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论文范文

历史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目前北京境内现存的长城大部分为明长城。而早期长城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发展渊源。有史传，长城大约起源于战国时期，当时个诸侯列国兼并加剧，争战不断，为了保卫国家，抵御帝国，一些国家在自己易受侵犯的重要边境上筑起高大的墙。那就是最早的长城。这些长城一般不是很长，短的有数百里，长的千余里。这些的长城一般被称作做东周列国长城，主要包括了齐长城、楚长城、魏长城、秦长城、赵长城、中山长城及燕长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有记载：“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哲。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提防。其辞曰：……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1]当秦统一六国，这些军事防御用的长城已经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并被“险阻”之名被“夷去”。再经历两千年变迁，这些长城更是短墙残壁，有的甚至早已湮没在地底下。

而当时，秦始皇先后命蒙恬，王离分别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214年）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二世元年（即公元前209年）到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修筑在我国北部筑建起另一道长城。它以战国时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的西部和北部为基础，在某一些地段向北方大大地推进，原来的昭王长城已经从陇西从西向东经过宁夏、陕西到达内蒙，尤其在西北设置的新的防线投放大量人力物力，修筑起被后世人常提及的“秦始皇万里长城”。它奠定了今天万里长城的基本走向，起到了防御东胡、林胡、楼烦、匈奴等落后民族破坏性的侵略和保护境内经济生产的作用。

西汉时期，汉边郡受到匈奴的猖獗入侵，北方的经济文化受到严重威胁，此时汉文帝对长城就有修筑。到汉武帝时期，国家强盛，武帝改变以往的和亲政策，采取了征伐匈奴的政策。在征伐同时，为加强边防，修缮和新建了两万里的长城以及烽燧，亭障。据《史记》、《汉书》记载，长城及相关设施在汉代保护了边郡人民的生产和安全，特别是西北区阻隔了匈奴与河西走廊、西域其他民族的联合骚扰，推进了西方的丝绸之路的开辟。

到了西晋时期，于武帝太康二年又在北方复修了长城，这次主要是对秦长城的修复加固。南北朝时，北魏、北齐、北周先后修建了长城，而北京地区的现存早期长城遗址以北齐时为主。北齐在552年至565年间多次大规模的修筑长城。并在长城之内筑起一道重城。

隋朝时曾7次发动大规模人力，起用大量物力，但每次修筑时间很短，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可谓是“雷声大雨点小”。之后的时期，如唐朝，宋朝，元朝长城南北都在当朝管辖内，便也不再费心在长城的修筑上，更没有对长城进行新筑增筑。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因受蒙古贵族多次南下攻袭及女真族威胁，明朝统治两百年中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从1368年到1500年前后，修筑起全长一万二千七百多里的万里长城。

二、北京地区早期长城的历史发展渊源及最新发现

北京地区的长城历史可划分为明代及明代以前。现存的长城主要都是明代长城保留下来的。对明代以前早期长城的研究，在考古学家们巨大努力下，近年来有很多的新进展。2006年北京市举行的全市大规模长城踏查行动中，文物工作者们发现，很多明长城是叠压在其前的早期长城遗址上修建的。2010年春，昌平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到长陵镇上口村普查“马武寨”遗址(民间传说是东汉大将马武的屯兵之地)。在考察现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意外发现在“马武寨”遗址的东北方向的山脊上隐隐绰绰趴着一段石墙。2010年5月，昌平区文物管理所4名工作人员来到延庆解字石村，进行现场踏访。村北的山头上，从怀柔方向延伸过来的明长城在最后一个敌台的位置上戛然而止。站在敌台位置上向明长城消失的西南方向眺望，观察到山上匍匐着石垄状的墙体遗存，和昌平境内发现的石墙极为相似。2011年7月13日，昌平区文物管理所公布的最新长城踏查结果指出：从延庆大庄科乡解字石村至八达岭一线，最新发现一段长约19公里的古长城遗址。初步推断，这段长城建于北齐时期，距今约有1500年历史。

据长城研究专家宋国熹多年研究、初步统计：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时期到明朝期间，共计有23个国家/朝代修建过37道长城。长城覆盖了全国共16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有9个国家/朝代的10道长城经过北京，它们分别是：燕昭王长城、秦始皇万里长城、汉武帝万里长城、晋长城、北齐长城、北齐重城、北周长城、隋长城、唐长城以及明万里长城。

按照历史记载及考古发现，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北京境内现存的明代以前石长城，大多为北齐(北齐辖境相当今天山东、河北全境及山西大部和河南的一部分)所建。据《北齐书》《北史》等史料记载，北齐27年中，面临着西面北周的侵扰，北面突厥、柔然、契丹等游牧民族的虎视眈眈。为了加强对周边国家及游牧民族的防御，北齐时期，曾多次在北部和西部对长城进行修筑和加强，其规模在秦朝之后、明代以前这段时期里，堪称第一。

三、北京地区长城的建筑艺术

长城是史上修筑时间跨度最长及总长度最长两个“最”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它是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的结晶。在长城的布局、城墙、关城、城台、烽火台、摩崖石刻及石雕等诸多方面充分体现出建筑艺术的光彩。

（一）北京地区长城的布局

北京地区的长城总长度为629公里，从东向西横跨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六个区县，呈半环形分布在北京北部、西部山区。北京的长城体系有因险制塞、纵深、枢纽等特点。因险制塞是指长城修建在山脊线上，巧妙地利用山脊的岩石陡壁，从而达到因险防御的目的。纵深是在体系的最重要部位，修建两条乃至三条长城，形成纵深防御体系。枢纽是指位于怀柔县西部山区的各个方向长城的交汇处，称北京长城枢纽段，该枢纽段从北向南全长约6公里，北起黑沱山山顶，中为九眼楼(又称望京楼：明代北京地区长城体系中的重要指挥机构)，南为北京结点。从此枢纽段，向东为东支长城，向西北为西北支长城、向西为西支长城，向西南为西南支长城。其中西支长城与西南支长城向西在关沟汇合，即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与居庸关长城。

（二）城墙

城墙千将万个雄关、关城、城台等联成一体，随着山形地势修建，高低宽窄各处不同。北京地区长城的城墙分为常见的砖包墙、战墙、阻挡隔墙、山体墙（劈山墙）、水关墙多数等。砖包墙以条石为基部、城砖为上部。造战墙常建在重要的地段，战墙上开有多个了望孔和射孔，以抵抗万一被敌人突破关口、登上城墙顶部最后“决战”之用。阻挡隔墙则建在在一些险要地段，用来阻挡敌人沿城墙的马道前进。劈山墙修建在窄长的悬崖峭壁上，如怀柔县慕田峪长城的景点“鹰飞倒仰”，就是典型的山体墙。水关墙在当城墙跨越河沟时出现墙体底部河沟水流通过处专设活动栅栏，平时栅栏上吊，让河沟水流顺利通过；战时，把栅栏门下放，阻挡敌人从低处河沟处通过。

（三）关城

关城是建在长城关口上，是与一般建筑相连的封闭性城垣，根据关城大小和地形有二至四个城门，是重要的防守据点，是长城的指挥部。关城位置往往设在高山峻岭，或深沟峡谷，以及江河海湾转折的地方和海山交汇处，以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

（四）城台

城台是沿着城墙，每隔一段出现的突出的台，又称墙台、战台、敌台、楼台。在平面图上看，城台主要是方形或长方形，并为呈中轴对称的几何形状。城台的两端连接着城墙。从纵向看分为城台一层、两层。一层的城台又称作墙台，它的高度基本与城墙相平，台子的外沿设有垛口。但北京地区长城的城台大多为两层，可称为战台、敌台、楼台。两层的楼台下层是由重叠型券洞结构建成，全部用砖组成，没有一根木梁、木柱，又称为“无梁殿”，是城台的建筑艺术集中地体现。两层城台下层平时可容十几人住宿，作战时可供更多士兵使用。上层有铺房，周边墙有垛口、射孔，可以储存粮食、弓箭、弹药、武器等。城台的下层四周均设窗孔。上层窗孔总数有12孔、14孔、16孔不等。通常远视窗孔数目的多少，就可知道该城台的规模。在北京地区长城的诸多城台中，以密云县司马台长城的城台最为险峻与多样。我国著名长城专家罗哲文曾说“长城是中国建筑之最，而司马台长城是中国台城之最”。

（五）烽火台

烽火台也称烟墩、狼烟台、烽缝、烽台等。烽火台是利用火光和烟气传递军情信息的建筑物，是长城防御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信息传递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史上曾发生过“烽火戏诸候”的历史事实。可见早在西周末期(公元前770多年)就有烽火台的出现。可以说，拥有2770多年悠久历史的烽火台是世界上最早的长距离物理光学、声学相结合的信息传递系统。

烽火台的建筑形式是独立的高台，一般为两层，下层是用于供士兵居住和堆放材料设备，上层为遇敌情时发送信号（白天燃烟、夜间举火）的地方。烽火台的位置多种多样，有的紧靠长城两侧；有的长城以外，并向远处伸展；有的则跟县、郡和首都相联系。

(六）存在与长城上摩崖石刻与石雕艺术

在一些重要的关城、关口附近的崖壁上，往往就会有摩崖石刻的出现，昌平区居庸关关城云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云台是一座用汉白玉雕琢砌筑的高台，始建于元朝至正五年(1345年)，面积达310平方米，台下券门呈半六角结构。劵门上正中是精美金翅鸟王的石雕，两旁刻有金刚杆和象、龙等浮雕。券门内壁雕有巨大的四大天王浮雕像，四大天王造型栩栩如生。券顶上布满“曼陀罗”花的图案，花中还刻有佛像，共有2215尊佛像，为至今保存完好的艺术珍品。内壁上还刻有用汉文、梵文、八思巴文、藏文、西夏文、维吾尔文六种文字镌刻的《陀罗尼经咒》和《造塔功德记》。其中八思巴文及西夏文流传时间较短便废弃不用，而保存下来可供研究的资料又极为罕见。云台保留下来的石刻文字对破译古代文字的秘密，以及研究西夏、蒙古等的历史都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四、北京地区早期长城受各时期的影响

（一）长城修筑在各典型时期的选线修筑特点

有专家学者指出：在从春秋时期到明朝期间，共计有23个国家/朝代对长城进行修建，共计有37道长城，覆盖了全国共16个省、市、自治区。

1.春秋战国时长城选线及修筑特点

据文献史料显示，我国长城的修筑可追溯达到公元前7～6世纪的春秋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修筑的有诸如楚国的“方城”，齐长城，中山国长城、韩长城、魏长城、赵长城、燕长城。其中中山国、韩、魏长城与赵、燕南长城大多建在两国相邻的边界线附近，对各国间相互防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长城的建起对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也有一定作用。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先后修筑过两条长城，一条是东面和魏国接壤的“堑洛长城”，一条是西边防御西北游牧民族的边地长城。这些长城大多是各诸侯国在易受侵犯的重要边境上筑起的高大的墙，这些长城一般不是很长或数百里长的也只有千余里。

2.秦始皇长城的修筑选线及修缮情况

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防止北方匈奴等落后部落南侵，在原有的燕、赵、秦三国北方长城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修筑。《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中记载：“始皇二十六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2]秦始皇西起临洮县，跨过辽宁省的辽阳市，东边至鸭绿江边。秦始皇长城可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由内蒙古化德县，向东过河北康保县，跨过河北丰宁、围场县，内蒙古赤峰市，至辽宁阜新市北部，这段长城沿用了战国燕长城旧迹，辽河以东部分可能为新建长城；中段：从内蒙古兴和县，经过黄旗海北岸，绕过集宁市北境，顺着大青山向西，经过察右中旗，进如包头市固阳县北部后到阴山以南，黄河后套以北，挨到乌兰市和沙漠北缘。这段长城主要是沿用了战国赵长城的基础，并加以重新修缮。而在阴山和贺兰山之间是秦统一以后新筑的，基本依托大青山和阴山的西段：这条长城的干线起自甘肃岷县，循东北方向，经临洮、渭源、宁夏固原，又进入甘肃环县到达内蒙准格尔旗东北的十二连城。秦始皇长城在甘肃境内基本是维修和连接了秦昭王长城。

3.汉武帝长城的修筑

汉代长城也称为塞、塞墙（塞、塞墙是边境上的险要地段，尤指我国北方经常受到匈奴干扰的险要地带。这些地带经常需筑城设险，以阻塞匈奴入侵），在西北部地区比秦长城时的区域还要大。汉代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匈奴的防范，并保护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将烽燧和城障修筑在更边远的地区。除修葺秦长城外，还加建了东西两段长城。西段向西延伸，过敦煌一直到新疆的罗布泊地区，东段经内蒙古的狼山、阴山、赤峰、东达吉林。

4.西晋时长城修建

据《晋书·唐彬传》，记载：“开拓旧境，劫地千里。复秦长城塞，自温城洎于碣石，绵亘山谷且三千里，分军屯守，烽堠相望。由是国境获安，无犬吠之警，自汉魏征镇莫之比焉。”这段描述的就是晋武帝太康二年，唐彬任使持节时监管着军事，为防止来自北方的侵袭修筑长城的情境。这段长城大致位于今东北地区，这次修筑的长城“自温城洎于碣石”即从河北省东北部至朝鲜大同江入海口北岸的碣石山之间，而这里正是秦汉时期的长城旧线的位置。

5.南北朝时期，隋朝及其之后长城的修筑

直到南北朝时期，北魏为防柔然入侵，于公元446年开始修筑长城，此次修筑东起北京市昌平区的居庸关，向南到河北灵邱县，再西经平型县、北楼县等最后到山西省河曲县。之后的北齐政权曾多次修筑长城。其中天保三年到八年中较大规模的修筑就有4次，如在公元555年，为防御北方突厥、柔然、契丹等北方落后游牧民族的入侵及邻国西魏、北周的威胁，再次大规模修建长城，长城此次修建自北京昌平北至山西大同市。到556年，北齐又在长城已有的基础上，增筑大同西北至山海关的长城，这是北齐的外长城，北齐在外长城之内还筑有重城。

隋朝及气候唐、宋、辽几个朝代数百年间，并没有对长城进行大规模的修筑，。直到公元12世纪的金代．才有长城的修筑的再次出现。金王朝修筑的长城又称为界壕或边堡，史料记载的有东北路、临潢路、西北路和西南路四道界壕。东起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止于大青山北部群山之中。之后的元代长城也没有得到大规模修筑过。

（二）各典型时期北京地区早期长城的修筑特点

1.战国时期燕长城的修筑

北京城市的历史发展影响着北京地区长城的修建。早在春秋时期，燕灭蓟迁都于蓟城(今北京城区西南部广安门一带，是北京地区出现最早的诸侯国都城之一)。战国燕地处在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西端，在蓟建都，以武阳(今河北省易县南)作为下都。当时燕以上古、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来抗拒胡人侵袭，其中渔阳郡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十里堡乡统军庄村南一公里的南城子，地处密云县和怀柔区交界处。燕为防御北方东胡和林胡侵袭，筑燕北长城。从今河北怀来县西南部向东北途经延庆县西部，向北经过河北省赤城县、沽源县，转向东北，再从丰宁县、围场县境内穿过，直至辽宁省辽阳。长城沿线修筑了大量烽燧和屯兵城堡。由于燕北长城途径北京市延庆县境内，在延庆县西南部西拨子至今仍留有墙体、城台的遗迹。在修筑大部分地段距离今北京北界三四百里的燕北长城的同时，战国燕在北京开始设置关塞，称其为居庸塞．至秦始皇时期，被改名为居庸关。

秦统一六国后，燕北长城被秦始皇所沿用，在秦汉时期乃至随后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也都没有利用过北京地区的长城，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维修。

2.南北朝时期长城修筑情况

直到南北朝时期，北魏为防柔然入侵，于公元446年开始修筑长城，此次修筑东起北京市昌平区的居庸关，向南到河北灵邱县，再西经平型县、北楼县等最后到山西省河曲县。这道长城环绕在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的北方，又被称作为“畿上塞围”。这是今北京地区有明确记载、规模较大的第一条长城。之后的北齐政权6次修建长城，其中较大规模的修建有4次，经过多年多次修筑建起两条长城线，这是史上第一次出现“重城”。而目前北京现存的早期长城主要就是北齐长城。

3.隋朝及其后长城的修筑

隋朝虽多次修造长城，但基本没有增建，只是对原有的长城进行修整。隋朝之后的唐、宋、辽几代数百年间，并没有长城修建的史料记载。直到公元12世纪的金代．才有长城的修筑的再次出现，但金长城的走向较前后各代均偏北，基本没有涉及到北京地区的修建。到元代长城也没有得到大规模修筑过。

（三）北齐的两条代表长城——北京现存早期长城遗址主体部分

北齐政权，为防御北方突厥、柔然、契丹等北方落后游牧民族的入侵及邻国西魏、北周的威胁，曾多次修建长城。其中于公元555年发动了一次极大规模的修筑，此次修建自北京昌平北至山西大同市。《北齐书卷四·帝纪第四》中记载：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今北京昌平北）至镇州（今山西大同）九百余里”。[3]在《怀柔县志》中也有记载：“555年(北齐天保六年)，北齐文宣帝征兆民夫修筑长城。今怀柔县境内沙峪乡连云岭一带有北齐长城的遗迹。”[4]从长城的走向及位置看，北齐长城很可能是在北魏长城的基础上加以修补和扩建的。第二年，北齐又在长城已有的基础上，增筑大同西北至山海关的长城，这时北京市境居庸关以东第一次出现了长城，这是北齐的外长城，北齐在外长城之内还筑有重城。今北京市顺义区和通州区境内均曾有北齐长城。这些长城片段应是在外长城之内冲要处修起的屏障，在顺义境内温榆河古渡口附近就修有长城。

1.北齐代表长城——忻州长城

忻州长城是在北齐王朝建立后，在其北部和西部进行了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修筑年份分别在天保三年（公元552年）和后来的天保八年。据古文记载“冬十月，齐主自晋阳如离石，自黄栌岭（离石西北）起长城，北至社平戍（五寨县），四百余里置三十六戍”。即在天保三年，为防御稽胡和西魏及以后的北周，北齐开始修筑由五寨社平戍到达神池，又由神池折而向偏关至老牛湾（总秦戍）路段的长城。又在天保八年，北齐修筑长城内筑重城，是为为增强防御能力而建的。有文字记载“是年（天保八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偏关老营堡北五眼井）而东，至于坞纥戍（繁峙平型关附近），凡四百余里”。其具体走向是从清水河北堡乡的五眼井开始，至老营向南折，复又折东，经过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到达河北的下关。在天统元年又延伸至居庸关，与外长城汇合，长大约有千里。在偏关老营南保存有25公里的北齐长城，由新庄子村分开，明长城向西南，而北齐长城向东南，绕了一个弯后，在北场村南，又与明长城汇合，二者相距最远处约六七公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北齐长城残高3米，底宽4米，顶宽0.5米，北齐长城的其余部分均被明长城覆盖在下面，甚少。

2.北齐代表长城——司马台长城

位于北京密云县东北部，距北京120公里是另一代表长城：司马台长城。司马台长城始建于北齐（550年），在明万历年间，即1573年重修。南北朝时期，北齐石筑的长城犹如一条土龙匍匐在司马台关门的西山上。根据《北史·斛律金列传》记载：“羡以虏屡犯边塞，自库堆戍东据于海，二千余里，其间凡险要，或斩山筑城，断谷起嶂，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于公元565年，明州刺史斛律羡督修长城，其东段达渤海北岸山海关，库堆戍，有人认为是三堆戍，位于今天的山西静乐县之内长城而东。在这两千里长城的防线上设置了五十余所戍。如今我们发现的司马台北齐长城，其是位于密云县东庄乡后的川口村对面山上的大阴坡上，高约0.7米多，宽有2.5米，断断续续约长六、七里。唯一可见的偏离明长城的一段北齐长城从司马台关门的西山脚下开始，沿山脊在后川口与明代金山岭长城连接，而其余东西北齐长城，早已迭压在明长城底下，其遗迹不见。

五、不同地理环境对北京地区长城的影响

（一）北京地区长城修建总体走向

北京境内长城以怀柔旧水坑的北京结为界，可分为东、西两个体系。北京结以东是以单层布局为主，只有个别地段有重墙，极可能是不同年代的长城，个别关隘附近还有环状城墙，以加强关口的防御能力。但总的来说，东路结构比较简单。北京结以西则相当复杂，经常筑两层或多层城墙。特别是延庆盆地，在盆地北沿和南沿、军都山山中和山的东南麓出现三层长城，甚至更多层次，它组成的纵深防御体系，层层布防，以阻挡来敌。北京长城的这种布局特点，使我们明显看出明代北京主要军事威胁来自西北草原。

北京地区长城选择山体的特点：一是选取那些山坡两侧不对称的山体，利用较缓的一侧作为长城内，利用较陡峭的一面作为长城外，俯视周边平坦地带；二是选取平坦的山顶修筑城墙，城墙大都修筑在山脊峰崩之上；三是选取山脉断崖明显，且有河流切割，地势十分险峻，古人称之为。陉”的地方。同时，将石砌的高大城墙修筑在山谷缓冲地带，或两山之间的来往通道。关口设在低凹的山谷中，以高大的关城、瓮城、罗城、翼城和护城河等形成拦截之势。

（二）北京地区各地段长城走向及修筑选线

北京地区的长城，从东向西横跨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六个区县，呈半环形分布在北京北部、西部山区，总长度达600余公里。

1.平谷境内的长城走向及修筑选线

平谷位于燕山山脉南麓，因其北、东、南三面环山，中间是平原谷地，所以并被命名为平谷。在平谷长城从东方延伸过来，从天津蓟县的井峪沟村进入平谷，经过彰作关，一路向北到达将军关后向西行到黄松峪关，之后一直向北到达四座楼山，最后出平谷到密云的墙子路长城。平谷地区的长城环绕着平谷谷地的北面和东面延伸，守卫着南面的平原地带。它以将军关所在的大金山和四座楼所在的四座楼山为主要行经山脉，城墙大都修建在高陡的山梁上，其中从延庆大庄科乡解字石村至八达岭一线，最新发现一段长约19公里的古长城遗址。其中建于明永乐年间的黄松峪关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这里地势比较开阔平坦，因此这个关的地位是平谷长城沿线中显得较为重要的。

2.密云境内的长城走向及选线

密云位于北京市的东北犄角，燕山山脉南麓，华北大平原北缘，是华北大平原与内蒙古高原过渡地带。密云县是一个三面环山、中部低缓、西南开口的簸箕形地势。北齐及明代的长城，都是沿密云县边界山岭起伏，长城沿燕山内侧山梁建筑，从密云边界的东、北、西将其三面包围，呈“几”字形。而密云平原和周边山地的分界线则是石塘路一线和古北口路一线。密云平均海拔在500米以上，是北京至东北及内蒙古的重要门户。自十里堡乡统军庄入境，经过县城，再由古北口出关，到东北、内蒙古的道路，是一条古老而重要的交通大道。

长城由平谷的四座楼山折向北行北水峪关，然后出了平谷界到达密云的墙子路关。长城出墙子路关先向北，之后大体朝着东北方向的雾灵山走，时段时续。抵达雾灵山后就由山的南坡绕到西坡，最后由北坡脚下绕到东方的黑关。之后，长城沿黑关西北而行，到达大角峪关，关城周边的高山均在1100米以上。长城经过五道粱，头道沟，直至司马台、金山岭长城，之后是蟠龙山长城，古北口的卧虎山长城。经过了古北口后，长城就进入深山中环绕起来，因为路途极为险阻，以至很多地方因为山险，以山作为屏障，并没有设墙。之后到达白马关，以及白马关南边的洪桐峪关周边长城，也都是凭着山势险峻，以山作为障。其中洪桐峪更是双峰夹峙，，山谷内地势稍缓之处就建起两道边墙，谷中有过一座水券门。再经过黄峪口，折向西南方，到达著名的鹿皮关和石塘路，其中石塘路城堡是密云首险之一，是控制南北交通的要道，也是控制白河涌出山口的关卡。之后经过五座楼、黑山寺、白道峪、牛盆峪，终结于小水峪，小水峪城堡坐落于山谷之中，山谷北面是连绵高耸的云蒙山山脉。其中，著名的古北口和墙子路关都处于断裂带上。古北口大断裂，是张家口、承德、北票深断裂之一段落，是一条规模大、切割深、有长期活动的断裂带，由一系列平行的近东西走向的断裂组成。沿着断裂部形成绝壁式的奇峰，蜿蜒的长城大都修筑其上，形成关内关外的天然屏障。墙子路断裂，在走向方向上较为舒缓，呈波状弯曲，但倾斜也较大，一般在60。～70。之间，有的地段在80。以上，甚至直立。

3.怀柔境内的长城走向及选线

怀柔境内多山，属于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境内水系纵横，山区林木覆盖率极高。怀柔境内的长城基本建在山脉和平原交接的边缘地带。长城在怀柔境内先后穿过了黄花城、沙峪、三渡河、八道河、范各庄、怀北镇等六个乡镇、二十二个村，总长达61．5公里。长城多修筑在两山夹峙形成山谷，且有河流在谷中穿行的地方，其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因此怀柔境内城台、关隘尤其多，其中空心敌台、实心放台、墙台等有281座，关隘有20处，隘口处处筑堡设卡屯兵守卫。怀柔境内长城地形复杂，历史悠久，同时存在着单边和多边长城。其中“单边”是指从延庆县四海冶沿着边界山嵴到黑坨山大火焰山九眼楼，向南到庄户小火焰山后折向东，经过慕田峪东抵达山海关的外长城。它在怀柔境内的走向选线是：从火焰山九眼楼沿着层峦起伏的山岭至庄户村东面的小火焰山。之后折向东，经过田仙峪、贾儿岭达到慕田峪后向东行，过莲花池、神堂峪口、河防口、大水峪关到半截边与密云县境长城相接；“重边”是指明代为了方便守卫京都及皇陵而修筑的，西起居庸东到慕田峪的内长城。“重边”在怀柔境内的走向是：从旺泉峪山顶开始，途经黄花城的西水峪口、撞道口、头道关、二道关、小长峪口到十八蹬后折向北经过沙峪乡的大长峪口、南冶口后再向东，经过大榛峪口、驴鞍岭口、磨石口、擦石口到庄户小火焰山并与外长城相合，最后经田仙峪、贾儿岭到达慕田峪的秃尾边。

4.延庆境内的长城走向及修筑选线

延庆县处在燕山山脉的西部，延怀盆地的东部，燕山沉降带的西端。东、南、北三面环山，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75％，而且山高大多在千米以上。明长城的两条线分别从延庆境南和境东北两边穿过。北线从怀柔的慕田峪向西北，经过西栅子进入延庆县境内的海字口，途经营盘、宝山堡并横穿延庆东北部。出延庆境内到达河北省独石口；南线从由怀柔县的黄花城向西行进入延庆县境，到达东三岔后向西行，途经小张家口、居庸关、八达岭转向西南方向的石峡。

5.昌平境内的长城走向及修筑选线

昌平境内长城很短，在昌平境内只有数个关口和护卫关口的城墙段落。昌平区境内被确认的长城遗址只有三处：一处是流村镇长峪城西北段的明长城；另一处是流村镇马刨泉一带的古长城；还有一处是从延庆大庄科乡解字石村至八达岭一线，最新发现一段长约19公里的古长城遗址。此外，还有居庸关、南口等5处关城。

6.门头沟境内的长城走向及选线

作为“北京西部屏障”的门头沟区，至今还存有燕长城、魏长城和明长城的遗迹。其中明代长城蜿蜒于门头沟区西北部的大峡谷中，长约40公里，有9座残墩、17座敌台。此段长城从河北怀来县入境，经过沿河城、黄草梁，向西南方向延伸，在由东灵山出北京市境，向紫荆关方向而去。

结语

目前北京地区长城总长629公里，其中处于自然状态下尚未被保护的长城就有600公里。据北京市文物局相关人士介绍：目前长城面临着极大的破坏，其中挖砖取土的取材性破坏、建造工农业交通设施的建设性破坏、旅游资源过度利用的资源利用性破坏、和不遵循历史原貌修复的修复性破坏等人为因素对长城保护造成的威胁最大。而管理职责不清以及无序无度的资源利用，是目前保护长城面临的最大的两个问题。

历史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我国档案事业起源、产生到不断进步，从档案材料种类，行政组织机构建设，管理制度完善，管理人员调迁，档案库建设，档案利用编史修志成果等方面，回顾了我国自商代至明清主要朝代档案事业发展的足迹。

随着人类远古历史流传，人类历经如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结网捕鱼，神农氏种植五谷等传说；历经结绳记事、刻契记事、图画记事等的原始记事；历经语言记录符号——文字的产生；历经国家、阶级、文明的产生；档案最终成为人类语言及活动的记录。

据《说文》中记载，“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所谓“中”意为“薄书”“凡官府薄书谓之中，薄书犹今之案卷也”。商代的“史官”是商文化、文字、书册的统领者，是王命大政的决策、记载、下达及掌管者。即“史官”是当时神权的代言人和文化的垄断者，同时他们又是商代档案的形成者与管理者。其中闻名于世的商代甲骨档案，包括：占卜刻辞、卜事刻辞、记事刻辞、表谱刻辞等四类，是我国现存最早、较系统的官府文书，是揭示商代历史最丰富最直接可靠的原始材料，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材料独特、数量繁多、年代久远的档案，同时亦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鲜明佐证。

到了西周时期，我国档案工作比商朝有了进一步发展。“太史寮”以大史为首，及其下属官员组成的官署机构，主要掌管起草文书、记载史事、保管国家典籍、策命诸侯卿大夫及其他事务。当时除了有专门的档案机构，还有了比较细化的掌管王朝内外档案的组织人员，即大史、小史、内史、御史和外史。此外西周的史官记注制度是我国古代历史记载方面领先于世界的一种管理制度。而“金文档案”又是我国历史上继商代甲骨档案之后又一种特有的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

历史演进到春秋战国时期，代表当时阶级势力的文书档案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较大发展。其中包括专门档案、日常政务文书及民用契券，主要种类有刑书、计书、上书、盟书、玺书、遗书、符、节、檄文、券等。另外，文书档案工作逐渐由传统史官任内分离出来，被一批专门掌管文书档案的官员所代替。这表明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同时也是职官分工的历史进步。

秦朝，在其他诸侯列国的先进文化影响下，其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得以迅速发展完善。至秦文公以后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秦的文书档案制度的制定是在全国统一文字的基础上得以实施。并且其文书档案工作紧密围绕巩固发展专制的封建皇权，从而大大促进了古代文书档案工作的进程。

两汉时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得到进步。这一时期的公务文书的种类和用途增加许多，在文书处理方面，逐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文书工作制度，保证了文书档案的顺利传递，有利维护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两汉时期，当时政权重视加强档案文化典籍的收集、累积和利用，促进了这一时期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又进入动荡战乱时代。在中央，档案工作形成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治的中枢系统，建立了中央文书档案的工作系统。同时随着各国文书档案工作系统的建立和加强，各国文书档案工作人员日益增加，先后设置有尚书、都令史、令史、书令史……官吏多达五六十种，名目之多创历史之最。但这一时期各国皆重视档案典籍的收藏与营养汲取。然而由于长期的社会动乱，大量的档案典籍又造成很大破坏。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时期随着我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技术的发展，以及笔、墨等书写材料的改进，不仅促进了我国书法和文具制造工艺的提升，而且为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因而档案工作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和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社会进入空前繁荣的唐代。唐代的档案工作中，确立了文书档案“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的三省分权运行体制。三省分权制度，保证了文书运行的认真准确、避免了任何一方的独权，有效维护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至隋唐，文档官吏进一步专职化，由于当时科举制度的诞生，选官用吏两相分离，最终形成等级森严的官吏制度。而作为文书档案人员的“令吏”，地位低微而又不易升迁。随着国家机构的不断完善，文书档案的管理制度和律令亦比前代更加系统完备。对档案的收集归档，整理鉴定，销毁利用等方面都做了明文规定。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组史馆，设馆官修史书，他深明“以史为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道理，因而通过修史编制来加强巩固政治统治。并且这种设置史馆的官修史书制度，一直延伸到清朝民国。唐集档案史书编纂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及《北史》，皆成书于唐的史馆。宋代的文书档案种类，除一般政务文书外，其专门档案有“赋役档案”、“律法档案”和“例”。宋朝档案目前基本无存。由于宋代政治腐化，封建官僚日益腐朽堕落，一切政事“以例从事”，“例”即所谓档案，因而掌管档案的官吏无疑成为处理政事中不可或缺的人员。因此宋代文书档案人员，尽管职位不高，但在各级政权机关中的作用却比唐朝重要。宋代的档案工作机构中，有“事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司谏”，“录事”，“主事”，“令史”，“书令史”等档案官员。宋代的文书工作制度日益完善，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约束，文书和档案工作也有了初步分工，两方面的工作都有了较大发展。另外宋朝建立了专门用于保管皇帝的诏令、谱系、典籍、诗文等档案的帝王档案库。两宋时期共建了十一座皇帝档案典籍库，分别收藏各朝皇帝的档案。这也是档案机构发展的一个标志，一个转折点。宋朝代表档案保管工作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架阁库的普遍设置。架阁库不仅是档案保管装具的变革，也是宋代各级政权机关保存文书档案的专职机构，同时也创立了一整套档案管理制度。它开创了广泛意义上普遍保存文书档案的途径，是中国档案史上的重大变革，也是现代机关档案室的基本雏形。这一时期编史修志的重要成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和郑樵编著的《通志》。

明代的文书工作制度日趋健全。档案工作机构的设置也由分散趋于统一进一步发展。明朝建立的属中国档案史上规模空前的专门档案库--后湖黄册库，用于保管全国赋役档案。它具有专门工作人员、独立管理经费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档案保管数量繁多，库房存储面积巨大，为十六世纪早期世界所罕见。另一皇家档案库的代表--皇史，全部为砖石结构，坚固耐用，恒温恒湿，有利于档案的永久保护。是当时我国劳动人民高超建筑水平和智慧的结晶。

清朝的档案，绝大部分为政府官文，数量愈加浩繁，名称种类复杂。其档案管理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建立了包括“一案一卷”的立卷制度；按文种、问题分类的整理制度；编目登记制度；档案汇抄制度；档案清理修缮制度等，至此档案工作的整个过程得到完善和提高。

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国败民衰，伤痕累累，历史档案文物失窃频频。从殷商甲骨、两汉竹简到唐代佛像经卷；从敦煌莫高窟到圆明园；从斯坦因到八国联军；从鸦片战争到帝国列强发动的历次侵华战争……然而政治的动乱，列强的蹂躏，终究不能阻断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进程与发展，一些文化教育团体的涌现崛起，故宫历史博物馆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明清史料整理会”等，他们凭着对历史、对民族、对子孙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明清历史档案进行了含辛茹苦的收集、整理、鉴定、研究，不仅有效保护了国家历史文化精髓，同时有利促进了中国档案学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

回顾国家档案事业史发展历程，从原始记事到档案起源，从国家、阶级、社会的产生，到档案的形成、发展，它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进步。在当今全球高度信息化背景下，我们将推进国家档案事业信息化建设和现代化管理进程的步伐，不断促进我国档案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档案法规教程》中国档案出版社，姚晓春，辛文华编著.

历史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我的《选集》中有一篇文章，叫《第三条路走得通吗？》，就是专门回答这个问题的。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探讨中国的发展道路时，先是有一些人提出两条可供选择的路，一条是主张复兴农村，一条是主张开发工业。后来又有人提出第三条路，即主张开办农村工业为中国经济的出路。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有一派人主张这条路。他们的观点是不搞整个国家安全工业化，而是在农村办小手工业，办乡村企业。他们相信小手工业慢慢发展后会使整个国家的经济的得到发展。他们认为只有这条路可行，别的路难以行通。1935年，燕京大学教授郑林庄先生在《独立评论》第137期发表文章，正式提出第三条路。我写《第三条路走得通吗？》这篇文章，刊载在《独立评论》第138期，就是为了回答他提出的主张。那时我才22岁，年轻气盛，说他那个主张是在理论上近乎开倒车，在事实上也行不通。解放后，郑先生在北京农业大学任教，我在一次会议上碰见他，对他说我当时年轻，言语冒犯，请他多加原谅。但是我是不赞成走第三条路的。当然主张走第三条路的，情况也很复杂。当时有一些大人物支持他们，并且受到外国人的影响。你要晓得，到今天为止，有些外国人很好，希望中国发展；有些外国人不好，不希望中国发展。主张中国不搞工业化，而是在乡村办小手工业来慢慢发展，这里面就有外国人的影响。当然主张走第三条路的这一派人不一定都受到这种影响，有些人是为适应当时客观环境的需要而提出这种主张的；支持这一派人主张的外国人也不一定都是对中国不好，有些人的用心还是好的。总之，着里面的情况很复杂。你们可以看看《第三条路走得通吗？》这篇文章。中国的发展应当走工业化的道路，这种工业化包括城市的工业化，也包括农村的工业化。舍此别无他途。历史证明，第三条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走不通的。

二、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上探根溯源。

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太厉害、太完善，生命力太强。西方的封建主义制度一般只有900多年、1000多年，而中国的封建制度长达3000多年，比西方要长1800年到2000年。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期延续对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造成的有害影响是很大的，使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萌芽，但难以发展起来。具体而言，这种有害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产阶级难以形成。中产阶级，也叫第三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在西欧，特别是在一些宗教国家，僧侣是最上等的，其次是皇室贵族，再就是中产阶级，即第三阶级，主要是商人，还有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等。因为有第三阶级，形成了一种力量，资本主义就发展起来了。而在中国这个阶级始终形成不了。中国的商人产生是较早的，你看《东周列国》，就有写商人爱国的故事，但作为一个阶级，始终形成不了，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就发展不起来。二是海外贸易受到限制。英国的产业革命发生在十七、八世纪，在世界上最早，为什么呢？产业革命的起因是海外贸易的扩张。有海外需求就能带动国内工业发展。有一派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引擎（Engine）。引擎和发动机都是一回事，引擎是直译,非常形象贴切。海外有需求，有市场，就能带动国内工业发展，并能提出新的要求，而且由于有竞争，能降低成本，促进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的引进，促进技术进步。熊彼特就主张这种理论，我也是赞成的。产业革命和海外贸易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你看英国，这个国家很小，他的生存、发达，主要靠贸易扩张。海外贸易扩张带动国内产业发展，而产业发展后又带动生产工具的改进。瓦特在1784年发明蒸气机，蒸气机就是引擎，从而带动机械工业的发展，机械工业的发展又带动冶金工业的发展，而冶金工业的发展是与科学技术进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英国的产业革命首先从棉纺织业开始的，进而扩展到冶金工业。所以后来曼彻斯特发展成为英国的纺织工业中心，伯明翰发展成为英国的冶金工业中心。读一读英国的历史，就会知道，这些城市的发展与产业革命和工业发展是大体同步的，有一些滞后，一般滞后二、三十年，但基本同步，他们国家太小，发展纺织业，原料不够，就向外扩张，把别的国家变为殖民地。当时英国主要靠两个殖民地国家供应原料，一个是印度，供应棉花；一个是澳大利亚，主要供应羊毛，还提供牛、羊等肉食。你把英国的产业革命史翻一翻，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中国则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衣食等基本需要可以自给自足。享受的东西，如珍珠宝贝等有一些附属国进贡，皇室贵族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当政者就觉得没有到海外去谋求。所以，对外贸易有可有可无，没有那样迫切。你看中国明、清的皇帝，外国人来做生意，要别人磕头，鞠躬都不行，非三跪九叩不可。这样谁还愿意和你做生意呢？明朝的郑和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他在明朝的永乐、宣德年间率领大型船队七下西洋，堪称壮举。但宣德八年，即郑和第七次出洋返回后，明代第5个皇帝明宣严令禁海，郑和也于同年去世。对这样一个伟大的航海家，国家不去资助他，不去鼓励他，而且还要禁止他。所以，1433年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航海家了。中国的海外贸易也始终没有发展起来。三是科学技术长期得不到重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文轻理，不重视科技，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尽管古代有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但这些发明带有偶然性，而且被当时的文人视为雕虫末技。你看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都只重视文科。考试只靠一篇文章——策论，就是政策性的文章，诸如治国平天下等。文章写得好，就可以中举，成为秀才、举人、进士。进士中一、二、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中举并考取进士后就可以做官，所谓“学而优则仕”。考个进士起码可做县官，稍好点的，当个知府，再好一点的，在翰林院当个翰林。各个朝代不同，官名的叫法也不尽相同。由于长期重文轻理，以文取人，科学技术当然不受重视，得不到发展。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重理轻文，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既要重视科学技术，也要重视人才、社会科学。中国封建社会除了长期重文轻理，同时还有重农轻商。社会上对商人瞧不起，总觉得他们是谋小利、见利忘义的人，是黑心肠的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的重要原因。尽管后来满清政府时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没有学到真经，当时的满清政府还不想真正地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新的知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问题、民主与法制的问题都没有得到重视。四是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孔子很厉害，他的学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

这里面当然有好的方面，构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但是孔子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逐步把三纲五常，封建礼教完善和固定下来，则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为什么在历史上最关键的年份，如十四至十六世纪，西方有文艺复兴，十七、八世纪有启蒙运动，而中国却没有？文艺复兴这个词，源出法文，因为文艺复兴是从法国、意大利开始兴起的；法国、意大利对文艺复兴的贡献很大。启蒙运动的英文是theEnglingtenment,Light就是灯光，加上前后缀，再加上定冠词the，就是启蒙或启蒙运动。一个人懵里懵懂的，需要启发一下，给他一点光明，就是Englingtenment。什么三权分立，什么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这些学说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中国的封建社会那样长，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哪能产生什么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总而言之，中产阶级难以避免形成，海外贸易受到限制，科学技术长期不受重视，加上儒家思想的长期统治，使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难以产生和发展。

三、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是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1883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马克思去世，凯恩斯出生，熊彼特也是这一年出生的。他们都是影响深远的大经济学家。最近，美国好几次进行民意调查并消息，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即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学者，如果谈两个伟大人物就是马克思、爱因斯坦，有时是马克思摆在前面，有时是爱因斯坦摆在前面，反正是他们两人。如果说四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那就如同西方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上所列示的，除了亚当·斯密、马克思、马歇尔之外，还包括凯恩斯。如何对马克思和凯恩斯进行比较，我在1948年发表过一篇文章《从“新经济学”谈到凯恩斯和马克思》，对两人的经济思想、分析方法和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进行过比较。文中写到：“就反抗死硬的正统学派而言，马克思和凯恩斯是站在同一条线上；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归宿，则两人的看法，根本异趣。”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批判资本主义，但批判的目的不同。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他的《资本论》是一部资本主义成长、发展、衰退及转型的理论。在他的分析里，资本主义制度只是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的过程，终究是必然崩溃。凯恩斯则不同，他是要挽救资本主义。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分析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弊端和病象，但却力图去把它治好。这就是他们的根本不同点。我总觉得，马克思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中期，他所看到的是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血与火的惨景，农民被从土地上赶走，失业的人流落街头；看到的是资本私人占有和对劳工的血淋淋的剥削。因而他要揭露资本主义，并预言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加剧，必将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灭亡。在今天看来，马克思的语言不能说没有完全实现，也不能说已完全实现。总而言之是在往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也是在不断变化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至于他的具体结论，要根据时代、地点、条件不同而有所改进和发展。这本身是符合马克思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世界上哪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呢？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理论也必然回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向前发展。比如劳动价值论，未必就是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而物化劳动只转移价值，这似乎有点武断。如果你承认非活劳动，包括资本等对创造价值有帮助，让这些要素参与生产与分红，事实上也就承认这些非活劳动因素能创造价值。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多，但现在我们国家实行多种分配形式，让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事实上已经承认了。所以，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凯恩斯的经济学称为“萧条经济学”或“衰落经济学”，他在政策上主张提高消费，扩大投资，减少失业，增加收入。比如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建桥修路，甚至是建了又拆，拆了再建，修了又挖，挖了再修，用这种办法来扩大就业。他的主张当然是要在资本主义处在危机时挽救资本主义。但如撇开这一目的，他的学说和主张对其他国家解决经济紧缩问题是有借鉴意义的。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扩大内需而采取的政府扩大投资，促进消费的政策，特别是发行国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借用的这种办法。从1936年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到今天他的学说在发展中国家还发挥一定的作用，就足以说明凯恩斯是一个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家。

四、研究经济学要懂得历史我们研究经济发展，分析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这还很不够，还必须分析非经济因素，这就需要学习历史，了解历史。

特别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区域差异很大，要研究它的发展，就要借助非经济因素，特别是要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从历史方面来考察，探根溯源。对历史缺乏了解，是难以解释中国发展问题的。今天我对你讲，其实我对历史的兴趣远大于经济学。但现在的一些人不大爱学历史，大学的历史系没有多少人报考，什么原因呢？恐怕是学历史的不易找到好的职业，难得有出路，即使有了职业也很清寒。过去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现在的人耐不住清寒。事实上历史读起来是蛮有味的。你看美国独立的那一年是1776年，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那一年发表的，这里面有什么关系？你记历史，就要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才记得住。你要了解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发生在十四至十六世纪？启蒙运动为什么发生在十七、八世纪，它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什么关系？就要看看这段时间的历史。研究经济学的，特别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对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一定要读一读。总之我们学经济这一科的，除宏观、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要掌握外，历史的东西一定要多读一些。而且平时多看点历史，对开阔人的眼光，提高考虑问题的深远度都很有帮助。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西方形成了一个分支，叫经济史学，又分为几个流派。我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两个指导老师也是在1883年这个重要年份出生的。一个是布莱克教授，一个是厄谢尔教授。他们分别是世界上颇负盛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布莱克被誉为“美国农业经济学之父”；厄谢尔是最早写技术革命史的，他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解释历史，解释经济发展。我于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生，到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此时他们两位都近60岁，到1945年博士论文答辩时，他们都60出头了。我在《农业与工业化》中曾讲到，厄谢尔的区位理论是动态区位理论。他本人是美国现代最负盛名的两位经济史学家之一。解放初，厄谢尔教授曾写信要我回哈佛大学，我婉言谢绝了。这两位教授对我都非常好，我至今对他们抱有感激之情。

五、要重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非经济因素发展经济要实行改革，经济因素非常重要。

可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光谈经济因素就不够了。中国的复杂情况决定决定了她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因此，单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这一过程中的经济现象，有很多方面解释不通，或不能完全解释通，所以，要借助非经济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才能把中国的许多问题弄明白。我一向主张将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等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当然这些因素有轻重之分）解释经济现象，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病因”。首先，谈一谈历史因素。我以前把历史因素叫做“历史幽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历史幽灵”就是历史上主要阻碍我们发展的因素。中国历史悠久，一度很强盛，到1368年明朝开始的时候，中国发展还在世界前列。一百多年后，中国在世界上就落后了。为什么是在最近一两百年大大落后了。中国有三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一百多年受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加上解放后还有近30年左倾路线的历史，我将其称之为“313”。这种历史发展特点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国解放后的前30年经济有发展，但是很慢，牺牲也很大，特别是造成的损失更大。另外，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有一个重大原因，那就是土地制度问题。西方在封建社会以后，通过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步步发展。中国却一直徘徊在封建状态，后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制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厦门大学前校长王亚南教授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领土型的土地制度时间比较长，比西方要长一千八百多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很有生命力，适应性很强，这一方面是它的优点；另一方面，它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又成为它的弱点。第二个问题是人口与地理的因素。先看人口因素。人口本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积极因素，但人口太多了，就成为一个负担。农村有两句话是至理名言：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人多好种田”表明劳动力多，这是生产的观点；“人少好过年”则表明人太多了，在经济不太发展的情况下，每个人能够吃到的就少了，这是消费的观点。对人口问题，我在《农业与工业化》中，把人口和资源这两个因素都作为限制性的因素；另一方面，我把生产技术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看作是发动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口是一个限制性的因素，所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由于节制人口和经济发展，中国的人均寿命从解放初期的35岁，已提高到现在的70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次，谈一谈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好象是一个死的因素，其实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刘易斯用二元经济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但中国的问题特别复杂，“二元”还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要用多元经济才能解释。中国的西部与东部的差距非常大，在云南西部和一些地方还有刀耕火种，这是原始社会的遗迹；而在东部，比如上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几乎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差不多。这说明，中国的地域差别非常大。大致说来，在空间上从西部到东部，就好象是时间上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这就是中国多元经济的特点。因此，我们的政策绝对不能一刀切，必须实事求是，因地质宜。还有，我想谈一谈政治因素方面的问题。任何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首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如果社会政治不稳定，一切改革和发展都谈不上。我国为了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采取了一些政策，有些人可能一时难以理解，但只要认真研究中国国情，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改革特点是：改革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走一步看一步，有时快一些，多数时候是比较慢的；然后再摸一步、走一步。这种走法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比较好的，也是必要的。稳定的政府可以减轻社会活动的交易费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改革时期实行开明的中央集权，是合理的，比如说计划经济，虽然毛病很多，但新中国成立之初，如果不实行计划经济，中国的经济就难以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所以，我们看问题要辩证地看。

六、20年来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实属不易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

就是打个折扣，也很不容易。你要知道，这是在经历了3000多年的封建制度、100多年受到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和解放后近30年极左路线折腾的历史之后，才有今天的发展，所以确实来之不易。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外汇储备增加到1600亿美元，我们在世界上地位得到提高，说话就有力量。弱国无外交，我们现在敢于对美国说不，与之进行斗争，除了中央正确领导外，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力增强了。当然在有些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但总的来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实力已大为增强。一些人批评政府，我也是批评者之一，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你是一个执政者，要保持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也不那么容易。当然现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的问题还很多，需要认真对待。比如在农业改造和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就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土地承包虽然延长30年不变，但仍然是短期观念，靠不住。怎样把所有权和使用权更好地分离并结合起来，使农民心里踏实，看来还要深入研究。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问题。现在非农产业不够发达，农民向城市转移又受到多种限制，大量转移还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都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需要继续加以探讨。尽管现实问题很多，面临的困难也很大，但我们有2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打下的基础，如果再加上有一个清廉的并有治国能力的政府，我相信总会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七、正确看待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政府的作用和职能一直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密切合作和共同努力。政府作为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肩负者，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在经济发展中都起关键作用，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有效的政府是经济获得成功的基础，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尽快地赶上发达国家，显然首要地表离不开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参与。但是，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如果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卷入过深，则势必回抑制整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窒息企业的经济活力，以致非但不能加速，反而会阻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少的政府对该国的经济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政府对该国经济的不适当干预，无论是宏观上的，还是微观上的，都给本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性，从而成为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要掌握好政府作用的“度”，即恰当地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弄清哪些事是政府应当做并且做好的，哪些事是政府不应当做并且做不好的。一般而言，个人、企业通过市场机制能够做得到并且能做得有效的事，政府不要直接插手，而他们力所不及的领域，如社会经济体制秩序的建立与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和长远规划主要属政府的指责范围。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有重要意义。顺便说一下，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如何闯过难关，人们非常关心，出路何在呢？从理论上言，以及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社会，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政治体制为其先导和保证，始能奏效。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当前这种史无前例的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也必然是这样，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先决条件。我个人认为，有效的体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体制问题是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因此，在改革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应该加大改革力度。改革是历史必然，改革越是深入彻底，问题则会变得愈简单明了。当然，改革也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其间的阻力和障碍必然不少，这就需要我们强调改革的代价意识。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不改革或推迟改革则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一定要大胆改革，解放思想。

八、不仅在经济上要争气，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要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独立和繁荣。

历史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回顾了全息术的历史，阐述了全息术的基本原理，然后介绍了全息术在实际中的应用及其发展方向。

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三维的、彩色的，这是因为每个物体发射的光被人眼接受时，光的强弱、射向和距离、颜色都不同。从波动光学的观点看，是由于各物体发射的特定的光波不同，光的特征主要取决于光波的振幅(强弱)，位相(同相面形状)和波长(颜色)。如果能得到景物光波的完全特征，就能看到景物逼真的三维像，这就是全息术。全息术诞生到现在6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已被广泛地应用于近代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中。

1全息术的历史和发展阶段

1948年，丹尼斯·盖伯提出一种记录光波振幅和相位的方法，随后用实验证实这一想法，即全息术，并制成世界上第一张全息图。盖伯本来是为提高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而提出的设想，虽然未能用电子波证实其原理，但用可见光证实了。从第一张全息照片制成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全息图制作具有以下共同特点：全息图都是用汞灯作为光源；而且是所谓同轴全息图，即物光和参考光在一条光路上得到的全息图。这一时期的全息图被称为第一代全息图，标志着全息术的萌芽。第一代全息图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个是再现的原始像和共轭像分不开，另一个是光源的相干性太差。因此在这十多年中，全息术进展缓慢。

1960年激光的出现，提供了一种高相干度光源，为全息技术发展提供了可能。针对第一代全息技术出现的问题，利思和乌帕特尼克斯(1962)提出，将通信理论中的载频概念推广到空域中，用离轴的参考光与物光干涉形成全息图，再利用离轴的参考光照射全息图，使全息图产生三个在空间互相分离的衍射分量，其中一个复制出原始物光。该方法被称为离轴全息术，这是全息术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二代全息术解决了光源的问题，并且在立体成像、干涉计量检测、信息存贮等应用领域中获得巨大进展，但是激光再现的全息图失去了色调信息。

科学家们开始致力于研究第三代全息图到。这是用激光记录，而用白光再现的全息图，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全息图以鲜艳的色彩。第三代全息术已经在很多领域的到了应用，例如：像全息、反射全息、彩虹全息、模压全息等。

激光的高度相干性，要求全息拍摄过程中各个元件、光源和记录介质的相对位置严格保持不变，这也给全息技术的实际使用带来了种种不便。于是，科学家们又回过头来继续探讨白光记录的可能性。第四代全息图应该是白光记录白光再现的全息图，它将使全息术最终走出有防震工作台的黑暗实验室，进入更加广泛的实用领域。

2全息术的基本原理和特点

全息术是一种“无透镜”的两步成像法，它能在感光胶片上同时记录物体的全部信息，即物体光的振幅和位相。全息照相过程分全息记录和再现两步：第一步称为波前记录(全息记录)；第二步物体的再现(重现)。

波前记录依据的是干涉原理，物光波和参考光波相干叠加而产生干涉条纹。干涉条纹的反衬度记录了物光波前的振幅分布，干涉条纹的几何特征(包括形状、间距、位置)记录了物光波前的位相分布。就是说，全息图上的强度分布记录了物光波的全部信息-振幅分布和位相分布，它们分别反映了物体的明暗和纵深位置等方面的特征。应当指出，任何感光底片都只能记录振幅(或者说强度)的分布，而不能直接记录位相分布，全息照相之所以能记录位相分布，是利用了参考光波把它转化成了干涉条纹的强度分布。假如没有参考光波，或者它与物光波不相干，波前上的位相分布是不可能记录下来的。

波前再现的理论依据是衍射原理，照明光波(再现光)经过全息图衍射后出现一个复杂的光波场。全息图的衍射波含有三种主要成分，即物光波(+1级衍射波)，物光波的共轭波(-1级衍射波)，照明光波的照直前进(零级衍射波)。在现代记录和重现的全息照相装置中，这三种衍射波在空间彼此分离，互不干扰，便于人们用眼睛或镜头去观测物光波的虚像或其共轭波的实像。

全息术的原理决定了它所记录的全息图有下列特点：

(1)三维性——因为全息图记录了物光的相位信息，图像具有显著的视差特性，可以看到逼真的三维图像。

(2)不可撕毁性——因为全息图记录的是物光与参考光的干涉条纹，所以具有可分割性。它被分割后的任一碎片都能再现完整的被摄物形象，只是分辨率受到一些影响。

(3)信息容量大——同一张全息感光板可多次重复曝光记录，并能互不干扰地再现各个不同的图像。

(4)全息图的再现相可放大或缩小——因为衍射角与波长有关，用不同波长的激光照射全息图，再现相就会发生放大或缩小。

3全息术的主要应用及其发展方向

全息术经过60年的发展，已与计算机技术、光电技术以及非线性光学技术紧密结合，成为一种高新技术，扩展到医学、艺术、装饰、包装、印刷等领域，在一些发达国家还兴起了全息产业，并且正在形成日益广阔的市场，实用前景非常可观。本文介绍全息术中几个应用较为广泛、产业化较成熟的领域并说明其发展方向。

3.1全息存储

全息存储是依据全息术的原理，将信息以全息照相的方式存储起来，它利用两个光波之间的耦合和解耦合，可以把信息存储和信息之间的比较(相关)、识别，甚至联想的功能结合起来，也就是可以把信息存储和信息处理结合起来。用于全息信息存储的记录介质较多，可永久保存信息的全息图用银盐干板、银盐非漂白型位相全息干板、光聚合物及光致抗蚀剂等；可擦除重复使用的实时记录材料有光导热塑料、有机或无机光折变材料等。全息存储在存储容量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原因是：

(1)全息存储具有存储容量大的优势。用感光干板作为普通照相记录信息时，信息存储密度的数量级一般为105bit/mm2；用平面全息图存储信息时，存储密度一般可提高一个数量级达106bit/mm2；如果用体全息图存储信息时，存储密度可高达1013bit/mm2。

(2)全息存储具有极大的冗余性，存储介质的局部缺陷和损伤不会引起信息丢失。

(3)全息存储具有读取速率高和能并行读取的特点，每个数据页可包含达1Mbit的信息，写人一页的时间在100ms左右，读信息的时间可以小于100μs，而磁盘的寻址时间至少需要10ms。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全息存储研究的热潮，并取得很大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

(1)存储容量迅速提高和性能不断改善，并逐步走向实用化。例如，1994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1cm3掺铁妮酸锉晶体中记录了1000幅全息图，同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把经压缩的数字化图像视频数据存储在一个全息存储器中，并再现了这些数据而图像质量无显著下降。1999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利用空-角复用技术，在同一块在掺铁铌酸锂晶体中存储了26000幅全息图。北京清华大学实现了在掺铁妮酸铿晶体中的同一空间位置记录1500幅全息图，并研制了具有紧凑结构的灵巧型全息存储装置。

(2)实用化的全息存储系统逐渐推出。例如，1995年由美国政府高级研究项目局(ARPA)、IBM公司的Almaden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等联合成立了协作组织并在美国国家存储工业联合会(NS1C)支持下川，投资约7000万美元，实施了光折变信息存储材料(PRISM)和全息数据存储系统(HDSS)项目，预期在5年内开发出具有容量为1Tbit数据，存储速率为1000MB/s的一次写人或重复写人的全息数据存储系统。同样的研究在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也正在加紧进行。

近几年来，光电子技术和器件取得了系列重大进展，为全息存储器提供了所必要的高性能半导体激光器、液晶空间光调制器、CCD阵列探测器等核心元器件，全息存储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使这项技术日趋成熟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全息图的寿命问题尚待解决，虽然张泽明、谢敬辉等对Ce：Fe：LiNbO3晶体的全息存储和热定影进行了理论和实验研究，从方法上给出了记录角度越大，光栅周期越小，热定影所需最小离子数密度越高，存储系统的整体性能越好，但是目前还未解决的一个难题是寻找合适的记录材料。无疑，这将成为全息存储界研究的热门课题。

3.2显示全息

显示全息技术是在激光透射全息图的基础上来制作各种类型的全息图，如白光反射全息图、白光透射全息图等，各种类型的显示全息图可用于舞台布景、建筑、室内装饰、投影等；再如，以动态显示的全息技术、层面X射线照相术、3DCAD技术、3D动画片、雷达显示、导向和模拟系统等，每3年一次的显示全息国际会议上都有全息界泰斗展出令人吃惊的全息图，它们充分展示了全息技术创造性的魅力和艺术的美。

显示全息目前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Lippmann全息图，制作方法有Denisyuk的单光束法和Benton的开窗法。第二类是S.A.Benton的彩虹全息图，这是一种透射式显示全息图，可在白光照明下再现立体图像，且图像的颜色随观察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从红到紫如雨后彩虹而得名。随着高质量记录材料的发展，随后的一些研究者和艺术家不断追求更实用的拍摄技术，如假彩色编码和真彩色反射全息图等。美国光学学会主办的《AppliedOptics》和《OpticsLetters》在20世纪80年代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报道。由SPIE主办的《Holosphere》和美国全息制造商协会主办的《HolographyNews》以往和近年都不断地报道有关显示全息图的最新制作技术和商业信息。但从这些报道情况来看，显示全息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

(1)视角范围、图像体积有限；

(2)没有获得特别有效的全息图的计算方法；

(3)由于全息计算数量巨大，导致动态显示异常困难。克服以上不足，将可能成为显示全息研究的几个热点。

近年来，显示全息技术掀起一场数字化变革，数字合成全息技术为全息三维显示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应用前景。随着计算机运行速度的提高和高分辨空间调制器件的发展，利用显示全息的大视场、大景深、全视差、真彩色、可拼装、价格低廉等特性，在不久的将来开发出真正意义的全息电影和全息电视，为显示全息技术创造良好的商业前景。

3.3模压全息

模压全息是1979年RCA公司为解决视频标准件的全息拷贝而提出的，它是将全息术和电镀、压印技术结合起来，使全息图的制作产业化，用白光再现时，可得到色彩鲜艳逼真的三维图像，并可通过印刷方式大批量生产，使得它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以商品形式走向市场。模压全息的制作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激光摄制原片全息图；电成型制金属模板；模压复制。这三个阶段生产工艺和技术要求都比较高，因此，模压全息作为安全防伪首当其冲，是安全防伪技术的一个里程碑。正如全息图的新奇性、强烈的视角效果、制作的难度以及易于应用在钞票的包装上，不能去除性、价格低廉、容易验证等特点，使它很快占领了防伪领域。模压全息是一种技术与艺术结合的高科技产品，无论在高档商品促销、名优商品的防假冒或在有价证券(如信用卡、钞票、护照签证)的防伪和加密以及图书、印刷、印染、装磺、纪念邮票和广告标牌等都有采用模压全息技术，并备受使用者青睐。

模压全息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期已形成了一种产业，9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本世纪初，随着防伪技术要求的不断提高，模压全息技术又有了新的突破：美国斑马图像公司推出了二维图像的数字化采集和拍摄技术；2003年，苏州大学研制成功并已批量生产“数码激光全息照排系统”；同年，倪星元、张志华等成功研制了可替代传统镀铝防伪薄膜的透明TiO2激光全息防伪薄膜。这些模压全息的一个个技术突破，使防伪功能有了提高，让激光全息防伪技术达到新的境界。

模压全息产业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迅猛，目前国内已有100多条模压全息生产线。为了使模压全息技术健康发展，我国模压全息产业发展必须在三个方向上引起重视：首先是开拓全息烫金材料，取代金膜和银膜，其次开发全息包装材料，实现立体防伪包装，第三个方向是模压全息技术和现代印刷术相结合，体现传统的美术效果和现代科技的艺术魅力。

3.4全息干涉计量

全息干涉计量术是将不同物光，在不同的时间记录在同一张全息干板上，然后利用全息术的空间波前再现原理，非接触地对物体表面进行三维测量而获得信息。全息干涉计量术是全息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能实现高精度非接触性无损测量，比一般光学干涉计量有很多优点。一般光学计量只能测量形状比较简单、表面光度很高的零部件，而全息计量方法则能对任意形状、任意粗糙表面的物体进行测量，测量精度为光波波长λ的数量级。目前，全息干涉计量术在方法上先后发展了实时全息干涉法(单次曝光法)、二次曝光全息干涉法、时间平均全息干涉法、双波长干涉法以及双脉冲频闪全息干涉法，此外，J.A.Leendertz开辟了全息干涉计量术的另一个新的分支-激光斑纹计量术。随着光电技术、计算机技术、CCD器件及光纤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全息干涉计量技术在信息采集和处理上更为方便、快捷和可靠，并得以在恶劣环境条件下对某些物理量进行定时测量。再加之相移技术、外差技术和锁相技术等，可使测量精度提高到λ/100或更高。

全息干涉计量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西方先进国家已产业化，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几所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研究项目通过鉴定，其中有些达到当时的先进水平。经过近几年的开发和研制，我国在全息干涉计量测试设备方面主要发展有：

(1)用于测试火箭发动机喷雾化特性的YSCI型离子瞬态激光全息测试仪；

(2)用于激光热核聚变稠密等离子体电子密度测量的SPQ-1型四分幅皮秒紫外线激光全息探测仪；

(3)包括记录、再现、图像处理三部分的瞬态激光全息干涉计量测试系统；

(4)用于对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部门常用的膜盒进行位移检侧的激光全息光栅精密测试系统。目前美国和德国已经研制出有菌子质记录介质的激光全息干涉计量设备。

历史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正文】

近代法国档案工作改革揭开了正规档案鉴定的序幕。进入20世纪，各国面对文件数量急剧增长的现实，开始从理论上积极探求档案鉴定的原则与标准。首开先河的是德国提出的“年龄鉴定论”，核心思想就是尊重高龄案卷。这一思想成为外国档案鉴定理论萌发的标志。从此之后，外国档案鉴定理论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理论观点不断涌现、推陈出新。各国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对档案价值形态的认识和把握不尽一致，从而使各国提出的鉴定原则与标准表现出鲜明的本国特色。然而，档案鉴定理论是对档案价值规律和档案鉴定原则、标准的理论总结和科学提炼，对鉴定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透过各国纷繁复杂的鉴定理论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可以看出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

一、档案鉴定理论的历史发展

20世纪初至今，外国档案鉴定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年龄鉴定论”、“行政官员决定论”、“职能鉴定论”、“双重价值论”、“利用决定论”和“宏观鉴定论”。

（一）20世纪初的“年龄鉴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德国档案学者迈斯奈尔1901年提出的。他在担任德国国家机密档案馆馆长期间，以多年实践经验为基础，总结出了一套档案鉴定的理论体系——包括六条一般原则和七条具体标准。他指出鉴定遵循的一般原则包括：第一，事关档案存毁的决定必须当机立断；第二，必须避免极端行为，既不要过于谨慎保存，也不要过于随便抛弃；第三，不要以抽象概念作为价值标准；第四，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16世纪以前的案卷不得销毁；第五，为暂时目的使用的案卷在目的达到后应当销毁；第六，一个永久性机构成立经过的案卷应当保存。他提出的鉴定标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档案内容；二是档案来源。

迈斯奈尔的鉴定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首先，他第一次提出了“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的著名思想并没定了具体的禁毁年限，这是一种“颠覆传统”的鉴定思想，改变了过去各国销毁古老文件、保留近期文件的习惯做法，带动各国相继制定禁毁年限，使历史档案得以妥善存留。其次，他第一次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鉴定原则与标准，构建了一个鉴定理论体系，改变了过去各国对鉴定进行粗线条简单规定的传统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是一次重大突破。再次，他第一次提出了档案来源是最重要的鉴定标准之一，强调不能把档案视为零散材料孤立地进行价值评判，而应以档案固有的行政关系为背景进行鉴定，全面考虑形成机关在政府结构中的地位，以及机关职能与上下级单位职能的关系。他的观点是对来源原则在鉴定领域适用性的首次肯定。

（二）20年代的“行政官员决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英国档案学者詹金逊(HilaryJenkinson)提出的。他在1922年出版的代表作《档案管理手册》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鉴定思想——档案人员不宜参与文件的鉴定和销毁，鉴定应由行政官员自行决定。一方面，他认为文件证据的神圣性是行政官员决定鉴定的基础，因为文件是行政管理无意识的副产品，是行政活动和事务处理的原始证据，不能允许后来的加工整理者进行人为于预，否则文件的原始证据性就会遭到损害。另一方面，他认为档案人员参与文件鉴定至少会带来两种负面后果：一是档案人员在鉴定中的个人判断会玷污档案作为原始证据的神圣性；二是档案人员的干预也会妨碍档案保存目的的实现，不利于满足历史学家或其他研究者对档案的利用需求。

行政官员决定论有其正确与合理的一面。因为档案文件不是档案人员形成的，也不为档案人员所用，其价值判定及存毁自然不能由档案人员单独决定，而应主要由文件的形成者和利用者决定。但是它将档案人员排除在鉴定工作之外，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第一，行政官员由于缺乏客观的历史文化意识，若由其单独自行决定档案的存毁，往往不利于维护档案的原始证据性。行政官员难免会出于个人目的而刻意剔除、销毁甚至编造于己不利或有利的文件。第二，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也不利于保证档案的总体质量，因为行政官员不易准确把握销毁的“度”，既容易销毁过多，也容易销毁过少。第三，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也不利于档案价值的充分发现与实现，因为行政官员站在机关的立场，难以从社会总体需求的角度去全面判断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行政官员决定论是一种古典鉴定观，现在看来已经过时。

（三）20世纪20～30年代的“职能鉴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波兰档案学者卡林斯基提出的。他认为应按照文件形成机关在政府机构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的重要性，来确定档案文件的价值及保管期限。换句话说，档案文件的价值大小和保管期限的长短与其形成机关的地位高低和职能重要性总体上成正比。据此，他把档案文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最高行政机关的文件，一般应永久保存；另一类是低级机关的文件，只需保存一定时期后就可以销毁。此外，他还提出了鉴定单份文件的标准，包括一般标准、法律标准、行政标准、历史标准、地理标准、替代标准和典型性标准等等。

职能鉴定论的进步意义在于发展了迈斯奈尔的来源鉴定思想，因为它不仅强调档案价值的鉴定与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直接相关，而且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形成机关地位越高、职能越重要，档案文件的价值相应就越大。后来经过实践检验，这一结论虽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普遍性，但其局限性与片面性也很明显。因为不具体分析文件的内在价值，而仅从其形成机关的外在角度去鉴定难免有肤浅、粗放之嫌；而仅凭机关的地位级别来决定其档案文件的存毁和划定档案文件的保管期限则更有片面和武断之嫌。事实上，高级别机关的文件未必都有保存价值，低级别机关的文件也未必就没有保存价值。档案文件的价值特别是历史文化价值决不能仅仅由其形成机关的级别地位来决定，而应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具体分析。

（四）20世纪50年代的“双重价值论”

这种鉴定观是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TheodoreSchellenberg)提出的。他在1956年出版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鉴定理论——公共文件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一是对原形成机关的第一价值；二是对其他机关和个人利用者的第二价值。具体来说，第一价值分别体现为行政管理价值、法律价值、财务价值和科技价值；第二价值包括证据阶值和情报价值。其中，形成机关的行政官员对鉴定第一价值负主要责任；而鉴定第二价值则应主要由档案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来完成。

与行政官员决定论和职能鉴定论相比，双重价值论具有明显的进步与深刻之处。首先，谢伦伯格不是反对、而是大力主张档案部门及其人员积极参与鉴定工作，这不仅避免了鉴定的片面性，有利于全面发现档案的历史价值，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历史档案与现行文件的密切联系，为文件、档案的一体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这正是谢伦伯格的现代鉴定观取代詹金逊的古典鉴定观的根本原因。其次，谢伦伯格不再把鉴定标准的重心单一放在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等外在特征上，而主张从文件自身属性与利用者需求的关系角度来判断档案文件的价值，其贡献一是确认了档案价值是档案文件客体满足利用者主体需求的关系，真正揭示了价值的实质；二是把档案价值根据不同需求主体区分为两种形态，使认识更加深入。后来欧美档案学者正是依据文件双重价值形态的转化提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谢伦伯格也由于在档案鉴定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而被誉为“美国档案鉴定理论之父”。

（五）20世纪60～70年代的“利用决定论”

这种鉴定观的代表人物有美国档案学者菲斯本(MayorFishbein)、布里奇弗德(MaynardBrichford)和芬奇(ElsieFreemanFinch)等。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将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利用需求视为鉴定档案的最重要标准，鼓吹第二价值决定档案的根本性质。他们有的主张“编史工作的最新趋势是判断文件价值的首要标准”；有的提出“鉴定既要考虑文献资源的长远利用，又要考虑学者的潜在需求”；有的更进一步指出“了解用户为什么和怎样接近档案将提供鉴定文件的新标准”。总之，这种鉴定观一切从利用者的角度出发，突出强调学者的需求是判断文件价值的决定性标准。

尽管利用决定论希望通过关注利用者的需求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合理性。但其局限性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很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为一方面，利用决定论会使鉴定过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片段性和非协调性。档案人员如果与学术市场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导致馆藏档案只限于满足狭隘的学术研究需要，无法广泛地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利用决定论实际上破坏了文件在其形成者业务活动中形成的有机联系，完全忽视了形成者延续机构记忆的需要。它使鉴定标准脱离了文件及其形成者本身，从而削弱了文件来源的重要地位，损害了文件在社会记忆中的真正价值。正因如此，利用决定论后来遭到了美国档案界的批评和否定。

（六）20世纪80～90年代的“宏观鉴定论”

宏观鉴定论是一个统称，主要包括“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文献战略”和“宏观鉴定战略”。

1.“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这种鉴定观是德国档案学者布姆斯(HansBooms)提出的。他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指出档案价值应当是社会自身价值的反映，既不取决于詹金逊所说的行政官员，也不取决于谢伦伯格所说的历史学家，而是取决于人民大众。他起初把社会公共舆论视为鉴定标准，但后来认识到这太过抽象而且不切实际，就将鉴定理论改进为“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90年代初，这一理论基本成熟，核心观点是主张档案应体现文件产生时期的社会价值，但这种社会价值并非直接通过研究社会公共舆论来确定，而是间接通过了解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来判断。这样一来，档案人员在鉴定时需要对文件形成者、特别是其职能进行全面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用明确的文件形成者职能来体现复杂的社会价值，也才能使鉴定标准相对简单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总之，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文件形成者职能来体现社会价值。

2.“文献战略”。这种鉴定观是美国档案学者塞穆尔斯(HelenSamuels)提出的。80年代中期，她针对传统鉴定方法的不足，要求改变鉴定过多关注文件形成机关的组织结构和文件的外在形式的做法，转而围绕某一正在进行的主题、业务活动或地域制定鉴定方案，特点就是要求以文件的主题作为主要鉴定标准。这就是“文献战略”。但北美档案界对文献战略存在争议，不少学者认为它的不足在于缺少确定主题的适当方法，适用范围较窄。后来塞穆尔斯也认识到这些不足，到90年代初，她将“机构职能分析”的观点引入了文献战略，使这一鉴定理论相对完善。调整后的文献战略认为，鉴定的起点不再是检验具体文件，而是分析文件产生的背景，特别是现代社会中面对机关频繁变动的现实。只有将鉴定的着眼点从形成机关的组织结构转向机关的职能，才能准确地判断档案文件的价值。总之，“文献战略”的核心思想也是——依据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来判断档案的价值。

3.“宏观鉴定战略”。这种鉴定观是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TerryCook)提出的。他同样认为传统的鉴定理论需要革新，主张档案人员在鉴定前需要了解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文件的形成过程，通过鉴定来准确反映社会发展趋势与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的有机联系。为此他于80年代末提出了“宏观鉴定战略”。这一鉴定理论不再局限于传统理论中的价值标准，提出应全面考虑社会结构、文件形成过程、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等多种因素，从而使鉴定的重点由根据研究目的判定文件价值转变为根据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和结构来鉴定文件形成背景或文件来源的重要性。这一思想到1991年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得到实施，表现形式就是“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战略的基本思想是，档案应体现文件形成的相互联系，档案价值取决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职能得以体现。为此，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鉴定方法是以文件有机联系为基础、以文件来源为中心，要求分析和鉴定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计划、活动和业务的重要性。这样一来，鉴定的着眼点不再是单份文件的内容或价值，而是生成文件的政府职能、任务或活动。这种鉴定观显然更加宏观，它超越了传统理论对文件内容的关注，转变为对文件通过其形成机关职能、计划、业务、活动等所表现出来的“宏观联系”的关注。总之，“宏观鉴定战略”的核心思想同样是——依据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对档案文件进行宏观鉴定。

4.宏观鉴定论的共同点。上述三种鉴定理论之所以统称为“宏观鉴定论”，是因为它们具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点。

首先，它们都把档案鉴定提升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都认为档案价值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它们都不再局限于将档案价值单纯理解为文件客体对利用者主体需求的满足，而是将档案价值与社会的运行方式、发展动态紧密相联，视档案价值为社会自身价值的反映。因此它们都属于一种广泛的社会鉴定观。

其次，它们都超越了传统鉴定理论中的价值标准，转而强调职能鉴定标准。它们规定的鉴定着眼点都不再是具体文件，也不再是文件的内容，而都是文件形成者的职能、任务或活动。它们都认为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就是社会宏观职能的最佳体现。因此它们都属于一种宏观的职能鉴定观。

这两个共同点是上述三种鉴定理论的深刻与独到之处，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活联系日益紧密且呈一体化的宏观趋势。但不足之处在于这种宏观鉴定在现实操作层难以具体化，要将其具体化为可操作的鉴定标准难度极大，容易造成浮泛、粗放的鉴定结果。

二、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规律

尽管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论述角度与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它们还是存在一定的共性，即通常需要涵盖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对鉴定标准的规定。前者是档案鉴定的理论依据，后者是档案鉴定的操作指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过深入分析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对档案价值和鉴定标准的认识发展，笔者认为具有以下两点规律性特征。

（一）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具有从片面到全面、从狭隘到科学的特征

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是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表明，各国学者在不同时期提出的鉴定观都包含了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而且他们对档案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提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行政官员决定论”把档案价值界定为文件对形成机关行政官员的作用，也就是谢伦伯格所说的“第一价值”。“职能鉴定论”也把档案价值理解为形成机关地位高低和职能大小的对应表现，强调的同样只是文件的第一价值。这说明，詹金逊和卡林斯基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是较为片面的，这也正是他们鉴定观的重要局限。“双重价值论”对文件价值的认识开始从片面走向全面，不仅包含了第一价值，还兼顾了第二价值。这种全面、准确的鉴定观使谢伦伯格超越了前人。而“利用决定论”对价值的认识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暴露出过于强调第二价值而忽视第一价值的局限，也是一种片面的鉴定观。“宏观鉴定论”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将档案价值提升为社会价值，实际上不仅包括第一价值，而且包含第二价值。可以说，宏观鉴定论继承了双重价值论的精华，并且推动鉴定理论具有了一个更广泛的研究视野。

上述鉴定观的发展进程显示出国外学者对价值的认识具有从片面走向全面，从狭隘走向科学的规律性特征。这不仅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也是由文件和档案运动规律决定的。因为文件从作为形成机关行政管理和业务运转的管理工具到转变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档案，导致变化的根本因素还是文件内在价值形态的转化。随着学者们对文件和档案运动过程和规律认识的深化，他们对档案价值的揭示必然会更加全面和科学。

（二）对鉴定标准的规定具有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相对抽象的特征

鉴定标准是实施鉴定的具体手段，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对鉴定标准的规定也是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表明，各国学者对鉴定标准的规定虽不完全一致，但总体遵循了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相对抽象的发展规律。

在对鉴定标准的规定上，“年龄鉴定论”提出的是档案的形成时间，“行政官员决定论”提出的是档案的来源，“职能鉴定论”提出的是档案的来源和职能，“双重价值论”提出的是档案的内容属性，“利用决定论”提出的是用户的需求。可见，这些鉴定标准都是比较具体、微观的。相比之下，“宏观鉴定论”使鉴定标准发生了较大的转折，它们不再采用时间、来源、职能、内容或用户之类的具体标准，而是改用更加宏观、且相对抽象的“文件形成机关的社会职能”标准。确切地说，它们使鉴定标准脱离了文件的具体内容，上升为文件形成者的宏观职能，从而使鉴定方式和方法从分散变为集中、由个别变为系统。鉴定人员无需陷于审阅文件具体内容的繁杂工作之中，也不再为主观顶测未来利用需求备感惶恐和苦恼，相反在鉴定时只需依据文件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件生成的有机联系，系统地分析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在社会中的独特性。

历史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作者：程功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通过调查发现，哈尔滨市的武术由于多年缺乏研究的平台，有部分优秀的武术拳种得不到提高和推广，甚至有的面临失传，很多拳理、功法得不到整理和研究。武术传承后继乏人的局面难以改善是武术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些传统武术大师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基础发生了改变九十年代末期，由于现代文化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传统的民俗日益淡化，特别是当一些西方的运动如跆拳道、巴西柔术、轮滑、街舞、瑜伽等新兴运动传到中国时，传统武术被轻视就显得更为尤甚，传统武术的活动阵地更是日益减少，过去“拜师学艺”的盛况早已不复存在。（2）竞技武术的发展对于中国传统武术的冲击竞技武术的发展确实曾对中国传统武术起到了推动和更新的作用，但却更大的让中国传统武术迷失了本真的内容，则更多趋向于表演，而失去了武术讲究的“精、气、神”，也完全失去了传统武术文化的底蕴以及练武之人应有的中华民族弘扬的武术精神。（3）武术大师的渐去造成武术界的巨大损失一些掌握和精通古老拳法技艺的宗师，因年事已高不再授徒，或因已过世而带走一些珍贵的内容导致独特拳法的遗失或失传，而年轻的武术教师在拳法和技艺的精湛程度上和理解武术精髓和真谛都远不及其，更进一步阻碍的武术事业的进步发展和继承光大。（4）传统教育方法严重阻碍武术的传播与普及过去的教学方式———口传身教式的教学已经不能满足现在教学的组成结构，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节奏。对于某些独特的武术技能，在基础教学上必须以普及的方式进行教学，而到了高层次则应采用精英式的培养方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更应该结合图书、音像、多媒体等教学手段进行武术交流来实现进步和发展。（5）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武术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元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们对武术的兴趣愈来愈淡漠。由于武术流传于民间，许多大师穷其毕生精力却密不示人，或迫于生计，参加比赛表演活动也愈来愈少，导致武术发展进入了恶性循环的危险中。结论哈尔滨市有过狂热于武术运动的历史，虽然有着地域的局限性，但仍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就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武术发展结构不合理，武术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不够重视，武术训练硬件设施不完善等，但我们要有长远的发展眼光，相信哈尔滨市武术的发展潜力。

高度重视传统武术的继承和发展问题继承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对于传统武术的继承，我们应该加强对传统武术的全面认识和理解，做好传统武术的继承工作，因为只有深刻全面科学的认识，才会有完善的继承和正确的发展，完整的继承才是发展的前提。所以我们要从思想的认识上突破才能更好的体现在行动上。加大对武术文化的推广力度推广中华武术不单是对武术运动的推广，还是承担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保护的使命和责任。在推广中华武术的过程中，要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将中华武术的个性与共性完美结合起来，并根据不同年龄、不同体质、不同需求展现各武术拳种的独特魅力。要善于学习和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和途径，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大力支持中华武术文化的传播和发扬光大。举办武术赛事，扩大武术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可以由企业赞助举办周末散打比赛，中美对抗比赛等商业性赛事，扩大武术在当地的影响力从而得以发展。政府加大对武术运动的扶持和推广力度市武术主管部门和文化部门要重视武术的发掘与整理，使得哈尔滨市武术文化资源得以继承和发扬，鼓励地方举办武术节，可以使武术产业化并拉动经济发展。对于武术馆校和中小学校，政府应不断加强和完善武术教育训练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经费投入，吸引优秀武术人才，提高整体武术学教育质量与素质。

进入21世纪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守护武术中最后的文化———中华武术的多样性和活态性的文化传统，它维护着最本真的文化信仰。可以说，中国这方辽阔的土地上的中国武术还遗留着中华文明古老的文化记忆和文明基因，是一部民间常识和社会生活构筑起的文化经典著作，其中所蕴含的尚武精神也是中国人生存延续下去的永恒动力和精神支柱。在全球化步伐加速，全球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对中华武术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认识、评估、保护显得尤其急迫、重要，中华武术的抢救、保护不仅需要政府国家在宏观的文化战略中去积极地关注，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更需要广大武术爱好者去关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和保护者，我们对中华民族世代传承和发展的武术，不仅应当给予文化上的尊重，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武术中更深层、更具有普遍性和群体性,更具有生命活力,更具有淳朴生命创造力的文化价值。事实上，中华武术这一活态文化传统包含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记忆的深刻性，远远超过了外人对它的界定，“我们对于中国武术不知道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深信：面对体育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体育强势文化的冲击，只有传统武术文化之根，才是我们增强文化抗体和包容化解外来体育文化的本源之心。

历史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The　Old　English　Period古英语主要包括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母语。从公元450年到公元1150年，这段时期被称为古英语发展时期，也被称作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时期。经证实，第一批在英国的居民是凯尔特人，他们的语言是凯尔特语。它被描述为全屈折变化时期，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以名词、形容词、动词的词形变化结尾的情况并没有被减弱。公元43年，克劳狄王开始入侵英国。从那以后300多年，英国都是在罗马的统治下，因此被称为罗马人的征服。在罗马征服之后是罗马化的英国。”哪里有罗马人居住和统治，哪里就能发现罗马化的方式。”拉丁语的使用就是其中一个证据。然而，拉丁语并不普遍，因为它是只局限于上层阶级的一些人、城市的一些平民还有乡村的一些居民。公元449年左右，一些来自欧洲的日耳曼部落，主要是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入侵并逐渐征服了英国。这些部落的方言，属于日耳曼语，混合到古英语中。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的数量多于其他部落。因此，“英格兰”和英语开始被使用。公元1066年诺尔曼征服，法语被带到了英国，大量的英语词汇被法语和拉丁语这些外来词所取代。古英语和现代英语有极大的不同，它在拼写，发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古英语使用的某些字符并不同于当代英语字母表中的字母。例如，在古英语的发音中，没有”silent　syllables”。古英语的第二个特点是许多来源于拉丁语和法语并形成现代词汇量的大部分词汇，在古英语里不存在的。研究表明，在古英语词典里，85％的拉丁语和法语是没有用的。古英语和当代英语最显著也是最基本的区别是语法。古英语是一个全屈折变化系统的综合语。在古英语中，一个句子中词语的关系是通过在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后附加东西来表示的。许多屈折已经消失了。此外，相当多的前缀和后缀也被用来形成古英语的词汇，即使在今天，许多前缀和后缀也仍在被使用。比如说，dis－、un－、－ful。当然，古英语并不是一种完全统一的语言。地方不一样，语言也不同。在古英语时期有四种方言并存，那就是，诺森伯兰方言，麦西亚方言，西撒克逊方言和肯特方言，这些或多或少都对古英语有一些影响。更重要的是，凯尔特语、拉丁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也对古英文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拉丁语。许多拉丁元素进入古英语，从而扩充了词汇。

二、中古英语发展时期

The　Middle　English　Period法语几乎是统一的官方语言，标志着古英语时期末期和中世纪英语早期的事件是诺玛法国的到来。这些说法语的入侵者开始接管整个英格兰。他们成为统治阶级。在接下来的200多年里，然而农民的语言还是英语。这一时期英语发展最大的变化是语法。在古英语中最常见的屈折变化在这个时期末消失了。用来表明数量、格和性别的那些名词、形容词、代词和动词的结尾有了很大改变。例如，表示复数的有两种方法：－s或－es和－en（比如oxen）。古英语中三分之一的不规则动词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因此，语序变得不那么自由。这就鼓励介词和迂说法的发展。另一个变化就是拉丁语和法语词的大量使用。它们主要是行政用语、宗教用语、法律用语、军事用语等，这是一个英语时刻都在发生变化的时期。

三、现代英语发展时期

The　Modern　English　Period现代英语时期是从1500年到现在。屈折系统的很大一部分已经消失了，它被称为失去了屈折变化的时期。我们可以将这段时期分为两部分：早期现代英语时期和后期现代英语时期。早期现代英语时期是从1500年到1700年。这个时期的主要影响是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这一时期强调对希腊和罗马文学著作的研究，因此拉丁语和希腊语对英语的影响很大。晚期现代英语时期开始于公元1700年。英国的18世纪是一个稳定和净化英语语言的时期。公元1755年，由塞缪尔约翰逊编辑出版的英语词典就是巩固和净化这一时期英语语言的典型例子。他对英文单词在拼写、意义和使用上的用法设立了一个标准。在18世纪法语巨大影响了英语。法语单词的数量在公元1650年到公元1800年间迅速增加。比如：bal－let、cartoon、champagne、cohesion、dentist、patrol、publicity、routing等。与此同时大英帝国在这一时期的领土扩张也导致了英语词汇的扩展。因此，有很多词进入英语词汇，包括美洲印第安语、墨西哥语、秘鲁语、巴西语、印度语和非洲话。19世纪和20世纪是英语词汇在英语语言历史上迅速扩张的2个时期。在这期间英语发生了许多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体现在英语词汇里。此外，工业、政治、社会生活、运动和娱乐的巨大变化都对英语词汇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科学和技术的变化对英语词汇产生了巨大影响。英语词汇在这一时期变化很快，数以千计的新词加入进来，一些旧词获得了新的意义，还有一些旧词消失了。

四、结语

Conclusion以上描述的这些变化是渐进的。尽管有些变化可以和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联系起来，比如说战争、侵略和其他动荡，然而改变语言最普遍的因素是文化传播的持续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新的语言使用者都对他自己的社会团体语言进行再创造。不可避免的是，在这个习得的过程中，有些语言要素是他们能准确获得的，有些他们只能获得个大概。

历史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从建立初期直到1993年，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工作范围限于纯粹的德语教学，其工作由中国教育部监管。对于这一时期，特别要提到的是，从1990年开始，歌德学院与世界文学共同举办一年一度的文学翻译比赛，为培养翻译人才，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为人称道的贡献。此外，歌德学院的藏书丰富，特别是提供德文原版书籍的借阅。在那个对外相对闭塞的年代，这些书成为当时很多人了解西方的重要途径。1993年以后，歌德学院的工作从单纯的语言教学扩展到文化交流和传播等方方面面。歌德学院的语言部的工作目前有三部分：传统的德语培训；与中国教育部有关部门及全国大学的德语系合作，开展对中国德语教师的培训；组织多种旨在提高公众对学习德语兴趣的活动。

二、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近三年的历史活动述评

（一）传播文化的形式更多样

除了传统的德语教学和培训活动，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采取论坛、演出、工作坊等更新颖的形式，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德国文化。在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上，这些活动的设计都体现了文化传播者的独具匠心，并能够结合中德两国的特点找到适当的切入点。每一项活动，都是德中双方的工作人员在一起，从概念到经历再到经验等进行充分的磨合，这样才能达到深层次的互相了解。这些活动经过精心设计，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可以延伸热度，追求长期效应；另一方面在文化活动相对较少的普通省会城市，更容易取得更大的反响，更容易在这些城市唤起人们对德国的兴趣。

（二）受影响地区扩大

北京、上海以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是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主要活动区域。近年来，北京分院也在西南、西北地区开展活动。2006年，北京分院在重庆沙坪坝区图书馆帮助设立“德语资料区”，于2006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收藏歌德学院提供的各类德文资料3000余册（盘），资料主要为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北京分院设立德文图书阅览室的工作也在西安的陕西省图书馆等地开展。同时，与成都、南京、青岛等地的合作正在积极运作中。

（三）紧跟时代脚步，体现时代感

北京分院站在时代文化的前沿，紧扣时代文化的脉搏，关注时代话题。它所传播的电影、音乐、环保、时尚设计等时代元素，无不体现当时德国社会的发展，帮助人们了解德国日新月异的文化新元素，全方位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德国。

（四）活动地点的选择更多样化

北京分院开展活动的地点不受室内室外的限制，根据活动的具体要求，选择适当的场所，依托各种机构，如高等院校、博物馆等。多样化的场所可以进行多样化的活动，使活动的效果发挥到最大，更有效地实现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目的。

三、结束语

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作为传播德国文化的载体，本身就是一部如何传播文化的活字典。对于外语工作者和文化传播者，它所采取的方式、方法，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此基础上，我们也不能照搬，应结合我们自身文化和地域的特点，探索适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道路。

历史发展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媒介；技术；隐喻

技术之于媒介正如大脑之于思想，像大脑一样，技术只是一件物质装置，而媒介如思想一样，是把技术投入使用，并发挥其对文化主导作用的工具。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信息的传输方式、改变人类的阅读习惯，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类认知世界、沟通联系的手段，它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整个社会的认知模式、态度和价值。这种强大力量的实现正是媒介隐喻的体现。

一、媒介的隐喻

隐喻属于语言学的范畴，是语言学中的一种修辞手法。“隐喻”一词来自于希腊语metaphora，其希腊文的意思是“意义的转换”，即赋予一个词本身没有的涵义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词表达它本来表达不了的涵义。也就是说，语言取消自身的日常描述功能，从而承担起再描述的特殊功能。这样，隐喻就包含着一种超越词语本身的“新的信息”，而这种新的信息是在词语与周围现实的关系中诞生的。北美媒介生态学者尼尔·波兹曼曾在对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理论发挥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强调的是媒介“用一种隐蔽但有利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由此实现自身的隐喻功能。

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行为。也就是说，每一种媒介技术的出现，必然要在与周围现实的关系中，获得一种新的涵义，而这种新的涵义更多地关乎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正如波德里亚所说，“铁路所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所传送的画面，而是它所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因此，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关于信息的革命，更是对社会惯例和思想领域的一次大的变革。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人到了当时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而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由此，媒介的隐喻表现在其超越了自身存在的技术涵义，而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

二、媒介技术的生态环境

所谓生态，通常是指在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制约所达到的相对的平衡结构。生态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对环境的研究——它们的结构、内容及对人类的影响。当然，这并非说生态与环境是等同的。环境是自然的存在物，它包括作为影响一个生物体生长、发展和生存的外界物质条件的自然环境，以及作为影响个人和社会本质的社会文化条件的社会环境。而生态不仅指自然的存在方式，还包括人与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亲和关系，更多的是体现一种相互依存的整体化的系统联系。因此，生态就是与人类生存有关的一切，强调的是人类无法离开环境而生存。应该说在环境所施加的物质条件以及人类活动的参与下，所有的文化特征都具有了生态意义。

由此，媒介本身也具有一种生态意义，媒介内在的符号结构不仅会决定信息的产生，还会对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因为，媒介首先是在一种传播环境中存在，每～种媒介在传播者的控制下。也必然对接收者产生各种影响。因此，现代传播学者在谈到媒介时，开始强调媒介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无法脱离人的一切实践及其所形成的文化环境来看待处于不同传播活动中的媒介。媒介传播的影响力，对未来时代的贡献能力部分决定于个体本身(即媒介技术、信息表现形式等)的区别，部分决定于环境的影响。因为环境条件必然会限定一种媒介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就像环境条件会限定一个物种的出生率、生长率和死亡率水平一样。例如在电子媒介时代，电视媒介所带来的图像性的认知模式必然会促成网络的形成，以帮助一部分人实现对文字的膜拜，而帮助另一部分人实现对自由的崇尚。那么，站在生态的角度来理解媒介会发现。媒介自身也会形成一种环境，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参与下，媒介生态呈现出自身独有的关注角度。从生态学的框架结构中，可以看到今天的人并非住在一个物理世界中，而是住在象征的世界中，这便是媒介技术向我们提供的一种生态环境。像绝大多数的自我作用系统一样，媒介生态系统在整个历史中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每一种变化都实现着其隐喻功能的再定义。

三、媒介技术隐喻功能的实现

媒介的变迁导致了并意味着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变化，这是由于媒介强大的隐喻功能所产生的效果。每一种传播媒介不仅记录了自己时代的思想，更是记录了特定时代的传播技术、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同时也记录和影响了每个时代的思想变革。

思想必须先经受住时间的检验，然后才能在空间领域进行传播，而思想的生命就往往取决于传播媒介的生命力和延伸性。由此，尽管传统的口头传播行为被认为是落后的表现，但事实上，这种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以其灵活性成为了最具持久性的传播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它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物习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种传播方式不必借助任何工具，由此也不会受到传媒系统冰冷的理性主义影响。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所有的颠覆性思想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传播的，即使在印刷术出现之后，人们也还是习惯于选择这种方式来传播某种思想，或聆听某种教诲。事实上，直到电子媒介横行的今天，最具说服力的思想仍然是通过口头语言形成和表达的，口头语言仍旧是传播颠覆性思想的一种灵活而不受控制的方式。因此，“这种灵活而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对任何既定的秩序都是一个威胁”。

中世纪的欧洲僧侣，用在羊皮纸上刻录下来的文字，向后世的人们讲述了当时由书法、笔、尺子和羊皮所构成的书写技术和制作方法，也讲述了当时的经济制度。羊皮纸取自动物的皮，这些动物的皮必须经过石灰水处理，去除污垢，再烘干，然后用粉笔写上字，再刮掉。而刮的时间比在书房书写的时间还长。而且由于这种传播工具的制作工艺复杂，也就对持有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当时通过羊皮纸所传播的信息或思想都是比较专业的，仅限于小范围内的传播，或者说仅限于一些文化权贵，而这些人往往供职于教廷，或贵族和官员的官邸。由于掌握着社会的集体记忆，那些会写字的人，有能力获得羊皮纸的人被社会赋予了特别的权力。而那些没有能力掌握文字的平民阶层只能从教堂的壁画上学习宗教。于是文字成了统治的工具，并由此成为权利的工具。

从历史角度来说，我们现代的思想和哲学植根于印刷媒介。印刷术的出现。尤其是书籍的普及，使得个人思想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这就使得个人思想不再局限于上流社会，也不再仅仅限于少数人的专利，而在公共的领域内获得了培养。当然，印刷术最主要的功绩还在于，它促成了现代学校的出现和发展。这样，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加入到渎写的线性逻辑中来。在学校里，更多的人掌握了阅读的能力，进而培养了逻辑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利用理性来综合各种感官知识，从而用清晰、有序、严肃的语言来指导人类的行动。文化从口语文字向阅读的转变把教育扩展到整个欧洲，最终建立了现代西方思想。由此，波兹曼认为，我们可以给印刷时代贴上逻辑或线性思考的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个人思想和逻辑思维才能成为有文化的人，也正是这种个人思想和逻辑思维才使得文字和书籍成为传统意义上文化的代名词。事实上，我们对文化的崇信中就包含了对与文化有关的字和字纸的崇敬。解放前，很多城隍庙的门前都会有一个铜炉，叫做“化字炉”，上面用阳文铸着“敬惜字纸”四个字。这也表现出我们对文字所代表的文化的崇拜。

电报于1840年人使用，在此之前信息和思想的传播方式和速度是与人的流动保持同步。但是电报的出现，迅速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使得它可以在瞬间完成。于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速度越来越快，但不可避免的是，人们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从容地就某条信息的真实进行分析和决断，因为转眼间信息就会铺天盖地。信息由此变成了一种单纯依靠速度来进行买卖的商品，于是，过去依靠信息来指导自己行动的人们不得不首先要对信息的价值进行辨别。同时，电报所带来的信息具有支离破碎的特点。信息的存在是需要语境的，而通常我们认识事物也需要相应的环境。但是电报却是去语境化的，信息仅仅依靠简短的文字来提供，单独的文字排列往往是多义的，这就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此，人们一方面要从繁多的信息中挑选有价值的内容，一方面也必须要对信息的内容进行准确的辨别。电报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同时也增加了人类认识世界的难度。与电报几乎同时出现的摄影术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线性排列文字的传统地位，用图像将形态和颜色完全表现出来，剥夺了口语语言和文字的描绘能力，同时也扼杀了人们给予文字的想象力。图像在印刷媒介中的大量使用往往扰乱而非促进合理的思维，同时也会迅速打断阅读者的逻辑思维。

在上世纪20年代，无线电广播迅速成为新闻传播和宣传活动的主导方式。这是向新的非文字系统通信时代的决定性转变。谈到广播，似乎无法绕开媒介与战争的关系。对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全球浩劫，无论是经历者，还是后来者都无法低估广播对那场战争的影响。无数个炮火轰隆的时刻，几千万人拥挤在收音机旁全神贯注。这是后来即使拥趸众多的电视媒体所无法超越的奇观，或许正是战争成就了广播这一媒介传播。在战争中，任何大众传媒都会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而非消遣娱乐的手段，正是如此才使得广播在当时成为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媒体。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宗教成就了印刷术，而战争则成就了广播。

无线电广播缩短了相互认识的空间距离，它的口头语言还能滋养口语交流的传统，事实上，广播也正是从这一状况中受益才被人们逐渐接受下来的。在摆脱非常时期的影响之后，广播也开始产生形形的观点。这些观点为当时的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参考。但广播所提供的信息经常在几种观点之间摇摆，听众经常会受到不相干信息的干扰，无法从转瞬即逝的收听内容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由此听众获得井然有序认识的能力逐渐降低，这样也就不利于形成独立的个人思想。

加拿大学者德里克·德·凯克霍弗(DerrickDeKerckhove)认为，“如果说书籍，尤其是小说，培育并维持了个人思想在公共空间中的发展，而电视却恰恰相反，将公共思想带人了个人的空间。”。这主要是由于两者的信息呈现方式和阅读方式不同所引起的，书籍从出现之日起就是在将个人的思想进行传播，努力颠覆具有同一性的集体思想，而读者在安静的环境中很容易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想法；同时它也创造了一个社区环境，形成公共空间，个人思想可以在这一空间自由交流。但电视却将适合某一集体的信息带给个人，个人不再是作为个体出现，而仅仅是具有共同需求的某一集体的成员而存在，因为观众总是在一种群体生活中获得信息。这样，尽管阅读电视信息的空间是私人的，但是信息却是公共的，而且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以一种集体的疗式进行解读，个人思考习惯和思想被压制。事实上，电视媒介压制了印刷媒介所培养起来的认识论，“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如果我们愿意暂时抛却电视带给我们的肤浅而虚假的欢乐，愿意从更深刻的角度考察电视的出现，我们就会发现，当电视开始接管文学的角色时，公共话语的重要性、精确性和价值就开始毁灭，被陷于这种想象、审美和新奇性中，我们的知识就完全被吸引到了电视转播所传送的去语境的字节符号的信息上。于是人类与过去和未来的联系已经滑落到了显像管中。超级秘书网

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电视对个人思想的打击时，传播技术又一次带领着自由和民主的思想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个人汁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又一次使个人思想找到了存在的公共空间，因为它将大众媒介(电视)和个人媒介(书籍)的特点融合在了一起。而且，在其中个人思想不仅仅屉作为一种存在，还获得一个形成的过程，即个人计算机创造了个人思想在公共空问中的活动。这完全是由于个人计算机的交互式文化所形成的。正是由于这种交互性，赋予了原来的信息接受者以信息的自由权。因为，在互联网的时代，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信息的传者和受者，接触互联网的人都可以参与到信息的活动中来，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具有从事新闻工作的能力。这样一来，新闻就不再是一种专业化的活动，而成为个人化的行为，更多地被赋予了一种故事性。网络媒体也为不同阶层的公民提供了自我表现的平台，尤其实现了草根阶层自我表达的愿望。人们利用各种网络技术迅速实现了自我表达和个性表现，同时也催生了不同思想的形成和表现。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文字媒体的功能，但它放弃了文字表达的私密性，也打破了文字表达的线性逻辑。由于网络写作和阅读的随意性，文字表达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个人思想的形成也是在一个完全公开的空间里完成的。这样，对文字的注意力随时会被其他的网络元素(声音、图像等)打断，也就完全失去了文字表达和阅读的连贯性和逻辑性，因此，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思想往往是断裂的。

历史发展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中国舞蹈历史发展娱人娱神

作为古老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舞蹈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舞蹈的起源以人类社会之初的原始社会为滥觞，其生成和发展经历了从图腾舞蹈文化到巫术舞蹈文化、百戏舞蹈文化，再到独立的舞蹈艺术文化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意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舞蹈文化的发展状况和舞蹈艺术的形态。本文在梳理中国舞蹈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对中国舞蹈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特征加以阐释。

一、中国舞蹈早期的“娱神”特征

任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中国戏曲作为中国艺术领域最为辉煌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最初的形态就具备“娱人”与“娱神”的双重功能，与中国戏曲不同的是，中国舞蹈最初的形态只具备了“娱神”的单项功能，其原形结构则为原始的“宗教礼俗”。这些特征从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崖画舞蹈图中可以略见一斑。

原始社会时期，舞蹈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是出于原始生活的需要，那时的舞蹈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祭祀祈神”“生殖崇拜”“狩猎仪式”等领域。图腾是原始先民氏族神的标记，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和图腾信仰，图腾崇拜渗透到原始先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在图腾崇拜下的原始先民，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图腾仪式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彝族“十二兽神”的舞蹈记载：“舞蹈伊始，男女巫列为一行，各执一柄扇形羊皮鼓，为首女巫击鼓起舞时，笙乐吹奏虎啸声，群巫按笙乐节拍舞蹈，舞蹈的主要情节是由为首的女巫带头表演仿效十二兽的声音和动作，以象征祭日十二兽的降临……”我国各民族之所以有众多的模拟鸟兽的舞蹈，与原始图腾崇拜的文化基因是密切联系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也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从这里可以寻求到其文化原形结构。

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形态

远古时期，音乐和舞蹈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并肩发展的，乐和舞密不可分，“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对于这类中国舞蹈题材来讲，发展到唐代以至顶峰，主要有《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和《大武》、唐代的《立部伎》《坐部伎》《十部乐》等古代大型的综合性艺术。

据《吕氏春秋》记载，《葛天氏之乐》就是远古时期一个部落的乐舞，该乐舞共分为《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八个乐段，每段都表现鲜活的主题，表现了先民们对丰收的祈求、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以及对人类的赞美。三、既“娱神”又“娱人”的双重发展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的相继建立，舞蹈也逐渐地告别了它的原始形态，如果说原始社会先民们的最初舞蹈是生命形态的原始记录的话，那么，到了奴隶社会，先民们不自觉地从原始时期的那种神秘崇高的生命形态中走出来，并从全民性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一部分人的艺术活动和宗教政治活动。至此，中国舞蹈就在“娱神”与“娱人”的双重纵深发展。这类舞蹈主要表现在周代的巫术舞蹈、傩舞蹈和汉代的百戏类舞蹈。

巫术舞蹈是巫术祭祀仪式中的舞蹈，是原始的产物，舞者和祭祀者希望通过祈祷、献祭等行为，求得与神灵的相通，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商代的《隶舞》，就是为求雨而作的一种祭祀行为。傩舞也是一种以驱鬼逐役为目的的祭祀仪式，历经历史的洗礼至今也盛行在我国民间，后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傩戏”。

在汉代，“百戏”是一种包含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滑稽戏等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性的演出形式，民间舞蹈成为宫廷乐舞的主要内容，舞蹈通常融于“百戏”中表演。主要有《巾袖舞》《剑舞》《刀舞》《棍舞》《建鼓舞》《巴渝舞》等。舞蹈过程中的以舞说戏、依戏作舞的表演，成为了中国早期戏曲艺术形式的源头。

四、舞蹈发展的程式性与专业性特征

唐代舞蹈在整个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中具有很高的历史成就，以其宏大的演出规模，纳多国、多民族的舞蹈演出模式，以及雅俗共赏的姿态赢得了世人的喜爱，从宫廷的最高统治者到民间的老百姓无不好之，达到了一种顶峰时代。宋代舞蹈在历史的转折面前，独辟蹊径，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舞蹈的划时代历史，那就是具有程式性特征的“队舞”，绘制了一个新的舞蹈形式。王建《宫词》有云：“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朋头各自请衣裳。”就是有关队舞的历史文献记载。由于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发展，舞蹈作为戏曲艺术表现的手段之一，戏曲表演的程式性特征决定了舞蹈表现的舞姿身段的固定性，形成了宋代戏曲舞蹈的高度程式性和综合性的美学特点。

自远古到明清，中国舞蹈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承传着舞蹈的精髓和内涵，融合在当代的社会火炉之中，中国舞蹈从明清戏曲舞蹈综合性的形式中走了出来，直接凭借人体身段去表现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情感，将中国舞蹈推向了新世纪的辉煌。中国当代舞蹈是以专业性的舞蹈作品和专业舞蹈表演而著写舞蹈历史的，先后出现了裕容龄、黎锦辉、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著名舞蹈家和一系列的舞蹈精品。专业型的舞蹈家和专业性的舞蹈作品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并壮大的，专业性的舞蹈教育也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蓬勃发展的，以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1978年改大学）的成立为标志。

总之，中国舞蹈自先秦以来，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先后经历了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女乐舞蹈和雅舞、汉代的道具舞和舞象、唐代的燕乐舞蹈、宋代的“队舞”、明清时期的戏曲舞蹈、当代的专业舞蹈和舞蹈教育。所有这些在表现形式的演变上，都是一个渐次演进、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李北达.民间舞蹈[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2]袁禾.中国舞蹈[M].上海外语出版社，2004年9月版.

[3]刘琴.舞蹈的起源与中国舞蹈的发展[J].文史博览（理论），2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