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投资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01:53:01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第1篇
(一)矿业资源禀赋丰裕。勘探项目投入量巨大
澳大利亚是传统的矿业开采国，有“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之称，是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世界第三大矿产品生产国。澳大利亚的矿石开采主要用于出口，其出口量占开采量的80％。
澳大利亚的矿石产品种类繁多、品位优良，且储量巨大。目前已探明的矿产中，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铀、铅、锌、钽和镉；居世界第二位的有铋、错、铪；居世界第三位的有煤、铝土矿、金、钴、锂和金刚石等。为我国进口商青睐的铁矿石资源的年储量也已达到180亿吨。据统计，2007年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1.46亿吨，占我国铁矿石进口总量的38％。
澳大利亚拥有许多世界级的矿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西澳大利亚州的哈默斯利铁矿带，昆士兰州的蒙特艾萨铅锌矿区，新南威尔士州的莱特宁山脉黑蛋白石矿床等。
在具备优良的矿业资源禀赋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对矿业勘探也相当重视，对矿石勘探项目的投入巨大且投入额逐年增加。澳大利亚政府在增加勘探支出的同时，也注重提高勘探技术的科技含量。2007年，政府启动了新一代矿产勘探计划——“玻璃地球”计划。该计划利用三维可视化和地质模拟等技术，使大陆表层1公里以内的地域，像“玻璃一样透明”，从而大大提高了勘探效率与准确性。
(二)交通运输条件便利。港口设施完备
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要冲，交通便利，远洋运输业发达，是重要的国际运输中心之一。运输成本较低，运输效率极高。墨尔本港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现代商业港，港口的年吞吐量在6400万吨以上，有4万平方米的堆场，码头上铺设铁路线，油罐车可直达码头。凯恩斯港、悉尼港、弗里曼特尔港亦是其重要商贸港口。赫德兰港是其主要的矿物出口港之一。
(三)低利率、低通涨，经济持续增长
澳大利亚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低利率、低通胀、经济持续增长的特点。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澳大利亚2006、2007、2008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8％、4.1％和2.5％。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2009—2010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放缓为1.7％。不难看出，澳大利亚的经济颇具活力，其经济增长率超过了经合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
(四)外资政策趋于鼓励性
大体上看，澳大利亚对外资的政策是鼓励性的。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就开始放宽对外国资本的限制。在当今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进一步减少外资限制条款，以吸引全球有竞争力的经济实体投资。
1.放宽准入审批限制
从1999年9月起，澳大利亚政府将外国对澳大利亚既存企业投资的政府审批底线，以及外国公司中澳大利亚资产被另一外国公司收购时须向澳政府通知的底线由原来的500万澳元放宽到5000万澳元。这一政策极大地方便了投资额在5000万澳元以下的中国企业，使投资者避免了繁杂的审批手续，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投资收益。
2.放松矿业投资的股权限制
澳大利亚政府取消了在新矿业开发项目中，澳大利亚人要拥有一半股权的限制[投资主体为外国政府(包括国企)时不适用]，同时外国人接管既存采矿企业，也不必再进行经济利益检测。
(五)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济贸易关系
澳大利亚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贸关系。1972年，澳中签署了两国贸易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文件。1978年澳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普惠制待遇。近年来，我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额逐年攀升，2007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已达到438.5亿美元。同时，中澳之间的投资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IDD)的第六大目的地。仅2007年，中国对澳大利亚非金融类项目直接投资额已逾9.4亿美元。同年，澳大利亚在华的新增投资项目487个，实际使用金额3.5亿美元。
(六)法律体系健全。外资可得到充分保障
澳大利亚虽然没有统一的外资法，但外资活动主要由1975年通过的《外国收购和接管法》、《公司法》等法律监管。澳大利亚的各州政府、地方政府也分别出台相应法律，保护外资在本州、本地方的合法权益。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环境良好，但在当今经济背景与海外投资者对澳大利亚矿业的收购狂潮下，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风险。
二、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机遇与风险
投资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性。仅热衷于历史材料的堆砌，而忽视时代本身特点的投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当今世界，投资形势瞬息万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投资者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风险?
(一)危机中的矿产投资机遇
1.金融危机成为澳大利亚矿业股指“走绿”的推动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继上世纪初“大萧条”之后，波及面最广、影响最深刻的一次全球性经济衰退。许多国家的支柱产业都受到危机的影响，澳大利亚也不例外。其矿业产业正面临着生产规模缩小与被迫裁员的窘境，截至2009年4月，澳大利亚矿业企业裁员已逾1.2万人。与此同时，市场上不断走低的矿石价格更使矿山开发者措手不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截至2008年底，国际市场上主要金属如铜、铝、铅、锌等的价格指数分别下跌20％、16％、40％、31％，且无明显反弹迹象。长期的萧条也导致企业内资金流动出现严重困难。在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澳大利亚矿业股领跌股市，然而这也为我国投资者“低价收购”提供了机会。
2.下跌使中国投资者“掏腰包”时更有底气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投资者带来的另一利好消息是澳元下跌。澳元汇率于2008年7月中旬开始大幅下跌。澳元兑人民币汇率由1:6.6636，跌至8月中旬的1:5.9378。2009年，澳元下跌趋势更是不可逆转，根据外汇价牌，4月中旬，澳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4.9727。澳元的持续下跌为中国投资者的并购又增添了筹码。
3.澳大利亚矿主与中国矿业企业“联姻”的欲望强烈
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机遇对于世界各国的投资者都是均等的，但是澳大利亚矿业企业主观上更愿意与中国企业“联姻”。澳大利亚铅锌矿大亨Perilya公司面对恶意收购，主动寻求中金岭南，提出收购要约；澳洲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商ForteseueMetalsGroup也积极地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就可能的投资机会展开对话。澳大利亚矿业巨头表现得如此主动，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看重中国广阔的市场。中国作为矿业资源消费大国，有色金属需求量已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市场资源广大。中国虽是矿产大国，但贫矿多、富矿少，多数产品的原料供应对外依存度较高。尤其是当今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更加需要品位优越的矿业产品。同时，中国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逐渐开放，也使得更多海外受困企业把目光投向中国。其次是中国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中国主要矿业企业具有相当实力，能够提供目标企业急需的现金。中国的矿业生产以供给“内需”为主，金融危机对其影响十分有限，许多大型矿业企业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大规模冲击。同时，中国矿业实体自身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管理体制、掌握着广阔的矿带，资金力量雄厚，国际信誉优良，涌现出中国铝业、中金岭南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矿业实体。面临大量债务问题的澳大利亚矿业企业与这样的投资者“联姻”，更有利于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提升信心。
金融危机下，现金为王，中国在此时恰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投资者可以为目标企业提供足够资金，而不是采取股权交易的形式。目标企业的决策者由于担心用于交易的股票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下极有可能贬值，因此更愿意与能够提供现金交易的中国企业接触。
4.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国家也在为企业排忧解难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但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投资者在做“走出去”的决策时难免有所顾虑。为此中国政府也在为矿业企业“撑腰”。2009年3月初，国务院通过了《十大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其中就包括有色金属行业的振兴规划。国家通过收储政策(目前出台的收储规划为：铝100万吨、铜40万吨、锌40万吨)，减少国内矿企的积压库存，保证企业现金流的活跃。通过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创新研究、鼓励优胜劣汰、优化重组，使产业升级，使相关企业在收购竞争中能够把腰板挺得更直。
(二)危机中的矿业投资风险
1.来自对手的竞争风险
机遇是平等的，其他国家或东道国的投资者在机遇来临时也不会畏首畏尾。所以，中国矿业投资者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它们的并购竞争。这类竞争使我国企业的海外收购成本增加。比较典型的实例是，中金岭南联合印尼的安塔公司拟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遇到了来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竞争。双方你追我赶，多次提高收购价格。收购价由每股2.5元飙升至每股2.85元。中金岭南经过多方面考虑，不得以退出竞争，撤回要约。同样，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收购澳矿业巨头力拓的部分股份时，也遇到了来自澳业巨头必和必拓的竞争。在其他收购案例中，投资者间的竞争更是不胜枚举。
2.来自东道国政府的审批风险
能源矿业产业涉及澳大利亚核心利益与国家安全，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收购必然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警惕与担忧，促使其出台相应的限制性政策。2009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外商投资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利益”，要求“投资透明，无政治背景”，这一模糊的政策为投资准入审批提供了极大的裁量自由度。同时，2009年2月17日，澳政府又宣布外国政府及其人(包括国企)对澳投资，必须通过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的审核，并明确规定外资持股不得超过15％。
相比之下，此类风险更应该得到我国投资者的重视，因为它是一切主要风险的根源。为了不给它国留下“政府过分介入”的话柄，东道国政府可以将这种风险转化为单纯的竞争风险。通过支持本国有实力的企业参与竞争，来达到制约外国投资者的目的，然而在这类有东道国政府幕后支持的投资竞争中，我国企业是很难取胜的。
3.来自于目标企业的现存债务风险
有些澳大利亚的矿业企业在金融危机下，有大量债务无力偿还。中国投资者如果选择股权收购，就要承担相应的债务问题，这就要求收购企业本身有雄厚的实力。一些中小型企业在收购股权后，由于本身经验不足，管理不到位，缺乏流动资金，难以经营。所以，在股权收购时，一定要充分了解目标企业的债务情况，评估其风险是否是企业自身能够承担的。
三、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策略
中国矿业企业的海外投资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利用机遇、规避风险，是投资者亟需思考的问题。成功的投资往往是以成功的策略为基础，通过分析中国矿业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并购的几大特色案例，我们不难归纳出以下四条投资策略。
(一)投资目标与股权策略
矿业产业是澳大利亚能源产业的核心，关系其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审批始终采取相当审慎的态度。所以，中国的投资者在收购此类产业实体时，就要讲究策略。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申请收购澳大利亚中小规模矿业实体，更容易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的批准。而且在收购大型矿业实体时。不要总以“持大股”为目的，因为这样很容易引起东道国政府的恐慌并出台严厉的限制政策。所以，大项目的投资者可以瞄准目标企业在非东道国市场上市的股份以缓解东道国政府的忧虑。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收购力拓公司时，就有意避开力拓在澳洲的上市股份，而选择收购其在英国上市的股份，但即使是这样，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做出了“延长三个月审查期”的决定(最终力拓选择放弃与中铝的结盟计划——编者)。
相比之下，中国五矿集团的遭遇则更为明显。该集团斥资17亿美元全资收购世界第二大锌矿开采商——澳大利亚OZMineral的申请被澳大利亚财政部门以“部分开发矿区(ProminentHill)涉及军事，不利于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为确保收购，中国五矿被迫放弃全资方式，以12.06亿美元收购OZMineral的部分资产，并放弃对军事矿山的控制权。这项修改计划最终获得了澳政府批准，但其规定此项收购是纯粹的资产收购，五矿集团并不能持有OZMineral的股权。
(二)投资交流与沟通策略
由于外国的投资审批者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够了解，因此存在一些偏见。其中最为主要的偏见是“中国政府控制投资行为”。在大型投资项目中，东道国的审批者总想知道“中国政府在幕后的作用”。然而一旦在这方面得出不利结论，对中国投资者将是致命的打击。所以在投资项目的审批过程中，我们要积极、主动地与东道国政府取得沟通，消除其潜在疑虑。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沟通策略，充分考察目标企业，保证信息对称性，避免盲目投资。
投资者也可以向东道国政府做出一些承诺，譬如，保证收购后不大幅降低产品价格，使本国采购商获得过多利润；制定开采产品在东道国的销售比例；对企业的控制权保守索取等。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时就向澳大利亚投资审批机构保证“不谋求进入董事会，不会对力拓的经营施加影响”，以减少东道国政府的疑虑。
同时，中国投资者也要和目标企业搞好关系，使目标企业出面，游说其本国政府，这样比我们一味单方面的宣传更有实效。
(三)投资合作与共赢策略
投资需要大量资金，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能够找到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与我方共同收购，将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几大海外收购项目，投资主体基本上都在寻找强大的合作伙伴。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公司时，选择美国铝业作为合作伙伴。美国铝业历史悠久，且是公认的“全球最大铝业公司”，在世界多个国家设立跨国机构，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与这样的合作者共同收购，对于融资效率、风险的化解与分担都是有利的。
(四)投资竞争与退让策略
中国企业在与其他投资者竞争时，要充分分析自身情况，了解对手信息，及时、准确地做出决策调整。对于大手笔的收购，既要努力争取，也要量力而行，避免一时的决策失误使公司债台高筑、得不偿失。具体来讲，根据情势不同，可以采取两种竞争策略
一是主动出击，据理力争，维护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地位与利益。我们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东道国的竞争对手更容易对我国企业的收购提出质疑，以达到拖延时间、从中渔利的目的。在中金岭南收购澳大利亚Per-ilya公司时，就受到了澳洲竞争者CBH公司的质疑。CBH公司的律师顾问团向澳大利亚政府相关部门反映，称中金岭南在收购过程中透露的信息影响了其公司收购计划，属于不公平竞争，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实施审查，同时要求PEM公司推迟召开股东大会。面对对手的指责，中金岭南及时做出反申诉，通过与澳政府投资审查部门的多次商谈，使对方明确了我们的收购是规范的、不受政府或大股东控制的，对手的指责站不住脚，由此解除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疑虑，也迫使CBH公司退出竞争。
二是避其锋芒，放眼未来，暂时的退让有时是明智的表现。在与对手的竞争过程中，如果竞争对手过于强大，或者对手对该项投资过分执着。我们就要冷静分析竞争的结果，避免造成两败俱伤的情况。中金岭南集团在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时，遇到了来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竞价收购。经过多次提高定价，收购价格越过中金岭南的“红线”。此时，中金岭南理智地放弃竞争，宣布收购失败。然而几个月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矿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中金岭南抓住机会，收购了澳大利亚Pefilya公司，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澳铅锌业巨头50.1％的股份，成为中国首家绝对控股发达国家资源企业的公司。
两相对比，收购先驱公司48％的股份需要20多亿人民币，收购Pefilya公司50.1％的股份需要2亿人民币。中金岭南虽然在形式上退出了竞争，可在实际投资收益上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布米公司，成为此次竞争的真正赢家。倘若中金岭南不顾股东利益，缺乏理智地强行收购，恐怕现在已经处于入不敷出、极为危险的境地。
以上提及的四点投资策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总之，当代中国的投资者只有在认清当前形势，理清投资思路，优化投资策略的前提下，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矿业投资竞争中取得优势，并树立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崭新形象。
参考文献：
张华：澳大利亚矿业投资环境分析，《中国矿业》，2001年第10期。
刘树臣：澳大利亚玻璃地球计划及其启示，《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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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江升：《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国企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三点建议》，《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7月。
张瑞杰：《五矿收购OZ澳大利亚终开绿灯》，《法制晚报》，2009年4月25日。
邱闯：《国际工程合同原理与实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内容提要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收购澳大利亚矿业实体。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以多角度分析澳大利亚矿业投资环境为基础，重点剖析了中国企业在当前金融危机环境下，投资澳大利亚矿业所面临的机遇与风险，并提出了投资者在并购澳大利亚矿业企业的过程中应采取的策略。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境外矿业投资比重增加近年来我国矿业对外投资增长迅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4年的180021万美元持续增长到2009年的1334309万美元；尽管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2010年回落至571486万美元，但2010年采矿业对外投资存量仍高达4466064万美元，占全部境外投资存量的14．1％（图4）。据安永的2011年采矿业报告，2009年中国包括国内和国外市场的整体并购交易金额总共为120亿美元［5］，全球排名第一；2010年的这一数字是l60亿美元，而全球排名降到第四位。这背后的重要原因是针对煤炭、铁矿石资产等大型企业的并购，有来自韩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参与竞争。这也表明，资源领域的竞争正在不断加剧。从投资分布的国家和区域上看，2010年我国矿业企业境外勘查开发投资额较多的国家和地区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非洲和东盟地区。其中，对澳大利亚矿业投资占对其总投资的81．6％。在投资比重增加的同时，我国矿业境外投资方式和投资主体也趋于多元化。目前，我国从事境外矿产境外投资方式主要有绿地投资（GreenbeltInvestment）、跨国并购（Cross－BorderMergersandAcquisitions，M＆A）、合资、合作等四种类型。从国家发改委网站对规模以上矿产资源企业境外投资审批项目统计看，2006～2011年审批的矿产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中参股和合资项目分别为17和14个。直接投资、收购、参股和合资四种方式分别占总项目数的44％、34％、12％和10％（图5）。27与此同时，从事境外矿业投资的企业也从原来的以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主，向着大型企业、地质勘查单位和民营企业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发展。矿产勘查开发的领域涉及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黑色金属、非金属以及黄金、铀矿等诸多矿种。2．3境外矿业投资范围不断扩大长期以来，我国矿产资源境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等不发达地区，随着全球矿业投资的不断升温，我国境外矿业投资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到南美洲、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等地。根据商务部备案系统的统计，截至2010年7月，我国矿业投资的国家达71个，其中，亚洲占33．8％，非洲36．6％，北美8．6％，南美12．7％，欧洲和大洋洲各4．2％，但从投资金额上看，我国矿业境外投资最多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秘鲁、巴西和加蓬。这也标志着投资向发达国家扩展。
我国矿业境外投资存在问题
矿业企业融资困难尽管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包括加拿大多伦多证交所、中国香港、澳大利亚证交所、英国伦敦证交所、私募基金等融资平台，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矿业这样一个高风险行业的融资平台。矿业企业融资方式相对单一，多为银行贷款和风险基金等方式。对于境外矿业投资企业而言，一方面，海外收益不能作为在国内银行贷款的依据，另一方面，国外的资产评估结论国内又不承认，这无形中成为境外投资银行贷款难以逾越的障碍，给矿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实际经营带来了阻力。此外，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诸多金融机构资金普遍收紧，矿业企业特别是中小矿业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也日渐严格，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造成矿业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狭窄，且融资规模较小。境外勘查开发投资风险大企业开展境外勘查开发投资活动面临着国内外双重压力和风险。一方面，由于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存在的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这种差异导致企业在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员工价值认同等方面的不同，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实现管理、认同等方面的相互协调和融合；另一方面，对于境外投资企业来说，还要面对国内外两个不同市场和货币体系的压力，比如，国内外利率、汇率的双重变动、矿业原材料价格双重走向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加大了国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境外矿业投资门槛提高近年来，很多国家对资源政策表现出收紧的势头，对于收购审批程序进一步严格，附加条件也越来越多。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利用矿业权协议条款重新谈判、调高税率、提高国有企业参股比例、战略性资源国有化、矿业权重新审查等各种手段，加强了对资源的控制。例如玻利维亚出现了“当地资源民族主义”，宣布其所有的矿业权全部由国家所有；再如2009年紫金矿业曾在海外收购一个储量达1500万t的铜矿，由于审批手续半年多还未结束，最终错过最佳收购机会。此外，还有一些国家要求进入本国经营，必须办理临时签证，才可获得法人资格，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临时签证的办理中愈发严格。这对我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根据安永的2011年全球矿业和金属业的主要战略性商业风险报告，资源民族主义风险由2010年的第四位上升至第一位。3．4中国“”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海外不断升温。由于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相对集中于能源和矿产领域，加之部分参与海外投资并购的企业具有“国有”背景，部分发达国家开始渲染中国扩张、中国威胁等国际舆论，一些限华政策和对华贸易壁垒层出不穷，许多投资国政府对中国海外并购矿产资源项目的审批更加严格和谨慎［4］。这些不良的国际舆论环境，成为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经的重要障碍。
思考与建议
建立风险评估体系，选择符合企业战略的投资目标由于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投资规模大、周期长、不确定性因素多，因此，企业首先要建立境外勘查开发项目风险评价体系。通过对项目地质风险、开发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和政治与社会文化风险等环节进行综合评估。同时，要结合企业自身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进行投资价值和风险的比较，谨慎筛选投资区域与投资项目，不可盲目跟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矿业企业在进行境外勘查开发活动时需要制定28境外运营的社会责任战略，将社会责任理念充分融入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如通过环保、慈善公益事业、融入社区等方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实现与当地政府、工会、民众、社区等关联群体的和谐相处。这是化解企业在投资地面临的各种矛盾、降低投资风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企业海外市场和业务的进一步开拓。积极拓宽融资渠道由于矿产资源投资的高风险性，目前我国矿业融资渠道相对单一，多为银行贷款和风险基金等方式，且融资规模小。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矿业融资经验。如发展筹集、运作、退出、回报都符合矿业高风险性投资特征的私募股权融资方式；借鉴多伦多股票交易市场经验，发展矿业板上市融资；通过出让一部分矿产地未来的收益权来获得融资；通过签订选择权协议，让合作者在一段时间内了解和评估勘查地的前景后再正式购买勘查地股权等，从多个层面、以多种形式拓宽矿业境外投资的融资渠道。同时，通过企业形象的树立和宣传，也有利于改善“中国威胁”的国际舆论。政府应加强对矿业境外投资的服务和管理随着企业参与国际投资与合作项目的不断增多、投资合作领域的广泛延伸，政府应更进一步加强其服务和管理职能。一方面，要加强和完善对境外投资的制度建设，如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审批制度、矿业融资制度等，以规范和管理境外投资矿业企业的行为；另一方面，要为境外矿业投资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搭建国际合作的平台。如采集、获取全球地质科学数据信息，建立基础地质、矿产资源等重要数据库、编制和定期公布国别矿产资源投资指南信息、举办矿业论坛等多层次的信息服务，协助企业降低境外矿业投资的成本和风险。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第3篇
本次调查以州、省或地区为单位进行评估的国家有美国(13个单位)、阿根廷(10个)、加拿大(12个)和澳大利亚(7个)，共有42个单位。其他均以国家为单位进行调查。非洲地区22个、除阿根廷外的其他拉美地区国家为17个、亚太地区16个国家(不包括澳大利亚)，欧洲15个(包括土耳其和丹麦的格陵兰地区)。弗雷泽研究所成立于1974年，是加拿大知名智库，总部设在温哥华，在美加地区共有4个分所，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经济与贸易及经济政策分析。该所从1997年就开始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矿业投资环境的调查，这次调查是第十七个年度了0它们主要是通过向全世界主要矿业公司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完成调查的，他们选取的是世界上影响力比较大的矿业公司，然后收回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可以说，这一调查结果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2、澳、加、美矿业政策环境最好
2013/2014年度弗雷泽设定的“政策感知指数”，相当于以前的“政策潜力指数”，是弗雷泽研究所制定的一个综合指数，用以衡量政府政策对矿产勘探投资的影响，包括现行法规执行的不确定性、环境法、监管重复、法律制度、税收体系、保护区和有争议土地权的不确定性、基础设施、社会经济、社区发展、贸易壁垒、政治稳定性、劳〔管理条例、地质数据的质量、社会安全、劳动力和技术人员的可得性等。指数得分越高表示其政策对吸引矿产勘查投资越有利。被调查公司给予调查对象打分，满分为100分然后根据各国(或地区)所得分数进行了排名，本年度瑞典此项指数的得分最高为95.2分，r_一年度为93.6分，排名第二:除瑞典外.前to名的欧洲国家还有芬兰、爱尔兰和挪威，欧洲的这4个国家上一年度也均位于前10名。其他的前10名中有3个加拿大省(区)(新布伦瑞克省、阿尔伯达省和纽芬兰和拉布雷多省)、美国2个州(内华达州和怀俄明州)和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而吉尔吉斯斯坦得分为5.3，比上一年度减少8.1分，排名垫底(表1)。这已经是该国连续第3年排在后10位。其他后10名依次是委内瑞拉、菲律宾、阿根廷拉里奥哈省、安哥拉、阿根廷门多萨省、津巴布韦、科特迪瓦、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越南、刚果(金)、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希腊退出了后10名。就大的区域来讲，澳、加、美政策环境最好，欧洲次之，亚、非、拉较差，其中非洲相对较好，拉美次之，亚太最差。美、加、澳是以州、省或地区为单位参加调查的，各地区之间有较大差别，但总体较好。澳大利况最好，7个州区均排在40位之前:其政策感知指数比上一年度匕升明显，评分由巨一年度的平均66.比升到本年度的76.6分。除维多利亚州的位次下降外，其他均有上升。塔斯马尼亚州上升了22个位次，西澳大利亚州卜升了9个位次，由15位上升到第6位，并成为4年来澳大利亚首次进人前10位的州区。澳大利亚政策环境明显改善的重要原因是澳大利亚政府在2013年了废除矿产资源租赁税(MRRT)立法草案，提议从2014年7月1日起正式废除矿产资源租赁税。2013月政府还宣布取消了不得人心的排碳税。上述两项税收在过去儿年中对澳大利亚矿业投资环境产生了较多的负面影响。加拿大次之，参与调查的12个省区均排在前半区。与上一年度比较，政策感知指数评分平均有所降低，平均得分75.8分。前20位中由去年的8个减少到5个，前10位中仍然保持了3个，阿尔伯达省、新布伦瑞克省和纽芬兰和拉布雷多省分别位于第3、第7和第9，去年第8位的育空地区下降到第19位。西北地区和新斯科舍省下降最多，分别下降了18和17个位次。西北地区重回最差位置，排在47位。魁北克省本年度比上一年度又降了10个位次，已经排在前20位之外。2008年到2010年间3个年度该省均处于首位，过去4个年度的排位一直在下降，这主要与该省近年来增加税收和修改矿业法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有关，其中就包括2013年出台的新矿业税制，规定矿业公司必须缴纳最低矿业税。美国比上一年度好一些，政策感知指数评分平均略有提高，调查的13个州均排在前半区，其中排在前20位的由上一年度4个增加到本年度5个，但10名中由3个下降到2个，分别是第5位的怀俄明州和第8位内华达州，犹他州下降到了16位。欧洲地区政策环境较好，政策感知指数平均得分61．2。除排在第91位的俄罗斯，第89位的希腊、第86位的罗马尼亚和第57位的波兰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均排前半区。其中4个位居前l0位，分别是第1位瑞典、第2位的芬兰和第4位的爱尔兰，第10位的挪威。拉美地区情况比上一年有所下降，调查的17个单位(不含阿根廷)评分由上一年度的平均34．6降到本年度的33．9分，这还没包括阿根廷，如果加上阿根廷平均得分下降得还要多一些。但排位变化不大，前半区为4个，最好的仍然是智利，但已经从上一年度的23位下降到30位。后l0名中比上一年度又减少了2个，仅存委内瑞拉，其得分为6．5分，排在倒数第二位。阿根廷是以省为单位参加调查的，政策环境较差，政策感知指数得分明显低于上一年度，半数省份低于20分，而上一年度最低26分。世界排位下降同样明显，上一年度有4个位于上半区。而本年度除萨尔塔省和圣胡安省分别排在41位和54位外，其他均排在下半区。拉里奥哈省和门多萨省还进入了后10名，这也是阿根廷分省调查3年来首次有阿根廷省份进人后10名。非洲地区的平均评分有一定下降，从上一年度的39．1分下降到本年度的35．9。排位也普遍下降，排在前半区的有5个国家，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加纳、布基纳法索和厄立特里。其中最好的是博茨瓦纳，列25位。但后10位的由上一年度的2个增加到4个：安哥拉、津巴布韦、科特迪瓦和马达加斯加。其中安哥拉和科特迪瓦是本年度新增加的调查国家。马达加斯加下降明显，在上一年度下降了26个位次后，本年度又下降了l8个位次。圈2014年第6期亚太地区(不包括澳大利亚)的政策环境较上一年度有所改善，调查的16个单位中除新西兰和泰国分别排在14位和5O位外，其他国家均排在下半区，不过80位以前的国家由去年的3个增加到本年度的7个，其中的斐济、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是本年度新增加的调查对象。真正进步较大的是越南(6O)和印度(63位)，分别比上一年度提高了25个和18个位次。下降明显的是菲律宾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下降了22个和20个位次，吉尔吉斯斯坦政策环境趋坏与近年来政府调整矿法和提高相关税费有关，近几年该国资源民族主义热朝明显升温，国家的资源意识不断增强，民间的排外意识也在加强。较突出的是针对外资经营矿山企业的社区冲突事件频发，对其矿业政策环境产生了较多的负面影响。中国和蒙古也均下降了16个位次。当然这也与本年度新增加了16个调查单位有关。
3、各国矿产资源潜力排位
弗雷泽报告中设定的“矿产潜力”指数是指矿业公司总管根据对地质和矿产情况的认识评价一个区域矿产勘探投资吸引力的一个指数(请被调查者假设在该区域内不存在土地使用限制，没有政策风险，矿业制度稳定，税收条件优越等)。换句话讲，单纯从矿产资源角度来评判其矿业投资的潜力。本年度最具矿产潜力的前l0个国家或地区依次是美国阿拉斯加州、西澳大利亚州、美国内华达州、智利、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菲律宾、加拿大育空地区、格陵兰、加拿大纽芬兰和拉布雷多省、加拿大马尼托巴省(表2)。加拿大最好有4席，美国其次占2席。加拿大减少1席，美国则是增加了1席。亚太地区(不包括澳大利亚)、拉美地区、澳大利亚和欧洲(格陵兰列入欧洲)各1席，非洲空缺。与上一年度相比有较大变化，加拿大增加2席，亚太地区下降最多，蒙古、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退出前lO位，仅存菲律宾1席。最不具矿产潜力的国家是乌拉圭，该国是本年度新人选调查对象的国家。其他倒数前l0名的国家或地区依次是尼日尔、法属圭亚那、洪都拉斯、苏里南、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内格罗河省、莫桑比克、阿根廷胡胡伊省、阿根廷拉里奥哈省。从地区上看，拉美地区最差，占7席，非洲次之占两席，其中近年新入选调查对象偏多，另外1席亚洲的沙特阿拉伯也是本年度新人选调查的对象。加拿大矿产潜力最大，调查的12个单元中除4个位于前10位外，还有另外5个位于前20名，较差一些的只有阿尔伯达省(34位)、新布伦瑞克省(52)和新斯科舍省(83)。其次是澳大利亚，调查的7个单元中有5个排在前半区，占其调查总数的71．4％。其中西澳大利亚州得分0．82，排在第二位。美国有8个州排在前半区，占其调查总数的61．5％。非洲地区排位略次于加、澳、美，有l1个国家排在前半区，占该地区调查总数的50％。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排位下降最多的是坦桑尼亚，由上一年度的32位下降到本年度的63位，下降了31个位次。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也退步明显，分别下降了28和23个位次。排位提升较大的是加纳和赞比亚，均提升15个位次。欧洲地区落后于非洲地区，前半区有7个，占其调查总数的46．7％。亚太地区的矿产潜力指数明显下滑，调查的16个国家中有7个排在前半区，占该地区调查总数的43．8％。比上一年度下降了7．1个百分点，其中吉尔吉斯斯坦下降最多，位次由上一年度的21位下降到本年度的92位。下降了71个位次，印度和蒙古分别下降了57和50个位次。较好的只有菲律宾，由上一年度的第12位上升到本年度的第6位。拉美地区最差，只有5个国家排在前半区，占其调查总数的29．4％(这不包括阿根廷)，阿根廷调查的l0个省中只有2个位于前半区。
4、矿业投资的方向选择
弗雷泽报告中设定的“投资吸引力”指数是结合了“矿产潜力”和“政策感知”两项指数得出的一项综合指数(两项指数的权重为6：4)。应当讲该项指标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当前世界主要矿业公司的投资取向，固2014年第6期进而表明了_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矿业投资环境。该项指标排名前10位的国家或地区均为加、美、澳和欧洲国家，它们依次是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美国内华达州、加拿大纽芬兰和拉布雷多州、芬兰、美国阿拉斯加州、瑞典、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加拿大育空地区、格陵兰和加拿大阿尔伯达省。加拿大最好占据前4席，分列3、7、8、10位。欧洲次之有3席，美国2席，澳大利亚1席。与上一年度比较加拿大增加1席，美国减少1席，其他变化不大，基本是加美澳和欧洲地区的天下。亚、非、拉总体落后于上述地区，前10名中没有1个，前20名中只有第12位的智利，前30名中除智利外还有24位的博茨瓦纳。本年度该项指数排名居后10位中拉美洲国家或地区最多，共占7席，此外亚洲2席，非洲1席。其中乌拉圭仅得15．2分，排名垫底。其他后10名分别是尼日尔、洪都拉斯、委内瑞拉、阿根廷的拉里奥哈省、阿根廷内格罗河省、阿根廷内乌肯省、吉尔吉斯斯坦、沙特阿拉伯和阿根廷卡塔马卡省。美、加、澳三国总体较好，其中加拿大最好，调查的12个省区中均排在前半区，其中8个省区排在前20位。最差的加拿大新斯科舍省也排在47位。澳大利亚次之，调查的7个州区好均排在前半区，最差的是维多利亚州，Y~J43位。占该国调查总数的71．4％。美国稍差，不过调查的l3个州中也只有华盛顿州排在后半区，列68位。除美、加、澳外，欧洲情况最好，前半区有9个国家，占该地区调查总数的60％。非洲地区次之，有8个国家排在前半区，占该地区调查总数的36．4％。拉美地区落后于非洲地区，有4个国家排在前半区，占该地区调查总数的23．5％(不包括阿根廷)。阿根廷的10个省中仅有2个排在前半区，其他均位于后半区。亚太地区最差，调查的16个国家中除新西兰(排在32位)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排在50位)外，其他国家均排在后半区。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下降最多，分别由上一年度的37位和66位下降到本年度的81位和105位。由此吉尔吉斯也成为亚洲投资吸引力最低的国家。吉尔吉斯投资环境一直较差，法律法规不健全，官员贪腐严重已是投资者的共识。吉尔吉斯斯坦政策环境趋坏与近来吉反对派多次在全国不同城市举行集会游行，政局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曾作为外资参与吉矿产资源开发成功案例的“库姆托尔金矿”公司卷入前政权腐败案，并陷入股权纠纷更增加了投资者的担心。
5、结语
综上所述，矿业投资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仍集中在美、加、澳和北欧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政策环境稳定，对国际矿业资本有较强的吸引力。亚、非、拉地区的国家虽然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业政策环境较差，特别是近年来这些地区不少国家通过调整矿业法或出台新政策，提高矿业相关税费，以增加国家在矿业活动中的收益，加强了政府的参与程度，本地化趋势也在扩散，政局动荡(主要是北非和西亚地区)，矿业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多，进而影响了矿业投资环境的总体评价。亚、非、拉三地比较，非洲最好，亚洲最差。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矿业；融资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TD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52-0065-02
1 我国矿业企业现状
矿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据统计，到2010年，我国45种主要矿产品中能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且呈逐年下降之势；到2020年，能保障需求的则只有6种。究其原因，主要是矿业企业过度负债，资金短缺。因此，有关方面应该对矿业和矿业企业给予高度的重视，加大资金投入，以迎接矿业产业在21世纪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1.1 财政资金投入状况
1989年至2003年间，我国地质勘探行业政府财政（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拨款地质勘探费的总量虽逐年增长，但其所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由1989年的1.17%下降到2003年的0.45%；自1989年到2004年我国实际投入地质勘探工作的总费用虽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从1989年的63亿元增加到了2004年的290.57亿元，特别是在2002―2004年间，由于受经济快速增长对能源、原材料需求的增长拉动影响，全国地质勘探投入年均30多亿元幅度增长，从2002年的222.03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近259.76亿元，又上升到2004年的290.57亿元，较上年增长11.9%，但仍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入同比增长28.9%的水平；在矿山基本建设投资方面，自1993年以来，我国矿业企业投资虽呈现不断增长趋势，表现为1994―2003年的10年间平均增长为12.26%，但这一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92%。
1.2 企业融资能力不断加强
1999―2003年，矿业企业融资总规模为3876.18亿元，其中，股权融资和负债融资占融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72.75%和27.25%。2000年，在中国上市公司最具发展潜力的50强评比中，与矿业有关的占1/3，其中包括10家钢铁股份公司、4家石化股份公司以及煤矿和油气公司等。截至2008年6月，我国在深沪两家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与矿业有关的上市公司已有170余家，占两市合计上市公司总数（1674家）的10.15%。
1.3 矿业企业融资模式亟待创新
我国矿业除了石油天然气企业外，我国大部分纯粹的矿业企业还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矿业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矿业公司上市困难的情况下，融资困难成了制约我国矿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矿业企业融资模式研究，特别是针对矿业企业的不同特点而进行的创新模式研究，亟待进行。
2 我国矿业融资研究现状评述
2.1 有关矿业融资相关问题的研究
关风峻的《二元经济的中国矿业经济》一文对我国矿业经济的结构特点进行了集中研究。认为：中国矿业经济是二元结构，一个是国有大矿，一个是乡镇小矿。按照这种二元结构发展趋势，我国矿业经济极有可能在2030年前后出现一个较为强烈的震荡，国有大矿丧失生产能力短时期内难以恢复，乡镇小矿一蹶不振，国内的矿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矿产品供给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在矿产品国际贸易和矿业国际经济合作中，我国也会由于国内生产能力的严重丧失，而处于劣势地位。关凤峻的另一篇文章《论我国矿业经济及其特点》，对我国矿业经济的总体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矿业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矿业企业效益普遍低下，企业内源融资乏力；二是矿业资本市场不发育，企业外源融资受阻；三是矿业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只能依靠自我积累。最后给出了三个建议：重视矿业产业的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加大矿业企业改革力度，组建矿业企业集团，做强做大矿业企业；降低矿业融资的门槛，使中国矿业企业尽快实现产品和资本的双项经营。
2.2 有关矿业资本市场的研究
王文、邹永生的《大力推进矿业资本市场建设》一文，对中国矿业融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在我国建立矿业资本市场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丁锋的《关于矿业资本市场的若干思考》一文则对中国矿业投融资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矿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家对矿业的投资力度不够、融资结构不合理、利用外资少且结构不合理。他们认为国家应确保对地质工作的投入，并完善矿业勘察企业进入证券市场的准入规则。查道林、冯永志的《两级市场下矿业权收益分析》一文介绍了矿业权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含义，并从矿业权流转两级市场下矿业权收益确认的角度出发对矿业权收益的性质与内容展开讨论。方维萱的《建设成熟的矿业资本市场》指出：2007年我国矿业出现了并购整合资源的热潮，新型矿业资本结构已经形成，我国加速矿业市场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
2.3 专门有关矿业投融资的研究
肖洪生、李祥仪、傅鸣柯、纪方在《对我国矿业投资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按净现值理论建立了投资基准利润率模型，计算得出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矿业企业只获得社会平均资金利率下，其投资净利润率应高于一般工业3%左右，而目前我国矿业没有得到社会平均资金利率水平。周仁俊、杨宏辉的《试论发展为矿业服务的金融体系问题》一文，讨论了中国矿业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金融体制中的缺陷，探析了中国金融服务不能与矿业有效结合的原因。他们认为矿业经济效益的低下、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制约了矿业金融服务的发展。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完善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与矿业经济的有效结合，加大政策的支持力度。吴智慧在《我国矿业投资实况与问题》一文从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及投资效益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矿业投资的实况，认为我国矿业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投资力度不够、融资结构存在明显缺陷。李海洋的《试论国外项目融资对发展我国矿业产业的启示》在对项目融资简要介绍的基础上，对我国采用项目融资的利与弊作出了扼要的分析。
除前面所述的已版研究成果外，还应该提及的是：一些相关学位论文对我国矿业的融资做出了很好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提起的是孙俊的《矿业开发中的融资决策理论与方法》、邱景平的《矿业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问题研究》。孙俊的博士论文专门探讨了矿业开发中的融资决策理论与方法，邱景平的博士论文则重点对矿业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进行了研究。
综观国内研究现状，不难发现，虽然国内学术界涌现出了一大批相关矿业融资的研究成果，但真正对我国矿业融资进行研究的系统性、综合性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3 矿业企业融资模式研究的意义
3.1 理论意义
国内学术界虽然既有不少数量学理层面的有关融资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应用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划归为应用矿业经济学范畴的关于矿业融资的研究成果，但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研究的重点还主要侧重于某一个方面，而较少对整个中国的矿业融资模式进行系统的、整体的研究。对于中国矿业来说，虽然具体的矿业企业从规模、资本结构、资源开发品种等都有所不同，但这都不能否定矿业作为一个具有整体包容性的产业而存在着，单独针对某一个企业、某一种矿业或矿业产业某一个侧面的融资研究，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矿业的融资难题，也都不能从叫做“矿业企业融资模式研究”。因此，以“我国矿业创新融资模式研究”为题的研究，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之不足。
3.2 现实意义
3.2.1 有利于解决中国矿业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
近年来，尽管中国的矿业投融资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大多数矿业企业仍存在资本运动链断裂问题，特别是在财政拨款投入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资本运动链断裂、资金短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矿业发展的瓶颈性问题。在这种状况下，只有进行创新性地融资，才能解决中国矿业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
3.2.2 有利于推动我国资本融资市场的发展
通过对我国矿业企业传统融资模式的总结分析，以及对国外矿业企业，特别是中小矿业企业融资方式和途径的考察，发现建立二板市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小矿业企业的融资困境，因为二板市场建立后，我国矿业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在主板市场或二板市场上市。但目前，我国建立二板市场的条件虽然已基本具备，但因各种原因还没有最终建立。因此，“我国矿业创新融资模式研究”可以从矿业融资的角度为政府出台建立二板市场的决策提供研究支撑，从而最终推动我国资本融资市场的发展。
3.2.3 有助于我国矿业企业的融资创新
国内学术界多认为，以往我国矿业企业主要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缺陷重重，从宏观经济层面看表现为企业的经营风险集中到金融体系，使得金融体系的不良债权过多，从而给整个宏观经济埋下隐患；从微观经济层面看，则主要会造成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还本付息压力很大，企业的发展后劲不足。而近年来利用资本市场而进行的直接融资在以低成本筹集企业长期发展资本，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促进企业未来发展等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赵鹏大,陈建平21世纪矿业资源经济展望[J]自然资源学报,2000(3):197．
[2]姚华军,王文,张润丽地质勘察经费投入分析与建议[J]地质工作战略研究参考,2005(6):2-3．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精品课程；矿业经济学；建设经验；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12）05-0077-04
0 引言
中南大学“矿业经济学”课程设置可追溯到1956年，当时，中南矿冶学院招收“矿区开采与经营”本科生，开设矿山经营管理课程。此后，陆续开设“矿山经济管理”、“矿山投资项目经济分析”、“矿山可行性研究”等相关课程。至1990年，正式设立“矿业经济学”这门课程。本课程经过20多年的建设，在师资队伍的配备、教育教学理念的确立、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运用、实践教学的配套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及成果。2005年，《矿业经济高级教程》列入湖南21世纪教材建设立项；2006年，《矿业经济学》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2007年，《矿业经济学》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1 教材的特色及创新之处
教材立足现实，对矿产资源法及相关的资源法律作了全面的解释，使本科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的基础上，增加相关的法律知识，为今后在岗位上更好地工作打下基础。教材在资源经营、市场化运作及法律体系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供的案例全部是实际的矿山管理实例。
教材的编排参考了美国资源经济学方面的教材体系，但内容完全采用国内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材料。教材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矿产资源学科的发展历史和方向，首次从资源的形成、演化、质量特征、时空规律性，及其与人类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论述了资源科学的形成。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资源，协调资源与人口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促使其向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向演进。
教材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矿产资源法律体系；（2）对目前国内急需的矿业权评估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并给出了实际的计算例子和练习；（3）对矿山安全监督管理法律和制度进行了论述；（4）教材涉及了矿产资源开发部署、矿业投资方向、攻关方向等全局性的问题；（5）教材对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方法、资源供求关系、资源稀缺观念和意识、资源利用的生态问题等进行了全面论述。
2 教学条件建设
2.1教材使用与建设
1989年以来，中南大学矿业经济学教学一直采用自编教材和讲义。先后出版了《矿山投资项目经济分析》、《矿业经济学讲义》、《矿业经济学高级教程》、《资源评估学》、《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矿业经济学》等教材。
2.2促进学生主动性学习的扩充性资料
在加强教材建设的同时，中南大学矿业经济学（以下简称本学科）特别注重丰富教学资料。现已购买国内外有关参考书籍200余册：订购了矿业经济、资源经济、环境经济、生态经济类杂志10余种，供师生参考查阅；编写了《矿业经济学习题册》、《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习题库》等扩充性资料，供学生课后练习和自学。
2.3实践性教学环境
本着产学研结合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宗旨，实践性教学根据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的不同，可选择在学院数字矿山实验室进行，或直接到有色行业生产现场进行考察。本课程以理论教学为主，在实践教学方面结合矿山实例进行案例分析，以便加强工科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案例；矿山投资项目可行性评价；采矿权评估案例分析；探矿权评价案例分析；矿山安全监督管理案例分析；矿业投资风险分析案例分析；矿业政策制定案例分析；矿山管理咨询案例分析。
2.4网络教学环境
中南大学数字图书馆有丰富的网络资源，可以供师生免费使用。矿业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全部材料（含多媒体教学与学习网络系统、课程教学大纲、教案、教学课件、习题集、参考文献等）均已经做成网络教学与学习系统软件挂在了校园网上，供师生学习。
3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
课程组通过教学过程6大要素（讲课、案例讨论、作业、辅导、考试和科研实践）来开展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在广泛吸收先进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3.1课堂讲授
课堂教学是学生深刻理解和全面掌握矿业经济知识体系和内容的关键环节，在此环节中，教师通过讲授、讨论课、习题课等多种形式，向学生传授矿业经济学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讲授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形式，教师通过灵活运用启发式、问题式、讨论式、交互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向学生介绍新的矿业经济理论，引入新的知识、定理和规律，同时通过介绍资源科学的案例，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和探索精神。讨论课也是课堂教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它能增强师生的互动，一方面促使学生主动思考，提出问题，活跃学习气氛，激发学习热情。另一方面，通过学生的讨论发言可了解学生对矿业经济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情况，从而发现学生在概念上的理解错误以便及时纠正。通过习题课则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总结、复习、巩固所学知识，并能够使教师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适当加大习题的难度，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3.2自学与讨论
任何一门课程的学习都要经历“学会一会学”的过程，会学才是教学的主要目的。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获得的学习方法、思维方式以及自学能力可以让他们受益终生。在教学过程中，对部分内容首先提出自学要求，让学生通过自学掌握指定的内容，同时要求写出自学部分的读书报告；部分难度在学生自学能力范围以内的章节则要求一些学生通过自学、查阅资料，写出电子教案，在课堂上用15分钟左右进行讲授，这种让学生互教的方式，可强化培养学生自学、表达、电子教案开发等多项能力，受到学生欢迎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3.3作业和辅导
学习必须全方位、多途径地获取知识，而教材上的知识是有限的，本学科采取以下多种方式使学生扩大知识面，开阔视野，以适应科学素质教育之需。（1）开辟“资源科学前沿”专题论文竞赛；（2）举办矿业经济讲座。聘请国内外专家、教授直接向学生介绍矿业经济学前沿问题等延伸性知识，使学生及时了解矿业经济学当前进展，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3）开设《资源评估学》文化素质课。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素质选修课，专门介绍资源评估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4）开展论文写作竞赛。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准备竞赛的过程中，通过文献资料的查阅和论文写作，可巩固所学知识。同时，通过竞赛也可以发现优秀人才，从而保证资源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
课后辅导除安排常规答疑外，还在网络教学与学习系统中增加了典型例题及解题方法、重点难点指导、名词概念解释等内容，并将教学课件与课程学习等内容纳入网络教学与学习系统中。
3.4考试手段
考试是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督促学生主动学习的重要手段。多年来，本学科采用考试和论文写作自由选择的方式，改变传统闭卷考试定成绩的模式。采取多种考核方式，全面测试学生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考试观，采取的主要形式是论文写作与考试相结合，在考试中专门加入能力测试题，以考核学生对所学矿业经济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要求学生按照正式的格式书写，这样不仅能测试矿业经济知识，同时强化了科学素质的培养，从而对矿业经济学教学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3.5教研及教改成果
1）教学内容现代化。遵循基础知识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并重的原则，实现教学内容的现代化。具体措施有：将教学内容向资源经济学前沿延伸；既重视矿业经济知识的教学，又注重矿山管理方法的传授。
2）教学手段现代化。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为教学手段现代化提供了条件。课程实现了多媒体教学，并开发了多套教学软件，包括矿业经济学电子教案、矿业经济资源库、矿业经济案例讨论、矿山管理咨询论坛等。
3）建立网络教学平台。建立了网上矿业经济教学平台，能在网上实现矿业经济教学全过程。开发了较为丰富的网络资源：矿业经济电子教材、资源经济网络资料库、矿业经济辅导与答疑、矿山管理咨询平台、矿业经济电子作业等。
4）开展教学方法改革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现代化的实现，使得教学方法的改革势在必行，特别是需要探索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如何发挥学生主体、教师主导作用。提出了多媒体只是代替书写黑板的工具，教师仍要充分发挥原有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的优势，特别是不能成为多媒体课堂的配音员，要扬长避短，逐渐形成重点难点讲授法、问题式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
5）加强地矿学科中矿业经济相关学科整合。矿业经济是采矿工程专业必修课，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加强与其它课程的整合，实现系统优化，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因此，本学科始终坚持矿业经济课与资产评估课的有效整合，矿业经济与资源经济学、矿山设计原理等基础课程的有效整合，既保证学生知识结构的完整，又避免课程间的相互重叠。
6）引入国外教材，开展双语教学。为了落实教育部的有关文件精神，提高本科生的外语应用能力，从2002年起，本学科就开展了矿产资源评估双语教学。承担双语教学的教师都在国外著名高校接受过1年左右的专门学习，其外语水平高，双语教学效果好，目前已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并受到学生欢迎。
3.6以科研项目带动学生参与实践的创新手段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书面上的理论知识，学会理论在实际当中的应用，教研组积极吸纳本科生参与相关科研项目，将所有上课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分配一定的科研任务，并且督促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完成任务的质量作为评判平时成绩的重要依据。这样可以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压力，同时各小组之间的竞争也成为他们做好自己工作的动力。随着资料调研及研究工作的深入，他们通过碰到难题并将其解决的方式，对课题研究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更加广泛地去了解该领域的相关知识及研究进展。比如，本学院有一个矿山投资评价专家系统方面的课题，通过该课题的开展，学生梳理了详细的矿山（包括地、采、选，且按不同采矿方法分类）建设投资估算报表指标，建立了完善的生产成本报表细项，掌握了通过上述基础报表如何生成矿业投资财务分析报表以及不确定性分析、风险分析及方案经济比选等经济分析手段。可以说，学生通过这些实践教学手段，基本上掌握了矿山技经评价及投资评价的基本流程，更好地了解了现场的专业知识，丰富了他们的视野，从而有助于提升他们今后的就业竞争实力并扩展其发展空间。
4 青年教师培养
1）安排青年教师进修矿业经济学高级课程。只懂一门课的教师是讲不好这门课的，只有熟悉矿业经济学的全部内容，才能自如地“从一桶水中倒出一杯水”。安排年轻教师进修资源经济学高级课程，如硕士生的《高级矿业经济学》，博士生的《高级资源经济学》、《资源评估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等。
2）鼓励青年教师承担与教学课程方向一致的科研项目。《矿业经济学》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必须在应用中加以发展。这就要求从事课程教学的教师必须同时参加科研工作，才能讲好课，建设好课程。基于这样的认识，课程教学组的青年教师在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承担并完成了许多科研项目。在资源评估、矿业经济与系统工程等研究方向上发表了多篇具有前沿研究水平的论文。
3）鼓励青年教师同时讲授其它相关课程。《矿业经济学》是矿业工程和资源经济的结合，是整个经济学课程体系中的一部分。作为主讲《矿业经济学》的教师，同时适当地讲授其它相关课程，对于教好矿业经济学是十分重要的。课程组的青年教师都曾经讲授过其它多门课程。
4）鼓励和安排青年教师出国进修、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学院的多名青年教师曾经到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欧洲的大学进行过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5 课程教学效果及评价
矿业经济学课程在培养采矿工业高级管理人才方面具有突出的作用。在中南大学矿业经济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中，先后出现了多位出色的矿业经济学专家，在他们的带领下，通过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保证了中南大学矿业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并且培养了一大批在国内任重要职务的高级矿业经济管理人才，逐步从采矿工程硕士点矿业经济与系统工程方向，发展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硕士点和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点，并在课程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校内外专家对于本课程的一致评价为：（1）教材内容都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矿业经济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在编排结构、教学内容上深入浅出，富有特点。教材配备了大量的案例和思考练习题，突破了传统矿业经济管理教材以理论为主、缺乏实际案例和习题训练的模式。这些内容在国内同类型教材中是不多见的，对于训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有用的，对于开拓学生的创新思维也具有重要的作用。（2）该课程由一系列教学环节构成，主要有课堂讲授、作业练习、现场教学、专题讲座等，结构合理，内容丰富。每一个教学环节的教学目的明确，重点突出。网站提供的教学文件，完整地反映了该课程各教学环节主要内容和要求，特色鲜明，体现了中南大学《矿业经济学》课程改革、建设的成果。
根据十个评教指标，在学生中对矿业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其优良率大多在95%以上。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第6篇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传统工业方面，罗丽馨《明代官办造船业》除了对船厂设置、船只物料、造船匠户、各船的修造与船式等项的补述钜细靡遗之外，并析论官办造船业与民间造船业之间的兴替现象，实与海禁和防卫政策的转变有关。明初实行海禁及积极的海上防卫时，官办造船业兴隆，战船建造占相当大的比例，民间的造船业只能受限于建造内河航行的小商船。明中期以后，海禁稍驰且防卫导向转为北方内陆，再加上劳力不足、物料缺乏及管理不当等船政流弊，官办造船业渐行没落，民间造船业则加速发展，海运大船增加。（注：《大陆杂志》88.1（1994.1）：25-44、88.2（1994.2）：28-44。）近代新式工业方面，陈慈玉一系列以东北、山西、山东各地区日本对华煤矿投资为主题的论文，讨论日本自投资汉阳铁厂以来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对华的侵略，日本政府及其财阀在各阶段的互动关系及投资特征。目前研究日本对华投资者，以工矿业部门为主的研究多偏重汉治萍公司，对于其他企业少有发抒，因此陈慈玉近年各篇矿业的研究论文值得重视。著者认为，抚顺煤矿的前中期成长阶段，属于日本对华矿业投资的萌芽期（1904-1925）特征，即国家主导型的资本输出。这是由于抚顺煤矿为满铁所经营，而满铁即是此期日本国家资金输出的两个重心之一（另一为汉治萍公司），形同"国策公司"。抚顺煤矿产品先是内销东北地区，再而输出日本本国，继而转向开展中国本部及东南亚市场。在1920年代，抚顺煤矿扮演日本工业化资源的重要补给站的角色，配合满铁带有"国策"性质的发展导向，实即类似"输出原料和资源给母国，自母国进口工业产品和资本"的殖民地典型。（注：陈慈玉：《抚顺煤矿的发展，1907-193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1996.12）：133-177：《抚顺煤矿工人》，《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605-627。）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矿产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主成分分析法
一、引言
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全人类在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等相互关系的协调共同发展战略，是人类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途径。矿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我国矿产资源丰富，矿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在国外，矿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矿产资源产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可持续性及评价、发展对策等方面。GavinM. Hilson（2006）对矿业不可持续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强调矿业是可持续的，并建议拥有富矿的贫困国家进行跨国矿业运作，并分析了这种运作的功效；AdisaAzapagic（2004）构建了矿业可持续发展力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三类子指标。国内学者对此领域的研究大多是从矿产资源产业存在的问题、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战略及对策和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机制等方面阐述的。我国学者彭秀丽（2011）从矿产开发与矿区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必须健全和完善矿产开发生态补偿机制，补偿效果机制运行效果必须借助于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闫沛禄（2012）根据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理论基础，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模式进行了创新型分类；陈文婷（2011）指出新建矿山新建矿山企业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从以上的分析看来，现有研究成果中，对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矿产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及对策和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研究，对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作出了贡献，但对矿产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没有开展研究，本文将尝试对我国矿业可持续发展进行实证研究，以探索我国矿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并对其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二、矿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科学地评价矿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是提高矿产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在建立指标体系过程中，本文在借鉴了云南省、贵州省等省区对矿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和评价方法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了矿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里的各个具体指标。该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把指标体系设置为三个层次，自上而下分别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其中，准则层指标设置三个类指标，分别为：经济发展相关性指标（矿区居民恩格尔系数X1、城矿职工人均可支配人均收入之比X2、城矿居民人均GDP之比X3、城矿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之比X4），资源利用效率指标（矿产回采率X5、矿产人均可采储率X8、矿产综合利用率X7、矿产采出率X6）和生态环境治理指标（矿区塌陷土地面积复垦率X9、环境治理投资占GDP比重X10、矿区绿化覆盖率X12、工业“三废”处理率
X11）。
三、矿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湖南省14个市州的统计数据，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矿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在主成分分析模型时，本章运用的原始数据来自于《2010年湖南统计年鉴》、《2010年湖南省矿产资源统计年鉴》以及湖南统计信息网，有些数据通过网络（百度搜索等）、新闻杂志、湖南统计信息网、调查、电话询问和咨询相关专家得到。通过以上途径得到的数据具有权威性、可对比性和统计口径一致性等特点，使主成分分析得到的结果更科学，从而保证了矿业可持续发展度的比较更准确。以下运用SPSS17.0是分析步骤和结果。
第一步，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和相关系数矩阵（SPSS17.0自动执行）。
第二步，成分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的计算。运用SPSS17.0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由表1知，第一、二、三、四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高达87.611%，因此，只需选择前四个主成分，其代表的信息量已比较能充分地描述原始数据所包涵的信息。
第三步，成分系数矩阵。在确定了4个主成分的基础上，利用SPSS17.0软件计算出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
第四步，综合主成分得分表。如表2所示，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向量也就是主成分的得分系数矩阵，可以说明各个主成分在各变量上的载荷，从而得出个主成分的表达式，在表达式中的变量已经不是原始变量，而是标准化变量。综合的分模型如下所示，由模型计算出的14个地州市的主成分得分、综合得分及其排序如表3所示。
根据上市计算湖南省各个城市的综合得分、排序见表3。
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综合得分的排名可以看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是长沙、株洲和湘潭，这三个城市排在前三名；从各个主成分的得分上看长沙在三个主成分上的得分均大于零，说明其在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各方面水平都是比较高的，比较全面的发展了矿产业。益阳、岳阳、衡阳、常德、邵阳综合得分排名在第四至第八位，矿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永州、娄底、郴州、张家界、怀化、湘西综合得分均小于零，说明这些地级市的矿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第一主成分的得分最高的是长沙、株洲和湘潭，这三个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都很高，并且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对环保的投资也是相当大的，对矿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长株潭一体化”也促进这三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然会给其矿业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曙光。岳阳在第二主成分中是得分最高的，长沙、衡阳、郴州、娄底等地第二主成分得分较高，这些城市都是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矿产回采率和矿产人均可采储率都居全省前列，矿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在这一主成分上得分最高的是株洲，从原始数据可以看出株洲的矿产综合利用率、工业“三废”处理率是比较高的，说明株洲在三废治理的技术上是比较先进的。株洲是个老工业城市，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矿产资源的利用率也比较高。在这一主成分上得分比较高的是长沙、岳阳和张家界，长沙是省会城市，在绿化和环保方面做得一直比较好，张家界是旅游城市，除了本身绿化环境优越之外，和政府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四、结论以及对策建议
本研究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用科学客观的方法构建了矿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湖南省14个市州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影响矿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主要有：矿区居民人均GDP、矿区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环境治理投资的力度和矿产的综合利用率等。
针对以上问题，对策建议有：一是加强城市矿业研究，进行技术储备。加强矿业生产技术的研发，进行矿业的知识化改造以提高矿业的科技含量，挖掘矿业科技潜力是矿业摆脱发展困境的重要任务之一。设立矿业技术研发专项，建立由不同矿业研究院，利用矿区优越的产业实践条件和科研人才队伍选定矿业生产过程中的重点项目进行科研攻关，落实科研与管理参分配的国家科技进步政策，提高矿业产业科学技术含量，为矿区产业结构的提升进行技术储备。二是加强矿业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必须大力推进矿业的清洁生产，实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举，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积极发展矿产品深加工业，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努力提高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区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三是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矿业循环经济。推进科技进步、提升创新能力是解决矿业可持续发展乏力的核心。科技进步可以推动矿产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要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研制、开发、推行先进的开采、加工矿产品的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和新的管理方法，如无废石开采技术、先进的井下充填技术、选矿综合回收技术等，要充分依靠科学技术，积极推进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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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of the global economy，worldwide patterns of natural resource
extrac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le resource use policies[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7（64）：444～453
[3]彭秀丽.湖南矿产开发与矿区生态环境发展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湖南：中南大学.2011
[4]闫沛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与实践[D].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2
[5]陈文婷.新建矿山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云南：昆明理工大学.2011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矿业权；实物期权；二叉树模型；价值评估
1. 矿业权的内涵
矿业权概念的由来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其理论内涵伴随着人类开发、利用矿产资源能力的提高而不断丰富。时至今日，关于矿业权内涵的争论仍是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主流的观点为，矿业权即探矿权和采矿权的合称。探矿权是指在依法界定的勘探范围内，勘察矿产资源并优先取得勘探区矿产资源开采权的权利。采矿权人依法享有开采和处分矿产资源并取得收益的权利。在法律的约束下有偿转让矿业权是矿业权市场形成与发展的根基。
2. 矿业权价值的实物期权特性
矿业权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量及时间价值。矿业活动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宏观环境、预计储量、矿种质量、开发成本、受益年限等方面。这些因素使未来流入的经济利益无法有效量化，增加了矿业权价值评估的不确定性。在实践中，矿业活动投资人可以通过灵活的管理活动选择更加有利的发展方向，影响它所产生的现金流，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突发状况。投资于矿业活动经常可以增加投资人的选择权，这种未来可以采取某种行动的权利而非义务是有价值的，它们被称为实物期权。而这一未来选择权也正是矿业权价值的核心所在。带有实物期权性质的矿业权项目的现金流特征可以用下图表示。（见图1）
只要未来是不确定的，投资者就会利用拥有的实物期权增加价值，而不是被动的执行既定方案。完全忽视矿业权项目本身的实物期权特性，是传统折现现金流量法在价值评估中的局限性。
3. 矿业权价值评估二叉树模型分析
3.1 二叉树模型综述
二叉树模型是期权定价理论中的经典模型之一，是由Cox，Ross和Robinstein提出来的。二叉树模型用大量离散的小幅度二值运动来模拟连续的资产价格，建立相应的资产价值树形图。在得到每个结点资产价值的基础上，从树形结构的末端T时刻开始往回倒推，从而得出期权的定价。因而可以利用二叉树模型对矿业权的价值进行评估。
利用二叉树模型评估矿业权的价值可遵循以下步骤：首先是确定上行乘数和下行乘数u=1+上千百分比=eσ，d=1-下降百分比=1÷u其中e为自然常数，约等于2.7183，σ为标的资产连续复利收益率的标准差，t为以年表示的时段长度；然后构造现金流量二叉树和项目价值二叉树（见图2）；接着是确定上行概率和下行概率，根据风险中性原理期望收益率R=（u-1）p+（d-1）（1-p）求得上行概率p=（R-d+1）/u-d，下行概率=1-p，进而得出上行现金流量=u×p，下行现金流量=d×（1-p）；最后通过逆推的方法求出起初矿业权的价值。
3.2二叉树模型的应用
在对矿业权项目进行评估时，往往需要量化其中蕴含的放弃期权。作为一项看跌期权，其标的资产价值是项目的继续经营价值，而执行价格是项目的清算价值，这里的清算价值不仅指矿区设备残值的变现收入，还包括矿区有关资产的重组以及矿业项目价值的重新挖掘。以下将通过我国某公司投资云母氧化铁矿的实例系统阐述带有放弃期权性质的矿业权价值评估过程。
2011年3月，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同意子公司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民币1000万元建设自产镜铁矿产品深加工云母氧化铁的项目。项目可行性分析称，如果项目顺利达产，预计可实现年产云母氧化铁4.8万吨，初步预计该矿只有五年的开采量。目前市场上云母氧化铁矿产品的平均单价2360元/吨，假设该价格每年的上涨幅度在3%左右，但是很不稳定，其标准差为15%，因此，销售收入应当采用含有风险的必要报酬率10%作为折现率。若预计投产第一年的变动成本支出为2300万元，每年以3.5%的幅度增长，但不稳定，适用10%的折现率。每吨云母氧化铁矿的固定成本支出合计每年1800元。由于固定成本相对稳定，可以使用五年期国债票面利率5.75%作为折现率。假定1-5年后矿山的残值分别为530万元，500万元，400万元，300万元和200万元。
放弃期权的分析程序如下：
a. 计算项目的净现值
计算标的资产的价值是实物期权分析的第一步，也就是未考虑期权的项目价值。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计算的净现值为-108.02万元。(见表1)
如果不考虑该矿业权项目中蕴含的实物期权，这时项目净现值小于0，是个不可取的项目。
b. 构造二叉树
（1）确定上行乘数和下行乘数。由于矿产品加权平均单价的标准差为15%，所以：
（2）构造销售收入二叉树。按照计划产量和当前价格计算，销售收入为：
销售收入=4.8×2360=11328（万元）
目前还没有开发，下个生产年度才可能有销售收入：
第一年的上行收入=11328×1.1618=13160.87（万元）
第一年的下行收入=11328×0.8607=9750.01（万元） 以下各年的二叉树以此类推。
（3）构造营业现金流量二叉树。由于固定成本为每年8640万元，销售收入各结点减去8640万元，再在此基础上减去每年的变动成本支出，可以得出营业现金流量二叉树。
（4）确定上行概率和下行概率：
期望收益率=上行百分比×上行概率+（-下行百分比）×(1-上行概率)
5.75%=（1.1618-1）×上行概率+（0.8607-1）×(1-上行概率)
上行概率=0.653603
下行概率=1-上行概率=1-0.653603=0.346397
（5） 确定未调整的项目价值。首先，确定第5年各节点未经调整的项目价值。由于项目在第五年年末终止，无论哪一条路径，最终的清算价值均为200万元。然后，确定第四年年末的项目价值，顺序为先上后下。
第四年年末项目价值
=[p×(第五年上行现金流量+第五年上行期末价值）+（第五年下行营业现金+第五年下行期末价值）×（1-p）]÷(1+r)
=[0.653603×（12699+200）+（6484+200）×0.346397] ÷(1+5.75%)=10161.65 （万元）
其他各节点以此类推。
（6） 确定调整的项目价值。
自上而下检查各节点项目价值是否低于同期清算价值。低于清算价值，则表明清算比继续经营更加有利，因此该项目应该放弃，将清算价值填入“修正项目价值”二叉树相应节点。完成以上节点的调整之后，重新按照第五步的方法计算各节点的项目价值。计算的顺序仍然遵循从后往前，从上往下，依次进行。最后得出0时点的项目现值为9884.01万元。
注：为简化计算，假设项目建设期间的变动成本与投产第一年相同，即2300万元。
c.确定最佳放弃策略
通过以上计算得出在考虑期权的基础上项目的现值为9884.01万元，初始投资为1000万元，因此：
调整后NPV=9884.01-1000=8884.01万元
未调整NPV=-108.02万元
期权的价值=调整后NPV-调整前NPV=8884.01-（-108.02）=8992.03万元
综上所述，在考虑放弃期权后，该矿业权的价值相当可观，公司应该进行该云母氧化铁投资项目。但是，如果未来价格下行使得继续经营价值小于清算价值，则应当放弃该项目，进行清算。
4. 二叉树模型在矿业权估值中的优越性
目前对实物期权进行估值运用最为广泛的模型为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它由布莱克与斯科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该模型认为，只有股价的当前值与未来的预测有关，变量过去的历史和演变方式与未来的预测无关。运用该模型对矿业权价值进行评估，面临着变量选取难度较大、风险度量不够精确等突出问题。
与Black-Scholes模型以及传统的折现现金流量法相比，二叉树模型在对矿业权价值进行评估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1). 二叉树模型可以更加直观地揭示矿业权项目风险。二叉树模型的树形组合结构可以有效地对矿业权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进行单独度量和分析，从而理清它们对矿业权价值的交叉影响，使管理者可以机动灵活地采取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2). 二叉树模型可以更好的反映市场环境和经济变动对矿业权价值的影响。用二叉树模型直观地表现了各单位时间内市场环境和各参数的变化。另外，二叉树模型在构造矿业权价值树形结构图时，可以根据金融市场的利率变化灵活地改变各个时间段内复制组合所采用的无风险利率，使计算出的矿业权价值更加接近于其真实价值。
(3). 二叉树模型在外观上采用树形的结构，在给人带来良好视觉效果的同时，使模型使用者在分析各个节点的矿业权价值时更加游刃有余。
5. 结论
矿业权项目本质是一种风险投资，其本身蕴含着实物期权的特性。二叉树模型通过树形结构的建立得出了一种评估矿业权价值的科学方法。在矿业权项目风险度量、灵活性等方面二叉树模型具有其他期权估值模型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在矿业权投资活动中正确应用二叉树模型进行估值，可以有效地控制风险和度量收益，提高投资活动的效率，促进矿业权市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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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国内矿山项目； 变权原理； 财务风险； 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22-0071-04
近年来我国企业间的并购活动不断发生，并购交易额不断扩大，作为资本运营的重要手段，国内并购活动正风起云涌。国内矿山企业普遍存在整体技术水平较低、资源利用率不高和产业集中度低等问题，而并购能为企业带来先进的技术与资源。因此，国内矿山项目并购将是矿业做大做强的一个趋势。国内矿山项目并购活动具有交易额巨大、投资回收期长、风险类型多等特征，其中财务风险是最重要和最复杂的风险之一。
一、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
（一）财务风险因素识别
财务风险因素识别是研究并购活动中的主要财务风险因素及其来源、性质、原因和导致的后果。风险因素识别的目的是找出并购活动中的财务风险因素、财务风险原因以及风险所导致的后果，从而揭示并购财务风险的形成机理。
采用德尔菲法对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因素进行识别。经过罗列总结，风险因素识别结果见表1。
（二）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指标权重的确定
1.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依据表1，将风险类别作为一级评估指标，风险因素作为二级评估指标，构建了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2.评估指标权重的确定
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评估指标的权重，向矿山设计研究院、矿山企业和高等院校的25名相关专家发出了征询意见表，共收回18份问卷，专家情况见表2所示。
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各评估指标权重，结果见表3所示。
二、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评估模型
（一）变权基本原理
变权原理是我国汪培庄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新的综合评估方法，它是相对于常权原理而言的。在实际问题中，若权向量保持不变，将会使问题出现“失衡状态”，而变权方法能够弥补常权方法在这方面的缺陷。
1.变权的公理化定义
（二）基于变权原理的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评估模型
1.评估指标的分级规则
根据表3，对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评估指标进行分级，分级规则见表4所示。
2.评估集合的建立
风险评估集合为V：V={V1（低），V2（一般），V3（较高），V4（高）}。根据分级规则，规定风险低为[8，10]，一般为[6，8），较高为[4，6），高为[2，4）。
3.均衡函数及变权公式的确定
选用均衡函数公式（4）及相应的变权公式（6），并取不同的？琢值进行评估。
4.并购矿山各评估指标的分级值
根据拟并购企业的实际情况，按照分级规则进行确定。
5.变权综合评估
式（8）中，wi为评估指标权重；si为评估指标的分级值。
三、案例研究与应用
以国内某矿山集团并购赣州某钨矿为例，利用变权评估模型进行评估与应用。
（一）确定各评估指标的分级值
根据该并购项目实际情况及并购可行性报告，结合分级规则，确定各二级评估指标的分级值，结果见表5。
（二）变权综合评估
根据表3、表5、公式（8）及变权公式（6），依次取？琢为0.2，、0.4、0.6、0.8、1、1.5、2、2.5和3，并采用Matlab软件编程进行计算，编程代码略，变权重计算结果见表6，变权综合评估结果见表7。
根据表7，当？琢=1时，即进行常权综合评估时，V=7.86600；当0
四、结论
（1）分析了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进行了因素识别，建立了财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了各评估指标的权重。
（2）制定了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并购指标的分级规则，建立了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变权评估模型。
（3）以国内某矿山集团并购某钨矿项目为例进行研究，利用Matlab软件编程计算出变权值和变权综合评估值，得出该案例并购的财务风险为一般，评估结果与实际较为吻合。案例应用结果表明该模型的实用性较强，计算简便，为科学评价和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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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现状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特点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
从对外投资流量方面分析，2002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27亿美元，2002年到2011年以年均44.6%的比率稳步上升，实现了年度数据以来连续十年的增长。对外投资存量一直以来都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从2002年的299亿美元猛增至2011年的4247.8亿美元，10年时间增长了约1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31.48%。
（二）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对外投资规模仍然偏小
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4.4%，居于全球当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排名的第六位。不过同发达国家差距仍然显著，以2011年为例，美国、日本、英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中国的5.31倍、1.53倍、1.43倍。201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年末存量为21.17万亿美元，占全球当年存量的2%，居于全球第13位。存量规模远低于发达国家，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别相当于美国、英国、德国对外投资存量的9.43%、24.53%、29.46%。
（三）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非金融类为主
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8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其中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0448亿美元，同比增长47.1%；境内投资者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为184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5%。2011年末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3573.9亿美元，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673.9亿美元。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特点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拉丁美洲
2011年，中国企业投资流量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从地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区域为亚洲、拉丁美洲，所占比例分别为62%、16%。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实现连续三年高速增长，占流量总额11.1%；中国对大洋洲的投资为33.2亿美元；对非洲的投资快速增长，达到31.7亿美元；对北美洲的投资略有下降，为24.8亿美元。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
按照资金投向的东道国来看，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投向的国家或地区及其分布比例为：中国香港所占比重为47.8%，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避税地所占比重为分别为8.3%、6.6%，世界其他地区所占比重为31%，资金主要流向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国家。
（三）中国对外投资八成以上流向发展中国家
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国或地区的投资为612.3亿美元，所占比重为82%，流向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投资为134.2亿美元，所占比重为18%。中国对主要经济体投资快速增长，其中对欧盟的投资为75.61亿美元；对东盟的投资为59.05亿美元；对澳大利亚投资为31.65亿美元；对美国投资18.11亿美元；对俄罗斯投资7.16亿美元。
三、中国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特点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多元化
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六个行业累计投资存量为3779.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9%。从行业分布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依然是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排在第二的行业是金融业；采矿业以微弱的差距排在第三位；排在第四位的是批发和零售业。
（二）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行业分布方面覆盖面广且集中程度高。对外投资最集中的六个行业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所有行业中所占比重最高的，投资存量达到1070.2亿美元，主要流向中国香港和欧盟；金融业在投资存量中所占比重位居第二；排在第三位的是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以微弱差距名列第四位。
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特征
（一）境内投资者逐渐多元化
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达到13500家，将境内投资者按照登记注册类型分类，从企业数量上看，有限责任公司数量在对外投资企业中所占比重最大，为60.4%。位列第二的是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为11.1%。从境内投资者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是开展对外投资最为活跃的行业，所占比重为42.7%；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占 22.9%；；再次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5.2%。
（二）境外投资者多集中在亚洲地区
2011年，中国境外企业覆盖率为72%。其中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境外企业覆盖率最高，分别达到90%、85%；其次是北美洲和欧洲，投资覆盖率分别为75%和71.2%；再次是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投资覆盖率分别为57.1%、40%。
参考文献
[1]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中国统计出版社.
[2]王雯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机遇与策略研究[D].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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