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治理措施范文

空气污染治理措施范文第1篇

关键词：空气质量；排污许可；信息公开

中图分类号：X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10005502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环境问题也逐渐突出，尤其最近几年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的严重雾霾天气，让空气污染逐渐走进老百姓的视野，人们开始关注环境空气，关注政府解决环境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笔者就国外空气污染治理经验和我国相关措施进行简要分析。

2015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265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78.4%。仅73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21.6%； 338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76.7%；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23.3%，其中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15.9%，中度污染为4.2%，重度污染为2.5%，严重污染为0.7%[1]。

2 发达国家大气污染防治对策

2.1 英国大气污染防治对策

2.1.1 扩大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自治权

1968年英国修改和完善了《清洁空气法》，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权限，包括锅炉颗粒物和烟尘排放限值，地方政府有设立新的烟尘控制区的权利。1974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污染控制法》规定和限制了油品中硫的含量。上述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明显效果，至1975年，伦敦雾霾天气从以前的一年几十天减少至每年15 d，到1980年降至5 d。

2.1.2 重视企业在环境质量重的作用

英国政府在通过征收气候变化税、设立碳基金、建立炭交易排放制度等措施，调动企业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方面的积极性。如从事金融服务的野村证券既是典型代表，企业通过整合优化食品、办公设备投递、垃圾清运等环节，有效减少了垃圾车的运输次数。在建筑节能方面更是加大投入，集团新楼楼顶被绿色植物覆盖，以生态调节代替空调能源消耗，办公室按照环保锅炉、节能灯等措施降低能耗。

2.1.3 加大环境信息公开

英国充分保障民众对环境治理信息的知情权、参与权。英国在几十年的环境质量实践中，总结形成了一整套高效的完整污染物检测系统。此系统负责监测空气中污染物浓度以及在空气沉降中对土壤和水的作用，此类信息会在环境部门官网或脸书、推特上进行公开。更是建立了GoogleEarth软件，此软件是一款强大地理信息系统，通过下载安装此软件可以方便地浏览伦敦各监测点位数据及变化趋势图。通过上述措施让伦敦居民可以实时查询到自己所处环境PM10、PM2.5等污染物信息及未来变化趋势[2]。

2.2 美国大气污染防治对策

2.2.1 排污许可证制度

美国1990年前只要求新建项目需领取排污许可证。1990年美联邦修改完善了《清洁大气法》，修改后的法案要求联邦各州需在1991年按照联邦环境保护署有关排污许可的规定，制定和实施包括所有行业在内的排污许可证规划，其目的就是将各行业全部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范围之内，强化排污监管。为强化排放监管，规定所有污染源必须安装排放控制装置和监测排放的系统。

2.2.2 环境税及财政支持

美国通过征收环境税，如损害臭氧的化学品消耗税、汽油税、开采税、环境收入税、二氧化硫税等，进一步激发技术创新，减少各方面大气污染物排放，并使相关技术更好的达到标准。对安装污染物处理设施并降低污染排放的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美国环境保护署针对清洁空气技术还在继续推行“清洁空气优秀奖”，并有针对社区行动、宣传教育、法规政策创新和高效交通创新等方面的分类奖。用以强化先进环境质量措施及方案的支持奖励力度。

3 我国目前相关措施

3.1 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2014年4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新法于2015年1月1日施行。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自

2016年1月1日起施行。通过上述法律的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切实提高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3.2 制定专门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计划明确提出了改善环境空气的十项具体措施，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专项推进。此后各地区、部门出台了相关配套方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PM10、PM2.5、NO2、SO2等污染物逐年下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3.3 强化污染源头治理

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一直强化源头治理，对污染物排放源头加强监管，例如对重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开展重点企业污染物专项整治、建立绿色能源发展示范区等措施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通过提高燃油品质、淘汰黄标车、老旧车等措施降低汽车尾气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4 Y语

从国内目前情况看，我国采取的相关空气污染防治相关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以下几方面亟需完善：一是在公众参与环保和信息公开方面有待提高。应深化网络等新媒体信息公开力度，建立完善便于市民查询的信息公开系统，让能出在当前空气环境中的居民实时看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状况。二是排污许可证制度和在线监测安装普及率相对较低。建议逐步将所有涉及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全部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范围，并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测设备。实时监控污染物排放情况，对采取措施能够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企业实行污染物交易，提高企业环境保护自主性。

参考文献：

[1]

环境保护部.2015年环境质量公报[R].北京：环境保护部，2016.

[2]邓文钱.英国如何治理空气污染[J].政策t望，2015（4）：50～52.

[3]闫 静，吴晓清.国外大气污染防治现状综述[J].中国环保产业，2016（2）：56～60.

[4]平 措.我国城市大气污染现状及综合防治对策[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6，31（1）：18～21.

空气污染治理措施范文第2篇

一、南昌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有益尝试

南昌市为治理空气污染采取了诸多措施，以2013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3年前，治理力度相对较弱，主要是单一措施，即针对不同污染源，出台相应举措;第二阶段是2013年后，治理力度和强度都较大幅度增强，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更加系统、规划、严格，主要是出台一个统一的治理污染计划，把各项污染源治理的相关措施都纳入其中。具体表现为:

(一)第一阶段对造成空气污染的工业污染源、机动车尾气以及扬尘分别出台措施予以整治针对高污染燃料及工业污染源，南昌2008年颁布《南昌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办法》明令禁止在禁燃区销售、燃用原(散)煤、煤矸石、粉煤、煤泥、重油、渣油、各种可燃废物和直接燃用的树木、秸秆、锯末、稻壳、蔗渣等生物质燃料以及污染物含量超过国家规定限值的固硫蜂窝型煤、轻柴油、煤油、人工煤气等燃料，并划定沿江北大道、沿江中大道、沿江南大道以东，洪都北大道、青山北路、丹霞路、民丰路、东元路以南，昌东大道以西，昌南大道、施尧路、何坊西路、新溪桥路、上海南路、解放西路、解放东路以北;双港南路、赣江北大道、赣江中大道、赣江南大道以西，祥云大道以北，昌樟高速、昌九高速、瀛上河、龙潭水渠、广兰大道以东，玉屏东大街、孔目湖大街以南为禁燃区。同时加强对方大特钢、新昌电厂、晨鸣纸业等重点排污企业的排放监督。针对机动车尾气排放，南昌2009年启动机动车排气的检测工作，对参加机动车定期检验的车辆实施尾气检测，机动车所有人须持尾气排放检测合格证，才能核发机动车定期检验合格标志。2012年南昌开始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核发工作，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达到国Ⅰ及以上标准的、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达到国III及以上标准的，核发绿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未达到上述标准的，核发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同时，将从2013年6月1日起，对未取得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含外地车辆)和持有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采取限制行驶区域、时间等交通管制措施。针对扬尘，南昌2012年出台《南昌市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要突出抓好扬尘控制方案、区域覆盖、扬尘控制宣教、进出车辆冲洗、材料堆放遮盖、建筑渣余土(垃圾)运输等环节的监管，并细化了建筑工地、拆迁工地、园林绿化工地的具体防治措施以及相应监管部门的监督职责。

(二)第二阶段出台比较系统的空气污染防治计划，涵盖对各种污染源的控制，并将计划分解落实到区县及相关所属部门为进一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2013年南昌全面启动《南昌市蓝天行动计划(2013－2015)》。该计划明确提出2015年空气污染物减排目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比2010年分别下降11%、16%，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比2013年分别下降10%、7%、4%、5%，并从工业废气污染防治、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污染防治、城市扬尘污染防控与整治、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餐饮油烟污染整治、农村大气污染防治、绿化工程建设、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警、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九方面分化落实空气污染治理措施，同时制定资金支持、宣传教育、监督考核等相关保障措施。蓝天行动计划是相对系统的空气污染防治计划，从治理目标的提出，到针对不同污染源的治理措施，再到确保治理任务落实的保障措施，层层推进，形成较为完备的污染防控体系。而且，蓝天行动计划还进一步分解落实到区县及相关职责部门，南昌市所属区、县及有关部门需制定所属区域的蓝天行动计划，加大了该计划具体落实的力度。2013年南昌还进一步扩大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由原有的169平方公里增至195平方公里，扩大后的禁燃区范围为枫生高速，黄家湖东路、广兰大道、玉屏东大街、双港东大街、双港南路，赣江北大道、赣江中大道、赣江南大道，祥云大道合围区域。沿江南大道、沿江中大道、沿江北大道、富大有路，昌东大道、解放东路、高新南大道，昌南大道合围区域。并计划于2014年底完成新增“禁燃区”内高污染燃料锅炉的淘汰、改造任务。此外，南昌还针对空气重污染日出台应急方案，提出在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200以上)时，将分别采取工业污染源控制、扬尘控制，机动车排气控制和其它大气污染源控制等强制性污染控制措施。2013年后南昌系列治理空气污染措施的出台，是应对当前大气环境质量日趋恶化的的必然举措。2013年无论是雾霾爆发的次数，还是媒体报道雾霾的频率，以及中央领导多次公开表明治理雾霾的决心，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治理措施的强劲，都表明以此为分界岭，我国空气污染治理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南昌顺应全国高强度治理空气污染的大环境，并结合本市实际，出台相应举措，也推动南昌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南昌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进一步改进的思考和建议

(一)确实做好《南昌市蓝天行动计划(2013－2015)》与《江西省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的有效衔接蓝天行动计划是南昌市为进一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而于2013年5月启动的为期两年的空气污染治理计划，当时《江西省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还尚未出台。2013年9月，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贯彻落实，江西省于2013年12月出台实施细则。实施细则确立了2013至2017年江西治理大气污染的各项具体措施，蓝天行动计划的实施年限是2013至2015年，因此，这一期间南昌涉及蓝天行动计划和实施细则同时实施的问题。与蓝天行动计划纯粹地方政府治理文件不同，实施细则是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江西省的具体落实，是中央大气污染治理思路在地方的实施贯彻，着眼的是整个江西省的大气污染治理，其目标和各项具体措施是对全省的通盘考虑。实施细则明确到2017年，全省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其中南昌、九江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50微克/立方米左右。重点任务是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减少工业废气、城市扬尘、矿山扬尘、餐饮油烟、机动车尾气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通过严控“两高”行业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压缩过剩产能、加强小型企业环境综合整治，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强化科技研发和推广、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企业技术改造;通过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利用、扩大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发展绿色建筑等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并严格节能环保准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建立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同时，为确保目标的实现，规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实施细则与蓝天行动计划的具体措施有一定重合，但也存在一些差别，对此，在蓝天行动计划与实施细则同时实施时，两者相冲突的地方应以实施细则为准，实施细则未规定，而蓝天行动计划有规定的，则依据蓝天行动计划的相关规定。在这一期蓝天行动计划结束后，南昌在实施细则的基础上制定下一期蓝天行动计划，就能避免此类问题。

(二)树立两个正确认识，既要认识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也要明确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是一个长期过程空气污染治理与其他环境治理问题存在差别，它不是单纯的环境治理问题，还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空气污染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这就要求造成空气污染的几大污染源减排。工业废气的减排除了安装脱硫、脱销、除尘装置外，还要严格控制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两高”行业新增产能，淘汰“两高”行业落后产能，压缩“两高”行业过剩产能，这就意味着限制以往占工业较大比重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发展，也就是转变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同时减少工业废气的排放，还要求调整能源结构，降低煤炭的消费比重，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比重，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核能等新能源，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机动车尾气减排除了提高燃油品质，提高排放标准，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还要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发展公共交通，降低公众汽车出行率，鼓励公众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在出现重污染天气时，还要求采取中小学停课，机动车限行，建筑工地停止施工等应急措施。空气污染治理已超越一般环境治理的范围，它关系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影响人们的生活，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空气污染治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南昌乃至全国近些年来雾霾发生的程度和频率均表明，空气污染已不是偶发，而是逐渐呈常态化趋势，是短期内不可逆转的事实。我们应转变最初遭遇雾霾时指责、抱怨、急切想改变的心态，回归理性，接受雾霾常态化的现实，并积极应对。据统计，曾发生严重空气污染事件的伦敦花了26年，洛杉矶花了56年治理空气污染。[1]我们的空气污染形势比当时的伦敦和洛杉矶更复杂，不是单一的煤烟型或机动车尾气污染，而是两者的混合，治理难度相对来说更大。我们应认识空气污染治理的长期性，理解短期内可能治理效果甚微。

(三)加强与周边城市区域联防联控区域联防联控是治理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机制。空气流动性的特征决定了单一城市治理难以取得很好的成效。南昌去年空气优良率是60．82%，而周边中部其他省市武汉的优良率为43．56%，合肥为54．99%，长沙为58．68%，均低于南昌的优良率。南昌如果仅着眼于自身治理污染，而忽视与周边区域加强协同，治污效果可能如同北京一样被周边其他省市源源不断吐出的烟雾所吞噬。区域联防联控并非简单的区域间召开联席会议，分享空气污染信息，共同预警，具体操作起来其实非常复杂。区域联防联控要统一、科学规划，首先要把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科学分析区域间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及分布状况，污染物传输规律，再制定相应污染防治措施。[2]区域联防联控的复杂性还涉及到兼顾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跨省的区域主体分属不同行政区，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无法借助同一行政区纵向治理的模式，一般是一种平行的横向合作模式，通过签署协议共同实施。如果区域主体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大气污染又是辖区内亟待解决的问题，则合作治理污染的可能性更大;但如果区域主体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面临的大气污染问题程度不一时，就存在非合作的可能。[3]京津冀相对于长三角，非合作治污的可能性更大，这也是近些年北京采取诸多措施，治污效果却不甚理想的重要原因。近期，在北京多次爆发严重雾霾以及人口、交通等压力下，京津冀一体化也提上议事日程，而京津冀合作治理雾霾则是一体化的首要议题。南昌和周边中部其他省市，作为同属中部欠发达地区，有合作治污的可能性，南昌可在与周边省市协作治理城市空气污染方面作些探索。

(四)重视经济手段的运用南昌目前治理空气污染的手段主要体现为命令控制型管制。命令控制型管制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治理环境问题的方式，如南昌市政府颁布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办法，出台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启动蓝天行动计划，核发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等，都属于命令控制型管制。命令控制型管制实施起来简单、直接、在短时期内快速、有效，成为治理环境问题最基本、最常用的方式。经济手段相对来说处于弱化的地位。尽管有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脱硫电价补贴等相关规定，但排污费过于低于企业治污成本，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手段调节作用，排污权交易也长期处于试点阶段，而且行政干预较多，某种程度上扭曲了排污权交易的真正目的，脱硫电价补贴相对于前两种经济手段，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城市空气污染作为一个复杂的环境问题，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多个方面，除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管制外，也要重视经济手段的运用，通过价格、税收、补贴等手段激励引导企业和个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4]通过增加机动车出行成本，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采用经济补偿等方式，逐步淘汰老旧车辆和黄标车，采取财政补贴等措施鼓励个人购买新能源汽车，以“以奖代补”政策支持开展大气环境综合治理试点，对脱硫、脱销、除尘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电价进行补贴，积极推动大气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确实有效发挥排污权交易的作用。

空气污染治理措施范文第3篇

关键词：联防联控；空气污染；能源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028-01

衡水市作为北方地区的一个处于快速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城市，衡水市空气污染问题也非常严重，用联防联控的方法解决衡水市的空气污染问题，对衡水市环境改善、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一、衡水市空气污染及联防联控实施现状

1.衡水市空气污染现状

衡水市地处华北平原地带,是一个小型的发展中城市,以农业为主,大气污染物主要是颗粒污染物,其次是燃煤(油)产生的煤烟型污染,也有各类机动车辆排放的尾气污染,还有少数的沙尘和浮尘天气造成的污染。近年来，针对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衡水市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采取了多项措施改善空气质量，如禁止焚烧垃圾、关停小火力发电厂、小窑厂等等，这些措施在控制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等污染物方面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衡水市的空气污染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主要是因为空气的流动性特征随着气流将其他地区的污染物带到衡水，加之衡水市机动车数量持续增加，导致了空气污染没有有效的改善。

2.联防联控实施现状

联防联控是西方国家治理空气污染最常用的一项措施，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空气质量改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改变在空气污染治理中各自为战的局面，我国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开始尝试联防联控方法来防治空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为了确保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达到申报时的承诺，环境保护部首次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6省(区、市)以及各协办城市建立了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机制，联防联控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监管，这一措施可以说成效十分显著，北京市奥运会期间空气质量达标率为100%(其中12天达到一级标准)，创造了近10年来北京市和华北地区空气质量最好水平，圆满完成了奥运会期间的空气治理任务。奥运会之后，在治理珠三角地区、上海世博会期间的空气污染时，这一方法得到再次检验.2010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正式拉开了联防联控防治序幕。

二、联防联控在空气污染防治中的作用

1.能够有效的控制区域污染源

联防联控空气污染治理措施，改变了以往在空气污染中单兵作战的态势，而是将周围区域内的省市协同起来，对区域内部的污染源联合进行治理和控制。这样就能够有效的解决因为空气治理动作不一致产生的污染空隙，实现了对区域内污染源的全时、全方位的监测与控制。这样原来的污染源通过技术升级、环境改造能够实现有效的减少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的排放量，新上项目的严格审核也避免了新污染源的产生。这样能有效的减少区域内部大气中的污染物数量，达到改善大气质量的目的。

2.有效的避免区域内部空气的再次污染

在传统的空气污染治理当中，一个城市经过治理之后空气质量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一旦治理过去了，各类污染源又回来了，可以说治理很不彻底，再次污染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样一来二去的治理费用花去了不少，但是效果却不是很理想。联防联控的措施可以有效的杜绝这一现象的发生，因为联防联控可以有效的解决一个城市的外部污染源，避免了污染外源性输入，减少区域内空气再次污染的机会。

三、衡水在空气污染联防联控应采取的措施

1.继续做好本地污染源的排放控制工作

要想做好衡水市的空气污染治理工作，就应该先从控制污染源排放开始，最大努力减少衡水污染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当前衡水市重点需要做好的就是推进燃煤电厂脱硫脱硝、汽车尾气控制、冬季燃煤控制、燃煤炉窑污染控制、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扬尘污染控制等于空气污染有密切关系的污染源控制。

2.联合周边城市进行重点污染源控制工作

衡水市周围各市也是北方地区重要的空气污染区，在衡水市周围省市存在多家钢铁、化工、建材等高污染行业企业，这些企业也是衡水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这就需要衡水市应该与周围的德州市、沧州市等建立区域环境合作机制，对这周围几个市的钢铁、化工、建材等高污染行业企业进行重点污染监控。共同落实国务院规定的钢铁、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污染控制措施，共同对区域内的空气质量进行治理。

3.实行空气质量监管联动机制

衡水市应该加强空气质量监测，实现对空气质量的24小时动态监测，针对区域内重点污染源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一旦发生空气质量问题，能够做到及时发现、及时解决。除此之外，应该与德州市、沧州市等周围的城市建立空气质量监测网络联动机制，通过共享检测数据实现空气质量的区域性监控目标。同时根据衡水市的实际情况强化城市空气质量分类管理，加强衡水市环境执法监管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空气污染联合执法检查活动，对衡水市主要排污企业进行点对面、点对点的检查，堵塞空气污染的漏洞。针对路北工业区氯气、氨气等工业废气和烟尘、粉尘污染热点问题，继续推进专项治理工作。

4.加强空气质量保障能力建设

衡水市应该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不断推荐空气质量监测、监控能力建设工作，加强衡水大气污染形成机理以及主要污染源的研究工作，深化对衡水市空气污染的科学认识。在此基础上，以政策作为空气污染治理的重要保障，不断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严格控制新上项目的环保核查工作，积极推进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工作，对衡水市在空气污染治理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

总之，联防联控空气污染治理的手段是一项比较先进技术，衡水市在未来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要坚持这一手段、完善这一手段，才能达到减少空气污染、有效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

参考文献：

空气污染治理措施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大气污染；污染特征；治理经验；经验启示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环境尤其是城市大气环境日益恶化，解决环境空气污染问题成为各大城市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兰州是西北地区以石油、化工为主的重要工业城市，因为兰州市是一座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条件（青藏高原东北侧）导致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使兰州成为全国重度污染城市中的常客。从2003年我国公布的大气污染指数以来，兰州总是在后十位徘徊；但从2011开始，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兰州在2013年正式退出了全国十大污染城市的行列，一举成为全国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城市。所以，研究分析兰州环境空气污染的特征，总结出兰州大气污染治理的经验，对于指导我国其他主要重度污染城市的大气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实践意义。

一、兰州大气污染物的特征

（一）受自然地理条件影响较大；兰州是典型的西北河谷型城市，这种特殊的地形造成了兰州市多静风、逆温等气象条件。并严重影响了大气污染物的扩散，加剧了环境空气污染。市区常年风速较小，根据多年气象资料，小于2m/s的风速占了87.3%，全年静风频率达60%左右，冬季达74%以上，十分不利于污染物的水平扩散。西北地区多沙尘天气，尤其以春季最重，造成兰州春季PM10（可吸入颗粒物，指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10微米的颗粒物）。浓度居高不下，并带来大量降尘，在城市长期累积，很容易被风吹起或被机动车带起，持续影响环境空气质量。

（二）首要污染物为PM10；根据2006-2012年兰州市每日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分析，在污染的天数中首要污染物为 PM10的天数占了总数的95%以上。且PM10污染成因复杂，从污染源解析的结果来看，35。38%来自于燃煤；33.49%来自于扬尘；18.26%来自于燃油和工业污染；12.84%来自于建材及其他，并且受到其复杂的地形所产生的不利的大气边界层和大气扩散的条件制约明显，为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治理难度很大。

（三）冬春季污染严重，夏秋季空气较好；受冬季采暖，春季风沙及静风，逆温等气象条件的影响。兰州市环境空气污染的天数多集中在冬春季，而优良的天数多集中在夏秋季。究其原因，这主要与兰州地处西北地区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兰州的冬天寒冷且风大，平均气温在零下8度左右，所以在冬季兰州地区需要供暖，而过去的供暖，大多数居民楼采取的是烧锅炉的方式集体供水暖，而少数居民楼会出现私自采取烧炉子生火取暖，再者加上冬季气温低，锅炉和火炉产生的气体在大气中不易散去，导致污染加重并且连贯持续；而春季，主要受沙尘特殊天气的影响，所以导致兰州污染严重。

（四）煤烟型污染转变为混合型污染；随着多年的治污努力，尤其是“十二五”以来的大力治理，煤烟污染已得到改善，突出表现为SO2浓度的快速下降，来自城市扬尘和机动车尾气的污染已上升为兰州环境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污染类型由以煤烟型污染为主过渡为扬尘、机动车尾气和煤烟混合型污染。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建设施工、道路交通扬尘等低空面源污染日趋严重，各类扬尘和烟尘污染成为常年首要污染物PM10浓度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据甘肃省土地规划局统计，截至2015年上半年，兰州市区有各类施工点位740余处，施工扬尘总量巨大，市区及周边共有大小削（移）山造地项目23个，土方作业施工带来大量扬尘污染，已平整的土地也极易风蚀起尘，同时生活垃圾焚烧、秸秆焚烧现象也屡禁不止，都造成严重的烟尘污染，截至2015年六月全市机动车保有量为65万辆，据统计2014年机动车排放各类空气污染物为11.2万t，其中仅NOx就达2.5万t，占全市NOx总量的24%。同时机动车怠速行驶、非移动源施工机械排放量激增、黄标车自行淘汰率低等现象突出，这都加重了兰州环境空气污染的压力。

二、兰州市治理环境空气污染的主要措施及成效

兰州市将环境空气污染治理视为政府的长期重要工作，并针对以上污染特征，采取了一系列的污染治理措施，尤其是2012年以来出台了被称为“史上最严治污季”的污染治理措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首先是立法治污，兰州市政府修订完善《兰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办法》，然后制定了《兰州市燃煤管理办法》并且修订完成《兰州市机动车污染防治暂行办法》；执行低标号燃油退市和“黄标车”等老旧车辆淘汰制度，完善禁行、限行措施；制定《兰州市扬尘污染管理办法》和《兰州市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空气污染治理有法可依。①

（二）其次是对工业进行治理，众所周知，兰州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工业底蕴十分雄厚，在给城市带来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其大的危害；兰州市政府按照控制、搬迁、改造、关停的整体思路，分别对工业和企业进行了治理，从而大幅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然后是从“油、车、路”三个方面对机动车尾气排放进行严加管控和有效治理，除此之外还提高了全市燃油品质，加快车用燃油低硫化进程。不仅如此，城市全面规划实施“畅交通”工程，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城市自行车租赁系统，调整停车费，推广使用节能环保车型，有效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

（三）最后就是扬尘污染治理，兰州的特殊地形，南北两侧环山，且北方雨水稀少，冬天干燥，导致南北两山浮土多，一旦起风，浮尘便会飘到市区；所以政府对两山进行了植被的覆盖，不仅如此还对市区进行了“五个100%”：所有工程建设做到施工现场100%围挡，工地物料堆放 100% 覆盖，施工现场路面100%硬化，拆迁工地100% 湿法作业，渣土运输车辆100%密闭。对全市 281 个重点扬尘工地实行执法队员、环保员、网格员和施工管理员的“四员现场管理”制度。对主次干道合理安排时间、频次、强度，采取上喷、下洒相结合方法，每天降尘 170 吨以上②。

通过实施以上措施，兰州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持续改善；2013 年，兰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193 天，排在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的第 36 位，比上年增加 29 天，比 2011 年增加 57 天。2014 年 1―7 月份，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即新标准 AQI）评价，达标天数 140 天，同比增加 44 天，达标率 66.0%；2015年兰州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更是达到250天，提前15天完成了市委市政府向市民承诺的全年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到250天（即达标率69%）以上，月度和年度排名退出全国十大重污染城市行列的目标任务。③

三、兰州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经验及启示

兰州治理大气污染的实践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领导高度重视；甘肃省委主要领导多次提出，兰州是全省中心带动战略的关键部位，要站在营造广大人民群众良好生活环境和对外开放良好投资环境的战略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控和治理工作。在兰州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具体推进过程中，省委领导多次专题调研并作出批示，指导兰州市提高工作站位，完善工作思路，强化工作举措，反复要求兰州市将以更大的气魄、更有效的措施持续推进城市大气治理④。

（二）严格问责考核；兰州市委书记虞海燕曾说过“大气污染治理是一场硬仗，没有这种敢抓敢管、敢于碰硬、敢于担当的作风，再好的治污蓝图，也变不成蓝天白云。” 所以，在严格强硬的领导层带领下，仅 2012 年一年间，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召开了 28 次专题会议。同时，为了一一落实确保大气污染的治理措施，兰州市积极调动群众，让全民参与进来，将全市划为一千多个小块网络，实施定点网络监控。

（三）加强治理立法；近几年，兰州为了治理大气污染出台的相关规章制度就有五部之多，主要有在综合防治方面，修订了《兰州市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在燃煤污染治理方面，结合规范城区煤炭供销体系，制定了《兰州市煤炭经营监督管理条例》；在扬尘污染治理方面，制定了《兰州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在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方面，修订了《兰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暂行办法》；在污染监督管理方面，制定了《兰州市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责任暂行规定》⑤。

通过以上的经验可以得出在治理城市大气污染上的启示主要有：1、转变观念，才能创新思路，勇于探索，才能攻坚克难。兰州大气污染治理的成功实践经验再次印证了这一点。2、坚持狠抓长期奋斗是持久治理大气污染的有效机制。兰州大气治污成功绝非短期成果，而是在市委省委领导带领下长期持续奋斗的结果，尤其是近几年兰州市陆续实施了“蓝天计划”、清洁能源改造“123”计划、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特殊工程等专项治污减排的行动计划，这些都保证了兰州市空气质量的长期稳定。3、党政齐抓共管、多级联动是兰州治污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和巨大推动力。特别作为省会城市的兰州，由上而下，层层递进渗透，调动社会各界资源、广泛参与的良好氛围给了兰州治污很多支持。4、转变干部作风是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因素。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是一场持久硬仗，如若不敢抓不实抓、不敢管懒得管再好的治污蓝图，也会沦为泡影。兰州市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并不在于有多少创新的举措，而是在于狠抓干部作风。5、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倚靠。善于组织群众和调动群众，让群众参与到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中来，不仅可以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且还可以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态势，让基层群众和政府进行了一次“亲密”互动，这也是加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手段。（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

注释：

① 王伟.兰州市治理大气污染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环境管理，2014-5

② 王伟.兰州市治理大气污染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环境管理，2014-5

③ 兰州晨报.2015年12月刊

④ 国务院作重要批示推广兰州治污经验[N].兰州晚报，2014-09-04.

⑤ 王式功.张镭.陈长和.兰州地区大气环境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兰州大学学报，2013（3）

参考文献：

[1] 马金山.兰州南北两山生态建设实践与创新[M].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

[2] 侯若志.强力治污的“兰州模式”――兰州市治理大气污染纪实[N].甘肃日报，2014-08-11.

[3] 王伟.兰州市治理大气污染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环境管理，2014-5

[4] 高鸿欣.陈海旭.陈兴鹏.兰州环境空气污染特征及治理经验[J].甘肃科技，2015-1

[5] 王式功.张镭.陈长和.兰州地区大气环境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兰州大学学报，2013（3）

空气污染治理措施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城市空气污染 利益博弈

空气污染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逐渐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环勸海城市群等为代表性的区域城市群。但是，现在这些城市群的空气污染却日益严重。城市环境保护在国家环境保护中的地位日趋重要，而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是城市环境保护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作为两大公共组织系统，都应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以及地方政府独立利益主体地位的不断强化和巩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弃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由于消费的非竞争性（指一个人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往往导致“公地悲剧”——过度使用，由于消费中的非排他性（指使用者不可能或者很难被排斥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往往导致“搭便车”心理——供给不足。我国空气污染治理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空气污染控制体系。实践证明，政府管制和政府买单往往是有效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有效机制之一。但是，在对待空气污染问题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着明显的行为差异。这使得我国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地方政府环保意识薄弱，对可持续发展战略认识不足；环境监督管理力度不够。中央与地方之间管理职责不清；环境政策执行力度不强。

所有这些情况都给大气防治政策的执行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导致政策执行力度不强。

中央政府颁布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相关政策时，地方政府会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如果地方政府认为该政策对本地区有利，且执行该政策能够获得晋升时，就会积极实施执行；而当执行某些政策时，地方政府尽管能够获得晋升，但自身利益却受到损失时，地方政府会采取消极的态度予以执行，使得这些政策走形甚至失效。这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就会产生。

中央政府放权让利措施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对资源支配权与经济决策权的掌握力度，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主体意识和地位日渐凸现。地方政府不但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微观经济主体（企业、个人和其他团体）信息互通的中介和桥梁，同时也是他们的双重利益代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微观经济主体之间扮演着双重角色：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表者，实行对本地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中央政府通过定期考核地方政府政绩来评定其是否尽职；地方政府是地方微观经济主体的者，是地方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代表，追求本区域利益最大化。

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间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差异性。一方面，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发展本区域范围内的经济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但随着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扩大地方政府已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指令的执行者，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地方微观主体的利益代表，是地方行政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领导机构和管理机构。它必须对地方选民负责，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文化、福利和公共设施等事业，以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地方政府的这种双重角色将地方政府推入了两难境地：地方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中间层次，它要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指标任务，帮助中央政府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而作为地方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代表，它是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所追求的是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弃关系。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简单地将本区域GDP的增长视为其政绩和利益的体现，这就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本区域的经济发展，而忽略了对本区域的空气污染治理。

利益是处在生产力和人类需要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人们生存与社会活动的客观条件；需要是利益的自然基础，而社会资源则是利益的载体和具体内容【3】。利益博弈的产生是由于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别及他们对利益差别的追求。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正是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差别的客观存在，才导致了他们的利益博弃行为，形成政策博弃。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博弈形成的根源。

在本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中，有如下几点假设：

a.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是人格化的理性的个体。

b.中央政府追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追求地区利益的最大化。

c.假定中央政府制定的环保政策都是正确的，只要地方政府按规定认真贯彻执行，就能够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

d.地方政府在信息方面具有优势。

e.企业是理性的，总是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有可能，不会对环境进行保护。

下面我们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中的静态博弃模型进行分析.地方政府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中的行为决定了中央政府的战略选择。

中央政府监督与否，取决于地方政府对城市空气污染进行治理时支付的成本与不治理时支付成本之差（C2-C3），还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奖惩力度（F1+F2）。在（C2-C3）—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监督概率与中央政府的奖惩力度负相关。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奖惩力度越大，其监督的积极性就越低。因为高奖励会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高罚金对地方政府是一种威慑。在奖惩力度一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监督概率与（C2-C3）正相关。地方政府对城市空气污染进行治理时支付的成本与不治理时支付成本之差越大，地方政府越不愿意治理，这时中央政府就更应该加大监督力度。地方政府对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积极性的高低，是由中央政府的监督成本和奖惩力度决定的。当中央政府奖惩力度一定时，中央政府监督成本越高，中央政府越倾向于“不监督”，这时，地方政府治理的积极性就越低。当中央政府监督成本一定时，增大奖惩力度都会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的积极性，这与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空气污染的现实是一致的。对于城市空气污染的治理问题，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自然希望出现地方政府主动对空气污染进行治理，而中央政府无需监督的理想局面，即均衡点为（治理，不监督）。为此，可重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双方的支付函数，如中央政府可给予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空气污染补贴，加大对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奖惩力度等，则地方政府从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中获益，从而自觉主动地对城市空气污染进行治理。这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对于那些不进行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放任排污企业的地方政府来说，要加大惩罚的力度。另一方面，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中央政府加大环保宣传教育的力度，引导全社会形成一种重视环境保护、地方政府积极对城市空气污染进行治理的良好氛围。

通过对模型的改进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加大对不治理城市空气污染、放任排污企业的某些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并能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地方政府自主地对城市空气污染进行治理，那对整个社会效益而言，都将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因此中央政府应当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并且加大对违规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促使社会总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胡涛，张凌云.我国城市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J].环境科学研究

[2]张晓亮.排污权交易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研究[D].湖南：中南大学

空气污染治理措施范文第6篇

[关键词]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Q988；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5-0050-08

[作者简介]谢 丹（1978—），女，江西宜黄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法理

学、环境法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青年项目“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机制研究”（1314）的阶段性成果。

2013年在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历史上将具有特殊的意义。今年伊始，我国爆发了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主要以灰霾为表现形式的重度空气污染，涉及全国多个城市，其中京津冀地区最严重。历史表明，人类往往在重大灾害性事件发生，危及生命健康时，才会真正重视环境问题的存在。如果没有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没有受烟雾影响造成一万多人死亡的促使，英国《清洁空气法案》在1956年未必能出台，英国走上环境立法，治理大气污染的历史进程或许会推后很多年。与英国发生伦敦烟雾事件后再立法治理大气污染不同的是，我国在此次灰霾事件发生前，1987年就已经颁布《大气污染防治法》，后历经1995年、2000年两次修订。虽早已制定相关法律，我国城市空气污染形势却日趋严峻，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是否取得相应效果？我国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机制是否存在问题？此次灰霾事件引发的公众高度关注，将为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新的契机。

一、我国城市空气污染发展状况及其特征

城市空气污染与人类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自我国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一直相伴而行。上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问题就已显现。1974年夏，兰州市石油化工基地西固地区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天气晴朗的中午前后，空中就笼罩上一层薄薄的淡蓝色烟雾，空气很糟糕，气味很难闻，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眼睛受刺激，一些植物也出现叶面褪绿、长银白斑点等受损症状，这些现象经环境科研人员研究后确认为光化学烟雾污染。①西固地区的光化学烟雾主要由石油化工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造成。②

80年代，我国经济加速发展，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我国城市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污染，呈现煤烟型污染特征，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和烟尘。烟尘包括总悬浮颗粒物TSP和PM10。1989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564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398万吨，北方城市烟尘污染较重，南方城市二氧化硫污染较重。③受二氧化硫污染影响，我国出现局部的酸雨区，主要集中在西南、华南地区，并有扩大的趋势。

单一的煤烟型污染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1995年，我国城市大气污染出现新的特征，氮氧化物已成为广州、北京冬季的首位污染物，表明我国一些特大城市大气污染开始转型。④据《1995年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公布，近年来北京市机动车数量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交通环境汽车尾气污染严重，大气中的氮氧化物一直呈上升趋势；非采暖期大气污染物中60.6%的一氧化碳、86.8%碳氢化合物、54.7%的氮氧化物来自机动车排气。⑤《1995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珠江三角洲以降尘和氮氧化物污染较为严重，广州氮氧化物污染已居首位，达0.124毫克/立方米，超过日平均二级标准；佛山、中山、深圳也分别达0.081、0.075、0.073毫克/立方米，这表明珠江三角洲大、中城市氮氧化物污染严重，呈上升趋势。⑥到90年代末，我国城市空气污染虽仍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酸雨问题依然严重，但部分大、中城市已出现煤烟与机动车尾气混合型污染。

进入新世纪，颗粒物成为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部分地区二氧化硫污染较重。我国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2010年11月，环保部《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2010年度）》，首次公布了中国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情况。年报显示，中国机动车污染日益严重，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中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臭氧污染和灰霾问题日益凸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灰霾频发。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已经演变成为以高浓度细颗粒物（全年）和高浓度臭氧（夏秋季节）为特征的典型“双高”型污染区域。⑦我国整个大气环境污染呈现区域性、复合型特征。

二、我国城市空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问题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在治理大气污染中起到基石的作用。我们首先必须认清大气中何种污染物，达到多少浓度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质量造成影响，再对这些污染物采取具体措施进行治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在限定的时间内，对环境空气中污染物的最高允许质量浓度给予的规定。①污染物及浓度值的确定建立在分析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环境质量影响的科学判断基础之上，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主要空气污染物都应纳入标准范围。大部分国家在治理空气污染中都首先设立空气质量标准。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颁布前，1982年已实施《大气环境质量标准》（GB3095-82），后经1996年、2000年、2012年三次修订。从我国空气污染形势日益严峻的现状来看，我国原有空气质量标准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标准未真正体现保护公众健康原则

制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目的是为降低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提供指导。标准的设立主要考虑污染物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确立公众健康能够承受的浓度值范围。经济成本和技术可行性等因素会影响空气质量标准的实现，但这些因素可在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时予以考虑。美国《清洁空气法》要求国家空气质量标准（NAAQS）完全建立在公众的健康基础之上，在足够的安全范围内保护公众的健康。环境质量标准直接告知公众，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质量需要什么样的空气质量。标准对规定的污染物设立两个级别标准：一级标准是保护公众健康，包括最敏感群体，例如老人和小孩；二级标准是保护公共福利，包括空气能见度，植物，动物和建筑物。而我国1982年大气环境质量标准虽也强调保护人群健康，但把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人为分为三级：一级标准为保护自然生态和人群健康，在长期接触情况下，不发生任何危害影响的空气质量要求；二级标准为保护人群健康和城市、乡村的动、植物，在长期和短期接触情况下，不发生伤害的空气质量要求；三级标准为保护人群不发生急、慢性中毒和城市一般动、植物（敏感者除外）正常生长的空气质量要求。与美国空气质量标准相对照，我国只有一级标准才完全符合保护人体健康需求。二、三级标准离保障公众健康需求还存在一定距离。

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还出现修订后反而宽于原标准的现象。2000年标准在1996年标准上予以修订，二氧化氮二级标准的年平均浓度限值由40微克/立方米改为80微克/立方米；日平均浓度限值由80微克/立方米改为120微克/立方米；小时平均浓度限值由120微克/立方米改为240微克/立方米，标准大幅度降低，臭氧一、二级标准的浓度限值也有所放宽。而事实上，从1995年起，随着城市机动车数量的增加，以二氧化氮为主的氮氧化物在空气污染物中的比例开始上升，甚至成为某些大城市冬季的首位污染物。同时期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准则》二氧化氮的准则值是年平均40微克/立方米，小时平均200微克/立方米。2000年标准的放宽可能是为提高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并非为了保护公众健康。

2.标准未及时反映大气环境状况的变化

继2000年标准后，我国长时期未对空气质量标准予以修订，直至2012年新标准颁布。而这一时期，我国大气环境状况发生显著变化，颗粒物已经成为主要污染物。2000年我国部分城市开始空气质量日报，空气质量日报依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及《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技术规定》，采用统一的空气污染指数（API）的形式报告，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PM10日均浓度值为基础，计算全市平均污染指数。然而，只以三项污染物为评价因子计算出的空气污染指数与人们生活中实际感受的空气质量存在差别。特别是在PM2.5成为主要污染物的地区，能见度下降这一明显空气受污染的特征，由于PM2.5未纳入评价因子，未能在空气质量日报中显现。我国2006年就已在一些城市试点监测PM2.5和臭氧，并不存在监测技术方面的困难，而迟迟未将其纳入空气质量标准和强制监测的污染物范围，据环保部门的解释是，如果制定实施将PM2.5的纳入监测范围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将大范围超标。①这种鸵鸟思维方式，极大阻碍了空气污染的治理。直至近些年空气污染事件频发，迫于公众压力，2012年新标准将PM2.5纳入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范围，与新标准同步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新增一氧化碳、臭氧和PM2.5为空气质量评价因子。

（二）单一污染物、单一地区治理方式

我国城市空气污染治理长期以来采取单一污染物治理方式，如针对烟尘，设立烟尘控制区，安装消烟除尘装置；针对二氧化硫，制定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综合防治规划，限制高硫煤的开采和使用，重点治理火电厂污染，削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防治化工、冶金、有色金属等行业二氧化硫污染排放，大力研发二氧化硫污染防治技术和设备，在山东省、山西省等部分城市进行二氧化硫总量控制和排污交易试点等；在氮氧化物成为一些特大城市主要污染物时，开始进行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分阶段实施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等。单一污染物治理方式对于由二氧化硫等一次污染物引起的空气污染有一定效果。然而新时期以灰霾、臭氧为典型的空气污染，除了直接排入大气的工业粉尘、机动车尾气、道路扬尘等一次污染源外，更多的是来自CO、SO2、NOX、VOCS、NH3等气态污染物在一定大气条件下，经过一系列物理化学反应形成的二次污染。原有单一污染物治理方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式下复合空气污染问题。

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单一地区治理方式，是我国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的产物。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制定规划，采取措施，使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的标准。因此，我国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以单一行政区自主治理的方式为主。如北京于1999年以大气污染防治为重点，全面开展环境整治，分阶段采取多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推广燃煤锅炉改用天然气，对燃煤电厂进行脱硫、脱氮和除尘治理，调整搬迁首钢，淘汰老旧机动车，实行全国最严厉的机动车排放标准等。然而，北京周边作为全国两大重要煤化工集中区域的山西、内蒙古以及承接北京转移出去的相当一部分工业产能的河北排出的污染物吞噬了北京的治污效果。北京频发的空气污染事件证明，在流动的空气面前，局部性、区域性的努力难以取得成效。

（三）处罚过轻

我国对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行为处罚力度过轻，不足以达到威慑的目的。对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行为，一般予以罚款处罚，且有上限限制，不得超过一定数额，最高不得超过五十万元。对拒报谎报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拒绝环保部门或者其他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或未经批准擅自拆除、闲置污染物处理设施以及超标排放污染物等直接影响空气污染治理效果的行为，最高仅处以十万元以下罚款，一般低于排污企业违法所得，造成企业宁愿交纳罚款也不愿遵照相关规定进行排污。而且，处罚一般只针对排污企业，对相关负责人没有相应处罚的规定。处罚过轻实际上助长了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

三、治理机制

（一）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是治理区域性空气污染的有效手段。我国现阶段区域性空气污染，依靠原有单一行政区各自为政的治理方式难以取得成效。区域联防联控的实践始于北京奥运会前，为保障奥运会期间空气质量，北京市联合周边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山东五省市在扬尘、机动车、工业和燃煤污染方面采取治理和控制措施。通过六省市联动，实施各项污染控制措施，奥运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此后，为确保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空气质量，环保部先后组织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开展区域联防联控，取得积极成效。在总结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颁发《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区域联防联控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重点区域、防控重点和措施提出了指导意见。《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创新区域管理机制，全面提升联防联控管理能力，我国对区域联防联控的规定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政策性文件中。《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区域联防联控尚未有相关规定。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具体实施过程中需对以下难点作进一步探讨：

1.统一规划应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

统一规划是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首要工作机制。区域联防联控工作的开展首先要把区域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科学分析区域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及分布状况，各种污染源不同排放量的时空变化，以及城市间大气污染相互影响强度和污染物传输规律，再制定相应污染防治措施。①国内外实践均表明，区域联防联控统一规划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珠三角是我国较早探索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地区。2006年，广东省政府与科技部合作启动了“重点城市群大气复合污染防治技术与集成”863项目，委托以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为首的多家科研单位对构建珠三角区域大气复合污染防治体系开展前期研究。②2010年，广东省成立了我国首个区域大气质量科学研究中心，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供技术支持。为确保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达标，北京、天津等六省市在获取大量外场观测、源排放等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数值模拟技术，系统分析污染特征，共同制定、实施治理措施，最终实现奥运会期间空气质量全部达标。③美国针对臭氧区域管理的各项决策也是建立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1995年美国环保署与中西部、南部、东部各州组建了臭氧传输评估组织，致力于研究臭氧前体物的区域传输问题，并于1997年确认美国东部22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氮氧化物排放严重影响了东北部各州臭氧的达标，直接促使了氮氧化物州执行计划的出台。④氮氧化物州执行计划的执行，使美国东部大部分州电力部门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在2003年相对于1990年减少了70%。⑤

2.要兼顾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

区域联防联控的主体往往分属不同行政区（主要指跨省），彼此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无法借助同一行政区纵向治理的模式。我国已有的区域联防联控实践以及出台的区域联防联控指导意见都未要求建立跨行政区的区域大气管理机构，超越行政区划，直接负责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规划和实施。指导意见和“十二五”规划仍强调坚持属地管理和区域联动相结合的原则，即属地仍是区域大气管理的主要承担者。因此，跨越省际的区域主体间实际上是一种平行的横向合作关系，一般通过签署协议共同实施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如果区域主体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大气污染又是辖区内亟待解决的问题，则合作治理污染的可能性更大；但如果区域主体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面临的大气污染问题程度不一时，就存在非合作的可能。①为支持北京治理污染，保障奥运会期间空气质量，北京周边河北、内蒙等五省市关停了部分污染企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这种通过牺牲周边地区经济利益，维护局部地区空气质量的做法并不是一种长效机制。京津冀中的河北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更注重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事实上它也承接了北京转移出去的大部分产业，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而河北氮氧化物、烟尘排放量居全国第一，二氧化硫排放居全国第二的数据表明，其污染物排放影响了北京等周边地区空气质量。要改善北京空气质量，河北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就应限制发展，这就意味着以重工业为主的河北的经济发展要受一定影响。对于承担较大治污成本的河北，空气质量受益者的北京是否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通过何种形式？以货币形式抑或产业拉动，发展互利合作关系，辐射带动河北的产业调整。从这种意义上说，区域联防联控不单纯是治理空气污染，还涉及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

（二）多种污染物协同治理

单一污染物途径是传统治理空气污染的手段。大多数国家在治理空气污染的早期阶段都致力于在一定时期内控制一种污染物。单一污染物治理方式对只由单一污染物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当前大气污染形势日益复杂，灰霾、光化学烟雾、酸雨等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同时并存，且就单一空气污染——灰霾来说，也是由多种污染物协同造成。传统单一污染物治理方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从单一污染物途径转向多种污染物协同治理成为大气污染治理的趋势。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2004年在报告中质问当前单一污染物途径，单独设定六种标准污染物的每种国家大气质量标准，是否真的解决了人们的健康影响？建议发展多种污染物协同方式控制大气污染。②2005年，美国颁布《清洁空气州际规则》（Clean Air Interstate Rule， CAIR），建立一个区域上限和交易计划控制东部28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电力部门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③目的是通过降低前提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减轻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④虽然在北卡罗来纳州诉联邦环保署一案中，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判定联邦环保署在《清洁空气州际规则》中的一些规定超越《清洁空气法》给予的有关授权，应将该规则予以废止，但仍许可生效至联邦环保署颁布新的替代规则。⑤欧洲国家也于1999年在《远程跨界空气污染公约》（Convention on Long-ra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框架内签署哥德堡议定书（Gothenburg Protocol），通过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削减酸化、富营养化和地面臭氧。该议定书于2005年生效，被视为首个基于多种污染物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我国空气污染治理长期以来实施单一污染物治理方式，注重控制二氧化硫的排放，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划定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实施二氧化硫总量控制，试点二氧化硫排污许可证交易等。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对空气污染物只设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排目标。有日本学者在分析多污染物治理途径概念包括强调二次污染物、考虑二次污染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制定政策时直接或间接使用科学分析等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从单一污染物治理方式转变到多污染物治理方式分四步走的战略：第一阶段：治理一种主要污染物；第二阶段：通过一种主要污染物治理复杂的二次污染物；第三阶段：通过多种主要污染物治理一种二次污染物；第四阶段：治理多种二次污染物和有毒物质，并指出中国目前仍处于第一阶段，但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实施多种大气污染物综合控制表明中国有潜力进入更高阶段。①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也逐步转向多污染物治理方式，先后颁发《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的指导意见》、《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强调多污染物协同控制，进一步深化二氧化硫污染治理，同时加强氮氧化物减排，大力削减颗粒物排放，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

多种污染物协同治理发展的最新形式，已不是单纯的空气污染治理方式。最近一些发达国家试行将空气污染治理、能源政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整合，运用三者相互关联的作用，以更少的成本实现更多的共同利益。这种更广泛意义的多种污染物协同治理方式，在帮助空气质量达标的同时，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机构（IIASA）的收益模型研究表明：低碳策略能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细微颗粒物的排放而不增加额外的成本；每减少1%的二氧化碳能减少1%细微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②我国目前多种污染物协同治理方式主要用于空气污染③，尚未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相结合，但从长期来看，这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三）重典治理

我国早在1987年就已颁布《大气污染防治法》，后经两次修订。然而，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形势表明，《大气污染防治法》未能取得有效防治作用，这与其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过轻密切相关。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于2000年，与1987年、1995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相比，新增了一些违法行为的处罚，并对罚款作了数额上限的规定，但总体来说，处罚力度并未加大。立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增长因素的考虑。如果让企业承担过多环保责任，势必影响企业的发展，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但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并不影响经济的发展，反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有效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有数据显示，美国在1970年颁布《清洁空气法》到2005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呈上升增长趋势，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一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等则明显下降。①要有效遏制我国日趋恶化的大气污染形势，现阶段有必要加大处罚力度，用重典治理。

首先，适当减少行政命令。纵观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章法律责任的规定，几乎每条处罚措施都涉及行政命令，如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限期治理，责令改正，责令拆除，责令限期建设配套措施等。有关“责令”行为的属性存在诸多争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已将其定性为“行政命令”。行政命令相对于行政处罚，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违法者如拒不履行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而改为对其实施行政处罚。“责令”行为的立法理念在于发挥其教育功能，敦促行为人在一定认知的基础上主动纠正违法行为。②但实践中行为人通过违法行为获利，他们主动纠正违法行为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责令”行为的相关规定事实上显示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处罚措施的软弱性，应予以适当减少。

其次，增加行政处罚种类。《大气污染防治法》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主要表现为罚款。在行政处罚的种类中，罚款属于相对程度较轻的行政处罚。《大气污染防治法》只对有明显盈利的行为处于没收违反所得，如将淘汰的设备转让给他人使用，违反规定制造、销售或进口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船，未按规定停止生产、进口或销售含铅汽油。对于其他非直接，但有间接盈利的行为，如违法排污，企业从未经治理，直接排污的行为中，节省了治理污染物的成本，间接获得非法利益，也应处于没收违法所得，剥夺其违法所得的任何经济利益。对一些情节严重或多次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可处于责令停产停业。在违法行为的相关责任人方面，美国对负责提供排放信息记录的企业人员提供虚假排放信息的行为，给予刑事指控，而我国目前对相关责任人从未有行政处罚的规定，给予刑事处罚还不太现实，切实可行的做法是，可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拘留。

空气污染治理措施范文第7篇

环境治理这个议题突出而且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一种深刻变迁：现代国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国家的功能在三个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种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现（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体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来地方或者国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更高一层级或者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所承接。同时，重大议题也越来越超越地方国家甚或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具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意义；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视线从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转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识到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地方层面的审议、协力而达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应性的一种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和公民逐渐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维度，不仅指治理过程从国家机器更多地向社会开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辖边界层面的外移。环境问题通常是跨空间区域和时间边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关行动者之间找到一个环境治理的合作模式。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不仅强调水平的跨地理空间的联结，也强调垂直的跨空间层级和组织层级的联系，强调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对话。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而是着重于国家在各种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涵盖今天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过来，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首先，空气污染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言，空气污染问题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辖区加以区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将空气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负责，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府际合作以实现区域污染的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迁。同时，空气污染属于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机制的运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民众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而需要地方性知识、日常性知识的进入，需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更广泛的参与，来共同化解其管理风险。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化。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三、结论

空气污染的治理问题只是国家环境治理格局的管中一斑，但是它的诸多特殊性却触碰到中国国家治理现在和即将要面临的几个核心问题：首先，空气污染问题特别地与经济以及能源问题联系在一起，空气污染突出地彰显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其次，空气污染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不确定性，以及中国现阶段特有的跨域复合型污染特征，对中国现有国家治理能力、治理方式提出了考验和挑战；最后，空气污染因为与民众休戚相关，因此，公民社会在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的表现以及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策略互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风险社会下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平台。上述三个层面都需要我们通过空气污染的治理去检视现行治理体制所存在的问题，思考现代国家治理尺度所正在发生的变迁，以及在此背景下国家的功能形态和角色定位。在此，“治理尺度的变迁”和“保障型国家”这两个概念的引入为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思考空气污染治理问题提供了两个明晰的概念框架。“治理尺度变迁”很好地概括了新的形势下国家治理在各个维度上的变化；而“保障型国家”则提示我们，国家仍然在风险社会的环境治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应该在保障自主性、提高政策贯彻力以及更好地应对公民社会方面有更好的作为。

空气污染治理措施范文第8篇

第一篇： 

近年来，我国城市环境日益改善，农村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各种污染不仅威胁到了农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现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做如下报告：

一、现代化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各类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程度深，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这两类污染在很多地区还直接破坏农业相关生态系统，对鱼类、两栖类、水禽、兽类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

二、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因为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以及具体管制的不健全，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每年产生的约为1.5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的超过30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然而，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发展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却在与日俱增。

三、乡镇企业 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 污染。

受农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环境污染，加大了治理的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影响到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1、加强环境立法，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管理机构，明确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

2、探索科学的治理模式，提高农村污染治理效率。农村的生活污染、乡镇企业污染以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污染，不同于城市、工业企业的污染，不能简单的套用其污染治理模式，要在其治理模式上加以改革创新，以适应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进而提高污染治理的成功率。

3、强化扶持力度，建立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政府应对农村和规模以上的企业污染治理，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规模以上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

4、政府要加大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城乡分治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国家把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

第二篇： 

大家是否觉察到咱们周围的环境正在日益被严重破坏?乱砍树木，污染水源与空气，破坏生态环境等等。无数的事实已经告诉咱们，环境保护刻不容缓，保护环境不仅仅是国家和政府部门的职责，也是咱们拱中公民的职责。

这几天，我围绕咱们周围的空气受污染的程度以及空气污染对人类身体健康的危害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调查。

我根据珠海周围的环境特点和所发现的问题，上网进行了调查。从调查状况来分析，咱们周围的空气是受到了污染。污染源主要是工厂烟囱排放的黑烟，机动车辆排出的尾汽。这些污染源排放出来的什么污染物呢?对人们的健康有什么危害呢?我查阅了有关资料，懂得了许多有关空气污染的知识。

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颗粒物。它们在空气中的含量若是超过必须的标准，就会危害人们的健康。空气污染指数小于50，说明空气良好，污染物浓度小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一级标准限值，为一级优，贴合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一些需要特殊保护地区的空气质量要求;空气污染指数大于50，小于100，证明空气质量一般污染物浓度小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二级标准限值，为二级良好，贴合城镇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一般工业区和农村地区的空气质量要求。

防治大气污染，控制污染排放是改善空气质量的根本措施，其主要途径有：工业合理布局，搞好环境规划;改变能源结构、推广清洁燃料、使用清洁生产工艺，减少污染物排放;强化节能，提高能源利用率、区域集中供暖供热;强化环境监督管理和老污染源的治理，实施总量控制和达标排放;严格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等。

珠海是咱们的家，就应把她建设得更完美。但空气污染问题十分严重，就应怎样办呢?我推荐：(1)搞立体绿化，扩大绿化面积，能够搞无土栽培。植物有过滤各种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和净化空气的功能，树林尤为显著，因此绿化造林是防治大气污染的比较经济有效的措施。(2)解决燃料问题，尽量使用太阳能等无污染或污染小的能源。(3)多组织宣传活动，咨询活动，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4)组织同学利用双休日到街道、市场、广场捡垃圾，持续环境整洁。

空气污染治理措施范文第9篇

【关键词】 空气质量； 自然资源； 审计

【中图分类号】 F23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3-0120-04

党的十提出建立系统完善的生态文明体系，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并开展审计试点。试点的重要领域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以及大气污染防治等，为开展空气质量审计提供了依据。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深受大气污染困扰，尽管环保部门、地方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治理，但公众对治理的效果心存疑虑。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了解空气质量情况主要通过主观感受、媒体报道、环保部门的相关数据。与这些了解信息的途径相比，审计监督具有客观、中立、公正的特点，引入政府审计进行监督，对于消除公众疑虑，促进空气治理措施的落实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政府审计的本质是履行对公众的受托责任，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我国审计机关基本未进行过该领域的专门审计，导致尚未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符合实际的审计规范体系。因此借鉴美、英等一些审计机关的做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展审计，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思路。

一、美、英等开展空气质量审计的情况

（一）美国的空气质量审计

美国的《空气清洁法案（The Clean Air Act）》为空气质量审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审计团队由复合型的专业人才构成，保证了审计项目小组的专业胜任能力。除此以外，美国能源部建立的数据库包括了与能源消耗有关的各项统计数据以及审计情况，为空气质量审计的开展提供基础性的数据支撑。空气质量一直是美国审计署关注的主题之一，其官方网站上了8份关于该主题的审计报告，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到美国审计署早在1979年就对空气质量予以关注，并了相应的审计报告。关于空气质量审计的内容，美国审计署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关注环保部门一些规定、空气质量标准的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例如环保署对砖、瓷砖等建筑材料生产过程中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了新的标准，新标准执行后，对大气污染物的控制、监测、检验、记录、报告都会带来新的成本，审计署检查环保部门该项新标准时是否对成本―效益等各方面影响进行了充分评估。二是对一些环保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资金使用效率进行评估。例如，在减少柴油机空气污染方面政府对一些项目进行了资助，审计署发现由于减少柴油污染排放涉及公路交通、航运、空运等多个管理部门，而这些项目之间缺乏合作，导致这些项目存在碎片化或者重复资助的现象，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由于这些管理部门没有制定相应的绩效计量方法，无法有效地衡量资助的资金是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三是对环保部门没有注意到但可能对大气造成污染的事项进行评估。例如，对于火电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环保部门主要是对其电力生产过程中的一些气体排放规定了标准，但是审计署发现一些火电厂为了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将火电厂的烟囱建得过高。由于空气质量审计涉及很多专业性的知识，因此审计署采取了一些措施确保审计结论的可靠性。例如审计报告完成后请环保部门复查，邀请空气质量研究方面的专家参与审计过程，并在报告中详细记录被审计单位对报告结论的回应。对审计署的有些审计结论，被审计单位提出了异议，审计署对异议部分进行了二次回应。另外，在报告中使用图、表的形式使得一些问题的表述更加直观、形象。例如，空气质量标准对于几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要求越来越严，审计报告中使用点线图的形式，使得报告阅读者很直观地看到几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要求排放得越来越少。

（二）英国空气质量审计情况

由于受工业发展的影响，英国是较早对空气质量予以关注的国家。1956年颁布了有关空气质量控制的基本法《清洁空气法案》，并相继出台了多部与空气质量治理有关的法案。英国的空气质量审计主要受欧盟生态管理计划及审计（Eco-management and Audit Scheme）的影响。该计划重点关注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二氧化碳的排放、政府绿色采购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内容[ 1 ]。该计划实施以来取得很好的效果，欧盟的年能源消耗量呈现下降趋势。

2009年英国审计署了《改进空气质量――政策发展》的审计报告。该报告主要对英国空气治理发展政策进行了评述与展望。报告在对近年来英国空气污染治理效果、现有政策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未来政策制定的发展路向。报告内容首先就空气污染对健康造成的影响以及治理空气污染可能发生的成本进行了评估。然后对英国、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空气质量标准进行了对比，具体指出英国制定的空气质量标准某些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分析如果英国的空气质量未达到欧盟的标准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最后对英国政府制定的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取得的效果进行了总结与评价，指出现有政策、措施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交通发展计划和空气质量管理计划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来制定，导致这两个计划之间缺乏协调与沟通；现有的空气污染治理责任按行政区划来划分，一些跨地区的空气污染协作不够。同时对现有空气治理的一些方案提出具体改进建议，对欧盟其他成员国例如德国、法国、荷兰等好的做法进行了介绍，并提出值得借鉴的地方。

（三）香港地区开展的空气质量审计情况

香港地区在1987年了《空气污染管制条例》，对空气质量予以关注。香港审计署在2012年就环境保护署在空气质量监测及汇报方面的事项进行了审计。审计内容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在环保部门的管理下，香港的空气质量各项指标未全部达标；二是对环保部门的空气污染指数汇报系统进行审计，发现公众无法便捷地查阅重要的信息，例如在环保署的网站没有公布空气质量达标程度的信息；三是对环保部门的绩效进行评价，指出环保部门在有关空气质量管理方面可以改善的地方。在审计建议部分列示得十分详细，对于审计发现的每一项问题，都提出了五至六条建议。例如：针对空气质量的管理问题，提出环保部门制定计划时应列出空气质量指标达标的时间目标和进度指标，并将进度定期进行公开；将香港地区的空气质量标准和美国、英国、欧盟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提出环保部门应定期修订空气质量相关标准；当空气污染超过标准时，应向公众提供更加清晰和具体的预防措施，并加强实时汇报、公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

（四）美、英等开展空气质量审计的启示

从上述开展空气质量审计的情况来看，该领域审计主要以绩效审计为主。美国在开展空气质量审计方面历史悠久，形成了常态化、持续性的状况。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较为完备的能源消耗数据库、复合型人才的审计团队、多年的经验积累为空气质量审计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英国、中国香港地区开展的空气质量审计相对比较单一。英国对空气质量的关注主要受欧盟对大气污染排放要求的影响，因此审计内容主要从政策建议层面展开；香港地区则主要是对环保署在空气质量改进方面进行的评价，关注空气质量改善的效果。

综合来看，审计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注空气质量政策、标准制定得是否合理，评价环保政策时是否经过了充分论证，现有的空气质量标准是否定得过低等等，采用的审计方法主要以文献查阅和比较法为主；二是对空气质量改善过程中采取的措施进行评价，评价的内容主要结合具体的专项空气污染减排项目进行，采用的审计方法主要有实地考察、访谈、专家咨询法；三是对环保部门取得的绩效进行评价，主要采用的是差异分析法，分析环保部门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空气改善目标，如果没有达到，完成进度是多少等。

二、我国开展空气质量审计的内容框架

我国在1987年了有关空气质量的基础性法律《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年进行了修订，对各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制定了新标准。2013年，国务院了《大气污染治理行动计划》，随后各地方政府也纷纷了相应的空气治理行动方案。政府出台了多项财政补贴政策，投入了大量资金，表2列示了中央财政资金专项用于治理大气污染的情况。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央十分重视大气污染的治理，2014年与2013年相比，空气治理专项资金大幅增长。然而，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雾霾仍然比较严重。一些地方政府对于产能过剩、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去产能行动迟缓，还有一些地方在公布空气治理效果时，避重就轻，选择性地信息。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改善空气质量，效果怎样？对此，公众有强烈的问责需求。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引入审计监督十分必要。

近年来我国开展了土地、矿产、森林、水资源等环境审计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围绕资金使用的真实性、效益性和合规性以及资源审计的目标、内容、审计程序、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展开[ 2 ]。在实践方面，与大气污染治理有关的审计开展了三次，分别是2009年第6号、2011年第11号和2013年第16号审计公告，这三个审计项目主要对企业节能减排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内容一是关注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使用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二是关注节能工程项目是否按期完工并发挥作用，污水、污泥、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是否有所减少；三是关注淘汰落后产能的相关政策是否得到了落实。

借鉴美、英等开展空气质量审计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应将空气质量纳入审计范畴，进行单独反映。审计内容可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关注大气污染物节能减排项目是否落实，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二是对空气质量政策方面进行评价；三是关注空气质量数据公开的客观性、及时性。审计方式可以以专项审计的形式开展，也可以在开展其他审计项目时对影响空气质量的方面单独反映，予以关注。例如：在对国有企业审计过程中，除了关注财务收支审计以外，还可以评价检查国有企业是否贯彻落实了国家关于节能减排政策的规定，在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方面是否采取了相应措施；在对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过程中，评价领导干部在任期内有无违反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批准新建高污染能耗项目，任期内空气质量有无大幅度下滑情况。具体可从表3所示的方面展开审计。

三、Z市开展空气质量审计的思路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Z市为例，结合Z市近年来为改进空气质量采取的各项措施，提出对Z市开展空气质量审计的设想以及具体思路。Z市是我国北方中部某省会城市，近年来空气质量不断下滑，空气污染较为严重，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进行应对，然而效果并不理想。由于北方有较多城市与Z市的情况相似，因此选择Z市进行分析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Z市政府比较重视，计划未来5年内投资462亿元专项资金进行治理。市政府了《“蓝天”工程白皮书（2013―2015）》，制定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2014―2018）》，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在全市范围内采取了超排放的黄标车在市区内限行，全市燃煤锅炉改天然气，加强施工工地扬尘污染治理等多项措施。

Z市开展空气质量审计工作重点应从462亿元治理资金的使用入手，评价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性，审查专项资金是否都落实到位、资金使用进度是否符合计划，资金使用效率如何、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改造项目是否按期完成、工程项目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首先是政策评价部分可以考察政府部门对于治理空气污染是否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计划，计划是否清楚地列明了绩效指标，每一个时间结点的完成率、完成目标是多少，关键绩效指标的完成与责任是否挂钩，责任是否层层分解细化。以该市的《蓝天工程白皮书（2013―2015）》为例，该白皮书列出了为改进空气质量3年内要采取的各项措施，相当于空气质量改进计划书。然而计划中的内容常常冠以定性的指标，例如“大力发展，有效控制”，其中定量的绩效指标比较少，一些关键绩效指标例如全年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全年大气中度、重度污染天气预期达到多少等信息缺乏，导致这些措施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难以进行评价。

其次可以评价空气治理各项措施执行情况。例如空气污染治理措施中指出如果达到重度污染天气，工地应停工。审计人员可以采用实地考察法，调查达到重度污染时工地是否停工，如果没有停工原因是什么，谁将承担责任，现有的处罚措施是否适当，有没有效果。

最后可以对空气质量信息、空气质量数据进行评价。例如达到重度污染天气是否对公众及时预警，是否及时向公众传递可以采取的措施；空气污染治理工作进度如何，尤其是一些关键时间结点；预期目标是否完成，信息是否向公众及时进行公开等。

四、结论

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原因，较早地意识到工业发展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因此在空气质量审计方面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环境、自然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借鉴他们的空气审计实践经验，总结其先进技术手段与方法，对我国开展该领域的审计具有重要意义。今后可进一步形成体系，对空气质量审计开展的法律依据、制度体系、审计方法、报告等内容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芸，黄燕磊.中外生态审计制度与实践的比较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5）：72-73.

空气污染治理措施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城市空气污染；环境史；雾霾；烟霾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120-02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从环境史的角度分析，任何环境问题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各国的环境问题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发展轨迹。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从横向比较中，可以发现其规律并寻找到一些解决之道。

一、国外城市空气污染案例

伦敦：维多利亚后期的伦敦以雾都著称于世，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使得蒸汽机被广泛使用，煤炭是主要燃料。由于技术限制，没有充分燃烧和过滤的煤及烟雾使得伦敦变成雾都。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效率更高的内燃机的使用，提高了煤炭的使用效率，同时，大范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抵消了技术升级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污染的范围呈扩大趋势，污染程度更深了。除了工业用煤，家庭煤炉也是伦敦空气污染的重要污染源。但在最初的反污染的法案中，并未触及家用煤炉。1952年的伦敦大雾导致4 000人死亡，也迫使公众和政府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空气污染问题，于是有了1956年的空气法，不但规定了工业用煤和排烟标准，同时也限制了家用煤炉的排烟。这部法律直接推动了伦敦的能源换代，开始逐渐放弃煤炭而采用天然气和电力。由此伦敦烟雾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洛杉矶：人们最早意识到光化学反应形成烟霾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洛杉矶。廉价的能源为重工业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而重工业的繁荣造就了城市的不断壮大。洛杉矶发展极为迅速，1900年只有10万人，到1960年已经发展到600万人口[1]，汽车的数量随着城市的扩展急速增长，汽车成为美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政府将烟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工业用煤，但烟霾并没有随着工业用煤的治理而得到解决，在经受烟霾困扰数年之后，终于有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对于烟霾成分进行了彻底的分析，最终发现烟霾的罪魁正是洛杉矶人视为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汽车。随后才出现了针对汽车的治理法案和立法，洛杉矶烟霾问题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才得到根本的缓解。

日本四日市：以环保闻名的日本也曾经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苏，工业飞速发展，但由于当时没有相应的环境保护和公害治理措施，致使工业污染和各种公害病随之泛滥成灾。明治维新时期，采矿与冶炼工业造成了地域性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但日本当时正全力实现工业化、军事化，环境污染问题并未受到重视。大阪与神户地区的人口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62万人，炼钢、水泥与化工工业使大阪与神户地区成为当时日本重工业集中的地区。工厂排放的煤烟与二氧化硫对居民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日本工业的奇迹伴随的是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四日市位于日本伊势湾西岸，1955―1963年间，相继兴建了三座石油化工联合企业，每年排出大量的硫氧化物、碳氢化物、氮氧化物和飘尘等污染物，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直到20世纪中后期日本的空气污染和广泛的环境污染才受到重视并得到控制。影响其环境治理进程的力量十分复杂，有学者认为，几股力量的合力使日本在改变环境进程时没有使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偏转。其中最重要的有：“负责地方利益的地方政府体制；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体系；广泛的繁荣使国民有勇气质询污染的必然性以及超高的资本积累率，这使产业部门有可能花钱控制污染。”[2]98

二、城市空气污染的规律和特点

“哪里的重工业声名赫赫、政治风光，哪里的地价一文不值，哪里的黑煤最便宜，哪里出现了大规模的冶炼厂，哪里的地域性污染就日益严重。”[2]85虽然这一观点过于武断，但很多研究表明，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有着显著的规律。从以往的城市空气污染案例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来看，笔者认为城市污染的形成存在三点规律：

第一，从生产领域看，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推力。麦克尼尔谈到工业化对环境的影响时提出两点结论，一是工业化改变了能源和材料流动的结构和速度，每个地方和每个时代的工业化都会增加能源消耗和污染。二是能源效率虽然不断提高，但这一趋势被工业总体规模的迅猛扩张所阻碍。

公司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从事采矿、冶炼行业，国家部门和政客则是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推动工业化与现代化，普通居民也向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提高在现代化过程中突出表现为高耗能、高消费。在工业化过程中，空气污染的最主要的、也是最早的污染源是化石燃料，之后随着技术革新，还有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加入。每一项新技术的加入在短期内改变了能源结构，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但长期来看，也必然产生新的污染。伦敦从煤烟污染到光化学污染就是极好的例证。

第二，从生活领域看，居民的生活方式在客观上加速了空气污染的过程。伦敦居民曾坚持认为使用家用煤炉是他们生而有的权利，洛杉矶居民也难以想象有85%的雾霾来自他们的汽车尾气。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了丰富的消费品和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这两个因素能够迅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社会应运而生。当汽车的价格对大众不再那么遥不可及，购买汽车变成了体现身份的象征，开车所带来的便利也成为大众追求的现代化生活的一部分。其他的商品也有着类似的逻辑，人们使用空调调解温度，使用冰箱储存食物，人们在享受商品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而商品所带来的负效应――如释放温室气体――往往被忽视，恰恰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加剧了空气污染及其他环境污染。

第三，从公共领域看，政府与公众对空气污染的反映程度直接关系空气污染的走向。1943年洛杉矶第一次经历雾霾时，当地居民以为只是暂时的天气现象，没想到雾霾居然持续了50年。政府与公众对空气污染的认识程度、对待空气污染态度和治理的决心直接影响了洛杉矶空气污染治理的走向。治理空气污染将涉及众多部门和层面的利益，汽车产业、石油公司、私家车主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治理空气污染的阻力。如何处理各个群体间的利益关系是关系空气污染治理成败的关键。

由环境污染所引发的集体行动就是各个利益群体在环境污染问题中所产生的博弈突出表现。比如2007年厦门PX事件，2009广州市民抗议垃圾焚烧厂项目等等，如果处理不好环境污染中各方利益关系，不但环境问题会愈演愈烈，而且还会影响社会安定，因此，处理好、协调好各个利益群体的关系是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方面。

三、治理城市空气污染的路径选择

治理空气污染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程，推动空气污染治理的绝不应当也不可能仅仅是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也是这一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以往的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经验，其路径选择也是全方位的。

第一，立法是对空气污染最有力的治理手段。根据国家环保部历年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6年、2006年的两份《中国环境保护白皮书》所公布的资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环保法律9部，自然资源保护法15部，目前，已经基本建立起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体系。但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各地区资源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强调基本原则的环保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容易被地方政府、工业企业等利益群体发现漏洞，出现“文本与实践相分离”的问题。因此，环保法律所面临的任务是：1）科学取证，使环保法律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各地区的主要污染物不同，甚至同一地区在采暖期与非采暖期的主要污染物也不相同，立法要限制哪些部门，工业企业与居民应当承担责任的比重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做出判断，然后才能建立行之有效的法律。2）坚决执行，使环保法律成为环境保护的有力保障。实践证明，在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过程中，必然会触碰到企业、公众的利益，切实地维护法律的权威，才能使环保法律发挥应有的作用。为空气立法既考验了立法者的智慧，又强化了行政部门的管理责任，同时也是对公民环境意识的检验，只有三者同时努力才能促进目标的实现。

第二，防控结合治理空气污染。防控结合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在治理空气污染中，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理应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既要为公众提供最切实可靠的服务，又要引领治理工作。所谓防，就是要建立规则、提供资源，配套设施要跟上治理政策的脚步，发展公共交通满足居民的出行需要，减少使用私家车；为户外工作人员提供防护措施；鼓励使用清洁能源，对采用清洁能源的工业企业及个人提供补贴。所谓控，就是要遏制源头、控制过程、防止扩散。一是对重工业与供暖设施定期检查，确保排污标准达标；二是提高炼油标准，提升油品质量，减少汽车尾气污染程度；三是从技术手段继续寻找控制烟尘扩散的方法。

第三，建立绿色生活方式，追求环境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环境社会学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正在从生产领域转向生活领域；从控制型治理转向预防型治理。改革需要可替代的清洁能源，而清洁能源需要付出特别的经济和政治代价。长期来看，要改变高耗能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改变能源结构，降低对煤炭的依赖，开发并推广新能源；另一方面，建立绿色生活方式，“站在生活者的角度”，从家庭生活方式、消费方式、闲暇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及价值观等方面倡导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良性互动，才能最终实现社会和环境的循环发展。正如英国人为之抗争却最终放弃的家用煤炉，我们也必须放弃某些事物和观念，才能赢得清洁的空气和纯净的天空。

参考文献：

[1]Mitchell，B.R.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Africa，Asia & Oceqnia，1950-1988[M].New York：Stockton Press.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