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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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 可持续发展 宏观理论

在金融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宏观金融理论逐渐建立起来,其中发展较为快速的就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学随着历史的演变和时代的更新,不仅要求有先进的方法研究金融活动和经济现象,更是需要有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来维护宏观金融理论,达到实践理论相结合的目的。

一、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含义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主要方向,研究金融理论、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功能,在传统金融理论上发展出来的一门新的宏观金融理论。伴随着金融虚拟化的演进,金融可持续理论更注重资源的独立性和持续性,开拓了新的金融领域。

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容

(一)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主要研究的是资源的客观性和动态性

很多资源如资本和资金,不仅是客观的,并且处于不断地变动中。可持续的发展论就是要从客观性和动态性来对研究对象进行具体深入的探究。这是因为资源的内在属性不仅能体现金融资源配置的功能,同时也是进行资源调节的重要手段。

(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树立了金融资源效率观

金融可持续发展论以各种经济现象和各种金融资源为主要考察核心,从资源配置是否高效的角度来分析经济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实现金融资源效率这一最终目标,要重点研究长期可利用的资源。研究资源的高效,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

(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解释了很多国家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无法维持的原因

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比如资金与人力技术,都属于稀缺资源。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许多国家任意开发、过度开采金融资源,大部分国家政府采取过度干预的错误政策,导致金融资源的缺失并丧失了原有的灵活性,无法再进行可持续发展。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采用了金融分析的研究方法

传统金融发展的研究使用货币分析方法,而现在的金融研究逐渐向虚拟化方向过渡,传统的货币分析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经济复杂的联系,金融变化和发展要求人们与时俱进,用金融分析的研究方法加以深层次多角度的研究。

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意义

首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各个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具体政策来实践和运用。任何资源都不能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而任意的开发,只有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运用,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次,将可持续发展观点运用在金融领域,结合经济模型加以分析,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最后,该理论蕴含着系统性风险以及不可避免的危机需要警惕和预防。随着全球化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资源的不断更新必将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风险,因此要加强防范。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创新

(一)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方法

在商品经济时代,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一般等价物,流通和贮藏手段是最主要的功能。经济资源大部分依赖货币进行交易,因此金融资源主要用货币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在计划经济时代,简单的货币分析方法无法应对新时代的金融问题,这就产生了新的分析方法,即金融分析方法。金融分析方法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对资金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是现代经济最佳的分析途径。

(二)金融资源论开辟了新的理论思想

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新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金融资源这种稀缺性资源,并要以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思想方式具体分析。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将金融资源看作协调、有效、均衡发展的对象,并与自然、社会相互结合在一起加以分析研究,提出了提高资源效率的观点。金融资源论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它证明了金融对于经济的重要性,开辟了新的理论思想。

(三)金融发展论模式的改变

传统的金融发展论建立在货币中性的模式上,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主要建立在货币并非中性,金融也属于非中性的这一基本模式上。金融可持续发展论强调金融发展内在本质属性与理论模式要相结合,才能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

五、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存在的问题

第一,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的高效问题,没有真正的落实。金融资源要提高效率,必须要达到金融资源的供求平衡。作为稀缺性资源,金融资源的高效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核心目标,供给与平衡的问题还未充分解决,有待学者进一步探索和深入研究。

第二,忽略质的水平发展。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选取的一些分析指标局限于对经济上数量的分析,即只注重数量的性质。由于任何事物都要从量变达到质变才可真正发挥作用,因此,金融可持续理论要更加注重质的分析,以达到飞跃。

第三,评价指标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金融可持续发展论把金融资源的评价指标分为基础性资源、实体性资源、功能性资源三种。基础性的资源有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等,实体性资源是有房地产资源等,功能性资源是指可高度聚集资金的资源。该理论中,前两种资源已经有合理的指标进行评价,而功能性指标并没有真正提出并加以运用,因此要从这方面来提高金融可持续发展论的研究。

六、结语

在金融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传统的金融理论已经被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取代。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突破性的将金融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并提出了与时俱进的可持续发展观点。该理论在方法、模式、理论上均有创新之处,但也会产生一些问题,这些将留给学者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参考文献:

[1]熊德平.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J].扬州大学学报,2003,(4).

[2]白钦先.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J].华南金融研究,2000,(2).

可持续发展理论范文第2篇

一、可持续发展成本的理论成因

“发展”永远是人类社会不变的主题,创新则是“发展”不竭的动力。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人类经过实践摸索和理性反思后在认识上的一次突破,也是人类思维方式和观念更新的一种表征。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即是通过知识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活动去协调和解决经济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的矛盾,使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及其周围的自然系统保持和谐、均衡、共生的过程。因此,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一)层次性。根据可持续发展所考虑的主体不同,可持续发展可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微观可持续发展指局部、个体的可持续发展,如企业、乡镇等;中观可持续发展指区域、行业、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或省市、集团企业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宏观可持续发展是指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也可延伸为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针对性。可持续发展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针对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如人口、资源、环境、科技等提出的,这些因素将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会计围绕这些因素的变动情况对可持续发展进行反映和控制。

(三)目的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和创新。发展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导向,创新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可持续发展会计的目标就是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从价值方面反映和控制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代价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多少好处,以评价宏观、区域或局部社会经济绩效,为经济决策服务。

笔者认为,由于环境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有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生态环境等,因此,生产经营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变化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有收益也有代价,衡量代价的指标如自然生态成本、人文生态成本等都属环境成本的范畴,通过对它们的反映和控制,从而达到减低环保成本或发展成本的目的。这也是可持续发展成本要研究的范围。

二、可持续发展成本的一般理论问题

可持续发展成本有自身的特点,以下介绍可持续发展成本的一般理论问题。

(一)可持续发展成本的研究对象。可持续发展成本作为成本的一个特殊门类,其研究对象有如下特点:

1.成本主体。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成本主体是不同的。从微观角度看,成本的主体是企业、乡镇等个体;从中观角度上看,成本的主体是企业集团、省市、行业等;从宏观角度上看,成本的主体是国家整体经济。

2.成本分期。可持续发展成本与其它成本不同,根据管理上的需要其成本分期可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种,反映和控制当期可持续发展成本,并提供相应的财务报告。

3.成本对象。成本归集的对象是某投资项目、开发项目、生产项目等,将可持续发展成本列入项目成本,作为决策方案的组成部分,实施科学发展。

4.成本计量。可持续发展的代价也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的,可分为直接成本计量和间接成本计量等。间接成本通过一定的标准分配记入项目直接成本。

(二)可持续发展会计的效益评价原则。可持续发展成本的任务是揭示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成本与效益问题,即成本与效益孰高的原则问题。所谓可持续发展成本指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代价以及放弃另一种发展方式所付出的代价,所谓可持续发展效益是指选择另一种发展方式而得到的一种发展方式代价的减少或效益的增加。效益大于成本才是可持续发展成本所应遵循的原则。

(三)可持续发展成本的目标。可持续发展成本的目标在于向决策者提供有助于经济决策的成本管理信息,可持续发展成本信息是经济决策的基础。强调可持续发展成本信息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比较,从中找出差异成本并加以控制,从而提高成本主体的经济效益。

三、可持续发展成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可持续发展成本是指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因环境遭到破坏而产生的环境成本,包括人为破坏资源而付出的代价;或因环境差异而产生的差异成本,包括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而产生的差异损失;通过这方面成本的研究,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可持续发展成本或称发展成本由自然生态成本、人文生态成本等组成的,分别研究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的差异成本,以期取得最佳的发展效益。

(一)自然生态成本。自然生态成本是可持续发展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核算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本问题。

1.自然资源成本。加强对资源的成本核算,是变自然资源的计划配置为市场配置的必要手段。自然资源按其是否可以再生分为不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也称为可耗竭资源,尽管有些是可以回收的资源,如金属资源,但可回收的资源依靠回收利用而得到补充的数量是很低的,所以可耗竭资源是无法逃脱被耗竭的厄运。可再生资源是能够通过自然力以某一增长率保持或增加蕴藏量的自然资源,其可持续性有些受人类利用方式的影响,即能否合理开发利用,如果能合理开发利用,则资源可以恢复、更新、再生,甚至不断增长:否则,蕴藏量不断减少,以至耗竭,如森林资源;有些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太阳能。为了改革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现状,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应将所有可耗竭自然资源和其可持续性受人类利用方式影响的可再生自然资源纳入自然资源成本核算体系。

2.环境保护成本。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存在密切关系。据有关专家对各种污染物来源所作的分析,目前自然环境所接受的污染物中有80%来自企业,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对此,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保护的教育使公众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企业对环境污染的各种行为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约束。环境问题使企业成本增加,环境风险增大。主要表现在:①预防性法律法规大量增加,导致企业的成本增加:②对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原材料实施限制使用和禁止使用,直接对企业生产成本产生影响;③国家对企业环保责任的范围将作出扩大性规定,对企业的环保责任追究已不再停留在企业生产经营环节的废弃物排放,而是扩大到产品使用过程的环保污染(如汽车尾气的排放)和使用后回收利用等方面。因此,加强环境成本的核算和控制势在必行。

(二)人文生态成本。笔者认为环境成本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以上所述的成本内容属狭义的环境成本,即是基于自然环境一旦遭到破坏的环境成本问题,是学术界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是环境的客观的、外在的一面;广义的环境成本还应包括行业垄断问题和问题等并由此产生的人文生态成本就属于此类,它有别于自然生态成本问题,但却是对社会经济容如下:

1.制度成本研究制度成本,主要目的是对国家或社会和谐发展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的现象,通过以价值形式进行反映,以价值工程比较分析,找出由于制度不够创新而引起的社会经济效率的浪费,以及不公正及不公平现象等诱发的社会经济代价,这些隐形成本就是制度成本的一部分,必须通过国家或社会的制度创新来解决:制度成本与制度效益的比较,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2.观念成本。研究观念成本,主要目的是对因公民的思维、道德、信用和价值观而产生的观念差异,因观念差异而产生的可持续发展代价以及为此所进行观念创新的投资,即形成观念成本与观念创新后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对比,所形成的观念效益为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依据。

论文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成本;自然生态成本:人文生态成本

可持续发展理论范文第3篇

1可持续发展 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9.68%,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城市承载力的压力也逐渐扩大,粮食问题,饮用水问题,能源供给问题等矛盾凸显,同时,减少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寻求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未来的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会议中不断提出,九十年代以来被正式列入国际社会议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定义为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能力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模式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并发展成具有各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指标是用来衡量城市或区域建设中,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等之间的平衡关系,最终达到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目标。 2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各个方面[1-6],可以从研究区域和研究内容上进行分类。根据研究区域的不同,可以分为社区可持续发展,城市可持续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国家整体可持续发展研究。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综合可持续发展指标和分项可持续发展指标,后者研究包括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研究,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及基于环境评价的生态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如图1所示。 3国内外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比较 3.1可持续发展城市指标 可持续发展城市指标属于综合指标,利用各项反应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指标系统来表示城市的综合可持续发展水平。英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7]评价了2010年英国主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列出了排名前20的城市的基本发展评价指标。表1列出了英国四个城市和中国两大城市的基本情况比较。英国城市规模较小,人口密度较高,中国两城市规模较大,北京市人均碳排量高于英国城市,上海市数据暂缺。从土地利用结构来看(由于统计方式不同,可能存在偏差),英国城市道路用地比例高于国内两个城市,家庭花园所占比例也远高于国内,北京和上海市绿地面积(含农村)比例较高。英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采用的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主要包括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为未来发展三个一级指标,环境质量中又包括空气质量、生物多样性、生活垃圾、生态足迹四个方面,生活质量包括就业、交通、教育、健康、绿地等基本情况,未来发展则涉及气候变化、粮食生产、经济发展和资源循环利用四个方面,二级指标共13个。二级指标分别用一个详细可监测或计算的三级指标来反映。从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来看(因中国统计内容和实际情况限制,国内城市一些指标暂缺)(见表2),环境质量方面,国内城市的物种保护力度低于英国城市,人均产生垃圾量低于英国城市平均水平;生活质量方面,北京和上海市平均寿命均高于英国城市,受教育程度要低于英国城市;在未来发展方面,中国两座城市人均拥有的新企业数目高于英国城市。从总体上来讲,国内城市在道路等基础设施方面和家庭拥有绿地方面有待加强建设,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当地物种的保护,采取措施保护当地环境,提高公众受教育水平,提高拥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口比例,并提高对于未来发展的重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3.2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 美国耶鲁大学环境法规与政策研究中心与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网络信息研究中心确定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如表3所示[8],一级指标分为5项,二级指标分为21项,三级指标76项,研究同时评价了146个国家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标。根据评价结果,中国排名第133位,综合得分38.6分,最高分为芬兰75.1分,中国一级指标中环境系统、环境质量改善、社会和经济发展、全球化管理得分均较低。总体评价为系统得分较低,压力程度中等,环境质量,管理能力较弱。在未来的发展中,应重点改善弱项,提高环境质量,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改善环境质量,寻求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和谐之路,并积极参与国际活动,承担相应责任。 4主要结论 本文对国外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了研究,并对各类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总结。重点介绍了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可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通过对英国部分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实例研究,以及与国内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比较,总结国内城市发展的弱项,主要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家庭拥有绿地方面、对当地物种的保护方面、公众受教育方面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通过对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介绍及对中国评价结果的分析,提出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应重点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寻求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和谐之路,并积极参与国际活动,承担相应责任。

可持续发展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理论实现机制

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在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许多国家选择发展目标和制定发展规划的基本理念。它所要求于现代人们的不仅仅是抽象的观念上的变革,而是要切实作用于社会的发展,也即在实践中经历一个实现的过程。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研究影响其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条件问题,也即该理论的实现机制。所谓机制,通常指一定的事物或对象系统的内在结构及作用过程。要探讨可持续发展观的实现机制,必须从其所涉及的人、自然及社会关系诸要素上分析。

一、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可持续发展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人在经济活动中应该尊重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协调发展。显然,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就理论层面而言,人对自然责任意识的确立是问题的关键。这是因为,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角度看,人的主体性不仅仅表现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改造方面,还表现在人对自然要承担责任。劳动实践使自然世界仍然是人生存所必须依赖的对象,人的活动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另一方面,自然世界是人改造索取的对象,人在自然面前具有巨大的主动性。人越来越要求以自己实践创造活动所产生的“可能世界”或“人化世界”去替代现存的固有的自然世界,去创造一个崭新世界,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全新的意义:人的地位越是上升,人的责任和使命也就越显得沉重和巨大。既然自然是属于人的,受人的活动的影响,当然人就必须承担对它的责任。缺乏责任意识,主体必然表现出任性与盲目。相反,带着责任去利用开发自然,结果就大不相同了,这种开发是建设性的决不是破坏性的。所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心,归根结底是对人类生存的可持续性的关心。

从实践层面上看,可持续发展是指人类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性,但其根本要义是要求人们从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中解脱出来,转向新的文明的发展方式。“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以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为基础,因为现代经济社会系统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系统,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进行的。”①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有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环境,这两者都是以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资源持久稳定的供给能力为基础。因此,可持续发展观倡导没有破坏的发展,认为人类的发展不应削弱和破坏自然界多样性存在的发展能力,社会发展应考虑到自然界的承受力。人类在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应把自身置于生物圈相互依存的关联网络之中,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促进生物圈的发展,达到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和协同进化。没有自然界的正常进行,便难有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把自然界当作“异族”去征服和改造,人类必将遭致自然界的无情报复。因此,人类必须在保护自然界持续性的前提下,以“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方式来开发和改造自然界。

二、社会关系的协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现实世界两个最重要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②。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它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矛盾之中,总要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中介表现出来。马克思说:“为了进行生产,人们要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有他们对自然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③人的社会关系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后者以前者为前提。这两种关系相互联系和制约,是不可分割的。协调的社会关系是可持续发展观所关注的人与自然界这一基础性的关系有序、稳定地发展的重要保障。

调整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确立平等发展的理念。对于整体范围的人类,我们可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角度来考察。从共时性的角度看,人类是由不同国家、地区和社会群体组成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共同拥有一个地球。从历时性角度看,人类由世代延续的代际人群组成,后代人在前代人遗留下来的既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开始生存与发展。无论是共时性人类群体,还是历时性人类群体,在满足本群体的需要的同时,都担负着限制自己的需求而减少和避免影响他人发展机会的责任。解决二者辩证关系的原则就是确立平等发展的原则。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地区和社会群体,在人口增殖、利用资源和环境进行生产时,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危及其他国家、地区和社会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时链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国家、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都能以和谐相处、相互支持、共同进步的价值观指导其生存和发展,就能极大地促进社会的共时性可持续发展。

就人类纵向的历史发展而言,当代人应自觉担当起在不同代际之间合理分配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开发利用数额的责任。因为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中,本代人同后代人相比,处于一种惟一和无竞争的地位,后代人只能接受其前辈遗留下来的既成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环境。对于不可再生的资源来说,本代人利用了,下代人就无法利用。如果本代人在利用资源的时候,由于过量开采而剥夺了后代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对他们的生存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消极影响。对于可再生资源来说,如果由于本代人在利用其可再生资源时采用不适当的方式,破坏了可再生资源持续繁衍和成长的条件,也会对后代人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可见,正确处理代内和代际之间平等发展的社会关系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三、人的观念更新和素质的提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社会可持续发展最终是落实到人的,是通过人来实现的,人的素质提高和相应的观念更新制约了我们以何种方式和多大程度上实施可持续发展理论。

新的发展观要求我们在思想上确立几个基本观念:要树立自然本体观点,顺应自然的自然本体价值取向,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依存关系。其次,借鉴传统思想,树立人与自然平等的态度。再就是坚持资源有限论,树立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态消费意识。

人的发展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人的发展又基于人的素质的改善和提高。所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人的素质问题。人的素质,是人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条件。一般而言,现代社会人的素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树立劳动者科学的自然观和责任意识。科学的自然观要求人们必须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实际出发,利用和开发自然要尊重其客观必然性。而责任意识指对自然和他人的责任。前者表现为保护自然,关注实践对自然的影响;后者则表现为自己的行为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在保证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谋求个人正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佳结合。另外,大力提高人的生产能力和实践能力,也即智能性方面的因素也是人的素质的重要内容。当今社会的发展已由“财富源于物质资源”转向“财富源于人力资源”的时代。掌握先进思想和技术的高素质的人才将起着决定性作用。传统的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只注重物的因素,只看重数量不看重质量。而今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自身智慧资源的挖掘和素质的增强以及与之相关的观念的改变,也只有这样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实践才能得到根本的保证。

参考文献:

1、张淑华:《可持续发展观的“类”向度》,《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余谋昌:《关于人与自然的札记》,《清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可持续发展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企业价值;企业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报告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0-0005-04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建立在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承受基础上的长期发展模式。主要针对伴随着

社会的发展,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如环境污染、土地沙化、资源枯竭等现象。1980年联合国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并第一次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企业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可持续发展对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至关重要。在世界范围内,企业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且在实践中一些国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一、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历程

虽然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已经提出很长时间,但是,可持续发展引入到企业范畴的时间的并不长,目前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并无明确的概念。GRI(2006)认为,在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可持续发展具有可以帮助化解对于我们的社会关系、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性的风险和威胁的潜力,因此机构和组织必须在经营、产品、服务和活动等方面做出新的选择从而改变对地球、人类和经济的影响[1]。GRI虽然没有赋予企业可持续发展以明确的概念,但是也清晰地表达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必须能够改变经营、产品、服务和活动方式,从而消除发展对社会关系、环境和经济所带来的风险和威胁。企业可持续发展作为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各国政府都在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来干预企业的制造、销售等环节,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同时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借此推动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因研究,不同的组织、机构研究的结果并不相同。2002年,加拿大政府的研究认为多种因素驱动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排名前五位的因素为:声誉/品牌形象、公司价值、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怎样获得市场、与处理法规制定者的关系等[2]。Pricewaterhouse(2002)的调查报告认为,大约有75%的企业采取了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原因是提高声誉(90%),提高竞争优势(75%),消减成本(73%)[3]。Globescan(2003)对40个国家的201位专家进行了调查,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有五种因素:法规、法定产品执行标准、法定的报告、自愿的协定、ISO14000标准等[4]。KPMG(2005)的调查表明,企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主要有12种,其中经济因素、道德因素、创新与学习,分别占所调查公司的74%、53%、53%,员工动机以及风险管理与风险控制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5]。我们认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可以分为两方面:企业外部驱动因素和企业内部驱动因素。企业外部驱动因素包括政府、法律法规、社会组织、利益相关者以及竞争的同类型企业等,内部因素包括提高企业声誉价值、降低商业风险、企业领导人的需要、获得更多的客户和供应商、节约成本和提高利润等。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可持续发展有不同的驱动因素,在发展初期,企业可持续发展主要在于外部因素的驱动,而在企业成熟期,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主要在于企业内部。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各个时期人们对企业本质有不同的认识,企业可持续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尽相同的内涵。Willard(2007)认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五个不同的阶段连续组成为一个整体[6]。在前两个阶段中,企业从忽视法规到遵守法规,但企业不能履行所承诺的社会责任。从第三阶段开始,企业能够认识到企业可持续发展带来经济效益,并且在第四阶段中,把可持续发展融入到关键的商业战略中,从而能够在第五阶段,公司能够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己任,充满热情的为营造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因此,企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内容在不断的丰富,并且推行的主体逐渐地由企业外部转换为企业内部。

二、可持续发展报告

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企业要在实际生产中承担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的社会责任,还要求企业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来披露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与信息,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编制和颁布已经成为企业自愿披露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重要途径[7]。因此,WBCSD(2002)认为可持续发展报告是企业公开的、向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描述企业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的状况与活动的报告。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是企业非财务报告的总称,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还包括企业公民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环境报告等。

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首先,可持续发展报告给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投资人披露了财务报告不能披露的企业的有关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的决定因素。其次,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能够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把可持续发展与公司发展战略以及平衡计分卡等管理工具结合起来,能够更好的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报告得到了多数企业的日益重视。KPMG(2005)调查报告显示,在2005年全球250强公司中,52%的公司公布独立的可持续发展报告,64%的公司在报告中披露了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信息;而在2002年只有45%的公司公布了独立的可持续发展报告[8]。1999年有35%的全球250强公司了独立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在关于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内容方面,KPMG(2005)认为40%是以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为依据,而21%是以利益相关者的咨询意见为主。GRI所颁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是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权威性指导,根据GRI的统计表明,2002年依据指南编制报告的组织为150家;2005年为750家,分布在53个国家;而2006年为957家,数量比2005年增长27.6%,分布在60多个国家。

目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Elkington(1998)提出企业三重底线理论,包括财务底线、环境底线和社会底线,并且这一理论迅速得到各个方面的认可[9],如PWC(2002)等。财务底线是企业的经营效益,可以通过企业财务报告显示,主要关心的是企业财务资本;环境底线关注的是自然资本,企业的发展不能损害自然资本的可持续性;社会底线关注的是社会资本和人文资本,包括企业和员工等其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GRI(2006)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第三版中,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重底线,并且将其具体化到指标,经济绩效包括经济业绩、市场份额、间接经济影响等方面,共9个指标;环境业绩包括原料、能源、水、生物多样性、废气废水和废弃物、产品和服务、合格、运输、总体情况等方面,共30个指标;社会责任主要包括劳动管理实务和合理的工作业绩、人权业绩、社会业绩、产品责任业绩等方面,共40个指标。《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不仅适用于各种类型和规模的企业,而且也适合于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和政府,已经成为全球企业颁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重要标准。因此,企业可持续发展涵盖了企业发展的各方面内容,不单单是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三、非政府组织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非政府组织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非政府组织以不同形式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民间。不同形式国际组织的成立,成为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动力。1995年成立的世界可持续工商理事会(WBCSD),是一家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性组织,由170多家跨国公司组成。通过全球网络来推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分享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理念,证明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增强企业竞争力。英国成立了很多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如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Amnesty International、Friends of the Earth、Christian Aid等,在推广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03年,全球十大银行制定“赤道原则”,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融入到贷款中。目前,“赤道原则”共有44家银行,“赤道原则”促进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推动了可持续发展。加入到“赤道原则”的银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广成立了相关部门,如日本的瑞穗实业银行成立可持续发展部,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来筛选项目贷款。

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不仅成立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并且一些大学已经把可持续发展纳入到课程之中,如美国的普雷西迪奥管理学院(the presidio school of management)开设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课程,帮助企业解决环保和盈利之间的关系。大学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进一步地推广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理念,使可持续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10]。

一些国际组织根据不同的标准和指标,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排名。DJSI(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World Index,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是全球第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指数,每年会选出全球最大2500家公司中的10%进入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数榜,这代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优秀的企业。企业入选的标准不仅仅包括经济活动方面,而且社会、慈善、环境等也包括在内。在英国贸易工业部的推动下,Accountability成立,专门研究社会责任竞争力指数(Responsible Competitiveness Index),责任竞争力意味着企业承担较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能够推动企业快速发展,否则企业会得到惩罚。不同形式的排名较多,Porter和Kramer(2007)对可持续发展排名持否定态度,其原因是因为各类榜单采用的标准差别较大,因此所导致的结果就相差很大;同时即使选取的指标相同,但是数据的不可靠也影响到排名[11]。虽然不同的排名存在不少的问题,但是可持续发展排名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反映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这些排名应该是在一定程度内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能够影响企业行为,进而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四、企业可持续发展与政府责任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企业和社会的重要议题,而且也是政府的重要任务,探讨企业如何有效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政策热点。2003年英国贸易工业部报告认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是企业成功经营的重要保证。英国政府在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建立了比较有效的机制,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宏观环境。在英国政府的推动下,英国一些大学成立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推进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更进一步深化[12]。

政府在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时,可以通过环境经济政策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包括税收、融资、贸易、排污权利等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相关的产业政策、财政等方式来促进企业推行可持续发展,如对推行循环经济的企业积极安排优惠税收、低利率的贷款、政府补贴,把这些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诱因,同时根据不同的污染程度对企业征收不同的税收,使企业承担污染成本。政府可以与一些社会组织合作,通过中间组织来监督企业可持续发展,鼓励企业以可持续发展报告等为核心的非财务报告,加强企业各项活动的透明化,同时加强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在1997年多边组织制定了SA8000社会责任认定,为企业提供了社会责任规范,已经成为全球工商领域的道德规范标准[13]。

政府能够通过法律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公平竞争、员工与消费者权利的保护等可以通过法律和法规的形式来执行。在《OECD公司治理准则注解》中,规定董事会应该具有很高的伦理标准,能够充分的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董事会还要对非财务报告负责任;鼓励公司披露与商业道德、环境及其它公共责任相关的政策,企业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政府在制定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措施时,一定要能够解决关键问题。一般情况下,企业首先关注的是企业短期利益;而从社会的角度,政府更多的是关注社会利益。因此,二者的利益往往会不一致,产生很大的偏差,所以在二者之间可能会产生矛盾。解决矛盾的关键,在于能够找到企业和社会的“共享价值”(Grayson和Hodges,2004),找到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二者之间的交叉点[14]。企业和社会作为一个共存共荣的紧密结合体,一方的活动能够影响到另一方。Porter和Kramer(2007)用企业价值链分析了社会和企业之间所发生的联系,证明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能够与社会发生联系,所以能够给社会带来消极和积极的影响。否则,会在企业社会之间产生矛盾,影响到企业和社会的长期发展。因此,政府在协助企业推行可持续发展时,关键的是让企业认识到推行可持续发展能够给企业带来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

五、可持续发展与企业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必须与企业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否则企业可持续发展就会流于形式,不会产生实质性效果。因此,Porter和Kramer(2007)认为,很少看到企业的责任存在系统性,更不用说有一个战略性的框架。他们无非是把一些散乱的历史活动罗列一番,借以证明企业的社会意识。因此,很多企业并没有把可持续发展与企业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很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仅仅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总结。

在公司董事会中设立相关的部门,无疑是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非常好的措施,SAM(2002)调查资料显示,在所调查的1,336家公司的董事会中设立企业社会责任或者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公司的数量只有16%,有29%的公司董事会将企业社会责任规定为正式责任。而企业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可持续发展与平衡记分卡的结合。

Kaplan和Norton(1992)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阐述平衡记分卡原理的文章[15],经过后来平衡记分卡的一系列发展,评分记分卡不仅成为企业考核绩效的一种有效工具,而且平衡记分卡与战略地图有效结合,已经成为管理企业的一种有效的战略工具,被多数跨国公司所采用。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平衡记分卡相结合,直接关系着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否融入到企业发展之中。因此,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平衡记分卡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不同学者对平衡记分卡与不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结合进行了不同的研究,如Kaplan 和Norton(1996)对杜邦、通用电气、惠普、加拿大壳牌,Olve et al(1998)惠而浦、辛格纳财产与意外保险公司、蒙特利尔银行、Shandia[16], Zingales和Hockerts(2003)对Lunds Energi、诺华、诺和诺德、壳牌等进行了研究[17],在这些企业的平衡记分卡中体现的环境和社会项目,并且这些项目本身已经超过了法律所作出的规定。

虽然,平衡记分卡与战略地图的结合促进了可持续发展与平衡记分卡的结合,但是,因为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行业特征,因此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到平衡记分卡之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而且也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需要不断地反复总结经验。正如Wasenhove、Zingales和Hockert(2003)认为,可持续发展指标与平衡记分卡结合的关键在于企业的管理团队在价值创造过程中能够设计出一套连贯的有意义的非财务性环境和社会指标[18],这些指标将环境和社会问题与商业战略、产品创新、独特竞争力、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以及分享处理等方面相结合。试图将可持续发展中的所有要素和指标都加入到平衡积分卡相结合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Willard(2007)所说的,平衡记分卡的四个类别中的哪一个类别与环境和社会指标相结合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企业的管理团队能够认识到先进的指标还是落后的指标都会影响到企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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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迈克尔・波特,马克・雷默.战略与社会:战略优势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联系[J].商业评论,2007,(11):24.

[12]叶保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与国家角色[J].应用伦理研究通讯,2007,(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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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aplan & Norton. The balanced scorecard: measure that driveperformanc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J].1992.

[16]Olve N, Roy J. & Wetter M. Performance drives[M].NewYork:1999.

[17]F.Zingales & Hockerts. Balanced scorecard and sustainability:examples from literature and practice[R]. working paper,2003.

[18]Luk Van Wasenhove, Francsco Zingales, and Kai Hockert.Balanced scorecard & sustainability: blending environment andsocial issue in financial control systems[J]. Insead quarterly,2003.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ions

Sun Haiga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ion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lization ways and microcosmic bas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is paper systemically makes a research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ions and analyses the intrinsic relation betw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between corpor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studies the statu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it.

可持续发展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5-0009-063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的发展观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从“增长理论”到“发展理论”再到“可持续发展理论”,人类的认识逐渐深化。尤其在20世纪后半叶人类连续遭受到世界性的环境事件,资源短缺、全球变暖、生态退化、荒漠化严重、人口剧增、失业、贫困、疾病、社会公平以及石油危机、金融海啸、经济波动等,导致了有关“增长的极限”、“濒临失衡的地球”等盛世危言。

1962年,美国的卡逊女士出版“寂静的春天”;1972,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了 “世界人类环境大会 ”,共同提出“只有一个地球”,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了《人类环境宣言》;1980年3月,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共同组织发起,多国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参与制定《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初步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强调“人类利用对生物圈的管理,使得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需求,又能保持其满足后代人的需求能力”。1983年,联合国第38届大会通过第38/161号决议,批准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其后经过近3年的紧张工作,于1987年2月在日本东京召开大会,正式公布了世称“布伦特兰报告”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同时发表了“东京宣言”,呼吁全球各国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其发展目标,并提出8大原则作为行动指南。1989年12月2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44/228号决议,决定召开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1990年,联合国组织起草会议主要文件《21世纪议程》。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布伦特兰报告发表5年之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地球高峰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里约宣言”,102个国家首脑共同签署《21世纪议程》,普遍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行动指南。今年(2012)是里约地球高峰会议的20周年,人们有理由回顾20年来世界各国所走过的路程,从中总结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与不足,才能为未来的世界健康发展提出明晰的路线图。

1 从生存到发展

“发展”这一术语,最初虽然由经济学家定义为“经济增长”,但是它的内涵早已超出了这种规定,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刻也更为丰富的新层次。《大英百科全书》对于“发展”一词的释义是:“虽然该术语有时被当成经济增长的同义语,但是一般说来,发展被用来叙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变化,包括数量上与质量上的改善。”可以看出,所谓发展,必然强调动态上的量与质的双重变化。到了1987年,在布伦特兰委员会的报告中,又把“发展”推向一个更加确切的层次。该报告认为:“满足人的需求和进一步的愿望,应当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它包含着经济和社会的有成效的变革。”在这里,发展已从单一的经济领域,扩大到以人的需求为中心和社会领域中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变革。在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研究人员戴尔和库伯(Daly and Cobb,1990)在他们合著的一部书中,进一步建议:“发展应指在与环境的动态平衡中,经济体系的质的变化。”这里,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保持某种动态均衡,被强调是衡量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最高原则。在一种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发展是在人的生存条件被基本满足之后,为其更进一步的需求和愿望所付出的行为总和”。本文作者在1994年出版的《持续发展导论》中做出的定义指出:“发展是在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的行为轨迹。该矢量将导致此复杂系统朝向日趋合理、更为和谐的方向进化。”在此强调了发展的不可逆性、进步性以及关联到自然—社会—经济的协调性。

在西纳索为法国著名学者弗朗索瓦·佩鲁的《新发展观》所作的序言中,引入了社会物理学创始者奥古斯特·孔德在19世纪所总结的名言:“就其实质而言,发展这一术语对于直接确定人类究竟在什么地方实现真正的完美,有着难以估量的优势……”这里,显然把发展与进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许多学者有着共同的感触,他们对发展问题的关注预示着经济学及其所应用的分析方法,必将发生某种根本的变革。这里强调指出,只要一谈到发展,其行为主体除了人之外似乎都不可能担当,这是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的社会整体进化,它远远超过了“满足人类生存”这一简单的道德要求。由此出发,其合理的顺延就逐渐地形成了导致“可持续发展”产生的源头。

2 从发展到可持续发展

形成可持续发展这种突破性认识的内涵,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特征,即这种新概念特别强调“整体的”、“内生的”和“综合的”含义。

“整体”系指这样一种观点,即在系统各种因果关联的具体分析之中,不仅仅考虑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对的各种外部因素,而且还要考虑其内在关系中必须承认的各个方面的不协调。尤其对于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而言,发展的本质在于如何从整体观念上去协调各种不同利益集团、各种不同规模、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功能的实体的存在合理性。发展的总进程应如实地被看作是实现“妥协”(compromise)和相对公平的结果。

“内生”,依照数学上的常规表达,是指描述系统内在关系和状态的方程组的各个依变量,这些变量的调控将影响行为的总体结果。在实际应用上,“内生”的概念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动力、内部潜力和内部的创造力,如其资源的储量与承载力、环境的容量与缓冲力、科技的水平与转化力等。

“综合”,当然不是简单的叠加,它代表着涉及到发展的各个要素之间的互相作用的组合。这种互相作用组合包含了各种关系(线性的与非线性的、确定的与随机的等)的层次思考、时序思考、空间思考与耦合式思考。既要考虑内聚力,也要考虑排斥力;既要考虑向心力,也要考虑离心力;既要考虑幸福指数,又要考虑痛苦指数,既要考虑增量,也要考虑减量,最终要把发展视作影响它的各种要素的关系的“总矢量”。

承认发展所具有的“整体”、“内生”、“综合”的特质,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涉及到发展的深层次因果关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21世纪70年代就把发展总结为:“发展越来越被看作是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UNESCO,1977)。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生成,正是以上述发展概念的拓广和丰富为基础的。

3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提取

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外部响应”,应当是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这是可持续能力的“硬支撑”。人的生产和生活,须臾离不开自然界所提供的基础环境,包括空间环境、气候环境、水环境、生物环境等,离不开各类物质与能量的资源保证,离不开环境容量和生态服务的供给,离不开自然演化进程所带来的挑战和压力,甚至也必须承认人本身也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如果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没有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没有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人的生存和发展,当然就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部响应”,应当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这是可持续能力的“软支撑”。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新阶段,所体现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社会的有序程度、组织水平、理性认知和生产效益的推进能力。一个和谐社会的建立,从人自身各类关系的处理,诸如利益集团之间关系、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阶层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本地区和其他地区乃至全球之间的关系等。必须在和衷共济、和平发展的氛围中,求得整个社会的可持续进步。一个不和谐、不稳定的社会,也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存在根本。

总体而言,下面的三段概括,有助于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认知:第一,只有当人类向自然的索取能够被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的时候;第二,只有当人类对于当代的努力能够同对后代的贡献相平衡的时候;第三,只有当人类为本区域发展的思考能够同时考虑到其它区域乃至全球利益的时候。

基于上述三点,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才具备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提取,归纳成4个主要的方面:

3.1 可持续发展揭示了 “发展、协调、持续”的系统本质

国家或地区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既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也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是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巨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并将此类规则与关系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的差异表达,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共性趋势之中。在可持续发展指导下的国家的战略,必然具有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哲学内涵。面对实现其战略目标(或战略目标组)所规定的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具体条件,去规定实施战略目标的方案和规划,从而组成一个完善的战略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去寻求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满意解”。

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出发,其体系具有三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其一:它必须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度”。发展度强调了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特征,即判别一个国家或区域是否在真正地发展?是否在健康地发展?是否是理性地发展?以及是否是保证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的前提下不断地发展?其二,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协调度”,协调度强调了内在的效率和质量的概念,即强调合理地优化调控财富的来源、财富的积聚、财富的分配以及财富在满足全人类需求中的行为规范。即能否维持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市场发育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当代与后代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平衡?其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持续度”,即判断一个国家或区域在发展进程中的长期合理性。持续度更加注重从“时间维”上去把握发展度和协调度。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所表明的三大特征,即数量维(发展)、质量维(协调)、时间维(持续),从根本上表征了对于发展的完满追求。

3.2 可持续发展反映了“动力、质量、公平”的有机统一

可持续发展集中解决了“发展”的三个基本组成元素:第一元素是寻求“发展动力”,通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去调适生产关系,通过教育优先和科技创新去促进生产力,由此二者共同完成我国新时期对于发展动力的要求;第二元素是寻求“发展质量”,通过制定低碳经济战略,达到节能减排,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第三元素是寻求“发展公平”,即如何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将改善民生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可持续发展中三大基本元素的有效度量,包括以下三个有机统一的宏观识别:

其一,发展的“动力”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能力”、“发展潜力”、“发展速度”及其可持续性,构成了推进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动力表征。其中包括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和及构成,科学发展是对上述四种资本的合理协调、优化配置、结构升级以及最终表达为对于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积极培育等。

其二,发展的“质量”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与自然和谐程度”、“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及其对于理性标准的接近程度,构成了衡量国家或地区“发展”的质量表征。其中包括国家或地区的物质调控水平、能量效用水平、生态服务水平和环境支持水平等的综合度量。

其三,发展的公平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分配制度”、“共同富裕程度”和“人文发展指数高低”及其对于贫富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克服程度,构成了国家或地区判断“发展”的公平表征。其中包括了人均财富占有的人际公平、资源共享的代际公平和平等参与的区际公平的总和。

只有将上述三大元素识别同时包容在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解释之中,存在的“发展水平”、“发展潜力”、“能力建设”等就具有了统一可比的基础,对于科学发展的追求才具备了可观控的和可测度的共同标准。

3.3 可持续发展创建了 “和谐、稳定、安全”的人文环境

一个和谐、稳定、安全的人文环境,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也是对于执政合理性的最高认同。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5 000美元以下的发展阶段,一般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等各种矛盾和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阶段,基本上处于“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重建、效率与公平应当不断调整”的关键时期。

中国正经历着社会发展序列谱上“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在“改革、发展、稳定”的总体关系中,社会稳定是维持“国家系统”有序运作的根本保证。在可持续发展的统领下,中国在“认同社会价值观念,整合社会有序能力,提高社会抗逆水平,健全社会道德约束”的同时,科学地、定量地、实时地诊断、监测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总体态势变化、演化趋势和临界突破,构建一个完整地、系统地、连续地识别国家和地区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状况的基本态势,将成为宏观调控与科学执政的有力支撑。

中国目前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贫富差异扩大、社会心理失调、频发和执政风险加大等现象,如果不从本质上去加以认识和研究,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同志经常告诫全党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的本质所在。德国著名学者哈肯的研究结论指出:促使系统崩溃的真正动力,不仅仅是那些眼花缭乱的“快变量”,更是那些持续引发系统劣质化的“慢变量”。因此,由“主流疲劳”带来的长期效应和心理预期,在分配不公、腐败高企、制度失灵、机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平等事件的催化下,将对和谐社会的建立与社会稳定的保持提出真正的挑战。

3.4 可持续发展体现了 “速度、数量、质量”的绿色运行

从绿色发展的理念出发,国民财富积累不仅仅在于GDP的数量大小和增速高低,关键更在于是用何种方式、何种途径、何种成本生成的GDP。可持续发展希望一个国家或地区不断创造与积累出理性高效、均衡持续、少用资源、少用能源、少牺牲生态环境,在综合降低自然成本、社会成本、制度成本、管理成本的前提下,最终获取的“品质好的GDP”。为此,首先要求破除粗放式生产和非理性生产的弊端;其次要求破除以资源投入的过度消耗和环境容量的过度透支为代价去攫取财富;第三要求破除以削弱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的畸形增长;第四要求破除以社会系统劣质化与民生心理异化为代价所片面追求的国民财富的增速和总量。

在既考虑自然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的双重关系中;在统一思考资源环境成本的超额损耗、社会管理成本的超额损耗、可持续能力建设投入欠账的三重制约下,可持续发展将体现由“经济要素、社会要素、环境要素、生活要素、管理要素”共同组成的绿色运行。

其中,经济要素表明社会财富生成过程中的综合效率以及对于物质能量的代谢水平;社会要素表明社会财富生成过程中对人类进步贡献的能力大小以及社会和谐对于财富生成的反馈效应,是否强调公平对于效率的支持能力和社会有序对发展质量的基础作用;环境要素表明社会财富生成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代价及其成本外部化的程度;生活要素表明社会财富生成过程中民生供给水平以及国民心理愉悦水平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管理要素表明社会财富生成过程中决策水平与管理水平的学习能力、调控能力、预测能力、设计能力以及把握宏观经济走向的精准性、流畅性、前瞻性。

4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随着中国面对人口压力、能源挑战、资源短缺、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等瓶颈约束的增大,如何寻找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如何积极转换增长方式;如何进一步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如何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避免“增长停滞”“拉美陷阱”的发展怪圈,成为当前和未来中国发展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

中国在未来不到10年的时间内,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达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发达、文化更加繁荣、生态更加良好、社会更加进步、精神更加富足,全民的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提高,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身完善,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既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也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是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巨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并将此类规则与关系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的差异表达,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共性趋势之中。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指导下的国家战略,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哲学内涵。面对实现其战略目标所规定的内容,根据国情和具体条件,规定了实施的方案和规划,从而组成一个完善的战略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寻求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满意解”。据此提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七大主题:

(1)始终保持经济的理性增长。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种“健康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它既不同意限制财富积累的“零增长”,也反对不顾一切条件提倡过分增长。所谓健康的增长一般指在相应的发展阶段内,以“财富”扩大的方式和经济规模增长的度量,去满足人们在自控、自律等理性约束下的需求。著名经济学家索罗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在人口、资源、环境各个参数的约束下,人均财富可以实现非负增长的总目标”。

(2)全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它意味着新增财富的内在质量应当不断地、连续地加以改善和提高。除了在结构上要不断合理与优化外,新增财富在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上要越来越低;在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强度上要越来越小;在知识的含量上和非物质化方面要越来越高;在总体效益的获取上要越来越好。罗默理论认为:“经济收益递增型模式,是以知识创新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它不仅可能形成资本收益的内部递增,而且能使传统的生产力要素也随之产生递增效益,从而牵动整个经济的规模效益递增,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极限”。

(3)满足“以人为本”的基本生存需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以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而制定,其中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和生存空间的不断被满足,是一切发展的基石。因此一定要把全球、国家、区域的生存支持系统维持在规定水平的范围之内。通过基本资源的开发提供充分的生存保障程度;通过就业的比例和调配,达到收入、分配、储蓄等在结构上的合理性,进而共同维护全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

(4)调控人口的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人口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首先应稳定地低于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而后逐渐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此前与此后,都要把人口素质的提高纳入到首要考虑的政策之中。其实质是把人口自身再生产同物质的再生产“同等地”保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其年度报告《人类发展报告》中的研究,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源的转变,首先要把人的“体能、技能、智能”三者的合理调配,置于可接受的状态之下,达到人口与发展之间的理想均衡。

(5)维持、扩大和保护自然的资源基础。地球的资源基础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仍然是供养世界人口生存与发展的唯一来源。可持续发展既然规定了必须保持财富的增长并满足人类的理性需求,它的实物基础主要地依赖于地球资源的维持、地球资源的深度发现、地球资源的合理利用乃至于废弃物的资源化。

(6)集中关注科技进步对于发展瓶颈的突破。可持续发展始终强调“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强力协调,科技进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能够迅速把研究成果积极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并克服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以此去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管理体制的发展,这三个主要方面将作为一个互为联系的大系统,通过宏观的调适和寻优,达到突破发展瓶颈的目标要求。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诺贝尔经济奖获奖演说时曾表达了他的严肃思考:“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来源,但是它还只是一个潜在的、必要的条件,本身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技术要得到高效而广泛的应用,必须作出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以实现正确利用人类知识中先进部分所产生的创造力”。

(7)始终调控环境与发展的平衡。可持续发展不赞成单纯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环境的容量和能力,也不赞成单纯为了保持环境而不敢能动地开发自然资源。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调节和控制,达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时,也能相应地将环境能力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为此,一些地区在构造“循环经济”、“生态补偿制度”、“工业生态园”、“全过程无害化控制”、“绿色化学体系”等,其根本目的都在维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范文第7篇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是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逐渐懂得了合作比不合作好的道理时,道德就产生了。同时,道德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道德与经济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讲道德并不是不言利,正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才有道德要求,因此,有的学者把道德看作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要求牺牲自己一时利益的一种行为规范”。

可持续发展首先面临的制约,来自于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们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能否以“非零—和”代替“零—和”的博弈模型,从而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从一定意义上讲,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确立一定的伦理规范,去调节人类的经济活动。这就要求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新的道德伦理观基础上。因此,探讨经济发展的理论和道德,呼唤新的伦理道德标准,建立一种为人类持续发展而约束自己的新道德精神,对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伦理道德是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放大和延伸,二者的分界和区别只是体现在涉及范围、内容和评判坐标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合作博弈的复杂性等方面。如果说,传统道德把凡是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就看成是道德的话,那么,可持续发展所持的伦理道德,则要求在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构建的道德规范主要有:第一是平衡原则,即人们进行一切经济活动决不能局限于局部利益,而应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全局性的长远的生态后果,努力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第二是恒久原则,即克服对待自然资源唯利是图的态度,在对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上,做到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第三是洁净原则,即要求任何个人和群体,为了全社会的利益,停止污染环境的行为,对已造成污染要尽快治理,恢复大自然洁净的面目。第四是群体原则,即要求人们要有一种反映群体生态环境利益的道德意识,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使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其目的在于把价值观、权利观、伦理观推广到自然界中,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规则和规范。

2人自身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出发点和归宿

可持续发展尤其突出强调的是发展,解决贫困问题,是我们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条件。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就是以提高全体人民的能力为主旨,而特别关注那些迄今为止缺乏这种能力的人群。

对于贫困,不仅要认识到贫困的表现,而且要重视贫困的成因,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贫困的本质,才能有解决贫困的有效途径,才能真正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贫困和环境恶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我国尚未解决温饱而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口,基本上分布在自然资源贫乏、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在我国贫困和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中,贫困实际上是起作用的主要方面。实际上,贫困地区的人对于环境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是相当清楚的,他们对当地生态系统中有限的生物量竭泽而渔的行为,不是出于无知和不顾后果,而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本能反应。然而,这种行为对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能便原本贫穷的地区和人口进一步贫困化。这就是贫困导致环境破坏,环境又进一步造成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本质。

虽然贫困的原因与相对不利的资源环境禀赋有密切关系,但贫困的本质原因还在于人本身的贫困,在于人的能力的贫困,即人文贫困。具体表现为:①与人力资本相关联的体力因素和智力因素都陷入极端的缺乏状态。②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程度低、缺乏安全感、社会性歧视。③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在这样一种含义中,贫困意味着一些基本能力的缺乏,使得陷入这种状况的群体不能很好地履行必要的生产、生活职能。其含义是包括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发明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因而限制了人的选择。因此,要想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和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根本的策略在于注重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培育,注重人的发展能力。

法国学者佩鲁于1983年发表的《新发展观》一书中,通过对“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也展现了对人的关注。他认为,增长应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而发展则包含着更为广泛的内容。其含义有:关注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强调结构的变革和演进,而结构的这种演进过程,又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源都有机遇获得效力和能力”;把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作为其终极目的。应当说,这种发展观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3哲学观念的更新——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永恒话题之一。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代人类得以长期存在的现实选择,在哲学理念上体现了理性与价值双重尺度的整合。所谓理性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它追求的是“是”,它侧重于客体性原则,是人在活动中的条件性原则,它更多地关注什么是“能做的”。而所谓价值的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自己的尺度和要求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使世界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它所追求的是“世界应是什么样的”,它所侧重的是主体性原则,是人在活动中的目的性原则,更注重的是什么是“该做的”。

就传统发展观而言,更多的是坚持了理性的原则。在近代机械世界观和二元论的基础上,近代哲学认为: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对立的;人是世界的主人,是自然界的掠夺者和征服者,自然是人的奴仆,是僵死的、机械的,可以还原为数宇,毫无内在价值可言;凡是人们所期望的,就是能够实现的,这种理解虽然是基于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并且驱使着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但也造成了人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忽视了潜在的、影响未来的危机。可以说,人类今天所普遍面临的生态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和从前未曾有过的人文危机,就其直接原因来讲都与人类理性的过分张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或者说,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忽视了价值原则,忽视了什么是“能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它给人类带来的深刻的反面效应,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在从事理性及其对象化活动时所作的价值预测和期望,这是人类始料未及的。因此,实现理性原则和价值原则的整合已经不可避免,可持续发展体现的正是这一整合趋势在现实中的反映。

如果说,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那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承认,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中心,同样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曲格平,1995)。生态学理论告诉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能动的因素,但是人作为自然的人,它只能在生态规律的制约之中生存,恩格斯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如果不顺乎自然规律,人就会成为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的因素。目前出现生态危机的责任在于人,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责任不在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地区,责任在全人类。因此,我们解决生态危机的态度就应该是:树立全球生态意识,共同承担责任,共同解决危机。这是可持续发展得以确立的思想根基。

4经济制度的安排——有效的生态转移支付体制的建立

实现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问题,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个人决策与公共选择之间的安排问题。一方面,个人决策与市场机制不能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这是因为,人们更关心资源的现在价值而容易忽视其未来价值,加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不是始终具备的,以及资源的产权界定比较困难(资源如此,对生物圈、大气层这样的整体资源来说尤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集体行动和公共选择;另一方面,在政府参与决策的情况下,由于受利益集团的影响作出的决策可能不会反映公众的根本长远利益,并且政府与私人相比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执行政策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也难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甚至会造成比个人决策的场合更大的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为矫正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各自的不足,就需要一系列机制,把两个决策主体的缺陷抵消,同时将两者的优势互补。

人类今天所面临的资源被过度开发和消费以及环境污染日益加重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从外部性那里找到经济学原因。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的存在,会造成资源与环境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和冲突。所谓外部性,简单地说,就是指特定的经济行为影响了第三者的利益。外部性,简单地说,就是指特定的经济行为影响了第三者的利益。外部性之所以成为问题,就是因为缺乏对这些外部性进行交易的市场。无论是外部负效益还是正效益,都是一种超出交易之外的外部效应。如果某种被人们关心的东西不能通过市场的时候,市场反映出来的结果就会造成一定的社会福利损失。比如,草原的下风向,河流的下游一般是发达地区,却未对上游赐予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经济落后亟待脱贫的上游不得不将产权不明晰的自然资源以不计后果的方式使用,以降低生产成本,才可能与发达地区通过高效生产管理和完备的资源配置体系降低了成本的产品竞争。换言之,由于生产效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市场结算做得不好,所以,上游地区为了不吃亏,为了发展一定会以资源的过度开发为代价,结果,处于经济高位势的发达地区因为同时处于生态低位势,不得不饱受环境之苦。

制度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将外部性(正、负外部性)内在化。于是,制度安排——建立有效的生态转移支付体制,就摆在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位置。利用经济手段就是制度安排的一种具体形式,利用经济手段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按照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通过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级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既要促使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从全局利益出发,选择更有利于环境的生产经营方式,也要促使生态位势较低的发达地区支付享受绿色生态的酬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手段主要有征收环境费制度、环境税制度、财政刺激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以及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

可持续发展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地球系统;生态文明;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4-011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4.020

当代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发端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在过去的20多年中,新概念、 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最近10年中,有3个重要的理论进展值得特别关注,它们是:地 球系统观、生态文明思想和低碳经济概念。这3个看起来没有直接关联的概念其实有着十分 密切的理论联系。

1 地球系统观:第二次哥白尼革命催生可持

续性 科学1.1 从“人类圈”到“人类世”概念的演进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地球系统观源自近年来自然科学家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圈-生物圈(Geo B iosphere)的研究。通过运用理论分析、实地测量、卫星遥感以及对生态系统、大气和海洋 的模拟模型等手段,科学家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地球是一个由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物质、能 量和信息联系的不同部分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即所谓地球系统(Earth System)。地球系 统中各部分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具有突出的复杂性特征。地球系统不仅是空间上有界的,而 且其对人类的资源供应能力也是有限的。地球系统固然具有“大地女神假说(Gaia)”所描 述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耗散性(dissipative structure)、自调节(self regulation)和自恢复(resilience)的能力,但它终究是一个脆弱的星球,当自然或人为 胁迫过于强烈之时,地球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就可能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害。事实上,在 人类社会的历史中,这类对地球系统的影响比比皆是,不仅有恩格斯所谈到的古代中东地区 两河流域的景观改变和文明的衰落,更有今日全球范围的气候变暖、森林破坏、沙漠扩张、 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尽管这些变化的方向是可以预知的,但变化的方式和机制往往具有突发 性、不确定性等非线性特征。

早在1920年代,苏联的地球化学家韦尔纳茨基(Vernadsky)就注意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正 在成为影响地球表层地质变化的巨大力量,而自然界生物圈正逐渐变为人为作用下的人类圈 (noosphere)。在韦尔纳茨基看来,人类圈正是自然生物圈演变的新阶段。韦尔纳茨基曾 经激动地写道:“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的、光明的地质时期。通过劳动以及对生命的自觉意 识,人类正在改变着地球表层的生命区间,即生物圈。人类正将地球表层推向一个新的地质 阶段:由于劳动和自觉意识,生物圈进入了向人类圈过渡的过程[1-2]。”在这个 新的地质时期,人类活动不仅加速了地质过程,而且改变着地貌的结构。对于这个新的地质 时期,韦尔纳茨基并没有给予命名,而是在其80年之后,进入新千年之际,由诺贝尔化学奖 得主德国的大气化学家Paul Crutzen将其命名为继全新世(Holocene)之后的新世代――“ 人类世(Anthropocene)”[3]。

“人类世”的命名是一个严肃的科学判断,标志着地球系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以及人类对人地关系的新的认识。Crutzen所命名的人类世始于18世纪后期,其标志是大气 中二氧化碳(CO2)和甲烷(CH4)浓度开始显著上升。由于对固定在极地冰核中的气体 分析 可以精确地确定不同年代大气成分及其浓度,因此,对人类世的发端可以准确地确定。这个 时间与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及英国的工业革命恰恰同时,也正是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开始。 英国地质学会地层学专业委员会21位科学家根据Crutzen对人类世的划分标准,对18世纪末 以来的地球表层开展了地层学研究,发现来自全球的数据表明工业革命之后地球表层的确发 生了显著的变化,明显区别于全新世时期的特征。这一研究为人类世的划分提供了地层学的 数据支持[4]。

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提高,工业革命的开始,和地球表层的变化,3大变化中包含了自然 界的改变也包含了人类活动的巨变,反映出的不是偶然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但 对这种看起来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进行科学的判断绝非易事,一直到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 化委员会(IPCC)才基本明确地宣称,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上升很可能是人类活动所造成 [5]。须知,人类这个在众多生物当中的一个物种,其生物的个体最多时不过区区几 十亿,却在短短200多年之间成为影响地球的地质力量,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惊人的地质现象 。这种地球系统观,特别是人类圈和人类世等科学概念的提出从根本上震撼了人们对自身、 对其生存环境――地球的认识。这种思维的角度所带来的震撼力,令人联想起的诗句 :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另外,一首《念奴娇•昆仑》更是体现出人类改造自然、 再造世界的遐想、雄心和壮志,请看“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6]。”然而,这毕竟只是“ 诗言志”,而“人类圈”和“人类世”概念的提出具有实实在在的科学依据。如果说20世纪 60年代,卡尔森《寂静的春天》只是看到了人类对自然破坏的现象,80年代罗马俱乐部《增 长的极限》用模型的模拟警告人们沿袭传统的模式的增长将带来灾难,《我们共同的未来》 揭示了人类活动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如今地球系统观将人们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 识扩展到一个全新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因此,认识也更为深刻。

1.2 第二次哥白尼革命与可持续性科学

另一位研究地球系统科学的德国科学家Schellnhuber将人类对地球系统全新的认识称为第二 次哥白尼革命[7]。他认为,第一次哥白尼革命,是通过科学的进步获得了正确的 地球观――摆正了地球在太阳系中的正确位置,从而端正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开启了自 然 科学研究的新纪元。而今,将科学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人类居住的这颗太阳系中、也可能是 宇宙中唯一有生命的星球,从整体上而不是局部地研究这个星球的结构、功能和变化,以及 人与地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标志着第二次哥白尼革命的开始。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航 空航天局在经历了30多年关注外太空的探索之后,终于做出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启动了地球 探索计划(Mission to Planet Earth)。这项计划对于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以及人类的地 球系统观的形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第二场革命与第一场革命相辅相 成,它使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颗被我们称为地球系统的星球,它是一个具有唯一性、复 杂性、耗散性的远离非平衡态的动态系统。自此,人类将开启另一个全新的纪元,一场新的 科学革命也将应运而生。Schellnhuber(1999)对于新的科学研究内容做了简要的阐述,但 并没有为那门新的科学命名,而是他的同行们――另外一批研究地球系统和关注可持续发展 的科学家为此确定了一个新的名称:可持续性科学。

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一篇宣言式的论文中,这群从不同分支学科视角研究地球系统 的科学家庄严宣告了一个崭新学科――可持续性科学的诞生[8]。他们宣称:可持 续性 科学作为一个旨在理解自然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基本特征的全新的学科领域即将出现。这种 理解必须包括全球过程与特定地区和部门中的生态和社会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可持续性科 学试图解释区域的特征,意味着相关研究必须整合从局部到全球的各种空间尺度上的关键过 程。它同时要求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的能力以研究复杂的自组织系统行为和自然―社会系统 应 对多重交互胁迫的反应。此外,综合运用各种不同的求知和学习方式有助于社会上不同人之 间和不同组织之间的协作,即便是在不确定和信息限制的背景下。

齐?晔等:可持续发展理论三项进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4期可持续性科学提出了6大核心问题,它们分别是:

(1)如何将自然与社会间的动态关系整合在地球系统、人类发展和持续性的整体模型和概念 之中?

(2)环境与发展的宏观趋势如何改变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3)决定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脆弱性和恢复力的因素有那些?

(4)能否定义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退化风险预警指标和标志?

(5)何种激励体系能有效促进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发展?

(6)如何整合、发展现有的运行机制使其向着持续发展方向过渡?

自此,可持续发展从一个概念发展成为备受学术界瞩目的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

1.3 地球系统科学中的希尔伯特计划

在这篇宣言式的2001年,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中的全球分析、整合 与建模(GAIM)项目,发起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课题,试图整理出地球系统研究中必须予 以深入探讨的具有根本性的重要研究问题。这个灵感来自于20世纪初数学领域中哥廷根学派 的领军人希尔伯特对于当时数学研究的洞察、总结和预见。当时,希尔伯特提出了数学领域 中需要研究的23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为几代数学家、整整1个世纪的数学研究制定 了议程。1个世纪之后,在距离哥廷根300 km的波茨坦,一群地球系统科学家开始了他们称 之 为“希尔伯特计划”的工作。通过极具现代特征的通讯手段(电子邮件)和研究方式(团队 研究),他们同样归纳了23个问题,并且把这23个问题分为4类[9,10,11]。

第1类是分析性问题,包括8个具体问题:

(1)以运行和演变的观点来看,关键的生态圈组成部分(vital ecosphere organs)有哪些 ?

(2)地球系统中主要的动态格局、内在关联(teleconnections)和反馈环路有哪些?

(3)地球系统中关键的功能机关(如阈值、瓶颈和开关)有哪些?

(4)什么是地球系统自然变异的特征机制(regimes)和时间尺度?

(5)在地球系统整体层面,重要的人类活动干扰机制(disturbance regimes)和扰动类型( teleperturbations)有哪些?

(6)能够被人类活动所改变的关键的生态圈组成部分和功能机关有哪些?

(7)全球变化背景下,哪些是最为脆弱的地区?

(8)自然―社会的相互作用如何处理突发和极端事件?

第2类问题是操作性问题,包括6个具体问题:

(1)根据什么原理构建“宏观视镜(macroscope)”,使其过滤掉不必要的细节,而只保留 系统整体特征部分?

(2)地球系统模型应该体现何等复杂性和分辨率?

(3)是否可以将地球系统描述为不同部分和地区相互之间微弱耦合的结构,并以在这些组分 的基础上真实再现地球系统的运行机制?

(4)对于产生、处理、整合地球系统数据最为有效的全球策略是什么?

(5)分析并可能预测非常事件的最佳技术有哪些?

(6)整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适宜的方法有哪些?

第3类问题是规范性问题,包括5个具体问题:

(1)区分可持续与不可持续未来的普适性指标和原则是什么?

(2)地球的承载力有多大?

(3)自然与人类协同演化中可达但不可承受的范围是什么?

(4)现代社会要求什么样的“大自然”?

(5)全球环境治理应遵循何种平等原则?

第4类问题是战略性问题,包括4个具体问题:

(1)适应和减缓全球变化措施的最佳组合是什么?

(2)地球表层自然保护区与人类管理区的最优构成是什么?

(3)大地工程和基因工程的选项空间和注意事项是什么?

(4)关于全球环境与发展的高效率并高效能的制度体系的结构是什么?

这23个问题涉及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伦理学等广泛领域,但其特征是强调多学科和交 叉学科。正如可持续性科学的倡导者们所倡议的那样,在地球系统层面上研究可持续发展 问题的确不能指望传统的学科分割方式。比较这23个问题,可以看到其与可持续科学的6大 核心问题有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6大问题的展开。对23个问题分为4种类型的 做法,有助于人们对问题的理解。有人说: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在这个意义上,GA IM项目的“希尔伯特计划”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发展建立了进一步研究的科学问题基础。

2 生态文明思想:可持续发展的哲学、伦理和战 略

2.1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

过去10年中,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另一重要创新是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主席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 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 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2] 。”“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 国将成为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生态文明思想虽说是针对中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但文明的变迁却具有普遍意义。单纯靠技 术进步、市场手段和政策措施无法改变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困境,而需要建设一个全新形态的 文明来应对面前的挑战。“十七大”报告精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最大的成果 是高速度的经济发展,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资源环境的代价过高。这既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 的突出现象,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换言之,工业化和工业 文明本质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于经济增长高速度和资源环境高代价。与农业文明相比,工业文 明有3个显著特征:一是高生产率,表现为单位时间内生产出较多的产品;二是工业文明的 “正反馈”效应,即无休止的扩大再生产;三是在工业文明中人们对财富占有和消费的无止 境追求。人类对物质财富无止境的追求并不是与生俱来、天经地义的,而是随着工业文明发 展逐渐被激发出来。工业文明的这3个特征决定了人对自然的高速度、无止境的索取,其结 果必然是带来对自然的大规模破坏。早在20世纪6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尖锐指出: “在我们这一代,人类完成了对整个生物圈的控制,通过工业化实现了这一控制,对可能会 使生物圈遭到破坏,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加以毁灭,从而挫败人类的各种意图[ 13]。”事实表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终于在最近的几十年中集中爆发, 并将影响深远。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沙漠化加剧等跨国家、跨地 区的大范围生态和环境灾难正在威胁着世界数以亿计的人们的生计和生存,而造成这些问题 的根本原因正是人类自身无节制的经济增长。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环境变化、气 候变暖等本身就是地球生物圈对于工业文明的一种响应。我们现在面临的气候变暖问题归根 结底是由于人类工业化活动所造成的。这就是工业文明对于生物圈的影响。对人类在工业文 明之下对生物圈的破坏的这些认识与维尔纳茨基的人类圈的概念是相一致的。从Crutzen的 人类世的角度来看,工业文明的开始恰好就是人类世这个新的地质时代的开端,因为两者都 是以工业革命的诞生为标志。但是,人类世并不会也不应随着工业文明的衰落而结束。取代 工业文明的应该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式。

其实,在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下探讨新的文明形式由来已久。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教授就 曾呼吁人类文明新阶段,北京大学叶文虎教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曾著文《创造可持续发 展的新文明理论的思考》[14]。此外,汤因比(2001)对文明的定义是基于巴格比 (Bagby)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巴格比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成员的内在和外在行为的规 则 ,但那些原本是明显遗传下来的规则不算文化”。汤因比认为文明(Civilization):“在 一 个特定时代存在的一种特定文化或特定文化阶段[13]。”因此,文明有产生、发展 、兴盛、衰微的过程。在面临时代挑战之时,一个文明必然以不同的形式和机制应对。目前 工业文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到极致,并对全球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影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 前期同样面临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困扰,但凭借其经济优势、知识优势、技术优势和军事 优势,纷纷成功地将资源和环境问题转嫁给欠发达的穷国。中国众多的人口、人均资源短缺 以及后发展的现实,决定了我们既不可能沿袭工业文明不可持续发展的老路,也不可能靠转 嫁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危机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的新路,这就是要走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

2.2 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基础与基本特征

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基础是生态学。经济和社会系统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学习并模仿生态 系统的特征和智慧。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消费和分解过程的完美结合,它通过植物 的光合作用固定太阳的光能,从而支撑植物生长;食草动物从植物中获得能量,而食肉动物 又从食草动物身上进一步获取能量,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能量转化和生物质生产和积累的链 条,类似于制造业中的生产线。生态系统同时又是一种消费系统和分解系统。生物质从一个 营养级到下一个营养级次第消费,最终又被微生物分解。在这种复杂的生产、消费和分解生 物营养级和网络中,各种营养物质和能量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物种、生态系统和基因的多 样性得到充分体现,对生态系统周边环境也在不断改善。因此,在自然状态下,生态系统对 资源利用效率很高。资源利用效率高是指在生态系统中物尽其用,没有多余的物质或没有我 们经济系统中所谓的“废物”。资源利用效率高并不意味着生产率高,生产率是指单位时间 内生产并积累的物质的量。生态系统充分利用了各种资源,包括光、热、水、土壤、矿物质 等等,但并不追求单位时间之内生产出的干物质的量或生物个体的数量。生态系统的第二个 特征是稳定性好。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之下,生态系统自己能够保持自身的自我调节功能。同 时,生态系统自我恢复力强,即使在受到了干扰之后,也能够恢复到它原来的状况。此外, 生态系统除了能够稳定自身内部的小环境之外,对外在的环境能够起到一种调节和稳定的作 用[15]。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是学习生态系统的智慧,建设一种具有资源利用率高 、稳定性强、物种多样性丰富、个体之间、组织之间相互协调、和谐共处、对自身环境和外 部环境起到稳定作用的生产系统、消费系统和分解再循环系统。

生态文明主要表现在和谐共处、循环再生、物尽其用、负反馈调节和节俭知足5个方面。生 态文明首先表现在和谐共处。随着全球人口增长以及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 原先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进入以城市为中心的狭小空间,在物质上、信息上、资金上、人口 上、能源上形成了紧密的集中与联系,所以人与人之间能否和谐共处成为一个很大的挑战。 如何在大规模的城市化之下实现和谐共处,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个 挑战。就全世界而言,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50%,意味着人类进入城市化阶段,并要面临如 此高密度的人口、资源和信息,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在一个人口高度密集的世界,如何和 谐共处就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其次,生态文明表现在物质循环再生。发展循环经 济是生态文明的要求。在一个物质资源相对稀缺的世界,循环利用值得提倡。它实际上超越 传统意义上的节俭,而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生态伦理和行为模式。在消费领域如此,在生 产领域亦然。美国的工业生态学、产业生命周期设计、德国的生产过程中原料循环利用、日 本的循环型社会等都是生态文明物质循环再生原则的体现。第三,生态文明强调物尽其用。 在生态系统中,浪费很少出现。但是在人类的系统中,浪费比比皆是。这种情形就是没有做 到物尽其用,不符合生态文明的原则。第四,生态文明还强调了在经济系统中要有负反馈的 调节机制。所谓负反馈调节机制实质是自我纠偏机制。经济发展过热、建设项目投资居高不 下、重化工项目重复上马,各有其具体原因,但从系统控制论角度看,无非是中央-地方博 弈中政治、经济、社会相互作用中反馈机制作祟。我国社会需要建立一系列可导向系统稳定 的负反馈调节机制,而生态系统正是自然界中负反馈调节机制的典范,值得学习和借鉴。第 五,生态文明还表现在对物质追求的自足。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究竟应不应该有一个度?这个 问题实质上是发展的目的和目标的问题。科学发展观首先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发展 经济上往往假定所有的需求都合情合理,都应该满足。但究竟是否所有需求都是合情合理? 什么情况下需求才是足够的?近年来兴起的需求侧管理(demandside management,DSM) 正是生态文明所要解决的问题。毕竟,发展首先要满足的是需要(need),而不是欲求(wa nt)[16]。

生态文明思想既要求在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上的转变,又强调思想观念和伦 理价值变革。它所呼唤的是一种新的经济观、社会观、自然观和道德观,一句话,是一种新 的、科学的发展观、生活观和世界观。在生态文明思想下,发展不再是以物为目的,而是以 人为本;对发展速度和规模的追求让位于对质量和需求的满足;生活的品质不再是以财富的 多寡为衡量标准,而是以人的幸福满足与否为测定指标;世界发展的目标是和谐的社会和和 谐的世界,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生态文明思想下这些观念的转 变是与地球系统观一脉相承的。正因为地球的唯一性(“只有一个地球”)、脆弱性、复杂 性和不可逆性,更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之重要性。善待地球、善待环境就是善待自己,善待 人类及其子孙后代。这正是生态文明思想在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上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 贡献。

3 低碳经济概念:地球系统观和生态文明思

想的具体实践近年来,低碳经济成为可持续发展规划中一个十分热门的概念。“百度百科”认为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 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 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 根本性转变。”这个定义尽管罗嗦,但包含了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并指出了低碳经济中技 术、产业、制度和观念4个层面。狭义地说,低碳经济是在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以降低二 氧化碳排放为特征的经济运行模式。所谓低碳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节能,即在生产过 程和消费过程中,节约使用能源,特别是碳基能源。节能自然涉及提高能效,但仅仅靠提高 能效是不够的,还必须减少总的能源需求。二是要改善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的碳密度,即单 位能源中碳的含量[17,18]。

低碳经济概念最初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 的。这个概念一经提出,便迅速得到各国政府、学术界甚至企业界的响应。2006年,英国经 济学家斯特恩在《斯特恩报告》中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 《低碳经济法案》以及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规划了美国低 碳经济的发展途径和具体措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的《AB-32》法案更在州一级制定了低碳 经济发展规划。迄今,已有多个国家相继制定了各自的低碳经济发展规划。例如英国的《低 碳增长行动计划》、墨西哥的《低碳增长规划》。韩国总统李明博提出《低碳绿色增长发 展战略》,2009年7月初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5年计划》,制订了《低碳绿色增长基 本法》,成立了推进和落实绿色增长战略的组织机构,由直属于总统的“低碳绿色增长委员 会”统领该项计划。2007年9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 导人峰会上,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在今年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更进一步提 出 中国要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在中国清华大学成立了低碳能源实验室、低碳 经济研究院和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神华集团成立了北京低碳经济研究院。目 前,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低碳发展成为中美、中欧和中日合作中最为活跃的领域。

在各国低碳经济发展规划中包含了多重目标,诸如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能源安全、保护 环境和增加就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全 球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最紧缺的资源。目前,全球关于气候变化的谈 判,一方面就是要通过各国共同努力避免或至少延缓人类共同的灾难;另一方面,尽量争取 各 自的排放空间,或曰经济发展空间。而在国内,及早动手,发展低碳经济才是从根本上切断 过去200多年工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紧密关联,使经济的发展和财 富的积累不再以化石能的燃烧来实现。可见,低碳经济战略不仅是基于以全球为思考起点的 地球系统观,更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工业文明的动力基础,使其转向新的、清洁、高效非碳基 能源。可以认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就是要在现实中以地球系统观为基础,将生态文明思想付诸 实践的具体努力。在中国,低碳发展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科 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低碳发展特别关注低碳化的过程,而不是西方所强调的一个经济体的碳排放总量或单位GDP 碳排放量。经济的低碳化过程实质上是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减少的过程;一个国家低碳化速 率越高,表明这个国家低碳发展进程越快、低碳发展政策的成效越显著。低碳发展既关注生 产领域的低碳化,即单位GDP碳排放下降,同时也关注消费领域的低碳化,即人均碳排放量 的降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低碳发展的潜力在生产领域,而西方努力的方向在于消费领域 。实现低碳经济需要技术创新、管理运行、产业结构、制度建设和观念转变五个方面的综合 努力,这一点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的内容和途径也是相一致的。

4 结 语

《我们共同的未来》曾指出:世界所面临的不是彼此孤立的危机,环境、发展和能源的危机 是三位一体的[19]。三者间的密切关联不仅反映在逻辑上,更是反映在历史中:3 个危机 都与开始于18世纪后期的工业化和以此为基础的工业文明有着不解之缘。工业化以大规模利 用化石能源为特征,自此,将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逐步引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大量开发利 用化石能源的结果是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显著提高,人类成为影响地球表层结构和功能的巨大 的地质力量,并从而开启了“人类世”这个地质时期的新纪元,局部的、区域的乃至全球的 环 境受到威胁而严重退化。这个相互关联的危机不仅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第 二次哥白尼革命),同时也让我们提出创建可持续性科学以更好地理解在“人类世”阶段生 态 圈和人类圈中的结构、功能和演化,提出建设新的文明形态以扬弃旧有的文明,以对人类和 历史负责的态度探讨解决危机的低碳发展方式,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类和地球 的可持续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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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cade of Advances in Sustainability Theory

QI Ye CAI Qin

(Climate Policy Institute an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Considerable advances have been made in sustainabilitytheory in the last decade. Three major concepts related closely to the innovati on are earth syste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low carbon economy. These seem ingly separate concepts are closely interconnected for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 earth system theory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of scientificysi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presents a major advance in philosophy and ethic s; low carbon economy promotes practical pathway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 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n the vi ew of earth system. The three concepts all emphasized the earth system as a whol e for research,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based on a multiple dis 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naturesociety interactions in the ecosphere and noos p here, and thus ar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stainability th eory in the last decade.

可持续发展理论范文第9篇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国际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我们共有明天》报告中提出的。所谓可持续发展有两层涵义:一方面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让后代人的利益不受当代人的侵犯。另一方面发展要讲后劲,要确保发展能够持续发展下去,在保持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突出资源和环境的永续利用和发展的持续性。我国是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它要求我们在制订政策、确定发展计划时,必须使经济建设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

保险可持续发展包括两个方面,即保险可持续发展系统内部的发展能力和外部发展能力的制约和影响。前者就是由保险发展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所决定的保险发展能力,它主要由保险发展系统的人力、物化劳动、科学技术和系统内的协作联合组成。后者是指保险发展系统外部的环境资源对保险可持续发展能力。其内容十分广泛,可归纳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政治方面主要包括政策尤其是保险政策的宽松度、政策的连贯性、政策的稳定度等;经济和社会环境方面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等;文化方面主要指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习俗、道德规范、价格观念和保险意识等。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保险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有机结合,而这些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存量是一个国家和地区长期历史积累的结果,这是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我国保险可持续发展的难点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同样偏重以粗放型的方式增长,这种增长方式的特征是,依靠铺设网点、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来实现保险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尽管带来了较高的保险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是一种超常规的增长速度,并使保险供应与需求达到协调的效果,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1.国民的保险意识不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保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从总体上看,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很落后,侥幸心理很严重,制约和阻碍保险业的发展。据1998年1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等12个城市只有37%的家庭购买了家庭财产保险,25%购买了医疗保险,28%购买了养老保险,52%购买了人寿保险。城市如此,农村保险面就更小了。

2.网点需求膨胀。为了尽快占领保险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各保险公司不顾经营管理能力,纷纷到处设点,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甚至很多个人都不加选择地成为保险人。我国近年来保险业虽然发展很快,但由于超常规扩张造成总体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保险覆盖面仍较低,在一些领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空白。1996年我国的保险深度只有1.486%,人均保费只有62.4元人民币。根据1995年世界保险业统计资料显示,从保险密度来看,我国人均寿险收入为1.4美元,在全世界78个保费收入超过亿元的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75位,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从保险深度来看,我国保费收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在上述7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66位。从寿险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比重来看,世界平均水平为56.1%,日本高达78%,印度也占到约70%,而我国仅为30%左右,说明我国的保险业发展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非常大的差距,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尤其是“泡沫保费”有所抬头,一些公司确定高指标,实行保费收入与工资收入挂钩,使得一些基层业务部门搞提前续保,出现大量应收保费和“空口袋”。1996年北京保险市场新加盟的保险公司为了获得设立分公司所必需的保险费收入规模指标,扩大市场份额,违规发展高利率的储蓄性的保险业务。更有甚者,有些保险公司所供应的储金业务成为个别客户逃避税赋或者将生产基金转化为消费基金的渠道。如果剔除“泡沫保费”因素,我国目前的递增水平也不会超过20%。

3.保险技术落后。忽视保险的广泛宣传,保险营销技术的创新,我们在费率的厘定上,比较机械和僵化,承保、定损和理赔等方面的技术还停留在手工操作上,计算机应用水平不高,导致了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健康发展。

4.违规经营问题突出,市场秩序混乱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是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界限不清,一些部门、行业和地方政府以社会保险名义变相办理各种商业保险的现象十分普遍,涉及部门多,经营规模大。据资料显示,仅民政部门一家就已在全国1800个县开办了农村养老保险,投保人数达7400万人,积累基金已超过100亿元。这类机构,由于以社会保险名义,没有纳入监督管理的范围,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监管。二是擅自开办险种。有的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置保险法律法规于不顾,不经审批就经营保险业务,超范围异地保险,为了争夺保险业务,变相降低或提高保险费率,提高手续费标准。三是对企业保险放宽条件。有的保险公司随意超标准运用费率,变相的降低费率。许多机动车辆保险单中非营业性车辆按营业性车辆承保,营业性车辆按非营业性车辆承保等。四是违反规定支付安全奖和无赔款优待。有的保险公司采用直接从保密收入中,扣除或直接以现金支付无赔款优待给个人。有的还违反规定实行固定赔付。五是手续费支付不规范。(1)超标准支付手续费,如有的保险公司航空保险手续费达到60~90%;(2)对投保单位支付手续费用;(3)普遍存在以现金支付手续费问题;(4)一些不规范不合理的费用在手续费用中列支。这些做法不仅造成保险费收入的流失,加大了保险经营风险,而且扰乱了保险市场秩序,容易滋生现象。六是违反自愿保险原则,利用行政手段拓展保险业务。引起客户对保险产生抵触和厌恶情绪,长久下去会事与愿违,给保险公司造成不良影响。

三、我国保险市场发展潜力和可持续发展前景

我国保险市场具有巨大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我国国民经济稳定发展,为保险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保持在9.8%左右,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整个“九五”期间,我国的经济还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国民经济为保险市场的扩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据资料统计,“九五”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仍将维持8~9%的高速增长,2000年(1996年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9.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由于保险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因此,经济发展必然带来保费收入的增加,就保费密度而言,人均年保费收入增加和保费收入占GDP比重的上升。就保险深度而言,中国1996年保费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仅为1.24%。而就保险广度而言,同年我国人均保费收入为70元人民币,如果按照保险发达国家保险深度提高到5~8%,2000年中国保险市场的潜在规模至少将达到2500亿元(1996年不变价格)左右。尽管80年代中期以来,寿险在全部商业保险中的比重有所波动,但伴随着保障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寿险所占份额将达到世界平均水平(52.4%),到时寿险保费收入将超过1300亿元。国际权威评估机构也预测: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保险需求每年将以15%的速度持续增长,本世纪末中国保险业的总收入将突破2000亿元,整个潜在规模高达2500亿元,可见中国市场潜力是巨大的。

(二)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变化为保险业发展注入了生机

据统计,日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突破50000亿元,其中新增存款的75%为定期存款,而定期存款实际上就是人寿保险潜在的市场资源,意味着中国的保险业,特别是人寿保险潜力有待挖掘。据统计,1996年GDP为68594亿元。1996年末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38520亿元。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在生存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安全需求便成为人们的最大需求。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人口温饱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开始寻求较高层次的需求。在存款的目的中,养老占9.2%,防意外事故占7.5%,两项合计16.7%,以1996年底的38520亿元储蓄额计算,其金额可达6432亿元以上。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对储蓄增长原因的分析,首要因素是居民存在着体制变迁预期,具体包括对子女求学、购买住房、失业等问题产生担心,如果考虑这些方面,则居民储蓄中保险因素的比例还要更大。

(三)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为保险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社会发展环境,主要包括人口状况、消费水平、社会保障等。尤其是人口状况变化,对保险业发展影响很大。1997年我国人口已经超过12亿,在人口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我国出现了明显的家庭小型化和人门老龄化的趋势。据资料推断,1996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人所占比重已经接近7%,“九五”时期离退休人员将进入高峰期。家庭规模小型化和老龄人口的增加,使家庭内部互助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减弱,使部分家庭的互助任务转移给社会化的商业保险。随着大一统的就业、福利与保障“三位一体”制度改革,加之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家庭抚养子女数量的减少,使得我国国民在安排消费的同时,有能力将结余部分资金用于未来的预期消费。

(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为保险业发展增加了动力

我国社会保险体制创新已经提到议事日程,社会统筹保险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剩余部分必须通过商业保险渠道来解决。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创新将使寿险业务的发展空间得到扩展,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法人,民营经济也将进一步发展,加之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必然通过保险寻求风险的保障,这为保险业发展开拓了广泛的服务领域。

综上所述,我国的保险业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的发展,正如朱镕基总理所说:“中国的保险业还处于拓荒时期,发展程度远远不够,要有一个大发展。”

四、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

正确的发展指导思想是保证经营方向和健康发展的前提,为了实现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端正业务发展指导思想,明确发展方向。

(一)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来指导保险业务发展

保险业担负着补偿和给付职能,对调节经济运行起着重要的“稳定器”作用。为了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必须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作为保险运行的主导思想。实践证明,在孕育发展的保险市场里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不可万能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而且还可能失去一定的经济利益。因而速度和效益的矛盾恰恰是制约保险发展方式的重要因素。为此,必须破除盲目发展业务的观念,必须在效益的基础上扩大市场份额。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是商业保险公司的追求目标,因此,要建立健全提高商业保险公司经济效益的保障机制。破除小而全、大而全的发展观念,着眼于国家利益和保险公司的长远利益,树立保护本国保险事业的思想。

(二)知识经济时代为保险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人类已经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知识使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成为可能。作为以经济为基础的保险业,应在知识经济中寻找新的增长点。今后,科学技术将更加深入、广泛地渗透到企业生产、流通、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等各个方而,保险企业只有以科学技术为推动力,才能在现代经济竞争中站稳脚跟,实现生存和发展。所以,保险企业要在经营方式、市场营销和信息等方面增加投入,建立先进的营销网络,实现市场空间的网络化、技术交流和交易的电子化,向时间和信息要效益,利用科技提高经营手段,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在市场经济中,谁拥有先进的技术,谁采取优质的服务,谁就能占领市场,就能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因此,保险公司要在保险业务科研、技术革新、提高保险产品的科技含量上下功夫。企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保险企业还要加快“人才工程”建设,激励员工岗位成才,大胆任用拔尖人才,提高公司的整体素质。

(三)国际保险创新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经验

国际保险创新是激烈市场竞争的产物,也是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所谓保险创新就是指对传统的保险销售方式、服务方式及其组织结构等进行变革。具体包括承保技术创新和组织机构创新两个方面。

1.承保技术创新。主要是以市场为中心,开办新险种。市场变化是经营的首要外部因素。保险企业作为市场中的供给方,必须适应市场,特别是通过创新,创造市场,创造需求,以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第一,开发消除通货膨胀风险的险种。这类险种主要是长期性的寿险险种,在这类寿险业务中,要充分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如各国广泛开办的变额人寿保险,将每期年金的给付金额与市场物价的变动情况和保险人投资收益的变化结合起来,以减轻或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

第二,开发有利于提高市场占有率的险种。这类险种的特点是“新”,能够刺激特别人的特别需求。如针对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恐慌的疯牛病,英国保险公司推出了疯牛病保单,即CJD保险,投保人每年缴纳10英镑的保险费,即可在被诊断感染此病时,获得最高为2.5万英镑的赔偿。还有艾滋病保险、绑架保险、保险等一些前所未有的保险险种,使保险业充满了活力。

第三,开发便于投保人投保的险种。这类创新的险种主要是一拢子保险,是针对特定的行业对象专门设计,并附加诸多特别服务的新型险种。其保险风险、保险标的、保障水平都可根据投保人的需要灵活调节。如香港美亚保险公司针对外出旅游中的各种风险于1995年推出了“开心”保险,其保险责任范围包括医疗费用、住院津贴、子女看护、人身意外、个人行李损失、现金遗失、紧急医疗运送费等。

第四,开发具有储蓄性的险种。这个险种既有保险的性质,又有储蓄的性质,不论在保险期内是否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均能收回其所缴纳的保险费。保险费实际上相当于被保险人的长期存款。如日本开办的储蓄性保险、储蓄性公寓保险。目前,这类带有储蓄性保险险种是国际市场上最走俏的险种之一。

发达国家的产品创新和创造市场给我们以借鉴和启示,相比之下,我国保险产品的种类有限,远不能满足保险消费者的多层次需求。在国有保险公司商业化创新过程中,应该根据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状况、消费者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的差异等开发出适合不同消费水平及不同消费偏好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产品创新的原则,应是在完善既有的保险产品的基础上,坚持国外引进与自我开发并举,有选择地引进一些西方保险业中成熟的保险产品和开发出有特色的新产品。

2.组织结构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与组织结构创新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组织结构上的创新,保险结构创新也就没有基础。

第一,以效率和效益为目标,进行保险组织结构创新。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司不仅要组织经济补偿,而且也要参与防灾防损。通过降低费率、防灾防损、降低赔付,控制经营活动成本,提高保险业经济效益。尤其应该注重危险管理,坚持经常进行防灾防损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提出整顿改造建议。世界上许多大的保险公司如幕尼黑再保险公司和瑞士再保险公司均设立了工程部或危险管理部,专门从事保险标的风险管理工作,包括风险的识别、测量和紧急处理工作,以避免盲目承保。保险公司还积极参加信用活动,通过其附属的投资公司进行操作,为保险公司带来一定的效益,增强保险公司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

第二,银行和保险业联姻。激烈的市场竞争往往使保险企业更倾向于适应市场的创新类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保险企业在管理方式上进行选择和创新,银行和保险联姻就是一种有效的形式。银行对保险业的介入性保险市场巨大的潜力得到释放,从而使一些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在短时间内呈几何级数增长。在世界保险市场中,银行对保险业的介入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最常见的一种是银行与保险公司建立合作关系,银行通过其分支机构为保险公司销售特定的相关产品;另一种常见的方式是银行与保险公司合资成立新的金融保险机构,利用银行和保险公司已有的机构和网络销售保险产品。通过这种方式,银行可以更深程度、更大规模地涉足保险领域。同时,还有许多实力雄厚的银行根据其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市场中收购一家或几家保险公司,然后利用银行资金和网络,通过收购的保险公司开展业务。还有一些银行争取当地管理部门批准以后,通过培训自己的职员,设计相应的保险产品,直接向银行的原有客户推销保险。这种合作方式在中国保险市场已经显露。1997年初,国内的几大专业银行纷纷与保险公司联姻,由银行保险公司推销相关产品,收取保费。银行既增加了筹资的手段,同时保险公司也利用银行的机构网络,扩大销售渠道。银行只是作为保险产品销售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进入了保险市场。银行更大规模介入保险市场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合资和收购。银行业和保险业一体经营在欧洲已蔚然成风,欧洲500家大银行中的46%拥有专门从事保险业务的附属机构。从几年前荷兰商业银行、荷兰邮政银行、荷兰保险合并成为ING,到最近的瑞士信贷集团购并丰泰集团,每次兼并都缔造出了在全球金融服务业中排得上名次的巨头。据统计,1994年法国新增寿险保单的63%是通过银行及其分支机构销售的。同时,保险公司也涉猎银行业务,在英国就有17家银行为保险公司所拥有,法国有9家保险公司拥有12家银行。北美洲,由于立法限制,美国在这方面的发展稍逊于欧洲,但也已成为潮流,据统计,有4088家银行已经开始从事保险业务。加拿大最大的皇家银行将收购加拿大伦敦人寿保险公司,这将是加拿大金融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银保联姻,互相渗透,可以增强资本实力,扩大双方的客源,同时也大大方便客户。因此,这种兼并形式将保持增长的势头,而消费者则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在任意一个站点上买到不同的保险产品。

(四)减轻保险业税赋水平,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目前,我国保险业的总体税赋水平明显偏高,一是国内保险公司比外资保险公司税赋高,所得税国内公司为33%,外资公司为15%。二是我国保险公司税赋比外国高。从我国情况来看,1997年初,财政部规定: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的营业税从5%提高到8%,增幅达60%。英国和西班牙则免收营业税;南非、泰国等国家全部征收统一营业税;意大利等国家依险种征税。在所得税上,各国不同,因规模而异。如日本对注册资本1亿日元及其以下的保险公司按照28%税率计征,1亿日元以上的保险公司按照37.5%税率计征。美国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按承保利润和投资收入缴纳所得税。但对较小的相互保险公司实行免税。三是其他国家保险公司的税收标准均是按照满期保费的结余即利润来结算的。我国财政对保险业实行揽底课税,使得大部分保费收入上缴财政,不仅减少保险企业可用资金投入,而且直接影响保险企业给付准备金的结果,从而影响偿付能力。尤其是产险公司现行承保综合成本率已普遍高于100%,反映了现行税负超过产险公司的实际承受能力。银行和寿险公司都是以利息收入额作为营业税的计值基数,而产险公司则以全部保费收入作为营业税的计征基数。由于产险公司的保费收人中相当一部分将以赔款方式返还给被保险人,因此,以毛保费收入作为营业税的计征基数显然是不尽合理的。从世界来看,各个国家和地区一般采取较为宽松的财税政策,将保险业与其他产业区别对待,不征缴营业税或实行抵税制,而且分险种缴纳所得税,以鼓励和扶持其发展。考虑到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其中财产保险的承保利润已经接近临界点。为切实增强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我们应适当调整保险业税收政策,一是将营业税降至3%左右,并按扣除应收保费和分保费支出后的保费收入征税。二是对企业投保长期寿险实行免征所得税优惠。三是应该根据注册资本多少和利润大小实行累进式或累退式征收所得税。四是根据不同组织方式征收税金。

(五)以人为本,培养“经济人”,建立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经济人”是市场体系的理者,也即以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行为者。在市场活动中这样的经济行为者是铵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参与交易的市场主体。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所说:“在某种意义上,在既定的机会和资源的条件下。人们都试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理性的个人都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就形成市场,从而使不同家庭、不同企业、政府及其参与者的资源都由市场价格进行协调”。所谓效益是投入与产出之比,“减少投入,增加产出”,才能取得高效益。但是,从保险经济学来说,应该从宏观角度看待一个企业的效益问题。

一是利润是衡量一个企业的一个量化指标,利润高不一定效益好。因为利润是一个短期指标,一时的高利润可能反映了生产的不均衡性,也掩盖了企业的深层次矛盾,或者反映了企业对资本增值、设备更新和扩大再生产的忽视。

二是企业的市场份额反映企业的商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的价值。

三是企业的市场价值和企业的市场增值率,是企业有形资产的价值,而反映一个企业的素质就是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默先生在总结一些公司重构失败的主要原因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忽视了人。当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工作程序进行了创新,而人们不能从旧的程序、旧的组织中解脱出来时,便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也就无法发挥创新的效应。团队精神不是一时的事情,与整个保险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过程同步。保险企业与其他企业有一定的不同,因此作为保险企业的员工,应该具有三种特征,就是关心、拼搏和分享。所谓关心就是要有一个开放、忠诚、信任、沟通、活跃的环境。因为,权利和需要,是人的根本问题,或者说是职工问题的核心。所谓以人为中心,从根本上说,就是探索解决人的权利和需要的合理途径,这是企业效率和效益的需要。只有坚持以人为中心,不断创造解决权利和需要的途径,才能不断创造更高的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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