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研究论文范文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的范围内得到阐述的，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的提出，这种叙述方式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随着韦伯、卢卡奇、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论著的出版，尤其是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技术与科学》一书的出版，现代科学技术的另一个功能--意识形态功能被揭示出来了。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即生产力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其一，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对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做出了过度的诠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作用归结为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甚至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然而海德格尔在《技术之追回》中区分出"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并断言现代技术不再是革命的因素，甚至不再是中性的因素，而是负面的因素。既然现代技术的革命功能受到质疑，也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建立新的叙述体系来回应这个问题。

其二，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这一点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甚至连阿尔都塞也把理论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尖锐地对立起来。然而，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既然已经蜕变为意识形态，那就有必要对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负面作出叙述。此外，晚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理论也暗示我们，由于我们把科学（技术）作为正确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导致了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泛滥。事实上，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谈论的"世界"并不是原初的生活世界，而是伽利略以来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眼光叙述出来的另一个"世界"。显然，要使历史唯物主义脱离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也必须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叙述体系。

其三，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基本命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然而，从属这一生产方式的生产者又都是有社会意识的，也就是说，社会意识渗透到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中。实际上，生产者既是社会存在的担当者，又是社会意识的担当者，正如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一样。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启示我们，应当避免用机械的，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叙述这一基本命题，即不要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抽象地对立起来。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一、梁启超对科技体制化的贡献

晚期洋务派已经认识到单纯器物层次的技术引进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主要是因为缺乏大量的科技人才。“时事孔亟，首重人才”〔1〕，“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2〕。于是他们开始派遣留学生，开办新式学堂。以期培养大量的科技人才。但“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贴括，以取富贵”〔3〕，那里，只有科举才是获得名利、提升地位的唯一正途，这些措施根本吸引不了优秀人才。维新派和梁启超循着人才救国的路线，看到了科举制度是科技人才培养的巨大障碍。公开提出废除科举的变法主张。梁启超写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4〕围绕着科技人才的培养。维新派和梁启超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除科举、创办新型学校。必修自然科学。在百日维新所颁布的新政中，这方面内容最多。维新派是通过《时务报》向大众层面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的，而梁又是主笔。他的《变法通议》系统论述了变法的缘由及具体主张，由于他优美畅快的文风和精辟透达的论述，使得维新思想广为流传。形成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局面，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在《变法通议》里专辟《学校总论》，论述新式学校的重要性及其内容、功能，普及了中国社会对新式学校的了解。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创办。标志着科技教育在中国体制化的真正开端。从而极大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这其中，梁启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梁启超对科学体制化的另一大贡献，是他认识到了学会对科技发展的作用并加以倡导和宣传。他说：“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会。矿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学会……”〔5〕。“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试验。有报以便布知新艺，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精，新法日出。”〔6〕科学学会在科学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从科学社会学角度来看，学会的形成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梁启超的《论学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全面介绍学会的专门性文章。加上《时务报》的广为流行，使得学会的观念深入人心。梁启超写到：“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7〕在他的号召下，一时间学会林立，如雨后春笋，“除去与维新运动直接有关的学会，自然科学方面着实是‘有一学即有一会’，有农学会、矿学会、工艺会、化学会等”〔8〕，“一年之间，设会数百”。学会大都以“兼采中西各法与天地自然之利”。“互相讲习”。这些学会是中国近代科技团体的最初发端，在开风气、广民智和中国近代科技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对科学体制化的贡献还在于他大大促进了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和自然科学期刊的发行。梁启超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习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9〕“今夫西人光化电声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律之记载，岁出以千万种记，日新月异，应接不暇”〔10〕，“苟处于今日之天下，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11〕梁启超十分重视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的重要性，在新政期间。他亲自主持译书局的工作。他强调科学教育的普及“指授初学融贯中西”〔12〕使之“略识门径”〔13〕，因此，在维新期间，编译了大批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内容的教科书，从而大大提高了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这是洋务运动所无法比拟的。梁启超十分重视报纸的作用。在《论报馆有益国事》中，他较为全面向国人介绍了报纸的种类作用。他认识到报纸可以“去塞求通”，开启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15〕。并且，“朝登一纸·夕布万邦”〔16〕是传播知识最快捷的路径。“西人格致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17〕报纸期刊是自然科学知识传播最重要的手段，梁启超对报纸的重视和宣传·大大促进了科技期刊在中国的创办和流行。维新期间，以宣传自然科学为主要宗旨的报刊也是层出不穷，如通学报、农学报、新学报，处学报、求是报、格致新报等。这些报刊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科技期刊的肇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对中国近代科技体制化作了极大贡献，是中国科技体制化的伟大先驱。

二、梁启超的科技观念

同维新派其他成员一样。梁启超首先认识到科技同国家富强的关系。有关这方面梁启超发表过许多言论。他强调近代科技对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重大作用〔18〕，尤其强调铁路在国民经济与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19〕。他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求得印书之法，而文明普遍之开，求得航海之法，而世界环游之业成。凡我等今日所依所食、所用所乘、所闻所见。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学术中来。”〔20〕他还从人和自然关系的角度看到了科技的本质，“今日机器之力大进，人力可以胜天”〔21〕，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大大提高，“我们不是马，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话。”〔22〕他热情地讴歌科学巨匠。赞美了哥白尼的天文学，瓦特的蒸汽机、富兰克林的电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看到了这些成就对人类社会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3〕。“今日光明灿烂如荼如锦之世界。何自来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之也。”〔24〕他认为以自然科学为核心的近代学术是决定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力量。这在当时不能不算是深刻的洞见。梁启超已经明确觉察到了科学技术水平是决定一国强弱、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他写道：“欧洲人其竞争力之强悍”〔25〕。“其所由来与其所终极”“是自前世纪以来。学术日兴机器日出，资本日加，工业日盛”〔26〕的结果。学术的兴旺、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富强是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他明确指出：“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市场。”〔27〕这充分展示了梁启超目光的远大和深邃。试想近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是才刚刚认识到这一点吗？

梁启超同样认识到科学在开展民智方面的巨大作用。“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他学习和宣传西方自然科学。并希望国民成为可以独立思考和不盲目信仰的“新民”。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深切感受到：“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28〕，因此，他在《新民丛报》上大力宣传国家、民权、三权分立学说。抨击封建制度。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的学术和科学，发表了介绍心理学、医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方面的文章。可以说，梁启超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先驱。

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对世界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近代文化的基础。梁启超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在一次讲演中说到：“现代文化根底在那里，不用我说。大家当然都知道是科学。”〔29〕他从多方面考察了科学思想对近代文化的影响，最突出的就是他对生物学的考察。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达尔文生物学被恩格斯称为十九世纪人类三大发现之一。梁启超则稍具体考察了它的影响，他仔细列举了生物学所带来的观念上的变革，准确评价了这些变革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并称之为生物学家的“惊人事业”。他紧接着指出：“社会学的产生可以说全部建设在生物学基础之上”。而且。“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都受了它的刺激。”〔31〕他的说法虽略有偏颇，但表明了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尤其让人叹服的是梁启超对科学的精神气质有着极为深刻地理解。“人们常说治科学可以使人虚心静气。忍耐努力忠实不欺，寅旭便是极好的例子。”〔32〕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道出了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在《美术与科学》中，他深刻地洞察到实验观察和创造力对科学的根本性作用。看到了科学研究同艺术创作根本意义上的相通性〔33〕,具有深刻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意蕴。

三、科学史及其他

梁启超的学术活动跟科学本身直接相关的就是他的科学史的研究工作。他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一文中，对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科技发展的情况、成绩和代表人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在《墨子学案》中他给予墨子逻辑学思想和其他科学思想以相当的重视和论述。不过，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还是他对中国近代科技史的研究工作。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用部分章节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明清以来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历史。他非常重视明清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详细列举了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知识，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考察了以历算为主的中国传统科学在这一时期的进展。严格来讲。梁启超的科学史工作并不全面和系统〔34〕。但考虑到他的知识背景，我们不能以科学史家的标准来衡量他，但他的工作无疑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1．他在中国第一次把中国科技史的内容写进学术史之中。标志着科学史地位的初步确立。而几乎在同时或稍晚，萨顿正在美国报怨科学史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2．他对中国近代科技史进行了分期。并客观评价了清代许多科学家的工作和意义。对其功过作了恰当的评价。直至今天还不失为有说服力的看法。

3．他从多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科技为何落后的原因，以他自己对科学的深刻理解，通过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从而较早开辟了中国科学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认识到了政治经济制度、教育体制以及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对科学发展的影响〔35〕．从而较早明确地认识到科学发展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而这却是三十年后诞生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四、科学与传统

科学给予了梁启超很多。然而科学却是西方人的发明，这对于对祖国的古老文明深深依恋的梁启超来说是一种尴尬。梁启超尊重科学，同样他也尊重自己由以生长的传统。当很多人在君临的科学面前顶礼膜拜、古老的传统在科学的狂飚中风雨飘摇之时，他毫不犹豫地起来维护传统的尊严。

梁启超从没忽视过自己的传统文化，即使在他思想最激进的时候，在他高举破坏主义大旗、高唱西学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传统的价值。他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者，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36〕．反对盲目崇拜西学而弃传统以不顾，“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37〕在科学方面，他有办法维护传统的尊严。

他认为科学在西方的兴起，只是近二百多年的事情。科学原则只是从那时起才被信奉，而中国早在六朝和唐代就已具有了科学精神，所以“科学精神的有无。只能用来横断古今文化，而不能用来横断中西文化。”〔38〕中国科学的落后，只是“先后之差”，“犹旦暮也”。中国人今天缺少的东西。西方人昨天也缺少它。虽然“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的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民族”〔39〕，但是，“此非前辈之责而今人之责也”〔40〕。他充满敬仰地论述着古贤墨子所具有的理性精神。特地指出墨子的逻辑学比培根和穆勒早一千多年〔41〕。他相信自己的民族·“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他对自己的民族的科学能力有充分的自信，“后起者若能率由前辈治古典学所用之科学精神而移其方向于人文自然各界，又安见所获之不如欧美。”〔42〕

如果说以上勉强的辩护即中国传统并不缺乏科学精神难免显得脆弱，那么。梁启超通过西方科学文化的破产的描述而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理直气壮的优越性。一次大战后欧洲普遍的穷困潦倒和精神饥荒。击碎了欧洲人的科学之梦，同样也破裂了粱启超以前对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敬仰。他亲眼目睹了欧洲的混乱状态。这大大激活了他灵魂深处久久压抑的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他开始带有优越感地描述欧洲人科学信仰破产的状态：

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他批评对科学的盲目崇拜〔44〕．看到了科学带来的物质进步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愈甚”〔45〕‘人们生活在紧张、焦虑、疲劳、空虚当中。“不惟设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46〕（他开始在许多场合指责达尔文主义的流行是酿成战祸的种子）。他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精神的缺乏，他说：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人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47〕

通过对文化进行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划分，使得他可以对以物质为特征的西方文化进行贬斥从而树立起以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化的尊严。他承认中国文化缺乏物质，他认识到“科学之发明进步，为吾侪所不能拒且不应拒”，“吾侪若置现代物质情状于不顾；而商谈古代之精神，则所谓精神者，终久必被物质压迫，企丧失其效力……吾侪今所欲讨论者，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①的物质生活”。达样根据他的二元论他提出了新的文化整合原则，“西方的物质＋中国的精神”。而西方的物质显然只处于附属的地位。他早期曾提出“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50〕的文化整合原则，那时他更强调对西学的吸收。这种文化整合原则的实质性演变，展现了他对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由敬仰到冷膜的心理态势转换和对传统文化由衷自豪感的勃发。他晚年更是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并希望把中图的文化推向世界以解决西方人的精神饥荒，他感到这中国人无法推卸的责任。

在科玄论战中，梁启超仍然坚持限定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从而继续为传统文化保留地盘。尽管梁启超在科玄论战中努力以调和的面孔出现，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玄学，但还是受到了科学派的攻击。毕竟由于他巨大的声望，他的论点实际上强有力支持了玄学派的观点，从而对科学的声望造成一定的破坏，影响了青年学习科学的热情，但是．梁启超并不反对科学本身，正像他自己所指出的。相反，他为科学在中国取得的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加以赞美〔51〕。只不过他认为科学应该被限制在它应该所属的范围，这样科学和传统才不致产生冲突。

我们看到，在科学派对传统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时，梁启超努力调和二者的冲突，他那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对科学万能的怀疑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弘杨，在我国目前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时期，应该值得我们借鉴。

注释：

〔1〕闽浙总督李鹤年奏．同治十三午十一月十四日。转引自杨益茂：《洋务远动时期的新式教育》，北京社会科学，1996第I期。

〔2〕李鸿雄：《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一册．第52—53页。

〔3〕〔4〕〔5〕〔6〕〔7〕〔10〕〔14〕〔15〕〔16〕〔17〕〔20〕〔22〕〔23〕〔24〕〔25〕〔26〕〔28〕〔36〕〔37〕〔38〕〔43〕〔44〕〔45〕〔46〕〔47〕〔48〕〔49〕〔50〕《梁启超选集》．1987年第121313、19、19、53、24、24、25、25、26—270、792、274、118、323、212、211、799、724、718、724、819、849、211页。

〔8〕可参见曾近义、颜泽贤：“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4一125页。

〔9〕〔11〕〔18〕〔19〕〔2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卷，123页．第2卷，38页；第10卷．26、26页。

〔21〕梁启超：《饮冰室专集》，第2卷，113页。

〔29〕〔33〕〔30〕〔31〕《梁任公学术讲演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一辑53—61页，第二辑129—133页。

〔3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138页。

〔34〕例如其中对物理、化学的讨论几乎没有，而仅偏重历算。

〔35〕钟珍维，万发云：《梁启超思想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24—232页。

〔39〕〔40〕〔41〕〔42〕梁启超:《墨子学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143-150页。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技旅游功效分析

一、科技旅游的概念

科技旅游是将科技和旅游有机地结合为一体的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类型,其基础形式是以旅游资源中的科学技巧要素和成分为基础,利用各种自然和人文景观,进行科技和旅游的综合方案设计,形成集科普、生产、加工、销售、观光、尝试、体验、娱乐为一体的旅游活动或产品。

二、科技旅游的功效

1.科技旅游对科技的作用

首先,科技旅游是科技普及的新途径。科技旅游是一项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兴事业,它增强了教育的科技内涵,起到科普宣传的作用。科技旅游项目将科普和旅游、娱乐与学习完美地结合起来,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在科技旅游过程中向游客传递科技知识、科学理念和探索精神是传统旅游形势所不能做到的。通过科技旅游来传播科学知识的形式无疑是科普工作的一大进步。

其次,科技旅游是提高科学素养的新方法。我国当前扫除“科盲”的形势和任务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扫除“文盲”的形势和任务还要严峻和紧迫。其实唯心主义和封建迷信思想,主要是由于对一些事物和现象的不懂得而产生的。参加科技旅游,观测自然现象,操作、科学实验,听取科学报告,参与科普演示,就能够对自然世界的存在方法、层次结构、演化发展及其客观规律具有初步和基础的懂得,形成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提高和增强分辨科学与伪科学以及抵制各种愚昧、迷信和歪理邪说的能力。

再次,科技旅游是推动科技发展的新动力。科学技巧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而科技旅游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思想科学性和客观性,更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通过科技旅游,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就能够使人们懂得科学技巧的基础知识和一般原理,懂得科学研究的大致过程和主要方法,提高和增强创新意识,激发智慧和创造力,形成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尊重事实、鼓励创新的良好风气。:

2.科技旅游对经济的作用

第一,科技旅游对产业间的融合与渗透

科技旅游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结合供给了良好的切入点,有利于二、三产业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发展科技旅游不仅在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中,为工业企业部门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确立了良好的途径,而且在政府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方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科技旅游促使农业与旅游业之间直接融合良性互动,推动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农村和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科技旅游可以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素质,是改良农村面貌的重要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科技旅游的开展,为促进农业科技创新、转化、交流与推广供给了无限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农业科技旅游的发展,将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这是传统的观光旅游所望尘莫及的。

第二,科技旅游对旅游产业结构的拓展与优化

科技旅游既是对传统旅游形式优点的借鉴和继承,也是对传统旅游产业不足的弥补和完善,这就为旅游产业拓展了崭新的形式和内容。与此同时科技旅游对现有旅游资源科学文化价值和积淀的深刻发掘和努力刻画,使之能够发挥资源的深度效应,提高旅游产品的品味和档次,从而为旅游产业创造高附加值,增添蓬勃活力。科技旅游是对现有资源的合理整合,使之表现形式更加新颖,内涵更加丰富,本质更加科学,从而避免了旅游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3.科技旅游的社会作用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双刃剑"，在GATT/WTO的法律体系中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但是由于规定不完善，易诱导绿色贸易壁垒。一些发达国家在绿色贸易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适应世界自由贸易环境。

关键词：标准化自由贸易双重性

一，引言

1947年，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关贸总协定，3作为重要国际组织,WTO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自由贸易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所签的条约，尤其技术条约，已经成为规范贸易行为和制度世界性指导原则。但是这个多边贸易体制具有大国利益倾向,尤其是自由这个贸易中的实用主义依然存在,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一个场所。事实和历史证明：关贸总协定纠纷不断，原因之一便是自由贸易中的实用主义和大国主导操纵，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使然。有人说：WTO是一个“富国俱乐部(clubofdevelopedandrichstates)”和“只保护富国利益(protectionstates''''profitonly)”4。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因此要扬长避短。一方面，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也要适当搞一些自己的标准，以阻挡外国企业长驱直入，保护本民族利益。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要利用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给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在WTO的过渡保护期内的条件，战略高度上重视标准化作用。

二，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发展的趋势和WTO技术标准协议

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趋势:5(1)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成为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因此技术标准已经成为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制高点。6(2)国际贸易壁垒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是指关税以外的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贸易壁垒,其中主要包括对进口产品数量的限制,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等和贸易技术壁垒(3)贸易技术壁垒的核心是标准,贸易技术壁垒主要通过产品技术标准和制定技术法规，以及检验产品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的合格评定程序来实现，其核心是技术标准。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另一种趋势是:技术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越来越多，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与预防协议（SPM）、《TBT协定》中，人为设置障碍，这已经成为贸易技术壁垒的主要组成部分。7

1993年,关贸总协定历经七年艰苦谈判，达成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WTO。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的宗旨是限制贸易技术壁垒，要求尽可能采用统一的国际标准。但是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带来的利益并不对称。原因是发达国家实际上掌握着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壁垒可言，发达国家的产品能够长驱直入，而对于发达国家，这些标准则可以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口的铜墙铁壁。8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捆绑现象屡见不鲜。9

三，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研究

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

从概念上讲,WTO的规则体系中存有许多例外,如保护环境的规定,俗称环保例外权。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Gasoline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barrier)”，这种环保例外权的行使往往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在国家高于一切的国际法原则的影响下，有些国家利用GATT/WTO在规定自由贸易的同时，出于对环保和不均衡考虑的例外，如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和规定不完善，一些发达国家在过份严格的科技标准化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绿色贸易壁垒，形式多样，涉及产品广泛，措施花样繁多。绿色贸易壁垒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惨重，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处于劣势，沦为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提供者，污染转移的庞大场所。

纵观GATT/WTO的历史，不难发现：GATT成立之初所奉行的不歧视原则(Non-discriminationprinciple)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公平的贸易结果,1958年的GATT专家组的报告指出,对初级产品的依赖和市场问题和现存的规则和公约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10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克研究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不得不为较少的回报出售越来越多的货物.11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Gasoline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barrier)”，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如，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的国家，遭受“绿色贸易壁垒”的出口货物已超过25%，约400-500亿美元，极大地削弱WTO多边贸易体制作用的发挥。

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不仅严重损伤自由贸易,而且一旦纠纷出现,WTO的争端解决机制（DSU）缺陷是程序繁杂，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纠纷解决，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程序之便，拖延时间，采取实用主义，让对方失去机遇和市场.首先，诉讼成本较高，须聘请精明强干的法学者，了解WTO的规则和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的期望进行预测，其次，诉讼时间长，在GATT历史上，有的争端解决拖延时间长达5年.最后，即使胜诉，在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时，发展中国家难以采取有效的手段，难以抵偿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应尽快建立快速争端解决机制（rapiddisputesofresolutionofmechanism）12

四,我国科技标准化概述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科技特派员制度由福建省南平首创，是新时期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创新与补充，是解决目前基层科技力量不足与科技服务“缺位”的成功实践。本文就我国现有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概况及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特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建立该制度的长效机制提出建议。

面对新时期的“三农”问题，全国各地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单一的推广者主导变推广者与应用者二元主导，服务模式也呈日益多样化。这些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1-2］，即：机构型主体服务方式、载体型主体服务方式、传媒工具型服务方式和实体活动型服务方式。科技特派员、科技CEO、科技大篷车、科技人员承包套餐等均属科技实体活动型服务方式。

一、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科技特派员制度于1999年创建于福建省南平，是“南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农村科技服务体制不完善，“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应对措施。科技特派员是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实体活动型服务方式的代表之一，在科技推广实践中，科技特派员以其独特的服务方式活跃在农村经济生产第一线，其产生的效益，衍生的活力，在全国农村、农民、科技人员和地方各级政府中产生了较大反响，成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实践。科技特派员制度特点鲜明，成效显著，具有以下特点与作用。

(一)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和公益性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为了满足国内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给，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并将其作为政策和技术延伸的手段，这种推广模式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我国经济转型期的一项农村科技服务工作的探索实践。一方面，科技特派员仍然肩负着部分行政职能，包括：执行政府专业科技推广任务；起到向政府提供地区发展战略建议和上传下达的作用；协助政府参与农业生产安全监测、引导基层建立行业组织等；另一方面，开展公益性科技服务，如技术指导、技术推广、农民技术培训、防虫防灾预测预报、信息传播等。

(二)激活了潜在的人力和科技资源

20世纪末，原有的农技推广服务网络由于缺乏财力支撑和机制不活，已经“线断、网破、人散”，农民缺乏有效的科技指导，科技成果难下去。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农村科技体制不完善、“三农”问题突出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超常之举。最初下派的科技特派员是从南平市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科研所挑选出来，并将原有的乡镇“农五站”整合成乡镇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此后，该制度得到中央及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加强到从挖掘各级行政潜能、盘活城市科研院所和机关既有人力和科技资源，把科技特派员制度向上下两头延伸。向上通过借助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政府机关的人才优势，从中选派—些高级专业人员担任科技特派员，促使各种社会资源向农村倾斜和转移；向下则是从乡土人才中直接选聘村级农民技术员，建立村级服务站。科技特派员原先也都从事农业科技工作，但因体制机制问题，其人力、技术资源未能有效发挥出来，这一举措超出意料地激活了这些“闲置”的资源，并且在短期内迅速聚集起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爆发力。通过科技特派员的沟通协调，各方面互相借力，互为依托，以直接、便捷的方式将农业科研院所等单位大量的先进技术、优良品种和生产开发性项目引入农村，使科技人力资源和生产要素紧密有效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低成本的农业科技的推广和普及，解决了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和有效转化的问题。同样的主体和客体，在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后，释放出的能量反差如此之大，带来效果如此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个机制的问题。

(三)建立起科技人员与农民的长效合作机制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革命，其核心是科技推广者与科技应用者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实践过程中，科技特派员通过资金入股、技术参股等形式，与农民群众和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等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形成了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回报机制。科技特派员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科技推广制度，它成功地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解决科技成果与生产结合、科技人员与农民结合的动力问题；把传统服务中由推广者主导的简单生产咨询和技术指导行为转为以依托农村科技大户和农村行业协会、转为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和面向市场需求的应用者主导的经济行为，把短期服务行为转为服务加合作的长期行为。据统计，自1999年以来，福建累计下派科技特派员10872人次，与农户或基层经济组织建立各类经济利益共同体2483家［3］。科技特派员制度特在通过技术支持参与或创办各类农业经济实体，形成各种不同的合作关系、利益结构和经营模式。利益共同体机制，在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同时，给农民吃了一颗放心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和投资发展的定心丸，达到合作双方的互利共赢。

(四)找到了农村科技和经济最佳的结合点

农民作为农业技术的最终用户，居于农业技术应用的主体地位，只有农业技术为广大农民所采用，并取得预期的效益，农业技术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科技特派员制度有别于传统科技支农所采取的“拉郎配”行政干预，采取的是双向选择、供需对接。鼓励技术人员根据自身技术专长，农民、专业户及农业企业等根据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和当地资源开发的需要，双方在自愿磋商的基础上达成服务契约关系，实行服务对象与服务主体的有效对接。这种灵活，自主性强的合作方式，采取双向选择，把满足农民对科技的需求放在第1位，找准了供需服务双方，科技和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使现有的城市科技资源服务于农村生产，达到生产要素的最有效配置，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五)推动了农村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科技特派员制度打破了传统农业科技推广站定点服务的模式，采取既定点又流动的新型科技团队服务模式。团队由科技特派员与当地村级农民技术员共同组成，按照“精干、高效、集成、联合”的原则，进行专业力量整合，建立区域行业科技服务团队，对接各种农民专业经济组织，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来提高农业承接科技的程度。即特派员在做好科技服务责任村工作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挥团队作用，在团队工作中除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团队在必要时，能根据自身能力的大小和专业需要，可以通过行业组调度，实行跨区域服务，形成整体合力，成为一支既分散各地，又具有整体优势的科技服务队伍。

二、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长效机制的对策思考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科技资源作用、具有较强生命力的工作新机制。但是，由于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非常之举，在实践中，这一制度陆续暴露出一些不足之处。因此，开展科技特派员长效工作机制研究，对于确保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理顺组织管理机构

目前科技特派员的组织管理部门比较混乱。虽然各地均由当地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任领导小组组长，但具体管理部门差异较大，有的归属于科技部门，有的归属于农办，甚至也有的归属于组织部。这种管理体制可能有利于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但从工作统一管理的角度出发，显然不利于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也增加了工作统筹协调的难度。应把处于相对混乱的科技特派员的组织管理体系理顺，做到从中央到地方的科技特派员的管理机构保持一致，并健全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以方便组织管理和工作协调。

(二)建立制度运作保障体系

一是对编制、职务（职称）、工资、福利等给予保障；二是对工作经费和项目资金给予财政和信贷扶持；对优秀科技特派员给予奖励，调动其积极性。进一步加强科技特派员激励机制建设，建立融资担保机制和项目风险保障机制，通过立法的形式设立农业科技投资风险金，科技项目开发初期的风险金由政府“埋单”，以降低科技特派员实施项目的风险，为其提供放开手脚“表演”的机会；三是探索并完善技术要素参与利益分配的方法和途径，使科技人员的收入与其工作绩效挂钩；四是鼓励下派期满的科技人员兼职科技特派员工作，继续发挥专长，以保持服务的连续性。

(三)加大技术、资金支持力度

科技特派员紧紧围绕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开展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等工作，使农业生产率、资源利用率等都得到有效提高，推动了地方特色农村经济的发展。如福建南平市2005年科技特派员实施的63个服务项目中，就有38个项目是围绕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如：毛竹(含竹笋)、锥栗、葡萄、桔柚、食用菌、乳业和茶叶等，使当地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一跃成为主导产业。因此，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首先应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划出政府投入用于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的专项资金，鼓励科技特派员开展优势项目开发。其次是调整农业科研经费结构，给予派出单位稳定的科研专项经费支持。三是保证派出单位对派出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支撑。这种技术研究因具专指性和实用性，特别容易向农村转化渗透，是一种有效的农科结合的途径。四是要注重发挥政府资金的带动作用。引导农民和社会各方资金投入农村科技项目开发，逐步形成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五是把科技特派员工作内容纳入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建设中，与星火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扶贫等项目结合起来。近年来，我国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引起了国际机构和组织的极大关注，科技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中德合作项目办公室(GTZ)、日本国际办力事业团(JICA)等国际机构和组织进行了有效沟通与合作，为利用国外资源开展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结合

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科技资源也不例外，通过引入市场机制，真正做到“科技下海”［4］。农业作为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高的弱势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尚无能力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的一定时期内，政府应通过适当的行政手段来支持科技特派员工作，将政府行为与市场运作有机结合。当然，随着科技特派员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过多的政府行为反而会增加不必要的制度成本，从而制约其进一步发展。到时，政府应适时、逐渐转变角色，逐步弱化其在科技特派员工作中的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刘志民，欧阳晓光.多模式复合型:我国现行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组织构架［J］.科技与经济，2005(2):41-44.

［2］刘志民，王树进，倪浩.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思路与对策建议［J］.农村经济，2006（1）:84-86.

［3］福建省科技厅.喜看稻菽千重浪——福建省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巡礼［N］.福建日报，2006-07-11.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首先说词义的选择。英语用词灵活，词义范围较宽。科技英语一般说词义无感彩，但一些非标准技术词和作为整个语言基础的普通词还是占极大比重，仍然具有英语语义灵活多变、一词多义的特点。同时，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很多普通词被用来表示各学科专业中的新概念。因此，根据上下文和原文中历阐述事物的内部规律，正确远择词文，就成为正确理解原文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例如:

Failuresofsuchpartsasvacuumtubes，eondenscrs，a-ndWiring，whieheanbeeasilyrePlaeedorrepairedaregener-allyeonsideredminorfailures。

本句中condensers有冷凝器、电容器，电冰箱等解释。考虑到本文是讲控制台的修理和维护，控制台中不可能有冷凝器或电冰箱。同时与eondensers并列的是vaeuumtubes(真空管)和wiring(电线)，都是些电器零部件，因此推断此处的condensors应是电器部件电容器，而不可能是冷凝器或电冰箱。全句可译为:“很容易更换或修复的零件，诸如真空管、电容器及电线等的故障，一般认为是小故障。”又例如:

TheNavalAeademyoffersmidship-mentheoPPortunitytoeomPeteinthefollowingvarsitysPorts:baseball，bask-etball，heavyweightandlightweightfoot-ballanderew。

在此句申football一词乍一看是足球，译为重量级和轻量级足球，显然违背常理，足球不分什么重量级和轻量级。football一词还有橄榄球的意思，而橄榄球是有轻有重的。因此，在本句中football一词只能是指橄榄球。这样翻译既合语法也合乎逻辑。全句可译为:“海军学院为学员提供参加下列大专院校际体育运动比赛的机会:棒球、篮球、重量级和轻量级橄榄球和赛艇。”

由此可见，逻辑判断是选择词义的重要手段，选择词义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逻辑判断过程，这样说是皂不夸张的。

其次，就理解句子的含义来说，逻辑判断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于段。理解句意首先当然是进行语法分析。但有些情况，语法分析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一个句子可能出现几种解释都合乎语法的情况。这时，进行逻辑分析就能确定哪一种解释切合原文本意，解决语法不能解决的问题。在科技翻译中需要借助于逻辑判断才能理解原文真正含义的情况多种多样，现仅就管见所及，提出几种需要自觉运用逻辑判断的情况。

1。介词短语在句中作定语还是作状语，容易混淆，需要通过逻辑判断来确定。介词短语在句中作补语和表语出错的可能性似乎少一些。例如:Witheverymeal，weeonsumeafewAtumsfromthefeastsoftheRomancmperorsandfromthewineofthepha-raohs.

有个学生把这句翻译为:每顿饭我们都从罗马皇帝的筵席上和埃及法老的葡萄酒中吃进几个原子。

显然译者是把from奢玲的介词短语译为状语，结果造成笑话。罗马皇帝和埃及法老都是儿千年前的历史人物，我们哪能有机会赴他们的盛交、喝他们的葡萄酒呢。如果将这两个由from打头的介词短语译为时atoms的定语，则既合语法，也合逻辑，译文终就正确了。因为原子是不能消失的，构成罗马皇帝盛宴上食物的原子，和构成古埃及法老葡萄酒的原子，前人、己不知吃下去多少次了，今人再吃这些原子，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句话可以译为:

“我们每次就餐，会吃下或饮进几个曾构成罗马皇帝宴席柑古埃及法老葡萄酒的原子。”

2.介词短语在句中作定语时，前面有几个名词或词组并列，需要自觉运用逻辑判断，确定介词短语是修饰前面紧靠介词的那个名词或词组，还是修饰介词煎的所有并列的名词或词组。特别是介词短语前面的并列书词或词组中间又有其他成分或词组时，更应注意白觉运用谬辑判断。例如:

AflowfiltershallbeallbeinstalledInthedisehargelineandstrastrainerintIzcsuetionlineofeachreplenislinientpump。

原译文:在排出耸路中应安装一全流过滤器，在每一补给泵的吸入管路中应安装一滤净器。译文的毛病在于介词短语ofeachrepleoislililentpump只修饰了suetion_line(吸入管)，而没有修饰远离它的disehargeline(排出牲，)。通过逻辑分析，不难判断介词短语也应该修饰前一个分句中的dischargeline，因为一个泵必同时有吸入管和排出管。本句不妨译为:“在每一补给泵的排出管路中应安装一全流过滤器，在吸入管路中应安装一滤净器。”3.介词后有数个名词或词组时，应自觉运用逻辑，分析判断介词宾语只是紧靠介词后的名词

或词组，还是包括介词后的所存并歹叮的名词或同组。例如:

ThegreatwestofCanadaandUnitedStateshadnotbeenoPeneduP。

本句从语法上分析，UnitedState，可以同Canada并列，河作of的宾语，也可以同TheWestofcanada并列，构成hadootbeenOpenedup的并列主语。这样就只能联系上下文来进行逻辑判断。上文是讲翻开150-200年前的地图，澳大利亚尚未被发现，接下来就是这句话。可见时间是指150-200年前。这样我们就能断定UnitedStates应与Canada并列，共同作of的宾语，而泽为“加拿大和美国的广大西部尚长开垦”，不能译为“加拿大的广大西部和关国尚未开垦”。因为美国已建国二百多年，欧洲的移民在建国以前己开垦了关国大部份地区，只不过美国西部开垦晚一些。经过这样一番分析和逻辑判断，句子的真正含义也就显露出来。

4、分词短语作后置定语时，分问址语汉仅修饰前面紧靠它的名词或词组，还是修饰前面所有并列的名词或词组，也是特别需要逻辑分析，得出正确理解的间题。例如:

TheconsoleshallboProvidcdwithano-breaka.c.bustofurnishporserforinstrumentandcontandeontroleireoirs，Iogiccircuits，loggers，alarmsandanyotherde-vieesrequiringtininterruPtedeleetriealpower。

原译:拉制台应装有不间断供给交流电的母线，以保证向仪表和控制电路、逻辑电路、记录器、警报器和其他要求不中断电力供应的装置供电。

在本句中，显然分词短语:requiringuninterruPtedelectriealpower不仅应修饰anyotherdeviced而且应修饰分词短语前的所有并列的名词，从instroment开始一直到anyotherdeviees。不然，似乎只有aoyotherdeviCeS(其他装置)要求不中断电力供应，而前面的instrumentaodeontroleireuits，logieeireuits，loggers，alarms。(仪表和控制电路、逻辑电路、记录器、警报器)等仪器仪表，反倒可以中断电力供应。这显然不合逻辑。本句可改译为.

“控制台应装有不间断供给交流电的母线，保证向要求不中断电力供应的仪表和控制龟路、逻辑电路、记录器、警报器和其他装置供电。”

5.另外，在理解从句时，很多悄况也需要自觉运用逻辑判断，才能正确理解原文，特别是确定定语从句的先行词时是如此。有时候紧靠定语从句前的名词并不是真正的先行词，真正的先行词与定语从句被其他词组力隔。例如:

SothereisaspacebeyondtheobjectthatthelightrayscannotreachdirectlyWecallthedarkspaceashadow.

本句从表面看，that引导的定语从句似乎应修饰。object，因为object紧靠定语从句。但原文是讲光的传播，从光的传播规律推断，则只能修饰space。从常识也知道，阴影是指物体后光线不能直接到达的空间。如把object作为先行词，译文显然不合逻辑。本句不妨试译为:“因此物体后有一个光线不能直接到达的空间。我们把这个黑暗空间称为阴影。”上面仅列举了五种常见的忽视逻辑判断就容易出错的情况,当然是挂一漏万。

最后，还必须提一下，逻辑判断也是检查自己或别人译文是否正确的重要方法和手段。译文合乎逻辑不一定就符合原文含义。译文逻辑不通，可以肯定对原文的理解有问题。当然也不能排除原文本身有错的个别情况。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胡适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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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第8篇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设施与科学管理水平，很难适应生态城市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城市环境治理与垃圾污染的状况依然十分严重。第二，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提高缓慢，不能满足生态城市健康发展的需要。比如，城市生态绿化的总量还很是不足；一些城市盲目地削山、平沟、填河等等，严重破坏原有自然地貌，加剧了生物物种、古树名木和湿地资源的丧失。第三，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科学规划与科技应用水平有待全面提高，交通拥堵、热岛效应和绿地不足等问题成为生态城市的顽疾，脏、乱、差的恶劣环境还大量存在。第四，城市居民的生态环境观念还很淡薄，随意丢弃生活垃圾随处可见，特别是一些自然界不可降解的生活垃圾，如塑料制品、电池以及其它化学合成制品等，常常与普通生活垃圾混装，给处理工作造成困难，从而带来严重污染的环境污染。

2发挥科技传播功能促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2.1多方联动，整体推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城市生态环境建设，首先必须加大生态环境科技传播力度，建立起政府全力主导、市场逐步推进、公众积极参与的新机制。政府全力主导，就是政府要科学有效地引导、规范和维护、激励全社会性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行为。市场逐步推进，就是将经济价值观念体系引入生态环境建设，建立与推广市场机制。公众积极参与，就是要让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建设决策与环境保护监督，并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等。

2.2科学规划，保障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必须科学合理地进行总体规划与体系规划，要把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作为生态城市建设规划的重中之重，合理布局城市与区域内重要的环境基础设施，有效安排建设用地，切实保障城市污水与垃圾处理、园林绿地等项目的建设需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是生态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统筹考虑，协调管理，发挥生态城市建设的综合效益。

2.3加大力度，强力推进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还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强力推进城市的生态环境整治，下大力气创建一个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良好环境。要以建设生态型、资源节约型城市为目标，不断加大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2.4有效管理，科学规划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下大力气减少城市污染是当前的一个首要任务。要以创建生态型、资源节约型城市为目标，积极用循环经济观念来指导城市的污水与垃圾处理。要加强生态城市水资源的管理，加快规划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和再生利用设施建设，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切实提高垃圾处理无害化水平。

2.5提升宣传，引导公众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必须积极提升科技传播力度，切实增强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使广大居民认识到自己在大自然中所处的位置，认识到自己应担负的环境责任，增强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积极维护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的高质量运行。要从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入手，通过各种教育以及宣传渠道向各级干部和群众普及生态学基础知识，使其掌握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了解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环境的功用、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引导广大公众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积极参与城市现在还发展到得到更广泛应用的微博。教师可以使用博客或微博平台知识与教学思想，与学生交互。4）BBS。教师可以在网络上通过电子公告牌系统（BulletinBoardSystem，英文缩写BBS）教学内容，师生可以通过BBS进行丰富全面的交互教学，可以讨论问题，也可以通知，新知识点，也可以提交作业。5）微信。做为一款实用的个人通讯软件在近年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大多数手机都支持微信，通过二维扫码，加公众号等可以方便地让学生添加微信。教师可以把教学内容发到微信上，学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客户端与老师实时交互，当然更成熟和得到最广泛应用的还有实时通讯软件QQ。6）YY语音。YY语音是一款集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型即时通讯软件。由于YY语音的高清晰、操作简便、分享性好等特点，越来越多的教育行业已经使用YY开展网络教育，比较著名的有外语教学频道、平面设计教学频道、心理学教育频道、注册会计师教学频道等等，在电脑端和手机端安装后即可进行视频学习与交流。7）飞信。飞信是中国移动推出的综合通信服务，基于真实的移动手机号码运行，可免费无限制地向飞信上好友信息，在近几年得到较好的发展。它融合了免费短信、语音、文件传输等多种通信方式，实现移动用户网络、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间的无缝通信服务。在教育方面，可以通过飞信和移动手机组建一个实时的到达手机终端或PC机端的信息收发系统，方便教师与学生、家长之间的信息沟通。也可以基于班级或校级组建一个小型的信息交流平台。类似的有中国联通的超信，中国电信的班级云等信息传播与交流平台。另外还有很多相关的新媒体技术手段，尤其是基于移动手机终端的大量应用也可方便地应用于现在教育教学应用，如掌中英语、有道词典、超级课程表、沪江英语、金山背单词、考试100、驾考宝典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3新媒体在教育教学中的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前景

就内容的丰富性，交流的实时性与便捷性来看，新媒体技术在教育教学中无疑有极为巨大的应用空间与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也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有些教师对新媒体技术还不熟练，主观上还不愿意主动学习新媒体技术；而另一个极端是有些教师对新媒体技术依赖性过强。另外，有些学生自制性差，虽然通过手机移动互联网可以学习丰富的知识，但也容易沉溺于更为吸引人的娱乐不能自拔。所以我们应该加强教师在新媒体应用方面的培训，提高教师应用新媒体技术的能力与水平；培养学生的自觉、自主意识，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新媒体；使新媒体技术成为传统教学有益的补充，两者有机结合，扬长避短，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第9篇

科技旅游是将科技和旅游有机地结合为一体的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类型，其基本形式是以旅游资源中的科学技术要素和成分为基础，利用各种自然和人文景观，进行科技和旅游的综合规划设计，形成集科普、生产、加工、销售、观光、尝试、体验、娱乐为一体的旅游活动或产品。

二、科技旅游功能的特性

1.科技旅游功能的多重性

科技旅游是一种集科技、经济、社会等多重功能于一身的旅游形式或产品。首先，科技旅游的科技功能表现在科技旅游是科技普及的新途径，科技旅游是提高科学素养的新方式，科技旅游是推动科技发展的新动力。

其次，科技旅游为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有利于一二与第三产业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为工业企业部门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确立了良好的途径，而且在政府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方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推动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农村和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科技旅游可以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素质，是改善农村面貌的重要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科技旅游的开展，为促进农业科技创新、转化、交流与推广提供了无限的机遇，这就意味着农业科技旅游的发展，将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这是传统的观光旅游所望尘莫及的。与此同时，科技旅游还对旅游产业的内部结构进行拓展和优化，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整合，使之表现形式更加新颖，内涵更加丰富，实质更加科学，从而避免了旅游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这是现代旅游产业集约化发展模式的一个代表，充分体现了旅游业作为“无烟产业”、“绿色产业”和“朝阳产业”的本质特征。通过组织科技旅游，转移和分散一部分假日旅游的游客，这对缓解长假旅游综合症起着重要作用并能带来稳定的经济效益。这些都无不体现的科技旅游对经济的积极作用。

再次，科技旅游的社会作用也很是显著。科技旅游有助于促进文化传播。通过科技旅游，人们能够在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科学文化成果的同时，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科学文化，从而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科技旅游还有助于人们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培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通过参加科技旅游，学习科学技术史可以发现我国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科学人物，科技发明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人们就能够增强和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科技旅游还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一方面，开展科技旅游可以使人们认识到科技不是万能的，滥用科技是造成各种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人们通过参加科技旅游可以开启心智，动手动脑利用废旧物品搞一些小发明小创造，变废为宝，既增加了科学技术知识又加强了环保意识，实为一举两得之举。

科技旅游功能的多重性必然会带来多重的效益，科技旅游正是因为有了自身功能的优势才被各国政府争相开发，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不断的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

2.科技旅游功能的互动性

科技旅游的众多功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紧密相连、彼此依靠，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模式。科技旅游通过激发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好奇心以及求知欲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实现科技旅游的科技功能。公众的科学素养一旦提高，就会形成尊重科学、热爱科学和支持科学的热情，从而实现科技旅游的社会功能。科技旅游社会功能的实现又营造了全民关心科学发展、热爱科学事业的氛围，促使公众更加多的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科技旅游活动中来，这又能使科技旅游的经济功能得到实现。经济功能的实现又会加大对科技研究的投入，促进科技创新，丰富科技旅游的内容，这样一来又促进了科技旅游的科技功能的实现。以沈阳世博园为例，它的开发目的无疑在于它的社会效益，然而在它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同时，其经济功能和对科技的作用也在不断的显现出来。2006年在沈阳世博园举办的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以下简称世园会）历时184天的世园会共接待游客1260.80万人次，创下了世界园艺博览会展期内接待游客总量的新纪录。其中“五一”和“十一”两个黄金周，接待游客高达310万人次。5月2日当天接待游客34万人次，创造了世界园艺博览会历史上单日游客总量的最高纪录。世园会的成功举办，对沈阳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显现。据测算，世园会的举办使棋盘山地区的土地价格升值了五倍，拉动沈阳的GDP增长100亿元以上，沈阳城市建设水平提前了五到十年。2006年前三季度，沈阳市共接待国内外旅游者3165.7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205.7亿元，两项指标均增长18%以上。1至9月份，全市接待国内外旅游者总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96.5万人次，增幅达18.6％。其中国内旅游者3134.9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入境旅游者30.8万人次，同比增长33.3％。世园会的成功举办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同时塑造了沈阳“国家森林城市”形象，提升了沈阳的城市品位和城市影响力，促进了沈阳城市的大幅度升值，增强了沈阳全体市民自豪感，成为了沈阳由重化工业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折点和全面振兴新的推动力。在名利双收的同时，世博园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普及科学知识领略技术之美的好机会。园区植物数量共7000余种，其中精品种类630余种，550万株郁金香，820万株宿根花，130万株球根花，有3500余种15万株玫瑰花，有300盆园内极品盆景。通过参观游览，人们加深了对各种植物的了解以及对珍贵稀有物种的认知。世博园的建筑和设计上无处不体现着科技之光。园中的上海园——“空中花园”，总占地面积1345平方米，绿化面积1077平方米，绿地率80％。其主题为“生态多彩，科技之光”，园内观景台最高处离地3米，游人可在下面穿行。离地45厘米的木栈道弯曲而行，象征美丽的黄浦江；井字形的花卉展区象征上海市民丰富多彩的生活；连接地面与空中花园的坡道则寓意上海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园区中有一座时钟指针形栈桥，它体现了上海的时代进取精神。其中一个指针是从地面攀升到二层观景台的坡道，另一个指针是伸向园区的观台。观景台中心建筑“生态科技光”由上海市花白玉兰的抽象花瓣围合而成，墙体外部装有液晶电视屏幕，用于展示上海园艺绿化发展的前景。整个观景台大量采用钢和玻璃两种料。条块分割的花卉展区在体现城市机理的同时，便于日常养护管理，并能让游人与花草亲近。新型园艺技术在园中得到巧妙运用。通过改装，园区内的栏杆形成了一个滴灌系统。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体会到了现代园艺、科技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3.科技旅游功能的拓展性

科技旅游是现代科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它的功能并不是在产生之初就同时显现的。科技旅游的雏形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起初是汽车制造公司为了宣传企业形象而组织的公众参观活动，之后众多企业争相效仿，科技旅游便由此开始盛行起来。随着科技旅游的发展，其功能也就自动显现或被挖掘出来并进行深化和拓宽，从最初的企业形象宣传功能拓展到现在的众多功能。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发展以及人们需求的不断变化，科技旅游的功能也将会不断向纵深拓展。

三、结束语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科学技术伦理危机科技伦理

引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经被世界各国所共识，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来看，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都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尤其是在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极大满足了人们物质文化的需要。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在某些情况下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也会导致恶的结果。如果失控，将会导致人类的灾难，为了克服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作用，通过科技伦理知识普及、教育、认识，不断深化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影响，规范人们的科技行为，使人们的科技活动产生善的结果。

一科技活动引发的伦理危机

人们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只不过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当事人对于利益的不同考虑和追求，才导致了科学技术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结果。一项科学成果，一种技术手段，往往既可能被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能被用以满足某些人的邪恶需要。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不是所有的都按照人们的良好愿望行事，于是在发展过程中，给人类生存、社会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些事物及客观规律的认识还处于“必然王国”阶段，在运用科技手段对某些事物及其客观世界进行改造时，只预期到好的结果，没想到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当人们为取得的成果欢欣鼓舞时，往往会忽视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苗头，当危害性充分暴露在大众面前时，往往积重难返。例如，由于工业化高速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等等，都是人们认识不足所造成的，

（2）为了本国、本民族的狭隘政治经济利益，利用科学技术为手段损害他国、他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利益。例如，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科技到处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领土，把科学技术作为其称霸世界的工具。

（3）为了小团体利益，损害社会公众的、国家的以至人类的利益。例如：一些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在运用科技手段制造商品时，也在向自然，向江河湖海、向大气中排放出污染物质，从而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因受到严重污染而恶化。特别是一些高污染企业，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根本就不顾生产给自然、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性，造成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

（4）为了个人的私欲而使用科技手段造成对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损害。如电脑黑客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制造计算机病毒造成数据的丢失，系统的瘫痪或者闯入别人的计算机偷看别人的隐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生活。

（5）由于人类盲目地滥用、误用科学技术成果造成难以处理的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如生育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等等。特别是遗传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滥用会带来生命伦理上的混乱，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秩序，后果不堪设想。

二科技伦理介入的必要性

科技伦理是对于科技活动的道德引导，是调节科技工作者相互之间、科技共同体与社会之间诸种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等等的总和。科技伦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可以使科学技术的运用得到明确的道德理性的指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出于邪恶目的利用科技成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作为道德理性的科技伦理又可以弥补单纯的科技理性之不足，增强科技工作者对于科技开发之后果的道德责任感，从而以道德理性的自觉来最大限度地消解科技理性在社会负面作用上的不自觉。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有不少科技工作者科技伦理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曾经向准备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青年人发出过这样的忠告：“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他一生发表的关于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言论就有上百万字。他曾不倦地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奔波呼吁，以满腔热情投入反对原子弹屠杀当中。与此相反，也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因为缺乏科技伦理素养，被世人所唾弃。例如，当前有“女疯子”之称的“克隆援助公司”总裁布瓦瑟利耶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已经在克隆婴儿，这种违反科学伦理精神的行为，遭到世人的强烈批判。两类不同的科技工作者事例，生动说明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重要性。

科技伦理虽然并非科学技术自身所固有，但它是科学技术外部的一种控制手段，科技伦理可以通过内化于科技工作者的途径，成为科学技术活动中的一种内在力量。科技伦理是一套具有道德涵义的规则系统，它可以告诉和教育人们：“什么样的科技活动是善的或者是恶的；什么样的科技行为是应该做的或者是不应该做的；人们应该通过科技活动为人民、为人类造福，而不应利用科技去作恶。”当这些规则系统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成为公认的调整人们在科技活动中的关系的行为规范时，绝大多数人就会自觉地按照这些行为规范去进行科学技术活动，自觉抵制不良的科技行为。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性不断增强,共同生活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并产生协调相互关系和行为准则的道德标准。对那些于共同生活有利的科技行为，被认为是好的、善的、高尚的,要加以赞赏和表彰,给予某种荣誉，如我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由于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而对那些不利于或破坏共同生活的行为,如有人利用科技手段制造假币、假冒商品、窃取各种技术资料、利用电脑作案等行为,认为是不好的、丑恶的,人们就会加以鄙视和惩罚。科技伦理中的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的评判，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如果有人违反了人们共同遵守的科技道德,社会往往就会通过舆论,通过批评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对违反科技道德者实行帮助和“制裁”。

三科技伦理创新

科技伦理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在人们科技实践活动中只能起到倡导作用，它并没有强制性力量,如果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其规范、调整作用就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仅靠行为人的自律是不行的，还必须靠管理、法律等手段约束人们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考虑把科技伦理道德上升到法律高度，通过法律的权威性来约束科技活动中的失范行为。管理的规范和法律的约束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能够从不同层面对人们的科技行为进行硬性约束，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它的直接作用就是惩恶。笔者认为为了更好的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使科技伦理的规范作用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使其发挥更好的导向作用。

（1）对于已经形成共识的科技伦理道德，要根据具体情况，将成熟的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道德准则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和规范，通过法律和规范的约束性来规范科技活动，避免科技活动超出道德的界线。如中国科学院制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律准则》，就规定了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责任，有利于正确科技道德观的形成。

（2）对某一些新的科技领域涉及伦理道德的行为，要根据已有的实践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尽快制定相应的条律条令，使人们的科技行为有明确的指导。如网络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克隆人技术等等，都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引导这些新的科学技术，防止这些先进科学技术走向反面。在这些方面，一些国家已经走到了前面，如荷兰已经通过了安乐死法，美国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的法律，这些法律对科技活动的发展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国家也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

（3）世界各国应立足于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和合作，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制定有关科技伦理道德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以伸张正义、遏制邪恶。例如环境保护、空间技术、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战略核武器、激光武器、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生化武器、基因武器）等等。这些科学技术都是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关系到世界人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规范，这些科学技术就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类要更好的利用它，就必须重视科技伦理在其中的作用，必须把科技伦理所蕴含的精神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通过科技伦理精神树立人们正确的科技观，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睦相处，和谐共存，同时也要通过人文学科、伦理宗教、社会舆论等诸多途径，逐渐祛除人性中的邪恶成分，增强其仁爱成分，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升华，从而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有理由相信，在面对21世纪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挑战中，理性的人类将高瞻远瞩，自觉建立起与21世纪高科技时代相适应的21世纪科技伦理观，通过科技道德的调控，实现对科技的“扬善抑恶”，使之朝着服务全人类、造福全人类的方向发展。参考文献

[1]沈铭贤，科技与伦理：必要的张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

[2]甘绍平，科技伦理：一个有争议的课题，哲学动态，2000。

[3]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吕耀怀，科技伦理：真与善的价值融合，道德与文明，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