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哲学论文范文

科技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

科学合理性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正如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所言，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科学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也有对科学合理性极为重视的类似表达。同时，科学合理性理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中众说纷纭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内容。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哲学家们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此时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当以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标准科学合理性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为典范，该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规则，例如：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以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为代表人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观察看作是不可怀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单靠经验可决定理论真伪，通过制定对应的规则来检验定理，进而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正如赖欣巴哈所言：“哲学不过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归纳逻辑应当是科学知识合理性的根据，理论之被接受……是以事实到理论的推论为基础；这个推论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所给予的是观察材料，观察材料构成确定的知识，理论是通过确定的知识被证为有效的。”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注重把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作为科学合理性标准，并没有考虑科学发现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因素。紧随其后，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随者虽然在划界标准、科学逻辑的性质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有着严重分歧，对他们的意义标准并无兴趣，排斥归纳逻辑，但他们的科学方法论仍然是科学逻辑，只不过是比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更强的演绎逻辑而已。同样，他们也没考虑科学发现范围内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哲学的首要原则就是选择一些方法论原则，以构成全部科学研究的说明性工作的框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可以把科学展示成具体体现这种科学哲学的各种原理，并且是根据它的教诲而发展的某种过程。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表明科学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确立在科学方法论原理上的工作称为“合理性重建”或“内在的历史”。同时，拉卡托斯认为给社会学家预留了一个角色，让他们以“外在的社会史”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说明的非理性的残余物。拉卡托斯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内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学发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对于外在史来说，内在史具有一种重要的优越地位，外史不过弥补了存在于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属于“病态”社会学研究，亦即科学方法无法充分说明的所有问题，就移交给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进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说明。拉卡托斯说：认为科学的内在的历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历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在的历史界定的。外在的历史要么对速度、位置、选择性等以及对人们根据内在的历史解释的各种历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说明；要么在历史与人们对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时，提出对这种不同之发生原因的经验性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们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中，把科学合理性与进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科学进步则表现在一个理论总体解题效力的提高，即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同时尽量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同时，劳丹对“认知社会学”提出了警告：“我们若要研究科学的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30在他看来，科学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强纲领SSK的原则不能界定一个值得承认的科学实践方式(即知识社会学)，它对科学实践的说明也不能用于说明它自身。劳丹希望社会学家扮演着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与思想史和认识论完全不相干的科学的非认识的社会学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划界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进入认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建议社会学家遵循一种“外理性原则”。按照这种方法论的约定，“当且仅当那些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能参与对信念的解释。”217这种思想史家与知识社会学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顿·史密斯的支持。牛顿·史密斯认为，至少存在关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说明，可以用来决定一个确定的信念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数科学哲学是“内在”于科学的认识论之中，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学内部，由罗伯特·默顿所确立的规范的社会学传统，目前仍然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但坚持科学制度与规范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拒绝社会学介入科学知识的成功内容。默顿学派一直关心的是科学工作是怎么样在制度化与文化中体现出来，恰当地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脱离了已有的社会规范。

面对着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务，布鲁尔与巴恩斯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对知识内容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强烈不满。为此布鲁尔提出了对称性原则。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强纲领的核心，其具体内容是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对称性原则坚持，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观点还是不合理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就全部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探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获得解释。这就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理性模式，为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求合法依据。布鲁尔曾经多次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对称性。考虑两种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人们传统的信念，以及人们普遍接受的被认为比其他理由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词汇。面临着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与另一个部落文化信念之间进行选择时，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人来说，这些文化传统将会提供可用来对信念的选择进行证明的或辩护的规范与标准。关键在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他们的选择与评价像这两个部落的成员的选择及评价一样，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并不存在着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并且“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种环境中可算作是某种信念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被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它所关注的恰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原因”的理由。坚持知识与信仰是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够依赖于其部落的传统信念来对真理与谬误做出“直接”的肯定。社会建构在社会语境下对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消除了科学合理性的客观理性基础。正如马丁·霍利斯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所言，“强纲领的目的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之理性基础”。

布鲁尔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劳丹与他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劳丹认为，不论科学研究的个体还是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构成对称性主题。首先，就科学研究的个体而言，他在采纳某种理论信念之前，必须具体说明该理论信念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基础，用因果关系解释理论信念，通过逻辑推论过程完成因果解释，这样就可成为保证其理性信念的原因。与此相对的，对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释却需要极为不同的解释，因为它们是“由社会和心理行为的直接行为导致的信念”59。劳丹曾举例说：“如果接受某种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结果，那么认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引起的就毫无道理了。对信念Y和Z的接受当然也可能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对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会境况的间接结果。但是这并不能用来反驳以下说法：对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说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与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关，那么对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说明看来应该根据理性之外的因素来作出，例如该信仰者社会(或心理)的状况。”207其次，就科学研究的群体而言，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产生的条件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社会存在两个群体：一个是非理性社会，另一个是理性社会。在理性社会中，人们只能在仔细怀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动者(指理性社会群体)自我意识到与自然相关部分的因果联系后才会采纳信仰，这些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理性行动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会里，即允许存在认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可以采用独立于任何公共的认知政策的信仰。每个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没有；每个人可以有信仰的证据，也可以没有等等。”62理性社会和非理性社会的信念形成社会机制完全不同，两种不同信念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基础，这直接驳斥了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

对上述劳丹论证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观点，布鲁尔予以激烈的批评和反驳。布鲁尔认为，劳丹的理性解释模式实际就是“手段—目的计算模型”，该模型不论用于科学研究个体还是群体都缺乏说服力，更无法否定对称性。他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贬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经历恐吓、贿赂、洗脑或者损伤后的头脑内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产生真的不同吗?布鲁尔认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比不过是表明了“大脑是一个计算的机器”，“理性”表明机器处于运行状态，“非理性”是表明机器中断和失控的标签。机器的运行和中断不过是装置的两种可能的物理状态，这种状态不需要任何先验的评价，“运行”和“中断”的语言体现了对称性原则。布鲁尔还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把对称性理解为“完全因果同质”即同种原因只能产生同种结果。而实际上，同种原因完全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总之，劳丹在这争论中始终坚持外理性原则，坚定地捍卫科学合理性理论。而布鲁尔则一直坚持要用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张对所有的信念进行社会因素解释。劳丹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知识，而且还强调了知识是真实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像劳丹那样要求把产生真实信念的机制与产生错误虚假机制区分开来的做法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借助了自然来进行的辩护机制。但如果强调的是“制造过程”，那么要求解释产生信念的机制，而不问其认识论地位如何，同样也是合理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布鲁尔认为除非社会约定，否则不会存在着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区分出真与假的信念，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

社会建构与科学哲学之争的关键还在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之争。科学或更为一般的经验探索，就是利用种种手段去发现世界可能是如何，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出现，得服从具有权威的哲学判断，以确保是合理的知识。科学哲学本身就具有某些毫无疑问的评价标准，如一套先验的逻辑范畴，无论是在康德意义上，还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这套规范都是无时间性的。

社会建构主义关键点在于拒斥这种“第一哲学”，他们认为，首先，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的区分是非常难以进行的；其次，有关劳动分工的问题，也即科学家的工作在前，哲学家的工作在后。这特别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工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们趋向于把科学哲学视为一种在时间上后继，是寻求对“完成了的”陈述系统的永恒的评价标准。再次，它还会产生出科学家自己在评价他们工作的角色与权利的问题，因为它同样把评价权威置于科学家之上，以致蔑视实际的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决定权。

社会建构主义还认为，作为一种合理的论证的辩护模式，消除了科学研究实际上所涉及的艰苦工作。在具有逻辑重构特征的论证被形成之前，(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几乎所有的艰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哲学家来说，论证是很有规则的，它并不会显现科学家实际上所显现的工作步骤。这种重构或许可能表明我们外行人能够接受的科学结论，但这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理想化了认知活动的概念。如果认为这种重构代表着科学家在制造知识过程中的实际推理，那么这与科学家的实践的认知活动无关。

这种区分还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发现的(逻辑)理性的明确拒斥。逻辑实证主义视发现的过程为随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运的。因此，科学哲学倾向于放弃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说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进行研究的实际场所的混沌状态的语境。获取带有真理主张的理论的科学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中获取了他们带有机遇与幸运的成果，但科学哲学家总是要施展他们的想像力、理论与实验方法的严格性来制止这类混乱的语境，他们所制造的理论能够被合法化与建构为真理的命题，他们为科学家制造了带有彻底简明与确定特性的逻辑的评价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发现的语境，就像语境自身一样，是不能被化为经验的。但对辩护语境的分析却给形式逻辑以特权。“赖欣巴哈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的要点在于有关科学数据产生的信息是无关于对这些数据的评价的。”还有另外一种区分，即“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被确定为逻辑的，而外部被认为是经验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突破点就在于寻求发现中逻辑的作用，寻求辩护中的科学合理性的产生的社会致因。这样，逻辑在发现中就具有作用，社会与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价值”在辩护中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价值”一词的引入，两种语境的区分中的问题最终显露出来：传统的科学哲学所持有的发现的与辩护的区分，目的在于强调上述“价值”对理论的评价(规范标准)的无关性。规范并不是来自于经验的结果：两者间有着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线。两种语境的区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教条。社会建构主义否认这种鸿沟的存在。因此，从一开始，强纲领SSK与科学哲学的对抗，甚至超过了它与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的对抗。强纲领SSK要求用社会学来取代科学哲学，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尔不断地把传统哲学及其‘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目标。强纲领的整个事业就是特别关注于用社会学来取代所有的传统的认识论，继承了被称之为哲学的所有主题”。

科学哲学家认为观察与推理对辩护是关键的。社会建构主义声称，当他们把观察与推理置于其真实的语境之中时，这些实践看起来并不像是哲学家所归属的辩护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家不仅是在观察；他们在特殊的场所，为特殊的目的而设计与操作特殊的实验，他们用特殊的测量仪器来计算特殊的样本，他们为特殊的田野研究选择特殊的场所。科学家并不理性；他们解释观察与实验，他们支持或批评猜测或假说，他们推理出结果，他们把模式扩展到新领域。在他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过程中，他们有着多种理由来进行一种特殊的选择与决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应用、审美价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费者的利益、对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就是包含在“社会”大伞下的各种因素。社会学家主张知识生产就体现在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着这样的实际实践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脱离了在哲学描述中的理想，知识并不具有传统哲学所描述的那种优越性。

三、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在波普看来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且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科学方法论中寻求答案，因为，方法论可以解释科学在提供有关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识方面的优越性。在波普以前，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通过经验积累的经验证据来为理论做出辩护，科学家运用确定的事实来证实理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科学就在向真理迈进。波普意识到，这种实证主义的策略会因为归纳问题而搁浅。因此，他更偏向于证伪而不是证实，用猜想代替了确定的真理。科学通过大胆的猜想与严厉的批判而走向真理。科学家从问题出发，走向逻辑概括与基本语句，这些理论概括与基本语句在原则上都是可反驳的。猜想越大胆，科学(客观知识)进步的速度就越快。科学必须接受严厉的判决性实验的检验，尽最大的努力去反驳理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学不是证实的游戏(寻求与普遍的理论相吻合的证据)，而是反驳的游戏(寻求证据来反驳它)，科学理论不是确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胆的猜测。波普的证伪主义为区分科学语句与非科学语句提供了一个划界标准。对波普的划界标准，柯林斯认为其问题集中在证伪性的经验证据是否具有可重复性这一点上。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作为一个逻辑条件，而证实与证伪却是实际的观察与实验的过程，波普与柯林斯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证伪是用直白而清晰证据去反驳理论，还是说证伪过程具有解释的模糊性，只有通过复杂的社会磋商来解决。此时，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谓的“实验者回归”的问题：最著名的论证出现在其《改变秩序》一书所讨论的韦伯对引力波探测的实验中。最初的发现刺激了大量在实验上“重复验证”的努力，包括许多物理学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测器”。结果是一组类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测实验，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结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引力波是否已经被探测到的问题同样也是实验是否有能力的问题，什么样的探测器被正确地设计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能说什么样的实验是有能力的，什么样的探测器是好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实验是能胜任的，我们就能说引力波是什么样的。这样，在柯林斯看来，并不存在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种合理的实验结果或者一种好的实验仪器，所有评价仪器的标准依赖于仪器在实验中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就导致一种实验的循环：好的实验仪器只有通过其获得的正确结果来定义，而正确的结果只有用好的仪器才能获得。柯林斯坚持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循环总是要困扰任何实验者。这就是“实验者回归”。在实践中，这种回归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谈判来解决的，并且这种谈判并不依赖于任何认识论的标准，而是靠解释学的力量来解决的，特别是由参与这场争论的科学家盟友与其敌人所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过程。“核心群”成员的活动，是运用“磋商策略”来打破实验者的回归，其结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满意的“适当的科学知识”。正是“核心群赋予社会偶然性以方法论的正当性”。这就不仅对实验证据的确定性，而且对其合理性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实验并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础。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正是科学家之间的谈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决定着什么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实验，决定着什么才能算作实验结果，因此，这项研究对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提出了挑战。确定某些实验是否重复、是否可信，这仅是权力的显现，是一种文化与修辞的游戏，结果，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就成为科学家之间磋商的产物，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

科技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拉图尔和他的合作伙伴伍尔加于1979年完成的著作——《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当时，拉图尔和伍尔加深入该实验室对科学运行的过程进行实地考察。该实验室由于发现了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化学结构而获得这一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这意味着，拉图尔对实验室的微观研究实际上是融入了该诺贝尔奖的“生产”过程。拉图尔在某种程度上把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研究看作是一项“描述”的工作：他“跟踪”科学家、“进入”他们的实验室、“观察”他们的工作、“理解”科学的本质。这一独特的路径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域，科学不再是专属于科学家的“神秘活动”，它从神龛上走下来，普通大众也有参与的可能。通过如此之观察，发现科学其实掺杂着许多外部因素，纯科学时代的理想破灭，知识和利益、争议、权力等社会因素混合在一起，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混合在一起，更多的“社会”容在科学之中。然后他们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运用人类学的经验方法得出结论：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种微观的实验室研究方法，以“事实”作为落脚点，让哲学家们真正“进入”科学实验中，成为在场的一员，从科学和技术的内部开始剖析发现，科学活动和技术发展渗透了包括社会因素以及自然因素的各种产物，它其实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内在逻辑，科学活动和技术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特定的社会选取的成果。拉图尔运用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严格遵循了现象学“面向事实本身”的精髓，解开了科学技术的神秘面纱。试图通过分析科学实践的日常行为来表达普遍的形而上学命题，这种做法是把蒙昧主义提高到了普遍的方法论原则高度。个人认为拉图尔实验室研究的结论确实有些大胆，因为他仅仅依靠“门外汉”的观察和经验，来考察科学技术的全部本质。过分强调描述性的过程，而忽略了科学的实在性。尽管如此，他所做的工作成功阐释了“科学事实”是什么，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底科学家在做什么，将科学技术完整的还原给予我们。

二、“排除二元对立”：行动者网络理论

胡塞尔经历了一战与二战的苦难，深深感受到技术给战争带来了负面影响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对此类问题胡塞尔称之为“欧洲科学的危机”。在胡塞尔看来，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科学自身的发展，而是欧洲人对科学的片面理解。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长期受自然主义的影响，导致对科学的理解是唯自然科学是从，将人文科学彻底驱逐，科学的范围被人为地缩小，特别是与古希腊相比，科学的丰富性大大降低。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相对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认为这些主义企图用某种学科或理论来取代哲学的地位，片面地鼓吹所谓的科学理性和普适性。胡塞尔呼吁恢复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批判近代作为目的的工具理性主义，特别是排除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现象学的任务就是通过悬搁括号的现象学还原手法，使得哲学真正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恢复真正的理性精神。拉图尔所做的工作正是要排除近代传统二元论的认知模式，行动者网络理论把制作和创造科学知识的实验室与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这便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实质所在。打破原有的自然—社会、主体—客体传统二元论的认知模式，将自然—科学—社会的关系进行重新界定，试图把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和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科学知识生产的自然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相结合，试图说明：在行动者网络中科学知识以及科学活动的产生不仅仅取决于自然性因素的影响，也取决于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而且取决于社会实体和自然实体的相互联系和制约。拉图尔完善行动者网络理论从三个方面入手，意图排除传统二元论的桎梏：

一是提出广义对称性原则。拉图尔认为,布鲁尔提出的强纲领对称性原则并不是所说的那样“对称”，而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自然与社会完全处于认识的两极，只能形成一种“单向度”的认识，缺乏联系和互动的作用。“而拉图尔所认为是相对的相对主义，因为在行动者网络中真正克服了强纲领对称性原则的‘不对称’，对称性地看待网络中的所有行动者和转义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以经验的方法描述科学活动中自然和社会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拉图尔试图超越相对主义与实在论的绝对对立，将各个要素都纳入到行动者网络之中。这种排除二元对立的模式，是一种‘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本体论混合状态’。”

二是对行动者网路理论中涉及的三个核心概念一一进行深化分析。行动者（agency）包含一切人与非人的存在和力量。指人类行动者时用（actor），指非人类行动者时用（actant），agency=actor+object+actant行动者必须是有行动的，因而要到行动的过程中去寻找。转义者(mediator)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事件，它创造了它所转译的东西，同时也创造了实体并在实体之上实现了其转义者的角色。转义者会改变、转送、修正它们本应该表达的意思或因素。网络(network)是一种行为工作场，它强调过程、互动、流变。使用“网络”这个概念的主要目的是将人类行动者、非人类行动者、转义者等相关要素以同等的地位和身份纳入科学知识的实践这个大环境中，就好比如同网络一般的工作network而不是工作的网worknet。

三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的实际案例：《法国的巴斯德化》。该书成功展示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如何建立成功的，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得以实践的最好例证，书中揭示了的巴斯德微生物实验室的发展与法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之间的共变关系。个人更愿意把行动者网络理论理解为一个DNA生物模型，在基因遗传复制和转录的过程中，携带生命信息的DNA主链打开，RNA则扮演着一个邮递员的身份，在蔓延的过程当中不断地从模板链上游离出来，直至模板DNA又恢复到双螺旋结构，完成基因复制和转录。那么行动者的角色相当于DNA，转义者的角色相当于RNA，发生复制和转录的空间则是网络。这种具象的比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内涵，行动者自身没有所谓的“个性”，位于同样位置的行动者将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承载特定的使命履行既定的功能。转义者则与行动者有着区别它发挥着邮递员的功能作用，自身携带的信息也是根据行动者的流变而变化的。网络事实上是让自然—社会、主—客对立得以消解，达到广义的对称性，相互嵌入，共同建构。

三、“意向性分析”：实践建构论

“意向性”是现象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现象学里，意向（in-tending）是指我们所拥有的与对象的意识关系。意向性是关注于意识行为所指向的某种对象，意向性分析是关注于过程在意识内部，即内在地是什么？这种分析不仅关注所意向的对象，而且关注对象内部之间的关系和外在的相互作用。胡塞尔试图用意向性分析将传统认识论中主客二分的割裂局面相统一，在他看来，我们的意识不仅是对外界事物的记录和复制，而且是能主动认识和改造外界事物的，让意向性来还原所接受到的外界事物的性质，从而把这些性质组成统一的意识对象。行动者网络理论充分体现了拉图尔的实践建构论即寻找新的途经把哲学理念与社会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解决了传统科学知识活动研究中理论与实践“二元对立”的状况，真正认清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建构真正行之有效的科学技术。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以科学实践的考察来理解和解释科学，代替了传统的预设概念理论来理解和解释科学；用人类学方法代替逻辑实证方法；用描述性语言代替分析性语言。科学是科学的动态的实践过程。这实质上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论转向，即以考察科学活动的动态过程取代对分析科学的静态概念，用自然—科学—社会之间的相互建构取代单向度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走出了其的理论上“二元对立”的困境，排除了传统社会建构论主张中不恰当的部分。

四、小结

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增长，面临了更多新问题的挑战。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就是由许多不同的理论体系组成的，体系越庞大所面临的问题也就越为复杂，特别是后现代对其的严厉批判，这种完全意义上的解构，让原本就不牢靠的基石摇摇欲坠。科学被从神龛上拉下来，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是否能被建构？科学还是否具有真理性和合理性等等的责难。为了摆脱这种“现代性的危机”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么拉图尔从爱丁堡学派的支持者华丽转身成为巴黎学派的领军人物，从支持科学知识是知识真理的社会建构，到另辟蹊径把研究目光着眼于实验室中的科学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活动，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完成了科学实践的回归。拉图尔的最大创新就在于方法论上，从按部就班到剑走偏锋。传统的科学方法告诉我们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按照规律办事就可以很好的完成各种问题。如了解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我们可以推测出未知行星的运动轨迹、掌握了核聚变和核裂变的技术我们就可以运用核能量造福社会。每一个机体的运动变化都是能够预测的，并有着这么一个内在的目的，按部就班地按照一定的路径完成其成长。反观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路径，其结果俨然如此。之所以如此强调拉图尔的创新作用，正是因为他为我们打开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将人类学研究的引入便是一中“剑走偏锋”，打破长久以来的束缚，特别是颠覆了传统主客二元论的认知模式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型导致了主体和客体既有密切联系又让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最早从笛卡尔提出要强化主体能动性，使得原本一体的世界逐渐分离，再到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彼岸世界。主客之间犹如射线的两条边，距离越拉越大，问题越来越多。如何解决呢？那就是回归于原点，射线总是由一点发出的，拉图尔所做的工作也是如此，将原本复杂的因素还原于一。同样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即通过描述、分析，来还原事物或现象的意义的研究方式、步骤和程序。现象学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现象学通过反思性分析，剥离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层层沉淀，悬搁、直觉切断“现象”与已有知识的偏见，让“现象”真正从自身被给予，更好的认知事物本身。这种还原法本身就是一种过程的描述，实践的洗礼。拉图尔科技哲学思想之于SSK里程碑式的转折也同样是如此，关注微观考察的实践过程，从具体的“现象”中“发现”科学的意义。

科技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技术伦理；《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编号：ZX1202）

［作者简介］ 陈首珠，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技术哲学，江西 赣州，341000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02-0014-0004

一、文献调查计量统计说明

技术伦理是一个新兴的具有交叉性质的学科，属于一级学科哲学下面的研究领域，它既属于科技哲学研究范畴，也属于伦理学研究范畴。考虑到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成果一般会发表在相关专业学术期刊上，加上国内还没有出现专门刊载有关技术伦理或科技伦理方面的期刊，所以，本次计量统计从相关专业选择了六种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期刊，即《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原名《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哲学研究》、《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时间节点从1997～2011年。当然，研究结论的获得仅就这六种期刊而言的，对于这六种期刊，从事科技哲学和伦理学（含技术伦理）研究的人员是比较关注的。由于在中国从事技术伦理研究的人员主要集中在科技哲学和伦理学领域，所选的六种期刊在这两个领域有着很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因此，由这六种期刊综合统计出来的相关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技术伦理研究的大概状况。

为了使得本次调查统计数据更加准确，本次调查统计按照一定的规程进行。首先，分别收集六种期刊1997～2011年每期所载论文目录。由于《伦理学研究》是2002年创刊的，所以它涉及不到1997～2001年的论文目录，其余五种期刊创刊较早（都在1997年以前创刊），因此都能涉及。

其次，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将每种期刊每期目录中的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论文筛选出来。由于六种期刊都还没有设立专门的技术伦理或科技伦理栏目，所以有关技术伦理类论文目录的收集基本是在“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问题讨论”或“专题研究”等栏目中。筛选的原则是：

1. 本次调查收集范围仅限于技术伦理相关的论文目录。考虑到科技伦理的研究范畴是包含技术伦理的，所以，笼统谈科技伦理问题的论文也包含其中，但注意，收集的范围不含环境伦理、生态伦理、科学伦理、生命伦理等专题，因为严格讲，它们不属于技术伦理范畴。

2. 对于某些文章，如会议消息、通知、短评等，即便与技术伦理有关，也不在统计范围内，因为它们不是真正的学术性论文。但是，考虑到文章的学术影响力，对于六种期刊中所涉及到的与技术伦理有密切关系的书评、学术会议综述等，如果篇幅较长，学术性较强，则算作论文并进行统计。

3. 在完成每种期刊1997～2011年技术伦理类论文目录收集后，再从中按照科技伦理总论、技术伦理总论、计算机（网络）伦理、生物（基因）伦理、工程伦理、纳米伦理和其他专题共七个专题进行筛选，收集并整理出每一刊物每年每一专题的相关文章目录。

4. 在完成各种期刊上述相关目录的整理后，进行相关统计分析，得出中国技术伦理十五年总的研究概况和各专题研究情况[1]。

5. 认真阅读统计到的六种期刊1996～2011年刊载的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对其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并对中国技术伦理研究未来的走向进行大胆的推断。

二、十五年中国技术伦理研究总体概况

首先，考察六种期刊1997～2011年每年刊载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总数和变化趋势(见表1和图1)。

根据表1，1997～1999年六种期刊每年所发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论文总数涉及10篇，从2000年以后，每年刊载论文总数都达到了10篇及以上，尤其是在2002～2008年，六种期刊每年所发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论文总数都达到了18篇以上，虽然在2009年论文数量只有11篇，有所下降，但在2010年有关“技术伦理”的论文数又飙升到34篇，这些数据足以表明学者们对“技术伦理”的研究和关注具有持续性。应该讲，近些年“技术伦理”问题是学术界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其次，比较1997～2011年六种期刊历年发表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科研成果的情况。

根据表1，刊载“技术伦理”方面成果最多的期刊是《自然辩证法研究》，它每年都刊载有关方面的文章，最近一些年，该刊保持每年刊载4篇以上有关技术伦理的文章；《道德与文明》期刊每年都会刊载有关方面的文章，十五年共刊载54篇；《伦理学研究》自2002年创刊以来每年都会刊载“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共发表56篇；另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在十五年内分别刊载49篇和21篇；刊载有关“技术伦理”方面论文数最少的期刊是《哲学研究》，仅13篇。比较六种期刊，总的来看，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成果多见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四种期刊。

综观国内的研究，学术界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精力于各种技术的种种具体“伦理问题”的分析、预见与对策研究，以及种种具体“伦理原则”的研究。

三、十五年技术伦理研究各专题研究情况

（一）十五年技术伦理各专题研究总体概况

针对六种期刊1997～2011年所发各专题论文总数进行统计，并对其占“技术伦理”类论文总数百分比进行计算，得到图2。从图2可以看出，六种期刊各个专题在所有年份所载论文总数百分比由多到少的顺序是：科技伦理总论（23.05%）、生物伦理(20.57%)、计算机伦理(17.73%)、工程伦理(17.73%)、技术伦理总论(15.96%)、其他专题(4.26%)，最少的是纳米技术伦理(0.71%)。从发表文章的总数看，科技伦理总论刊载文章数量达到65篇，远远超过其他专题。

（二）十五年技术伦理各专题研究具体情况

十五年每一专题研究的变化情况，可以从该专题每年刊载论文数量及其变化概括性地看出。鉴于此，我们统计了六种期刊每年所发各专题论文总数（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各专题研究在过去十五年内随时间延续的变化情况。

“科技伦理”专题：该专题每年都有文章涉及，尤其从2002～2007年每年都有5篇以上的文章发表。

“技术伦理”专题：从统计情况看，该专题在1998年出现1篇题为“当代新技术革命的伦理意蕴”的文章，严格来讲，还不算“技术伦理”的范畴；1999年，徐少锦在《道德与文明》第3期发表了“深入开展技术伦理学研究”的文章，这是以“技术伦理”为主题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从统计六种哲学期刊的角度看）。

“计算机伦理”专题：该专题在统计时包含了网络伦理、信息技术伦理等。从1998年以后，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有关该专题的文章每年都有出现。

“生物伦理”专题：该专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999年以后，2004年有10篇该专题的文章发表。

“工程伦理”专题：从1997～2001年，仅在2000年有1篇有关该专题的文章（肖平的“工程中的利益冲突与道德选择”发表在《道德与文明》第4期上）。从2002～2011年（2004年除外），每年都有涉及。2011年《自然辩证法研究》还集中刊发了7篇有关“工程伦理教育”方面的文章。

“纳米技术伦理”专题：该专题十五年来仅有2篇文章发表，分别是李三虎的题为“纳米伦理：规范分析和范式转换”文章（发表在《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6期）和刘松涛与李建会的题为“普雷斯顿对纳米技术的环境伦理审视”。实际上，近些年来，纳米技术伦理问题已经引起国内不少学者的关注。考虑到纳米技术是新兴技术，有关的伦理问题也是一个重要也值得关注的话题，所以把它单独列出来。

“其他”专题：2007年涉及到1篇有关海洋科技伦理的文章和2篇有关传媒伦理的文章；2008年涉及了1篇空间技术伦理和2篇核技术伦理的文章；《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3期发表了1篇有关建筑伦理方面的文章，2010年第5期发表了1篇核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伦理学研究》2010年涉及了1篇医疗伦理和2篇建筑伦理方面的文章。由于涉及不多，在这里，把它们都归到有关“技术伦理”研究的“其他”专题里面。

综合国内学术界对技术伦理的研究来看，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学者们集中研究了科技、技术、计算机、生物和工程伦理的内涵、性质、意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另一方面，主要集中在责任伦理和职业伦理范畴内对生物技术伦理、网络技术伦理、工程伦理等有关问题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

四、中国技术伦理研究可能的走向

由于传统的技术伦理关系理论，如“伦理道德决定论”、“对立说”、“技术决定论”、“互动论”等等，依然大行其道。所以，历史地看，人们对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伦理应对方式并没有质的改变。这种技术的“进步性”与伦理应对的“不变性”的悖论本身凸显了“问题之所在”、“问题之所是”。

技术伦理研究的走向可能之一，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迅速，落后的技术被淘汰，新技术不断出现，但也受到社会伦理的考量，在这种新技术伦理实践环境下，重新思考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尤为迫切。新的技术革命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变化，还有很多在伦理道德层面上的碰撞。学术界必须尽快实现技术伦理研究方法的突破和研究视角的创新，以早日实现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协同发展。

技术伦理研究的走向可能之二就是研究的理论成果趋向于可操作性，也就是越来越注重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实现。学术界已有的一些成果更多地关注于种种具体“伦理问题”的预见，种种具体“伦理原则”的提出，而在处理技术与伦理的矛盾关系方面显得不够。技术伦理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它的理论成果应该在社会领域中得到运用，比如技术伦理学要解决核技术、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面对很多技术伦理问题（如核技术伦理问题、生物技术伦理问题等）已经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当前我国技术伦理建设需要实现社会化和制度化。

科技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的基本情况

以学科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或“科学与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或“科学哲学与认知哲学”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CALIS学位论文中心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448篇，文献在各数据库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对检索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去重后得到有效学位论文634篇，文献分布时间为1987年到2011年（检索时间2012年3月）。其中，198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吉林大学张之沧的《科学观新论》，由舒炜光教授指导。张之沧成为我国第一位科学技术哲学博士。1989－1995年期间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较少，平均每年不足3篇。自2002年开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具体文献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在检索的文献中，按学位授予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十五位的学位授权单位如图3所示。其中，吉林大学以152篇位居首位，东北大学以129篇居于第二位，中国人民大学以58篇居于第三位，北京大学56篇居于第四位，山西大学与复旦大学以39篇居于第五位，文献产出量居于前五位的上述高校占了全部文献的74．6％。从文献分布与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点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机构仍然以北方为主，且博士培养单位较为集中。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析

对检索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通过科学知识图谱可以直观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本主题。科学知识图谱是当前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和工具。它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属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畴〔3〕。科学知识图谱通过直观的动态图像信息，对学科领域的演进脉络和研究前沿进行探索和预测，从而获得较为详尽的前沿科学信息分析结果〔4〕〔5〕。本文分析使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它是近年来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技术研究最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软件工具之一〔6〕〔7〕。1）博士学位论文高频共现关键词分析通过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4）。从网络图谱的整体来看，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形成了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技术创新”、“技术”、“认知与心理”、“可持续发展”、“生态哲学”等为核心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群组，尤其是以“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为核心的两个研究群组是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核心群组，构成了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传统知识基础。根据CiteSpace软件系统的运行结果，统计出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各个节点的计量指标。表2列出关键词共现频次在5次以上的全部节点信息。表中频次的大小是指关键词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共现的频次大小。突现率代表着某一时期内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陡增情况，突现率越大，意味着该词在某一时期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使用次数增多的程度越明显。其中，“技术哲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哲学”、“技术”等关键词在近年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突现”，这也折射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近年来研究前沿的“技术”转向。在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共现频次较大的节点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创新”、“技术”、“技术哲学”、“可持续发展”等，共现频次最多的“科学哲学”一词的共现频次达32次，共现比率达到5％，这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而“技术创新”一词的共现频次也达31余次，共现比率达4．9％，这表明技术哲学延伸出的技术创新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价值”、“意义”、“科学”等关键词也保持了较高的共现频次，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意义问题”、“价值问题”仍然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中介中心度的指标通常反映节点关键词在网络图谱中“中介”的重要作用，一般是连接网络中不同群组的关键节点。在选定的阈值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共有两个关键节点词（中介中心度大于0．1），“科学哲学（0．16）”、“科学技术哲学（0．1）”，这也再次表明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地位。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主题结构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以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体知识结构，关键词共现网络形成聚类161个，可见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高很多。按照聚类大小和研究的相关度，整理出10项关键词聚类群组（表略）进行分析。结合TF＊IDF算法抽取的标识词〔8〕，总结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略）中予以标注。从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类结果分析，当前国内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传统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传统技术哲学的研究；企业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科技史与科技思想史的研究等。其中，从关键词共现的时间角度来看，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前沿问题。在25年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培养和教育中，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快速发展，研究的方向迅速呈现多元化，既延续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顺应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本土化”特色研究趋向。例如技术的和谐性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兴技术与产业政策研究等。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发后，国内学者也迅速展开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相关政策、战略性新兴技术等的研究，这些研究问题也将成为贯穿未来几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上述是从对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的计量和信息可视化的视角进行的分析，具体的论文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和方向，以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为例，出现了工程决策的伦理规约研究〔9〕；现代基因技术的伦理学思考等〔10〕。这些都大大丰富和不断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向纵向深远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超过25年，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研究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扩宽，研究方向也迅速的多元化。研究主题从20世纪80－90年代初集中于自然辩证法以及传统自然观等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2000年基于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最新研究成果评价的基础上的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等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的哲学反思，再到21世纪从讨论具体问题的研究转向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性理论研究，这一演化进程也与我国部分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究方向的描述基本吻合〔1〕。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国家宏观科学技术政策相关的选题一直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方向。

对我国未来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建议

科技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N：34-1333/C）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双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主要关注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学术论文，致力于推动学科发展前沿并注重学术创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该期刊通过广泛的学术研究和严格的论文评审，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重要的研究成果。

该期刊关注哲学领域的研究。哲学作为一门深入思考人类存在意义和智慧的学科，对于推动社会科学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哲学领域刊登的学术论文，涵盖了众多重要的研究方向，如伦理学、形而上学、认知科学等。这些论文通过深入剖析问题、提出新观点和思考，为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料。

该期刊始终关注学科发展前沿。随着科技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各个学科领域都在不断发展和演变。致力于跟踪学科的最新动态，关注前沿研究成果和创新理论。通过刊登相关的学术论文，它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学术界对于学科前沿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注重学术创新。学术创新是推动学科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鼓励学者提出新的观点、方法和理论，并将其转化为创新的学术成果。通过鼓励创新、鼓励跨学科研究，该期刊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学术环境，促进了学科的繁荣和创新的产生。以其关注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学术论文、关注学科发展前沿、注重学术创新的特点，在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科技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作者简介：

勾文增（1976―），男，吉林四平人，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讲师。

① 参见教育部《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

摘 要：国内长期以来认为科学与宗教是相互对立和冲突的两个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科学与宗教研究开始兴起，随着国内学术研究的进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学术界出现了认为科学与宗教存在良性互动、宗教对科学具有积极影响的学术争鸣。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逐渐不再抽象地研究科学与宗教问题，而是具体考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不同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复杂互动，并且就科学与宗教问题提出更为多元化的观点和见解。受制于当时国内科学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研究进展，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史学的进路。但从史学视域反思这一时期的科学与宗教研究，则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大多仍然存在着史学观念和史料学方面的明显缺陷。

关键词：科学与宗教；研究综述；史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G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2-0044-08

“科学与宗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研究领域，在中国国内的学科分类框架内，其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宗教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社会学、教育学（尤其是教育史）、传播学和科学技术史（包括农学史和医学史）等学科。①对于“科学与宗教”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两类相对成熟的学术进路：史学进路和哲学进路，其中史学传统主要从宗教史、哲学史、教育史和科学史的视域加以展开；哲学传统主要从宗教哲学和科学哲学的视域加以讨论。

一、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论文

发表：1980―2009

本文的研究样本，源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kns50/）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79―2011）”。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将时限设定为1980―2009年，以“科学与宗教”或“宗教与科学”或“科学和宗教”或“宗教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检索，共可检索到6575篇论文；其中1980―1989年749篇，1990―199年1591篇，2000―2009年4236篇。以“科学与宗教” “宗教与科学”“科学和宗教”“宗教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共可检索到706篇论文；其中1980―1989年59篇，1990―199年189篇，2000―2009年458篇。以“科学与信仰”“信仰与科学”或“科学和信仰”“信仰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检索，共可检索到1100篇论文；其中1980―1989年48篇，1990―1999年199篇，2000―2009年853篇。以“科学与信仰”或“信仰与科学”或“科学和信仰”或“信仰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共可检索到96以科学与信仰为主题的论文；其中1980―1989年2篇，1990―1999年12篇，2000―2009年82篇。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统计出，在1980―2009年的30年间，开始10年发表的科学与宗教论文大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10%，中间10年发表的大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25%，最后10年发表的大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65%。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论文和有关科学与宗教的论文，其数量比大约为1：9或1：10。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数据，1980―2009年有关科学与宗教的论文数量，约占数据库所有收录论文数量的2%，这一比例在30年间大体保持不变。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分别输入“科学与基督教”、“科学与新教”、“科学与基督教”、“科学与东正教”、“科学与佛教”、“科学与道教”、“科学与伊斯兰”和“科学与回教”，进行全文检索。对检索结果进行统计，可得出有关科学与基督教的论文、有关科学与佛教的论文、有关科学与道教的论文和有关科学与伊斯兰教的论文，其数量比例约为5：4：4：1。由于国内多数有关科学与宗教（泛指）的论文是以基督教

“基督教”一词在现代中文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内涵，狭义指基督教新教，广义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多个宗派。在本文中，“基督教”一词使用的是广义概念。

作为宗教范例的，使得有关科学与基督教的研究论文数量实际上远超出了有关科学与其他宗教的研究论文数量的总和。

二、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学术演进：1980―1989

1949―1979年间，中国大陆地区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下，在全社会范围内长期进行多渠道和多形式的无神论教育和宣传。在此期间，科学和宗教的关系被始终如一的确定为“对立”甚或“斗争”的关系，“真正的科学”

1949―1979年间，国内长期存在着批判“唯心主义科学”或“科学中的唯心主义”的科学批判运动。

被描述为是“唯物的”和“辩证的”科学，是不断证实辩证唯物主义正确性的科学；而各类宗教则一概被描述为“唯心的”“反动的”“封建的”或“帝国主义的”，其前景是彻底被“埋葬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科学与宗教”研究在国内几近空白，只翻译出版了若干由苏联学者撰写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所宣扬的观点都反复强调了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和“斗争”。

三、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有关科学与宗教的学术研究开始缓慢兴起，但这一时期的论文大多仍沿袭旧有的观点，强调历史中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并着力“揭露”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佛教）在科学问题上的“反动”和“虚伪”。例如：或是认为近代天文学史中存在着“科学”与罗马教会“惊心动魄、曲折漫长”的斗争[1] ，或是认为佛教经常采用“貌似科学的虚伪姿态”，“造谣和说谎的本领是无出其右的”[2]。有所不同的是，当时论及阿拉伯科学史的论文，则认为中世纪伊斯兰教对阿拉伯科学具有历史贡献，并批判了西方对阿拉伯-伊斯兰科学的“剽窃”和“贬低”。[3]但在具体评价中世纪阿拉伯科学家时，这些论文仍将他们描述成为“自发的唯物主义者”，较少提及伊斯兰教对其科学活动的具体影响。[4]

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和传播，是当代科学与宗教研究的一个经典个案。进化论在国内通常被描述为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产生的科学基础，也曾长期被认为是科学与宗教、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焦点领域之一。1982年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协在北京联合举行了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大型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及了当时欧美地区有关进化论与创世论的论战，认为这是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科学与宗教”的“斗争”。[5]有多篇论文从科学与宗教的视角，讨论了达尔文进化论产生和传播的问题。有文章认为进化论和神创论在中国也曾存在过激烈的斗争，而教会则是中国进化论研究和传播的障碍。[6]也有文章虽然提及了进化论发表以后英国科学界对其的诸多质疑和批评，但认为这些学术意见是“偏见、谩骂和诽谤”，并将其归咎为英国宗教界对进化论的强烈反对。[7] 这些文章在当时都从不同层面强化了科学与宗教“对立论”的观点。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调整，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中西科技交流史的研究，其中涉及到了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科学活动问题。当时，相关论文大多只讨论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所进行的科技交流活动，并严格将他们与后来从事“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来华传教士划清界限。[8]这些论文在肯定来华耶稣会士科学活动的同时，仍在“科学与宗教”问题上继续保持对基督教的历史鞭挞，谴责基督教对科学特别是天文学的扼杀，甚至引证恩格斯的著作，认为欧洲的科学思想在18世纪仍然落后于古代希腊。[9]此后，又有多位学者发表了对中西科技交流史中重要历史人物徐光启的研究论文，但在高度称赞徐光启科学成就的同时，几乎不提及其个人的，并倾向于通过褒扬徐光启来贬抑来华耶稣会士的历史影响。[10]此间，也有部分文章提及了近代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科学传播活动，但大多对传教士的“主观动机”进行了激烈批判。[11]有关中西科技交流史的研究，在客观上突破了旧有的“对立论”，特别是突破了长期以来广泛宣传的科学与宗教泾渭分明的传统观点，从而推动了国内学术界对科学与宗教问题的深入思考。

四、国外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引介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得到了较大进展，中国学术界与美国学术界和日本学术界的学术交流也日渐增多。在此过程中，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有关科学与宗教问题的见解，也逐渐进入了国内学者的学术视野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发展。1985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中心主席罗伯特・科恩应邀来华讲学。在讲学过程中，科恩虽然自认是美国科学史界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持批判态度，但也反对在科学与宗教问题上的科学主义观点，并表示不完全同意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论。科恩主张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存在区别的，但又认为西方历史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非完全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也存在着相互支持的关系，并引证开普勒的个案和自然法思想的宗教渊源为例加以了说明。[12]1986年，由罗伯特・默顿撰写的科学社会史经典著作《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这部著作在当时引起了国内自然辩证法界、科学史界和社会学界的共同关注。默顿的著作中大量提及了近现代杰出科学家的状况，并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论证了基督教清教思想对近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13]日本历史上具有悠长的佛教文化传统，日本学者中也有较多信仰佛教的人士，他们有关科学与宗教的见解也通过译文的渠道为国内学者所了解。日本学者也不认为科学与宗教存在着“对立”与“冲突”，而是认为在西方历史中基督教“促进了科学发展”，并且认为现代科学和佛学理论在思想上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14]伴随中苏关系的解冻，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无神论”研究也被介绍至中国，[15]成为国内一些学者研究科学与宗教问题的重要学术参考资源。但是，此时苏联国内已经爆发了宗教复兴运动，苏联学者的科学无神论论文，除了对西方学者的部分观点进行反驳以外，并无太多学术上的新意，不少文章中更多论及的是宗教对政治的影响问题。

五、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部分国内学者尝试调和“宗教（主要指基督教）与科学对立”和“近代科学在宗教化的欧洲产生”这两幅被认为是互相矛盾的历史图景。但是由于当时国内严重缺乏相关的科学史与宗教史文献，这些较有开创性的研究最终也沦为了与历史事实有较大出入的历史思辨。[16]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在参考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科学与宗教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多进展，突破了原有的“对立斗争论”。不少国内学者对科学与宗教问题的若干历史个案，进行了深入的史实考证：通过对当时国内出版的多部百科全书中有关塞尔维特事件描述的合参辨析，反驳了恩格斯有关加尔文因塞尔维特的科学发现而将其处于火刑的论断[17]；通过对第谷学说的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综合研究，反驳了认为耶稣会士阻挠中国学者接受哥白尼学说，并进而阻止中国近代科学产生的观点；[18]通过对哥白尼学说的科学思想史研究，揭示了哥白尼的神学思想对其天文学思想的深刻影响。[19]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从宏观的视野，采用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文明史的研究进路，认为历史中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对科学有着积极的影响。[20]

通观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大多认为历史中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或“斗争的”，宗教是“反科学思潮的来源”，宗教处于“垂死”状态并将“自然消亡”，而科学在未来必将“战胜”宗教。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科学与宗教存在良性互动、宗教对科学具有积极影响的学术争鸣才较多出现。

六、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学术

演进：1990―1999

针对80年代末期学术界有关科学与宗教存在良性互动、宗教对科学具有积极影响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初期又有多位学者相继撰文，重新强调论证了科学和宗教的“对立论”，认为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是一种“反科学的势力”。以有关科学家问题的论文为例，大多从外因论角度解释科学家信仰宗教的原因，认为其主要是由家庭和社会等外部环境所造成的，认为科学家信仰宗教是其缺乏足够的理性精神或缺乏“彻底的”唯物思想的表现。至于对信教科学家科学活动的影响，或认为对他们造成了学术上的损失；[21]或断言对科学家的科学活动“没有明显的作用”，科学家在其自身科学活动中仍然“坚持着唯物主义传统”；[22]或宣称作为“虔诚基督徒”的科学家，最终在科学研究中走上了“反叛基督教神学的历史道路”。[23]这些论文颇具思辨色彩，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缺乏审慎的史学分析和充分的史料证据，其论证和结论中存在较多主观臆测的成分，与历史事实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国家学术政策和宗教政策日趋宽松的宏观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国内有关科学与宗教的学术研究空前活跃起来，并展现出异彩纷呈、多元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逐渐不再笼统地提及科学与宗教问题，而是对各主要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分别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考察。

七、

科学与佛教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源自印度的佛教曾对中国民众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并形成了本土化的宗教特色。在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科学与佛教的问题，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和讨论。有学者撰文，认为佛教与基督教“明显不同”，佛教从未反对过科学或迫害过科学家，而是“重视科学”、“与科学精神相通”，并且佛学“多被科学所证实”，使得“科学与佛学遥相接轨”。[24]有学者对民国初期“佛教化新青年”群体进行了历史个案研究，考查了科学思潮对“佛教化新青年”的冲击以及“佛教化新青年”对科学与佛教关系的认识，并分析了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本土佛教思想的变迁。[25]也有学者在研究20世纪佛教在美国传播问题时，提及了通过协调现代科学与佛教的关系，来推动佛教在美国传播的策略。[26]还有学者在讨论佛教现代化问题中，对佛教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强调佛学对现代科学的“认识论指导”价值。[27]关于佛教与科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需要更加充分地论证现代科学与佛教的关系，以此来更好的说明佛教对现代文化的积极影响。[28]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流派，也有多位学者撰文就古代藏传佛教与科学的关系发表了见解，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藏传佛教的寺院“具有科技功能”，寺院僧侣大多具有传播科学知识的“职责”，而藏族古代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29]早在80年代末期，国内的佛教界人士已开始就佛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发表出了基于佛学思考的独立见解。[30] 90年代下半期以后，佛教界人士就该问题的阐述也更为丰富，以在国内佛教期刊《法音》上发表的文章为例：或是认为佛学观念和现代宇宙观相一致，提出佛教在人类文化重建中的拯救使命，主张佛教可以纠正当代西方科技文明的弊病；[31]或是重申了20世纪太虚等著名佛教学者所提出的佛法超越科学、科学发现使人更加接近佛学真理的观点；[32]或是认为佛教本身是一个科学体系，科学发展与佛教思想不断接轨，而佛法可以拯救世界文明。[33]

八、科学与道教研究

在20世纪，玻尔等著名西方科学家和李约瑟等著名西方科学史家，对中国传统的道教思想都极为推崇，或是认为道教自然观对物理学发展具有哲学或方法论上的价值，或是认为道教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玻尔、李约瑟等人的上述观点，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被国内学术界所接受。特别是作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李约瑟，其学术著作通过翻译途径，对中国科学史界、科学哲学界甚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道教与科学成为了一个较受学术界关注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就道教与科学的问题，展开了多视角的学术研究，也形成了较为多元的学术见解。关于道教与科学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与世界其他宗教相比，道教“最重视科技”[34]；有学者认为道教的特点是“准科学方法与的奇妙结合”，使“科学的方法与宗教的信仰融合起来”[35]；也有学者从宗教与科学的起源视角，阐述了伏羲女娲神话中的文化意象，认为宗教（主要指道教）与科学同时萌芽、互相包容[36] ；还有学者在分别讨论道教与化学和道教与医学关系的基础上，主张道教和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区别，认为“道教中的科学因素”是“道教徒自掘坟墓”。[37]关于中国道教思想对当代西方文明的影响，也有文章认为其影响结果是负面的甚至是“扭曲的”，是20世纪西方诸多伪科学理论和反科学思潮的源泉。[38]道教与中国传统养生学之间关系较为密切，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多位学者就道教与医学的问题展开了多个案的研究，广泛涉及道教服食方[39]、道教符咒治病术[40] 和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与道教思想的相互影响[41] 等问题，这些研究大多认为历史上道教对科学（和医学）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

［44］张晓丹. 东方智慧的第三次浪潮――阿拉伯科学的特点及其兴盛原因［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1）:50-58.

［45］冶成福. 伊斯兰教的产生与数学的发展［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2）:50-54.

［46］林中泽. 论基督教的崛起对西欧社会的影响［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2）: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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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夏宗经. 基督教文化与科学――兼评欧洲中世纪在科学史上的地位［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4）: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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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袁江洋. 论玻义耳-牛顿思想体系及其信仰之矢―― 17世纪英国自然哲学变革是如何发生的？［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1）.

［52］郭怀中. 关于伽利略案件的几点讨论［J］. 物理教师，1990（2）:38-41.

［53］史志强，王较过，靳峻竹. 科学最终战胜愚昧伽利略冤案获［J］. 物理，1995（7）:445-448.

［54］张增一. 伽利略：自然真理与《圣经》解释［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1）:54-58.

［55］张增一. 伽利略与罗马教会［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3）:50-58.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China: 1980-1999

GOU Wenze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It has been long held in China that science and religion belong to two separate categories with repulsion and conflict. Domestic study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began in the 1980s. With the progress of domestic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s, scholastic opinions gradually came to emerge that there exist benevolent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that religion exerts a positive effect on science. In the 1990s, academic circle gradually stopped abstract discussion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rather, it specifically focused on th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science, namely, Buddhism, Taosim, Muslim, as well as Christianity; and accordingly, diversified opin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were advanced with regards to science and religion. Under the restraint of domestic research progress concerning scientific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philosophy, historical approaches took dominance at that time. Yet even a historical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scientific and religious study of this period indicates that these researches have distinct flaws in terms of historical principles and data collection.

Key words:

科技哲学论文范文第7篇

弹指一挥间，大学四年已经接近了尾声。当自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这篇毕业论文的时候，自己也从当年一个从山里走出的懵懂孩子变成了一个成熟青年，回想自己的十几年的求学生涯，虽然只是一个本科毕业，但也实属不容易。首先，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当然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农民，没有他们的勤勤恳恳和细心安排，我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学生活。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经济学第二专业的学习。当然，一个农民家庭要同时供两个大学生上学，没有别人的帮助和接济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我求学时对我经济和精神上帮助的亲戚、朋友、老师和同学们，我的生活因你们而精彩和充实。

华中科技大学，这里严谨的学风、优美的校园环境使我大学四年过的很充实和愉快。我第一学期是在哲学系度过的。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有幸和许多优秀的同学一起学习，听睿智的哲学老师讲授哲学。后来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时冲动的原因，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哲学系，离开了亲爱的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们。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时光，但我确实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尤其是对我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这些有用的东西一直对我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我相信，这些东西将伴随我走完整个人生的道路。现在回想起在哲学班的日子，还是那么的温馨和惬意，我不能不感谢当时哲学班的每一位同学和老师，跟你们在一起学习、生活，那真是其乐融融，妙不可言!

大一下学期，我转专业来到了一个新集体，开始了新的专业。虽然老师和同学都是新的，专业是新的，但我仍然感受到了那种来自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和融洽!这对我融入新环境，对新专业产生兴趣是非常重要的。公管院的老师更是让我难忘，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幽默风趣的授课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篇论文构思和写作过程，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王国华教授，对我论文的完成更是功不可没，王老师每次给我的疑问给予细心的解答并给出写作建议，对我的论文进行细心的修改，使得我的论文结构一步一步的完善，内容日趋丰满。没有王老师的细心指导，这篇论文是不可能完成的。

书到用时方恨少，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深感自己的水平还非常的欠缺。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完善的过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科技哲学论文范文第8篇

弹指一挥间，大学四年已经接近了尾声。当自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这篇毕业论文的时候，自己也从当年一个从山里走出的懵懂孩子变成了一个成熟青年，回想自己的十几年的求学生涯，虽然只是一个本科毕业，但也实属不容易。首先，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当然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农民，没有他们的勤勤恳恳和细心安排，我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学生活。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经济学第二专业的学习。当然，一个农民家庭要同时供两个大学生上学，没有别人的帮助和接济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我求学时对我经济和精神上帮助的亲戚、朋友、老师和同学们，我的生活因你们而精彩和充实。

华中科技大学，这里严谨的学风、优美的校园环境使我大学四年过的很充实和愉快。我第一学期是在哲学系度过的。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有幸和许多优秀的同学一起学习，听睿智的哲学老师讲授哲学。后来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时冲动的原因，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哲学系，离开了亲爱的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们。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时光，但我确实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尤其是对我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这些有用的东西一直对我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我相信，这些东西将伴随我走完整个人生的道路。现在回想起在哲学班的日子，还是那么的温馨和惬意，我不能不感谢当时哲学班的每一位同学和老师，跟你们在一起学习、生活，那真是其乐融融，妙不可言!

大一下学期，我转专业来到了一个新集体，开始了新的专业。虽然老师和同学都是新的，专业是新的，但我仍然感受到了那种来自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和融洽!这对我融入新环境，对新专业产生兴趣是非常重要的。公管院的老师更是让我难忘，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幽默风趣的授课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篇论文构思和写作过程，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王国华教授，对我论文的完成更是功不可没，王老师每次给我的疑问给予细心的解答并给出写作建议，对我的论文进行细心的修改，使得我的论文结构一步一步的完善，内容日趋丰满。没有王老师的细心指导，这篇论文是不可能完成的。

书到用时方恨少，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深感自己的水平还非常的欠缺。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完善的过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科技哲学论文范文第9篇

研究会理事长王国聘教授在文集的序言中写道：“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年来，始终以研究、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和科学技术社会论为己任，历经多次换届，薪火相传，形成为一个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根基稳固、实力雄厚、后劲十足的江苏科学技术哲学共同体。”

30年来，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同仁们与时代同步前进，勤于探索，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国内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纪念文集《科学技术哲学论》甄选了研究会老中青三代学者于不同时期发表在国内重要期刊上的43篇论文，代表了江苏自然辩证法研究会30年来所取得的部分重要成果，内容涉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环境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方面。

自然哲学方面。《科学技术哲学论》编选了研究会第一、二届理事长萧j焘先生在20世纪80年表的一篇研究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论文。在国内学界，萧先生以研究黑格尔而著称。这篇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黑格尔的自然整体观和发展观进行了深入研究，阐发了黑格尔的“自然界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思想。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林德宏先生在《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一文中指出，自然界既是我们的改造对象，又是我们的保护对象；人与自然的协调，是人类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辩证统一，是二者之间的某种平衡。研究会名誉理事长陈文林教授的论文对生命活动的高序性、生命活动的层次性等遗传工程认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强调必须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探讨和理解这些问题。在论文《三个世界的关系》中，吕乃基教授从本体论角度对波普尔所区分的“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重点论述了世界3（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的知识阶梯。

科学哲学方面。郑毓信教授的论文对20世纪数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作了回顾，分析了数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两种不同范式：实际数学工作者的“活的哲学”和哲学家的数学哲学，并对数学哲学的未来发展作了展望。严火其教授的论文指出，东西方科学的本质不同，在于对自然认识“察同”和“察异”的选择不同。刘魁教授的论文通过对伽利略受审根源问题的反思，阐明科学研究的自由权只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自由权，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由权。王岩教授评述了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观。王荣江教授研究了知识论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当展。黄政新教授结合贝尔和莱格特不等式的实验校验分析了物理学“实在论”与哲学实在论的关系。马雷教授论述了经验确定性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董美珍副教授研究了女性主义科学认识论。此外，蔡仲教授、熊登榜教授、吴建国教授、刘鹏副教授等人的论文分别对地方性知识之困境、“后现代科学”概念、科学知识的主体建构、现代性的本体论审视等后现代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研究。

技术哲学方面。肖玲教授的论文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对于重建人性化的科学技术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价值。曹克教授的论文指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并不完全是属于技术的，而更多的是作为理解历史的一种手段。夏保华教授在论文中研究了两位重要的技术哲学家――“人文学的技术哲学”代表人物卡普和“工程学的技术哲学”代表人物德克斯，评述了他们的生平和学术思想。刘启华教授分析了技术科学的发展模式，阎莉教授研究了转基因技术对生命自然存在方式的挑战，吴红副教授对奥格本学派的形成及其对技术社会学的意义进行了研究。

环境哲学方面。研究会理事长王国聘教授在论文《现代生态思维的价值视域》中指出，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系统整体性、有机性、多样性，不但提供了一幅和传统的机械论自然观迥然不同的世界图景，而且在这种世界观的内部孕育了一种强调相互依存、协同进化、关注未来、适度节约的价值观。可以说，现代生态学为传统的价值内涵进行实质重建和拓展提供了理论支持，生态学不仅承认和重视自然生态的服务价值，还承认自然具有自身存在的“内在价值”。王建明教授、高中华教授、周兰珍教授和潘洪林教授深入研究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哲学问题，强调不能脱离人类利益来谈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能通过彻底否定“人类中心”去追求所谓的“自然中心”或“生态中心”。曹孟勤教授深度发掘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资源，指出儒家“成己成物”观要求人们在成就自己美德的过程中“善待万物、尽物之性”。黄爱宝教授提出了建设“生态型政府”的构想。曹顺仙教授和李丽副教授指出克服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破除“资本的逻辑”。郭兆红副教授研究了汽车与城市发展问题，认为生态城市建设要“放弃对汽车依赖”，应树立这样的城市发展理念：为人而不是为汽车设计城市。陈伟华副教授的论文在国内较早地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

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张相轮教授的论文《网络文化及其哲学问题》通过分析网络文化的发展动向及其所引起的现实的社会变革，提出人和社会都应对网络文化所引起的社会效应及其发展趋势有科学的认识和预测。钱兆华教授的论文强调，我们在科学史研究中必须严格区分四对范畴：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经验、经验技术与科学技术，否则会导致了科学史研究的混乱局面，并直接削弱了科学史对科学研究的启示、借鉴和解释功能。陶军教授在其论文中指出，信息技术时代，科技的发展始终是影响人类历史观的一个重要因素，信息科学和复杂性科学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对历史决定论的超越。罗蕾教授的论文阐述了“自下而上”这个新世纪理念对未来科技进步、系统管理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孙孝科教授从“是什么”与“不是什么”两个层面探讨了科学家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所应担负的道义责任。陆礼教授概述了交通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与学科创新。此外，胡金波研究员对研究生人格塑造的研究，钱振勤教授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丁长青教授对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思想的研究，张云霞教授对企业自主创新政策的研究，张宗明教授和张艳萍副教授对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的探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的说来，江苏自然辩证法研究30年纪念文集――《科学技术哲学论》主旨明确、脉络分明、框架清晰，系统展示了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30年来的部分重要学术成果，展现了江苏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特色和风采。《科学技术哲学论》编选的论文有几大特点：一是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二是研究具有前瞻性、前沿性和开拓性；三是体现了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四是秉承“以人为中心，文理哲结合”的学术理念。

科技哲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国内科学心理学的著作类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分别为:以“科学心理学”为题名的专著，以“(科学)创造心理”为主题的著作，以“科学意象”为题名的研究，以及若干包含在“科学学”编著下的文字。

(一)以“科学心理学”为题名的专著

30余年来，国内以“科学心理学”为题名的专著只有两本，且均为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的王极盛先生所著，分别为《科学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和《科学创造心理学》(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在《科学心理学》一书中，王极盛将科学心理学分为科学创造心理学、科学管理心理学、科技人才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心理学四个方面［4］。在书中，王极盛从七个方面对科学心理学进行了探讨，即智力因素与科学创造;非智力因素与科学创造;科学创造心理的特点、要求、类型与方法;科学创造中的灵感、梦境与机遇;科学创造的群体心理;科技人才的心理问题;科学技术体制改革中的心理问题。《科学创造心理学》一书则是王极盛采用心理自我评定与心理调查等方法，对我国700多名科技工作者进行的科学创造心理学与科学管理心理学的定量研究。全书共三大部分，即我国科技工作者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发展研究;科技创造心理的定量研究;科技管理心理学的定量研究。该书最后一章还强调了维护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二)以“(科学)创造心理”为主题的研究

目前，国内“创造心理学”“创造性思维”“创新心理”类的书籍数量极多。这些著作充斥于书店、图书馆及网上书店，非短时间所能鉴别清楚。只能说，国内有许多与科学创造心理有关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研究，又有多少人真正地在此基础上展开实际的调查研究及切实的调查访谈，所有这些都非笔者所能妄断，还需有兴趣的同仁细细地琢磨品定。但也不可否认，在此领域中确有一些典型的研究①:如周义澄著的《科学创造与直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章士嵘著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人民出版社，1986)。

(三)以“科学意象”为主题的研究

国内以“科学意象”为主题的著作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部，即李继宏等所著的《科学意象》(科学出版社，2007)一书。该书主要探讨了如下问题:科学意象的概念、科学意象方式及相关案例、科学意象与科学进步的关系、科学意象的心理机制分析、科学发现的案例分析、科学意象的培养。作者从心理意象的角度分析了科学灵感及科学理论的创造，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在作者看来，“一切科学思维，特别是创造性科学思维都是通过科学意象进行的，科学意象是连接科学思维和感觉的中间媒介。”［5］

(四)“科学学”编著中包含的“科学心理学”

国内学者对“科学心理学”的论述，还散见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些《科学学》编著之中，具体有:(1)关西普、季于林、陈士俊、王树恩四位主编的《科学学纲要:理论科学学基础》(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118—127页)，该书第三章第六节名为“科学家成长、发展的主观因素”，从七个方面论述了心理因素对科学创造的重要性。(2)田夫、王兴成主编的《科学学教程》(科学出版社，1983:307—332页)，该书第十三章名为“科学创造的心理学问题”。(3)夏禹龙、刘吉、冯之俊、张念椿、孙章五位编著的《科学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83:243—275页)，该书第八章名为“科学与心理”。(4)徐纪敏著的《科学学纲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362—424页)，该书第七章名为“科学创造心理学”。(5)杨连生编著的《科学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该书第六部分以15页篇幅论述了“科学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此外，这个时期许立言、张碧辉、郑羡琦编著的《科学学概论》(情报科学杂志社，1981)和金良浚编著的《科学学简明教程》(科学出版社，1983)也对科学心理学有所涉及。这些教材对于科学心理学的关注主要放在:科学创造过程的心理规律与特点，科学工作者的智力及个性心理特点，科学工作的集团心理特点，科学人才培养和使用的心理学原则等方面。

二、国内科学心理学的论文类研究

(一)“科学心理学”类的论文研究

通过中国知网，以“篇名:科学心理学”的“精确”方式查找(时间段为1979—2014．8)，共检索出期刊论文63篇。经过逐一排查，最终确定与主题实际相关的论文只有10篇。其中4篇书评，3篇论文，2篇译文，1篇硕士论文。其中，4篇书评是对王极盛先生《科学心理学》与《科学创造心理学》两书的评论，这里不再赘述。3篇论文为:(1)朱导之《科学心理学》，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3年第1期。(2)王极盛《科学创造心理学与管理心理学的几个问题》，载《科学管理研究》，1984年第4期。(3)王极盛《科学心理学的计量研究》，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4年第9期。这3篇论文主要探讨了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探讨了科学创造与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及相关心理规律特点的关系。两篇译文分别为:(1)［美］R•D•特温内、M•E•多尔蒂、C•R•迈纳特《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研究的关系》，载《世界哲学》，1985年第3期第50—53页。该文是由彦冰摘译三位作者主编的《论科学思维》(1981)一书的导论。文章分别从科学心理学与科学哲学的关系、科学心理学与科学史的关系、科学心理学与科学社会学的关系、科学心理学当时的研究状况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2)［苏］T•维诺格拉多娃《科学心理学对科学学的贡献》，载《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第35—36页。该文由亦路翻译。文章通过科学心理学与科学哲学、科学史及科学社会学的脉络关系的梳理，说明科学心理学所具有的意义。一篇硕士论文为山东大学科学哲学专业2013届的毕业生寇瑜所作，题目为《科学心理学:科学哲学的新方向》(指导教师:王华平副教授)。该文可谓是当前国内“科学心理学”研究的最新体现，也是当前对“科学心理学”论述最为专业的一文。论文在梳理已有科学论述的规范进路、历史进路、社会学进路的基础上，从科学认知史与社会科学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科学心理学作为科学哲学新方向的可能路径与价值。同时，从该文中看到，国内已有学者开始专注于“科学心理学”研究，寇瑜的导师王华平已有书稿成稿———《从科学的社会研究到心理研究》待出版［3］。此外，另有4篇非期刊论文也是对科学心理学的专门探讨:(1)王极盛《谈科学心理学》，《科学•技术•管理》，世界出版社，1980年。(2)王极盛《科学心理学的某些研究》中国心理学会文摘选集，中国心理学会编，1981年。(3)王极盛《科学工作者科学活动的智力基础》，全国科学学第二次学术会议资料，1980年。(4)王极盛《创造性活动中的灵感》，全国科学学第二次学术会议资料，1980年。

(二)“科学意象”的论文研究

科学意象是近年来国内科学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取向。研究者承接美国学者米勒《科学思维中的意象》一书的后续，于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即有学者开始了科学意象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主要有期刊论文4篇，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1篇。分别为:(1)李继宏《科学意象初探》，载《黄石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第1—20页;(2)李继宏《科学意象初探》，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19卷第2期第18—23页;(3)赵伶俐《艺术意象•审美意象•科学意象———创造活动心理图像异同的理论与实证构想》，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7期第104—110页;(4)滕瀚、赵伶俐、汪宏《心理学视域中的科学意象研究》，载《科学学研究》，2009年(S2)第285—288页;(5)郭彦霞《科学意象教学对小学生概念学习影响的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6)滕瀚《科学意象加工水平对高中生物理问题创造性解决的影响》，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李继宏的论文主要通过科学意象的案例分析———彭加勒的听觉意象、爱因斯坦的视觉意象，以及海森堡的数学调节意象进而揭示科学意象具有创造性的原因。赵伶俐则直接将意象看作是意义与图像的有机结合体，是创造性活动不可或缺的逻辑基点、加工方法、过程与结果。郭彦霞在论文中指出:概念学习是科学认知的基本过程;在认知过程中“意”和“象”具有共存性;在概念中“意”与“象”具有交融性;概念学习与科学意象的认知加工具有协同性。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国内关于科学意象的研究已经起步，目前主要由李继宏、赵伶俐及与他们具有学缘关系的研究者展开。

三、我国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困境解析

(一)我国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历史特点

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科学心理学的发展还很不足。在横向比较意义上，它远不如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伦理学等临近学科。在纵向意义上，30余年来尚未取得根本性的进步。以10年为一个时段进行划分，我国的科学心理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以后呈现出平缓斜坡状的“U”字形。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国内科学心理学的著作、论文成果较多;而90年代，科学心理学则呈现为低谷状态:既没有著作出版，论文数量也极少。2000年以后，无论是科学意象研究，还是王华平、寇瑜等对“科学心理学”的专门理论探讨都呈现出新的气象;而赵万里等撰写的《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认知失调及其平衡策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年第1期)一文，则代表着中国“科学心理学”自主性探索的一种尝试。就不同时段的研究者构成而言。20世纪80年代只有王极盛先生(心理学者)出版了两本专著，撰写了至少6篇科学心理学论文。周义澄、章士嵘先生则主要为自然辩证法的专业背景。至于其他《科学学》编著者，也多非专业心理学学者。20世纪90年代，科学心理学淹没在学术大潮中，很少听到它的声音。只有亦路翻译了《科学心理学对科学学的贡献》一文(1991);此外就是作为大学物理学教师李继宏撰写的两篇同样题为“科学意象初探”的论文。2000年以后，除李继宏等出版了《科学意象》一书(2007)外。赵伶俐及其学生滕瀚、汪宏、郭彦霞为西南大学心理学专业的教授及博士、硕士。其他人如赵万里教授则为科学社会学专家;王华平、寇瑜等则为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者。总之，三十余年来科学心理学在我国并未产生广泛影响，也未能成为一门正式学科。无论是研究成果、研究队伍还是对外界的影响度方面都很小。早期从事科学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是心理学、科学管理与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者，近年来则多是一些心理学、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专业的学人。在研究主题方面，早期研究者多围绕科学创造心理而展开，附带性地介绍科研管理心理与科学集体心理方面的研究。值得说明的是，2013年发表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第1期的《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认知失调及其平衡策略》一文，代表了国内学人进行科学心理学自主性研究的一种探索，是对科学社会心理学的一种自觉尝试。同是这一年，寇瑜的硕士论文《科学心理学:科学哲学的新方向》的完成，其导师王华平有关科学心理学书稿的完成，都是我国科学心理学研究开始兴起的丝丝迹象。当然，这只能说明科学心理学在我国才开始萌芽、生长。至于它能否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还有赖于国内其他相关学者的加入，依赖于国内学界的认同与支持。

(二)我国科学心理学发展困境的原因解析

从上可见，我国科学心理学的发展还存在明显的局限与不足。在笔者看来，导致此种困境与不足的局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科学心理学研究本身的困难与复杂性。具体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由于个体意识一直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是一种“意识流”(詹姆斯语)，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内隐发生的。即使科学家对自己本人的意识都很难做客观的记录，而对于想要研究科学家心理的人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因此，科学家的心理一直处于黑箱或灰箱的状态。二是就研究所需的专业背景而言。从事科学心理学研究，需要同时具备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的专业背景，需要同时具备自然辩证法与心理学的专业背景，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真正地致力于此。然而当前国内的真实状况是，真正具备此种条件并准备致力于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学人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更是难以产生高水平、具备醇厚价值的研究成果来。第二，学术研究的本土性缺失。这乃是我国科学心理学发展不足的根本原因。由于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多是从西方引进的，科学心理学亦是如此。由于科学心理学在国外诸多“科学”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未能成为一门显学，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心理学都没有产生系统的研究成果，亦缺乏广泛持久的学术影响。而国内学者对西方学科的研究主要靠译介西方著述，多采取介绍、评论、解读的方式进行，缺乏本土化的持续努力。因此，“源头”的枯窘，自然导致“河流”的难以丰沛。20世纪80年代虽有王极盛先生对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开创性努力，但是却缺乏后来者的接续支撑。科学心理学研究在我国依然缺乏它自己的本根。第三，我国的科学心理学尚未形成研究共同体。就当前我国元科学研究学术队伍的发展状况而言，已有专门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伦理学等研究群体，也有总名为STS(“科学、技术与社会”或“科学技术学”)的研究建制与研究活动。这些都稳健地支撑着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伦理学、STS的学术发展与知识累积。然而，国内对科学心理学进行专门、持续研究与关注的人还很少。元科学研究者关心更多的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伦理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研究始终处于少有人问津的地位。因为没有学术研究共同体，没有“无形学院”(戴安娜•克兰语)的支持，自然很难支撑起科学心理学持续稳健发展的局面。从20世纪80年代科学心理学在我国的萌生、兴起，到90年代科学心理学的近乎销声匿迹，再到21世纪头10年科学心理学在我国的缓慢发展，最后到2013年以来我国科学心理学发展的一丝新气象，构成了30年来我国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完整历程。总体而言，我国的科学心理学发展还很不足。造成此种境况的原因包括:研究对象及研究所需专业背景的复杂性，缺乏持续的本土性研究努力，尚未形成研究共同体。而我国的科学心理学要想真正得到发展，就必须在自主性探索方面做持续不懈的努力，同时还需真正有志于此的研究者的加入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