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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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经济论文

粮食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一)农业基础仍然薄弱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较慢,农业经济增幅小农田水利建设发展滞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标准低,抗灾能力不强。中低产田4万hm2,约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7.6%,改造任务十分艰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畜牧防疫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还不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较低,这都制约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步提高,抑制着农业经济的大幅增长。

(二)农业结构调整优化任务较重

产业化水平不高,农产品附加值低社旗的农业结构调整不快,如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和产地认定、产品认证数量相对较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创新与财政投入等成为新阶段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农业龙头企业少、实力不强,产业化水平、标准化生产仍处于初级阶段。

(三)农业服务组织化、市场化程度低

科技支撑作用较弱农民组织化程度还不适应农业组织化、市场化发展的要求。农业科技推广网络还不健全,农业科技示范点作用不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科技研发能力较弱,深加工能力不足,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不高。

二、建议

(一)多措并举,持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建立安全可靠的水利基础设施。围绕产粮大县建设,把规模化经营作为建立粮食稳定增产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促进高标准良田的土地流转。整合涉农项目资金,打造项目区农建工程,经过2~3年,使示范区内实现“田、渠、路、林、电”五网配套。加快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搞好河道治理,发展节水灌溉,加强水生态环境治理保护。

2、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必须抓好四个关键点。一是严守耕地面积和质量,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二是加强骨干水利工程和农田水利建设。三是坚持农业科技创新,建立健全农技推广体系,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四是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调整优化,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1、稳定烟叶种植规模。严格控制烟叶生产规模,加大烟叶生产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因价格提升盲目扩大种植面积,不因控制总量而降低烟农种烟积极性,正确处理好稳定烟农种烟积极性与控制规模的矛盾,努力营造稳定生产规模的良好氛围。

2、打造现代化的蔬菜生产基地。从促进蔬菜产业的长远发展入手,以巩固扩大蔬菜基地建设为基础,按照无公害要求高标准建设,提高科技含量,进一步增加单产、品种和效益,加强无公害蔬菜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加大无公害蔬菜的产地认证工作,积极打造更多的“放心菜”“优质菜”等品牌品种。

3、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一是围绕生猪、肉牛等优势产业,狠抓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加大产业化经营,构建现代畜牧业结构体系。二是健全生态循环、科技服务、疫病防治和质量安全等保障体系。

4、巩固提升花木产业。重点围绕S333、S240公路沿线5~10m范围内,全力打造成10km“花卉长廊”。在全县现有的0.19万hm2苗木花卉面积基础上,3年内新规划发展0.49万hm2,到2017年,使全县以紫薇为主的苗木花卉总面积达到0.67万hm2,建成苗木花卉生产大县。

(三)深化改革,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加快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流转原则,制定出台加快土地流转的有关政策,引导农村土地合理有序流转。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和农业效益。

2、加快培育农业公司和龙头企业。一是培育特色龙头企业。围绕特色产业优势,兴办特色龙头加工企业,拉长产业链条。二是壮大集群龙头企业。通过内育和外引两个途径培育龙头企业,对内制定和落实优惠政策,实行项目倾斜,搞好资金扶持,对外通过招大引强,对食品产业延链补链。三是做强品牌龙头企业。瞄准国内外知名龙头企业开展招商引资,做强农畜产品加工行业的“龙头老大”,提升企业知名度和产业档次,塑造名优特品牌和“拳头”产品。

3、加快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打破小规模分散经营格局,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大力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农民经纪人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引导企业与农户建立稳固的供销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双赢”。

(四)加快完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

1、完善农技推广体系。持续完善县、乡镇、基地“三级推广体系”,充分挖掘乡级农业服务中心的功能,发挥其推广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作用。彻底改变农技推广“网破、线断、人散”的现状,构筑和完善强大的农技推广体系。

2、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健全信息综合体系,为农户提供种植技术、农产品价格及灾情预防等农业信息资源。抓好乡镇、村两级益农信息服务站点建设,完善农村信息服务平台,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高标准实施好信息服务进村入户工作。

3、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健全县、乡镇、村三级科技服务网络,组建骨干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园,走农科教、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

4、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健全完善县、乡镇企业、基地的农产品质量检测网络,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经费、有制度、有档案”的“五有”标准,建立源头监管长效机制。

粮食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文献研究进展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截止到2010-07-21)中的“经济与管理科学”子库,通过对题名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检索方法,对检索到的文献,从发表年代、发表期刊、主要内容、单位及作者、文献被引用率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从而勾勒出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的基本状况。

一、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年份分布

统计发现,2002年以前我国没有题名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论文。2002-2003年我国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论文有3篇。这段时期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贫乏的现象与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状况是相一致的。我国农业保险在1982年恢复以后,基本在商业保险框架内试验,国内并没有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因此当时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非常少。

2004-2009年中央连续6年的一号文件中都关注“三农问题”,重点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多种农业保险经营模式。这个时期国内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进一步展开,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研究论文的数量也在稳步增长。

2007年,我国中央财政首次设立农业保险专项款10亿元,开始在吉林、内蒙古、江苏等6个省份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2008年,又增加了10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在全国的开展,我国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迅速发展,2007年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论文数量比2006年增长了80.77%,2008和2009年发表相关论文分别为75篇和102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经历了3个阶段,即(2002-2003年)起步阶段、(2004-2006年)缓慢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快速发展阶段。

二、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

在题名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经济论文中,发表在期刊中的论文有303篇,2篇以上的有30种期刊,共发表文献134篇,占期刊发文总数的44.22%;其中属于2008年中文核心期刊有15种。在发表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主要期刊中,数目在5篇以上的期刊共有9种(见表1),其中有5种是国家学会、科研、行业主管单位主办的全国性刊物,有4种由相关省级学会主办的刊物。

三、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内容分布

在检索的文献中,引用次数在1次以上的论文有140篇,占论文总数的41.67%。从论文研究内容上对这140篇经济论文进行分类,研究内容涉及到九个方面(见表2),体现的研究特点为:

(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基础问题的研究已趋于成熟

通过分析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论文的研究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就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

首先,学者们对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指出了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性。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是吴扬(2003)《从“负保护”到积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当前中国农业保护政策的必然选择》,指出中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欠缺风险保障制度,与国外相比我国并没有对农业保险提供支持政策,政府的支持是农业保险得以发展的重要保证。

其次,学者们对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此类论文数量占统计论文的12.89%,论文总数的第3位。其中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是庹国柱、朱俊生(2004)发表的《建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问题探讨》,论文对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再次,学者们还对我国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体系、发展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此类论文占统计论文数量的第2位,共35篇,占统计论文总量的25%。其中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是曾忠东(2004)发表的《关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探讨》,通过分析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历史,指出我国应尽早建立与市场机制、资本市场有效结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并进一步分析了制度的设计,探讨了完善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配套措施。

(二)基于地方农业保险实践经验的研究论文较为丰富

由于我国地区差异大,全国各省发展政策农业保险存在差异,都在探索适合当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道路。在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论文中,按照内容分类统计,以研究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论文数量最多,共有41篇,占统计论文总量的29.29%。引用次数最高的是顾海英、张跃华(2005)发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以上海农业保险为例》,通过对上海实施农业保险的历史经验进行调研,分析了上海农业保险运作成功的几个关键做法和模式。

(三)我国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领域非常全面

通过分类,引用次数在1次以上的相关经济论文按内容可以分为9个方面,见表2。邢鹂(2004)的《中国种植业生产风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围绕中国种植业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生产风险的评估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政府财政支出和农民收入可能产生的影响,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对全国及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粮食产品、主要经济作物产品的生产风险和社会损失率进行了研究,厘定了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保险费率,模拟了不同政府补贴率和保障水平对政府财政支出和农户收入的影响。林人慧(2006)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主导地位探析》,分析了政府在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导作用,指出我国应实施政府主导的商业化运作模式;王敏俊(2009)的《影响小规模农户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613户小规模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对浙江613户小农户的调研,对影响小农户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表2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论文的内容分布

四、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主要产出单位

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论文的产出单位主要有30个(在2篇以上),共发表相关论文121篇,占总数的36.01%。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高校,共93篇,占主要产出单位发文总量的76.86%。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农业类院校数量最多,占高校总数的41.94%。科研单位发表文章13篇,占主要产出单位发文总量的10.74%,这些科研单位以农业部、财政部、农科院下属科研机构为主。相关部委6篇,占主要产出单位发文总量的4.96%。地方部门9篇,占主要产出单位的7.44%。

在前10位的产出单位见表3,共数量67篇。在前3位的产出单位分别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5篇;南京农业大学,8篇;中国农业大学,7篇。在排名前10位的产出单位,有4所农业类院校,由此可见,高校特别是农业类院校是我国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力军。

五、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的基础文献

一个作者的研究论文或专著被引用次数成为评价其学术地位、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依据。美国著名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对杰出科学家进行客观评价的观点,作者的被引用频次与其学术成就成正比。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的文献,被引用频次在10次以上(含10次)以上的论文共16篇,占该类论文总数的11.43%;5-9次共有29篇,占20.71%;1-4次共有95篇,占67.86%。引用频次在15次以上的文章,共13篇,这些文献是构成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文献。这些论文中引用频次最高的是邢鹂(2004)发表的《中国种植业生产风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引用频次在42次;其次是顾海英、张跃华(2005)发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以上海农业保险为例》,引用频次在35次;再次是吴扬(2003)发表的《从“负保护”到积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当前中国农业保护政策的必然选择》,引用次数为29次。这13篇文章,文献来自核心期刊(2008)有9篇,占69.23%,可以看出,核心期刊中论文的质量和引用率要高于其他期刊。

六、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数量及论文长度与引用率的关系

(一)作者数量与引用次数

研究表明,多位作者提高了论文在同行中被认知的可能性,故合作可获得较多引用次数。通过统计,引用次数在1次以上、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共137篇。其中1位作者的论文占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论文(137篇)的57%,所占百分比最高,其平均引用次数为3.79次;2位作者的论文数量占31%,其平均引用次数为6.38次;3位作者的论文数量为12篇,其平均引用次数为5.58;4位作者的论文仅有2篇。从统计结果显示1-2位作者的论文数量最多,占总论文数量的88%。但是从平均引用频次来看,2位作者的平均引用频次最高,其次是3位作者。

(二)论文长度与引用次数

研究结果显示,论文长度与引用率之间存在着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论文长度的增长,年均被引用次数增多。通过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研究论文的分析发现,论文以3页最多,占论文总数的26%;其次是2页的论文,占23%;4页的次之,占19%。如图2所示,论文长度为8页的论文平均引用次数最高,其次是论文长度为6页的论文,可以看出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论文中,论文页数与平均引用次数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七、结论

粮食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草根经济学人;学术八股;经济学会;经济论坛

[中图分类号]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0)09-0034-04

当前我国经济学研究在高投入、低水平,在育目照搬照抄西方经济理论,在创新研究滞后、经济理论无法掌控经济活动、理论研究仅局限于诠释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在学术八股盛行的状态下运行。一次高级别的经济学术会议让我深深感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危机。我深感草根经济学人在学院派统治的学术天地无立锥之地。“反动学术权威”没有,但“学术权威”或许真的存在。草根经济学人的智慧和研究成果被淹没在远离经济实践的学院派掌控的学术世界的大海里,被无情扼杀和白白浪费。中国社科理论要想健康发展必须两条腿走路。草根理论学人是学术领域的弱势群体,必须自强不息,自我解放,创立自己的学术园地。我初步设想号召战斗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岗位的草根经济学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共图中华人民共和国社科理论发展之大计。成立自己的学会,办自己的网站、杂志、报纸,不断壮大,逐步形成全国性的草根理论学人的社会科学院,给官方学术机构独统天下的局面画上休止符,从而推动中国学术研究步入万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新时代。

对2009年某经济论坛的回顾与审视

2009年7月3至4口,我应中国最高经济学学术殿堂的邀请参加了一个学术论坛。起初我非常高兴,就是我身边的人也颇为激动。

随着会议进程,我的心情从兴奋、失望逐渐变得感伤、愤怒。

7月3日,听中外专家的经济学报告受益匪浅。姜到底是老的辣,老经济学家即使讲不出新意,也不至于出错。

7月4日,揭晓了2009中国青年经济学者优秀论文奖。三位被尊奉为青年经济学家的优秀论文奖获得者代表先后发言。发言者学位和地位都比较显赫。后两位发言者简单介绍了自己获奖论文的大概,听者也没能听出来什么。第一位发言者语速非常快,讲了好多,最后在超时和鼓倒掌的情况下黯然、无奈地下台。这位先生是名牌大学的博导,但报告水平实在不敢恭维,罗列了一大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料,既没有正确地找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又没讲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只是武断地断言“我自己认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还没有结束,高速经济增长不是说国外3%、4%,而中国就是8%、9%,中国经济未来恢复正常增长的时候,一定在9%以上”。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要达到9%的增长速度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外贸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显然不太可能,未来的贸易保护将日趋升级。美国人也正在改变过去举债消费的习惯,美国的个人储蓄从危机前的-1%提高到目前的6%。美国人的高消费和举债消费既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也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今后,中国将丧失很大比例的外贸出口,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不容乐观。二是投资,伴随通货膨胀的投资。如果,中国要在外贸萎缩的情况下实现经济9%的增长速度就必须采取通胀政策,但风险太大,是自寻覆辙,没人敢这样长期拉动经济增长。目前,中国大多产业产能过剩,固定资产投资无法继续扩张。钢铁、汽车、纺织、风电设备制造、光伏等好多产能短期内产销无法平衡,即供求无法平衡。加之,我国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差,自主品牌的高端产业发展乏力,多种重要产品的研发和制造能力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致使继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受阻。三是消费。扩大内需是一件很难的事,市民的钱被高房价卷走,农民的钱被学校卷走。加之,我国社保体系不健全和华人的储蓄偏好,这些因素将共同制约内需的增张。所以,中国经济可能永远告别9%的增长速度。听完这个资料堆砌、缺乏严密逻辑推理的报告,我痛感如此低水平的论文竟然在中国经济学最高学术殿堂上夺魁!这是中国经济学及各个学科研究的危机。缺乏科学、公正、公平的激励机制,炮制一些脱离实际的经院哲学式的论文,滥竽充数,然后大小论坛互相吹捧,学术机构大有白白混饭吃的嫌疑。以此观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科技队伍不断壮大但国际科技创新的位次却不断下降的问题。

请允许我们对论文的实际水平和获奖者的身份进行简单观察和分析:十篇优秀论文获得者有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各两位,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复旦财经大学、中科院农研中心、中国人民银行、暨南大学的各一位。可以看出他们均出身于名门望族。十篇优秀论文获得者虽未明确排位次,其实大多人都觉得第一位发言者就是排名第一。仔细看看他们的学术和行政地位,就会发现第一位发言者的地位最高,可报告的质量确实不高。认真分析此次论坛让人顿生疑窦,不免思考几个问题:要么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落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要么反映了评委会水平的低下或不认真;要么反映了学术权威的存在和论资排辈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制约。总而言之,获奖论文大跌眼镜,绝非主办方有关领导吹嘘的那么高。我从来就没高看过中国当今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此时,失望、感伤、悲哀、愤怒的情绪就越发混在一起,此起彼伏。

会后,我挤时间看完了十篇获奖的优秀论文,又看了七篇获得提名奖经济论文中的三篇。总的感觉是有理论突破的文章几乎没有,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方法、数学模型的文章却很多。有些论文文字表达能力差,警牙诘屈,有的文章更是病句连篇。多篇论文论证的主题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问题却洋洋洒洒数万言。论坛论文精选集总体充满学术八股气,中英文混用,方程、模型众多,看似专业,其实无用。经济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过去的宏观经济学都显得狭隘,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凯恩斯都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社会的完全就业问题,结果不仅使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而且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只有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合理分工,摒弃人类物欲横流的龌龊心态,控制物质生产的无限膨胀,提高人类文化精神生活需求,才能解决社会的普遍就业问题(关于该问题请参看2009年1月《中国经济与管理科学》《打破传统经济理论束缚,建构全新经济思想体系》和2009年第五期《世界华商经济年鉴》《构建新的宏观经济学》或登录:blog.省略/blog/s/3332)《礼记・经解》“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甜’。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各个经济学派的学术,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就像我们

不加鉴别地学习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一样蜂拥进人中国,不顾国情地胡乱套用正是“书之失,诬也。”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中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成分构成不一样。国民的文化心理也不一样,消费心理更不一样,除了科技进步可以提高生产率外就没有什么一样的东西。所以,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理论只能跟着经济实践走,只能和经济实践一样亦步亦趋学西方。但学实践问题不大,你做什么我做什么,还可以学,可理论就不同了。如,美国的企业是质量、诚信、效益最大化,中国企业假冒伪劣代替了质量和诚信,国企不计成本代替了效益最大化。学院派的大儒先贤们你们懂吗?所以你的公式和模型不过是学术八股的活生生的尤物。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理论始终跟着经济实践在完善,从来就没有对实践产生过预期的指导作用。比较独到的价格双轨制,一个最失败的改革范例,导致官倒横行,人民财产被卷,却因为发明权惹热议。又如:《滞后效应、多重均衡与反向软着陆:中国需求管理经验》一文及其作者在7月4日论坛发言,简直没有一点有价值的理论创新和理论预期。

没有几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深刻懂得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不懂得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你就无法研究出适合中国人的社科理论,经济学也不例外。当中国上证指数从5497,9点降到2200点的时候,有人恐慌地问我中国经济社会未来的走势。我告诉他,没什么大不了的。世界全面爆发经济危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人的文化形态不一样,中国人只要他有一口饭吃,不冷不饿,他就不会闹事。不像西方人,稍有问题就游行示威,内阁,总统大选。中国不过是农民工返乡。其次,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的面前为什么能保持稳定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18亿亩耕地的红线没有破。去年中央会议前有多名专家叫嚣18亿亩耕地进入市场的问题,有名研究员说土地可自由买卖的政策可能出台。我说,绝对不会,这是农村政策最后的一条红线,这是保持我国稳定的最后一条红线,至少在50年内不能突破。有几个经济学家知道中国人的承受心理?为什么我国基尼系数很高却社会稳定呢?文化心理然也。

对2009年某经济论坛的获奖论文的研读与评判

好的论文是孙文凯和梅松撰写的《FDI对外汇储备增长的实际效应》。该文文笔洗练,材料翔实,分析精辟,结论准确,有决策参考价值,不愧清华学子。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金融法制:进程、问题、与对策》详细总结了我国金融法制化的基本进程,肯定了成绩,找出来问题,提出了建议,具有较高的决策参考价值。

次好的论文是姜付秀、张敏、陆正飞和陈才东撰写的《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企业财务困境》。这篇文章确实是一篇好的文章,在理论方面的推理是正确的,这样的研究有利于提醒和教育企业负责人谨慎自己的扩张行为,稳健地掌控企业发展,但是因为“管理者过度自信无法明确量化和界定”。比如,具体企业的领导是否过度自信,扩张得成功或失败都无法说明是企业领导的过度自信所致,加之,国际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本来是一项经过反复论证的并购,即非常冷静和审慎的并购,结果由于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导致并购的预期和结果大相径庭,这能说明并购的失败和过度自信的关系吗?又因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企业财务困境”也无法量化分析,只能做一般的理论分析。所以该文用复杂的方程式来量化研究该问题,其实是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有画蛇添足之嫌,实属败笔,是当前理论研究中学术八股风气的具体表现。

其他论文似乎就缺点多于优点。《滞后效应、多重均衡与反向软着陆:中国需求管理经验》,标题就就显得冗长臃肿,内容更是资料堆砌,语言诘屈聱牙,方法生搬硬套,格式学术八股,整体毫无新意,全篇就像中学生做一题多解的哲学原理作业一样。如:用哲学原理解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它既符合对立统一规律,又符合量变质变规律,还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该文对中国未来经济毫无指导意义,读这样的文章仅浪费时间而已。

《环境管理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APEC的实证研究》一文,资料堆砌,全无新意,公式众多,看似专业,实为学术八股。

《破解经济增长方式悖论》无新意,泛泛而谈,且好多观点欠准确,经不起推敲。

《中国货币需求与资产替代:基于1994―2008年的实证研究》,该问题研究一下可以,但中国的银行以国有为主体,利率是政府控制的,只要凯恩斯主义不死,作者的研究就只有学术意义,却没有实践意义,对实践几乎没有帮助和影响的理论文章,不管论证有多精辟,也不过是空谈,况且该文也看不出来有什么过人之处。社会需要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的理论研究。

《中国能源效率波动:理论解释、数值模拟及政策含义》简单问题复杂化,一个三言两语说清楚的提高能源利用率的问题,却歪歪扭扭数万言,纯属脱离实际的无病的学术八股。大家看看该史标题,就觉得又臭又长。

《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及其解释》简单问题复杂化,且没有研究出真正的教育收益率。中国存在严重的买卖文凭问题,非统招的非专门培养科班学生的其他教育活动大多都是在卖文凭,根本得不到育人的目的,特别是成人教育。好多人有文凭没水平,更有胜者拿着假文凭就业、提干、提薪。用人机会不平等:有文化、有能力、高水平的人无法就业或升迁,没文化、没能力、低水平的人轻易就业、升职。作者的研究岂非自欺欺人?

《中国农村收入差距与健康》如果是研究中国农村收入差距与医疗状况,那么说服力会增强,直接研究中国农村收入差距与健康就给人脱题的感觉。收入差距与健康的关系是很复杂的,高收入人群可能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如摄入大量的食品防腐剂、添加剂,缺少劳动锻炼,酒色无度,吸毒等等原因而导致亚健康或染上疾病。医德缺失,医生为了赚钱会给人们小病大治,导致富人的抗药性更强,不仅如此,大量用药还会导致多种疾病的产生。出现富裕人群的健康状况较差的问题。不富裕人群由于饮食的自给自足,绿色食品消费比重大,常年深居农村,山清水秀,空气新鲜,有害气体摄入少,从事体力劳动,身体倍棒,免疫能力强,健康状况良好。不富裕人群由于经济问题导致就医较少,小病不用药或少用药,靠身体自我调节,形成较强抗病能力。大病看不起,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作用,好多病人达不到有效治疗提前离开人世,反而使不富裕人群整体健康人口比重增高。既不知道穷人群体中病人所占比例,也不知道富人群体中的病人所占比例,怎么能够清楚收入差距与健康的关系。富人是在就医方面比穷人拥有优越条件,但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富人的亚健康问题更为突出。可以看出,该文其实在研究中国农村收入差距与医疗状况,并不是在直接研究中国农村收

入差距与健康。该文除了前一段和后一段还有点内容,中间部分纯粹学术八股,数据陈旧,难以令人信服。

《由模仿通向创新之路――技术进步路径与中国的低价工业化》病句连篇,表述不清,概念含糊,论证乏力,思路紊乱,推理无序,全无新意,三言两语说清楚的问题硬是拉了好长,是我拜读过的13篇论文中最差的文章,在正式出版的学术论文中很难找到如此差的文章。

《发展生物燃料乙醇对我国农业的影响》材料堆砌,论证不严谨,结论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数字太陈旧,去年的粮食危机完全没有考虑。粮食安全是全人类的问题,岂是将中国分八个区研究的问题?如果产粮的地方将过剩的粮食加工成乙醇,那么,非产粮的地方和城市人口吃什么?三言两语说清楚的问题,却扯长数十倍。模型研究仅仅突出了形式,没什么实际作用。去年的粮食危机向世界警示,用粮食生产乙醇是危险的。人类的最基本的需求不就是吃饭吗?如果吃饭都存在问题,还要汽车干什么?研究这样的问题纯属荒唐,无聊、滞后和不识时务。在世界人民抗议粮食生产乙醇的时候,大谈粮食生产乙醇有利于提高粮食价格和燃料乙醇产业相对于畜牧业的比较优势,增加农民收入。“甚矣,汝之不惠”。可惜,如此文章竟然是部级优秀论文,真是斯文扫地,学者从此投笔也。

《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一-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从语言功底,论文结构看作者水平也不能算低,但所论问题的观点和实践脱节。中国企业成分的复杂性、法制化水平较低、腐败严重,各权力部门的吃拿卡要,公司管理层良莠不齐,大多人的道德水平和业务水平低下等诸多原因使我国的公司问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从而使夏教授的研究变得徒劳,论文仅是数字、材料和臆断而已。如,央企的垄断地位,可以实现垄断利润。怎么能说政府控制的企业其公司价值低呢?恰恰相反……字里行间看出来夏教授也是支持卖国企的主,好端端的中小国企在丧尽天良的教授、专家的蛊惑下几乎卖得一干二净,多少工人丧失了养家糊口的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繁荣的共和国里,廉价购买国企的老板和廉价出卖国企的政府官员花天酒地,包完二奶包三奶。可下岗工人。吃着市场上捡来的烂菜,有的妻离子散、有的被逼,他们无颜见人,有的举家自杀,罪孽!我为他们祈祷,我为他们诅咒。

此次论坛部分获奖论文是国家有关基金支持的项目,团队打造,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没有取得好的成果,白白浪费科研经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学术论文的标准同样是实践。目前,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整体停留在诠释政策和经济活动的层面上,很少有理论突破的文章和论著,较好的文章不过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的牢骚满腹的批评性文章,能够指出一些问题,但应对措施不一定合理,就是这样的文章也多见于网络,很难见诸报刊,鉴此,我们草根经济学人要以匡扶世界为己任,时刻把握国际政治经济军事脉搏,发出时代最强音,启迪大众心智,修正精英谬误,指点权者迷津。成立一个草根经济学人经济学会,建一个网站,办一份杂志、报纸,逐步发展,最终成立一个覆盖全国的各省市都有分院的草根理论学人的民间社会科学院,从而打破官方学术机构独统天下的局面,开辟一个理论新天地,推动中国学术研究步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

国家财政供养的研究机构也必须深化改革,纳税人的钱不能这样白白浪费。我强烈建议无论是社科类还是自然科学类的研究机构都必须让研究人员上山下乡,深入厂矿、车间。闭门不能造车。两弹一星的研发者是怎么样工作的?现在的科研人员是怎样工作的?袁隆平是怎样深入田间地头的?其他科研人员是城里怎样享受的?别以为我们生活在了多么幸福的时代和国度,危机四伏啊!内有分裂势力,外有,四周屯兵百万,觊觎我们国土,虎视我们人民。南海问题、藏南问题、东海问题,还有历史上丢失的大面积国土都使我们无法入睡。别听精英们的忽悠,消费!消费!享受!享受!年薪制!年薪制!我们科技落后,工业落后,工艺落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推动中国学术研究步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是我们每个学子的责任。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黄利明,《2008年的中国股市:鼠胆”雄心步入慢牛》《经济观察报》,2008年02月17日

[2]岁寒三友,《大陆人看世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凤凰网,2006-1-25

[3]2009中国经济论坛组委会《青春之声――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文精选》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

粮食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伴随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强音,曾任昭觉县常务副县长的凉山州政府机关老协会员王林吉,自2001年12月退休以来,一直坚守信念,热情执着追求“老有所为”的美丽梦想,在老年朋友中引发了关于美丽梦想和“60岁以后怎么活”的热议,上呼下应,动人心弦。

王林吉在岗工作42年期间,特别重视思想文化工作,他勤奋写作,硕果累累,发表了大量诗词、散文、政论、经济论文,许多文章被选人《世界人物辞海》《共和国专家成就博览》《中国诗典》《中国吟坛》等全国知名大型书刊。特别不容易的是,作为一名汉族干部,他通过深入基层刻苦钻研,变成了一位精通彝语、了解彝族历史文化、著作颇丰的知名民族文化学者,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人一生要走很长的路,昨日的辉煌、困惑和悲伤都应该正确对待,让它过去。关键是现在脚下的路该怎么走下去。瞄准自己切实可行的目标和梦想,珍惜晚霞的分分秒秒。”在这些美好思想的指引下,他坚定快乐地迎来了退休生活。

对于王林吉来说,学习在他的退休生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订阅了多种书刊、报纸、经典著作,并拥有一个精粹的小书库,每天手不释卷专心读书,认真吸取知识文化精髓,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涌现的新事物、新观念、新趋势、新潮流,不断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和思考能力,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说:“在和谐社会环境下,我们安度晚年已经拥有必要的物质条件,还必须拥有足够的精神粮食。要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才能为实现强国梦添砖加瓦,努力践行作为一个学习型共产党员的承诺。”

王林吉十分重视“夕阳红”文化事业,他认为思想文化是照亮人精神世界的大事。他说:“老年人要珍惜几十年生活积累的宝贵资源,把它开发出来贡献社会、留给儿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退休12年,他怀着心系国家、社会和老年朋友的深情,又一头扎进创作世界里,辛勤耕耘,先后发表了近百篇诗词、散文、政论、政经论文,先后出版了《凉山州建制沿革》《祺山文选》《祺山诗选》三本书,参与编写了《凉山各族人民的贡献》《彝族文史研究》《沧桑凉山——瓦扎木基谈话录》《四川省攀西开发志》《凉山彝族饮食文化概要》等一批公开或内部发行的获奖书刊,在《凉山日报》《邛都老年》《晚霞》《晚晴》等报刊发表文章60余篇,直言老人心声,有份量有影响,连续三年被评为《邛都老年》优秀通讯员,并受聘为特约通讯员。更难能可贵的是王老坚持写日记三十年不懈,并从2001年订阅《凉山日报》起开始写《凉山州大事记》,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王老的决心是:大脑一天运转不停,写作一天不止,无怨无悔一直写下去。

王老真诚平和,平易近人,知识渊博,大方健谈,喜欢把自己对世事的看法、想法和老朋友分享。在每次老年集体活动中,会员们喜欢听他发言或朗诵自己的新诗,特别喜欢扎成堆把他围在中间听他谈古论今,说时事新闻,讲故事,漫谈人生,抨击时弊。他会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打开心扉和你交流,通过他深入浅出、活而不邪的谈话,来净化你心灵的茫然、冷漠和懈怠;启迪你向上进取的信心,丢掉固执和偏见,增加理解、宽容和支持。我们受益匪浅,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智库”“小博物馆”和“银龄追梦人”。

粮食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提出了奋斗目标,部署了2000年经济工

作的主要任务,需要我们认真把握,狠抓落实,继续奋发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开端。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一)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1999年以来,在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的态势,头9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1~10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1%,增

长速度比较平稳;农业收成稳定,粮食总产量大体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平缓,全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其

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6%,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下降0.9%,房地产投资增长17.4%;随着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领域的扩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出现回升态势,9月份出口增长20.2%,10月份出口增长23.8%.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增收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金融形势比较平稳,到10月末,M1、M2分别增长15.1%、

14.5%,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1500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加,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270亿元,同比增长13.4%.

从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

到7%甚至略高一些。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1)工业经济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其中成本费用利润率

提高1个百分点,总资产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

120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48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

的经济复苏、需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

;同时国家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

开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

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

和肉禽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区调整学杂费、房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上月上涨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

格降势也在趋缓。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

业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下降3.4%、3.3%、1.8%.

(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报告总结工作计划

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

实践报告工作汇报辞职报告调研报告党政报告

演讲致辞公众演讲竞聘演讲

就职演说安全生产爱国演讲英语演讲开幕闭幕庆典致辞

贺电慰问领导讲话

党政相关入党申请入团申请

转正申请思想汇报党性分析事迹材料申报材料行风建设

公文范例

主持词

求职应聘个人简历英语简历自我鉴定自我介绍

自荐信求职信会议发言婚丧嫁娶祝福祝贺广播稿

心得体会经验交流公务员法政治学习读后感

学习心得创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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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更新时间:2007-8-1621:03:58

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次通货紧缩,实际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与中长期

的结构不合理因素交织并发,从而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压力。我国这一轮经

济增长下滑的周期最长,从1992年算起,至今已长达7年,目前下滑的趋势仍在发展。

特别是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

遏制住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2000年国内经济环境依然比较严峻。

二、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2000年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预计这年经

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个百分点,资产

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1200多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480多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的经济复苏、需

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同时国家加大

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开始回升。7月、

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计全年出口增长可

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肉禽价格进一步

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降1.7%;商品零售

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区调整学杂费、房

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2%,比去

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下降2.8%.10月份

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比上月缩小0.2个

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格降势也在趋缓。

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业品原材料购进价

格分别下降3.4%、3.3%、1.8%.(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次通货紧缩,实际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与中长期

的结构不合理因素交织并发,从而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压力。我国这一轮经

济增长下滑的周期最长,从1992年算起,至今已长达7年,目前下滑的趋势仍在发展。

特别是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

遏制住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2000年国内经济环境依然比较严峻。

二、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2000年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预计这年经

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发展预期目标为7%左右,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但仍然要付出艰巨的

努力。对此,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着重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关系。

(一)既要坚持扩大内需,又要加大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力度

扩大内需的核心是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经济总量。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

越来越受到结构不合理因素的制约,如果不调整结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上去。调整结

构,不能是短期的、局部性的调整,而必须是中长期的、战略性的调整;不仅要调整产

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而且要调整地区结构,加快西部大开发,这是关系

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举措。结构调整要取得成效,必须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不能再走低

水平建设的老路。应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坚决淘汰落后的、重复的生产能力,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和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和企业,对传统产业进行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固定资

产更新,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处理好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实际上

是处理好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关系,二者是不矛盾的。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拉动力,就是

扩大投资需求。这两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国债投资为主导,重

点投向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和领域,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是

为了促进发展,增加经济总量,但同时也是调整结构的过程,是科技进步的过程。我们

要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在扩大内需、促进发展的同时不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的基础

上求得更好的发展。

(二)既要坚持政府投入,又要努力扩大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

坚持政府投入,是在当前经济不太景气、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未完全启动以前的必

然选择。但是,政府投入数量是有限的,要受制于国家财力的制约,而近几年国家财政

状况总体上比较困难,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家增加发行2100亿元国债,专项

用于基础设施等项建设。政府的这笔投入,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比,数量要少

得多。启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要靠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正常回升,不能只靠政府

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否则国家财政难以承受,经济增长也不能持久。所以,政府投入

的着力点,是要努力引导和扩大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使政府投入起到“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贴息、参股、合资、补贴、担保等方式,

带动更多的社会投资。例如:1999年下半年国家增发600亿元国债,其中150亿元用于

企业技改项目的贴息和补充相应的资本金,以此带动银行贷款1500多亿元,使社会投资

规模迅速扩大。与此同时,2000年要继续落实已经出台的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

政策,要通过实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

入,并结合出台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努力扩大城乡居民消费。

(3)既要积极推进改革和发展,又要高度重视保持社会稳定

2000年要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和实现科技进步,立足点是要保持经济又快又好的发

展。解决当前中国经济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坚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点是不能

动摇的。但是,要取得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以改革为动力。2000年各项改革已处于攻

坚阶段。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三

年改革脱困和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只有国有企业搞好了,效益上来了,才能

为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加快改革和发展,使社会稳定问题显得更加重要。改革和发展,

最终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的,因而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但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

中,因结构调整、企业改革、机构改革的深化,使下岗、失业现象增加;因社会环境的

不断变化,竞争加剧,一些人的习俗、观念适应不了环境变化的需要;等等,如果处理

不慎,极易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社会不稳定,改革和发展将一事无成。一个稳定的社

会环境,是顺利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

系,使三者相互协调和统一。

三、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2000年经济工作任务涉及方方面面,非常艰巨而又重要。但基本着眼点是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并在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基础社会经济发展上,以国有企业

改革为中心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同时注意保持社会稳定。从这个基点出发,2000年经济

工作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继续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连续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是显著的。由于2000年有效

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有效遏制的矛盾仍很突出,在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未完全

启动以前,为了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坚持实施行之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并加大

其力度。现在银行资金充裕、存贷差达1.2万亿元,生产能力充足、近1/3的生产潜力

未能发挥出来,劳动力丰富,面对钱多、物多、人多的因素,应是加快发展的好时机。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这些资源就会白白浪费掉。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对资源利

用具有见效快、导向作用大、宏观配置合理的特点,通过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

动用部分社会储蓄资金,将相对过剩的人、财、物资源利用起来,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

2000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仍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形式,双管齐下,

通过发行长期国债进一步扩大投资和继续落实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来扩大消费支出;同

时要运用好税收政策,包括实行必要的减免税政策,通过适当减少财政收入的形式,进

一步刺激投资、消费和出口。这样,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有人担心,

会不会引发财政风险?据初步测算,1998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按国际通行口径,包

括为弥补债务利息支出而形成的赤字,下同)和债务余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

别为2.15%和9.9%;1999年约为2.80%和12.0%;预计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

重与上年大体持平,仍控制在3%的警戒线以内,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4.0%,仍

明显低于60%的警戒线。我国发行国债尚有一定的空间。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风险,关

键在于能否管好用好国债资金。只要国债资金能够发挥好的效益,促进经济较快的发展,

就能够为偿还债务创造有利条件,不会引发财政风险,也不会给后人留下债务包袱。近

一两年,财政税收每年增收超过1000亿元,其中就包含了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增收效应,

国债投入已经出现良性循环的效果。

(二)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在当前经济偏冷的情况下,要采取相应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使社会资金得以充分

利用。如果仅仅财政政策是扩张的,而没有货币政策的相应配合,就难以充分调动社会

资金来支持经济发展,进而会减弱整个宏观调控的效果。例如:将国债资金投入具有一

定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采取贴息方式投入企业的技术改造等,都需要大量的

银行贷款与之相配套,如果银行配套贷款跟不上,就会影响整个国债投入的效果。因此,

必须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一是要保证国债资金配套贷款的及时投入;二是要满

足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需要;三是要支持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四是要适当降低存款准

备金率,促进商业银行扩大贷款,同时对有困难但需要扶持的中小金融机构,给予再贷

款支持;五是要大力开展住房、教育、汽车以及大件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消费信贷业务

;六是要发展资本市场,积极开拓直接融资渠道。总之,要保持货币供应量的必要增长。

只要积极财政政策不出现风险,实行相应的货币政策也不会有风险。金融业要正确处理

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在改善金融服务的同时,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

健全银行内控机制和银行监管机制,完善金融法制。

(三)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

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0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一年,是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

关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首先要尽最大努力

实现这一目标。要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进程,着

力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老工业基地,把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

为国有企业跨世纪发展创造条件。”

2000年要重点做好以下一些工作:(1)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工业结构调整。继续压

缩纺织、煤炭、冶金、石化、建材、机电、轻工等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坚决淘汰那些

技术落后、资源浪费、产品质量低劣和污染严重的企业。不断优化工业结构,缓解重复

建设压力,增强企业活力。(2)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继续拨出一部分国债资金用于企

业技术改造的贴息贷款。对于技术改造所需先进设备的进口,国家可适当提供外汇、免

税等优惠政策。对国家鼓励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行业等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按

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3)实行债权转股权。对一些有特别困难、但有一定发

展前景的国有企业,实行债权转股权。逐步解决企业资本金不足、资产负债率高的问题,

同时盘活银行的不良资产。(4)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使更

多的经济效益较好、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上市,增加企业的资本金。选择一批信誉好、

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配售部分国有股来筹集资金。一些资信好、实力雄厚

的特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可在境内外发行企业债券,进行滚动发展。(5)实施规范

化的公司制改革。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实行国有独资有限公司外,积极发展具有

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处理好“老三会”(党委

会、工会、职代会)和“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关系,加强企业领导

班子建设,强化内部管理,实行企业会计外派制度,完善企业在经营、用人、分配等方

面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这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要继续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再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但是,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按“三家抬”(财政、企业、

社会负担)的办法来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只是一种过渡性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

国有企业人员多等方面的问题,最终要靠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覆盖所有企事业及行政

机关单位职工的、由政府承担并强制执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是实行由政府通过企事业单位从当期收入中偿付各项社会保障费用的现收现付制,近期

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是由现收现付制转向通过个人帐户实现的基金积累制,即职工在领

取工资后向社会保障基金缴付社会保障缴款,这笔缴款连同企业缴付的部分社会保障缴

款都进入职工的个人帐户,以后就从职工的个人帐户中支付他们的社会保障开支。实行

基金积累制,对新参加工作的职工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有足够的工作时间在个人帐

户中积累足够的养老金。成问题的是,已退休的职工和在实施个人帐户制度以前较早参

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统称老职工),由于在过去的工作年限里没有直接为自己积累养老

金、医疗保障基金、住房基金等,而是通过预先扣除把保障费用转化为政府收入并凝固

在国有资产中。转入基金积累制以后,老职工新建的个人帐户中的资金很少,已退休职

工的个人帐户则完全是空的。因此,在实施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时,政府应

对老职工过去对养老金基金的贡献作出补偿,这就需要由政府出面来筹集和建立社会保

障基金,这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条件。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对所有不

同经济成分的企业和职工依法收缴社会保险费,提高收缴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同时

也要考虑,在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对国有股权变现

所得,中小企业的拍卖、租赁所得,国有房地产的出售、租赁所得,以及财政预算支出

的安排,要按照一定比例划入社会保障基金。条件成熟时要着手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

度。

(五)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科技进步是加快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要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

最薄弱的环节,不是科技水平低,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环节滞后,这与现行科

技体制和生产体制密切相关。现行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与生产相脱节。企业

的科技力量非常薄弱,许多优秀科技人才都集中在科研院所。这种体制,大大阻碍了将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得到及时的应用和推广。为此,

要深入进行科技体制和生产体制的改革,将应用科技的基本力量从原来的科研院所下放

到企业中去,使企业成为应用科技研究的载体和主要力量。这也是当今发达国家的通行

做法。科技力量与企业合二为一,既可以使科研经费得到保障,使科技人员有了用武之

地,又可以使企业生产有技术创新力量的支撑,增强企业的竞争力。2000年要基本完成

科研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作,使应用科研机构转制为企业,或纳入企业的科研体系中

去。对于高校中的应用科技力量,也要逐步分离出来,按照科研机构改革的方向进行运

作。

此外,要加强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力度,保护技术创新者的利益。尽快制定反垄

断法和严格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技术市场及其他市场,维护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

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鼓励技术投入的税收制度。政府除了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对市场

前景好的共用性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供资助外,应制定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投入的政策。

如:对技术转让收入、设备投资等扣减所得税;改进现行的增值税制度,明确企业研究

开发、科技人才工资等支出划入无形资产的办法,等等。倡导推广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

心的技术入股、持股经营制度,以及技术开发奖励制度等,维护研究开发和创新者的权

粮食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慈鸿飞先生的论断即颇为惊人。他断言,黄宗智甚至吴承明先生(尽管他承认吴老“似乎尚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资本主义的”)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市场有很大发展,其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作出的判断”,并且“这种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他强调,“从农村商品交易的自由程度、特别是资本市场融通的自由程度、劳动力大规模迁移的自由程度、外国资本深入农村的自由程度、市场的自治管理程度等等,都可以使敢于正视事实而不仅仅重视政治观念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而宣称,“六七十年前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相比美”。他还认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据他估算,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已相当于90年代中期全国农民的年均纯收入,所以“说中国农业直到本世纪中叶仍只是一个‘糊口农业’,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也证明农业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包括租佃者,他们大都享有永租或永佃权)”,“完全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这就“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并“对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结论提出质疑”。(注: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史建云女士的研究虽然并非直接针对黄氏的过密化理论,但结论的迥然不同应是显而易见的。她指出,在华北平原所存在的“一个随时雇佣又随时解雇的短工阶级”,尽管“还不能够说近代中国或近代华北农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因素已经不存在”。(注:史建云:《浅述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在论述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时,史又认为,在近代商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更明确地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注:史建云:《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农村手工业生产的收入“有大幅度增长”,“成为农民家庭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改善。(注:史建云:《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339-357页。)

在所有类似的论述中,要算郑起东先生的观点最为决断。他在《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中宣称,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户利润率多在10%至15%之间;农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明显改善,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因此,华北的农业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也反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农业拖了中国工业化后腿的观点,并给华北农业为工业化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证明”。(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此文立即受到刘克祥先生的严厉批评。(注: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下文所引刘之反驳郑文的论述,均见此文,恕不一一注解。)但郑先生在随后的商榷过程中虽然承认自己在估算华北农村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时,犯了“在学术研究中不能允许的”疏忽和错误,但仍然坚持己见,并抓住刘文中的一些疏漏做了进一步的申论。(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这些批评涉及过密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但是核心问题则是农民收入与农民生活水平。如果事实确如郑起东先生所说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华北农民的生活消费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至温饱型”的转变,以至于像刘先生据此所估计的,用不了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步入“小康”,那么,整个过密化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注:参见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所以,这里拟接着刘克祥先生的话茬,就这一问题再做一番辨析,以求去伪而存真。

鉴于上述论者大都特别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要反对过密化及相关理论的所谓“简单化倾向”,即“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等等,要“反其道而行之”(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所以不管事实如何,下面的讨论都将力求避免这种倾向,而注重定量分析、系统调查和动态研究。

(一)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学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我们进行逻辑分析的辅助手段或工具,而不是起点或目标。对此,吴承明先生曾有的评:“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如果我们的统计学模式建立在某些错误的逻辑联系之上,或者说有意无意地隐去某些关系条件,那么,你的模型再诱人,再复杂,也是没有任何解释力的,姑且不论你输入的数据准确与否。上述郑先生之所以依据1922、1931年两次所谓的“系统调查”以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等(注:这些调查主要是1922年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戴乐仁(J.B.Tzyler)教授主持的对直隶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南部等乡村3673户进行农家经济调查、1931年国民政府农业部对包括冀鲁豫在内的全国22省6市农户平均每年收支的调查以及李景汉1928年对定县34家农户和1931年对定县123家农户所做的调查。),就得出华北农户收入迅速增长,生活大为改善的结论,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类统计学的基础之上。

其中之一即是刘克祥先生业已指出的,通过平均数“掩盖农户间收支的阶级差别”,以少数地主富户的收入进行横向“拉升”。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定县每一农户的年平均收入会从1928年的281.14元,猛增到1931年的440.79元,而其每家生活费的平均费用也在短短3年内由242.64元膨胀到424.55元。(注: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305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84页。)刘先生未曾注意到的是,这种平均数还可以在另一极的1922年起到相反的作用,即借多数贫民的收入压低了富户的年平均收入水平。一抬一压,其间的差距无形之中又扩大了许多。以下就是郑所引用的戴乐仁的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戴乐仁等:《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版,第96-97页。按:原表分类过于细碎,现重新编制。另,原表收入总数(575040元)有误,现改正之。

由表可知,在戴调查的3673户直隶乡村家庭中,年收入在他所估算的华北农村贫困线(150元)以下的家庭,即多达3023户,占总户数的82.3%,而收入总计只有112313元,不到总收入的20%,其中50元以下的家庭则为2277户,几占总数的62%,入款则只有总收入的8.15%。这一点也可以从戴乐仁按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而划分的各层次组家庭数及人口的比例中得到证明:

表2 1922年直隶农村土地占有与家庭、人口及收入的分组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34页,表8;第56页,表14。表中数据及分组均对原始资料做了部分调整。由于原书表8及表14中被调查的家庭数有出入,故分列。

据上表,占地25亩以下及无地户,其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达66.5%。这都是一些让调查者“不敢置信”的数字,“是一个很可惊的现象”。(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60页。)很显然,作为灾害救济机构中国华洋义赈会委托的这次调查,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最下层的贫民,富户只占极少数。被调查的地区,据原报告叙述,“除遵化一处外,其余多是灾难之区,有的还连遭数劫的”(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19页。)。因此,以这样一种背景下的调查数字,特别是以低于贫困线的所谓年平均收入作为参照系,其结论之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何况这里的年平均收入,正确的结果应该是156.6元,而不是郑所计算的145.43元,因为根据原表加总,表中所列的281户“未包酬偿在内之家庭”并没有收入计入总收入之内,如此之少算了11.3元。

其实,戴乐仁在调查中,曾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对有关家庭的收入做了分组计算(见表2),将此结果与郑文表13“冀鲁豫三省各类农户平均每年收支”做一对照,不难发现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1922年的收入水平已超过或接近河北省1931年百亩以上的农户,而50亩以下的农户,1931年各类农户中的最低一组(即地主)的收入也是1922年的2.11倍。如此巨大的反差,怎能不令人怀疑其可比性呢?

还有一个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这就是郑文在估计1931年农户收入时尽可能地满打满算,包括农、林、牧、副各项产值,却忽视了戴乐仁的调查在估算农家收入时实际上是相当不完整的。虽然“凡是家庭之入息,包含各项之总数,在此均算在内”,但是家庭工业部分,却因调查时间太少,计算困难,“未包含所有在家庭的工作之价值,独算其所做的能得到金钱的报酬之一部分”。(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51-52页。)这未包含的部分,就有家庭棉纺织业在内。尽管这些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民收入水平,应是没有疑问的。

郑文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疏忽则是略去了这么多年间商品价格的巨大变动,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可比价格的基础上来进行纵向的比较,由此自然也拉大了农户收入的增长速度。按郑的计算,冀鲁豫三省1931年农户平均收入为314.93元,较1922年(145.43元)增加1.17倍,平均每年增长9.32%。(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可是从表3可知,从1922年到1931年,华北的物价总指数也增长了36.2%,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其所计算的农户收入增长速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表3 1922、1928、1931年天津批发物价指数(1926年=100)

资料来源:《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转引自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郑文坚信不疑的1931年华北农户收支调查,看起来并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同类型调查应在1928年。在河北省政府1930年6月印行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的“农矿类”第24至55页就可以找到。将书中的数据与郑文引用的1931年的数据做一比较,你就会像郑之“发现”华北农户收入大幅度增长那样,发现1929至1931年间华北农户收入居然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下滑,参见表4:

表4 1929、1931年度河北省各类农户平均年收支比较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929年数据见河北省政府秘书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1930年6月印行,第24至55页;1931年数据转引自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要是扣除1931年物价上涨的部分(参见表3),其下降的幅度还要大。假定这一调查是可靠的,再联系到郑先生也会承认的随后的农业大危机,那么,可以断定,此一下降势头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至少要延续到1936年。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也就十几年的时间,而经济萧条期就占去了其中的一半(尚不考虑重大的天灾人祸),要从中得出农户收入以接近甚至超过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郑文的估计是年增长9.32%)飙升,则不能不有点“玄”了。

郑文之得出华北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的结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清末民国年间华北粮食亩产量的上升和副业、手工业的发展。这也是他和刘先生争论的焦点之一,或郑先生所说的“根本分歧”。因其有关手工业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利用了史建云女士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下文将专门予以讨论,这里仅就农业问题略做陈述。

应该说,在经过海内外学者,特别是徐秀丽女士细致艰苦的论证之后,要否定华北粮食亩产量总体上的缓慢上升势头,继续坚持“持续下降论”,确实非常困难。但徐秀丽女士的最后结论却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她认为,近代华北的粮食产量较清末有较大增长,并已恢复到清中叶的水平,但是由于19世纪末期以后我国人口又开始大量增长,其速度快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因此,“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幅度趋减,近代农业已危机四伏,不容乐观”(注: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而根据笔者的论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同一时期全国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涉。(注:参见拙文《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另请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166页。)

有意思的是,郑先生为了论证这一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竟然以同期华北人口数量的下降为依据,并认为这种下降“除了可能受到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向外移民的影响”(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的确,在郑先生所论述的这一时期,近代华北农村不仅正处在近代以来一个新的内战频发期和高潮期,也恰恰进入了一个 新的自然灾害群发时段,发生于此地的大规模移民潮正是在这种天灾人祸的促动下形成的,且不论仅仅是1920年及1928-1930年华北、西北两次就分别造成了50万和1000万左右的人口死亡。(注: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73-112页。)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从农户的角度来说,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与农户收入的增长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我们必须从中扣除一应的生产成本。如果在产量增加的同时,生产成本增加的幅度更大,其对农民生活改善的贡献也就微乎其微了。关于这一点,定县农家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据李景汉的调查,该县从前“常遇旱灾,土壤又属平常,因此农作物之产量不丰,民食甚感困难”,20年代以来,由于“遍地凿井灌田”,“产量大增”。有井之地,“不但在一年内能收获两次作物,且每次作物之产量亦较无井时增加,又可年年收获,而无苗枯之患”。(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11-613页。)增收幅度,小麦、大麦为100%,粟为55.6%-67%,白薯27.8%-40%,花生16.7%-20%,棉花60%。(注:李景汉编:《定县须知》。转引自应廉耕、陈道《以水为中心的华北农业》,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附表三。)所以在当地有“旱不死定县”之说。(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但一来凿井的费用很高,20年代及以前,村内井平均每口约33元,村外井54元,1931年每口井增至80元左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4页。);二来井地“所费的人力比较旱地约增两倍”,“这样算来,获利并不很厚”。调查者认为,其原因是“各农户吝惜小费,在播种时,不肯多用肥料,常常浇灌,土地渐瘠,等到秋初结实,田禾日益萎弱,所以不能丰收”(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15页。)。可是多施肥料,并不一定能导致产量成比例增加,同时又增加了工本和人力,结果可能还是得不偿失。定县的大多数农民,即便在太平年代,也依然只是“饱粗食暖粗衣”,而把“烧饼油条不离口”当做极乐世界。(注: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6月。)鲁绍柳先生是这样描述定县农民“颇为清苦”的生活的:

到了冬季,多数人家都以菜蔬作为主要食料,谷米反为不常吃的东西,白面并非遇特别事情,也轻易不肯吃一次,鱼肉膏粱更谈不到,所以俗有“糠祁州,菜定州”之说。甚而只吃几块煮山芋喝点白水,就能混过一天,但是喝水,亦多喝凉水,喝开水的很是少见。至于吃香油,说来更是稀奇。每买几两香油,常常吃了一两个月还不见少。这是因为油勺是用一枚制钱插上个高粱秸做成的,每勺一次油,还不如从汤水中带回去的水分多。(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

一方面是“旱不死定县”,一方面又是“糠祁州,菜定州”,两者之间的关联颇值得深思。张佩国先生关于近代山东农村水利灌溉的投入产出分析,则表明这种现象在华北各地并非偶然。(注: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61-164页。)

(二)

郑文对华北农民消费结构以及恩格尔系数所做的衡量与判断,采用了同样的计算方法。

且不论考察经济生活的变动趋势必须具有长期系统的调查数据的支持,也不论其所利用的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即以郑文统计的结果而言,不仅不足以支持郑的立论,相反却恰好证明了农民生活的糊口性质。的确,从其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来看,定县被调查农户的恩格尔系数是从1928年的69.23%降低到1931年59.97%,但也不过是处于“勉强度日型”(恩格尔系数在50%-60%)的最底线而已,似乎并不值得欢喜雀跃。

从理论上来说,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并且食物消费达到相当高的平均水平之后,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会导致食物支出所占比重的下降。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家庭收入的增长一般会导致食物支出的进一步增加,甚至是较大幅度的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正常的变化过程。因此,如果我们无法证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也曾经历过此类过程,那么,恩格尔系数在某一年的突然下降就只能是偶然的,不正常的,是不能用作对长期变化趋势进行判断的依据的。

考察和测量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趋势,并不只是将两个年度的食物支出额和全部收入额做一个比较就完事大吉了。除了考虑食品和日用品之间因使用寿命的不同而造成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随机波动之外,还必须特别注意价格变化的影响。由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小,在低收入家庭中所占比重较大,价格的微小波动对低收入家庭都是非常不利的。一般来说,如果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相反,如果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所以,要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变化,必须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其实,从1928年到1931年,乃至随后的几年,食品类和非食品类物品的价格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李景汉的两次调查并不能据以完整地反映这种变动给农户消费带来的影响。1928年的生活费调查,虽然列有34家全年内各项食品平均消费数量及平均费用,使我们可以计算出各项食品的平均价格,但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阙如(其中杂费类各项列有平均费用,但没有消费数量,同样不能计算其平均价格)。在后来整理出的1931年调查中,这一项倒很齐全,但只是以类计算,而没有将消费品逐一列出,难知其详。好在李景汉还主持调查了定县1930到1933年度(1930年7月到1934年6月)各种物品的价格(注:见李景汉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10月印行,第151-413页。),至少可以让我们比较一下定县农民消费的一些主要食品价格1928和1931年的变化(见表5)。至于非食品类的价格,虽因1928年缺乏资料而无法确切比较,但是从天津城的价格变化中,还是可以捕捉到其大致的变动趋势的。大致说来,在这两年之间,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起开始下跌,而其他物品的价格大部分在1931年度尚处于上升势头,此后虽绝多跌落,但程度甚微,“跌落的程度是不及农产品远甚的”(注:参见张培刚《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8页。)。在农户消费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以时价计算的恩格尔系数。就食品类消费而言,主要食品价格除甘薯外均有大幅度的下跌,副食品类价格涨跌不一,但总体上似略呈上升之势,故郑文所谓食品消费结构的优化,恐怕也是很有限的,更不用说这种价格结构的变化给农民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了。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

说明:1.表中所列各项为定县1928年比较重要的消费食品。1928年每项食品价格=每家平均费用(元)/每家平均消费数量(斤)。同一食品1931年价格,如系多品种的,以最低价格选入。

2.1931年各项副食品价格中,米面杂粮类原调查表系按公斗计算,现据当地度量衡换算成市斤,其中小米: 1公斗=20市斤;小麦、稷米;1公斗=19市斤;高粱:1公斗=17市斤(参见《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93页;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6年2月印行,第481页)。其他如大麦、豆类、玉米、黍子、荞麦的折算暂同小米。

现在假定李景汉1928、1931年度对定县农家生活费所做的两次调查具备可比性,同时引入价格因素,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问题是一般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的。请看表6的统计结果,相比1928年度,1931年度定县农家的食品消费量要多出15.94%,但其每单位平均价格则高出30.63%,这显然与当时食品类价格总体下跌的趋势不符。尤其是米面类,1931年的单位平均价格是1928年的187.38%,而平均消费量又只相当于1928年的61%,高得出奇,少得也出奇。虽然这一年甘薯的实际价格上升了39%,其他米面杂粮的价格可都在下降,其带动整体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当不致如此之大;而且,由于甘薯是定县大部分农民的主要食粮之一,在1928年的消费量几乎是米面类消费总量的一半(不包括甘薯片),所以尽管价格上涨,其消费量也不至于猛减,毕竟其价格比其他粮食还要低很多。再就是蔬菜类,1931年的价格比1928年高出34.45%,消费量却多出了1.12倍。肉蛋类、油类也是如此,价格越高,消费量越大。而这类物品显然不是经济学所指的“吉芬物品”——即一种特殊的低档物品,其价格往往与需求量做同一方向的变化。诸多反常现象,按照郑文的逻辑,大约只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这就是1931年农户的收入水平要大大地高于1928年。但这与我们前面的叙述又大为抵牾。于是,真实的情况便是刘克祥先生所说的,1931年被调查的农户,多数是当地比较富裕的。1931年度这类农户消费的米面类价格在粮价总体下滑的情况下之所以依然居处高位,主要就是因为粮食品种相对优良,其价格较甘薯类杂粮的价格本来就高得多。

表6 1928和1931年度定县每调查户各项食品消费量、值及平均单价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77-84页。

说明:表中1928年食品分类系据1931年调查所列各项做相应调整,与原表略有出入,但总数不变。各类平均单价=各类消费值/各类消费量。1931年食品消费量和平均单价中带*号各项,系估算所得,其平均单价的计算方法,是将农户1928年消费的此类食品所包括的各项,按1931年的价格进行简均;其消费量=此类食品消费值/平均单价。

即便是1928年的34家调查户的生活程度,也如同刘先生反复强调的,是因为每家平均农地面积(31亩)超过了当地62村的平均水平(23亩),而“稍高于一般的生活程度”。除此之外,调查报告还特别做了补充,指出“在记账的周年内农作物的收获也比较的稍好,又没有遭遇特别的天灾人祸,大致农民是比较的过太平日子”;“经济状况尚较普通年稍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59页。)饶是如此,大多数农民还是只能够“饱粗食暖粗衣,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下而活着,以不挨饿为侥幸,视饱食暖衣为福境”(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2、311页。)

不过,对于那些占地百亩以上的大户是否都是地主富农,郑先生有自己的理由加以否定。他引用史建云的研究成果,认为华北农户的平均人口一般随着土地的增多而上升,通常占有耕地20亩左右的农户平均每家5-6人,占地80亩的农户平均人口超过10人,因此占地百亩的农户,从人均土地占有的角度来看,在华北只能算作中等户,“都只是自耕农,而决非地主富农”(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问题是,从这个角度即使可以摘掉百亩大户的“地主富农”的帽子(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也无法为自己的观点说项,相反倒是提供了一个反证。不妨听一听李景汉先生针对这种现象所做的评论:

从这种耕田大小与家庭人口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清农家的贫穷现象是如何地普遍。不但是小农的耕田面积不足以维持其适当的生活程度,就是耕田较多的农家也是难以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因为耕田的亩数增加了,紧随着人口的数目也就增加了,家庭的消费也随着增加了,也就不得不同样的仍过着穷苦的生活程度。自然也有例外,但太少了。(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社会科学》第1卷第2期,1936年1月。)

在对上述34家调查户家庭人口与生活程度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家庭人口愈多,不但不能提高家庭之实际生活程度,反有使生活程度降低的趋势”。人口愈多的家庭,“虽然全家之收人比较亦愈多,而每等成年男子收入平均数反愈减少”;每家全年总支出的平均数也随之而增加,但每等成年男子的平均支出却随之而减少。因此,“家庭人口增多,非为家庭之福,实为家庭之累”。(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9页。)

刘文把百亩以上的大户判定为地主富农,是从他们出租土地面积较大这一角度立论的。但郑先生认为这是“文章作者对近代华北的土地分割状况不太了解”,因为华北土地分块极其零碎,对于农事极其不利,所以各农户既租出、当出土地又租进、当进土地,“目的不是为了剥削,而是为了换种,这是对农业生产有利的”。郑文此语为读者构想了一幅极度自由的无磨擦的土地交易世界,可惜在笔者目前所接触到的有关近代华北农村土地问题的调查中,我们都不曾找到类似的所谓“换种”的记载。相反,在有关定县土地调查的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中,作者则特别强调,这种分散状态,“使土地合理化的管理与土壤的改良,都不容易实现”,“是目前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下),《社会科学》第1卷第3期,1936年4月。杨懋春先生对其家乡山东青岛台头村土地交易现象的描写则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人类学证据。在那里,“一个家庭从邻居那里买下的往往是小片土地。把这些碎块土地重新合并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需要两三个土地所有者同时把他们的土地转让给一个人。一个家庭不到迫不得已是绝不会卖地的,因此几个家庭同时不得不卖出土地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何况土地的这种极度分散状况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小农的一种风险分散机制。杨指出,“在一个村庄,土壤的贫瘠程度相差也很大。土地的极度分散使得某一质量的土地不致全部为一个或几个家庭所有,从而减少了任何一个家庭颗粒无收的可能性。因为不同的土质适合种植不同的作物,一个在几个地方拥有土地的家庭可以种植多种作物,他们多少能从土地上得到回报,因而可以自给自足,很少需要交换。”(张雄、沈炜、秦美珠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这种安全方面的考虑,显然会抵消可能会出现的所谓“换种”的冲动。)

粮食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2006年正值许毅同志从事财经工作及研究65周年,又恰逢这位前辈90华诞,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庆祝纪念活动,高度赞扬了他为促进我国财政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许毅同志是我国财政战线的老前辈,他90高龄的人生历程,既有艰苦的革命经历,又有丰富的财经工作和研究经验。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分配论”的核心思想,为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怀着崇敬的心情,本刊记者于2006年5月20日专访了许毅同志,但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一次接受教育和思想洗礼的绝佳机会。我们面前的许毅有着颇具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和始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始终充满着一种发自内心的赤诚而质朴的爱;他待人谦和,极具老革命家的风范和政治素养,浑身散发着伟大的人格魅力;他有着异常敏锐的思维和洞察力,并且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能做到与时俱进,始终保持着对新事物很强的接受能力。走进许毅的世界,我们更能明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财政大家的成长历程,进而激励自己的人生道路,而这不失为对这位老人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

一、 栉风沐雨,传奇人生

1917年11月,许毅出生于江苏南通县蒋灶镇一个开明、殷实家庭,父亲是当地的名医。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后,其父被迫远走他乡,原本小康的家境逐渐衰落下来。年仅13岁的许毅不得不到海门大生第三棉纺厂当起了学徒。在工厂的三年时间里,许毅广泛接触文化与会计知识,这段经历也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了他从事财经工作的起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促使年轻的许毅开始思索民族危亡、国家命运等沉重问题,这一时期,他也开始广泛阅读进步书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等成为了他的精神食粮。通过学习和耳闻目睹,他对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逐渐有了深入的了解,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向往之情也更加明确起来。

1938年11月,许毅正式投身革命工作,组织力量并担负起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联络部部长的使命,到敌占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作为当时新四军与的联络员,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指挥的黄桥战役中立了战功。

1940年起,许毅在苏北地区先后担任“联抗”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联抗”司令部大队教导员,主抓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并于1941年5月在“联抗”光荣加入了其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之后许毅主要从事根据地财经工作。先后担任苏北联抗司令部粮秣处主任、紫石县财政局副局长。抗战胜利后,任苏中行政公署财政厅军粮特派员、苏皖地区一分区专员公署财经处粮库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担任华中支前司令部财粮部副部长、财经分处主任、粮秣总站站长和裕丰实业公司总经理。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担任苏北支前司令部财粮部副部长,负责组织苏北片的财粮支前任务。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陈云同志的指挥下,许毅参加了对资产阶级的第一次重大经济斗争,他指挥数十万水运大军,负责由苏北地区向上海和苏州突击运输粮食和棉花,粉碎了资产阶级和敌特势力利用“米棉之战”欲置新上海于死地、从经济上搞垮共产党的阴谋。在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经济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许毅于1950年初离开苏北,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计划处处长,进入解放后的上海,开始从事城市经济工作。

从纱厂小学徒到华东地方大区财政部计划处领导,许毅一步步走来,颇具传奇的色彩,其间人生角色的转换、思想境界的巨变,可谓历尽艰辛。回首往事,许毅感慨地说:“正是民族的危亡,才促使我去寻求一条救国之路。政府从不抵抗到消极抗战,失尽民心,促使我们热血青年转向了中国共产党。”如果说是自在的基础让许毅在旧社会纷繁复杂的学说中剥茧抽丝,最终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选择了跟中国共产党走的正确方向,那么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领导才能和业务水平则是许毅有意识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不断走向自觉的一个过程。

二、 锐意创新,与时俱进

在参与新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与财经理论的科学探索中,许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由实践到理论的探索,1955年许毅任财政部经济建设财务司重工业处处长,1956年任工业财务司副司长,1958年任经济建设财务司副司长和第二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1963年任财政部党组成员兼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随即对财政科研的特点与规律性问题进行了探索,认真贯彻“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路线,针对部门科研工作的性质和任务,选择更具战略性的和稳定性的重大课题,进行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粉碎“”后,许毅又回到了他无比热爱的科研工作岗位,在财政部党组的指导和支持下,他求实创新、大胆改革,开始财科索、财政学会和人才培养的“三位一体”的科研体系建设,迎来了财政科研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来,他先后担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委员会经济组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咨询员、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中国成本研究会、中国金融学会、中国财务学会、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和中国投资学会顾问,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早在1988年9月,他就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协会选举为该会年度会员,并被收入《国际名人词典》第21版中;同年又经国际传记协会理事会决定,被收入《世界名人名誉册》;1991年被美国国际传记协会收入《名人录》,并被授予杰出贡献证书;同年5月,被中外名人研究中心收入《中国当代名人录》。

许毅是我国财政理论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创始人。早在50年代,许毅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公共消费”、“公共财政”的理论影响,提出了“财政学是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命题。之后,在他的代表作《财政学》中,许毅运用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观点,对财政学理论体系进行了革新,突破财政学传统的收、支、平(平衡)、管(管理)模式,系统提出了建立社会三大基金(补偿基金、积累基金、消费基金)实现六项扣除的宏观财政分配论,探讨了财政平衡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问题,探索了财政分配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以积累和消费为基本矛盾,许毅为财政学建立起一个不同于收、支、平、管体系的全新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

1958年,在对若干典型工业企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许毅的第一篇经济论文《关于经济核算的几个问题》在《经济研究》当年的第4期发表。在这篇论文中,他就国民经济范围内同企业范围内的经济核算的矛盾和统一提出了独到见解。这一富有创见性的理论探索,把传统上只讲微观企业核算的经济核算研究推向了宏观领域,并启示人们对整个财政经济问题从宏观决策上进行研究。从时代背景上看,1958年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时期。在这个宏观决策上出现战略性失误的时候,许毅提出的国民经济范围经济核算更显得难能可贵。密切注意和研究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是许毅探索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特点的主要方法,在财政部工业财务司副司长、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等工作岗位上,他对流动资金、固定资金这两大资金再生产进行了深入研究。随后,他以经济核算理论为基础,深入调查研究了流动资金管理问题,并同王琢、黄菊波合作,与1959年写出了专著《流动资金鉴论》。1981年,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许毅又完成了《社会再生产规律与流动资金运动》一书,其中的许多观点都是对《流动资金简论》的修正、补充和发展,也是其认真务实、与时俱进精神的体现。

作为财政理论的研究者,许毅功勋卓著,是为泰斗;作为一名关怀天下的人文、社会学者,许毅同样成就斐然。

改革开放以来,许毅自始至终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参与改革理论的探索,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形成了关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体系的一系列真知灼见。当前,许毅研究工作的重点集中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解决三农问题方面。通过对西北、东北、山东、河南、两湖、两广等地农村经济的实地考察调研,面对开拓农村大市场,提高农民收入的战略任务,一向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关心农民群众疾苦的许毅从中西部和民族地区经济大开发的角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下,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必须从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入手,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和国际化,这样农业产品才能由过去的小商品发展成为大商品,进入城乡大市场并走向国际市场。

在研究当前问题的同时,许毅也是兼做历史问题研究的专家,他在史学方面的主要贡献表现为对根据地财政经济史和近代中国外债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与研究。他1976年即受命组织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联合各地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编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形成了一支比较完整的从事根据地财经历史研究的队伍,以及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20多年来,他先后组织力量出版的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达37种,共4200多万字;根据地财经史18种,共560万字。所有这些成果都为后人研究根据地财经打下了基础,它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财政史研究的空白,总结了革命战争时期财经工作的经验,同时也为认识财政本质,认识财政分配对巩固上层建筑和调整生产关系,巩固社会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建立社会主义财政学新体系等一系列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一支比较完整的从事根据地财经历史研究的队伍和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

许毅还领衔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和档案部门主编了《清代外债史资料》(上、中、下三册)、《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12卷)、《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两册)。这是迄今中国出版最为齐全的外债研究史料,是关于中国外债史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奠基工程。接着,他又主编了《清代外债史论》,这些工作前后花费近16年时间,完成了总计1000多万字的资料整理工作。

许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基础等问题,以1988年发表的《“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一文为代表,逐步形成了对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观点。他从历史研究的因果关系入手,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怎样使中国摆脱“百年屈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他的领导下,编撰和出版四卷本系列丛书《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

三、 大家风范,赤子情怀

在财政科研战线的领导岗位上,许毅坚持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主义,主张海纳百川、量才使用。对于人才,他一向大胆放手使用,并切实关心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的困难,积极为他们排解后顾之忧,以便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科研事业上来。在生活中,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即爱憎分明,又平易近人,非常富有亲和力。我国财政科研能有今天蓬勃发展、百家争鸣的局面,与许毅倾注的大量心血是分不开的,人们既崇尚他的组织才能,又钦佩他光明磊落的为人,都亲切地称他是财政科研战线的“司令”。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和经济学博士生导师资格获得者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许毅的学生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有的继续从事财政经济理论研究并成为学有所成、桃李遍天下的专家,有的则成为了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大型企业的业务领导。但是每当他们说起自己的恩师时,和蔼、待人宽厚总是使用得比较多的词汇。

早在多年前,本社社长兼总编刘丽君同志就师从于许毅同志,还一起探讨三农、地区经济发展等问题,并于2002年被许毅聘为其财经研究助理,许老当时已德高望重,但其博大的胸襟以及待人的和蔼依然如故。《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创作伊始,许毅同志就一直深切关怀着杂志社的成长,经常参加杂志社的活动,并给予了实际而有力的支持。作为晚辈,当我们走近许毅同志并对之进行专访的时候,看到的还是那张真诚而亲切的面容,虽九十高龄,但采访过程中,其思维的敏捷似乎依然未变,而其身上不时散发出的伟大的人格魅力也将我们深深地吸引住了。

许毅以其崇高声望和卓越成就,被公认为中国革命从艰难曲折走向胜利的征途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财经理论家。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和和平建设征程里,他秉承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为人处世风格――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懈的探索精神,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时不我待的工作热情以及无欲无求献身革命的人生态度。

粮食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马寅初的故事,最有名的莫过于他的那部书―《新人口论》;马寅初的性格,最有名的莫过于他的那句话―“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老人活了整整一百岁,一百岁的年龄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故事;老人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旅程还有纷纷繁繁说不尽的风云。但是他却牢牢地记住了“1939年”这个普通的年份―“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这是老人于1960年写下的一段文字。

马寅初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定在了1939年―这一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与今日当道的豺狼来谈经济政策,无异于对牛弹琴,格格不入。”

那是公元1907年―中国的男人们都还拖着一条辫子、中国的女人们都还裹着三寸金莲的时候,25岁的马寅初即已成为美国耶鲁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了。为了早日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他放弃了在国内所学的采矿专业,“改行”攻读经济学了―“国人对于经济二字,素少研究,所研究者多系文学。自经甲午、庚子两役以后,中国赔欠甚,大借外债,国人始稍稍注意经济。然财政与金融,在当时能分清楚者,殊不多觏。”这是他当年的感叹,也是他立志改行的真正原因。1910年,取得硕士文凭的马寅初再次考入“培养政治与经济领袖人才之摇篮”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成为著名的财政学教授赛利格曼的博士研究生。他的毕业论文,竟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不去写自己所熟悉的中国问题,而是“舍近求远”,研究起了纽约市的财政。不为别的,只当“实战演习”,以便回国后能够有所借鉴,有所依循,有所参照,有所帮助。一句话:学以致用。

1914年,32岁的马寅初学成回国了。他雄心勃勃,更信心百倍,立志要以西方先进的经济管理模式,来革新与改良中国的腐朽财政体系,启动国民经济的振兴,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然而现实的一切却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最初他进了财政部,一心想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蓝图,其结果却是失望而归;继之他又将研究的方向由财政学转为金融货币学,并于实践中提出了改革币制的设想,以此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其结果竟是无人理会;最后他跟随蔡元培回到自己的家乡浙江,着手改革当地的政治和经济,立志建设起一个模范治理的“实验区”与“理想国”,其结果同样是无功而返……十余年的努力,十余年的心血,先是绝望于北洋政府―“军阀不去,财政无整理之望,金融无旺盛之期。”后则悲叹于“青天白日”―“昔日满清政府及军阀所不敢为者,而今已现于青天白日之下,诚可谓每况愈下,令人为之痛哭也!”“吃一堑长一智”的马寅初终于从书本中清醒过来,并悟出了社会病根之所在。

那是到了1928年―这一年政府采取了“五院制”,即于政府主席之下设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共同主持政府的工作;这一年马寅初的名声也在与日俱增,尤其是由他亲执帅旗的“中国经济学社”,成为了学术界令人瞩目的团体。于是乎立法院的院长亲自派人登门邀请了他,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借助马寅初的声望,既可装点门面,也可装扮自己。

本已发出了“令人为之痛哭也”的马寅初,想必是不会再与“青天白日”合作了,但事实不然,他居然接受了聘书―出任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对于马寅初的这次“出山”,当今的不少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他的“一时迷惑”,对于“打着三民主义旗号、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而暗中破坏三民主义者的虚伪面目尚未认清”;有人认为,这是他想借此机会,“能够直接接触、深入研究有关财政经济问题的资料,寻找国民经济的症结所在,谋求解决的办法”……但不管是出于哪一种原因,自打马寅初进入立法院之后,立法院便再也没有平静过,这则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针对着少数私商垄断了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的粮食与食盐的现实状况,马寅初拟定出了《粮食法》和《新盐法》,提出必须由政府统一管理、统一调节;但是这两个“法”偏偏触及到了政府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很快便在立法院中遭到否决。

……针对着法国人在中国开办“万国储蓄会”,欺骗市民购买一事,马寅初指出这是一种经济侵略的手段,必须彻底揭穿,坚决制止;但是这一提案又得罪了从中渔利的官员们,最终遭到一片攻击。有记载说,在某次会议上,马寅初指着孔祥熙的鼻子质问道:“你们财政部上上下下,在这一肮脏的勾当中到底捞了多少油水?”孔祥熙急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地辩解道:“我是孔夫子的后代,决不会贪污!”引得哄堂大笑。

终于,“青天白日”的真实面目彻底暴露出来了!―那是1935年的1月29日,南京的《中国日报》上赫然刊出一篇题为《对党政人员贡献几句话―确守公务上的责任》的社论。其文字气势汹汹:“现在中央立法机关中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者,在立法机关内主持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这位学者每逢讨论到经济财政金融问题的时候,或者讲演著述的时候,或是在私人谈话的时候,每逢到与他以前有过关系的银行或公司利益有关时,无不是站在银行或公司的利益上来说话,甚而至于政府关于财政经济上的措施只要与其银行公司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他就不免表示怀疑或反对。……他如果是懂得政治责任和公私分际的时候,就得自己检点一切的言论,为顾到国家的利益与公务员责任而严格地限制自己。”―动用社论的形式将立法院内部的矛盾公布于众,又或是仅仅对其中的一名成员提出警告,这恐怕在中外新闻史上也都算得上是件“奇闻”了。

马寅初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与教育家。在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刻,他做讲演、写文章,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和通货膨胀,痛斥“四大家族”出卖民族利益,即使被捕入狱依旧不改以往的铮铮傲骨!其行一如其言:“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1939年,是马寅初所经历的极为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终于找到了治疗中国各弊病的药方,开始了新的追求真、善、美、圣之终极目标的征程……

马寅初的故事,最有名的莫过于他的那部书―《新人口论》;马寅初的性格,最有名的莫过于他的那句话―“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老人活了整整一百岁,一百岁的年龄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故事;老人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旅程还有纷纷繁繁说不尽的风云。但是他却牢牢地记住了“1939年”这个普通的年份―“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这是老人于1960年写下的一段文字。

马寅初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定在了1939年―这一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与今日当道的豺狼来谈经济政策,无异于对牛弹琴,格格不入。”

那是公元1907年―中国的男人们都还拖着一条辫子、中国的女人们都还裹着三寸金莲的时候,25岁的马寅初即已成为美国耶鲁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了。为了早日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他放弃了在国内所学的采矿专业,“改行”攻读经济学了―“国人对于经济二字,素少研究,所研究者多系文学。自经甲午、庚子两役以后,中国赔欠甚,大借外债,国人始稍稍注意经济。然财政与金融,在当时能分清楚者,殊不多觏。”这是他当年的感叹,也是他立志改行的真正原因。1910年,取得硕士文凭的马寅初再次考入“培养政治与经济领袖人才之摇篮”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成为著名的财政学教授赛利格曼的博士研究生。他的毕业论文,竟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不去写自己所熟悉的中国问题,而是“舍近求远”,研究起了纽约市的财政。不为别的,只当“实战演习”,以便回国后能够有所借鉴,有所依循,有所参照,有所帮助。一句话:学以致用。

1914年,32岁的马寅初学成回国了。他雄心勃勃,更信心百倍,立志要以西方先进的经济管理模式,来革新与改良中国的腐朽财政体系,启动国民经济的振兴,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然而现实的一切却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最初他进了财政部,一心想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蓝图,其结果却是失望而归;继之他又将研究的方向由财政学转为金融货币学,并于实践中提出了改革币制的设想,以此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其结果竟是无人理会;最后他跟随蔡元培回到自己的家乡浙江,着手改革当地的政治和经济,立志建设起一个模范治理的“实验区”与“理想国”,其结果同样是无功而返……十余年的努力,十余年的心血,先是绝望于北洋政府―“军阀不去,财政无整理之望,金融无旺盛之期。”后则悲叹于“青天白日”―“昔日满清政府及军阀所不敢为者,而今已现于青天白日之下,诚可谓每况愈下,令人为之痛哭也!”“吃一堑长一智”的马寅初终于从书本中清醒过来,并悟出了社会病根之所在。

那是到了1928年―这一年政府采取了“五院制”,即于政府主席之下设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共同主持政府的工作;这一年马寅初的名声也在与日俱增,尤其是由他亲执帅旗的“中国经济学社”,成为了学术界令人瞩目的团体。于是乎立法院的院长亲自派人登门邀请了他,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借助马寅初的声望,既可装点门面,也可装扮自己。

本已发出了“令人为之痛哭也”的马寅初,想必是不会再与“青天白日”合作了,但事实不然,他居然接受了聘书―出任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对于马寅初的这次“出山”,当今的不少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他的“一时迷惑”,对于“打着三民主义旗号、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而暗中破坏三民主义者的虚伪面目尚未认清”;有人认为,这是他想借此机会,“能够直接接触、深入研究有关财政经济问题的资料,寻找国民经济的症结所在,谋求解决的办法”……但不管是出于哪一种原因,自打马寅初进入立法院之后,立法院便再也没有平静过,这则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针对着少数私商垄断了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的粮食与食盐的现实状况,马寅初拟定出了《粮食法》和《新盐法》,提出必须由政府统一管理、统一调节;但是这两个“法”偏偏触及到了政府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很快便在立法院中遭到否决。

……针对着法国人在中国开办“万国储蓄会”,欺骗市民购买一事,马寅初指出这是一种经济侵略的手段,必须彻底揭穿,坚决制止;但是这一提案又得罪了从中渔利的官员们,最终遭到一片攻击。有记载说,在某次会议上,马寅初指着孔祥熙的鼻子质问道:“你们财政部上上下下,在这一肮脏的勾当中到底捞了多少油水?”孔祥熙急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地辩解道:“我是孔夫子的后代,决不会贪污!”引得哄堂大笑。

终于,“青天白日”的真实面目彻底暴露出来了!―那是1935年的1月29日,南京的《中国日报》上赫然刊出一篇题为《对党政人员贡献几句话―确守公务上的责任》的社论。其文字气势汹汹:“现在中央立法机关中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者,在立法机关内主持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这位学者每逢讨论到经济财政金融问题的时候,或者讲演著述的时候,或是在私人谈话的时候,每逢到与他以前有过关系的银行或公司利益有关时,无不是站在银行或公司的利益上来说话,甚而至于政府关于财政经济上的措施只要与其银行公司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他就不免表示怀疑或反对。……他如果是懂得政治责任和公私分际的时候,就得自己检点一切的言论,为顾到国家的利益与公务员责任而严格地限制自己。”―动用社论的形式将立法院内部的矛盾公布于众,又或是仅仅对其中的一名成员提出警告,这恐怕在中外新闻史上也都算得上是件“奇闻”了。

哪知这位不点名的被点名者也不是好惹的,他当即以《马寅初对最近几件金融立法的说明》为题,写下一篇反驳的文章,刊登在1935年2月3日的《武汉日报》上―“鄙人服务立法工作转瞬六载有余,不无相当经验,深知责任之艰巨,弊窦之难防,故对每一法案,无不特别慎重,期免陨越,凡献身党国之同志,义所应尔,……某报竟以金融及交易所税为口实,信口雌黄,淆乱视听,不能不辩。……尚望负舆论之责任者,以真心体会党国之艰危,慎重行事,免为投机家所利用,或为投机家之傀儡,则幸甚矣。”―以区区之身,直接对党国的新闻媒体进行如此公开与尖锐的批评,这恐怕在的时代里也算得上是件“奇闻”了。

面对着这场剑拔弩张的抗衡和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政府万般无奈,只得采取了一个掩耳盗铃的办法:借口抗战在即,令立法院暂作长期休会。马寅初哭笑不得,也奈何不得,但仅凭一人之力,竟将堂堂的政府部门搞得“关门大吉”,这恐怕在的历史上也算得上是件前所未有的“奇闻”了。

尽管后来―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大多数立法委员的要求之下,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立法院又重新复会了,但是这一次的“吃一堑长一智”,则令马寅初真正地清醒过来了:

经济学于中国到底有什么用处,使余万分怀疑。……苛捐杂税,叠床架屋,老百姓以负担过重,向政府请愿,虽至百次千次,亦置若罔闻,这是百分之百的虐政,还有什么讨论的价值。所以与今日当道的豺狼来谈经济政策,无异于对牛弹琴,格格不入。

此时的马寅初,信仰的是的“主义”,参加的也是的组织,正如他后来在文章中所说:“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因此,他对的批评,是因为不能容忍它的腐败;他与的斗争,是因为不能容忍它的黑暗。

“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马寅初的这一胆量究竟来自于何处?有人说,这是他先天的性格―据说尚在孩童之时,他就曾经为了抗议父亲不让他继续读书,一头扎进了滚滚的江水之中。

马寅初的这一刚毅究竟来自于何处?有人说,这是他后天的培养―不管春夏秋冬,不管风霜雨雪,他每天坚持用冷水沐浴,数十年从不间断。

马寅初的这一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精神又究竟来自于何处?这不需要“求证”,他亲身经历了“”的洗礼和熏陶―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他与马叙伦、沈尹默等进步教师一起,前往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关押的爱国学生;5月9日这一天,蔡元培校长愤然辞职,他又与进步教授一起,前往教育部请愿,表示不将蔡校长请回学校,大家也“一总辞职”……若干年后他这样总结道:“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就这样,马寅初带着他的坚韧,带着他的倔强,带着他的一身正气,迎来了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其实,早在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马寅初即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反抗的怒吼:

暴日蔑绝公理,突以残暴之众袭占东北,屠戮良民,戕害官吏,焚毁机关,劫夺财产,其惨酷毒辣之手段,为世界所未睹。举国人民痛国土之沦亡,群起抗日,奔走呼号,血泪交迸,民气激昂,风云变色,其惨痛悲哀之情绪,直皆裂胸而出!……全国国民当以必死之心,必死之力,必死之情,为武力之抵抗;亦当以必死之力,必死之情,为经济绝交之维持。以武力抵抗为经济绝交之护卫,以经济绝交为武力抵抗之后盾,相辅而进。

……余尤有感者,经济绝交非徒不买卖日货已也,其必共同致力于生产,使消极之性质尽变为积极;武力抵抗非仅赖数百万荷枪实弹之兵士已也,其必全国总动员,共同为抵抗之准备,使部分之力量变为全体之力量。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更重要的任务,是要针对即将到来的“非常时期”,于经济方面进行必要的预测与全面的分析。于是,他一口气写下了《非常时期之财政问题》(1936年5月24日)、《非常时期之经济问题》(1936年6月14日)、《非常时期的经济管理》(1936年7月6日)、《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及货币政策》(1936年11月)、《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与纸币政策》(1937年3月6日)……他详尽而又及时地从各个方面,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

……

战争终于爆发了!―1937年的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1937年的12月24日故乡杭州失守……55岁的马寅初不得不带领全家辗转迁徙,由杭州而九江,由九江而汉口,由汉口而重庆,最后栖身在了位于郊区沙坪坝的南渝中学的校园内。然而作为战时的“大后方”,“陪都”重庆也无安宁之日,日本飞机将它作为轰炸的主要目标,颠沛流离的马寅初竟然也中了一次“头彩”。

那天他去市内办事,临时落脚在四川省银行的三楼上。不料敌机来了,一番又一番的盘旋,一次又一次的轰炸,不曾想一颗炸弹竟然不偏不倚地落在了银行的大门口,顿时弹片飞溅,浓烟四起,熊熊的火舌舔着木质的地板和楼梯,飞快地窜到了三楼的房间里。怎么办?困居其中的马寅初已是无路可逃,无援可求了。情急之下,他一把抓过床单,将其撕碎,迅速地拧成一条绳索,从背面的窗户中缒楼而下。年逾半百的马寅初究竟是如何逃生的,我们不得而知,他只是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刚刚滑到第二层,绳索突然断裂,他被重重地摔在了坚硬的水泥地上,右臂严重受伤……

―这就是他一直在研究的“非常时期”!这就是令国家危在旦夕、令人民生灵涂炭的“非常时期”!

“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经济命脉操在手中,此岂抗战之用意乎?”

经济学家不会打仗,无法效死疆场;但是作为一名爱国的知识分子,马寅初同样有报效祖国的方法―这便是教书,便是演讲,便是写文章,便是积极地向立法院提交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便是继续发挥中国经济学社的集体力量……1945年的春天,马寅初将自己于抗战期间所撰写的文章以及发表的演讲编辑成《战时经济论文集》,在该书的《自序》中,他这样写道:“回忆二十年前鄙人所作的各篇论文与所讲的各项问题,注重于介绍西洋学说,以今日之眼光视之,可谓幼稚极矣。”―那么,什么才是他后来的“不幼稚”呢?这便是面对“中国”的现实,面对“抗战”的现实,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不能无视于自己国家的经济因为战争而陷入困境,他的任务就是出谋划策,就是立即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一财政不足的严重危机。马寅初认真地研究了以往世界各发达国家于战争期间的经济政策,也认真地研究了目前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滥发纸币的办法。他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只能使法币贬值,使通货膨胀,使金融、财政、贸易,以及农村的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使广大的民众背上沉重的负担―“发行纸币,实即从人民手中取去一部分物资,与加税无异,不过方法上不同罢了。”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他提出:“外国财政制度,有以直接税为中心者,若英若美诸国,办理所得税,均颇有成效。所定税率,能应财政之需要,随增随减。一旦对外宣战,财政之弹性,即在所得税。”―于是他通过这样的研究与比较,向政府提出了解决战时财政危机的意见和建议。

最初,他提议应该立即建立新的税收制度―“中国现在的情形,不但没有加税,而且减税。战前我们税收的三大柱石是关、盐、统。现在海关既大都被敌人夺去,关税自然减少了很多;沿海各盐区沦陷,盐税也减少;统税则更不用说……”更何况,这三种税在国内都属于间接税,是可以通过商人而转嫁给广大民众的,这无疑会大大增加百姓们的负担。为此,他建议政府设立一种新的税收制度―即开办所得税,按照负担能力的大小累进收税:穷人收入少,少纳税;富人收入多,多纳税。这样的收税方法既能体现出公平的原则,也符合战争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要求。

―马寅初的这个建议,应该说是既合情又合理又合法。

后来,他又进一步地提出应该征收“战时过分利得税”―“战时过分利得与平时获得的利益固不同,而与战时之一般的利得亦不同。……故战时过分利得税只就因战争而获得意外收入的事业课以利得税,且只限于战时,不能维持到战后。”马寅初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看到现实当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穷苦的人民大众“或苦斗于战场,或流离于异乡,争先恐后,为国牺牲”;另一方面,贪图暴利的富人们却“得到比从前几倍以至十几倍以上的利得”,他们“不啻以国家受罪为代价,以民族受苦为牺牲,而获得一种不义之财”。为此,他提出必须要对“营利事业之利得超过资本额15%者”和“财产租赁之利得超过其财产原价额12%者”另行征税,以此来维护国家的利益,捍卫民众的牺牲。

―马寅初的这个建议,应该说同样是既合情又合理又合法。

再后来,他又更进一步地提出应该征收“临时财产税”―“临时财产税,英语称为Capital levy,直译之应称为资本捐,是一种应非常支出之手段。”马寅初为何会提出这一建议?同样是因为他无以容忍现实当中所出现的种种民族败类:其一,是直接或间接替敌人制造产品的工厂主,他们“无异于准汉奸”;其二,是“以操纵居奇之方法顿成巨富”的奸商,“若不予以惩罚,公理何在”;其三,是“尚有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他们都是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达官与权贵,“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

―马寅初的这一建议,应该说依然是既合情又合理又合法。

然而,这一系列的经过马寅初的认真思考而提交的有关税收的建议,一个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将抨击的矛头和治理的重点直接对准了统治的核心―

吾人以千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是巨大之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经济命脉操在手中,此岂抗战之用意乎?为今之计,吾人只有一个出路,即全国知识阶级,应从速一致团结,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中之发国难财者入手,令其将用政治势力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

这可真叫“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他不需要避讳,更不需要隐晦,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点出了那几位“大官”的真实身份―“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并要求政府给予严厉的惩罚。这一箭可谓直接射向了四大家族,直接射向了“青天白日”的心脏。

据说,当年与马寅初有着相同的胆量且敢于“犯上”的,还有一个“大炮”傅斯年。那是在的一次参政会上,他直接向孔祥熙发难了;会后将他找了去,二人间有这样一段对话―“你信任我吗?”“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如果因为信任你,就必须得信任你所任用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么说!”……最终,傅斯年的脑袋没有被砍掉,但马寅初却成了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封住他的嘴,政府从上到下可没少花气力和心血―

最先是收买―既用名又用利,而且条件极为丰厚。哪知马寅初根本不买账,甚至还公开发表了一个《声明》:“一、值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政府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立法院所在地―引者注)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三、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硬是给对方碰了一个大钉子。

继而是召见―而且由亲自出面。不承想,马寅初还是不买账。第一次来请,他发了大火:“非要我去,就让宪兵来押着我!”第二次来请,他找到了拒绝的理由:“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立法委员。立法委员是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随后他又补充了一个更为强硬的“理由”:“以前我给委员长上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只有学生拜见老师,哪有老师去见学生的道理!”―又给对方碰了一个大钉子。

粮食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民国时期;经济论著;经济思想;百家争鸣

China’s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SUN Daquan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China’s economics experience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an Era. Firstly, a large number of economic writings were published: there were economic19497 works, including 3837 monographs and 1781 translated works; there were 2448 periodicals with economics explicitly in their names and 364 newspaper economic columns. Secondly,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ed, including Marxist economic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economics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They probed into basic economic theory, the nature of the society, economic system, industrialization path and issues concerning population, land, money and public finance. Some of their results are still enlightening today.

Key words:The Republican Era; economic works; economic thought;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传统中国有丰富的经济思想,但没有近代意义的经济科学,中国近代经济学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912“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教育、科研、出版机构,涌现了大批经济学家,发表了成千上万的论著,探讨了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近代经济学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关于如何认识和评价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情况,胡寄窗先生早在1984年即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的权威论述。[1]本文在胡先生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史料和个人的浅见,对民国时期经济学论著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界讨论的主要问题进行概述,以期增进对民国时期经济学发展的总体认识。

一、 经济学论著的繁荣

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数以万计的经济学论文和论著。当时经济学家赵兰坪指出:1934―193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关于币制、白银、经济、金融之论战文字,据吾人所知,约有五六千篇”[2]。由此可见当时经济学界的盛况。对该时期经济学论著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加深对中国近代经济学发展状况的了解。

(一)经济学著作

笔者根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1911―1949)和谈编《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二书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1。

统计方法:先按年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的书籍16034种,然后将《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收录而《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未收录的书籍一一标出,并将此标出的补充书籍进行统计,最后将两项统计汇总。

从表1出版总量分析,民国(1912――1949)年间中国经济学学界著作总数为19497种。在当时的出版条件下,对于一种从无到有的新引进的学科,其接近2万的著作数量应是相当惊人的。从出版时间分析,1911年以前(清末)10年著作总量才111本,1912年民国成立后,1913年一年陡升至72本。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济学著作大幅增长,1928年达369种,1929年更高达598种。出版著作的高峰是1934、1935、1936三年,每年都达900多种。1937年后受抗战影响,经济学著作有所减少,但减少并不明显。从著述方式分析,编述类和编著类总和为13879种,占总量的7118%,居第一;专著类3837种,占总量的1968%;翻译类1815种,占总量的913%。编述类占总数的6714%,说明编述是当时经济学界的主要著述方式,但专著比例近20%,已占有不小的比例,自撰与翻译的比例约为91∶9,自撰已占绝对优势,翻译比例非常小。由此可以认为,1949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的经济学著述,已摆脱了完全贩运外国著作的“述而不作”阶段,进入模仿与研究时期。

1949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翻译出版了约1815种外国经济学书籍,其中,1911年前仅34种,民国(1912―1949)年间共1781种。1928―1940年为经济学译著出版的高峰,每年出版均超过50本。1941―1948年因通货膨胀,时局动荡,译著数量有较大程度下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翻译苏联著作就达57本,中国正在进入学习苏联的新时期。

在中国经济学译著总量中,从日本翻译472种,高居第一,其次分别为美国299种,苏联246种,英国239种,德国100种,法国64种,反映了这6个国家的经济学著作对中国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学水准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却和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整体影响特别是政治文化影响直接相关。比如日本,其经济学水准比中国高不了多少,但日文著作在中国翻译却最多,这与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侵略)相关,美国、英国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苏联在1920年后对中国也有极大的影响。从经济学译著上也可看出近代中国成为日、苏、英美这三大势力的角逐场。

近两万册的经济图书,其中有多少有分量的著作呢。1946年方显廷在《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一文中指出了150余种中国经济学名著。[4]著作者包括政府机构以及外国在华经济学者。内容包括经济史、经济地理、人口、土地与农业、农业、工业、矿业、劳工、商业贸易、交通、中国货币史、中国的银行及银行史、白银与中国币制改革、外汇侨汇及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财政史、财政问题、公债、赋税、岁计与会计、统计物价及物价指数、一般经济、经济计划、外人在华经济势力等23类。1994年叶世昌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经济卷》简述了58种此时期的经济学名著。[5]方显廷与叶世昌所列名著因选取标准的不同,可能对名著有不同看法,但近代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著作均已提到。

(二)经济学期刊

经济学期刊是经济学家的载体。1936年张肖梅统计中国经济研究机构达248家,每个研究机构几乎都办有刊物,有些机构办有刊物多种。[6]1936年9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图书室所藏中文经济类杂志即达1018卷,共有中文杂志420种。

根据《1833―1949年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和《1833―1949年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补充本》统计, 1949年前经济期刊共计达2479种,每年创刊数量分布见表2。

统计方法:将上述二书所收期刊目录里明确以经济、建设、农业、工商、实业、贸易、金融、银行、财政、税务、统计、物价、会计、劳工等命名的经济类期刊一一列出汇总,共得期刊2479种,然后对这些期刊的创刊时间进行统计。在2479种刊物中,1912年前出版为31种,民国(1912―1949)年间出版为2448种。

上述2479种经济期刊没有包括社会科学综合期刊,如《社会科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也没有包括各大学的学报,如《燕京学报》、《金陵学报》等。当时发表经济论文还有另一重要阵地,即是时论综合期刊,如:《东方杂志》、《新中华杂志》、《学艺》、《中央时事周报》、《复兴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独立评论》、《文化建设月刊》、《时事内编(半月刊)》、《时事月报》、《申报月刊》、《文化建设》、《新路》、《观察》、《中华月报》、《国闻周报》等。

从表2可知,1912年以前经济期刊创刊数量较少,每年仅有几种甚至没有,1928年后创刊数量大幅增加,每年均达50种以上,最高为1946、1947、1948三年,每年创刊均超过140种。20世纪上半叶经济期刊每年创刊数为一典型的上升曲线,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的成长轨迹。

在2479种经济期刊中,能坚持出刊两年以上的较少。那么,这些期刊中到底有多少重要的有影响的期刊呢?1946年方显廷在《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一文中列举了133种著名期刊[4],其中普通经济期刊26种,如:《经济学季刊》、《社会科学杂志》、《经济汇报》、《新经济》等;专门经济期刊107种,如经济史类的《食货》、土地类的《地政月刊》、工矿类的《资源委员会季刊》、金融类的《银行周报》、财政类的《财政评论》、统计类的《统计月报》等。方显廷所列133种重要经济学期刊,类似于今日的“核心期刊”。

(三)报纸经济专栏

报纸为当时经济学家的另一重要场所。各大报纸的时评、社评、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经济学论文,如《大公报》的时评和星期论文,以及《申报》和当时的《中央日报》等报的专论都是引领舆论者。

报纸上的经济专栏,是集中发表经济见解的地方。笔者据《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副刊目录》统计,报纸经济专栏总量达364种,其中以工商业和经济总论最多。报纸最早举办经济专栏的有:1919年4月《时报》主办的“实业周刊”,1920年1月《时事新报》开办的“工商之友”。影响较大的有1933年3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大公报》主办的“经济周刊”,1932年12月《申报》出刊的“经济专刊”。报纸经济专栏各个时期创刊数量见表3。

从表3可知,报纸经济专栏在20世纪20年代前只有1种,20年代36种,30年代118种,40年代209种。可见20世纪40年代中国虽处于战乱年代,报纸经济专栏却是最繁荣的时期。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1912―1949)中国经济学著作有19497种,其中专著3837种,译著1781种;明确以经济类命名的刊物2448种;报纸的经济专栏364种,而清末(1911年及以前)只有著作111种、期刊31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繁荣。

二、 经济思想的百家争鸣

民国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时期,时局动荡,思想界出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相媲美的百家争鸣。经济思想界也不例外,一时名家辈出,派别林立,争论迭起。本文选取当时经济学界主要探讨争论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述,以期对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情况有一大略认知。

(一)基本经济理论的分歧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主要有三大派别,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民生主义经济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仍然存在,但它的理论和概念已经没有了独立形态,附属于前述三大派。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揭露其矛盾和走向毁灭规律。陈翰笙、薛暮桥等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主要学术团体。的《新民主主义论》和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为代表作。

中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信奉新古典经济学,他们是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该派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工业化),如何防止经济波动(反通胀等),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为代表作。主要学术社团为中国经济学社,对学术界(学校、研究机构等)以及对经济政策都有很大影响。

民生主义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一,后来成为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兴起了建立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热潮。信奉民生主义的经济学者主张将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理论学理化,建立一个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新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说》被称为民生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作,该书中心旨在弘扬中国先哲的经济学问,对抗与批驳国内流行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派学说,以“树立独立自由的经济思想”。经济学家祝世康建立了民生主义经济学社,发行《经济论衡》杂志,出版民生主义经济学系列丛书。鼓吹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主要是与政府联系紧密者,如立法院的陈长蘅、楼桐荪、吴尚鹰与陈伯庄等。民生主义经济学是具有官方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

三派之间你来我往的正面论战少,但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往往都要批评其他两种主义。比如:批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学都不适合中国,而许涤新则批判全体主义和庸俗经济学,早期的马寅初既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又反对孙中山节制资本说。

三派之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民生主义经济学由于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争论激烈,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采取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研究取向,不直接争论主义。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经济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影响大大削弱,然而它并没有消失,“以农立国”派的章士钊、梁漱溟等为其代表。总体来看,传统经济思想作为潜流通过流行的经济思想而表现出来。三大流行经济思想对传统经济思想的态度不同,民生主义经济学提倡中国固有思想,提出“发扬旧道德,建设新中国”的口号;英美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偏向于批评传统思想,唐庆增进而提出整理旧思想,建立新经济科学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思想也主要持批判态度,为此,还批评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言毕称希腊,忘掉自己祖宗的毛病,提出对传统文化应采取去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态度。[7]

除上述经济思想之间的分歧外,每种经济思想内部仍有不同。英美派经济学内部就有留学国别的不同,留学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不同国家接受了不同的经济学教育;信奉理论的不同,马尔萨斯、亚当・斯密、马歇尔、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凯恩斯、哈耶克等各种思想在中国均有宣传者、信奉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内部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内与党外之分(如薛暮桥与王亚南)。民生主义经济学内部也有学者与政治家之分。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

(二)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的论争

1928―1936年,中国思想论坛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或中国经济性质的激烈论争。①①有关这场争论的史料可参考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相关研究可参考张问敏著《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899―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和温乐群等著《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这场争论缘起于苏联共产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观点。斯大林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国际的争论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域的论争,以王学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派以《新思潮》为阵地,以任曙、严灵峰为代表的中国托派以《动力》杂志为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争论涉及如何估计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他政治人物和学者如陶希圣、何干之、周谷城等人也参与了讨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到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新思潮》派的王学文、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论证了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质。争论双方均以马克思主义自居,这场论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至1936年,中国经济思想又出现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以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同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双方论争的焦点为:1农村经济研究对象。《中国农村》派认为应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中国经济》派则认为应主要研究生产力,即人与自然的关系。2农村社会性质。钱俊瑞等认为中国农村是半封建性质,王宜昌等人则认为中国农村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性质。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经济性质的论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各方面问题,从不同的学科可以将它总结为革命史、史学史、社会史的重要论战,笔者认为,参加这场论战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王学文、、薛暮桥、孙冶方等人,发表论著也以“经济研究”的名义,因此,该场论争也应该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 经济制度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面对世界与本国的经济危机和日本的侵略,兴起了统制经济思潮,与此同时,批评统制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开始出现。抗日战争中后期,设计战后经济制度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因此,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制度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大致有四种倾向,即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自由经济、混合经济。

主张计划经济的代表人物有沈志远等,他们倾向于学习苏联模式,认为计划经济可以快速工业化,社会分配也比较平均,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反对者认为该模式压低人民生活水平,没有生产、消费和就业自由,计划经济与民主不能并存。和共产党都主张计划经济,然而他们主张的具体内容却相差甚远。主张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即保留私有制的国家计划;共产党主张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最终目的是要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全国计划。

主张统制经济的代表人物有罗敦伟、刘大钧等,他们倾向于德日模式,认为统制经济可以快速建设经济,国防强大,并可保留私有制。批评者认为统制经济模式容易使国家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

主张自由经济的代表人物有顾翊群、唐庆增、蒋硕杰等,他们倾向于英美模式,认为自由经济有美妙的价格机制,有利于发展和效率。反对者认为价格机制是盲目的,建设速度太慢。

主张混合经济代表人物有谷春帆、马寅初、何廉、吴景超、夏炎德等,他们主张结合中国国情,吸收苏联、英美、德日各国模式之长,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混合经济制度论得到了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王亚南却批评指出,混合经济论难以成立,因为每个社会必有一种主要生产关系,不存在混合制度。

以上代表人物仅是大致划分,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常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比如马寅初最初主张自由主义,30年代主张统制经济,40年代主张偏向自由经济的混合经济。

(四)人口问题的讨论

1949年前,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最贫穷的一类国家,这两种现象有没有直接关系呢,对此,中国经济学界进行了长期热烈的讨论。陈长蘅、董时进、吴景超等人认为,中国已人满为患,人均耕地太少,已无法养活当时的人口,这是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控制人口,中国将永远贫穷,并会出现人吃人现象。孙中山、、萧铮等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发展潜力无限,贫穷原因在于制度不良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不存在人口与土地失衡问题,即使有此问题,也应该强调增强土地利用,而不应强调自杀性的人口控制政策。

前一派学者均主张控制人口,但对控制人口的原因认识也有不同,陈长蘅认为中国人口压迫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原因,因此主张实施较严厉的节制生育政策。董时进从农业经济的角度认识到:中国为保持水土平衡要退耕还林,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耕地必然会不断减少,因此必须控制人口,以防止人地失衡。谷春帆认为工业化初期,资本筹集艰难,必须暂时减少人口。吴景超认为工业化初期,食品、卫生条件改善,人口增值率会大增,必须控制人口。谷春帆、吴景超均认为控制人口为阶段政策。

后一派观点之间也有区别,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多是优势,中国近代以来人口增加率不断下降,可能亡国灭种。萧铮认为应从增强土地利用、发展生产、改良制度方面去解决中国贫穷问题,人多不是贫穷的原因,中国江南一带人多恰恰是富裕的象征。王亚南却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多少问题是枝节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建立一个好的制度。

在争论中国人口是否过剩的时候,1935―1936年,人口与土地的论战爆发。翁文灏、陈长蘅、胡焕庸提出了“中国地大物不博论”,萧铮、汤惠荪、张丕介等地政学院的学者群起反驳之,他们认为翁文灏陈长蘅对中国地力估计太悲观了,中国可耕地多,开垦荒地大有作为,只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就没有人多问题,人多恰恰是劳动力丰富的表示。萧铮的结论是:“土地问题者,非为怨天时之不顺,地力之不厚,而为不良的土地制度之妨碍地利。人口问题者,非为生齿之过繁,而为分布之不均,素质之不良。”[8]

人口多是中国的重要国情,关于人口的争论近代以来就从没有停止过。控制人口与反对控制人口两种声音很难说哪一个占主流。南京国民政府奉孙中山为国父,加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多还有利于抗战,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还公布了奖励生育政策,三个以上的孩子免费教育。抗战胜利后,“六大”又通过了生育节制的议案。不过,奖励和节制人口的政策均没有认真实施过。

(五)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论战

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以农立国”,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使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即工业化。在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如何,传统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些问题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界持续出现了“以农立国”同“以工立国”的论争①①相关史料可参看周宪文编《新农本主义批判》(国民出版社1945年版)和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论争各方大致可分为重农、重工、工农并重三派。

20世纪20年代,重农派以章士钊、董时进为代表,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国贫富悬殊、政治经济危机频发,而农国社会安定,农国可以离工国而独立,工国的食品却必须依靠农国,农业为中国比较优势产业。以工立国派以杨铨、恽代英为代表,他们认为农业国在现代世界不能独立生存,工业化为时代潮流。

20世纪30年代,重农派以梁漱溟、漆琪生为代表,他们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先农后工。重工派以吴景超、刘大钧为代表,他们主张用机械取代筋肉可大大提高生产力,应发展都市救济农村。工农并重派以马寅初为代表,他认为农业不能致富,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所以应工农并重。

20世纪40年代,重农派以杨开道、董时进为代表,主张农业攻势,工业守势;农业要超得过人,工业要赶得上人。重工派以周宪文、王亚南为代表,他们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建立巩固的国防。工农并重派以翁文灏为代表,提出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主张。

以上三次大的讨论都是由重农派首先发难,在世界工业化浪潮中,体现了中国重农思想的坚固和强大,这也确实提醒了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不能忽略农业。争论的后期,大家对工业化为时代潮流、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六)土地问题的论争

民国期间,中国地权集中,问题成为包括与共产党等多种政治力量关注的中心,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也成为经济思想界的核心问题。他们大致可分为三大派,一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薛暮桥等人为代表,主张和宣传彻底平分土地,将地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一派以董时进、卜凯等人为代表,反对一切,甚至认为政府二五减租也不应该,佃农生产效率优于自耕农,中国农村经济的中心是土地利用而不是土地分配,主张完全维护地主所有制;一派以萧铮等地政学会会员为代表,主张“税去地主”,“买去地主”,实施孙中山土地涨价归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除上述主张外,阎锡山还提出了“土地村公有”,主张由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

土地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关于它的讨论有很强的政策性。苏区和解放区实施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政府号称要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也公布了《土地法》,宣传和部分实施了二五减租,但耕者有其田却从未实行。

(七)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20世纪20―30年代,刘大钧、吴景超、马寅初等人就讨论和设计过工业化方针,但那时还没有形成工业化思潮。40年代初,在抗日战争中暴露出中国工业落后而被动挨打的无情事实,使思想界达成了必须快速发展工业化的共识。在设计各种工业化方案过程中,形成了工业化路径的论争。

关于国防与民生的关系。翁文灏、吴景超主张先强后富,以国防为中心。刘大钧、马寅初等主张先富后强,以民生为中心。

关于重工业与轻工业、国营与民营的关系。翁文灏、简贯三等认为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国营为主,重工业国营。马寅初等主张优先发展轻小工业,民营为主。

关于资本筹集。谷春帆、钱昌照主张利用外资,认为资本无民族之分。丁洪范、祝世康等强调以国内储蓄为主,以防止外资侵略,发展民族资本。

关于规模与速度。翁文灏、伍启元提出一五计划投资300亿元,20年左右赶上德国、苏联。藤维澡提出一五计划投资200亿元,10―15年赶日本。谷春帆设计一五计划投资135亿元,10年左右基本工业化。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出现了研究工业化的系列著作,刘大钧主持出版了7种,翁文灏、胡庶华、简贯三主持出版了三种,与此同时,张培刚于1945年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上述这些重要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已经形成了发展经济学。[9]正如张培刚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并不比西方经济学家晚。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而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10]

(八)货币、金融的讨论

货币金融为现代经济问题的核心,1912―1949年中国经济处于剧烈的波动中,币值的波动是当时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一直将货币金融作为讨论的中心,产生了大量的货币金融专家,金融研究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相对较为深入的部门。

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以银(银两和银元)作为货币的大国。银在中国是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却是普通货物,世界银价受制于伦敦和纽约市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银价涨跌左右了中国银价即中国币值,由此引发中国外汇、物价的变动和白银的国际流动。1929年秋冬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世界物价下跌,银价也应声而落。1930年初,中国出现较大的银价下跌物价上涨,这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大家基本认为银价下跌对中国不利。1931年秋后,英国、日本、美国等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实施通货贬值政策,世界主要国家物价相继上涨,银价也随之上涨,中国在1932年即出现银价上涨物价下跌现象。1934年,美国更宣布向世界大量购买白银进一步抬高银价,直接引起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更大规模更热烈的讨论。

法币改革前,中国经济金融学界讨论的中心是,如何设计一种新的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以防止中国货币受世界市场波动的牵制。刘振东提出了“有限银本位制”,即将货币的银元与货物的银两完全分开。黄元彬提出了“物银矫正策”,即中国与国际合作在伦敦设立统计局,根据输出物物价指数随时调整银价,使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保持稳定。顾翊群提出了“管理的银本位制”,即在国外设立汇兑平准基金,以维持汇价稳定。1934年白银大量外流后,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即提出放弃银本位,实施管理通货制。与此同时,社会各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币制改革方案,如刘冕执的“能力本位制”,阎锡山的“物产证券制”,徐青甫的“虚粮本位制”,对所有这些币制改革方案,经济学界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提出放弃银本位的币制改革论,同马寅初、谷春帆为代表的以关税政策达到国际贸易平衡的主张争论激烈。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后,关于币制的讨论告一段落。

法币改革后,如何对通货进行有效管理以达到币值稳定成为学界讨论的中心。1936年出现了“物价稳定与汇价稳定孰重”的争论,上海朝鲜银行总经理服部岱三主张物价稳定,顾翊群主张汇价稳定,马寅初主张二者同时兼顾。[11]1938―1940年,应否维持法币汇价成为讨论主题。马寅初、刘大钧为代表的维持法币汇率派,同以叶元龙、厉德寅、陈长蘅为代表的法币贬值派进行了激烈的论辩。1940年后,讨论的中心为如何反通货膨胀,包括:1收缩与扩充信贷的论争。谷春帆等认为应紧缩生产信贷,减少货币流通,控制物价上涨;章乃器等却认为应扩充信贷以发展生产,增加物质供应,控制物价上涨。2利率高低的论争。刘大钧、吴大业等认为应提高利息,通货膨胀情况下实际利率为负,生产变为没有效益的“负号生产”;厉德寅、朱祖晦等认为应降低利息,鼓励生产。3物价直接管制的论争。伍启元认为应加大物价管理力度,打击投机商人;董时进认为政府定价不可能合理,破坏了价格调节机制,政府定价不可能成功。4.物价指数储蓄券的论争。蒋硕杰建议以物价指数储蓄券吸收储蓄,储户没有贬值的后顾之忧,可以减少货币流通速度;胡寄窗等人认为此办法效果不大,治标不治本,兑现时会加快货币流通。

在进行上述货币金融政策的论争时,经济学家进一步讨论了卡塞尔购买力评价论,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就业论、哈耶克经济危机论等理论。

(九)财政问题的论争

近代以来,民穷财尽,政府入不敷出,财政问题始终是各届政府关注的中心,关于财政的讨论也成为经济学界的热点。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召开了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均邀请了经济学家参加。经济学家参与了财务行政的完善,关税自主方案设计,国地收支划分,所得税、遗产税等新税创立的财政改革实践,对每一重大问题,他们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抗战时期,针对愈演愈烈的财政性通货膨胀,反通货膨胀成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核心,国民政府也实施了征收遗产税、过分利得税、强制发行公债、出售国营企业、田赋征实、粮食征借、节省与战争无关的开支等政策。总体来说这些政策除田赋征实外,其他政策收效不大。马寅初于1940年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特别是征收发国难财者财产)以充政府抗战经费的主张,该主张立即引起了各界的热议,反对者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政策,战后才能施行。1948年6月,立法院提出了征收财产5%―60%的临时财产税法案,由此还引起了政界、商界、学界的热烈讨论。[12]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民生主义经济学以及传统经济思想等各派之间出现了百家争鸣,他们对基本经济理论、社会性质、经济制度、工业化道路以及人口、土地、货币、财政等问题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成果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寄窗.中国近代思想史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77-415.

[2]赵兰坪.最近吾国经济论战之回忆[J].时事月报,1936(2):92.

[3]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352―354.

[4]方显廷.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J].财政评论,1947(1).

[5]叶世昌.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经济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6]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公私经济研究机关及其出版物要览[M].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6.

[7].选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797.

[8]萧铮.中国的土地与人口问题:兼请益于翁文灏陈长蘅二先生[J].地政月刊,1936(5):18.

[9]叶世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10]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33.

[11]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10卷)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37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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