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缝控制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2 10:55:32
裂缝控制论文范文第1篇
2.大体积混凝土的浇筑方案大体积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工业建筑中多为设备基础、高层建筑中的厚大基础底板等，这类结构由于承受巨大的荷载，整体性要求高，往往不允许留施工缝，要求一次浇筑完毕。因此，每遇到此类结构，在施工前，我就定出混凝土的施工方案，可分为全面分层、分段分层、斜面分层三种。
2.1全面分层浇筑方案。是将结构全面分成厚度相等的浇筑层，每层皆从一边向另一边推进浇筑，要求每层混凝土必须在下面一层混凝土初凝前浇筑完毕。采用该方案时，结构的平面尺寸不宜过大，否则混凝土强度（指单位时间内浇筑混凝土的数量）过大，造成施工困难。
2.2分段分层浇筑方案将结构适当分成若干段，每段再分若干层，逐层逐段浇筑混凝土，该方案适用于厚度不大而面积或长度较大的结构。(3)斜面分层浇筑方案。当结构长度较大而厚度不大时，可采用斜面分层浇筑方案。浇筑时混凝土一次浇筑到顶，让混凝土自然流淌，形成一定的斜面。这时混凝土的振捣应从下端开始，逐步向上，这种方案较适合泵送混凝土工艺，因为可免去混凝土输送管反复拆装。
3分析大体积混凝土裂缝产生的原因
3.1干缩裂缝。混凝土干缩主要和混凝土的水灰比、水泥的成分、水泥的用量、集料的性质和用量、外加剂的用量等有关。是混凝土内外水分蒸发程度不同而导致变形不同的结果：混凝土受外部条件的影响，表面水分损失过快，变形较大，内部湿度变化较小变形较小，较大的表面干缩变形受到混凝土内部约束，产生较大拉应力而产生裂缝。
3.2塑性收缩裂缝。塑性收缩裂缝一般在干热或大风天气出现，裂缝多呈中间宽、两端细，且长短不一，互不连贯状态。常发生在混凝土板或比表面积较大的墙面上，较短的裂缝一般长20～30cm，较长的裂缝可达2～3m，宽1～5mm。从外观分为无规则网络状和稍有规则的斜纹状或反映出混凝土布筋情况和混凝土构件截面变化等规则的形状，深度一般3～10cm，通常延伸不到混凝土板的边缘。
3.3沉陷裂缝。沉陷裂缝的产生是由于结构地基土质不匀、松软，或回填土不实或浸水而造成不均匀沉降所致。或者因为模板刚度不足，模板支撑间距过大或支撑底部松动等导致混凝土出现沉陷裂缝。特别是在冬季，模板支撑在冻土上，冻土化冻后产生不均匀沉降，致使混凝土结构产生裂缝。
3.4温度裂缝。温度裂缝多发生在大体积混凝土表面或温差变化较大地区的混凝土结构中。混凝土浇注后，在硬化过程中，水泥水化产生大量的水化热。由于混凝土的体积较大，大量的水化热聚积在混凝土内部而不易散发，导致内部温度急剧上升。而混凝土表面散热较快，这样就形成内外的较大温差。较大的温差造成混凝土内部与外部热胀冷缩的程度不同，使混凝土表面产生一定的拉应力。当拉应力超过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极限时，混凝土表面就会产生裂缝，这种裂缝多发生在混凝土施工中后期。
4.对大体积混凝土裂缝采用材料控制技术
4.1水泥的合理选取。优先选用收缩小的或具有微膨胀性的水泥。因为这种水泥在水化膨胀期（1～5d）可产生一定的预压应力，而在水化后期预压应力部分抵消温度徐变应力，减少混凝土内的拉应力，提高混凝土的抗裂能力。
4.2骨料的合理选取。选择线膨胀系数小、岩石弹性模量低、表面清洁无弱包裹层、级配良好的骨料，这样可以获得较小的空隙率及表面积，从而减少水泥的用量，降低水化热，减少干缩，减小了混凝土裂缝的开展。
4.3尽可能减少水的用量。混凝土具有双重作用，水化反应离不开水的存在，但多余水贮存于混凝土体内，不仅会对混凝土的凝胶体结构和骨料与凝胶体间的界面过度区间的结构发展带来影响，而且一旦这些水分损失后，凝胶体体积会收缩，如果收缩产生的内应力超过界面过度区间的抗力，就有可能在此界面区产生微裂缝，降低混凝土内部抵抗拉应力的能力。
5.加强混凝土的养护混凝土拌合物经浇筑捣密后，即进入静置养护期，其中水泥和水逐渐起水化作用而增长强度。在这期间应该设法为水泥的顺利水化创造条件，称混凝土的养护。水泥的水化要有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温度的高低主要影响水泥水化的速度，而湿度条件则影响水泥水化能力。混凝土如在炎热气候下浇筑，又不及时洒水养护，会使混凝土中的水分蒸发过快，出现脱水现象，使已形成凝胶状态的水泥颗粒不能充分水化，不能转化为稳定的结晶而失去了粘结力，混凝土表面就会出现片状或粉状剥落，降低了混凝土的强度，另外，混凝土过早失水，还会因收缩变形而出现干缩裂缝，影响混凝土的整体性和耐久性。所以在一定温度条件下混凝土养护的关键是防止混凝土脱水。
6.掺入外加剂与掺合材料提高混凝土耐久性
6.1粉煤灰。混凝土中掺用粉煤灰后，可提高混凝土的抗渗性、耐久性，减少收缩，降低胶凝材料体系的水化热，提高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抑制碱集料反应，减少新拌混凝土的泌水等。这些诸多好处均将有利于提高混凝土的抗裂性能。但是同时会显着降低混凝土的早期强度，对抗裂不利。试验表明，当粉煤灰取代率超过20%时，对混凝土早期强度影响较大，对于抗裂尤其不利。
6.2硅粉。（1）抗冻性：微硅粉在经过300～500次快速冻解循环，相对弹性模量隆低10～20%，而普通混凝土通过25～50次循环，相对弹性模量隆低为30～73%.（2）早强性：微硅粉混凝土使诱导期缩短，具有早强的特性。（3）抗冲磨、控空蚀性：微硅粉混凝土比普通混凝土抗冲磨能力提高0.5～2.5倍，抗空蚀能力提高3～16倍。
6.3减水剂。缓凝高效减水剂能够提高混凝土的抗拉强度，并对减少混凝土单位用水量和胶凝材料用量，改善新拌混凝土的工作度，提高硬化混凝土的力学、热学、变形等性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6.4引气剂。引气剂除了能显着提高混凝土抗冻融循环和抗侵蚀环境的能力外，能起着降低新拌混凝土的泌水，提高混凝土的工作度，降低混凝土的弹性模量，优化混凝土体内微观结构，提高混凝土的抗冻性能。
7.结束语总之，大体积混凝土结构裂缝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各类裂缝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几种：一是结构型裂缝，由外荷载引起的。对外荷载引起的裂缝可通过计算予以控制；二是材料型裂缝，主要由温度应力和混凝土的收缩引起的。因此，首先应根据裂缝的特征，分析裂缝产生的原因，再考虑采取相应的预防或处理措施。对混凝土温度裂缝的预防首先在配料方面就应选用级配良好的骨料，严格控制砂、石的含泥量，降低水灰比以提高混凝土的密实性和抗拉性能；浇筑混凝土时可采用分层浇筑加快热量散发；浇筑混凝土后应加强养护并应注意构件升温、降温过快而引起过大的温度应力等等。合理配置构造钢筋对预防裂缝也能起到较好的效果，所以施工中应重视有关构造规定，还要注意在工程实践中积累和吸取经验。【摘要】大体积混凝土的裂缝问题是实际工程中长期困扰工程技术人员的问题，其控制技术的研究是混凝土结构研究的热点问题，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潜伏的工程背景。
裂缝控制论文范文第2篇
在混凝土楼板的浇筑过程中，由于施工人员的长时间振捣，结果使混凝土中的石子﹑骨料下沉，浆体上浮，造成作业面砂浆层。这就使它的干缩性能增大，等到水分蒸发后，混凝土失去水分而变得更加干燥，从而使毛细孔收缩或沉缩引起了混凝土楼板的龟裂。（1）由于在施工中各工种操作人员没有相互配合，人为地将楼板钢筋的成品（板面负筋）踏坏﹑压弯，出现了支座的负弯矩，在浇筑混凝土后便出现了板面裂缝。（2）在施工中由于要提前预埋线管，而且加上预埋线管外表光滑，混凝土经过振捣，石子滑落，水泥砂浆浮于预埋线管上层，这就会使混凝土楼板沿管线预埋方向产生干缩裂缝。（3）施工方为了赶超进度，节约替换模板和支撑系统，当混凝土没有达到规定的强度标准时，操作人员就过早地将模板拆除；或者在混凝土还没有完全终凝后，就在上面加压重荷，甚至上人作业等。这都会使混凝土楼板的弹性发生变性，破坏混凝土楼板结构，从而出现裂缝。（4）混凝土浇筑后，还有大量的水化热量得不到散发，在内部就产生了温度应力。由于混凝土抗拉强度低，容易被温度引起的拉应力拉裂，从而产生温度裂缝，这就给施工后的养护带来了难度。如果在楼板养护时没有采取覆盖或覆盖措施不到位，养护时间不够，也会使楼板产生裂缝。
因此，民居工程的施工中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控制商品混凝土楼板裂缝的发生。施工方要选择有资质的商品混凝土生产厂家，根据混凝土强度等级﹑和易性及实验室配合比的要求，确定各种标号混凝土配合比，严格按照配合比控制水灰比和水泥用量；选择级配良好的石子，减少孔隙率以减少收缩量；严格控制砂子的含泥量﹑泥块含量，采用中粗砂，避免使用过量粉砂。同时，要求严格审查出厂合格证及设计配合比报告，严格控制混凝土的坍落度，以便提高它的抗裂性能。
先进合理的施工技术和方法，不仅能降低建筑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还能有效控制混凝土楼板的裂缝。（1）梁、柱浇筑完成后，制定混凝土楼板施工方案，并对楼板模板支撑系统编制专项施工方案。要求模板及支撑系统除满足强度要求外，还必须有足够的刚度和稳定性；而且根据工期要求要准备充足的模板，以确保按标准﹑按要求拆除模板。梁、板、柱宜采用同一标号混凝土。（2）混凝土浇筑前，应将模板用水浇湿润，避免模板干燥而吸收水分。同时，要严格控制振捣时间，以防止混凝土产生不均匀沉降收缩，使楼板出现裂缝。（3）现浇楼板中的预埋线管必须布置在底部钢筋网片之上，交叉布线处可采用接线盒集中钢筋网带，严禁将水管水平埋设在现浇混凝土楼板中；而且在埋管集中的地方，切不可管与管紧密相列，要留有适当的间距。（4）现浇混凝土楼板浇筑完毕后，应在12h内进行覆盖并作保湿养护，12h后应浇水养护，养护时间不得少于1个星期。对于掺用缓凝型外加剂的混凝土，养护时间不得少于2个星期。同时，对于已浇筑完毕的混凝土楼板，严格禁止人或重物加荷其上，以防止浇筑混凝土楼板结构的人为破坏，从而导致裂缝的出现。综上所述，混凝土楼板裂缝是混凝土结构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它的出现不仅会降低居民楼层与层之间的抗渗能力，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还会降低楼板的耐久性，影响整个居民楼的使用寿命。因此，建筑施工单位必须严格加强混凝土原材料的质量控制、混凝土生产质量控制和现浇混凝土楼板施工质量管理，民居工程中混凝土楼板的裂缝就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本文作者：柴燕仑工作单位：大同煤矿集团公司企划部
裂缝控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地下室事故处理
近年来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逐渐普遍，由于功能要求，地下室往往面积大，体量大，超过设置伸缩缝的最小间距。地下室砼因裂缝导致渗漏水的现象非常严重，有的甚至影响到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和安全。
一、开裂情况：
地下室侧壁开裂的情况比较多，裂缝宽度小于0.5mm、间距1—4m、长度有的贯通墙壁全高，侧壁两端附近裂缝较少，中部附近较多。
裂缝往往在砼浇筑的60天之内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裂缝数量增多，部分裂缝加宽。尤其是在进入冬季气温骤变的时候。
二、裂缝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
砼结构裂缝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概括起来有两类原因，一种由外荷载引起的，因结构承载力不足而发生变形，另一种是结构因温差，收缩徐变，不均匀沉降等因素引起。据统计，在工程实践中，由后者（变形荷载）引起的裂缝约占80-85%，地下室砼裂缝大多数属于后者。
砼在浇筑后，由于水泥的水化作用，释放大量的水化热，因为砼构件表面与构件截面中部温差超过25℃就引起砼内部裂缝，构件表面温度和周围空气温差超过25℃，就引起构件表面裂缝。砼浇筑后温度提高，砼初期体积有微膨胀作用，以后温度下降体积急剧收缩。砼除了温度收缩外，还有较大的化学收缩和干燥收缩，砼早期（10天-15天）极限拉伸很低，这造成砼的早期裂缝。因砼的收缩，较高的弹性模量和早期低徐变，会使砼内部产生较大的拉应力，超过砼的极限拉伸，则是造成砼后期裂缝的主要原因。
砼在浇筑一个月左右，完成收缩40%。60天内完成收缩65%，20年后完砼收缩的98%。砼的收缩变形是一个初期大，以后逐渐减少的过程。
2、间接原因：
边界条件如地基和侧面土对砼构件的变形约束作用，砼构件的刚度差异，使砼变形不协调。
侧壁砼浇捣时地板刚度大，受到地板的刚度约束，早期形成压应力，后期砼温度下降，产生拉应力，当拉应力大于钢筋的抗拉强度时则出现裂缝。
砼变形与限制膨胀条件有关。当气温上升时，地板和底板砼因为温度升高而向外膨胀，侧壁和地板相互约束，在侧壁的外侧形成垂直裂缝，当地板和顶板受冷收缩时，侧壁内侧形成垂直裂缝。由于侧壁在边角部分受到的变形量比中部大，同时纵横侧壁的相互约束，因而侧壁两端附近裂缝小，中部附近裂缝多。
侧壁内有柱时，由于截面突变，刚度有差异，侧壁的变形受到柱的约束，往往产生应力集中，在离柱子1∽2m的墙体上易出现纵向收缩裂缝。
三、控制裂缝的措施
根据《砼规》，现浇钢筋砼地下室墙壁最大间距为20m（室外）、30m（室内或土中），而又同时说明了对下列情况，如有充分依据和可靠措施，伸缩缝最大间距可适当加大；
①砼浇筑采用后浇带分段施工。
②采用专门的预应力措施。
③采取能减少砼温度变化或砼收缩的措施。
当增大伸缩缝间距时，尚应考虑温度变化和砼收缩对结构的影响。
伸缩缝虽然是根本解决砼收缩裂缝的措施，也有许多缺点，主要是造价高，地下室不能连成整体，影响功能，伸缩缝的防水处理比较麻烦，防水效果并不理想，同时近几年来超长砼结构的无缝设计与施工技术不断实践与发展，且有许多成功的工程应用，取得良好的效益。
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以下这点：
1、补偿收缩砼
即在砼中渗入UEA、HEA等微膨胀剂。例如用UEA膨胀剂，以10~20%等量取代水泥，拌制成补偿收缩砼，其限制膨胀率ξ2=0.02~0.05%，按公式α=µESξ2，可在砼中建立0.2~0.7MPa的预压应力，从而抵制砼在硬化过程中全部或大部分拉应力，以砼的膨胀值减去砼的最终收缩值的差值大于或等于砼的极限拉伸即可控制裂缝:ξ2–Sm≧ξp,使砼结构不裂。
2、膨胀带
由于砼中膨胀剂的膨胀变形不会与砼的早期收缩变形完全补偿，为了实现砼连续浇注无缝施工而设置的补偿收缩砼带，根据一些工程实践，一般超过60m设置膨胀加强带。
膨胀带要求设置在砼收缩应力发生最大部位，一般地板和侧墙长度方向的中间位置。对于超过普通砼伸缩缝设置间距的超长砼结构，要进行连续无缝施工可设置多条膨胀加强带。
作用：①膨胀加强带砼的设计强度常比相邻的砼设计强度提高5MPa-10MPa，从而提高膨胀加强带砼的抗拉强度，防止砼在此部位开裂。
②膨胀带内砼的膨胀剂应比带外其它砼掺量高一点，产生较大膨胀，而两侧砼的膨胀率较小，形成中部大两边小的膨胀区，从而补偿相应的收缩曲线，使任意长度可以不设伸缩缝。
做法：膨胀加强带宽2-3m，带的两侧布置中5mm的密孔钢丝网，将带内砼和带外砼分开，为的是不让砼中石子通过，钢丝网垂直布置在上下层（或内外层）钢筋之间，网两端分别绑扎在钢筋上。
膨胀带内增设10%水平温度加强钢筋。与膨胀带方向垂直布置，两端伸出膨胀带2m各与上下层（内外层）钢筋固定，配筋直径减小，间距加密。
由于设置膨胀带主要是为了避免砼早期收缩变形，故膨胀带的保留时间可为10—15天，这比传统后浇带缩短30天的工期。满足工程连续无缝设计施工的要求。
3、后浇带
后浇带作为膨胀加强带一样作为砼早期短时期释放约
束力的一种技术措施，较长久性变形缝已有很大的改进并广泛任用。
根据文献②：结构长度是影响温度应力的因素之一，但只在一方范围对温度收缩应力较为显著，因此设置后浇带是“先放后抗、以放为主”的主要技术措施。
后浇带的设计做法也各不相同。尤其是带内钢筋是否断开，有的不但钢筋连续，还做加强筋连接。带的宽度具体多少为宜各不相同，笔者认为：
①尽量减少穿越后浇带钢筋的总量，以尽可能释放砼的收缩应力。对于楼板内钢筋和侧壁，由于焊接或搭接施工比较方便均应作断开处理。由于梁钢筋连接焊接等施工比较困难，可以留一部分连续钢筋，尽量切断梁腹纵向钢筋和梁顶纵筋截断，保留梁底钢筋连续贯通。
②后浇带宽度内钢筋抗拉刚度EAs远比后浇带两侧砼的抗拉刚度EA小，拉伸变形将主要由后浇带宽度范围内的钢筋提供，对于钢筋全部截断的后浇带，理论上宽度仅有100mm就可以了，为施工方便常取800-1000mm,但对于钢筋连续的后浇带，尽可能增大后浇带的宽度。
③后浇带保留时间为42~60d，一般为60d，这样早期温差和砼收缩完成30—50%。
④材料：用高一等级的微膨胀砼封闭，并进行不少于15d的砼养护。
⑤位置：设在梁墙内力较小位置，后浇带间距为30~40m。后浇带可做成企口式，在浇砼前，必须凿毛清理干净。
4、提高钢筋砼的抗拉能力
砼的抗裂能力取决于砼的极限拉伸值，根据有关资料：混凝土的极限拉伸值与配筋有关。固此，砼应考虑增加抗变形钢筋，即增强对砼由于长期干缩和气温度化引起的热胀冷缩的抗变形能力。对于侧壁，增加水平温度筋，在砼面层起强化作用。选择冷轧带肋钢筋，冷轧扭钢筋，明显增强砼的抗裂能力。
在墙柱连接处设水平附加筋，附加筋的长度为1500∽2000mm,配筋率提高10%∽15%。
钢筋在保持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根据直经小，钢筋布置间距密的方式选择钢筋，能减少裂缝的最大宽度。同时也要考虑砼易于振捣密实。
《砼规》规定：地下室等与土体直接接触的砼构件最大裂缝宽度充许值为0.2mm。当裂缝宽度为0.1~0.2mm，水进入砼与水泥产生反应，砼具有自愈能力。裂缝若控制在0.1mm以内时，则所配钢筋数量增多而不经济。
侧壁受底板和顶板的约束，砼胀缩不一致，可在墙体中部设一道水平暗梁抵抗拉力，水平构造筋放在竖筋的外侧，有利于控制墙体裂缝的发生。
5、施工措施
①优化砼配合比设计：通过试验优选合适的外加剂和掺合料，适当降低水灰比和减少水泥用量，选用水化热低的矿渣硅酸盐水泥，选用优质粉煤灰，砂和石含泥量要小，级配良好。
②砼应严格振捣密实，提高砼密实度。
③落实好砼浇筑后的养护措施，尽量做好保湿保温养护，既可使砼初期获得更高的强度，还可减少砼的温度应力与收缩应力，养护时间在14d以上。
④降低室外温差的影响。夏季施工时应尽量避免在烈日下浇筑楼板砼。降低砼的入模温度。地板垫层上干铺油毡作滑动层。地下室四周土要及时回填，且应分层夯实，既加强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部位，又可尽快避免室外温度变化对侧壁的影响。
四、工程实例
广州某住宅小区，地上为10栋6层的住宅，地下由一层地下室连成一个整体，长度150m，宽度95m，相当于大底盘多塔楼结构。
地下室未设伸缩缝，为了有效克服砼的收缩裂缝，在地下室钢筋砼结构中掺10%的HEA膨胀剂（内掺量），做成补偿收缩砼。
长边方向设3条后浇带，宽度方向设2条后浇带，后浇带沿住宅之间的道路位置，地下室底板、顶板和侧壁贯通设置。梁钢筋连续，板和侧壁钢筋断开，后浇带做成弯折线形，避免钢筋在一条直线上断开，保留时间为60天，封闭前把钢筋焊接。后浇带宽度为1.0m。为保险起见，预先在底板和侧壁后浇带设置止水带和多道外防水以加强防水。
顶板在室外道路部分，覆土1米厚，既可铺设设备管道，也作为顶板的保温隔热层。底板采用厚板形式，双层双向配筋。侧壁厚300，C30砼，适当加强了侧壁水平钢筋作为抗拉筋。采用严格的施工措施，加强振捣密实和养护，侧壁外及时回填土并夯实，工程建成后观测，地下室使用情况良好。
参考文献: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王铁梦工程结构裂缝控制
裂缝控制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重力式支挡结构；评估体系；影响因素；评估技术；
中图分类号：TU457文献标识码：A
1概述
重力式支挡结构被广泛应用于铁路及公路支挡结构设计中[1]。既有铁路运营过程中，在线路提速或轴重加大后，作用在路基面上的动应力将大幅增加[2]。既有线路经过一定运营期后，重力式支挡结构工作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既有重力式支挡结构如何保证运营的安全，这是工程技术人员最为关心的问题。目前，我国在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方面的研究较少，特别需要加强此领域的研究工作。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是在一定的评估体系下，对其安全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确定评估单元，再应用各种安全评估方法对其安全状况进行评判，并据此提出维护和加强的措施。
2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体系
2.1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体系的目标
建立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体系，是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时的理论依据。其目标
是对铁路、公路等交通工程系统安全性、可靠性、可用性、可维护性的各种指标进行评估，以达到最低事故率、最少损失、最少维护率及最优投资效益。
2.2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体系的构成
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体系主要由安全预评估、设计审核安全评估、施工安全评估、验收安全评估、安全现状定期安全评估（直至超出正常使用年限）五项内容构成[3]。安全预评估主要在系统可行性研究时进行，可指导后续系统设计及施工。设计审核安全评估及施工安全评估是结构是否能够达到正常使用年限的关键。在设计时应综合考虑设计的经济性及合理性，在施工时应严格要求施工质量及施工安全。验收安全评估是通过试运行阶段分析结构使用时潜在的风险，并确定其危险程度及可能出现的后果，提出预防措施。安全现状定期安全评估，即采用各种安全评估技术相结合，综合评估重力式支挡结构的安全状况，是其生命周期内所有评估工作的重点。
2.3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单元
根据分析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影响因素及其破坏时可能出现的症状，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确定其评估单元：(1)从受力角度，包括动应力的变化对稳定性的影响；不同计算方法对稳定性的影响；不同荷载方式对稳定性的影响。(2)从变形角度，包括墙身是否有裂缝；墙后土体是否开裂；墙后土体是否有不均匀下沉。(3)从墙型结构及材料角度，包括材料是否风化；砂浆、混凝土是否老化；墙型尺寸是否满足设计要求。(4)从水文地质角度，包括泄水孔是否堵塞；墙体地基是否发生变化。
2.4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步骤
重力式支挡结构进行安全评估时，可遵循以下七个步骤：准备工作、安全影响因素分析、确定评估单元、安全评估实施、安全对策制定、评估结论及建议、编写安全评估报告[3]。
3重力式支挡结构的安全影响因素
在设计计算过程中，特别是土压力的计算理论、计算参数的取值、材料、施工、动应力、地震力等方面，对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性均有较大影响。同时，既有支挡结构安全性还受其工作环境变化的影响，如水文及工程地质条件的变化等，在进行安全评估时要进行全面分析。
3.1不同土压力计算理论的影响
目前设计中大多采用库伦公式计算土压力，也有时采用弹性理论。库仑理论及弹性理论的计算假设条件不同，计算所得墙后土压力大小、分布规律及作用点位置均有较大差别。由库伦理论计算所得的墙后土压力分布形式为一折线，而由弹性理论计算所得的墙后土压力分布形式为一凸曲线，中上部偏大，底部偏小。在评估时应对由于不同的计算方法对计算结果的影响进行分析。
3.2提速或轴重增加引起动应力增大的影响
传统普通铁路路基设计均采用换算土柱法，将静荷载和动荷载一并简化为静荷载。但随着既有线提速或轴重增加后，列车动荷载作用明显加强，导致基床范围内重力式支挡结构土压力与传统库仑理论计算所得结果相比有明显差异，特别是当支挡结构较矮(2m~4m)时[4]。因此需要对由于动应力发生变化对支挡结构稳定性的影响进行评估。
3.3使用环境变化的影响
重力式支挡结构经历一定的运营期后，排水设施失效或者排水不利时，可能引起土体重度明显增加，粘聚力c、内摩擦角φ、墙背摩擦角δ均不同程度减小。雨水的入渗还可能发生基底软化现象，导致基底承载能力急剧下降。在经历一定时间的运营期后，墙体材料耐久性也会发生明显变化，特别是墙背。这些因素对重力式支挡结构的安全影响至关重要，需特别加以重视。
3.4不同墙型的影响
重力式支挡结构传统使用墙型一般为墙胸墙背坡度相同。但现在使用较多的改进后墙型是将上墙背坡度放陡，增设倾斜基底。使用传统墙型的重力式支挡结构随着既有线提速，可能造成路基受力不均。不同墙型的计算截面面积也有所不同。同时，改进后的墙型由于增设倾斜基底，故抗滑能力有较大提高[5]。但是采用增强措施的墙型虽然安全系数得以提高，但其安全可靠度不一定相应提高。
4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方法
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方法有很多种，包括非确定性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模型试验分析方法及现场检测分析方法。各种分析方法特点及使用范围不尽相同。
4.1非确定性分析方法
4.1.1可靠度分析方法
可靠度分析方法，通过考虑重力式支挡结构设计中随机变量（重度γ、综合内摩擦角φ0、墙背摩擦角δ、基底承载力σ）的变异性，计算结构功能函数的不同功能函数值，进而确定结构的失效概率及可靠指标，给出相应安全评估结论。
其中，重力式支挡结构抗滑稳定极限状态方程的功能函数：
(1)
重力式支挡结构抗倾覆稳定极限状态方程的功能函数：
(2)
可靠度指标：（3）
式(3)中，mR：结构抗力的均值；mS：荷载效应的均值；σR：结构抗力的标准差；σs：荷载效应的标准差。
4.1.2模糊综合评估方法
模糊集论首先由美国控制论专家查德(L.A.Zadeh)于1965年提出。模糊综合评估方法借助模糊集论为基础，应用模糊关系合成原理，先将重力式支挡结构本身及填土等一些不易确定或无法具体量化的参数模糊化，然后再进行综合评估。
1.确定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影响因素集[A]及影响因素得分{RA}
提速或轴重增加引起动应力增大的影响A1；使用环境变化的影响A2；墙型不同的影响A3；地震作用的影响A4；设计标准及施工质量A5；现场检查情况（裂缝、地下水、墙体风化情况等）A6。
(4)
其中，Aij为第i影响因素与第j项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得分，可采用“九度法”。
各项的权重分别为，其中。
各影响因素最后得分。
确定重力式支挡结构不同安全等级对正常营运的影响集[B]及得分{RB}
将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分别用B1、B2、B3、B4表示。
(5)
同理，Bij为第i影响因素与第j项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得分，也可采用“九度法”。
各项的权重分别为，其中。
各安全等级最后得分。
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所得安全等级
（6）
根据最终R值的大小，参考相应的换算标准，即可得出重力式支挡结构的安全评估等级。
4.1.3专家评估方法
专家评估方法[6]，采用匿名函询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简明的调查征询表邀请专家对待评估结构进行打分，并通过有控制的反馈，取得尽可能一致的意见，对结构现状作出相应评估，对未来做出相应的预测。
4.2定性分析方法
工程类比方法是定性分析技术的典型应用[7]。首先，尽量找一与待评估的重力式支挡结构使用环境类似，并已安全使用超过其使用年限的同类型重力式支挡结构。再分析两者可能的破坏机制的相似性及差异性，并结合两者的安全等级，综合确定其安全状态。
4.3定量分析方法
主要包括极限平衡法及有限元法[7]。广泛应用于岩土工程界的GEO-SLOPE（边坡稳定分析软件）便是基于极限平衡原理，将重力式支挡结构及后方岩（土）体均视为刚体，不考虑本身的应力应变关系，将结构后方潜在滑动面内的岩（土）体划分为多个小块体，通过各块体的平衡条件建立整个体系的平衡方程，导出重力式支挡结构的安全系数。
有限元法先将重力式支挡结构用有限个容易分析的单元代替，单元之间通过有限个节点相互连接，然后根据变形协调来综合求解其位移、应力、应变、内力等，综合分析其所处安全状态。有限元法可以用来求解弹性、弹塑性、粘弹塑性、粘塑性等问题，常用的计算分析软件有ANSYS、FLAC、ABAQUS、SAP等。
4.4模型试验方法
由于重力式支挡结构尺寸较大，故实尺模型试验既耗时又不经济，一般对其进行离心模型试验。把按1/n比例缩放后的模型放在以ng离心加速度运转的离心机中进行试验，模拟现场实际受力，通过测试其应力及变形破坏情况，对其作出安全评估结论。
4.5现场试验方法
现场试验方法主要包括裂缝观测、排水设施检查、荷载试验、位移时间曲线监测、地基土软化情况检测等。其中现场裂缝观测、排水设施检查比较直观，容易实现，且效果比较精准。在雨季时对重力式支挡结构做位移时间监测试验，可以有效减少突然破坏情况的发生。
5可靠度分析方法在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中的应用
利用可靠度分析方法，结合蒙特卡洛原理对某单线I级铁路既有重力式支挡结构进行安全评估。
5.1计算条件
以单线I级次重型铁路为例。支挡结构型式取重力式路肩墙，墙胸墙背均取1：0.25的仰斜。列车荷载分布宽度：l0=3.5m；换算土柱高度：h0=3.2m。换算土柱距路基边缘距离：k0=1.95m。填土按砂性土考虑，取内摩擦角φ=350，基底摩擦系数f=0.3；土体重度γ=19KN/m3；土与墙背的摩擦角δ=φ/2，即17.50；基底容许承载力取σ=300kPa。
5.2可靠指标计算结果分析
在该计算条件下，该结构抗滑可靠指标在2.26~2.86之间变化，其相应失效概率为9.1‰~2.5‰。该结构抗倾覆可靠指标在2.85~3.29之间变化，其相应失效概率为2.5‰~2.0‰。各项指标均符合相关要求，故可将该结构安全状况评估为良好。
在传统的安全系数法计算过程中，尽管重力式支挡结构的墙高在4m~10m间变化时，其抗滑稳定系数均在1.30~1.35之间变化，其抗倾覆稳定系数均在1.66~1.80之间变化。但其抗滑动和抗倾覆可靠指标均随着墙高的增加而变大，其基底承载力可靠指标则随着墙高的增加而减小。
通过引进可靠度原理对重力式支挡结构进行设计及安全评估，相比传统的安全系数法，能更直观并准确地反应结构的安全储备情况。
6结语
本文初步建立了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的体系，对影响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探讨了多种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方法。重点介绍了由多安全影响因素控制的可靠度分析方法及模糊综合评估方法在重力式支挡结构安全评估中的应用，其避免了由单个控制因素而得结论的片面性及误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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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控制论文范文第5篇
这里所谓的人文维度，主要指80年代以来的国人学者从纷繁复杂的“五四”文化和西学资源中接引而来的种种关于文化、文学、审美与人的关系的思想和论述取向。严格而言，中国自古以来即有自身的人文思想脉络，但自现代以来，尤其是清末民初和“五四”以来受西方范型影响的人文话语与文论美学，至少在制度性的层面上已获统治性地位。但百年后看来，这些话语在不可避免地对译西来思想方面，有许多奇妙的错位、误读和想象，直令今人称奇。比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其实即是以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脉络，去抵抗传统儒家伦常的家长监护及受制于传统的民间土俗势力或习惯。在他看来，传统文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正视自身“从动物进化”，在驱除传统黑暗后将自身“兽性”和“神性”合起来塑成新的“人性”①。而吴宓的“文学与人生”课程则强调humanism（他译作“人文主义”）不是religion or naturalism（宗教或自然主义），也不是humanitarianism（他译为“人道主义”），而是culture or perfection of the individual（个人之修养与完善）。在他看来，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恰恰要高悬道德理想，沟通传统与现代，调和人生与文学②。这两种人文思路在“五四”以来的人文脉络中竟截然对立，其中的冲突显而易见，但其幽微处又并非无法沟通。这种情况其实很值得细细研究。
也就是说，在20世纪的中国，人文话语在界定其内涵、论述其诉求时，往往错位，经常飘忽。有些循周作人式的路线对译西方的humanism，强调某种世俗的、启蒙的意义（即通过特定知识修养而摆脱野蛮状态或外来束缚并成为“人的”的内涵），在80、90年代甚至被附会到人性、人情和审美等论述中，而80年代一度风靡的弗洛伊德的升华说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乃至《绿化树》式的文艺作品，也确乎都在张扬人的自然性取向，“人道主义”之理竟如今人在原谅别人时常说“谁不犯错？待人要厚道，讲点人道主义嘛”。也有人想象性地错译到liberalism上去，并将之敷衍到人文修养和自由教育方面，后者却又与西学中强调人文教育和博雅之学之类的流脉正相吻合。借引西来人文的译述问题很多，比如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叙述中裂缝和张力到处可见，而吴宓的人文思路也是摇曳多姿，其间对情与理、一与多、古与今乃至人与文的沟通和调适也不无紧张和争议。虽然各种话语不尽相同，甚至多有对立和矛盾，但这里还是把诸种思潮话语捏合在一起，称以“人文维度”。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考虑到它们无非建基于20世纪的民族国家建设的人文表述或审美话语，无非都是在新的世界史进程和民族国家文化建设中对“人”的理解、设定和建构。
需要强调的是，借引的西来思想虽有错位、误读和想象，尽管也时常与社会现实或文化土壤相对隔膜，却又往往切中民族文化某方面的要害或痼疾，并且其效应也颇为重大，不易也不能抹煞。也就是说，正因为怀着乌托邦情怀，它也带来了许多创造性的因素和功能性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文”。理解“人”所包含的历史的意义和人自身的“文化”取向，已然构成了80年代所谓新时期以来不同阶段的不同话语之间的或呼应、或对立、或否定的关系。也正因此，不同时期的人们乃至同一时期的不同人们，对人、主体、意义乃至文化和政治这些概念和内涵的关注，促成了互相对话和争论。人文话语作为80年代以来一种突出的意义系统和思想脉络，远远超出人们的简单想象。在新的时代里，尤其是在对过去30年的文论美学进行把握时，非常值得关注。
首先要说明的是文论美学之人文维度发生的条件，也就是政治语境的宽松和开放。一般说来，这个宽松和开放是邓小平开辟的。1979年4月，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提出：“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1980年1月16日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中又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明确废止“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代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看来，80年代初政治家们在这方面的智慧和努力是高明的，至少它使人文学界的思想和探讨开辟了更宽广的空间。
虽然其间仍有不少波折，但总体上政治语境的宽松和开放，给当代中国的人文思潮及其研究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人文思想界由是展开了对“人”、对“文”、进而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的人与文关系的全面思考，直到新世纪的当代。大体而言，30年来文论领域内的人文思潮及研究已有两波，第三波正在进行中。
第一波可称为“向着人/主体的逃逸”。 80年代，文论美学界呼应着时代主潮，重新征用“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大力讨论和发挥人道主义思潮，质疑长期僵硬文论中的“历史”和“大我”，因而提出文论界的“人学”及文学的主体论。简泛而言，虽然也有人提出用科学来解决美学和文学问题，也有人征引西来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来思考美学和文艺学问题，但比较系统地形成对过去机械政治和庸俗斗争学的疏离的是人道主义话语及其对人学问题的深入探讨。这在当时具有突破的意味，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话语已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所超越，在50年代有不少文论学者因此而遭受批判，如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1957）、巴人《论人情》（1957）、王淑明《论人情与人性》（1957）等。而在80年代，人性和人道主义话语一跃而起，启蒙话语依附其上，以其普遍性和世俗性，为思想饥渴中的人们，提供了反思“”、追求启蒙现代性的武器。1979年朱光潜在《文艺研究》第3期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强调要从“文艺创作和美学”两个维度冲破人性、人道主义的。他认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从人性论出发”的，是一部以“要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为基本立论的经典著作，从而认定了人性就是“人类的自然本性”。由此，引发了文论领域20世纪80年代前期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论争。
以人道主义和主体性为内核的人文思潮和话语事实上贯穿于整个80年代。在80年代中后期，刘再复在李泽厚的康德式的美学和主体论的基础上，突出强调实践主体之外的精神主体性，并将之落实到文学艺术的世界中，从而引导了主体论文论的新思潮。自1985年起，刘再复先后在《文汇报》和《文学评论》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论文学的主体论》等文章，标举“文学主体论”，强调“在艺术活动中，由于审美活动和审美关系的全面性和自由性，主体和客体不再处于片面对立之中，客体成为真正的人的对象，并使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艺术活动中，人自身复归为全面的完整的人，便用充分发展的完整的人的眼光来看世界”。此中的主体论充溢着席勒式人道主义的自信，张扬文艺主体和审美活动，企图实现对现实中各种限制人的自由本质的束缚的超越。这种努力试图把人看做目的，高度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其现实内涵和人文影响都是很大的。此论也引发了理论上的争议，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陈涌发表在《红旗》1986年第8期上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但即便是批判，陈文也顺应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主体的能动作用”的肯定，只不过策略性地强调“不存在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行动着的人’的主体性，不存在无条件的、可以无限扩张的主观能动性或主体性的‘自我实现’” 。主体论论争在1989年开始落潮，但此后文论学者往往都能注意兼容主体性论争双方的有价值的理论观点，既注意到文艺活动中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对象关系、对应关系和同构关系与决定作用、能动作用和交互作用，也强调客体是主体审美对象化活动的产物，主体的文学活动的功能是对人的建设。文学要重视主体的思想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思想潜在，深刻而内在地影响了30年来文论和美学的发展。
现在看来，值得深入探讨的是80年代主体性理论内部存在着张力和紧张。比如，诸多范畴、命题显然缺乏历史的视野，并且缺乏对主体思想与现代性的历史反思。另一方面，主体论虽有倡新，但其实鼓吹的正是一种与禁欲主义相伴生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刘再复的“读沧海”系列正是其症候。所谓的“性格的二重组合”使主体演化成一个复杂的矛盾的人，主体在膨胀的同时却又出现其易变性、暧昧性和流动性。如后来的学者所批判的，刘再复的二元对立“在一种黑格尔式逻辑抽象发展”中表现出“对自己所反对的历史合理性最终的屈从”③。这种理论困境和人文困惑，充分体现出“人性”和人道主义话语本身蕴含的自然性与历史性间的张力，也突显时代精神与乌托邦取向之间的紧张。
第二波当数“向着‘文’的再发现”。这一波的人文思潮话语在80年代中后期即潜隐以行，突出表现为当时以沟通古今中西文化为使命的文化热思潮，和文学研究的“向内转”及逐渐落实到形式、文体与语言的“内部研究”，而90年代中期在经济学市场化声浪中一度坚持而最终溃散的“人文精神讨论”可视为其终结。这一波中，可以80年代后期“走向未来”、“文化：世界与中国丛书”和“中国文化书院”三大丛书及人文势力为中坚，以90年代人文各学科的全面建设为基本效益，试图集合古典人文资源和浪漫派西学等多方资源，而对中国文化未来的人文取向进行思考。
“文”的方向其实即文化的、符号化的维度，它既意味着从文论和美学角度对现代文化分工体制和文艺审美本位的接近，也意味着向着现代性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维度的想象。承接着对第一波的“人”的问题的跟进和阅读，人们在甘阳译介卡西尔的《人论》中发现了“文”的维度。卡西尔把康德式的“理性的批判”变为“文化的批判”，人要发现自己的本质，不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中去寻找，而应该考察人类的活动如何改变价值空间，形成世界和意义。说得通俗点，如同古人发现的“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把握人，理解道，把握世界，应该去考察鼓天下之动之所由，即“辞”、“道之文”。也就是说，要去理解“文”，去追问“人是怎样发现自己本质的”，而不是一味地去追问“什么是人的本质”。而这个“文”其实即人文活动的符号性维度。
从文艺理论的角度看，当时出现了对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英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和结构主义、解构批评的结构/解构维度的研究热潮。吸收新批评“本体论批评”的“自足”、“内部研究”等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的“自律”概念，理解文学艺术的形式、语言、符号，由此领悟人的本质投射到文学艺术和文艺活动中的体验化和符号化的魅力，形成了相对于此前的文学主体论、文学反映论乃至文学工具论的区别。对“文学本体论”的诉求，确立文学自身的价值，仍有承继80年代而拨乱反正的意味，即试图摆脱政治权力或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有不少学人则诘问这种文学本体论和文学自治化的诉求，他们认为这种文论和批评只顾阐释作品的意义，把文学和作品看成是可以忠实描述的客体、形式和符号乃至结构，其实是放弃对智慧的探求，不去严肃地面对，不去做任何评判。但事实上，如果仔细辨认，不难发现80、90年代的文艺理论并不准备像新批评派那样割除文学与社会人生之间的联系，它其实要试图重建人与文的关系，尽管往往囿于学科界分而尚未形成充分的话语和空间。
从美学话语的角度看，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思路已突破实践论美学，发展到一种追问“现代感性生存”问题的“感性生存论”美学，其代表是刘小枫的《诗化哲学》和《拯救与逍遥》、王一川的《意义的瞬间生成》和诸多对德国浪漫派哲学的译介等。这些美学试图译介和梳理德国浪漫派诗学和西方体验美学，事实上是承接着浪漫派的思路，以一种“真空中的狂舞”状态接轨西方现代主义和现代性思潮，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这样的美学鼓吹“感性个体把自己的知识与自己的自我在与生活世界及其命运的遭遇中所发生的许多具体的事件结为一体”④，实际上已经成为80年代后期青年一代学者新生命意识的诗意表达。而90年代这种“感性生存论美学”试图抵抗“美学热潮”和“职业文艺美学”，试图更多地借引西方现代哲人和诗人关注“身临现代型社会困境时的一种生存论态度”和“感性生存的可能性问题”⑤。考虑到80、9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进程及步步进展的市场化浪潮，在普通民众尚未形成对世界意识的充分感知和本土文化的全面把握时，这些思想先行者通过西哲和诗人对现代境况的感知、对现代困境的理解和对西方现代性的浪漫批判，预示出对90年代以后人们自身感性存在意义的激越想象和空前珍视，当然也体现出对未尽知而新降临的现代性的困惑、迷惘和更深入的认知、思考。
试图从全面回归人文话语角度来进行讨论的是90年代中期的所谓人文精神讨论，不过它也标示着第二波人文思潮的没落。这场讨论的发动者其实承继着第一波人文思潮的人文主义理想的冲动，但突然间发现这个市场化、资本化的现代进程似乎不是自己所要的。本以为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引入会增益主体，让人高尚，更有人文追求，但猛然间惊醒，梦一样的诗歌世界已然消失，而一个席卷一切的散文世界和庸俗时代已经降临。⑥更为致命的是，讨论的结果发现，过去崇奉的人道主义话语的重心其实并不在人文，而是人道；而这个人道和人文恰好在打架，是对立面！并且找不到话语去救助！因此其溃散是必然的。但人文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它要等待新的话语武装和语境时机。
时光流转，进入21世纪。当代中国的文论和美学话语不可能孤绝于现代性进程及其间迸发的人文话语。新的第三波可谓“对人与文关系的再思”，目前正在发展和进行中。在当今全球化、本土化乃至现代性视野里，人文问题的再思已经不再像80年代以来的第一波人文思潮那样表面地追问“人性和人道”，越界地求索“民主和科学”了，它们不得不敌友难料地留意“自由和秩序”、“市场和”的潜在蕴含，不得不审慎地面对西来的现代之后的“后学”和当代民众所突显的“众数”，不得不聚精会神地考虑“人道”与“人文”的张力和沟通。大体而言，新一波话语和思潮的关键是探讨当代境遇中的人文取向。积攒了近30年的思想和文化装备，新一波的人文话语必要睁开眼睛，与当代社会更纷乱繁杂地纠缠在一起，同时又更孤绝地与剧烈变化的世界展开思想的搏斗。大体而言，人文话语要承继80年代以来乃至“五四”以来积累下来的遗产和问题，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要在新的情势下进行探讨并回答。
其一，重新思考基于中国本土传统和现实的文艺建构与其政治之维的关系。如前所说，80年代即已开始的对文艺工具论的必要的部分疏离，一定程度上使文艺从曾经作为急功近利的政治工具的地位上分离出来，一定程度上工作性、策略性地找到自身位置。这使得人文学者有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度紧张、非此即彼地比党派立场、讲政策跟进，徒然内耗并且姿态僵硬了。但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基于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走向，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清理各类人文思潮中的人学设定和政治想象，重建文论的政治哲学根基，已是大势所趋。
其二，重新思考在诸方文化融通中对传统资源的当代因革损益问题。如果准备从长期和整体上进一步理解、把握和确立古今沟通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话，那么应该建构一个支撑古典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传统（包括当代文化传统）之间的张力长期存在的系统，让这些传统在沟通和张力中冲撞、竞争和磨合，从中找到中国现代文化与古典文化的结合点，建立一个文明、自觉而公约的历史共同体。这是值得从文化对话和人文教育的角度细加研究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人文经典和当代文化的关系问题，使当代文化处于雅俗分流并互动共进的状态，也是值得当代文论和美学细加研究的。
其三，重新思考现代性视野中市民社会与文化文明的关系，并给文学艺术以适当的定位。如果说中国在20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但在最后30年中其中心问题的实质是在建构与解构“民族-国家”的逻辑中展开，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格局。在这种隐含不露的渴求和进程中，如何在沟通多方诸多传统的基础上，研究当代文化态势和流变，给文学艺术以恰当的定位，摆正文化、文学、审美与人的关系，营构良性的文艺活动空间，形成健康有益的文化生产机制以及相应的文学教育体制，是当代文论和美学面临的重大课题。
注释：
① 参见周作人：《人的文学》，载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
② 参见吴宓：《〈文学与人生〉课程内容与方法进一步之说明》，载吴宓著、王岷源译《文学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原文系英文，今为王岷源中译，但术语中译应是吴宓课上所定。
③参见韩毓海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413页。
④ 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页。
⑤刘小枫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序》，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
裂缝控制论文范文第6篇
对于什么是法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的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理查德·埃贝尔教授的回答很俏皮——“所有的关于法律的事情都研究，只有法律规范除外”。他的意思是：社会科学者除了不进行法律规范的制定、修改、理解以及运用之外，应该而且也能够研究其他一切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心理、行为等不同社会领域的法律现象。按照法律学界的主流观点，离开了法律规范就谈不上法律现象；按照社会学界的主流观点，法律现象属于价值的范畴而难以适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由此可见作为边缘学科的法社会学本来是处于怎样的边缘地带。但在另一方面，法律对社会的影响越大，越需要采取跨学科的方法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许多法社会学的研究也随之备受瞩目。
虽然法社会学的主要的奠基人和宏观理论都来自西欧，但是饶有趣味的是这一学科在美国比在其他国家更加繁荣，也获得了更加充分的支持和评价。R·庞德的“社会学的法理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曾经风靡一世，P·诺内特的“法理学的社会学”（Jurisprudential Sociology）的口号也曾经流行一时。对当前美国的司法政策和正义观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的“法与经济学”和“批判法学”（其实也不妨称之为“法与政治学”），从理论谱系上看都与法社会学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可以说，至少是在二十世纪的美国，通过法制手段改革社会的实践需要已经使得法社会学逐步从边缘向中心渗透，其结果，无论在法律学界还是在社会学界它都俨然成为一门“显学”。
本文试图粗线条地勾勒出美国法社会学在这一百年间、特别是1960年代的基本的历史轨迹以及整体的思想景观，概括该学科已经取得的成就及其意义，展望今后的发展趋势。第一部分主要说明法社会学在美国得天独厚的社会背景，特别强调法律现实主义的精神和通过法制手段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实践这两个因素的作用。然后，我将在第二部分讨论“法与社会”这一研究范型的内容、特征以及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侧重于剖析功能主义思维方式的有效性和局限等方面。第三部分所展现的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法社会学界的大分化、大改组。在这一过程中，“法与经济学”脱颍而出，把功能主义的合理化指向推到极端。在第四部分，我想通过世界法治秩序的建构中的全球性规范与地域性问题的互动关系，来考察法社会学研究的新动向以及它在2000年代的前景，既指出从功能分析到涵义解释的反向变化，同时也留意在行为主义与博弈理论的转折中存在着某种连续性的事实。
一 革新思潮与法社会学
根据哈佛大学法学院M·J·霍维茨教授的实证分析，美国的经典法律理论体系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形成的，至1930年代为止，它在几乎所有的法律领域中占有支配性地位。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严格区分法律与政治、公法与私法，强调国家制度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在思维方式上侧重抽象化、类型化以及逻辑演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希里阿德（Francis Hilliard）的《不法行为法》（1859年）、库利（Thomas M. Cooley）的《租税法概论》（1876年）、霍姆斯的《普通法》（1881年）等等。但是，1905年的联邦最高法院就案件Lochner v. New York作出的判决标志着对于经典法律理论体系——这时人们已经用“形式主义”和“机械法理学”（mechanical jurisprudence）等说法来形容它的本质——进行批判和修改的开始。这种革新思潮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20年代至30年代形成气候，建立了被称为“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的学派。
经典法律思想的泰斗霍姆斯本人就是一个早期的法律现实主义者，他的著名警句“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普遍命题不解决具体案件”作为革新的口号曾经被广为传颂，也构成了强调经验研究的法社会学的出发点。即使最激进的改革派J·弗兰克，他在批判经典派把法律神圣化是变相的“父亲崇拜”、指责法律家们患了幼稚病时，也不得不赞扬霍姆斯是“完全成熟的法律家”。霍姆斯对于革新思潮的最大贡献是剔除道德的评价程序，把对不同利益进行比较和权衡的思考实验的技巧导入法律推理的三段论之中，建立了关于法律的“坏人”理论。
R·庞德和B·N·卡多佐继承了这种利益衡量的试错方式，从理论上和司法政策上不断消除演绎思维和形式主义的影响，进而确立了作为社会工程的法制观。公认的一代学术宗师庞德，在哲学范畴中的应然（ought）与实然（is）、E·埃尔利希（Eugen Ehrlich）的法律学（Rechtswissenschaft）与实践法学（praktische Rechlslehre）等二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书本上的法律（Law in Books）”和“行动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的类型化模式。为了把握行动中的法律，庞德在一系列的论述中提出了两项重大的建议：第一、在法律实践中广泛采用能够适应复杂的产业化条件的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经验主义）；第二、按照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把法制作为手段用以积极追求和有效实现社会福利和正义的目的（功能主义）。著名法官卡多佐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在他的珠玑之作《司法过程的性质》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举出的［宪法、产权法、社会法等］几个法律部门，
只不过是法院应用社会学方法的显著实例而已。实际上，任何部门法都可以有效地应用这个方法。甚至在它似乎无济于事的场合，它也总是一种后备力量。社会学方法是其他方法的仲裁者，它在最后分析时决定每一项选择，权衡各项选择中的互相冲突的主张，限制各种方法的要求，使所有的方法和选择都得以平衡、适度和协调”。卡多佐对在司法方面应用社会学方法的效果似乎期许过高。然而，他立论的前提是：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社会福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选择最合理的手段并且对不同的利益进行比较权衡，而在整个决策的过程中法社会学大有用武之地。
1931年之后，法律现实主义由于其最杰出的代表K·N·卢埃林（Karl N. Llewellyn）与当时美国法律界的最大的权威者庞德之间的辩论而名声大噪。但是，那场唇枪舌剑并不表明庞德的社会学的法理学与法律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势不两立的敌意。可以说，霍姆斯、庞德、卡多佐等革新思潮的先驱者们对以C·C·郎德尔（Christopher C. Langdell）为首的法律形式主义和“机械法理学”既有修正的一面，也有继承的一面，而法律现实主义则主要继承了革新思潮中的修正那一部分，其中只有少数人又把那修正的部分推到批判的极端——此是后话。在把社会科学应用于法律领域的问题上，法律现实主义者与庞德、卡多佐的立场倒是很一致的。卢埃林提倡法律学的科学化，特别强调采取行为社会学和经验实证主义的方法。法律现实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F·弗兰克（Jerome Frank）的法学论述还导入了心理分析的因素。当时大多数被标榜为法律现实主义者的人们都致力于把法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
R·L·埃贝尔教授也承认，关于法律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是与法律现实主义的抬头密切相关的。法律现实主义否定了认为法律规范具有普遍性、确定性的传统观念，但是在怎样把握法制变革的问题上又区分成两个不同的派别：一派强调用确定的事实来补充不确定的规范、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重新构筑法律体系等建设性侧面，而另一派则在怀疑一切（包括事实本身的确定性在内）的精神指导下对整个法治秩序进行激进的批判。前一派是主流，并且成为“法与社会”研究运动以及关于法律现象的经验性研究的主要渊源。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关于司法效率的研究项目、政治学者与法社会学者合作进行的判决行为的科学研究、计量法学等就是由于建设性法律现实主义者的促进而发展起来的。
到1950年代前期，法律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推动法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势头，这时取而代之成为革新思潮的动力装置的是在1960年代蓬勃发展的“法与社会”研究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法律现实主义的失势不是由于它的失败，而是由于它的获胜。其胜利的标志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法律推理研究和稍后的审判过程论得到普遍的认同。美国法学界的主流一旦接受了现实主义，那么法社会学在各大学的法学院里登堂入室、呼风唤雨就是不足为奇的。正如E·W·基驰所指出的那样：
“显然，法律现实主义使得法学院里的人认识到社会科学，甚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和一切社会科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都受到垂青。没有人能肯定社会科学中究竟哪一门类被证明是有益的，但是人们愿意尝试任何一种社会科学”。
当时社会科学本身也的确在不断取得令人振奋的成就：强调整体结构安定性的格式塔心理学取得丰硕的成果、通过知识工程学来开发创造力的尝试展现出美妙的前程、系统论和控制论鼓励了对社会的科学管理、信息论和博弈论使政治决策和法律决定的研究获得更可靠的分析技术等等。产业的迅猛发展把现代社会变成了前所未有的技术社会，因此，在国家和法律制度的运行也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种科学知识。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法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自然会受到需要科学地预测各种社会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的法学家、律师以及审判官的欢迎。G·舒伯特（Glendon Schubert）对司法行为进行的计量分析、芝加哥学派对陪审制度的调查研究等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实例。
促进法社会学发展的不仅有学术界内部的条件，还有外部环境的因素。1960年代，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反对越南战争、要求平等的公民权、争取改善社会福利以及进一步解放个性的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必须推行积极有为的政策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为此需要制度设计和各种新措施的实验。要提高改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必须首先应用社会科学提供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对有关问题进行研究。法社会学与改革实践的关系，集中表现在约翰逊政权推行的“向贫困宣战”的运动之中。在这期间，为了解决种族歧视、贫富悬殊、城市犯罪等社会问题，法律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大大加强了协作。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政府的组织活动（例如美国经济机会局的法律服务项目）外，一些主要基金会（例如福特基金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在创立美国的法与社会学会和推动法社会学研究方面扮演了关键性角色的拉塞尔·瑟治基金会（The Russel Sage Foundation）还提出新的自我定位的口号：“在社会科学中从事福利救济工作”。此外，在发展中国家中推行的“法与现代化”、“法与社会发展”的援助项目也构成了法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
总而言之，科学与改革，这是“法与社会”研究运动的两个支点。科学指向在法学领域中要求基于可以验证的客观事实的研究，导致经验主义的倾向，而改革指向势必把法律作为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导致功能主义的倾向。这种范型显然是和庞德的“社会学的法理学”或者法的“社会工程学”、卡多佐的利益衡量论以及霍姆斯关于法律实验和审判结果预测的主张一脉相承的。
二 “法与社会”研究运动的范型
1960年代是美国法社会学的黄金时期。1960年，拉塞尔·瑟治基金会设立了第一个法社会学研究机构——伯克利法与社会中心（the Center for Law and Society at Berkeley）。1964年，影响深远的法与社会学会（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在科罗拉多州正式成立，丹佛大学法学院教授R·耶奇（Robert Yegge）当选为第一任会长。1966年，法与社会学会的专业性期刊《法与社会评论》（Law Society Review）开始发行。1967年，开办了第一期关于“法律教育的社会科学方法”（简称SSMILE）的实习班，其目的是要影响法学院的侧重教条主义式的实务训练的教育方式，吸引更多的教授参加经验性实证研究。当时，美国的法社会学研究有四大据点，即：丹佛大学（包括普林斯顿的人际关系网络）、西北大学、位于麦迪逊的威斯康辛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其中威斯康辛大学在1970年代以后一共推举出了五任会长和一位学会期刊主编，因而被人戏称为“法与社会学会的首府”。法社会学研究的最主要的赞助机构，除了前面提及的拉塞尔·瑟治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之外，还包括梅耶法学研究所（the Walter E. Meyer Research Institute of Law）、美国法律家基金会（American Bar Foundation）等。
1 科学主义与规范主义
由于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需求是导致法社会学隆盛的两个基本因素
，与此相应，在“法与社会”研究运动的内部，根据着重点是放在科学性上还是放在实践性上的不同又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流派，分别在位于麦迪逊的威斯康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安营扎寨。受社会学界的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法与社会”研究中的威斯康辛学派比较强调法社会学的科学主义这一侧面，特别是对行为科学情有独钟。科学主义最纯粹的形态表现为D·J·布莱克（Donald J. Black）的法律行为论，但需要说明的是，布莱克倒并不属于威斯康辛学派。与此不同，伯克利学派则更强调法社会学的规范主义或者制度主义的侧面，注重政策性研究和价值体制。这种特征在与该学派有关的一些研究项目——例如，“民事司法与贫民”、“伯克利乡村法制发展项目”、旧金山邻里法律服务基金会关于街道法律顾问处的研究和制度创新——中可以一览无余。以下对这两大流派进行简单的介绍和分析。
先谈科学主义。威斯康辛学派的形成得力于一个核心人物，即著名法制史学家J·W·哈斯特（James Willard Hurst）。哈斯特在学术上的建树是开拓了根据各州的经济基础考察私法发展的历史学新路向，把法律作为反映社会实际状况的一面镜子或者一个函数，通过对具体的事实资料进行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解读来探讨法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在法制史领域中，继承哈斯特的这种学术传统的一群研究者被称为威斯康辛学派。然而，哈斯特的活动范围并不仅仅限于法制史的研究，他还涉足法社会学的教育课程，并且与法律现实主义的主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拥有广泛的人缘资本和巨额的项目资助能够用来支持科学性的调查和实证分析。在1960年代初的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哈斯特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同时又热衷于法的社会科学化，因此，除了法制史学者之外，一些法社会学者也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的事态是理所当然的。把法理解为随社会变化而变化的函数，这就是威斯康辛学派中法制史研究者和“法与社会”研究者之间的共同点。
“法与社会”研究中的威斯康辛学派的主要成员包括H·博尔（Harry Ball）、S·麦考莱（Stewart Macaulay）、L·M·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H·雅各布（Herbert Jacob）、J·格罗斯曼（Joel Grossman）、J·汉德勒（Joel Handler）等等。其中麦考莱和弗里德曼都受到过法律学的科班训练，都有过在芝加哥大学求学和研究的经历，这使他们对于采取实证方法研究法与社会的行为过程抱有共同的兴趣。为了教学的需要，他们共同编辑了厚达一千页的大部头著作《法与行为科学》。这本书网罗了至1960年代为止美国关于法的经验科学研究的所有重要的文献资料，分别附加解说和批评，至今仍被列为全面把握法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的最佳读本。顺便说明一下，所谓“行为科学”一般是指直接研究个人行为或者集体行为的各种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精神医学等等。狭义的行为科学主要是指根据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原理、采取实验等客观性方法来收集和分析有关的经验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解释和预测。到1980年代初，鉴于在法律领域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受到一些质疑，麦考莱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法与行为科学：有没有发现有价值的发现？”的论文作为回应和辩驳。这篇论稿实际上对二十五年间的法与行为科学以及“法与社会”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型的来龙去脉、主要成果及其评价进行了全面而精彩的总结，建议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阅读原文，此处不作赘述。
综合各种有关著述，可以发现科学主义范型在方法论上有以下主要观点：（1）把研究的问题意识限定在可观察的现象上，强调经验性研究；（2）关于社会现象和法律关系的描述必须尽量精确到数学处理的程度；（3）以正确预测法律决定的结果为研究的目标；（4）建立经得起科学验证的理论体系并用以指导具体的研究；（5）民主、公正等价值的真伪是无法通过科学方法来检验的，因此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应当排除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只有符合上述方法论上的标准的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然而，实际上要严格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因此，许多学者为了维持“纯粹的科学性”，不得不排斥应用性研究和法律性问题的思考。
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规范主义。有趣的是，在威斯康辛是法律科班出身的人们提倡自觉的科学方法论，而在伯克利是受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的非法律专业的研究者们在大谈特谈规范、制度、政策乃至哲学上的价值判断问题。换言之，在威斯康辛是法律家们试图用科学来取代传统的教条主义，使国家制度具有真正的客观性，而在伯克利是社会学家们试图把科学应用到一切领域之中，包括被认为离科学最远、离宗教最近的法律规范方面，进而实现科学技术在道义方面的使命。也不妨这么说，威斯康辛学派强调的只是冷静地认识世界，而伯克利学派却还要通过制度创新去改造世界。
伯克利学派的重要成员包括S·默辛哲（Sheldon Messinger）、L·纳德（Laura Nader）、P·诺内特、J·卡林（Jerome Carlin）、J·斯科尔尼克（Jerome Skolnick），其领袖是P·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伯克利学派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研究来说明社会的组织原理和结构，进而在法律制度之外发现能够解决有关法律制度的各种问题的方式方法。我认为，不妨用这样的口号来归纳他们的思路，即：“在法律中认识社会、在社会中改善法律”。其理论纲领和方法论特征集中表现在塞尔兹尼克、诺内特合著的《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一书里。
塞尔兹尼克的专著《法、社会及产业的正义》具体分析了自生的规如何在企业中得以实现、法律作为社会整合的工具如何发挥作用的机制。在关于工人如何看待企业内部的公正的第五章里，塞尔兹尼克说了这样两段话：
“什么被认为是公正的，这不仅取决于广泛的历史背景，而且也取决于能够产生不满和激发欲望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在家庭、教会、团伙、工厂、军队等不同的组织中，正当的期待也各不相同。而在这每一个组织的内部，由于集体为了生存或者实现其目的而需要的条件不一样，由于对于个人而言集体的意义不一样，有关的变数需要适当加权。通过直接的观察可以看到，公正的确是可变的现象。公正的完整的涵义总是有问题的，需要不断去发现它。但是，承认公正的感觉是可变的，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受那种过激的相对主义观点的束缚。尽管有细节上的差异，但是也许存在着普遍的属性可以被发现。也许平等相待、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各得其应有之物等就是形成公正感的基本因素，然而实现这些的方式方法却是由集体生活的现实所决定的”。
显然，塞尔兹尼克所理解的法律现象的实证研究，不可能在完全舍弃具体情节之后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不否定科学所要求的抽象性、普遍性，但是主张只有在对不同状况进行直接的观察和分析之后才能准确地把握一般概念的实质。既然承认了特殊性和可变性的承认，那么就有必要把法社会学建立在一套具有操作性的概念和命题上。为此，塞尔兹尼克明确宣告自己的法社会学方法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即：（1）强调社会合力作用以及秩序发展的偶然性的历史主义；（2）按照实现社会目标的效果来评价法律制度的工具主义；（3）重视自然形成的秩序的机制以及“活法”的反形式主义；（4）承认国家统治与私人统治、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并存的多元主义。
关于伯克利学派在改革法律制度方面的努力，特别值得指出J·卡林的贡献。他与伯克利学派多数成员的经历不一样：出生于芝加哥的律师世家、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考取了伊利诺斯州的律师资格；他是在完成法律实务的系统训练之后才到芝加哥大学去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在1960年代前期出版的两本关于律师的杰作中，他深刻分析了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和种族歧视与律师业务之间的关系，揭露了贫民特别是黑人享受不到充分的法律服务的社会问题。他还倡导了著名的关于“民事司法与贫民”的集体研究。1966年，卡林辞去大学的教职，担任在旧金山设立的邻里法律服务基金会的首任理事长，直接投身于自己所主张的改革制度的理想主义实践（顺便说明，后来卡林隐退到画室之中，圆了一个真善美的梦）。
197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法学院和法与社会中心联合设置了研究生院综合讲座“法理学和社会政策研究项目”，以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具有跨学科的创造性的法律家。随着法与社会中心的主要成员开始受聘于法学院，伯克利学派的活动据点实际上也从社会学系转到了法学院，关于涉及到国家制度的运作的公共政策的研究得到加强。1991年至92年期间我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曾经就近了解过伯克利的法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有关情况，当时M·M·费里（Malcolm M. Feeley）教授开讲“法院与社会政策”，内容涉及政治决策、行政过程、女权、堕胎的合法性、环境保护、企业伦理、狱政条件、集团诉讼、法律援助、司法改革等许多方面。
2 功能分析的理论框架
在科学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功能主义，主要是1930年代以来在美国形成、发展并且在1960年代具有世界性影响的T·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理论体系。
帕森斯的出发点是M·韦伯关于构筑作为社会行为的科学的社会学的设想，即人们的行为，然而，他所关注的焦点则是社会统合。行为的统合需要借助于有机体模式来描述，在方法论上表现为结构-功能主义。帕森斯的贡献是：综合现代科学的各种研究成果，在把功能主义的逻辑引进系统分析之中的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极其庞大而精致的社会学宏观理论，几乎一切重要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到1979年逝世为止，他一生中出版了十七本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行为的结构》与《社会系统》这两本。在帕森斯的各种创见中，尤其广为人知的是以功能要件的安定化为目的而提出的AGIL图式（即包括适应环境、实现目标、达到统合、维持结构等四个基本功能要件在内的系统分析框架及其各种派生图式），法律制度的功能分析主要集中在统合这一层次。
帕森斯理论对法社会学的影响，基本上表现在通过个人之间的相互行为来说明法律制度怎样实现社会控制以及解决纠纷的活动怎样影响法律系统这两个方面。按照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观点，法社会学分析的对象不是制度本身的实体，而是制度的各种现象、属性、作用以及相关的活动，必须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来考察和表述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静态的、确定的社会结构被理解为流转的、交错的互动关系中的各种功能的合成物，因此，例如审判制度实际上就可以被还原为事实、法源、解释、决定、效果等等的函数关系。归根结底，关于法的社会功能的研究，其着眼点在于规范和制度对于社会的效力，即能带来什么结果、能实现什么目标、能产生什么利益的问题。显然，这正是在霍姆斯之后主导美国法律学界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思路的自然延伸。我们可以从L·M·弗里德曼的代表作《法的系统——社会科学的景观》以及他和麦考莱合编的《法与行为科学》中明显地看到帕森斯留下的雪泥鸿爪。在讨论在“系统的法律行为”（legal act）与“个人的法律行为”（legal behavior）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时，弗里德曼始终注意的是通过基于功利主义的“制裁”以及基于文化因素的“间接影响”、“诉诸内在价值”等功能要件而实现的合乎一定目的的效果。
法律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是丰富多彩的，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两大类型：规范和社会。规范包括制定并实施义务规范和授权规范，通过不同的法律效果（不仅仅是制裁，还有诱导等等）来控制人们的行为。而社会则是指：把规范作为手段来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直接的社会功能主要有通过抑制脱轨行为来维持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促进某种行为或活动、解决具体的纠纷及诉讼案件、进行资源分配等四种。至于间接的社会功能，例如提高道德水平、增强国家机构的权威性、促进阶层分化和职能分化等等。这些功能的发挥状况显然会决定对制度的评价，并且导致改革的要求。伯克利学派的纲领性文献《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也证实了此言不谬。塞尔兹尼克和诺内特指出：
“人们早就觉得法律的制定、案件的审理、治安的维持以及社会调整等各种功能都太容易游离于社会经验的现实以及正义的理念本身。而新的计划既反映了把社会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各种法律制度的学术上的冲动，也反映了一种改革主义的精神。人们认为，不断的探究可以给司法带来有益的效果这样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对于他们而言，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那种强调目的和结果以及规则与原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所谓“回应型法”的模式。
总之，无论是威斯康辛学派还是伯克利学派，都没有越出帕森斯之流的结构-功能主义的雷池。在二十世纪中，美国法社会学的各个研究领域的状况也基本如此。不言而喻，在进行功能分析的场合，基本的评价标准是现代合理主义——无论是把重点放在形式合理性上还是放在实质合理性上，无论是奉行理性至上的科学原则还是试图通过强化实践理性或者目的合理性的制度改革来弥补系统理性与生活情感的裂缝，其实都并无例外。
3 主要的研究领域及其成果
虽然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千差万别，但是，由于如何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是选题的重要动因，该学科的主要分支往往是与法律制度的功能的主要方面相对应的。在这里不可能全面介绍和分析二十世纪美国“法与社会”研究的内容，为了获得一种鸟瞰式的整体印象，首先让我把已知的和可能的课题及成果分门别类地罗列如下：
I 总论
A 社会学的法律概念
（a）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
（b）法律规范的多元结构
（c）正式的准则与非正式的准则
B 法的目的和任务
（a）社会控制
（b）权利保障
（
c）关系调整
C 作为社会行为系统的法
（a）三种宏观理论模式：共识模式、对抗模式、均衡模式
（b）法与其他社会机制的协同作用
（c）法的实施效率与社会效果
II 法律组织
A 国家机构
（a）主要的权力形态（国会、法院、政府、警察、监狱等）
（b）不同机构之间的关系
（c）机构的合理化改革
B 法律家群体
（a）立法者
（b）法官以及陪审员（或与法官具有同等权限的参审员）等
（c）检察官
（d）律师及其他法律服务职业者
（e）法学者
（f）法律教育
（g）职业伦理和团体自治
C 司法制度
（a）诉讼程序
（b）法律解释的权限划分
（c）法院外纠纷处理机制
（d）司法参加
III 法律行为
A 立法活动
（a）压力集团与法案的提出和通过
（b）法与政治的关系
（c）法与社会政策
B 影响判决的因素
（a）法庭中的辩论与交涉
（b）审判与舆论
（c）法官的经历与价值取向
C 法律家的思维方式
D 法律推理的技术与语言沟通
E 行政裁量问题
（a）福利国家的法制
（b）司法积极主义与司法消极主义
（c）行政、企业以及市民运动
IV 法律意识
A 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以及公正体验
（a）法律知识
（b）对于法与审判的态度和感情
（c）公正的心理基础
B 法律观念
（a）传统的话语
（b）基本的认知能力
（c）主张和要求
C 法与意识形态
D 法律文化
V 法与社会变迁
A 法的进化
B 有计划的社会改革
（a）法与现代化
（b）法与发展
（c）制度创新
C 法律的修改和废止
VI 法律制度的效力
A 法律发挥作用的方式及其特征
B 守法精神
C 脱轨与失范
D 制裁与因势利导
E 抵抗运动
VII 法与社会的比较研究
A 主流文化与次文化
B 不同国家与不同法系
C 统一化与地域性问题
上述研究课题，有些部分成果累累，有些部分却比较薄弱。从法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以及制度的功能这一角度来看，我认为有三个领域最有代表性，即：审判和纠纷解决过程、律师以及秩序形成机制，下面分别予以简单的说明。
关于审判和纠纷解决过程的研究集中体现了法律现实主义与法社会学之间的继承关系。按照D·M·恩格尔的分析，就民事诉讼而言，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研究。一种是所谓“制度本位”的（institution-focused studies），分析正式的程序和案件处理如何受外部环境及文化氛围的影响、司法决定发挥何种社会功能等。另一种是“社群本位的（community-focused studies）”，侧重于揭示基层民事审判与协商、调解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关系，说明非正式的规范以及交涉过程在法院中的运用及其效果。另外，关于政治对法院的影响以及审判的政策形成功能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于法院的经验性实证研究的出发点是所谓“法官社会学”，即分析法官的社会属性（特别是家庭的职业结构、所属阶层、教育背景、政治态度）与判决行为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的目标是检验审判的客观性和中立性，防止在司法中出现“阶级”。因此，与法官的生活环境基本上是绝缘的工人、农民在法庭中是否处于不利地位、法官的性别与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性别之间的不同组合是否会导致微妙的不同倾向等等问题往往被作为基本的研究内容。对于诉讼程序的研究素材主要是案卷构成（例如当事人的社会属性的不同组合对判决内容的影响）的分析和司法统计数据的分析。
现代法治秩序的形成、发展以及有效运转与法律职业的性质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尤其是有赖于律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适当的媒介作用。律师的业务活动的内容是通过辩护、、咨询等方式，在现行法规定的框架之内为自己的客户争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法律制度实现其保障个人合法权利、控制不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的功能，当事人实现其请求并把自己的正当主张反映到法律制度中去，规范与意志与事实、法官与律师与客户之间存在着非常活泼的相互作用。显然，正是在这里，社会科学大有用武之地。根据埃贝尔的研究，法律职业研究的理论模型主要有三个：（1）韦伯的市场经济论、（2）马克思的阶级结构论、（3）帕森斯的社会功能论。在不同的理论模型下，都有各具特色的经验性研究。例如关于律师的经济分析涉及法律事务所的组织形态与经营战略、律师和不同阶层客户的关系、诉讼的成本计算与律师报酬、企业法务；阶级结构与政治的视角，导致关于律师与市民运动、工会的关系的研究；结构-功能主义尤其重视律师的职业团体自治以及不同的角色定义，等等。
在秩序形成机制方面，存在着国家本位与社会本位等不同的立场，因而对于社会的法制化的评价也大相径庭。总的来说，法社会学比较留意自生秩序和社会的自组织性，强调私人在法律制度运行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国家秩序本身。特别是伯克利学派，更把借助非正式的秩序装置来形成社会的弹性结构作为法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反对冰冷的工具理性以及所谓“科学国家”的设想，强调法制中的人文主义情怀。例如，在关于刑事制度的功能的经验性研究中，J·H·斯柯尔尼克注意到非正式的规则、讨价还价的公正等各种问题对于抗辩制、无罪推定、实体法以及程序要件的影响，强调传统的惩戒主义态度和新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相互作用的意义。在民事制度方面，关于私人自治以及法律与社会关系的互动的研究文献更是不胜枚举。另外，一些学者注意到交涉不仅是解决纠纷的基本方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创制规范。
4 “法与现代化”研究的挫折和反思
美国的法社会学对于其他国家的法制改革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领域是“法与现代化”或者称为“法与社会发展”。正是在这里，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型也表现得最为突出。而“法与社会”运动在1960年代的辉煌及其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退潮，又都与世界规模的“现代化”以及D·贝尔所说的“后产业化社会”这个大趋势息息相关。
“法与现代化”作为学术课题的历史较长。在M·韦伯发表自己的理论的阶段，关于法与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分析框架和命题、假说。在美国，直接思考和探究法与现代性问题的著作至少可以追溯到前面已经涉及的J·弗兰克的《法与现代精神》。然而，1960年代美国的“法与现代化”研究并不仅仅是纯学术性活动，它同时也是一场改革社会的实践。1961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国际性法律研究项目发表了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法律制度和法律职业的作用的报告。不妨把这个报告作为“法与现代化”运动的起点标志。1962年，福特基金会开始设立机构、批准项目来进行一系列支援非洲和拉丁美洲新兴独立国家的法制建设的活动。1960年代后期，许多法律家和学者分赴各地担任顾问或者协助人员，然后又回到美国进行相关的分析。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还组织了关于法与现代化的大型研究项目。
“法与现代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是D·M·楚贝克（David M. Trubek）和M·戈兰特（Marc Galanter）。他们的初衷是按照美国式“现代法”的理想改变巴西等其他社会的制度和秩序。戈兰特曾经把实施法制现代化的计划归纳为十一项指标，即：法律规范的基于制度统一性的平等化价值取向、基于社会交换的合意性、基于普遍主义的可预测性、在法律运用方面的效力等级体系、科层制、合理化、职业主义、媒介性、可变性、在法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上强调工具主义和分权化，等等。他的分析框架鲜明地表述了“法与现代化”运动的目标模式，也充分体现了法社会学在按照主流思路推动改革方面的功能主义范型的基本内容。戈兰特的这篇论文不长，但被公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楚贝克在1972年发表长篇大论“寻求法的社会理论——关于法与社会发展研究的随笔”，对于把欧美式的法制模式移植到非欧美国家的设想和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强调了发达国家的学者对于巴西等第三世界国家固有的法律秩序进行认真研究的必要性。两年后，他和戈兰特又联名发表了题为“处于自我隔离状态的学者——对于美国法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危机的一些反思”的论文。他们在总结“法与现代化”运动的基础上，把一直支配着包括“法与社会”研究在内的法学各学科的主流的范型概括为“自由的法治主义（Liberal Legalism）”，指出这个范式已经陷入危机之中。显然，他们的立场已经开始从“法与社会”研究转向批判法学、从通过法制来改革社会的功能主义转向通过社会来重新认识法制的反思论。
三 “合二为一”变成“一分为二”
综上所述，贯穿于从法律现实主义到“法与现代化”的整个过程的“法与社会”研究的范型其实包含着一系列深刻的内在矛盾，主要是怀疑主义与经验主义、科学主义与规范主义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法社会学作为极其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科学认识与改革实践的微妙平衡之上的。科学要求经验性研究和客观的理论建构，而改革则要求理想的目标模式和向现实挑战的主观能动性。冷静的科学指向与热诚的改革指向，这两者合二为一，先后产生了法律现实主义、作为社会工程的法学、“法与社会”研究等连贯性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政府采取积极有为的政策，为“法与社会”研究的范型带来了一个黄金时代。1960年代，美国在国内“向贫困宣战”，通过经验性研究和具体的改革措施来加强法制向社会的渗透以及法制的各种实际功能；在国外推动第三世界的法制现代化；法社会学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在各种不同的专业领域中都得到蓬勃发展。然而，过高的期待和过快的进展，使科学与改革的微妙平衡被打破。极端强调科学这一侧面的学者们（例如D·J·布莱克）试图为法制建立一个类似牛顿力学那样的普遍的公理体系，而极端强调改革这一侧面的学者们（例如R·M·昂格尔）则想在破坏一切既存的机制之后建立全新的社会。其结果，“合二为一”的“法与社会”研究的范型就“一分为二”——在科学的层次上，逐步发展出“法与经济学”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在改革的层次上，批判法学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
前面已经指出，楚贝克和戈兰特在对“法与现代化”运动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吸收西欧批判社会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葛兰西思想）的成果，推动了批判性法律研究的开展。至1977年，楚贝克和他过去的学生D·肯尼迪（Duncan Kennedy）在威斯康辛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对法学主流思想的批判性研究的大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法学运动。曾经参加过“法与现代化”研究项目的巴西出生的学者昂格尔，也成为新潮流的旗手之一。他在分析批判法学的著名论文中指出了这一学术运动具有两项基本的问题意识，第一是批判形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第二是为了达到新左翼运动的实质性目的，把法律实务和法学理论作为一种工具加以利用。可见批判法学运动继承了法律现实主义（特别是其中的怀疑主义）的反形式主义传统，也接受和发展了“法与社会”研究中出现的激进改革的主张。
关于批判法学与法律现实主义之间的定位问题，G·E·怀特曾经作过十分明确的论述。他认为批判法学接受了法律现实主义提出的应该重视法律决定的主体的价值观这一方法论上的命题，并进一步伸张了法律现实主义对价值观的探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还改变了思路的方向，即：不再像法律现实主义者们那样把焦点对准法官等特定的决定主体的个人的价值倾向，而是转向集中地分析属于法律学界主流的所有决定主体的共同的价值体系。换言之，批判法学把解剖刀指向整个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偏见。
但是，楚贝克本人并不认为对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就可以不必再谈个别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了，恰恰相反，他始终致力于把如何批判法学与法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协调在一起的理论作业。楚贝克认为，所谓经验研究有三层涵义：（1）在决定论的涵义上，认为经验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支配社会的基本法则；（2）在实证主义的涵义上，对事实和规范、价值进行严格的区分，认为经验研究仅仅考虑有关事实的记述和认识；（3）在非教条主义的涵义上，认为经验研究是与传统的法理学和法律解释学不同的一切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法律现象进行的研究。如果从广义上把握经验研究，可以看到有两种最基本的类型，即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前者把社会秩序理解为个人为实现一定目的而相互作用的合理性结果，后者把社会秩序理解为在上述相互作用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复杂的文化价值的结构。一般而言，“法与社会”的经验性研究基本上都属于行为主义的，而批判法学基本上都属于解释主义的。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位于另一端的“法与经济学”。以前，当“法与社会”研究者向一切社会科学寻找资源时，当然不会忽视经济学——尤其是制度主义学派。其实，法与社会学会的主要头面人物（例如J·W·哈斯特、E·列维、L·M·弗里德曼）与“法与经济学”运动的开拓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学术联系和甚至私谊。1960年代是“社会学帝国主义”的天下，在法社会学“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威斯康辛学派的鼻祖哈斯特曾经有兴趣把经济学也理解为社会学的一个领域。然而，到1980年代，自由放任主义重新抬头，社会变动虽然急剧，在其中唱主角的却是市场而不是国家，于是出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由于组织上的种种不同考虑，“法与经济学”运动与“法与社会”运动实际上一直在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间距，虽然也有过设立联合组织之类的建议，但最终都没有下文。
“法与经济学”也继承了法律现实主义的传统，特别是在关于司法决定如何权衡利害、提高效率的方面，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显得尤其清楚。R·A·波斯纳在为卡多佐写的评传中，对于他的关于社会福利的观点和判决意见中所展现的“原始经济学的分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仅如此，通过行为科学、实验心理学等媒介项，“法与经济学”和法社会学之间也有许多互相重叠、融合的地方。所以，认为“法与经济学”主要是在科学主义的效率的意义上发展了“法与社会”的范型的观点并
没有错。但是也要看到，在“法与经济学”中，经验归纳的实证分析显然被大大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演绎性分析。因此有许多学者认为“法与经济学”在对于法的形式主义批判方面开了倒车，回到了曾经被法律现实主义者们摈弃了的概念主义立场——至少是与经典的概念主义极其相似。也有人指出“法与经济学”与其说是科学，毋宁说它具有太强的政治性。当然，在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可以不断看到那种把社会学的经验调查与“法与经济学”的概念分析手法结合起来的努力。
批判法学和“法与经济学”都是在1970年代的后期开始成为美国一些主要法学院的“显学”的。两者都对法律学界主流所表现出来的中庸之道和实用主义提出批评和挑战，只是前者采取激进的左派立场，后者则与此相反采取了的立场——两者都强调实质性的价值判断。但是，恰恰是这些相同之处加剧了这两个学术运动的背道而驰的倾向。许多批判法学运动的成员都在批判法律学界主流的同时，也对“法与经济学”进行过尖锐的批判：“法与经济学”也对批判法学的基本立场持反对意见。讨论这两种学派的主张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各种不同观点不是本文的目的，这里只考察它们与“法与社会”研究运动的关系。由于“法与经济学”所使用的技术手段过于复杂，也由于把效率绝对化的观点与法律制度的公正理念不断产生冲突，迄今为止“法与经济学”在法律界和法社会学领域中的实际影响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至少在“法与社会”的圈子里，批判法学似乎具有更强的感召力——因为它代表了社会进步和改革的要求，因为它的学术话语更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法与经济学”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在逐步冲淡科学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色彩，更加强调实用主义、工具主义乃至常识的成分。甚至包括波斯那在内的一些代表性学者也开始承认经济分析的权威性和自我完结性是有限度的。到1990年代，在“法与经济学”的新一代学者中出现了超越所谓“理性的经济人”假定和效率分析方法、向现实主义和社会学回归的趋势。人们倾向于更多地考虑合作、影响公共选择的非理性因素以及涉及价值取向的内容，并且采取一种更加折衷均衡的立场。
除了“法与社会”的基本范型分为批判法学和“法与经济学”（这两者内部还可以各自进一步区分出两种以上的立场）之外，具体的经验研究方面也出现了细分化的趋势，大量的微小的范型分别主导着大量的个别现象的描述和解释同时又互相竞争和互相渗透。总之，在目前这个世纪末，法社会学也处于一个宏伟叙事已经失坠、新的综合性还无从谈起的阶段。
四 结语：“法与社会”研究的展望
如果说在美国、在涉及法律制度的研究领域中，1980年代的“法与经济学”很像1960年代的“法与社会”研究运动，曾经成为时代的骄子，那么应该承认：到了1990年代，情形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冷战结构的崩溃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机会向整个世界伸张，市场本位的全球一体化为法的经济学分析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然而在另一方面，法治秩序在突破民族国家的藩篱的过程中，碰到空前规模的价值冲突和地域性问题。自由民主主义本身是否具有、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不同的社会体制和价值体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共处？新的国际秩序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除了合理性、功能主义之外，还需要文化、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共识。因此，关于价值观和解释的研究也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几乎各国的社会都在面临急剧的变化，“法与经济学”出现了向社会学回归的趋势，批判法学比以前更加强调经验研究和建设的侧面，各个不同学科和专业领域正在寻求理论上的整合和范型的更新……，诸如此类的现象意味着又一轮“从分到合”的过程将要开始。例如，已经一些学者根据博弈理论来重新解释行为主义和帕森斯理论体系，并试图通过在互动关系中导入进化机制的概念来使“法与经济学”和“法与社会”范型获得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介于功能主义和文化主义之间的解释学使批判法学与法社会学具有更大的兼容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法与社会学会试图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际重振雄风，刷新自己在法与社会科学之间推动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方面的改革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