历史的维度”,是“真”与“善”两个价值取向的交会。

艺术作品存在着真实性与虚构性,既不能抛开历史史实而胡乱臆造,也不能单纯为了反映历史而创作。在李少红的一些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往往以历史为载体,却注入了现代人文精神。《大明m词》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李少红曾说过:“并没想把它拍成什么所谓‘历史剧’……在整个拍《大明宫词》的过程之中,我只是一心关注自己对一件史实或故事空间是怎样的个人感受上……只在乎我们自己对它的主观感觉,这种感觉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实际上是要为我们的电视剧里的每一个人物,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血肉和性情”。也就是说,《大明m词》中的历史只是作为一种载体,李少红却选择了一个不同的讲述角度,她没有理会什么严格的历史史实,历史是由人来记录的。必然带有记录者的主观意识;她也不关注个体心性之外的历史的现实社会意义;不理会封建统治者如何治理“天下”,不理会歇斯底里的夺权斗争与阴谋。

历史人文范文第5篇

叙写茶文化的热情令王旭烽90年代以后的创作有了明确的文化指令。从杭州西湖的实景出发,作家寻求着经典的永恒价值。以西湖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可谓源远流长,从古至今,西湖以湖光山色使人流连忘返。王旭烽认为,恰恰是这种印象,容易遮蔽人们的目光,使人较难穿越外在,进入真正丰富而深邃的本质。“西湖太容易让人错觉成风花雪月,但它从来就和壮怀激烈共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⑤《爱情西湖》受此理念的驱使,于真实场景中糅入虚幻,贯之以浪漫主义的情感,从中有对人性的种种哲学思考和文学探讨,又完成了其叙事方式的蜕变,在抒情写意中完善着对文体的实验性建设。这部以十个系列中篇构成的长篇小说,以“桔瓣式”结构“完成既有多角度的个性,又有真、善、美的共性的西湖较为合适的文体选择”⑥,它区别于《茶人三部曲》的主旋律风格,呈现出“后工业时代的写法”。《爱情西湖》是与西湖的实际场景相连的,十个中篇对应历史上西湖十处最有名的风景。作家不仅以景名入题,而且行文紧扣景域的特色。例如《断桥残雪》的开头:“在一个早春的傍晚,我向断桥走去。那时,黛色已侵入它石垒的肌肤,西湖稠浓墨绿,躺在它身下……”《平湖秋月》中有如此介绍:“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见明月下的西子湖。湖上三岛呈品字形,镶嵌在黑宝石一般的湖面上。又见三潭印月,隐隐约约,在水一方。真是地上平湖,空中秋月……”其他如《双峰插云》中的描述:“那时茫茫一片,双峰若沉若浮,时隐时现,峰耶曰是云,云耶曰是峰,俄顷又突然钻破云雾,在湛蓝的天空中显现出俊秀的身姿———这一切,正是无心人不能领略的意境吧”,等等,无不是西湖经典景致的最恰当解释。它们以现实中西湖景观的自然视觉印象,给小说文本营造了浓郁的诗意氛围。但作家显然不是给西湖十景写导游词,她要提炼出“感受”与“认识”的差别。

二、识:场景事象的文化意蕴

《茶人三部曲》之后,王旭烽出于对西湖的价值认识,从而萌生出一生用笔用文学艺术来构建一个杭州的想法。在作家眼里,“西湖,是一个有终极意义的存在”,这不仅仅是指自宋开始便形成的西湖自然景观,而是每处景观都与丰富的文化事象相联系,从而构成了独到的人文景观,阐释与认识这种文化,是深层次解读西湖的开始。这部“西湖十景”小说,在文化内容上特别广泛。比如《平湖秋月》中对浙派古琴的品读,《曲院风荷》里对佛教文化的认识,《花港观鱼》中对中国观赏鱼历史的叙述,《柳浪闻莺》里对越剧和“王星记”扇子的介绍,等等,无不追溯着地域文化的悠久历史。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没有继续《茶人三部曲》中“对峙”的构思理念,而是怀揣结构和内容“相融浸润”的想法,尝试着文本形式与地域的自然景致和人文内涵保持高度和谐的创作实践。以《柳浪闻莺》为例,作家将故事场景安排在南山路“柳浪闻莺公园”一带,涉及涌金门、闻莺馆、万松岭、中国美院、清波门、钱王祠等真实地段。由于在十处景点中,唯有此景是以声显色的,于是作家设置文化事象时安排了越剧。因为要表现戏剧,所以在文本结构上,作家采取了传统戏剧的样式。小说开头就是戏剧开场白的写法,有声有色,有亮相,有画外音。其他如《曲院风荷》中因荷生莲,因莲系佛,完成了从世俗花卉到宗教文化的认识;《雷峰夕照》中的“嵌套结构”所形成的曲折波澜与故事传奇性风格的一致性;《三潭印月》客式小说的网络特色等,无不显示出作家的先锋实验精神。它从文学的角度表现了自然和人文结合得天衣无缝的西湖,进而作家将以虚构的方式,对其作出“最别致又最富有情感的解读”⑦。

三、悟:意蕴深处的哲理内涵

历史人文范文第6篇

然而,越剧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文化果实,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思想的深刻烙印。在骨子老戏《盘夫索夫》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反封建意识和传统伦理道德之间相互碰撞的痕迹。

官人你好比天上月,

我为妻可比是月边星。

那月若亮来星也明,

月若暗来我星也昏。

官人若有千斤担,

为妻分挑五百斤。

――《盘夫》严兰贞唱词

这段唱词运用比喻手法,朴素生动,通俗易懂,入木三分地反映出人物的内心情感。观众在被兰贞对丈夫的体贴打动之余,也产生了一个印象――《盘夫》的女主人公为了爱情,竟不惜选择同娘家决裂。在分担家庭重任时,男女的责任是对等的,这是具有反封建意识的现代思维。这种思维不仅仅体现在这段唱词上,更贯穿于全折之中。

然而,在同一部戏的其他唱词中,也包含着很多与儒家思想、封建礼教相吻合的传统思想――文人的状元情节、男权主义等等。

小生若遂凌云志,

定斩你奸臣老严嵩。

这是曾容独自待在书房时的一句内心自白,反映了一个年轻儒生的状元情节。那些秀才们悬梁刺股、萤窗夜读的唯一动力,是有朝一日能够蟾宫折桂、封妻荫子。仕途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尤其对寒门子弟而言,发奋苦读、求取功名更是改变命运的华山一条路。曾容尽管与严家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勤奋读书,期望中了状元、当了官以后可以报仇雪恨。这句唱词,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人心态。

听此言来恨满胸,

我怪声堂上老祖公。

你不该屈杀忠良逞权势。

听此言来心惊胆寒,

他要斩我父严世藩。

父女总有父女情,

我兰贞做人好为难。

老爹爹你作恶将人害,

我就只能任凭这冤家斩。

爹爹啊,

并非女儿不孝顺,

只怪你做人心太奸。

(白)好气,好气也!

(唱)听此言来怒气生,

世上有此无情人。

我兰贞没有待错你,

你不该休我严兰贞。

我还是到画堂祖父禀……

不可啊,我是不可啊,

我若到画堂祖父禀,

那冤家他是羊落虎口要命难存。

想严府杀人还不够,

我兰贞岂能去害夫君……

只要我们夫妻和,

天翻地覆我都不顾。

这三段唱,是严兰贞在书房门外听到丈夫扬言要诛杀祖父严嵩、父亲严世藩以及休妻后的不同反应,体现了封建社会的夫权至上和女性的从属地位。兰贞躲在书房门外,听曾容在内独自嗟叹自己的多舛命运和离奇身世,发现祖父和父亲乃是导致曾容一家被满门抄斩的罪魁祸首。她对丈夫诛杀祖父、父亲的计划无动于衷,却在听到“我将你一封休书退娘门”后大为恼怒。不过,这种恼怒马上就平歇了下来,发出“只要我们夫妻和,天翻地覆我都不顾”的愿望,决定站在丈夫一边。封建时代的女性并不具有独立人格,甚至被男人视为财产――未出阁时其“所有权”在于父亲,出嫁之后转移到了丈夫,正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婚后的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丈夫是其唯一的生活依傍。因此在娘家与夫家的争端中,女子决意站在夫家这一边,也是十分自然的。尽管剧中竭力表现兰贞的机智果敢,但对女性附庸地位的认可,是构成《盘夫索夫》故事情节发展和结局的主线。

历史人文范文第7篇

土家族是一个热爱舞蹈的民族。时至今日,湘西地区流行的土家族舞蹈有“摆手舞”、“铜铃舞”、“毛谷斯舞”、“梅嫦舞”、“团鸡舞”、“八幅罗裙舞”、“造旗舞”、“合飞舞”等。最为流行的是“摆手舞”、“铜铃舞”。从汉族吸收过来的“花灯歌舞”、“九子鞭”、“狮舞”、“龙舞”以及傩愿中的舞蹈,广在土家族中流传。特别是逢年过节、民族传统节日,各种舞蹈都以独具的形式和风格,出现在土家族山寨、调年坪、摆手堂。土家族人爱跳舞,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处处离不开舞蹈。他们祭祀祖先、节日庆典要跳舞;恋爱求偶、婚姻嫁娶要跳舞;迎送亲友、聚会饮宴要跳舞。在社会生活中,土家族人以舞蹈的方式来抒情、叙事、言理、娱乐。舞蹈已成为土家族社会生活中重要的集体行为,成为他们表达内心诉求的形象语言。各种功能的土家族舞蹈也随物候节令和社会生活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深入到每一个土家人的内心,铸造着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民族性格。逢年过节是土家族人风俗习惯集中表现的场合,也是舞蹈表演的主要场合。土家族的节日很多,大的节日有春节、元宵节、土地节、春社节、清明节、牛王节、端午节、晒龙袍节、月半节、女儿会、中秋节、朔日、立冬节、腊八节、小年、团年等。据统计,湘西土家族的大小节日每年多达30多个[1](P306)。盛大的节日需要热烈喜庆的气氛,舞蹈因此而成为人们的最爱,各种节日活动的高潮和核心就是激动人心的舞蹈场景。

节日之外,土家人也舞姿婆娑,乐此不疲。族群成员的人生大事如出生、成年、生子、生病、死亡等,族群的全体成员也要“缘事而发”尽情歌舞,为生者欢乐,为死者哀悼,以舞传情,以舞会友,用形体动作来表达族群间彼此温暖的关爱。关于土家族舞蹈源流的考察与研究,过去主要集中在民族学界,舞蹈界似乎还未见有深入探索的研究成果问世。由于学科、专业划分和研究者学术背景方向的限定,民族学界过去对土家族舞蹈及其源流的研究,大都将之视为民俗现象来进行考察和讨论,其中知名专论成果如上世纪80年代段绪光的《巴渝舞的源和流》、李万生的《土家舞蹈探源》,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黄兆雪的《摆手舞的社会功能及发展趋势》、卢亚的《毛谷斯之迷初探》、陈廷亮的《土家族舞蹈中的动物仿生学》等。2005年陈廷亮教授的《土家族“毛谷斯”文化本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表,虽然从专业划分和学术背景来说,该论文应该划归为“民族学”或中国民间文化中的舞蹈发展史成果范畴,但作者思路开阔、论述缜密,众多例证材料的具体内容都显示出“毛谷斯”这种土家族古老原生态舞蹈的表演形式及其与土家文化本源关系。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土家族舞蹈的人文历史背景,所以我们把着眼点放在了土家族舞蹈文化的生存状态上。土家族舞蹈经过数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还流传于土家族聚居区内,它们基本保留着原始的舞蹈形态。

土家族人自古以来爱跳舞,《华阳国志•巴志》载:“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2](P170)在清朝,土家族诗人彭施铎写道:“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点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这首竹枝词生动地描绘了当年湖南永顺土司城土王祠前跳摆手舞的盛景。在土家族地区,原始宗教极为盛行。巫师“梯玛”威望极高,他们利用宗教祭祀活动把大量文化遗产继承下来,为宗教服务,对于舞蹈艺术而言,他们成了土家族舞蹈的传承人,梯玛在解钱、许生、许愿、求子等祭祀仪式中,表演了许多传统舞蹈,如八宝铜铃舞就是由梯玛表演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仪式舞蹈。土家族舞蹈生存状态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在其中也就包括了生产劳动、婚丧嫁娶、谈情说爱、宗教仪式、祭祖祈神、节日聚会等各种民俗事象。土家族舞蹈是土家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形成了独特的节日、祭祀、习俗,并以年为周期,循环往返,周而复始,不同的节日、祭祀、习俗形成了程式化、仪式化以及禁忌等约定俗成的风俗。民族风俗为土家族舞蹈提供了广泛的舞台,也增添了民族文化色彩,土家族日常生活习俗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是民间艺术取之不竭的源泉;在土家族舞蹈“摆手舞”、“毛谷斯”、“跳丧”等舞蹈中体现了土家族民俗文化精髓,也是民俗思想的体现。

陈廷亮教授在其《土家族舞蹈中的动物仿生学》一文中指出:“土家族舞蹈大都具有模拟动物形态的舞蹈形式,对这种极具情趣的动物模拟型舞的研究,已形成了独立的学科———舞蹈动物仿生学。沿着历史的长河逆流而上,我们发现土家族舞蹈中对动物的模拟源于图腾崇拜、狩猎和娱乐。”[3](P27)原始宗教在土家族地区极为盛行,巫师梯玛成了土家族舞蹈的传承人之一。“巫舞”作为一种原始宗教文化的发生,“巫”最初便是以“舞”事“无形”者,而“舞”则是以“巫”籍以事“无形”的唯一手段。土家族舞蹈作为土家先民狩猎、迁徙、生产、生活的艺术反映,伴随着巫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土家族舞蹈中,无论是摆手舞、毛谷斯舞还是跳丧舞等,都属巫祭舞蹈,都带有巫风色彩与特色。

土家族人善舞的表现最能体现在摆手舞的技艺上。摆手舞是土家族地区传播最广,名声最响,规模庞大的舞种。摆手舞按跳舞人数规模可分为“大摆手舞”和“小摆手舞”两种形式,“大摆手舞”表演的多数是军功战舞,“小摆手舞”表演的是祈祷年丰农事,“大摆手舞”三年举行一次,“小摆手舞”每年都举行。摆手时,一般都要开展三天三夜,在活动中人们以歌舞为主,中间穿插着古老的土家族舞蹈。摆手,土家语称作“舍巴巴”,意思就是玩摆手,它是土家人祭祖娱神的一种仪式。

据考证,这种称谓相当久远,自有这种习俗以来,摆手就此定型。它成为了土家族人绵延千年的风俗。摆手舞动作节奏轻重分明,以锣鼓伴奏指挥摆手队伍和变换动作与队形,动作以手摆动最多,脚是随着手的摆动踏着节拍,双膝自然闪动,手一般摆得较低,不超过肩,其节奏多为重拍在下,即第一拍始终往下沉,显得稳重粗犷,健美有力。根据收集的有关资料显示,摆手舞动作可分成四类:一是娱乐性动作,如单摆、双摆、回旋摆;二是旱地生产动作,如砍火砂、挖土、摘包谷等;三是水田耕作动作,如插秧、踩田、割谷、打谷等;四是生活动作的模拟,如打粑粑、打蚊子、梳头、喝豆浆、打草鞋、钓鱼、打猪草等。土家族人善舞表现也体现在铜铃舞的技艺上。铜铃舞又称“八宝铜铃”,它是土老司“解钱”时的仪式舞蹈,是土老司举行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方式,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土老司在“解钱”活动时,主人家杀猪宰羊,宾朋来自四面八方,人们纷纷前来观看,久而久之,它就成了土家族人喜爱的一种舞蹈形式。铜铃舞在表演时,土老司头戴法帽风冠,身穿八幅罗裙,手拿八宝铜铃,边摇铃边舞蹈,他双膝稍曲,顺拐摇铃,颤抖摆扭,粗犷有力。据民间传说,“八宝铜铃”象征土老司的一匹宝马,土老司摇铃舞蹈时,常出现一些喂马、逗马、上马、跨马、奔马和下马的形象动作。土家族人善舞表现在毛谷斯舞的技艺上。

毛谷斯舞是土家人纪念祖先、开拓荒野、刀耕火种、捕鱼狩猎等创世业绩的一种原始舞蹈。[4](P103)毛谷斯舞近似于戏曲的写意,既具有舞蹈的雏形,又带有戏剧的表演性,是土家族祭祀的一种舞蹈。跳毛谷斯舞,土家族人叫“拔步长”或“玩拔步”,就是用茅草、稻草、棕树、桐叶或芭蕉叶织成衣服,一般作成5块,一块扎在腰间,一块围在肋下,两块搭肩系在左右臂上,一块作头套蒙面,要装扮15大个“毛谷斯”,意为祖辈儿孙一家人。他们表演的内容大多为祭祀祖先和教育后代,在土家族传统的摆手活动中穿行。毛谷斯舞表演时曲膝抖身,浑身抖动,全身茅草唰唰作响,头上五条大辫子左右不停摆动,它的动作古朴,是土家族先人对狩猎生活及大量动物姿态的模仿。湘西土家族人的毛谷斯舞已有千多年的发展沿革史了,若定要考证出准确的产生年限,谁也说不清。但可以肯定,它和土家族摆手舞是同源同时的,因为毛谷斯舞是穿插在摆手舞活动中的一种原始戏剧表演活动。据《永顺府志》(清乾隆版)载:“土家各寨有摆手堂,又名鬼堂,谓是已故土官阴署,每岁正月初三至十七日止,夜间打锣击鼓,男女聚集跳舞大歌,名曰摆手。”在土家摆手中,它包括了祭祀仪式及毛谷斯舞等多项内容,可见,毛谷斯舞这种戏剧表演形式是宗教原始文化的残存,它是宗教同艺术的接连,从毛谷斯舞的产生条件来看,千百年来,宗教与艺术都是血肉相连的整体。土家人善舞还表现在跳马舞的技艺上。“跳马”是土家族的习俗,旧历正月十五以后,第一个属马曰,土家族举行驱邪、遣送瘟神祭祀活动,跳起一种名为“跳马舞”的舞蹈,属祭祀舞蹈的范畴。

据《土家族风俗志》载:“湘西古丈县热溪向家祖公,远古时从沅陵县清水莲花池搬来,曾家祖公从石马潭迁到热溪来住,这里山高林密,不见天日,阴森森的。每天夜晚,山林里常出现蓝火焰,飘来流去。两家祖公认为是鬼怪作祟,决定竖起山林土地庙,请山林土地赶鬼怪。他们想山林土地赶鬼,要骑马方才能赶得上鬼怪,于是兴起了扎马、敬马、跳马,祭祀山林土地,祈求平安吉利的活动。世代相承,演变成了祈神的祭祀性舞蹈。”[5](P123)人们在正月十五后的第一个“马日”,举行跳马祭祀,三天前就将马扎备好,亲朋好友相继而来,寨里装点打扮马场,宣布祭祀俗规。马日那天,参加跳马的人全部睡觉休息,午时,第一声铁炮响,跳马人起来,第二声铁炮响就开始装马,第三声铁炮响,唢呐、长号锣鼓齐鸣,马队便向马场出发。马队进入马场后,踏着锣鼓点,依次跑圈和变换动作。跳马的人头戴草帽,身穿各色便衣、便裤、草鞋,表演着马跑、马嘶、马踢脚、马打滚、马摇头抖鬃、马甩尾巴等动作。传说瘟疫虫旱灾情是判官放出来的,所以杀判官是跳马的高潮,跳马者将判官杀倒,算是驱走了瘟疫虫旱灾情。接着,马队奔驰跳跃,大家将“马”堆积焚烧,表示将马献给了山林土地,跳马舞也就宣告结束。土家族人善舞也表现在造旗舞的技艺上。造旗舞是土家人每年正月在“调年摆手”之前跳的一种风俗舞蹈。人们首先要选定“调年”地点,然后旗手们踏着鼓手所击出的节奏,耍旗舞动。造旗舞的动作有“细步”、“慢步”、“进退步”、“换位”等,跳时自由、流畅,每个动作都可任意反复,主要是根据击鼓者指挥变化,直到人们围成大圆圈,旗手们才将旗帜靠于或插于“调年”场的四周,众人便跳起“调年摆手舞”。

土家族人用舞蹈祭祀祖先祈愿幸福。土家族崇拜祖先,祖先是他们心目中最亲切最神圣的神祗。在他们看来,冥冥之中祖先的英灵无处不在,主宰着家族的兴旺发达和个人的前程命运。土家人崇拜“八部大王”,一年一祭,形成了土家人特有的节令习俗,因祭祀“八部大王”时必须跳摆手舞,所以祭祀活动也称“摆手”。摆手舞作为祭祀舞蹈,它是用“摆手”这种特殊的形式告知祖先,祈求祖先的保佑,祈求幸福。摆手舞以它淳朴的舞姿和巨幅的画面,展现了土家族历史和生活图景,作为祭祀舞蹈,它与祭祀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与当时人们所处的社会是分不开的。它是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随着本民族的发展,经过不断的丰富、发展而成为今天风格独特的民族舞蹈。土家族舞蹈生存传衍的空间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土家族人总是喜爱用本民族的舞蹈来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舞蹈成了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在调查时发现,土家族舞蹈始终保持着“实用———审美”的综合价值结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比如,在古代,土家先民还对洪水、瘟疫等自然现象不甚了解,又缺乏征服自然的能力,于是将这种天灾人祸归结为“神灵”的力量。加之统治阶级趁机愚弄人们,利用其作为统治工具,使祭祀逐渐演变为一种世代相传的仪式,并使舞蹈的性质发生了某些程度变化。舞蹈祭祀功能基本上是消极、落后的,尤其是对一些文明程度较为落后的地区影响较大。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加强了土家族人民之间的凝聚力,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在促进宗族团结和谐与抵御外来侵略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土家族用舞蹈驱邪逐鬼保佑平安。在原始的土家族社会,巫与医是不区分的,人生病了,或家中动物生病了,都被认为是撞上鬼了,要请巫师到家来驱除恶鬼,赶走瘟疫。小病做小的仪式,大病做大的仪式,有舞蹈参与的仪式往往是大的仪式。男巫师,土家族人称“梯玛”;女巫师,称“仙娘”。在土家族人心中,巫师通常被视为神灵的使者,是人间此岸与冥界、天界彼岸的精神媒介,具有一定的超人的神秘性。在土家族舞蹈中,我们常常可见到巫师的身影。例如,农历八月十五到十月十五日内,梯玛要为人们求子、求富、解结、消灾、治病、求雨和迁烟火。在此期间,梯玛要为其作法事。祭祀活动一般从下午太阳下山开始,吹牛角、摇铜铃、舞师刀、唱神歌、作法事。请梯玛,一般要杀牛,要接客吃牛,牛头和牛的四蹄要给梯玛作为酬谢。梯玛在祭祀中必跳粗犷健美的铜铃舞。旧时铜铃舞只是梯玛独舞,现今逐步由一人舞发展到“行堂”与“坐堂”。“行堂”是走着舞,行堂以舞为主,动作丰富,幅度较大,技艺较高;“坐堂”是坐在长凳上舞,坐堂以歌为主,动作零碎,一边摇铃,随着歌声腿和身体不停的颤动,迷信色彩比较浓厚。建国后铜铃舞逐渐形成男子集体舞形式,成为土家族舞蹈代表性舞蹈之一。土家族用舞蹈超度亡灵祭奠死者。土家族舞蹈的丧祭功能十分明显,它是每一个土家族人都最珍视的文化传统。丧葬舞蹈的舞蹈形式最为原始古老,舞蹈中带着隐秘的话语,堪称人类肢体语言的“活化石”。古代土家族人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和需要找到用舞蹈来沟通祖先亡灵的方法,用舞蹈姿态中隐藏的神秘话语连接人与鬼魂的世界,向活着的人解释人生,解释世界。

土家族跳丧舞最能表现人们对“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的生死观念,它也是土家族源远流长的葬丧祭祀歌舞仪式。在鄂西,葬丧舞也叫“撒尔嗬”,它最能体现出土家族葬丧文化中的虎图腾崇拜和巫术。鄂西土家族人跳“撒尔嗬”,他们在悼念死者的灵堂前举行仪式,通过一人击鼓指挥,众人跳舞表演表现出土家族古代生产劳动状况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撒尔嗬”古朴典雅,节奏明快,步伐严谨,具有较高的艺术技巧,通过这种欢快的跳丧歌舞活动,使民间悲哀的丧事转化为喜事,起了娱人娱神的作用。跳丧舞的动作特征十分明显,其步伐非常严谨,二人动作讲究对称,均衡协调;在整个跳动过程中没有静止造型,而是处于连续不断地“摆动”和“悠颤”动态,俗称“头儿摆两摆,身子歪两歪,屁股甩两甩,脚步踹两踹”,全身配合显得节奏明朗,灵活美观。“撒尔嗬”表现了人类死亡这一永恒现象,它是信仰与理性的产物,是土家族特有的哲学观和价值观。

土家族用舞蹈恋爱求婚。舞蹈是具有诗化、仪式化的一种非常生动的表演形式,在人生盛大节日里,它与土家族人恋爱婚配相结合,相得益彰。湘西土家族人跳小摆手舞,每年正月初八开始,到正月十一结束;适时,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赶来,来到专门跳舞的“摆手堂”,参加者、观看者多达数千人。人们所吟唱的旋律平稳,节奏规整,感情抒发细腻;当唱到男女谈情说爱时,音调柔和低微,旋律婉转舒缓,如情人切切私语,即土家族人常说的“一片缠绵摆手歌”。舞蹈为爱情而舞、为恋爱联姻而舞、为生活而舞的目的性,在这种场合最具有说服力。人类学家认为,土家族摆手堂,是姑娘小伙缔结美好姻缘的场合,它关系到族群兴衰大事,牵连到子孙繁衍的千秋大业,因而舞蹈是土家人最隆重节目中的载体,也是他们相对封闭的社会最佳的社交环境,舞蹈成了人们进行社交的基本手段。土家族舞蹈是肢体的语言,土家族人用它来参与社会生活,解释社会生活。无论是原始舞蹈,还是现在的舞台舞蹈艺术,其根本还是要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现实,整个舞蹈就如同空中楼阁,只能昙花一现。土家族现今流传下来的舞蹈,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有着积极乐观向上的特点。

历史人文范文第8篇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历史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其具有极强的人文素养教育功能,这门课程不仅涵盖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爱国主义情感,还对道德教育、学生民主观念的建立、法制观念的建立以及合作、竞争、创新等积极精神的培养都有所涉及。初中历史教育中加入人文主义思想教育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两方面基础上开展的,结合历史课程本身的特征和初中生自身的身心发展特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开展人文主义思想教育不仅能够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还能引导学生进一步正确地自我认识,启发学生对自我个性的充分发展,从而更加积极理性地实现自我价值,建立健全初中生独立、完善的人格。

2如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开展人文主义思想教育

第一,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教育要注重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有效结合。当前的初中教育中对于历史科目的重视度还不够,很多学校偏重于科学知识的传授,对于历史这样人文知识为重点的教学科目有所忽略。但是,通过素质教育的改革,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开始认识到,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备过硬的知识素养,还应该有健全的人格思想,因此,重视初中历史教育实际上就是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发挥其共同的积极作用。初中历史教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因此历史课程不仅具有科学性,还包含了深刻的人文性。所以在初中历史课程的人文主义思想教学中不仅要体现历史知识的科学性,还要体现历史学科的人文性。

第二,更新初中历史教学观念,广泛挖掘教材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当前的初中历史课程因为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在进行人文主义思想教育的时候主要还是要依靠已有的初中历史教材。历史教师要善于在学科教材中广泛挖掘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与已经取得的成果,并将其贯穿在历史人文教学中。通过对人类文明创造史的进一步了解,学生很快能够建立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风貌,这是历史人文教育在陶冶学生情操、解放学生思想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新时期的初中历史教师需要培养的是具有全方位素质的人才,他们不仅对中国近现代史有详尽的了解,还应该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提取无价的人文精神,这样才能督促学生建立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勇往直前的民族主义精神。

第三,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相结合,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探索精神。马克思在对于人的本质问题上曾做出过这样的论述:“活动是人的特性,自由自在的活动是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特征。”从马克思的论述中说明人的存在其基本方式是具体的、现实的、自由自在的,而人的发展是以活动为中介的,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人才能在活动中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建立丰富的个性。这一道理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是同样适用的。初中历史教学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课堂中纸上谈兵,更多的是要在实践中出真知。根据当前历史课程的特点和人文思想教育的特殊性,初中历史教师要充分引导学生在课外探索历史学科的奥妙,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对历史课程产生学习的兴趣。历史教师可以在课堂中给学生提供历史实践活动的课题,鼓励学生在课外探索和挖掘课题涉及的人文思想,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发展人文思想的自我开发和学习能力,这对初中历史人文教育往往能够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由此可见,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教育应该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结合起来,进一步有效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探索精神。

历史人文范文第9篇

打好历史基础学生历史情怀的培养要以历史主体知识的牢固为基础,根据中学历史教学的特点,要求我们要科学地引导学生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问题,如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坚持以学科主干知识为载体、以能力立意为指导,通过课堂教学和章节训练,使学生掌握重大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比较鉴别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及其相互联系。当然,我们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如何判别历史的主干知识,教师要用现代意识和历史学的社会教育功能为指导,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的现实,精心研究历史发展的主干知识,突出重点。然后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历史主干知识的概念内涵,把握重要史实,阅读历史教材中相关的资料,如文字介绍、图片反映、分析课文前言、引语、思考题等。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对中学历史有一个主体认识,基础知识也才能较好地落在实处。

2深入钻研教材

发掘人文情感历史本身就富含深厚的人文内涵,而历史教材则是历史人文内涵的最有力的指引。在教学过程中,许多历史教师依旧固守传统的教学模式,过于看中整体的历史知识体系,强调历史发展的原因、意义等规律的知识,而忽视了散落在历史各个时代中的人性的光辉和超越时代、国别和阶级的精神。在教师准备教学时,应该深入挖掘教材中体现出的人性光芒,对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有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既要介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又要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求;对于历史中的优秀文化,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尊重世界其他民族对人类所做出的物质文明贡献和精神文明贡献,培养学生形成民主、平等、宽容、责任感等为核心的人文素养,从而让学生真正感受到人文精神的能量。

3营造和谐学习氛围

活跃课堂教学历史是一门更专注于知识素养的学科,因此学习起来学生会感到比较枯燥,因此,需要教师提高课堂教学的积极性,认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外部环境与认知主体内部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学习环境对有效形成意义建构有非常大的作用。就象我们在整洁、美丽的校园中介绍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要爱护环境时,学生应更能接受这一人文主义观点一样。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要面向全体学生,平等地关注和尊重每一个学生,给他们以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及展现个人能力的机会,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努力营造一种平等、和谐的民主学习氛围,这样,学生也才能真正感受并接受民主、平等、宽容等人文精神。

4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增强学生主动性根据布鲁纳认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他强调知识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应该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让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从而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去,通过个人的学习增强对外部认知的体验,能够对世界有独特的体验。因此,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教会学生一种努力探索新知识、新情境的学习态度,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思考历史问题,从中获取新的认知感受。而教师在此过程中需要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人文立场,引导学生在主动积极地“体验”中了解历史,在“体验”中内化升华自身的人文素养。

5增强教师的历史责任感

提升教学水平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历史责任就是积极扮演好传道授业的角色,通过言传身教,帮助学生学习历史文化知识,了解传统的优秀文化,提升人文修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因此,教师首先要具备深厚广博的学识,在教师从教之余,还应该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精通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拓宽专业知识面,研习专门史,了解史学最新研究动态,以此来不断丰富学识内涵,提升自我人文情怀的塑造与培养。此外,教师还需要学习专业之外的文化知识,争取做到口若悬河、旁征博引,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史学素材。

6小结

随着学生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情感教育在课堂教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此环境下,中学历史教学必须转变教学目标和教学方式,从过去单纯的知识理解、记忆向全面发展,帮助学生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丰富人文素养,提升人文情感,从传统美德中获取人生智慧和人格魅力,从而促进自我升华与提高。

历史人文范文第10篇

商王朝的始祖契生活在商丘一带。当时这一带是夏王朝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到王亥时商部落开始强大。“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商族的图腾崇拜是玄鸟。据郭沫若、闻一多等学者考证,玄鸟即凤鸟。商丘一带的汉画像石墓中凤鸟的图像很多,而且常常刻于墓门外侧,为祥瑞安宁之象征,说明直到汉代豫东一带仍将凤鸟视为神鸟而崇拜[2]。王亥生活在夏王朝中期,是商王朝开国帝王成汤的七世祖,是先商十四个部落首领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据范文澜、郭沫若等人研究,商部落活动的中心在商丘。王亥是商契的第六世孙,甲骨卜辞中称之为“高且(祖)亥”、“王亥”、“高且(祖)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也作“王亥”,《竹书纪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楚辞•天问》作“该”或“眩”。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考》一文中说:“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则亥乃其正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在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汤四位。王亥是卜辞中所称的三位高祖之一。在商朝的发展史上,契是商部落最早的首领,成汤是商王朝的建立者,而王亥、上甲微父子则是先商时期商族强大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尔雅•释古》说:“王,君也。”《说文》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这也就是说,商后代称亥为王亥,卜辞中多次称亥为高祖或高祖亥,说明了王亥为首领时所开创的事业及活动值得后人纪念,对商族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从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王亥崇我”的记载也可证明。

当时,商朝人祭祀王亥所用的牲畜多达三十牛、四十牛,甚至五十牛、三百牛,有时还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王亥为什么被殷商后人如此重视呢?这要从王亥所生活的时代及所从事的事业谈起。王亥生活的时代大约与少康同时。当时,夏朝正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逐步确立,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商部落的经济在夏王朝时期应该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也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管子•轻重戊》记载:“殷人之王,立帛(皂字之误)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以养马,“牢”以养牛。这说明,到王亥时代,商人已经驯用马牛。但王亥所处的时代还是奴隶制初期,农业生产水平虽有进步,但还比较低下,饲养家畜无疑是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商部落畜牧业的兴起,不仅提高了商族的生活水平,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因此,胡厚宣等人在《殷商史》中认为“王亥是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3]。在夏王朝中期时的商丘环境优美,水清木秀,非常适宜动植物的生长,所以王亥就首先发明了畜牧业。随着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商业的产生。随着商部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剩余农产品及畜牧产品数量的增加,王亥便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这就是开始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王亥作为商部落的首领,他率领部落成员同其他部落进行的贸易已不是简单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而是有一定规模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贸易活动[4]。王亥率领商部落,赶着牛羊到外部落进行交易,外部落的人把他们称为“商人”。

王亥一生中应该说会有很多次规模大小不等的商业贸易活动。王亥最后一次贸易是与黄河以北的有易氏。《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王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还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这就是说王亥由于在贸易时在有易居住时间过长,引起对方不满,被对方杀死。在当时商族日益强大的情况下,王亥的这些商业贸易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王亥被杀除了商业贸易中双方发生分歧之外,也不排除政治方面的因素。但王亥被杀并未影响商部落的强大,商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也并未因此停止。王亥死后其子上甲微借助于河伯的武力,打败有易氏,杀了有易氏国君绵臣,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商只所以能够取代夏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商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使其日益强大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商人的商业贸易活动为商灭夏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就说:“汤灭夏以前,商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

《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也说明了当时的商国已是房屋成片、人口众多的状况。随着商业的发展,交易的货物必需增加其数量,夏后期早已利用奴隶,商应有更多的奴隶从事生产。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兴起的形势,开启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革命。”[4]虽然王亥为他所开创的商业活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这并不影响历史的进程。正是王亥所开创的商业活动,增强了商部落的经济基础,并掀起了一场夏王朝的革命。在中国商业史上,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和王亥从事商业贸易并因此被杀害的记载是中国古代文献关于商业和贸易行为的最早记载,王亥又是当时商部落的首领,所以,王亥可谓是中国商业第一人,即中国商业的鼻祖。因此,王亥受到殷商后代的隆重祭祀就决非偶然。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在《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多达96条。殷人有时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可见王亥在商朝人心中具有极高的威信。正是王亥所开创的畜牧业和所开始的商业贸易活动给当时的商部落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商部落迅速壮大起来。《管子•轻重甲》记载,商汤时,夏王朝的统治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夏桀仅女乐就有三万人,而且“无不服文绣衣裳”。商汤则采用宰相伊尹的策略,命令自己部落的妇女赶织“文绣纂组”,换取夏朝大量的粮食,通过这些商业贸易活动,为灭夏准备物质基础。由此也可推断,商国的强大应是从王亥所进行的商业贸易这场经济革命开始的。通过持续不断的商业活动,使商族的粮食日益增加,国力日渐强盛,商国终于在汤时取代夏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商王朝[4]。商朝取代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并且成为对中国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的王朝,商朝时的商丘无论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二、商丘历史源远流长,古商文化几度辉煌

商丘历史悠久,文化底蕴非常厚重,是商部族的起源和聚居地,商人商业的发源地,商朝开国帝王商汤灭夏后的建都地。因此,商丘的商有三重含义:一是指商部族的“商”;二是指商人商业的“商”;三是指商朝的“商”。先商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更是商丘文化的源头,正是有先商时期丰厚的文化积累,才使商丘这块土地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丘文化,即商丘成为了当时百家争鸣的文化中心,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文化的策源地。儒家创始人孔子祖籍商丘[5],后又长期在商丘及周边地区讲学传道,招收弟子。孔子之所以能创立儒家学派,可以说与其先祖所居的商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丘成为孔子实践儒家思想和传授儒学的重要地区之一。

庄子是商丘人,是战国时期道家的重要人物,其思想继承老子又有所发展,《庄子》亦称《南华经》,是道家主要经典之一。他认为“道”是宇宙本体,“自本自根”,“无为无形”,“莫知其始,莫知所终”。以此出发,他认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万物皆一”。《庄子》一书中有着朴素的辩证因素,而且常借寓言故事讲述抽象道理,想像丰富,语言生动,既是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两千多年来庄子的思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座思想的丰碑。道家创始人老子家居鹿邑,距商丘只有几十里,鹿邑虽然属楚国,但其远离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实际属于古代商丘的文化圈内,老庄的道家文化融为一体,其思想根植于古代商丘深厚的文化土壤。墨家是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古代重要思想学派,创始人墨翟也是商丘人,他当时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政治主张,墨家初始即以与儒家对立的姿态出现,在一系列政治与学术问题上与儒家展开论争。战国末期,墨子后学克服了墨家学说中的宗教迷信成分,增加了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兼爱”、“非攻”等许多思想独树一帜,墨家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是“不相爱”,因而提倡“兼爱”、“非攻”,反对征伐攻战;提倡“节用”、“节葬”,反对奢侈享受,以减轻庶民负担;提倡“尚贤”、“尚同”,反对宿命的尊卑观念和等级制度。

特别是墨家对科学的认识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丰碑。百家争鸣中的名家惠施是商丘人,惠施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的诸子百家或萌发于商丘,或成长于商丘,或光大于商丘,他们聚集在商丘这块先商文化润育的热土上,高谈阔论,激扬文字,切磋学术,交流思想,开放出了一朵朵美丽的思想之花、智慧之花,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思索和深深的向往。诸子所留下的著作更是一座座文化的“金字塔”,两千多年来一直在向后人展示着其光芒和神秘。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更是商丘历史上一段最美好的一页。在汉代前期和中期,商丘历史再度进入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在刘武被封为梁王并把封国都城定在商丘之后,商丘的经济文化在汉代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居全国之首,许多文人墨客、天下名士聚集商丘,研究经典,撰文作赋。商丘人戴德、戴圣编篡《礼记》,对儒家经典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学者丁宽、焦延焘和桥玄对《易经》的研究,亦有较大进展。著名文人贾谊、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相聚商丘,谈古论今,饮酒赋诗,留下了许多千古佳话、绝世佳作,声誉满于华夏。魏晋时期,虽战火不断,但商丘文化仍然继承了前代文化的脉络,出现了著名思想家杨泉,他提出了世界是物质的初步概念,这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文学大家江淹、江总文才溢于海内,为当时一代文豪。唐代商丘是我国东方丝织业交易中心,其经济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当时的商丘文化亦十分发达。在唐代诗坛活跃的商丘诗人有陈希烈、刘宪、刘熙古、崔日署等。宋代是商丘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北宋时定商丘为南京,商丘成为陪都。

商丘除了继承着唐代东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外,文化较唐代又有较大的发展,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就设在商丘,为宋朝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戚同文、石延年、王洙、王尧臣、张方平、赵概等都是应天书院培养的杰出学生,分别成为宋代政坛和文坛上的重要人物。明清时期,是商丘古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当时的商丘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位居大学士者有沈鲤、宋权、李天馥;位居九卿者有吕坤、宋纟熏、杨东明、侯恂、练国事、汤斌、宋荦等十余人。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吕坤、杨东明还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汤斌、窦克勤则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大家,侯方域更是以一代风流才子千古垂名,李子金、杜知耕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数学家。明清时期商丘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再次证明了古代商丘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积累,也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商丘人的聪明和才智。沧桑变迁,斗转星移,10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商丘自不能免,以致于在发展的进程中放慢了脚步。今天我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古老商丘再次焕发生机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和挑战。

三、打造“华商之都”,建设和谐商丘

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于2004年6月来商丘考察后,欣然题词:商人、商业源于商丘[6]。商丘的“三商文化”,不仅内涵丰富,而且拥有大量的古代文献和实物资料支撑,应成为商丘城市品牌的核心内容,继承、弘扬、挖掘和宣传“三商文化”,进而打造“华商之都”城市品牌,必将对提高商丘知名度和竞争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是一个可以创造奇迹的时代。在这么一个绝好机遇中,有着创新传统的商丘人民,生活在我们祖先留下的这块具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土地上的每一位商丘人,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打造“华商之都”、建设和谐商丘的伟大历史使命。

2007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通过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全文12个部分虽各有侧重点,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建立和谐社会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商丘地处中原腹地,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豫、皖、苏、鲁四省接合部,在交通上被称为“四省通衢”之地,陇海铁路与京九铁路在商丘市区中心交会,105国道与310国道亦在商丘市中心交会,这里已成为中西部结合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南北及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交汇的中心地区。因此,商丘已具有的区域性商贸中心和旅游中心的地位是打造“华商之都”的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良好的交通条件所构成的地缘关系,为商丘打造“华商之都”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打造“华商之都”,实现商丘的和谐社会建设对全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每一位商丘人都有责任和有义务在推进商丘“华商之都”与和谐社会建设中贡献一份力量。历史文化只有融入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之中,才能焕发出新的文化光芒和巨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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