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知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2 21:07:15

跨文化知识论文

跨文化知识论文范文第1篇

一、关于“疯狂英语”教育模式研究的统计

对“疯狂英语”教育模式研究统计的相关材料为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至2011年所有关于“疯狂英语”的学术类论文,新闻报道和个人自传叙述类未列入其中。共选出46篇符合要求的论文,统计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研究角度

自“疯狂英语”出现以来,人们对“疯狂英语”进行研究的角度较广,统计结果见表1。

(二)研究内容

所选论文主要从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教学改革五个方面对“疯狂英语”进行了研究。有的研究甚至同时涉及上述两个或多个方面,统计时这些论文在不同研究内容方面会重复出现,详情见表2。(三)应用阶段所选论文在外语教育研究方面有应用于大学、中学的研究,也有未明确哪个具体阶段的研究,统计结果见表3。(四)应用领域所选论文在教学领域的具体应用总计有28篇,集中在英语、语文和思想政治3个科目上,各科目的应用详细情况见表4。(五)论文所发表的刊物所选论文主要发表在学报类、教育类、社科类、科技类和外语类的期刊上,统计结果见表5。(六)作者身份分析所选论文作者主要包括两类,即中学教师和高校教学科研人员,具体统计结果见图1。

二、对统计结果的分析

由表1可知,“疯狂英语”大部分的研究是从教育教学方面进行的,达65.21%,而将其学习理念拓展到其他领域,如文化、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二语习得等方面研究的论文占34.79%。研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按论文数量多少依次为:(1)教育角度:这一角度的研究包括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教学改革等内容,共30篇,占65.21%。(2)二语习得角度:这一角度的论文共8篇,占17.39%。有从情感因素方面研究的,如刘衡英从情感因素着手,分析了“疯狂英语”教学的一些特色及这些特色给英语教学带来的启示[1];有从学习动机方面研究的,如范俊英对“疯狂英语”教学中学习动机激发对教学的实践意义进行的研究[2]。(3)语言角度:共4篇论文,占8.70%。研究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如郭剑晶、郑竹群围绕心理因素和技巧因素分析了“疯狂英语”学习的认知基础[3];刘小燕研究了言语模仿在“疯狂英语”中的运用[4]等。(4)社会文化角度:共2篇论文,占总数的4.35%。其中晏开维从“疯狂英语”在中国青少年中受欢迎的文化根源来揭示它的合理内核[5];童志峰对“疯狂英语”何以成为一种流行现象且持续升温、久热不衰的原因进行了研究[6]。(5)心理角度:共2篇论文,占4.35%。其中张明芳、傅艺用弗洛伊德的理论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疯狂英语”的教学[7]。从表2统计中可以看出,论文所研究的范围较窄,且重复研究的较多,对教学方法的研究最多,达到36篇。在语言技能方面,对听、说研究的居多,而对其他方面研究甚少。如封文和通过归纳“疯狂英语”学习法的特点,阐述它与其他教学理念的关系,进而分析了该方法的优缺点[8];易露露、胡晓琼从“疯狂英语”中的情感因素出发,研究其对我国传统英语教学的启示[9];晏开维将“疯狂英语”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从文化角度探讨其在青少年中受欢迎的原因,进而揭示了一些“疯狂英语”的合理内核[5]。

由表3可知,研究应用的阶段主要在大学和中学阶段,且应用于大学的研究多于中学。如林亚仁从二语习得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疯狂英语”科学、合理的原因,并探讨了如何正确利用“疯狂英语”教授已成年的大学生[10];冯晓冬利用初中生性格狂热且易崇拜明星的特点来分析“疯狂英语”学习法对营造积极热情的初中课堂的帮助,对学生学习,尤其是口语提高的帮助[11];冯秀红分析了中国学生口语学习效果欠佳的原因,然后指出“疯狂英语”的教学理念从心理情感上满足了中国人英语口语学习的需要,对提高口语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12]。由表4可知,所选论文主要应用于3个科目,而应用于英语教学的达92.86%,语文和思想政治各占3.57%,各有1篇。此现象说明“疯狂英语”的教学模式应用到其他学科的研究较少,学科间联系的特点未受到重视。如唐香萍有感于“疯狂英语”带给学生的学习激情,分析如何利用煽情而让学生精神饱满,进而提出教师能否让学生对语文也能如此疯狂、富有热情[13];张明栋将“疯狂英语”能充分发挥学习者主动性和教师智慧的教学理念运用到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中,以期对政治教学起到积极的作用[14]。

从表5的统计结果可知:第一,发表在学报的论文数量居于第一位,而在外语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少。外语类学术期刊专门为外语科研、教学研究所设置,而“疯狂英语”研究在专门外语类期刊发表的却极少;第二,发表在普通刊物上的论文数量占43篇,而在核心期刊上的只有3篇,前者数量是后者的14.3倍,差距比较大。其中,戚瑞丰分析“疯狂英语”训练的心理学原理,进而提出了它对当前英语教学的启示的论文被收录在《上海教育研究》核心教育期刊中[15];梁佐通过对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特殊客观环境、目的以及英语学习本质的分析,对“疯狂英语”的方法能否让中国人说出流利的英语口语提出质疑,该篇论文被核心期刊《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录[16]。仅有1篇发表在外语类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即王静、刘富利从方法论和情意观的平衡方面对“疯狂英语”的教育模式进行了研究[17]。由图1可知,高校教学科研人员数量达43人,而中学教师只有11人,研究人员数量相差较大,这和表3的统计在中学教学方面研究少而在大学教学方面研究多的现象相一致。然而这种结果与“疯狂英语”在中学应用较为广泛、受到中学师生欢迎的现象正好相反。

三、讨论

由以上统计分析可知,“疯狂英语”在学术界并非处于主流位置,没有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应用范围较窄,且研究不够深入,这与“疯狂英语”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不相一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1)部分学者认为,“疯狂英语”实际是听说教学法,算不上新的教学法,缺少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故而觉得没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2)“疯狂英语”的传播形式被认为是经济利益驱动型,学术界对此种涉嫌商业利益的行为存有偏见,故而不愿接纳和深入研究。“疯狂英语”虽然在中学阶段应用较为广泛,但中学教师对此研究较少,而高校教学科研人员对此研究的人数是中学教师的近4倍。这是因为教育界对中学教师的科研要求不高,主要重视教师对学生基础科学文化知识的教授能力。这一要求使得中学教师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意识都相对较弱,进而使他们在专业领域中学术话语权较少。高校教师由于职称评定或晋升带来的压力,需要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他们的科研积极性,因此,高校科研工作者发表的论文在数量上更多。虽然如此,但就“疯狂英语”进行的研究也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其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提升。法国后现代思潮重要代表人物福柯打破了前人对知识和权力的宏观认识,从微观角度解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把知识定义为“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18]。同时话语确定了某些潜规则,这些规则给予某种特定形式的知识以权威性,从而使这类知识源源不断地产生并且留存下去。福柯又对知识论述道:“知识,也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一席之地,以便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18]在主体所拥有的知识空间里,主体具有绝对的认知权力。学术界的专家学者拥有对“疯狂英语”较大的话语权力,他们的观点能对这个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的核心是权力,他关注的是微观权力,是权力的运作及其在运作中的操作策略。他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相互交错的网络,“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19]。由于人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深浅不一,在某领域成为专家的人在这方面具有相对的优越性,容易成为知识的代言人。媒体作为传播的工具,被少数当权者所操控,使知识的传播范围和对象受到很大局限[20]。在学术界中,专家拥有着比普通英语教师更多的话语权力,他们的话语会使知识的传播范围和速度受到较大影响。从文中一系列的统计结果可知,“疯狂英语”的研究人员主要是中学教师和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他们大多数是普通的研究者,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的影响较小。“疯狂英语”的教育价值不容忽视,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其合理元素进行吸收、借鉴和拓展。“疯狂英语”强调对学习者进行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道德教育,教育学习者作为世界公民应具备的个人素质和修养,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英语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跨文化意识,做到以学生为主体,特别是针对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心理特征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兴趣,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这些都是在教育实践中吸引广大师生的因素,也是在教育理论中倡导的潮流,因此,学术界应给予“疯狂英语”教育模式足够的重视,在专家的引领下更深、更广地研究其学术价值和教育意义。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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