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案例范文

时间:2023-03-17 12:51:36

离婚案例

离婚案例范文第1篇

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离婚率持续走高;2005年,离婚夫妻达到178万对;2014年高达363.7万对。从年龄结构看,22--35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36--50岁年龄段婚姻相对平稳,50岁以上人群离婚率上扬。

“离婚率高企”的情况下,60后并不是离婚大潮的主力军。但随着经济发展给人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求更高,接触事物更多更新。因此,除了变化的感情,许多60后们对待婚姻的态度也在改变。

成长于动荡的年代,大部分60后没有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在工厂或农村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又在国家刚刚开放的时候结婚生子。60后这一代的婚姻过去给人的印象是相对稳定而保守的。对待婚姻相对严肃谨慎的他们,因家庭生活极度不和谐,不想再凑合下去,不少人最终还是选择离婚。

心声:“不想再委屈,想按自己的愿望生活”

物质匮乏的时代,60后对婚姻质量的要求,大多数基于生活保障而选择在一起。“那时生活水平低,只要有房子住,哪怕小一点,两人铺盖搬到一起,几件简单的家具、有条件的办几桌酒席,就算成了家。”著有婚恋研究《婚恋潜规则》的作家柯云路接受《小康》记者采访谈到,这与当前主要依靠父母经济实力结婚买房的年轻人来说,区别很大。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双方前进的步伐不一致导致婚姻出现某种“不对称”。“发达的一方会面对许多诱惑,不少离异夫妻就属于这种情况。”柯云路说,“还有一些纯属感情原因,性格不合等。不少60后当初结婚是通过介绍,并没有多少感情基础,婚后为了孩子一直凑合。有些人不想再委屈着自己,想按自己的愿望生活。”

刘莉和前夫就是通过熟人介绍认识,还没有足够了解就结了婚。婚后不久,刘莉发现丈夫染上赌瘾,不务正业,脾气也变得古怪异常,多方劝阻均无效。因为已有子女,刘莉选择忍气吞声。而这一忍就是二十多年。等到儿子结婚了,刘莉不想再委屈下去,她便选择结束自己不幸的婚姻。

让刘莉没想到的是,她的儿子和儿媳都支持她的选择。儿子汤阳谈到,“说实话,我是非常理解我妈,这么多年来真不容易,忍受我爸挺多的。爸妈既然选择离婚,我们会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会履行赡养的义务。”

刘莉的案例很典型,许多60后一代夫妻即使感情不好,为了孩子也得勉强凑合在一起。“现在孩子长大了,自己也到了退休年纪,辛苦了一辈子,总算有条件按照自己的心愿享受一下生活了。这恐怕也是一些60后选择离婚的原因之一。”夫妻双方如果婚前缺乏充分了解,就会导致婚内生活不幸福。柯云路建议,“婚前双方一定要有充分的了解。婚姻的前提是爱,但婚姻又必须是理性的选择,一见钟情式的激情常常会酿成大错。”

“婚姻内涵大大萎缩,离婚只是迟早的事”

有人曾形容,婚姻就像织毛线,建立时一针一线不容易,而放弃很简单,一拆一扯就散了。王红和她的前夫就曾是这样的一对。年轻时自由恋爱结了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两个人就一起从四川老家来到浙江打拼,从开小卖部干起到后来经营超市连锁店。然而,事业的红火却并没有让双方的感情升温。“家里生活富裕了,他的应酬多了,脾气也更躁了,日子还不如贫穷的时候过得踏实。”离婚前,王红就曾向熟人倾述数不尽的酸楚。

生活过度闲适,王红和前夫不同程度爱上了打麻将,夫妻双方交流更加缺乏。“后来,我发现他在外面有了人,我们俩经常吵架甚至打架,实在忍不了最终还是选择离婚。”王红轻描淡写的背后却是深深的怨恨。很多人替他们可惜,王红只是叹息,“哎!能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呀!”

“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在任何国家、任何历史阶段都存在。“秦香莲和陈世美的故事妇孺皆知,丈夫有钱了有权了就抛下糟糠之妻。只是这种现象在现阶段的中国更突出而已。”柯云路分析说,“这些悲喜剧警醒着我们,一个社会的财富不仅仅有物质文明,还必须注重精神文明道德伦理的构建。”

王红和前夫的案例,柯云路认为这是疏于感情交流在先,从而导致男方的出轨。“很多夫妻以为一纸婚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孰不知结婚证固然是一种约束,但如果不注意感情的培养与交流,其婚姻内涵会大大萎缩,离婚只是迟早的事。”

离婚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离婚率的上升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的常见现象。”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于海说,“过去的低离婚率不见得就是好的,而现在的高离婚率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于婚姻的态度不能过于轻率。”

在家庭中,需要成长的不仅是孩子,更是成人。电视剧《牵手》、《中国式离婚》的编剧,被誉为“中国婚姻第一”的作家王海_曾接受媒体谈到,“婚姻是需要磨合的。而磨合中,女人的智慧尤其重要, 男人需要成长,丈夫是一种职业,需要边做边学。但如果价值观不一致,再加上没有磨合的基础,当断则断。”

恩格斯曾说过,任何维系“死亡婚姻”的做法都是有悖人性的不道德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社会越进步、开放、民主,给予离婚的宽容就越多。但是,离婚毕竟是婚姻破裂的结果,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生长在父母不健全、不健康、不幸福的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更易发生犯罪和焦虑、抑郁、敌对、报复等心理障碍问题。家庭是社会细胞,稳定社会首要是稳定家庭。所以总体而言,离婚虽然越来越受到宽容,但仍然需要慎重。

离婚案例范文第2篇

“婚姻是一座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钱钟书的作品《围城》对婚姻关系做的这番经典的解读,让不少身处其中的人感同身受。也正如其描述的一般,当下的中国式婚姻正在经历一场“围城战役”。

现状:闪婚族感情易破裂

24岁的马丽,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婚姻。高中毕业后,父母不希望她以后嫁得太远,便在马丽19岁安排了她与第一任丈夫李凯的相亲。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两人于2012年5月闪婚,幸福甜蜜的新婚生活很快迎来了爱情结晶。但好景不长,婚后因为李凯母亲对夫妻二人生活的过多干预,夫妻二人频繁争执,家庭矛盾不断升级,丈夫的家暴行为,最终让马丽决定于2013年8月向法院提出离婚。

这段失败的婚姻最终让马丽认识到,一段美满的婚姻需要建立在双方的深入了解,而冲动闪婚恰恰过滤了彼此加深认识的机会,最终导致婚后夫妻双方因为生活习惯、性格原因出现的婚后不适。马丽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她与前任丈夫的婚姻更多方面是来自双方家庭父母的压力,而她自己当时因为年纪小对婚姻并没有概念,便草率顺从父母的意愿。“两个互相感觉不合适的人走到一起,离婚是最好的选择。我并不赞成那些有了宝宝但婚后生活并不幸福的已婚妈妈忍气吞声。”如今看开一切的马丽带着3岁的儿子生活,2015年,马丽与同样离异的小郭再婚。

“80后、90后闪婚闪离的频率要比60后、70后突出,这也是新生代年轻夫妇比较突出的特点。”资深情感专家凌子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指出,倾向于“闪婚”的90后夫妻中,离婚的理由,大多是指责对方无责任心不顾家,爱玩手机爱泡吧;其次,因生活琐事夫妻双方父母的介入,使得不善处理家庭矛盾的90后夫妇常常各自为营,互不退让。“90后整个成长过程都处于家庭中心,自我意识比较强,不容易退让和改变;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居多的90后,父母对他们的关注度非常高。子女进入婚姻后,父母担心并没有减少,有时就会过多地侵入和扰乱子女的婚姻生活。”

除此之外,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专家卢明生认为,2011年最高法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是近年来离婚数量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司法解释出来后,离婚涉及的财产分割更加容易了。”加之2003年起国务院颁布新《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离婚手续,想离婚无需等待一个月的审查,也不用介绍信,只要材料齐全,半小时内夫妻双方就可“分道扬镳”。

偏爱社交软件成隐患

事实上,对于追求新鲜敢于冒险的90后来说,他们的交友方式早已打破传统意义上面对面的交流,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带来的方便与快捷,让他们灵活的在互联网时代展现各自的个性。2014年,国内手机网民冲破5.57亿,利用移动设备上网成为我国网民首选上网方式,90后成为手机网民中的一群不可撼动的忠实粉丝,手机社交软件也成为90后群体钟爱的交友工具。

根据百合网联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共同的《2013年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各类社交软件中,男女使用移动APP找对象的比例正在上升。

凌子指出,网络社交软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人们交际范围,但事实上也为婚姻埋下隐患。“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使越来越多的夫妻有条件向往、追求两情相悦的高质量婚姻,从而动摇了单纯满足生理及传宗接代需要的低质量婚姻。”她认为,社交软件为不美满的婚姻提供了情感转移的途径,也造成出轨、婚外情发生的概率变大。

调查过程中,《小康》记者梳理发现,由于婚龄较短,很多90后还被定义为“三无”当事人,即:无子女、无较多财产、无债权债务问题,且案件争议不大。经办大量离婚案件的离婚律师杨红琼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90后离婚双方当事人的态度往往十分坚决,缺乏回旋余地,这一鲜明特点最终导致“闪离”的概率不断走高。

如何解围90后高离婚率?

为了缓解离婚率攀升问题,全国很多城市的民政部门尝试通过开设“新婚课堂”“预约离婚”等措施,以缓解婚恋关系的紧张。民政部门也要求在各个婚姻登记部门都要设置婚姻咨询辅导室,安排婚姻家庭辅导员,为有需求的当事人无偿提供专业的情感、心理、离婚辅导服务,以减少非理性离婚现象的发生。

一些城市探索的“预约离婚”成效显著。浙江慈溪市自2012年4月实行预约离婚以来,四成预约夫妻最终“爽约”。之后,该项措施也分别在安阳、太原、广州等城市相继推出。但此做法也受到一定质疑,某知名门户网站曾“预约离婚:用7天保护婚姻”的话题,邀请网友参与调查。其中,519名网友中,有304人赞同预约离婚的做法,认为此举让冲动的人有充分的时间收拾残局,是对婚姻的一种保护。其余215人则认为:一旦作出离婚决定,就难以挽回。

时评人张玉胜认为,遏制“离婚率12年连增”的上升势头,首先需要矫正误入畸形认知的婚姻理念,并通过制度性设计为化解纠纷、保卫婚姻设置必要和科学的考验期与路线图。凌子也建议,要让夫妻双方善于通过婚恋咨询的途径,化解部分因冲动离婚造成的情绪波动,“婚姻生活里面不免有小感冒的时候,夫妻双方必须在这个时候学会如何经营两性关系。特别是90后需慎重对待婚姻,最好在步入社会时间长一点、等自己心智以后再结婚。”

离婚案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策性离婚;法律分析;解决办法

政策性离婚是新国五条出台后出现的新名词,具体是指已婚夫妻为了享有买房优惠政策而实行的假离婚,这一行为不仅给政策的实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政策性离婚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今天我通过对一个典型的政策性离婚案例的法律分析,希望能够以小见大,从而对这一现象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一、案例概况

李强与杜梅是一对恩爱夫妻,杜梅在一家公司任要职,年薪颇丰,但丈夫李强的收入却很低。二人原本共同购买了一套98平米的商品房,产权证的产权人为杜梅,夫妇俩的儿子李中树已经恋爱三年,马上面临结婚。夫妇二人想购买经济适用房,但又不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条件,于是二人商量通过假离婚、假结婚的方式购买经济适用房。首先,李强与杜梅于2012年12月2日协议离婚,98平米的商品房归杜梅所有。然后,李强与住在农村的杜梅母亲陈菊登记结婚。之后李强与陈菊以夫妻名义申购了一套68平米的经济适用房。购得经济适用房后,李强与陈菊协议离婚,并与杜梅复婚。经鉴定,李强、杜梅通过此手段所购买的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的差价为66万元。(以上人名均为化名)

二、政策性离婚的概念

政策性离婚是指夫妻双方通过假离婚等非常规方式来规避政策,以达到避税、获取优惠房贷利率等目的。

三、政策性离婚出现的背景

由于中小城市快速上涨的房价引起了新一轮的炒房热。一线城市因限购而剩余的投机资本进入人均收入更低、购房支付能力更弱的二三线以及中小型城市,此举必将导致更大的社会与经济风险。因此,新一轮的限购措施不可避免。为了避免二三线城市的炒房热以及降低因为炒房而导致的社会与经济风险,国务院于2013年2月20日提出了新的限购措施(称为“新国五条”),“新国五条”出台后,各地民政局门前办理离婚手续的人一时之间排起了长龙。据媒体报道,仅贵州省10天内就有超过两千多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按照这一比例推算,“新国五条”实行期间至少有76500多对夫妻因为购房而进行政策性离婚。

四、政策性离婚的法律分析

(一)、政策性离婚的构成要件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政策性离婚的构成要件,政策性离婚的客体是购房优惠政策;主体是已婚夫妻;客观方面是已婚夫妻为了享有购房优惠而实行的诸如假离婚的行为;主观方面是已婚夫妻通过假离婚等的行为而达到获得优惠政策的目的。在该案例中,客体是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主体是李强、杜梅夫妇二人,客观方面是李杜二人进行了结婚,离婚再结婚的手段,主观方面是李杜二人为了获取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

(二)、案例的法律分析

很多人看到案例后第一反应是李强、杜梅夫妇的行为构成了诈骗罪。原因如下:

1、从定罪来看,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2、李强与杜梅隐瞒了购房真相。所谓隐瞒真相就是隐瞒客观上存在的事实情况,既可以是隐瞒部分事实真相,也可以是隐瞒全部事实真相。行为人往往通过隐瞒真相的方法,使公私财物所有人、管理人陷入错误,从而“自愿”交付财物。在这个案例中,李强,杜梅家庭收入颇丰,还有商品房一套,本不具有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但为了获得此资格,李强、杜梅采取假离婚,假结婚的手段,向政府审批人员隐瞒了李强、杜梅才是真正的购房者、用房人的真相。

3、李强、杜梅的行为使市政府审批人员陷入认识错误,使其获准购房,进而实现对经济适用房的非法占有。李强,杜梅也因此获得了本不应由其获得的66万差价。

4、李强、杜梅的行为使国家财产遭受到了巨额损失。经济适用房的目的是为了照顾低收入家庭。李强、杜梅的行为使国家政策的目的落空,造成国家财产66万的损失。

然而,经过了仔细分析之后,我认为李强、杜梅的行为仅构成民事侵权,并不构成诈骗罪。理由如下:

1、李强、杜梅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从犯罪客观方面来看,诈骗罪的客观要件是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在这个案例中,李、杜二人的离婚自由、结婚自愿,其行为均遵循法律规定,从法律体系的一致性看,在民法中合法的行为在刑法中也不应被加以否定。况且李强申请经济适用房的材料是完全合法的,根据《刑法》第266条①对诈骗罪的规定,所谓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应当是虚构并不存在的事实、隐瞒不符合条件的真相,如制作假的婚姻材料或者收入证明,但是在该案例中所涉及的婚姻关系皆为真实有效,因此并不符合诈骗行为的规定。

2、李强、杜梅并未从中取得不正当财务。从诈骗罪的侵犯的客体来看,诈骗罪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李、杜所实施的行为不过是获得一纸买房资格,买房资格并不等同于财物,因此资格不是诈骗罪的对象,不管是财物还是财产性利益,诈骗罪的犯罪对象都有明确的财产属性。而本案中的资格作为行政许可,不可能是诈骗罪的对象,按照经济适用房申领程序,在具备经适房申领资格后,还要由政府公开摇号,确定是否具备最终购买的权利,因此即便李强通过欺骗行为取得了申领资格,也不代表他必然最终可以购买房子,对于不确定的财产利益的预期,显然不符合诈骗罪的对象,否则就是对罪刑法定的践踏。

3、李强、杜梅主观上不具备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的故意。从诈骗罪的主观要件来看,诈骗罪为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务的目的,李强、杜梅的目的是能够为儿子购买住房节省开支,并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务的目的,不符合诈骗罪的主观要件。

4、强调李、杜二人有罪的是基于两人获得了66万非法利益的情况,的确,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差价,但是根据经济适用房的相关规定,购房者不能出租出售房屋,如果要出售的话,购房者首先要补齐差价才能出售,这就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李、杜二人都不可能取得66万的额外利益。

综上所述,本案例讨论的关键在于“受骗者是否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在本案中,经适房资格审批部门实际上赋予李强的是申领资格,而能否抽签取得购买资格,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也不是申领后必然结果。因此,申领部门并没有处分财产,有关部门赋予李强申领资格的行为本身并没有必然导致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直接转移。因此,我的观点是政策性离婚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仅构成民事侵权。

五、解决办法

政策性离婚因其隐蔽性是很难查明的,本案例是由于其荒唐的婚姻才被查出,还有许许多多的政策性离婚未被查明。所以我们要从源头上查清,从而杜绝其发生。政策性离婚的出现是“新国五条”的实施,正是有了政策的实施,才出现了人们钻空子的行为,所以国家需要更加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归根结底,房价的过快上涨使投机分子有利可图才会使房价的更加快速增长,才会最终导致政策性离婚的不断出现,这就需要国家的政策来解决了,比如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给,加快保障性安居房的建设,加强市场监管,同时对于已查明的政策性离婚的行为者应责令其退换房子或补全差价。

总之,政策性离婚的出现有其必然的原因,房子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结,钻政策的空子去实现它固然不合法理,但若以诈骗罪来处罚行为当事人却显得不合情理,国家更应该做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其出现的根源,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居乐业。(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注释:

离婚案例范文第4篇

离婚纠纷案件是基层人民法院民一庭和人民法庭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最大类型的民事纠纷案件,由于案件类型大、数量多、范围广且具有经常性、反复性、复杂性等特点,在给审判人员带来具大的审判压力的同时,也为审判人员积累审判经验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基础,笔者长期工作在人民法庭,对离婚案件的审理也总结了一些不成熟的经验,本文仅对其中一些易被忽视然而又特别重要的问题作些粗浅的探析,借以求教于各界同仁,进而对离婚纠纷案件的审理有所裨益,对审判实践有所帮助。

一、关于离婚纠纷案件的管辖

离婚案件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一普遍原则基本上能为一般离婚案件当事人所了解和掌握,所以绝大多数离婚案件在管辖和受理上没有过多的障碍,但随着近年来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加、夫妻双方同时外出打工现象的增多及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情况的经常出现,部分离婚案件在管辖法院和受理上出现了错位,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没有管辖权而立案受理;二是应该移送管辖而没有移送。如李某与马某离婚一案,双方户籍所在地均为徐州市A区,但由于双方多年在泉山区打工和居住,经常居住地为泉山区,本案应由泉山区人民法院管辖,但A区人民法院予以受理。案件受理后,经查,马某在经常居住地泉山区下落不明,告知原告本案应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后即移送泉山区人民法院管辖。再如刘某与阚某离婚一案,双方户籍所在地仍为徐州市A区,但双方经常居住地为张家港市,双方矛盾激化后,刘某到户籍所在地A区人民法院提讼,A区人民法院予以受理。审判员经电话与阚某联系后,阚某虽不提出应移送管辖但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审判员在告知刘某本案应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后即移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管辖。上述两个案例是审判员正确适用法律及时移送管辖的代表,在审判实践中,类似的离婚案件不应行使管辖权而立案受理的;应该移送管辖而没有移送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没有引起立案人员和审判人员的重视。笔者认为,立案审查不严、受理后发现应该移送但坚持审理的危害是很大的,首先程序上是违法的,其次大大降低了被告人到庭参加诉讼的几率,第三加大了诉讼成本(比如异地送达、盲目公告),第四,在实体上不利于查明离婚案件当事人的感情状况、财产状况和不利于做调解工作,因而很难确保公正。经回访,第一案例移送泉山区人民法院后,很快找到了马某的下落,马某到庭参加诉讼,案件很快审结;第二案例移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后,阚某到庭参加诉讼,案件很快调解结案。所以笔者呼吁:每一个离婚案件都牵扯一个家庭甚至多个家庭,丝毫马虎不得,立案人员在立案审查上应加强责任心,可能避免的失误务必避免,不断地积累经验,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审判人员应严格执法,加强业务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提高,在理论和实践上不留死角,准确理解、掌握和运用法律。

二、关于离婚纠纷案件的送达

邮寄送达的普遍使用、2005年1月1日起法院专递的全面开通,为人民法院缓解送达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上的方便,按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拒收法院专递诉讼文书的视为送达,可以缺席审理和判决,被告下落不明的,可以采取公告送达。但离婚案件关系国计民生,本质上是身份(变更)案件,有不同于一般民商案件的自身特点。对离婚案件审理的妥当与否关系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个人生活作风和社会风气的导向变迁及善良风俗的倡导,所以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除被告人下落不明外不允许缺席审理和判决。前文说过,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况时有发生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而一方当事人的缺位,必然导致诉辩双方的失衡,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离婚案件审理结果的公正,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离婚案件被告人到庭参加诉讼的比率?

笔者的做法是:(一)初次向被告邮寄送达应诉材料而被告人签收后未到庭参加诉讼的,笔者必须亲自核实邮寄送达的过程和被告未参加诉讼的原因,为被告人或被告人近亲属(一般为被告人的父母或被告人的兄弟姐妹)做询问笔录并告知参加诉讼的重要性、必要性及拒不参加诉讼的后果,只要询问方式得当和掌握询问技巧,被告人都能及时参加诉讼,即使仍有个别被告人仍不参加诉讼,从询问笔录中对双方的婚姻状况也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判决起来也不会存在多大的问题。

(二)被告人下落不明的,笔者必做进一步的落实,结合原告的陈述向被告近亲属了解被告人的下落或下落不明的原因,向被告人近亲属讲明白,一般情况下,只要被告人下落不明达到一定的时间,法院都会判决离婚的道理,以引起被告人近亲属对该离婚案件的重视,笔者的经验,只要我们能做的工作都做了,就会大大提高下落不明被告人到庭参加诉讼的比例,而如果仅凭原、被告所在基层组织或原、被告住所地群众反映被告人下落不明、而后采取公告的方式送达,被告人到庭参加诉讼的比率几乎为0.掌握离婚案件身份关系的特殊性和下落不明的相对性,对提高被告人参加诉讼率极为重要。

(三)公告的方式灵活掌握,尽量减少当事人的公告费用支出和提高公告送达的实际效果。实际上,许多离婚案件在原告前夕,双方仍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经过邮寄送达,被告能从不同渠道知道原告的信息,事实上,也有部分案件,在受理后,法院能通过电话、手机甚至网络与被告人直接对话,这种情况能否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下落不明暂且不作讨论,但这种情况法院掌握的信息是被告人已经知道原告人向法院离婚和受理的法院,如果再行报纸公告,除了延长审理时间和白白消耗原告人公告费用外,着实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和法律意义,所以这种情况张贴公告送达更为有效,张贴公告应同时张贴于法院公告栏和被送达人原住所地。在报纸上刊登公告,仅适应于被送达人下落不明、其近亲属确不知其消息、无法联系或确不愿联系的情况。即法院只要能掌握被告人已经知道原告的信息而不愿到庭参加诉讼的(要形成笔录),采取张贴公告方式送达就可以了。

三、关于离婚纠纷案件的适用程序

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公正与效率的并重,一般离婚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但审判实践中要注意两种错误倾向:一,简易程序的滥用和使用僵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简易程序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8条规定,“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审判实践中,几乎所有的离婚案件开始均以简易程序审理,而转换为普通程序的表现为不及时、不严格(该转换的没有转换),从严格执法的角度讲,离婚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稍有过滥的嫌疑,这就要求我们适用简易程序的同时要注意程序的及时合理转换,当一方当事人对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认识上与法院认定的结果存在根本区别而难以接受甚至可能引起意外时,当离与不离的问题上出现了法律规定与社会普遍的认知能力、接受能力或社会道德、善良风俗相左时,当夫妻共同财产涉及第三人利益时,当一方当事人明显处于弱势的地位而因为证据的问题难以合理公平予以平等保护时,……,都要及时将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由合议庭调解或裁决,应充分发挥审判组织的积极作用,尽量避免遇到问题仅向领导回报、由领导指示或裁决的做法。及时转换程序既是严格执法的需要,又是合理限制审判员自由裁量、避免偏差的需要,同时也是提高案件当事人服判力和司法公信力的客观要求。二,普通程序的僵化使用。

离婚案例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调解制度 法庭调解 离婚法

一、案例简介及分析

【案例1】1977年9月,b县一位25岁的农村妇女向县法院提交正式离婚诉状,她和丈夫都来自贫农家庭,4年前结婚,婚后与鳏居的公公同住。书中写道:在婚后的半年后,媳妇生病,公公自诩“半个医生”并借此机会乱摸其媳妇,长此以往,只要媳妇拒绝,公公就处处刁难她甚至殴打她,而丈夫却站在父亲的一边。为此,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们连同他们的亲戚在村里进行调解,而公公却抵赖不承认,即使后来承认了,却变本加厉,继续刁难她,丈夫更是因为肉汤起争执而服毒自杀,故她要求离婚。法院在接到书后,先是找来其丈夫陈述事实,承认对于妻子指认他父亲的事实,但同时也指出妻子的好吃、贪图漂亮衣服的缺点,并认为是经济状况导致离婚。至此,法官们先是会见大队党支部书记、当地“治保主任”、丈夫所属的生产队队长、男方29岁的叔叔(参与了公公和小夫妻的分家),他们共同认为,夫妻俩感情不坏。接着会见了原告的公公,并对其进行思想教育。然后又走访了原告的父亲、母亲、其所在的村庄群众,并在谈话结束后命令其劝说闺女。最后,在这对夫妇的新房子里,聚集了两位法官、陪审员、当事人夫妇、公公、大队党支书、生产队队长及治保主任,先后发言并让原告、原告的公公、原告的丈夫分别表态,原告表示以后谁说的对听谁,原告公公表示借了40元钱给儿子盖房,缝纫机所有权归儿媳但有使用权,原告丈夫表示今后一定搞好家庭关系。至此,三位诉讼当事人在调解笔录上签了名并附上了指引,历经2个月,离婚案最终在正式调解协议中结案。

从本案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官们在接到原告的书后并不是在法庭上发传票,而是亲自走出法庭来到原告、被告所在地进行走访、调查,并基于严厉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劝诫与官方压力和物质刺激的结合对原告、被告进行劝解和教育。但是我们不能回避法官们的劝诫中掺杂了“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这类政治术语,把法庭调解与政治意识形态来划分人结合起来,多少让人觉得这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因为它是基于国家在离婚法实践中的渗透而言的。如果国家不能渗透、控制离婚法实践,那么法官们在法庭调解中就不能利用意识形态来“劝诫”原告、被告。虽然最后原告、被告都在正式的调解协议中签名附印,但他们是否真的在心里面达成共识呢?我们尚且画一个问号。

【案例2】原告叫武风,被告叫丁全。开庭审理中,原告称被告有吃喝嫖赌的坏习气,家庭出现第三者,男方曾有暴力行为。被告方同意离婚,自愿抚养孩子。但声称家里欠有四万多元外债,要求原告应当承担一半,而家里的财产,因为“都是我挣来的,应该全归我所有”。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双方争执激烈,互不相让。

本案的调解中,法官在采用的是“背靠背”的调解方式,通过单独和原告、被告交谈得知双方都可以寻求利益平衡点来作出妥协和让步。这样一来,法官就懂得更好的在离婚双方中进行调解,比起强制判决要公平的多。当然在当下的离婚法实践中,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人民法院城镇法庭推出的“试验离婚”制度也颇有建树。 毕竟夫妻离婚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某个导火线致使双方失去理性而引发的结果,那么让双方回归理性也去婚姻还有一线希望。

二、法庭调解于毛主义时代和当代离婚法实践中的变迁

从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到1980年的第二部婚姻法再到2001年的第三部婚姻法,每一部婚姻法中都对离婚案件作了详细的规定,尤其是关于调解的规定,这在注重诉讼的西方国家看来是非常不可寻常的做法。1950年《婚姻法》第十七条: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1980年《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2001年《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虽然从前两部婚姻法规定中不能看出法官们在法庭调解过程中作出准予和不准予的标准由哪些,但是案例1中法官之所以通过法庭调解的方式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让原被告和了气,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有:首先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当地“治保主任”、丈夫所属的生产队队长、男方29岁的叔叔共同认为原被告夫妻俩感情不坏;其次是原告公公和原告之间对于缝纫机达成了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共识,以及原告公公给予原告及其丈夫新家的金钱及物质支持。案例2中,法官们在法庭调解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有:夫妻之间的感情是否破裂,是否有吃喝嫖赌等恶习,是否有第三者,是否有暴力情形,财产如何处理,债务如何分担,孩子如何抚养等。基于如上几点的考虑,法官通过“背靠背”式的方法或者“试验离婚”的方法成功调解离婚案。如果把这些在调解中考量的因素对照第三部婚姻法中规定,我们会发现如出一辙。在建国初期,婚姻法对于离婚的标准没有具体的规定,法官通过走访、调查,在庭外调解结案。在当代,婚姻法对于离婚的标准作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法官不再需要走访、调查,在庭内就可以调解结案。

三、如何将离婚法法庭调解从调解制度中透析剥离出来

在某法院,近五年来共审理离婚案件925件,占全院民事案件总数的22%,案件数量一直居所有类型案件首位,并常年保持稳定,审结的离婚案件中,撤诉181件,占19.6%,调解326件,占35.2%,而判决结案有418件,占离婚案件总数的45.2%,远远高于全院35%的平均判决率。 从该院的统计资料中,可知法庭调解在离婚案件中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调解素来就有“东方经验”的美誉,那为何不把这一经验传播开来,发扬光大呢?我们的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是退伍军人转业而来,有的是从其他公干部门过来,有的是科班出身,而法庭调解不仅涉及法学,更涉及心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笔者的建议是:不妨借鉴“家庭事务调解员学会”,这是美国唯一的联邦政府设立的家庭事务组织,该学会的学员分别从事不同的工作,有法学界的、心理卫生领域的、社会服务、会计行业、家庭事务顾问、牧师等。在法院内设一个带有审判权性质的“家庭事务调解会”专门调解类似与离婚等案件,因为离婚调解一方面不需要特别专业的法学知识,某种程度上需要的是心理学、语言学方面知识的人员,另一方面如果离婚调解的不好将引发家庭矛盾,这对于社会的建设无疑是巨大的阻碍,故将离婚法法庭调解从调解制度中透析、剥离出来,由这些有法学行业、心理学行业、语言学行业的调解员来进行离婚法庭调解,会将矛盾减小到最低化,力助案件的调解结案。这也将是法庭调解在离婚法实践中的又一变迁和进步。

四、结语

离婚案例范文第6篇

黄浦区法院日前在对近3年超过700件涉及“80后”的离婚案件进行深度分析梳理后,推出了一份关于“80后”离婚案件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近3年间,涉及“80后”的离婚案件已占到同期婚姻家庭类案件的近三成,且数量和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报告显示,婚前了解少、感情基础弱,性格差异大、忍让包容少,父母干涉多、彼此易猜忌成为“80后”青年选择结束婚姻的最主要原因。

10对夫妻“婚龄”不足1年

对出生于1987年的小菲而言,短暂的婚姻经历无疑是人生路上一次难忘和深刻的教训。 2010年,小菲结识了比自己大5岁的朱先生,一见钟情之下两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让小菲父母不曾料到的是,女儿与对方认识不到1个月,两人竟闪电结婚。

然而,热恋的甜蜜毕竟是短暂的。婚后小菲很快就发现,自己与丈夫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生活习惯都存在巨大差异。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丈夫长期失业在家,夫妻两人为此经常争吵,到后来丈夫索性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我们的婚姻关系早已形同虚设,夫妻感情早已破裂,已经没有继续生活的可能。”面对不知去向的丈夫,小菲向法院提讼结束了这段让人啼笑皆非的婚姻。

据了解,在黄浦区法院近3年中审结的700余件“80后”离婚案件中,像小菲这样的“闪婚族”并非个例。统计数据显示,除部分自行相识恋爱的情况外,其他通过他人介绍、网络聊天等渠道相识的小夫妻恋爱时间普遍较短,有近半数的“80后”离婚案件当事人系在交往不足一年后匆忙结婚,甚至有8对夫妻在认识一个月内办理结婚登记。

伴随“闪婚”而来的,便是“闪离”。该院曾做过专门统计,在“80后”离婚案件中,当事人从登记结婚到至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间隔时间普遍较短,平均仅为3年9个月,更有10对当事人的婚姻存续时间不到1年。不少“80后”当事人明确以“婚前了解少、感情基础弱”作为离婚的理由。

个性张扬易成离婚导火索

在调研报告中,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个案例:今年33岁的李女士在7年前与陈先生登记结婚,两人是自行相识并相恋2年多,但两人的个性都很鲜明,婚姻生活中矛盾不断。2009年,儿子小洋出生,李女士与丈夫在儿子的姓氏和户口方面几次发生争执,李女士竟提讼,表示要与丈夫离婚。尽管法院驳回了其请求,可李女士并不想继续维持这段婚姻,在半年后再次提出离婚,最终双方调解离婚。

法官分析指出,恋爱时男女双方看似情投意合,但婚后由性格造成的矛盾逐渐发酵,又因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过于注重婚姻中的个人感受,不愿换位思考、互相体谅,缺少家庭责任感,碰到家庭琐事易冲动、不让步,最终极易成为离婚的“导火索”。

离婚案例范文第7篇

「案情

原告:郭树芝,女,汉族,31岁,系呼图壁县芳草湖总场种畜场职工。

法定人:郭树文,男,汉族,44岁,系伊宁市有色地质勘查局703大队干部(郭树芝之兄)。

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徐茂松,局长。

呼图壁县民政局答辨称:在办理离婚的整个过程中,被告均是按照我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并无半点违法行为,给郭树芝与张从军发的离婚证是完全合法的。

「审判

呼图壁县民政局不服,以呼图壁县精神病医院不属精神病司法鉴定部门,且该鉴定内容对郭树芝在实施离婚登记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未作结论,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等为由,上诉至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被告呼图壁县民政局的申请,委托新疆自治区司法鉴定委员会对郭树芝在办理离婚登记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该鉴定结论为:郭树芝属情感性精神病双相Ⅰ型,1990年前后离婚时正处于狂躁发作期,离婚行为是由于病理性优势情感的支配,在不能控制下实施的,无协议离婚能力,即无民事行为能力。

「评析

一、该案属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

该案应否作为行政案件受理,行政机关认为:协议离婚属双方自愿行为,婚姻登记部门只是履行登记发证手续,并非民政部门依职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人身权是指与自然人人身和法人或其它组织实体不可分离的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包括公民享有的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姓名权,名誉权,婚姻自等等。民政部门是我国办理婚姻登记(包括结婚和离婚)的特定主管机关,其依职权进行婚姻登记的行为,涉及当事人婚姻自的行使,也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按照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规定,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包括婚姻自)、财产权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呼图壁县人民法院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受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

二、该案的被告主体应该是县民政部门。

芳草湖总场计划生育办公室,履行婚姻登记,是受呼图壁县民政部门的委托,行使职权,其进行婚姻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行政诉讼的法律后果,应由法律授权的行政主管机关县民政部部门承担。该案在受理时,呼图壁县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确定呼图壁县民政局作为被告是正确的。

三、婚姻登记机关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协议离婚准予离婚登记违反法定程序。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从程序与实体两个方面进行审查。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如果违反法定程序,其具体行政行为即为违法。我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根据当事人双方对离婚所持的态度不同,在处理程序上区分为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

即对解除婚姻关系表示一致意愿,没有争执分歧,情节简单的可依照行政程序由法定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对彼此主张分歧、情况比较复杂的由人民法院依照诉讼程序处理。婚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应即发给离婚证。”

据此,办理离婚登记的机关审查离婚申请,准予离婚登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查明双方是否确属自愿离婚,双方当事人对离婚的意愿必须是一致的和真实的,这是确定离婚登记最根本的条件。离婚是民事法律行为,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必须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二)查明双方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本案中,郭树芝与张从军协议离婚,从形式上看,双方对离婚的意愿表示一致,并对财产分割和子女问题作了处理,但实质上看,郭树芝由于患精神病,离婚前后正处于狂躁发作期,离婚行为是由于病理性优势情感支配在不能控制的情况下实施的,无协议离婚能力,即无民事行为能力。

根据法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办理离婚不宜适用离婚登记的行政程序,而应适用诉讼程序,在诉讼中必须由监护人诉讼。因此,本案婚姻登记机关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不能真实表达意愿的情况下发生的离婚协议行为,按照行政程序进行登记并批准离婚,违反了法定程序。本案中一二审人民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呼图壁县民政局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判决撤销,是正确的。

四、对精神病的认定要依据法定机关的鉴定。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要通过审查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确认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本案审理中,呼图壁县民政局对人民法院委托该县精神病医院对郭树芝精神病进行鉴定提出了异议。呼图壁县精神病医院对郭病情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但还不能证明郭树芝是否属于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离婚案例范文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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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某与丈夫罗某因生活琐事出现矛盾,两人曾就离婚、孩子抚养、夫妻财产的分割问题达成协议,协议约定两人离婚,孩子由钟某抚养,夫妻共同财产归钟某所有,罗某在协议上签了字。但事后因罗某反悔,两人未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半年后,钟某至法院,要求与罗某离婚,并提交了有罗某签字的协议,请求法庭按照协议作出判决。罗某认为这纸离婚协议是其在半年前一次争吵中因为冲动而签下的字,不能代表他现在真实意思表示。罗某表示同意离婚,但要求按照婚姻法有关规定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及孩子抚养问题。

法庭审理认为:

钟某和罗某达成的离婚协议虽是两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适用此协议的前提是双方当时已经实际在婚姻登记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而钟某和罗某虽然达成了离婚协议,但双方并没有持协议办理离婚手续,该离婚协议关于孩子抚养及夫妻财产的约定并没有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五条规定, 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该子女的意见。因本案中钟某与罗某婚生子已满十周岁,故跟谁生活应征求本人意见。

离婚案例范文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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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得死去活来,恨得咬牙切齿,一点小事就闹离婚。”80后的婚姻被形容得如此脆弱。据2012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婚龄在5年内的离婚案件中,80后人群的离婚案件占55.2%;70后人群的离婚案件占32.8%;60后人群的离婚案件仅占7.2%。

他们的故事:

小纯和小白是一对80后的小夫妻,两人结婚五年,开了家卖服装的小店铺,生意挺不错,女儿四岁了。本该挺幸福的一对夫妻,最近却频频吵架,甚至小纯还提出了离婚。

“谈恋爱的时候,他把我当宝贝,一天四五个电话都觉得不够,常常送花,还挺浪漫的,而结婚之后,真的就像渔夫钓到鱼儿一样,啥都不管,整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简直把我当他妈,当保姆,换句话说,我除了得洗衣做饭,还得当免费的小姐,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骂我,生女儿后,因为不是儿子,更是变本加厉,我真是受够了。”小纯边哭边说,眼泪就像泛滥的河水。

“她其实还挺好的,我真的挺喜欢她,她就是脾气不好,唉,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总之我们两个人结婚后,就像火星碰地球,总是磕磕碰碰,争吵不断,不知道离婚后会不会都快乐一些。”小白无奈地说。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而民政局几乎每天都会接到80后离婚的案例。

但是,离婚的原因,大多不是因为出轨,不是因为外遇,不是因为不可原谅的错误,而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只是生活中磕磕碰碰的小摩擦。这样的离婚行为,是不是太轻率,太儿戏了呢?

婚姻岂是儿戏?爱情岂能随便?

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快乐地生活着,不懂我,不爱我,不疼我,不恋我,是你的错,是你没有这个福气,凭什么要我去迁就你,纵容你,一切都以你为中心?

80后对婚姻爱情的态度

80后逐渐成为离婚新兴主力军,夫妻间忠诚度降低,而一句在网络流传甚广的话“80后不是离婚了,就是在去离婚的路上”更是对80后对待婚姻爱情态度的缩写。

以前一说到结婚,想到的是天长地久。现在一提到结婚,想到的是能撑多久。以前的人,视婚姻生活为一辈子。现在的人,视婚姻生活为一阵子。以前的人结婚时,总想下辈子能再结良缘。现在的人结婚后,总怀疑是上辈子造的孽缘。

这就是80后研究出来的真谛,这就是80后对婚姻的理解。

为何80后独爱闪婚闪离?

曾经的天长地久,曾经的海誓山盟,曾经的一生一世一双人,曾经的卿卿我我,奈何经不住时间的洗刷?

因为80后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都是公主王子般被父母伺候着。结婚后,各种各样的家务活,各种各样的亲戚朋友关系,柴米油盐酱醋茶化为现实,小夫妻之间,从海誓山盟的爱情被拉回到现实世界里,性格、语言、行动,甚至各种外来的干扰,使得长久的婚姻变成儿戏。比起爱情,比起儿女,比起父母,80后最爱的永远是自己,他们只为自己而活。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使得80后独爱闪婚闪离。

献给正在离婚路上80后的正能量

两个原本互不认识的人,走到一起,擦出火花,因为爱情而组成一个家,努力生活在一起,共同缔造一段婚姻,这本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而一段长久的婚姻,需要两个人共同用心去经营,相互磨合、忍让、迁就,任何一方掉链子、懈怠,都会使得这样一段婚姻平淡无味、如同鸡肋。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而婚姻是两大家庭甚至两大家族的事情,爱TA、想要跟TA长久在一起,就必须接受TA家里的背景、习惯、各种点滴。包容TA的缺点,看到TA的优点,感受TA带给你的快乐,忘却TA带给你的小伤害,在忍让中忘却那些不幸福,在笑容中读懂你们之间的爱情。

请在伤心难过的时候想一想,如果你遇到的不是TA,而是TA,那么你们之间会怎样,结局会更加美好吗?还是会使自己掉入同样的深渊?TA所带给你的,你所留给TA的,你需要的是学会把痛苦缩小,把快乐放大,这样你的婚姻才能美满。

责编/彭艺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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