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债权论文范文

劳动债权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劳动债权；保护；理论基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等现象也普遍存在，劳资矛盾不可避免，劳动债权保护问题也日益突出。2007年6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构建了以劳动债权有条件地优先于有担保的债权的方式。一方面，这违背了法学理论的“物权优于债权”的原则。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如果我国立法承认优先权的物权性质，确认了劳动债权优先权的物权属性，则这一问题可迎刃而解。

一、劳动债权保护的制度基础

从国内外立法来看，劳动债权优先保护的确认并不缺乏制度基础。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特别法上的优先权规定已陆续出现，如船舶优先权制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优先权制度、民用航空器优先权制度、建设工程款优先权制度、以及《企业破产法》按时间划段的有限确认劳动债权优先权制度。而在国际劳工公约对劳动债权也规定了特殊的保护。国际劳工组织《1949年保护工资公约》第11条规定：“企业倒闭或判决清理时，该企业的工人，无论在取得他们在企业破产前或清理前提供的服务而应得到的、其金额由国家法律或条例规定的工资方面，或在取得不超过国家法律或条例规定的工资金额方面，均应享有优先债权人的地位。”

优先权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的继受过程中，各国对优先权制度的认识有所不同。以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为代表的国家认为优先权是担保物权的一种，在民法或物权法中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优先权制度。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包括奥地利、匈牙利、瑞士、中国台湾，都不承认优先权的物权地位，将其定义为一种特殊的债权，并未建立完整的优先权制度，有关这些特殊债权的规定仅散见在民法或其他法律的有关条款中。”[1]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债权优先权制度起源于法国法。优先权是由法律规定的债权人就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即对不同性质的若干权利发生冲突时，某一权利人的权利优先于其他权利人实现的权利。民法学界对于优先权本身的性质是有争议的。法国法认为，优先权是一项独立的物权；德国法认为，优先权只是特种债权所具有的优先受偿效力，即一种权能。我国立法原则上吸取了德国的做法。但在学理上坚持认为，劳动债权优先权的物权属性并不丧失其实际和理论意义。如果我国立法承认优先权的物权性质，确认了劳动债权优先权的物权属性，则会使劳动债权的保护更加有利和合理。

另外，我国劳动者的特别弱势地位更需要对劳动者的特殊保护。不可否认，我国社会现实是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劳动力市场处于卖方市场，这都使得中国的劳动者处在更差的更弱的社会地位。虽然拖欠工人工资的行为在世界各国较为普遍，但在我国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更为严重[2]。我国工资保障制度本身不健全，使得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在破产程序中对劳动者已经付出劳动的血汗钱再不进行充分保护，职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将加剧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二、劳动债权保护的法哲学基础

从法哲学基础范畴看，劳动债权优先权的合理性在于生存权高于财产权。劳动债权优先权是劳动者赖以生存的权利，属于生命权的范畴。所谓“生存权”，是指国民所应当享有的“免于因饥寒而丧失生命的权利”[3]，其目的在于保障人正常的生活，是以实现其生存利益为直接目的的。在法理上，“生存权是一种积极性、群体性人权，国家需要积极干预”[4]，国家应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国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所谓劳动债权，是指因为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劳动保险费、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而应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等所发生的职工享有的对企业的请求支付的权利。”[5]由此，劳动债权优先权的本质是为保障劳动者及其供养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根据民法和其他特别法的直接规定，劳动者享有的就其部分或全部劳动债权以破产人的全部或特定财产的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在劳动债权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工资，对社会上绝大多数通过劳动来维持其生存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工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工资的性质具有明显的人身属性，获得工资是劳动者最基本的生存权，生存权属于生命权的范畴，也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对工资债权的保护不能与其他财产权的保护一样。如果将劳动债权等同于一般的财产权利，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

社会财富的分配应确立这样一个标准，即让所有人都能获得与其生存条件相适应的基本份额，社会成员根据这一标准有权向国家提出比其他具有超越生存欲望的人优先的、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必须获得的物和劳动的要求。罗尔斯也认为，要保证每个人的权利不受侵害，就必须建立一种平等的社会基础和相应的公平条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人的先天禀赋与后天境遇不可能完全相同，还必须建立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分配秩序和制度以关照所有人的人权利益，并且只允许存在有利于社会中获得利益最少的那部分成员的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即奉行一种最大限度地改善境况最差者地位的差别原则[6]。“一个社会在面对因形式机会与实际机会脱节而导致的问题时，会采取这样一种方法，即以确保基本需要的平等去补充基本权利的平等；而这可能需要赋予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以对生活急需之境况的特权。”[7]

工资、社会保险费等劳动债权是劳动者及其供养人口维持基本生存的依赖，而担保债权解决的是资产者的利益保障问题。二者一个是涉及生存问题，一个是涉及经营问题，从公平的角度考量，生存问题永远是立法需要解决和保障的首要问题。担保物权及其所代表的社会信用体系虽然重要，但是，当其与人的尊严和生存权相冲突时，法律理应对生存权给予特别的保护。

三、劳动债权保护的法经济学基础

法国民法典规定：“优先权为依债务的性质而给予债权人先于其他债权人甚至抵押权人而受清偿的权利。”[8]抵押权等具有优先性的权利是基于当事人的约定设定的，而优先权是直接由法律规定的。“劳动者通过自己劳动使债务人总财产得以保值和增值，而劳动者工资正是其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形态，也就是说，在债务人总财产中，其中一部分价值是劳动者的劳动所增加的价值。既然债权人的行为使债务人的财产得以增加或避免了债务人财产的减少，那么就归入债务人财产的增值部分而言，债权人在该增值部分就应当优先于其他债权人而受清偿”[9]。该理论是法国学者在解释劳动债权中的工资优先权具有合理的经济学基础，这也为我们从一个侧面论证了劳动债权优先权的合理性。

“任何法律都是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其根本目的是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或者说以法律手段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10]劳动债权优先权的经济上价值在于实现外部效益内部化。根据经济学原理，外部性是指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以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收益。如果强加的是成本则是负外部性；反之，如果强加的是收益，则为正外部性。那么，在企业破产过程中，一旦劳动债权得不到保证，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会引起市场的低效率，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在造成企业拖欠大量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金等其他劳动债权，而缺乏诸如有效的监督和合理解决劳动债权优先的机制等正外部性的同时，将给劳动者生活带来沉重打击。所以，劳动债权的先天弱势地位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其个人防范风险途径的缺失，决定了其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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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债权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破产清算；税收；优先权「正文

破产清算是指在债务人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或无力清偿其到期债务的情况下，依法就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对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的一种司法偿债程序。这种偿债程序的基本目的是强制地将债务人的财产加以变卖并在债权人之间实现公平分配。一般而言，在债务人破产清算的场合，债务人所欠债务多种多样，其中也会涉及到税收债务。由于税收债务的债权人是国家，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传统的破产法理论及制度一般赋予税收债权以优先权，即当税收债权与其他债权并存时，国家作为税收债权的债权人享有就债务人的财产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的权利。在我国，现行破产法及税收征管法也有类似规定。但由于理论上的一些误区及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与不完善，税收优先权的实现存在许多实践上的障碍。本文拟就其中一些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一、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范围

税收优先权是以存在税收债权为基础的。在破产清算中，国家税收债权可能包括两部分：一是破产宣告前形成的税收债权，一是破产宣告后形成的税收债权。破产宣告前，债务人并未真正进入破产程序，税收债权的产生依据主要是债务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其纳税主体是债务人；破产宣告后，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税收债权产生的依据主要是清算组变卖债务人的财产及维持债务人必要的产品销售等经营性活动，其纳税主体是清算组。

上述税收债权，既包括债务人应缴纳的税款本金，还可能包括因债务人迟延缴纳税款本金而依法应缴纳的滞纳金，或因债务人存在偷、漏、逃、骗税等违法行为时税务机关依法作出的罚款。对这些不同阶段的税款本金和税收滞纳金及税收罚款是否都享有优先权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税款本金当然享有优先权，与税款本金相关的税收滞纳金和罚款也应当享有优先权。因为税收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从一定角度而言都是对债务人违法的处罚，如果对债务人违法行为的处罚不能落到实处，不仅国家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害，而且将会有更多的纳税人无所顾忌地实施违法行为，从而给国家整体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失。也有人认为，税款本金享有优先权，但与之相关的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不能享有优先权。因为，如果税收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与税款本金一起作为优先债权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实际上等于分配了全体债权人的财产，或将对债务人的处罚转嫁到了全体债权人的身上。如此既不能起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作用，也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理念[2].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颁布的《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1条也规定，税收滞纳金和罚款是不计入破产债权的，即不享有优先权。

笔者认为，对上述不同阶段的税款本金及其滞纳金和罚款是否享有优先权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在破产宣告前的税款本金是基于破产宣告前的经营行为而形成的，属于破产债权，为保护国家利益，应享有优先权；其次，在破产宣告前形成的滞纳金和罚款，为了避免把对债务人的处罚转嫁到全体债权人的身上，不应享有优先权。不过，同样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可以把税收滞纳金和罚款作为劣后债权，在破产清偿顺序上劣后于普通债权，当破产债务人财产清偿完普通破产债权等前顺位债权后，有剩余财产情况下可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第三，在破产宣告后形成的税收债权具有特殊性，它是破产费用，不在税收优先权的范围。因为，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无论是税收本金还是滞纳金和罚款，都是清算组在破产财产的管理、变价和分配中产生的，是清算组合法或违法行为的结果，而清算组的行为是为破产程序的进行而实施的，且是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因此其支出的费用应当视为破产费用或共益费用[3].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执行费用的承担规则和民法关于共益费用优先受偿的规则，这些费用应当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4].因此，在破产清算中，享有税收优先权的税收债权仅指在破产宣告前形成的税款本金。

二、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法律地位

关于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法律地位，理论上曾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绝对优先权，一是相对优先权。绝对税收优先权理论认为，在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应当享有优先于所有其他债权得到偿付的权利。相对的税收优先权理论认为，在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仅享有优先于民事普通债权（民事无担保债权）得到偿付的权利。但实践中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即使在同一国家也因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有所不同。有的国家将其列为共益债权，依法享有绝对优先权，如日本破产法第47条规定：“依国税征收法及国税征收条例可以征收的请求权为财团债权[5].”有的国家将其列为相对优先破产债权，即承认其为破产债权，但优先于一般破产债权，如我国，《破产法》第37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拨付清算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一）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所欠税款；（三）破产债权。德国旧破产法与我国破产法的规定一致，但新破产法不再将税收债权列为优先破产债权，而将其作为一般债权对待。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也将税收债权改为一般破产债权。从世界各国破产法的发展趋势看，税收债权的优先地位有愈来愈淡化的倾向[6].

从理论上看，主张税收债权享有优先权不外以下原因：（一）税收是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物质基础，具有强烈的公益性，而且，就税收与其它私债权的关系而言，一般私债权的维持与正常实现以及担保制度的建立及维持、运行皆有赖于以税收为主要支撑的国家司法制度的建立及司法权力的运用。在此意义上，税收实际上是提供了实现其它私债权的共益费用。（二）税收债权的法定性所引发的实现上的困难。税收债权是依法产生的，不体现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也不伴有对价给付和双方的互相制约手段。对征税方来说，既没有权利选择财力雄厚的纳税人，也没有权利确定相应的担保措施；对纳税方来说，只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而不能获得任何的补偿，因此，税收在实现的可能性上存在困难。（三）现实需求。赋予税收优先权可以从制度上给税收债权增加保障，巩固国家的财政基础[7].但是，主张税收债权享有绝对优先权未免过甚。因为，在破产

清算中，除税收债权、普通民事债权外，还存在劳动债权[8]、有担保债权等其他特殊债权。对这些特殊债权进行特殊保护也是破产法追求效率与公平的价值体现。因此，主张税收债权享有相对优先权而不是绝对优先权反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可以顾及税收债权的特殊性，也可以顾及劳动债权、有担保债权等特殊债权的特殊性。在此意义上，我国破产法将税收债权列为一般债权但又将其在清偿顺序上优先于一般破产债权的做法是可取的。

不过，在许多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税收优先权理论遭遇挑战；破产实践中，税收债权也从优先权中取消而改为一般破产债权。其理由是，税收债权往往数额较大，一旦列为优先权将使得其他破产债权人难以得到清偿和分配，故从保护一般债权人利益看，应将之列为一般破产债权。正如澳大利亚关于废除税收优先权的哈默报告（HarmerReport）中所指出的，将税收作为优先权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以保证政府特派员能够以有效手段收取税收，并不使国库的收入受到严重威胁。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税收优先权的废除会影响国库的收入。相反，却有许多债权人被迫放弃他们合理正当的请求权，以便使政府特派员能够得到优先清偿[9].但由于中国国情特殊，在新破产法的起草中，对税收债权的优先清偿顺序依然保留。

三、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与其他优先权

根据传统破产法的规定，破产清算中的优先权涉及以下四类：一是担保物权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平而成立的优先权；二是破产费用优先权，它是基于公有或共同费用等经济原因而成立的优先权；三是劳动债权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基本人权特别是生存权而成立的优先权；四是税收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与社会需要而成立的优先权。上述四类优先权的债权人依法都享有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其中，第一类优先权，即担保物权优先权，是就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上成立的优先权，称为特别优先权；后三类优先权，是就债务人不特定的总财产上成立的优先权，称为一般优先权。当破产财产不足清偿时，作为一般优先权的税收优先权如何保护？换言之，在四类优先权中，税收优先权的清偿位序如何？

在上述三类一般优先权中，破产费用是为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于破产程序中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一般情况下，没有破产费用，就没有破产程序的进行，也就谈不上作为破产债权的税收债权的清偿。劳动债权主要是破产债务人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等，相对于税收债权来说，保障劳动债权的优先实现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是文明社会中国家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理论上，破产费用优先权和劳动债权优先权均应优先于税收优先权。具体到破产法实践中，对破产费用，各国破产法均规定享有绝对优先权，破产财产只有在已经拨付或预先提留破产费用后有剩余时，才能按照破产分配的顺位予以分配；对劳动债权，传统破产法也多规定为第一顺位优先权，在破产财产优先支付破产费用后首先用以支付劳动债权，不足支付时，按比例清偿。（不过，在许多发达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已将劳动债权中的职工工资从优先权中取消，而改由社会保障体系承担[10].）在我国，现行《破产法》第37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均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拨付清算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一）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所欠税款；（三）清偿债务。新破产法起草中，将此规定作了保留。可见，实践上，破产费用优先权和劳动债权优先权也是优先于税收债权优先权的。

至于有财产担保债权，按照一般优先权理论，它是特别优先权，应当优先于一般优先权。在破产实践中，从各国的破产法看，一般也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于其他优先权的，自然也包括优先于税收优先权。因为，根据传统破产法的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不属于破产债权而享有别除权[11]，即在债务人破产情况下，原先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仍然保留就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而其他优先权属于破产债权，只能在不包括有担保财产的破产财产中优先偿付。破产法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在于，以有财产担保债权即担保物权为核心内容的担保制度是市场机制的基础制度，其终极目的或价值在于确保交易安全和形式公平。在正常状态下，担保制度尚能保证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如果在债务人破产状态下，即债权人最渴望得到周全保护时，担保制度却不能给债权人提供保护，则会使人们怀疑担保制度的价值，进而会危及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相对于保护社会经济的运行安全而言，其他优先权的重要性明显要逊色一些，特别是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税收优先权完全可以另觅其他（保护）途径，而不必损及担保制度。正如学者所言：“别除权并非破产法所独设的权利，而是民法中的担保物权在债权人处于破产状态下的映现和复述。”[12]

四、我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与有担保债权

虽然世界各国的破产实践一般都规定有担保债权优先于税收债权，但我国的情况却有不同。根据《民事诉讼法》和《破产法》的规定，税收优先权落后于担保债权，只能在扣除有担保债权之后的破产财产中实现；《税收征管法》（第45条）对税收优先权的规定并不是绝对落后于担保债权而是附有条件：欠税发生在设立担保债权之前的，税收债权优先；欠税发生在设立担保债权之后的，担保债权优先。也就是说，我国破产法和税收征管法对税收优先权与担保债权的规定存在矛盾和冲突。

理论上，我国破产法和税收征管法的矛盾与冲突主要是源于两者的理念不同。破产法的理念是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追求社会效率和公平，维护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税收征管法的理念是保护国家税收，防止国家税收的流失。在各自的领域内，两者并行不悖，但在破产清算中，两者的协调发生问题。如果是在计划体制下，《税收征管法》如此强调保护国家税收并无不妥；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此以损及担保制度的代价保护国家税收却是不足取的。原因已如前述。

实践上，也许有人认为，《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只是针对债务人欠税后与一般债权人串通设置担保而后申请破产以逃避税收的特殊情形[13]，并不影响实际设立在欠税之前的担保，因此既能保护国家税收，也没有实质损及担保制度。但笔者认为，对欠税之后恶意设立的担保，税收优先权本身不仅无法约束，反而会对正常交易中设立的担保产生破坏作用。况且，要防止恶意担保对税收的冲击，破产法中的无效制度或撤销权制度可以起到很好的弥补作用；同时，现行的税收保全制度和强制执行制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甚至可

以考虑建立税收担保制度。因此，利用《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来更好地保护税收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却造成了立法的矛盾与冲突，也给司法造成混乱与障碍。更重要的，过分强调对税收的保护必然损害和动摇担保制度，最终损害和动摇市场机制。

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有悖于破产法立法理念和发展潮流。正如前文所述，尽管世界许多国家在破产清算中都规定了税收优先权，但从发展趋势看有愈来愈淡化的倾向。日本破产法将税收债权视为财团债权，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批评。日本学者伊藤真认为“破产中关于租税债权的处理，在立法论上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因为在破产财团一般呈现贫弱状态的现状中，通过管理人的努力所收集起来的财产的一大半被租税的清偿用掉，为破产债权人的利益而活动的管理人将无法完成其任务。”[14]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的新破产法则将税收优先权彻底取消而视为一般债权。美国破产法仅将税收债权列为第七位无担保债权。对比这种趋势，我国《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显见是不合适的。何况，“我国历来行政权力膨胀，私权萎缩，约束公权、扩张私权应是法制建设应有之义。而由行政权演绎出的税收优先权制约极为珍贵与稀缺之私权——担保权，显然有开倒车之嫌。”[15]

「注释

[2]参考刘正林论文《企业破产中若干涉税法律问题探讨》，载.[3]所谓共益费用，是指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负担的支出。按一般法律原则，应当由破产企业财产随时支付。

[4]覃有土主编《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修订版，第186页[5]在日本破产法中财团债权即指共益债权，[6]李永军著《破产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7]参考张伟、杨文风论文《税收优先权问题研究》，载《财税法论丛》（第1卷），第139页。

[8]所谓劳动债权是指基于破产宣告前的劳动关系而发生的债权，包括破产债务人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以及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支付职工的补偿金等[9]转引自齐树洁主编《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95－396页。

[10]转引自齐树洁主编《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95页。

[11]别除权是大陆法系的概念，是指债权人可以不依破产清算程序而就属于破产者的特定财产个别优先受偿的权利。英美法系无“别除权”概念，但有相类似的规定，即“有担保债权”。

[12]汤维见著：《优胜劣汰的法律机制——破产法要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13]参考刘正林论文《企业破产中若干涉税法律问题探讨》，载.[14]（日）伊藤真著《破产法》，刘荣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劳动债权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赋予税收债权具有优先权旨在担保税收债权优先其他权利受偿｡民事优先权包括民事一般优先权与民事特殊优先权｡当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优先权并存时,税收优先权通常劣后民事一般优先权受偿｡基于“共有”观念而设立的民事特别优先权一般优先税收优先权｡而基于“质权”观念而形成民事特别优先权不是绝对优先或劣后于税收优先权,它是与税收优先权处于同等地位的,应以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作为优先受偿的依据｡

《海商法》､《商业银行法》､《民事诉讼法》及《保险法》等法律中存在许多关于民事优先权的规定｡但是我国2001年修订的《税收征管法》没有规定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序｡这样在司法实践中,税收优先权有可能与民事优先权存在冲突｡当民事优先权在与税收优先权并存且发生冲突时,其效力顺序应当如何确定?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优先权的概念分析

税收优先权是指税收债权与私法债权及其他公法上金钱请求权并存,且纳税人的剩余财产不足清偿时,税收可以优先受偿的权利｡承认税收优先权的原因在于,税收是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物质基础,具有强烈的公益性｡同时,税收债权和普通私债权相比,不具有对等给付的特点,在征收上,受时间､程序的限制较多｡因此,承认税收优先权有助于保障税款征收｡①

民事优先权是指特定债权人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享有的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特定动产､不动产的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民事优先权制度发端于罗马法,最初设立的优先权有妻之嫁资返还优先权和受监护人优先权,其设立的目的在于保护弱者,维护公平正义和应事实的需要｡②民事优先权可以分为一般优先权及特别优先权｡就债务人不特定的总财产上存在的优先权被称之为一般优先权,包括诉讼费用优先权､工资和劳动报酬优先权､丧葬费用优先权､医疗费用优先权以及债务人及其家属的日用品供给优先权等;就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上存在的优先权被称为特别优先权,包括不动产出租人优先权､种子､肥料､农药提供优先权､旅馆和饮食店主人优先权､不动产修建人优先权以及不动产保存人优先权等｡

二､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探讨

由于民事优先权被区分为一般优先权和特殊优先权,我们将分别探讨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一般优先权和与民事特别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问题｡

(一)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一般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

从承认民事优先权国家立法来看,民事一般优先权所担保债权的范围尽管比较广泛､种类繁多,但大多包括诉讼费用､职工工资､丧葬费用及治疗费等③｡基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优待､社会正义的表达和生存权的尊重,这些债权一般都优先税收债权受偿｡

我国《税收征管法》在规定税收征收优于无担保债权之后又加上一句:“法律另有规定除外｡”对此,有学者认为“除外”指:清算费用､商业工资和劳保债权､个人储蓄本金债权､保险金债权等四种特别保护的市场权益,优先于税收债权｡④为保障公民生存权的一般优先权,包括劳动者工资､保险费用､储蓄金等,这些债权要优先于税收优先权,原因在于对社会正义的表达､对生存权的尊重｡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确定生存权是一种靠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人“像人那样生存”的权利｡自此以后,生存权成为在近代市民宪法所保障的人权宣言的体系中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基本人权｡⑤在基本人权面前,税收没有什么优先权可言｡工资系劳动者生存的最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确保工资债权的清偿,即在于维护社会正义｡尤其在破产场合,一些职工将面临失业,对其工资与劳动保障费用更要加以保障｡我国法律承认关于公民生存权或一些特殊的债权具有一般优先效力的,仅有劳动者工资､劳动者社会保险费､储蓄金､保险金等几项｡而国外立法上种类繁多,对公民利益之周密保障,法律可谓用心良苦｡如意大利民法典中规定丧葬费､治疗费､抚养费之债权,酬金､佣金的债权,自耕农､合作公司或者合作社和手工企业的债权等(参见意大利民法典第2751条､第2751条附加条)｡对于这些债权,意大利民法典将其视为动产上的一般优先权,优先于税收债权受偿｡美国破产法第507条规定六种优先于税收债权的无担保债权,其中第一类是审理案件的行政费用;第二类是从强制清算申请提出后至债务人被宣告破产时止债务人在正常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债权｡这类债权优先受偿是确保债务人在强制清算申请提出到宣告破产时止这段时间正常业务的继续开展;第三类是债务人欠其雇员的工资和其他劳务报酬;第四类是债务人雇员的福利之债权;第五类是粮食生产者或小产品生产者的债权,此债权优先是美国特殊措施;第六类是消费者所支付的定金｡⑥反观我国关于税收优先权制度,则显得过于粗糙｡如我国立法中没有赋予丧葬费､治疗费､抚养费之债权的优先受偿效力｡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立法,但其立法之精细颇值得借鉴｡基于公益性质,税收债权有保障现代国家正常运作之作用,故赋予其优先权非常必要｡但不能以“公益”之名义,肆意侵犯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利益,有必要对税收优先权制度精心设计,使之更加精细､周密､完整｡

第一,应把更多体现保障劳动者利益,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一些债权赋予其优先权置于税收优先权之前受偿｡如上面提到的丧葬费､治疗费､抚养费债权;自由职业者因提供服务而应获得的酬金债权;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依法取得补偿金请求权等债权｡同时,对于这些债权有必要加以期限限制｡尽管无期限限制的工资债权､保险费债权等有利于劳动者,但无期限的大量的工资等债权必然会冲击税款的征收,使税收无限制让位于工资债权,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我国应该参考美､英､意大利､日本等国做法,规定一定期限的工资等债权具有优先于税收优先权的效力,超过期限将劣后于税收优先权受偿｡

第二,税收优先权的立法规定既适用于破产案件中,也可适用非破产情形｡依据我国《税收征收法》与《破产法》规定,工资等债权具有一般优先权效力亦即优先于税收优先权仅存于破产情形｡而在非破产情形下,工资等债权将不具优先税收优先权的效力,这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生存权利｡因此,有必要对破产情形与非破产情形下工资债权优先税收优先权作出统一立法规定｡具体来说,可以在制订税收基本法时,考虑两者竞合时的受偿顺序｡

(二)税收优先权与民事特别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

民事特别优先权指特定债权的债权人基于法律规定就债务人特定动产或不动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承认优先权制度的国家,在确立优先权制度时,一般都规定了民事特别优先权与税收优先权并存时的效力顺序｡在日本现行《国税征收法》中,将先取特权(我们称之“优先权”)分为几类:一类是像不动产保存的先取特权那样,其始终优先于质权或抵押权的先取特权;二类是像不动产租赁的先取特权那样,根据登记的先后等决定它的质权或抵押权优劣的先取特权｡对此,法律作了如下规定:首先,在纳税人的财产上存在第一类先取特权时,对该财产的换价款,税收债权劣后于由该先取特权为担保的债权｡其次,在税收法定交纳期限以前,纳税人财产上就已存在第二类先取特权时,对该财产的换价款,税收债权劣后于由该先取特权作为担保的债权(承认此种先取特权与质权或抵押权具有同等效力)｡而且,纳税人在受让设有此种先取特权作为担保的债权时,税收债权劣后于由此种担保的债权｡对上述两类先取特权以外的先取特权,由于国税征收法及地方税法都未作规定,因此只能认为它们劣后于税收债权｡⑦依据日本民法典规定,第一类优先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包括不动产保存优先权､不动产工作优先权和不动产买卖优先权｡第二类优先权包括不动产租赁优先权､旅店住宿优先权和运送优先权｡⑧意大利民法典上动产优先权与不动产优先权所担保债权种类繁多｡动产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包括:动产上诉讼费用,动产给付､保存与改进费用的债权,农业生产的必要供给和劳动的债权,间接税､所得税的债权,旅店主､运送者等的债权,设备销售者的债权,承佃土地租金的债权,不动产出租人的债权等｡不动产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包括:不动产诉讼费用,不动产所得税的债权,间接税的债权,开垦土地和改良土壤的分担金等｡意大利民法典把税收优先权作为民事优先权的一种列入其中,并且把税收优先权区分为动产税收优先权与不动产税收优先权,分别规定与其他优先权并存时的受偿顺序｡⑨这一点不同于日本“一刀切”的做法,日本没有对税收优先权再细分｡根据意大利民法典第2778条､2780条规定,涉及动产和不动产所形成诉讼费用优先于一切优先权包括税收优先权,而动产上税收优先权与其他动产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是:动产给付债权､保存与改进费用的债权､从事耕作和收割工人酬金债权及农业生产的必要供给和劳动的债权等优先于动产上形成间接税和所得税债权;损害赔偿债权､旅店主的债权､运送者､受任者､受寄者和托管者的债权等劣后于动产上形成的间接税和所得税债权,但优先于动产形成的一般税收优先权｡

通过观察日､意两国关于税收优先权与民事特别优先权并存时效力顺序的法律规定,可以大体上得出如下结论:基于“共有”观念而设立的特别优先权一般优先税收优先权,而基于“质权”观念而形成特别优先权不是绝对优先或劣后于税收优先权,它与整体税收优先权处于同等地位｡基于“共有”观念而设立优先权指动产或不动产保存优先权､不动产工作优先权､不动产买卖优先权及从事耕作和收割工人酬金债权､农业生产必要供给和劳动债权等｡如何理解基于“共有”观念而设立优先权?比如说,不动产工程人员(包括工程师､建筑师､承揽人等)对其所修建的不动产,可视为不动产工程人员与债务人的“共有物”,因为没有不动产工程人员的劳动､资金投入,此项不动产就不会存在,所以不动产工程人员就其债权对该不动产应享有优先权｡再如农业生产必要供给形成的优先权,因为若没有农业生产者必要供给如种子､肥料､杀虫剂,债务人根本不可能有收获,所以就收获物而言,在观念上可视为种子､肥料､杀虫剂的供给者与债务人的“共有物”,对共有物之分割,“共有人″自然优越于其他债权人｡上述基于“共有”而成立优先权具有促进特种事业发展的功能,基于“共有”观念承认特定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不仅体现了“公平”的理念,且具有功利主义的理由｡⑩基于“共有”观念而形成优先权与税收优先权并存时应优先税收优先权｡因为如没有上述享有特定优先权人的劳动､资金和供给物,就不能产生形成税收债权的动产或不动产,税收的征收也就无从谈起｡基于“质权″观念而形成优先权,是指不动产出租人､旅店主人､饮食店主人､运送人具有就债务人动产而享有的优先权｡这些优先权是基于对不动产出租人､旅店主人､饮食店主人､运送人与其债务人就携带的物品达成默示质押的推定而产生的｡此等优先权与税收优先权并存时的效力顺位,日､意两者立法上有所差异｡日本法律以成立时间先后作为基准,判别受偿顺序｡而意大利法律把它置于就动产上形成特别税收优先权与动产一般税收优先权之间受偿,但均认为基于“质权”产生优先权不是绝对优先或劣后于税收优先权｡从某种意义看,它与整体税收优先权处于同等地位的｡

日､意两国关于税收优先权与民事特别优先权关系的法律规定,对我国立法不无借鉴意义｡在设计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时,应慎重处理两者关系｡在我国,对于一些特殊社会关系的保护尚无统一的优先权制度可供适用,仅在特别法中零散规定个别的民事特别优先权,更不用说有关于处理税收优先权与民事特别优先权关系的法律了｡在当前的立法状况下,我们认为,要架构完备税收优先权制度,依赖于建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不然有些基于特殊社会关系而产生的应当加以确保的权利连对抗一般债权的优先效力都不具备,更谈不上优先税收债权｡当然,如何设置优先权制度的问题已超出本文探讨范围,我们对此不作讨论｡我们主张在将来建立民事特别优先权制度时应借鉴日､意两国立法经验,将基于“共有”观念产生的特别优先权置于税收优先权之前受偿,基于“质权”观念而形成特别优先权与税收优先权竞合时依成立时间先后作为优先受偿依据｡

如前所述,我国有些法律也零散规定个别的民事特别优先权,主要包括《海商法》第21条规定船舶优先权,《民用航空法》确立的民用航空器优先权以及《合同法》第286条确立的不动产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其中,船舶优先权的项目包括:(1)在船上工作的在编人员工资､社会保险费等给付请求;(2)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员伤亡的赔偿请求;(3)船舶吨税､港口规费的给付请求;(4)海难救助款项给付请求｡对这些特别优先权与税收优先权并存时,我们如何确定受偿顺序呢?我们认为,船舶优先权中第一项与第二项海事请求是关于船员工资､社会保险费以及关于人员伤亡的赔偿请求,它关系到船员与受害人的生存权无疑优先税收优先权｡第四项是基于“共有”观念形成动产优先权,因为若没有海难救助者的救助行为,船舶可能就不存在了,故对此也应加以优先保护｡至于第三项属税收特别优先权｡这种特别优先权所担保的船舶吨税和港口规费可视为保存船舶所产生的优先权｡它同样应该优先债务人因其他行为或财产而产生税收优先权｡《民用航空法》第19条规定的优先权项目包括:(1)救援该民用航空器的报酬;(2)保管维护该民用航空器的必要费用｡这些优先权都是基于“共有”观念形成的优先权,因为没有救援､保管行为,航空器就会毁坏,故此优先权中应优先税收优先权｡《合同法》第286条关于建设工程款所具优先权应为不动产工作优先权也属于基于“共有”观念形成的民事特别优先权,它也应优先税收优先权｡我国学者起草的《民事强制法(草案)》(第二稿),在处理我国法律上现存几个特别优先权与税收优先权关系上有类似的立法安排｡其第905条规定:“下列金钱债权具有法定优先权,并按照下列顺序受偿:……(三)船舶和航空器优先权､建筑承揽优先权;(四)债务人拖欠的国家税款⑾｡”

三､结语

通过上文对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问题的探讨,我们基本可以考虑这样的因素来判定两者并存时的受偿顺序:第一,应该依据所保护特定的债权性质,即应受保护的强弱程度来确定｡对于应受保护的强弱程度的界定是属于价值判断问题,取决于立法者主观衡量｡我们认为在判定特定债权应受保护的强弱程度时应依据债权人保护债权能力的大小等｡比如,工人与国家相比在保护自己债权的能力方面弱的多,国家可以行使一些强制执行权来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实现,而工人则没有这样的权力｡因此,为保护工人工资债权的实现,应赋予担保工资债权的民事优先权优先税收优先权受偿效力｡第二,应该依据与债权标的物的关系程度来确定｡当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优先权同时指向同一标的物时,哪一个权利与该标的物联系密切,就享有优先受偿的效力｡比如,基于“共有”观念而形成优先权与税收优先权并存时应优先税收优先权｡因为正是基于“共有”观念而形成优先权的权利人的劳动､资金和供给物,才能产生形成税收债权的动产或不动产,这样,这些动产或不动产与基于“共有”观念而形成优先权的权利人的关系比与税收优先权的关系要密切｡

①刘剑文､魏建国:《我国税法对国外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借鉴》,《法制日报》2001年5月20日理论版｡

②申卫星:《优先权性质初论》,《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4期｡

③国外的立法尽管规定诉讼费用､税收债权属于民事一般优先权担保的范围,但在我国它们属于公法上的金钱请求权｡故此,我们只探讨税收优先权与私法领域中的优先权竞合的效力问题｡

④陈松青:《刍议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涉外税务》2001年第11期｡

⑤候作前:《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前瞻》,《云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下转第115页)

(上接第73页)

⑥潘琪:《美国破产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⑦(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82页｡

⑧吴宗??《论优先受偿权与担保物权竞合之效力》,郑玉波主编《民法物权论文选集》,五南图书出版社1985年版｡

⑨意大利民法典中规定的不动产优先权,仅为国家特定债权所拥有｡不动产税收优先权与其他不动产优先权竞合主要是国家权利之间的冲突,而本文主要论述税收优先权与私法上民事特别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故此,意大利民法典对于不动产税收优先权与其他不动产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的规定我们不作探讨｡

⑩申卫星:《我国优先权制度立法研究》,《法学评论》1997年第6期｡

劳动债权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破产还债 损害赔偿 清偿顺序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人身伤害赔偿方面的债务。我国新《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次清偿：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普通破产债权。从此条规定可以看出，人身损害赔偿作为普通破产债权被排在了破产财产清偿的末位。这就意味着受害人应获得的伤残补助金、医疗费等不能获赔或完全获赔。这种现象的发生，笔者认为，我国破产法规定的清偿顺序尚有缺陷，具体体现在第一顺序的清偿范围过于狭窄，应当从法律彰显正义，保障人权和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

一、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体现了彰显正义，保障人权的法律价值

（一）彰显正义、保障人权是法律的价值要求

1．法律的最高价值就是正义。通常人们认为，法律价值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内涵：第一是指法律本身的价值；第二是指法律促进哪些价值；第三是指发生价值冲突时法律依据什么标准作出评价。

法律价值所包含的基本因素，即法律价值所包括的基本法律价值要素，包括正义、自由、秩序、人权等等。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正义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律是实现正义的保障。在法律价值诸要素中，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

2．我国法律充分体现了对于人权的保护。我国的法律充分体现了对于人权的保护。《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对人权保护所作的规定为其他各部门法对人权保障提供了立法基础。我国法律已形成了一个人权保障体系。如《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享有姓名权、公民享有肖像权、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等。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必要的生活费用等费用这些法律规定，均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人权的保障。我国《劳动法》更是对于维护劳动者生存、发展各方面的权利作出了大量的具体的规定。

（二）我国破产法也应当彰显正义，保障人权

正义做为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自然要求法律适用后的结果是公平、公正的，只有现实可见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在阶级社会中，一项法律制度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社会中的冲突与纠纷在所难免，利益冲突、价值冲突时刻存在。在企业破产程序中，利益冲突、价值冲突更是无处不在。它包括：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债权人之间的权益冲突——职工权益与国家权益（税收）的冲突，职工权益与其他债权人权益的冲突；国家权益与其他债权人权益的冲突。为了平衡各种冲突，《破产法》依规定清偿顺序的方式，来达到债权人债权的相对平等的保护，特别重大的权益得到优先保护，较大权益的次之，一般的利益再次之。

生存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破产法》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观念。

1．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及其基本生活需要，是破产企业职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手段之一，《破产法》及相关政策对此作了相应规定。《破产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妥善安排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并保障他们的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费需要。国务院（1994）59和（1997）10号文，对纳入国家兼并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破产，把破产财产变现所得首先用于安置破产企业职工。这既维护了稳定大局，又体现了对职工基本人权的保护。有关这一方面的政策及行政法规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2．职工的工资等劳动报酬，是职工维持生存、发展，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必须具备的应有权利。职工劳动报酬的结余，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常被职工用于向企业集资，因而职工集资款是劳动报酬的延伸。企业职工的劳动合同被解除后，其依法或依劳动合同规定享有的劳动补偿金，是其维持暂时的生存，寻求下一个劳动机会的物质前提。这些都是基本人权所要求的。因而，《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的有关破产方面的司法解释中均对此做了相应规定。《破产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作为第一清偿顺序。最高人民法院《破产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依法或依据劳动合同对企业享有的补偿金请求权，参照《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第五十七条规定：债务人所欠企业职工集资款，参照《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这些规定都是对清偿顺序的补充，既适应了社会本身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人权保障的进一步加强的表现。

3．劳动保险费用是国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其目的自然在于保障社会失业无业等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也是维护人权的基本措施。因而，《破产法》将破产企业所欠的劳动保险费用列为第一顺序清偿。在《破产法》中，企业职工和劳动者的基本人权是受到优先保护的，把劳动债权列为破产财产第一清偿顺序的规定，很明显可以感触到这一基点。在破产程序中，对涉及企业职工、劳动者以外的债权人的基本人权的债权是否也应该同等重视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即劳动债权以外的破产债权中，涉及人权保护的债权，也应受到优先保护。

（三）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到第一顺序清偿以彰显正义，保障人权

1．人身损害赔偿金的含义及范围。人身损害赔偿金，主要是指侵权行为人因其侵权行为而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包括伤害、伤残、死亡），依照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支付的损害赔偿金。是损害他人的生命健康权，致他人的人身损害、或伤、或残、或亡，为了弥补他人所受到的伤害而给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它包括：致人伤害的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致人伤残的生活补助费，致人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者生前抚养、赡养人的生活费以及请神抚慰金等，是生命健康权的一种物化后的转化形态。

2．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以彰显正义。我国的《破产法》第三十七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对破产财产清偿顺序作了明确的规定：(1)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2)破产企业所欠税款；(3)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这一规定蕴含着正义价值的要求。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只能列入第三清偿顺序，依法适用的结果是非正义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能受到保护，未能实现客观地彰显主义。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之一，《破产法》也应该遵循这一价值。然而，遵循社会主义制定的法律制度却在当今时代的司法实践中适用的结果未能彰显社会正义，现行《破产法》规定的清偿循序值得商榷，也就是以前认为不重要的权益，在当今时代变得重要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应顺应时代的潮流作出相应的修正、补充、完善，以真正体现正义的法律基本价值要求，与时俱进，使其具有现实性。

3．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以保护人权。人身损害赔偿金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一一昭示了人权的要求，人身损害赔偿金是人权要求的金钱表达，是其物化后的转化形态。人权不仅仅是应有的法律权利，也需要变成现实权利。法律要为这种权利转化为现实，提供完善的相应的法律规则和法律措施。

人身损害赔偿金所体现的是人权的价值，企业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所欠非正式工、短期劳动工的报酬，职工集资款、解除合同的劳动补偿金等，无一不是体现的人权的价值内涵。这两种法律制度所要求和体现的都是人权的法律价值，两者相比较不存在谁先谁后，谁高谁低的价值差别，同等重要。在破产程序中，两者在清偿顺序上也不应体现出差别，人身损害赔偿金的清偿顺序不应高于，也不能低于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等劳动债权。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等劳动债权的清偿顺序不能高于，也不能低于人身损害赔偿金的清偿顺序，两者应作为同一清偿顺序，即第一清偿顺。

二、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顺应了现代法律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现代社会中，国家均采取措施对弱势群体给予保护，比如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失业、无业人群的最低生活，但最主要的是通过政策、法律来关注、保障弱势群体。

（一）现代民商法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注与保护

在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中，突出无过错责任原则。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各种高危行业的经营行为对人类生命、财产的危害越来越严重，比如环境污染、交通肇事、产品质量致人损害等等。按传统的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难以使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有力保护。因而，许多国家的法律，通过制定特别法、或者修改民商法的形式，在民商法的归责原则中突出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地位。即不论侵权行为人有无过错，只要造成受害人的损害，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样突出了对弱势地位受害人的保护。

（二）破产程序中人身受到伤害的受害人处于相对弱者地位

因企业的致害行为受到人身伤害的人，与破产企业的其他债权人（只受了财产损失）相比，而这些受害人不仅要遭受财产上的损失（支付的医疗费等费用），而且还要承受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受到伤害的程度较大，时间较长，有的甚至是终生。而其他债权人一般不会有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直接苦痛，受伤害程度和影响时间不长，在索赔等方面有相对优势。如果债权人的债权设定了有效的财产抵押，更可直接主张优先受偿，而使权利得到保护。而这些受害人在主张权利索赔时，其难度较大，在赔偿的实现上因执行中的种种因素，也存在诸多困难。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在健全与完善中，社会救济能力也非常有限，因此，在《破产法》中突出对他们的保护，将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应该是破产法的应有之义。

三、结语

劳动债权论文范文第5篇

股东劳务出资公司法

2006年1月1日施行的新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对股东的出资方式作了重大调整：“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与旧公司法相比，出资范围扩大，并且限定了非货币财产出资的条件即：可用货币估价和可依法转让。而《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八条规定，“股东或者发起人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应当符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有关规定。股东或者发起人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本条规定直接把劳务出资予以排除，引发了学术界和实务界人士的质疑。

然而，劳务出资在理论上是否可行，在实践中如何运用，是探析劳务出资之始无法规避的困惑。要解决此类问题，必须先要了解劳务和劳务出资的概念，才能对其可行性进一步探讨。此外，劳务出资的目的也有必要理清，其是否对公司资本的担保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产生一定冲击，也是寻求立法有所突破的症结所在。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关于劳务的定义，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劳动力的输出等情形，但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此熟悉的名称的具体定义还尚未统一。其中蒋大兴教授认为法学意义上的劳务表现为某种行为，而这种行为的结果通常是有形的、可视的、便于评价的。像这样把劳务定义为行为的一种是多数的，如劳务是以活劳动的形式为人们提供的某种服务，具有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基本属性，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属于行为的一种，不属于民法中的有体物或财产权利。作者认为，劳务首先是要满足人们的需要的，这种需要包括物质上与精神上的需要，其实现的途径可以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或专门技艺性劳动的形式。由于无法给予劳务一个精确而又不被挑出许多毛病的界定，所以只能将它与几个相似的概念放在一起作一比较。

界定“劳务出资”的概念与“劳务”一样，也没有一个权威而清晰的定义。主要分歧在于对何种劳务可以出资有不同见解，如是否应当区分“已履行的劳务”与“尚未履行的劳务”，是否应当区分“高级劳务”（如技艺或者人力资本）与“低级劳务”（如一般重复性劳动）等。较为统一的认识是，“劳务”作为出资，应属于无形财产的出资。虽说如此，对于其定义的论述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其中有“劳务出资其实就是劳动者将其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出资契约约定的时间内交由公司支配，并将由此产生的收益归入公司所有。”还有人认为，劳务出资是指劳动者将商品化的劳动力投入到企业以换取企业治理权和剩余分配权的一种投资方式。作者比较认同的观点是，劳务出资即是指劳务出资是指已经或将要交付的劳动或工作作为股东向公司的出资，从而取得股东资格并分享企业利润。

二、限定劳务出资的原因

之所以要限制劳务出资，首先要考虑劳务出资的特性。与货币、实物等出资形式相比，劳务的特殊性表现在，其一，劳务作为一种无形财产，其作价不易评估。非货币出资的股东与货币出资的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非货币的出资，无论是有形财产，还是无形财产，都存在着过高估价从而稀释货币出资股东利益的情形，劳务作为无形财产的一种，其价值更难评估。其二，作为偿债标的物，劳务转让还存在一定障碍。尽管劳务与劳动力相区别，是因为劳务是劳动力使用的成果，因而可以转让。一般而言劳务只是可以主动转让，但无法强制转让，因此仍具有人身性。如果公司以尚未完成的劳务抵偿，债权人也难以获准强制执行。如果要求其他出资者承担补足资本的连带责任，又是以人的信用代替物的信用，仍然放弃了公司资本的担保功能。允许劳务出资，则公司债权人必须面临一般担保物缩减、公司清偿无法实现等风险的增大。劳务的特殊性是其受到出资限制的直接原因，但这个原因，过去受到无形财产出资理论冲击，而现在其又受到股权、债权出资的动摇。

综上劳务出资的特性可以得出，限定劳务出资的原因，一方面是公司有限责任制度下资本信用的需要。如果撇开公司对外偿债的需要，劳务本身是完全可以进入公司的资本的，完全应该允许股东以此作为投资的手段，股东之间可以就此达成有关劳务出资作价的任何协议，但由于资本信用所决定的对出资标的偿债功能的要求，它却被排除在法定出资形式之外了。

另一方面是劳务与合法形式相比有不适于出资的缺陷。本质上，限制劳务出资仍是基于资本担保功能的需要，而劳务出资与合法形式的出资相比，具有不易评估作价、不具备独立转让性的特点，妨碍了担保功能的实现。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公司成立之初，劳务既不具有现实存在的价值性，又因在评估上具有较大随意性而使其丧失确定性，且在公司解散或破产时，它又难以变现。所以，如果允许以劳务出资，必然会削弱公司资本的担保机能，故现代公司法大都明确禁止以劳务形式出资。

三、实践中的解决方法

公司实务中“劳务出资”的需求并不少见。在高新技术领域，掌握先进技术的科研人员、科技专家常常被邀请以股东身份加入公司，他们无须投入资金或其他财产，只要为公司提供技术劳动即可享有公司的股份。对于高科技产业而言，技术出资配合员工认股选择权制度，是吸引优秀人才或取得重要智财权之不二法门。这种安排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后果，也有利于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积极应用于社会财富的创造。然而，因为欠缺立法保护，提供劳务者的积极性常常遭受严重打击。从公司角度而言，为吸引人才，在物力资本相当的企业中独具竞争力，也往往需要采取种种规避措施，实现劳务出资者的股权。以提供劳务为对价获取股权的安排，在公司实务上大致有三种措施。

（一）接受转让的出资

由货币或其他财产的出资者认缴全部出资。在这种情况中，设立公司的全部出资是通过货币或其他资产完成的，而劳务出资者通过合同约定向公司服务的内容和目的，并以此为对价换取一定份额的公司股权，对于公司登记机关以及公司债权人而言，公司的出资并不包含劳务的成份。

（二）结合知识产权的出资

由货币或者其他财产出资者认缴部分出资，由劳务出资者认缴知识产权部分的出资。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往往必须通过知识产权提供方的技术服务，才能确保对其成熟技术的应用，劳务出资相当于知识产权出资的附随义务，即使当事人技术出资时没有履行评估程序，也不能因此认定其为无效的劳务出资，而应当督促当事人根据新公司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办理知识产权出资的评估作价手续。

（三）直接认缴的出资

由货币或者其他财产出资者认缴部分出资，由劳务出资者以其对公司的服务认缴部分出资，此类做法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务出资，但为法律所禁止，因此劳务出资者应当以法定的出资形式补足其出资，根据新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精神，其他股东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认定劳务出资不具备公司法上的出资效力，并不能否认劳务出资的约定在股东之间的约束力，其表现为，虽然在对外关系上劳务出资者有承担以货币或者其他法定形式补足出资的义务，但其在内部关系上应有权主张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补偿其对外承担的补资金额等。不合法的规避，目前仍会被视作是虚假出资；如果事先以现金或现物出资取得股权的名份，又按照合同或章程的约定用资本公积金返还了该出资，又会被看作是抽回股本。总之，使用第三种方法，劳务出资者很有可能被债权人追加承担出资责任，已经付出相应劳务对价，又承担了出资责任，岂非赔了夫人又折兵，因此对于劳务出资者来说，风险过大。

从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保障社会实质正义出发应该允许劳务出资，但对劳务出资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以保护债权人等利益相关人的利益和社会交易的安全也是经济法的应有之义。劳务在公司法上能否出资取决于是否能够在法律上建构切实有效的劳务出资制度和措施以保障债权人利益。只要能够有效地消除劳务出资的风险障碍，依照经济法兼顾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与社会各方利益、实现公平的基本准则架构劳务出资制度，相信劳务出资法律制度必将浮出水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承认无形财产可转化为公司资本，既可充分发挥资源的利用价值，又便利公司的设立。台湾学者所言，“虽然公司法规定不得以劳务出资，但是股东可先以现金出资，其后复以公司董事或经理的身份，向公司预支薪资，取得原先出资金额，则迂回达成劳务出资同样之经济效果”。

四、结语

综上，对劳务评估作价虽难，但最终仍可确定其价值，虽不能独立转让，但至少可附条件转让，所以，劳务具有出资资格勿庸质疑。但对于劳务出资的评估、劳务出资股份的转让、劳务出资对债权人和物质资本股东利益的威胁等重要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限制劳务出资事实上并不能有效地维护股东利益、维护股东间的平衡、维护债权人，积极探索劳务出资的法律规制，在安全与效率两种价值追求中确定新的最佳契合点，这不仅是公司实务需要，也是将来公司立法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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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海晶.股东劳务出资的法律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劳动债权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破产法；劳动债权；别除权

[中图分类号]DF41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9)03―0082―04

一、劳动债权的内涵及其构成范围

劳动债权是指因破产宣告前的劳动关系而发生的债权。一般认为，劳动债权属于民法上的债权，其具体范围各国有不同的规定。美国破产法中虽然未使用劳动债权的概念，但将其认定为无担保债权的一部分，具体包括：(1)雇员的工资及其他劳务报酬，但仅限于破产申请提出前90天内发生的数额不超过2000美元的工资。(2)雇员的福利，包括应由雇主支付的福利基金、退休基金、医疗保险、人寿保险等各种福利性项目。工人享有的这些无担保债权是有优先权的，以此区别于另一类与之并列的普通的无担保债权。而根据1992年《保护工人债权(雇主破产)公约》第6条的规定，工人所享有的劳动债权包括以下：(1)工人对一时间内的工资所拥有的债权，这段时间不得少于破产前或终止雇佣前的三个月。(2)工人根据其雇主破产或终止雇佣的当年以及前一年所从事的工作而在假日报酬方面拥有的债权。(3)工人对一段规定时间内的其他形式的有酬缺勤报酬所拥有的债权，这段时间不得少于破产前或终止雇佣前的三个月。(4)工人因其终止雇佣而应该得到的离职金。与之相类似的规定是英国破产法，据英国破产法第386条，劳动债权的范围包括：雇员的工资、假日报酬、有酬缺勤报酬、社会保险等福利费用。但是，根据日本破产法的规定，劳动债权仅指工资债权，含义较为明确。

依我国旧《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及《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7条的规定，劳动债权的范围仅限于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上述范围外，增加了劳动者补偿金、非正式职工劳动报酬、职工集资款三项，扩大了劳动债权的范围。新破产法第113条第1款、第132条均扩大了劳动债权的范围，即劳动债权包括：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二、劳动债权优先权的立法基础

(一)劳动债权具有人身属性

劳动债权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关系是由劳动者的属性所决定的，劳动力之给付与受领并非单纯的债务契约，尤其从劳动地位之取得来观察，其具有身份性更为明显，劳动契约系一种“身份从属性”契约，劳动关系是身份上的从属关系，因劳动关系的从属性使它与一般的民事关系区别开来，劳动债权具有典型的从属性。

(二)劳动债权是劳动者赖以生存的权利，属于生命权范畴。劳动债权最主要的部分是工资，对社会上绝大多数透过“劳动”来维持生存的“劳动者”来说，工作的重要性乃不必赘言，出卖劳动力换得的报酬，乃是全部劳动关系核心中的核心。而工资的性质具有明显的人身属性，获得工资是劳动者最基本的生存权，而生存权属于生命权的范畴，也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对工资债权的保护不能与其他财产权的保护一样。

(三)国际劳工公约对劳动债权规定了特殊的保护

国际劳工组织《1949年保护工资公约》第11条规定“企业倒闭或判决清理时，该企业的工人，无论在取得他们在企业破产前或清理前提供的服务而应得到的，其金额由国家法律或条例规定的工资方面，或在取得不超过国家法律或条例规定的工资金额方面，均应享有优先债权人的地位”。国际劳工组织1992年又专门就雇主无偿债能力情况下对劳动者的债权保障通过了173号公约一《在雇主无偿债能力情况下保护工人债权公约》，该公约强调了雇主无偿债能力情况下对工人债权的保护。该公约规定了保护工人债权的两种方式，一是以优先权手段保护工人受保护的债权；二是以担保机构保护工人的债权。以优先权手段保护工人受保护的债权，在雇主无清偿能力的情况下，需以优先权保护工人因其就业而伴生的债权，对优先权的手段在第8条规定，国家法律或条例给予工人债权的优先权手段，需高于其他绝大部分优先债权，特别是因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而拥有的优先债权。工资构成一种优先债权，应在普通债权人提出任何分割资产的要求前予以全部支付。由此可见，国际劳工组织非常重视对雇主无偿债能力下保护工人债权。

除了国际劳工组织以外，其他国家也很重视对劳动债权的保护。法国的古代法中，就有关于佣人制度工资优先权的保护制度。法国民法典中的工资优先权扩大适用于工人、雇工等，几乎所有领取工资的人都可以享受这种优先权。之所以规定优先权，是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考虑，还有增值理论也是该制度设计的重要理论支持，因为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使债务人的总财产得到增值或保值，劳动者将自己劳动创造的增值部分优先受偿，对其他债权人并无不公。所以法国规定了工资的超级优先权。另外德国、比利时、荷兰、俄罗斯等一系列国家大多都有优先清偿工人工资的规定。

三、新破产法对劳动债权的保护及评析

(一)劳动债权的破产参与权

1　劳动债权人和工会的代表亦属于债权人会议成员。新破产法第59条第5款规定：“债权人会议应当有债务人的职工和工会的代表参加，对有关事项发表意见。”这一规定表明劳动债权人和工会的代表也属于债权人会议成员，其疏漏之处有：第一，对劳动债权人和工会的代表参加债权人会议的基本条件未作规定，如果不存在欠付职工工资等劳动债权的情况，劳动债权人和工会的代表是否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不明确。第二，工会以何身份派代表参加债权人会议不明确，是否以劳动债权人的委托为前提。第三，对劳动债权人和工会的代表的表决权利问题未作规定。如劳动债权人代表在债权人会议上按照其所代表的职工人数表决，因其代表人数众多，可能构成对债权人会议决议的实质否决权，必然影响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影响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2　劳动债权不需申报。新破产法第48条规定：“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必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

清单并予以公示。职工对清单记载有异议的，可以要求管理人更正；管理人不予更正的，职工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这一规定说明：劳动债权不需申报，即可享有破产参与等权利。这是对劳动债权人的特殊保护，因这几方面债务直接影响到企业职工利益的保护，甚至是社会稳定，考虑到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及在破产中的处境，且这几方面债务在债务人处有清楚的记载，故在参考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上述规定。此规定避免了因职工未依照法律规定申报或补充申报而失去以破产程序受偿的权利。其疏漏之处有：债权人很难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此规定有可能使劳动债权成为一种特权，企业的管理人和职工就可以利用便利条件随意夸大劳动债权的数额，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而在破产实践中，企业达到破产的状态，说明企业某个时点上资产与负债的比例严重失调，在这个时候破产，本来能够用来偿还债权的资产一般都很少，在对破产财产进行分配时，如果某些债权被人为地夸大，其他债权人的权益必然受到损害，破产实践中已经出现企业领导和职工利用便利条件人为夸大劳动债权数额，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例如，佛山市某信用社前后遇到的两个破产企业，都分别伪造虚假劳动关系，大量逃废信用社债务。一位美国学者和一位香港老板不约而同地说，如果劳动债权绝对优先，在中国办企业就能节省劳动成本。随着新破产法的实施，大量潜在的破产企业必然浮出水面，如此伪造和恶意以劳动债权骗取担保债权，将是金融系统不良债务的新温床。

(三)劳动债权的破产受偿权

依新破产法第132条规定，自2007年6月1日以后，破产人在2006年8月27日前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依照破产法第113条的规定清偿后不足以清偿的部分，以破产法第109条规定的特定财产优先于对该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受偿。这里的特定财产就是别除权的标的。上述规定表明：新破产法颁布(2006年8月27日)之前已经产生的劳动债权可以优先于担保物权受偿。可以说，赋予了劳动债权超级优先权的地位。其疏漏之处有：

1　新破产法第132条关于“新老划断”的表述在修辞上是有漏洞的：第一，新破产法“自公布后至施行前”这段过渡时期产生的劳动债权，即自2006年8月27日至2007年6月1日期间产生的劳动债权，是按老债计算享受优先权，还是按新债计算不享有优先权。对此理解是有歧义的：第一种理解是，从立法官员的讲话看，本条意思是指新法生效之前所产生的劳动债权都应享有优先权待遇。第二种理解是：这一政策只适用于本法公布前所产生的上述债权，自2006年8月27日以后所产生的上述费用，即不得再从“特定财产中”受偿。第二，《破产法》于2006年8月27日公布，2007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因此，只有在2007年6月1日之后，对发生在2006年8月27日之前的劳动债权才能适用优先条款。但是，人民法院在2007年6月1日之前已经受理的破产案件，至2007年6月1日尚未审结的是否可以适用?第三，这个期限条件只有截止点，而没有起算点，凡是发生在2006年8月27日之前的劳动债权都适用优先条款，这可能会使一些企业历史遗留的欠薪问题集中爆发。

2　新破产法132的规定与109条的规定相矛盾

新破产法一方面在109条规定别除权享有优先权，另一方面又在132条肯定了已经发生的劳动债权享有优先权，两个法条的规定显然是矛盾的，使得别除权的优先性丧失殆尽。双方当事人在交易时为确保交易安全而进行的签订担保合同、办理担保手续、支付担保费用等活动，除了让债权人劳民伤财外别无回报，最后全都成了“无用功”。并且在理论上为别除权与劳动债权优先性的继续争议留下空间。

3　新破产法第132条的折衷方案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新老划断”是新破产法对于劳动债权与别除权利益衡量的结果，也是现阶段立法者在劳动债权和别除权博奕时的无奈选择。新破产法第132条的规定，明显参考了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94]59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发[1997]10号文件相关规定。上述两个文件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适合解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职工生活问题。新破产法第132条的规定，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转型时期，靠市场经济规则难以解决的破产企业职工劳动债权清偿问题，对企业职工劳动债权的保护极为有利。表明了立法者在关注社会民生与维护交易安全之间选择了前者，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基本生存权的保护。然而以此折衷的方式来解决实践中的难题，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用今天的法律规范昨天的行为，既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又侵犯了别除权人的利益，是对别除权人权利的不当剥夺。尽管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历史遗留问题的逐步解决，我国的破产制度将较彻底的告别非市场因素的干扰，但在过渡期间内还是会出现职工债权优先于担保物权受偿的现象。一般来说，债权具有平等性，各个债权人对同一债务人的债权，不论其发生先后顺序，均同等受偿，但设定物权担保的债权，则具有优先性，在同等条件下可优于其他普通债权而受偿。有物权担保的债权优先于无物权担保的债权，法理基础即物权优先于债权，同时这也是民法的基本理念。在整个民商法领域中，民法的这一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无可质疑。破产法作为民商事法律的特别法，虽然它的规定更细致更详尽，但也应该要体现民法的基本精神，而不是相反。因此，笔者对破产债权中的无担保普通债权应在劳动债权之后受偿，是赞同的；对其中的有担保债权排在劳动债权之后受偿，表示异议。因为有担保债权与无担保债权相比，前者更体现了交易当时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因而更值得保护。如果将有担保的债权与无担保的债权统统放在劳动债权之后受偿，而破产人的财产又不足以支付全部劳动债权时，债权之上有无担保对债权人而言就没有任何区别了，担保法的相关条文会成为一纸空文，破产法第109条关于别除权优先受偿的规定亦无任何意义。

四、完善新破产法劳动债权保护的思考

(一)劳动债权破产参与权的完善

1　关于劳动债权人参加债权人会议的完善。针对新破产法第59条第5款存在的疏漏，提出如下设想：在不存在劳动债权时，劳动债权人亦可参加债权人会议；工会参加债权人会议要有劳动债权人的委托，无劳动债权人的委托，工会无权以工会组织的身份参加债权人会议，因为破产是一种民事活动，而不是政治协商性活动；劳动债权人只能作为一个表决权人行使表决权。

2　关于“劳动债权不需申报”的完善。破产管理人应严格审查劳动债务清单，对企业管理人和职工利用便利条件随意夸大劳动债权数额的行为，一经查出，除对随意夸大的劳动债权数额不与认可外，还要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二)劳动债权优先受偿权的完善

对新破产法关于劳动债权优先受偿权的疏漏，可以通过修改破产法或以颁布司法解释的方法予以弥补。由于破产法于2006年8月27日刚刚进行了修改，近期内再次修改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当务之急是尽快以颁布司法解释的方法予以弥补，等破产法施行一段时间再次修改时，把司法解释中的成熟内容整理归纳，吸收到法律当中，使之上升为法律规范。

1　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应做出如下规定：

(1)自2006年8月27日至2007年6月1日期间产生的劳动债权，不享有优先权，不得从“特定财产中”受偿。

(2)人民法院在2007年6月1日之前已经受理的破产案件，至2007年6月1日尚未审结的，之后审理时不适用新破产法的规定。

2　修改破产法。对破产法132条作如下修改：对劳动债权实行“有限保护”原则，优先受偿的合理欠薪期限限制在一年之内。即破产法公布前一年内产生的劳动债权，破产企业不足以清偿部分，用担保财产优先清偿。

3　修改和完善有关劳动立法、建立相关配套措施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我们的立法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应该有更多的人性化举措，我们更应该保护破产企业职工的劳动债权。但是劳动债权的保护不是一部破产法就能够单独解决的，需要劳动法等其他部门法的协调配合，还必须有相关配套措施的建立与实施。从根本上说，保护职工权益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应当是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笔者对劳动债权的保护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再就业、医疗保险等制度，加大社会保险费用的追缴力度，制止拖欠甚至不交社会保险费用的行为。第二，完善劳动立法，从制度上保障工资的足额及时发放。要从根本上解决欠薪问题，劳动法应增加以下二点内容：凡是出现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高管人员、控股股东等责任人员承担连带责任；欠薪达到1年以上的企业，吊销营业执照。劳动监察部门应当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拖欠职工工资的现象，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第三，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全体劳动者的欠薪保障制度。以使那些确实没有足额财产支付劳动债权的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也能得到充分保障。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有欠薪保障基金或称职工工资保障基金、劳动保障基金、特别灾害保险。如英国、德国、日本、香港地区等。只要企业一破产，马上用职工工资保障基金支付职工债权，支付完以后，基金作为代位权人参加清偿。劳动债权不用等到企业财产变卖时就能得剑清偿，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目前深圳、上海、北京、湖南等地已经建立了地方性的欠薪保障制度。比如，深圳市人大常委会1996年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欠薪保障条例》，破产企业拖欠的工资债权被明确纳入保障范围。2004年深圳对《条例》进行了修订，扩大了适用地区和企业类型，赋予劳动部门垫薪追偿权。但都处于尝试阶段，也面临着很多困惑，如欠薪保障费在企业注册、年检时缴纳的做法没有上位法依据，违反了《行政许可法》；基金追偿权没有法律支持，在程序上有很多问题和漏洞。2004年9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联合制定的《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15条规定，“企业应按有关规定缴纳工资保障金，存入当地政府指定的账户，用于垫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2006年1月国务院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第3条也明确规定，“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但上述政策还仅仅停留在保障特定行业、特定身份劳动者的层而上。笔者认为，我们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以地方性欠薪保障制度为蓝本，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全体劳动者的欠薪保障制度。如果将不能清偿的劳动债权纳入到社会保障机制中上，排除了劳动债权和别除权在破产法上的对决，企业融资渠道就会拓宽，市场经济就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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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债权论文范文第7篇

一、问题的提出

会计等式在会计科学中具有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它是会计学的理论基础。然而，时至今日会计学者们甚至对会计等式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目前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会计学中应用到的所有等式都应该称为会计等式，这是广义的会计等式概念；二是认为会计等式仅仅是反映会计要素之间关系的等式，等式中的命题纯粹属于会计要素，不能出现非会计要素概念，如“资产＝权益”、“收入－费用＋利得－损失=利润”都不能称为会计等式，这是狭义的会计等式定义；三是认为“资产＝权益”应该属于会计等式。而鉴于会计等式的地位，对会计等式做出科学定义、明确其含义毋庸质疑非常重要，这将直接决定人们对会计等式具体具有哪些形式的看法，同时影响着对会计基本等式是什么的认识。

会计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例如，对于资产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间的关系，由于企业的负债就是债权人的权益，债权人权益和所有者权益统称为权益，于是，对资产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先替换为对资产与权益的研究。而对资产与权益的关系的认识概莫过于三种情况，一是资产决定权益；二是权益决定资产；三是资产与权益相互规定。目前，资产与权益相互规定的观点充斥着会计学教材和会计学术论文，或者干脆避而不谈。例如，2007年1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李宗民、张欣主编的《基础会计》直接给出会计等式，根本没有论及缘起。2006年2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李伯兴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经济管理类本科核心课程教材《会计学》中认为：“没有资产就没有权益，同样没有权益也就没有资产，两者如影随形，不能彼此脱离而各自独立存在。”“一个企业有多少资产，就必定有多少权益；反之，有多少权益，也就必然有多少资产。”21世纪经济管理类规划教材、刘晓菲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的《基础会计》认为“没有资产就没有权益，同样没有权益也就没有资产。”“一个企业有多少资产就必定有多少权益。反之，有多少权益也就必然有多少资产。”这与李伯兴一书的看法如出一辙。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侯云主编的《基础会计》认为“资产不可能脱离权益而存在，有一定数额的资产，就必然有相同数额的权益；有一定数额的权益，就必然表现为相同数额的资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蒋泽生编著的《基础会计》认为“没有资产就无所谓权益，没有权益也就不可能有资产。有一定数额的资产，就必然有相应数额的权益；反之，有一定数额的权益，就必然形成相应数额的资产。因此，不存在没有权益的资产，也不会有无资产的权益。”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吴国萍主编的21世纪经济管理专业应用型精品教材《基础会计》认为“没有资产，就没有有效的权益；同样，没有权益，就不会有资产。”

娄尔行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2版，2005年7月第11次印刷的《基础会计》认为“资产与权益乃是同一事项的两种说法，反映同一事项的两个方面，所以两者的金额必定相等。”王珏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的《会计学基础》中采用了完全相同的表述。

2005年1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陈信元主编的教育部重点推荐教材、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上海市精品课教材、新世纪高校经济学管理学核心课教材《会计学》认为：“有一定数额的资产，就有一定数额的权益；有一定数额的权益，就有一定数额的资产。资产和权益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资产总额必然等于权益总额。这一基本平衡关系用公式表示，即为会计基本等式：资产＝权益”。

崔智敏、陈爱玲、同广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会计学基础》认为，“资产与权益是相互依存的，有一定数额的资产，必然有响应数额的权益，反之亦然。”这与徐泓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的《基础会计学》的看法完全吻合、一字不差。

总之，资产与权益相互规定的观点不胜枚举。而我对会计学研学二十余年来始终不能对此苟同，连同对会计要素之间关系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在此一吐为快，以期与会计同仁商榷。

二、会计要素关系问题和会计等式

企业为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首先必须筹集一定的经营资金，并用这些资金购置必要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企业所拥有的这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能够为企业带来预期经济利益的资源，会计中称为资产。

正如上文所示，目前不仅对资产与权益的关系存在错误认识，还存在对“资产＝权益”的称为上的不当。我认为会计等式是反映各个会计要素经济联系和数量关系的等式，“权益”并非会计要素，所以“资产＝权益”不能被称为会计基本等式。由于会计等式是会计中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和构筑会计报表的基本依据，也是整个会计反映方法体系的理论基础，会计学术论文和教材、特别是教材对二者关系的不当论述，其不良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但是，它可以称为简化的会计等式。虽然“权益”不属于会计要素，但是由于它是“负债”要素和“所有者权益”要素的总称，换而言之，“权益”包含了“负债”要素和“所有者权益”要素，所以“资产＝权益”反映的是资产与“负债”要素和“所有者权益”要素总合的关系，应该属于会计等式。

由于企业的投资人并不单一，各个投资人的经济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因此企业资产的产权必须明晰，即这些资产产权应进行具体归属。由于企业取得资产所需资金的提供者惟有债权人和所有者，所以企业资产的产权要么归属于债权人，形成企业的负债；要么归属于所有者，形成所有者权益。不同类型的资源提供者对企业的资产拥有的要求权不同。所有者拥有的权益称为所有者权益，债权人拥有的权益称为债权人权益，又称为企业负债。因此上述等式可进一步具体化为：资产＝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

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1）

在会计等式（1）中，资产和负债的计量是相对独立地进行，所有者权益总额的计量则不是独立的，而是依赖于资产和负债的计量，是以资产清偿负债后的余额。即债权人权益优先于所有者权益，而所有者权益是企业的所有者对企业总资产扣除全部负债后的剩余资产（即，净资产）的要求权，相对于债权人权益而言，它是一种剩余权益，这是由所有者权益与债权人权益的性质不同决定的。在上述会计等式（1）基础上得出如下会计等式：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2）

上述等式从静态角度反映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之间的数量相等关系。从动态上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连续不断地进行，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经济业务，任何一项经济业务的发生都可能会引起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化。但不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了多少经济业务，也不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三项要素在量上如何发生增减变化，都始终不会破坏这些等式的相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们可称为“会计恒等式”。

以上两个会计等式中，由于会计等式（1）反映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三项会计要素的关系，它又是会计等式（2）的基础，所以相对来讲，会计等式（1）“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是其中基本的会计等式形式。

企业发生经济业务后虽然会引起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但是这种变动不会影响会计等式的相等关系。然而，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从营业活动中获取收入，并实现利润。根据利润这一项会计要素的定义，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等。利润金额取决于收入和费用、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金额的计量。

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一方面必须取得收入，表现为资产的增加或负债的减少；另一方面也将伴随着收入的取得发生相应的费用，费用可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减少或引起负债增加。于是，根据会计等式（1）和收入、费用的表现形式得出如下等式：

资产＋费用＝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3）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经济业务。这些经济业务会引起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这六个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增减变动不会影响“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和“资产＋费用＝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的相等关系；同样，收入、费用、利润的增减变动也不会影响“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和“资产＋费用＝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的相等关系；同时，这两个会计等式反映了会计要素的数量关系，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的依据，所以“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和“资产＋费用＝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都可称为“基本会计等式”。

三、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会计等式是指反映不同会计要素之间数量关系的等式，等式中可以纯属会计要素，也可以部分地出现会计要素的合并和拆分。对于资产与权益的关系，本文认为有一定数额的资产，就必然有相应数额的权益，权益总额的多少取决于资产数额，权益与资产在数量上相等，不能认为有多少权益就必然有多少资产。

在此值得强调的是，会计等式作为一种具有实际经济意义的等式，不同于纯数学等式，因此不能通过纯粹的数学推导方式得出各个会计等式形式，例如，不可以根据上述等式推出：负债＝资产－所有者权益，这个等式在会计上不成立。必须根据各项要素定义和实际经济联系建立数学模型，确定各种形式的会计等式；不能颠倒过来根据会计等式推导各会计要素之间的关系。

劳动债权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公司社会责任的产生基础，在于公司的利益相关者需要公司向其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而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体系，亦由这些特殊的义务所组成。具体而言，包括公司对雇员、消费者、债权人，以及所在社区所负有的特殊义务。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社会本位

一、公司社会责任制度释义

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营利为自己的惟一目标，而应该同时增进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应以最大化社会利益为己任。因此，按照这一责任制度的设计，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一方面应以为股东谋取经营利益为自身经营的目的，更要在经营过程中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满足他们对公司的合理需要。

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指与公司利益有密切联系的不同利益集团，如股东、职工、债权人、消费者、所在社区等等。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提供物质资本、人力资源、资金往来、购买产品等与公司形成了密切的联系，他们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很大影响，公司的决策和行为对他们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从传统的私法角度看，这些利益的联系与影响，并不会对公司与这些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产生变化，私法视野中的公司行为，是建立在自立自由基础上，不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至于其他利益，则不包含在内。

然而，由于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影响的加深，公司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角色不同强化。一方面，公司的经营活动越来越社会化，越来越需要其他社会主体的协作；另一方面，公司，尤其是大型公司，往往集中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作为一个强势群体，它有义务也有能力承担起与其经济力量相称的社会责任。另外，随着社会本位的权利思想的确立，私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观念得到了修正，出现所有权社会化的观念和立法，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公司制度从个人本位的业主制度向社会本位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推动了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最终确立同时，社会本位的思想也使得人们在面对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时，更趋向于认同应以社会利益为优先，在最大地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来实现对个体利益的最好保护。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需要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同时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这种贡献。这种合理化的需要体现在法律上，就成为公司的一种特殊的法律义务，而与这种义务对应权利的主体，就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

因此，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内部体系，实际就是由公司对不同的相关利益者所具有的不同义务组成的。

二、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体系分解

1.公司对雇员具有的特殊义务。雇员，是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一方当事人。在任何公司中，雇员的劳动都是公司运营和存在的基础。拥有知识和技能的雇员是公司竞争致胜的决定性因素。离开了雇员的辛勤劳动，公司不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离开了雇员的积极创造，公司的事业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因此，公司必须对雇员承担比一般契约更多的义务。同时，随着劳动力与资本的日益结合，公司的管理与重大决策的做出，往往会对雇员的利益造成巨大影响，这就要求公司不但需要给予雇员良好的待遇，更要让其参与公司的管理，对公司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

2.公司对消费者的特殊义务。消费者，是购买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社会主体。公司的经营目的，在于盈利，而盈利的前提，则在于消费者消费了它们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公司的价值和利润能否实现，在根本上取决于消费者的选择，这在买方市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此外，如果公司的产品或服务令消费者满意，通常消费者会形成一种对公司产品或服务较强的偏好，改变或取消这种偏好往往会给消费者带来负效用。而且，作为单个消费者能力的有限性，又使得消费者在客观上处于一种社会弱者的地位。基于这种原因，公司的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将公司对消费者的义务视为公司社会责任的一项重要内容。

3.公司对债权人的特殊义务。公司债权人对公司的债权是一种请求权，是一种外部性的权利，这就决定了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在控制权和现金收益要求权上有所差别。另外，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是全面性的，而债权人在公司面前则多是个别的。这些差异导致债权人的债权往往处于不安全状态，尤其是当这种债权表现为长期的、公开发行的债券时更是如此。

因此，各国法律都对公司的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进行了特别的规定，这些规定往往集中于当公司发生重大变动时相关债权人实体与程序权利的特别保护，如法国《商事公司法》301条、《日本商法典》320条等等。

4.公司对所在社区的特殊义务。社区，是人类聚居的最小单位。社区的利益，代表着人们基本的生活居住需要。对公司来说，其必先生存于特定社区，而后方有经营的问题。因此，离开社区，公司将难以发展；而漠视社区的利益，也很可能对社区内人群的基本生活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公司扩建可能要动迁居民，开发新项目或许会带来污染，大量招募外地员工会加剧当地公共交通、教育、住房、用水、用电、饮食等方面的矛盾，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等等。所以，公司应对其所在的社区及其居民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三、结束语

劳动债权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 限定继承 遗产管理人 遗产处理顺序

我国《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的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上述规定标志着限定继承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依该原则，继承人在接受继承的前提下，对被继承人生前所负债务的清偿责任，应以继承人所得遗产中“资产”（即财产权利）的价值为限；对超出“资产”价值的债务，不负清偿责任，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法律不予限制。

限定继承原则设计的本意是，一方面保护继承人利益，不使其承担不应由其负担的财产责任；另一方面又保护债权人利益，要求被继承人的财产必须首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然而，因继承人隐瞒、转移遗产等个人原因及相关遗产处理制度的缺失，限定继承原则在某些案例中成为继承人展开辩论的依据，最终导致债权人与继承人利益的失衡。本文分析了遗产处理过程中债权人与继承人利益失衡的原因，意图通过相关遗产处理制度的设定规制双方利益，最终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

一、继承人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失衡的原因

（一）不受限制的限定责任原则成为继承人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失衡的诱因

限定继承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概括继承而存在的一种继承原则。依据该原则，继承人只需要在其继承遗产的范围内为被继承人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然而，如何在遗产处理之前确保继承遗产的独立、完整，不受他人的侵吞或争抢，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基于我国财不露白的财产观念与家庭生活、家庭财产现状，被继承人的财产在被继承人死亡后一般由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占有、使用和保管，具有财产范围上的秘密性与价值上的不确定性。该种秘密性与不确定性导致家庭成员之外的人，包括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在遗产范围与价值上的话语权很少，近乎依赖于继承人提供的遗产清单范围与价值。

继承人在遗产范围与价值上的优势话语权结合我国确立的不受限制的限定继承原则，继承人大可放心“信口”遗产的多少，因为即使被发现，也最多是返还侵吞的遗产，不会被追究个人责任。因此，当债权人面临继承人隐匿、转移遗产等侵害自身权利的行为时，经常会处于不明真相或即使了解侵害行为存在，却无救济途径的尴尬境地。

（二）遗产管理制度的模糊与缺乏操作性是继承人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失衡的主要原因

遗产管理制度是指在继承开始后，为了保障遗产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公平、有序地分配遗产，由管理人对遗产采取的保管、清理、分配等各项措施，具体通过遗产管理人、遗产清算、遗产保全、编制遗产清册、公示催告、遗产破产、遗产分配方案等制度完成。

正如前文所述，继承人与债权人在遗产范围与价值话语权上的差距，对遗产的独立、完整和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因此，为了公平、有序地分配遗产，平衡继承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我国有必要确立遗产管理制度。

查阅我国现行的继承法律规范，可以发现，对遗产管理制度所言甚少，只有相类似的遗产保管与遗嘱执行人的规定可供适用。而且，即使是这两款规定也只是原则性的确认，对遗产保管人或遗嘱执行人的权利、义务与职责却没有丝毫的提及，极其简陋与模糊，难以承担起保障遗产独立、完整、安全的责任。由此可见，对遗产管理制度进行更加详细的规定以供具体操作，势在必行。

（三）遗产处理顺序散乱是继承人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失衡的重要原因

我国现行继承法律规范对遗产处理顺序的规定散见于各条文，如《继承法》第19条、第33条、第3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1条都有相关规定。

以上规定的散乱导致在实际适用过程中，需要先行进行逻辑上的推理与推导，然后才能确认遗产处理的顺序。而且，在逻辑推理与推导的过程中，还可能会由于继承人、债权人、遗产管理人、法官等遗产处理参与者之间的文化背景、价值追求的不同，而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推理的过程与结论产生不同的看法。因此，在继承法的修改中，对遗产处理顺序进行集中、清晰的规定有助于消除遗产处理参与者之间的误解，达成共识。

二、遗产处理过程中，债权人与继承人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

正如前文所述，遗产处理过程中，债权人与继承人利益的失衡，特别是继承人利益对债权人利益的侵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限定继承原则的配套制度缺失而诱发的人为侵害所造成的。为了尽可能的减少这种人为侵害，完善限定继承原则相关配套制度的设计，规制遗产处理参与者的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限定继承原则作例外性规定

自1985年《继承法》生效以来，多年的应用与实践证明限定继承原则符合我国的法治需要，就维护家庭及其成员财产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社会及个人的广泛肯定，应当在继承法的修改中予以传承。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警醒遇到的新问题。无条件的限定继承原则容易诱使继承人通过转移、隐匿遗产等行为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最终损害了包括债权人在内的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为了引导继承人正视遗产处理，在继承法的修改中，对继承人的上述行为进行规制成为必要。

具体来讲，在继承法的修改中，我国仍然应当确认限定继承原则为遗产继承与债务清偿的基本原则。但在该项基本原则之外，应当作出例外性规定，即：债权人如有证据证明继承人存在转移、隐匿遗产等恶意减少遗产价值的行为，已经间接侵害到债权人利益的，可以请求法院认定该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承担无限责任，由该继承人以其个人的全部财产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进行清偿。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制度设计中，应当特别留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债权人如有证据证明”表明，在上述制度设计中，把继承人是否存在恶意减少遗产价值行为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债权人，这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

其次，无限责任的认定主体。在上述制度设计中，把能否认定继承人对债务清偿承担无限责任的权利交给了法院。这是考虑到：

（1）继承人减少遗产价值是出于恶意还是过失，需要一个中立第三方的认定；（2）继承人恶意减少的遗产价值占遗产实际价值的多少时，就可能侵害到债权人的利益，需要一个中立第三方进行详细的计算、判定；（3）在我国，人民法院是最受社会认可、制度最为完善、最能严守中立的第三方。

（二）确立遗产管理制度，并对遗产管理制度作出详细性规定

在现今世界各国的继承模式中，都有关于遗产管理的规定。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早在1971年就颁布了《遗嘱认证及遗产管理条例》。而我国继承法则偏重于保护继承人的利益，忽视了对于遗产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设立遗产管理制度，实际上就是将继承人、遗产债权人以及其他遗产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同等加以保护，是对以往相关立法的极大补充和完善。鉴于此，在下文中将着重对遗产管理制度的设计进行介绍。

1．遗产管理人的确定

所谓遗产管理人，笼统的讲，就是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对遗产履行管理职责的人。因遗产管理人全程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遗产处理的全过程，所以，遗产管理人的确定与选任也就显得意义重大。考虑到遗产管理尚属私权范畴，法律对其进行有限干涉的同时，也应当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尤其是被继承人、继承人的意思自由。因此，笔者建议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可以做如下顺序的设计：

第一，被继承人立有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并在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中确定了执行人的，由执行人担当遗产管理人。

第二，没有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或在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中没有确定执行人的，按照下列顺序确定遗产管理人：（1）由被继承人生前确定的遗产管理人履行遗产管理职责；（2）被继承人生前没有确定遗产管理人的，由继承人及时协商推选遗产管理人；（3）继承人之间有不同意见，无法确定遗产管理人的，可以请求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法院接受请求后，可以指定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遗产管理人。

2．遗产管理人的职责

遗产管理制度的设计是为了保障遗产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确保公平、有序地分配遗产，最终实现继承人、遗产债权人以及其他遗产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同等保护。

为有效达成以上目的，笔者认为应当对遗产管理人设置以下几点职责：（1）查明被继承人是否留有遗嘱、遗赠及遗赠抚养协议，并确定是否真实合法；（2）接管、保全被继承人的财产及有关财产的文书、资料；（3）收回被继承人的债权，收回的债权作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处理；（4）对被继承人的财产状况进行清算，并编制遗产清册；（5）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督促继承人、遗产债权人及其他遗产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遗产管理人申报权利；（6）按照遗产处理顺序分配遗产；（7）在管理权限内，采取必要的措施或通过诉讼保全遗产；（8）进行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3．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不当时的救济途径

遗产管理人能否忠实履行职责对继承人、债权人及其他遗产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对遗产管理人之履行职责不当设置救济途径，有助于在实质上保障遗产管理制度功能的发挥。

笔者认为可以对救济途径设置如下：（1）继承人、债权人或其他遗产利害关系人认为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不当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更换遗产管理人。（2）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遗产受损失，继承人、债权人或其他遗产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损失范围内，要求遗产管理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对遗产处理顺序做集中、清晰的规定

“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对遗产处理顺序做集中、清晰的规定，可以减少法律适用中的推理环节，对维护法律适用的一致性有着重要意义。

劳动债权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 保证 抗辩权 追偿权

一、破产程序中保证债权的申报和确认问题

破产程序中，主债务人破产，若保证人已经代为履行债务的，保证人即可以取得代为求偿权，可以其承担保证责任并已清偿的范围内的债权申报破产债权，参加破产财产的分配，这种代位求偿权比较简单。另外一种情况是当主债务人破产时，如果保证人尚未代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或者尚未完全履行义务的，保证债权如何处理？有学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应区分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来区别对待。如属于一般保证，主债权人应以其债权额为限，作为破产债权优先参加破产财产的分配，其从破产债权中没有获清偿的部分，方可向保证人追偿。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保障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如果属于连带责任保证，即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或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连带责任保证对待，债权人即可参加破产程序，从破产财产中获得分配，又可就破产财产中未获清偿的债务再向保证人追偿，还可以不参加破产程序，而径行向保证人追偿。但从我国担保法及司法解释来看，没有做此区分。从《担保法》第17条，第2、3款和《担保法》解释第44条的规定来看，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已被剥夺，有学者对这一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有的学者所说，保证合同是一种单务合同。在保证合同中，保证人除了承担风险责任之外，基本上不享有权利，可以说，保证人的权利与义务是严重不对等的，对无偿担保保证人来说是雪上加霜，其结果，保证制度的存废令人担忧。但笔者认为《担保法》解释在第45条和第46条规定了保证人的预先追索权，这样实际上和先诉抗辩权的行使效果是一样的。而且从现实来看，破产案件中，债务的获偿率非常低，保证人终归要承担大部分的清偿责任。即“债务人破产时债权人是否申报债权属于其自由和权利，债权人可以在申报债权和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之间进行自由选择。

在实务中，此种情况下，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的问题也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理解这一问题担保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4条的精神来看，既然保证期间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时，债权人在申报债权与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之间具有选择权，而且，对于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再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部分，债权人有权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的，这就意味着，破产程序进行期间保证期间是中断的，也即在破产程序终结后重新按六个月计算保证期间。按照《破产企业法（试行）》的规定，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对债务人财产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必须终止，而且债务人对部分债权人的清偿无效。从法理上来说，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人申报债权无异于通过相当于甚至甚于提讼的方式主张债权，当然应当产生中断保证期间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可见债权人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但是保证人的利益往往被忽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破产企业的保证人对破产企业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债权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才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如何对已终结破产程序的破产企业行使追债权。

有人可能会说，只要一开始允许破产企业的保证人在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已申报债权的情况下，仍可通过预先申报债权，来预先行使追债权，就可解决此问题。但此办法很难行的通。因法律无类似的规定，相反，《担保法》解释第45条的规定传递出这样的意思：如果保证人知道债权人没去申报债权，保证人就可以去预先申报债权，以此来预先行使追债权。保证人预先行使追偿权的前提是债权人没有申报债权。那么，第一，法律为什么不规定债权人已申报债权的情形下，保证人亦同样可再预先申报债权，以此来预先行使追债权，却偏要规定保证人对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未受清偿部分仍要承担保证责任呢？第二，破产企业的债权人为什么对实现债权的方式有选择权？第三，应怎样看待保证这一担保形式及其保证人无法向破产企业要回的债权？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保证人的利益往往被忽视，这是个值得认真重视的问题。

二、申报债权审查确认制度的完善措施

纵观世界各国破产立法有关债权审查确认的规定，看国内个案审理的有益之处，对申报债权审查确认制度的完善引以借鉴。

尽管国情、历史沿革等差异而在一些破产案件的具体审理问题上有不同，但国外破产立法有关债权审查确认的基本原则基本上大同小异。

第一，审查债权之权。国外立法大多规定由受理法院享有。第二，债权确认之权。这是最关键的权力，对债权争议的确认之权，各国立法都将之最终归属于法院。考虑到诉讼成本的问题，可以有效地遏止债权人滥用诉讼权利，拖延破产案件的审理。法院对调查确认后的债权记载与债权表上，此项记录对全体债权人具有与确定判决同样的效力。由于债权表的记录具有与确定判决同样的效力，所以，对其效力和记录内容有争议时，应准用确认判决的原则，即可提起再审之诉。相应的，如果记录上有计算、书写等错误的，可以准用更正判决之方法更正债权表。

在国内的破产案件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法律未明文规定的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国投）破产案是首例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法院审理案件中给破产案件司法实践作出了有益探索。

依照我国破产法规定，债权审查确认的主体是债权人会议，法院为了解决债权的审核确认，规定对所有债权人申报的债权，由清算组审核，并将审核结果通知债务人，债务人对清算组确认的债权无异议的，清算组提请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债权申报人对清算组确认结果有异议的，由法院审查后依法作出最终裁定。这一特别规定程序上合法，债权人对此也十分满意。

法院作出的有益探索就是确认了一种新的债权审查的方式，即清算组——债权人会议——法院的程序模式。这一做法为今后的债权审查确认制度的完善也提供了参考。

在目前我国实际国情以及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应用能力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将申报债权的审查确认权交由债权人会议实行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的。新的破产法草案中取消了旧破产法关于债权人会议有权确认债权的规定，将对当事人实体民事权利的司法裁判权从债权人会议职权中收回。那么完全将这一权利赋予当前形式下的清算组也不妥，我国破产案件的清算组成员主要由人民法院商同同级人民政府，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工商行政管理、计委、审计、税务、物价、劳动、人事等部门和有关专业人员中用公函指定，这与国际上大多立法规定由会计师、律师或其他适于管理破产财产的人充任破产清算人相差甚大。行政色彩过于浓厚，行政人员的参加使其与本职工作相偏离等情况，使得不能保证他们完全投入到工作中去。而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

笔者认为可以调整清算组的构成，在新的清算组中加大法律、会计等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员参加比例，赋予其申报债权的审查权力。大体路径如下：

第一步，债权人向法院申报债权，人民法院应依申报情况进行相应的登记。

第二步，申报债权审查工作由法院主持下，由清算组、债权人会议参加。

第三步，清算组将债权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债权的最终确认权由法院行使。

正视我国破产法中申报债权的审查确认制度中出现的缺陷，对将来我破产法的修改有重要意义，对指导破产案件的司法实践有重大意义。申报债权的审查确认权行使回归司法权主体——法院，解决了立法上、司法实践上申报债权审查确认主体不明造成的混乱，也有利于提高破产案件的审理效率，保证案件审理质量。

笔者认为，这样设计充分的考虑了保证人和债权人的利益，是值得称赞的。有的学者指出：“在一般保证中，保证期限内，保证人破产，而被保证人尚未履行债务时，破产的保证人在下列情况下享有先诉抗辩权：一是当被保证人的债务已到期时；二是当被担保的债务还没有到期时；三是当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破产时。”但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通行的做法是采取了第一种方案。如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我国各地方的高级法院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9条就有类似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