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范文

历史地理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澳门学；澳门历史文化；澳门历史地理

中图分类号：K901.9；K92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035-06

一、澳门学的核心研究内容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澳门研究尤其是澳门历史文化研究的步步深入，学术界关于建立“澳门学”（Macaology）的呼声日益高涨。以陈树荣、杨允中、黄汉强为代表的一批澳门学者，就曾于1986年11月的一次有关澳门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过要建立“澳门学”的构思。继之，在1989年2月25日在东亚大学（今澳门大学的前身）举行的研讨会上，最早倡议建立“澳门学”的陈树荣指出，澳门社会和历史颇具特色，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对澳门进行研究，建立“澳门学”，有利于提高澳门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归属感，有利于澳门的稳定和繁荣；对澳门进行研究的课题有东西方贸易发展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对外开放史、小型自由港发展史、小型都市发展史、中西民俗史、教育史、新闻史、宗教史、慈善事业史等。杨允中、黄汉强则指出，澳门是一个充满特殊活力和魅力的社会，是一座待打开的博物馆，一个待开发的社会科学的富矿，亦是一面可给中小城市发展借鉴的样板。其中，黄汉强还特别强调，“澳门学”作为一个“地区学”，其研究对象是澳门社会，要从发展的流程来剖析澳门的纵切面，即研究澳门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社会各领域来剖析它的横切面，即分门别类地研究澳门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社会以及同外界关系等各方面的架构、特点及规律。稍后，汤开建、赵利峰等也相继从理论层面针对“澳门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推进“澳门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由澳门大学、澳门基金会、澳门欧洲研究学会主办，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澳门学者同盟合办的“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4月15-16日在澳门大学召开，来自葡萄牙、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中国大陆、澳门、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70多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襄盛举，与会学者就澳门学学科特征与学科体系、澳门与澳门学、宗教与社会、全球视野与国际关系中的澳门、文献整理与史料发现、历史与文化等相关主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从总体上来看，澳门学的理论建设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这也严重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如何从方法论的高度深入探讨相关问题以推动澳门研究整体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显然是一个值得充分关注的课题。

关于“澳门学”的提法，有学者曾经论述说：“至于对中国本身的区域研究以某地为‘学’的，最著名的有‘敦煌学’，而这是在斯坦因、伯希和等骗取了珍贵的敦煌文物，发表了研究成果之后出现的，而且是对一种古代文物的文化遗存提出的称谓。此外，据闻晚近香港建立了‘香港学’，其涵意如何，由于未见到有关材料，不敢妄言。但据国内现今对区域研究的提法，以地区文化特色分的，如晋文化、吴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潮汕文化等，既然各有地区或时代特点，又同属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组合过程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澳门而言，既然是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汇合点，又积累有丰富的研究数据，援引香港例建立以‘澳门学’为名的区域研究学科，固然未为不可，但觉这个‘学’（ology）不若‘文化’或‘历史文化研究’含容广而概念明确。”黄汉强后来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将“澳门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澳门的历史文化”，认为“澳门学”是以澳门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研究澳门400多年来在东西方经贸互动和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中形成和积淀的澳门文化，研究澳门文化独特的个性、质量、功能及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从而揭示人类社会异体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规律及其价值，为人类和真正持久和平与合作发展找寻有益的启示。汤开建对此则持不同的看法：“‘文化’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对自然界进行的物质的或精神的加工。自然界包括人自身，以人为主对自然界进行加工的都属于文化’（金克木语）。狭义‘文化’则专指人类对自然界的精神加工。即以‘人类进化论’者言之，‘文而化之’多停留在人文层面上。若以‘澳门文化’命名，容易使我们对澳门研究局限于狭义‘文化’的范畴之内，那与‘文化’平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又置于何处呢？澳门之刑事犯罪、慈善工作、垃圾焚化则亦当摒弃于外了。而‘澳门学’可以涵盖所有澳门问题研究。唯此一词，可以较为准确地表述研究澳门的千景万象。”不过，提倡“澳门学”的汤开建教授于2002年积极组织澳门及外地研究澳门史的学者创办“澳门历史文化学会”，并在为该会会刊《澳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所写的《发刊词》别强调：“澳门是个小地方，但澳门历史却是一篇大文章；澳门的资料并不丰富，但澳门历史文化的内涵却是一座永远也无法开采罄尽的宝山”，“有感于此，我们决定创办一份专门的澳门历史研究刊物，并定名为《澳门历史研究》。创刊的宗旨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借这一学术园地来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推动澳门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即使特别强调“澳门学”“不是研究澳门的某一段历史、某一个领域、某一种文化，而是研究澳门的全部”的林广志，也认为这门学科“是一门以丰富的文献档案、文化遗产为基础，以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探寻澳门模式与澳门精神及其效应的国际性、综合性学科”，其字里行间，对于澳门的“历史文化”的重要性也给予了充分关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学术界对“澳门学”的提法有一些争议，但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所谓“澳门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应该是澳门（或澳门地区）的“文化”或“历史文化”。

二、澳门学研究借鉴历史地理学理论方法的必要性

既然“历史文化研究”是“澳门学”的核心研究内容，相应地如何提高澳门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平，就成为学界同仁更为关心的话题。正如刘泽生所总结的那样，“关于澳门的研究，从现有的科研状况来分析，除了历史文化、经济等学科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外，其他诸多领域的研究目前与学科建设应有要求似有较大差距，即便是已经有相当基础的历史文化研究，也还有一个如何继续深入、拓展的问题。”

鉴于澳门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以往学者们在澳门中西文献档案史料的整理、研究与翻译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成果斐然。据初步统计，目前已经完成中文档案文献史料整理（与澳门有关）共有15种；澳门西文档案数据大部分均已整理完成，其中葡萄牙的海外历史档案馆、里斯本科学院图书馆、阿儒达图书馆、东波塔档案馆、里斯本图书馆、利马仁慈堂、葡萄牙公共图书馆等单位所藏澳门及葡萄牙在东方传教文献档案胶卷就达377个，已经整理出书的主要葡萄牙及澳门文献共有46种；有关澳门本土及后期澳门史的文献档案数量巨大，文德泉神父等整理了一部分，但多数档案仍然基本无人使用或很少使用。基于这样的现状，汤开建认为，尽管有关澳门的中文文献档案还可以继续挖掘，但“澳门历史研究的继续深入与发展，其第一要素，应全力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展开对葡语文献档案（特别是18纪以后的档案）整理和翻译，而且要全面系统地展开”。另有学者强调要加强对澳门文献信息资源进行科学管理，对已破损的历史文献尽快进行梳理、修护、揭示，加快“澳门文献学”学科建设，实现澳门特色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文献普查工作，从传承文献遗产的目的出发启动澳门记忆工程。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开始重视澳门学研究中视野的拓展与理论方法的提高问题。如黄启臣就曾特别强调“开展澳门史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认为“以前研究澳门历史，往往侧重于政治史，或是论述葡萄牙人如何入居澳门，或是分析葡萄牙人何时何地入居澳门。而作为一个综合的、总体研究是很不够的。澳门史应当包括政治史、经济史、交通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这些互相联系、不可或缺的专门研究和整体史还研究得很不够”，而深入研究澳门历史的方法包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把文献资料研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做好定量分析工作和正确处理中文数据与外文数据等。金国平、吴志良在《澳门历史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澳门学不局限于澳门的史地研究，实际上，它管通中西，博大精深，远远超出了中国地方史的范畴，为学术界开启了新的思维视野”，“独立性与独特性，加上有欧洲及中国通史这样一个广阔的大历史背景，再有欧洲扩张史及海外交通史所赋予的具体历史环境，澳门历史研究完全有依据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澳门学（Macaology）”，其主要内容可包括下列诸项：1.澳门起源；2.澳门宗教及中国传教史；3.澳门港口都市发展；4.中西文化交流；5.澳门海外贸易及其在中国总体海外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6.原住民、民族融合及族群关系；7.以澳门为中心的华人移民史；8.涉外关系；9.海洋思想文化；10.文学史；11.语言史；12.世界澳门学资源普查；13.其他。该文还提出，除了人才的培养、基础科研项目以外，“澳门历史研究深入的关键在于理论的提升及专题研究的增加，在于中西学者观点和方法的沟通与接近”。吴志良在其另一文章中还进一步论证说，“如果要使澳门历史研究迈向一个新的台阶，澳门历史学界首先应该加强团结和合作，继续广泛地收集中外档案史料，对外文数据进行必要的翻译工作，并与中文史料加以勘比，为澳门史研究奠定一个更加坚实的文献基础。其次，需要进行学理上的爬梳，确立研究路径，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特别要展开多学科整合研究，可以以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为主，同时借鉴和运用其它相关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的先进研究方法，以求更大的突破。再次，需要宏观与微观结合，共性与个性并重，把澳门历史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宏观视角下考察，突出澳门与中央政府的制度关系以及和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强调澳门在中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同时，结合葡萄牙和世界历史的进程进行探讨，不忽略葡萄牙对澳门历史的巨大影响。最后，也是目前最为重要的，我们要花大力气，投入澳门内部社会发展的研究，理清澳门内部社会的结构和变化，说明澳门社会包容和谐的内地特性及其给异质文化如何共处可能带来的启示”。新近，刘泽生也深刻地指出，“‘澳门研究’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独特历史地位，有许多课题研究是难以在某一个学科独立完成的。没有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借鉴，没有相关学科之间的通力合作，要想单独靠某一学科的知识体系去深入系统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那是难以有重大突破的。澳门史的研究，不仅仅是涉及到中国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广东地方史，还涉及到葡国史、世界史，要把澳门的历史尤其是他的近现代史放到世界史的视野中去考察，才能更清晰地反映澳门历史的全部。更何况，‘澳门研究’中还涉及到数量十分庞大的外交、外文档案，他还需要学界多语种多学科的通力合作。学术无尽头，学科无边界，这应是一种可取的态度。”

应该承认，前贤对澳门学尤其是澳门历史文化研究理论方面的相关探讨，都是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但是，毋庸讳言，这些理论层面的探讨多少也存在忽视历史地理学方法的倾向。造成这种偏差的一个主要原因，乃在于学科间的隔阂，即历史学者通常将现代的“历史地理学”（The Historical Geography）与传统的“史地学”等齐划一。实际上，从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史地学”，过去又称为“舆地学”，基本上可视为是传统的“历史沿革地理”（The Evolution of Geography）的同义词，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主要研究历史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个辅助学科。现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则是“探索中国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的演变及其和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并进而探索这样的演变和影响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是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交叉处诞生，具有明显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学科。纵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史，不难看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草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并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不仅早已摆脱了作为历史学附庸而长期存在的尴尬局面，而且学者如林，成果迭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历史政区地理和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历史城市地理与中国古都学、历史商业地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图编制、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历史地理学理论和通论等研究领域均取得了较大学术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地理学的蓬勃发展，以及国际间学术合作与联系的逐步加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不仅引起了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而且也预示着中国历史地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普遍重视，二是综合研究和区域研究逐渐得到重视，三是分支学科的不断出现导致历史地理学科理论体系的重大变化。现代历史地理学既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它所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研究视角侧重于“时间和空间之间的求索”，其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其理论与方法，显然值得澳门学或澳门历史文化研究有所参考和借鉴。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既有时间上的变化，也有空间上的差异，正是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交织，才共同构成了历史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问题实际上就是历史地理问题。其实，史地不分家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贯传统，而且有些史学家还能够做到以时空结合的视角来探讨相关历史问题，如西汉时期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曾用15字高度总结了撰写《史记》一书的目的和历史学研究的基本理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的“究天人之际”，在其地理学思想上的集中体现，便是天地人合一的大地理观；《史记》虽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大先进文化区为主要记述对象，但又涉及周边少数民族分布地区，甚至包括汉王朝版图以外的今天的印度、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海滨的广大地区，具有囊括中外的历史地理视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反映的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动态历史观，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探索事物历史发展的全过程，透过因果关系的分析，揭示事物产生的缘由及其今后变化趋势，为人们提供参考借鉴。司马迁集先秦以至汉初历史学与地理学研究之大成，他的历史学研究，从现代眼光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其史学理论思想在中国历史学与地理学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学术界由于将中国古典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等同视之，往往仅对班固《汉书-地理志》的地理学成就褒赞有加，而对司马迁的地理学贡献颇多微词，没有充分肯定司马迁史学理论体系上的建树，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直接影响了传统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发展格局，以至于现当代的历史学者多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学与现代历史地理学划上等号，并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中国的历史研究。当然，近世以来，也有一些史学大师注意到了从历史地理学视角来关照历史问题，如史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精辟地论述说：“地理变，历史亦变。在这一舞台上演的戏，不一定能在另一舞台上演。上帝创世，先造地，后才造人。这世界各处地理不同，人生长在各地上，也就得不同。各地的气候、物产、交通情况等各不同，于是人亦因地而异”，“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若我们忽忘了此地理的一面，只像一条线般，由上而下来讲中国史，则将失去其中许多精彩和真实”。上述言论虽然是针对整个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但实际上对于澳门历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启示，因为澳门地区虽小，但也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现象，不仅半岛地区与离岛地区不同，就是半岛内部也有明显的南北差异甚至东西差异。

从西方历史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巨著《历史》中就开始探讨地理与历史关系，并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和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很强调气候特点对人的体质和性格的决定作用。亚里斯多德则把这种影响上升到社会和文化层面。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随着人们地理视野的扩大，地理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受到更多关注，法国政治学家让·博丁是最早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一位。他接受希腊的气候带的概念，探索了行星对于地球上居民的影响，认为住在世界南方的人受土星的影响，过着宗教修心的生活；住在北方的人受到火星的影响，变得好战，善于运用机械装置；住在中部的人受木星的影响，能够在法律的统治下过文明的生活方式。此后，更有学者就气候对人类的影响问题展开过细致研究，18世纪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书中重点的论题之一就是讨论气候对人的生理、心理、气质、、婚姻形态、法律以及政治制度的影响，从而形成系统的地理环境决定理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吸收前人地理环境理论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在《历史哲学》“历史的地理基础”部分首次辩证地阐述了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一哲学命题，对后来西方历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实际上，近世国外不少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也多能注意到从时间和空间相结合的维度来分析历史问题。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罗代尔史学的一个特色，正“是把时间和空间要素融合在一起。传统的历史分析，或是着重于时间过程的事实分析叙述，或是着重不同地理空间的历史变化，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像他一样，用一组概念把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方面整合在一起，应用在史料上得出新的历史视角”。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也认为，“通过吸收各个学科，特别是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布罗代尔既揭示了一个广阔地区的‘共同命运’，又展现了其丰富灿烂的多样性”。他还深刻地指出，就东南亚史研究而言，“在探讨本地区‘升斗小民’辛苦劳作为生计奔波方面，与传统的历史学家相比，现代地理学家、人类学家、人口学家、环境学家们的成就更大”，“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所展示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东南亚特别富有价值，因为该地区的人类学、东方学、甚至考古学知识相对比较丰富，而比较之下，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数据非常贫瘠”，“笔者集中关注那些最能影响一般平民百姓生活的特征和变迁”，“这些变迁的历史跨度通常都非常大，只有同时关注世界其它地区的相关发展并从时间和空间的广阔维度对其进行考察，才能搞清楚其来龙去脉。”笔者认为，安东尼·瑞德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值得在澳门学研究中有所借鉴，因为尽管澳门的相关历史文献相当丰富，但如果要想深入了解澳门地区“升斗小民”生活史的话，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从时间和空间的广阔维度进行考察，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可以说是惟一正确的学术路径。

总而言之，今后的澳门学或澳门历史文化研究如果要想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积极展开多学科整合研究势在必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固然需要借鉴，但彻底突破“史地学”或“沿草地理学”囿限，将澳门学或澳门历史文化研究纳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视野，从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维度来分析探讨相关问题，也是其中一个必要的、可行的研究路径。

三、澳门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如果从清乾隆十六年（1751）任光任、张汝霖编纂的《澳门记略》算起，澳门历史研究已有近250多年的历史了。近年来澳门历史研究更成为学术热点之一，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据有关学者研究统计，目前已知以澳门为主题或在澳门出版的中文文献约近万种，外文文献约近4000种，其中有一些论著、论文涉及到了澳门名称源流研究、澳门地名历史掌故研究、澳门历史地图整理与研究、澳门人口史与社区史研究、澳门贸易史与交通史研究、澳门城墙史与城市建筑史研究、澳门环境史与现代澳门地理等方面。客观地说，虽然目前学术界在相关问题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研究视角和内容大多属于传统的“史地学（舆地学）”或“沿革地理学”的范围，总体上缺乏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研究，具有现代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学术成果仍然比较少见。

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澳门学研究，其实质是从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维度来分析探讨相关问题，换一个说法，也就是澳门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其基本思路应该是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外史籍、档案、碑铭、族谱、古旧地图等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结合实地野外考察调研和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全面研究和论述从16世纪中叶澳门开埠以来澳门名称源流与政区演变，澳门地区历史环境变迁与自然灾害，澳门地区水陆交通格局的演变，澳门地区人口分布格局的演变，澳门城市形态、功能与内部空间结构的演变，澳门地区农业和渔业地理格局的演变，澳门地区工业和金融业地理格局的演变，澳门地区空间的演变，澳门地区慈善、文教事业的空间运作及其演变等澳门历史地理的相关问题，以期能够对于澳门地区历史地理环境、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形成过程和演变规律能够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澳门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在研究对象上，要突破以往主要以澳门城区为主的囿限，而是以整个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和两个离岛屿）为研究对象；二是在研究内容上，不是澳门通史性论述或传统的澳门史地研究，而是立足于历史地理学视野下、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澳门地区历史地理学专题研究；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澳门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可以初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相关研究工作，循序渐进，步步深入：

1 相关学术史回顾暨理论方法问题

2 澳门名称源流与政区演变

3 澳门地区历史环境变迁与自然灾害

4 澳门地区水陆交通格局的演变

5 澳门地区人口分布格局的演变

6 澳门城市形态、功能与内部空间结构的演变

7 澳门地区农业和渔业地理格局的演变

8 澳门地区工业和金融业地理格局的演变

9 澳门地区空间的演变

10 澳门地区慈善、文教事业的空间运作及其演变

历史地理学范文第2篇

阮元对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多有承续，他把清代地理学名家的理论融冶于一炉，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学理论和思想，成为乾嘉道时期地理学的代表人物。

1．着眼于民生实用，体现经世致用精神。明末清初，史家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地理学传统，他们强调研究历史地理要与国家政治、民生相结合，阮元继承了这一传统。阮元撰著的《广东通志》就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尤加重视，进行重点阐释，其中《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建置略》、《经政略》、《前事略》就达116卷之巨，占全书的比重最大，并延请颇富名望的学者从事撰述，力求反映民生。《舆地略》19卷，含疆域图、晷度、分野、气候、户口、风俗、物产，延请受阮元赏识的番禺人崔弼负责撰写，谢兰生对崔弼的《舆地略》颇有微词，不得不煞费周章订正崔氏的错讹遗漏之处;《建置略》22卷，含城池、廨署、学校、坛庙、津梁，由方东树负责撰写。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记载:“阅方植之所纂《建置略》:《城池》三本、《廨署》一本、《庙坛》一本、《学校》一本、《梁津》一本，此四本俱广、韶、惠三府而已。”［1］嘉庆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由于是名家精心结撰之作，所以方东树负责撰写的《建置略》受到总纂谢兰生的高度评价。总纂谢兰生负责《海防略》、《关隘略》的主纂，并负责对《舆地略》、《前事略》进行校定。

2．历史地理研究特别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性。文献资料固然重要，但在历史地理研究中仅靠文献史料远远不够，它需要从实地调查中寻找第一手资料补证文献史料的不足，态度严谨的历史地理学家在治学过程中都比较注意文献资料之外的实地调查。顾炎武在撰著《历代宅京记》时，特别重视实地调查。《历代宅京记》共20卷，阮元在《历代宅京记》卷首叙言中提到:“先生撰《肇域志》未成，其稿本散出四方者，双行夹注，颇难雠校。至《郡国利病书》，流传虽多，然强半为抄手割落，而四库书中又仅列之存目，民间无从是正。唯此本《宅京记》为先生族裔孙顾竹楼所藏，王树畦同年携以示余，厘订修整，具有条理，不似《肇域志》之烦矣。”［2］阮元序该书条理清晰，史料丰富，考证精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阮元为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作叙时称:“宁人顾氏，崎岖南北，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宫室，皆出自实践。当先生盛游之时，尝以一骡二马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土民，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2］阮元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评价甚高，指出《历代宅京记》“上起伏羲，下讫于元，仿雍录《长安志》体例，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事迹”，“征引详核，考据亦颇精审。盖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阮元负责编纂的《广东通志》也特别重视实地调查。《广东通志•金石略》由仪克中和曾钊合作编纂，仪克中负责采访碑刻，曾钊负责考订。《粤东金石略》凡九卷(附《九曜石考》二卷)，由乾隆年间翁方纲遍涉岭南，多方稽究，编纂成书，按当时的地域分类，记载金石名称、地点、年代及撰书人名、字径、行数题跋等，是广东历史上第一部金石学著作。该书因是首创之作，在著录粤东金石方面存在很多错谬，“仪墨农、曾勉士订翁覃溪《粤东金石略》，错谬甚多”［1］嘉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为此，仪克中多次到粤东实地调查，考订该书的讹误。如《龙龛道场铭》，在罗定州龙岩，《粤东金石略》未著录。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六月十八日，两广总督阮元派仪克中到龙龛岩访古，并拓下石刻，后将该刻收入《广东通志•金石略三》中，可以说正是仪克中的努力，才使此铭为世人所知。它是广东现存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也是岭南年代最早的石刻，并且是广东现存文字最多的一块古碑，是了解唐代历史及文字学研究的珍贵史料。曾钊对仪克中实地勘察的精神极为钦佩:“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今相国仪征公节制两粤，延方闻士修广东志。以君为探访，缒幽跻险，剔苔扪碑，多翁学士《金石略》所未著录者。”［3］567仪克中的实地考察保证了《广东通志•金石略》史料的严谨，再加上曾钊的严密考订，使得《广东通志•金石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谢兰生对此极为赞服:“墨农访金石及唐宋石刻甚多，皆前人所未收者，加以勉士考订数次，此志书当以《金石》一门为冠。”

3．重视图表的价值和作用。清朝通志的编纂特别强调地图的重要作用，谢启昆誉修、胡虔主撰的《广西通志》，对地图的作用十分重视，其《叙例》说:“图之为用，视书尤切，文字易传，绘事难效，书存图亡者十之九，而图学相传之法，亦于是遂废。”(谢启昆等《广西通志•叙例》)《广西通志》十分注重郡县沿革的考证，特设郡县沿革表，列于总目之首，博引史志及专家之书，详加辨析考订。阮元亦十分重视图经的价值和作用，他说:“古人不曰志，而曰图经，故图最重。宋王中行等广州图经不可见矣，今则一县一州为一图，沿海洋汛又为长图，按册之，灿然为毕著也。”［4］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阮元的《广东通志》所有绘图均出自番禺人李明澈之手，阮元对其地图学成就非常倾慕，力邀其入志局负责绘图，经其手共绘制舆地图106幅，包括省图1幅，府、直隶州、厅图16幅，散州县图89幅，其中府县地图的绘制对明晰地了解山川水道有重要的作用。《海防略》一门，除了详论广东海事、各路关防要塞、攻防战守诸事，特附海图20幅，海图描绘精细、准确，炮台分布历历在目，又以文字说明各军事要点，这种图、文结合的绘图方法将广东海域的地理、军事形势一览无余地揭示出来，使人一目了然，参考价值极高［5］。阮元对“图说”一门十分重视，他认为，地理以“图说”为先，采用“地图注记式”的方法，说明一邑之内的地理形势，图文并茂，直观生动。“自古史传，人事与地理相为经纬也……《图说》者，以一邑分四乡，以四乡分都图，每一地保所管之地绘为一图，周回径直不过二三里耳。图内为说，曰东西南北至某处有某山，与何处相连，有某水、某路，自某处来，自某处去，所管之地有某村、某桥、某庙、某墓，聚十数地保之图即成一乡，聚四乡即成一邑。一邑之图说，须以数十纸计，而城池、廨宇、街巷更在此外，此所以为图经也。”

因此，他建议《扬州府志》专立“图说”一门，并亲自绘《雷塘地保图》1幅，刻印了100张送给伊秉绶。他还撰写《云南黑水图考》一文，篇末附图1幅，阮元在图中标明盘江由粤西入南海，礼社江由交址入南海，澜沧江由南掌入南海，三江既入南海，即是黑水，用图标示起到左图右史的效果。阮元重视地图的思想受到戴震的影响，阮元在历史地理撰述中亦重视史表的价值和作用，认为史表是地理著作之经纬，史表的价值在于可以化繁为简，对复杂的历史记载起到明晰、晓畅的功效。在地志编纂实践中，他主张仿《唐书•宰相世系志》的办法设立《氏族表》，他说:“一县之中，必有大家旧族、新贵儒门，以此为主，而收其族。凡内官翰、詹、科道以上，外官道、府、镇、协以上由科甲出身者，皆以其姓氏立表，首叙先世迁徙之表中详载各房名字，自生员以上皆附见于表，即如江都、甘泉、仪征之耿氏、唐氏、杨氏、常氏、郑氏、秦氏、许氏、阮氏，兴化李氏，高邮王氏，宝应刘氏、乔氏，泰州宫氏等族，各以宰相、九卿、勋爵、督抚等官家自为谱，余皆借而次第辑成表稿。”［4］卷8阮元竭力提倡修氏族表，对地方志而言，谱牒可以为地方志提供重要史料，其见解和章学诚有相通之处。章氏亦认为:“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国，比国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则国之掌故何所资而为之征信耶?”(章学诚《文史通义》卷6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这种认识在阮元总纂的《广东通志》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广东通志》表分郡县沿革表(卷3－卷9)、职官表(卷10－卷62)、选举表(卷63－卷81)、封建表(卷82)，其中郡县沿革表、职官表都是延请名家编纂的，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吴兰修(1789—1839)，字石华，广东梅县松口人，阮元赏识其才，任命他为“学海堂”第一任学长，曾纂修广东《封开县志》(10卷，道光十五年刻本)，梁廷枬在《粤秀书院志》中也有提及:“适开通志局，先生与焉，《沿革》门其手纂也。”［6］252郑灏若，字萱坪，番禺人，拨贡生，著有《榕屋诗抄》、《四书文源流考》等。汤贻汾与吴兰修、郑灏若都有密切往来，在羊城形成岭南文化的交流圈，“公在羊城数年，多文字交，有谢澧浦、张南山、李芸甫、吴石华兰修、仪墨农克中及刘朴石、三山张墨池、磬泉郑萱坪、黄香石、苍压孟华墀、叶云谷、麦南村、马德隅、曾竹屋、陈仲卿诸先生”［7］528。这些人在阮元幕府和广东通志局有着重要的影响。1821年，学海堂冬课题为《四书文源流考》，课后阮文达尝令侯康与周秩卿孝廉，郑萱坪明经，胡稻香茂才同辑四书文话［8］卷7。由郑灏若负责撰写《职官表》，内容最为详尽，密而不猥，疏而不漏，纵横经纬，词约意丰，谢兰生对其评价甚高，日记说:“郑萱坪所撰《职官表》甚佳，不亚石华之《沿革》。”［1］道光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阮元重视图表的思想受到清代方志学代表人物戴震和章学诚的深刻影响。戴震认为方志的核心在于考察地理沿革，“志之首，沿革也”［9］488。他还十分重视地图、沿革表，“地图及沿革表，志开卷第一事也”［9］489，“县境图表最紧用”［9］486。戴震的这些思想在阮元的地理学思想中都有很明确的体现。阮元总纂的《广东通志》职官表也受到章学诚的志书思想的影响。章学诚对此论述极详:“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今于传删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兹于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苟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传无可著之实，则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难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卷7)正是因为设置人物表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他推崇在方志编纂中适当采用人物表，其修志思想对阮元《广东通志》职官表有重要影响。

阮元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组织编纂的《云南通志稿》是精心杰作，他对同时代人编纂的历史地理著作的评价体现了他的独到的眼光和认识。1823年，龚自珍为阮元撰《六十寿序》，对阮元的史学成就评价甚高，重点突出他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贡献，其文曰:“公(阮元)又谓读史之要，水地实难，宦辙所过，图经在手。以地势迁背，班志、李图不相袭，以目验获者，桑经、郦注不尽从。是以咽喉控制，闭门可以谈兵，脉络毗联，陆地可使则壤，坐见千里，衽接远古，是公之史学。”［10］226龚自珍对阮元学术特色的把握是非常到位的，揭示出阮元衽接远古的史学成就。《云南通志稿》是以阮元为主，组织学士通儒编纂的历史地理学杰作，是地方志中的翘楚。《云南通志稿》上起秦汉，下迄道光朝，卷帙宏富，内容详瞻，全书216卷，总目13，子目68。从总体来看，篇目分类合理，编排有序，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可以说是志书中的上乘之作。该书于1826年延揽王崧为总纂，总理通志之事，一直到1835年修毕，前后共9年修成。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因为阮元入京述职，云南巡抚伊里布接替阮元出任主修，王崧与分纂黄严和李诚对修志的旨趣和志书的编排意见不合，遂托病辞去总纂之职，关于此事赵联元在《续云南备征志》中有记载:“王乐山先生崧，应总督阮文达公聘总纂《省志》，视旧志为宏富。成书强半矣，文达述职入京。巡抚伊里布公，不学人也，分纂黄岩?李诚，驳杂而坚僻，每与乐山(王崧)龃龉，巡抚复右之。于是乐山托嫁女，辞归，不复来。”［11］136正是因为巡抚和分纂的排挤，王崧辞归，这对《云南通志稿》的修纂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阮元修撰的《云南通志稿》具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其一，他认为，中国古代方志编纂的详近略远原则值得商榷，他说:“详近略远，志书通弊，考志书备一方掌故，若详近略远，考古者不可为典要，何用志为?况四部载籍具在，悉心考订，自不至大有渗漏，蹈详近略远之弊。今自三代以迄本朝，综汇数千载，详加考订，期免漏略，不敢草率塞责，其不可考者仍缺之。”［12］凡例通志编纂的目的是备载一方掌故、典章制度和人物，从存史的角度而言，搜讨古代文献更难，价值也更大。如果采取详近略远的编纂方法，势必会使古代许多重要史事、制度和人物难以载入，由此会使编纂的方志价值大打折扣。《云南通志稿》编纂古今并重，在有关云南地方历史文献方面尤加重视，这也保证了它在云南地方文献方面的重要价值。其二，修志要做到繁简适宜。史书繁简问题是历史编纂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作为地方通史的《云南通志稿》特别注重繁简得宜的编纂原则。

《云南通志稿》的《凡例》就直接提出:“志贵乎繁简得宜……若前明《武功》、《朝邑》诸志，专以简称其意，盖欲效法《五代史》耳。然欧阳修、宋祁分修纪传，删繁就简，称为良史，而后人又有议其略者。近代志书或矫其弊，复失于冗，似于繁简均未得宜也。”［12］凡例关于史书繁简问题，刘知己《史通》提出，史书编纂以简要为美，这种编纂旨趣对欧阳修新《五代史》的编纂有重要影响。明朝胡应麟对史书繁简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史书的“繁”、“简”不是从文字和篇幅来衡量，而是应从编纂宗旨和撰述结构方面来考虑，“简之胜繁，以简之得者论也;繁之逊简，以繁之失者论也，要各有攸当焉。繁之得者遇简之得者，则简胜;简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则繁胜”［13］129。乾嘉时期，学者的史文繁简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陈元棫认为，“史公之书，自黄帝讫麟趾，备载历代，而卷帙不及《汉书》，似乎简矣，然简人所不能简，亦详人所不能详”［14］卷18。钱大昕提倡编纂史书力求史文繁简得当，他认为:“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谷》之简，《史记》、《汉书》互有繁简。谓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论也。”［15］卷33阮元作为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深受乾嘉学者繁简观的影响，所以力主使《云南通志稿》的编纂做到繁简得宜，从通志的类目设置和语言叙述风格方面都能体现作者的这一追求。其三，从云南的地域特色出发，记载云南的经济、民族成为全书的重点和特色所在。全书中，《食货志》比重最大，共有24卷，反映了编纂者关注民生的编纂旨趣;滇志最重要的任务是记载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管理，所以有必要将这部分内容作为重点，这也是云南地方志的特色所在。编纂者用19卷的《南蛮志》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正是从云南的地域特色出发的有力佐证。《食货志》专列《盐法》和《矿厂》，并在《凡例》中指出:“盐法、矿厂为滇南大政，尤宜详载。盐法有旧章新法，矿厂在有现采已封，金、银、铜、铁各厂并京铜采买鼓铸诸例，俱不可缺。”［12］凡例明清时期，盐法、矿厂在食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所以编纂者们将这些内容详加记载，以反映当时云南民生的实况。此后云南省志都将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形成定例，“盐法矿产为滇南大政，顾兵燹以还，盐法有旧章、新章之别，矿产有现采、已封之殊，俱不可略，金银铜锡各厂，并京铜鼓铸诸例，阮《志》皆于课程之外，另列一目。今以现行事例补载备考”(魏光焘《续云南通志稿》凡例)。滇志重要的主题是记载少数民族，故《南蛮志》的设置即是承担此任务的。正如《凡例》所云:“滇属蛮方，诸蛮之事为多，旧志俱杂入各类中，殊未明晰，今另立《南蛮志》一门，又次之其子目五，曰《群蛮》，考诸蛮受中朝封列五等者入封爵，受中朝冠带为群吏者入土司。其不受中朝爵命自相雄长，及未受爵命，以前既叛，以后事迹繁多，类无所归，今为《群蛮》一门，悉隶于是，俾效命者荣膺圭组，叛乱者屏诸远方，于记载中亦微寓旌别之意。”［12］凡例《群蛮》一门，主要申述对中央皇权的历史认同感，这与王崧对本地“历史”的看法、立场大相径庭，若官修的方志代表典范观点，此也突显王崧的方志书写不合典范之处。王崧透过其方志文本及其个人行止，一方面附和并强化云南(特别指滇洱一带)为整体帝国之部分此一社会情境与本相，另一方面，又以本土英雄祖先记忆来维持本土认同，并由此缓解滇洱在整体帝国中的边缘地位，其继任者的编写话语与王崧的诉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16］115－117。

云南作为边疆地区，有必要特设子目《边裔》，来记载边疆民众与邻国交往所发生诸事。《贡献》与《方言》两个子目的设立，更突显边疆志书所特有的内容。在《秩官》一门中，《土司》占6卷之多，之所以用6卷篇幅写土司，是因为土司在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从忠实地反映云南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有必要详写。《云南通志稿》书成以后，备受学者青睐，王先谦曾寄信给缪荃孙，高度评价此书，信中说:“阮文达以滇督内召，晚年荣遇极矣。其学问，滇人不甚尊尚，所撰《云南通志》刻已成书，公自名曰《通志稿》，实宝书也。妪(王先谦)典滇试时，强携以行。山川一门，缺云南府下，竟不可得。心念中华区域，郦元所不能详者，惟滇南为最。文达水地之学，旷古无俦，滇人不知。盖其时限于僻陋，非后来比。”［17］46王先谦赞扬该书旷古无俦，足见他对该书学术价值的认可。治云南地方史颇著名的方国瑜评价该书说:“体例整瞻，详略适当。《滇省通志》今存者十，此为最善之本。盖前此修纂，惟取旧《志》略为删补，而未重加编纂，惟是书用力最勤，非奉行故事可比……故其门类多仍旧贯，而搜录事迹，称引条举，多足征信。且各门互注，少有复出歧异之弊，较之前志为丰实，其层序亦井然可观，他省通志如此完善者，未获数观。”［18］68作为乾嘉道时期水地之学的代表人物，阮元深受传统历史地理学思想的影响。他评价前贤和同时代人的历史地理著作主要从直觉和经验出发，忽视对历史地理原理的探讨，这就使他的历史地理学思想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如他评论《舆地纪胜》，阮元称该书“体例谨严，考证极其赅洽”，又说，“南宋人地理之书，以王氏仪父象之《舆地纪胜》为最善……足以接武(《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两书”［19］阮序。《舆地纪胜》仿《水经注》之例，于每州府之后，列碑记、图志之目，以南宋庆元建置为纲，详述166个府州的府州沿革、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等，诚如阮元所，说体例明晰，考证严谨，是南宋地理书的代表作。他对焦循十分称赞，在其所撰《扬州北湖小志》的序中说:“扬州周回百里中水地，古迹、忠孝、节义、文学、武事悉载于是，是地出灵秀，特藉孝廉之笔，以传斯地之事也”［4］扬州北湖小志序，推许焦循“学识精博，著作等身，此书数卷，足觇史才”［4］扬州北湖小志序。再如他对金棨《泰山志》的评价，他从史家三长的角度对《泰山志》的评价准确、到位。嘉庆十三年(1808年)，泰安知府金棨修《泰山志》刊行。此书“经始于乾隆已卯(1795年)，告成于嘉庆戊午(1798年)”，作为研究泰山的重要典籍之一，为史地学者所推重。阮元对该书评价较高，他说:“今休宁金太守棨，本聂钕《泰山道里记》、《金石记》、朱孝纯《图志》，而广征典礼，博采贞珉，作《纪》三卷，《图》一卷，《志》十卷，《记》五卷，《叙录》一卷，总为二十卷。经始于乾隆乙卯，告成于嘉庆戊午。余喜得其书而尽观之，序述赅备，体例谨严，兼史家之三长，考地理于千古，善乎!何异以古今为经纬，为岱宗勒成一史乎?”［20］780阮元深得历史地理学的精髓，评价该书体例谨严，才、学、识三长兼具，推为历史地理学的杰作，足见他对其著作的赏识。阮元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史地学的评价，一方面反映他本人深厚的史地学素养，因而其评价往往能洞中肯綮;另一方面，经过阮元的倡导，在当时的学术界形成了一股历史地理考证、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对当时学风的转换和经世思潮的勃兴有着重要的意义。由此，阮元作为史地学领导者的地位衽接千古，以启方来。嘉道时期的学风对阮元地理学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沿用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并结合嘉道时期的地理学思潮作了一些有价值的改造，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我们在肯定阮元历史地理学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他的历史局限性，即他对西方地理学的思想持怀疑和排拒的态度，这势必会影响阮元地理学思想的转型。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后，西方地理学思想传入到中国，从而使传统的天运地处观念面临严峻的挑战。阮元排拒西方的地理学思想，他说:“古推步家，齐七政之运行，于日躔曰盈缩于月离曰迟疾，于五星曰顺留伏逆，而不言其所以盈缩、迟疾、顺留伏逆之故，良以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

历史地理学范文第3篇

一、了解现代历史地理学的

性质和归属

什么是历史地理学,我们认为现代历史地理学应是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科学。

长期以来,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较大,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沿革地理一直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主要是探讨历史上州县兴废和疆域变迁,进而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辅助,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供空间的定位。故在很长时期内,人们一直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在全国高校历史系的教学中,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一些学校是作为专业必修的基础课,一些作为专业选修课。

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地理环境,是与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相同的,而其研究工作主要是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进而阐明当前的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为当代地理学服务。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

一种说法是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学,而研究时间、资料和方法又多是历史学的,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新学科。历史上便有所谓“史地不分家”之说,一不了解历史地理学的人,往往还认为是中学的历课与地理课的简单重合。

当然,随着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已经有些学者感到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的科学。其实早在20 世纪60年代中国已经有人感到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20 世纪 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公开认为历史地理学应将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提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综合的学科。

不管学科归属怎样,中国历史地理学目前在历史教学中受到的关注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这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教学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的重要。

现代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历史上的人地关系是这门学科的核心。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色主要是尽全时空和人地互动,这应成为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最终应树立的理念。要达到这个境界,则首先要对一些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和认识,这是我们历史专业的中国历史地理课教学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

二、掌握中国历史地理的基本内容

历史地理学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各方面要求掌握和理解的内容和重点并不完全一样。

历史自然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背景,是承载历史人文地理各种景观的舞台。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了解历史自然地理知识,是了解人类产生以来人类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关系的关键,也是进一步学习历史人文地理的基础。在历史自然地理中,历史气候的变化影响着水文、植被、土壤、海岸等方面的发展趋势,故历史气候变化的学习应是历史自然地理学习中最重要的内容。从学习这个角度上讲,我们需要了解近五千年来中国气候冷暖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并对这种周期性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有一定的认识。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则还需了解这些周期性变化的主要特征、产生变化的自然和社会原因,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考古学、物候学、文献学、现代观测资料来复原过去气候的方法。植物生长特性和周期、年轮判读法、动物的生长特性、海平面的升降、雪线的升降、冰川的变化等方面的知识对学习历史气候地理用处十分大。如果从更高的要求出发,学习怎样复原过去的森林覆盖率、河流径流量、土壤肥力变化、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等也是十分重要的。

历史人文地理是我们学习历史地理的主要内容,我们如果将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来看,学习历史地理学的这部分内容就是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历史发展服务的。

历史政区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最传统的部分,学习者应完全掌握实行郡县制以来这两千多年来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变化规律,并初步了解这种变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则应从行政区划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来考虑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现实行政区划的实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像秦汉时期的郡县制、监察州、道、都护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侨置郡县、土断、双头州郡,唐宋时期的道路制、都督府、羁縻州、市镇、军、监、头下军州和元代以来的行省、道、市等有特别意义的行政区划变化都应是重点了解的。

中国历史疆域地理主要是分析近五千年来,在东亚地区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地域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的疆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历史疆域史不应仅是几个中原核心王朝的疆域变迁史,而应是活动在这个时空内的所有民族和政权的疆域变迁史。历史疆域地理的学习重点应是近代中国疆域的变迁史,西北和东北疆土的丧失、外蒙古的丧失、南海诸岛的争端、中印和中越边界的变化等都是十分敏感而重要的内容。

历史经济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学习中内容最多的部分,广义的历史经济地理应包括经济区域的演变、农牧分布线的推移、农业植物的嬗变、手工业分布、交通通道的变迁、城镇的分布、人口的分布变迁等内容。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左右着整个经济的水平,故在学习中要特别注意。以农业为核心的经济区域地位的升降应是历史经济地理学习的重点,其中唐宋之际中国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的过程及其原因,应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在学习这个问题时,要充 分利用历史地理从人地关系思考问题的优点,除充分考虑社会的因素外,更要十分重视自然因素,特别是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变化的因素。同时,从技术层面分析,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新的学习角度,如汉、宋、明清三次农作物的引进对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历史交通地理在古代承载着主要的信息传递功能,各历史时期的主要交通通道也应成为学习的重点。如历史上的直道、驰道、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隋唐和元明清的大运河,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与交通有关的是城市的分布变迁,城市分布变迁与经济区域重心的发展变化关系十分大,故历代重要的都城位置变化和重要的经济都市分布变化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学习的重要内容。 历史人口地理在传统社会里也可以包括在历史经济地理中,因在传统社会里人口数量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由于历史人口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单独分出来学习和研究。

历史人口地理与人口史的学习方法和侧重有所不同,相比而言,历史人口地理的学习更应看重历史人口的地理密度变化。在历史人口地理学习中,人口流动产生的移民现象也是一个学习的重点。与移民史不同的是,移民地理的研究更重视人口移动造成的人口和经济要素的空间变动及其原因和影响,特别是造成资源与产业配置的变化,尤为重要。一些重要的历史移民事件,如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唐末波动、靖康之乱等事件造成的北方民族南迁,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跑口外、走台湾,都是应重点掌握的典型,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事件。

历史文化地理的学习应重点掌握历史人才和学校书院分布的变迁,这是与中国经济文化分布的东移南迁关系十分密切的。至于文化地理的其他部分由于目前在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对于它的学习还需更多地本着从探索角度来分析一些问题。

三、熟悉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着作

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历史地理,阅读一些中国历史地理书籍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 1981年出版了一本 《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本入门书籍。1985 年以来,先后出版了 11 部中国历史地理的通论性专着和教材,即王育民的 《中国历史地理》、马正林的 《中国历史地理简论》、张步天的《中国历史地理》、邹逸麟的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陈昌远的《中国历史地理简编》、韩宾娜等的 《中国历史地理》、陈代光的《中国历史地理》、张全明等的《中国历史地理论纲》、李恩军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耿占军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今年,我编着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和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理》教材也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专着和教材都是我们初步了解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读物。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学习,自然地理方面可参阅中国科学院编着的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人文地理方面可参阅邹逸麟主编的《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一书。历史地理的学习中阅览历史地图是十分必要的,这方面可以参考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全书共 %册,主要是历代政区和疆域图。如果在学习的同时有探索的兴趣,可以先了解研究现状,可参考杜喻等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论着索引》和华林甫编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两书,并可阅览《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个专业刊物。在此基础上,再阅读有关历史地理的重要历史文献。

四、学习历史地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由于历史地理学特殊的学科特点,我们在学习时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 现代历史地理学涉及学科知识众多,主要涉及历史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物候学、统计学、人类学等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要充分了解有关知识和技能,在探索中学习,不断向其他学科的同事学习,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的文献。

2.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核心是人地互动和尽全时空,这样,对地理学的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树立空间观念对每个学习历史地理学的初学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3. 现代历史地理学由于其研究方向越来越向统计计量发展,故对历史地理学的学习更应树立数量观念,如人口的地理密度、气候的温度波动、植被覆盖率、生产的产量、垦殖指数、江河的径流量等都是十分重要的数字统计。在学习中要善于将难以量化的因子量化并进行比较,是历史地理在思维方式上的优势。

4.由于历史地理学特殊的学科特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成为学习和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座右铭。对于刚开始学习和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学生来说,树立和培养热爱自然,走向野外的志向尤为重要。一方面我们要求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观察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一方面要求我们有一种探险献身的吃苦精神。

  5. 历史地理学涉及的历史文献比其他历史学分支的文献更广泛,因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现象都是以一定:请记住我站域名的空间为背景和舞台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学习和研究者不仅只利用正史、会典、会要、实录等史籍,还需要广泛地涉猎各种野史笔记、诗文集、地理志和各类杂着,尽全一切空间资料,也就是对历史上的重要历史地理文献应尽可能涉猎到,如各代的地理总志、正史的地理志等是必读之书。当前由于二十五史和四库全书都有了可供检索的光盘,故对这方面的资料应充分运用,但需与原始版本核对比较,以防出错。

历史地理学范文第4篇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笔者相信，学者们上述发表的关于历史地貌学、历史政治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历史农业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历史宗教地理学、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历史地图编制理论、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科技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等领域的探索，既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为历史地理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建设和发展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

历史地理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中国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86-02

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其前身为沿革地理。从公元1世纪《汉书·地理志》至20世纪20年代，沿革地理始终处于主导地位；20世纪30年代，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其中国化拉开了帷幕。到今天已走过七八十年，追溯其曲折历程，探讨期间发生发展的道路、特点与规律等，无疑会对当今历史地理的学科发展进而指导实践有所裨益。此前学界前辈们已在学科史和相关方面作过许多重要论述，本文仅试从中国化的角度，浅谈一下拙见，以期对学科发展尽绵薄之力。

一、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产生的必然性

首先，中国传统沿革地理为其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中世纪的早期，中国人曾一度遥遥领先。从汉到唐的这一段时间里西方在地理学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中国。到了宋代，除了阿拉伯外，也仍然不能与中国相比”[1]。沿革地理发展近二千年，时至20世纪20年代，主导地位尚未被有效撼动。可见沿革地理在中国根深蒂固，成就辉煌。

其次，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对西方现代地理学的介绍和传播是其出现的主观动因，也是最主要原因。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19世纪后半叶，我国地理学开始进入新旧交替期；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对西方科学的学习与导入。面对西方现代地理学的先进思想、方法，中国学者们日益认识到仅描述疆域消长、政区变革、地名更易、城邑兴衰和水道变迁等的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在实践中逐渐把历史时期的一切地理现象及发展、变化规律纳入到研究范围。于是，30年代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中国化进程真正开始了。

最后，各国列强对中国的不断侵略是促使其产生的重要外因。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以及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屡屡侵吞与蚕食中国边疆领土，这些罪恶行径极大地激发了爱国学者推动中外地理交流以及考察边疆地理的工作热忱，直接加速了中国化的出现进程。

二、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的进程

根据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发展的具体状况，笔者认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中国化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

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属于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的萌芽阶段。本阶段现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思想理论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断断续续，影响不显著，但沿革地理传统已被打破。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发起成立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并主办《禹贡》半月刊，标志着传统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2]中国化进程由此开始。1935年，《禹贡》换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刊物名称，说明了现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对禹贡学者影响的进一步加深。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存在仅三年余，却有力推动了中国化的进程。之后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化进程趋于停滞。

（二）奠基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的奠基阶段。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现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终于被系统地介引到国内，中国化进程出现了加速、稳定发展的态势，渐入正轨，直到。

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对本学科与沿革地理的关系及其学科性质进行了广泛讨论，其中侯仁之贡献最大。侯仁之分别于1950年和1962年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3]和《历史地理学刍议》[4]两文，前者阐明了“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本质区别及相互关系，为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变奠定了基石；后者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系统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现实意义，从而解决了历史地理学为地理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黄盛璋等则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5]。讨论，学界对历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的意见和相关理论取得了基本一致，并开始用以指导实际研究工作。

此阶段历史气候、历史水文、历史地貌、城市历史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古代地理名著研究及历史地图编绘等领域都获国家重视并取得重要进展。各种专门研究机构相继建立，专业人员不断增加，到60年代中期已初具规模，至此历史地理学中国化进程的根基基本奠定。

（三）初步发展阶段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的初步发展阶段。此阶段尽管受“”影响停顿多年，但前一阶段已受重视并颇有成果的研究领域还是继续得以发展，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地理学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都在70年代末基本完成。历史地理学界的两种权威级刊物，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和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历史地理》杂志创刊号也分别在1981年7月、11月先后出版。

学科理论及方法论上的探讨，本阶段又有新的深入，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序文与《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前言，都在以前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述。研究方法的发展，野外考察已被公认为历史地理研究主要方法之一；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孢粉分析、沉积物分析、C14测定、卫星照片判读，甚至遥感技术开始广泛应用到研究中。

候仁之1982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所做报告中指出：“三十三年来这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历史地理学。”邹逸麟1984年发表《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一文，也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三十五年……已经初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点的历史地理学”。8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初步形成，已成为历史地理学界的基本共识。

（四）全面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及以后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此阶段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外历史地理著作得到更多、更全面的引进和介绍。日本学者菊地利夫的《历史地理学导论》一书于80年代末被选译连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前苏联地理学会副主席热库林的《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一书也在1992年被翻译出版，两书都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本阶段学科理论日趋完备，研究方法比较科学，北京、上海、西安三大研究中心形成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研究领域更是覆盖各个分支学科，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局面，如陈桥驿的《水经注研究》（1985年）、谭其骧的《长水集》（上、下、续编）（1987-1994年）、史念海的《河山集》三至九集（1988-2006）、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1992年）等重要著作相继出版，谭其骧主编的《历史地理》、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侯仁之主编的《环境变迁研究》等重要刊物交相辉映、硕果累累，还有“”之后迅速成长起来的一批优秀中青年历史地理学者也成绩斐然。

“经过近40年来的努力，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已经基本形成了，从30年代的《禹贡》开始的、从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发展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6]事实表明，80年代末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已基本形成。1992年，谭其骧发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一文，学界高度重视，就此又掀起了一个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热潮。2001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邹逸麟主编）一书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研究的较系统总结。

近年来，伴随若干专题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出现了新领域和新趋势，如研究时间上限推至全新世早期（距今约1万年），对新科技手段在科研中的运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区域自然、人文历史地理综合研究愈加受到重视，探索性工作屡有进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又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势头。目前，中国历史地理学正面临着全面跃进的新形势。

三、结语

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中国化催生于内忧外患的20世纪30年代，一开始便承载了沉甸甸的爱国情怀，更注定了经世致用的神圣学术使命。其进程历经几代人四阶段七八十年的努力，战胜种种曲折险阻，到今天中国历史地理学已在许多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纵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以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中国化水平为标准，离世界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等，但我们仍旧有理由相信通过前赴后继、才华横溢的历史地理学者卓有成效的努力，未来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必将雄峙于世界的东方。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55-56.

[2]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2-3.

[3]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J].新建设，1950，（11）：136- 140.

[4]候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11）：73-80.

[5]华林甫.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4（1）：117.

历史地理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类编长安志》 历史地理学 长安地区 古都

《类编长安志》是元代骆天骧编撰的一部西安地方志书，由于骆天骧学识有限，使其在体例、内容、材料去取等方面存在缺陷，久为学界所诟病。而且学界关注也较少，相关论著只是简略探究了内容、体例特征以及存在的缺憾。其实，《类编长安志》在元代传世不多的地方志书中颇有特色和代表性，它上承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下衔接明、清《长安县志》，在西安地方志书乃至古代地方志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今笔者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全面阐述《类编长安志》的历史地理内容与价值，以供方家指正。

一、《类编长安志》中的历史地理内容

《类编长安志》内容多承袭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所不同是将《长安志》“减去繁芜，撮其枢要” [1]，书中内容分为京城、宫殿室庭、宫禁、庙寺、山水、川谷等条目，把地志改编成类似于类书的结构，独具一格形成了类书型的地志，使世人一目了然长安地区的名胜古迹。当然，这种编排缺点是内容混乱，重复较多。黄永年指出“这样的删减，又使此书不只是宋志的分类重编本，而成为在宋志基础上重新改编而成的一部元代新《长安志》”[1]。

由于骆氏大量吸收了前代长安志书内容，叙述周秦以来长安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

其一，长安地区行政沿革资料。《类》包含长安地区行政区划制度的信息。卷一“长安路州县图”，清晰再现了金元长安的地域概况。主要内容为长安地理沿革、土产、风俗的总论，下分分野、土产、土贡、风俗等纲目，在叙述行政区划时分雍州、京都、京兆尹、府县、四至等条目，详述金元之前的长安周边郡县名称来历、沿革演变、地域范围，使古长安行政区划沿革历历在目。

其二，详记长安都城历史地理。卷二“宫室”，详述周秦以来长安作为全国性政权都城的历史，下分宫殿室庭、宫禁、馆阁楼观、堂宅亭园、街市里地等内容，包含了大量长安历史地理资料，如在长安坊里制度方面，宋敏求《长安志》的宋代刻本已失传，仅存毕沅点校的明代成化、嘉靖刻本内容缺漏很多，像唐长安城朱雀门第一街北数第一、二坊名字缺失，清代徐松等人也未正确考证，骆氏一书则记载为善和坊和通化坊，增补了《长安志》的缺漏。黄永年认为“骆氏是金元时人，所用的宋志无疑是宋刻或金刻足本，所抄录的坊名基本上按照宋志原本次序。”[2]

其三，记载长安周边历史人文和自然地理概况。卷五“寺观”条记录长安周边周秦以来寺庙分布、位置、沿革兴废。卷六“山水”是对长安水利以及地理分布的梳理和总结。卷七为桥梁、渡口、驿站等各种交通设施。卷八山陵墓葬，搜集帝王、贵族陵墓约100余座。卷九“胜迹”记载长安名胜古迹。志中开创性梳理了元代关中地区遗存的唐碑分布，对金元长安地区的都城遗迹进行了简要介绍。元之前西安地方志很少记载唐代碑刻，《类编长安志》则弥补了这一缺憾，书中附录有“石刻”类条目，收录了当时长安附近的132篇碑石墓志铭等，并涉及金元碑文42篇，其余大部为唐代碑刻，包括初唐四大家等名家刻石[3]。骆天骧不仅将碑刻录名，并且详细记载了这些碑石的作者、年代、具体保存地点，可以算作一部长安地区自周秦至金元的碑刻史。这些碑刻都是骆“不惮涉远，披荆莽而追访”而得，是关于元代长安地区碑刻地理分布的第一手资料。

二、《类编长安志》的历史地理学价值

第一，在元代地方志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安地区地方志力作，填补了金元时期古长安史料的空白。

元代方志散佚颇多，“总计传世元代方志十四种” [4]，北方地区仅存四部，《类编长安志》即是仅存的四部地方志之一，珍贵性可见一斑。

西安由于长期作为统一政权的都城，文化繁盛，地方志书一直较多。自周秦以来，先后有《三辅黄图》、《西京杂记》、《三秦记》、《长安志》、《雍录》、《秦录》、《长安县志》、《唐两京城坊考》等，这些著作在时间上都有一定的延续性，《长安志》止于北宋，《雍录》止于南宋，时间都是至金元而止，而《类编长安志》成书于元代，添补金元史实，则在时间、空间上填补金元时期空白，保持了长安地区地方志书时间上、学术上的延续性。

第二，内容通俗易懂，为古代历史地理学通俗类著作。《类编长安志》是在元代历史地理学文献中是最通俗的著作。

骆氏在自序指出“（《长安志》）其故事散布州县，难以检阅……乃剪去繁芜，撮其枢要，在汉、晋、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县，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且之曰‘类编长安志’，览之者不劳登涉，长安事迹，如在目前，岂不快欤。”可见，作者编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写一部介绍长安名胜古迹、轶闻旧事的通俗类著作，与前代历史地理学类著作学术气息浓厚不同，此书专注于介绍名胜古迹、山川地理等。书中除卷一与卷十有深厚的学术气息外，其余8卷均是介绍长安周边地理概况、名胜古迹，而且语言简单，通俗易懂，因此“此书只是近乎后世旅游指南的读物而已。”[1]

三、结语

《类编长安志》是一部元代历史地理的通俗类著作。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研究元代长安地区历史地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

参考文献：

[1]（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2]边质洁，万叶.关于一处校勘的商榷[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

[3]启文.》“元庄”条标点正误[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

历史地理学范文第7篇

【内容提要】回顾二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史，发现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历史政区地理和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图编制、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历史地理学理论和通论历史地理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较大学术成就。近二十年，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普遍关注，综合研究和区域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分支学科的不断出现将导致历史地理学科理论体系的重大变化。

【英文摘要】By looking back the history of study on Chinese　 historicalgeography over 2000 year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subject has experienced

obviously

three

stages:　 thetraditional, the traditional, the ancient time nearest to　thepresent and the contemporary. The　first,　 the　evolution　ofChinese geography was　main　stream.　 Second,　 "geographize"prevailed step by step. Today,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inhistory　is　being　researche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havebeen made in nature, economy,　 administration,　 population,culture, areas, mapping, the documents,　the　theory　and　thegeneral studies, etc. Many new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haveemerged during　the　study　in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within the recent twenty years, particularly in 90s'. Such　asthe probl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en　being　paidmore attention to, synthetic and regional research　have　beenbeing increasingly thought highly　of　and　branches　of　thissubject have appeared continuously.　 All　these　traits　willbring about great changes to the theory system　of　historicalgeography.

【关 键 词】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阶段/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stages of development/presentsituation of research/trend of devel2opment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以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科学。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是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交叉处诞生、具有明显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并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

一、以沿革地理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主要是因为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说它年轻，主要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迟至本世纪50年代初才得以确立。纵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史，不难看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历史上第一篇比较成熟同时也最优秀的沿革地理著述是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地理志》，因而目前大多数学者皆将班固看成是沿革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班固而后，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确实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但是在班固以前，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却并非以沿革地理为限，而且就班固本人来说，其有关沿革地理的学问亦明显受到了前代地理著述如《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以及《史记·河渠书》的影响（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这样一来，如果追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 就必须从《尚书·禹贡》等著述谈起。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关于《禹贡》的著作时代，晚近大致有四种说法：（1 ）辛树帜的西周说（注：辛树帜：《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J〕，《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3期。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亦曾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2 ）王成组的春秋孔子说（注：王成组：《从比较研究重新估定禹贡形成的年代》〔J〕， 《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3）顾颉刚的战国中期说（注：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禹贡（全文注释）》〔M〕，科学出版社，1959年。）；（4 ）日人内滕虎次郎的战国末至汉初说（注：〔日〕内滕虎次郎：《禹贡制作年代考》〔M〕， 载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目前历史地理学界普遍采用的是战国说，只是在作者方面尚有一些不同看法，顾颉刚先生认为“《禹贡》的作者是西北人”，并推测说“可能是秦国人”，而史念海先生在所著《论〈禹贡〉的著作时代》（注：载《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注：关于《禹贡》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综合性论述，详参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第29～30页，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起＠①：《〈禹贡〉作者》，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禹贡》全文仅有1189字，篇幅虽小，但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一个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理想的大一统政治蓝图。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诸多方面，可称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学者李振裕在为胡渭《禹贡锥指》作序时亦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可见《禹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影响之大。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禹贡》虽为托古之作，但其内容基本上是以夏代史实为基础的。以战国人而写夏代事，这显示《禹贡》应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惟处于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地理著作，大都是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不分，《禹贡》亦不例外。

与《禹贡》大约同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也是比较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山海经》由《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全书30825字， 其中《山经》21265字，占全书近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山经》中包括有大量的山名、 里程、植物、动物、水系、矿产等项资料，对研究历史地理有重要的价值（注：于希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M〕第47～51页，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穆天子传》开我国游记体地理撰述之先河，今本《穆天子传》共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的经历，第六卷记盛姬死事。是书“记载各地山川地理，显得真实而且形象”（注：史为乐：《〈穆天子传〉的作者》〔J〕， 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亦有较高的地理学价值。不过比较而言，与开“征实的一派”的《禹贡》不同，《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皆属“幻想的一派”，丰富的地理素材附丽于神话传说之中，多少减弱了其科学性，因而其学术价值自不能与《禹贡》相提并论。

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一直到两汉时期才趋于成熟，其标志性著述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以及班固《汉书》中的《地理志》。《史记·河渠书》专记川流变迁和历代水利，兼历史水文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于一身，而《货殖列传》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 更是研究历史风俗地理和历史商业地理的重要素材（注：吴宏岐：《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 辑。）。《汉书·地理志》首次将“地理”之目列入正史之中，对推动地理学的发展功绩显赫。这篇地理著作固然以记述西汉政区地理为主，但亦论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地理，而且兼述春秋、战国、嬴秦和王莽。“在当时来说，这是上起夏代，下迄王莽，相当完备的沿革地理，不过中间只是强调了西汉一代而已”（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史记·河渠书》、《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三篇著作，皆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全无虚构成份，并首次将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区分开来，叙述历史地理的变化沿革，条理分明，一目了然，因而不仅是成熟的地理著述，更可视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以往的学者每以沿革地理学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相提并论，于是认定班固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实则如果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眼光来衡量，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由于采用了行政地理志的体裁，所述内容相当局限，地名沿革情况虽然一览无余，但却未考察诸多历史地理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司马迁的有关历史地理著述则有所不同，皆采用专题研究形式，更能充分体现地理事物的综合性、区域性和时空发展特征，学术价值之高，应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之上。

两汉以后，历代言地理者多奉班固为正宗，抛弃了司马迁的专题研究方法，只讲地名沿革，鲜及其他内容，这样一来，沿革地理学遂俨然成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流。二十五史中，继《汉书·地理志》之后，先后有十六种正史列有地理志（有的易名为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职方考），分别是《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这十六种地理志，除了写进各自时代独有的疆域政区特点外，基本内容和写作体例与《汉书·地理志》大同小异，而且学术质量也远非后者可比。除正史地理志外，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大多数官修或私修方志，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资的《九州要记》、阚yīn＠②的《十三州志》和黄恭的《十四州记》，唐代李泰的《括地志》、贾耽的《郡国县道记》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以及后来的《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和顾祖禹的《读史方域纪要》等，内容虽更为浩繁，但撰述体例却无大的革新。古代地理学家中，只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明人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少数著作，能够承继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对专题地理问题做过一些探索，但论其影响，皆不足与正史地理志和官修一统志相抗衡。

应该承认，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史记·货殖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一样，都是作为正史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但司马迁有关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更接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要求，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地名沿革方面，只能起到辅助历史学的作用。由于后世地理著作多以《汉书·地理志》的撰述体例为准绳，虽代有新作，但皆不出沿革地理范畴。这也正是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长期作为历史学附庸而存在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地学会、禹贡学会与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

本世纪上半叶是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时期，其间以1934年禹贡学会的成立为分界线，又可以划分出前后两个阶段。

1909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可以认为是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开端。由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发起创办的“中国地学会”在其成立伊始，便决定出版会刊《地学杂志》。《地学杂志》从1910年2 月问世，至1937年抗战前夕停办，28年间共出版181期，1600 余篇，其中属于历史地理学方面文章不少，如《滹沱、漳、滏之变迁》、《渤海之过去与未来》、《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世界气候之变迁》、《历史地理志评议》等（注：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J〕，《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地理”一词在中国地学会成立不久即被正式提出。1913年1月， 史礼绶《历史地理之教授》一文在《中华教育界》第2 卷第1期发表。1923年1月，张其昀《历史地理学》又提出这一学科命名，此文载于《史地学报》第2卷第2期。随后（法）白菱汉与万洛原著、张宗文译的《历史地理学》发表在1933年1 月出版《地学季刊》（注：张步天：《历史地理学概论》〔M〕，第91～95页，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3年。）。总体上看来， 这一时期虽然发表了不少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并产生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词，但这些论文多由地理学家完成，尚未有专攻历史地理的学者群出现。当时涉及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仍以沿革地理为主，许多专著仍冠以“沿革地理”之名，如张相文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刘麟生的《中国沿革地理浅说》（商务印书馆，1931年）、葛绥成的《中国边境沿革考》（中华书局，1926年），等，这说明此一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仍处在以沿革地理为主的阶段。

1934年2月，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和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共同创办了一个专门研究沿革地理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这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禹贡学会成立的次月（3月1日）即开始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由顾、谭二先生担任主编。当时之所以以“禹贡”作为学会和会刊的名称，根据学会负责人的解释是：“《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来表现我们工作的意义，最简单而清楚，所以就借了这个题目来称呼我们的学会和这个刊物。”（注：《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发刊词》。）学会最初提出的工作计划是：（1）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2）绘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3 ）编成一部又精确而又详备的历史地名辞典。（4 ）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详密的整理。（5）把各种与地理有关的史料，如经济史、 移民史等的资料辑录出来，作各种专题研究。此外，还提出若干关系自然地理而为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征求科学家们解答（注：《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发刊词》。）。禹贡学会虽以研究地理沿革为主要内容，但该会同时也强调要重视当前地理的研究。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编者就宣称：“有许多人说这个刊物是专门研究古地理的，这固然是事实，因为既讲地理沿革，当然偏于古代，但我们须切实声明的，我们没有忘记现代，我们将来有财力有人力有材料时，还要注重到现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方面去。”后来又说：“本会组织之宗旨在于提倡沿革地理与人文地理之研究。”（注：《禹贡》半月刊二卷四期《学会启事（三）》。）甚至提出：“本会以研究地理为标的。”（注：《禹贡》半月刊四卷十期《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从《禹贡》半月刊最初采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沿革）的外文译名，　而自第三卷起改用“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的外文译名中也可以得到证明。《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创刊，到1937年“七七事变”，共出版了七卷八十二期， 发表文章七百多篇，其中大多数为历史地理和现代地理方面的学术论文。“尽管就半月刊的整个内容而言，还包括有大量史学作品与现代地理材料，和刊物的新译名——《中国历史地理》不尽相符，但它毕竟是历史和地理两门学科的融合场地，促使这两门学科由混合转到化合并逐步加强‘地理化’而形成新的学科是起到触媒作用的。”（注：姚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更为重要的是，禹贡学会虽仅存在三年时间，但却培养了大批人才，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三大奠基人——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三位教授，都出身于禹贡学会。正因为如此，所以说顾颉刚先生以及他所创办的“禹贡学会”“在旧中国时期对于推动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长与发展是有所贡献的。”（注：姚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

三、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虽然早在1913年中国地学界就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1934年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也采用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外文译名，但受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本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地理研究仍以沿革地理为主，以至1950年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中，还列为“中国沿革地理”。　曾留学英国的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设》1950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国内对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以及后来发表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若干问题》（注：　载1961年12月14日《文汇报》。）和《历史地理学刍议》（注：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诸文中， 侯仁之教授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沿革地理’仅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终的目的。还有若干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并不借助沿革地理的知识而依然顺利进行。”（注：《历史地理学刍议》。）侯仁之教授的系列论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现实意义，尽管在当时学术界仍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他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种认识上的飞跃，将中国历史地理学带进了现展阶段。

在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逐渐成熟的同时，历史地理的科研机构组织也相继诞生。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理所设置了历史地理组（后来易名为历史地理研究室），继之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杭州大学、武汉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单位也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院所、研究中心或研究室。1979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宣告成立，1986年西安历史地理学会也告成立。在学科建设方面，许多院校和科研单位都开始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中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还是培养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的重要基地。1981年以后《历史地理》（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陕西师范大学主办）和《环境变迁研究》（北京大学主办）等历史地理专业学术期刊的相继诞生，更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化与普及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因如此，当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早已摆脱了作为历史学附庸而长期存在的尴尬局面，而且学者如林，成果迭出，已蔚然成为当世的一门显学。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较大学术成就：

（1）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侧重于历史时期自然地理要素（气候、地貌、土壤、水文、动植物）和自然灾害的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中国科学院《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所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分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著的《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曾昭璇的《历史地貌学浅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文焕然、文榕生等著的《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

（2）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侧重于历史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地理的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和辛德勇的《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等。

（3）历史政区地理和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这两个方面的论著很多，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历史文化地理是近十年来新兴发展起来的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代表作有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张步天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伟然的《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蓝勇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

（5）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最大特点是选择一个特定的区域进行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这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目前尚薄弱，代表性的论著为邹逸麟主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年）。

（6）历史地图编制

这方面比较重大的成果有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地图出版社，1982—1987年）、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5年）、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7）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有陈桥驿的《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靳生禾的《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保清谷的《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李健超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等。

（8）历史地理学理论和通论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地理学理论方面最主要的成果为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另外，张步天的《历史地理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和侯甬坚的《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二书也颇有创建。近几年通论性质的中国历史地理专著已出版了十余部，学术质量参差不齐，较具学术深度的有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王育民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等。

近二十年，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地理学的蓬勃发展，以及国际间学术合作与联系的逐步加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不仅引起了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而且也预示着中国历史地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就已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国际环境发展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向各国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1994年中国举行了《中国21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响应联合国的号召，也规划了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宏伟方案。在此政治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中国各界的普遍重视，历史地理学者也开始从本学科角度探讨这一焦点问题。1996年7月， 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上，就将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专题研讨的内容列为议题之一给予高度重视。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章生道在《北京走向国际性文化都城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言中指出：“从生态学观点或地理学包括历史地理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持续性，参加到世界学术的主流中去，与世界学术接轨，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黄以柱《〈21世纪议程〉与历史地理学》的报告认为，“历史地理学在探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应为实施《21世纪议程》作出贡献”（注：韩光辉：《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综述》〔J〕，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另外，有的学者提出“历史地理工作者，要为政府当好参谋，通过历史上的地理变迁对人类造成的正面、负面影响，以理服人，为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第一手资料。”（注：徐卫民：《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历史地理学透视》〔J〕，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辑。）可见，历史的发展为历史地理学这门年轻的学科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历史地理学者如何把握这一有利时机，加快学科建设的步伐，是一个亟待解决而又将长期存在的问题。

（2）综合研究和区域研究逐渐得到重视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理论体系中，向有自然和人文之分，又有更具体的部门之别。这样的学科划分，曾推动了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和繁荣。不过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之间有区别但亦有联系，现代地理学已出现统一地理的学术思潮，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更不存在“纯自然”或“纯人文”的情况。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或多或少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人为活动的干预，而且这种干预随时间的发展，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因此，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尤其是环境变迁问题，就不能不考虑人类自身对环境的作用。当然，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事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须充分考虑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作用。所以，开展综合研究已是必然的趋势。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开始的较晚，但随着新时期国土整治和规划及地区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近些年也取得了一些重要学术成果。“适应现实需要的区域历史地理甚为重要，应该继续加强，力争有更多的区域历史地理综合成果面世。”（注：韩光辉：《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综述》〔J〕， 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这一点，在1996 年北京召开的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究会上，与会学者也已达成共识。1998年8 月沈阳召开的中国历史地理年会上，以区域历史地理为核心议题，就充分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

（3 ）分支学科的不断出现将导致历史地理学科理论体系的重大变化

关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工作者普遍接受了这门学科属于广义的现代地理学一个分支的观点。但实际上，作为在地理学和历史学这两大综合性学科交叉处诞生的一门新兴现代学科，虽然从它主要研究地理问题这一点来说应该归入地理学的范畴，但这门学科明显具有边缘学科的特色。历史地理的主要研究对象，正如侯仁之先生《历史地理学刍议》所定义的那样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然而“人类历史时期”一词本身已揭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已是一种历史现象，亦应该是素以“究天人之际”为己任的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内容。“空间”和“时间”分别是地理学和历史学的最基本的概念，而“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正是“空间”问题与“时间”问题的结合，所以对人类历史时期自然与人文现象的空间发展过程的研究实是历史地理学的本质所在。1940年美国著名地理学家邵尔（Carl O. Sauer）在其《历史地理学引论》

（　Foreword toHistorical Geography）一文中所提出的地理学研究必须着重地理现象的来源，历史地理学是人类文化史的一部分的主张（注：〔美〕Carl O. Sauer著、姜道章译：《历史地理学引论》〔J〕， 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其道理的。 正因如此，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不是简单地采用“时间断面堆积法”对历史上的空间问题进行研究，而应采用“逐时变化”的“时空连续型”方法论（注：参〔日〕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的叙述理论》〔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由此可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不仅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关心的，而且其研究方法更是对地理学和历史学最基本研究方法的综合。

历史地理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两汉州制新考》 两汉州制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6－0071-03

辛德勇先生的《两汉州制新考》行文缜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十余万言，可谓体大思精。全篇除引文和结语外，共分为九个部分，并以小标题的形式概括出每一部分所要论述和解决的问题。

一、西汉初年至曹操掌权时期的州制建置情况

作者介绍了两汉州制研究的现状，并着重阐释了顾颉刚先生及其高足谭其骧的研究成果——自西汉初年至曹操掌权时期的州制建置情况。为便于直观理解，特绘下表：

然而，辛德勇先生却对上述结论存疑，认为“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尤其是关于西汉时期州制起源的问题。

二、西汉十三刺史部

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记述武帝设置十三刺史部的史料当为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然其记载却前后矛盾，以致形成两种说法。其后，宋人吕祖谦又在秉持班固第二说的原则下，依据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中关于东汉州制的记载，补充《汉书?地理志》中缺载上属之州各郡国所应隶属的“州”，借以恢复西汉十三刺史部的原貌。徐天麟、王应麟、马端临、顾祖禹等学者也赞同吕祖谦说。为便于直观理解，特绘下表：

班固第一说与吕祖谦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冲突，顾颉刚先生也就此提出三点质疑，并列举了历代学者对这一矛盾记载的解释。然，诸家论说纷纭，大相径庭。于是，顾颉刚先生著《两汉州制考》一文，试图解释这一难题。他将《汉书?地理志》所记诸州州域，统统视作东汉时期的制度；并认为正是因为如此，这部分内容才会与其序论部分所记西汉状况相抵牾。

然而，辛德勇先生却认为顾颉刚并没有能够合理地阐释《汉书?地理志》的矛盾记载，并对其在此基础上所获的研究结论普遍存疑。

三、“州”的出现和演变

辛德勇先生认为州与刺史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管理制度。汉武帝所设十三刺史部中虽有十一个部采用了“州”的叫法，但其正式名称却应是“部”，而非“州”。

在东汉卫宏的《汉官旧仪》一书中，最早出现了西汉具有“州”这种区域划分的记载——“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其后，唐人杜佑的《通典》一书中又有“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的记述。由此，可以得出两条结论：其一，因设有九名出刺诸州的丞相史，所以其各自分担的“州”很可能是《禹贡》的九州。其二，汉代存在“州”这一区划应在文帝十三年以前。此外，在元鼎年间的诏书中又相继发现有九州的称谓，由此可以确认，至迟从文帝十三年起一直到武帝元鼎年间，汉朝应是将《禹贡》的九州区划付诸朝廷的实际政治管理。

然《禹贡》只记九州，而武帝在设置十三刺史部时却使用了十一个州的州名来作为刺史部的名称，这说明九州在后来发生了变化。

《史记?天官书》和《星经》两部史料共同载有十一州之名的内容。此外，书中还提及“江湖”“三河”等名。经考证，除雍州州名仍与《禹贡》相同而未改作凉州外，其余十个州的名称与武帝十三刺史部中的“州”名完全相同。而“江湖”乃指吴国故地，隶属于扬州。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天官书》和《星经》都视“三河”为一个独立的区域，俨若一州之地。假使再加上与之并列的十一个州，即与司马迁所记十二州制相合。假若姑且以“中州”作为三河所在这一区域的州名，则西汉继《禹贡》九州之后所划分的十二州便应为：兖州、豫州、幽州、扬州、青州、并州、徐州、冀州、益州、雍州、中州、荆州。

四、“刺史”的职责以及“刺史部”的性质

在这一部分，辛德勇先生首先认证了刺史一职在设立之初的职责以及刺史部的性质。简言之，刺史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地方郡级二千石官员是否有违法乱纪和处置失当的行为，以及豪强地主是否欺凌百姓、违法占有田宅等六条。而刺史部也随之被视为行政监察区。按照《通典》的记载，汉初丞相史出刺的各州，在当时即属于监察区的性质。这与后来武帝设置的十三刺史部已无本质差别，只是丞相史一职不常设罢了。

此外，由于州制出现于文帝十三年朝廷派员出刺诸州之前，因此在这之前，“州”被看作是监察区以外，很可能是一种视察区。文帝十二年在“除关无用传”之后，刘恒曾派遣谒者代替自己视察地方，劳赐三老。这些视察行为都是在丞相史出刺诸州“不常置”的情况下，帝王另行派遣其他官员来进行的。可见，西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和天子派员视察地方的制度是平行的，切不可混为一谈。文帝十三年，派遣丞相史分州出刺诸郡后，这种九州视察区实际上便已经与监察区合二为一了。

五、“九州”到“十二州”的过程

九州改为十二州应当发生在自武帝元封二年秋汉廷设置益州郡时起至元封五年夏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时止的三年之间。

历史地理学范文第9篇

走上历史地理学治学之路

1912年，史念海出生于山西省平陆县太臣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给他取名念海，字筱苏，大概取义于所谓"苏海韩潮"，意谓学习韩愈、苏轼去搞文学。1932年，史念海从太原进山中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这是一所当时以研究著称的大学。据史先生介绍："辅仁大学老校长、我国历史学界的权威陈垣先生亲自给我讲课，使我能在史学研究上打好基础，尤其在考证上摸索到一些门径。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钱竹汀大昕先生之史学》。钱竹汀是陈垣先生最佩服的清代学者，以考证见长，在沿革地理方面，也是被后人公认的。今天的历史地理学是从过去的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他提到："我当时如果只受陈垣先生的熏陶，只有钱大昕的沿革地理学的一点影响，也许我只能成为一个单纯研究历史、专长考证的人。我真正走上研究历史地理的道路，取得今天的一点成绩，不能不归功于另一位历史学界的权威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培养和提携。"

读大学期间，史先生经顾颉刚先生介绍，加入禹贡学会，大学毕业后被聘为该学会的编辑。禹贡学会，即专门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禹贡》出自《尚书》，是一篇有关地理学的著作，也是我国最古老而又最系统的地理名著。用这篇书名作为学会的名称，正好显示这门科学的渊源和这个学会的历史使命。史先生正是在禹贡学会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严谨治学精神的熏陶下，走上历史地理治学道路的，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堪称近代首部系统的历史地理专著。他的学术研究、著述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爱国济世的红线。当时正值日军入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在书中大声疾呼："光复国土，还我河山，是在吾人好自为之。"20年后，白寿彝教授为他的学术文集命名为《河山集》，充分显示其赤子之情，爱国之心。这部我国现代最早公开问世的历史地理学专著，是史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一个最显著的成绩。这部专著出版不久，顾颉刚先生派人给他送来一幅中堂，上写："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然后才有事业可言。"一代史学大师题赠给他的诤言，成为其座右铭。60年后，他又把这则诲人谆谆的诤言转送其后辈学子，在陕西师范大学有近万名学生及中青年教师竟相传抄......

上下求索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先生为避敌追捕，辗转来到后方，先在西北文化学社任编辑，以后又任国立编译馆副编审等职，继续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放在汉唐一段。当时国立编译馆设在重庆北碚，正好顾颉刚教授也在那里，于是史念海协助顾先生编辑《文史杂志》，接着又进入大学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教授兼代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教授。在中华民族英勇抗击日军侵略的严峻形势面前，史先生出于更好地报效祖国的心愿，开始深刻地思索如何发展历史地理学的问题。他清醒地看到，虽然禹贡学会创立之初，包孕有建立我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的意图，但由于学会中大多数人师承乾嘉学派，擅长考据之学，加之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很快侵占华北，学会被迫中断，因而远未完成这一任务，大多数研究工作仍停留在沿革地理学的范围内，因此，史先生曾一度深感迷惘，继之起而探索。尽管当时他并没有获得如建国后那样对历史地理学性质、任务的明确认识，但已树立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历史地理学不能只限于沿革地理学这样一个范畴，否则就难以说服历史时期的若干地理现象，以及和地理有关的历史事实；二是历史地理学只有朝着前述方向努力，才能为世所用，也才能获得无限的生命力。有了这样一些认识，史先生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试图具体加以运用。他想到我国古代运河开凿的问题，由于运河既是航道，又可用于灌溉，除有利于农业生产与交通贸易外，还在军事征战及维系一些王朝的统一方面具有明显作用，因此，我国历代运河的兴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也反映了自然条件的变化对社会的反作用。鉴于如上的理解，他决定选择运河这一课题开展研究，希图通过探明运河变迁的原委，使开发水利有所借鉴。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撰成《中国的运河》一书，1944年由重庆史学书店出版发行。这一著作是史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推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而上下求索的一个重大成果，既体现了他对中华民族抗战充满必胜的信念，也寄托了一个爱国学者期待祖国光复后能迅速走上富强之路的执著之情。该书的出版，对我国运河的研治工作影响很大，书中一些论点和资料，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运用。这部书开创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局面，使历史地理学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进而直接为世所用。

这一时期，史先生发表了多篇研究汉唐时期的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论文，为突破传统沿革地理学进行了初步尝试。1945年，史先生撰写的《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一文，从具体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诸葛亮六出祁山行军路线的缘由，指出军需生产与运输对战略的深刻影响，是这一时期史先生的论文代表作。

黄河流域铸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除旧布新，百废待举，城市建设首当其冲。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一些重要城市，都是在前代已有的基础上整修扩建的，要进行城市建设，就必须了解过去都邑的旧规，而根治黄河已是举国的大事，同样需要查明各自水道的变迁，这对中国历史地理学提出了非常严峻的现实课题，也更加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它由古老变为年轻，以崭新的姿态成为一门现代科学。史先生是从旧社会进入革命队伍的，他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武装自己，并用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这是史先生思想上一次大的飞跃。

50年代初，史先生来到西安，先在西北大学任教，接着从西北大学分出了现在的陕西师范大学，史先生长期在该校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升为副校长。这期间，他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力图建立起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他一方面结合教学工作编著《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一方面结合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需要开展科学研究。

在专题研究方面，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他着重围绕黄河流域历史上的经济发展问题，从农业、蚕桑、交通道路、居民聚居与经济都市等多个侧面，论证分析了它们的地理分布与变迁过程，揭示出黄河中下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起，直至唐朝前期，一直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是最主要的粮食产区。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历史上黄河在华北大平原上极为频繁地决口改道，对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人民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以往学者对黄河下游变迁的研究不乏其人，虽积累成果不少，然而形成具体形象的概念，应属史念海先生，他在黄河流域环境变迁方面的研究，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水平。他认为黄河下游频繁变迁的根源在中游，而中游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是造成下游决溢的直接原因。

史念海先生对黄河流域研究情有独钟，按他的说法："我是生于黄河之滨，而又在黄河流域工作的人，对于黄河自然容易引起注意，因而从解放初起，有两个问题时常萦回于我的脑际。一个问题是，黄河流域特别是下游各处，经过千百年来各种各样的人为摧残破坏，到解放之前已经千疮百孔，到处残破萧条，可是远古之时，黄河流域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就是稍后一些时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仍然相当发达，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黄河下游曾经长期是一个富庶的粮食产区，负担国都和主要边防地区的军需民食。前后对照，差异实在悬殊。解放后举国上下都在积极建设，黄河流域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规模，更进而发展成为更富庶的地区？这是令人关心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国家当然有新的打算和规划。但是先民长时期在这里进行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经验，应该予以总结，作为当前的借鉴。这是历史地理学者应该研究的专题，也是一个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工作，我撰写了一些论文，针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索。还有一个问题，那是50年代初某天看《人民日报》的一则新闻引起的，当时我国一年出口的丝及纺织出口所换回的外汇，可以修筑一条由广州到满洲里的铁路。这条消息引起我很大的注意，挂在心头久久不能忘怀。试想：建国初国家百废待举，迭遭破坏的我国蚕桑事业，仅剩下江、浙两省的太湖周围地区，就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可见这方面的潜力惊人。我国本是蚕桑之国，织出的丝绸不仅供应国内需要，很早就运输到国外，一条丝绸之路千古传为美谈，直到现在还脍炙人口，吸引世界各处的游人欣赏赞叹！历史上，丝绸绝大部分都是产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缫丝织绢，已成为当时家家户户日常的正业，谁知后来日渐荒弃，连桑树也不易多见，因此，我设想，如果黄河流域宜于栽桑地区都能恢复到原来的蚕桑事业，其出口换外汇，能够修多少条由广州到满洲里那样长的铁路呢？所以这两个问题，应该是我们历史地理学研究者的职责，我为此撰写了若干论文，今后还将在这一方面探索。"他如是说。史先生的一席话，道出了个中原委。

历史地理是一门内容庞杂的学科，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他实践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建国后的几十年来，他的足迹遍于秦、晋、豫各省，大河上下。史先生纳数千年黄河变迁于胸中，先后撰写了《历史时期黄河流域侵蚀与堆积》(上、下篇)、《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侧蚀》、《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等论文，详细论述了黄河中游的侵蚀、侧蚀、下切，黄河的堆积，以及由于黄河变迁所引起的自然环境和城乡变化、兴废。同时，他还撰写了《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论述森林变化和水土流失的关系及其对黄河安澜或泛滥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今后的治黄方略，开创了研究治黄的新路子。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引起国家计委、水利部、林业部、中科院等部门的高度重视。其长篇论文《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于1990年被黄河水利委员会收入《当代治黄论坛》。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获奖影片《黄河与森林》，就是根据他的《河山集》有关论文摄制的。史先生的研究成果，已有效地转化为推动社会的动力。1996年10月《光明日报》组织的"人民治理黄河50周年"专家论坛专版，邀请了费孝通等12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史先生撰写了《防治河患应着眼治本》一文，他指出："黄河泛滥，起因于河身日高。河身日高，则由于泥沙堆积，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减少河水中泥沙，培育森林和改革农耕方式最重要。森林有涵蓄水分、被覆地面的作用，可以减弱降水时对于土地的侵蚀，这已经得到科学的证明，现在，黄河中上游群山大多已成为童山，毫无覆盖。一两千年前黄河中上游的原相当多，一个原相当于现在的几个县，由于侵蚀，现在黄河中上游沟壑纵横罗列，原也愈来愈小。治理之道，应该综合治理，在中游保持水土，培植森林和改良农业操作方法。中游许多地区直至现在都还是广种薄收，乱耕滥垦现象较严重，高坡陡山都被开垦，因为水土易于流失，如果改为精耕细作，土地平整了，水土就不容易流失，这样黄河下游的河身就不至于抬高，也就不至于溃决。"该文发表后，反映很好。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的形成可追溯到两千年以前，又吸收了现代科学的成就，长期以来，它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被列为历史学的范畴。作为现代科学，史先生和侯仁之教授都主张历史地理应属于地理学范畴，为地理学的一部。这样的创新说法，就使历史地理学列入现代科学之中。历史地理学成为现代科学之后，对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人为活动与环境变迁的辩证关系有了新的理解，确认历史地理学不仅应是历史地理现象如实的"复原"，而且要进一步探索地理环境的演变与人为活动的关系，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环境提供科学依据和历史借鉴。这与史先生一贯倡导的"为世所用"的主张是相和的。人民疾苦牵系着学者的良知，无论是国难当头还是经济建设时期，史先生始终关注着人民的需要，想着自己能为社会做些什么。

近年来，西安市用水紧张，居民饮水都成了问题。史先生特地撰写了《论西安周围诸河流的变化》的论文，从这些河流历史变迁的角度指出，造成西安缺水的原因与气候和地质无关，而是秦岭山中森林的破坏。森林有涵养水分的作用，茂密的森林可以使河流保持一定的流量，秦岭山中森林破坏不自今日始，可是这种破坏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史先生曾在陕西省政协一次常委会议上，痛心谈起他在终南山旅游区看到的一幕。当地农民卖的登山拐杖全是用拇指粗的树苗制成的，经询问，农民说一天可卖去四五十根。史先生痛惜地说："这还是旅游淡季！如果是旺季就不止这些了。这样砍伐下去，终南山真要成为濯濯童山，了无一棵树木。"这篇论文提交到省政府后，省长亲自责成有关部门成立了水源涵养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此事又引起国家林业部的重视，从那时起每年给西安拨200万元专款，用于培育秦岭森林，规定45°以上山坡都要栽种树木。这一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

实地考察突破前规

在史先生诸多的历史地理学论著中，经史子集、名人诗文、古今游记、历代方志无不广征博引。自70年代起，他又走出书斋，实地考察，运用并发展了野外考察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著名教授谭其骧先生谈到《河山集》二集时，对史先生颇为称道："史先生对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及淮河、太湖周围，作为10年以上有目的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治学方法突破前规。"并在《河山集》四集的"序"中，称赞史先生"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实，著称于世"。这样的称道是很恰当的。

1972年，应的邀请，史先生参加了陕西兵要地志即军事地理的研究撰稿工作。他不顾年逾花甲，奔波于陕南、陕北的峻岭荒原。他在考察公元1082年北宋和西夏的永乐城之战遗址时发现，这里竟是狭窄山间的只有三户人家的小村，与史载几十万人的鏖战地相去甚远，遗址不是在陕西米脂县西南的永乐村，而是在距永乐村不远的马湖峪。再如，过去一再被人论证的"巢淝运河"，据说这条所谓的运河沟通了淝水和施水，沟通的地方就在安徽肥西县，而他到当地查看，却发现这里只是一段短促的沟壕，连一道长网都没有凿通，说不上已经成为运河，更谈不上航行舟船。史先生感慨地说："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如果不是亲历其境，就难免讹误相承，无中生有，不易是正了。"这样去伪存真的实地考察，不乏其例。

20世纪80年代，同志视察延安，提出要实现中国北方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第一位的工作是种草种树，并号召搞农业的同志学习历史。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马文瑞同志请史教授帮助解决综合治理黄土高原的问题。史先生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近代考古发现和他本人的现场考察，指出黄土高原在古代曾是森林草原地区，并提出了整治的具体建议。他阐明古代的黄土高原除有广漠的草原外，还有大面积的森林，由于人工滥伐滥垦和农林牧分布失调，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侵蚀加速，使原野变成稠密的深沟，沟壑伸延，又使农田冲失；改造黄土高原应因地制宜，合理调整农林牧生产布局，使每一块土地都得到充分利用。这些坚实可信的调查和结论，使人耳目一新。他与曹尔琴、朱士光编著的《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一书出版后，还曾收到过同志予以肯定和鼓励的来信。

史先生一年中至少有两个多月奔忙于野外，跋山涉水，涉足吕梁、太行、六盘、陇西以及长城、河套等地区，获取了大量有关历史时期森林变迁、河流湖沼变迁、沟壑侵蚀的定量数据资料。如早在100年前德国地理学家希霍芬认为黄土高原的厚层黄土不可能有森林的这一观点，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术界占有统治地位，史先生撰文予以批驳，阐述了古代黄土高原广泛分布着森林和草原，植被条件要比今天好得多，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他在《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及其他有关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提到："唐代中期以后，当时都城长安中的用材，则多取之于岚、胜诸州。唐岚州治所在地山西岚县。"他又认为："今离石县北大武镇中的玉皇阁下并列的八根木柱，皆粗大异常，不可合抱。这样的木柱就采自当地的北川河谷。"今天的吕梁山区关帝山和中条山的原始森林，也充分证明了黄土高原自古以来并非童山秃秃，是人类活动而导致其被侵蚀。黄河壶口瀑布是全国一大名胜，据史先生研究考证，壶口位置从《水经注》时代至唐元和年间的286年中，因黄河下切而上移1000步，大致相当于今1475米，平均每年上移5.1米，从郦道元时代至今1500多年，平均每年上移3.3米，从中可以看出黄河在这里下切的速度。史老重视广泛发掘史料与深入进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科学研究精神令人起敬。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史先生从事教育、科研工作，60多年如一日，作为一个学者，他树立了"求实存真、为世所用"的崇高风范，专著、论文等身。他的《河山集》1-5卷，已于4年前荣获国家教委第二届全国高校出版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及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研究优秀成果历史类一等奖。值得一提的是，著述等身的史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还绘有数百幅详细地图，这些历史地图一方面使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得以形象展示，与文字珠联璧合；另一方面大大丰富了历史地理学的内容，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自80年代以来，史先生承担了多卷本《中国通史》(隋唐卷)的编写工作，还主编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文史集林》、《中国古都研究》、《唐史论丛》等重要学术刊物、文集，成立了西安历史地理学会、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唐史学会及各种学术会议，为青年学者创造了发展条件。

1996年10月，史先生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仅一年零九个月就完稿交印出版。当精美的图册展现在第五届世界历史名城大会上来自42个国家的贵宾面前时，宾客们在惊叹赞颂之余，谁能想到这近90幅图的内容都是史先生一一审阅修改，有的甚至过手七八遍。《西安历史地图集》完成后，他又受时任西安市委书记崔林涛重托，主编《古都西安丛书》，共60本合计1000万字。之后，又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撰写200万字的古籍提要中的地理部分。是年，英国历史地理学家、剑桥大学院长阿兰・贝克教授专程来到西安拜访史先生，对他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所取得的杰出成果敬佩不已。

作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史先生历任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政协委员，民进陕西省委主委和陕西师大副校长、教授，唐史研究所长，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顾问，国家地图集历史地理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的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的事迹和学术成果，已被收入英国伦敦国际传记中心主编的《世界名人录》。改革开放以来，史先生先后受邀赴全国各地及异国他乡传授讲学，1986年赴美国加州大学讲学，1991年8月赴香港参加国际隋唐史学术讨论会，1993年赴日本关西大学及筑波大学讲学，曾在东京参加日本秦汉史学术讨论并作报告。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史老出生于中条山麓、黄河三门峡侧畔。他一生对黄河，对黄土高原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现在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他仍以一个中国历史地理学人的姿态，克尽厥职，孜孜以求。今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第6期上，他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提出："黄河的治理，也可以作为事例。黄河流域为我国文化最早的发源地，可是黄河易于泛滥，竟然具有害河的名称。两千多年来，防范治理莫不成为当时国家的要务。可近年又不时断流，前后相差，至为悬殊，不仅黄河流域有断流，黄河流域广大地区亦竟以缺水，北京、西安更为显著，治河亦是难事，缺水更不易调理，若不缺水，又须防汛，如何兼顾，咸得适宜，志士仁人皆迭陈高见，却未闻有所奏效。早在司马迁撰著《史记》之时，即有一篇《河渠书》，对黄河灾害和治理有所记载，此后名家辈出，北魏鹂道元，清代胡渭，皆其著者。可以说研治黄河及其有关问题，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当行之作。当此黄河有水之时，不免泛滥，无水之时，却为断流，甚盼研治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人，时陈高见，早奏肤功。"

史老的研究成果，已为平陆家乡重新绿化、防止水土流失提供了重要依据。平陆县这个千沟万壑的黄土丘陵地带，在党的领导下，多年来大力植树造林，黄土地已披上了绿装。40多年前以四州山为代表的秃秃童山，已逐步发展成为林木葱郁的人工林海，从县北张店镇四州山至洪池乡跑马道，全长百余华里的90多万亩油松林，重现林涛滚滚，万木竞秀，山花丛生，雀啼燕鸣，漫步其间姹紫悦目，绿茵如毯。从中条山巅武家沟造林点上北眺运城百里盐池，南睹大河奔流，以其人造之功，成为黄土高原之绝佳景色，正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登临中条山时所作的一首风情诗："条山苍，河水黄，浪波去，松柏在山岗。"一个新的绿色植被的黄土丘陵地带，如今已重现在黄河北岸。平陆县的造林成果已多次受到国家造林绿化部门的表彰奖励，国家林业部授予"全国经济林建设先进县"，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国家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授予"水土保持治理开发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史老的科研成果已在家乡付诸实施，并转化为物质力量。

1999年12月

(原载《平陆文史资料》第35期)

历史地理学范文第10篇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 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 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龟酰?衔?敝两袢眨?岳?返乩硌Э菩灾实娜鲜恫挥υ汆笥诖?彻勰畹氖?浚?煌?Э瞥錾淼娜舜邮抡庀罟ぷ髡?盟得骼?返乩硌У牟缶?睿?蚨????返乩硌е匦露ㄒ逦?核??美?费У姆椒ǘ?抢?贰⒗?玫乩硌У姆椒ǘ?堑乩恚?肜?贰⒌乩硐喙囟?墙橛谄浼浠虮咴担??且幻殴赜谟惺芬岳醋匀挥肴宋牡乩硐窒蠹姘?⑿畹亩懒⒌淖酆闲匝Э?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 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 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 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 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 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 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 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 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笔者相信，学者们上述发表的关于历史地貌学、历史政治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历史农业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历史宗教地理学、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历史地图编制理论、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科技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等领域的探索，既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为历史地理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建设和发展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