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规制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9 10:56:23
立法规制论文范文第1篇
总体上说，目前国际社会主要通过两种方法解决垃圾信息的实践及其后果，一是根据垃圾信息“未经请求”的特点，要求信息传播者设立定出选择或定人选择模式获得信息接收者的同意。二是通过阻止信息传播者使用试图隐藏其身份和伪装其邮件内容的性质，打击垃圾信息传播者的欺骗。前者试图保障接收者的选择权，后者试图规制发送者的违法行为。
根据定出选择模式，垃圾信息传播者可以向任何个人或组织发送信息，直到信息接收者要求他们停止发送为止。由于定出选择模式实际上使大量发送垃圾信息的行为合法化了，并把发起通信的权利给了发送者，故深受发送者和产品直销商的追捧和欢迎。美国的反垃圾邮件法(CANSPAMACT2003)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即，要求发送者在发送未经用户请求的信息时，提供准确的邮件地址或有效的实际通信地址和有效在线装置，使接收者有机会及时拒绝发送者继续给他们发送未经请求的信息。新加坡垃圾信息控制法(SPAMControlAct2007)附件2规定，商业信息发送者必须提供有效的回复地址，以便用户可以通过回复传达自己撤销请求的意思表示。
理论上讲，如果垃圾信息传播者能够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提供简单、易行、有效的定出选择装置并尊重信息接收者的意愿，垃圾信息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遗憾的是，现实中，网络用户的个人定出选择要求很少得到尊重。此外。发送者为了逃避惩罚，经常变换身份和地址，使收件人的定出选择要求无法送达，也给法律执行设置了巨大障碍。由此可见，如果垃圾信息发送者有意采取规避对策，定出选择模式的社会效益就会大打折扣。
根据定人选择模式，信息发送者在未征得信息接收者同意之前无权向其发送信息，发送者首先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吸引潜在用户主动发出请求。在这种模式下，只有当潜在接收者认为某信息可能对其有用时才会请求发送，即使收到的信息与其期望的相差太远，他们还可通过定出选择模式取消其请求。因此，为了有效发挥定入选择模式的社会功能，必须同时规定定人选择与定出选择模式。欧盟2002，年颁布实施的“隐私和电子通讯指令”，充分体现了定人选择模式。该指令要求信息传播者在向个人传播电子商业广告前必须获得消费者的同意，禁止发送伪装或隐藏发送者身份的商业信息，要求所有商业信息都包含有效的回复地址；该法允许企业向与其有贸易关系的客户发送未经请求的信息，但在发送信息的同时，要给客户提供拒绝此类信息的机会。
与定出选择模式相比，定人选择模式更受通讯用户尤其是电子邮件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的青睐。一方面，由于信息接收者在接受信息之前有机会了解信息的性质和内容，并请求发送对其有益的信息，这样就会大大减少其邮箱里的垃圾信息，而垃圾邮件的减少相应地减轻了网络服务提供商过滤或阻挡垃圾信息的负担，从而降低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管理费用和经营成本。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使信息发送者未经用户同意收集和买卖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而且浪费，这从另一角度保护了个人隐私权。然而，无论采取哪种模式，立法之前都有必要对垃圾信息的性质和认定标准进行界定。
2、垃圾信息的概念及其判断标准
目前，国际社会对垃圾信息没有明确界定。目前大部分反垃圾信息法都是以电子商业信息作为规制对象，美国2003反垃圾邮件法适用于任何“商业电子邮件信息”，任何以商业广告或促销为目的的电子邮件都可能构成“商业电子邮件信息”，包括为了商业目的在网址上运营的内容，但该法明确排除了交易信息或关系信息。澳大利亚反垃圾邮件法(SPAMAct2003)第6条将“任何为推销、广告或促销产品、服务、地产为目的，或以提供投资机会或交易机会为目的而发送的信息”都纳入了该法规制的商业电子信息范畴。但该法明确排除了只包含事实性内容的信息以及由政府机构、政治团体和宗教组织授权发送的信息和由教育机构授权向其所有学生发送的信息。欧盟“2002电子商务条例”和“2003隐私和电子通讯条例”，将垃圾邮件定义为“经由电子邮件、为直销目的发送的、未经请求的商业信息”。新加坡2007年颁布的“垃圾信息控制法”，借鉴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反垃圾信息法的主要内容与框架，将垃圾信息界定为“大量发送的、未经请求的商业电子信息”，该法的适用范围限于“与新加坡有联系的电子商业信息”，包括从新加坡发出和在新加坡境内收到的信息，如果接收者、发送者、或用以发送和接收信息的电脑、服务器或服务装置等位于新加坡境内，就可以认定该信息与新加坡有关联。和美国法律及欧盟指令一样，新加坡控制垃圾信息法第7(3)条也排除了对“关系通信”和“为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目的，由政府或法律权威机构授权发送的信息”的适用。
综上所述，大部分法律都将垃圾信息界定为通过网络或网络服务器向电子网络用户和手机用户发送的、未经用户请求的电子商业信息。但如何认定“未经请求”和“商业性”?
1未经请求的信息。从其字面意思看，所有未经接收者同意而直接发送到其私人空间包括邮箱和移动电话的信息，都可被称为“未经请求的信息”。因此，在反垃圾信息立法中对“同意”的认定至关重要。
根据美国反垃圾信息法规定，如果接收者通过定出选择或通过主动请求明确表示自己同意接受发送的或拟发送的信息，则可以认定接收者已经同意，但该法采取的是定出选择模式，在用户依法表示同意之前，任何个人、企业、组织等都可以“合法”地向他们感兴趣的用户发送“未经请求的”信息。虽然新加坡圾信息控制法规定“任何接收者既未请求也未同意接收的电子信息都是未经请求的信息”，但由于该法也采用了定出选择模式，为消费者的主动选择设置了障碍。
笔者认为，美国和新加坡的立法对垃圾信息的判断标准都偏向了企业一方，为产品和服务供应商推销产品和服务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将垃圾信息的传送成本和不便转嫁给了广大的普通网络用户。因为，定出选择模式虽然表面上赋予了广大信息接受者选择权，而实际上由于缺乏举报垃圾信息的有效途径，接收者无法作出积极、主动和自愿的选择，最终垃圾信息还是得不到有效遏制。为了有效保护广大网络用户的权益，维护其对网络业的信心，笔者建议立法者和信息发送者应该尊重用户的个人请求，借鉴欧盟和美国部分洲如加利弗尼亚洲的规定，禁止发送者在未经消费者明确同意之前发送任何商业信息，任何未征得用户事先同意就向其发送的商业信息都可被认定为“未经请求的信息”。
2商业信息。虽然大部分“反垃圾邮件法”限制的都是商业信息，但各国法律对“商业性”的界定标准却不尽相同。根据美国反垃圾邮件法规定，所有通过网络域名发送到特定电子邮件地址的商业电子信息都受该法规制，包括直接发送到无线通信设备如手机、卫星电话等的信息(S7702(5))。2004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制订了界定“商业性”的参考标准，即凡是只含有商业广告、商品宣传和请求等内容的信息都是商业信息；如果信息内容既包括商业广告、又包括交易关系，则根据其各自在信息中的重要程度来确定；如果信息既包含商业性内容，也包含非商业性或非交易关系内容，该类邮件可根据接收者的合理理解来确定其是否商业性信息，接收者理解是否合理，可以从商业性及非商业性内容的比例、商业性内容所放的位置、商业性内容的排版方式等因素考虑。根据新加坡法第3(1)条规定，可根据信息的目的、内容、引证内容、信息显示的方式等判断是否商业信息。如果发送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推销产品或服务、或为某种产品或服务做广告、或为请求产品或服务，该信息就可以被认定为商业信息。
显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制订的标准主要从信息的构成考虑，而新加坡的标准则主要从发送者发送该信息的目的考虑。依笔者愚见，判断某信息是否商业信息。可以根据信息内容推断其目的，再根据发送目的确定其性质。只要依普通人理解某信息的主要目的是宣传产品或服务、诱使收信人向其订购产品或服务等，都可以认定该信息的商业性特点。
3、垃圾信息的责任主体
确认垃圾信息发送者对确认发送垃圾信息行为的责任承担者至关重要。美国法律将任何发起、传播或达成商业信息的个人或企业都称为发送者(S7702(9))，新加坡法律则将任何发送、达成或授权发送未经请求的商业信息的个人或企业称为发送者。两国法律规定虽然措辞不同，但主旨基本一致，即垃圾信息发送者主要包括网站经营者、受经营者之托通过网络或移动通信网络发送信息的传播者如服务提供商及电讯服务公司和授权第三方发送垃圾信息的企业或个人。但为了躲避法律制裁，有些发送者往往通过别人的服务器、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地址向终端用户发送垃圾信息，导致垃圾信息的发送主体不明确，责任主体也就难以确定。
为了有效过滤违法垃圾信息，找出非法信息发送者，可借鉴部分专家的建议，设立信任发送者(Trustedsender)和担保发送者(bondedsender)自律机制。信任发送者可注册成为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客户，由第三方标示并证明其拟发信息的合法性；担保发送者可向第三方服务供应商提供金融担保，委托第三方发送信息。但如果委托发送的信息不符合ISP所定标准，或该发送者发送的信息遭到太多投诉，ISP可以随时终止其服务。当越来越多的合法公司参与这些自律机制后，垃圾信息发送者就被不断边缘化，从而更易被负责任的ISP发现并过滤。明确了发送者之间的关系后，法律可要求所有参与传播垃圾信息的主体承担连带责任。首先，由直接发送者即服务提供商向终端客户承担责任，发送者再根据合同关系或委托关系要求委托者或担保人承担责任。这样既可以减轻用户的举证责任，又可减轻诉讼机构调查取证的难度，同时，还可以以法定义务的形式规范垃圾信息发送者的行为，迫使各参与主体履行注意义务。
4、法律执行问题
因垃圾信息泛滥而遭受损失的不但包括网络服务提供商，还包括广大终端网络用户，故除了赋予网络服务提供商诉讼权外，还应该借鉴欧盟和美国加利弗尼亚洲的反垃圾邮件法规定，赋予个体用户集体诉讼权，并给予受垃圾信息损害的消费者或网络服务提供商足够的救济赔偿。
另外，为了提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威慑垃圾信息发送者，在反垃圾信息立法中可以规定灵活方便的诉讼程序，适当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将来源于和接收于本国境内的垃圾信息都纳入其管辖，将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结合起来，对难以予以刑事处罚的发送者，应该加大其损害赔偿的力度，具体赔偿金额应足以对其继续违法发送垃圾邮件具有震慑力，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司法合作，合理解决此类案件的管辖权问题。
5、结束语——立法建议
1采取定人选择和定出选择相结合的模式，只能在得到用户事先同意的基础上向其发送信息，并提供有效定出选择装置，供已经同意接收信息的用户撤销其请求。
2保护消费者的财产权和隐私权，未经消费者同意，不能为任何目的传播或售卖在定人选择模式下收集的用户邮箱地址和电话号码等信息。
3以法定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形式提供民事救济，且赔偿金额足以震慑违法者，并允许对未经请求的垃圾信息发送者提起集体诉讼。
4对故意违反反垃圾邮件法的发送者课以刑事责任，并通过国际合作形式获得或交换违法证据。
5增加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移动电信服务提供商的注意义务，要求其通过技术手段对发送垃圾信息的网站地址和服务器进行监控和追踪，尽量阻止垃圾信息经由自己的平台传送到终端用户。
6建立统一的国际立法，加强国际合作。
[摘要]为了有效发挥反垃圾邮件法的社会效益，在立法时应该综合考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企业利益、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电子商务的发展等因素。在保护网络用户免受垃圾信息侵害的同时，不能干涉企业正常的营销手段和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正常的交易关系，也不能增添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的负担。然而，从已有立法的执行效呆看，任何单独的立法本身不太可能终止垃圾信息的泛滥，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
立法规制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在我国行政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本质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政府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排除公平竞争,是国家公权力对经济生活的不当介入和干预。它的存在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本文结合反垄断法的定义及法益目标探究行政垄断的具体立法规制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各国,均将反垄断法规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法律。为了及时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必将是大势所趋。行政垄断作为我国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理应为《反垄断法》所规制。但从此前对外公布的《反垄断法(草案)》与相关法律设置来看,尚存诸多缺陷,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及表现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界定
行政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垄断,有的称为行政化垄断,有的称为超经济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而对于其含义的界定,学界更是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概括而言,学界对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可分为下述三种学说:一是“行为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为大多数,认为行政垄断为一种行政。例如王保树在其主编的论著《经济法律概论》中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政府及其部门运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1](p277)二是“状态说”,即认为行政垄断是指由于政府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作用而形成的垄断。徐士英在其论著《竞争法论》中即持此观点;[2](p85)三是“状态行为说”,此说是前两种学说的结合。即行政垄断是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凭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3]
笔者认为行政垄断从汉语语法而言可以理解为动词或名词。从该角度而言,有学者将其视为一个静止状态也无不可,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结果乃行为之结果,行政垄断状态的出现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某一具体行为。而法律所规制的理应是行为,而非行为之结果,亦即法律规制的首要任务应是防止某一恶性结果之出现,而非在该结果出现后的化解或取消。因而笔者认同行为学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行政垄断应是一种法律行为,这也符合国际上的惯例。俄罗斯反垄断法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联邦行政权力机构及联邦各部门的行政权力机构、各市政当局,所从事的与反垄断法规相抵触的行动,以及含趋向阻止限制和排除竞争的行动。[4]
除行为和状态之争外,学界对行政垄断的主体范围也存在争议,有些学者仅仅将其主体限定为行政机关,该界定缩小了行政垄断主体的范围。笔者认为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依法经授权取得行政权的组织。
综上所述,所谓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经授权的行政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或排斥)正当竞争的行为。
(二)行政垄断的分类及其表现形式
⒈以行政垄断的外部表现特征为标准。以此标准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区性行政垄断与行业部门性行政垄断两类;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方贸易壁垒、部门贸易壁垒、政府限定交易、设立行政公司四类;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强制交易与强制联合限制竞争四类。学界之所以对行政垄断的分类如此五花八门,是因为现实中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太过复杂,再加上虽以垄断的外部表现形式为标准,但缺乏分类的具体依据。根据我国目前存在的行政垄断行为,行政垄断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⑴地区封锁。又称地方贸易壁垒或地方保护,是指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⑵部门垄断;⑶强制交易;⑷强制联合限制竞争;⑸设立行政公司。
⒉以行政垄断针对的对象是否具有特定性为标准。据此标准可将行政垄断分为具体行政垄断与抽象行政垄断。实际上这种分类是根据行政法学上关于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分类而来的。具体行政垄断是通过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实现的垄断行为,其针对的对象是某一具体的经营者。而抽象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以制定和规章、决定、命令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为手段实施的垄断行为,其针对的对象不是特定的,而非具体的某一类经营者。
⒊以行政垄断是否是行政机关主动为之为标准。依照这个标准将行政垄断分为作为的行政垄断和不作为的行政垄断。此种分类也是依据行政法学上关于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分类而来的。作为的行政垄断是行政工体主动设置市场壁垒,限制竞争的行为。而不作为的行政垄断,主要是指负有消除市场壁垒,促进公平竞争职责的行政主体,对于所辖区域内存在的妨碍竞争的市场壁垒不予消除的行政垄断。
⒋以行政垄断是否合法为标准。将行政垄断分为合法的行政垄断和不合法的行政垄断。合法的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自然垄断、特种行业垄断、国家指定专营以及国家垄断等,由于这些垄断一般事关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具有有利性和合法性,当成为法律规制的除外情形,而非法行政垄断为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
二、反垄断法的概念及其法益目标
(一)反垄断法的定义
反垄断立法最早出现于美国,1890年公布的《谢尔曼法》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部反垄断法律。在对反垄断法进行界定时,美国称它是“保护贸易和商业免受非法限制、价格歧视、价格固定和垄断的联邦和州的立法”;[5](p95)德国将反垄断法称为是规制“以限制竞争为目的,企业或企业协会之间通过订立合同或协议,影响商品或劳务的市场情况的行为”的法律。徐士英认为,“理论上讲,反垄断法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反垄断法不仅指反对垄断(包括独占垄断和寡占垄断)的法律,还指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狭义的反垄断法只是指反对垄断的法律。[6](p57)笔者认为,反垄断法当作广义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可将其定义为:国家为维持市场竞争格局而规定的禁止市场垄断结构和市场垄断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二)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
由上述反垄断法的定义界定,我们当可以概括出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和鼓励竞争,克服竞争与社会利益不统一性等消极影响,打击垄断行为,消除由垄断行为造成的垄断状态,并对自然垄断和必然垄断造成的垄断状态加以限制和规范,在维护竞争的经济秩序的同时切实加强市场的“竞争性”,确保竞争长期健康有序地发展。
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即是反垄断立法所欲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它反映了法律制度设计的内在精神和宗旨,同时又是对法律制度设计下达的最高指令,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⒈公平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竞争必须是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通过反垄断立法,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⒉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社会主义正义观。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法治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是实质正义的基本要求,并进而对经济和政冶民主产生现实性的影响。
⒊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和谐。保持市场主体的平等利独立,实现最大限度的企业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要求,通过反垄断立法,打击行政垄断对于维护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意义重大。
(三)行政垄断应纳入反垄断法规制的范畴
行政垄断应由什么法律来进行规制,在学界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讨论,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垄断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之中。王家福先生即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的内容“既要反对经济垄断,也要反对行政垄断”。[7]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从前述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表现形式及构成要件结合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来看,行政垄断理所当然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而在我国更应作为规制的重点对象。这也已成为或正在成为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国家的通行做法。如乌克兰《禁止垄断和企业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法》第六条特意对行政性歧视行为做出了列举性规定。所需注意的是,由于行政垄断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其特有的行政性,禁止和最终解决行政垄断的措施也应是多渠道的。除本文着重论及的当为最重要途径的反垄断法规制外,行政法等相关法律也当为法律规制的途径。然而,这并不是有学者所认为的《行政许可法》当成为规制行政垄断的重点。[8]
三、行政垄断的反垄断立法规制
(一)行政垄断的认定
⒈主体要件。所谓行政垄断的主体要件,即指行政垄断行为的实施者或曰该行政垄断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者。判断行政垄断主体的标准为其是否滥用行政权力去限制或排除(排斥)竞争而不在其身份是否为行政机关抑或企事业单位。因此,如前所述,行政垄断主体包括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经授权的行政组织(其中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而授权组织包括行政性公司、被授权行使一定行政管理职能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
⒉客观要件。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是指行政垄断的客观外在表现,分为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两个方面。亦即行政垄断的主体实施了什么行为,该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行政垄断的行为要件应是特定的行为主体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即可通过具体行政行为方式做出,也可通过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做出。行政垄断结果要件是行政垄断导致的对一定交易领域内市场竞争的实质限制,所谓“一定交易领域”即“成立了竞争关系的市场”,而所谓的“实质性限制竞争”是指“几乎不可能期待有效的竞争状态”。[9](p207)
在行政垄断构成要件中,主观过错往往包含于行为之中,往往表现为故意,其侵犯的客体自然是法律所保护的而为行为人所侵害的竞争秩序,对此笔者无需赘述。
(二)行政垄断的主管机关
为确保反垄断法执行的有效性,各国无不对反垄断主管机构的设置予以高度重视,进行严密、精心的设计,形成了目前虽然各具特色但又基本一致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模式。纵观这些设置模式,概括而言都体现以下几个特点:如级别设置的高规格性与执法机关权力刚性,从而保证执法机关具有足够的威慑力;执法活动的独立性,从而确保执法的公正与有效;执法队伍的权威性,从而保证执法的科学与准确。同时为确保执法机构的稳定和执法人员的权利保障,许多国家都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官员以特殊的待遇,如终身制或连任制,非因反垄断执法人员自身的违法行为不得免职等。我国虽然至今尚没有法典意义上的反垄断法,但已有些反垄断的法律、法规。根据这些法律法规,目前对行政垄断有管辖权的或者是同级或上级国家机关,或者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及各行业主管部门。“让隶属于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来反对以强大的行政权力为背景的行政垄断,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0]而让同级或上级机关来反对行政垄断又会陷入自己监督自己的窘境。同时其权威性也颇让人怀疑。基于此,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的执行机构设置应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在具体设计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⒈科学合理原则。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首先服从于有效履行法律赋予他使命的需要,保证具有足够高的地位、足够大的权力与足够强的能力承担起反垄断的任务;另外还应适当考虑中国现行的国家权力机构与布局因素,尽量减少因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而对现行权力结构造成重大的冲击。
⒉独立权威原则。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否保持独立性,具有权威性是该机构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反垄断法的意义所在。因此,对于该机构级别的定位、权力的安排组织的设置、人员的构成、经费的保障和执法程序的设计和执法的效力的确定都须围绕保证该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展开。
⒊精干效率原则。任何国家机关的设置都必须符合精干与效率原则,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的宏观性、全局性更应当强调这一机构精干效率的要求。因此,按现行的政府组织体制,从中央到地方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置的做法必须改变:在组成人员的进出条件和程序上,必须强调专业性、专门性和相对稳定性;机构编制的规模要适当,既要严格限制机构内核心人员的职位数,又要确保一般工作人员的数量。
在此原则下,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可以借鉴外国经验,创设一个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反垄断执行机构,可称为反垄断委员会。该委员会应是国务院领导的下负责执行反垄断职能的部门,同时除中央设立的反垄断委员会外,地方上可设立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的设立不受现行行政区域的限制,不再层层设立。反垄断委员会具有检查监督权、调查取证权、审核批准权、命令禁止权、案件裁决权、行政处罚权等。
(三)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对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的不明确,不严厉,可以说这是行政垄断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有效地遏制行政垄断,应确立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包括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个方面来设置。
⒈民事责任。法律应明确行政垄断受害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获得相应民事损害赔偿。如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垄断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他人权益的,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经营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额度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和可预期的利润。受害人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度为侵害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受害人因调查及诉讼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⒉行政责任。法律明确规定反垄断机构有权做出行政决定,对当事人的行政垄断行为进行处罚包括对违反强制购买、地区垄断、部门垄断、强制联合等限制行政排除(排斥)竞争行为,反垄断主管机关可以禁令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按照法定程序,根据情节轻重,要给予行政处分;对涉嫌行为进行调查时,受调查者在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绝调查,或者拒不提供有关财册、文件等资料或证物;或者转移被查封、扣押有关违法物品或者证据的,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处以罚款;反垄断主管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法保密义务,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公务员的责任。反垄断工作人员、、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
⒊刑事责任。与前述两种法律责任在反垄断法中设置的无争议性不同,反垄断法是否要设置刑事责任,则在学界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邵建尔教授通过从垄断行为是否具有“应刑罚性”的角度分析认为无论是从行政垄断的危害来看还是国际相关立法模式来看,我国反垄断法都应当设置刑事责任”。[11]并且除了规定对行政垄断主体中公务员的刑事责任外,还应规定对行政机关的刑事责任。这实际上可以在现行《刑法》第31条中找到依据,此条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双罚制原则,对单位可以处以罚金,对直接负责人员处以刑罚,单位犯罪主体中理应包含行政垄断主体,因此,对行政垄断主体的刑事责任也可采用双罚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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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规制论文范文第3篇
人事保证合同，又称人事担保合同，系就有关职务等人事关系所作的一种特殊保证合同。人事保证为中国社会固有的法文化和社会习惯之一，其自改革开放以来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经济生活许多领域。因此如何正确认识、适用和规制人事保证合同，是当今社会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人事保证合同的涵义
人事保证合同，又称人格担保合同，通说认为其源于罗马法，系保证合同的一种特殊类型。人们对人事保证合同的涵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具体而言，人事保证有以下内涵：其一，人事保证系以主债务人的职务行为为标的的保证。人事保证系以人事关系为保证对象的特殊保证，而保证人所作保证的人事关系中，主要是雇佣职务关系中的行为，即主债务人的职务上行为。其二，人事保证系以未来债务所作的保证。依学理，人们可为将来债务作保证，一般保证亦不以既存之债务为限，将来的债务如可得确定者，亦可设定保证，如最高额保证。人事保证，系以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赔偿债务所作的保证，故属于将来债务的保证。其三，人事保证系对受雇人损害赔偿债务所作的保证。人事保证所保证的对象，为受雇人职务上行为所生的损害赔偿债务，亦即就受雇人的损害赔偿赔偿债务代负履行责任。故保证人仅因可归责于职务上的过失所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
二、人事保证合同存在的必要性
我国立法对人事保证合同应持何种态度不仅是一种学术理论探讨，已成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人事保证合同存在具有必要性，具体理由如下：人事保证合同制度为人类社会的优秀法律制度，具有其独特的功用与效能。我国法律对人事保证合同未做立法规定，但在现实中，人事保证合同运用非常普遍。因而法律应当积极的承认现实，而不应消极的回避，或一棍子打死。人们应当总结实践经验，在现实需要的的基础上，对现实中的人事保证合同现象，抽象出对未来人事保证合同的订立具有指导意义的东西，将会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从人事保证的立法趋势看，世界各国对其已作出单行立法或将之纳入民法典，这成为其立法发展的明显趋势。
三、人事保证合同的立法规制
人事保证合同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如果人事保证合同的前提即合理性和合法性消失，那其消极意义是不言而喻，尤其是占绝时优势的雇用人将会滥用权利侵犯受雇人及保证人的合法权利。现代法律的任务一方面是维护契约自由，但更重要的一面是如何在契约自由的体制下，维护契约正义。因此，必须对人事保证合同加以立法规制。笔者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适用范围规制
1、保证范围。人事保证的种类，大抵有二元论与三元论之分。二元论与三元论人事保证的范围大抵包括:（1）保证受雇人的德、智、体、能等方面等能胜任受聘工作;（2）.保证受雇人履行雇佣合同义务，并承担对受雇人的督导责任;（3）就受雇人不履行、不适当履行雇佣合同义务而对雇佣人所负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担保责任;（4）保证雇佣人不因雇佣被保证人而受损害，否则承担赔偿责任，即若因受雇人的行为，不管是否与其所任职务相关、使得雇佣人受到损害，保证人负填补损害的义务;（5）.当受雇人存在不服从雇佣人劳动纪律、生病不能工作等情形时，负责将其带离、为受雇人治病、承担医疗费用等，确保雇佣人不因雇佣被保证人而招致任何不利益;等等。笔者认为，人事保证合同的保证范围不应有如此广泛，也实无必要。只有当保证人与雇佣人约定，若因受雇人职务上行为或利用受雇地位之行为而致雇佣人受有损害时，保证人对受雇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这才是人事保证应有保证范围。这实际上是对受雇人诚信的保证，与设立人事保证制度的宗旨相符合。所以立法时，保证范围不应过广。
2、适用行业范围。虽然人事保证合同制度的确立十分必要,但它必须适合我国目前的国情,它的适用应当有严格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其作用得到发挥。我国社会目前面临的就业(包括下岗再就业)压力十分巨大,如果不加区分地增加就业时的条件限制,增加其就业的困难,从而加重社会负担。
（二）人事保证合同保证人资格规制
人事保证人的作用,在于当受雇人(即被保证人)因为职务行为致使公司遭受损害时,承担这种损害赔偿责任。充当人事保证人的首要条件便是他(她)要拥有一定的财产,至于资产的规模要视被保证人职务的具体需要,由雇用人和受雇人双方协商,法律只需规定一个下限即可。对非国有的企业财产是否可以作为保证财产,应当尊重其所有者的意愿,法律不应明令禁止,但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则不能担当人事保证人。
（三）人事保证合同保证人的责任范围规制
立法规制论文范文第4篇
近十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档案法治、档案法制成为档案学者及档案行政管理者关注的重点与焦点，研究的论文大量见诸档案期刊，但是，这些论文多是从立法、执法、守法的某个角度、层面或方面进行研究，鲜有从法律制的角度进行研究，成果甚少。
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我国的档案工作法制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档案及档案工作不仅受以《档案法》为核心的档案法律法规的规制（2016年9月底在国务院法制办网站上检索到的标题中涉及“档案”的法律法规有238部），还受到整个法律体系中众多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制（2016年9月底在国务院法制办网站上检索到的条文中涉及“档案”的法律法规就有7097部）。相关法律法规的数量是档案法律法规的30倍。这一新情况给档案工作的法律规制落实造成了知晓、理解、熟悉、掌握、运用等多方面的困难，使档案法制、档案法治工作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
对档案及档案工作进行法律规制，建立全部法律规制下的档案记录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方略要求和档案外延扩张、数量激增的共同需求。
对档案及档案工作进行法律规制，一要创立全面依法规制的观念；二要建立持续动态梳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观念；三要树立通过参与立法推动全面规制的观念；四要确立借助档案记录体系实现全面规制的观念。
立法规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立法后评估；研究现状；立法后评估完善
一、立法后评估概念的界定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立法后评估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阐述。有的称为“立法后评估”、“立法评价”等等。
高勇在《法规质量评估，走向地方立法前台》一文认为：“立法后评估就是“立法机关对法律法规的在实际生活中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法律法规在实际生活中取得的效果，并发现法律法规在实际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调查的情况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法律法规中各项制度存在的合法性、操作性和针对性，从而得到实施中客观存在的信息，以便能够及时修改和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更好地发挥法律法规在社会中的规范作用”[1]。
周旺生在《立法技术手册》一文认为：“立法评价是指在法律实施一定时间后对法律的功能作用、实施效果等所做的评估并在在此基础上对整个立法质量、价值、作用、效果的所做评论估价。”[2]
汪全胜在《立法后评估概念阐释》一文认为：“立法后评估同样也是立法评估的内容，是在立法制定出来后，在其实施一定阶段后的效果对其进行的评估，立法后评估制度从产生时起，更多的从它实施的效果、后果来考察发现法律自身存在的问题。以此判断该法律法规是否有修改、完善甚至废除的必要。”[3]
综上所述，他们分别站在立法后评估不同的角度，对立法后评估概念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他们对立法后评估概念强调的重点是有所不同。由此可见，立法后评估还没有一个较为清晰一致的概念。
二、我国立法后评估在当前阶段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的立法后评估的发展历历程，立法后评估制度还不太完善，各地在评估内容、方法、程序等方面也各有差异。
陈书全在《论我国立法后评估启动常态化》一文认为：“立法后评估是我国提高立法质量的有效途径，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法规评估制度，与其他形式评估制度相比特别是临时性的立法监督检查：如执法检查、法律绩效评估相比，立法后评估更具较强的针对性、更客观的全面性和更直接的反馈性，从而得到了各级、各地甚至国家立法机关以及法律专家学者的认可和重视，但从目前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立法后评估实践情况来看，这项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障碍并且还缺乏规范化、常效性制度的支持。”[4]
俞荣根在《立法后评估：提高立法质量的有效途径》一文认为：“立法后评估30多年以来，地方立法工作取得快速有效的发展，因此进一步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已经成为我国地方立法机关在当前及将来很长时期的工作重点。为此，开展地方立法质量后评估是迫切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要开展进行这项工作，做好立法后评估在实际当中也存在着一些困难，甚至存在着一些障碍。这些困难和障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我国法学界对立法后评估在理论研究层面存在着不足。二是相关制度供给存在缺失。”[5]
三、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学术界对立法后评估的研究自2005年开始出现（参见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本文从中国知网收录的“立法后评估”研究论文，分析我国的研究现状。以立法后评估为篇名的共计301篇：2005年10篇、2006年21篇、2007年20篇、2008年27篇、2009年18篇、2010年34篇、2011年50篇、2012年46篇、2013年44篇、2014年25篇、2015年截止目前6篇。
（一）研究主体过于集中
通过论文主要发现研究主体相对集中，主要以高等院校为主体。期刊论文共154篇，其中核心期刊和CSSI期刊共54篇。汪全胜一人发表15篇、陈全2篇、俞荣根2篇等。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学术界研究立法后评估主体过于集中，基本为高等院校。
（二）研究主题过于分散
通过对论文的内容的分析看，我国对立法后评估的研究主要围绕地方性法规、评估主体、评估对象、评估标准等主题展开。田家华、李燕飞、张光进在《基于期刊论文的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价》一文认为：“评价一项研究在学科中的地位及质量，是从该研究在‘大问题’上的脉络并在该脉络上进行展开研究。”[6]
四、立法后评估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立法后评估虽然有较多的研究，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为了更好的规范立法后评估工作，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一）加强评估人才队伍的建设
汪全胜在《立法后评估研究》一文认为：“因立法后评估具有专业性、技术性要求，我国要建立独立第三方立法后评估制度相应地需要培养专业人才队伍。”[7]
（二）立法后评估的制度化与规范化需要确立与加强
汪全胜在《立法后评估研究》一文指出：我国现行地方立法后评估以及行政法规、规章的立法后评估都处于没有法律规制的状态，评估主体杂乱、评估程序不规范、评估结果未能回应于立法等等，需要建立有效的、长期的、规范的立法后评估制度。[7]（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高 勇.法规质量评估，走向地方立法前台[N].人民之声报，2006-07-13.
[2]周旺生，张建华.立法技术手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3]汪全胜.立法后评估概念阐释[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8（6）.
[4]陈书全.论我国立法后评估启动的常态化[J].法学论坛，2012（3）.
[5]俞荣根.立法后评估：提高立法质量的有效途径[J].公民导刊，2010（4）.
[6]田家华.李燕飞.张光进.基于期刊论文的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价[J].理论月刊，2010（12）：76-81.
立法规制论文范文第6篇
一、企业兼并与规制
企业兼并(Merger)是指企业间的吸收合并,也就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合并中,一个企业因吸收了其他企业而成为存续企业的合并形式,它是通过有偿转让企业的资产从而取得被吸收企业的产权的经济法律行为。在各国法律中,一般把企业合并分成吸收合并(即企业兼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企业兼并是其中的一种。
企业兼并从经济方面来看,有以下几个特征:(1)企业兼并的自主性,即在企业兼并的过程中,兼并是兼并方自主选择的行为。(2)企业兼并的流动性。企业兼并的过程,其实质就是生产要素的社会流动过程,在企业兼并中,企业的全部或主要的生产要素将发生整体的流动。(3)企业兼并的有偿性,即优势企业通过出资购买或承担债务等方式取得劣势企业的产权及其他相应的权利。(4)企业兼并的互补性,企业兼并通过对被兼并企业的改组,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西方的规制理论研究的是市场失灵时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它属于产业组织经济学的一部分,是近二三十年来比较活跃的一个领域,其研究成果在西方规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西方的规制理论及其实践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及其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规制(Regulation)是指政府依据一定的规则对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①也就是政府利用法规对市场进行的制约,它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之一。规制分直接规制和间接规制,间接规制指反垄断政策,由司法部门实施。直接规制指由行政部门直接实施的干预,它又可分为经济规制和社会规制两种。经济规制是对特定行业(与自然垄断有关的行业)的管制,社会规制是不分行业的管制。运用西方的规制理论来分析我国的企业兼并行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②
二、规制企业兼并的理由
企业兼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企业兼并行为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具有不同的经济效果,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对企业兼并行为进行规制,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遏制其消极的作用。
一般来说,企业兼并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企业兼并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社会资源利用的效率,改善投资的结构;企业兼并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企业兼并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兼并有利于使科技成果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企业兼并有利于迅速地扩大企业,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与此相对应,企业兼并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其消极的社会影响也十分明显。具体表现在:企业兼并如果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容易形成垄断,从而破坏市场秩序,损害有效竞争;由于企业兼并的资金需求量大,中间环节比较复杂,从而为投机商牟取暴利提供了方便;由于企业兼并与证券市场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兼并中发行的债券较多,容易引起证券市场的动荡。
从世界各国企业的发展史来看,企业兼并是企业成长的主要方式,它是企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社会生活将产生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一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产生负面影响,会阻碍市场竞争,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世界各国一般都通过立法对企业兼并行为进行规制,支持正当的企业兼并行为,禁止不正当的企业兼并行为,确保企业兼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功效。
三、西方国家规制企业兼并的方法
西方国家在规制企业兼并时一般是通过立法实现。具体来说就是:(1)反垄断法的规制。规制的界限是企业兼并是否会导致垄断。(2)公司法的规制。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种类的规制。如有的国家立法规定,兼并只能在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之间进行。二是兼并内容方面的限制。如禁止有可能侵害到公司股东和雇员利益的兼并。(3)特殊行业的规制。如果是关系重大的兼并,必须事先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
从具体的规制方法来看,一般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来进行。
1、规制的实质要件企业兼并先后经历了横向兼并、纵向兼并、混合兼并三个阶段,并且具有这三种经济形式。世界各国在规制兼并时一般是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式分别对企业的兼并行为进行规制的。美国对企业兼并的规制方法起源于美国1968年的《合并准则》。这种规制方法对于具体判断兼并行为是否损害有效竞争提供了一套较有操作性的标准。具体来说:
(1)横向兼并(HorizontalMerger)。横向兼并是指同一经营环节上的相关企业的兼并。横向兼并的主要经济目的是消除或减少竞争,并因此增加兼并企业的市场份额。根据美国1992年的《横向合并准则》的规定,反托拉斯法应对企业的横向兼并行为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和评判:合并是否明显地导致市场集中化;合并的潜在反竞争效果如何;合并对市场进入的影响程度;合并对效率的影响;合并是否是企业避免破产的唯一途径。③
2、纵向兼并(VerticalMerger)。纵向兼并是指同一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环节的企业兼并。纵向兼并的经济目的是为了保证供应和销路,免受供应上的垄断性控制和销售上的竞争威胁。评判纵向兼并是否给有效竞争带来消极的影响,主要从合并的对象是否是竞争性的供给者;合并有无图谋取消市场;合并是否进行了掠夺性的定价;合并是否存在价格歧视;合并是否形成进入壁垒④等几方面进行。(3)混合兼并(ConglomeralteMerger)。混合兼并是指跨行业、跨产品的综合性的企业兼并,又称为一体化兼并。混合兼并在性质上分为产品扩张、市场扩张和纯粹混合兼并三种,混合兼并属于多样化经营的范畴。在混合兼并中规制的主要重点是商业互惠。所谓商业互惠是指两个企业各有所需,相互之间进行买卖。这种商业互惠因导致不公平的竞争行为而受到法律的规制。与此同时,对混合兼并也可以运用市场结构的方法进行规制。
在上述三种兼并形式中,以横向兼并损害有效竞争的危险性最大,其次是纵向兼并,混合兼并的损害最小。与之相对应,规制对不同形式的兼并行为采取了不同的规制方法。
2.规制的程序要件
(1)实行事先登记或申报制。实行事先登记或申报制的目的是为了使政府及时了解市场的集中情况,从而对那些可能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兼并行为进行禁止或干预。同时也可以使公众、兼并企业的竞争者及时获得市场信息,调整经营方针,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
(2)实行事后申报制。根据德国
《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3条的规定:如果合并企业的市场销售额在合并前的营业年度共同达到了5亿马克,合并后就必须向联邦卡特尔局进行申报。该条还针对某些市场的特点,对某些合并应当事后申报的标准作了特殊规定。无论是事先还是事后申报,对兼并行为实行审查是西方国家规制兼并行为的共同性做法,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规定,如日本的《禁止垄断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内公司相当于下述行为之一者,不得合并:①因这一合并在一定交易领域实质上限制竞争。②这一合并是用不公正的方法进行。
四、我国规制企业兼并的立法规定及其完善途径
随着企业兼并在我国的发展,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的关于规制企业兼并的立法,但这些立法一般都散见在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中,目前尚无规制企业兼并的专门系统的立法。在现有的单行立法中,较为主要的有以下两个:一是1987年2月19日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二是1993年12月29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现行的立法规定,我国规制企业兼并的主要内容有:公司合并应当由公司的股东大会作出决议;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并必须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公司合并时必须通知债权人并取得债权人的承认,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公司必须满足其要求,这是公司合并的必备条件和法定程序;公司合并中,因合并而吸收其他公司的存续公司,应办理变更登记,被其他公司吸收而解散的公司应办理注销登记。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⑤
从上述立法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企业的兼并行为我国立法分别从兼并的形式、程序和实体三个方面进行了规制。但是,仅有上述这些立法规定还不够,远远不能满足我国企业兼并迅速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企业兼并将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为了适应企业兼并现实发展的需要,保证企业兼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建立一个有序的企业兼并市场机制,规范企业的兼并行为,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企业兼并方面的立法,建立和健全我国规制企业兼并行为的途径和方法,以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具体来说,目前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确立我国企业兼并的规制方法时,应注意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在规制企业兼并时的一些成功的做法,总结其在发展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兼并规制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此同时,还应注意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选择和确定合于我国的兼并规制方法。
第二、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公司法》是规制企业兼并行为的直接法律依据,在《公司法》中一般都具体设定企业兼并的法律程序、操作规范及规制方法,而我国目前的《公司法》中对兼并规制的规定还不够具体,有必要增加一些带操作性的规范,从立法上具体界定企业兼并的含义。
第三、要加快我国证券立法的步伐。
在企业兼并中,运用证券交易手段实施的企业兼并日趋发展,通过控股实现兼并的越来越多,企业兼并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有必要加快我国证券立法的步伐,对证券交易行为进行具体界定。
第四、要加快制定我国的《企业兼并法》和《反垄断法》。《企业兼并法》应包括兼并主体双方的关系,兼并方的权、责、利,政府的规制方法,兼并中资产的处理,被兼并企业间人员安置,土地、财政、税务等部门的协调职能等。《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取缔垄断和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以维护公平、公正竞争的市场环境。它应当包括总则;具体列举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规定除外条款;规定主管机关及其职责、处罚、附则。
注释:
①[日]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第1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②张帆《规制理论与实践》,载于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第154—1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
③1992年4月2日的《美国企业横向合并指》,《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2—3期。
④曹士兵著:《反垄断法研究》第190页,法律出版社,1996年2月版。
立法规制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网络交易市场；信用欺诈；信用评价法律体系
第一章、我国高位阶立法现状与不足
一、《电子商务法》（草案）综合性强
（一）《电子商务法》（草案）内容全面
《电子商务法》（草案）中将电子商务出现的新的法律问题都综合性的囊括其中。学界中一直呼吁的综合性质的《电子商务法》已经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很多新型的互联网市场交易出现的问题已然有了法律约束的前提。《电子商务法》（草案）的规定全而不专。对于文章所要论述的信用欺诈的法律规制问题，草案中也是在五十六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有规定。但是综合型的法律规定过于空泛，难以切实起到法律规制的良好作用。
（二）《电子商务法》（草案）缺乏配套的专门法律
文章作者认为，《电子商务法》作为效力高位阶的法律出台，综合而全面应该是其应有之意。在《电子商务法》的基础上，应该通过专门法的补充和完善或者通过专项立法方式对电子商务中的有别于传统市场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进行单独规制。任何法律都具有滞后性，但是不能因其滞后性的特点否定它的价值和作用。诚然，滞后的高位阶的综合性质的法律确实难以对新型的互联网相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但是，滞后的高位阶的综合性质的法律的权威性和震慑力是不容轻易修改的。因此，即将出台的《电子商务法》是网络市场规制的权威法律，其综合性的法律规定是出于其法律的性质所做出的合理选择。
因此，我国应该在《电子商务法》的基A之上进行专门立法。当然，专门立法要与国家政策相一致，国家政策要求市场经济下，以市场调节为原则，以国家宏观调控为例外，但是无论是原则上还是例外，都需要法律规制规范市场行为，因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损害原则的潜在因素，是例外的理论基础，因此专门立法势在必行。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全面
（一）新增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宽泛
现在，学界中基本达成共识的是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应当规制的违法行为，只是在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分类上有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例如信用欺诈行为完全归属于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分类当中的虚假宣传或者商业诋毁。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都能通过定义及其内涵归属到传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无须单独特别规制。学界中主流观点认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由于其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其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无法通过传统分类进行法律规制。因此需要单独规制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作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中一个重要分类――网络交易信用欺诈行为是随着网络购物繁盛兴起而日益严重的问题，网络购物信用评价体制存在技术上的诸多问题，但是，由于技术中立原则，文章作者仅在文章中论及网络交易信用欺诈在现有技术机制下的法律规制问题，法律与科学技术是互相促进和发展的，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约束，法律的进步需要技术的支持，因此法律与科学技术的相辅相成的。在现有技术下，需要法律规制现存的网络购物信用评价技术的秩序以推动技术的进步和完善。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缺乏配套的专门法律
《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高位阶的综合性法律，需要专门法律配套实施。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应该设有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综合性的法律条文进行规定。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并没有相关规定，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例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八条中规定增加了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两大种类。种类范围过于狭窄和单一。文章作者认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应该吸收电子商务法中关于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相关规定，条文内容要求综合性强。然后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一综合性法律的前提下，要加强配套的专门立法，专门立法灵活性强，效力位阶相对较低，能够更加有效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网络市场上出现的一些问题，起到良好的法律规制效果。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现状
（一）缺乏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立法规制
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滞后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更滞后于《电子商务法》，缺乏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产生的消费者维权的相关立法规定。由于网络交易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传统的消费者维权的形式已经无法让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在网络市场上维护自己正当的消费者权益。在第五章、第六章还有第七章这三章中应该增加有别于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消费者产生危害，消费者的维权方式，例如网络在线投诉维权等方式。
（二）传统法律规制方法的滞后性
消费者通关传统的法律规制方式，难以真正维护到切身合法权益，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交易公平权在网络交易市场中很难得到保护，尤其在网络交易欺诈泛滥的今天，消费者更难从纷繁复杂的网络交易上辨别信息的真实性，因而产生违背消费者真实意图的购买交易，进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必须紧跟《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的脚步，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特殊的综合性规定。再通过灵活性高的专门立法完善整个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体系。
第二章、我国低位阶立法现状和立法愿景
一、关于电子商务信用欺诈的专门立法现状
在互联网迅速普及发展的今天，已经出台了不少关于规制互联网违法行为的法规、规章。主要相关法律文件有《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网络交易管理办法》《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实施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规章。但是在这些专门法规、规章中对网络交易信用欺诈的法律规制并没有专门立法。
文章认为，信用欺诈需要专门立法，专门立法应针对信用评价体系、针对信用评价机构、针对电商平台，针对电商平台的经营者，针对第三方信用评价平台，明确其法律责任范围。从实体和程序上规制信用欺诈行为，从而净化整个电子商务市场，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二、电子商务信用欺诈专门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一）信用欺诈行为已然成为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阻力
由于电子商务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导致电子商务信用欺诈行为愈加猖狂，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修改信用评价的职业人和团体。消费者也因此对电子商品的现有信用评价存在很多质疑，客观上减损了电子商务的成交量 ，从而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二）高位阶综合性立法可执行性不强
在《电子商务法》这一综合性法律即将出世的前提下，虽然关于信用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制已经入法，但是可操作性并不强，因此综合性立法在实务过程中形如虚设，并起不了法律规制的作用。诚然，高位阶综合性立法的立法意图原本在于使各种行为都有法可依，但是，有法必依还需要专门立法的细化规定。
（三）电子商务信用欺诈专门立法缺失
就如前文所分析的，信用欺诈专门立法空白，需要填补专门法律的空白。散见于其他法律文本中关于信用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制针对性不强，不利于信用欺诈行为的法律定性和入罪。因此，需要出台关于信用欺诈的专门法律，配合《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大高位阶的综合类法律切实起到法律规制的作用。防止综合类高位阶的法律条文变成一纸空文，这违背立法原则和精神，当然也不利于市场秩序的良序运作。
第三章、国外电子商务法律规制的相关立法借鉴
一、 美国行业自律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完善而又符合其市场规律。美国采取以行业自律为主导的模式，相继出台了《犹他州数字签名法》《伊利诺伊州电子商务安全法案》《国际与国内商务电子签名法》《关于远程合同消费者保护指令》《知识产喙ぷ髯楸ǜ妗贰锻络版权责任限制法案》《数字千年版权法案》等法案。主要通过行业自律相关法律规制，在过错责任的限度里面维护电子商务的健康运行。这与美国的经济体制是相辅相成的，尽量降低政府干预，试图通过市场良性循环淘汰掉市场中不正当竞争的各种违法行为。
当然，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但是，对于我国而言，仅仅行业自律的相关法律规制很难解决电子商务中的信用欺诈行为，因为我国电子商务经营者庞杂，行业自律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我国又正处在电子商务已经被信用欺诈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掣肘的困难时期，因此通过专门立法解决当前存在的电子商务中信用欺诈等不正当竞争的问题，最为有效。
二、德国综合性《多媒体法》对我国的借鉴
德国的《多媒体法》是专门针对互联网行为和应用而制定的法律，使得电子商务法律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不同于美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一个新思路。互联网法的独立性使得涉及互联网的违法行为能够很好地“有法可依”，互联网法律部门的独立使得法律对互联网领域的适用性强、法律执行力度强、实用性强、监管力度强。
我国现阶段是与德国一样进行了综合性高位阶立法――《电子商务法》（草案）已经问世。但是，这只是法律规制体系中的一环，远远难以形成严密的法律规制体系，严密的法律规制体系除了需要综合性的立法使法律适用中“有法可依”，还需要专门的立法使其“有法必依”。因此，我国应该在综合立法的前提下不断完善专门立法，从而建立一个严密的电子商务法律规制体系。
第四章、我国电子商务法中对信用欺诈专门立法的建议
一、专门立法的原则
（一）技术中立原则
无论是什么位阶立法原则都要遵循技术中立原则，只有技术中立才能有效规避因技术瑕疵而产生的法律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形。因此，即使是低位阶的专门立法中也应当将技术中立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
（二）尊重已有法律制度的原则
法律作为维护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权威性不容亵渎。法律权威才能使群众信服和更好地遵守。当然，此处并不是说法律永远都是正确的，永远都不能更改，错误的法律条文当然应该予以纠正和修改，但是如果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发展导致原本的法律条文不适用实务的情形应当维护法律的权威。因此，文章作者认为，应该在遵循现有法律制度的原则情况下，以综合性法律《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础上根据实务中的具体出现的法律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此种方式更有利于法律权威性的维护，也有利于新兴法律问题的高效解决。
二、专门立法的具体内容
（一）专门实体性立法需要明确责任主体
在具体的专门立法中，关于电子商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尤其是信用欺诈行为，首先要明确其责任主体，承当过错责任的责任主体应该包括实施信用欺诈行为的经营者以及帮助经营者进行信用欺诈行为的团体或者个人，这个可以借鉴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理论，切实杜绝信用欺诈职业化、团体化的泛滥。其次电子商务公共平台以及电子商务信用评价认证机构都应该承当监督不力的公平责任，这是出于整个市场的和谐稳定，适用于我国具体的国情的法律规定。
（二）专门程序性立法中要运用“大数据”[]确定因果关系
在电子商务的信用欺诈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众多原因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难以认定信用欺诈行为。由于互联网这一特殊的媒介不确定性和虚拟性的特点，导致在实务中很难认定信用欺诈行为，因为传统的因果关系中的客观因素在电子商务中很难取证。因此，要想改变这一被动无奈的局面，需要在传统因果关系中推陈出新，紧跟时代潮流，运用“大数据”来推导出相关关系从而为其认定因果关系提供新的思路。“大数据”的运用并非是传统因果关系的打破，相反是传统因果关系的延伸和发展。是互联网技术发展推动法律进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借鉴国际电子商务的相关规定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的蓬勃发展，跨国电子商务也日益繁盛。在跨国电子商务中需要一套各国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和法律遵从。在20世纪50年代，点在商务立法保护在国际上一时间甚嚣尘上，比如国际组织起草的世界第一部《电子商务示范法》，在对电子商务的各个运作环节做出的详细规定的基础上，更开创了一种新的“功能等同”的立法技术，对以后电子商务立法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和立法规定，从而建立一套适用国际交往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
三、专门立法的位阶效力相对较低
学界里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应该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刚出世的《电子商务法》（草案）响应学界声音而出现。但是综合性的高位阶的《电子商务法》内容面面俱到而空泛，可执行性不强，因此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低位阶的、针对性强的专门立法。这是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
四、完善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法律体系
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法律体系的完善，除了需要完善信用评价的相关立法规定，还需要完善电子商务中其他制度措施的法律规定。因为电子商务整个运转的环节除了生产、销售、消费、售后等几个环节还有物流的环节，一般而言物流的环节被列在售后里面，但是由于电子商务物流的特殊性，其法律规制还需要补充完善。除了物流环节，电子商务中还需要建立单独的信用评价平台，信用评价平台是区别于电子商务公共平台自身信用评价系统，是第三方鉴定和评价机构。单独信用平台的相关立法的设计也对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法律体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法律体系的建设完善中，除了专门立法，还需要相关环节――物流环节的法律规定以及第三方信用评价平台的相关法律条文共同组成切实可行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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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规制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食品安全;政府规制;对策
中图分类号:F20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2005302
1 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现存问题
1.1 食品安全规制机构设置不合理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规制主体主要包括食品安全委员会、卫生部、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以加强对各规制部门的协调、指导,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明确卫生部将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责任。纵观我国食品安全政府规制主体的现实状况,食品安全规制机构设置存在多头规制与规制缺位并存的问题。一方面,现实的经济活动呈现出多样性,并非按照“规制环节”来设计,有些经济活动同时涉及多个“规制环节”,而有些却可能呈现模糊性,很难把其归为某一“规制环节”。另一方面,对食品安全规制的同一方面存在不同的规制部门。这种规制主体与规制对象在理论与现实上的错位,使政府部门按照职责划分都必须管,或是当该问题一时很难明确属于哪一个规制环节时,各个政府规制部门都可以不管。这种规制体制的设置,在运行中暴露出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弊病,使相关部门在行使其规制职责时多头规制和规制缺位同时存在,从而造成了政府资源浪费和规制低效。
1.2 食品安全规制对象管理有失规范
食品安全的规制对象是指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生产经营者及其行为。作为食品市场的供给体,其提供的食品安全与否直接影响到食品市场的秩序。目前,我国食品业尚处于粗放发展阶段,从事农产品和食品经营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这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地位、功能不明确,交易方式落后等问题。因此,食品企业实现规范管理以及产品交易时质量等级化、重量标准化和包装规格化的难度增大。据调查显示,30多万家食品经营企业60%左右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经营条件,约70%没有食品检验能力。这不仅给消费者的经济利益造成了损失,而且对消费者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1.3 食品安全规制立法有待健全
目前,我国制定和出台了许多有关食品安全的规制立法,基本形成了以《食品安全法》为主导、由数部单行法律法规构成的集合法群形态,为我国食品安全规制工作奠定了必要的法律基础。尽管我国在食品安全规制方面的立法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其完整性、系统性及严密性仍有所欠缺。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立法中,一些法律法规内容单薄,对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所导致的食品安全新情况、新问题大多尚未涉及。而且,现已颁布的法律法规大多对食品安全仅做了一些概要性规定,法律法规条文过于笼统,缺乏清晰明确的定义和限制。由于大多为分段立法,法律法规条文相对分散,并且在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导致某些法律法规不协调。
2 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的经验借鉴
2.1 建立高效的食品安全规制机构
建立高效的食品安全规制机构是发达国家食品安全规制的一个显著特征。美国的食品安全程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是由于联邦政府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相应部门一起构成了相互制约、综合有效的食品安全规制体系,实现了对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实行严格的规制。其最高主体机构是1998年成立的“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由农业部、商业部、卫生部、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环境保护局、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等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委员会主席由农业部长、卫生部长、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共同承担,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美国负责食品安全的主要规制机构有设置在美国农业部(USDA)下的食品安全检验署(FSIS)、设置在卫生部(DHHS)下的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和动植物卫生检验署(APHIS)及美国环境保护(EPA)等几个部门。在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的统一协调下,各个部门主要按食品类别进行分工规制,做到了“分工明确、权责并重、疏而不漏”地保障食品安全,从而保护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2.2 重视食品安全规制立法体系建设
健全的食品安全规制立法体系是有效开展规制活动的基本前提。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多建立了涵盖所有食品类别和食品链各环节的规制立法体系,为保障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健康权益提供了保障。日本的食品安全规制立法体系由基本法律和一系列专业、专门法律法规组成。《食品卫生法》和《食品安全基本法》是两大基本法律。《食品卫生法》于1948年颁布并经过多次修订,其宗旨是保护人们远离由于饮食导致的健康危险,改善和促进公众健康,适用于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食品安全基本法》于2003年颁布,该法规定了消费者至上、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从农田到餐桌全程规制等原则。在日本,涉及食品安全的专业、专门法律法规很多,包括食品质量卫生、农产品质量、投入品质量、动物防疫和植物保护等五个方面较为健全的农产品质量立法体系。此外,日本还大幅度修订了食品安全各环节和各品种的规制法,推动了食品安全规制立法体系更臻完善。
2.3 注重“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控制
美国的食品安全政府规制强调从农田到餐桌整个过程的有效控制,规制环节包括养殖、种植、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等;规制对象包括化肥、农药、包装材料、运输工具和食品标签等。通过全程规制,对不安全食品预先加以防范,避免重要环节的缺失,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食品的追溯机制。
美国非常重视HACCP制的实施,并以此作为制定食品安全系统政策的基础。HACCP制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对食品生产经营的整个过程进行危害分析,确定容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环节和关键性的控制点,建立相应地预防措施消除隐患,以避免不安全食品流入市场,其目标在于有效预防和控制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美国的食品召回制也相当完善,而且程序严格、可操作性强。食品召回制具体是指食品企业在获悉食品存在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的缺陷时,依法向政府部门报告,及时通知消费者,并从市场中收回问题产品,积极予以更换、赔偿的有效补救措施,其目的就是及时收回缺陷食品,避免流入市场的缺陷食品对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危害或扩大,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3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的对策
3.1 明确规制机构的权力和责任
完善统一协调、权责明晰的食品安全规制机构是政府有效规制的前提条件。2009年2月通过的《食品安全法》已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划归为卫生部管理,由此强化明确了卫生部在食品安全规制中的责任主体地位。在现有分段规制体制的基础上,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将有利于加强对各有关规制机构的协调、指导。因此,应赋予更多的规制权力和职责给卫生部和食品安全委员会,增强其责任意识,整合有效资源,统筹协调行动。卫生部应统一负责食品安全规制工作,承担食品安全协调职责,这样将有利于改变机构权力各自为政的局面,避免多部门规制造成工作漏洞和资源浪费以及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扯皮等问题,解决规制部门职能交叉、多头规制与规制缺位并存的现状,促进规制工作高效有力地进行。在现有食品安全政府规制体制下,进一步明确各个规制机构的职责。对当前存在职能交叉、多头规制和规制缺位的领域进行清理,对各规制机构所承担的权力和责任进行明确界定,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的食品安全规制体系。应就规制方面存在交叉和重复之处重新进行明确分工,一个规制职能只能由一个机构专门负责,其他机构退出。在制定分工方案时要充分考虑各规制机构的实力,做到优势互补,实力弱的退出或充实到新的负责机构。
3.2 建立规范化的企业自律机制
建立企业自律机制,实现规范化发展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食品企业的责任。食品企业在制定管理规范的过程中,既要切合实际,又要保证企业管理规范的内容全面,包括企业标准、企业定位、企业形象等。完善企业管理规范的核心就是加强制定食品质量安全标准。特别是要加强有关食品标识、相关物流标准,以为规范食品流通领域的正常秩序和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创造条件。尽快建立食品安全检测数据库,为食品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提供基础性条件。大力开展危险性评估等科学方法在制定和修订食品标准过程中进行应用的研究,以提高标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高食品标准的整体水平,提高我国食品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应强化以法律法规、政策为主导,食品企业制定管理规范为主体的形式,促使食品企业形成有效的自律机制以增强信守本行业规范的观念与意识。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积极性,将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纳入规范、健康的轨道,改善企业的公众形象。
3.3 健全食品安全规制立法体系
健全食品安全规制立法在世界各国都被当作一件战略性任务和基础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除了由立法委员会制定法律来对食品安全规制做出较为原则的规定外,大量法律条文的细化和技术性规定都授权行政机关以法令和条例的形势做出。目前,主要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一般通过制定多部法律法规来进行食品安全规制,食品安全规制立法体系已经比较完善。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分段规制的现状,应从食品安全规制的实际需要出发,进一步制定更多的水平性和垂直性的法律法规,以形成《食品安全法》为总领,与其他法律法规相配套的规制立法体系。同时应加强食品安全规制立法的系统性,在制订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必须按照全程规制的理念,抓住食品链中的关键要素和制约环节,逐一加以规范、规定和细化。另外,在立法规定的总体框架下,对食品安全规制部门进行必要的授权。各部门可以根据食品安全的现实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修改或废止相关的法规和标准,特别是对于那些立法环境不成熟、近期不宜立法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可以制定过渡性的暂行规定以解当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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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规制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反不正当竞争法 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 法律规制
随着网络经济的飞速发展，既为全球经济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网络市场，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如“百度竞价排名”、“3Q大战”①等。法律规制的滞后使得各种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互联网市场中恣意妄为，给网络经济，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给网络市场的稳定性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亟待反垄断法规制。
一、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现状及缺陷
1.立法层面
（1）立法权威性不足
目前我国规范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并辅助以各种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②。总体来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法律规范体系。但随着网络经济、技术的飞速发展，现行立法早已跟不上技术革新的步伐，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
首先，相关立法除《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外，大多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诸如此类的多头立法导致了各项立法的效力层次普遍较低、缺乏权威性，不能有力地打击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且，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制定的。距今为止20年过去了，市场经济早已今时不同往日，遑论互联网的兴起、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冲击。仅靠《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十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早已无法应对诸多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次，相关法律条文多以列举式为主，适用范围也相应地局限于列举范围之内，在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暴露出呆板、僵硬的弊端，更加不能有效应对日新月异的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使多数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陷入无法可依的困境，导致立法权威受到极大的减损。
（2）申诉权主体范围狭窄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明确指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是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由此可以推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主体是经营者和消费者。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却规定，“被侵害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将申诉主体范围限于经营者。然而，实践中被侵害的对象往往是消费者，特别是在互网络领域，受侵害的主体绝大多数是作为网络服务接受者的消费者。例如，“软件攻击”会导致消费者计算机无法正常使用、软件无法正常运行。这虽然也损害了经营者公平交易的权利，但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自由选择权。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长此以往，无疑是将网络空间中占绝对多数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排除在外，使其得不到任何保障。
另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3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这一规定是从主体资格的角度出发，将“经营者”限定在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的范围内。其中暗含的条件就是登记注册。而网络市场中很多所谓“经营者”都是未经注册登记、未取得营业执照的组织或个人。这些组织或个人显然不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列举的范围内，当其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如何适用相关法律进行规制呢？与此同时，登记注册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相关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限定为中国国籍。众所周知，互联网是全球范围的网络空间，所涉及的网络交易活动主体并非局限于一国范围。一国经营者经注册登记获得的主体资格能否获得普遍认同及相关案件的管辖问题等都是我们当前网络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制亟须解决的难题。因此，我国现行立法对于适用主体的界定过于狭窄，不能涵盖新型网络经济行为的所有主体，更加无法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及对违法行为的有效规制。
（3）经营者义务和责任规定不足
在网络交易模式日新月异的今天，淘宝、凡客等购物网站的异军突起，网上消费在人们的日常消费中占据着较大的比重。越来越多的网上支付、网上通讯活动使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危害方式更直接、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例如，为实现网上交易，很多消费者都开通了网上银行，并且在网上注册了相关账户，其个人信息、银行账户信息都被储存在相应的云端数据库中。这就为网络经营者实施窃取其他竞争对手的商业信息、对其进行黑客攻击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便利。而且一旦信息泄露，不仅对经营者造成极大的损失，而且对于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并没有对此类情况的相关责任作出规定，导致侵害行为发生后，受害人维权无法可依，法院追究查处难度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效果极差。
网络空间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实施者大多是经营者，本质上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人”。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制，且经营者在虚拟空间进行经营活动的过程中缺乏自律，网络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就成为零成本的绝对获利行为。在利益的驱使下，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势必会愈演愈烈，最终危及网络市场秩序。
2.司法层面
网络交易活动往往是通过数据电文的形式进行传递，纠纷发生时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证据形式，而是一种新的、以数据形式存在的电子证据。由于电子证据形式多样，且刚刚进入司法实践领域，因而司法部门普遍对之认识不足，进而导致司法活动中对电子证据的搜集、管理、采信等过程中出现很多新问题。
司法活动中证据的适用过程包括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四个环节。首先，取证环节。证据的采集是证据适用的基础。一方面，由于网络的特殊性，电子证据往往以网页、电邮、聊天记录等形式出现，网络储存的即时性导致除非用户自行保存，电子证据在云端的储存一般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导致后期司法过程中的取证困难；另一方面，电子证据的采集往往需要聘请专业人员进行，过程较为复杂、成本也相对较高，而目前司法队伍中尚缺乏相关专家队伍，相关设备和技术支持也远不能满足电子证据收集的要求，对于成本收益的考虑也使电子证据的采集面临较多障碍。其次，举证环节。举证是对前一阶段所采集的证据进行筛选的过程。由于缺乏相关证据规则的立法，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何种证据可以作为电子证据的认知较为模糊，相应的对于质证和认证两个环节中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也造成很大的困难。最后，根据我国现行立法规定，证据应当具有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特别是真实性，很可能直接关系到案件判决结果。由于电子数据等很容易被篡改而不易被发现，且大多数法官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司法实践中对于电子证据真实性的判断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同时，在电子证据的运行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与公民隐私权、言论自由权等的冲突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3.执法层面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这说明我国目前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构的，同时在法律法规有授权的情况下，其他任何部门都可以进行监督。这种执法体系有三个明显的弊端：第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严重缺乏独立性，既受上级机关指导，又要受同级政府的领导。在执法过程中免不了要受地方政府的干扰和影响，产生权力寻租现象。第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是行政管理，对于反不正当竞争特别是网络反不正当竞争这一高科技含量、高专业性的执法工作，很难保证执法的效果。而且其本身的行政管理工作就十分繁重，再将这类执法工作交由其承担，势必难以兼顾，很难保证执法效果和及时性。第三，《反不正当竞争法》还规定，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其他部门也有权进行监督检查。这会导致同一执法过程中可能会牵涉多个部门，不仅会导致重复执法的资源浪费现象，也极易造成执法尺度不一、利益冲突、相互推诿等各种影响司法公正、减损司法权威的现象。
二、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
1.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1）扩大申诉权主体范围
如上所述，申诉权主体范围的局限性极大的损害了在网络空间中占有绝对多数的网络用户（即消费者）的利益。故应当将申诉权的适用主体扩大，扩大到所有参与网络经营活动的主体。申诉权主体仅限于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远不能有效规制各种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于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仅是那些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主体，还有更多的接受服务的主体，甚至还包括许多不具有相应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如果不将这些主体纳入适用范围，无疑增加了法律监管、行业自律及用户救济的困难。故在规定适用主体范围时，应当从行为性质而非主体资格出发，尽可能多的把利益相关主体纳入申诉权适用主体的范围，使违法者受到制裁，受害者权益得到保障。
（2）明确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义务和责任
我国现行立法并未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和义务，仅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14条和23条中体现了所谓“避风港原则”③和“红旗原则”④，但也仅仅是一些被动的、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性规定。在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频发且形式日益多样化的今天，给受害人救济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加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自律意识，方便受害者申诉救济，应当在立法上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义务做出明确规定。
第一，形式审查义务。传统避风港原则仅仅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在接到通知后采取审查、删除等措施，但这往往是在侵害已经发生的前提下的事后救济，权利人的名誉、财产等已经受到一定损失。故应当明确审查义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对其网页内容、链接等服务的相关信息进行提前审查，在保证其形式和外观上不会对相关权利人造成损害的前提下提供相关网络服务。
第二，协助义务。由于网络信息领域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在司法实践中相关办案人员往往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对相关司法、执法活动造成障碍。故网络服务提供商在相关案件发生后应当主动向法院提供相关数据资料，协助法院办案活动，提高执法效率，保证司法公正。
第三，明确违法责任。为防止经营者不择手段、不顾后果的追逐利益，不仅需要明确义务以加强自律，更要明确其违法责任。一方面可以增加其违法成本，在进行不正当竞争前提醒其考虑违法后果，悬崖勒马；另一方面还可以明确受害者的申诉依据，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义务与责任的明确能够给网络服务提供商敲响警钟，减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
2.规范司法实践
目前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司法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证据问题，而举证问题中最核心的就是电子证据的采集和认定问题。由于涉及到专业领域，缺乏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证据采信规则，故规范司法实践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出发。
首先，取证环节。一方面，加强对网络交易信息的储存，在交易双方自行保存的基础上，加强监管主体的及时、主动储存。换言之，由法院等监管主体设立专门的网络云端储存平台对网络交易信息进行汇总处理。但云端储存在容量和时效等方面的局限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对所有交易信息永久地储存，因而只有对那些主动加入云端储存计划的交易主体进行一定期限的储存，以2年为宜。另一方面，加强相关取证人员的信息技能培训，同时聘请专业的信息技术人员，特别是在招聘的时候优先招录兼有法学和信息技术背景的司法从业人员。此外，为提高电子证据采集和存储的效率，还应当抓紧实现相关设备和技术的升级换代。其次，举证、质证环节。如上所述，举证是对前一阶段所采集的证据进行筛选的过程。规范司法实践，首先要让相关举证工作有法可依。具言之，要加强学习，深化对电子证据形式、性质等的认知。而且要加强对电子证据真实性的辨别，借鉴民法相关证据认定、证明力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对不同形式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给予明确规定，既能强化举证、质证环节关于证据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的判断，也能有效规范司法实践。最后，强化司法建设，提高司法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正是由于大多数司法从业人员缺乏电子证据相关专业知识，才导致许多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案件无所适从、无据可依。只有提高司法人员专业素质，才能实现对电子证据来源、真实性等方面的严格审查，才能明确相关证据链、证明力等方面的判断。同时，为提高司法效率，还可以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在“3Q”大战中，专家辅助人对于案件相关专业领域的事实认定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相关司法人员和专家辅助人的密切合作的基础上，在法律明文规定证据标准的同时，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保证司法活动的合理有据，提高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最后，在电子证据的运行过程中，还应当着力保护公民隐私权、言论自由权等，实现法律规制与公民宪法权利的良性互动。
3.完善执法体系
随着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日新月异，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过程中的弊端日益凸显。欲提高反不正当执法效率、完善执法体系，就应当建立一个独立的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构。一方面，它是一个仅受上级管辖的中立机构，不会受到地方行政部门的影响，能够有效避免权力寻租的现象。其次，它将实现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权的统一，由独立的、权力无涉的机构统筹执法工作。既能实现统一、标准执法，也能有效避免重复执法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现象。同时，权责主体的明确和统一，也能减少利益博弈、相互推诿等减损司法权威的现象发生。最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权的收拢也能解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使其有更多的精力投入行政管理工作中去，有效防止执法低效的同时， 极大地减轻了其工作负担。
三、结语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更新换代的频率越来越快，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是层出不穷，使得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制工作一时间难以有效应对。鉴于此，本文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方面展开研究，分析了当前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所存在的问题，针对现状及困境提出：坚特征及表现形式的基础上，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方面展开研究，针对现存规制体系所存在的缺陷和困境，提出扩大申诉权主体范围、明确义务和责任等立法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司法实践、建立独立额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构等完善意见。唯有如此，才能有效规制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良好的网络市场竞争秩序。但随着网络经济的飞速发展，网络相关主体的自我约束也同样不容忽视，也将成为今后规范网络市场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重点。
注释：
①2011年，奇虎公司指控腾讯公司滥用在即时通讯软件及服务相关市场上的支配地位，限制用户与奇虎公司进行交易等。
②国务院针对管理网络服务颁布的行政法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与《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针对网络问题做出的一系列司法解释、部门性规章：《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移电子信息形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屯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等。
③ “避风港”原则是指在发生著作权侵权案件时，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如果其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在ISP的服务器上存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ISP不承担侵权责任，包括两部分，“通知+移除”。
④“红旗”原则是“避风港”原则的例外适用，红旗原则指如果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是红旗一样飘扬，网络服务商就不能装做看不见，或以不知道侵权的理由来推脱责任，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移除链接的话，就算权利人没有发出过通知，我们也应认定这个设链者知道第三方是侵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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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规制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规制
目前，世界上80%以上的商品贸易通过海路运输进行，经海路运输并在世界各地的港口装卸的货物占全球贸易价值的70%以上，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甚至更高。可见，海运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国已经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以下简称GATS）上签字。我国的海运服务贸易，须遵循我国的入世承诺。因此，在法治的框架下促进我国航运服务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国家经济生活的重要部分，而在源头上规制好海运服务贸易无疑意义重大。
一、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规制基本问题界定
（一）服务贸易及海运服务的概念
服务贸易，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规定国际服务贸易具体包括四种方式：（1）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2）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3）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4）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海运服务涉及领域较广，主要是指以船舶为工具，从事跨越海洋运送货物和旅客运输服务以及相关辅助服务部门。其中，运输服务可以分为国内运输和国际运输，GATS所规范并努力促使其自由化开放的仅指的是国际运输范畴的海运服务。在WTO的第MTN.GNS/W/120号文件《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1] 中，将"海运服务"（Maritime transport Services）列入第十一类"运输服务"（TRANSPORT SERVICES）中的A项，其内容包括六个方面：旅客运输（Passenger transportation）；货物运输（Freight transportation）；船舶及船员租赁（Rental of vessels with crew）；船舶的维护和保养（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vessels）；拖驳服务（Pushing and towing services）；海运支持服务（Supporting services for maritime transport）。这六项内容，前两项是海上运输服务，后四项是海运辅助服务。由此可见，GATS所指的海运服务应是海上运输和海运辅助服务两类。
（二）GATS框架下的海运服务市场准入
市场准入（Market Access），根据GATS的第16条规定，作为GATS中的一项特定义务，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点。GATS允许各成员方根据其本国情况对不同服务门类的市场准入条件作限制，分步骤进行服务市场自由化。在海运服务市场准入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非常明显，即使是发达国家内部，在海运企业实力上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所以有关海运服务的市场准入，各成员方可根据本国海运服务情况，对本国的海运服务市场准入作限制规定。由于在GATS中，市场准入被列入第三部分"具体承诺"中，这即表明市场准入并非成员方的一般义务，其具体承诺范围需要成员各方根据自己的实力特别承诺其开放领域，经多边谈判来协定。[2] GATS第16条规定，成员方一旦准备承担市场准入方面的义务，开放国内市场，则它给予其他成员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根据其承诺表中所同意和规定的期限、限制和条件。市场准入制度实质是成员国许可外国商品或服务的进入，其目的在于促进服务贸易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而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一种限制。在海运服务贸易中，实现海运服务市场自由化和开放，才是GATS中对于市场准入规定的重要目标。
（三）法律规制的概念
"规制"（Regulation或Regulatory Constraint）来自西方的政府规制理论。在西方，政府规制理论是近三十年来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机构如何利用政策、法规对微观经济行为进行规制和制约。目前，该理论的研究成果在政府规制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3] 英文单词"Regulation"或"Regulatory Constraint"，在我国被翻译为"规制"或"政府规制"，是指有规定的管理或是有法律规制的制约。"规制"作为西方政府规制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学界对它的理解看法不一。日本学者金泽良雄认为，规制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广义的失灵）为目的，政府干涉经济主体（特别是对企业）活动的行为"。美国学者斯蒂格勒认为"作为一种规则，规则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规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规制产业自己服务的"。所以，规制是指政府（广义的政府，国家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所进行的规范和制约。[4] 从规制的这一定义可引申出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规制的定义。所谓海运服务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制是指国家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海运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所进行的规范和制约。
二、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规制分析
（一）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规制现状分析
1、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承诺范围。我国在海运服务贸易方面对WTO的承诺主要体现在国际海运服务、海运辅助服务、集装箱服务、海运服务和国内航行权等方面，承诺的基本内容如下：（1）国际海运服务：海运服务提供商可以在中国设立合资的船运公司；外资公司的占股比例不得超过49%；合资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总经理必须有中方人员担任；（2）海运辅助服务：国外合作方只能以合资形式进入这一部门，但是允许外资占有超过半数的股份；（3）海运服务：国外合作方只能以合资形式进入这一部门，外资占股不得超过49%；（4）国内航行权：国外的船只能在通往港口的航线上航行。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有关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方面做出的承诺已经属于较高的开放水平。
2、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我国目前有关海运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海商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港口法》、《国际海运条例》、《船舶登记条例》、《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航道管理条例》、《航标条例》、《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船员条例》等法律法规。其中，我国有关国际海运服务市场准入的承诺通过《海运条例》第32条加以体现，并在商业存在形式中增加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在海运服务方面，《海运条例》第33条规定，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外商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其它有关规定投资设立外商独资企业，为其拥有或者经营的船舶提供承揽货物、代签提单、代结算运费、代签合同等船舶业务，而不是仅限于合资企业的形式。由该条规定可见，我国有关船舶服务实际开放程度要高于承诺。此外，《海运条例》将无船承运业务和国际船舶视为两种不同的海运服务，对无船承运是否向外资开放未作规定，而我国在入世承诺表中也只是针对国际船舶做出了开放承诺。[8] 除《海运条例》外，我国对外资市场准入方面的规定还有：（1）交通部《关于进一步对外开放航运市场的指示》，该指示规定通过双边协议，在对等条件下允许外商在华设立独资子公司办理航运业务；允许外商在华设立航运合资企业；（2）交通部《关于深化改革屯扩大开放、加快交通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依照对等原则，经批准允许外国船公司开办独资或合资航务企业，从事自有船舶的揽货、签单、结汇和签订海运业务合同；允许外商以合资形式经营装卸、仓储业务；（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革国际海洋运输管理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允许外国船公司开办独资或合资航务企业，从事自有船舶的揽货、签单、结汇和签订海运业务合同；目前国内船公司无力开辟的航线或班轮不够密集的航线依照对等原则吸引外资班轮挂靠我国港口；（4）交通部《关于贯彻实施的通知》规定允许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经营我国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业务，规定了新申请成立的企业经营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的限制条件。[9] 以上行政指导意见及工作通知，在法理上虽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但仍可体现我国对海运服务市场践行有序开放及逐步自由化的努力，这些制度对我国海运服务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不能忽视的作用。
（二）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规制存在问题分析
纵观我国有关海运业的法律法规及指导政策，发现我国的海运服务市场管理法律规制还存在以下问题：（1）法律规制对民族海运企业扶植力度不够。世界各国对本国海运业扶植的主要措施有货载保留、货载分配和补贴政策等。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取消了货载保留和造船贷款优惠等措施，导致我国船舶航运成本远远高于外国船舶，我国船舶占有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承载量比例下降，导致许多企业到国外造船或挂方便旗。这样直接导致了我国税收流失，并影响造船业、船检业的发展。按照GATS的规定，海运服务贸易自由化是渐进的过程，市场开放的步伐迈的过大，超越民族海运业的承受能力，反而会阻碍民族海运企业的发展；（2）海运管理立法不足。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海运基础设施、技术规范、行业管理等方面的立法已经有了较大进步，但是面对海运业的逐步开放与挑战，海运管理的法律体系仍需要丰富完善。除了在立法数量上不足外，现有的法律法规在效力等级上仍然不足，目前我国有关海运立法大多是行政法规和规章，法律效力层次较低，而且大部分法规制定的时间距今已较长，未能适应海运市场出现的新问题，使得问题难以及时应对。如有关海运服务方面的法律规范至今仍是空缺，海运服务的发展随着海运业的繁荣也逐渐蓬勃，海运服务的形式也在不断地更新，因此，海运服务作为海运服务中的重要部分，对于海运服务的规范和约束也应受到相关立法、行政部门的重视。由于立法进程过慢，容易导致我国海运市场管理出现无法可依的现象，不利于我国海运服务业的市场的有序发展；（3）法律法规冲突。我国的立法模式实行分级立法的模式，地方立法机关及政府可以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法规、规章。就海运服务业而言，沿海开放地区的对外贸易及海运服务发展较快，有关法规规章制定的步伐也较快，从而容易出现地方法规规章与国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出现冲突，尤其是外资的鼓励和优惠措施方面容易出现冲突的现象。对此，国家应予高度重视，及时清理并废止与国家法律法规不相符的地方性法规规章，避免损害我国法律的有效性、统一性。
三、完善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法律规制体系
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准入方面的承诺已处于较高的开放水平，在海运服务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国内法律规制与GATS以及相关国际公约、双边或多边协定的契合，是目前完善我国海运服务市场法律规制的首要任务。美国、欧盟、北欧国家和日本等国，对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十分重视，要求我国扩大、深化海运市场的开放，并且这些国家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我们与这些国家就海运服务问题进行磋商的同时，也应该借鉴他国有关海运方面的法律规制，健全我国有关海运服务市场准入的法律规范，建立系统的海运服务法律规制体系，从而在全球海运市场逐步开放中，保障我国海运服务业的蓬勃发展。
为了更好地规范我国海运服务贸易市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促进我国海运业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借鉴并超越世界海运大国，我国需要逐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并顺应时展需要的海运服务法律体系。在完善我国海运服务法律规制体系的过程中，制定科学可行的海运服务立法规划，完善与海运服务立法相关的各个环节，建立一个分类明确、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内容全面的国际海运服务法律体系。从法律政策上加大民族海运企业扶植力度，整合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海运企业国际竞争力。同时，协调立法过程中各部门利益的平衡，统筹兼顾船方、货方、港口方及相关部门的利益关系，根据WTO及GATS相关规则要求，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完善我国航运管理体制。此外，还应注重法律法规之间协调与衔接，避免有关海运方面的法律规范与其他部门法相冲突、矛盾和抵触，并及时完善其他海运服务配套法律法规。如海商法、海事诉讼与海事仲裁方面法律的更新与完善。
总之，我国海运服务法律规制体系应当以海运服务市场管理法为核心，结合调整海运服务中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海商法、海事诉讼与仲裁法律制度，构建一个在形式上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在内容上门类齐全、相互连贯的海运服务法律规制体系，从而践行我国海运服务贸易具体承诺，推动我国海运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我国海运服务立法的完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相信我国的海运服务立法会随着海运服务的逐步开放，而日益完善、健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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