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治理范文
时间：2023-03-20 00:09:40
空气污染治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空气污染；治理技术；区域协同治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X832 文章编号：1009-2374（2016）22-0082-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22.040
1 我国空气污染治理的现状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我国空气污染问题凸显，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方式，是造成城市空气污染的原因之一。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来治理空气污染问题。2012年9月，国务院批复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应急方案（试行）》，2013年9月，国务院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年1月1日执行的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对于污染物排放等各方面都有了更为明确和严格的规定。通过与法律配套的节能减排、新能源的应用等一些政策的推行，空气污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空气质量有所好转，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2 空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
2.1 空气污染治理还需加强
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治理空气污染，但在空气污染治理相关法律法规、激励政策等方面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完善的空气污染治理制度能够调动各方参与主体相互配合、共同治理，然而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对各方的约束力不够。我国近年来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大气污染防治标准、达标规划、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等方面作了规定。但是，我国的大气污染相关法律法规还需要不断地细化、扩充、修订。目前关于空气污染治理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给实际的执法过程带来了一些困难。目前对违法排放的惩罚以行政执法、罚款等手段为主，没有形成长效的制约机制。此外，对企业自主节能减排的激励机制不够完善，通过税收、贷款、政府采购等手段能够激励企业自主节能减排来治理空气污染，但我国目前以经济为主的污染治理机制还不完善，企业缺乏从内部提升技术水平，减少污染的动力。目前，政府在空气污染治理中开始尝试区域联防的治理方法。空气在地域之间的流动性也给空气污染的监督和管理带来了困难，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对区域内的重大环保相关项目的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对区域内空气污染事件实现联合执法，通过政府合作实现区域内对空气污染的协同治理。对空气污染的协同治理还处在起步阶段，对于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权责划分还要有相关的法律为保障，建立合理的制度体系，推动区域联防治理空气污染治理。
2.2 治理技术有待提升
空气污染的治理需要技术的支持，需要先进有效的空气检测技术及时监控空气质量指标，目前对空气污染的检测经常受到资金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未采用最先进省时的设备和技术，影响了检测的时效性，不利于执法部门及时采取措施处理违规排放行为。
空气污染的治理和改善不仅需要政府的外部监管，更需要企业内部技术的提升，通过先进的技术，提高材料的利用率以及对于废气的处理能力，实现企业节能减排，这对企业在资金、科研能力和科技人才方面都会有比较高的要求，需要企业投入大量时间和人力到技术研发中去，同时技术研发、引入国外先进的废气处理技术以及吸纳优秀的科研人员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一些中小企业由于规模比较小，缺乏足够的人力和资金进行技术的研发和改进，靠企业自身实现技术提升困难比较大，很难通过技术的改进提高能源利用率来减少废气的排放，这些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2.3 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不足
空气污染问题的治理还需要完善和有力的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对企业的监管仅仅靠政府的行政监管是不够的，更需要社会的力量。通过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对企业污染排放的监督是改进企业污染的有效方式，特别是借助新闻媒体平台，公众的意见可以更加快捷有效地传递，可以对相关事件展开充分的讨论，表达对于空气污染相关事件和政策的看法和见解，这有助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对空气污染的监督。但由于信息的公开程度的不足，向环境组织和公众公开空气质量信息的制度不健全，公众获取空气质量的信息并不容易。同时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公众对于违法排放企业的监督效果有限，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公众监督的力度。
3 治理空气污染的对策建议
3.1 健全空气污染治理相关法律法规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治理空气污染的必要前提。在进一步完善、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保护法》的同时，还需要制定更加细化的专项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而且还要完善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相关法律，为公众参与空气污染治理提供法律保障。对于违反大气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违规排放废气，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政府应加大惩治力度。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还要做到执法必严。此外，在区域联防治理空气污染中，政府要制定完善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协调区域合作中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并探索这种模式的有效推广。
空气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对空气污染企业的治理，需要政府的有力支持。政府可以运用多种经济手段，在政策、资金、技术上为企业提供支持。政府可以通过资金上的倾斜，鼓励采用高新技术的污染较少的企业的发展，重点支持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资金的支持和税收上的减免，以激励他们进一步研发新技术，不断提升节能环保的技术水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并进一步带动其他产业的绿色发展。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帮助企业引进和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规范污染排放标准，完善监测技术。
空气污染治理范文第2篇
一、南昌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有益尝试
南昌市为治理空气污染采取了诸多措施，以2013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3年前，治理力度相对较弱，主要是单一措施，即针对不同污染源，出台相应举措;第二阶段是2013年后，治理力度和强度都较大幅度增强，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更加系统、规划、严格，主要是出台一个统一的治理污染计划，把各项污染源治理的相关措施都纳入其中。具体表现为:
(一)第一阶段对造成空气污染的工业污染源、机动车尾气以及扬尘分别出台措施予以整治针对高污染燃料及工业污染源，南昌2008年颁布《南昌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办法》明令禁止在禁燃区销售、燃用原(散)煤、煤矸石、粉煤、煤泥、重油、渣油、各种可燃废物和直接燃用的树木、秸秆、锯末、稻壳、蔗渣等生物质燃料以及污染物含量超过国家规定限值的固硫蜂窝型煤、轻柴油、煤油、人工煤气等燃料，并划定沿江北大道、沿江中大道、沿江南大道以东，洪都北大道、青山北路、丹霞路、民丰路、东元路以南，昌东大道以西，昌南大道、施尧路、何坊西路、新溪桥路、上海南路、解放西路、解放东路以北;双港南路、赣江北大道、赣江中大道、赣江南大道以西，祥云大道以北，昌樟高速、昌九高速、瀛上河、龙潭水渠、广兰大道以东，玉屏东大街、孔目湖大街以南为禁燃区。同时加强对方大特钢、新昌电厂、晨鸣纸业等重点排污企业的排放监督。针对机动车尾气排放，南昌2009年启动机动车排气的检测工作，对参加机动车定期检验的车辆实施尾气检测，机动车所有人须持尾气排放检测合格证，才能核发机动车定期检验合格标志。2012年南昌开始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核发工作，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达到国Ⅰ及以上标准的、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达到国III及以上标准的，核发绿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未达到上述标准的，核发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同时，将从2013年6月1日起，对未取得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含外地车辆)和持有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采取限制行驶区域、时间等交通管制措施。针对扬尘，南昌2012年出台《南昌市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要突出抓好扬尘控制方案、区域覆盖、扬尘控制宣教、进出车辆冲洗、材料堆放遮盖、建筑渣余土(垃圾)运输等环节的监管，并细化了建筑工地、拆迁工地、园林绿化工地的具体防治措施以及相应监管部门的监督职责。
(二)第二阶段出台比较系统的空气污染防治计划，涵盖对各种污染源的控制，并将计划分解落实到区县及相关所属部门为进一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2013年南昌全面启动《南昌市蓝天行动计划(2013－2015)》。该计划明确提出2015年空气污染物减排目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比2010年分别下降11%、16%，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比2013年分别下降10%、7%、4%、5%，并从工业废气污染防治、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污染防治、城市扬尘污染防控与整治、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餐饮油烟污染整治、农村大气污染防治、绿化工程建设、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警、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九方面分化落实空气污染治理措施，同时制定资金支持、宣传教育、监督考核等相关保障措施。蓝天行动计划是相对系统的空气污染防治计划，从治理目标的提出，到针对不同污染源的治理措施，再到确保治理任务落实的保障措施，层层推进，形成较为完备的污染防控体系。而且，蓝天行动计划还进一步分解落实到区县及相关职责部门，南昌市所属区、县及有关部门需制定所属区域的蓝天行动计划，加大了该计划具体落实的力度。2013年南昌还进一步扩大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由原有的169平方公里增至195平方公里，扩大后的禁燃区范围为枫生高速，黄家湖东路、广兰大道、玉屏东大街、双港东大街、双港南路，赣江北大道、赣江中大道、赣江南大道，祥云大道合围区域。沿江南大道、沿江中大道、沿江北大道、富大有路，昌东大道、解放东路、高新南大道，昌南大道合围区域。并计划于2014年底完成新增“禁燃区”内高污染燃料锅炉的淘汰、改造任务。此外，南昌还针对空气重污染日出台应急方案，提出在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200以上)时，将分别采取工业污染源控制、扬尘控制，机动车排气控制和其它大气污染源控制等强制性污染控制措施。2013年后南昌系列治理空气污染措施的出台，是应对当前大气环境质量日趋恶化的的必然举措。2013年无论是雾霾爆发的次数，还是媒体报道雾霾的频率，以及中央领导多次公开表明治理雾霾的决心，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治理措施的强劲，都表明以此为分界岭，我国空气污染治理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南昌顺应全国高强度治理空气污染的大环境，并结合本市实际，出台相应举措，也推动南昌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南昌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进一步改进的思考和建议
(一)确实做好《南昌市蓝天行动计划(2013－2015)》与《江西省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的有效衔接蓝天行动计划是南昌市为进一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而于2013年5月启动的为期两年的空气污染治理计划，当时《江西省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还尚未出台。2013年9月，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贯彻落实，江西省于2013年12月出台实施细则。实施细则确立了2013至2017年江西治理大气污染的各项具体措施，蓝天行动计划的实施年限是2013至2015年，因此，这一期间南昌涉及蓝天行动计划和实施细则同时实施的问题。与蓝天行动计划纯粹地方政府治理文件不同，实施细则是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江西省的具体落实，是中央大气污染治理思路在地方的实施贯彻，着眼的是整个江西省的大气污染治理，其目标和各项具体措施是对全省的通盘考虑。实施细则明确到2017年，全省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其中南昌、九江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50微克/立方米左右。重点任务是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减少工业废气、城市扬尘、矿山扬尘、餐饮油烟、机动车尾气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通过严控“两高”行业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压缩过剩产能、加强小型企业环境综合整治，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强化科技研发和推广、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企业技术改造;通过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利用、扩大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发展绿色建筑等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并严格节能环保准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建立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同时，为确保目标的实现，规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实施细则与蓝天行动计划的具体措施有一定重合，但也存在一些差别，对此，在蓝天行动计划与实施细则同时实施时，两者相冲突的地方应以实施细则为准，实施细则未规定，而蓝天行动计划有规定的，则依据蓝天行动计划的相关规定。在这一期蓝天行动计划结束后，南昌在实施细则的基础上制定下一期蓝天行动计划，就能避免此类问题。
(二)树立两个正确认识，既要认识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也要明确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是一个长期过程空气污染治理与其他环境治理问题存在差别，它不是单纯的环境治理问题，还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空气污染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这就要求造成空气污染的几大污染源减排。工业废气的减排除了安装脱硫、脱销、除尘装置外，还要严格控制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两高”行业新增产能，淘汰“两高”行业落后产能，压缩“两高”行业过剩产能，这就意味着限制以往占工业较大比重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发展，也就是转变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同时减少工业废气的排放，还要求调整能源结构，降低煤炭的消费比重，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比重，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核能等新能源，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机动车尾气减排除了提高燃油品质，提高排放标准，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还要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发展公共交通，降低公众汽车出行率，鼓励公众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在出现重污染天气时，还要求采取中小学停课，机动车限行，建筑工地停止施工等应急措施。空气污染治理已超越一般环境治理的范围，它关系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影响人们的生活，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空气污染治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南昌乃至全国近些年来雾霾发生的程度和频率均表明，空气污染已不是偶发，而是逐渐呈常态化趋势，是短期内不可逆转的事实。我们应转变最初遭遇雾霾时指责、抱怨、急切想改变的心态，回归理性，接受雾霾常态化的现实，并积极应对。据统计，曾发生严重空气污染事件的伦敦花了26年，洛杉矶花了56年治理空气污染。[1]我们的空气污染形势比当时的伦敦和洛杉矶更复杂，不是单一的煤烟型或机动车尾气污染，而是两者的混合，治理难度相对来说更大。我们应认识空气污染治理的长期性，理解短期内可能治理效果甚微。
(三)加强与周边城市区域联防联控区域联防联控是治理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机制。空气流动性的特征决定了单一城市治理难以取得很好的成效。南昌去年空气优良率是60．82%，而周边中部其他省市武汉的优良率为43．56%，合肥为54．99%，长沙为58．68%，均低于南昌的优良率。南昌如果仅着眼于自身治理污染，而忽视与周边区域加强协同，治污效果可能如同北京一样被周边其他省市源源不断吐出的烟雾所吞噬。区域联防联控并非简单的区域间召开联席会议，分享空气污染信息，共同预警，具体操作起来其实非常复杂。区域联防联控要统一、科学规划，首先要把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科学分析区域间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及分布状况，污染物传输规律，再制定相应污染防治措施。[2]区域联防联控的复杂性还涉及到兼顾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跨省的区域主体分属不同行政区，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无法借助同一行政区纵向治理的模式，一般是一种平行的横向合作模式，通过签署协议共同实施。如果区域主体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大气污染又是辖区内亟待解决的问题，则合作治理污染的可能性更大;但如果区域主体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面临的大气污染问题程度不一时，就存在非合作的可能。[3]京津冀相对于长三角，非合作治污的可能性更大，这也是近些年北京采取诸多措施，治污效果却不甚理想的重要原因。近期，在北京多次爆发严重雾霾以及人口、交通等压力下，京津冀一体化也提上议事日程，而京津冀合作治理雾霾则是一体化的首要议题。南昌和周边中部其他省市，作为同属中部欠发达地区，有合作治污的可能性，南昌可在与周边省市协作治理城市空气污染方面作些探索。
(四)重视经济手段的运用南昌目前治理空气污染的手段主要体现为命令控制型管制。命令控制型管制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治理环境问题的方式，如南昌市政府颁布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办法，出台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启动蓝天行动计划，核发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等，都属于命令控制型管制。命令控制型管制实施起来简单、直接、在短时期内快速、有效，成为治理环境问题最基本、最常用的方式。经济手段相对来说处于弱化的地位。尽管有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脱硫电价补贴等相关规定，但排污费过于低于企业治污成本，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手段调节作用，排污权交易也长期处于试点阶段，而且行政干预较多，某种程度上扭曲了排污权交易的真正目的，脱硫电价补贴相对于前两种经济手段，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城市空气污染作为一个复杂的环境问题，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多个方面，除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管制外，也要重视经济手段的运用，通过价格、税收、补贴等手段激励引导企业和个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4]通过增加机动车出行成本，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采用经济补偿等方式，逐步淘汰老旧车辆和黄标车，采取财政补贴等措施鼓励个人购买新能源汽车，以“以奖代补”政策支持开展大气环境综合治理试点，对脱硫、脱销、除尘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电价进行补贴，积极推动大气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确实有效发挥排污权交易的作用。
空气污染治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物技术；废气生物处理；生物修复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11-0085-01
引言
随着工业的高速发展，空气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制约着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空气污染控制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目前处理废气有很多种方法，生物法是一种有效的、费用较低的、没有二次污染的方法。
污染空气的物理化学处理方法
污染物质可以通过热处理、活性炭吸附或化学洗涤从污染空气中除去。热处理包括直接燃烧和催化氧化，当有机污染物的浓度高时，热处理的方法是有效的，然而，当有机物的浓度低时，热处理的费用将很高，原因是需要的燃料较多；活性炭吸附中，有机污染化合物被吸附到炭表面，从而产生清洁空气。每单位质量的炭的吸附数量同空气中污染物质的浓度有关，浓度低时吸附率低。因此，当污染物的浓度降低时，吸附每单位质量的污染物所需的炭量将变得很大；洗涤作用对于去除许多有毒气体和其他高溶解度的化合物有效，但是运行费用高。
一、污染空气的生物处理方法
污染空气的生化处理系统属于一种环保友好技术。相对于上述的物理方法，生物法更加适用于处理低浓度的有毒空气污染物质，且具有投资运行费用省、维护管理简单、不产生二次污染等特点。在欧洲，燃料费用较高，关于恶臭的规范也很严格，所以广泛采用生物法去除恶臭气体。
生物技术的特点大致有[1]：①以生物为对象，不依赖地球上的有限资源，而是着眼于再生资源的利用；②在常温、常压下进行，过程简单，可连续化操作，并可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③开辟了生产高纯度、优质、安全可靠的生物制品的新途径；④可解决常规技术和传统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⑤可定向地按人们的需要创造新物种、新品种和其他有经济价值的生命类型
二、生物技术在污染空气治理的应用
（一）固定化微生物技术是指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将游离的微生物与特定的载体相结合，使其固定在某一空间区域内，以提高微生物细胞的浓度、保持较高的生物活性并能反复利用的方法[2]。微生物被固定后，载体为微生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3]。载体作为一种屏障，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土著微生物带来的竞争压力、削弱原生动物的吞噬作用.
（二）生物强化处理技术 为了提高处理的效果，从自然界中筛选的优势菌种或通过基因组合技术产生的高效菌种，以去除某一种或某一类有害物质。主要强化方法有：生物-活性炭法，综合利用微生物氧化能力和活性炭良好的吸附能力，使二者产生协同增效作用。在该系统中，每g活性炭去除 1～3gCOD ，分解毒性能力明显增强，同时提高脱氮水平。
（三）生物反应器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现代化的新型生物膜反应器，其共同特点是反应器内装有比表面大的载体，有利于微生物附着生长形成生物膜，供气或供给的其他反应条件优越，污染物具有充分的时间与微生物接触，有利于增强微生物的分解代谢能力。所利用气态污染物的生物反应器设施可按为微生物的存在方式和水分、营养的添加方式的差异，可分为三类典型的净化技术：生物滤池、生物滴滤塔和生物洗涤器，其优缺点如表1：
表1
（四）影响反应器性能的因素
填料、营养物、温度和pH值等因素都对反应器有一定影响。对于填料的选择一般基于以下原则：最佳的微生物生长环境、较大的比表面积、一定的结构强度、高水分持留能力、高孔隙率和较低的体密度。氮、磷和微量元素（钾、钠、钙、镁和铁），一般它们的比例是BOD：N：P=100：5：1。一般的生物反应器可以在25～35℃下运行，很多研究表明，35℃是好氧微生物生长的最佳生长温度。
三、目前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在运行过程中很容易堵塞，所以填料的选择、填料表面性质的提高及其使用寿命还有待研究。
（二）筛选并鉴定出适合与特定有机物降解的细菌种类、接种方法和保存方法。
参考文献：
[1]唐琼等.生物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及前景[J].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2002.3（10）：28-35.
[2]Wang J-L （王建龙）. Biological Immobilization Technologies and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Beijing： Science Press，2002 （in Chinese）
空气污染治理范文第4篇
环境治理这个议题突出而且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一种深刻变迁：现代国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国家的功能在三个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种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现（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体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来地方或者国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更高一层级或者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所承接。同时，重大议题也越来越超越地方国家甚或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具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意义；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视线从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转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识到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地方层面的审议、协力而达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应性的一种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和公民逐渐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维度，不仅指治理过程从国家机器更多地向社会开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辖边界层面的外移。环境问题通常是跨空间区域和时间边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关行动者之间找到一个环境治理的合作模式。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不仅强调水平的跨地理空间的联结，也强调垂直的跨空间层级和组织层级的联系，强调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对话。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而是着重于国家在各种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涵盖今天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过来，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首先，空气污染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言，空气污染问题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辖区加以区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将空气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负责，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府际合作以实现区域污染的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迁。同时，空气污染属于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机制的运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民众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而需要地方性知识、日常性知识的进入，需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更广泛的参与，来共同化解其管理风险。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化。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三、结论
空气污染的治理问题只是国家环境治理格局的管中一斑，但是它的诸多特殊性却触碰到中国国家治理现在和即将要面临的几个核心问题：首先，空气污染问题特别地与经济以及能源问题联系在一起，空气污染突出地彰显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其次，空气污染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不确定性，以及中国现阶段特有的跨域复合型污染特征，对中国现有国家治理能力、治理方式提出了考验和挑战；最后，空气污染因为与民众休戚相关，因此，公民社会在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的表现以及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策略互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风险社会下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平台。上述三个层面都需要我们通过空气污染的治理去检视现行治理体制所存在的问题，思考现代国家治理尺度所正在发生的变迁，以及在此背景下国家的功能形态和角色定位。在此，“治理尺度的变迁”和“保障型国家”这两个概念的引入为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思考空气污染治理问题提供了两个明晰的概念框架。“治理尺度变迁”很好地概括了新的形势下国家治理在各个维度上的变化；而“保障型国家”则提示我们，国家仍然在风险社会的环境治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应该在保障自主性、提高政策贯彻力以及更好地应对公民社会方面有更好的作为。
空气污染治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室内环境 污染 治理技术
一、膜分离净化技术
膜分离技术是一项简单、快速、高效、经济节能的新技术。用于气体分离的膜主要有有机聚合膜和无机膜。利用此技术可分离简单的芳香族化合物，效果非常明显。其基本方法是在过滤器中的多孔填料表面覆盖生物膜，废气流经填料床时，通过扩散过程，把污染成分传递到生物膜，并与膜内的微生物相接触而发生生物化学反应，使废气中的污染物完全降解为 CO2和H2O。
二、化学性污染防治技术
以晶化的锐态矿纳米TiO2活性材料为基础，结合了光敏化、金属离子与非金属离子掺杂、金属氧化物复合、贵金属担载、表面修饰等诸多手段，采用纳米溶胶合成技术制备，突破了以往限制催化材料应用的两大技术难题：激发波段窄、纳米颗粒易团聚[1]。
此技术通过高密度成膜技术雾化激活，在墙壁、家具、地板等表面形成一层附着力极强的无毒纳米催化层，可以分解有害气体、释放氧负离子、作用时间长、超亲水抗污、无二次污染
三、益生菌加生物酶技术
益生菌加生物酶技术采用独特的“益生菌+生物酶”的综合防治技术。通过先进的生物技术手段，对强烈嗜捕性的生物菌进行诱导、驯化，使之成为共生、共代谢或辅助代谢的益生菌群。益生菌群与生物酶的有机结合，就具有了对甲醛、氨、苯和TVOC等有害物质的灭食机制，并利用其特有的催化功能，极为快速地破坏有机物的分子链，使甲醛等有害物质中的C、N、S等元素从其分子链中分裂出来，进而净化了空气。
四、用户验证新技术
本文主要以益生菌加生物酶技术为例，对用户室内的甲醛、苯、氨、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进行了检测，用以验证益生菌加生物酶技术的实用性。
1.检测时间、点数数量及位置的确定
1.1检测时间：根据GB50325-2010要求，对甲醛、氨、苯、TVOC 进行检测时，在进行检测前1h关闭所有门窗。
1.2点数数量：室内采样点的数量按房间的面积设置，小于50m2的房间，应设1个点；50m2～100m2设2个点；100m2～500m2设不少于3个点；500 m2～1000 m2设不少于5个点；1000m2～3000m2设不少于6个点。
1.3点数位置：检测点应均匀分布，避开通风道和通风口。应采用对角线、斜线、梅花状均匀布点，并采用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检测值。
2.样品检测
2.1苯的检测
采样方法：在采样地点打开活性炭管，与空气采样器入气口垂直连接，以0.5L/min的速度，采集10L空气，记录采样时间、流量、温度和气压。样品可保存5d。
样品分析：做标准曲线，后将样品吸附管放置在热解吸直接进样装置中，经过300℃～350℃解吸后，将解吸气体进入气相色谱仪进行色谱分析，以保留时间定性，峰高定量。同时，还要对空白样品进行气相色谱分析[2]。
2.2甲醛的检测
采样步骤：用一个内装5mL酚试剂吸收液的大型气泡吸收管，以0.5L/min流量，采气10L，记录采样点的温度、气压。样品可保存24h。
样品分析：先做标准曲线，后将样品溶液转入具塞比色管中，用少量的水洗吸收管，合并，使总体积为10mL，再测定样品的吸光度，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出样品浓度。同时，还要对空白样品进行测定。
2.3氨的采样与检测
采样步骤：用一个内装10mL稀硫酸吸收液的大型气泡吸收管，以0.5L/min 流量，采气5L，记录采样点的温度、气压。样品可保存24h。
样品分析：先做标准曲线，后将样品溶液转入具塞比色管中，用少量的水洗吸收管，合并，使总体积为10mL，再测定样品的吸光度。同时，还要对空白样品进行测定。
样品分析：将吸附管放置在热解吸直接进样装置中，以280℃～300℃解吸；同时将解吸分离出来的样品用高纯氮吹入100mL针筒中，接着用小针筒抽取其中的1mL气样打入气相色谱仪的气化室，而样品经过10：1的比例进行分流后进入小口径毛细柱经柱箱50℃～250℃程序升温分离出不同的组分[3]。
3.检测结果分析
在检测之前分析了本户的污染情况，基本没有突出的污染源，最后的污染结果是室内多种污染源的污染叠加而成。采用益生菌加生物酶技术对住户的室内环境污染情况进行检测，能够试验到此技术的真实效果。检测结果如下：
表1 治理前后检测效果单位：mg/m3
检测项目 治理前 治理后 检测标准 I类民用建筑标准
甲醛 0.52 0.021 GB50325-2010 ≤0.08
氨 0.8 0.01 ≤0.20
苯 0.05 0.00 ≤0.09
TVOC 1.62 0.348 ≤0.50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治理之前甲醛、氨、TVOC三种污染物超标，采用益生菌加生物酶技术治理后，甲醛、氨、TVOC已经完全符合标准要求，可见该治理技术的效果很明显。
五、结论
总而言之，室内空气污染成份复杂，单一某种空气净化技术很难全部净化干净，目前空气净化技术发展趋势是运用光触媒催化氧化还原、低温等离子体、生物净化、负离子技术及绿色植物净化技术等多种技术组合协同作用，以实现最大限度的降低室内污染，把室内污染对人的健康危害控制到最小程度。
参考文献：
[1]黄维，陆荫.室内环境空气污染调查[J].甘肃环境研究与监测，2007，16（1）：87-90.
空气污染治理范文第6篇
关键词：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空间相关性；Moran I指数；空间计量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7-0023-03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hina's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Characteristics
Zhu Jingjing
（Research Center for Populatio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43007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air pollution in our countr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order to improve air quality, putting emphasis on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is essential. There are a lot of factors affecting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s, but the spatial factor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the provincial spatial correlation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is discussed. First, focuses on the provincial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alysis through Moran I index, and then builds a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It is concluded that China's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has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patial aggregation effects,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inadequate. Local governments raise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uld benefit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d so on. In the end, it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such as forming the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etween areas, improving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freedom, effectively in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Key Words: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spatial correlation; Moran I index;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一、 引言
经过快速的工业化过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制造业大国，但这种压缩性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当前，各种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2012―2013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其他快速发展城市群区域出现了大规模、长时间的雾霾天气。造成大面积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是大气污染排放的增加和自然界自净能力的减弱。为了解决这种大气污染问题，2013年9月22日，国务院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该计划以严厉的措辞明确了行动的方式、目标等。
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增加污染防治投资，事实上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加强了环保投资力度，我国环保投资的总量和相对量一直呈上升趋势。本该有所改善的大气环境却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污染状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超出了生态系统的净化速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环保投资力度不足、环境投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关于后者，从理论上来说，环境政策具有外溢性，这可能使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标杆竞争”和决策上的空间相关性。[1]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投资政策时，不但会参考邻近辖区的环境政策，还会为了取得有利经济竞争优势来进行博弈。在中国，环境保护投资是一种政策引导下的行为，因此在研究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特征的时候，考虑空间相关性显得尤为重要。除此之外，中央政府的干预程度、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由度、区域环境污染程度、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等因素也都影响着地方空气污染治理投资行为。为了揭示其中的规律，笔者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二、中国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Moran I指数分析
空间相关性，即空间自相关指的是一个地区的样本观测值与其他地区的观测值相关。观测值在空间上缺乏独立性，空间相关的程度及模式由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布局、距离）决定。检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关性存在与否，空间统计学较常使用两个统计量：一者是由Moran（1950）提出的空间相关指数Moran I；另一为Geary(1954)所定义的Geary c。在实际的空间相关分析应用研究中，由于Moran I和Geary c的作用基本相同，而Moran I更为常用，[2]因此笔者使用Moran I指数来检验我国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Moran I指数包括全局指标和局部指标两种形式，全局指标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局部指标是衡量地区单元与其周边省份相关性程度的指标。所以，在此选用全局Moran I指数来测量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集聚效应。[3]
Moran I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1）
其中，，Yi表示地方政府i的变量观测值，n为地方政府总数，Wij为二进制的邻接空间权重矩阵，通常采用是否有共同边界为邻接标准，其目的是定义空间对象的相互邻接关系，便于把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中的有关属性放到所研究的地理空间上来对比。一般相邻接的Wij的表达式为：
（2）
因为Moran I可理解为各地区观测值的乘积，所以-1Moran I1。当Moran I大于0时说明所观测的变量空间正相关，小于0时空间负相关，等于0时空间不相关。[4]具体到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问题，就是当Moran I不为0时，表示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具有空间相关性。
为了剔除地区经济规模差异对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影响，选用投资强度即单位GDP的空气污染投资额来描述省级空气污染投资的力度。基于数据可得性，笔者使用的是除港澳台、青海和29个省份的工业废气治理投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2002-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利用GeoDa软件，画出2011年度全局Moran I指数散点图并算出Moran I指数值。如下图所示：
图中横轴为2011年各省的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纵轴为经空间权重矩阵加权后的邻接省份的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从上图可以看出，Moran I值为0.261176，且大多数省份位于第一、第三象限，这说明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并出现了高―高、低―低投资强度的相邻省份集聚的空间特征。
三、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特征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纳入了空间效应（空间相关和空间差异）的计量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两种，其中空间滞后模型也称为空间自相关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SAR）。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是探讨各变量在一地区是否有扩散现象（溢出效应），而空间误差模型度量了邻近地区关于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观察值的影响程度（Anselin,1988）。鉴于研究目的，笔者选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另外，关于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模型有三种形式：混合回归模型，变系数回归模型和变截距回归模型。根据样本数据性质的不同，变系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又有确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分，并对应不同的参数回归方法。如果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应采用确定效应模型；如果需用样本对总体效应进行推论，则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笔者在面板数据模型背景下，建立的仅仅是中国各省市的计量模型，数据资料也并不全面，而且研究中也考虑到未观测到的其他特有变量对模型的影响，故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5]由前文的空间分析可知，中国各省级工业废气治理投资确实存在着空间集聚现象，因此需要强调地区效应，所以笔者直接选用变截距模型。
模型表达式为：
，i，j=1，2，3…，29，i≠j （3）
其中：ln invit表示i省在t时期的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即地区工业废气投资完成额/地区生产总值，单位为元/万元；C为常数项；Wij为二进制的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如上文所述，其采用邻近标准，即不同省份辖区有共同边界，Wij取值为1，否则为0。同时对空间权重矩阵进行了行标准化处理；ln invjt表示第j省在t时期的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Xit为其他影响环保投资的外生控制变量矩阵；β和εit分别为回归系数和随机误差项；α为空间回归系数，反映了样本观测值的空间相关性，即相邻辖区Wij ln invjt对本辖区观测值ln invit的影响方向与程度，[6]也是研究的重点。
除了上文所述的数据来源，也有部分数据2002-2012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3）式中控制变量的选取具体如下：第一，中央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视程度，用相应年份中央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来表示。[7]第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配权，即财政分权度，为了剔除人口和转移支付的影响，用人均省级预算内财政支出与人均总财政支出的比值来表示。财政分权度也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由度，包括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自由度，由于地方政府的政治目标可能与中央政府、民众产生偏离，所以财政分权度的大小可能对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产生影响。[8]第三，各省环境管制力度，借鉴刘建民和陈果的方法，使用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与排放量的比值来衡量。环境管制力度的引入主要是为了得出环境保护投资中企业的作用，而选用这种方法来计算可以避免用排污费衡量出现的误区，包括监管不到位和排污成本过低。第四，各省大气污染程度，使用的是大气污染严重行业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根据2012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找出工业废气排放量前七大行业，它们总共排放了当年工业废气的90.13%，而且从历年年鉴中发现这七个行业对污染的影响随时间变化不大，因此用这七大行业的产值之和代表大气污染严重行业产值；在此，为了便于比较变化率，也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非线性、非平稳性、异方差等问题，将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和各省大气污染程度取自然对数，即inv和pol。
（二）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对面板数据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可能就不是无偏、有效的结果，所以这里使用的是广义最小二乘法。利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由R2和调整后的R2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各项指标均通过了1%或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所选取的各个影响因素对于地区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具有明显的作用。从F值可以看出，所有选择的变量对省级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的综合作用是明显的。
四、结论
笔者利用我国29个省市2001-2011年的数据，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我国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特征，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存在着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聚集效应，即一地区的环境投资和环境政策受相邻地区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邻接地区空气污染治理投入越高，本地区空气污染治理投入也随之增高。而且由Moran I指数散点图可见，高水平和低水平的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地区出现聚集现象，这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在空气污染治理投资方面达成了“共识”，为了改善区域空气质量而共同合作，都增加空气污染治理投资；为了吸引外资来加速经济增长，纷纷降低对环境保护的要求，降低了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强度。
（二）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越高反而引起了地方政府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强度的下降
这说明了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投入的不足，特别是空气污染治理方面。我国所统计的环境保护投资分为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历年都占了绝对优势的地位。[9]中央财政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长，不仅会加重空气污染的现状，而且导致地方政府空气污染治理强度的下降。另一方面，中央财政环境保护支出的增加，可能出现地方“搭便车”的现象，这与空间相关性也紧密相连。
（三）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度越高，空气污染治理投资额就越高，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决定了进行空气污染治理的能力，而财政支出则对于空气污染治理投资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当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度升高，支出自由度变大时，地方政府才有动力和能力去加强环境保护，增加对工业废气治理的投资。
（四）地方政府对环境实施管制的力度越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强度也应该增大
而这与文中回归的结果相反，这其中可能有两点原因，首先这个指标的选取是为了说明企业在空气污染治理投资中的作用，系数为负可能是因为大部分企业处于消极应对的局面，也就是宁愿由于监管被处罚也不愿主动进行污染防治的投资。其次，地方政府虽然加大了对环境管制的力度，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仍然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导致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增速仍然滞后于经济增速。
（五）若省市地方大气污染行业占比重越高，则大气污染防治的投资额也就越高
这点与现实相符，我国近年大气污染严重的京津冀地区已经率先实行了比其他地区更加严格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例如河北省2013年明确提出“到2017年，全省煤炭消费量在2012年基础上净削减4000万吨和钢铁产能净压减6000万吨”的目标。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就是环保资金的投入，政府支持政策的实施以及环保行业的发展。这些都将促进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增加。
五、政策含义
为了改善严重的空气污染现状，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并打破地区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恶性竞争，才能实现地区间的联防联控。中央政府在空气污染治理中的主要作用是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可行的政策，建立监督、奖励和惩罚机制。在此，保证政策的连贯性，让地方政府看到治理空气污染的决心，才能打赢治理空气污染这场持久战。给予地方政府更高的财政自由度，会有利于空气污染的治理，同时需要就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确保有限的资金达到优化的配置。我国环境管制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收取排污费，但排污费标准过低，没有起到防治空气污染的作用。为了督促企业投资空气污染治理，需要提高标准，加紧监督，加重惩罚，避免无效的环境管制行为。对于重工业发达的地区，空气污染严重行业占比较高的地区，只有转变产业结构，提高现有技术，加大对空气污染治理投入，才有可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海生，陈少凌，周水章.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政策――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J].南方经济，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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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袁冬梅，魏后凯，于斌.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与产业布局的关联性――基于Moran指数的解释[J].中国软科学，2012(12).
[4] 刘渝林，李扬.中国FDI区域性差异的Moran指数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5] 吴玉鸣，徐建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集聚的空间统计分析[J].地理科学，2004(6).
[6] 崔亚飞，刘小川.基于空间计量的我国省级环保投资特征分析[J].学海，2010(3).
[7] 董秀海，李万新.地方环保投资驱动因素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8] 薛钢，潘孝珍.财政分权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1).
空气污染治理范文第7篇
关 键 词：空气污染治理；企业不合作；博弈；税收-补贴管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10－0013－03
一、前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压力持续增加。空气污染己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是SO2（二氧化硫）。中国环保总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煤燃烧所排放的SO2占全国总排放量的87%。2005年中国SO2的排放总量（工业及生活SO2排放量）为2549.3万吨，比2000年（1995万吨）增加了27%，其中工业SO2的排放量占85%。预计到2010年，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SO2的排放量将可能达到2600万吨以上。SO2浓度过高不仅会严重威胁国民健康, 而且其引起的酸雨问题每年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空气污染己成为制约中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中国在控制工业SO2排放量方面主要采用两种经济管制手段：排污费制度和排污许可权交易制度。排污费制度是根据排放污染物的数量，向排放者收取一定费用的制度。排污许可权交易制度则是一种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污染控制方法。即由政府控制一定时间内的排污总量，并将其以许可权的形式分配给企业，企业可以自己的许可权在公开市场上交易，并在自己所拥有的许可权所允许的数量范围内进行污染排放。但是这两种手段都有缺陷，前者对排污总量没有限制，并且对排污者减少排污的激励不足；后者则由于初始许可权采用政府配给的形式，容易产生寻租问题，而且目前市场交易率很低。从目前中国空气污染不断加剧的现状来看，上述两种经济管制手段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空气污染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使污染排放企业减少污染排放量。为了减少污染排放量，企业就必须投资购买相应的治污设备对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气进行处理。以电力行业为例，由于中国绝大部分电力企业是采用燃煤机组来发电的，所以电力行业一直是SO2的高排放源。而减少SO2排放量最有效的措施就是电力企业投资购买脱硫设备。但问题是由于脱硫设备成本较高，许多电力企业不肯投资。虽然中国早在2000年4月就通过修改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但到目前为止仍有众多电力企业对该法采取不合作态度，拒不投资建设脱硫设施。电力企业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电力企业认为，在当今电力供应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政府出台的有关治污管制法规不具备可信性。国外学者Salant和Woroch（1992）[1]、Gilbert 和Newbery（1994）[2]、Urbiztondo（1994）[3]、Glazer 和Lohmann (1995)[4]等都对管治法规的可信性问题有过论述。只有当企业认为政府有关部门（环保局）会对违规排污采取极其严厉的处罚时，才会投资购买相关的治污设备。如果绝大多数企业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拒不购买治污设备，则政府有关部门就会发现由于执法成本过高，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管制法规，而采取次优法规。所以当政府的有关治污管制法规不具备可信性的时候，污染排放企业会采取不合作策略，拒绝购买治污设备。
空气污染治理问题可以看作是排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一场博弈。国外学者Varian（1994）[5]、Moore（1992）[6]等都对博弈论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给予过详细的阐述。本文从经济学弈论的角度提出建立一套全新的税收-补贴管制机制来解决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时所遇到的企业不合作难题。该管制机制具有两个显著的优点：一是操作方法简单，二是在均衡状态时不需政府任何干预。
二、模型
假设某产业中有两个企业。两个企业的产量分别为q1和q2。两个企业具有相同的反需求函数：
P=1-bQ (1)
Q代表总产量，b是一个常数。为了便于计算，假设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则在古诺均衡时企业产量的唯一均衡解为：
q1=q2=1/3b (2)
如果在该古诺模型中的总产出以Qc来表示，两个企业的利润分别以π1c π2c来表示，则有：
π1c=π2c=1/9b (3)
设企业每单位产出所排放的SO2数量以X (X>0) 来表示。企业可以通过投资金额为K的资本购买相关的治污设备来减少每单位产出所排放的SO2数量。为了便于计算，假设每单位产出所排放的SO2数量可以减少至零。另外同时假设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相同。以Ii (i=1,2) 来表示企业的投资决策（购买治污设备），则：
Ii=K如果企业投资0如果企业不投资(4)
同时假设企业是否投资购买污染治理设备并不会影响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消费，换言之，产品消费需求与SO2排放量高低无关。假设K
从政府管制的角度来看，空气污染治理的社会福利取决于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及SO2排放量的高低。社会福利可以写作：
W= C(Q)+P(Q)-B(XQ) (5)
C(Q)和 P(Q)分别为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B(XQ)是以效用来衡量的SO2排放量的社会成本。所以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时并不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
如果某企业产品单位产出SO2排放量很高，为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可以按照该企业的产出征收排放税。如果两个企业都排放SO2，则以to (≥ 0)来表示最优排放税。并且该税收所得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分配给消费者。
如果两个企业都不投资购买治污设备，则两个企业之间的博弈仍然为古诺博弈。两个企业的产出及利润分别为：
q1o=q2o= (1-to)/3b (6)
π1o=π2o=(1-to)2/9b (7)
假设排放税的征收额很低以至于无法促使企业投资购买治污设备。换言之，企业由于投资购买治污设备而避免被征收的排放税要远远小于治污设备的投资额。另外假设：
C(Qc)+ P(Qc)-2K>C(Qo)+P(Qo)-B(XQo)>0 (8)
这说明政府管制的目的是希望企业能够选择合作策略，自觉投资购买治污设备以减少污染。但是如果企业选择不合作策略（不投资购买治污设备），则政府只好采取征收排放税的次优策略。但是在政府采用次优策略的情况下，社会福利受企业治污设备投资额的影响很大。
这样政府就面临一个管制法规的可信性问题。政府采取征收排放税的次优管制策略后，如果企业选择合作策略（投资购买治污设备），则企业就会遭受固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的损失。如果政府对不合作企业采用关闭停产的惩罚措施时，则企业更愿意孤注一掷，不投资购买任何治污设备，在被关闭停产之前开足马力超负荷生产以获取最大的利润。如果一个产业中绝大多数企业都选择不合作的策略，则政府只有被迫放弃原来的管制法规，因为关闭整个产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现实的。所以当政府手中只有征收排放税这种单一管制手段时，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企业不投资购买任何治污设备。
三、税收-补贴管制机制
本文提出以下管制机制来解决政府管制法规可信性问题。
第1阶段：政府宣布以下税收-补贴管制法规。
如果只有一家企业采取合作策略（投资购买治污设备），则以τ1表示对该合作企业所销售每单位产品的补贴。而不合作企业则必须为其所销售的每单位产品支付τ2的排放税。
第2阶段：企业决定是否采取合作策略（投资购买治污设备）。
第3阶段：政府执行税收-补贴管制法规。
第4阶段：企业生产。
很显然，为了得到最优解，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不管企业选择何种策略（合作或不合作），该税收-补贴管制法规必须具有可信性。第二，税收-补贴额必须足够高以激励企业采取合作策略。因为政府征收排放税并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所以该税收-补贴管制法规的执行完全可以实现自我融资（既不依赖国家财政拨款也不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假设企业甲采取合作策略而企业乙采取不合作策略，则排放税与补贴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τ1q1= τ2q2。
该税收-补贴管制的自我融资机制意味着在两家企业都投资（无法对企业征收排放税）或都不投资（无法对企业补贴）的情况下，排放税及补贴均为零。因为采用自我融资机制，政府只需要决定排放税率与补贴率两者中的一个数字即可，另外一个数字可由产品销售数量求出。假设在第1阶段政府宣布的补贴率为τ1。
四、均衡解
在即将进行的博弈中，政府可选择的策略为τ1，企业可选择的策略为合作及产量。为了求出子博弈最优均衡解，首先需要计算一下在第2阶段如果有一家企业（企业甲）合作，另外一家企业（企业乙）不合作的情况下，企业在第4阶段的最优策略。如果政府在第1阶段宣布补贴率为τ1，两个企业在第4阶段的利润分别为：
π1=(p+τ1)q1=(1-b(q1+q2)+τ1)q1 (9)
π2=(p-τ2)q2=(p-τ1q1/q2)q2=(1-b(q1+q2)q2-τ1q1 (10)
企业乙不仅要考虑市场价格变化对其产品销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要考虑排放税的负担。但对于企业甲来说，在年产量已知的情况下，对企业乙征收的排放税就变成了一笔补贴。对于企业甲来说，政府补贴能够降低其边际成本。在企业甲年产量已知的情况下，对企业乙征收的排放税金额是固定的。在已知对方产量的情况下，每个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两家企业的反应函数分别为：
q1= (1+τ1-bq2)/2b (11)
q2= (1-bq1)/2b (12)
在此阶段的纳什均衡为：
q1= (1+2τ1)/3b， q2= (1-τ1)/3b
相应的市场均衡价格为：
p= (1-τ1)/3
纳什均衡时两家企业的利润分别为：
π1= (1+2τ1)2/9b，π2=pq2-τ1q1=(1-5τ1-5τ12)/9b
上述结果表明，企业甲的利润随着补贴率的增加而上升，而企业乙的利润则随着对企业甲补贴的增加而减少。这样必定存在一个能够使企业乙利润为零的临界补贴率τ1*：
τ1*=(-5+3)/10
此时的社会福利为：
W(τ1)=C(Q(τ1))+P(Q(τ1))-B(Xq2(τ1)) (13)
式（13）中的Q(τ1)=q1+q2=(2+τ1)/3b。这说明消费者剩余及生产者剩余都随着τ1的增加而增加。污染(SO2)排放量则随着τ1的增加而减少。但是，当补贴率超过τ1*时，企业将倒闭停产，该税收-补贴管制的自我融资机制也不再可行，所以社会福利在τ1*时达到最大。因为，如果政府在第3阶段选择τ1*，则两家企业在均衡时都会选择合作（投资购买治污设备）。
首先看企业甲合作，企业乙不合作的例子。因为政府在第3阶段以τ1*征收排放税，企业乙如果不合作，利润会变为零。但是如果企业乙选择合作，则两家企业依照古诺均衡来决定产量。这样，企业乙的利润变为：π2-K>0。所以，两家企业都投资是一个均衡解。
再看一下两家企业均不合作的情况。企业甲选择不合作，则企业甲的利润为π1o=(1-to)2/9b；但是如果企业甲选择合作，则企业甲的利润为：
π1 = (1+2τ1*)2/9b-K=1.8/9b-K (14)
只要K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提出一套全新的税收-补贴管制机制来解决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中所遇到的企业不合作难题。该机制必须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该税收-补贴管制法规具有可信性。如果没有企业选择合作策略（购买治污设备），政府就开始征收次优的排放税策略。如果两家企业均采取合作策略，则政府不需对企业进行更多的干预。此时不存在管制法规的可信性问题。如果一家企业选择合作策略另一家企业选择不合作策略，则该税收-补贴管制法规奖励合作企业惩罚不合作企业，合作企业产量增加，不合作企业产量减少。这样，总的污染(SO2)排放量减少，社会福利增加。第二，税收-补贴额必须足够高以激励企业采取合作策略。第三，该税收-补贴管制采用自我融资的形式，没有必要再在政府与消费者之间实行转移支付。（下转第20页）（上接第15页）第四，子博弈最优均衡唯一解是两家企业均选择合作策略，获得此均衡解的前提条件是K
针对政府有效管制机制的特点，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政府今后在颁布包括空气污染治理等有关法规时，一定要考虑法规的可信性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许多企业法人代表法律意识淡薄的状况下，如果大多数企业都采取不合作策略，政府应事先考虑到是否有有效的应对策略。（2）政府目前制定的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内的许多环保法规，对企业违规排污的处罚力度太低，造成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而本文的分析表明，必须对违法企业征收极高的污染排放税，对守法企业给予很高的补贴，才能使环保法规得到有效的执行。所以政府应尽快修改现行环保法规，扭转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不利局面。（3）政府目前对空气污染（SO2）所征收的排污费已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并没有为降低空气污染做出贡献。而本文的分析表明，一个有效的环保法规应是基于自我融资基础上的，即所征收的排放费在扣除一定的管理费后，应完全用于对守法企业的补贴，真正鼓励企业遵守环保法规。所以政府应尽快建立环保法规的自我融资机制。（4）目前国内有关环保设备的价格过于昂贵，不利于环保法规的顺利执行。所以国家应该对有关生产环保设备的企业给予补贴，降低环保设备价格，使得企业完全有能力承受购买环保设备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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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Salant, D., Woroch, G.A. (1992), Trigger Price Regulation [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3 (1): 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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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rbiztondo, S. (1994), Investment without Regulatory Commitment - The Case of Elastic Demand [J]. 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 6 (1): 87~96.
[4] Glazer, A., Lohmann, S. (1995), Credible Regulatory Policies [C], IrvineEconomic Paper, No. 95: 96~16.
[5]Varian, H. (1994),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Externalities When Agents AreWell-informed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5): 1278~1293.
[6]Moore, J. (1992), Implementation, Contracts, and Renegotiation in Environments with Complete Information [M], 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 Sixth World Congr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82~281.
责任编校：封明
空气污染治理范文第8篇
关键词：西方国家 雾霾 经验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030-02
雾霾面积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4，受影响人口约为6亿人，雾霾发生时导致机场关闭、道路管制、企业停产，不仅威胁人民的身体健康，而且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雾霾及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是中国当前治理的重要难题之一。雾霾在很多工业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都曾出现过，但最终都得到有效治理，本文以英、美、德、日四个国家为典型，阐述发达国家在如何治理雾霾方面的经验，从而为中国的雾霾治理提供有益借鉴，实现十报告提出的建立“美丽中国”的理念。
一、英、美、德、日治理雾霾或空气污染的措施
（一）英国治理雾霾的措施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最早遇到环境问题，1952年伦敦出现大范围高浓度的雾霾，导致直接或间接死亡人数过万，成为20世纪的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促使英国痛下决心治理雾霾。
1.利用税收政策促进高能耗产业向低能耗产业升级。通过减少对传统高能耗产业的补贴控制钢铁、纺织等产业的发展规模，减少污染源。与此同时，还加大了对服务业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污染排放少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2.严格限制小汽车尾气排放，鼓励无污染的出行方式。英国制定并多次修改《清洁空气法案》，要求所有新车都必须加装净化装置，减少氧氮排放物，对汽车尾气的有害成分进行严格控制，并且推广使用无铅汽油。通过收取“交通拥堵费”等费用来改善交通状况，鼓励市民采用公共交通工具，通过修建自行车线路网、林荫步道网等措施提倡市民采用步行、自行车等方式出行。
3.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改善城市环境。在伦敦城市设立绿色环形绿带，至20世纪80年代环形绿带面积是城市面积的2.8倍。伦敦市重视生态园林建设，在“花园城市”理念的倡导下，市内绿色植被面积达1/3。经过努力，尽管伦敦人口稠密，但人均绿化面积却高到24平方米，有利于净化空气。
4.实时监控空气质量并公布结果。英国创建覆盖全国的监测网络，用于测量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及其在土地、水中的沉积，并通过官网及时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供民众查询。为鼓励全民参与环境保护，开发了相关应用软件，用户下载这些软件后就可方便地查询所有监测点各种污染物的污染指数和相关数据，便于公众监督。
5.构建统一的联合治理体系。英国建立多个部门的联合治理体系。1996年成立的环境管理机构――英国环境署，统一负责河流、污染、废物、环境事务，这种新的管制方式使得环境保护与环境管理变得更为综合、统一，把空气、土地和水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治理。
（二）美国治理雾霾的做法
相对于英国的伦敦，1943年美国洛杉矶“洛杉矶雾霾”事件及其后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促使美国政府和市民下决心采取措施根治雾霾。
1.成立专门的空气质量管理机构。1970年以前，美国还没有联邦政府机构处理环境污染问题，这一年美国成立了美国环境保护署（EPA），专门应对环境污染问题。其职责包括制定环保法规、进行科学研究以及提供资金和技术等等。其后，洛杉矶烟雾控制局、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ARB）、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局（SCAQMD）等相继成立。
2.出台防治空气污染的法律法规。1955年美国制定《空气污染控制法》，之后相继颁布《清洁空气法》（1963）、《空气质量控制法》（1967）、《清洁空气法》（1970）等。1990年修正后《清洁空气法》，规定了由联邦政府制定空气质量的标准，包括车辆认证、检测、减排配件应用等，并且列出了空气污染物质名单。此外，对燃料的生产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这部法律因其广泛性和强约束性被视为环保法律制定的一座里程碑。
3.引入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美国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局（SCAQMD）推出了RECLAIM空气污染排放交易机制。SCAQMD依据历史数据分配给各企业的排放额度，且每年将排放额度递减。然后在芝加哥期货市场公开挂牌交易排放指标，使得排污权可以市场化，并且由SCAQMD在线实时监测各企业排污情况。
4.开发空气污染治理先进技术。包括给汽车配备催化转换器、鼓励使用甲醇和天然气取代汽油、发展低排放或零排放技术、可用替代燃料的重型车辆和机车等。
（三）德国治理空气污染的做法
40多年前德国的环境问题特别严重，莱茵河被重度污染，两岸经常遭受酸雨的侵袭。经过治理规划，现在德国多数地区实现了空气清新，青山绿水。德国的具体做法是：
1.实施空气清洁与行动计划。这项计划针对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车辆进行限行限速、工业设备限制运转等措施限制释放颗粒物，并在城市里设立环保区域，只允许符合环保标准的车辆驶入；其次通过补贴手段强制减少排放。2007年德国对安装微粒过滤装置的柴油发动机汽车发放补贴，而对未安装过滤装置的车辆，则征收附加费。
2.建立长效机制提高空气质量。第一，设定车辆排放标准，如对所有机动车都设定了排放上限。第二，设定工业排放标准。德国采用欧盟的《工业排放指令》，燃煤电厂必须出示相关证明来说明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否则将被责令关停。第三，设定机械设备的排放标准。为满足2011年欧盟对非道路柴油发动机等机械执行了新排放标准，迫使相关柴油发动机安装微粒过滤器。
3.提升民众的环保意识。加强环保宣传，使民众意识减少排放人人有责任。德国民众的环保意识提高，自发采取环保行动，如工厂减少排污量，农户自觉发展生态农业，居民生活中广泛使用可再生能源等。
4.充分发挥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力量。德国民间有很多非政府环保组织，并且作用非凡。在某些时刻，非政府环保组织会通过写信方式督促政府采取更优化的环保措施，参与政府环保政策和企业环保规划的制订。
（四）日本治理空气污染的做法
40年前的日本也遭受了严重的大气污染（主要是光化学烟雾污染），其严重程度远胜现在中国。面对大气污染日益严峻的问题，东京地方政府在施政纲领上添加了环境保护，并列为重要项目，为治理大气污染采取多种有效政策措施和先进技术手段。最终，日本在与大气污染的战斗中获得了全胜，并且使东京获得了世界最清洁大都市的称号。日本的具体做法是：
1.建立法律法规，限制企业的生产。1968年日本颁布《大气污染防止法》，以法律形式来强制工厂遵守排放气体标准。组织地方政府、民众缔结公害防治协定，允许民众进厂监督排污情况。对机动车产生和排入大气的废气的最高限量进行了规定，禁止投入运行超标车辆。
2.研究环保技术，发展公共交通。政府带头，促使科研机构联合汽车厂商改进汽车引擎，淘汰耗油高、排放大的旧式汽车。鼓励生产清洁能源汽车。日本政府通过大力修建四通八达铁道交通网，导致私家车的使用大幅下降。
3.加强绿化建设，改善城市环境。《城市规划法》中规定，在东京市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向周围延伸250米的范围里，必须见到公园绿地，否则就属于违反法律，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此外东京政府对新建大楼的绿地建设有详细的规定，不仅要求新建大楼必须有绿地，而且楼顶必须搞绿化，并规定了绿化的高度，做到绿化既有面积又有体积。
二、英、美、德、日治理雾霾或空气污染的成功经验
（一）成立专门部门，制定标准控制排污
根据实际情况立法和定制排污标准，是政府推动控制大气污染的主要方式之一。相关法律和标准还需要成立专门的部门去执行、管理。例如美国环境保护署，专门应对环境污染问题。既负责环保法规的定制，又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研究。英国环境署，联合多个机构，对水、土地、大气等污染进行综合治理，统一、高效地完成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
（二）调整产业结构，是治理雾霾的根本
以上四个国家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虽然最后环境得到了改善，但是这之间的代价太高了。过去那种高能耗、高消费的工业化之路，代价太大。即使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不改变能源、产业结构，高污染也是存在的。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业，是很多发达国家改善环境的重要举措。同时提升科学技术，加快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重视采用新技术加快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不仅减少排放降低单位能耗，而且实现带动国内产业升级。
（三）引入排污权交易，利用市场机制治理污染
排污权交易就是排污权利的交易。排污权是通过立法建立的相关企业的排放限额，并且允许这种权利能够像商品一样在企业之间进行交易，以这种市场行为来对污染物的排放进行控制。排污权交易首先在美国《清洁空气法》及其修正案中得到应用，并率先被美国国家环保局（EPA）用于控制大气污染源和管理河流污染源，后来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采纳。而后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实施了排污权交易政策。
（四）提升民众的环境意识，全民参与雾霾治理
鼓励企业、民众和非政府环保组织共同参与和协作，使雾霾治理成为全社会参与的事情。
三、对我国雾霾治理的启示及对策
（一）应多部门联合治理雾霾
雾霾属于空气污染，其形成因素复杂，没有单一的原因。在治理过程中，既要抓污染源头，又要增加城市绿化面积，做到防治结合。目前城市雾霾的源头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汽车尾气的排放，二是燃煤锅炉等的工业污染，三是道路和施工场地的扬尘。需要多部门联合监管，包括对空气质量情况进行实时检测，制定相关环保法规，对违反规定的现象行为进行禁止处罚。同时做好城市规划，增加绿色面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二）充分发挥利用新能源的后发优势来治理雾霾
新能源是能够破解工业化模式造成能源和环境危机难题的一把金钥匙。由于中国目前处在工业化初期，尚未形成完整的能源利用体系，能源转型的成本比较小，所以利用新能源，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
（三）以市场机制为主来治理雾霾
在治理雾霾的过程中，不能单靠政府干预，市场机制要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各地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式上线，应该定制一套合理的交易机制，制定一套合理的分配标准。
（四）充分发动公众参与雾霾治理
城市是民众的，单靠政府治理雾霾等环境问题是不可取的。在很多发达国家，尤其是德国，民众的环保意识非常高，往往有非常好的建议措施都是自下而上的。由民众提议，政府采纳。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政府、国家的形象问题，它关系到每个国民的每日生活。因此，提升国民环保意识，将环保教育列入教育体系是必要的。公众应积极参与到环保建设中来，集思广益。并且付诸行动，从自己做起，节约能源，减少污染。
参考文献：
[1] 张孝德，梁洁.从伦敦到北京：中英雾霾治理的比较与反思[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3）
[2] 赵其国，骆永明，滕应，曹伟，吴绍华.当前国内外环境保护形势及其研究进展[J].土壤学报，2009（6）
[3] 郭秀丽.德国环境保护的“生态民主”[N].学习时报，2014（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00）
（作者简介：陈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国民经济学专业2012级博士，城镇化研究方向。）
空气污染治理范文第9篇
关键词：室内空气污染物 净化和治理 净化技术展望
一、引言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其中污染问题是很多人都关心的。现在，人类正面临继“煤烟污染”、“光化学烟雾污染”之后，以“室内空气污染”为主的第三次环境污染。
2002年11月19日，我国第一部《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正式，并于2003年3月1日实施。它与《民用建筑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10种《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标准》共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室内环境污染控制和评价体系，为广大消费者解决室内污染难题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也为装饰、餐饮等企业的施工操作提供了规范文件。
目前国内室内空气污染研究最主要的包括两个方面：
1.制订全面科学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由于我国室内空气污染问题只是近十几年才出现，人们强烈意识到室内空气污染的问题并引起全社会广泛的关注才刚刚是近几年的事，国家还没有制定全面的法律、法规。我国标准的制定缺乏基础研究的支持，标准的制定，尤其是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制定，直接关系到人体健康，需要毒理学试验结果作依据，并且要进行卫生学的分析和评价，这样的工作不是一个检测机构就能够完成的。
2.污染源控制，这是我国目前室内空气污染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消除污染根本方法是消灭污染源。一方面，用通过立法在生产过程中尽量控制这些建筑材料的污染物含量，使得有害物质含量低的产品进入市场；另一方面，需要对室内究竟有哪些污染源，这些污染源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污染物以及这些污染物的释放特征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在装修过程中对有可能造成室内空气污染的污染源进行控制。
二、室内空气污染物质分析
室内空气质量的监测项目应包括GB/T 18883《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和GB/T 50325《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中所列监测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温度、大气压、空气流速、相对湿度、新风量、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氨、臭氧、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物、可吸入颗粒物、氡、菌落总数等。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2003年03月01日实施)中规定的主要污染物浓度限值为：甲醛HCHO：0.10mg/m3（1小时均值）；苯C6H6：0.11mg/m3（1小时均值）；氨NH3：0.20mg/m3（1小时均值）；氡222Rn：400 Bq/m（3年平均值）；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0.60 mg/m3（8小时均值）。
三、室内空气中甲醛污染的净化和治理
目前，国内外采取了多种方法来治理室内空气甲醛污染[2]，在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地，治理室内甲醛污染的产品自2002年才开始兴起，而且各种方法在特定的环境下都有其优缺点。治理的方法一般有：感觉脱臭法、化学反应法、吸附法和生物法。
1.感觉脱臭法就是现在很常见的空气清新剂等一类的产品，它是以较强的其他气味(一般从香料、茶叶中提取)掩盖有害气体的刺激性气味，使人们对有害气体的辨认程度减弱，从而达到感觉上脱臭的目的，但环境中有害成分仍然存在，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毒害作用，因此该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
2.化学反应法是根据有害气体的化学性质持性利用某些物质与有害气体产生反应或分解有害气体从而降低有害气体的浓度，分别有氧化还原反应、加成缩合反应、中和反应和催化氧化法。因此各类有针对性治理某种有害气体的产品，对某些有害气体，采取化学反应非常有效与快速，例如甲醛消除剂等此类产品，其原理是使用某些专用的化学试剂来消除、捕捉甲醛。
3.吸附法主要是利用多孔性物质的吸附性能对有害及恶臭气体进行吸附，其中活性炭是最常用的吸附剂。活性炭对多种有机化合物都有很好的吸附能力。但活性炭对空气中的污染物吸附前存在扩散过程 ，对有害气体的吸附速率慢，效果不明显。
4.生物处理法是用微生物中的酶分解有机有害成分，基于生化反应的特点，对于某些强毒性、难分解的成分，必须控制在允许浓度以下。另外，由于生物活性温度一般为10~40℃，因此必须维持一定的温度这样就使得其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综上所述，后期治理室内空气甲醛污染宜采取一种综合的、有效的、持久的和性价比合适的治理方法先用化学方法，选用对人体和环境无害，反应速度快的消除甲醛的产品。有的甲醛消除剂能渗入木板(不带饰面的)，与木板中释放出来的甲醛进行反应，对于经饰面处理的木板或家具，应该多次使用甲醛消除剂，可以加速甲醛从夹板中向外释放，与甲醛消除剂反应，从而更快地消除甲醛。此外，使用可吸附甲醛的产品，如甲醛吸附纸、甲醛吸附盒等，可吸附低浓度的甲醛。
四、室内空气中氨的净化和治理
1.了解室内氨污染的情况，合理安排使用功能
由于氨气是从墙体中释放出来的，室内主体墙的面积会影响室内氨的含量，所以，不同结构的房间，室内空气中氨污染的程度也不同。居住者应该了解房间里的情况，根据房间污染情况合理安排使用功能。如污染严重的房间尽量不要用作卧室，或者尽量不要让儿童、病人和老人居住。
2.条件允许时，可多开窗通风，以尽量减少室内空气的污染程度
3.选用有效的空气净化器
4.采用光催化和冷触媒技术，运用封闭、氧化处理、空气吸附等方法，可以有效地降低室内氨污染
5.吸附净化法
常用吸附剂有分子筛、硅胶、沸石、活性炭和活性炭毡等材料，考虑到室内氨污染的特点、对氨污染净化的效果、技术可行性以及费用等综合原因，可采用价格低廉的活性炭作原料。
五、室内空气中苯污染的净化和治理[7]
1.装饰材料的选择
装修中尽量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和污染少的装修材料，这是降低室内空气中苯含量的根本。比如选用正规厂家生产的油漆、胶和涂料，选用无污染或者少污染的水性材料；同时提醒大家注意对胶粘剂的选择，因为目前建筑装饰行业各种规定中，没有对使用胶粘剂的规定，普通百姓又没有经验，装饰公司想用什么就用什么，容易被忽视。
2.施工工艺的选择
有的装饰公司在施工中采用油漆代替107胶封闭墙面的做法，结果增加了室内空气中苯的含量，还有的在油漆和做防水时，施工工艺不规范，使得室内空气中苯含量大大增高。有的居民反映，一家装修，全楼都是味，而且这种空气中的高浓度苯十分危险，不但使人中毒，还很容易发生爆炸和火灾。
3.装饰公司的选择[3]
选择带有绿色环保标志的装饰公司，并在签定装修合同时注明室内环境要求特别是有老人、孩子和有过敏性体质的家庭，一定要注意。现在有的绿色装饰公司采用了无油漆工艺，使室内有害气体大大降低。
4.保持室内空气的净化
这是清除室内有害气体行之有效的办法，可选用确有效果的室内空气净化器和空气换气装置，或者在室外空气好的时候打开窗户通风，有利于室内有害气体散发和排出。
5.装修后的居室不宜立即迁入
居室装修完后，使房屋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待苯及有机化合物释放一段时间后再居住。
六、室内空气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的净化和治理
1.运用新风净化
2.运用净化产品净化
3.运用绿色植物净化。
七、室内空气中放射性氡的净化和治理[4]
1.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选址时应注意避开高氡地质背景区，如构造带和放射性元素含量高的地段可避免时，应加强地基处理和室内通风，减少地基土壤对室内的影响。
2.建材在使用前最好能先检测，不要使用放射性元素含量高的建筑材料。
3.加强室内通风。室内通风是室内降氡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室内通风方式有自然通风和人工通风 (如排风扇、空调等)，但自然通风的效果更佳。
4.房屋结构最好能在地基与地板之间留有一定空间，使地基土壤释放的氡能被大气稀释，同时要密封地面裂缝和地下管道与一层地板的接缝处，减少地下氡向室内的运移。此外应检查地面和墙壁的细缝，采取密封等补救措施，也可采用加厚对涂料层的厚度或防氡涂料涂墙等。
但要拥有最佳的室内环境，必须从源头做起，即从可以通过材料选择，工程地点选择等各个环节控制室内环境污染[5]。如在材料选择上，一般来说，人造板材是最容易造成室内污染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选择原木建材和家具 。住宅装饰装修应采用A类天然石材，不得采用 c类天然石材；应采用 El级人造木板，不得采用E2级人造木板；内墙涂料严禁使用聚乙烯醇水玻璃内墙涂料(106内墙涂料)、聚乙烯醇缩甲醛内墙涂料(107、803内墙涂料)；壁纸粘贴严禁采用聚乙烯醇缩甲醛胶粘剂(107胶)；木地板及其它木质材料严禁采用沥青类防腐、防潮处理剂。阻燃剂不得含有可挥发氨气的成份；粘贴塑料地板时，不宜采用溶剂型胶粘剂；脲醛泡沫塑料不宜作为保温、隔热、吸声材料。在施工要求方面。住宅装饰装修中采用的稀释剂和溶剂不得使用苯(包括工业苯、石油苯，不包括甲苯、二甲苯)；严禁使用苯、甲苯、二甲苯和汽油进行大面积除油和清除旧油漆作业；涂料、胶粘剂、处理剂、稀释剂和溶剂等使用后应及时封闭存放。废料应及时清出室内，严禁在室内用溶剂清洗施工用具。住宅装饰装修施工时应注意充分通风；进行人造木板拼接时，除芯板为E1级外，应对断面及边缘进行密封处理。
在工程地点的选择上，选择居住环境时，应避开工业和交通密集区，减少室外有害物质进入室内；避开高氡地质背景区。
同时，在建筑设计和日常生活中采取如下措施也可防止家居环境污染[6]：
4.1增加日照。人们为增加室内空间和防盗，装修时常将阳台封闭，夏天开启空调，冬天采暖又常将门窗关闭，为阳台和门窗的美观采用有色玻璃等，都给通风、采光带来不利影响。太阳光里的紫外线可以杀死居室空气中来自各种污染源的有害微生物，每天日照3小时是保护人体健康的最低需要。由于日照主要从窗户透进，因此，窗的透光面积与墙面之比不得少于 l：5，尽量减少使用茶色玻璃，并经常打开窗帘进行日照消毒。
4.2保证层高。有害物质的影响程度与单位面积里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含量有关。因此，在装饰设计时应避免随意占有空间，降低层高的措施。由于土地宝贵，且为节省材料，房屋净高一般不会太大，若吊顶净高减少，易造成压抑感，且不利于室内空气流动。
4.3空气流通。为排除居室污染，可通过开门窗通风及添置必要的换气设备达到目的。对高气密性、高隔热性住宅来说，必须采用具有风管的中央换气系统，进行定时换气。一般住宅的卫生间、下水道可以安装除臭器、换气扇；厨房灶具或吸烟处可设置局部排气设备，如抽油烟机等，以保证室内空气的充分流通。
4.4调节微气候。调节微气候的目的是创造抑制细菌繁殖的环境。室内温度、湿度与风速对细菌繁殖有重要的影响。最理想的室内温度在18~20℃，相对湿度在45%~50%之间，室内风速夏季应保证不小于0.15米/秒；冬季应保证不大于0.3米/秒，避免细菌滋生与繁殖。由于各项条件的制约，理想的室内环境不易达到，可通过有计划地开启空调、电风扇、打开门窗、室内洒水等方式来调节室内微气候。
4.5多置绿色植物。近年来，国际上提出“绿视率”的理论[1]，所谓“绿视率”就是绿色在人视野中的比例。该理论认为“绿视率”达到 25％时，人的精神感觉最舒适，对人的健康有益。因此在家居空间多置绿色植物对保证环境质量非常有益，而且许多植物对室内环境污染物有很好的吸收作用，如吊兰、芦荟、龙舌兰、虎尾兰等植物对吸收甲醛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具有吸收苯作用的植物，有长青藤、铁树等；具有吸收三氯乙烯作用的植物，如万年青、雏菊、龙舌兰等；月季、玫瑰等具有吸收二氧化硫的作用；具有吸尘作用的植物，如有桂花。
4.6尽量控制污染源：(1)采用清洁无害的绿色建材，适度装修慎重装修；(2)使用清洁燃料和炊具，减少烹饪油烟和能源消耗；(3)慎重选择使用生活日化用品；(4)优良健康的生活习惯；(5)使用环保产品。
4.7减少装饰材料的污染。人们一生中有 40％的时间在室内工作，50％的时间在家中度过。由于目前的居室环境中存在大量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特别是一些家装材料与设备散发的化学物质，污染室内环境，降低空气质量，对居住者产生直接或间接、长期或短期、潜在或明显的影响，导制装修综合症、空调综合症等疾病的发生。
八、室内空气污染净化技术展望
目前的各种净化技术和设备虽然在某些污染物的去除上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但由于室内污染物来源广,种类多,各种净化技术又存在各自的局限性。
现阶段室内空气污染有效的净化技术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向:
1.多种净化技术融合,以取长补短将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如国内外均有学者进行了低温等离子体结合TiO2光催化的研究,一方面低温等离子体在产生臭氧等有益于TiO2光催化的副产物的同时,也可将TiO2光催化的中间产物(如酸类)直接降解,防止其在TiO2表面聚集而导致失活。另一方面TiO2光催化可以将低温等离子体的副产物(如O3,NO)转化为自由基或进一步氧化降解,试验效果很好。将高效吸附剂与光催化结合也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2.计算机在线模拟和实时监测也将成为研究的重要课题。现代分析仪器与智能控制将成为净化的得力手段。
3.纳米复合材料、生物技术、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及光催化技术将成为室内空气污染净化的主导技术。
4.水性溶剂的应用，使得涂料中有机污染物的量大大减少，形成一系列绿色环保弄的家装产品，有效地控制了污染物的产生。
九、结语
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室内环境污染问题正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只有了解室内环境主要污染物的来源及其危害，明确减少污染的注意事项，采取有效的防治对策，就能有效得遏制室内环境空气污染，使人类远离灾害、污染，生活在清新的空气中，才能预防和消除室内环境污染对人体的伤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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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冠英.居住环境与人体健康.[G].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空气污染治理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大气污染 策略研究 改进
近期大气污染十分严重，持续时间较长的雾霾天气可谓是让人处于“十面埋伏”的境地，人们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大气污染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内容，我国对于大气污染的治理从未间断过，但是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效果并不理想，一些相关的治理策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还人们一片蓝天白云，共同建设美丽中国。
一、大气污染治理策略研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空气污染十分严重，经常会出现大雾天气，一些地方竟然很少见到蓝天白云，这不仅仅影响环境质量，甚至还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针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也逐渐受到重视，但是由于大气污染的原因十分复杂，环境治理部门的措施并不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当前大气污染治理策略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大气污染源控制不当
大气污染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气污染源逐渐增加，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污染治理的难度，环境部门主要是对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进行治理，但是对于其他污染源的治理工作并不十分完善，由于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私家车的数量也日益增加，由此产生的空气污染也逐渐增加，再加上人们对于空气污染的意识不高，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能够进行有效地控制。环境部门对于大气污染源的控制并不全面，影响了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效果并不理想。
2.大气污染治理措施不完善
大气污染由于原因复杂，治理起来也就相对复杂，目前环保部门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并不十分完善，一些部门的治理力度也不大，大气污染治理效果不明显。一方面我国关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在一些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实施过程中由于缺少法律法规，治理工作难以找到合理的理由，污染单位难以认真执行环保措施，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对于污染单位的惩治不严厉，大多数的大气污染单位都是工业生产单位，这些单位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一些工业城市的经济增长点主要是工厂，一些环保部门迫于政府部门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压力，难以有效地落实环保措施，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大气污染治理的难度。
3.大气污染缺少监测
大气污染治理中需要对大气污染中的污染物进行实时监控，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大气污染源的信息，对环境治理策略的制定提供相应的信息，对污染严重的地区进行重点防治，提高大气污染治理水平。当前大气污染治理策略中对于空气污染源的监控工作并不十分及时和完善，由于监测不及时或者监测不合理导致的判断失误，大气污染治理难度逐渐增加。近年来我国逐渐重视空气质量测评工作，对空气污染源的监测是环境质量标准的重要信息来源，如果监测不准确将会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测评工作，这对于城市环境治理工作会造成一定的误导，甚至还会引起居民的恐慌情绪，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二、大气污染治理的策略研究改进建议
由于近年来我国的大气污染十分严重，对于人们的生命健康以及城市化的建设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我国当前的大气污染治理策略并不十分完善，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策略，改善当前的空气质量，为建设美丽城市作出重要贡献。
1.完善大气污染源的控制
目前大气污染治理策略中对于污染源的认识和控制工作并不十分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气污染治理的效果。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气污染源逐渐增加，但是大气污染治理中仍然对工业污染进行了严格的治理，对其他污染源缺少控制。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源的控制范围，工业污染源固然是整个污染的重要污染源，但是像汽车尾气或者是居民生活造成的污染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大气污染治理中不仅仅要对工业生产单位进行严厉的处理和管理，同时还需要对城市中新出现的污染源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控制，采取相对完善的污染控制措施，减少污染源的数量和危害。
2.加强大气污染治理措施
由于环保部门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众多的压力，环保部门的治理工作效果并不理想，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和落实空气污染的治理措施，加大惩治力度。一方面对工业污染单位进行严厉的惩治，工业污染是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只有加强工业污染治理才能更好地控制大气污染。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生产方式也逐渐改善，工业生产单位应该进一步增加技术投入，通过改善传统的生产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空气污染等环境污染。另一方面控制汽车尾气造成的大气污染。近年来城市的私家车数量逐渐增加，交通拥挤更为严重，由汽车尾气造成的城市大气污染日益严重。针对汽车尾气等造成的大气污染一些城市已经采用单双号限行的措施，通过宣传教育工作使市民能够认识到汽车尾气污染的严重性，鼓励市民尽量采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3.加强空气污染物的监测
空气污染物的监测是环境治理的重要基础，环境质量监测也需要空气污染物的数据。但是空气污染的监测工作并不十分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境策略的制定。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重点污染物的监测工作，完善环境监测系统，通过城市污染源的监测实现信息的共享。污染物监测信息能够对城市一定阶段，一定地区的污染物进行分析，并根据这些信息制定出相对完善的治理措施。城市污染物的监测过程中尤其需要对一些重点企业进行监测，如果出现不符合环境标准的企业进行严惩，对于一些符合标准的企业发放许可证。环保部门需要不断提高监测技术，提高监测和分析人员的素质，更好地提高监测工作的水平，为环境治理措施的制定以及环境质量标准提供一定的信息。
4.寻求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方式
工业生产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大气污染，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运用，国家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受到重视，工业生产在当前城市经济发展中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有所下降，服务行业等第三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加。一些原有的工业城市应该逐渐寻求经济发展的新方式，逐渐转变城市经济发展的增长方式。像德国的工业城市鲁尔区以往主要是依靠煤炭等资源进行工业生产，尤其导致的大气污染十分严重。但是随着煤炭资源的逐渐减少，鲁尔区积极寻求经济发展的新方式，鲁尔区利用原有的工业厂区等资源发展城市旅游业，鲁尔新区还不断完善经济结构，发展一些文教科研企业，通过这些产业革新，有效地整治了环境，减缓了城市的环境污染，新的发展战略为鲁尔区的发展增加了新的生机和动力。
三、结语
大气污染作为比较严重的城市病之一，对于整个城市的环境和人们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由于环保部门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并不十分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并不显著。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的治理策略，加强大气污染物的监测工作，通过对污染企业的严重治理，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城市污染较重的企业需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寻求城市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发展第三产业为建设美丽城市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改.大气污染治理的措施[J].中国电子商务，2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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