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合同范文

理财合同范文第1篇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固定电话： 固定电话：

手机： 手机：

通信地址： 地址：

邮编： 邮编：

e-mail： e-mail：

甲方委托乙方为其进行有偿操作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开立的；户名为_______；帐号为_______________；起初资金为___10000__________________ 投资帐户。经过双方协商约定在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期间按照以下条款规定对以上帐户进行有偿代客理财。

一、开户：

1、甲方可以是个人、企业、投资机构，自由选择信誉好、交易及行情通道相对畅通合格外汇交易商开立帐户，要求必须提供网上交易服务。

2、初始资金量要求不得少于1万元usd，资金来源合法由甲方保证。

3、乙方拥有独立的下单操作权，但没有资金调拨权；甲方拥有资金调拨权，即只有甲方可以取出资金。

4、甲方有义务对自已的资金调拨密码保密，帐户的资金安全由甲方开户所在的外汇交易商负责。

二、交易：

1、开户后甲方把帐户的交易帐号和交易密码告知乙方（不含资金调拨密码），由乙方进行交易。

2、本协议执行期间除给乙方可能的利润分成外，甲方不得出金。

三、利润的分配：：

乙方坚持赔小赚大，持续稳健获利的资金管理原则，所以甲方的资金可能有时候会保持不变，有时候会获得较大的收益，当然也不排除亏损的可能。利润分配的具体事项如下：

1、乙方操盘。季度收益超过30%，收益部分的40%.由甲方取出汇过来归乙方，60%为甲方所有。收益不到30% 收益部分的全部归甲方所有，乙方0收入 .

2、甲方的追加投资入金单独计算。

乙方的指定银行帐户：户名： 帐号：

开户行：

四、亏损及责任：

1、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由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可抗 力因素的定义参照股票交易的相关规定）

2、乙方承诺将亏损控制在全年初始资金的15%以内，超出部分由乙方承担；当委托帐户 的亏损在全年初始资金的15%以内时，乙方不承担责任；如果委托帐户的帐面亏损达到全 年初始资金的15%以上时，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且对超出15％以外部分的亏损，甲方有追偿权。协议的终止：

1、本协议期满后自动终止。

2、若出现甲方单方面提前停止委托或者甲方未与乙方协商在本协议执行期间出金等违约，则本协议自动终止。若本协议终止由甲方单方面引起，盈利部分不计百分之二十基础利润对半分配，若出现亏损，不论亏损比例是多少，乙方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3、若出现乙方单方面违约，则本协议须终止。在本协议终止后甲方有权不进行对当期利润 的分配，若出现亏损，不论亏损比例是多少，由乙方承担结算期出现的亏损。

六、操作理念：

乙方的投资理念是追求安全而长期稳定的利润，有义务在确保15%的风险范围内提高收益。

七、双方配合：

乙方希望甲方完全信任乙方，并且在本协议执行期间甲方不得干预乙方任何操作，以免干扰乙方的投资策略及交易计划。甲方只需要随时查看并监控自己的资金情况即可。

八、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签字： 签字：

日期： 日期：

理财合同范文第2篇

近年来发生的许多投资者理财受骗或者损失的案例，一种重要原因就是投资者没有搞清楚合同主体。的确，一些基金、贵金属理财产品收益诱人，有的产品预期收益率接近甚至超过10%，远高于银行发售的中短期理财产品。对此，投资者朋友一定要清楚，银行代销的理财产品与银行发售的理财产品有本质的区别。银行理财产品是由银行募集资金负责资产、投资并进行收益分配，投资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合同是与银行签订，而非个人或其他公司。同时，投资资金也是转账到银行的资产管理账户的专用账户名下。而银行代销的理财产品，则是投资者与银行以外的其他机构签订合同，银行仅仅是一个销售渠道。

实践中，有的高收益理财产品暗藏很大的风险，如若想购买，必须了解清楚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由于很多投资者出于对银行的天然信赖，认为在银行购买的理财产品是有保障的，往往不注意购买理财产品时签订的合同中的细节。当购买的理财产品出现投资收益不能兑付甚至是血本无归时，才发现原来签约方并非商业银行，银行也常常是以此为由，不承担任何责任，投资者只能投诉无门自认倒霉。

因此，投资者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时，一定要看清产品的发行方是谁，千万不能只贪图高收益，而忽略了合同主体等重要细节。此外，不要轻信理财经理的“一般都能兑付、没有出现过不能兑付的情况”等套话，一旦出现不能兑付的情况，投资者损失的就是真金白银。

那么，什么是合同主体呢？

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关系的主体，又称为合同当事人，包括债权人和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依据法律和合同的规定履行义务；而债务人则依据法律和合同负有实施一定的行为的义务。当然，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地位是相对的。在某些合同关系中，由于一方当事人只享受权利，而另一方当事人仅负有义务，所以债权人与债务人是容易确立定的。但在另一些合同关系中，当事人双方互为权利义务，即一方享受的权利是另一方所应尽的义务，另一方承担的义务则是一方所享受的权利，因此，双方互为债权人和债务人。

理财合同范文第3篇

甲方（出借人）

身份证号码：

住址：

电话：

乙方（借款人）

法定代表人：

公司地址：

营业执照号注册号：

电话：

丙方（担保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电话：

营业执照号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当事人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甲方（出借人）_________出借人民币_________万元，期限___个月，自_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_年___月___日止。借款期限届满日为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的，顺延至节假日、休息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利息按实际占有天数计算。

第二条：借款利率为月息 ‰，从出资人实际交付借款之日起计息至本金结清之日。

第三条：乙方借款用途为经营 周转。乙方承诺合法使用借款，不得用作违法活动。

第四条：甲方应在合同签订后当日，一次性向乙方交付全部借款。具体借款金额和借款时间以支付凭证为准。

第五条：乙方还款方式为：按月还息，每月20日为乙方的付息终结日。在每月1日至20日（含20日）期间借款的借款人需将第一个月利息直接交给出借人；20日之后借款的借款人应在次月的20日之前（含20日）支付第一个月利息。本金分期归还或到期后一次性归还，具体归还办法见还款计划书。

第六条：根据乙方之请求，丙方愿对本合同项下甲方对乙方的全部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借款到期之日起三日内如乙方未能足额将借款本金偿还甲方时，丙方保证将应付款项（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偿付给甲方。

第七条：因乙方不履行还款义务，丙方为乙方代为偿还借款后，甲方即将本合同项下的包括借款本金和利息等在内的所有债权转让给丙方，丙方即成为乙方新的债权人，丙方享有本合同中甲方对乙方享有的所有合同权利。

第八条：本合同如须办理公证，乙方承担公证费用。

第九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有权对乙方提交的资料、文件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调查。

2、 合同履行期间，甲方不得提前解除合同，抽回资金。

3、 借款交付后，配合丙方对乙方使用借款进行管理和监控。

第十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按照本合同的约定使用借款，不得将借款转作他用，更不得用于违法行为。

2、 乙方应根据丙方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文件及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文件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3、 按照约定向丙方支付担保服务费 元。

4、 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

5、 乙方的居住地、联系方式、单位的变迁等发生变更，必须在变更后三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及丙方。

6、 乙方服从丙方的贷后管理与风险监控。

7、 自甲方实际向乙方发放贷款当日，乙方应向丙方缴纳人民币______万元保证金。

第十一条：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对乙方提交的资料、文件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调查，对乙方的资信、资产状况进行调查。

2、按照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后，丙方成为乙方新的债权人，享有原债权

人的所有权利和义务。

3、受甲方委托对乙方使用借款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催收，并对借款风险进行监控。

第十二条：违约责任

1、 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期限每月20日（含20日）之前支付利息，由丙方于三日内代为偿付（节假日顺延），同时乙方应自逾期之日起按借款金额每日千分之五向丙方支付滞纳金。

2、 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偿还本金的，应自逾期之日起按借款金额每日千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 因乙方未按期、足额向甲方履行还款义务而导致丙方向甲方垫款的，乙方应自丙方垫款之日起，向丙方支付垫款金额40%的违约金。若丙方垫付之后，乙方仍未偿还垫付款，自逾期之日起，按借款金额每日千分之五向丙方支付滞纳金。丙方有权在不通知乙方的情况下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媒体乙方的具体违约行为等信息。

4、 在借款期间，若借款人预留在湖南和德信用投资担保公司的联系方式、实际居住地、工作单位等发生变化导致无法与借款人取得联系，而借款人明知还款义务和期限却不主动和湖南和德信用投资担保公司联系，也不按期还款，最终导致丙方公司进行催收的，上述行为每发生一次，乙方应向丙方公司支付1000元的违约金。

5、 在借款期间，乙方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或无力清偿欠款，而导致丙方公司采取相关措施的，除支付采取相关措施而支出的全部费用外（包括律师费），乙方还应向丙方公司支付5000元的违约金。

6、 借款合同签订后，若甲方不按时、足额将借款交付给乙方，由此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7、 自甲方实际向乙方发放贷款当日，乙方应向丙方缴纳保证金。在乙方按时付清本息后，丙方无息全额退还保证金。若乙方发生上述任何一项违约行为，则丙方有权直接从乙方所交纳保证金中扣除相应违约金和滞纳金，且在保证金金额不足以支付当前违约金和滞纳金的情况下，丙方保留向乙方追索的权利。

8、 若丙方违反上述第七条约定，则丙方应赔偿甲方违约金，即每超过一日赔偿甲方人民币100元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乙方提前偿还借款的，除按照实际用款期间支付利息外，还应当向甲方再支付一个月的利息作为提前还款的违约金。

第十四条：因本合同发生纠纷，由丙方住所地所在

法院管辖。乙方自愿接受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

第十五条：本合同一式____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自甲方实际向乙方发放贷款之日起生效。

第十六条：声明条款

1、 甲方、乙方已详细阅读本合同所有条款。应甲方、乙方要求，丙方已经就本合同做了相应的条款说明。甲方、乙方对本合同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知晓并充分了解。

2、 甲方、乙方、丙方有权签署本合同。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合同签订地：

合同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理财合同范文第4篇

身份证： 开户行： 帐号：

乙 方： 住址： 宅 电： 手 机：

身份证： 开户行： 帐号：

一、定义

1）甲方/客户：协议出资人，系乙方提供的理财服务并与之签订服务协议的对象，亦是甲方。

2）乙方：协议理财服务提供者，受甲方授权在指定帐户内从事对应投资理财操盘者。

3）本金：指甲方授权乙方在指定帐户内从事对应投资理财的原始资金总额。

4）保底收益：协议中乙方承诺甲方最低保证收益，等同协议期银行存款定期年息两倍。

5）信富：理财服务品种，指“信任而富贵”，甲方负风险全责，享利润70%；乙方享利30%.

6）保富：理财服务品种，指“保障而富裕”，甲/乙各负风险50%，享利润50%.

7）安富：理财服务品种，指“安全而富有”，乙方负风险全责，享利75%；甲方享利25%及保底收益（等同协议期银行存款定期年息两倍）

8）投资对象：股票、黄金、外汇。

二、协议期限

本协议自乙方收到甲方理财帐户操作原始密码之日起正式生效，有效期限壹年。

协议期间不得半途中断理财而提款，如甲方真有急需可与乙方协商终止合作，但如有损失全由甲方承担，乙方不负任何理财风险。如有利润产生，甲方必须按协议给予乙方报酬。

三、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协议签定后，应尽早向乙方提供理财操盘原始密码。

2）在理财操盘期间不得改变操盘原始密码而自己操盘。

3）理财月结算期，负责向乙方提供协议报酬并及时将金额转入乙方帐户。

4）按协议承担、享受规定的风险及利润分成。

5）按协议享有理财过程的风险损失知情权及协议规定的其它权利和义务。

四、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协议签定后，必须恪守诚实信用，殚精竭虑，专心打理，提供优质理财业绩。

2）在理财期间必须尽力按月结算，准时通知甲方查帐及分享利润提成。

3）依协议规定承担对应的理财风险及享有利润分成。

4）享有理财期间操作保密权，甲方不得干涉阻扰。

5）如有规定，必须将过程损失按10%、20%、30%递进及时告知甲方。

五、协议约定

1）甲方委托乙方在__ 年 月 日至__ 年 月 日进行操盘理财，投资对象 ，理财服务品种 ，原始资金（本金） 万。 2）甲方负风险责任 ，享利 %；乙方负风险责任 享利 %.

3）经协议，甲方 理财过程损失知情权，乙方必须及时遵守行动。

4）本协议所有理财风险损失均指相对原始资金总额__本金而言，所有风险承担皆以此计；协议期甲方累积总利润分成加最终资金大于本金加保底收益后，乙方不再承担损失责任。

5）合作双方必须遵守诚实信用，保证提供信息真实可靠。否则承担由此造成对方的损失。

六、违约责任及附则：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双方必须守约，违约者须赔偿对方损失，赔偿额为本金5%

2）本协议双方各执一份，未尽事宜可协商补充；协议适合国家法律，并依法处理双方争议。投资理财委托合同范文节选！

甲方：

乙方：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理财合同范文第5篇

所谓保底条款，是指委托理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无论盈亏受托人均应保证委托人的本金不受损失，或约定应保证委托人获得固定的本息回报，超额投资收益均归委托人所有，即约定保证本息回报条款（又称保底条款）。从委托理财合同的保底条款约定的内容看，委托理财合同中关于保底条款的约定无外乎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二是本息保底、超额分成；三是本金保底、超额分成。

由于我国委托理财形式多样性，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的约定也是千变万化，对保底条款的法律效力，理论界大致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对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法律效力的有效说

持有该观点的人认为，从民事行为的特征和私法意思自治原则的角度出发，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的情形下，保底条款系委托理财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该约定有效。根据《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该观点认为，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约定并不是法律或行政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为，合同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合同条款只要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定禁止性条款，基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和维护私法自治的原则出发，委托理财合同的保底条款不能简单认定其无效，不能否定其法律效力。否则，只能导致受托人在预见到该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极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的前提下，而怠于履行自己的合同责任，不利于在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形成基本的诚信，也极有可能导致受托人违反自己的职业道德的情形发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诚信秩序的建立。

二、对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法律效力的无效说

该观点认为，我国《合同法》第52条“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规定，目的是为了防范私人约定损害社会整体公共利益，而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对于社会整体公共利益而言，其弊端主要在于破坏证券市场稳定性和市场交易的安全，致使证券市场正常的资源配置功能扭曲，损害宏观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其次，委托理财合同当事人约定的保底条款虽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在资本运营的过程中，实质上最终并未像委托人所预期的那样，完全达到保底条款约定的收益及收益分成，当出现投资风险时，受托人既无能力履行委托理财合同约定的义务，更无能力使委托人的资金或证券能够达到保底条款约定的保值或增值，故保底条款的约定并非委托理财的理性之举。即使保底条款的约定真正实现，但保底条款的约定会助长当事人订立权利义务明显失衡条款，助长双方的冒险行为，违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不符合商事交易中的责权利相统一的法律原则，其助长市场交易主体非理性或者非法行为的消极作用往往大于其所能产生的激励和制约受托人的积极作用，使当事人之间产生更多的纠纷，不利于社会稳定。而且，我国的《证券法》第142条、第143条，从根本上否定了证券公司从事全权委托投资和保底条款的法律效力。基于此，对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的约定，不应认定其有效。

三、对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法律效力的有限承认说

持该观点的人认为，不管从私法自治角度认为，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因当事人意思自治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应认定该条款为有效条款，还是从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角度出发，认定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的为无效条款，均是为了规范委托理财行为，并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的良性运行，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需要的目的出发，对保底条款作出的法律评价。但从设立委托理财合同的目的看，完全认定保底条款有效或无效，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委托理财合同产生的纠纷，实践中只有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委托理财合同中关于权利义务的约定，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出发，以民商事法律的基本精神为依托，通过合同目的的解释方法，有条件的承认保底条款部分效力。对借委托理财之明，行借款之实的保底条款约定，根据《合同法》中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审慎分析委托理财行为的收益比例分成与借款合同规定，通过司法裁判的形式，类推适用自然人借款的中利息利率，以不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对约定的保底收益分成予以增加或减少。

对于保底条款的法律效力，在我国法律没有对委托理财合同及其保底条款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应该有限制承认保底条款的效力。

在司法裁判中，确立有限制的承认保底条款法律效力的原则的意义就在于：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的约定，是对社会经济整体经济利益的损害，但作为经济领域纠纷尤其是涉及资本市场的纠纷，司法裁判应适度发挥其更正委托理财合同中所产生的不利因素，以调整和指引资本市场的主体自由交易行为趋向于朝着合法的交易行为的方向发展。司法裁判中认定委托理财中的保底条款为无效，是司法行为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而放任保底条款的对社会整体公共利益的损害后果而作出的评判，目的是为了弥补立法的滞后性、发挥司法能动性对于市场交易的规制。

因此，处理因保底条款约定而产生纠纷的一般的做法是：保底条款无效应只针对委托人规避投资风险而作出“亏损保底”的约定无效，对于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的收益和收益分成比例的“盈利分配”的约定，应当认定为有效。所以，委托理财合同的设立，本身是委托人将自有闲置资金和受托人的专业技术、信息资源和理财技巧有机结合，目的是为了使投入资金可能产生增值。这种新型的法律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领域产生的资本运行的新方式，是一种新型的尝试和创新，在这种情形下，不能因为该法律关系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而一刀切的将其直接扼杀在初始阶段，不利于前瞻地预测和规制金融领域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利于指引市场经济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因此，在司法裁判中，即使委托理财合同中存在保底条款，我们在认定保底条款效力的时候，应当有条件、有限制的承认保底条款约定的效力，以便于解决现实大量存在的纠纷。在处理理财产生的盈利，可以依照当事人对盈利分配的约定进行处理，这样才能将委托人的利益和受托人的利益捆绑起来，既显公平，又能促使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关注理财资金的履约情况，防止受托人利用专业优势侵占、挪用客户资金用于他处。对于当事人除了保底和盈利分配约定之外，还约定另有基本佣金的情形的，理所当然应认定该基本佣金的约定也属于有效约定。

理财合同范文第6篇

【关键词】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法律效力；法律规制；行政规章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信托制度的应用价值越来越多地受到金融市场的青睐，导致信托制度已经渗透到各类金融机构的创新产品中。银信合作理财信托产品便是其中之一，自产生以来，在我国发展呈现出爆炸式增长，一路高歌猛进。目前的银行理财产品中，银信合作类的理财产品占比很高。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信托资产20440亿元，银信合作业务13294亿元，占全部信托资产的65.04%。此外有数据表明，2010年5月共有32家银行和36家信托公司参与发行了银信合作产品413款，预计全部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发行规模在6149.01亿元，①到2010年信贷类银信产品在银信合作产品中的占比近70%。②事实上，建立在秩序之上的繁荣潜伏着危机。在2010年7月初被口头紧急叫停，紧随其后一份名为《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文件8月5号，这份标有“急件”字样的红头文件在2010年8月10号转发到各银行和信托公司，对银行和信托公经理财合做业务做进一步规范。在银信合作理财已经形成规模的情况下，此举对信托公司和银行来说影响很大，但“规制”不是“取缔”，银信合作理财的未来值得研究。

从法律角度而言，暴露出问题是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法律性质界定不清晰，以及《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信托法》等民商法与金融监管规章的脱节。在契约自由原则下，还存在包括“通知”在内的一些级别较低的行政规章的强行性规范，这些是否对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效力能否产生影响？将与投资人、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利益和责任休戚相关。一旦此等信托合同被判定无效，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如何获得保护，银行、信托公司怎样承担责任，在当下的法律法规中无法找到答案。在当前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很多理财产品出现了亏损，引起了银行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因此急需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风险进行确划分和适当分配。

二、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中的信托合同本质

信托制度是源自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极富弹性的财产管理制度，在当今社会里，已经渗入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由于其在资金融通、投资安排、协调经济、服务公益等方面的卓越功能，受到大陆法系国家的关注和青睐，并将其移植在商业领域里。从传统信托发展到现代信托，信托的主要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了信托的契约性日益彰显，信托已经演化为财产管理的契约；现代信托与合同开始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信托也体现了合同的基本要素，即合意的形成和确定，更重要的是，合同和现代信托在功能上日渐趋于一致。但信托合同具有着不同于普通民事合同特殊性，我国《信托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③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通常情况下，一个信托合同是由三方主体构成，即委托人（设定信托、转移财产所有权的人），受托人（受让财产所有权、并承诺为第三人的利益管理财产的人）和受益人（因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而享有所生利益的人）。在信托的基本构架下，人们可以充分的利用其灵活性衍生出很多所谓的“金融衍生产品”，他们往往会因不同的目的而涉及到更多的当事人，进而以信托合同为核心形成了由多方主体组成的“合同群”。

银信理财合作理财产品是金融市场主体创新的金融衍生品，其实现路径是通过订立系列合同，借道银行和信托公司为投资人进行理财。在《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将银行理财业务分为理财顾问服务和综合理财服务。其中，关于综合理财服务的解释是，指商业银行在向客户提供理财顾问服务的基础上，接受客户的委托和授权，按照与客户事先约定的投资计划和方式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的业务活动。关于“银信合作理财”的涵义，“官方”的解释体现在银监会于2008年颁发的《银行与信托公司业务合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第6条规定，所谓的银信理财合作，是指银行将理财计划项下的资金交付信托，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并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的行为。然而在2010年8月，银监会又下发了《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10〕72号文件，以下简称“通知”）中称，本通知所称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将客户理财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并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的行为。上述客户包括个人客户（包括私人银行客户）和机构客户。商业银行代为推介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不在本通知规范范围之内。有学者认为，根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银行在银信合作中是委托关系，而根据《银行与信托公司业务合作指引》第6条规定则是信托关系的委托人。我们认为这是对“指引”第6条规定的误读，该条规定的原文中的“银行将理财计划项下的资金交付信托”，显然不能从该规定推出银行是银信合作信托合同中的“委托人”，联系该“指引”的第14条规定：银行按照理财协议收取费用后，④应当将剩余的理财资产全部向客户分配。同时，“管理办法”第16条也规定，信托公司推介信托计划时，可与商业银行签订信托资金收付协议。委托人以现金方式认购信托单位，可由商业银行收付。

我们认为，上述行政规章中关于银信合作理财的解释十分模糊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分析出这样的结论，银信合作理财中建立是信托合同法律关系，而且分为以下两类：

（一）单层式银信合作理财产品

亦可称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型，它是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为受益人的利益，将两个以上（含两个）委托人交付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运用或处分的资金信托业务活动。⑤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由信托公司设计的，然后利用银行的柜台优势面向不特定的投资者发售，他们与商业银行签订信托资金收付协议，委托人以现金方式认购信托单位，由商业银行收付。银行根据委托协议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银行在银信合作中只能扮演“中介”或投资人的委托人角色，利用其平台向客户推介，间接地参与信托计划，尽管有些情况下，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是由银行代为订立的，但信托合同委托人和受益人仍然是投资人，信托公司为受托人，投资的风险由委托人承担，反之，银行不承担任何风险责任。这是典型的、合规的银信理财合作。在这种模式下，委托人应当是合格的投资人，即能够识别、判断和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依法成立的法人组织，受益人也必须是委托人本身，⑥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将委托人交付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和运用，信托公司履行着积极的信托义务。银行因其仅为“中介”，由此产生的利润自然会放在“表外”，不属于“表内”业务。

（二）复合信托式银信合作理财产品

前述集合资金计划式的银信合作只是他们的最初的或浅层次的合作，更深层次的银信合作理财一种最原始和浅层次的银信台作。2006年，随着监管当局实施步步紧缩信贷规模控制政的策，促使银信合作理财向深层次发展，“复合信托”式的银信连结理财产品跃然而出。所谓的“复合信托”即先由委托人（投资人）与商业银行以人民币理财产品为载体建立第一层信托关系；然后再以商业银行为单一机构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以单一资金信托产品为载体建立第二层信托关系。这种产品一经推出便方兴未艾，集合信托产品规模显得相形见绌。银行在此成为了主导，而信托公司仅被当成了工具或通道，根本无法参与并积极管理信托资产，更无法做到尽职调查，导致此种模式下银行可以“为所欲为”，将其做成了“表外业务”，可谓“一箭双雕”，既脱离了银监会对贷款的监管，突破贷款计划指标，又无需按照贷款计提拨备，增加了银行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复合信托”式的银信理财产品获得了学者们的高度评价，称之为是“银信之间这一创意无限和无比精巧的制度合作与产品设计”，完全适应混业经营趋势和市场运行规则要求，为银信实现战略融合开创出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和想象空间，形成了个人投资者、银行、信托公司、项目提供方等多方共赢的局面，对银信在战略高度实现紧密型融合，共同拓展我国理财市场，进一步推进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的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我国的《商业银行法》第43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因此，这种模式绕开了此项禁止性规定，借道信托公司，参与了信托投资业务，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分业经营’的限制，但却仍然对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监管，但是这种金融监管显然已经无法面对复合式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复杂性，反之，如果禁止银行理财产品进入信托业的话，绝大多数理财产品就不复存在了。正因如此，“通知”采取了折中的原则，要去银行将复合式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并入表内，并按规定计提拔备。

三、规避法律的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效力

所谓的规避法律行为，在我国台湾地区习惯译成“脱法行为”，是指某种迂回的手段，绕开强制性法律规范所禁止的效果相同的行为。信托制度在今天仍然难逃“规避法律”嫌疑，由此使得信托合同的效力边界与一般商事合同更加的模糊。很多学者从信托制度流变中考察到，信托诞生于因为规避法律而产生的“用益制度（user）”，进而推理出信托制度亦天然地具有规避法律的功能，因此对于以信托创新的金融产品的“规避法律行为”更会引人注目，但在笔者看来这是对信托制度的误读。信托是普通法与衡平法的财产制度的分野，“用益制度”引起的“涨落（Fluctuation）”打破普通法财产制度的稳态结构大法官的干预放大了这一“涨落”。《1535年用益法》铸就了“用益（Use）的亚稳态结构（Substructure of Stability），也抑止了用益的发展用益的复设（Use Upon a Use）将“涨落”推到了旧的财产制度的远离平衡态（Equilibrium State）。17世纪，衡平法院对第二项用益权的承认，生成了一种新的财产稳态结构（Stable Structure）——信托自身功能对环境的适应性，变异出了丰富的结构，其过程是寻求到了另一个“规范体系”，至此信托制度从“用益制度”中蜕变成了独立的法律制度，其名称亦由“user”改成“trust”，真正的信托制度已经没有“用益制度”规避法律的功能，仅承继了它的灵活性和高度的弹性，在现代社会里它更是完成了金融工具的嬗变。以信托制度为核心构造设计的银信合作理财产品虽然是一种利用信托制度的金融创新产品设计，仍然不能摆脱“规避法律”的阴影，因为它的确绕开了现行法律法规之下的某些障碍，游离在监督机构的监管视线边缘，但不能因此得出所有的金融信托涉及都是在规避法律，否则就抑制了信托制度的自由创新因子，使其失去了价值。

当然在金融活动中，依托信托制度设计的银信合作产品可能会出现规避法律的行为。规避法律是当事人用一种形式合法的外衣，来企图绕过法律对其在某种场合下实施意思自治的禁止，以期达到目的。所以，调整规避法律的强制性法律规范的任务就是在于“刺破这个面纱”，挫败当事人规避法律行为的目的，将其破坏的“公序良俗”得以修复。对于规避法律行为的后果，法律界存有争议，台湾学者洪逊欣认为，有一种规避法律行为常常是因为强行性法律规范已经不适合社会生活了，尤其是经济交易导致的，所以要判断避法行为是否有效，应对其所回避的强行法规的理想和该行为的社会经济上的意义加以比较，从而地作出判断；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切规避法律的行为均无效。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坚持认为规避法律的信托合同不容许任何“通融”，其所触犯的是国家的“公序良俗”，必须判定此等信托合同无效。虽然合同法的精髓就是鼓励交易，其一贯坚守着意思自治原则，但同时还要兼顾保护交易的安全。无效合同制度是体现该原则的具体法律制度之一，它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彻底给予否定，也是国家对合同自由的一定干预，使其得不到法律的认可，维护法律所要规范的包括金融秩序在内的社会秩序。我国《信托法》明确规定信托当事人进行信托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即使在其发源地的英美国家里，信托目的合法规则亦是英美信托法中的一项重要规则，英国信托法将该规则表述为：信托在目的合法的范围内才属有效，如它具有非法目的，则不能有效成立，已经设立也不能被强制履行。总之，如何厘清金融创新与规避法律边界，以及此种场合下的“法律”的含义，都将影响着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效力。

四、违反金融监管的强制性规章的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效力

监管们强调金融秩序，自由派们青睐信托市场的活力，监管与创新的关系成为世界性难题。银信合作理财下的信托合同中如何协调契约自由与金融监管的冲突问题暴露出来。那么违反金融监管的强制性规章的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之效力？

强制性规定是指其适用不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不能通过约定予以排除或变更的规定，具有对合同主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用之价值。我国《信托法》第11条规定了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信托无效。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合同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强制性法律法规”范围，系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包括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而且仅指“效力型强制性规定”。换言之，只有违反了效力性强行性规定，才会导致合同无效，如果违反了管理性强行性规定，仅需要对当事人的行为予以纠正或取缔，并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其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依然是有效的。从位阶上限制了无效合同的范围，到对强制性法律规范进行划分，进一步限制了无效合同的范围。

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特殊性在于，因而在法律的层面上，银信合作理财属于商法和金融法交叉领域。通常情况下，出于对金融市场安全考虑，各国政府都会对金融业进行必要的监管，区别在于监管力度的强弱，相比西方国家，我国对金融市场历来坚持从严原则，随着美国次贷引发金融危机，更加证明我们金融监管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也必然要求银行、信托公司等被监管的对象严格恪守银监会制定的行政规章，否则我国的金融市场和竞争秩序就难以维系。有鉴于此，肩负着对金融市场监管重任的银监局制定了一系列行政规章、指引、通知等。从法理上看，它们都属于位阶较低的行政规章，按照《合同法解释一》的标准，似乎不能成为人民法院认定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按照《合同法解释二》的标准，它们则属于管理性或取缔性的强制性法律规范，不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因为只有矫正其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并触犯刑法，自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例如，《管理办法》第47条规定，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不遵守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金融许可证。如果这一推理成立的话，就意味着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订立，即使有违于上述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信托合同的法律效力，必然会导致银监会的规章被架空，这一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上述银监会的、低效力级别的行政规章在发挥着对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规制作用，然又与两个合同法解释相悖。这是很有必要明确的问题，它直接关乎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该类合同效力认定的法律依据，极易导致实践中判决结果不一。我们认为，基于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处于信托法与金融法的交叉，理应受到金融法的监管，否则势必将影响我国整体的金融秩序。而问题的症结是《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以及合同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和不现实性所致。

上述《合同法》条文及司法解释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的，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我国的私法精神长期缺位，而大量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乘虚而入”涌入私法领域并直接影响着对私法行为的效力评价，加之某些地方政府的法制意思尚不健全，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有违法或侵害市场交易参与者合法权利的内容，而且有些地方政府任意扩大制定规章的范围，致使对合同的行政干预过于宽泛、严格，不利于交易的进行，“违法即无效”的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司法审判中的合同无效率居高不下，一直颇受学者诟病。为了矫正这一误区，从《合同法》到两个《合同法司法解释》，不断地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这种极端化做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时过境迁，当社会发展到今天，一人再试图通过位阶限制来缩小无效合同范围、促进契约自由，就难免会出现问题。况且，这种立法的背景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天，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地方政府也已转变观念，鲜有地方政府以立法形式干预市场交易。实际上，在西方国家里对违反法律中的“法律”均做广义说。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34条中的法律泛指一切法律规范。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178条评论a的解释，其中包括了任何有立法权的机关所制定的所有法律规范，这其中不仅包括制定法，还包括宪法、地方法令，以及据此而制定的行政规章。可见，机械地以法律法规位阶判定合同效力显系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具体到有关银监会有关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行政规章，属于其上位法的授权，《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8条就明确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应当按照规定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或者备案。需要审查批准或者备案的业务品种，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作出规定并公布。因此，一切对银监会的行政规章的违反行为都视为对该上位法的违反，即使行政规章并未言明违反此项规定即无效，此乃《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以及合同法解释不合理性的体现。此外，在浩瀚的法律法规中，严格区分效力性强制法律规范和管理性法律规范是极其困难的，这些有力地证明了《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以及合同法解释不现实性。

有鉴于此，我们不能单纯地从法律规范的词句上做先入为主的主观区分，需要对具体的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设计目的、价值等综合考虑，以公共利益为原则进行甄别，如果违规订立的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继续履行将导致损害国家金融秩序，那么一定要判断这类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无效。金融监管的强制性规章是对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规制，是国家对于商事合同的一种必要理性干预，体现了现代合同法中的公法和私法的交融，另一层面上也是商事合同得以自治的最可靠保障。一旦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因违法金融监管的强制性规章且触犯了我国的金融秩序即告无效，修复遭到破坏的金融秩序，同时投资人的利益亦能通过无效合同获得法律救济。

注释：

①参见金融时，2010年07月10日。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托业发展报告（2010）》。

③尽管关于“委托给”这种用词比较模糊，没有明确说明委托人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转移，深受我国信托法研究者的诟病，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诞生于英美法系的信托制度的本质就是信托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导致了所谓的“双重所有权”。

④一般情况下，银行与投资人在理财协议中都有相关收取费用的条款，根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第32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可根据相关规定向客户收取适当的费用，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应在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明示。商业银行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需要统一调整与客户签订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时，应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客户；除非在相关协议中另有约定，商业银行根据业务发展和投资管理情况，需要对已签订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进行调整时，应获得客户同意。

⑤见《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2条。

⑥《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6条：前条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能够识别、判断和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的人：（一）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二）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三）个人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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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合同范文第7篇

林大通于2007年8月6日在A银行江城支行（以下简称A银行江城支行）柜台开立基金账户及用于基金结算的个人账户，立户过程中，其个人账户资料的身份信息填写错误，A银行江城支行的工作人员未予查明即为其办理上述二账户。之后，林大通曾多次使用该账户买卖基金。2013年4月23日，林大通到A银行江城支行柜台办理基金赎回时，A银行江城支行的工作人员告知林大通其身份信息有误，基金赎回手续不能正常办理，并要求林大通办理相关信息变更手续。2013年5月13日，林大通填写了信息变更资料。2013年6月24日，林大通分别办理了四款基金的赎回手续，共赎回60449.5元。2013年4月23日，林大通所持有的上述四款基金价值约为人民币64577.2元。林大通请求法院判令：A银行江城支行赔偿林大通经济损失人民币12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林大通在A银行江城支行办理基金账户及用于基金结算的个人账户，双方形成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林大通作为投资人，应当提交正确的信息资料。A银行作为讼争基金的代销机构，负责讼争基金的登记结算业务，其应当保证讼争基金持有人名册和登记过户记录真实、准确、完整。A银行江城支行作为A银行的分支机构，亦应承担上述义务。林大通个人账户的异常，进而引起其无法正常赎回其所持有的基金，是由林大通、A银行江城支行双方的过错所导致的。鉴于林大通办理账户时年纪较大，且上述账户办理成功应当经过A银行江城支行工作人员的确认，法院酌定林大通承担20%的过错比例，A银行江城支行承担80%的过错比例。林大通的基金价值贬损为人民币4127.7元，其主张A银行江城支行应当赔偿，法院予以支持，A银行江城支行应当根据过错责任比例承担人民币4127.7元的80%，即人民币3302.16元。林大通主张其损失应当包括其赎回基金后将现金借给案外人产生的利息损失，由于该损失未实际发生，对该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宣判后，A银行江城支行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人A银行江城支行上诉请求：一是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二是驳回被上诉人林大通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三是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林大通承担。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争议焦点

当事人过错

上诉人A银行江城支行认为，被上诉人（林大通）在上诉人（银行）处开户过程中，向上诉人提供了虚假的个人信息;上诉人通知被上诉人办理变更手续但被上诉人并未及时办理，且被上诉人完成变更手续后也未及时办理基金赎回手续，故上诉人于本案中并不存在过错。被上诉人则认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开户时填写的信息资料负有审查的义务，而上诉人疏于审查才导致被上诉人2013年4月23日当天无法正常赎回基金，本案上诉人存在过错。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办理开户手续时应当向上诉人提交正确的信息资料，而上诉人也应尽相应的审查义务，登记被上诉人的相关身份信息，以确保被上诉人能够正常交易。被上诉人的账户自开设之日起登记的身份信息资料即存在错误，导致被上诉人在2013年4月23日在办理基金赎回时不能正常交易，并产生相应的损失，原判认定双方均有过错的判断是属实的。

经济损失的确定

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酌定原告承担20%的过错比例，被告承担80%的过错比例”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因基金交易本身存在风险，本案不能以基金价格的回落作为认定被上诉人经济损失的依据，且被上诉人无法正常赎回基金是其开设账户时提供了虚假的个人信息所致，上诉人并无过错，无需对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负责。被上诉人认为，由于上诉人的过错导致被上诉人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人民币5000多元，应当全部由上诉人承担。二审法院认为，虽然基金交易本身存在风险，但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应当共同保证进行交易的账户处于正常的状态;因双方的过错导致被上诉人无法在第一时间进行基金赎回，而被上诉人完成基金赎回时基金价值已明显贬损，故原审法院按照酌定比例（80%）判决上诉人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是正确的。

本案法院确定损失责任分配比例是基于过错分析而自由裁量，并无明确的、强制性法律依据。从过错及损失的关联情况来分析，银行的部分过错与损失有着直接关联性，因此，应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这里的损失也应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一般不纳入民事赔偿范围。

是否系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上诉人认为，本案讼争账户均由被上诉人自行操作，上诉人只负责为其开户而未代被上诉人进行基金买卖，故本案属于存款合同纠纷，并非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讼争账户系被上诉人自行操作的账户，本案应属于存款合同纠纷。被上诉人林大通认为，本案案由应由法院认定。二审法院认为，本案讼争的账户系被上诉人开立的基金账户及基金结算的个人账户，A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讼争基金的代销机构，被上诉人开立相关账户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基金交易而不是单纯获得利息收益，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理财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本案应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从本案纠纷来看，纠纷的性质并不实质性影响有关当事人的权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法院的主张反映了理财业务相关的开户等银行服务也可纳入到理财纠纷范畴，这也为法院最终裁判银行承担理财有关经济损失奠定了基础。

对银行的启示

业务银行也可能发生风险。人们一般认为，银行的业务一般没有风险。但是从本案的纠纷来看，即使在银行简单的基金开户业务中也是有风险的。实际上，在此类业务中，还可能存在销售、开户误导等方面的风险。尤其是银行销售理财产品、基金、保险等产品时，虽然有关产品不是银行，而且银行与客户不存在相关的基础合同交易关系，不是有关合同的当事人，但是银行作为销售人可能成为有关客户质疑、的对象。因此加强业务的操作风险防控是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课题。

银行应强化员工对客户及其提供材料信息真实、准确性审核的管理。在银行留存的客户信息虽然表现形式和内容较为简单，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如果银行员工存在疏忽也可能给客户带来损失并引发银行的赔偿责任。本案纠纷就是以客户信息准确性问题而引发。从客户信息来看，核心内容是客户的身份基本信息，尤其是身份证上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性别、住址、联系方式等，这些信息看起来简单，但是因为员工操作不当可能给客户带来重大不利影响。如把客户的联系电话录入错误，则可能导致有关产品或服务的信息通知的错误或不能，从而导致银行违反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并可能给客户带来经济损失;又如客户提供的身份证件是伪造或变造的，而银行未能识别或者未履行审核的基本职责，这可能带来第三人的相关经济损失，最终引发银行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即使在身份证真伪识别上，有监管文件为银行减轻责任，如《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储蓄存单、存折密码更换手续有关问题的批复》指出：“储蓄机构对储户提供的身份证明只进行形式审查，即审查身份证明所用材料和记载的内容在表面上是否符合身份证明管理部门的规定。储蓄机构不负有鉴别身份证明真伪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赋予银行对身份证件审查义务应当是实质审查，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明确规定：“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属于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过失’，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伪造者、变造者依法追偿。”还规定：“持票人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银行加强有关文件资料真伪识别的技术也极为必要。同时，银行应重视员工对客户提供材料信息真实性的审核，既要加强既有信息与相关资料内涵信息的一致性、协调性关系的审核，也要重视提高员工审核、识别常识性、常理性虚假、伪造信息的瑕疵和问题，对于前者一定程度上是职业的敏感性和认真态度问题，后者则有一定的技能和技巧，需要加强员工培训，也需要一定的机制来监督约束来保障。

操作风险不仅可能带来声誉损失，还可能引发对客户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在当今社会经济生活日益网络化、电子化的时代中，柜员的操作风险可能引发较大的声誉风险。例如有的客户可能将银行识别信息失误的事实通过网络、媒体传播出去，尤其是自媒体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速度大大提高，这种负面影响给银行带来的损失可能难以用数字来衡量。从本案的审理和裁判来看，即使简单的客户信息记录有误，因其可能给客户带来一定的损失，从而引发银行难以预见的具体金额的损失。本案法院裁决银行承担有关经济损失的20%，该比例的确定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因法官或案件的具体事实差异而有显著的区别。为此，银行应该重视基层柜员柜面操作风险的控制，一方面要提高员工的风险意识和操作技能，另一方面也要适应产品、业务和经营环境的变化，并结合客户投诉、质疑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建立健全相应的约束监督机制，以减少操作风险的发生。

理财合同范文第8篇

主要从事金融法学、国际法学的教学研究与实务工作，出版著作及教材20多部，及文章100余篇。主要著作有：《金融法学》、《证券法原理与实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专项研究（一）》、《企业金融法律案例知识读本》、《新编经济法》、《经济法》、《国际商法》、《国际商法（英文版）》、《WTO法律规则（英文版）》等。 一、基本案情

2014年9月9日，原告张某在被告B银行C支行开设理财金账户，开通了网上银行，并申领了U盾。案外人李某伙同王某采用虚构银行高息揽储业务等手法，由李某通过中介人介绍，诱使张某同意至B银行F支行办理开户存款业务，并在被告C支行办理了U盾的注销手续。

王某利用担任B银行F支行客户经理职务、陪同办理开户手续之机，私自开通网上银行领取U盾交给李某。张某在C支行存入总计500万资金。李某使用U盾冒名张某登录网上银行，骗划账户内资金500万元，支付张某高额利息、中介人好处费各45万元，余款410万元用于投资。李某和F涉及刑事犯罪，已另案处理。

事发后，原告多次到C支行要求支付本金和利息，均遭拒绝，原告遂于2015年5月20日向人民法院提讼，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存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以500万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从2014年9月12日起算至2015年5月20日），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C支行辩称：

1.本案系争款项是原告存入C支行后通过F支行开通的网上银行转出。该网上银行系原告将其身份证、理财金账户卡及该账户密码交付、告知案外人王某后，由王某开通，开通网银的行为及转账行为，均应视为原告的行为，应由原告承担相应的责任。

2.根据李某在刑事案件中的笔录可以证明，原告在F支行开户存款，而钱却在被告C支行处开立的账户里，显然原告知道只有通过王某为其在F支行办理的业务，其在被告处账户内的钱款才能划入F支行，而该业务只可能是为系争账户重新开通网上银行，也因此原告才会对李某要求其注销自己开通的原网银未提异议，因为只有注销原网银才能重新注册网银。故原告应当知道王某为其办理的业务系重新开通系争账户的网上银行。

3.原告为获取非法高额利息，在明知高息违法、明知罪犯即实际用资人李某所谓“高息揽储业务”有违常情、法律规定及原告开户申请书背面条款约定的情形下，未作核实即完全依据指令行事，向李某出具匪夷所思的承诺书，放任其账户内资金被罪犯划走，由此造成了损失应由原告向罪犯索赔，被告未违约也无任何过错，故不应承担责任。

4.李某是原告存款的实际用资人，原告也明知李某等人要求其做出的承诺违反储蓄合同的相关约定，仍交由李某用支存款，由此产生的责任不应由被告承担。

5.本案系争款项是活期存款，原告存款期间的利息被告已经支付，之后系争款项已被提取，不再产生利息。

6.犯罪分子已经向原告支付45万元高额“利息”，所以原告的损失应当是455万元，而不是诉请的500万元。 二、争议焦点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从本案相关证据可以看到，原、被告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对此双方当事人并无异议。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被告对原告名下理财金账户内资金减少是否承担责任？

其一，被告提出因原告将其身份证、银行卡交付王某并告知其账户密码，导致涉案款项被骗取，故原告存在过错，因此发生的损失应由原告承担的抗辩不成立。该抗辩意见系被告为反驳原告诉讼请求而提出的事实主张，对此被告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的，则被告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结合本案来看，被告提供了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王某等人的讯问笔录、B银行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证据。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讯问笔录记载的供述内容是否真实，应以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理认定为准，但相关刑事判决书对于原告是否确有将身份证、银行卡交付王某并告知其账户密码的行为未予认定，故不能采信该笔录。对于被告银行出具的情况说明，即便该情况说明所述情况属实，也仅能说明原告的理财金账户在2014年9月11日发生过注册网上银行及修改密码的事实，至于修改密码是否原告本人所为则难以证实，更不能由此推论系原告将其账户密码告知王某，并将涉案银行卡、身份证交付王某。被告提出的原告存在过错的事实主张，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此项抗辩意见依法不能成立。

其二，原告具有获取高额利息的目的，但原告从案外人处收取高额利息并不影响原告与被告之间合法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不能因此减少或免除被告在保护储蓄存款安全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被告开户申请书背面的“特别提示”条款已告知储蓄存款业务中高额利息不受法律保护，但原告所收取的高额利息并非基于储蓄存款合同约定，并且该格式条款未经充分提示和解释，不能作为认定原告违约的依据。

其三，被告提出原告出具“不提前支取、不转移、不挂失”的《承诺书》，且存款后不主动查询，故明知犯罪分子将款项划走的抗辩不成立。首先，虽然原告认可其曾出具上述《承诺书》，但从刑事认定的事实以及现有证据来看，不能就此认定原告明知犯罪分子系涉案款项的实际用资人；其次，原告是在银行工作人员确认的情况下做出相应承诺的，存款后未主动查询，亦是基于储户对于银行的信任，不能因此认为原告对涉案款项被骗存在过错。 2.刑事判决已认定属于高额利息的45万元款项是否应从本金中扣除？

原告认为，根据双方合同关系，原告在被告处存入500万元后，依约有权随时要求被告偿付本息，原告从他人处获取的45万元高额利息与本案无关。根据刑事案件判决查明的事实及原告陈述，李某等人为骗取原告账户控制权而向原告支付了45万元高额利息，因此生效刑事判决确认李某、王某造成的原告账户的实际损失为455万元，故上述45万元款项理应从原告所主张的存款本金中予以扣除。 3.原告主张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原告认为，2015年5月20日，原告就已主张本金500万元及活期存款利息，但被告违约未予支付，因此活期存款利息应计算至该日，该日之后的利息应以违约金性质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付清之日止。原告在被告处开户时，双方并未约定系开立定期存款账户，原告亦确认其开立的是活期存款账户，而其存入相应款项后亦未与被告就利率适用达成新的约定。因此，原告关于自2014年9月12日起至2015年5月20日按照活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要求，合法有据。此后，因涉案款项涉及犯罪，被告因此未及时兑付，并非恶意违约，原告按照同期贷款利率主张利息缺乏依据。 4.刑事追赃是否影响原告向被告主张民事权利。

理财合同范文第9篇

【关键词】民间借贷；委托理财；利息；违约金；可得利益

一、案情简介

甲（贷方）与乙（借方）在合同中约定，兹乙向甲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整，甲将该款项连同乙方提供的相当于借款金额40%作为保证金，存放于某指定账户，乙方可在借款期限1年内管理上述资金并将其投资于股票，同时以年利率12%支付给甲方相应利息。合同中同时载明以下情形将视为乙方严重违约，如乙方未能在下一个交易日证券市场开盘前或下一个银行工作日内（两者以较早为准）向甲方帐户追加保证金，以致指定帐户的总市值低于人民币2400万元时，甲方有权实施平仓并收回本金及1年利息，并提前终止本协议。

在甲方将上述款项借出仅2个月时，乙方未能按约定及时补仓，且经催告，仍未能及时履行。甲方因此实行平仓，除收回本金外，另收取乙方全年利息计人民币360万元整。

乙方随后提出如下主张：

1.本合同实质为委托理财合同，由于股票投资存有风险，甲方提出年利率12%的本息固定回报率违反市场不可能存在恒高收益率的经济规律，作为合同核心部分的“保底条款”无效，整个委托理财合同归于无效；

2.其次，即使合同有效，由于甲方出借资金仅2个月，却要求乙方支付全年利息，违背民法之公平原则，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同时违约条款安排中约定违约金高于实际损失的30%，属过分高于情形，应予以降低。

二、焦点分析

该类案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如何界定合同性质，合同是否有效。固定本息回报率的条款是否会被视为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还是仅被看作民间借贷合同的主要条款？

2.如合同有效，甲乙对“乙方严重违约，甲方可平仓且收回全年利息”的约定，是为约定违约金的安排？抑或为甲方于合同签订时已对其可得利益损失作出约定？

（一）合同性质界定

区别于以投资银行作为管理人，通过独立帐户募集和管理委托资金，投资于股票、基金等金融工具的典型委托理财，本案中，甲方将指定账户及资金的自主使用权赋予乙方，同时明确表述缔约目的，即纯粹追求固定本息回报，对乙方管理资产所得的收益除约定利息外并无预期，其并非“保底条款”除保底收益外，收益还随着利好情况增长。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界定合同的性质，不应仅凭条款体现出来的交易形式，更应根据其本质加以判断。该合同实质上为乙方向甲方进行借款融资，期限届满后本息归还的借贷合同。实务中，将此类看似有“保底条款”的“委托理财合同”视为“借贷合同”的观点也被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采纳，“对于这种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之情形，应认定双方成立借款合同关系，以借款合同纠纷确定案由，并适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1]

在明确以借贷性质的基础上，“年利率12%”，就不再被认定为无效的“保底条款”，应视为借贷中的本息条款，同时“年利率12%”尚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合法有效，应受保护。

（二）“收回全年利息”条款性质及合法性界定

合同中提及，乙方如未能按约补仓，将构成严重违约，甲方可提前终止协议并在次日平仓收回本金及1年利息。甲方出借仅2个月，却收回全年利息，引发争议。下面笔者对该条款从两个角度进行解读：

1.违约金

根据《合同法》第114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同时，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9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讨论违约金是否过高，作为判断基础的实际损失是关键。根据解释二，由于违约金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考虑预期利益，我们可看出，实际损失与预期利益为互相独立的概念，实际损失，应仅指积极损失，不包含可得利益。结合本案，若乙方在2个月的借用期间，未支付利息，则甲方的损失此处为积极损失，而实际上甲方已收回全年利息，积极损失为0；甲方如未获得乙方依约履行后，其本可得到的另10个月利息，则此处为预期利益损失。根据前述，预期利益损失不包含于实际损失，因此可得知甲方收回全年利息，如视为约定违约金条款，则必将导致违约金高于实际损失的30%。

笔者认为，将“收回全年利息”条款视为约定违约金的安排，有牵强之处。实务中，约定违约金的一般表现形式为：需支付违约金XXX元，违约金为损失的X倍或者支付损失X%的违约金。本案中，未提及“违约金”字眼，因此“收回全年利息”的约定可不视为“约定违约金”。笔者认为将其视为乙方违约，甲方要求其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约定更为合理，详见第二种解读方式。

2.可得利益

《合同法》第113条确定了我国民事立法采用了完全赔偿的原则，即积极损失外，违约方还应对非违约方的可得利益，即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利益进行赔偿。[2]

本案中，乙方在提前归还借款的情况下，甲方丧失了因该借款合同可以获得的，在合同签订时可预见的1年利息收入，此种损失属于可得利益损失范畴。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方式，可分为预先约定和事后确定两种。“司法实务中，只要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纠纷案件当事人事先有此约定，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确认此约定有效，并优先适用此方法计算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额”。[3]结合本案，在合同标的如此高的情况下，双方预先对严重违约事由和可得利益作出约定，旨在进行风险控制，且由于年利率在利息保护范围内，可得利益并非畸高，该意思自治合法有效应得到尊重。故笔者认为，可采可得利益角度解读该条款，并倾向于甲方收回全年利息的行为应得到支持。

三、合同风险控制

由于篇幅有限，本人对降低该类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风险作如下控制建议：

1.双方可明确约定合同为借贷性质，资金的自主使用权在乙方，甲方预期利益仅限约定期间固定本息回报，利率控制在保护范围内，此有助于确保合同性质及合法有效；

2.避免在条款字面上出现“违约金”字眼，防止违约金过高被降低，双方可添加如“对可得利益作出如下明确约定”等文字，明确“甲方收取全年利息”的性质非违约金约定而为如乙方违约，甲方对可得利益损失的预先约定。

参考文献：

[1]吴庆宝.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裁判疑难问题.金融裁判精要卷(增订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1:136.

[2].合同法司法解释实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1:246.

[3]冯建平.可得利益损失赔偿三题[EB/OL].www.jsczfy.省略/plus/view.php?aid=15808,2007-08-23.

理财合同范文第10篇

一、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的概念

委托理财是近年来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对于委托理财这样一个资本市场术语的解释，目前尚未有比较明确的法律上的定义。“简单地说，委托理财就是委托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将自己合法拥有的资产委托给专业机构管理，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要求的投资类别和方向自主进行投资，由此产生的收益和损失归于委托人的一种合同安排”。[3]

证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重中之重，是各路英雄、各种投资工具汇集的地方。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就是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一定期限内管理、投资于证券市场，并按期支付给委托人一定比例收益的资产管理活动。证券投资委托理财是一种将社会闲散资金与证券专业投资技能加以有机结合的新的投资工具。在我国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宏观背景下，它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投资者为追求资本的流动性而对金融投资产品多样化的迫切需求，也有利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二、我国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的发展现状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有证券市场。”[4]1990年，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1992年10月，成立了统一监管全国证券市场的中国证监会。1998年上半年，为了进一步发挥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成功地进行了5只证券投资基金的试点工作，开创了我国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的先河。我国新修订的《证券法》，也已将证券资产管理列为证券公司可以经营的业务范围，从而为证券公司开展委托理财提供了法律依据。近年来，为推动证券业的规范发展，鼓励证券公司在业务和管理等方面开展创新活动，在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下，综合类证券公司积极尝试和开拓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业务。[5]经过不到十年的快速发展，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开办了证券公司130多家，兼营证券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100多家，各类基金管理公司58家，基金数量321只，基金资产总规模6312亿元。[6]此外，还有形式各异总规模超过万亿的私募基金。[7]

归纳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委托理财产品，主要包括：基金管理体制公司推出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信托投资公司推出的集合资产信托计划；证券公司推出的客户资产管理；保险公司推出的投资连接保险以及投资管理公司的私募基金等。[8]这些委托理财产品，由于市场定位和投资理念各异，满足了不同投资者和不同层次风险偏好的投资需求。从实际运行效果看，证券投资受托产品的推出，吸引了社会大量闲散资金，给证券市场发展注入了活力，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业务已迅速成为我国当前资本市场中最具发展潜力的投资工具之一。

三、我国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市场存在的问题及根源

当前，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市场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除证券机构从事受托理财业务外，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咨询机构、一般性公司、个人也加入到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中分羹，造成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市场混乱，问题较多。[9]主要表现在：一是大量违规资金利用委托理财的渠道进入证券市场操作，一旦造成巨大损失，证券投资机构因无力偿还受托投资本息，而陷入经营困境。[10]大连证券、南方证券等证券公司被接管，金信公司被宣告破产便是例证。二是不少券商和机构投资者以委托理财为遮掩，集聚资金优势，进行内幕交易，操纵股价或利用委托理财资金操作自主性的便利，挪用托管资金搞非法融资等。“德隆事件”、“闽发事件”、“杭萧钢构大单事件”均对证券市场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三是不具证券投资理财资质的投资咨询公司和机构等纷纷抢滩市场，以高额投资回报或固定投资利益为引诱，在短时间内集聚大量社会闲散资金，当证券投资理财造成巨额亏损时，便人去楼空，极易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市场混乱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以下二方面：一是市场对受托理财主体管理尚存盲区，非金融机构和自然人受托理财处于自由无序状态。《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虽已出台，这三部法律分别对金融、证券以及基金管理机构从事委托理财业务作了严加规制，但对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自然人证券投资受托理财行为，则现行法律、法规无明确准许或禁止的规定。此外，有关部门也往往以特定对象来确定各自的管理范围，人民银行监管对象为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证监会监管对象主要是证券公司，也使非金融机构法人和自然人从事受托理财业务，完全游离于上述部门监管范围之外。二是立法尚未涉及于此，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几乎处于无法可依状态。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在我国是新生事物，立法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对证券投资委托理财没有任何配套的法律法规予以有针对性的调整。一方面投资规模已远远超过公募基金的私募基金，至今没有取得合法的形式和法人地位，地下操作使其更加混乱并暗藏了更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对现行委托理财合同法律性质、合同效力等问题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分歧较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自2002年就开始酝酿，但由于委托理财问题十分复杂，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非常大，且在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委托理财案件合同的效力、受托人的主体资格、投资亏损的责任承担等方面认定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和分歧，使得司法解释至今尚未出台。

四、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

（一）委托合同说

委托合同是指一方委托他方处理事务，他方允诺处理事务的合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也是基于双方相互信任而在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订立的有关证券投资收益和损失的一种合同安排。但现实中二者往往有区别：首先，委托合同一般为无偿合同（若有特别约定除外），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大多约定了受托人从管理财产中可以获取一定比例的收益或收取管理费，并且委托人往往不承担或很少分担将财产委托给他人处理可能造成的资产损失，这种约定不符合委托合同的一般原则。其次，委托合同的当事人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无须以物之交付或当事人的义务履行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则以委托人交付资金或证券为前提，是实践合同。再次，在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中，往往还约定由委托人自己或第三方监管并可约定由第三方担保合同履行等内容，这也是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与现行《合同法》中委托合同不一致之处。因此，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与委托合同相比，往往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我国现行《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难以完全适用于解决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纠纷。

（二）行纪合同说

行纪合同，又称信托合同，是指一方根据他方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为他方从事贸易活动，并收取报酬的合同。在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中，一般投资者也往往将资金或证券交由受托人管理和控制，有少数合同甚至明确约定受托人接受投资者委托后，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为投资者入市交易。这类合同表面上看比较符合行纪合同的性质，但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受托人无一例外地都承诺了对投资者的投资予以保底或保证投资的最低收益，违反了《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得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所以，将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推定为信托合同，既无法律依据，也与现实状况相冲突。所以，用行纪合同来规范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很难解决现存的大部分纠纷。

（三）非法借贷说

在我国，存贷款业务属特许经营，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审批从事金融业务均属非法经营。投资者认为将钱放在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机构与放在银行没有差别，是没有风险的。投资者的这种心理状态恰恰促成了某些券商或机构违规经营，通过委托理财方式进行融资现象在证券市场也确实屡见不鲜。确有少数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受托方明确承诺投资者可以获取固定收益率或约定本息保底，这类合同委托人只要将资金交付给对方即完成义务，受托人就必须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前归还资金本金和相应利息，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相当简单明了，往往与一般借贷合同没有区别。而绝大多数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虽然约定有保底收益，但委托人往往将自己资金帐户内的资金和证券帐户内的证券一并交给受托人管理，受托人也不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使用该笔资金而是管理该笔资金，资金的所有权没有转移给受托人而是仍然保留在委托人名下，委托人可以通过由其本人掌控的资金和证券帐户的密码，确保对受托人证券交易情况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对于这类合同，如将其定性为非法借贷，将保底收益理解为运用该笔资金的期望结果，并不符合其行为的基本特征，也不符合缔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将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机械地定性为非法借贷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实践中由于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其性质往往与现有法律中明文规定的委托、行纪、借贷等制度相类似，但单纯地将其纳入上述任何一种制度中予以规范和调整，都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失衡，这也正是当前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难以逾越的难题。因此，实践中只有根据当事人在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中关于权利义务的约定，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出发，以民商事法律的基本精神为依托，从而确定不同类型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和效力。

五、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

（一）自然人代客证券投资理财合同的效力

目前，自然人代客证券投资理财合同，按其性质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委托合同。这类合同的当事人一般是双方基于相互信任，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开设资金和证券帐户，受托人接受委托为其处理有关证券投资事务，其收益和损失的由委托人享有和承担。二是借款合同。这类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将资金交由受托人在证券市场进行投资管理，受托人无论盈亏均保证委托人获得固定本息回报，超额投资收益均归受托人所有的。三是合伙协议。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提供专业理财服务，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四是信托合同。证券委托理财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将其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并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进行管理，委托资产与受托人的资产相互分离，其目的是使委托人或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获得收益。对于自然人为主体的代客证券投资理财合同，应先根据合同的具体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然后，依据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确定其效力。

（二）法人代客证券理财合同的效力

当前，我国对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基本政策是，从优化市场出发，积极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特别是培育以基金为主的合格机构投资者。[11]根据上述政策背景，笔者认为，除了法律和证券监管部门严格禁止入市的投资者，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企业法人、社团法人以及自然人，均应视为适格的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主体，但我国对少数机构投资者的主体资格作了明确限制。不适格的代客理财主体主要包括：一是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12]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证券市场进行投资理财须经中国证监会的批准，非“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订立涉及我国证券投资理财合同，因游离于金融监管部门有效掌控的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会给国际游资肆意投资带来机会，极易引发国内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破坏国家金融安全与秩序。因此，对于非“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从事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可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认定委托理财合同无效。二是中国证监会规定，我国金融机构从事证券投资受托理财业务的，也应当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受托管理业务资格，没有获取资格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不得从事受托投资理财业务。[13]根据上述规定，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从事证券投资理财业务的主体资格受到严格的监管限制，不符合相关资质规定的证券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在未经授权的情形下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关于“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之规定，认定合同无效。

（三）未经授权他人签订的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行为人未经授权以被人的名义签订的合同，如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自行承担责任。据此，无权而签订的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应视被人事后追认与否来决定行为的效力。司法实践中，如夫妻一方以另一方名义委托证券投资理财的情形并不少见，对其合同效力的争议也较大。大多数人认为证券投资委托理财是一项具有较大市场风险的商事投资行为，即使夫妻一方以另一方名义委托理财，也应得到明确授权或者事后追认，否则其签订委托理财合同的行为无效。但笔者认为，现实中，夫妻一方以另一方名义委托理财的，表面上看虽无权，但实质上足以让善意相对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权，应直接产生的法律效果，也无须被人追认。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具有特殊性，是实践性合同。人签订合同后，还必须以委托人将资金或证券交付为前提。二是证券投资理财行为具有特殊性，交易密码由委托人掌控。证券投资理财一般是由委托人将自己的资金帐户和证券帐户的交易密码一并告知受托人后，受托人凭交易密码打开委托人的资金和证券帐户，从而实现对委托人帐户内的资金和证券进行管理操作。由于我国《证券法》明确规定，资金和证券帐户的初始密码由开户者本人凭身份证明设置，证券交易结算后提取资金也必须凭本人的身份证明，且规定开户者本人才能查询和修改交易密码。因此，委托人不提供证券和资金的交易密码，任何人都难以对其证券帐户内的证券和资金帐户内的资金进行交易和处分。

（四）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的效力

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是指在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受托人保证委托人的资金不受损失，并且有固定的收益回报，超额部分归受托人或受托人可对超额部分分成等内容条款。关于保底条款的效力问题在学界和实务界一直有争论。笔者认为，对于保底条款的效力，应当按照“法无禁止即自由”的规定，区别对待。理由有二：首先，法律并未将全部的保底条款一律打死，现行法只是规定了券商不得以保底条款招引顾客。目前，除《证券法》对证券公司、《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办法》对专门从事证券投资咨询的机构和人员承诺保底收益加以禁止外，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未对其他机构、个人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的保底条款加以禁止。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之间自愿约定的风险承担方式应该得到支持；其次，委托人想获得收益，但不想受到损失；受托人有专业判断能力，但缺乏资金。将二者集合起来并以保底条款作为激励机制可以有效收集闲散的社会资金，稳定投资人的投资信心。因此，对于证券等金融机构，因投资属于一项高风险的经营活动，不可能只赢不亏，保底条款违背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和市场交易准则，应按照《证券法》第143条的规定认定无效；对于个人之间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保底条款，原则上只要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除了过高的保底条款不予支持外，其余应按照合同的约定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对于其他非金融法人，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认定保底条款有效。

六、立法建议

（一）对以盈利为目的开展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业务的非金融法人和自然人应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目前，由于法律、行政法规并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非金融法人和自然人开展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业务原则上不属于法律禁止之范畴，但鉴于实践中的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作为一种衍生金融业务，尤其是我国历来对金融采取严管政策并实行金融业务特许经营，故应将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业务纳入特许经营范畴。中国证监会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规定：“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事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其他机构，遵照执行本办法。”尽管该《办法》没有明确“其他机构”的含义，但笔者认为，已隐含了监管部门的态度：受托投资管理属于金融机构经营的业务，从事该业务的机构应经批准。同时，根据银监会的有关资金集合计划的规范文件，也表明监管部门是不支持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批准机构和个人从事受托投资管理。因此，笔者建议，立法部门尽早出台法律，进一步明确凡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业务，均应获得相应资质；如非以盈利为目的，则无须获得相应资质。

（二）尽快出台司法解释，以引导和规范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的行为和审判工作。

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经济生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投资方式，委托者和受托者日众，范围越来越广，但由于法律、法规的欠缺和局限，致使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始终处于一种“半明半灰”的状态。首先，法律没有禁止，也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民事主体可以受托从事证券投资理财业务，是只有经过批准的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才能从事证券受托理财，还是投资公司、咨询公司和自然人都可以从事？一般投资者不知道，许多已经涉足受托证券理财业务的受托者自己也不清楚经营行为是否合法，他们往往抱着有利益就干，出了问题再跑的侥幸心理在经营。其次，面对纷至沓来的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纠纷，由于我国缺少一部专门针对这类案件审理的法律和法规，法官对如何审理这类案件并没有统一的尺度。不同的法院和法官因对委托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存在不同的认识，往往采取不同的法律原则及条文来裁判，因而审理的结果很不一致，甚至出现了事实清楚的基本相同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和同一法院不同法官手里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影响了司法权威。为此，建议最高法院尽早出台酝酿已久的《关于审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以规范和指导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的审判工作，也有利于引导和规范现实中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行为。

注释:

[1]参见李建勋：《浙江“金信信托”42亿黑洞的前前后后》，载《中国商报》2008年3月21日。

[2]参见杨磊：《我国现有基民1781万偏股型基民直逼1500万》，载《证券时报》2007年4月5日。

[3]廖凡：《别问我是谁——委托理财的法律辨析》，载《金融法苑》2003年第4期，第20页。

[4]：《关于〈证券知识读本〉的批语》，载周正庆主编《证券知识读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7月版。

[5]2001年11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委托理财管理业务的通知》（证监机构字[2001]265号对“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界定：指证券公司作为受托投资管理人（简称受托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投资委托人（简称委托人）的投资意愿，与委托人签订受托投资管理合同，把委托人委托的资产在证券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以实现委托资产收益最优化的行为。2003年12月，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中国证监会令[2003]第17号）针对证券公司开展受托投资理财，设定了“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包括为单一客户办理定向资产管理；为多个客户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为客户办理特定目的的专项资产管理业务。

[6]参见杨汉青：《基金2006年年度报告》，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4月5日。

[7]据全国政协委员李雅芳测算：目前国内私募基金总规模已超过1万亿元，2006年在投资者交易资金中占30%左右，整体规模已远超过公募基金。

[8]韦磊：《我国证券市场委托理财产品比较及法律分析》，吴弘主编《华东金融法制评论》（第一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305页。

[9]上海高院民二庭：《上海法院审理委托理财案件的情况分析》，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12期。

[10]《法人》2005年第8期：“据统计，我国目前100家左右的证券公司共吸纳委托理财资产约人民币2500亿元，而其中违规资金超过人民币1000亿元。”

[11]中国证监会：《关于推进证券业创新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机构字［2005］96号）。

[1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第12号令《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所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指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中国境外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