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范文

科学哲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历史传统经验传统理论传统

象T.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样，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要》(1970)已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权威性著作。它在当时的传统或主流哲学中投下一颗炸弹，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或则批评、谴责，或则同情、支持。影响所及，转移了当代科学哲学的方向：实用主义、历史主义的新潮流取代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旧传统。当今关于真理与意义、工具主义、实在论和相对主义的争论被赫西(MarryHesse)称为库恩之后和费耶阿本德之后的(post-Kuhnandpost-Feyerabend)大辩论。[1]

我在拙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一书第六章中对费耶阿本德的这本权威性著作已经作出详细的阐述，现在趁这本名著的中文译本即将出版的机会，把当今受人注目的、被一些人谴责和嘲笑，却被另一些人拥护和同情的这位反传统哲学家的基本观点描画一个大体的、全面的轮廓，使读者对这本名著能够有更深刻的理解。

费耶阿本德年青时研究戏剧，接着在维也纳大学的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研究历史，辅助科学，还有物理学和天文学。他当时和一些同学组织了以维也纳学派哲学家克拉夫特(VictorKraft)教授为主席的哲学俱乐部，定名为“克拉夫特小组”。其成员大部分是学生。冯·赖特(vonWright)、安丝康(Anscombe)和维特根斯坦等著名哲学家曾经参加小组的会议和讨论。小组讨论断断续续，从1949年开始直到1952年或1953年结束。费耶阿本德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小组会议上宣读和讨论的。1951年他获得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维特根斯坦当时准备接受他在剑桥大学研究哲学，但在他抵达英国之前，这位哲学家已不幸去世。于是，他到了伦敦，在波普门下研究哲学。1953年，波普邀请他担任助手，他未接受。两年后经波普和薛定谔的推荐，担任布里斯托大学讲师。1958年到美国，任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副教授，1967年升任教授。以后曾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其他大学任教，后来又回到伯克利。同时兼任瑞士苏黎世联邦技术学院科学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反对方法》(1970,1975)、《自由社会中的科学》(1978)，哲学论文集第一卷《实在论、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1981)、第二卷《经验主义问题》(1981)、《告别理性》(1987)。

在哲学思想上，费耶阿本德最初受逻辑实证主义者克拉夫特影响，后来又受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影响。但在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时，他既反对逻辑实证主义，也反对波普，却受益于另一位逻辑实证主义者弗兰克(PhilippFrank)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1960年起他同库恩的广泛讨论对他的思想的成熟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

他认为基本问题是理性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传统科学哲学家的错误在于强调理性，满足于公式和简单规则的讨论，而忘记科学实践。维特根斯坦的功绩就在于批评这个方法，揭露它所含的错误，强调科学不仅包括公式及其应用规则，而且包括整个传统。库恩进一步把这种批评展开，使之更加具体。他指出，库恩的范式就是一个传统，它既含有容易识别的特点，也含有以隐蔽的方式指导研究的倾向和方法，这些是不为人所知的，只当和其他传统相对比时才会被发现。库恩用这个可以称为“行动中的理论”(atheoryinaction)的复杂和精巧得多的概念，来代替向来支配科学哲学中讨论的没精打彩的“理论”概念，这是很大的进步。

按照费耶阿本德的看法，一切传统都是历史传统，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已经弄得很明确。但我们能够把经验的传统(empiricaltraditions)和理论传统(theoreticaltraditions)加以区别。理论传统企图用带有抽象概念和概念之间的抽象关系的抽象模型来代替它们的成员所使用的似直觉的和仅仅部分地标准化的方法。人们相信人心的发明最终将取代我们一切已知和未知的、明显和隐藏的适应能力，包括情绪和常识，所以整个的创造工作能够仅仅在人类理性基础上重新建立。较有批判眼光的理性之友则承认这样一种全部取代是决不可能的；他们认识到理性顶多能够改造我们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一小部分，而且这样一种改造将仅仅部分地符合它的要求。但他们仍然敦促我们在任何可能情况下应用抽象思维。经验传统的维护者则否认这样一种方法的普遍适用，他们断定为了道德的及经验的理由有些领域能够但不应当引进理论传统。在这些领域中，理性顶多能够作为生活的工具起作用，不能用它来决定人生的基本轮廓，赞成理论传统的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传统维护者之间的争论贯串着自古至今的整个思想史。

费耶阿本德还指出关于历史传统的以下简单的基本事实。

(1)经验传统和理论传统两者都有自己的规律、对象、研究方法和有关的哲学，本身都是一个传统。理性主义者并非在混乱和无知的地方引进秩序，却是引进了和历史传统的秩序和方法不同的一种由特殊方法来确立的特殊秩序。

(2)理论传统的方法在天文学和数学这样的领域中很有成果。希腊天文学家遵从柏拉图关于构造抽象模型的建议获得超乎意料的成功。但成功是不能够预见的，而且它并不立即导致较之建立于不同的和更富经验性的原则上的巴比伦天文学家的观测更准确的预测数值。

(3)理论方法在其自身内部以及在其克服象医学这样的经验传统时都遇到严重的困难。内在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巴曼尼德和芝诺的悖论、无理数的发现、语义悖论、感性－理性问题、心－身问题等等。因此有些哲学家和数学家建议甚至在数学的中心部分也回到较富经验性的传统（布劳威［Brower］、维特根斯坦、波利亚［Polya］等）。

(4)理论方法的外部困难表现在：科学医学和象美洲印第安人医学、草药学、针灸等等之间的争论并未解决。在这些传统之间作不出令人满意的评价。我们知道科学医学在特殊领域内取得的治疗效果是其他系统所不易达到的。但是，怎么样进行全面估量是不清楚的。例如，并没有证据表明传统医学的非科学方法的使用不能够结束科学的癌症研究的停滞不前。

(5)科学史给我们提供一个明显的悖论。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数学是理论学科。它们是当希腊理论传统取代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经验传统时兴起的。但有趣的是：在起初的抽象步骤之后，这些学科成为经验的（历史的）传统。尽管使用抽象概念和方法，却是以常常和它们的抽象定义相冲突的直觉方式来使用的。这是最近在给予科学变化以“合理的”说明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之后才认识到的。只有把学科中所包含的抽象概念转变为不是由规则（除局部地以外）而是由一个历史传统授予其实践者的机智和直觉来指导的概念，这些学科才能变成复杂的和成功的：“严格地说，一切科学都是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2]

费耶阿本德以其广博的知识、从思想史的整个发展轮廓来论证科学并不优于非科学，理论传统并不优于经验传统。特别是在科学哲学和研究的哲学(philosophyofresearch)中，他把理论传统及其相应的方法和经验传统加以比较，试图表明在这个领域内经验传统之转变为理论传统标志着“科学哲学的衰败”。

费耶阿本德指出，14世纪兴起了新的历史传统：手艺人、美术家和水手的经验传统，航海家的地理发现和手艺人的各种发明及其后果导致人们对知识的新看法，相信可以不依靠传统的知识保护人和不理会学校的标准而获得真理。一个手艺人说：“我通过实践证明许多哲学家（甚至最古的和最著名的）的理论在许多点上都是错误的。任何人只要不怕麻烦到我们的作坊来看看，在两小时内就能够证实这一点。”（〔2〕，第16页）这些发现家和发明家并没有明显地表述出来的标准方法，他们的观点部分地是直觉的，部分地决定于他们的职业。他们并不排斥权威，更重视经验。所谓经验就是内行应付环境的发展着的能力；它使用航海家、手艺人、美术家的受训练的眼睛和熟练的手，并随他的技巧的发展而发展。他们对权威、经验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是以下述方式看待并受下列规则指导的。

(1)阅读别人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但不要太相信他们。尊重前人，但不要做他们的奴隶。

(2)适当重视你的行业的经验，使用这个行业所积累的知识和你掌握的技能去解决问题。但不要满足于这种知识和这些技能，要试图改进。

(3)作出根据(1)和(2)似乎可靠的判断，因为只有它们包含关于事物的知识。

注意这些规则的不严格的非形式的性质。例如规则(3)并不假定归纳逻辑或“知识”和“经验”之间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或可形式化的关系。它倒假定有已经学会掌握某一历史传统、知道怎样在具体情况下作出似乎可靠的假说的人们，并劝告他们用这个能力去构造知识。这种规则是正在兴起的新历史传统的反映。它们甚至也符合后代的更精致得多的方法。这种实用的和高度成功的科学研究的哲学不久便被修改而几乎完全为理论传统及其相应的方法论所取代。结果出现了伴随科学直到今天的“科学方法的理论”或“科学合理性的理论”，这些理论使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产生混乱，有时还干扰科学本身的业务。下列规则就是这些方法论观点的一个例子（还有不同的思想体系所主张的许多其他规则）：

(1'''')消除成见。

(2'''')注意经验，并且

(3'''')使你的思想同经验一致，或者由经验导出这些思想。这些规则表面上和上述实用规则类似，实则大有差别。例如规则(1)劝告我们不要太相信权威，而规则(1'''')则要求把权威去掉。规则(2)利用一个人所掌握的全部知识和技能，而规则(2'''')的“经验”则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哲学幼想、消除掉一切技能、一切资料、一切原有知识而炮制的。规则(3)劝告研究者使他的猜测适应于观念、假设、甚至于无意识的反应的整个背景，所要求的那种适应决定于特定传统中固有的“机智”所掌握的周围情况，规则(3'''')则引进一些抽象的关系、“逻辑”，并且准备按照这些关系所规定的方式仅仅接受能够同规则(2'''')的抽象证据相联系的那些思想。

费耶阿本德指出，此后的发展就是对规则(1'''')到(3'''')进行抽象的批评。人们试图寻找不再面临休谟的反对、却符合于逻辑规律的新规则和标准，知识论变成越来越脱离科学实践，但它的方法的不断增加的技术性和准科学的专门术语造成一种进步和精益求精的印象。费耶阿本德认为从古典经验论的牛顿科学哲学开始直到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学派就是这样一种发展过程。19世纪穆勒在他的《论自由》中引进理论增殖（这是牛顿所禁止的），黑格尔发展了概念变化的理论，并且批评牛顿由事实“导出”引力定律的著名主张。穆勒和黑格尔都使合理性标准和方法论规则受研究的前进过程所支配，并且恢复了构成规则(1)到(3)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科学家也努力使自己摆脱一种哲学方法的束缚。麦克斯韦、赫尔姆霍兹、赫兹、玻尔兹曼、马赫和迪昂都赞成由过去研究的范例所指导的方法论多元主义，而反对超越研究的标准。费耶阿本德强调方法论多元主义同关于物理实在的思想的多元主义相符合。但当科学哲学在逻辑经验主义者手里终于变成有特殊的标准和它自己的形式逻辑的专门学科，辉煌灿烂的思想增殖便告结束了。波普同逻辑经验主义者同出一辙，根源在于波普的这个观点：认识论必须提供使我们能够把经验科学陈述同形而上学陈述区分开的一个严格的普遍的标准。于是理论传统和经验传统之间的旧争论再度出现：但现在科学是被曲解的经验传统，而科学哲学则是进行曲解的理论传统。

费耶阿本德认为正是普兰尼(Polanyi)和库恩恢复了科学的本来面目，使科学哲学起死回生。按照库恩的看法，科学是一个历史传统（即上文说的经验传统），它不屈服于外部的规则。指导科学的规则并不总是被人明确知道的，并且随时代而变化。理解一个时代的科学好比理解艺术风格不同的时代，每一时代有明显的统一性，但不能够用几个简单的规则来概括，指导它的规则必须通过周密详细的历史研究去寻找。因此这种统一性或“范式”的一般观念是很贫乏的，它只提出一个问题而非提供解答：以不断变化的具体历史内容来填充一个灵活的但不明确的构架。这个概念也不是精确的，不象一个理论传统的各部分有共同的某些基本概念，历史传统的各部分却只由模糊的相似性联系起来。所以关于范式不可能有普遍的准确的陈述。普兰尼和库恩都作出这个惊人的断定：即使最抽象的科学也是这个意义上的历史传统，这是费耶阿本德完全赞同的。依他看，科学决不服从、也决不能强使它服从固定的脱离研究实践的标准。科学标准受研究过程的支配，正如科学理论受其支配一样；它们并不从外面来指导这个研究过程。因此试图借助于超越研究的标准和方法论来理解科学并使科学驯服的科学哲学家失败了：我们现时代最重要的和最有势力的制度之一，即科学，远远超出大多数当性主义者所解释的“理性”的狭隘范围，它并不受这个“理性”的束缚和限制。应当指出：费耶阿本德所反对的是理性主义及其对理性的狭隘解释，却并不反对人的理性本身，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样：他所反对的并不是科学，而是以科学的名义来扼杀文化的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MaryHesse,"ScienceandObjectivity",inHabermas:Cri-ticalDebates,Macnillan,1982,p.98

科学哲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哲学/科学理性/语境化

【正文】

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否具有现存性？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趋向存在哪些最基本的特征？科学哲学的这种后现代趋向的前景如何？尽管这些问题都是可争辨的，但只要我们将科学哲学的发展纳入整个20世纪人类文化进步的狂飙之中，就会发现在各种文化思潮的冲撞中科学哲学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着后现代性，而由于这种后现代性的渗入而凝现的后现代趋向特征，也深嵌着时代的烙印；同时，科学哲学也以它独特的运动性质展示出了哲学理性的意义，并探索着朝向21世纪的出路。总之，我们赋于科学哲学运动以后现代性趋向，正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它的历史地位、发展趋向和本质，而不是其它。

一、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现存性

20世纪中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和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它所彪炳的后现代性席卷了西方哲学的所有领域［1］。所以，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作为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运动中的渗入，是现实地存在着的。不过，后现代科学哲学绝非任何一种派别、一种有形的组织或共同体，更不是任何一种特定的“允诺”；后现代科学哲学乃是在对现代性的反叛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系列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趋向性。换句话说，没有这种趋向性就没有后现代科学哲学。从科学哲学的历史进程来说，现代性的三个主要论点是：（1）认识的基础论；（2）语言的表征论；（3）理论建构的原子论。当然，在现代性倾向中这些论点并不是纯粹唯一的，存在着相应的现代反对趋向。例如怀疑论对基础论的排斥，怀疑思想的绝对论断和语言的精确性；语言的表达论对表征论的排斥，主张在无指称的情况下，诉诸于某种合理的或道德的论述以实现纯粹的表达；群体论对个体论的排斥，强调整体是个体集合的方式来假设个体的地位和功能。无论这些倾向多么不同，但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现代性的轴心。这个轴心就是以经典力学为基底的整个现代世界观的本质内核。倘若形象地扩张这种隐喻，可以通过笛卡尔坐标来表现这种现代性的三维概念空间，以展示各种现代性趋向的同源性和异向性的特征：［2］

附图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怀疑论对基础论的排斥，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对基础主义的颠覆，因为后现代主义并非怀疑语言或思想的精确性，而是对对应真理论的消解。表达论对表征论的排斥，也不同于后现代意义理论对表征论的否定，因为后现代意义理论不是不要指称，而是对指称论的纯粹实在论的解构。群体论对个体论的排斥，亦不同于后现代整体论对个体论的批评，因为后现代整体论不是把整体看作“个体的整体”，而是把个体看作“整体的个体”，是对个体的重构。总之，这其中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具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论的层次性。

从这一视角看，后现代科学哲学由朦胧到鲜明，由狭小到广大，是科学哲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是一大批科学哲学家身处“后现代”的思潮中反叛“现代”的结局，它具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另外，构成整个后现代科学哲学演变的两个最基本的哲学立场，是认识论中的整体论和语言哲学中的意义理论。一系列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嬗变、表现、派别和关联，都是在这两个最基本的立场上延伸和展现出来的。

首先，首擎后现代科学认识论之旌的是W.奎因。因为奎因不仅仅用整体论的说明取代了认识的基础主义，而且用新的图景或隐喻取代了现代认识模式的“层级蛋糕”；彻底地打碎了还原论的梦想，用知识的整体网络代替词或陈述去面对经验的法庭，从而使理论和资料、事实和价值、意义和真理都在整体论的意义上构成一体。同时，在奎因看来，真理并不是客观的特性，而是一种使“语义上升”的判断。也就是说，当这个判断被适当地定义时，可通过将该判断与该句子的引述结合起来而再断言任何句子，即通过“内在化”而不是“先验化”的途径去实现对真理概念的解构。总之，这正象普特南指出的那样，“奎因既解构了概念，同时还拒绝说这种解构是对被解构物的简单抛弃”。［3］这种“解构”绝非简单的抛弃，而是整体论基础上的“重构”。可见，立足于新的整体论的视角对传统现代概念进行“解构”，是奎因哲学的一大特色，并以此引导了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趋向；同时，这也是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发端的一个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解构的方法，使奎因堪称科学哲学的解构论者，并对尔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发展都产生了同样的后现代性的解放和促进作用，影响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历史命运。

其次，奠定后现代科学哲学基础的是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的语言哲学理论。尤其是关于意义的关键在于命题的思想，构成了语言多样使用和处理世界复杂关系的具有后现代特性的评价范式。维特根斯坦强调了在人类叙述中，而不是在超语言的独立实体中，去发现讲话形式的意义；表明了语言使用的多样性恰恰是说明了个体语言表达形式及命题态度是人类整体语言中的个性体现，而不是说人类的整体语言仅仅是表达形式及命题态度的个性的简单集合。在这里，对语言使用的多样性或语用的特殊语境的强调，正是基于语言整体本质或整体结构的要求而实现的，这一点表明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是后现代性的一种趋向。而奥斯丁的“讲话—行为”理论消解了指称和表达之间的机械区别，指明语言与世界、语言与命题态度、语言与共同体的语言约定之间的关联，都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从整体中排除出去。事实上，这是诉诸于一种行为主义去消解意义的表达论和表征论之间的对立的绝对性，从而给出了一种后现代性能够生长的基底。

在科学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具有后现代性趋向的认识论和意义理论在各个方面的扩张和渗透，使科学哲学的各个领域都自然而又必然地、自觉而又不自觉地打上了后现代性的烙印。倘若我们超越任何具体科学哲学研究的形式约束，从方法论的后现代特性上去分析，可以看出至少存在着如下三个本质的特性：

第一、本体论性与整体论性的结合。随着科学哲学后现代倾向的发展，为了彻底地清除基础主义，消解简单的反映论和还原论，必须从方法论的统一性上赋予测量、经验、语境、范式等等最基本的概念以特有的本体论性，以使它们能够构成各种语义分析的基底，而不必在本体论的分析上导致形而上学的不断后退。另一方面，为了清除本质主义，解构绝对论，又存在着赋予具体的测量、经验、语境、范式等等的范畴以整体论性的必要性，以便在“个体的整体”和“整体的个体”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必要张力，探索相对的真理性，避免那种绝对的终极真理的断言。所以，在一个恰当的基点上把本体论性和整体论性结合起来，寻找测量、经验、语境和范式的本体论性和整体论性的统一，奠立整个科学哲学理论大厦的稳固的逻辑基点，既是后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又是后现代科学哲学较有前途的可能出路之一。

第二、理论模型与意义理论的同一。在后现代科学哲学中，理论模型的建构与意义理论的阐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形成了科学哲学理论的框架形式的多样性与科学哲学本质意义的表现形态的特殊性的统一。比如，库恩的范式论与语义整体论的结合，把解释学的方法引入了科学哲学的研究，最先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使后现代趋向在理论模型的层面上鲜明地突出出来，被人们认为是后现代科学哲学成形的标志。又如普特南的图景论与内在化的意义论的结合，把科学实在论的立场由“本体论的约定”推向了“意向关联性的扩张”，从而把语义分析导向了语言的意向结构的深层揭示，代表了后现代性的一种趋势。再如范·弗拉森的经验建构论与语用论的一致，把科学理论的建构与意义的语用性联结起来，强调了科学的说明不是纯粹的科学，而是科学的应用，从而建立了独特的语用论的解释论，展示了后现代性的趋向。

第三、科学认识论与自然主义的同构。为了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难题，把对科学信仰的论争转变成对工具和实现途径的选择，这是把科学认识论与科学的、语言的、实验的、历史的自然主义关联起来并推向后现展趋向的实质。另外，这样一种后现代性的趋向，是要在某种自然主义的轴心上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现某种不可分割的相关性；或者说，是试图把自然主义的观念放在一个“收敛”的哲学基点上，向所有不同的科学知识和文化领域“发散”。罗蒂就是沿着一条自然主义的路线，从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哲学的基点出发，试图彻底地变换“现代”哲学的传统框架，导向真理的合理性在于词汇工具选择的适当性的“拟文学哲学”主题。不言而喻，把自然主义与认识论同构，并在这种同构中转换哲学的“基点”和“趋向”，正是典型的后现代性的选择。

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后现代科学哲学中，对科学理性的唯一独尊地位的挑战，对科学理性绝对化的审视是必要的。但是，试图通过泛文化的消解途径将科学哲学解构成为各种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或文学的研究，从而取消科学理性则是不可能的。［4］十分明显的问题是，后现代的“解构”战略是双刃的。一方面，在解构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使用被解构的范畴，这就是德里达所谓的“在删除的基础上写作”。另一方面，“解构”永远是不完备的，因为意义从来是不完备的。因此，任何一个解构过程都蕴含着另一个新的对自身的解构，从而包含了一个对永恒自讽的批判因素。当一个本文一旦被看作是完备的时，就立刻面临着解构。所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逃避解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理性是永恒的，但表现科学理性的模型或范式却永远在不断地解构和建构之中，是不断的“再语境化”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承认科学理性是具体的和相对的，是依赖语境和历史地被决定的，但那种片面地摒弃理性，否认一切权威，玩世不恭和强调反讽等等的功用，并不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直接相关。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基于后现代影响之上的一种新的科学价值观和科学方法论的趋向；它不是后现代性的简单重复，而是后现代性符合了科学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哲学才不会是“科学的泡沫”。所以，一方面高举科学理性的旗帜，另一方面扩张科学理性所展示的后现代形式、层面、方式和疆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趋向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后现代科学哲学使人们重新审视或重构科学哲学的地位和理论框架，重新反思它的本质和特性，就具有着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了。

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趋向特征

后现代科学哲学作为科学哲学运动的一个整体的发展趋向，它的最集中的趋向性特征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接纳和合流。不过，这种整体的相互接纳和合流，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趋向性特征得以展开、显现和完成的。在这里，我们主要强调以下几个趋向特征，以说明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特点。

1.消解主体，建构关系把科学哲学的视角从任何对象主体的单一层面或问题移开，而转向各种复杂要素之间的关系的建构，并从这种关系出发而不是主体出发去阐释意义，以彻底地消解主体的传统形而上学性质，成为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一个本质的趋向特征。在测量问题上，强调测量结构关系的实在性，而不是单纯测量对象的存在性；在指称问题上，注重指称关联的多样性和意义的丰富性，而不是对指称对象进行本体论的断言；在真理问题上，突出理性解释的内在的逻辑可能性，而不是认识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符合性等等，就是这种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特征的典型表现。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正是要通过对主体的消解和对关系的建构，以消除对传统形而上学终极本体的寻根问底和本体论断言，从而打通一切科学哲学问题之间可以联结的可能通道，以摧毁在科学哲学的对话中各种派别、立场、传统和疆域之间的壁垒，形成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大融合的趋势。

H.普特南作为具有强烈后现代趋向的科学哲学家，他对“指称因果论”解释的转向，就鲜明地说明了后现代科学哲学“消除主体、建构关系”的趋向。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普特南看来，作为原因的是事件（关系），而不是对象客体（主体）。比如不能再讲“父母是孩子的原因”，而是讲“生育事件是孩子出生的原因”。或者一般地讲，某状态是另一状态的原因。（2）事件是否一致不能由描述事件的语句中读出，因为在逻辑上不等价的语句可以是对同一事件的描述。由此可见，其一，因果性是不同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独立客体之间的关联。在这里，事件消解了客体，关系代替了主体。其二，事件可以由不同的语句描述，而不必拘泥于这些语句在逻辑上是否等价。因为这些语句不是对对象的主体性的描述，而是对关系的描述，所以，它可以是丰富的和多样的；它的意义恰恰在于等价或不等价关系语句之间的相对性或相关性，而不是本体性断言之间的绝对性或排斥性。这显示了“消除主体、建构关系”在科学说明中的某种优势，故此，普特南认为主体的本体性约定是一种“非常不幸的概念”。（〔3〕，p.260）普特南正是通过对对象客体的主体存在性的弱化或消解，实现了关系的本质作用；同时，强调了关系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建构的，而不是绝对地、唯一地存在着的。也就是说，应当放弃那种认为“事件具有自我同一结构的思想”。（〔3〕，p.69）不难看出，在对指称因果论的阐释中，普特南思想的后现代趋向已经跃然而出。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这一趋向特征，一方面不承认主体性或对象性的唯一性，渴求在建构关系基础上的多元性或多样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求解在不失去多元性洞察的前提下，将事物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前者要打碎本体偶像，消除唯一独尊的绝对性地位，给人们以解放；后者是要建立整体论的视角，在要素的相互关系系统中把握事物的运动。在这里，后现代的多元分层和分维透视与整体的统一和概观，正好形成了方法论上的互补，从而使得“消解主体、建构关系”的后现代趋向特征具有了普遍的方法论的地位。

2.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与现代实在论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限制了在语言框架中对“实在”或“存在”之类语词的纯形而上学的断言，而后者则更多地诉诸于语言与世界之间的一致性关联；前者试图消解对应论，而后者则在符合论的基础上去探索理论实体的对应指称；前者强调的是内在的可接受性，而后者注重的是对应的趋同性。W·塞拉斯在关于原子存在性的讨论中，认为满足了分子概念的理论框架的充分条件决定了对分子存在性的断言，就是对应论的后退或实在论的“弱化”，成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一种趋向表现。这种“弱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科学哲学的语形和语义分析中引入了解释学、修辞学以及语用学等等的说明方法，从而在方法论的基础上奠立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相渗透与融合的基底。正象“弱”实在论更趋向于后现代性，而“强”实在论更趋向于现代性一样；“弱”反实在论更趋向于后现代性，而“强”反实在论更趋向于现代性，它们在后现代性的意义上“走到了一起”。所以，E·麦克姆林深有体会地讲：“反实在论在语调上是反实在论的，但他们的立场却常常与科学实在论的大部分基本立场相一致，……这就给出了一种弱的反实在论的立场。”（〔5〕，p.40）换句话说，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中的渗透，使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论争变得更加微妙，特别是“弱”实在论与“弱”反实在论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因此，有人甚至认为“范·弗拉森的构造经验论实际上是一种实在论的形式，而他的科学实在论事实上是一种经验论的形式。”［6］总之，这深刻地表明了在本体论上不断地远离或剥离，而在方法论上却不断地接近或结合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本质趋向。

需要注意的是，令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可相互渗透或融合的一个重要的基点，在于他们都反对在本体论上无限制的后退或还原，而主张一种相对的、有限的可还原性。正是这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他们之间谈话的同一基础，譬如“经验实在”、“语言实在”或“语境实在”的可能的共同立场，即他们都可以在经验实在、语言实在或语境实在的前提下去进行对话，而将本体论的追寻暂且“悬搁”起来。可见，从绝对本体论的承诺走向相对本体论的分析，从绝对的基础走向相对的前提，从标签式的阵营分类走向可通约的方法论差异，即从对绝对性的解构或消解去把握相对的一致性，是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的必然。

在这一点上，普特南的指称观念同样是有代表性的。在他看来，在语词和指称之间是“因果地相关的”，而不是“语义地相关的”。（〔3〕，p.284）如果说因果语义的相关性是“存在的”，那么分析语义的相关性则是“虚无的”。但是，指称的因果性并不意味着指称的对应还原，这里不存在任何绝对性。对于任一可选择的正确的世界描述都不能绝对化，因为根据指称因果性，可选择的适当描述是多样的。更重要的是，存在着不可还原的或自足的“语义事实”。对于任何特定的语义事实来说，不承认它们存在特殊的本体论的特权。因为任一语义事实都是来源于它的特定的语境或语境关联，而不是直接对应于任何可还原的对象。在语境的意义上讲，语义事实具有它的“偶然性”，而不是绝对唯一的存在性。所以，强调指称的可还原性和语义事实的不可还原性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追求“没有绝对性的实在论”。正是这种反还原性、反绝对性的立场，给出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定位，并架起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进行对话的桥梁。所以，普特南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声称：“如果‘科学实在论’是科学帝国主义（物理主义、唯物主义），那我就不是科学实在论者”。（〔3〕，p.492）

3.对心理意向性的文化说明在科学哲学的说明中，试图避免任何意向性的概念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事实上，客观的意向概念就是解释的或说明的概念。因为，孤立于任何科学共同体来谈论“真的”、“有意义的”或“可确证的”是无意义的。科学表述的规范特性只能是被语言共同体认可的表述特性，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种依据语言共同体的科学说明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说明”。在这里，评判合理与否的判据在于共同体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和范式案例的充分性。这是一种类文化的、非引证性的说明，因为在这种说明中，“正确的客观特性在于与文化相对特性的一致性”。（〔3〕，p.324）换句话说，在说明中，公众语言的意义就在于文化的相对特性，而任何可保证的科学论断都必然会由文化的相对特性来加以解释，从而展示后现代科学哲学说明的文化特性。

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这种说明的文化相对性是客观的；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的相对性概念与可能世界的类似性或相似性有关。因为说明的可能状态与实际状态的相似性，涉及到了共同体的整体心理意向的趋势。共同体的认可是共同体的整体心理意向的实在说明，范式案例的充分性则是心理意向的完备性的表现形式。所以，文化说明的相对性包含着文化的或共同体的整体心理意向性；同时，这也是一种实在的心理意向性。可见，在文化说明的意义上，规范的概念包含着相对的、心理意向的和客观的（实在的）不同层面，并且它们具有一个整体的结构系统。后现代性的文化趋向深深地嵌在了范式说明之中。另外，这种文化的、非引证性的说明框架是与解释学的、修辞学的说明相一致的，都是对以传统实在论和逻辑经验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哲学趋向的反叛，并也由此确立了后现代科学哲学文化说明的趋势。

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走向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走向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后现代性与科学哲学自身求解难题的愿望相结合的结果。因为，当中性观察者被消解，独立事实被清除，所有实验都不能不渗透着理论的时候，导致了科学作为“自然之镜”的单纯概念的丧失。因而，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被刺激或被推向了科学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层面。那么，在纯粹的科学主义被解构之后，从一个什么样的基点上去求解科学哲学的难题呢？或者说，如何把科学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层面统一到一个不可还原的、整体的基点上去呢？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们把目光自觉而又不自觉地投向了“语境”。

近年来，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家们广泛地提出了“语境论”（contextualism）的科学实践观，把它作为一种超越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科学哲学的趋向选择，显示了强烈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走向［7］。语境论是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消解绝对偶像和对应论、排除唯科学主义等等的必然产物。它在科学实践中结构性地引入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要素，吸收了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的各自优点，借鉴了解释学和修辞学的方法论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有前途的、可以融合各种趋向而集大成的倾向。科学哲学论题的语境化是一般后现代走向在科学哲学中的具体化，它正如查尔斯·詹克斯指出的那样：后现代实践的语境化是后现代走向区别于现代走向的标尺，即“现代论者和新现代论者试图强调对问题的技术的和经济的解决，而后现代论者则倾向于强调对他们发明的语境的和文化的附加物”。［8］

1.语境论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的方法论倾向，具有着超越特殊证据的横断性。语境论对于传统方法论的客观论所存在的理论难题，具有特定的消解作用。因为根据语境论，在超越理论选择和特殊方法的科学共同体之间和共同体内部的一致，不仅仅包括证据的一致，而且包括：（1）要求运用超经验的原则，例如特定理论的先在约定、日常信仰、形而上学观念、启发式的方法论实践、实用优点以及个人或社会的价值等等；（2）要求共同体内存在必要的论争和必备的折衷。语境论者之所以坚持这些原则，是因为证据本身并不必然导出特定的结论、假设或新的方法论，它具有着给定理论背景的狭隘性。而这些原则作为具有横断性的方法论要求，可以使给定证据在更广阔的语境中确定它的意义和功用。另外社会语境（特定科学研究纲领的传统及相关社会的传统）是这些原则的重要根源，并潜在地决定了这些原则不可避免地嵌入语境的判断和评价之中。不过，科学实践的社会语境是重要的，并不隐含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在科学判断中是直接的和始终如一地起作用的。事实上，在不同的语境中，不同的原则和要素具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

不难看出，一方面，语境论所包含的超经验的原则表明了语境的整体性。或者说，科学实践的本质乃在于它的整体性，而不是孤立的行为性或单纯的经验的对应性。另一方面，语境论隐含了围绕特定科学方法或理论所构成的一致常常是一种局域的、相对的一致性。然而，这种局域性却意味着普遍的语境的结构性。首先，从语境是特定语词、话语或段落的上下文的形式关联及其意义映射了某种对象世界的特征来看，从内在和外在的结合上体现了如下结构：［9］

意义

│

语形───语义────语用

│

主体

│

理论背景──社会背景───历史背景

其次，从语义的构成性及心理操作的表征性来看，语境是现象的和经验的、情感的和理性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表征的和非表征的统一，它显示了如下结构：

命题

│

命题态度

│

心理状态

心理表征─────心理操作

再次，从语境理解是一种具体性的意义创造，术语优选是一种趋向性的意义创造，语义批判是一种方法论性的意义创造来看，语境特征决定了词项的分布和选择，并导出了这样的语境关联结构（见下页）：

2.语境论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的方法论倾向，是与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引入科学修辞学方法紧密相关的。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之后，解释学已经不再简单地与解释本文的特殊

词项选择

│││

│词项分布│

│││

语境特征──│词项结构─│──语句态度

│││

│词项表征│

│││

词项意义

“场”相关，而是与理解实践（practiceofunderstanding）相关。也就是说，它所关心的不再是把世界表征成“它所是”，而是关心在特定语境中人们所面对着的不理解的东西，即理解实践。所以，作为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的核心，就是具体地设定说明论述（discourse）和叙述（narrative）。但人们必然要问：什么是论述力量的源泉？论述所提供的世界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叙述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心理的隐含？等等。这种提问的展开，不可避免地在方法论的选择上导致了修辞学意义的突出，引发了由“解释学转向”向“修辞学转向”的过渡，使科学修辞学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或途径被引入了科学哲学的研究。

科学修辞学方法的引入是后现代科学哲学之后现代性的集中体现之一，它奠定了后现代性的方法论趋向在科学哲学中存在、扩张和发展的可能性的基础。可以这么讲，没有科学修辞学在科学哲学中的渗入和展开，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生成是不可能的。正是科学修辞学方法作为后现解实践的基本形式在科学哲学中的应用，使语境论得以现实化，并成为后现代性主题可以在科学哲学中贯彻的途径。修辞学之所以能在科学哲学中产生强烈的渗透力，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因就在于，“修辞学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使各个学科可被概观的视界。作为一门学科，它具有解释学的任务并生成知识；作为一种视界，它具有批判和解放的任务并生成新的观点”。［10］所以，在科学哲学发展中的科学修辞学转向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向，是后现代特征在科学方法论中的新的实现。它的现实意义就在于：

第一，象逻辑方法一样，修辞学方法为现存科学学科和科学理论分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为新的学科、理论模型和解释逻辑的产生及扩张，提供了可能的创造空间。

第二，修辞学方法在一个特定的科学空间或领域中，使得分析活动具体化，从而使人们可以为科学论题给出相关事件的趋向图景，而不仅仅是事件的状态图景。在这里，蕴含了修辞分析的多层意义、功能的目的性，对于突出科学研究的特定效应是极其关键的。

第三，修辞学方法可以采取操作逻辑（workinglogic）的形式，以便在“前逻辑”的意义上，构建可算作合理推理的结果。这是一种外展臆断推理，它创造性地设定了一种可解释的说明，而且根据这种说明，相关事实将是可被发现的。

第四，修辞学方法可将各种分析战略（如综合、分析、科学美等等）嵌入特定的论题，或在不同的科学论题中引入修辞分析，从而使修辞学的分析战略或分析方法在不同的论域之间构成由此达彼的桥梁，以致易于使一种科学论述过渡到另一种论述。

第五，修辞学方法的“论述战略”是发明，而之所以把发明看作是修辞学的功能，就在于通过科学发现和科学证实的关联背景，扩展了修辞学与科学推理的关系，即依赖于修辞学的情态，重构了两种关系域之间的区别，并消除了在发现与证实之间绝对的逻辑断裂或不可通达的不对称性。［11］

总之，正是以上各个视角的充分运展，使修辞学方法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要素渗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语境之中。所以，有人主张“要提高人们对修辞学方法的认识，从而使不可还原的社会的和共同体的一致性探索，能够获得更社会化的说明”。（〔10〕，p.55）

3.语境论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的方法论倾向，是科学（逻辑）理性与境遇（情景）理性的统一。在修辞学的意义上讲，科学论述是“有理由”（thereasonable）的而不是“有理性”（therational）的论述。“好的理由”是在具体的科学交流、论争和劝服的语境中历史地产生的，它超越并扩张了严格的形式逻辑的先验标准，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和心理状态下作出的有意义的判断和分析。所以，科学论述的构造与评价并非唯一地建立在形式的逻辑分析基础上；单纯具有形式有效性的论证，从来不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劝服。而且，在科学的论争中，人们反驳的常常是某些论证的理由，而不是论证本身的形式操作或逻辑标准。因而，形式化的逻辑标准对于建构和评价科学主张是不充分的；同时，也不意味着超逻辑形式标准的修辞学的思考和行为，就一定是非理性的和不合理的。

不言而喻，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语境论是要通过对境遇理性（positionalrationality）的突出，解除单纯形式理性的独裁和羁绊，把科学理性溶入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现实之中。所以，境遇理性是一种追求在修辞学意义上有“好理由”的“批判的和相对化了的理性”，“是语境的后现代形式”。（〔8〕，p.26）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是因为在具体的境遇中，境遇认识取代了单纯的认识论分析，厚重的、多层面的“理由”评判消解了单薄的逻辑预设的价值分析，使境遇理性成为语境的具体性、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功能表现。所以，后现代科学哲学不是语境的非理性化，而是理性的语境化，它将在理性语境化的基底上，把对科学的认识论的论述转换成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论述，并由此把科学哲学全面地推向下一个世纪。

【参考文献】

［1］郭贵春：“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实在论”，《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6年第1期，第31页。

［2］NanceyMurphy,ScientificRealismAndPostmodernPhilosophy,TheBritishJournal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1990,Vol.41,p.293

［3］WordsAndLife,HilaryPutnam,Ed.byJamesConant,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94,p.336.

［4］ZuzanaParusnikova,IsAPostmodernPhilosophyOfSciencepossible?Studiesin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Vol.23,No.1,1992,pp.21－24.

［5］E.McMulin,ACaseForScientificRealism,inJ.Leplin(ed.)ScientificRewBerkeley,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

［6］CraigDilworth,TheMetaphysiceOfScience,KluwerAcademicPubishers,1996.

［7］PSA1996,Vol.63,No.3,p.90.

［8］BabetteE.Babich,D.Bergoffen,S.Glym,ContinentalandPostmodernPerpectiveinThePhilosophyOfScience,Avebury,England,1995,p17.

［9］郭贵春“语境论”，《哲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50—52页。

［10］HerbertW.Simons,TheRhetoricTur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0,p.111.

科学哲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建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

Abstract：SocialConstructionwithitsradicalattitudeshasposedchallengestothephilosophyofsciencetousesocialrealismtoreplacenaturalrealism.Thesechallengesaremainlyreflectedinthreeaspects：toreplacereasonablenesswithsymmetry，logicwithcontext，andrealismwithconstructionism.Suchchallengehasopenedabroadsocialandculturalanalyticcontextforscientificknowledgeand，isof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However，thiswasdoneattheexpenseofthenaturalbasisonwhichscienceisbuilt.Thesolutiontothisdilemmaliesinscientificpractice.

Keywords：socialconstructionism；scientificphilosophy；scientificpractice

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最有力的来自于布鲁尔，以他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以其激进的姿态向科学哲学提出了挑战，目的就是要用社会建构论来取代自然实在论。

一、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

科学合理性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正如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所言，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科学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也有对科学合理性极为重视的类似表达。同时，科学合理性理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中众说纷纭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内容。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哲学家们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此时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当以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标准科学合理性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为典范，该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规则，例如：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以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为代表人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观察看作是不可怀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单靠经验可决定理论真伪，通过制定对应的规则来检验定理，进而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正如赖欣巴哈所言：“哲学不过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归纳逻辑应当是科学知识合理性的根据，理论之被接受……是以事实到理论的推论为基础；这个推论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所给予的是观察材料，观察材料构成确定的知识，理论是通过确定的知识被证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注重把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作为科学合理性标准，并没有考虑科学发现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因素。紧随其后，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随者虽然在划界标准、科学逻辑的性质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有着严重分歧，对他们的意义标准并无兴趣，排斥归纳逻辑，但他们的科学方法论仍然是科学逻辑，只不过是比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更强的演绎逻辑而已。同样，他们也没考虑科学发现范围内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哲学的首要原则就是选择一些方法论原则，以构成全部科学研究的说明性工作的框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可以把科学展示成具体体现这种科学哲学的各种原理，并且是根据它的教诲而发展的某种过程。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表明科学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确立在科学方法论原理上的工作称为“合理性重建”或“内在的历史”。同时，拉卡托斯认为给社会学家预留了一个角色，让他们以“外在的社会史”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说明的非理性的残余物。拉卡托斯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内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学发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对于外在史来说，内在史具有一种重要的优越地位，外史不过弥补了存在于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属于“病态”社会学研究，亦即科学方法无法充分说明的所有问题，就移交给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进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说明。拉卡托斯说：认为科学的内在的历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历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在的历史界定的。外在的历史要么对速度、位置、选择性等以及对人们根据内在的历史解释的各种历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说明；要么在历史与人们对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时，提出对这种不同之发生原因的经验性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们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中，把科学合理性与进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科学进步则表现在一个理论总体解题效力的提高，即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同时尽量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同时，劳丹对“认知社会学”提出了警告：“我们若要研究科学的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230在他看来，科学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强纲领SSK的原则不能界定一个值得承认的科学实践方式(即知识社会学)，它对科学实践的说明也不能用于说明它自身。劳丹希望社会学家扮演着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与思想史和认识论完全不相干的科学的非认识的社会学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划界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进入认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建议社会学家遵循一种“外理性原则”。按照这种方法论的约定，“当且仅当那些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能参与对信念的解释。”[2]217这种思想史家与知识社会学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顿·史密斯[3]的支持。牛顿·史密斯认为，至少存在关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说明，可以用来决定一个确定的信念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数科学哲学是“内在”于科学的认识论之中，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学内部，由罗伯特·默顿所确立的规范的社会学传统，目前仍然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但坚持科学制度与规范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拒绝社会学介入科学知识的成功内容。默顿学派一直关心的是科学工作是怎么样在制度化与文化中体现出来，恰当地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脱离了已有的社会规范。

面对着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务，布鲁尔与巴恩斯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对知识内容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强烈不满。为此布鲁尔提出了对称性原则。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强纲领的核心[4]，其具体内容是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对称性原则坚持，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观点还是不合理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就全部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探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获得解释。这就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理性模式，为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求合法依据。布鲁尔曾经多次举一个例子[5]来说明这种对称性。考虑两种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人们传统的信念，以及人们普遍接受的被认为比其他理由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词汇。面临着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与另一个部落文化信念之间进行选择时，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人来说，这些文化传统将会提供可用来对信念的选择进行证明的或辩护的规范与标准。关键在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他们的选择与评价像这两个部落的成员的选择及评价一样，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并不存在着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并且“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种环境中可算作是某种信念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被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它所关注的恰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原因”的理由。坚持知识与信仰是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够依赖于其部落的传统信念来对真理与谬误做出“直接”的肯定。社会建构在社会语境下对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消除了科学合理性的客观理性基础。正如马丁·霍利斯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所言，“强纲领的目的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之理性基础”[6]。

布鲁尔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劳丹与他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劳丹认为，不论科学研究的个体还是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构成对称性主题。首先，就科学研究的个体而言，他在采纳某种理论信念之前，必须具体说明该理论信念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基础，用因果关系解释理论信念，通过逻辑推论过程完成因果解释，这样就可成为保证其理性信念的原因。与此相对的，对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释却需要极为不同的解释，因为它们是“由社会和心理行为的直接行为导致的信念”[7]59。劳丹曾举例说：“如果接受某种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结果，那么认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引起的就毫无道理了。对信念Y和Z的接受当然也可能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对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会境况的间接结果。但是这并不能用来反驳以下说法：对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说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与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关，那么对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说明看来应该根据理性之外的因素来作出，例如该信仰者社会(或心理)的状况。”[2]207其次，就科学研究的群体而言，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产生的条件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社会存在两个群体：一个是非理性社会，另一个是理性社会。在理性社会中，人们只能在仔细怀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动者(指理性社会群体)自我意识到与自然相关部分的因果联系后才会采纳信仰，这些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理性行动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会里，即允许存在认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可以采用独立于任何公共的认知政策的信仰。每个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没有；每个人可以有信仰的证据，也可以没有等等。”[7]62理性社会和非理性社会的信念形成社会机制完全不同，两种不同信念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基础，这直接驳斥了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

对上述劳丹论证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观点，布鲁尔予以激烈的批评和反驳。布鲁尔认为，劳丹的理性解释模式实际就是“手段—目的计算模型”，该模型不论用于科学研究个体还是群体都缺乏说服力，更无法否定对称性。他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贬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经历恐吓、贿赂、洗脑或者损伤后的头脑内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产生真的不同吗?布鲁尔认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比不过是表明了“大脑是一个计算的机器”，“理性”表明机器处于运行状态，“非理性”是表明机器中断和失控的标签[8]。机器的运行和中断不过是装置的两种可能的物理状态，这种状态不需要任何先验的评价，“运行”和“中断”的语言体现了对称性原则。布鲁尔还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把对称性理解为“完全因果同质”即同种原因只能产生同种结果。而实际上，同种原因完全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总之，劳丹在这争论中始终坚持外理性原则，坚定地捍卫科学合理性理论。而布鲁尔则一直坚持要用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张对所有的信念进行社会因素解释。劳丹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知识，而且还强调了知识是真实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像劳丹那样要求把产生真实信念的机制与产生错误虚假机制区分开来的做法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借助了自然来进行的辩护机制。但如果强调的是“制造过程”，那么要求解释产生信念的机制，而不问其认识论地位如何，同样也是合理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布鲁尔认为除非社会约定，否则不会存在着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区分出真与假的信念，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

社会建构与科学哲学之争的关键还在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之争。科学或更为一般的经验探索，就是利用种种手段去发现世界可能是如何，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出现，得服从具有权威的哲学判断，以确保是合理的知识。科学哲学本身就具有某些毫无疑问的评价标准，如一套先验的逻辑范畴，无论是在康德意义上，还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这套规范都是无时间性的。

社会建构主义关键点在于拒斥这种“第一哲学”，他们认为，首先，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的区分是非常难以进行的；其次，有关劳动分工的问题，也即科学家的工作在前，哲学家的工作在后。这特别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工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们趋向于把科学哲学视为一种在时间上后继，是寻求对“完成了的”陈述系统的永恒的评价标准。再次，它还会产生出科学家自己在评价他们工作的角色与权利的问题，因为它同样把评价权威置于科学家之上，以致蔑视实际的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决定权。

社会建构主义还认为，作为一种合理的论证的辩护模式，消除了科学研究实际上所涉及的艰苦工作。在具有逻辑重构特征的论证被形成之前，(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几乎所有的艰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哲学家来说，论证是很有规则的，它并不会显现科学家实际上所显现的工作步骤。这种重构或许可能表明我们外行人能够接受的科学结论，但这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理想化了认知活动的概念。如果认为这种重构代表着科学家在制造知识过程中的实际推理，那么这与科学家的实践的认知活动无关。

这种区分还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发现的(逻辑)理性的明确拒斥。逻辑实证主义视发现的过程为随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运的。因此，科学哲学倾向于放弃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说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进行研究的实际场所的混沌状态的语境。获取带有真理主张的理论的科学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中获取了他们带有机遇与幸运的成果，但科学哲学家总是要施展他们的想像力、理论与实验方法的严格性来制止这类混乱的语境，他们所制造的理论能够被合法化与建构为真理的命题，他们为科学家制造了带有彻底简明与确定特性的逻辑的评价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发现的语境，就像语境自身一样，是不能被化为经验的。但对辩护语境的分析却给形式逻辑以特权。“赖欣巴哈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的要点在于有关科学数据产生的信息是无关于对这些数据的评价的。”[9]还有另外一种区分，即“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被确定为逻辑的，而外部被认为是经验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突破点就在于寻求发现中逻辑的作用，寻求辩护中的科学合理性的产生的社会致因。这样，逻辑在发现中就具有作用，社会与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价值”在辩护中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价值”一词的引入，两种语境的区分中的问题最终显露出来：传统的科学哲学所持有的发现的与辩护的区分，目的在于强调上述“价值”对理论的评价(规范标准)的无关性。规范并不是来自于经验的结果：两者间有着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线。两种语境的区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教条。社会建构主义否认这种鸿沟的存在。因此，从一开始，强纲领SSK与科学哲学的对抗，甚至超过了它与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的对抗。强纲领SSK要求用社会学来取代科学哲学，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尔不断地把传统哲学及其‘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目标。强纲领的整个事业就是特别关注于用社会学来取代所有的传统的认识论，继承了被称之为哲学的所有主题”[10]。

科学哲学家认为观察与推理对辩护是关键的。社会建构主义声称，当他们把观察与推理置于其真实的语境之中时，这些实践看起来并不像是哲学家所归属的辩护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家不仅是在观察；他们在特殊的场所，为特殊的目的而设计与操作特殊的实验，他们用特殊的测量仪器来计算特殊的样本，他们为特殊的田野研究选择特殊的场所。科学家并不理性；他们解释观察与实验，他们支持或批评猜测或假说，他们推理出结果，他们把模式扩展到新领域。在他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过程中，他们有着多种理由来进行一种特殊的选择与决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应用、审美价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费者的利益、对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就是包含在“社会”大伞下的各种因素。社会学家主张知识生产就体现在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着这样的实际实践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脱离了在哲学描述中的理想，知识并不具有传统哲学所描述的那种优越性。

三、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在波普看来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且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科学方法论中寻求答案，因为，方法论可以解释科学在提供有关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识方面的优越性。在波普以前，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通过经验积累的经验证据来为理论做出辩护，科学家运用确定的事实来证实理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科学就在向真理迈进。波普意识到，这种实证主义的策略会因为归纳问题而搁浅。因此，他更偏向于证伪而不是证实，用猜想代替了确定的真理。科学通过大胆的猜想与严厉的批判而走向真理。科学家从问题出发，走向逻辑概括与基本语句，这些理论概括与基本语句在原则上都是可反驳的。猜想越大胆，科学(客观知识)进步的速度就越快。科学必须接受严厉的判决性实验的检验，尽最大的努力去反驳理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学不是证实的游戏(寻求与普遍的理论相吻合的证据)，而是反驳的游戏(寻求证据来反驳它)，科学理论不是确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胆的猜测。波普的证伪主义为区分科学语句与非科学语句提供了一个划界标准。对波普的划界标准，柯林斯认为其问题集中在证伪性的经验证据是否具有可重复性这一点上。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作为一个逻辑条件，而证实与证伪却是实际的观察与实验的过程，波普与柯林斯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证伪是用直白而清晰证据去反驳理论，还是说证伪过程具有解释的模糊性，只有通过复杂的社会磋商来解决。此时，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谓的“实验者回归”的问题：最著名的论证出现在其《改变秩序》一书所讨论的韦伯对引力波探测的实验中。最初的发现刺激了大量在实验上“重复验证”的努力，包括许多物理学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测器”。结果是一组类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测实验，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结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引力波是否已经被探测到的问题同样也是实验是否有能力的问题，什么样的探测器被正确地设计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能说什么样的实验是有能力的，什么样的探测器是好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实验是能胜任的，我们就能说引力波是什么样的。这样，在柯林斯看来，并不存在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种合理的实验结果或者一种好的实验仪器，所有评价仪器的标准依赖于仪器在实验中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就导致一种实验的循环：好的实验仪器只有通过其获得的正确结果来定义，而正确的结果只有用好的仪器才能获得。柯林斯坚持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循环总是要困扰任何实验者。这就是“实验者回归”。在实践中，这种回归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谈判来解决的，并且这种谈判并不依赖于任何认识论的标准，而是靠解释学的力量来解决的，特别是由参与这场争论的科学家盟友与其敌人所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过程。“核心群”成员的活动，是运用“磋商策略”来打破实验者的回归，其结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满意的“适当的科学知识”。正是“核心群赋予社会偶然性以方法论的正当性”[11]。这就不仅对实验证据的确定性，而且对其合理性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实验并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础。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正是科学家之间的谈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决定着什么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实验，决定着什么才能算作实验结果，因此，这项研究对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提出了挑战。确定某些实验是否重复、是否可信，这仅是权力的显现，是一种文化与修辞的游戏，结果，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就成为科学家之间磋商的产物，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

总之，20世纪70年代布鲁尔提出了强纲领之后，标志着科学哲学出现了社会学转向，传统的科学哲学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应该承认强纲领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这主要因为它突破了传统哲学预设的自然科学知识内容不可被社会学家碰的，打开了科学知识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科学知识的广阔的社会与文化的分析语境，正确地看到了社会与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社会因素是首要并且是决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借助于权力与修辞手段社会性建构出来的；在这建构过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贬低甚至完全忽视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断了知识与物理世界的联系，显然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也没有给科学的内在逻辑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样：“在对科学知识的实际产生和演化过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状态的基本作用被社会语境所取代(在这种社会语境中研究资源以一种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认识论术语，诸如实在论和相对主义，应该相应地用社会术语所取代(诸如由某些研究资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证据等)。而这必然导致去消解科学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学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与揭示自然奥秘联系在一起。”[12]因此，对科学哲学中传统问题的探讨，我们不光要重视社会维度，也要更重视自然维度，不能顾此失彼。当然，我们也不赞同科学哲学中的反映论传统，我们应该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表征走向干预。这种实践的科学观它包容了诸如自然与社会、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等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实践范畴因而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过程客观性。科学实践中所融入的所有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性地注入科学实践的过程，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制造出科学。这一过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强行地化归为单一要素(如化归为自然，或化归为社会)，而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科学是在各种异质性要素的辩证的综合的语境之中突现出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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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方在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3]SMITHWN.Therationalityofscience[M].Boston：Routledge&KeganPaul，1981：238-257.

[4]大卫·布鲁尔.知识与社会意象[M].艾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7.

[5]BARNESB，BLOORD.Relativism，rationalismandthesociologyofknowledge[M]//HOLLISM，LUKESS.Rationalityandrelativism.Oxford：BlackwellPress，1983：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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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AUDANL.Thepeudoscienceofscience[M]//BROWNJR.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Holand：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

[8]BLOORD.Thestrengthofthestrongprogramme[M]//BROWNJR.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Holand：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84.

[9]SEAGELH.Justification，discoveryandthenaturalizingofepistemology[J].PhilosophyofScience，1980，47：297-332.

[10]SLEZAKP.Bloor''''sBluff[J].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1991，5(3)：241-256.

[11]COLLINS，HARRY.Changeorder：replicationandinductioninscientificpractice[M].London：SagePublications，1992：144.

科学哲学范文第4篇

科学哲学不是科学。将科学哲学看作是科学的母亲，甚至认为科学哲学可以给科学最一般的理论指导，就好像指望第二代永动机被发明一样不现实。我认为一个非常好的解释是这样说的，如果科学哲学像科学一样精确，以至于我们从中可以准确地把握某一科学理论的每个细节，及其发展方向的正确与否，那么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评判该科学哲学正确与否的超科学哲学应该是什么？换句话说，科学哲学具有评判科学进步与否的功能，如果一定要致力于研究出像科学一样的精确的科学哲学，从而得到科学进步最一般的公式，那么必然会出现超科学哲学这个学科，以便于给这以科学化的科学哲学做一个评判。因为科学发展需要这样一种立足点。

我们不知道维也纳小组如果得知如今的归纳主义被批驳的千疮百孔是否会感到黯然神伤。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归纳主义在解决科学理论是如何得出的这一问题上束手无策。当年，卡尔纳普的那本《世界的逻辑构造》中的那句名言：“科学始于观察”，至今仍然余音在耳。但现在的大多数的科学哲学家已经认识到他的理论就像他的书名给人的感觉一样，太过夸大了。“归纳主义的困难不仅仅是因为，事实‘依赖于理论的’，并且是可错的，没有充分明确的事实使他们观点得以维持，而且还因为，对于理论如何能够从可发现的事实中推导出来，没有一个明晰的说明。”①

归纳主义的困难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它的意义，因为当时正在与后面我将提到的否证主义还在进行着激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烈的智力交锋，但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事实而感到不安。因为归纳主义和科学史式的科学哲学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他力图给科学定理的得出提供最一般的科学方针。换句话说，有别于库恩、拉卡托斯或费耶阿本德的理论，逻辑实证主义想要解决的是科学真理问题，而他们更侧重于解决科学是如何进步的。

如果把现在的闻名的被认为是科学样板的理论全部都拿出来统计的话，我认为至少有95%的定理和定律是用到过归纳的方法的。（请注意，我并不是强调只靠归纳推理我们就能得出科学理论，我的意思是说归纳仍然是大部分科学论文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家们并没有完全按照科学哲学家纠缠归纳的缺陷的那样，不使用归纳的方法。在医药学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当实验员们为了验证新药品的特性时，会一次性做出几十个或几百个同类样品，目的并不是简单的统计层面上得出某个药品性质的发生属性概率，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种归纳推理的方法是稳定有效的。在我看来，科学没有受到科学哲学家们的争论的影响，实在是件幸事。

像柏拉图不愿意承认亚里士多德是他最出众，但又是最让他头疼的弟子一样，波普尔也是一个“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一样的人物。维也纳小组不得不承认，他们培育出了一个最有名气，但也是后来对他们的理论抨击最严厉，而且是最有效的学生。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更像是一部战斗檄文。他的序言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既然我们绝不可能确实地知道，就不可能存在有权声称是权威的权威，有权为我们的知识沾沾自喜或者自命不凡的权威。”②

的确，按照查尔默斯后来的说法，否证主义者并不比归纳主义者面临的困难小，但我们永远不可能从逻辑上把否证主义驳倒。虽然波普尔的否证主义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显得有些无奈，但科学理论发展脉络的雏形正是在波普尔“p1→tt→ee→p2……”的四段论的基础上得以成形的。正是这样，库恩、拉卡托斯、劳丹、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家才能在波普尔理论的基础上继续前行。

我并不是沉浸在对波普尔的颂扬，以至于我忘却了我写这一段的的主旨。我只是强调一下，正是波普尔对科学哲学的研究从科学逻辑转向了科学史，而他此后的科学哲学家大体都是按照他的方向走下来的。这不能不让人有些失落，科学真理如何得出这个问题其实还没有解决，他们就转移到了科学理论如何进步。一个不错的理由认为，科学真理也许并不错在，只能在科学进步中不断逼近真理，只要搞清楚科学是如何进步这个问题，科学真理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依靠动态的方法研究科学，依旧解决不了静态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比较幸运的是，有人也看出了问题。现代西方前沿的科学哲学，比如贝叶斯主义和科恩的非概率主义归纳正是这种趋向的回归。

当科学哲学家们为科学到底是什么还在争论的同时，科学家们似乎并没有关心这场争论的最后结果到底是什么。如果否证主义或者之后的科学哲学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正确的话，也许不只一个人为下面这件事而感到困惑，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宏观的层面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显而易见的否证了，而在微观的层面又被量子力学所代替。如果按照波普尔的说法，牛顿定理这种显见的否证后的理论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按照库恩的提议，相互竞争的牛顿范式、爱因斯坦范式和量子论范式为何相处的如此和谐。或者按照拉卡托斯的想法，这到底是三个不同的研究纲领，亦或是一个纲领中三个相互否证的核心。

科学以它自己的方式发展着，不单理论科学如此（比如，我上面提到的例子），技术科学也是如此。技术工程师和科学理论工作者相比，他们的哲学修养应该更为不足，甚至直接参加技术开发的人，从来不清楚科学哲学家们正在争论着什么，但是，正是他们快速地推进着科学的前进。在计算机行业，每项计算机硬件设备每年都在以几何倍数加速成长。从单核100m赫兹的中央处理器，到四核2000m的家用cpu，只短短的用了十年时间。用一个量化的标准可以这样描述，一个电脑的核心部件的性能正在以每年32倍的速度飞速发展着。这不能不让人惊叹，可以想象在这项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或者意想不到的失败，但他们不一定是通过求教过科学哲学家，才把这个问题处理的。就我硬件工作从业经验来看，更多的进步方案都只不过是以下三项的合取，即大脑的一闪念、技术的熟练应用和出错后的及时更正。

我有必要重申一下，我不是为了批判科学哲学，从而推高科学的地位。我只是在科学与科学哲学关系这个层面，探讨科学哲学不应该有的思想倾向。科学哲学不是科学，科学哲学同样也不具有站在科学之上，并向科学提供理论指导的能力。但这并不代表科学哲学没有作用，科学哲学所具有的批判和思辨的精神，在对科学理论的发展和评判方面，以及避免技术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危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个问题，不是我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重点。

科学哲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海洋科学 科学解释 哲学问题

海洋科学哲学是从哲学视域揭示和阐发海洋科学发展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海洋科学哲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海洋环境危机和人类视野转向是其产生的现实动因，海洋科学实践、海洋科学、海洋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藕合是其诞生的基础条件，研究范式的明朗化是其产生的基本标志。随着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洋科学更表现为一种显性的社会哲学形态。

1 海洋科学的科学解释

海洋科学哲学连接海洋科学和哲学的两端，是架设在海洋科学和哲学之间的桥梁。“大多数人以为，哲学家们思考那些非常普遍、非常深刻的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人与宇宙的关系问题。”基于这一视角，海洋科学哲学应该是对整个海洋科学事业在整个生活模式中地位的一种讨论。即深入思考从事海洋科学的意义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探讨，一是对海洋科学的整体性进行理论反思，从而形成海洋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二是对各类的海洋科学进行反思，形成海洋生物哲学、海洋化学哲学、海洋地质哲学等等。海洋科学解释始于具体的海洋科学问题，而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无法脱离特定的海洋科学理论和知识背景，随着海洋科学解释过程的展开，问题、背景要素与主体及其意向性要素相结合，使得原初的语境结构不断在新内容的补充下得以扩张、整合和更新，海洋科学解释的意义及其价值就是在由这四种主要元素决定的特殊解释标准与其语境结构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和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科学解释呈现出鲜明的语境开放性、系统性和横断性特征。正是从语境结构和要素的综合作用中才产生出解释规则、过程、标准及其模型的多样性、多重性和多元化。语境论思想能够进一步增进科学解释理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导向一种更广义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多元观念，从而包容各种不同科学解释思想内在的统一性和共同的价值。

海洋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解释海洋相关问题，如“海洋为什么是蓝色的？”、“海底生物为什么会存在？”、“海洋盆地是如何产生的？”、“阳光穿透海洋的能力怎样？”、“海洋颜色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等海洋问题。然而解释经验现象也并不只是海洋科学理论的目的，许多通常被当作非科学的知识，如神话、巫术、宗教等也能提供解释。在较远古的年代，人类常常采用这样的解释来解释自然现象，甚至到目前也未完全消失。与其它非海洋科学解释相比，海洋科学解释有不同，这种不同首先是由海洋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知识之间的不同而带来的。在一个解释中，如果解释的前提不是科学的，它包含如“神”、“活力”、“道”等一些没有经验内容或难以为经验所检验的概念所组成的知识，那它显然就不会是海洋科学解释。通常把存在于各种海洋科学解释中的一般特性称为解释形式，海洋科学解释形式可能有多种，最典型的海洋科学解释形式是演演绎解释，亨普尔曾认为只有符合这种形式的解释才是科学解释。

演绎解释过程的陈述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解释陈述；另一部分是被解释陈述。如“海水是咸的”、“木块浮于水”等就是被解释陈述。而解释陈述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一个或多个普遍性的规律或科学理论组成，它们通常由一些全称陈述表达，如“浮力定律”、“如果固体不溶于液体，那么固体会浮于比它密度大的液体之上”等就是如此。在演绎解释形式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的解释陈述。在科学解释中，这些普遍性的解释陈述通常就是科学理论。根据这种解释形式，如果不涉及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就不能做出一个科学解释，反过来，如果要科学地解释经验现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获得一个或一些普遍性的科学理论。一般来说，在科学探索过程中，获得科学理论是最关键的，科学的演绎解释形式再一次表明了这一点，它反过来也说明这种解释形式适应通常的科学观念。总体来看，演绎解释是一种典型的解释形式，它反映了科学或科学研究的某些一般特性。

2 海洋科学哲学主要问题

海洋科学哲学主要问题有两方面来规范：一是海洋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受到哲学基本问题域的限定；同时海洋科学哲学是对海洋科学这一特定领域、特定学科的哲学反思，它的主要问题大多是各个科学哲学家研究最多、激烈争论的问题，也是来源海洋科学理论和海洋科学实践中最普遍的问题。简括之，主要是：海洋科学发现的模式、海洋科学发展模式、海洋科学理论的评价、海洋科学与非海洋科学分界等等。

（1）海洋科学发现的模式。海洋科学发现发端于海洋问题，海洋问题是海洋科学家对新的观察或实验与旧海洋理论之间矛盾的觉察。假说是海洋科学家从经验资料逆推出来以尽可能解释其拥有的全部资料，通过类比和本体论，某些想法表达出来。如发展为似然的、结构完整的假说。假说通过演绎接受检验，然后被修改，精练、改进和完善，然后再接受检验，在获得更多的阳性证据的归纳支持后，它发展为海洋科学的定律或海洋理论，这就成为海洋科学家完成了一项海洋科学的发现。

海洋科学发现是海洋科学的心搏，没有海洋科学发现，就没有海洋科学的生命。把海洋科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是海洋科学的反思和自我意识的海洋科学哲学，理应更加重视海洋科学发现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研究。海洋科学之星对海洋科学发现的探索，就是寻求海洋科学发现活动规律。这一规律性即为海洋科学发现模式。

（2）海洋科学发展模式。海洋科学发展模式是海洋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西方科学哲学史上先后出现了众多的科学发展模式理论，如逻辑实证主义的“线性累积模式”，波普尔的“不断革命说”，库恩的“范式变革模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劳丹的“合理性的网状模式”以及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模式”理论，等等。随着时空背景条件的变化，以上科学发展模式理论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解释就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什么是21世纪海洋科学发展模式？海洋科学发展模式是关于海洋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其内在机理的完整描述。一个好的海洋科学发展模式不仅能够对海洋科学发展规律作出深刻说明，而且能够合理解释海洋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夏佩尔：“科学的发展不仅在于改变对自然的基本观点，而且在于改变对科学的描述语言；改变有关被这样的描述和分类的自然的问题本身；改变衡量这些问题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的标准；改变探讨这些问题的方法；改变衡量这些问题的合适的解答（解释）的标准以及衡量什么是这些问题的可以接受的解答、包括什么是证明或否定所提出答案的证据的标准；甚至改变对科学目标的看法。”2可见夏佩尔坚持了客观主义、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既避免了相对主义，同时坚定地反对了绝对主义。

海洋“科学---价值”模式，从根本上说是指衡量海洋科学是否进步的标准，在于海洋科学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就是海洋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3这种海洋“科学---价值”模式主张从海洋科学进步的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的角度阐明海洋科学及其价值的创造，关注海洋科学知识创新与人文价值的关系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这一模式提供的评价海洋科学进步的标准显得过于苛刻，因为人们很难将人类的价值目标从各种现实的具体的实践目标中抽取出来作为海洋科学进步与海洋发展的标准。时至今日，海洋科学发展问题仍然是海洋科学哲学的哲学议题。

（3）海洋科学理论的评价。在海洋科学史上，对于同一个海洋科学问题往往会有多种不同的解答，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海洋理论。对于这些不同的海洋理论，我们必须作出评判，判定哪一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而评判就得有标准。由此可见，海洋科学理论的评价是因为需要在众多海洋理论中作出合理的选择，从而促进海洋知识的成长及海洋科学的进步。通常海洋科学定义为真的海洋知识，从而在评价海洋科学理论时，把真理标准看成是终极的评价标准。但是海洋科学理论除了真的属性外，还有其他的属性例如价值属性、美学属性。允许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海洋科学理论。真理标准虽是评价海洋科学理论的非常重要的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评价海洋科学理论还有价值标准、美学标准。

（4）海洋科学与非海洋科学分界。海洋科学与非海洋科学的分界问题是海洋科学哲学的焦点问题（基本问题）。关于科学与非科学分界问题，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确实可靠性”标准：“科学通过其原理的确实可靠性而与意见、迷信区分开来。”这一标准是当时时代的要求，是人类早期历史阶段的真理观，时至今日仍然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科学哲学史上科学分界标准经历了从确定到模糊、从绝对到相对、从单一到多元、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媲变过程；随着海洋科学实践的不断深入及人类海洋科学观的变革而变化。非科学不一定是伪科学，哲学、逻辑、宗教等学科不是科学，但也不是伪科学，海洋科学必须具备可检验性，亦即可从命题中演绎出至少一个可以和观察、实验结果相比较的推断，可检验性一定具有可重复性，不同的划分标准反映了人类对海洋科学现象认识的不同角度，由于海洋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对海洋的认识也在深入，海洋科学的划界也许是一个恒远的议题。

3 海洋科学哲学的海洋文化取向

海洋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海洋科学，因而海洋科学文化也是它的研究领域，是人类对海洋科学的一种哲学反思，其反思过程亦即海洋科学文化的产生过程，海洋科学哲学的研究过程：从‘实证原则’‘证伪主义’‘约定主义’‘语言学转向’‘历史主义’‘科学无政府主义’等等，体现了海洋科学哲学文化取向，注重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认为实证主义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倾向于反科学实在论。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在进行了社会---历史的转向后，又进行了文化转向，海洋文化转向是海洋科学史，海洋科学知识社会学及海洋科学哲学研究的共同取向。从海洋知识论到海洋文化论，是海洋科学哲学文化取向的转变。传统角度上的海洋科学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海洋知识论哲学，它将海洋科学看作是一种海洋知识体系，井将所有的海洋学术研究归结为“海洋科学知识’，海洋文化论哲学将海洋科学看作为一种海洋文化，注重的是创造海洋科学文化的人，将海洋人才看作是海洋科学文化之根。为此，从海洋知识论转向海洋文化论将成为海洋科学哲学范式的重要转型，进而生成一种新的海洋科学哲学范式，即海洋科学文化哲学。海洋科学文化哲学的着眼点不再从逻辑出发，为海洋科学去构造一个又一个的逻辑体系，相反，它试图真正把握海洋科学历史和现实的实际过程，探究在历史上究竟有什么样的海洋文化因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在促使或推进海洋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在现实中又有什么样的海洋文化因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在推动着海洋科学的变化和变革。另一方面，海洋科学文化哲学不再仅仅锁定在海洋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范畴，相反，它更关注整个海洋科学发现和创造过程的人的因素和海洋文化因素，在它那里，整个海洋科学发现和创造的海洋文化过程，不仅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更重要的还涉及本体论，即洞察力和创造力的人。只有透彻地理解人（创造者）及其所蕴含和展现的全部的人性和文化，才能深刻地把握海洋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精髓才能真正起到海洋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作用。海洋科学文化哲学也是一种新型的海洋文化哲学，肩负着海洋文化哲学的使命。这种使命就是，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海洋文化，为新时代树立一种新的海洋文化观，从而真正引领海洋文化的进步。事实上，海洋科学文化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肩负起这种使命而开辟的。

对海洋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反思的结果是海洋文化哲学的转向，在21世纪海洋文化哲学作为思维方式将成为一种主导的哲学意识形态。从海洋科学哲学到海洋文化哲学实际上就是人类对自身本质认识的发展。对人的本质的全面认识使海洋文化哲学作为新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超越海洋科学哲学而成为当代海洋哲学观的现实。“对人的精神的理解，必须植根于对人的需要的分析之上”显然，海洋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对情感与意志等精神性因素是无能为力的，而海洋文化哲学对人类精神、情感和意志的特别关注及对海洋科学哲学的批判自然就成为满足人类需要新发展的意识形态，如果把思维方式看成是哲学的本质，那么19世纪、20世纪就是作为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海洋科学哲学的世纪，而从海洋科学哲学到海洋文化哲学的转向则使得21世纪必然是作为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海洋文化哲学的世纪。海洋科学哲学取向海洋文化要取得迅速发展，关键是不可限制于海洋科学哲学划定的实证方法，同时也不可局限于科学哲学所采取的思辨方法；海洋科学哲学取向海洋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拓展海洋科学哲学的研究取向，应该发展出独特的方法与方法论；这是海洋科学哲学取向海洋文化哲学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Rome Harry，The Philosophies of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

科学哲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哲学；特征；启示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62-02

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泛文化思潮，是以新解释学和解构哲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现代思想舞台的，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成为一种时髦的流派。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艺术、文学、语言、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等观念形态的诸多领域，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科学哲学，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折。

一、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形成

科学哲学在20世纪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现代主义的发展阶段后，转向了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方向。毋庸置疑，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哲学相互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是通过一种双向运动而实现的。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自20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地席卷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它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为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可接受性带来巨大的震撼。这种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学领域中泛起它的漪澜。所以，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作为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运动中的深入，是现实地存在着的，并深嵌着时代的烙印。”[1]另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产生也是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波普尔、费耶阿本德等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代表。正如美国学者R.萨索尔所说的:“到后现代性领域……上去旅行，部分地是和卡尔·波普尔一起进行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有保罗·费耶阿本德为伴……所有这些同伴都对一种适用于科学的后现代哲学的感受性作出了贡献，因而成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2] 在R.萨索尔看来，是斯蒂芬·图尔敏最早在1981年使用了“后现代科学”这一术语。1991年，《科学哲学学会》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后现代科学哲学”一词。从此，“后现代科学哲学”便被学术界普遍使用了。

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特征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有：罗蒂的后分析哲学所代表的后哲学文化观、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利奥塔的后现代的实用知识观和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尽管他们的理论内容和侧重点不同，但是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科学哲学，他们却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

1.反对基础主义，否定科学有独立于整体文化的任何基础。基础主义认为，任何认识都有一个基础来作为判定知识合理与否的标准，并且这个基础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例如，逻辑经验主义把“经验”作为科学知识的唯一基础，并以此去建立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标准。而后现代科学哲学则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知识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标准和合理性问题。罗蒂明确指出，“客观性就是主体间性”，科学研究和其他人类活动一样，“只有一个伦理学的基础，而没有任何认识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基础” [3]。范·弗拉森也认为，“现代哲学是一种对基础的探求”，这种哲学的错误“是囿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所以，他主张把基础主义作为错误加以摒弃。法因则更是如此，他认为，从总体上要肯定科学认识的真假好坏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基础能够与科学认识形成对照，作为检验该理论真假好坏的标准。

2.反对本质主义，否认科学的目标是追求真理，否认真理的存在。本质主义认为事物都有固定的本质，科学认识的目标就是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即真理。后现代主义则从反对本质主义出发，根本就否认有客观意义的“真理”。罗蒂认为，“对于真理没有什么东西好说，除非我们各自把自己觉得最好加以相信的信念看做是真理加以赞扬”，“真理只是对一个选定的个体或团体的现时的看法”[3] 。费耶阿本德主张用一个比较不具有冒险性的或风险性较小的概念—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来代替真理，除此以外，其他方面统统用括号括起来。范·弗拉森也明确表示，“科学活动是建构而非发现，是适合于现象的模型建构，而非发现关于不可观察物的真理”[4]，“没有任何证据使我们相信所接受的理论为真” [4]。

3.反对表象主义，否认科学知识具有客观性。传统西方哲学是在主客二分基础上展开的，认为人的认识就是主体运用其理性能力去反映客观世界，知识具有客观性。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都未超越主客二分这一认识论框架。后现代主义根本就否认科学知识有超越于人的客观性。罗蒂表示，“实用主义者愿意放弃对客观性的期望，即想与一个不只是我们自己认同的共同体的实在接触的愿望，而代之以对某个共同体的亲和性的期望。”科学理论的检验也“只是努力把它们与我们已有的信念编织在一起”而已。范·弗拉森认为，科学理论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只是“适合于现时经验的模型建构”，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反映客观世界，而“是给我们提供经验上恰当的理论”。

4.摒弃形而上学，拒绝任何体系和规范。自逻辑经验主义诞生以来，形而上学就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批判对象。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费耶阿本德从自然界没有同一性出发否定了作为形而上学的科学哲学。后现代科学哲学则彻底摒弃以往形而上学理论，终结了形而上学。罗蒂抛弃了形而上学的传统，主张“超越科学哲学”与科学认识论，用解释学代替认识论。而法因则认为，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解不能指导科学家的行动，哲学的作用在于确立一种“自然的本体论态度”，科学不需要哲学。

由此可见，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对传统科学哲学的一次全面否定，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否定了科学的真理性，取消了科学在人类文化中的特权地位，消除了科学与非科学的二元对立，成为一种反科学主义的思潮。

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几点启示

尽管后现代科学哲学家贬低自然科学的地位，强调用艺术学、政治学等的观点和标准去审视科学，对传统的科学哲学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但是，后现代科学哲学作为一种时代的产物毕竟对我们具有启迪作用。

1.后现代科学哲学促进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辩证化趋势发展。在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们都为寻求客观真理来论证科学的客观性；此后，历史主义学者库恩、费耶阿本德大肆宣场科学的主观性，使科学哲学走向了另一极端；随后，科学实在论再次批判历史主义，而反实在论又在新的斗争中诞生。在这种反复的变化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使人们完全信服。于是就出现了诸如范·弗拉森这样的辩证论者，一方面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科学的语用性质，从而推动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辩证化发展。

2.后现代科学哲学启迪人们研究科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使研究方向从抽象转向实际。历来的科学哲学研究都是纯理论的研究，科学哲学家们总是根据科学描述的情况总结观点。但是，“在科学理论的总体结构和理论内容的总体特征方面，存在着日益深刻的哲学分歧”[4]。科学所描述的情况只是理论性的，而非实际如何。后现代科学哲学把这种研究方式视为形而上学加以摒弃，这无疑促使科学哲学研究进一步向实践的方向转变。

3.后现代科学哲学在研究方法上启迪我们对各种类型的科学理论进行具体的分类研究。现代科学哲学所主张的是对科学的总体解释，在此基础上追求真理。后现代科学哲学则放弃了这种研究方法。范·弗拉森认为，真理是科学活动很难达到的，而理论的“经验适当性”则经常可以实现。他结合了语义分析与语用分析的优点，分别阐释了理论与世界的关系和理论与应用者之间的关系等。这种分类研究科学的方法正是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所主张的。他们认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不同，认识到的世界也是千差万别的，而分类研究正体现了这种差异性，是合理的研究方法。

总之，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产生意味着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终结。尽管后现代科学哲学未必代表着今后科学哲学发展的方向，但相信人们将会从中得到新的启示，从而推动科学哲学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 郭贵春.走向21世纪的科学哲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7.

[2] R.萨索尔.后现代科学哲学导论[J].国外社会科学，1997，(5):45.

[3] R.罗蒂.后哲学文化[M].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81-80.

科学哲学范文第7篇

【正文】

在《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注：洪晓楠：“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1期。）、《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三次转向》（注：洪晓楠：“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三次转向”，《大连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1期。）等论著中，我提出了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经历了社会—历史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和后现代转向的观点，其中对文化的转向未能完全展开，似觉言犹未尽，拟在此作进一步申说。所谓科学哲学之“转向”，在我看来，就是改变了原有科学哲学的主题和观念，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和研究方法的变换。具体而言，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之“文化的转向”是经过逻辑经验主义及其遭遇的挑战和历史主义的发展实现的。就其根源而言，这一转向是科学史、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研究共同汇成的一股洪流。

一、文化转向的科学史根源

就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来看，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虽然都以科学为研究对象，但分属不同的学科。它们有各自的研究角度、方法，以及范畴、体系，不能混而为一。但二者又互相渗透、互相促进。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20世纪上半叶，科学哲学曾有一段长时期根本不屑于顾及科学的历史，而陶醉在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上。然而，科学史的研究却打掉了科学哲学的这种傲慢和偏见，成为科学哲学第一次转向——社会－历史的转向的前奏。同样，正是科学史研究中的从科学主义的知识观到文化知识观的转变成为科学哲学领域中文化转向的前奏。

早在30年代，科学人文主义的倡导者、美国科学史家萨顿就在其《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1937年）一书中提出“科学人性化”的任务：“由于精神上的混乱是如此之深，以致单靠任何一种方法不可能消除弊病，大概可以肯定，任何不把科学人性化包括在内的药方都不会有任何功效。人们必须找到把科学和我们的文化的其它部分结合起来的方法，而不能让科学作为一种与我们的文化无关的工具来发展。科学必须人性化，这意味着至少不能允许它横冲直撞。它必须成为我们的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始终是为其余部分服务的一部分。使科学人性化的最好方式，即使不是唯一的方式，就是对科学作历史考察——就像我们对文化的其它要素一直所做的那样；必须研究它的发生和进化，并且使人们认识到本世纪末每个时代的科学成就，从开始到最后，都是人的成就。……（如果科学只被人从技术的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那它就简直没有任何文化上的价值。”（注：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萨顿出于他对科学的深入考察和深刻理解，洞察到尽管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和“文明的中枢”，但也可能导致对人性的忽视和冷漠。他说，科学技术专家们的“技术性头脑”和“技术迷恋症”可能使他们的精神麻木不仁和无知无觉达到那样一种程度，以致“对人性已完全排斥，他们的心灵对仁慈已毫无知觉”。因此，“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这种新人文主义将围绕科学建立起来，“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注：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所谓科学的人文主义，它是人文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它包含了科学而不是把科学排斥在外——如果你愿意就叫它为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更好些叫它纯粹的人文主义和文化”（注：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在萨顿看来，“无论科学可能会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却是人性的。每一个科学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果实，都是对它的价值的一次证实。……（没有同人文学科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注：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萨顿的核心思想是：强调科学在人类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强调科学的统一性显示了人类的统一性；强调科学和人文主义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萨顿的科学人性化思想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性的人祸造成的普遍的思想混乱，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更大的世界灾难唤醒了更多的人对科学进行深刻的反思。

著名的科学史家布朗诺夫斯基被公认是科学人文主义的象征。他本人是数学家、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但是他的成就却表现在科学史方面，特别是在对科学人文主义的阐释上。在这方面，他出版了十多种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科学与人文价值》（1958年）、《人类文明的跃升》（1973年）。在他看来，科学的价值就是人的价值。他深刻地分析了科学家社会，并以科学家社会为蓝图进而描绘了科学人文主义的远景。科学家自身所组成的社会，靠一种道德的力量维系。这种道德主要表现为：他们不发狂论、不欺骗，不会不惜代价地去游说；他们既不诉诸偏见，也不诉诸权威，并常常坦白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们的争论是适度的，并且不把辩论的对象与种族、政治、性格或年龄牵连进来……但是科学家社会的这些美德既不是导源于其成员的品德，也不是来自职业要求保持良好行为的公约，它们乃是由科学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因为这些价值原是科学实践中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独立与创新、自由与宽容是科学实践的条件，而且是科学对其本身所要求、所形成的价值。因此科学家社会必定是个民主的社会，因而科学的价值便是人文的价值。沿着单纯的科学社会方向可以发展民主社会的伦理价值：不墨守成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公正、荣誉、人性尊严以及自我尊重。当今世界文明的困境，并不是科学的恶果，而是人们鄙弃了真正的科学精神（注：董光壁：“当代新道家兴起的时代背景”，《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2期。）。总之，对科学加以人文主义的观照，以求减少乃至弥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裂缝，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这一转向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中也明显地得到了反映。

二、文化转向的科学社会学根源

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关系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关系相类似。由于科学是一种文化，它受文化情境的制约，与此同时，科学既是一种知识，又是一种社会性事业和建制，它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它内部的逻辑和认识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它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因素。如果说科学哲学偏重于从内部探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那么科学社会学偏重于从外部寻求科学发展的社会机制。但是，科学社会学不可能单纯从外部来研究科学和社会的关系，而不顾科学内部的状况、问题和发展前景。科学哲学也不可能完全把科学封闭起来，而不过问科学的社会－文化背景。两者既相互分工，又相互交叉。因此，否认社会因素的内在主义和否认内部因素的外在主义都是片面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社会学是科学哲学的延伸或扩张。在另一种意义上，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和走向。

所谓科学社会学是把科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的一门交叉学科，它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把科学作为一个开放性系统，从整体的、动态的、最优化的观点去研究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20世纪30年代，从社会学角度对科学作出解释的种种活动达到了全盛期。差不多与科学史领域的萨顿同时，在科学社会学领域，英国物理学家、科学史家贝尔纳看到科学的社会危机而开始探讨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年出版了他的研究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1957年又出版了《历史上的科学》。贝尔纳强调科学对历史的作用，维护科学的地位并引导人们注意科学知识增长的后果。贝尔纳强烈呼唤，特定历史环境对于促进经济条件的作用，而这些经济条件对于激励科学与技术创新是必须的。科学从属于那些历史地决定了的社会因素，因为知识的价值（包括文化价值），存在于知识的应用之中，因而，纯科学与应用科学不可能作出有意义的区分。可以说，贝尔纳的著作对科学家运动、科学社会学研究和科学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美国的小摩里斯·李克特在《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中全面地分析了各种关于科学的社会学观念，提出了他自己的把科学看成是“一种文化过程”的概念，并且在这一概念的框架内分析了科学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以及科学本身的社会结构。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她们都是文化系统”。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看待的。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注：参见刘君君：“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科学技术人类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1期。）。这一切意味着科学哲学开始走出单纯的科学文化的局限，预示着科学哲学进一步走向人文主义，带着更浓厚的文化哲学色彩。

三、文化转向的哲学表征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科学哲学领域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一统天下（从某种意义上看，逻辑实证主义正是科学主义的一个典型），那么实际上几乎与此同时，就有不断萌发的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例如，在科学哲学的外部就有现象学。现象学家胡塞尔通过对现代科学危机的考察，深刻地认识到：“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对于这种“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现象学从形而上学的根本上予以批判，揭露现代科学导致对形而上学即“理性信仰的崩溃”，并且，“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4页。）即便在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内部，也有菲利普·弗兰克一类的人物致力于对科学哲学的人文理解。作为“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菲利普·弗兰克曾从这样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即：现代人类文明所受到的严重威胁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科学的迅速进步同我们对人类问题的了解的无能为力。而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根源，又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为此，我们就不仅需要了解科学本身，而且必须了解科学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地位，说明科学与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建立一个关于概念和定律的统一体系。因此，菲利普·弗兰克将科学哲学理解为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缺少的环节”，也就是沟通两者之间的“桥梁”。所以，菲利普·弗兰克致力于在科学的历史根源、它的哲学分支以及社会成果中，培育出科学的人文主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的新视野表明，科学哲学的发展经过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向，这就是“文化的转向”，经过文化转向之后的新科学哲学所持的立场大致是一种文化学的和人类学的立场，也就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哲学的立场，其根本标志就是对科学哲学的人文理解，力求纠科学主义之偏。这首先表现在波普尔的哲学中。1962年，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一书的序言中，把他的基本论点概括为“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1985年他在为中文版《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撰写的前言中，更意味深长地写道：“我的著作是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注：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页。）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都是试探性的假说，而且永远是试探性假说。因而我们必须从错误中学习，通过经验批判和理性批判细心地寻找错误，进而排除错误、逼近真理。但错误总是伴随着认识，伴随着科学。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样，那种认为自然科学等同于全部真命题的集合的观念就是很难成立了。波普尔的贡献不唯如此，他还比较早地将解释学运用到科学哲学领域，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发动了一场“解释学革命”，从而进一步拓宽了科学哲学的疆域。实际上，在哲学中海德格尔首次使解释学转向了本体论研究，也是他第一个阐明了自然科学的释义学性质。他认为，我们在把事物作为认识对象加以认识时，它早已与我们的存在和实践有了关联，科学对物体的“第一性质”的发现并不是与实体的最初相遇，而只是解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真正基础在于他们的本体论条件，即此在的存在。在海德格尔以后，伽达默尔、波普尔、库恩、赫斯、费耶阿本德等都具有使自然科学解释学化的倾向。例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指出他的目的不是使方法和真理对立，而是表明科学方法的局限性，只有通过解释学的理解才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与真理概念”。波普尔在题为《关于客观精神的理论》的讲演中，他在理解、理性批判与科学精神之间划了一道连线，探讨了科学精神向解释学领地扩展的可能性以及批判理性主义与解释学的诸多契合之处。可以说，波普尔试探性地拟出了一份科学解释学的草案，它对于阐明科学的解释学向度，在更深广的意义上实现二者的“视界融合”，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波普尔之后，罗蒂更是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德里达式的解释学运用于科学哲学，宣告了近代传统科学哲学的解体。这不仅消解了自本世纪初以来的科学哲学与人本哲学的对立，而且把前者溶合于后者，开了否定科学哲学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先河。

从科学史家萨顿强调科学的人性化到波普尔强调科学的可错性，这是科学哲学经历“文化的转向”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就是使科学的可错性第一次获得了历史性的确认，科学的人文性、文化性亦复如此。可以说，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中第一个有自觉意图建构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他的科学哲学实际上就是科学文化哲学（注：洪晓楠：“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演变”，《求是学刊》，1998年第5期。）。

自波普尔以后，从科学历史主义到新科学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大都具有比较强烈的科学文化历史意识。科学历史主义的创始人图尔敏批判地描述了逻辑主义者关于科学的形象：“科学或技术……被描绘成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机械的、没有感彩的归纳活动；放弃了仅仅依据技术效益而设计的集体主义政策与实践；忽视了它们对于各种各样有血有肉的人的长远影响。由于缺乏个人洞察力、情感、想象力或缺乏一种其特定活动对其他人影响的这种感受，科学家对于他的同胞，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把对他们的关心仅仅当作是社会实验与技术实验的额外课题。”此外，图尔敏还从科学体制的角度看到了人文主义科学的发展，其目的是维护纯粹的人类利益，反对科学技术活动对个人生活与幸福所构成的威胁。因此，“真正的问题确实存在，简单地说，这一问题就是怎样使科学更加‘人道化’。”（注：斯图亚特·里查德：《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姚尔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205页。）英国科学哲学家波兰尼更明确地提出了一整套以人性为基点的新科学观，他说明了传统自然科学中实证方法的局限，揭示了科学背后的人性内趋力。他认为，那种标榜自己为“精确科学”的科学观已成为今天种种危险错误的最大源头；他还称坚持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传统科学观为“科学蒙昧主义”。在此基础上，波兰尼建立了一种具有与人性不可分割的性质的意会认知哲学。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更明确地指出人们对科学理解所存在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是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害怕科学业已变成一种发展得超出人类的控制的不道德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的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机器。”（注：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瓦托夫斯基强调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实际上就是对这种“现代人的困惑”的理论反应。瓦托夫斯基认为，科学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缺少的环节”或“桥梁”，它的实质内容是把科学思想的概念和模式当作人文主义理解的对象而进行阐释。他说：“科学哲学提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力图以某种首尾一贯的方式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哲学如果不致力于寻求首尾一贯性，不寻求把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知识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综合起来，那它就无存在的必要了”；“从哲学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注：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因而，“达到科学的人文理解就是在自身中实现和认识到由科学本身所例证的那种概念理解的模式；去影响一个人自己的理解与科学所显示出的那种理解之间的和睦关系，这就使得有可能认识科学思想的充分的人文主义”（注：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588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哲学也是排斥价值的。当人们从新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科学的时候，价值自然也就进入了科学，与此同时也进入了科学哲学，并由此而引起了深刻的变革。库恩的科学哲学就是如此。他强调价值理性的重要性，从而实现了从单一的科学理性到多样的价值理性的转变。他以包含信念追求、价值选择、世界观等文化价值因素在内的范式理论，否定了科学理性和逻辑方法的绝对确定性。库恩的创新，从根本来说就是变革了科学哲学与科学的实际历史、科学家的活动不相干的状况。他承认科学是一种合理性的事业，但他所理解的理性已不是冷冰冰的僵硬的逻辑，而主要是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选择。换句话说，科学事业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事业。因而，科学活动的意识即科学精神，总是受到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国家和民族人们普遍的信仰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特点、社会习俗或风尚以及社会制度等构成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如果说波普尔所看到的科学家基本上还局限在逻辑主义范畴的话，那么库恩所看到的科学家已经走向社会历史的广阔天地。如果说波普尔注目于科学家个体的话，那么，库恩更看重科学家群体。因此，历史主义的兴起必然要冲破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隔阂，反对科学主义的正统观点。

费耶阿本德将文化人类学作为他进行科学哲学思考的基本支柱，“人类学方法是研究科学的结构（就此而言，也是研究任何其他生活形式的结构）的正确方法”（注：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所谓对科学活动进行人类学研究，在费耶阿本德看来就是必须探索科学家实际上怎样研究他们的环境的方式，必须考察他们的产品即知识的实际状态，和这个产品由于复杂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中的决定与行动的结果而发生变化的方式。人们用这种方法（人类学方法），试图在其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去“了解”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的“关键观念”，而不歪曲它们的非正式的性质、丰富多彩、不清晰性和暖昧性等等，这些性质都有重要的功能，把它们加以逻辑重建，就会看不到这些功能。所以，费耶阿本德强调对于科学理论进行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包括历史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工作）的重要性。例如，他自己对于17世纪的哥白尼—伽利略宇宙论的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时期的人类学研究。费耶阿本德还在1990年出版的《告别理性》一书提出了“告别理性”的口号，实际上他是想告别理性主义。他表明，理性主义即使对于科学本身也是要不得的。我们应当把对科学的关怀从其方法转移到实践。科学是活生生的丰富的实践，用理性去穷尽它，规范它，是它。如果把科学作为理性主义的化身而主宰整个文化，那么这种“科学沙文主义”更是与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的“自由社会”不相容的。费耶阿本德认为，文化包含诸多传统，科学只是其中一个特定传统。对于创造性的人类及其社会来说，各个传统有着平等的地位和发展机会。他写道：“自由社会是赋予一切传统以平等权利、平等地享受教育的权利和平等的其他权利地位的社会……（选择一个传统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是一种武断的行为，它只能诉诸权力来加以辩护。”（注：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93年英文第3版，第228页。）费耶阿本德通过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引进科学哲学，极力反对“用科学的名义扼杀文化的意识形态”，并向人们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以暗示传统科学哲学的终结。

科学哲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哲学/科学理性/语境化

【正文】

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否具有现存性？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趋向存在哪些最基本的特征？科学哲学的这种后现代趋向的前景如何？尽管这些问题都是可争辨的，但只要我们将科学哲学的发展纳入整个20世纪人类文化进步的狂飙之中，就会发现在各种文化思潮的冲撞中科学哲学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着后现代性，而由于这种后现代性的渗入而凝现的后现代趋向特征，也深嵌着时代的烙印；同时，科学哲学也以它独特的运动性质展示出了哲学理性的意义，并探索着朝向21世纪的出路。总之，我们赋于科学哲学运动以后现代性趋向，正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它的历史地位、发展趋向和本质，而不是其它。

一、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现存性

20世纪中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和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它所彪炳的后现代性席卷了西方哲学的所有领域［1］。所以，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作为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运动中的渗入，是现实地存在着的。不过，后现代科学哲学绝非任何一种派别、一种有形的组织或共同体，更不是任何一种特定的“允诺”；后现代科学哲学乃是在对现代性的反叛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系列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趋向性。换句话说，没有这种趋向性就没有后现代科学哲学。从科学哲学的历史进程来说，现代性的三个主要论点是：（1）认识的基础论；（2）语言的表征论；（3）理论建构的原子论。当然，在现代性倾向中这些论点并不是纯粹唯一的，存在着相应的现代反对趋向。例如怀疑论对基础论的排斥，怀疑思想的绝对论断和语言的精确性；语言的表达论对表征论的排斥，主张在无指称的情况下，诉诸于某种合理的或道德的论述以实现纯粹的表达；群体论对个体论的排斥，强调整体是个体集合的方式来假设个体的地位和功能。无论这些倾向多么不同，但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现代性的轴心。这个轴心就是以经典力学为基底的整个现代世界观的本质内核。倘若形象地扩张这种隐喻，可以通过笛卡尔坐标来表现这种现代性的三维概念空间，以展示各种现代性趋向的同源性和异向性的特征：［2］

附图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怀疑论对基础论的排斥，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对基础主义的颠覆，因为后现代主义并非怀疑语言或思想的精确性，而是对对应真理论的消解。表达论对表征论的排斥，也不同于后现代意义理论对表征论的否定，因为后现代意义理论不是不要指称，而是对指称论的纯粹实在论的解构。群体论对个体论的排斥，亦不同于后现代整体论对个体论的批评，因为后现代整体论不是把整体看作“个体的整体”，而是把个体看作“整体的个体”，是对个体的重构。总之，这其中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具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论的层次性。

从这一视角看，后现代科学哲学由朦胧到鲜明，由狭小到广大，是科学哲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是一大批科学哲学家身处“后现代”的思潮中反叛“现代”的结局，它具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另外，构成整个后现代科学哲学演变的两个最基本的哲学立场，是认识论中的整体论和语言哲学中的意义理论。一系列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嬗变、表现、派别和关联，都是在这两个最基本的立场上延伸和展现出来的。

首先，首擎后现代科学认识论之旌的是W.奎因。因为奎因不仅仅用整体论的说明取代了认识的基础主义，而且用新的图景或隐喻取代了现代认识模式的“层级蛋糕”；彻底地打碎了还原论的梦想，用知识的整体网络代替词或陈述去面对经验的法庭，从而使理论和资料、事实和价值、意义和真理都在整体论的意义上构成一体。同时，在奎因看来，真理并不是客观的特性，而是一种使“语义上升”的判断。也就是说，当这个判断被适当地定义时，可通过将该判断与该句子的引述结合起来而再断言任何句子，即通过“内在化”而不是“先验化”的途径去实现对真理概念的解构。总之，这正象普特南指出的那样，“奎因既解构了概念，同时还拒绝说这种解构是对被解构物的简单抛弃”。［3］这种“解构”绝非简单的抛弃，而是整体论基础上的“重构”。可见，立足于新的整体论的视角对传统现代概念进行“解构”，是奎因哲学的一大特色，并以此引导了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趋向；同时，这也是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发端的一个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解构的方法，使奎因堪称科学哲学的解构论者，并对尔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发展都产生了同样的后现代性的解放和促进作用，影响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历史命运。

其次，奠定后现代科学哲学基础的是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的语言哲学理论。尤其是关于意义的关键在于命题的思想，构成了语言多样使用和处理世界复杂关系的具有后现代特性的评价范式。维特根斯坦强调了在人类叙述中，而不是在超语言的独立实体中，去发现讲话形式的意义；表明了语言使用的多样性恰恰是说明了个体语言表达形式及命题态度是人类整体语言中的个性体现，而不是说人类的整体语言仅仅是表达形式及命题态度的个性的简单集合。在这里，对语言使用的多样性或语用的特殊语境的强调，正是基于语言整体本质或整体结构的要求而实现的，这一点表明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是后现代性的一种趋向。而奥斯丁的“讲话—行为”理论消解了指称和表达之间的机械区别，指明语言与世界、语言与命题态度、语言与共同体的语言约定之间的关联，都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从整体中排除出去。事实上，这是诉诸于一种行为主义去消解意义的表达论和表征论之间的对立的绝对性，从而给出了一种后现代性能够生长的基底。

在科学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具有后现代性趋向的认识论和意义理论在各个方面的扩张和渗透，使科学哲学的各个领域都自然而又必然地、自觉而又不自觉地打上了后现代性的烙印。倘若我们超越任何具体科学哲学研究的形式约束，从方法论的后现代特性上去分析，可以看出至少存在着如下三个本质的特性：

第一、本体论性与整体论性的结合。随着科学哲学后现代倾向的发展，为了彻底地清除基础主义，消解简单的反映论和还原论，必须从方法论的统一性上赋予测量、经验、语境、范式等等最基本的概念以特有的本体论性，以使它们能够构成各种语义分析的基底，而不必在本体论的分析上导致形而上学的不断后退。另一方面，为了清除本质主义，解构绝对论，又存在着赋予具体的测量、经验、语境、范式等等的范畴以整体论性的必要性，以便在“个体的整体”和“整体的个体”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必要张力，探索相对的真理性，避免那种绝对的终极真理的断言。所以，在一个恰当的基点上把本体论性和整体论性结合起来，寻找测量、经验、语境和范式的本体论性和整体论性的统一，奠立整个科学哲学理论大厦的稳固的逻辑基点，既是后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又是后现代科学哲学较有前途的可能出路之一。

第二、理论模型与意义理论的同一。在后现代科学哲学中，理论模型的建构与意义理论的阐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形成了科学哲学理论的框架形式的多样性与科学哲学本质意义的表现形态的特殊性的统一。比如，库恩的范式论与语义整体论的结合，把解释学的方法引入了科学哲学的研究，最先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使后现代趋向在理论模型的层面上鲜明地突出出来，被人们认为是后现代科学哲学成形的标志。又如普特南的图景论与内在化的意义论的结合，把科学实在论的立场由“本体论的约定”推向了“意向关联性的扩张”，从而把语义分析导向了语言的意向结构的深层揭示，代表了后现代性的一种趋势。再如范·弗拉森的经验建构论与语用论的一致，把科学理论的建构与意义的语用性联结起来，强调了科学的说明不是纯粹的科学，而是科学的应用，从而建立了独特的语用论的解释论，展示了后现代性的趋向。

第三、科学认识论与自然主义的同构。为了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难题，把对科学信仰的论争转变成对工具和实现途径的选择，这是把科学认识论与科学的、语言的、实验的、历史的自然主义关联起来并推向后现展趋向的实质。另外，这样一种后现代性的趋向，是要在某种自然主义的轴心上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现某种不可分割的相关性；或者说，是试图把自然主义的观念放在一个“收敛”的哲学基点上，向所有不同的科学知识和文化领域“发散”。罗蒂就是沿着一条自然主义的路线，从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哲学的基点出发，试图彻底地变换“现代”哲学的传统框架，导向真理的合理性在于词汇工具选择的适当性的“拟文学哲学”主题。不言而喻，把自然主义与认识论同构，并在这种同构中转换哲学的“基点”和“趋向”，正是典型的后现代性的选择。

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后现代科学哲学中，对科学理性的唯一独尊地位的挑战，对科学理性绝对化的审视是必要的。但是，试图通过泛文化的消解途径将科学哲学解构成为各种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或文学的研究，从而取消科学理性则是不可能的。［4］十分明显的问题是，后现代的“解构”战略是双刃的。一方面，在解构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使用被解构的范畴，这就是德里达所谓的“在删除的基础上写作”。另一方面，“解构”永远是不完备的，因为意义从来是不完备的。因此，任何一个解构过程都蕴含着另一个新的对自身的解构，从而包含了一个对永恒自讽的批判因素。当一个本文一旦被看作是完备的时，就立刻面临着解构。所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逃避解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理性是永恒的，但表现科学理性的模型或范式却永远在不断地解构和建构之中，是不断的“再语境化”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承认科学理性是具体的和相对的，是依赖语境和历史地被决定的，但那种片面地摒弃理性，否认一切权威，玩世不恭和强调反讽等等的功用，并不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直接相关。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基于后现代影响之上的一种新的科学价值观和科学方法论的趋向；它不是后现代性的简单重复，而是后现代性符合了科学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哲学才不会是“科学的泡沫”。所以，一方面高举科学理性的旗帜，另一方面扩张科学理性所展示的后现代形式、层面、方式和疆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趋向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后现代科学哲学使人们重新审视或重构科学哲学的地位和理论框架，重新反思它的本质和特性，就具有着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了。

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趋向特征

后现代科学哲学作为科学哲学运动的一个整体的发展趋向，它的最集中的趋向性特征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接纳和合流。不过，这种整体的相互接纳和合流，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趋向性特征得以展开、显现和完成的。在这里，我们主要强调以下几个趋向特征，以说明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特点。

1.消解主体，建构关系把科学哲学的视角从任何对象主体的单一层面或问题移开，而转向各种复杂要素之间的关系的建构，并从这种关系出发而不是主体出发去阐释意义，以彻底地消解主体的传统形而上学性质，成为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一个本质的趋向特征。在测量问题上，强调测量结构关系的实在性，而不是单纯测量对象的存在性；在指称问题上，注重指称关联的多样性和意义的丰富性，而不是对指称对象进行本体论的断言；在真理问题上，突出理性解释的内在的逻辑可能性，而不是认识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符合性等等，就是这种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特征的典型表现。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正是要通过对主体的消解和对关系的建构，以消除对传统形而上学终极本体的寻根问底和本体论断言，从而打通一切科学哲学问题之间可以联结的可能通道，以摧毁在科学哲学的对话中各种派别、立场、传统和疆域之间的壁垒，形成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大融合的趋势。

H.普特南作为具有强烈后现代趋向的科学哲学家，他对“指称因果论”解释的转向，就鲜明地说明了后现代科学哲学“消除主体、建构关系”的趋向。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普特南看来，作为原因的是事件（关系），而不是对象客体（主体）。比如不能再讲“父母是孩子的原因”，而是讲“生育事件是孩子出生的原因”。或者一般地讲，某状态是另一状态的原因。（2）事件是否一致不能由描述事件的语句中读出，因为在逻辑上不等价的语句可以是对同一事件的描述。由此可见，其一，因果性是不同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独立客体之间的关联。在这里，事件消解了客体，关系代替了主体。其二，事件可以由不同的语句描述，而不必拘泥于这些语句在逻辑上是否等价。因为这些语句不是对对象的主体性的描述，而是对关系的描述，所以，它可以是丰富的和多样的；它的意义恰恰在于等价或不等价关系语句之间的相对性或相关性，而不是本体性断言之间的绝对性或排斥性。这显示了“消除主体、建构关系”在科学说明中的某种优势，故此，普特南认为主体的本体性约定是一种“非常不幸的概念”。（〔3〕，p.260）普特南正是通过对对象客体的主体存在性的弱化或消解，实现了关系的本质作用；同时，强调了关系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建构的，而不是绝对地、唯一地存在着的。也就是说，应当放弃那种认为“事件具有自我同一结构的思想”。（〔3〕，p.69）不难看出，在对指称因果论的阐释中，普特南思想的后现代趋向已经跃然而出。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这一趋向特征，一方面不承认主体性或对象性的唯一性，渴求在建构关系基础上的多元性或多样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求解在不失去多元性洞察的前提下，将事物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前者要打碎本体偶像，消除唯一独尊的绝对性地位，给人们以解放；后者是要建立整体论的视角，在要素的相互关系系统中把握事物的运动。在这里，后现代的多元分层和分维透视与整体的统一和概观，正好形成了方法论上的互补，从而使得“消解主体、建构关系”的后现代趋向特征具有了普遍的方法论的地位。

2.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与现代实在论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限制了在语言框架中对“实在”或“存在”之类语词的纯形而上学的断言，而后者则更多地诉诸于语言与世界之间的一致性关联；前者试图消解对应论，而后者则在符合论的基础上去探索理论实体的对应指称；前者强调的是内在的可接受性，而后者注重的是对应的趋同性。W·塞拉斯在关于原子存在性的讨论中，认为满足了分子概念的理论框架的充分条件决定了对分子存在性的断言，就是对应论的后退或实在论的“弱化”，成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一种趋向表现。这种“弱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科学哲学的语形和语义分析中引入了解释学、修辞学以及语用学等等的说明方法，从而在方法论的基础上奠立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相渗透与融合的基底。正象“弱”实在论更趋向于后现代性，而“强”实在论更趋向于现代性一样；“弱”反实在论更趋向于后现代性，而“强”反实在论更趋向于现代性，它们在后现代性的意义上“走到了一起”。所以，E·麦克姆林深有体会地讲：“反实在论在语调上是反实在论的，但他们的立场却常常与科学实在论的大部分基本立场相一致，……这就给出了一种弱的反实在论的立场。”（〔5〕，p.40）换句话说，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中的渗透，使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论争变得更加微妙，特别是“弱”实在论与“弱”反实在论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因此，有人甚至认为“范·弗拉森的构造经验论实际上是一种实在论的形式，而他的科学实在论事实上是一种经验论的形式。”［6］总之，这深刻地表明了在本体论上不断地远离或剥离，而在方法论上却不断地接近或结合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本质趋向。

需要注意的是，令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可相互渗透或融合的一个重要的基点，在于他们都反对在本体论上无限制的后退或还原，而主张一种相对的、有限的可还原性。正是这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他们之间谈话的同一基础，譬如“经验实在”、“语言实在”或“语境实在”的可能的共同立场，即他们都可以在经验实在、语言实在或语境实在的前提下去进行对话，而将本体论的追寻暂且“悬搁”起来。可见，从绝对本体论的承诺走向相对本体论的分析，从绝对的基础走向相对的前提，从标签式的阵营分类走向可通约的方法论差异，即从对绝对性的解构或消解去把握相对的一致性，是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的必然。

在这一点上，普特南的指称观念同样是有代表性的。在他看来，在语词和指称之间是“因果地相关的”，而不是“语义地相关的”。（〔3〕，p.284）如果说因果语义的相关性是“存在的”，那么分析语义的相关性则是“虚无的”。但是，指称的因果性并不意味着指称的对应还原，这里不存在任何绝对性。对于任一可选择的正确的世界描述都不能绝对化，因为根据指称因果性，可选择的适当描述是多样的。更重要的是，存在着不可还原的或自足的“语义事实”。对于任何特定的语义事实来说，不承认它们存在特殊的本体论的特权。因为任一语义事实都是来源于它的特定的语境或语境关联，而不是直接对应于任何可还原的对象。在语境的意义上讲，语义事实具有它的“偶然性”，而不是绝对唯一的存在性。所以，强调指称的可还原性和语义事实的不可还原性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追求“没有绝对性的实在论”。正是这种反还原性、反绝对性的立场，给出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定位，并架起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进行对话的桥梁。所以，普特南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声称：“如果‘科学实在论’是科学帝国主义（物理主义、唯物主义），那我就不是科学实在论者”。（〔3〕，p.492）

3.对心理意向性的文化说明在科学哲学的说明中，试图避免任何意向性的概念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事实上，客观的意向概念就是解释的或说明的概念。因为，孤立于任何科学共同体来谈论“真的”、“有意义的”或“可确证的”是无意义的。科学表述的规范特性只能是被语言共同体认可的表述特性，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种依据语言共同体的科学说明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说明”。在这里，评判合理与否的判据在于共同体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和范式案例的充分性。这是一种类文化的、非引证性的说明，因为在这种说明中，“正确的客观特性在于与文化相对特性的一致性”。（〔3〕，p.324）换句话说，在说明中，公众语言的意义就在于文化的相对特性，而任何可保证的科学论断都必然会由文化的相对特性来加以解释，从而展示后现代科学哲学说明的文化特性。

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这种说明的文化相对性是客观的；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的相对性概念与可能世界的类似性或相似性有关。因为说明的可能状态与实际状态的相似性，涉及到了共同体的整体心理意向的趋势。共同体的认可是共同体的整体心理意向的实在说明，范式案例的充分性则是心理意向的完备性的表现形式。所以，文化说明的相对性包含着文化的或共同体的整体心理意向性；同时，这也是一种实在的心理意向性。可见，在文化说明的意义上，规范的概念包含着相对的、心理意向的和客观的（实在的）不同层面，并且它们具有一个整体的结构系统。后现代性的文化趋向深深地嵌在了范式说明之中。另外，这种文化的、非引证性的说明框架是与解释学的、修辞学的说明相一致的，都是对以传统实在论和逻辑经验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哲学趋向的反叛，并也由此确立了后现代科学哲学文化说明的趋势。

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走向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走向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后现代性与科学哲学自身求解难题的愿望相结合的结果。因为，当中性观察者被消解，独立事实被清除，所有实验都不能不渗透着理论的时候，导致了科学作为“自然之镜”的单纯概念的丧失。因而，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被刺激或被推向了科学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层面。那么，在纯粹的科学主义被解构之后，从一个什么样的基点上去求解科学哲学的难题呢？或者说，如何把科学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层面统一到一个不可还原的、整体的基点上去呢？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们把目光自觉而又不自觉地投向了“语境”。

近年来，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家们广泛地提出了“语境论”（contextualism）的科学实践观，把它作为一种超越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科学哲学的趋向选择，显示了强烈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走向［7］。语境论是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消解绝对偶像和对应论、排除唯科学主义等等的必然产物。它在科学实践中结构性地引入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要素，吸收了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的各自优点，借鉴了解释学和修辞学的方法论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有前途的、可以融合各种趋向而集大成的倾向。科学哲学论题的语境化是一般后现代走向在科学哲学中的具体化，它正如查尔斯·詹克斯指出的那样：后现代实践的语境化是后现代走向区别于现代走向的标尺，即“现代论者和新现代论者试图强调对问题的技术的和经济的解决，而后现代论者则倾向于强调对他们发明的语境的和文化的附加物”。［8］

1.语境论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的方法论倾向，具有着超越特殊证据的横断性。语境论对于传统方法论的客观论所存在的理论难题，具有特定的消解作用。因为根据语境论，在超越理论选择和特殊方法的科学共同体之间和共同体内部的一致，不仅仅包括证据的一致，而且包括：（1）要求运用超经验的原则，例如特定理论的先在约定、日常信仰、形而上学观念、启发式的方法论实践、实用优点以及个人或社会的价值等等；（2）要求共同体内存在必要的论争和必备的折衷。语境论者之所以坚持这些原则，是因为证据本身并不必然导出特定的结论、假设或新的方法论，它具有着给定理论背景的狭隘性。而这些原则作为具有横断性的方法论要求，可以使给定证据在更广阔的语境中确定它的意义和功用。另外社会语境（特定科学研究纲领的传统及相关社会的传统）是这些原则的重要根源，并潜在地决定了这些原则不可避免地嵌入语境的判断和评价之中。不过，科学实践的社会语境是重要的，并不隐含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在科学判断中是直接的和始终如一地起作用的。事实上，在不同的语境中，不同的原则和要素具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

不难看出，一方面，语境论所包含的超经验的原则表明了语境的整体性。或者说，科学实践的本质乃在于它的整体性，而不是孤立的行为性或单纯的经验的对应性。另一方面，语境论隐含了围绕特定科学方法或理论所构成的一致常常是一种局域的、相对的一致性。然而，这种局域性却意味着普遍的语境的结构性。首先，从语境是特定语词、话语或段落的上下文的形式关联及其意义映射了某种对象世界的特征来看，从内在和外在的结合上体现了如下结构：［9］

意义

│

语形───语义────语用

│

主体

│

理论背景──社会背景───历史背景

其次，从语义的构成性及心理操作的表征性来看，语境是现象的和经验的、情感的和理性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表征的和非表征的统一，它显示了如下结构：

命题

│

命题态度

│

心理状态

心理表征─────心理操作

再次，从语境理解是一种具体性的意义创造，术语优选是一种趋向性的意义创造，语义批判是一种方法论性的意义创造来看，语境特征决定了词项的分布和选择，并导出了这样的语境关联结构（见下页）：

2.语境论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的方法论倾向，是与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引入科学修辞学方法紧密相关的。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之后，解释学已经不再简单地与解释本文的特殊

词项选择

│││

│词项分布│

│││

语境特征──│词项结构─│──语句态度

│││

│词项表征│

│││

词项意义

“场”相关，而是与理解实践（practiceofunderstanding）相关。也就是说，它所关心的不再是把世界表征成“它所是”，而是关心在特定语境中人们所面对着的不理解的东西，即理解实践。所以，作为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的核心，就是具体地设定说明论述（discourse）和叙述（narrative）。但人们必然要问：什么是论述力量的源泉？论述所提供的世界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叙述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心理的隐含？等等。这种提问的展开，不可避免地在方法论的选择上导致了修辞学意义的突出，引发了由“解释学转向”向“修辞学转向”的过渡，使科学修辞学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或途径被引入了科学哲学的研究。

科学修辞学方法的引入是后现代科学哲学之后现代性的集中体现之一，它奠定了后现代性的方法论趋向在科学哲学中存在、扩张和发展的可能性的基础。可以这么讲，没有科学修辞学在科学哲学中的渗入和展开，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生成是不可能的。正是科学修辞学方法作为后现解实践的基本形式在科学哲学中的应用，使语境论得以现实化，并成为后现代性主题可以在科学哲学中贯彻的途径。修辞学之所以能在科学哲学中产生强烈的渗透力，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因就在于，“修辞学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使各个学科可被概观的视界。作为一门学科，它具有解释学的任务并生成知识；作为一种视界，它具有批判和解放的任务并生成新的观点”。［10］所以，在科学哲学发展中的科学修辞学转向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向，是后现代特征在科学方法论中的新的实现。它的现实意义就在于：

第一，象逻辑方法一样，修辞学方法为现存科学学科和科学理论分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为新的学科、理论模型和解释逻辑的产生及扩张，提供了可能的创造空间。

第二，修辞学方法在一个特定的科学空间或领域中，使得分析活动具体化，从而使人们可以为科学论题给出相关事件的趋向图景，而不仅仅是事件的状态图景。在这里，蕴含了修辞分析的多层意义、功能的目的性，对于突出科学研究的特定效应是极其关键的。

第三，修辞学方法可以采取操作逻辑（workinglogic）的形式，以便在“前逻辑”的意义上，构建可算作合理推理的结果。这是一种外展臆断推理，它创造性地设定了一种可解释的说明，而且根据这种说明，相关事实将是可被发现的。

第四，修辞学方法可将各种分析战略（如综合、分析、科学美等等）嵌入特定的论题，或在不同的科学论题中引入修辞分析，从而使修辞学的分析战略或分析方法在不同的论域之间构成由此达彼的桥梁，以致易于使一种科学论述过渡到另一种论述。

第五，修辞学方法的“论述战略”是发明，而之所以把发明看作是修辞学的功能，就在于通过科学发现和科学证实的关联背景，扩展了修辞学与科学推理的关系，即依赖于修辞学的情态，重构了两种关系域之间的区别，并消除了在发现与证实之间绝对的逻辑断裂或不可通达的不对称性。［11］

总之，正是以上各个视角的充分运展，使修辞学方法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要素渗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语境之中。所以，有人主张“要提高人们对修辞学方法的认识，从而使不可还原的社会的和共同体的一致性探索，能够获得更社会化的说明”。（〔10〕，p.55）

3.语境论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的方法论倾向，是科学（逻辑）理性与境遇（情景）理性的统一。在修辞学的意义上讲，科学论述是“有理由”（thereasonable）的而不是“有理性”（therational）的论述。“好的理由”是在具体的科学交流、论争和劝服的语境中历史地产生的，它超越并扩张了严格的形式逻辑的先验标准，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和心理状态下作出的有意义的判断和分析。所以，科学论述的构造与评价并非唯一地建立在形式的逻辑分析基础上；单纯具有形式有效性的论证，从来不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劝服。而且，在科学的论争中，人们反驳的常常是某些论证的理由，而不是论证本身的形式操作或逻辑标准。因而，形式化的逻辑标准对于建构和评价科学主张是不充分的；同时，也不意味着超逻辑形式标准的修辞学的思考和行为，就一定是非理性的和不合理的。

不言而喻，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语境论是要通过对境遇理性（positionalrationality）的突出，解除单纯形式理性的独裁和羁绊，把科学理性溶入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现实之中。所以，境遇理性是一种追求在修辞学意义上有“好理由”的“批判的和相对化了的理性”，“是语境的后现代形式”。（〔8〕，p.26）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是因为在具体的境遇中，境遇认识取代了单纯的认识论分析，厚重的、多层面的“理由”评判消解了单薄的逻辑预设的价值分析，使境遇理性成为语境的具体性、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功能表现。所以，后现代科学哲学不是语境的非理性化，而是理性的语境化，它将在理性语境化的基底上，把对科学的认识论的论述转换成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论述，并由此把科学哲学全面地推向下一个世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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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ZuzanaParusnikova,IsAPostmodernPhilosophyOfSciencepossible?Studiesin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Vol.23,No.1,1992,pp.21－24.

［5］E.McMulin,ACaseForScientificRealism,inJ.Leplin(ed.)ScientificRewBerkeley,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

［6］CraigDilworth,TheMetaphysiceOfScience,KluwerAcademicPubishers,1996.

［7］PSA1996,Vol.63,No.3,p.90.

［8］BabetteE.Babich,D.Bergoffen,S.Glym,ContinentalandPostmodernPerpectiveinThePhilosophyOfScience,Avebury,England,1995,p17.

［9］郭贵春“语境论”，《哲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50—52页。

［10］HerbertW.Simons,TheRhetoricTur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0,p.111.

科学哲学范文第9篇

[关键词] 系统科学；系统科学哲学；论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5-0070-06

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是系统科学相关研究的思想基础。系统科学哲学不同于贝塔朗菲、拉兹洛等人提出的系统哲学，从学科定位看，前者属于具体科学哲学问题的探讨，后者属于自然哲学的探讨，也有学者把二者等同对待。[1]论纲可以成为系统科学哲学展开研究的重要框架，苗东升曾经做过相关研究[2]1820，从国际视阈看尚显不足。随着近些年来系统科学的高速发展，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在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差异比较[3]的基础上，从一般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系统阐述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尝试为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研究纲领。

一、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

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是以一般哲学的本体论研究为基础的。“本体论”这一范畴最早是由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首先提出来的，他将其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4]35。简单来讲，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理论”[5]6667，“是对是、存在和实在的最一般的学科或研究。 这个术语的一个非正式含义是指，……即哲学家思考世界由什么构成。……但是，更正式的含义，本体论是通过确定所有本质范畴和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表征实在的形而上学方面。”[6]2122 “本体论的首要任务是提供范畴的详细目录，即实在的最一般分支。”[6]23

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研究比一般哲学本体论研究要具体一个层次，或低一个层次。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从系统科学基本范畴开始，涉及系统及其系统的关系性存在本身的问题、系统演化与生成问题，以及对系统科学的元研究等问题。以哲学上的本体论范畴为基础，本文把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基本范畴或“语词系统”。吴彤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提出学术研究应该从基本概念开始的思路，他认为对于复杂性科学或非线性科学的研究应该从复杂性、非线性的概念或含义开始。[7]系统科学涉及范畴很多，尤其是在不同学科中又存在不同含义。库恩后期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用“语词系统”代替其有重要创建但富有争议的“范式”范畴，对系统科学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作为范式的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就是用一套新的语词系统代替原来旧的语词系统。[8]金吾伦对库恩语词系统的主要性质进行过总结，总体上说就是“由一套具有结构和内容的术语构成；诸术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一本辞典就是具有一套特定结构的词汇”[9]。系统科学范式已经逐渐形成[10]，一种新的语词系统将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语词系统，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诸多系统科学范式下的术语或范畴开始出现并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诸多范畴。Flood和Carson在系统科学研究中，简要介绍了61个系统科学范式内的术语和概念，如组织整体、关系、反馈、输入、输出、环境、开放系统、内稳态、熵、适应性、控制论、黑箱、正反馈、负反馈、整体论、系统方法论等。[11]521Ackoff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认识到了“系统”这一概念在当今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试图建立起一个系统概念的系统，在他的体系中，主要介绍了11种系统类型、4种系统变化、11种系统行为类别，另外，他还对系统及其元素之间的关系、适应性和学习、组织等涉及的共32个范畴或术语进行了系统探讨。[12]吴彤也对系统科学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1314]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伴随着系统科学发展而发展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术语或范畴的扩展；二是术语或范畴之间组成的网络关系的发展。

第二，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这里的系统包括贝塔朗菲提到的“实在系统和概念系统两类”。[15]460国外诸多学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贝塔朗菲对系统的界定以及对系统特征的研究[16]、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中第一部分“一般系统论”的探讨[17]、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以及系统本体论的探讨[1819]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也有诸多学者对系统进行了研究，如等人的《现代系统科学学》的第一部分“基础系统论”基本上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20]3165；苗东升在《系统科学大学讲稿》中对系统的概念、系统的结构、系统的环境、系统的功能、系统的属性、系统的形态与状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说明，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存在的系统的状态及其特征。[21]系统的演化也是系统的重要存在状态，所谓系统的演化，“包括系统的孕育、发生、成长、完善、转化、消亡等”[22]42。演化特征是系统科学区别于经典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对系统演化特征的研究也是系统科学本体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的研究为系统科学哲学的探讨提供了现实材料，同时它也是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

第三，系统科学的元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系统科学的学科定位、系统科学的存在状态、系统科学的发展演化、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等。诸多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涉及了这方面研究，只是研究视角、问题不同。几乎每本系统科学著作在开篇或第一章都会直接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自钱学森以来，诸多国内外学者都构建了自己的系统科学理论体系，这些研究都属于该方面内容。Gigch在20世纪80年代初做的系统科学分类学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以系统科学主要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依据两个不同的标准对系统科学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把系统科学分为理论本体型、应用本体型、理论概念型和应用概念型四种不同类别，并对应着不同的系统理论类型。[23]179191当然，在这个方面，对系统科学各论，如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等相关学科存在状况的研究，也属于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的范围。

二、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

认识论是由“苏格兰哲学家J.F.费利尔在《形而上学原理》（1854年）一书中首先使用的”。[4]719在《剑桥哲学辞典》中对认识论进行了明确阐述：“认识论：知识和辩护的本质的研究；具体说，是对知识和辩护的（1）定义特征、（2）存在的条件和来源、和（3）限制的研究。这三个范畴代表了传统哲学三个方面的争论：知识和辩护的分析、知识和辩护的来源（如唯理论和经验论）和关于知识和辩护的怀疑论的生存能力。”[24]273“认识论试图解释知识和理性信仰的本质和范围。它的范围也包括阐述和评价各种怀疑论结论的论据。”[6]270徐向东把传统认识论的研究归结为五个问题：分析问题、划界问题、方法问题、怀疑论和认知辩护问题以及价值问题。[25]简单总结为一句话：认识论回答认识或知识如何可能，主要探讨作为存在的认识的本质及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对认识的辩护等。

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里的知识主要指系统科学科学学科（钱学森等人称之为系统学）的知识，也包括技术学科和工程学科。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建构论转向使其在研究内容方面明显区别于经典科学。系统科学的认识论研究在学科内部具有重要地位，甚至Gigch直接把系统科学称之为认识论领域的学科。[26]对于该问题的探讨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系统如何可能。系统的存在是系统科学知识可能的基础，因此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是系统科学之认识论研究的首要内容。和经典科学的研究类似，国内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主要存在两个对立的观点：实在论与建构论，部分观点处于二者之间。实在论观点认为，系统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系统科学是对现存的系统进行研究的科学。部分国内外学者坚持实在论观点，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系统哲学家邦格，他认为：“每个事物都是系统或系统的成分。这一原理对具体事物和观念都同样适用。原子、人、社会以及他们的成分和由它们所组成的事物都是这样。”在他看来没有孤立的事物，“世界是系统的世界”[18]1120。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也是典型的实在论观点。国内学者中，大多数都持实在论观点。如苗东升认为：“现实世界中系统是绝对的、普遍的，非系统是相对的、非普遍的……一切事物都以系统方式存在”[22]22；许国志等人编辑的《系统科学》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27]；另外，李曙华[28]、[20]、邹珊刚[29]等人的著作也都是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之上。持建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是Klir，他认为：“所有系统都是人工抽象物。它们不是自然呈现给我们被我们发现的，而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感知和精神能力在经验领域内的建构。要求与真实世界对应的系统概念是虚幻的，因为没有办法核实如此的对应。除了通过经验以外，我们没有机会接近真实世界。”[30]88，[31]Bhola同样认为系统“边界”不是先验存在，而是被系统思考者在主观内容上为了专门的需要建构起来的。[32]Boulding认为：“系统没有必要与我们周围的真实世界相联系。它研究所有从任何具体情景和经验知识中抽象出来的可以想象到的关系。”[33]当然，除了坚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以外，还存在大量学者像哲学认识论研究一样行走在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本文不再多述。总之可以说，对该问题的回答，两种观点并行，国内实在论观点占优，国外建构论观点占优。

第二，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在系统科学哲学这里也必然是一个重要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哲学认识论对于知识如何可能的探讨是不区分经典科学与系统科学的，但是以前哲学探讨所针对的或主要使用的基础性资料都属于经典科学知识。无论是从知识本身的特征还是从知识的获得途径看，系统科学知识相对于经典科学知识都发生了重要变革，这必然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提供新的材料。系统科学知识的出现和发展必将改变传统认识论中的某些观点，同时，也使新的认识论观点成为可能。国内外对该问题的具体研究现在还比较少，日后有待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同样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实在论或建构论，以及行走在二者之间。在经典科学界，实在论观点明显占据主体，但是，在系统科学界则明显不同，建构论已经逐渐成为了系统科学界的主流观点。[30]对系统持实在论或建构论观点的人基本上对系统科学知识持相同的观点。在系统如何可能问题的探讨中已经对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说明，不再重复。国内系统科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坚持实在论观点。对于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持建构论观点的人除了上文提到的Klir以外，Vmos也是系统科学建构论的重要代表。[34]总之，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第三，系统科学的认识如何可能。认识如何可能是对系统科学认识本身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主要研究认识自身，认识的本质、结构、过程等。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这部分研究内容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科学认识进行哲学探讨。苗东升系统科学哲学论纲中的认识论即是在这个方面的研究。[2]1820系统科学的认识过程相对于经典科学的认识过程而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依托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模式――“观察―归纳”或“假说―演绎”。系统科学认识模式逐渐转化为哲学思辨、系统仿真建模等方式，如一般系统论就是通过哲学思辨获取系统的相似性或同型性，从而建立系统的一般理论；控制论也是通过思考动物与机器的结构同型性或相似性而创立的理论。正是由于系统科学认识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必然要求对系统科学的认识进行专门探讨，通过对认识的结构、认识的过程、认识的方法等的深入研究洞悉系统科学认识的本质。这种研究不仅可以推进系统科学认识方法的发展，进而推进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哲学认识论的发展。系统科学认识论相对于一般哲学认识论而言，更加接近具体科学，必然为更一般层次的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例证，推进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国内外系统科学界对这个方面的研究都不是太多，且有待深入。国外系统哲学界基本上不在这个视角上进行探讨，但是他们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中渗透着诸多这方面的内容。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是太多，李建中对系统认识论的研究属于这个方面，他在比较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认识论进行了一定探讨。[35]苗东升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2]1820，[36]在这一角度上，系统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存在诸多交叉之处，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对认识过程的研究事实上就是对认识方法的研究。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成为沟通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桥梁。

从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和研究内容、问题来看，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领域的根本变化，只是为认识论的研究增加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或者说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模式的变革，只是改变了不同观点在认识论中的地位。系统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会伴随着哲学认识论的研究永远进行下去，也许人类理性永远无法得出确定性的结论，正像哲学也许正在做一件注定失败的事情一样。[37]

三、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

一般来讲，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说和理论”[5]8。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研究出现了一股新趋势，主要表现在冲破对科学理论静态的逻辑分析，从而把对方法论的研究同科学发展史联系起来，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都试图从方法论角度说明科学理论的革命和发展。[4]205在《剑桥哲学辞典》中给出了一个兼容以上但更偏重于后者的论述：“方法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与知识论密切相关，探究科学达到关于世界的预置真理的方法和批判性地探究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在科学中理论被承认的问题，证据和假说之间确证关系的本质，科学断言能被观察数据证伪的程度等这些问题都是方法论所关注的问题。”[24]700总之，在当今科学哲学界，方法论在两种含义上被使用：一是论“科学研究的方法”，即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二是科学的规范性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培根的《新工具》，以及国内李志才等的《方法论全书》、吴彤的《自组织方法论研究》、黄欣荣的《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等都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方法论的。第二种含义是知识如何获取或为获取的知识进行逻辑辩护。从波普尔、库恩，到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

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即是以系统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探讨获取系统科学知识的路径及其特征。“系统科学首先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2]1820，进一步讲，系统科学就是一门方法论性质的学科。[20]13，[23]，[29]1，[3840]Klir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看作通常意义上一门学科三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41]，Flood等人也提到“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通过方法论把它的概念应用到当今的解决问题、计划和决策当中”[11]5。国外系统科学界探讨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主要涉及硬系统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批判系统方法论等，但主要是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对方法进行系统的哲学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刚刚展开。本文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方法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论方法，因此，对系统科学方法具体内容的探讨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首要也是基础性内容。从时间顺序来看，系统科学方法的内容可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系统科学方法（一般称老三论时期的系统方法）[42]、自组织系统科学方法[43]和各种系统思考方法。系统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方法体系即分类学探讨是该部分的第二个研究内容，即以具体方法的研究为基础系统梳理系统科学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尽可能建立起系统科学方法体系。国内外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但是对于所有的系统科学方法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国内外少有系统研究。把系统科学方法论内部方法的相互关系进行过初步分析，划分了三个层次：“系统科学方法论原则”；“以各种理论为出发点的各种认识系统规律性的方法，处理系统一般问题的方法”；“针对某类具体的系统问题的方法”。[20]613614对系统科学具体方法的分类学研究为方法论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体系化的研究对象。

第二，系统科学方法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则。系统科学各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体系。对这些方法的性质、特征以及原则的探讨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系统科学方法的整体特征，有利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普遍运用，也使得系统科学方法自身更加系统。魏宏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就对“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具有的特征[42]6470，但是笔者认为，作者所谓的特征应该是系统科学方法的特征而非方法论的特征。当前学界诸多对系统科学方法论性质、特征和原则等的研究事实上都是对系统科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对方法的研究恰恰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吴彤在具体阐述自组织方法的基本内容基础上研究了自组织方法论的几个重要特性[43]，朴昌根对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简要总结[44]，Laszlo对系统哲学方法论的原则以列表的形式进行了说明[45]。对系统科学诸多性质、特征等的研究对于方法的实践应用以及方法论研究都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第三，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系统科学的学科地位、特征及其哲学意义。这部分内容属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对系统科学方法论自身进行的研究。系统科学方法论是以哲学上的方法论为基础，区别于经典科学方法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地位的研究涉及其与系统科学哲学、系统科学的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认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系统科学的整体发展大有益处。所谓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特征是指与经典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深入理解两者的差异才能从根本上弄清系统科学方法论相对于经典科学方法论所引起的革命性变革所在。对这种变革的探讨是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性质的认识反过来会促进系统科学方法的发展和完善。总之，对方法论的元研究至关重要，Warfield认为，科学由两部分组成，“主体”和“方法论”，他认为：“没有方法论的主体就像没有身体的脑袋；没有主体的方法论就像没有脑袋的小鸡，在血腥的牲畜棚里戴着枷锁扑腾。”[46]

第四，系统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取的。以系统科学知识为对象的方法论研究在学术界尚未引起重视。传统科学哲学主要就是探讨方法论问题，从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到波普的证伪主义，再到库恩的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等都是为知识如何获取提供理论辩护，但是他们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以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的经典科学知识。对于部分坚信实在论的系统科学家而言，传统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虽然存有诸多争议但依然适用。系统科学认识论方面的建构论转向必将引起方法论的重要变革。以建构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知识如何获取，或者说是否存在获取这种类型知识的原则或方法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笔者认为，由于系统科学知识及领域的特殊性，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前景广阔，甚至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复苏传统科学哲学，笔者将另文专门探讨该问题。

四、结语：研究纲领的一致性

正像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内在统一性一样，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也具有明显的内在统一性。本体论的研究提供“是什么”的问题，即系统、系统科学以及系统科学知识是什么的问题；认识论回答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为获取系统、系统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方法论的研究提供知识“如何获取”的问题，即获取知识方法的研究。这种内在统一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系统科学哲学乃至具有跨学科统一性的系统科学的发展。系统科学哲学除了以上三方面主要内容之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哲学问题的探讨，如系统科学价值论、系统科学引起的观念变革、系统科学及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所有相关哲学问题的探讨必将加深对系统科学理论、方法及其技术成果的认识，同时推进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进程，为哲学知识论的探讨提供重要的基础原料。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最终推动系统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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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范文第10篇

一、学科际与文化际的世界研究潮流

以瓦尔纳教授为主的一批奥地利哲学家和科学家创立的建构实在论，公允地讲，并不是一种成熟的科学哲学学说，而是一个尚在发育中的科学哲学范式。之所以它能引人瞩目，之所以它已多少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则要归功于它的学科际（interdiscipline，或译“跨学科”）与文化际（intercultural，或译“跨文化”）结构。它们反映了当代西方思潮中逐渐突出的两种倾向特别是后者。这两种倾向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应用，正方兴未艾。对应地，有两个命题需要被高度注意：1.科学主义已经失败了；2.西方科学不是普遍的，超文化的，而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特殊产物。理解这两个命题，将帮助我们理解建构实在论及其所在的当代西方思潮的大背景。

关于第一个命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科学主义。国内有些学者倾向于把一切强调科学之重要性的主张，例如，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的口号，都称为科学主义，这是学术上不严密的。应该说，科学主义首先是一种反权威的和基于经验事实的态度，“它坚持对已被接受的一切事物进行检验，并且在其不符合于‘经验的事实’时予以拒斥。它自身作为一种传统，要求在对实在界的准确感知中，排除任何外来的阻碍，无论此种阻碍是来自传统、制度的权威抑或内在的热情或冲动。”〔1〕自启蒙时代以来，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就是以科学主义的立场，对一切束缚社会发展的旧传统、旧制度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但是，随着人类自我认识与完善程度的不断提高，科学主义立场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

科学主义的要害在于它以“经验的事实”为至高无上的检验标准。为此需要保证存在至少一种普遍适用的乃至永恒的方法，即科学方法，只须利用此种方法便可以从经验事实推演出理论结果而保持住其可靠性。可以说，存在共通的因此原则上可以被形式化的科学方法，是一切西方主流科学哲学的前提假定，也是科学主义立场的基石。

最近十数年来的学科际研究却强烈地动摇了这个基石。学科际研究提出的论点是：不同学科间存在不同的、无法统一的方法论，科学是“多”而不是“一”。

他们考察现实社会中不同学科关于同一社会问题的讨论而发现，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同一事实的注释往往相去甚远，这体现了他们方法论上的差异。（关于这类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可参见文献〔2〕）实践中这种有关应用的学科际合作，很少能达到所谓理想科学的一致性，而是在极大的分歧中，以谈判的方式达成妥协式的结果。科学主义立场只是一种梦想，现实中的科学必然是“多”。

瓦尔纳教授把这一学科际问题提升到思想史的层次上去考察。他认为萌生于欧洲的现代科学受到欧洲神学的影响比一般所以为的要大得多，例如在“统一思想”的观念上，因此总倾向于设定一种“基本”科学，以统辖其它科学。这其实是沿袭了当初神学统辖其它一切门类知识的想法〔3〕。瓦尔纳教授创立建构实在论的一个动机，就是从哲学上对现实社会中及思想史上的科学的“多”的一面进行论证，从而把学科际研究的有关成果上升为更具统一性的结论，即对“思维的统一性”的诘难（参见下文）。如果人类思维是无法统一的，学科际活动就应当以别样的方式进行。

由上述简短述评我们还可看出，关于科学的多元性的研究与另一个命题，即现代科学是欧洲文化特殊条件下的产物，是紧紧联系着的。这就促使我们从学科际问题转向文化际问题。

仅仅10年前，欧洲学术界还不存在所谓“文化际”的概念。当时流行的是“比较研究”，如比较哲学、比较文学等。它虽然已开诸文化平等观念之先，但基本上还是静态的。近10年来，由于后现代主义之类思潮对欧洲文化一些基本信念提出了强烈的质询，知识界越来越具有开放和变革倾向。苏联、东欧事变虽被不少人视作欧美式自由民主理想的胜利，但有识之士却感到，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一套价值体系也同时丧失了意义，欧洲文化本身有丧失目标而陷入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之势。今后向何处去？这成了严肃的话题。文化际研究无疑也肩负着欧洲文化自我理解的任务。仅仅1995年上半年，在维也纳就诞生了两个新的文化际研究团体。一个是FranzWimmer教授组织的文化际哲学研究小组，另一个是GeorgWinckler教授主持的学科际与文化际研究中心（ZIIS）。

西方文化长期被许多人奉为圭臬的理由，在于它的两项巨大成就：民主和科学。文化际研究既然倡导文化平等，就当然不遗余力地要破除对它们的盲目崇拜。例如Wimmer教授便力图论证东西方“人权”观的平等地位〔4〕。在科学方面，则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代科学作为一种萌生于西方文化中的文化现象，并不完全适用于非西方文化国家。“科学的普遍性只是一种幻觉。”“换句话说，仅仅依靠科学和技术的普遍方法就去照搬一种建立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完全陌生的传统、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是不够的。”〔5〕科学很难说是价值、文化与制度上完全中立的。

目前非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国家似乎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困境：要么现代化同时西方化，要么拒绝西化但同时在现代化方面也遭到重重困难。由于现代化的趋势是难以抗拒的，事实上除少数文化（如吉卜赛文化、印第安文化）仍在顽强抵抗之外，整个地球都在向现代化迈进。那么，我们真地要走向文化上的天下一统吗？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包括建构实在论在内的诸种文化际科学观，肯定发展中国家需要新的发展模式，特别是需要一种别样的科学。用瓦尔纳教授的话说：“诸种在文化上修正过的科学。”（[3],p.27）新科学的诞生，很难想象其会是对西方式科学的简单否定，或简单地用发展中国家原有价值观去“裁剪”西方科学，而应该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用Wimmer教授的概念说，“多话（Ploylogue”）”）中孕育出来。

在这个层次上，文化际研究的最终目标就不仅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出谋划策，而是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的并存共进探索可行之路。在女性主义者等批评者眼中，当前的西方式科学本质上就是追求对自然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利用。〔6〕以这种科学为基础的西方式发展道路可能正在把人类带向危险的境地。解决全球问题，需要有方法论、哲学基础上的某种革新。瓦尔纳教授创立建构实在论的另一动机，便是试图通过文化际的科学哲学探讨，来促进此种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革新。因此，目前他与我们这一批中国学者正在试图开辟“建构实在论与中国的现代化”的研究课题。

二、建构实在论的传承与创新

在这一学科际和文化际的潮流中，瓦尔纳教授从过往哲学传统中汲取了哪些成分，又作出了哪些创新呢？

就我的理解来看，建构实在论从过往的科学哲学中主要吸收了两点，一是维也纳学派强烈的反形而上学传统；一是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建构主义。而他对过往科学哲学的批判，则是从对其核心概念——“合法性”（legitimacy）——的批判开始的。

建构实在论的全部理论与实践，都首先根植于这样一个认识，即传统的，以“合法性”问题为核心的科学哲学，已不能适应学科际和文化际活动的需要。摆脱合法性的出路在于以建构主义取代摹写主义。

“合法性”（legitimacy）或“合法化”（legitimazation）是自培根、笛卡尔时代以来认识论的首要问题，它力图回答：人类凭什么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换言之，人类认识如何竟能够合乎“自然的法则”（naturallaw，通常译作“自然规律”）？在神学时代，这个问题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上帝是自然的立法者，而人的知识来自上帝的启迪，当然是合法的。一旦“上帝死了”，欧洲学者们就不得不为知识寻找其他的合法性依据。由于相信自然法则不是由人制定的，所以合法性依据必须是多少外在于人的东西，但这样外在于人的东西如何又竟能与人类认识相为一体？这一直是欧洲思想史上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近现代科学哲学，直到当今的英美派科学哲学，都没有摆脱这一梦魇。

瓦尔纳教授认为，根本的出路是放弃合法性问题，从而放弃那种认为科学知识（乃至一般的真性知识）摹写自然界的想法。在他看来，合法性及相应的摹写真理（descriptivetruth）的概念，都是空洞的形而上学。本世纪初的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抨击是正确的，问题是还不够彻底，还假定了摹写真理的存在，特别是假定了经验的可靠性（合法性）。但是，经验的可靠性不能靠经验本身来证明，可见其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想。如果彻底贯彻维也纳学派的立场，就必须走向建构主义，即承认一切人类知识，都只是主体依据各种素材在头脑中建构（construct）出来的。实在（或现实）只是建构的实在（constructivereality），这便是建构实在论名称的由来。〔7〕

但是，如果人类知识只是建构，就会在避开合法性难题后面临有效性难题：为什么人类凭藉头脑中的建构能够有效地支配外部世界？由此我们看到瓦尔纳教授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通过区分“环境界”与“现实界”，避免了建构主义的旧有困难，并为“运行”和“阐释”之间的区分赋予了新的意义。

传统上，解决建构主义的上述困难有种种途径，只是都不令人满意。例如康德为了解释建构的有效性，便把建构活动归属于一个抽象的、普遍的主体。康德并且区分开了自在之物和现象界，认为自在之物不是人类的建构，但也非人类认识所能及。但是，康德的现象界仍是唯一的和普遍的，这就使现象界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玄虚的、形而上的区别。针对康德的这一缺陷，维特根斯坦抛弃了自在之物的概念，或者说拒绝谈论自在之物，认为“我的语言的界限也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的建构中放弃了超验的普遍主体，因此在《逻辑哲学论》中，他不得不假定实在论主体和唯我论主体是同一的。〔8〕不过，在他的晚期哲学中，维特根斯坦更加接近了建构主义，他抛弃了那种认为所有语言都能达到同样目标的主张，而认为主体性是在诸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实现的。他也抛弃了为认识寻求某种同一的资质的想法。〔9〕

瓦尔纳教授继承了维特根斯坦的建构主义，并且通过区分环境界和现实界来避免其旧有困难。环境界不同于康德的“自在之物”之处在于，它是可以被人类活动所运作的。与之同时人类也并不能真正理解环境界，换句话说，人类的此种实践活动是不能被逻辑地测度的。在运作环境界的过程中人们建构起一些“实体”，譬如这是一座山、那是一把椅子、那是一个电子等等，这些实体并不原本地摹写环境界，而只是抓攫其某些方面，并在人类认识中进行建构而成“微世界”，微世界的总和便是人类认识的参照——现实界（实在界）。我们看到，在这里，瓦尔纳试图区分“运行的有效性”和“建构的可理解性”来解决建构主义的困难。换言之，运行的有效性本身不是建构的对象，而是通过建构来实现的，因此不能成为认识论的适当话题。知识意味着理解，而人只能理解他自己的建构，使知识的范围局限于现实界。

关于“运行”和“理解”之间的区别，早已有人做出。不过，传统的认识论始终相信，人类认识能在“运行”与“阐释”之间建立同一。可运行性于是成了理解的标志，而理解也就意味着可以运作。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如果补充上“力量即知识”，便反映了这种思想。在瓦尔纳看来，此种思想混淆了人类的两种不同资质，模糊了人类的自我。他认为不能假设人类思维的同一性。这一观点进一步导向了如下结论。

第三，建构实在论强调“阐释”（理解）对科学的重要性，以及服务于此的“异离化”策略的运用，为学科际和文化际活动提供了新的框架。

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西方式科学正在变得工具主义化，瓦尔纳教授认为，这是在运行与阐释之间不作区分，最终以运行代替阐释（理解）的必然后果。“欧洲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把对知识的仲裁权信托给了经验事实上的成功”。（[19]，第1章第1.20条）

瓦尔纳不但区分开运行和阐释，而且认为阐释对知识而言比运行更重要。因此，人文学科（瓦尔纳称为“精神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追求运行的有效性，便显出是一条歧路。“从事精神科学的人们必须被看成是阐释的主人，他们能成为自然科学家的训练员。”（[9]，第2章第5.16条）“在‘硬科学，和那些被看作多多少少受到社会的和心理的影响而污染了的科学之间的差别，将被阐释的不定程度之间的差别所取代，被那些更能变换阐释的诸科学和较不能变换阐释的诸科学之间的区分所取代。在阐释上的低水准将和知识上的低水准联系在一起。”（[9]，第2章第5.17条）这样，学科际合作的图景就改变了。

为了有效地进行阐释，瓦尔纳教授引入了“异离化”（Verfremdung）的概念。这个德文词在此处是从释悟学（Hermeneutics）借用过来的，意味着把一种本文（text）从原有的前后情境（context）中拿出来，放到新的前后情境中去。

在学科际问题上，异离化要求科学家们能用别种学科的语言表达自己学科内的思想，从而实现对本学科语言的反思，并达到理解。我们看到，这正是实践中的学科际合作（或称跨学科合作）常常忽略了的。在跨学科研究中，某一领域的科学家向其它领域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我的工作中还有某某环节不能实现，你们能否帮我实现？”这只是运作上的相互补充和衔接，毫未涉及到相互理解。此种跨学科合作虽能形成科学运作体系的庞大增殖，却无助于理解科学的本性，更白白丧失了在学科际合作中发掘方法论革新之路的机会。

在文化际问题上，异离化要求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否则将丧失异离化的可能性，也就丧失了理解的可能性。异离化是适用于文化际交流的普遍的方法论，在科学交流方面有特殊意义。科学原本处于西方文化的前后情境中，当把它“输入”到非西方文化中时，实际上是一个对科学进行异离化的过程。通过详细考察这一过程，我们便能真正理解何谓科学，它的多元化的可能形态，最终有可能使科学交流过程不再伴随着一种文化对其它各种文化的压服。

三、小结

建构实在论，作为一种站在文化际与学科际潮流最前列的学说，试图对抗的是有至少70年传统的主流科学哲学，其所遭到的批评，其所暴露出来的不成熟之处，都是很多的。笔者曾就建构实在论请教于一些主流科学哲学家，包括罗伯特·科恩（RobertCohen）这样的学术泰斗，他们多数对该学说并不持激赏的态度。但是该学说中呈现出来的创造性仍是人所共知的。它反映了当代欧洲学者最前沿的大胆探索。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悠久和强壮的非西方传统。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引入，一直是步履维艰。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五四时期的“赛先生”，本世纪50年代提出的现代化目标，70年代“科学是生产力”与80年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直到90年代的“科教兴国”战略，中国人对科学的重要性不是没有认识，然而迄今未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使科学不但能在中国社会内部找到稳定的立足点与生长点，而且其成果能有效地应用于并推动全社会的发展。这里是否存在一个文化上的“不适应”呢？如果真是这样，建构实在论作为一种探讨科学在文化际“异离化”的科学哲学，就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Sills,DavidL.,ed.,Internation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NewYork,1972,Vol7,p407.

〔2〕Collingridge,D&C.Reeve,ScienceSpeakstoPower,London,1986,pp.37—39.

〔3〕Wallner,Fritz,AchtVorlesungeniiberdenKonstruktivenRealismus,Wien,1990,pp.19—29.

〔4〕Wimmer,Franz,DieIdeederMenschenrechteininterkulturellerSicht,StudienzurinterkulturellenPhilosophie,Bd.1(1993),S.245—264.

〔5〕约翰斯顿，安·，艾·萨松主编，《新技术与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第7页，第8页。

〔6〕例如Keller,EvelynFox,ReflectiononGenderandScience,London&NewHeaven,1985,pp.36—37.

〔7〕Wallner,F.,ConstructiveRealism,Wien,1994,pp.52—59.

〔8〕Wittgenstein,L.,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5.6,5.64;见张申府译：《名理论（逻辑哲学论）》，北京，1988，第71页，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