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研究论文范文

技术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理论中的量刑平衡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整体平衡，在量刑中首先应当遵循类似案件类似处理原则来达到量刑公正的目标；二是个别平衡，即，在案件类似处理的原则下，让刑罚个别化找到与整体保持平衡的最佳结合点，做到个别平衡。只有整体平衡与个别平衡相结合，才能最终实现量刑的真正平衡。⑴

量刑整体平衡的实现依靠立法的技术及其合理的量刑规则；量刑个别平衡的实现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因而离不开情感的因素。量刑个别平衡之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刑罚个别化，其要求我们在关注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同时也要充分关注犯罪者人身危险性。它要求我们对比法定量刑情节的同时应该关注酌定情节的适用。

许霆案件的发生，再次折射出盗窃罪法定刑设置的缺陷。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可见，现行刑法对盗窃罪的量刑档次划分为四个档次：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以及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但问题是：如果出现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的情况时，该适用哪个量刑幅度呢？由于法律没有将这种情况设定为情节加重犯，因此，我们只能将此认定为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盗窃金融机构，数额一旦达到特别巨大的情况下，按照法律的规定则应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从数额巨大到数额特别巨大，两者应该相互自然衔接。但是，从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直接跳到无期徒刑和死刑，中间则是一条鸿沟，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带。

就本案而言，许霆连续取款171次，共取出17余万元，毫无疑问，远远超出了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⑵故，许霆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情节，依据现行刑法典，只能在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选择适用刑罚。难怪法官满怀委屈：最初判处“无期徒刑”，不仅有法律根据，而且是选择法定刑中相对轻的档次。但是，为何该判决一出，就遭到了众人的质疑？梳理质疑的头绪不外乎以下几种：有的认为是不当得利，应该按照民事纠纷解决；有的认为是侵占罪，应该从轻发落；有的认为是普通的盗窃罪，不应该与金融机构挂钩；有的认为，法官量刑不均，是自由裁量的错误。

一言以蔽之：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未必知道罪与非罪之间如何界定，也不去关心罪质的不同。他们只是一种直觉：判的太重了！而对于法官而言，他们感到迷惘：依照法律量刑，何错之有？于是，学者们站出来切中要害：我国盗窃罪法定刑设置不合理，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从理论上讲，同一种犯罪结果的数量与其所应受刑罚应成正比关系，数量越大，量刑就应当越重。在犯罪结果量的上、下限与量刑的上、下限之间应当存在必然的比例关系[1]。反观我国的盗窃罪立法，在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与数额特别巨大之间，呈现“数额与惩罚”比例关系的陡然倾斜，使盗窃罪在立法技术上没有形成合理的罪刑阶梯。何况，十年来，盗窃量刑标准并没有根据国民经济、人均收入的提高做相应的调整，以至于判决结果相较十年前显得越来越重。……与罪刑相适应原则是背道而驰的。⑶

立法中的缺失导致实践中的迷茫，法律的严格遵循却引起社会不满的骚动。老百姓并没有把矛头指向立法的失误，而是指责银行的缺乏诚信和法院对于银行权利的倾斜。甚至，在这一个阶段，人们抒发了对许霆本人的同情和对银行的憎恨。大有是非颠倒，判断坐标迷乱之势。⑷

然而，对于本案第一次判决，该争议的应是立法技术本身，而不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不是法官的喜恶。因为，在制定法国家，法官本来就只能依据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能创设法律。本案中，没有可以减轻的法定情节，刑法赋予法官的裁量权只是在“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选择。由此，法律缺陷导致判决结果“合法但不合理”。⑸

二、量刑的失误与情感的失落

当许霆案第二次判决结果公布后，有记者提问广州市中级法院刑二庭甘正培庭长：“我国《刑法》规定盗窃金融机构且数额特别巨大，最低法定刑是无期徒刑，而重审判决对许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依据是什么？”

甘庭长回答：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没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反而在盗窃后携款逃匿，案发后又没有退赃。重审判决之所以对许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许霆的盗窃犯意和取款行为是在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的情况下发生的，与有预谋、有准备的盗窃犯罪相比，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第二，许霆是利用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使用本人银行卡指令超出余额取款的方法窃取款项，与采取破坏性手段盗取钱财相比，犯罪情节相对较轻。根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如果依据法定量刑幅度就低判处其无期徒刑仍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考虑到许霆案的特殊情况，依照我国刑法第63条第2款关于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规定，对其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判处有期徒刑5年。⑹

上述解释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判处有期徒刑5年。到底本案的特殊性是什么？有人概括为：“主观恶性比较轻，客观危害比较小，人身危险性比较弱”等等。笔者认为，以上都不属于案件的特殊情形。案件的特殊情形在于“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这就意味着被害人（银行）存在过错。如果把自动柜员机等同于金融机构，那么就是金融机构出现异常。即，“银行的情况类似于诱导性犯罪，使一个原本没有犯罪的人临时产生了想占便宜的想法和行为。”北京律协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肖霖说，如果这个人一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一辈子都是好公民不会是罪犯，但银行的错误使他成为罪犯。甚至，银行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使许霆能够提款171次，最终构成数额超级巨大的重罪。……银行方面一直称自己是“受害者”，但有调查显示，93.8%的受调查者认为，银行应该为ATM机出错承担法律责任。

许霆案件是否承担责任或者是否减轻责任，我们可以尝试从“期待可能性理论”中找到可以说服的理由。众所周知，期待可能性的基本含义是指基于对人性弱点的同情，法律不可能期待许霆在当时取款机出现故障，极具诱惑的前提下，做出理智的、合法的行为。“仅靠公民自律，这是个有指望而没有把握的事情。如果你的制度环境本身漏洞百出，你让一个人永远自律，是要求人做圣人，而不是做凡人，但毕竟99%的人都是普通人。”⑺基于期待可能性对有责性的阻却或者减少的意义，许霆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可以从轻责难就具有了法理的基础。

因此，第二次审判对许霆的量刑减轻的思路是合情合理的。但问题是，量刑减轻到什么程度是人们可以预测和接受的？对这个事由的承认与否，交给法官自由裁量。最终做出什么样的裁决完全靠法官对特殊情形的理解和情感寄托。我国犯罪成立的条件中没有“有责性”这一层面的判断，因此，法官没有发挥“情理”说明的空间，只好借助刑法典第63条作为解释和依据。寄希望于通过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并经过其核准来追求一个“合情合理”的判决结果。

然而，事实证明：轻判了许霆，也一样没有说服众人之心。反而增加了更为激烈的争论和质疑。因何如此？

因为民众在获得表达自己对许霆行为的理解、同情之时，也在观望法律的硬性和弹性，观望着对法律尊严挑战即将带来的后果。殊料，一审、二审所得出的天壤之别的判决结果更大程度上造成民意的失落：法律原本这样不堪一击，法律的弹性造成已然犯罪与未然犯罪者的内心骚动与不平衡。他们来不及为获得民意胜利欢呼就陷入了情感的失落。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甘法官所解释的‘所谓社会危害不大，情节较轻’，应针对许霆的行为，而不是许霆案备受舆论关注这一事实。”⑻的确，如果仅仅是因为本案引起公民极其关注和同情，法官因为备

受质疑的一审裁判而做出从轻的判决，那么，这是一次失败的判决。

事实上，法官裁量许霆案件的处刑，必然一方面要充分考虑许霆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又要考量社会各界舆论关注这一事实的程度以及对判决的期待与评价。一旦法官的自由裁量偏离客观的量刑基准或者违背公序良俗，必然导致量刑不当，甚至不公。由此可见，意图达到量刑的科学与合理，必须融合量刑的技术与情感。

三、法官的角色与量刑的情感

现代心理学通过对人类心理活动的深层机制的科学研究，证实了认识、情感和意志，作为人们对客观事物反映的心理过程的三个不同方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心理因素。情绪即情感的外在表露，⑼是指对外界刺激的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如喜欢、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心理学认为情感是非理性的，是人们对于某种事物是否符合自身需要和欲望而产生的心理体验。量刑中的情感因素就是指法官在量刑活动中对与案件相关因素做出的诸如喜怒哀乐等心理反应。法官是否因情感因素影响量刑，实务界的法官并不隐晦自己肯定的观点，但在中外思想家的争辩中却有肯定与否定两种主张。

否定说认为：法官的职业必须要求法官是理性的，毫无偏私的。要摈弃一切个人的特性，排除干扰，根据法律事实，运用逻辑，近于机械地适用法律。例如，传统解释学派代表施荣尔马赫主张：“法官作为对法律和案件事实的解释者，为达到对理解对象的一种正确的、客观的把握，法官必须放弃一切意识中的、后天习得的知识、经验、传统、理性、情感和思维方式等。也就是要求法官要一片空白状态地解释文本。”[2]刑法学鼻祖贝卡利亚也明确指出：“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当一部法典业已立定，就应该逐字遵守，法官惟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3]在他看来，“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再也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公理了。承认这一公理，等于放弃了堤坝，让位给汹涌的歧见。”[3]总之，判决是纯粹逻辑的产物，情感无法涉入其间。法官应该也可以生活在三段论的神圣净土里，不受感情的干扰。

肯定者从法官是自然人的立场出发，论证法官的情感是其本性的表现。法官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命体，法官个人对某些行为的喜好与偏见、感触与感情等等属于潜意识深层次的力量，不自觉地渗透到了法官自由裁量的过程[4]。美国法律写实主义对司法过程中情感作用的分析贡献尤巨，其中的一段比喻引人深思：“司法裁决与法律判例之间的关系还不及这些裁决与法官的早餐更密切。无数研究都表明，法律上相同的案件——关于同样的问题，拥有同样的证据支持，常常得到不同的处理”[5]。其结论为：法官的偏见与喜好等情感因素影响了法官对案件的认识和分析以，及适用法律的过程，才会出现不同法官对同样的案件做出不同的判决。

依笔者看来，在量刑中是否允许以及是否存在法官的情感因素，这是应然与实然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在是否应当允许法官感情介入的层面，刑事古典学派主张“客观行为中心论”、“客观危害为衡量罪责标准”、“罪刑相当”，自然会排斥任何情感因素介入量刑。而提倡以“行为人中心论”、“提倡刑罚个别化”、“相信刑罚具有教育与矫正”功能的近现代刑事法学派，可能会把自己的喜好与期望的感情笼罩在被告人的身上。美国的现实主义学派则从实际出发，印证情感因素在量刑中的不可避免性。依笔者之见，当今法官的复杂角色决定了法官的特殊人格，从而客观决定了法官难以摆脱情感因素的束缚和影响。

首先，法官是具有七情六欲的自然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个人喜好与厌恶。我们不可能苛求他们今天是学生身份，明天当了法官就成了绝缘于世，冷酷无情的“超人”。自然人的情感因素始终会伴随在法官的司法认知活动中。被害人或者被告人的气质、修养、身份，乃至相貌都会引起法官潜在的欣赏与厌烦，对量刑有着微妙的、隐性的影响。

其次，法官是社会人，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属性。英美法系的法官一般都是从律师中选任的，这样既能够保证法官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熟悉社会阶层的实际情况，且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这也是重视法官社会属性的表现。法官是否应当依据一种客观的或者主观的标准来发现正确有用的行为规范，来发现社会福利的格局。对此提问，支持者甚至断言：“一种法学如果不是不断与一些客观的或者外在标准相联系，就会（引出）衰退为德国人称之为‘情感法学’——一种仅仅是情感或感觉的法学的危险。”[6]而在我国，司法改革的号角“强调法官职业化，但不能脱离社会，不能脱离人民，法官既是法律工作者，又是社会工作者”。⑽表达出法官社会责任的不可推卸和始终保持对社会大众疾苦的敏感以及对自己正担负着一定权利、义务的警惕和清醒。

最后，法官的第三种角色为政治人，法官判决来源于他作为政治人的情感。培根对此的注脚为；“每一名法官首先应当牢记罗马《十二铜表法》结尾的那个誓句：‘人民的安全就是最高的法律’[7]。”来自美国的学者对法官政治人这一特征的分析更直截了当：“法律机构容易直接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法律被认同于国家，并服从于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权威的维护是法律官员首先关注的问题。”[8]

上述不同国度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均揭示出现代法官的政治使命：随着社会的多元化，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意识的增强，社会越来越仰仗和倚重司法来解决各种社会冲突和政治争端，愈来愈多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都转化为法律问题，演变为对立的权利主张和争议，法院也因此越来越多地被置于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浪尖[9]。一种个案的解决方式满足了对个人正当权益的尊重，一份判决书的内容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无形中增加了一枚社会稳定的筹码。

最近发生在福建泉州的王小喜案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⑾该案认定的关键是“沉尸葬母”的行为是否构成侮辱行为。这是一个由社会伦理规范、道德规范评价的问题。而判定什么是侮辱，不仅要从犯罪嫌疑人的主客观方面去界定，而且还需要对是否违反善良风俗，交由当地的社会群体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做出判断。倘若当地的百姓认同这种行为，或者即使不赞成，也只是责难于“不敬、不孝”的层面，那就应该倾听民声。此时，法官的判断既受自己意识形态的影响，又不可避免地受当地百姓对此事态评价的左右，还要综合考虑政府部门对此案件关注的程度和潜在的导向。换言之，法官作为一名特殊受众，既有普通社会一员的思考，也有作为法官的特殊思维。法官无法生活于真空状态，媒体舆论的导向、社会伦理道德、社会一般人的意识形态均不可避免地对法官的认知产生影响，最后形成法官自身的心理事实，而心理事实则反过来会影响法官的审判行为[10]。从而对于被告的评价就不再是单纯的建立在法律事实的基础之上。⑿

有鉴于此，法官的判决在很大程度上受自身人格因素的影响。而人格因素牵涉到法官的各个方面，大到法官生存的外在环境，如语言、传统、地理、文化、社会制度和思维方式，小到法官的个人心理结构、性格气质、生活阅历、情绪爱好、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等。法官的情感因素是人格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渗透于量刑过程中的隐性元素。正因为如此，如果不对法官的情感进行良性引导和技术规范，纯粹感情层面的裁判必然会带来量刑的不公与失衡。

四、量刑的基准与量刑的情节

量刑失衡现象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寻求解决的路径也基本上大同小异。其中“通过规则技术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情感因素的泛滥”可以说是探索者共同关注所在。美国传统实证主义对于量刑的法官的自由裁量很少施加其他限制，并且未对这种自由裁量的行使提供任何指南。典型的表现是：美国的法律只确定刑罚的限制，而法官能够在法定限度内（通常是上限）内选择几乎任何刑罚。但是随着实证主义的衰落，对于如此广泛的做出决定的权力的信任下降了[11]。英美国家20世纪？o年代中叶就开始了量刑改革运动，在量刑理论上主张均衡量刑论，在量刑方法上主张实施量刑统一标准，以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作适度的限制。我国刑法没有规定一个统一的量刑基准，刑罚裁量的幅度较宽，客观上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另外，我国刑法只是列举了法定量刑情节，而没有将酌定情节法定化，愈加表明立法技术的欠缺与情感因素的放任。

如果说地区差异是导致量刑失衡不可避免的因素，那么，同一人民法院判决结果的种种偏差更需要人们反思。诚如众多学者所分析的，盗窃罪法定刑的阶梯设计缺陷，盗窃罪量刑标准滞后，盗窃罪量刑规则的粗漏均是造成许霆案件无法正确裁量的实体法因素。那么，是否通过设立具体的盗窃罪量刑细则，同案异罚问题在技术层面就有了矫正的可能性？或者说至少这是最基本的规则技术的保证？

笔者手中有一份福建晋江法院的《刑事案件的量刑规则》，其中的《盗窃案件细化量刑标准》对于量刑基准的把握和量刑情节的归纳，基本上能够对症于量刑失衡和无法可依的困惑。笔者认为这是量刑技术与情感因素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范本。⒀以下是结合量刑理论对晋江法院的《盗窃案件细化量刑标准》所做出的几个方面的点评：

（一）盗窃罪的量刑依据以犯罪数额为基准。在量刑公正的实体法技术完善争论中，难点与焦点就是寻找科学合理的量刑基准。⒁“在主要以犯罪数额体现社会危害性的犯罪中，一个法定刑幅度必定对应一个犯罪数额幅度。”[12]从个别省份规定的一些量刑指导看来，盗窃罪的量刑基准的把握一般采用“以犯罪数额比对相应的法定刑幅度确定量刑基准”。⒂晋江法院的《刑事案件的量刑规则》（以下简称该规则）的第2条即是采用了这个标准：“盗窃犯罪的量刑依据主要以犯罪数额为基准，盗窃二万元以下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盗窃一万元的按判处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为基准线；盗窃二万元以上九万元以下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盗窃五万元的按六年有期徒刑为基准线；盗窃九万元以上的，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上确立量刑基准的规定无疑贯彻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盗窃犯罪同时也是多次犯，盗窃数额和盗窃次数都是决定盗窃案件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在盗窃数额相同的情况下，多次盗窃的社会危害性比一次盗窃的社会危害性大；同理，在盗窃次数相同的情况下，盗窃数额越大，社会危害性也越大。因此，盗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后，以一次盗窃为本数，剩余的盗窃次数应当转化为从重量刑情节，但这一思想没有在细则中明示。而许霆案件既是数额巨大的典型也是次数众多的范例。具有从重量刑的依据。可见该规则尚有完善的空间。

（二）从估堆到精确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司法过程的不确定性会影响量刑难以达到绝对的均衡。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开宗明义：对于刑罚适用的相关问题应当用几何学的精确度来解释[3]。为实现这个伟大的构想，我国学者赵廷光教授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探索和论证，围绕“依法构建刻度分明的量刑标尺是科学实现刑罚程度的最佳途径”的思路，提出如下设计方案：“将法定刑幅度（空间）划分为200个刻度。保证每个刻度所体现的刑罚量一般不超过1个月的“虚拟徒刑”，以免引起评价误差而导致处罚偏轻偏重的现象。”[13]

然而，从“估堆”悬殊3-5年至“精确”到相差为0.17个月，是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有学者质疑：量刑规范化不等于量刑精密化。因为，精密化的量刑方法通过量刑过程操作的机械化、细则化，从而量刑精密化，最大限度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地实现精确量刑的目标，然而这一初衷却违背了法律的本性。正如学者季卫东所言：“为了防止和限制恣意，我国采取了比西方更严厉的措施。其动机或可以理解，但其效果却很糟糕。因为，我国在缩减恣意的同时也压抑了选择，而选择恰恰是‘法律，程序的价值所在。”[14]

上述的担心来源于对赵教授设计量刑刻度的误解。“量刑精确化”原本针对的是“量刑估堆儿”，而并不是否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从赵教授发表的《量刑精确制导》一文中可以体会出其目标所指：提倡“量刑精确制导”、“理性评价量刑情节，科学计算罪责程度”。他还反对“地方法院制定抽象的量刑规范”，即，“硬性为各种量刑情节匹配具体刑罚，要求本地法官在量刑时遵照执行。”认为这是倒退到了法国的绝对确定刑时期，是剥夺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15]。以上的主张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在规范量刑技术的同时，鼓励法官理性评价量刑情节，在一定限度内发挥自由裁量权，而不是跟着感觉走。

至于量刑精确到什么程度，笔者确有感慨：许多事情，往往是为了追求完美精确，迟迟徘徊不定，不仅耽搁很久，而且因为过于精确，缺少一些韧性和弹性，反倒成为“易碎勿摸”的花瓶。在笔者看来，只要有个相对合理、容易操作、普遍认可的标准可以参照，量刑整体平衡与个案平衡基本上就能找到结合点，就不会出现许霆案件前后量刑差距“悬殊”的状况。

（三）该规则中概括性的酌定量刑情节表达富有创意。本规则中明确列举了法定从轻、法定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以及酌定从轻、酌定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尝试着将“部分酌定情节规范化”，这是弥补立法粗漏缺陷的举措，顺应了司法实践的呼唤。更值得赞赏的是概括性的酌定量刑情节表达富有创意。譬如，该规定第5条：“盗窃犯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作用较小、追赃、退赃、退出违法所得、初犯、偶犯、预交罚金、悔罪、情有可原的、归案后即坦白交代罪行、庭审时认罪态度好及社会危害性明显较小；具有以上三个情节以上的，一般可以考虑从轻处罚或较大幅度从轻处罚。”

本条中引人瞩目的是“情有可原”这个关键词。这一规定展示人性关怀的情感因素，包涵“合情合理”、“事出有因”的旨趣，是目前在其他基层法院的量刑规则中比较少见的一种酌定量刑情节。简单的四个字中隐含着“期待可能性”理论精髓。给予了法官个人情感效应发挥的空间，在遇到诸如被害人过错、被告人情急之举、激情犯罪等案件情形时，。由于行为人不具备法律或者一般人所期待的“合法”可能性，可以考虑从轻或者免除责任的自由裁量空间。联系许霆案件，“情有可原”可以用于解释本案的特殊’情形：即，“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诱发人的欲望——促使许霆犯罪，因此，银行类似被害人，推定金融机构具有一定过错。

“情有可原”的辐射范围主要是犯罪前和犯罪中的情节，是“缘由”、可以“原谅”和“宽恕”之意。关于“事后被害人真实的宽恕是否可以成为一个酌定量刑情节的理由”[16]？笔者认为，被害人对犯罪人的态度，是愤怒还是宽恕，对量刑必然有一定的影响。这应是一个可以列举方式表达的法定化酌定情节，可以称为“刑事和解”的前提要件，是事后的一种量刑情节。

联想到有的学者提出建立我国的“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其价值，除了可以满足政治、外交、国防、统战、民族、宗教等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特殊需求外[17]，主要体现在有助于在刑事审判中缓解情与法的冲突，促进刑事个案的量刑公正。而国外许多国家这方面的制度已经比较成熟。⒃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规范这一制度，诸如，“考虑特殊情况的范围，使之富有一定的弹性”；“规范减轻处罚的具体幅度，使之依托基本底线”；“特别减轻的核准权下放到什么级别”等关键问题。⒄

诚如日本学者曾根威彦教授所指出的：“量刑结果最好能够为当事人所预测。但是，准确预测法官的量刑结果在现实中是极为困难的。”[18]对照晋江法院的《盗窃案件细化量刑标准》，我们尝试着对“福建的许霆案”做出量刑的预测。

首先，《盗窃案件细化量刑标准》没有把盗窃对象（金融机构）作为量刑基准之外的排除范围。因此，盗窃金融机构也一样可以比照盗窃数额的多少确定量刑轻重；对照第2条所明确的量刑基准：“盗窃九万元以上的，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3条则明确了量刑幅度，即，“盗窃九万元以上的，每增加一万元，刑期增加一年左右。”许霆盗窃了17万元，至少要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其次，依据量刑细则的第5条“盗窃犯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的规定，并没有说明“盗窃金融机构”就不予以适用的规定，只要“情有可原”的，也一样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当然，根据第7条第2款规定，对被告人的从轻应在订立的基准线的刑期的一半范围内。）故，本案“从轻的结果”是可能判处许霆10以上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再次，盗窃罪的量刑受刑事政策影响突显无疑。刑罚的运用时常受到犯罪形势的影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犯罪形势严峻的地区或时期刑罚趋重，反之趋轻，所谓“治乱世用重典”。晋江市是经济比较发达，财产性案件多发地区，因此，在制定本细则的第1条中，开宗明义：“盗窃犯罪在本地区属多发性案件，严重危害本地区的社会治安秩序，量刑时在依据具体的犯罪数额的基础上，结合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等相关量刑情节从快、从重下判。”

刑事政策、媒体舆论和社会治安形势是法官在量刑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情状，不管它的合理性怎样，实际情况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量刑。随着刑事政策的起伏变化，悄然暗示着一个时期刑事审判的方向。这是具有社会和政治人角色的法官必备的敏感神经。

审时度势，如果晋江法院结合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分析，预测法官可能在“判处许霆10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从轻考虑。从而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宗旨：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本案社会关注程度高，舆论反响大，法官的情感因素悄然渗透其中，最终影响自由裁量权的发挥。至此，估量“福建的许霆、张霆……”判处的结果既不是无期徒刑也不会是5年有期徒刑，而有可能判处12或者13年有期徒刑。

综上，笔者的结论是：为了追求刑罚实质的公正和相对的量刑均衡，需要法律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基于量刑技术的要求，需要更加规范立法和程序，需要明确量刑基准，而基于量刑情感因素的要求，法官还需要关注社会伦理规范和公序良俗的基本内涵。

五、量刑的技术与情感的调和

虽然法律思维并不绝对排斥情感因素，但不同于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道德思维，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法律思维首先是服从规则而不是首先听从情感。“即使是正义的情感，也不能作为法律的替代。……即使法官是自由的时候，他也仍然不是完全自由，他不得随意创新。他不是一位随意漫游、追逐他自己的善美理想的游侠。”[6]上述美国写实主义法学家卡多佐大法官的鲜明态度无可质疑地表明：“即使在明确肯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美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受法定标准的引导。”[19]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国内学者推崇的《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对量刑折扣的规定限制中得到佐证：“允许如果被告人真诚地承认罪行责任，对有罪答辩进行‘量刑打折’，这个折扣能减掉相对较轻罪行67%的刑期和严重罪行14%的刑期。”[19]请注意，“量刑打折”是有严格刻度的。自由裁量权需要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行使，在法律术语的承载下，情感要斟酌地涉及。

“司法过程的逻辑三段论”，意味着逻辑推理过程中需要遵循必要的法律规则和思维方式，这是一个纯粹技术含量的过程，我们通常所言的科学量刑就是量刑技术上的要求，而合理量刑即为合乎情理，具有正当性，这必然蕴涵着对情感因素的考量。由此看来，科学合理地量刑意味着在技术规则的范畴内审

慎斟酌“情感”的正确归位。

我国学者在著作中阐述，“法官在行使量刑裁量权时，应该充分结合犯罪人的主客观情况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具体情况，对犯罪人处以其‘应得’的刑罚。”[20]“应得”的刑罚如何确定？这不仅取决于法官的智慧和良心，取决于法官理性与感性，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法官的量刑技术与情感的调和，而不是技术与情感的缺失与取舍！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公式中对技术与情感的关系做出解读：科学合理的量刑＝量刑技术＋量刑情感。

为保证量刑的公正和均衡，学术界及司法界除了对实体法提出了“量刑阶梯”、“量刑标尺”等技术规范的设想以及采取量刑判例的方式指导司法实践的尝试之外，在量刑程序方面的设计仍然体现出了重视技术与情感之间调和的旨趣。譬如，定罪与量刑分开的模式；增设量刑答辩程序；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等举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英美国家的许多法院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逐步重视在量刑阶段和假释听证阶段进行“被害人影响陈述”的适用。在量刑程序中允许被害人提交影响陈述，可以有效地影响法官的量刑，尤其是允许被害人通过亲自参加量刑听证的方式，会使法官对犯罪后果产生真切的感受，从而更准确的对被告人判处刑罚[21]。而大陆法系的日本2007年6月25日对《日本刑事诉讼程序法典》做了重大修改，修改的主要目的是扩大被害人及其家属在刑事审判中的权利，例如：“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和他们的律师如果得到法官的允许能够参加庭审；被害人可以向案件的证人提问；被害人可以向被告人提问；被害人可以对案件的事实和被告人的处刑发表意见。”……⒅这既是量刑程序上保证公正的举措，也为法官提供了接受情感因素的场景，从而使法官不可避免地因听取“被害人陈述”而对量刑产生影响。这是否预示着情感因素的影响由幕后走到台前，由隐性变为显性考量的趋势？

理性的冷光需要想象和同情的温暖予以调和[22]。量刑的技术和情感并不是对立的两个因素，两者的调和才能实现软硬适度、色彩和谐的量刑合理与均衡。据此，我们已经揭开量刑困惑之面纱：在我国刑法中并非没有罪刑阶梯，而是怎样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的问题；量刑过程中并非缺少技术的成分，而是如何规范量刑趋于合理、达到相对精确的问题；法官并非一定要限制自由裁量权，而是如何把握量刑的技术与情感达到正确归位的过程。而从容驾驭这个过程的是具备精深专业和正义情感的高素质法官。

或许我们有理由展望与追问：在量刑技术与情感铺就的道路上，距离量刑公正与均衡还有多远？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参见归丽华：《论量刑均衡的司法实现》，载《华东政法学院硕士论文》2002年电子版本，第8页。

⑵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对盗窃罪量刑的数额标准的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⑶黄冲、王亦君：“8名律师就恶意取款者被判无期案上书最高法院”，《中国青年报》，来源：新浪网．

⑷网上广为流传的一段关于储户和银行的顺口溜反映了这股潜流：柜员机取出假钱——银行无责；网上银行被盗——储户责任；柜员机出现故障少给钱——用户负责；柜员机出现故障多给钱——用户盗窃，被判无期；银行多给了钱——储户义务归还；银行少给了钱——离开柜台概不负责。

⑸黄冲、王亦君：“8名律师就恶意取款者被判无期案上书最高法院”，《中国青年报》，来源：新浪网．

⑹《广州中级法院关于许霆案前后量刑悬殊的释法答疑》，。

⑺黄冲、王亦君：“8名律师就恶意取款者被判无期案上书最高法院”，《中国青年报》，来源：新浪网。

⑻王琳：“许霆案轻判是司法还是民意的胜利”，《东方早报》，

⑼譬如，在丹尼尔·高曼（DanielGoleman）所著的《EQ》一书中，将情绪定义为“感觉及其特有的思想、生理与心理的状态，以及相关的行为倾向”。他研究的结果表明，情绪、行为、认知就如同等边三角形的三个角，三者必须配合而非抗衡，才能使个人身心状态处在平衡状态。转引蔡秀玲、杨智馨著：《情绪管理》，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0月第1版，第127页。

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先生在全国大法官“大学讨论”研讨班上指出，“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要越来越近，不能越来越远。要切实纠正司法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习气和作风，真正体现司法为民。”（吴兢整理：“王胜俊：司法不要搞神秘化”，载《人民日报》2008年8月2日日）

⑾王小喜，安徽人，在泉州打工，与母亲一同生活，母亲病逝后，因为无钱埋葬或者火葬母亲，就采取了“将母亲的尸体装在麻袋里沉于水中”的葬母方式。几天后，尸体被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之后，认为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但其行为涉嫌“侮辱尸体罪”，将王小喜刑事拘留。见2008年11月29日《海峡导报》的相关报道。

⑿倘若法官深受传统观念教育，对此“违反传统美德”的行为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抑或最终的裁判结果也可能会因为同情犯罪嫌疑人的“拮据”、“无奈”的处境，以及稳定社会，平息百姓抱怨，而从轻发落，给量刑从宽处理，或者根本不以犯罪来定。针对此案，网上的舆论开始质疑民政部门的火葬费用过高，百姓葬不起的现状。政府部门承受着一定的压力。

⒀2005年9月9日晋江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通过《刑事案件量刑规则》。这一规则包括四个主体部分和四个附件内容。主体内容分别是：一、量刑的一般规则；二、量刑情节适用规则；三、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规则；四、个别刑罚适用规则。在附件中分别对“本院受理的所占比例较大的几类刑事案件，包括盗窃、抢劫、抢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案件，制定具体的量刑细化标准，供本院审理具体案件时参照适用”。

⒁关于量刑基准的确定，目前学术界有五种观点：中线论；分格论；形势论；主要原因论；重心论。

⒂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规则》第9条。

⒃如日本刑法典第66条、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62条第2款、台湾地区刑法典第59条、澳门地区刑法典第66条均规定了“刑罚的特别减轻制度”，可见，作为通行的制度，其价值和必要性并不令人怀疑。转引冯卫国；《论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及其完善》，载郎胜、刘宪权、李希慧主编：《刑法实践热点问题探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328页。

⒄学者李立众建议，将酌定减轻处罚核准权下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参见：清华法学网站http：///lawtsinghua/index.asp。

⒅参见由《法制日报》及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共同主办《法制资讯》，2008年1月30日出版，第66页。

[1]张庆旭：“数量型犯罪的量刑基准计量研究——兼论贪污罪量刑基准的构建”，载《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2]李荣：“影响量刑的法官情绪因素研究”，载《刑法实践热点问题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意]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4]孙炜：“论同罪个案间的量刑均衡——由二审对量刑不当案件改判引发的思考”，载《江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8期。

[5][美]唐·布莱克著：《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6][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7]陈武能：“法官的天职与良知——重读英国名哲学家培根《论法律》有感”，载《中国律师》2002年第9期。

[8][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庞凌：“司法如何介入政治”，载《法学》2002年第11期。

[10]黄京平、李小文、吴江：《媒体干扰审判行为的刑事抗制》，黄京平、韩大元；《宪法学与刑法学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美]安德鲁·冯·赫希，著：《已然之罪还是未然之罪——对罪犯量刑中的该当性与危险性》，邱兴隆、胡云腾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12]周美华、黄应生：“盗窃案件如何规范量刑”，载《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7年第8期。

[13]赵廷光：《量刑公正的实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季卫东：“电脑量刑辩证观”，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1期。

[15]赵廷光；“量刑精确制导”，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4期。

[16]罗猛、温国帅：“被害人宽恕与量刑”，

【内容提要】理论中的量刑平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体平衡，二是个别平衡。量刑整体平衡的实现依靠立法的技术及其合理的量刑规则；量刑个别平衡的实现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因而离不开情感的因素。量刑的技术和情感并不是对立的两个因素。为了追求刑罚实质的公正和相对的量刑均衡，需要法律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科学合理的量刑来源于立法、司法的技术设计以及正义情感的归位。

技术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在CHI97(ConferenceonHumanFactorsinComputingSystems1997)上，计算机技术作为劝导技术而首次被介绍[Dillard,J.&Pfau,M.,2002]。劝导技术是指设计及应用计算机系统、设备或软件用于影响使用者的想法或行为[Berdichevsky&Neunschwander,1999]。劝导技术最初出现于七十年代及八十年。劝导技术是一门包含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跨学科技术。根据实际项目的不同，更多的学科包含在劝导技术应用中。因此劝导技术是一门多领域学科交叉合并而成的一门新型学科。尽管许多劝导技术产品应用于商业、教育界、健康问题预防及经济领域，其实际应用有着巨大的潜能，但本学科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本学科前瞻性的创始人麻省理工大学B.J.Fogg博士创立了一个新名词“计算机劝导学/Captology”用于描述此学科，计算机劝导学是一个基于英文词组“用于劝导的计算机技术/ComputersasPersasiveTechnologyies）”的合成词。计算机劝导学是一门致力于设计、研究和和分析以改变产品使用者观念、态度或行为为使用目的的互动性计算机技术产品的的学科。

劝导技术的载体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电脑，另一类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的电子设备。计算机有三个功能使之成为优秀的劝导者：

1)计算机在使用过程中作为工具计算并引导使用者。

2)当计算机作为媒介，利用仿真技术模拟真实环境为使用者来提供信息及经验。通过仿真信息，计算机可以劝导使用者改变想法和行为。

3)计算机可作为社会行为者，利用互动技术对使用者做出回应。

利用计算机技术劝导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以有意以劝导为目的，另一种无意劝导使用者而产生了劝导效果。本文所探讨的是第一类劝导技术应用，即产品设计的目的是使使用者接受或改变某种想法或行为。例如SkillTek1开发的软件模拟了特定的工作环境来劝导使用者对改变对某些行业工作者如医疗工作者或重型机械操作员的偏见。

2劝导技术的可信性

劝导技术的可信性是劝导技术特有的品质，这种品质在计算机提供仿真环境时格外重要。可信性共有四种不同类型：感知型、据称型的、表面型的以及经验型的[Tseng,S.&Fogg,B.J.,1999]。感知型的可信性描述了感知者相信某人或者某种事物的程度基于感知者的普遍假设。例如，相对陌生的营销员，人们会更相信自己的好友。通常计算机都被认为是高度可信的。据称型的可信性描述了感知者相信某人或者某种事物的程度基于第三方的描述。

根据可信性的类型，有不同变量用于使用者评估劝说技术产品的可信性。

1)如果使用者熟悉产品某些的内容，使用者可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如果有错误出现，使用者会认为该产品不可信。但当使用者不熟悉产品，他们可能会认为该产品是可信的。

2)如果使用者非常需要某类信息，那么他们更可能接受该产品提供的此类信息，并认为该产品是可信的。

只有在使用者有恰当的专业知识并进行客观的评估时，可信性的评估结果才是可接受的。对于劝说技术产品的设计者来说，任何时候保证产品的可信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3劝导力/Persuasibility

劝导力/Persuasibility在传统的字典里是找不到的，但是在网络字典中，可以看到它的解释为：劝导的能力。

劝导力是劝导产品设计固有的特性。当今，对于软件易用性系统化的设计及评估方法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作为软件易用性的一个要素，劝导力的系统设计及评估仍然是研究领域的一片空白。因此笔者在本文中率先将以生命周期为导向的系统化理论和方法用于计算机仿真软件产品劝导力的设计及评估。

4劝导产生的行为上的结果

劝导的研究曾经被界定在非常有限的背景下，例如公共场合的演讲和政治性的传媒。今天，劝导已经非常普遍的用于人际交往、商业、广告和许多其他领域。学术界对劝导的研究兴趣的出现是由于劝导潜在的社会意义。通过劝导会产生三种不同的的行为上的结果，区别这三种不同的行为上的结果是非常必要的，这三种结果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往往会相互交叉重叠。根据不同的劝导结果，劝导力的评估会产生并侧重不同评估标准。

4.1想法及行为塑造过程

这种情况下，使用者在使用产品之前，有非常有限的相关知识。想法及行为塑造往往不被认为成典型的“被说服”。劝导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是一种学习过程。传统上，有关劝导的文献将这一过程称为“想法形成”而非“想法改变”。儿童学习过程可以视为想法及行为塑造过程。但此过程并不局限于儿童。例如，在使用婴儿仿真模拟器之前，使用者可能完全不了解如何照顾婴儿。所以使用过程也是学习过程并通过学习接受劝导。

4.2想法及行为强化过程

许多劝导过程实际上是强化感知者的固有想法或行为而使之抵制改变。在我们的社会里，许多劝导过程都是想法及行为强化过程。因而许多劝导技术产品不仅仅用于改变使用者想法，而是让使用者保持并强化原本的想法且拒绝改变。例如，如果青少年使用者在使用婴儿仿真模拟器之前就认为成为少年父母是不合适的，那么通过使用模拟器，会强化使用者原本的想法并拒绝改变。

5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劝导力设计及评估

在概念性预设阶段，设计者必须对产品劝导力要求进行质化及量化的确定及分析。劝导力设计评估的计划流程必须在此阶段确定。产品设计者及潜在的用户在此阶段必须清楚的理解该产品的劝导力要求。在预设计阶段，产品劝导力设计要求需要分配至产品的产品的子系统中。正式的劝导力设计在此阶段必须被在产品为单元的层次上审核以确保达到设计使用的要求。

5.1细节设计研发阶段

在细节设计研发阶段，设计者确定详细的细节化的设计需求，分析劝导力的需求以支持产品设计。产品劝导力的预测行为是反复的并穿插于整个系统生命周期的来辅助劝导力的评估。同时，产品劝导力的自我评估也为产品设计者提供了修正劝导力设计的指导方向。如在概念性预设计阶段一样，正式的劝导力设计审核也是必要的，但此阶段，设计的主要工作已转移到产品子系统的层次，以产品细分之后的子系统的层次上进行设计及评估。而这一工作在子系统生命周期中也是重复进行的。

5.2生产阶段

在生产阶段，根据设计要求，劝导技术进入了实施阶段。正式的劝导力设计及评估在这一阶段展开。用户必须参与此阶段的产品测试。设计者收集并分析相关的数据及信息。如果产品的测试评估表明产品没有达到预期的劝导要求，设计者必须实施有必要的产品修正工作以确保产品达到预期的劝导效果。

5.3使用及废弃阶段

在此阶段，对产品劝导力的数据信息收集，分析及评估是非常必要的，这些信息可以为产品的改进和升级提供有效的帮助。如有必要的修正和改进，设计者将会对此备案，用于将来系统升级以及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使用。

6结束语

本文在对劝导技术进行综述后，首次将系统工程，易用性设计评估及劝导技术相结合。对于劝导技术产品的设计及评估方法具有指导性意义。劝导技术的目的在于改变用户的行为及想法。因此对于劝导技术产品的劝导力评估方法进一步的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论文关键词：计算机技术；劝导技术；计算机劝导学；系统工程

技术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目前生物制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

1.1肿瘤在全世界肿瘤死亡率居首位，美国每年诊断为肿瘤的患者为100万，死于肿瘤者达54.7万。用于肿瘤的治疗费用1020亿美元。肿瘤是多机制的复杂疾病，目前仍用早期诊断、放疗、化疗等综合手段治疗。今后10年抗肿瘤生物药物会急剧增加。如应用基因工程抗体抑制肿瘤，应用导向IL-2受体的融合毒素治疗CTCL肿瘤，应用基因治疗法治疗肿瘤(如应用γ-干扰素基因治疗骨髓瘤)。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TNMPs)可抑制肿瘤血管生长，阻止肿瘤生长与转移。这类抑制剂有可能成为广谱抗肿瘤治疗剂，已有3种化合物进入临床试验。

1.2神经退化性疾病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病、脑中风及脊椎外伤的生物技术药物治疗，胰岛素生长因子rhIGF-1已进入Ⅲ期临床。神经生长因子(NGF)和BDNF(脑源神经营养因子)用于治疗末稍神经炎，肌萎缩硬化症，均已进入Ⅲ期临床。美国每年有中风患者60万，死于中风的人数达15万。中风症的有效防治药物不多，尤其是可治疗不可逆脑损伤的药物更少，Cerestal已证明对中风患者的脑力能有明显改善和稳定作用，现已进入Ⅲ期临床。Genentech的溶栓活性酶(Activase重组tPA)用于中风患者治疗，可以消除症状30%。

1.3自身免疫性疾病许多炎症由自身免疫缺陷引起，如哮喘、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红斑狼疮等。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多于4000万，每年医疗费达上千亿美元，一些制药公司正在积极攻克这类疾病。

1.4冠心病美国有100万人死于冠心病，每年治疗费用高于1170亿美元。今后10年，防治冠心病的药物将是制药工业的重要增长点。Centocor′sReopro公司应用单克隆抗体治疗冠心病的心绞痛和恢复心脏功能取得成功，这标志着一种新型冠心病治疗药物的延生。

基因组科学的建立与基因操作技术的日益成熟，使基因治疗与基因测序技术的商业化成为可能，正在达到未来治疗学的新高度。转基因技术用于构造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动物，已逐渐进入产业阶段，用转基因绵羊生产蛋白酶抑制剂ATT，用于治疗肺气肿和囊性纤维变性，已进入Ⅱ，Ⅲ期临床。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转基因动、植物将成为未来制药工业的另一个重要发展领域。

2生物制药发展分析

未来生物技术将对当代重大疾病治疗剂创造更多的有效药物，并在所有前沿性的医学领域形成新领域。

生物学的革命不仅依赖于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自身发展，而且依赖于很多相关领域的技术走向，例如微机电系统、材料科学、图像处理、传感器和信息技术等。尽管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们难以作出准确的预测，但是基因组图谱、克隆技术、遗传修改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疾病疗法和药物开发方面的进展正在加快。

除了遗传学之外，生物技术还可以继续改进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疗法。这些新疗法可以封锁病原体进入人体并进行传播的能力，使病原体变得更加脆弱并且使人的免疫功能对新的病原体作出反应。这些方法可以克服病原体对抗生素的耐受性越来越强的不良趋势，对感染形成新的攻势。

除了解决传统的细菌和病毒问题之外，人们正在开发解决化学不平衡和化学成分积累的新疗法。例如，正在开发之中的抗体可以攻击体内的可卡因，将来可以用于治疗成瘾问题。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改善瘾君子的状况，而且对于解决全球性非法贸易问题具有重大影响。

各种新技术的出现有助于新药物的开发。计算机模拟和分子图像处理技术(例如原子力显微镜、质量分光仪和扫描探测显微镜)相结合可以继续提高设计具有特定功能特性的分子的能力，成为药物研究和药物设计的得力工具。药物与使用该药物的生物系统相互作用的模拟在理解药效和药物安全方面会成为越来越有用的工具。例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在药物审批的过程中利用DennisNoble的虚拟心脏模拟系统了解心脏药物的机理和临床试验观测结果的意义。这种方法到2015年可能会成为心脏等系统临床药物试验的主流方法，而复杂系统(例如大脑)的药物临床试验需要对这些系统的功能和生物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药物的研究开发成本目前已经高到难以为继的程度，每种药物投放市场前的平均成本大约为6亿美元。这样高的成本会迫使医药工业对技术的进步进行巨大的投资，以增强医药工业的长期生存能力。综合利用遗传图谱、基于表现型的定制药物开发、化学模拟程序和工程程序以及药物试验模拟等技术已经使药物开发从尝试型方法转变为定制型开发，即根据服药群体对药物反应的深入了解会设计、试验和使用新的药物。这种方法还可以挽救过去在临床试验中被少数患者排斥但有可能被多数患者接受的药物。这种方法可以改善成功率、降低试验成本、为适用范围较窄的药物开辟新的市场、使药物更加适合适用对症群体的需要。如果这种技术趋于成熟，可以对制药工业和健康保险业产生重大影响。

3小结

总之，综合多学科的努力，通过新技术的创立可以大大拓宽发明新药的空间，增加发明新药的机遇与速度。因为这些手段可以寻找快速鉴定药物作用的靶，更有效地发现更多新的先导物化学实体，从而为发明新药提供更加广阔的前景。

摘要：通过生物制药新技术的创立，可以大大拓宽发明新药的空间，增加发明新药的机遇与速度。

技术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文学、书画、音乐、舞蹈、电影、戏剧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对文学艺术圈之外的人而言，一篇小说、一幅字画、一首歌曲、一部电影就是艺术，电影、戏剧演员在演出时的嬉笑怒骂也都可以称之谓“艺术”。可是在艺术圈之内，他们的作品和表演是否具有艺术价值就另当别论了。这就是因为艺术也有技术和艺术之分，而且只有在圈内，在内行之中，人们才能划分出它们之间的界限。例如在外行的眼里，只要发表了一定数量文学作品的人，就可以称之为“作家”了，至于他作品的水平如何，一般都难以判定。但文学圈里的专家们就很容易作出比较客观的判断，尽管在评判中会有争议。判断的标准就是看他的创作是处哪个阶段?有多少是技术层面的劳动?有多少进入了艺术层面，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后者便是作品的艺术价值之所在。这是因为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作家的大量的劳动都是处在技术层面的技能操作。一般而言，一个具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的人，一旦掌握了某种文体的写作常规，也就把握了这种文体写作的技能，就可以写作了。但这只是走进文学大门的第一步，是从外行转入内行的初级阶段，如同司机从驾校结业仅仅是取得了开车的资格，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司机，还需要一个过程，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作家入行之后的第二阶段是提高阶段，或称“自我突破”阶段。所谓提高和自我突破阶段，就是作家把作为基本功的技能转化为技巧的阶段。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的基本技能转化为技巧，这才算实际上进入艺术创造阶段，他的作品也才可能真正具有艺术价值。许多作家所以凡庸，就是始终进入不了这个阶段。尽管他们也写出了不少的作品，但他们始终还只是一个“熟练工”。

演员的表演也大多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而不能称为艺术。比如“演谁像谁”，这在外行人看来是件了不起的事，其实这不过是演员的基本功，是基本技能而已，如果不是“演谁像谁”，就根本不具备当演员的资格。

其实任何行当都包含了技术和艺术两个层面，即使是简单劳动中的低级的技术，也可以升华为艺术。以说话为例，把意思表达清楚，没有语法错误，这是包括孩子在内的所有没有语言障碍的人都能熟练掌握的技术，可是要把相同意思的话语表达得生动感人，如演讲、朗诵或写成诗，就上升为艺术层面了。又如烹饪。烹饪是一种最为大众化的简单劳动，其基本技能几乎人人都可以掌握，但烹饪却可以造就大师。所谓的名师、大厨，就是那些把简单低级的烹饪技术升华到了艺术层面的人们。技术如果不升华，就永远只是技术，是操作方法和技能。那么，“最伟大的发明者和最勤勉的摹仿者或学徒之间，只有程度是的分别，”而并非技术与艺术的分别。

艺术是技术的升华

技术与艺术是相互联系的，技术是艺术的基础，艺术是技术的升华，但二者有着显著的不同。它们的不同在于：技术是可以传授的，而艺术不能。艺术的获得靠的是自己的悟性，这悟性来自天赋和在摹仿学习中的心领神会。例如所谓领导艺术，指的不是“怎么当领导”，而是“怎么当好的领导”。前者指的是作为一名领导者在领导岗位上必须熟练地把握的常规，即基本的操作方法和程序，抑或叫官场游戏规则。这属于技术层面的东西，完全可以通过学习和摹仿从文本或从他人的言传身教中获得。但是，要具备卓越的领导才能，就上升到了艺术的境界，它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反映，其中包括人格魅力与天赋。这是难以具体传授的。又如绘画，老师可以教会你各种基本技能，可以“画什么像什么”，可是作品意境的创造完全是画家个人的创意，体现着作者在绘画艺术方面的悟性。通俗地说，艺术是别人教不会的，能教会的是技术。这一点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说得很清楚。康德说：艺术不能通过摹仿去学习，科学却可以通过摹仿去学习；只有在艺术的领域里才有天才，在科学的领域却没有。例如牛顿可以把他的最重要的科学发明传授给旁人，而荷马却无法教会旁人写出他的那样伟大的诗篇。但是，康德不认为技术里也有艺术。康德认为艺术是天赋的才能，而“天才是艺术的才能，不是科学的才能”。

康德的天才论来源于柏拉图的灵感说。柏拉图说：“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柏拉图的灵感说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天赋理解为康德所说的“一种天生的心理的能力”，一种个人的生理素质，那么天赋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的瞎子阿炳能够创作出传世的音乐作品，为什么连2+2=4都不懂的舟舟能够指挥一个庞大的乐队的原因所在。在技术和艺术领域，我们都会发现某些人对某种技艺特别的敏感，一学就会，一点就通。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个“灵犀”就是悟性。但悟性不完全是天赋，更多的是后天的学习与训练。一个人为什么对某种技艺特别敏感，是他(她)的智能结构所决定的，而智能结构又是由其智力素质组合而成，其中的智力素质有遗传的因素，也可以后天养成。我所说的悟性，指的就是人的智能构成。一个人之所以适合于某种领域而不适合某种领域，是智能结构使然；而同一个老师的几个学生之所以会有高低不同之分，则是因为智能结构中的智力素质要素的差异，其中包括天赋。

艺术的价值在于创造

艺术不能靠摹仿而存在，一味的摹仿就把艺术等同于游戏了，像那些摹仿秀。游戏不过是为了消耗过剩的精力，而艺术家是“希望通过他的创作来影响旁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艺术既反映社会生活而又影响社会生活，这就是艺术与游戏的本质区别。文艺家的艺术生涯大多起源于摹仿，但反映他们成就的只能是他们在超越了技术层面模仿之后的创造。因为只有这种创造才是艺术。对作家而言，写得出诗、写得出小说，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了艺术创造，只能说他们已经开始艺术创造，就象是进入了科研的实验阶段，最终要看对他们的成果鉴定，而鉴定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创新。对演员而言，你就是上演了一百部戏，如果依然停留在表演的技术层面而无创新，你就永远只是一名演员而已。所谓演员，也就是从事演出的人员。更传统的称谓是“艺人”，即从事艺术的人。

艺术的价值在于创造，创造就是创新。要创新，最基本的是要从艺术的技术层面凸出，努力超越自我。同时，还要努力超越业内的水平，甚至更高。只有不断突破，不断超越，才能不断创新。本文之所以要讨论艺术与技术，并提出艺术中有技术，而且大量的是技术的浅见，目的就是提醒文艺家要注意到这一点，绝不可误把技术当作了艺术，要进入真正的艺术层面去创造，成就自己，也为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贡献。如果艺术家和艺术圈内的人们也把技术当作了艺术，那么，这就不仅是艺术家的浅薄，也是艺术的悲哀了。

[论文关键词]艺术技术升华悟性

技术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我国自解放以来一直用“科技”一词来涵盖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包括在国务院下属部门中专管科学与技术的“科技部”以及许多单位中的“科技处”等等。毫无疑问，自然科学与技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必须指出科学与技术虽然关系密切却又区别明显，在许多问题上还真不能混为一谈。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科技”一词把科学和技术合二为一，也许是我国的创造。邹承鲁在1999年应《Science》编辑部邀请而写的“ScienceinChina”一文中，谈到了我国当前有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的倾向，而“科技”一词就是混同科学与技术所创造的专用术语。李醒民同志在“科学无”一文中（见《科学时报》2002年7月19日B3版）提到，这个词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同意李醒民同志的意见，在我们多年国际科学活动中，也许除前苏联外，还很少见过别的国家有类似的提法。

科学与技术密切相关

科学仅指自然科学。科学和技术同样以自然界为对象，但严格的说，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包括认识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揭示主宰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大至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小至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科学认识的对象。不仅要认识其宏观和外观，还要认识其内部各个层次上的精细结构，运动特点及运动规律。而技术侧重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去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标准的生活的需要。李醒民同志指出：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比科学的历史久远得多，某些技术即使在今天也完全可以脱离科学自主发展。但是时至今日，技术上的进步，总体来说基于科学的发展，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中，原子核结构和DNA结构的阐明无疑都是名列前茅的。19世纪末放射性元素的发现，表明元素是可变的。20世纪初，用重粒子轰击破碎原子核弄清了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这些方面的突破，影响了整个物理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生物学不仅研究自然界里所有的生物体，还要研究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构成生物体的所有物质，以及这些物质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构成生物体的物质，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和核酸。生命活动主要由蛋白质承担，而生物体的遗传则以核酸为基础，或者说遗传信息的世代相传是依靠DNA分子的自我复制。1953年DNA分子双股螺旋结构的发现和阐明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构成DNA分子的四种核苷酸之间有严格的两两配对关系，根据双股螺旋DNA分子的一个单股为模板合成另一个单股必然形成另一个和原来的DNA分子完全相同的双股DNA分子，生物体的遗传就是这样实现的。这一发现改变了整个生物学的面貌，使生物学进入了崭新的分子生物学时代。

无论是原子核结构还是DNA分子的双股螺旋结构的阐明，都是科学家研究自然所得到的重大认识，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而且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并没有与技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两件在科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突破作用的发现，很快激发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正因为对于原子内部结构有了深入的科学认识，才有可能利用原子核分裂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为人类活动服务，发展成为今天的核能工业。而根据对DNA作为遗传物质基础的认识，在农牧业上培育和改良物种，在医学上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大量疑难疾病，在工业上建立全新的基因工程产业。以上这些在技术上的发展，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享用的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所有重要技术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来源于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把技术分为实验技术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上面说的是科学发展对生产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验技术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加速器的技术，就不能进行许多重要核物理研究的实验。没有X－射线衍射技术，就无法测得DNA的双股螺旋结构。这两项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突破，就无法实现。如果我们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诺贝尔奖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实验技术上的成果而得奖的，特别是在物理奖和化学奖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括2002年得奖的在质谱和核磁共振方面的贡献。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差异

虽然科学和技术如此密切相关，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而且有本质的差异。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却有它的不可预见性。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的事情。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组织，精心安排、刻意培养而产生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了科学的根据，就可以树立目标，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也是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包括人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的。

建国初期所进行的“科学规划”（实际上是否应该说是“技术规划”）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原子弹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导体工业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技术成就，毕竟都是国际上已经实现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规划的，可以指日实现的。然而当时在科学方面的学科规划呢，由于不像技术方面那样有硬指标可供检查，就有些说不清楚了。当然我国的科学在解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国际上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与建国初期相比，我们现在和国际上科学先进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这一事实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科学是难以进行规划的。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规划只不过是规划了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工作。回想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现实，有许多重要发展是当时没有预见到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新发展而完全按照当时的学科规划进行工作，我们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1978年DNA双螺旋结构建立25周年之际，英国《自然》杂志记者采访克里克教授，要他预测到20世纪末生物学可能取得的成就。克里克回答说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的，过去的预言家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他只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生物学问题，到20世纪末都可以解决，但是那时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现在看来他的预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癌症问题，当时在美国还是属于有一定程度组织安排并限期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败的预言家。

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完全是可以规划的。特别是国际上已经实现的技术，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规划，安排一定的力量，经过努力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是可以做到的。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制定的科学规划中有关技术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80年代在四位院士倡议下制定的发展高技术规划，也属于同样性质，在总体上也同样顺利实现了。但是要实现国际上还从未实现过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包含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就很难预见何时可以实现了，例如核聚变能量利用问题。虽然时见全世界媒体的炒作，迄今也无法断言何时可以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难以预见，因此也难以规划。我们可以做的也无非是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勾划出各个学科中的主攻方向而已。但是如前所说，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现在看见的主攻方向是根据当前的科学发展态势所认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个科学发生变化，重要方向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我们硬性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机会。我们认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须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试想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还没有提上日程时，我们如果在当时制定规划，在生物学领域内我们能够预见到蛋白质组学，能够预见到生物信息学吗？

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结果一般难以事先预见，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除可以明确总体研究方向外，常常难以事先设定具体的研究目标，难以事先规定进度，或强求完成的日期。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史中众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从物理学上牛顿力学的建立，电的发现和电学基本定律的建立；化学上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孟得尔遗传定律的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类似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在20世纪内所有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20世纪一百项重大事件中名列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年、1956年和1962年诺贝尔奖，这些也都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上的巨大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近年来获诺贝尔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如超导现象和新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癌基因的发现等，仍然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发现必将对21世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

科学与技术的不可预见性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并且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

当前在我国科学界流行的追赶国际科学发展热点，体现在对设定项目的高强度支持，这对我国科学努力追踪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是重要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设定热点项目的多数已经是全世界科学家辛勤工作了多年，有的项目年数已在万篇以上，超过我国全年发表全部SCI论文总数，要在这些国际上已经充分开放的领域中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进入热点领域，热点领域的研究往往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进入热点领域，在热点领域内进行工作以积蓄力量，对发展我国科学还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只是想强调在热点领域内取得突破的艰巨性可能更大一些。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既要重视热点领域，又要鼓励在那些目前虽还不是热点却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去进行自由探索，对自由探索中已经取得有意义进展的项目，不仅不能予以限制，还要给以鼓励和支持。二者的关键都在于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创新和取得重大突破。没有自己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不仅进行自由探索寸步难行，进入热点领域也只能永远模仿或重复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过为前人成果锦上添花而已。

科学和原创性技术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常是波浪式前进的。在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件重大突破性贡献而给有关领域带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引起大量在有关领域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并涌入这一领域工作，造成一哄而起的局面，形成科学中的热点，这在国际上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热点领域对于科学长远发展有其内在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从全面布局考虑，安排适当力量去追踪热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在一件突破性贡献发表之后，一些较为重要的后继性工作，往往已经在同一研究集体，或有密切关系的研究集体中酝酿已久或者已经在积极进行，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就会陆续发表。外来者，即使急起紧跟，也已经落后了一个位相，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拾取一些残羹剩饭而已。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突破性进展常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大量工作积累的结果。不用说佩鲁兹和肯特鲁关于蛋白质晶体结构分析的工作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开花结果的，就是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突破，看似突然，实际上如果没有剑桥关于X－射线衍射研究几十年的积累和威尔金森等人长期关于DNA衍射数据的收集，这一突破也不可能从天而降。

我们都读过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阿基米德原理和牛顿在苹果树下的故事，即使这些故事是真实的，现代科学也已经不是阿基米德和牛顿的时代了，不是靠灵机一动就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了。现代科学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长期工作的积累，有时是个人工作的积累，有时甚至是一个研究集体或几个研究集体几代人长期工作的积累，这就是诺贝尔奖为什么经常出现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些实验室的原因。

技术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1.2适地适树，选好树种和苗木我省雨季造林树种以常绿树种及萌芽力较强的阔叶树种为主，如侧柏、黑松、油松、火炬松、花椒等，具体到一块造林地，要根据适地适树的原则，选好造林树种。苗木应选择生长健壮、根系发达、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的I、II级良种苗木。最好使用容器苗，以提高造林成活率，对针叶树种的苗木，应选择1-2年生的为宜。

1.3掌握适宜的造林时机雨季造林种植时机非常重要，尤其是裸根苗造林，若能在栽后下雨，并有几天的阴天，则对提高造林成活率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造林时间最好安排在下午，以减少太阳对苗木尤其造林当天的暴晒时间，经过一夜的缓冲，可以提高苗木的抵抗能力，对提高造林成活率也有一定的作用。切忌在无雨和降雨不多的时期强栽等雨，要严格遵循“三不栽”的原则，即“雨不透不栽，天不连阴不栽，雨过天晴不栽”。

1.4造林技术

1.4.1造林密度：松柏造林一般安排在山坡的中上部，穴状或鱼鳞坑整地，密度可掌握在220-330株/亩：花椒一般栽植于地堰或在水平阶及梯田成片栽植，栽植于地堰的株距2米左右，成片造林，密度可掌握在130-160株/亩，株行距2×2-2.5米。

1.4.2容器苗造林：容器育苗造林要注意一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起苗时，应先挖掉容器袋周围的土，尽量不使袋内的土体松动，切忌用手拔苗起苗。二是栽植时应注意栽植深度，培土深度要比容器高出2-3厘米，切忌将营养袋露在外面：三是栽前一定要撕破袋底部。

1.4.3裸根苗造林：首先要把好起苗关，在起苗的前一天圃地灌水，起苗时一律用撅头深刨，做到根系完整，根部带土，剔除细弱苗和根苗，进行苗木分级，并用草袋包装，以减少苗木失水，随起、随运、及时栽植。

栽植时将苗木放在筐内，遮盖湿布，栽一株拿一株。不要用手抓握苗根部，以尽量减少根系损伤。刨深穴，扶正苗木，填土以深度达原土痕为宜，踏实。

1.5抚育管理

1.5.1穴面覆盖：造林后，及时用枯树枝、碎草、石块等覆盖穴面，避免暴雨时雨滴击溅表土，以减少蒸腾失水。对穴面保墒和促进苗木生长均有明显作用，应尽量采用。

1.5.2浇水整穴：造林后如无雨，尤其是裸根苗应尽可能地在栽后2-3天内浇一次水，以保幼树成活：大雨过后，要及时查苗看穴。如苗木被冲压，应及时扒出扶正；被大雨冲毁的树盘及时修筑好。

1.5.3松土除草：未进行穴面覆盖的植树穴，大雨过后土壤易板结、干裂和滋生杂草，要适时松土，以保墒和清除杂草。

2雨季造林宏观管理措施

2.1全力抓好雨季造林工作。雨季造林省工、省力，投资少、见效快，各地要抓住近期连续降雨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广泛宣传发动，把雨季造林列入近期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紧紧把握提前整地、适时栽植、加强管护几个关键环节，主动打好雨季荒山绿化攻坚战。各地主要负责同志和林业部门的负责同志，要率先垂范，亲自组织指挥，亲自调度检查，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迅速掀起高潮，合力推动雨季造林工作的深入扎实开展2.2要稳定和完善林业各项政策。对现有林业承包等经营管理体制，要注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保护林地所有者和林地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对承包经营的合同约定，要依法完善，加强管理，责任到人。层层签订责任状，明确责、权、利，奖勤罚懒，提高管护水平，确保造林成活率。对宜林荒山荒地，可直接采取分包到户、招标、拍卖等形式确定经营主体，也可以由集体统一组织开发后，再以适当方式确定经营主体；对造林难度大的宜林荒山荒地，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将一定期限的使用权无偿转让给有能力的单位或个人开发经营，但必须限期绿化。大力鼓励各种社会主体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投资发展林业。凡有能力的农户、城镇居民、科技人员、私营业主、外资投资者、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干部职工等，都可单独或合伙参与林业开发，从事林业建设。进一步落实“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的政策、统一税费政策、资源利用政策和投融资政策，为各种林业经营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不管采取哪种形式，都要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民主决策，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享有优先承包经营权。

2.3要大力推行合同造林。采取专业队伍造合同林为主，其他社会造林为辅的方式进行，荒山造林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林木成活率大大提高。今后要继续采取这一方式，按照统一规划设计、统一组建造林专业队伍、统一供应苗木、统一整地栽植、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抚育管护、统一验收奖惩等工程措施，严格落实造林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在造林的管护上，按每山一名护林员、一间护林房的标准，抓好管护工作，护林员报酬由区、镇两级各拿一半的办法兑现，切实提高护林员的责任心，确保绿化成果。各镇要确保造林、管护资金足额到位。

2.4要切实抓好封山育林管理工作。封山育林是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加快山区造林绿化步伐的一项重要举措，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按照《枣庄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全区所有山林实行“死封”制度，禁止牛羊上山，严厉打击毁林、开荒、滥采、放牧等行为，采取“封、管、造”并举的措施，大幅度提高山区植被。今年市委、市政府对违法开山采石采矿破坏森林植被现象十分重视，明确要求，从现在起要严禁在主要道路两侧可视山头新设立采石采矿场。凡是征占林业用地开山采石采矿的，一律先经林业部门审核同意。同时，要认真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和重大森林火灾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对盗伐、滥伐等各种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保护好林木资源。

2.5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雨季造林工作落到实处雨季造林时间紧、任务重、季节性强，各镇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克服短期行为。要实行严格的目标责任制，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靠上抓，随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雨季造林结束后，区里将组织对各镇雨季造林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验收，对任务完成好的镇进行表彰奖励，区政府兑现以奖代补资金。对完不成任务、造林质量差、保存率低的，将通报批评。林业部门要及时做好雨季造林的督导，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今年雨季造林任务的全面完成。总之，雨季造林，提前细致整地是基础，良种壮苗是根本，造林时机是关键，抚育管理是保障。各地应充分做好准备，把握有利时机，认真组织，确保雨季造林获得好成效。

摘要：雨季造林是加快荒山荒地绿化的重要途径，雨季造林在我省有着传统的习惯，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降水集中的多雨季节，温度高、湿度大、墒情好，是荒山造林的主要季节。雨季造林时间性强，技术要求严，造林难度大，造林可用树种少，为了充分利用雨季的有利时机，搞好造林，提高造林成活率，对其雨季造林技术及管理要点谈一点粗浅的想法。

关键词：雨季造林技术管理

技术研究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油菜；育苗移栽；沿淮地区

1品种选择

根据茬口、土壤及栽培技术水平选择适宜的双低油菜优良品种，如华双3号、中双4号、皖油19号、皖油20号、秦油7号等。

2苗床准备

选择土地平整、质地肥沃疏松、北风向阳、靠近水源、排灌方便的田地作苗床，苗床底肥以有机肥为主，配合施用氮、磷、钾肥。可施有机肥30.0~37.5t/hm2、过磷酸钙300~450kg/hm2、草木灰1500~2250kg/hm2。苗床应做到“平、细、实”，即厢面平整，土层细碎并适当紧实。整好的苗床应开沟作厢，厢宽1.3~1.5m，沟深0.2~0.3m。有地下害虫的田块，翻地时用40%甲基异硫磷3750mL/hm2、50%辛硫磷6000mL/hm2或3%辛硫磷颗粒剂52.5kg/hm2，加细土450kg/hm2搅拌后撒施地表，翻耕，防治地下害虫。

3种子处理

播种前要晒种1~2d，每天中午晒3~4h，然后风选，除去瘪籽及杂草种子。

4播种

沿淮地区一般在9月下旬平均气温20℃左右时即可播种。播种时可把种子拌适当的细土，均匀撒播，然后浅覆盖1层细土。播种量6.0~7.5kg/hm2。

5苗床管理

出苗以前以保墒为主。防旱、防涝、防板结，力争苗齐苗壮，出苗后间除丛生苗，三叶期定苗，留苗120~130万株/hm2，在油菜三叶期至五叶期，喷施100mg/kg多效唑，防止高脚苗，培育矮壮苗。一般在定苗期追肥1次，注意五叶期前勤施少施，促进展叶。五叶期适当控制，不施或少施，移栽前6~7d施1次起身肥。遇干旱应及时浇水，多雨高湿则应及时清沟排水。苗期主要害虫有蚜虫、菜青虫、跳甲等，以蚜虫为害最重，除直接为害油菜外，还传播病毒病，可用2.5%敌杀死300倍液防治。苗期病害有猝倒病、病毒病、霜霉病和白锈病，在多雨的年份猝倒病危害严重，可用波尔多液防治。

6大田整地施肥

深耕细整，以利幼苗根系与土壤接触，促进移栽成活，早发育新根。适宜采用深沟窄畦，畦宽1.5~2.0m，沟深0.3~0.4m，同时要开好腰沟、地头沟。

要轻施氮肥，增施磷、钾肥，实行配方施肥，有机肥和无机肥配合施肥，按菜籽产量2250~2700kg/hm2的施用标准，施纯N187.5~225.0kg/hm2、P2O5112.5~150.0kg/hm2、K2O150kg/hm2，N、P、K的比例为1∶0.5∶0.7，磷、钾肥一次性底施，氮肥底肥60%、苗肥20%、薹肥20%。

7移栽

在10月中下旬，旬平均气温13~15℃时及时移栽。一般采用宽行窄株（如行距300cm，株距13~16cm）的种植方式。移栽时最好边取苗、边移栽、边施定根肥，栽后浇足定根水。一般栽18万株/hm2左右为宜。

8大田管理

8.1追肥

8.1.1早施苗肥。以年前追肥为主，年后追肥为辅，促进早发壮苗。在移栽活棵后及时施第1次苗肥，施人粪尿3750kg/hm2加尿素75kg/hm2，对水15.0~22.5t/hm2；若长势差，则15~20d后可再施1次苗肥。

8.1.2稳施薹肥。一般在1月下旬至2月中旬施肥，一般根据苗情施尿素105~150kg/hm2，可以实现春发稳长，争取薹壮枝多，角果多，产量高。

8.1.3巧施花肥，补施粒肥。花肥一般在开花前后，施用尿素45~75kg/hm2，粒肥在初花期用1%尿素、0.3%~0.5%磷酸二氢钾、0.2%~0.3%硼砂溶液进行叶面喷施，用水1500~1800kg/hm2，能增角，增粒、增重，提高含油量。

8.2水分管理

油菜是需水较多作物，大田移植后要及时浇定根水，保持土壤湿润，以利早成活。苗期干旱，可引水沟灌，促进发根长叶，形成壮苗越冬。根据天气预报，在寒流到来前及时冬灌，缩小土壤昼夜温差，减轻冻害死苗现象，增产效果很好。春季雨季来临前要及时清理“三沟”，保证排水畅通，以减少病害、花角脱落及无效角果。

8.3大田除草

根据大田内杂草数量，可用5%高效盖草灵乳油600~900mL/hm2或80%高效盖草能乳油450~750mL/hm2，对水450~750kg/hm2喷雾防除。

8.4病虫害防治

根据当地病虫测报部门的情报，结合田块的实际情况选用对路农药，适时防治好油菜的菌核病、病害病、白锈病、霜霉病、蚜虫、菜青虫、跳甲等病虫害。

9收获与储藏

技术研究论文范文第8篇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网络化是用计算机技术将控制器之间、探测器之间、系统内部、各个系统之间以及城市“ll9”报警中心等通过一定的网络协议进行相互连接，实现远程数据的调用，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实行网络监控管理，使各个独立的系统组成一个大的网络，实现网络内部各系统之间的资源和信息共享，使城市“ll9”报警中心的人员能及时、准确掌握各单位的有关信息，对各系统进行宏观管理，对各系统出现的问题能及时发现并及时责成有关单位进行处理，从而弥补现在部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擅自停用，值班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业务素质低、对出现的问题处置不及时、不果断等方面的不足。

2智能化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智能化是使探测系统能模仿人的思维，主动采集环境温度、湿度、灰尘、光波等数据模拟量并充分采用模糊逻辑和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等进行计算处理，对各项环境数据进行对比判断，从而准确地预报和探测火灾，避免误报和漏报现象。发生火灾时，能依据探测到的各种信息对火场的范围、火势的大小、烟的浓度以及火的蔓延方向等给出详细的描述，甚至可配合电子地图进行形象提示、对出动力量和扑救方法等给出合理化建议，以实现各方面快速准确反应联动，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火灾中探测到的各种数据可作为准确判定起火原因、调查火灾事故责任的科学依据。此外，规模庞大的建筑使用全智能型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即探测器和控制器均为智能型，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能，可提高系统巡检速度、稳定性和可靠性。

3多样化

（1）火灾探探测技术的多样化。我国目前应用的火灾探测器按其响应和工作原理基本可分为感烟、感温、火焰、可燃气体探测器以及两种或几种探测器的组合等，其中，感烟探测器一枝独秀，但光纤线性感温探测技术、火焰自动探测技术、气体探测技术、静电探测技术、燃烧声波探测技术、复合式探测技术代表了火灾探测技术发展和开发应用研究的方向。此外，利用纳米粒子化学活性强、化学反应选择性好的特性，将纳米材料制成气体探测器或离子感烟探测器，用来探测有毒气体、易燃易爆气体、蒸气及烟雾的浓度并进行预警，具有反应快、准确性高的特点，目前已列为我国消防科研工作者的重点研究开发课题。

（2）设备连接方式的多样化。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成熟、完善和新型有线通信材料的研制，设备间、系统间可根据具体的环境、场所的不同而选择方便可靠的通信方式和技术，设备间可以用无线技术进行连接，形成有线、无线互补，同时新型通信材料的研制开发可弥补铜线连接存在的缺陷。而且各探测器之间也可进行数据信息传递和交流，使探测器的设置从枝状变成网状，探测器不再是各自独立的，使系统间、设备间的信息传递更方便、更可靠。

4小型化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小型化是指探测部分或者说网络中的“子系统”小型化。如果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实现网络化，那么系统中的中心控制器等设备就会变得很小，甚至对较小的报警设备安装单位就可以不再独立设置，而依靠网络中的设备、服务资源进行判断、控制、报警，这样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装、使用、管理就变得简洁、省钱、方便。

5社区化

目前我国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只被安装在重要建筑上，而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包括许多居民家庭都安装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安全意识的增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在社区家庭特圳是高级住宅积极推广应用防盗、防火联动报警装置或独立式感烟探测器，对干预防居民家庭火灾是非常必要和行之有效的措施。

6蓝牙技术无线化

与有线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相比，蓝牙技术无线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具有施工简单、安装容易、组网方便、调试省时省力等特点，而且对建筑结构损坏小，便于与原有系统集成且容易扩展，系统设计简单且可完全寻址，便于网络化设计，可广泛应用于医院、文物古建筑机场、综合建筑和不便联网、建筑物分散、规模较大，干扰较小的建筑。对正在施工或正在进行重新装修的场所，在未安装有线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前，这种临时系统可以充分保障建

筑物的防火安全，一旦施工结束，蓝牙技术无线系统可以很容易转移到别的场所。

7高灵敏化

以早期火灾智能预警系统为代表。该系统除采用先进的激光探测技术和独特的主动式空气采样技术以外，还采用了“人工神经网络”算法，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容错能力和并行处理能力，近乎于人类的神经思维。此外，该系统的子机与主机可以进行双向智能信息交流。使整个系统的响应速度及运行能力空前提高，误报率几乎接近零，灵敏度比传统探测器高l000倍以上，能探测到物质高热分解出的微粒子，并在火灾发生前的30min到20min预警，确保了系统的高灵敏性和高可靠性，实现早期报警。

针对当前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存在的通讯协议不一致，系统误报、漏报频繁，智能化程度低，网络化程度低、特殊恶劣环境的火灾探测报警抗干扰等问题较为突出的现象，提出在符合国家消防规范的基础下采用统一、标准、开放的通讯协议，通过对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的应用研究，对系统方案、设备选型的优化组合，改进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工作性能、减少维护费用和维护要求，向着高可靠性、高灵敏性、低误报率、系统网络化、技术智能化方向发展，为更好的预防和遏制建筑火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从而更好的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火灾自动报警应用技术的研究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于潇.浅谈我国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生产行业的发展概况［J］.科技资讯，2005,(23).

［2］李卓.蓝牙技术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的应用探讨［J］.消防科学与技术，2005,(3).

摘要：针对当前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存在的误报漏报频繁、智能化和网络化程度低、特殊恶劣条件下火灾探测报警抗干扰能力弱等问题，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的应用研究势在必行，火灾自动报警技术向高可靠性、高灵敏性、低误报率、系统网络化、技术智能化方向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技术研究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主要介绍了枣树嫩枝扦插育苗技术，主要包括嫩枝选择、嫩枝处理、育苗床建设、扦插及插后管理等内容，对指导枣树嫩枝扦插育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嫩枝选择

嫩枝选择幼树（一至三年生）、半木质化、在高温条件下生长出来的嫩枝，皮层幼嫩，分生组织活力强，再生能力强，脱毒状况良好，扦插易于成活，育出的苗木质量好。枣头、二次枝、枣吊均可作为嫩枝扦插成活。枣头生根最快，其次是二次枝，再次是枣吊。实践中，应选择枣头和二次枝作扦插嫩枝。扦插任务量大时，要讲究取枝方法。对幼树进行刺激——平茬、修剪、刻伤、环剥，均可促使幼树多抽条多生枝，措施得当，取枝量可大大增加。嫩枝采集时间为6~8月，扦插育苗时间，与此同步。

2嫩枝处理

对采回的嫩枝，要放置在阴凉处，喷水，用棚膜或湿麻袋遮盖，尽量减少水分丢失。对嫩枝要做到当天采集，当天处理。扦插嫩枝的长度以15~20cm为宜，平剪切口，除去下部5cm内的枝叶。对剪切好的嫩枝要及时进行整理。下切口端要摆齐，切口向下，成垂直状，并陆续移入塑料盆内。摆满后，即时进行促根处理。促根处理有多种方法，实践中比较理想的是用萘乙酸和吲哚丁酸，将其用酒精溶解后，低浓度配制，萘乙酸为1g对水10~20kg，吲哚丁酸为0.1g对水1~2kg。二者分别配制好后，按9∶1的比例混合后使用。萘乙酸能使根增粗，吲哚丁酸能使根增多，二者按此比例混合使用，效果较好。使用时，将促根液倒入塑料盆内，淹嫩枝不低于3~5cm。浸泡约12h。

3苗床构建

用粗河沙在上，含腐熟肥土层在下构建苗床。粗河沙结构疏松、通气和保水性能良好，可满足生根期间透气、渗水需求；牛羊粪为主要肥料的土层，可提供生根所需的营养。河沙厚度不超过7cm（灌水后保留4~5cm），含肥土层不低于30cm。土层施肥后深翻30cm，耙平，踩实，随后铺沙。苗床使用前，要对沙层进行消毒处理。消毒剂可用高锰酸钾1.5kg/hm2，用12t水稀释后使用。嫩枝愈伤组织形成后，生根具有暴发性，常常在1d之内，就能生根2cm。沙层薄，根易穿透，生根就有了营养保证；沙层厚，根则不易穿透，且嫩枝自身营养不足，会影响扦插成活率。

4扦插

扦插深度3cm左右。实践中，确定5cm×12cm或5cm×15cm的密度比较适宜，大棚成苗75~90万株/hm2，质量、产量均能兼顾。扦插前，苗床要浇水，扦插后，插条要上小棚。同时对温度、湿度进行调节，扦插与喷水要同时进行，边插边喷，插1片喷1片。

5消毒

消毒工作要贯穿始终生根周期（30~40d），且要定期进行。完成扦插、喷水后，要进行第1次消毒，之后每隔1d消毒1次。消毒要与当天最后一次喷水同步进行。将消毒液倒入水池中，启动水泵喷出。消毒液用多菌灵、百菌清、代森锰锌或甲基托布津。

6温度、湿度的控制调节

嫩枝愈伤组织形成需要7~15d，15d左右时开始生根，直至30d前后时结束，生根期间重点是控制调节温度、湿度。当温度、湿度偏离要求时，要及时进行控制调节。实践中常遇到的是需要降温，特别是在夏季。降温的警戒线可确定为33℃。降温的办法主要是喷水，当喷水还不理想时，可再加一层遮阳网，切不可掀起棚膜通风降温。一般情况下，每天上午10时喷第1次水，到12时喷第2次水，喷水时间每次2~3min。下午1~2时，喷水间隔时间缩短，约20~30min喷1次，喷水时间延长到3~5min。下午3时后逐渐减下来,下午5时后停止喷水。遇有阴天，不喷水。生根后（20d后），喷水次数减半，总喷水量不减。

7炼苗扦插35~40d时，开始炼苗。去掉小棚，明水灌溉，2d后去掉遮阳网，少许通风，1周内逐步放大通风口。以后的工作主要是浇水、追肥和控制温度。炼苗开始即可对所育苗木进行正常管理。炼苗期间的工作重点还是培根。根系粗壮，多根，分布合理，就是壮苗。如果管理上不注意，苗木就会在高温下任意生长，枝叶茂盛，当年高度就能达到80~100cm，但根系不发达。要使根系长好，就必须在这一时期降温，做到生根高温管理，炼苗低温管理，限制苗木生长的温度条件，迫使其将营养用于根部生长，做到根的长度大于枝条的长度。所谓低温是相对低温，一般控制在15~22℃即可。一年生苗根的长度能达到40~120cm，而且根多。

8培育大苗

技术研究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阐述了辣椒疫病在福鼎市的发生流行规律，并从种植抗性品种、采用农业栽培措施、化学防治等方面介绍其防治技术，以供辣椒种植户参考。

近年来，辣椒疫病在福鼎市部分地区发生危害日益严重，重病田死秧率达30%~100%，成为影响我市辣椒生产的主要障碍之一。笔者就辣椒疫病在我市的发生流行规律及防治关键技术作简单介绍，以期为农民在辣椒生产过程中进行此病害的防治提供科学指导。

1发生流行规律

辣椒疫病是由辣椒疫霉菌（PhytophthoracapsiciLeonian）所引起的一种土传性病害，可经雨水、土壤、气流等多种途径传播，除了引起大面积死秧外，还可造成叶片枯萎、果实腐烂、茎杆出现坏死斑以及萎蔫死亡等多种症状，一般病株率为15%~30%，严重时达80%以上，现已在世界各地的辣椒种植区普遍发生和流行，成为辣椒生产中增产增收的主要障碍之一。辣椒疫病的病原菌通常以菌丝体、厚垣孢子及卵孢子在病株残体、土壤内越冬，也可以在其他寄主植物上越冬，成为第2年初侵染源。在潮湿土壤中，菌丝可存活4~15个月，卵孢子在土壤中一般可存活3年。当条件适宜时，越冬后的病原菌随灌水、气流等传到寄主各部位，引起发病，进行再侵染。

福鼎市气候温暖湿润，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降水较多，雨季明显，这给辣椒疫病的发生和流行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丰富城乡人民菜篮子的政策引导下，辣椒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辣椒种植面积逐年增大，新品种引进、栽培条件的改善等措施的实施，其实也将辣椒疫病的发病因素积聚起来，致使辣椒疫病在我市的危害日趋严重。2006~2008年对我市辣椒产地的调查表明，气候适宜时，一般田块减产20%~30%，严重的全田绝收，给当地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构成了严重威胁。该病在大棚全年均可发病，露地4月下旬发病，5月至7月下旬大发生，蔓延迅速，2~5d内可危害大部分植株，尤其是刚进入坐果期的辣椒极易感病，常发生果实腐烂，植株大片枯萎，使农民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防治技术

2.1种植抗性品种

由于杀菌剂对环境和生物的潜在危险性愈来愈强，加之辣椒疫病具有一定的突发性，一旦地上部分出现发病症状，再采用化学药剂进行防治，已很难达到防治效果。如果在种植抗性品种能有效地解决辣椒疫病的前提下，那么种植抗病品种是解决问题最有效又安全的措施。我国已选育和筛选出了一批抗辣椒疫病的品种，目前生产上常用的抗病性较强的品种有湘研1号、湘研4号、湘研5号等系列以及21号牛角椒、朝天椒、早丰1号、光皮椒、窑嘴大辣椒等，生产者可根据需要选种合适的品种。

2.2采用农业栽培措施

2.2.1清洁田间、减少病原菌原始生物量。辣椒生长期和收获后及时清除田间病株和病残体，不能将病株和病残体随意丢弃在田间和水渠中，应集中晾干烧毁，以减少病原菌原始生物量。

2.2.2合理轮作。辣椒疫霉菌不仅可侵染辣椒，还可侵染番茄和葫芦科中的50多种作物，因此在我市可以与水稻进行水旱轮作，或与叶菜类和葱、蒜类作物轮作，避免与茄果类和瓜类作物轮作或套作。

2.2.3改进栽培措施。辣椒地应选择不易积水、土壤疏松肥沃的地块，移栽前进行深翻晒土，采取高畦深沟地膜覆盖栽培，及时地进行追肥，促进植株生长，增强对辣椒疫病的抵抗力。

2.2.4选择合适的肥水管理方式。在辣椒种植过程中应选用充分腐熟的农家肥或有机肥为主，磷、钾肥作为基肥，苗期少施氮肥，可适当地施些硅肥和硼肥来增强植株对辣椒疫病的抵抗力，在花蕾期和盛果期应及时地追肥。灌水要及时适当，一般播种或定植后要浇足保苗水或定植水，缓苗发根时要适当控制水分，促进根部发展，结果期要勤浇水。灌水应采用小水沟灌，杜绝大水漫灌，以多水口、不上垄为原则，避免病原菌从发病区向未发病区传播。2.3化学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