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论文范文

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为了方便分析，本文将我国企业分为三大类：上市公司（包括国有上市公司及民营上市公司）、非上市国有企业及非上市民营企业。

1.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内源融资比例较低，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偏好明显。从上市公司来看，它们的融资结构中内源融资比例偏小，资产负债比率偏低，尤其是长期负债比例极小，股权融资偏好明显。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课题组（2001）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点表现为：其一，所有者权益比重高，超过50%，而G-7国家都在42%以下，相应地长期负债水平相当低；其二，偏爱股权融资。中国上市公司比大多数G-7国家更依赖于外部融资，加权外部融资比重为61%，比G-7中对外融资比重最高的日本还高（56%）。

2.非上市国有企业。内源融资的比重较低，外源融资中银行贷款比重过高。未能上市的国有企业的内源融资在整个资金来源中占有的比重普遍较低，在外源融资中银行贷款占有过高比重。因为他们大多效益较差，甚至无内源资金可融，在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和可用金融工具较少前提下，向银行借贷几乎成为仅有的融资渠道。资料表明，至2004年底，全国3.17万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仍然达到59.17%。

3.非上市民营企业：严重依赖内源融资渠道。所有制改革之后处于快速成长期的民营企业，融资需求极为旺盛，但由于金融制度因素的制约，除了极少数竞争力强大的著名民营企业既是银行青睐的对象，在证券市场上融资也有机会之外，众多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状况不容乐观。据调查统计，在中小民营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中内源融资的比重平均约占90.5%，目前，中国股票市场上1400多家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只占7%左右。可见，民营企业严重依赖自我融资渠道。

二、企业融资结构的金融制度约束

1.金融制度二元化特征明显，即金融制度安排具有内在的排斥民有经济的特性。从金融制度的作用上看，现行的融资体制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提供金融资源的特殊工具。从间接融资来看，金融机构有明显的大企业信贷偏好理念，民营企业缺乏资金通道。从直接融资来看，资本市场最初目的是为了支持国有企业上市，增加外源融资的渠道，促进国有企业改革而建立起来的。

2.资本市场体制性缺陷

（1）资本市场内部的非均衡发展。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存在“强股市、弱债市；强国债、弱企业债”的结构失衡特征。一方面，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据统计，到2004年底，通过A股市场的融资额为10291亿元，企业债券融资额却只有1388亿元。另一方面，企业债券在整个债券市场中所占的规模一直很小。以2004年债券发行的结构为例，国债融资达6923亿元，企业债券融资为327亿元，仅占国债融资总额的4.7%。资本市场内部结构失衡，使资本市场发展不能很好地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无法解决企业长期资金融通的问题。

（2）资本市场缺乏层次，必然导致大量的资源不能有效而迅速地配置。以美国为例，其资本市场至少包含全国性证交所、地方证交所、第三市场（上市股票的场外交易）、第四市场（大机构和投资家之间直接交易）、纳斯达克全国市场、纳斯达克小型市场、OTCBB（小额股票挂牌系统）、粉红单市场（PinkSheets）等多个层次，其中后三个层次的市场是专门为中小企业的资本交易提供服务的，入市标准也逐层降低。可以说，美国的资本市场能够在世界上保持最大的规模、最强的竞争力和最高的市场效率，在一定意义上有赖于其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尽管我国在深交所开设了中小企业板，但证券交易仍被严格控制在证券交易所范围之内。

3.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机制的约束。近些年，国有银行建立起了集中统一的授信管理体制，贷款审批权限上收，基层行贷款权限逐级减小，大额贷款基层行往往只有贷款实施权，而没有决策权。商业银行普遍推行了“信贷终身负责制”，却没有与之对应的激励机制，这种制度安排必然导致商业银行信贷人员投放贷款时小心谨慎，把降低资金风险当作银行经营活动的主要导向，从而加剧其惜贷慎贷现象。银行信贷制度的不完善，致使政策指导效力不足；另外，信贷产品不充足，使政策指导缺乏有效的依托和支撑。这使得原本融资渠道单一的企业获取资金难上加难，加大了发展难度。

三、优化企业融资结构的金融制度改革建议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今后中国企业融资结构的发展方向必将是以内源融资为主（提高企业的自我积累能力可以降低风险和融资成本），以外源融资为辅。在外源融资中银行融资比重减少，证券融资逐渐增加并占据主要地位，在形式上形成多元化融资格局。从金融制度的角度考虑，为了给企业融资结构优化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必须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积极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首先，资本市场体系至少应包括三个层面：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和区域性小额资本市场。就其分工来看，二板市场主要解决处于创业中后期阶段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区域性小额资本市场则主要为达不到二板市场准入资格标准的中小企业提供私人权益性资本。在一定意义上，我国更需要后一层面的资本市场。我国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仍然占据绝大部分，所以说中小企业板乃至创业板不可能成为上千万家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其次，加速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并注重发行主体多元化。

2.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强化信息评估体系，调整金融产品结构，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必须考虑其“三性”的统一，因此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分指责银行为规避风险而惜贷。然而，作为主要的金融机构，作为为企业提供资金融通的主要渠道，大量存款无法贷放出去，同样会增加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在2004年10月29日中央银行取消贷款浮动的上限之后，商业银行完全可以强化信息评估体系，充分运用利率浮动手段对不同风险状况的中小企业进行贷款定价，开拓中小企业贷款市场。

3.重视中小金融机构的培育。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包括地方性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他们在解决小额信贷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具有先天性的优势，可有效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由于市场定位较为灵活，与中小企业信息相通，因此有着国有商业银行所不能替代的优势。另外，他们的发展同时可以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摘要]对照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理论，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非上市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现状，进而指出，金融制度二元化特征、资本市场的体制性缺陷以及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机制的约束等因素严重制约着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

[关键词]融资结构金融制度金融改革

参考文献：

［1］黄少安，张岗.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J］.经济研究，2001，（11）：12-20.

［2］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课题组.中国上市公司偏爱股权融资［N］.中国证券报，2002-10-17.

［3］陆正飞，高强.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研究——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J］.会计研究，2003，（10）：16-24.

［4］彭兴韵.短期融资券“倒逼”金融体制改革［J］.资本市场，2005，（8）：18-19.

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业危机扩大开放机遇出路

200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IO)已经五周年了,这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有极大的帮助。同时，中国也对世界承诺：当对内经济五年保护期满时，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多领域，包括金融、汽车、农业、电信等诸多行业，都将集中大幅度降低关税，乃至完全放开市场。无疑这是对中国经济的再次考验和机遇，可以促进企业改革，学习国际先进管理制度与经验。

其中，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对国民经济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危机，甚至崩溃。

金融危机来自多方面，主要包括制度弊端、市场危机、随机因素等。其中经济与管理制度弊端更为严重，它将导致银行腐败案件、银行坏帐、经济`泡沫、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

当前，银行腐败案件严重是制度与监管弊端，不可忽视。

1.腐败严重制约社会与经济健康持续良性发展

2004年4月13日世界银行专职调研各国政府行为的负责人考夫曼表示，据世界银行

统计，全球每年有1万多亿美元，被用于贿赂和腐败行为；如果各国现象，国民经济可以翻4番，全球儿童死亡率可以下降75％。

世行是根据2001至2002年的全球经济数据，做出上述统计的，这一年度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为30万多亿美元。不过，1万多亿美元的贿款，还不包括贪污和盗用的公款额，而实际的经济损失更大。

考夫曼强调，腐败是消除贫困、不平等和降低儿童死亡率的最大障碍。各国政府、社会机构和私营企业必须重视和解决腐败问题。他说，将促使国民经济增长，提高各项社会指标。

考夫曼指出，一些国家和城市在打击腐败方面取得了成效，但还有许多地方腐败现象日益恶化。他呼吁各国认真贯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政府、社会机构、私营企业和国际组织间建立合作框架，共同行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在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大上通过的，它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在2003年12月的签约大会上，94个国家签署了公约，此后又陆续有国家签约。

中国也签署与加入了这一国际反腐公约。有利于我国开展国际合作,遣返外逃腐败犯罪人员,追缴被非法转移国外的资产,有利于我国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腐败预防与惩治体系。

2.中国金融业最大危机--银行高管层腐败典型案例一斑

事实说明，银行腐败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中国则更甚！

银监会2004年全年共查出违规金额5840亿元，有各类机构高级管理人员244人“落马”。2005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的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共追究有关责任人1697人，其中追究领导责任570人。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特别提到，银行案件的职务犯罪占80%，尤其是一把手犯罪问题严重，案发在基层的80%，一把手纷纷落马。显然，金融领域已经沦为我国腐败的重灾区。银行行长纷纷落马，堪称世界之最。

其中，许多银行高管人员温梦杰、、段晓兴、、梁小庭、赵安歌、等，因经济问题纷纷落马。高管层经济犯罪典型案例：

(1)、：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中国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原董事长。2002年10月10日，以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法院审理查明：1997年至1999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股票及现金折合人民币共计405.9万余元。

(2)、段晓兴：原华夏银行行长。2003年1月30日，段晓兴受贿案终审判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原华夏银行行长段晓兴犯，免予刑事处罚。而2002年8月22日一审曾认定段晓兴受贿7万余元，并对其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人民币8万元。一审判决认为，1998年12月，段晓兴利用担任华夏银行行长的职务便利，对银行工作人员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故意提供的虚假材料不认真审查核实，向北京金万利油脂有限公司贷款人民币1.5亿元，为此，段晓兴于1999年2月、4月，先后两次收受蔡燕军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美元3000元。

(3)、：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2004年1月14日，以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12年有期徒刑。法院认定，1993年至2001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华晨(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再东方广告有限公司等企业谋取利益，并为此非法收受这些公司给予的钱款、艺术品、名牌手表等贵重礼品，共计折合人民币115.14万元。

(4)、梁小庭：中银国际前副总经理。2004年2月19日，梁小庭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查明：1993年1月至1994年3月间，梁小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款共计港币294.97万元。

(5)、：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银香港总裁。作为一个风云人物，曾协助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等多起金融部门高层腐败犯罪案件。2002年2月20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称，涉嫌经济犯罪。

2005年8月12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贪污23起，折合人民币1428.87万元；受贿3起，折合人民币143.8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折合人民币1451万元，故决定对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腐败时间跨度达7年之久，而且在他的带领下，中银上海市分行和中银香港两地的7名下属官员(其中5人为副厅级干部)也一同栽进监狱，另有4名厅局级银行官员，因此案被免职。参与具体办案的一位司法人员这样总结道：腐败案件的破坏力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金融界堪称空前。

(6)、丁燕生：原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副总裁。2004年8月3日，丁燕生被捕。中国银行事后公告称：丁涉嫌未获授权而将合并前成员行控股股东所拥有的某些资金分配作个人用途。司法机关对其进行审查。2006年9月22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丁燕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人民币200万元。

(7)、：中国建设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2005年6月20日，中国建设银行公告称，该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因涉嫌违纪，正在接受纪检部门审查。2006年1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受贿400余万元，犯有，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8)、2002年05月13日广东中行开平支行40亿资金窃案：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九年作案，4.83亿美元。开国以来最大银行监守自盗案，以及它如何暴露出中国商业银行业管理制度的严重弊端。2004年4月16日，美国将外逃美国被拘押的中行开平特大贪污挪用公款案主犯之一余振东移交中国警方。2005年8月16日广东省江门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余振东案。余对被控罪名供认不讳。法院一审宣判，余振东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100万元。

美国司法部对开平案件主要案犯开平支行前行长许超凡、许国俊及其亲属，以犯有诈骗、洗钱、护照和签证欺诈等15项罪名提讼。此举是中美两国在司法领域的成功合作，也将震慑中国在逃国外的四千余名贪官。

以上严酷事实说明，为了金融安全和人民根本利益，金融界需要反腐风暴，特别是完善企业管理与社会民主监督。否则，银行上市融资，圈再多的钱也难以堵住，由于腐败形成的不断扩大的无底黑洞。人们不是早已看到一些所谓“优质上市公司”（实际上，每一家公司上市都被包装成“优质上市公司”），无偿地从投资者腰包里拿走大量血汗钱，但不久又发生巨亏，成为垃圾股！谁应对此负责？！

3．腐败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中国的金融高管基本上不是由市场选择，而是由组织任命的。因此，这些高管人员更多的是对上级组织，而不是对所在地人民与银行负责，这便造成个人权力过大，缺乏市场的有效约束与监督。

金融企业管理体制滞后是银行腐败直接原因。银行腐败均产生于违规操作。大都是内外勾结，十案九违（规）。例如，1991年11月至1996年6月，不顾纽约分行风险管理部门的反对意见，多次批示同意，使美籍华人的个人公司获取巨额授信额度，并延长使用期限，导致利用授信额度，从事信用证和贷款欺诈活动，从中获取巨额利益。目前，欠纽约分行3400万美元的贷款本息已难以全部追回。

银行腐败形式上表现为管理人员违反规范，其实质表现是权力大于规则，权力大于法。因此，制度、规则与法律等均流于形式。这种现象不仅在银行业存在，在其他方面也普遍存在。这是中国腐败的顽症。为此，要消除银行腐败，不仅需要进行金融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还需要宏观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的深化。否则，各种形式的腐败，仍会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盛行恶化下去。

用人制度任人唯亲，形成互相利用、互相依存的利益集团关系网，官官相护，窝案串案。

社会道德滑坡，特别是官场歪风盛行，一些官员道德沦丧，毫无廉耻可言；党政官员卖官买官，司法官员贪赃枉法，经济官员化公为私，银行官员盗窃国库；文官贪权（如案），武官贪赃（如案）；长此以往，法将不法，国将不国。

4．金融业扩大开放的机遇

当前，中国银行发展面临信用、市场和操作三大风险，其中信用风险是最大的风险。

五年保护期过后，将有更多的外资金融企业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当然存在商业竞争，对于过去一家独大、垄断的国有企业来说，多了许多强大的优势竞争者，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和激励。这就迫使国有企业改革落后的管理制度，减员增效，奋起直追。否则，企业与管理人员都将可能被淘汰出局。

实际上，自由公平竞争是发展经济与社会的重要道路。金融业也不例外。政府不应过多干预，要保持公正态度，完善法律与政策，促进企业与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同时，外资企业管理制度与技术先进，学习与借鉴国际先进制度、经验与技术，有利与改造中国大陆企业的落后，并在与外资企业合作、业务与交流中发展提高。

5．出局？出路？--对策

（1）扩大开放金融与资本市场，积极引进

外资银行，并与国际市场接轨；

（2）完善中国金融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建立现代银行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制度办事；特别是现金与出纳管理；帐务管理；信贷资金管理；大宗资金流的管理；

（3）完善金融业的监督制度，监督与管理业务严格分离，加强对金融业高管人员的违纪违法查处；对资金流各环节的监督；对库存资金的监督；

（4）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完善企业与金融业的业务往来制度，要透明化、科学化、法制化；

（5）加强国际合作，学习与借鉴世界先进金融业的管理制度、经验与技术；并促进经济与金融全球化；

（6）推进媒体开放政策，加强与完善社会民主监督作用；

（7）加强官德教育，树立廉耻道德观；

（8）面向社会大众，改进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9）改进与完善法治体系：独立、公正、效率、廉洁；

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相关摘要】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及其法律监管制度是国际金融法上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文运用国际金融法学理论和比较法对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及其市场监管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除导言外,全文共分八章,约22万字。上世纪国际金融创新的一个主要标志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和发展。大量国际衍生产品的诞生和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也对传统国际金融法的演变和发展带来了影响。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研究通常可以从合同法、侵权法、信托法、公司法等私法角度展开,而本文则主要是从公法角度来研究金融衍生产品的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种类繁多、金融创新持续正在进行等原因,本文主要是对现行国际监管立法中的重点问题,如金融衍生交易场所和交易中介机构的法律问题、金融衍生交易中的客户保护、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管理制度等。第一章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及其市场演变的基本介绍。在该章内容中,本人首先对金融衍生产品从法学和经济学两个角度概括了其基本含义,并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主要分类和新出现的复杂品种做了介绍;其次,文章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做了简要介绍,重点是对参与衍生交易的资格、交易目的,以及不同种类衍生产品的法律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二章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的分析。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金融创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律制度,也促进了金融衍生交易相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立法的改革。在本章中,本人分析了各国金融衍生监管立法的演变和发展趋势,并概括出金融衍生产品国际监管法律制度的五大法律特点。第三章研究了金融衍生交易场所及其非互助化改革的法律问题,包括场所设立、产品设计、市场监管和非互助化改革所产生的法律问题等。第四章论述了金融衍生交易中介机构的法律问题,重点是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行为的法律监管、交易透明度,以及禁止的业务行为等。第五章是有关金融衍生交易中客户保护的法律研究。由于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性和创新特点,因此对客户保护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立法的重要内容。本章从金融衍生交易的适合性和风险揭示原则入手,对衍生交易的行为规范、投资者赔偿制度和争议解决机制等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第六章是金融衍生场外交易市场及其法律监管制度的研究。本章主要从合同发的角度对场外金融衍生交易合同的成立、法律性质、合同转让与变更、合同违约与法律救济、合同法律适用与法院管辖等问题进行分析。此外,对场外衍生交易市场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的确立提出了本人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是有关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管理制度的分析。首先本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识别和衡量做了论述,其次是对风险管理的法律框架,以及交易场所和场外市场的风险管理重点法律制度做了比较研究和阐述。第八章是金融衍生产品在中国的实践和监管立法的思考。在对中国金融衍生产品失败实践的法律原因进行分析归纳以后,文章论述了中国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必要性、衍生交易法律制度建设、国债期货交易法律制度重建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文章的最后部分还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理念的更新做了一定的探讨。

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存款保险制度是由政府或法人出资组建保险机构、以存款银行及其所吸收的存款为参保对象和保险范围,并由政府对参加保险的形式、保险费率、赔偿方式等作出相应规定的一种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建立并发挥着稳定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但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这项制度。本文拟就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及其方案选择作一探讨。

一、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1983年设立中央银行之前,我国的银行都是国有“专业”银行,没有股份制银行或民营银行,更无合资银行或外资银行,银行信贷资金实行统存统贷,财务管理实行统收统支,国家对银行及其债权人承担无限责任,当然不需要存款保险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中心,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优胜劣汰这一市场机制已经引入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用的企业实体也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因解散、撤消和被法院宣告破产时,应优先支付存款人本息,因此储户的利益得到保障。然而,当商业银行因严重亏损等原因破产时,已很难有足够资金支付所有储户的本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已经很高,有的已出现支付困难,而其负债的一半以上是储蓄存款,一旦出现银行倒闭,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广大储户,这无疑会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国民经济的运行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因此,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存款人的利益、稳定金融秩序,已是十分迫切和重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速增长的居民储蓄需要有效的制度保障。长期以来,居民储蓄一直是大多数人的首选投资方式,到目前为止,全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10万亿元,而作为信贷资金主要来源的储蓄存款,也是银行对亿万储户的硬负债,到期必须还本付息。然而,商业银行资产运用中的风险及风险程度一般存款人并不知晓,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存款人的利益可能变得没有保障,若银行倒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将是普通存款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当商业银行因种种原因而发生支付困难或倒闭时就能较充分地保护存款人、特别是小额储户的利益,避免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

(二)银行业的稳定运行需要存款保险。自有资本是银行抵御金融风险的重要屏障,是衡量银行信誉的重要指标,银行经营发生损失,最终只能以自有资本来抵补。一般而言,自有资本比重越高,银行经营的安全系数越大。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虽资产规模庞大,但资本金严重不足,远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且其资产质量较差,据估计,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高达25%,某些地区甚至达到40%,银行业的经营已经出现了高风险的趋势,一旦因其经营不善论文格式而倒闭,将直接威胁存款人的利益,且极易对社会产生连锁性的破坏影响。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投保银行出现经营困难时通过存款保险拯救,可以避免挤提风潮,进而避免整个金融体系受个别破产银行的影响出现大的震荡,将银行经营失败的社会成本降低到最小,实现银行业的稳定运行。

(三)存款保险是完善银行业监管的重要方面。银行监管的目的在于保障银行业安全经营,其监管措施有三类,即预防性措施、临时救援措施和事后补救措施,后两类措施则主要是指存款保险制度。商业银行参加存款保险后,存款保险机构必然要对被保险银行的资产运用进行监管,促使其按照稳定性原则开展经营活动;而当投保银行经营破产或支付困难时,则由存款保险机构进行拯救或直接代为兑付存款,提供事后补救。存款保险制度也就成为银行业监管体系的最后一道屏障。

(四)银行业的对外开放需要存款保险。我国的金融市场正处于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2006年底前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将进入中国市场开拓业务。这些外资银行,大多是私营银行,其经营状况除受自身业务的影响外,还受母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其总行和其他分支机构经营状况的影响。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保证我国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有必要由境内存款保险机构对其存款进行保险,而外资银行为了自身业务的更好发展,也希望中国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五)频繁发生的各国银行危机给我们以警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国家频繁发生的银行危机充分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而发生困难以至于破产的事情将难以避免,且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和破坏作用极其巨大。我国应吸取其教训,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防止因银行挤兑而导致社会动荡的悲剧在我国发生。

二、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思路

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应在借鉴发达国家行之有效之处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它应该既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又能监督投保银行的经营活动,以确保金融机构不滥用存款保险制度去进醒过度风险经营,把银行的信用风险降低到最小,促进银行业的稳定发展,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首先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可分为单一职能型和复合职能型。单一职能是指存款保险机构只担负着保护存款人利益的职责。复合职能则是指存款保险机构除保护存款人利益以外,还对参加保险的投保银行进行监督、检查,对经营失败或有问题的投保银行提供资金援助等拯救措施。从世界各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演化过程为看,复合职能正在逐步取代单一职能。因此,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应采取复合职能模式,其基本职能应包括:11保险救助职能。即当投保银行出现经营或清偿力危机时,存款保险机构动用保险基金对其进行救助,防止银行出现挤兑、破产倒闭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导致银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这是存款保险机构最为重要的职能。21保险补偿职能。如果救援无望或救援失败,存款保险机构通过保险基金补偿存款人损失,保护存款人利益,重振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31接管破产银行职能。即存款保险机构采取转移投保存款、购买承担和资助兼并收购等方式构接管破产银行。41监督职能。包括要求投保银行定期提供有关报表和资料、对其风险状况进行稽核监测,其目的在于对投保银行的经营状况和有关存款保险的风险状况进行准确评估。及时防范和发现银行有无违规经营行为或经营管理不善,并要求其改正。若投保银行拒绝“道义劝告”或改进不力,存款保险机构有权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和终止对该银行的继续保险,并及时向有关监管部门通报。

(二)设立存款保险机构的一般存款保险机构由政府出资创办并管理或政府与银行共同出资创办并管理、或由银行业出资创办行业性质的存款保险机构等三种类型。由政府出资创办并管理的存款保险机构,其优点是便于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有很大的权威性,但政府独资建立存款保险机构会进一步加重国家财政压力,也不利于调动各大银行参与的积极性。完全由银行业自行出资创办存款保险机构,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但存款保险机构的信誉和宏观调控能力将会削弱,并且不便于政府的介入。鉴于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性,采用政府和银行业共同出资组建的形式比较好,存款保险机构的业务活动接受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和控制,同时,参股的各大银行有权享受存款保险。这样,既可以提高存款保险机构的信誉和实力,又可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工具,强化其宏观调控能力。

(三)确立存款保险的对象和范围。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大多数国家确定保险对象时以其所在空间地域为原则,即包括本国领土内的全部存款金融机构。就我国银行业状况而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虽然规模庞大、实力雄厚,但其资产质量低下,与庞大的风险资产相比,自有资本严重不足,承担金融风险冲击的能力实际上很弱;区域性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及信用合作社规模较小,经营风险十分巨大。显然,内资银行是存款保险的主要对象。而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及银行业的稳定运行,中外合资银行及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也应成为存款保险机构的投保人。因此,存款保险的对象应为我国境内所有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存款保险的范围应确定为居民储蓄存款和企业单位存款,居民储蓄是我国银论文格式行存款资金的最主要部分(占银行存款的50%以上),也是存款保险的重点所在;银行存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企业单位存款,目前企业存款约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37%。两者之和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90%以上,这两部分存款有了保障,银行业的稳定也就有了保证。超级秘书网

(四)选择存款保险的形式。存款保险的形式可分为:11强制保险方式,即依法规定金融机构必须向存款保险机构投保,如日本、加拿大等国;21自愿投保方式,即是否参加存款保险由银行自行决定,法律并无强制规定,如德国、意大利等国;31强制与自愿相结合方式,如美国法律规定所有联邦储备体系成员的州银行必须参加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存款保险,非联邦储备体系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可自愿参加。鉴于我国银业自律比较差,加之我国居民及银行的风险意识不强,采取自愿参加的形式,许多银行为了降低经营成本极有可能不参加存款保险,存款保险制度预期目的将无法达到。因此,宜采取强制性保险的方式,即国家通过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境内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区域性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信用合作社、民营银行、外资银行和合资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业机构均须参加人民币存款保险,从而实现保障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业稳定的目的,同时也使得所有的银行在同一水平上竞争。

(五)明确存款险的标的、金额和赔偿方式。不同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中规定了各自的保险标的和各不相同的最高保险金额,而存款保险的赔偿则有三种不同方式:即全额赔偿、部分赔偿和分段比例递减赔偿。基于我国居民的金融风险意识尚不很强,单项存款规模小、结构简单的现状,遵循保护小额存款、促进存款增长、稳定金融市场的原则,采取分段比例递减的赔偿方式较为适宜,即规定存款保险理赔最高额(现阶段可暂定为20万元),在这一额度内的部分给予100%的赔偿,超过最高点的增加额分段按递减比例赔偿。这种全额赔偿与部分赔偿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使存款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形成一种联合保险,促使存款者关注银行的经营状况,谨慎选择银行,同时督促银行加强内部控制与管理,增强竞争能力,稳健经营。

(六)合理确定保险费率。存款保险费率有固定费率和浮动费率之分。固定存款保险费率是指保险费率一定,保险费金额取决于存款总额的大小,而与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资产风险无关。固定存款保险费率即保险费是按存款规模确定一个固定额。虽然简便易行,但存在着风险控制缺陷,没有体现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经营好的银行和经营差的银行、资产质量好的银行与论文格式资产质量差的银行在保险费率上没有差别。浮动保险费率是依据银行经营状况和资产的风险程度不同实行差别费率。保险费率不固定、根据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来确定保险费率,对资本充足率较高、资产质量好的银行给予较低的保险费率,而对风险程度较大的银行实行较高的保险费率,可以促进银行加强自身业务和风险控制,强化银行的风险意识和稳健运营,并减少商业银行因参加存款保险而产生的道德风险。浮动保险费率取代固定保险费率已成为存款保险费率的发展方向,考虑到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评估制度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初期可实行固定费率,待到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银行信用风险评估制度后,再逐步改行浮动费率。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1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3(12)1

[2]黄达1货币银行学[M]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

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农村金融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农业和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而“三农”问题的解决，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因此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建设的经验，无疑对完整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国际经验

（一）美、德、日三国合作金融制度的比较

美国、德国、日本的合作金融制度发展比较完善，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比较，以便借鉴。首先，在组织结构上。美国的信用合作组织按分工不同分为三类专业合作银行，分别是：联邦土地银行及下属基层合作社；联邦中央信贷银行及基层信贷协会；国家合作社银行及下属分支银行。德国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依次是：德国合作社银行；地区性合作银行；地方性基层信用合作社。日本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农林中央金库之中央级机构；县信用农业协同组织联合会是中层机构；综合农协是最基层一级。另外，各都府县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与农林中央金库共同参与全国农业信用组合联合会。其次，在政府资助上。美国的三类合作制银行都是在政府直接参股之下成立的，直到1972年，三类合作制银行陆续购买了政府的全部股份后才成为完全由社员所有的信用合作体系。德国合作社银行本身是一个半官方的金融机构，法律规定国家投资不多于50%，其余由各合作银行投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政府曾为农林中央金库出资20亿元，并参与其管理。1959年，农林中央金库偿还政府出资后，成为纯粹的民间合作制金融机构。第三，在监督机构上。美国政府1933年成立了农业信用管理局，并向下延伸到各区，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系统的监管机构。根据德国《合作社法》的规定，德国的合作社必须加入一个合作审计协会，由该协会对合作社的机构、资产及业务活动定期进行审计监督。日本由大藏省对所有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第四，在遵守传统合作制原则与否。美国、德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均出现了向盈利企业发展的倾向，且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也渐渐由承认差别的原则所取代。而日本农协系统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基本遵循了传统的合作原则。

（二）印度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信贷合作社一直作为农村信贷最廉价、最好的来源，是从提供低利率的信贷业务发展起来的。自1951年以来，合作信贷运动在较大程度上帮助了农民。印度在1989-1990年间发展了大约有88000个初级农村信贷社，为农民提供了短期的和中期的贷款479亿卢比，占农村信贷的3390。信贷合作社有三个层次：（1）初级农业信贷社。初级社可以有10人以上，通常是在一个村的范围内开展业务。每一股的股金起点较低，对于每一个社员来说价值微不足道，连最贫困的农民都能成为会员。会员有无限的责任，每个成员对合作社的经营失败承担全部损失。贷款期通常为1年，利率较低，主要是向贫弱的农户贷款，特别是小农或边际农。利润不能作为股息或股东分配，而是用于乡村的福利，如修水渠和维修学校等。为确保合作信贷充足及时地流向农户，印度储备银行同政府部门合作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植贫弱地区，确保贫弱地区得到信贷服务，改变合作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状况。采取的措施有：重新组织有活力的初级信贷社，合并有经营风险的信贷社，为贫弱信贷社提供大量资金已消除他们的损失、呆账和过期未付款。国家农业委员会建议信贷社不仅对成员提供信贷，还要提供农业技术保证。（2）中心合作银行。中心合作银行是初级信贷社在特定地区正常地扩大到整个县的联盟，主要任务是向初级社融通资金，作为邦合作银行和初级社的中间人。邦合作银行是合作信贷机构的最高形式，它为中心合作银行融通资金。印度是向农村金融提供补贴较多的国家之一，为推动农业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逾期贷款过多，在耕种这种缺乏偿还贷款的意愿，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以致后来没有财力满足对合作银行出现的信贷损失进行补偿和利息补贴。

二、启发

对比中看到这些国家在长期支持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政府通过税收、补贴、担保、基金、信贷政策、利率等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对农村金融体系采取弱者多助和合理补偿的方式大力支持农村项目开发和农村现代化，把农村金融作为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渠道，这对我国继续农村金融改革、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由于印度是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农业较不发达，与我国农业有更多的相似点，但印度的农村金融体系却是发展中国家中较为完善的，所以，其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同时，我们也要摈弃其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从整体上来看，很多国家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大都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比较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复合式合作金融体制、以德国为代表的多级法人体制等。从内部管理制度看，各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基本上采取多级法人制度，各级都具有自主经营权和独立的法人资格，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经营管理制度。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有社员代表大会制度、监事会制度、理事会制度、控股制度等。从行业管理看，各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一般都有较为完备的行业自律管理制度，合作金融行业协会比较普遍。并且比较注重依法管理，讲求法制，在组织建设、资金来源、利率管理等方面，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经营管理比较制度化、规范化。

我国目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应该以坚持合作制办社原则和为社员服务的宗旨。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合作金融的核心在于“由入股社员拥有、由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只要坚持这些原则，信用社不论其规模多大、业务发展范围有多宽、联合层次有多少，仍是合作金融组织。在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按合作制原则改革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合作金融是一种互助的、低级的经济形式，在贫困、落后地区需要，在发达地区不需要。二是用静止的、教条的观念理解合作制，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只能办理基本的、低层次的金融业务，不能搞商业化经营，不能进行多层次的联合。

参考文献

[1]邹力宏，徐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路该如何走对抚州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情况调查》[J],载《经济研究参考》,2002,10

[2]李赛辉，《农村金融体制的现状及其改革目标模式的构想》,载《中国农村经济》,2005,63.

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金融改革正式金融非正式金融

农业发展在我国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三农”问题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农村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一、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历程

1979年，我国进行了经济改革，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从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非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我国从1979年开始，对金融部门的投入产出品市场进行了改革。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88年的改革调整阶段。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第四次得以恢复，随着改革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银行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82年国家否定了信用社的双重管理体制，重申信用社合作应坚持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并先后进行了以搞活业务为中心、恢复和加强信用社“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理顺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改革。1983年以后，农业银行开始了企业化运营。1984年，国家指出必须抓紧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其方向是：把信用社办成真正的集体所有的合作金融组织。1984年到1988年，通过全面推进农村信用社恢复合作金融组织的改革，信用社的存贷业务、自有资金积累快速增长。这一期间农村信用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1988年到1996年治理整顿阶段，1988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我国实行了紧缩财政和紧缩信贷的“双紧”方针，信用社进入了整顿阶段，初步改变了信用社即是集体金融又是国家银行基层机构的组织管理体制，内部经营机制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转变，初步理顺了农业银行与信用社之间的关系。但在宏观紧缩的情况下，原来对农村信用社松绑的种种改革措施重新取消（如取消指令性计划、允许多存多贷等），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同时，信用社还要承担保值储蓄、购买金融债券的政策性亏损，再加上信用社内部管理的不规范，信贷资产的质量不高，非正常贷款比重高，贷款收息低，导致农村信用社经营亏损日益严重。除了对信用社的改革外，1994年成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其任务是为农产品收购、消除贫困和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性贷款。在中国农业银行接管了农业银行的政策性使命后，金融体制改革明确了农业银行改革的方向是国有商业银行，以盈利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按照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原则从事经营管理。本着追求利润的需要，一方面由于它倾向于贷款给优质客户，另一方面由于农村设置分支机构需要的成本远大于收益，因此其网点逐步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收缩。

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到2003年深化改革的阶段。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宣布了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1996年政策性资产组合的分离，中国农业银行就成为了国有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规定，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必须对自己的亏损负责，国家将不再提供支持。所以他们在放款方面变得小心起来，导致农户和乡镇企业的融资渠道变窄，进一步的，受到管制和较低的利息率为农户在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的储蓄提供了负面的刺激，这样就刺激了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产生，比如农村合作基金会等。

第四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的信用社独立发展阶段。2003年出台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加快了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今年的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建立现代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决定。

二、改革中的不足及遗留下来的问题

农村的发展使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实行城市化工业化的赶超战略而攫取了大量的农村剩余，使城乡的差距逐步加大，造成了城乡二元化的局面。农村作为城市的“补给站”和“消化站“，如果再不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则城乡的发展脱节，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在农村金融改革三十年的历程中，我们发现所有问题所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如何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乡镇企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在自有资金无法满足其扩展经营的需求时，就成为了市场资金的需求者。虽然国家银行和信用社能够解决部分资金需求，但无法满足其日益膨胀的需求。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千千万万独立生产的农户也成了资金的需求者。对大多数农户而言信用社几乎是他们谋求外部资金的唯一渠道。然而，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根本不能满足广大农户的资金需求。那么，乡镇企业、农户，以及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等对资金的需求因该从何而来？

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但是仍然面临农村信贷支持不足的局面。

首先，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无力直接延伸到最基层去顾及农户的资本金融需求，不与农户直接发生信贷业务关系。其次，农业银行经营明确向商业化方向转变，这一转变的结果是，近年来农业银行分支机构向城市收缩，设在乡镇的分支机构被大量撤并，因此难以支持农业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再次，农村信用社在于农业银行行社“脱钩”时，被动的承担了大量的呆账，造成了我国农村信用社历史负担严重，没有能力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在正式金融机构都难以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和服务时，在客观上需要有私人金融组织的出现。农村金融机构因为要承担来自经济再生产过程和自然再生产过程可能带来的双重压力，加上农村中农户居住分散，贷款规模小，国有银行一般不愿向农业企业贷款。而民间金融是由农村内部自发生成的，具有微观信息灵敏的特征，借贷双方彼此了解，促使了交易费用的降低。民间金融组织是在农村土生土长起来的，与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双向的利害关系，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他们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虽然民间金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由于管理的不规范以及发展过快，使得民间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私人钱庄很多，高利贷发生率高等，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

三、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

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首先应该明确，发展农村的目标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要发展农村的经济首先就要发展农村的金融，为发展农村的经济提供资金。农业的产业化、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是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重建的前提。:

因此，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是发展农村的基本条件。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可见，当务之急是为解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使融资的来源合法化规范化。乡村银行体系的建立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现有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使之在运行机制和内部制度建设方面更有激励为乡镇企业融资服务，另一方面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适当的规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雪飞，农村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07

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金融监管的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structure)对监管效率和有效性、对监管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以及实现监管的目标都有直接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且还将分析监管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活动性质和市场发展趋势的变化，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金融市场发展之外的最优监管结构模式。

一、有关金融监管制度结构的争论

有关金融监管的制度结构问题在各国都曾不太受重视，但近年来，该问题在一些国家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人们开始考虑金融监管的效率是否受监管的制度结构影响。

金融监管的结构格局对金融监管成功与否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影响金融监管效率和有效性。第二，影响金融监管责任是否能明确确定，从而影响监管目标的实现。第三，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目标通常不止一个，因此，在监管目标之间存在冲突时，只有监管机构责任明确，才能较好地解决冲突问题。第四，是影响监管成本的重要因素。第五，不必要的交叉和重复监管，对监管成本和监管效率会产生重要影响，而不同的监管结构在避免这些问题上有不同的优势。

金融监管结构格局对金融监管的成功和效率具有重大意义，但本身并不能保证监管效率和有效性，只是提供实现有效监管的环境。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著名金融经济学家、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Goodhart(1998)和他的同事认为，金融监管结构模式可依据三个不同的准则设立：一个是根据金融机构的特点；另一个是根据金融机构的业务功能；第三个是根据监管目标。以金融机构为准则时，监管机构的划分只根据金融机构的性质而不论其从事何种业务，这在审慎监管中非常合适，因为审慎监管必须以金融机构为监管重心。以功能为划分原则的监管格局只着重于金融业务的类型，而不论从事这些业务是哪些金融机构。他们认为，在实践上，监管结构的设置应该采取矩阵方式。因此，他们提出以监管目标为准则设立监管结构。但无论以什么准则设立监管结构，都会涉及单一监管机构还是多个监管机构并存的模式选择问题。

(一)单一监管机构模式

主张这种模式的人认为，单一的监管机构负责对系统风险、审慎监管和金融机构行为进行监管具有一系列的优势。第一，可以充分发掘监管成本和人力资源的规模效益。第二，可以发掘监管的范围经济(economicsOfscope)。第三，反映了金融机构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第四，可以避免因监管条例不一致、重复、交叉等问题而产生的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第五，如果金融监管人才短缺，将这些人才集中在单一监管机构可以提高对这些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也能够更好地避免这些短缺专业人才流失。第六，在单一的更为简单的监管结构下，监管责任制可以更为明确地确定。

(二)多个监管机构并存的模式

反对建立单一监管机构模式的观点认为，第一，尽管金融机构业务一体化，金融机构日趋集团化，但金融机构之间的差异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会继续存在，银行、保险、证券公司和衍生市场中介机构之间在金融产品、业务性质和资产转化中的不同特点不会立刻消失。第二，单一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和原则可能不很明确，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之间的差异不能给予足够的认识和区分。第三，如果单一监管机构要对系统风险、审慎监管和商业行为等各个方面负责，这些监管目标和责任之间可能会产生冲突。第四，单一监管机构的监管权力有可能过于强大，导致、垄断和滥用权力。第五，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可能令社会公众产生道德风险，在投资决策中，对不同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之间明显存在的差异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第六，建立单一监管机构有可能导致信息损失。第七，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说，具有垄断势力的单一监管机构可能产生低效率。

(三)第三条道路

Goodhart(1998)等认为，设立监管结构的最终评判标准应当是这种监管模式在实现监管目标方面体现的效率和有效性，因此，应当根据监管目标设立监管结构。因为，第一，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实现监管目标的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地进行。第二，只有在监管责任明确的前提下，才能讨论监管责任制的有效性和透明度。第三，当监管机构明确各自的监管目标，才有可能产生明确的内部控制重点。第四，当各监管目标之间产生冲突时，需要找到冲突解决办法。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在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第五，对审慎、系统风险、商业行为等方面的监管，需要不同的监管方法和文化，单一监管机构能否有效地做到这些还不是很清楚。第六，批发和零售金融业务之间存在本质差异，需要不同的监管方法进行监管。让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监管批发和零售金融业务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单一监管机构也可以通过内部监管分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样做的结果会增加内部交易成本。

根据上述论证，Goodhart(1998)等人认为，监管格局可以监管目标为基础来设立，一个可能的模式是建立这样一个监管体系，它包括一个系统风险监管机构、一个审慎监管机构、一个零售金融业商业行为监管机构、一个批发金融业行为监管机构、若干自律组织、一个竞争监督机构。

二、单一监管机构模式的实践

1997年10月，英国金融监管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简称FSA)正式成立，全面负责对英国金融业的监管，英格兰银行(中央银行)也于1998年6月正式将银行监管的责任交给FSA。FSA在“金融服务及市场法”的框架下开展监管工作。如果“金融服务及市场法”得到国会的正式通过，将取代现有的《1982年保险公司法》、《1998年金融服务法》、《1987年银行法》以及《1986年房屋协会法》和《1992年友好协会法》。

新成立的英国金融监管局将是世界上监管范围最广的监管当局，监管的范围从独立的金融咨询公司到经营全球业务的投资银行，具体包括审慎监管、商业行为和市场操作。监管对象包括银行、证券、基金管理和保险公司。这样的监管模式虽并非英国首创，瑞典和丹麦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成功地采用单一监管机构模式，但英国是世界金融中心第一个采用单一监管机构模式的国家。

在世界其他地区，日本于1998年6月设立单一监管机构——日本金融监管局(FinancialSupervisoryAuthority)。同年4月，韩国设立极似英国FSA的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澳大利亚于1998年7月成立两个跨行业金融监管机构：一个负责对银行、保险和退休基金的审慎监管(TheAustralianPrudentialRegulationAuthority)，另一个负责对证券公司和金融机构行为规范的监管(TheAustralianSecuritiesandlnvestmentCommission)。在二者之上还设有一个独立委员会，对二者进行协调和监督。加拿大于1987年将银行和保险监管合并，成立金融机构监管局(TheOfficeOftheSuperintendentOfFinancialInstitutions，OSFI)。卢森堡于1997年1月开始对银行和证券业实现单一监管，冰岛也于1999年1月成立单一金融监管机构。目前，世界上有近五六十个国家在金融监管上采用或正朝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迈进。

与这种一体化的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相对应的是多个法定监管机构同时并存的监管模式，目前美国和世界多数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在美国的监管体系中，有联邦当局一级，而且联储、货币审计处(theOfficeOftheComptrollerOftheCurrency)、证监会(SEC)以及CFTC等对各自职权都极力维护，不愿放弃，因此近期美国还不会出现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

监管的国际趋势是监管的一体化，这种模式具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个是对市场的敏感度，另一个是监管的有效性。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监管一体化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金融机构对多个监管机构同时并存、监管内容交叉重复、监管要求又不尽相同的监管体系有颇多抱怨。从保护市场的角度看，因为金融机构业务和风险管理的全球化，要求监管体制也要反映这种市场变化，从全球的角度监督金融监管承担的全部风险及其对金融系统稳定的潜在影响。

监管一体化的这种趋势从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上也得到反映。西方七国财长于1999年同意由国际清算银行AdrewCrockett领导，将世界各国的监管当局和中央银行聚集在一起，成立一个委员会，并建议各国派出财政部官员、中央银行官员以及该国主要监管当局作为代表。这个提议还会进一步促进各国监管的一体化进程以适应金融市场和监管全球化的大趋势。

(一)监管成本

单一监管结构的模式优势还反映在监管成本的规模效应上。这种模式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承担的直接和间接监管成本。以英国金融监管局的预算看，1999年的监管预算约在1．5亿英镑左右，是英国金融业年营业额(turnover)的0．003％。

合并监管规则和条例，统一监管报告要求，剔除重复和交叉监管，这些都有利于减少被监管机构的负担，尤其是当监管的实行成本若干倍于支付监管人员工资等“直接成本”时，单一监管机构模式的优势尤为突出。尽管英国金融监管局监管范围比被兼并的9个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略广，但按真实价值计算，FSA1999／2000年度的预算低于合并前各监管机构成本之和。

监管成本不仅体现在货币支出上，还会对金融机构的行为和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在这种意义上说，金融监管具有类似税收的经济效果。例如，世界各金融中心在吸引国际金融业务方面一直都存在激励的竞争，而降低监管成本，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是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建立单一的监管机构体系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最终提高社会公众包括投资者的利益。虽然Franks(1998)，Goodhart(1988)和Lomax(1987)等人认为，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未必一定能够实现上述种种优势。因为在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中，对各金融行业监管的专业分工还继续存在，例如，银行监管司、保险监管司等，这些监管部门之间仍可能会产生信息交流和协调合作的问题。但我们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在多个监管机构同时并存的模式下，这个问题会更严重些。因为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可以将管理结构和内部决策程序有效地统一起来，从而比较容易克服上述困难。

在英国金融监管局成立之前，英国有11个法定监管机构，负责监管不同的金融行业。从1997年10月起，其中9个监管机构被英国金融监管局兼并，并于1998年6月，将银行监管从英格兰银行手中接管过来。在这样的新结构下，不仅将最优秀的监管人才集中起来，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在信息交流、文件记录等方面的效率，还有助于避免重复监管的出现，从而降低监管成本。

(二)资源配置

各国的监管当局对可能产生大规模风险，进而危及监管目标实现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都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开展风险分析。由于市场的不断变动和不确定性，使得比较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之间的风险规模相当费时费力，而且非常困难，因此，有效地配置监管资源是完成这项工作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而单一监管机构的组织结构和管理能力应当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监管资源合理配置(Foot，1999)。

在现代监管体制中，除了外部的立法监管，金融机构内部模型在风险管理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评审金融机构采用的风险估计模型和其他复杂的内部控制系统的质量，需要丰富的金融理论和实践操作经验，拥有这些经验和能力的专业人才是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共同追逐的对象。尤其是当这些人才供给短缺时，有效地留住和利用这些专业人才对实现有效监管至关重要。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在这方面应当具有更多的优势。

(三)调和冲突

监管当局在实现各监管目标时可能会出现冲突，这与政府在实现稳定物价和提高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时可能出现的冲突很相似。Goodhart(1998)和Taylor(1995)认为，对不同监管目标、不同监管责任以及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存在的冲突，由政府直接进行调节和解决比成立单一监管机构去解决更合适。但实际上，政府部门在解决这类冲突时通常效率很低，因而并不合适。

在多个监管机构的模式中，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冲突可能是由于各自的监管目标和责任不明确，也可能是这些目标和责任相互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就有明显的优势。单一监管机构可以被赋予明确的监管目标和责任，可以在明确的责任制范围内运作，从而，在监管目标和责任方面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在多个监管机构的模式下，即使各监管机构能够有效的承担各自的监管责任，但汇总起来未必就能得到和谐一致的监管效果。

以英国的监管体制为例。英国财政部和金融监管局的责任都有很明确的分工，财政部制定监管的立法框架，金融监管局则有责任在这个框架之内行使有效的监管。在金融危机出现时，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及金融监管局之间的明确分工和不同责任在1997年的谅解备忘录中有清晰的解释。金融监管局承担监管所有金融活动的责任，并要确保金融机构遵守监管规则。在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时，金融监管局要审核该金融机构是否面临破产、对其他机构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由私人部门提供援助的可能性。如果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受到威胁，金融监管局则要邀请英格兰银行参与解决。英格兰银行要审核系统稳定性受威胁的程度以及向市场注入资本，发挥最后贷款人功能的必要性。如果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向市场注入资本，那么，财政部就必须介入决策，因为中央银行投入的资本说到底是政府即公众的资金。

(四)监管差异

在多个监管机构模式下，各监管机构采取的监管方法可能各不相同，由于监管条例和规则的不一致，可能造成被监管机构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单一监管机构模式则可以比较好地避免这个问题的出现(Norgren，1998)。但这不是说单一监管机构必须采用“一刀切”(onesizefitsall)的做法，因为一刀切的监管方法会增加被监管机构的实施成本，抵消单一监管机构模式具有的优势。

实际上，单一监管机构可以将不同的监管目标和监管方法之间存在的冲突通过内部机制消化处理，应当能够对不同的市场、不同金融产品和投资者类型进行合理区分。在制定监管条例和原则时，既要保持充分的一致性，平等地对待所有被监管机构，确保类似的风险接受类似的监管要求。同时，单一监管机构又要充分反映金融市场、产品、投资者群体的差异，保持合理的区分。而监管责任制和复审机制可以避免这种区分不足的缺陷。

(五)监管责任

单一监管机构模式尽管在各项市场发展新趋势和新环境下具有许多优势，但也有问题，其中之一是单一监管机构被赋予过多、过强的监管权力，以致可能产生甚至霸气，形成所谓的监管垄断势力(Taylor，1995)。如何避免这些问题，不存在什么简单解决办法。英国政府在“金融服务及市场法(草案)”中提出，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局的立法责任制机制，对这些问题加以强调和重视(HMTreasury，1999)。金融监管局也就如何履行立法赋予的责任向公众发表了大量的文件和报告，还就监管方法和监管标准要求大规模地公开地向社会各方广泛咨询。对如何确保监管条例公平实施的内部程序、如何将监管局不同部门进行分工和隔离，尤其是案件调查人员和厉行实施及惩治人员进行内部的分工隔离等具体做法向社会公众广为公布，征询意见和建议(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1998a，1998b，1998c)。

在这种单一监管机构模式下，英国金融监管局负责对金融业的全面监管，但大部分的前沿具体监管由一系列经金融监管局认可的自律组织和机构承担。这些经认可的机构包括3个自律组织、9个专业机构、6个交易所及2个清算行。“金融服务及市场法(草案)”明确定义了金融监管局的监管目标：维护社会公众对英国金融体系的信心；促进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了解，包括对不同的投资机会和金融服务的风险和收益的了解；确保对投资者提供恰当保护；减少金融犯罪。

此外，金融监管局必须承担一系列的责任，确保监管效率和有效性；加强被监管机构管理层的责任，确保监管条例得到实施；推动和促进金融创新和市场竞争；维护和促进伦敦的国际金融服务和市场的地位。

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管制金融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

韩国的金融制度是较为实用性的金融制度，自建国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其金融制度的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在每个阶段，韩国的金融制度在理论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其操作性一直不错，为韩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保障。其发展历程可表示为“自主中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金融”三个阶段。

一、历史沿革

1自主中立金融阶段。建国初期为了治理混乱的经济金融秩序，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消除殖民地金融制度的影响。1950年5月颁布的《韩国银行法》确立了韩国金融业的民主性、自由性与独立性，紧接着其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成立标志了韩国自由中立的金融体制开始运作。在整个50年代，韩国政府都在为巩固其新建立的自由中立的金融制度而努力，颁布了多部关于银行的法律，例如《韩国产业银行法》、《农业银行法》等。到50年代末，韩国自主中立的金融制度已基本成型。

2管制金融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金融业进入管制阶段，也是政府主导型产业金融体制时期，金融体制独立性逐渐丧失，转而成为政府推行其产业政策的工具。1962年韩国修改了《韩国银行法》，政府接管了中央银行的大部分权利，使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金融具有了合法的依据。在这一阶段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很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进入70年代，政府逐渐意识到金融多样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72年，韩国政府采取措施，整顿民间金融市场，调整和转换银行债务，降低利率等，其目的是改善金融机构状况，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3自由金融阶段。1980年韩国颁布了《一般银行经营的自律化方案》，1982年修正了《普通银行法》，开始了韩国金融业向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变革，并通过出售银行股份等方法完成了部分银行的私营化，以此来刺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但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仍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完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而没有完成预期的自由化。

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韩国金融制度改革

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政府开始加大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但至爆发危机时仍有部分步骤尚未实施，例如原定于1996年实行的取消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对贷款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管制金融的惯性，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改革在有的地方还不够完善，甚至出现了漏洞和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其后的金融危机能在韩国造成激烈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是政府的定位不当，在自由化改革中政府提倡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类机构背后大都有工业集团或财阀的支持，它们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干预能力较强。第二，自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来，利率管制放松过急，使韩国国内利率上升，刺激了国外游资的大量注入，并刺激了国内企业举借外债的程度，至危机爆发时，韩国企业举借的大量外债加剧了韩国金融状况的恶化。第三，金融监管不够明细化，过于追求理想目标而忽略了可能遇到的风险，同时政府对于金融企业的保护性太强，纵容其盲目扩张而不允许其破产，这些措施加剧了韩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三、韩国金融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韩国金融的稳定，同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定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1金融自由化是大的趋势所在。但是金融管制或者说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也并不是没有好处，好处之一就是金融业可以明确而直接的为政府的战略目标服务，可以集中金融业的力量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韩国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在管制金融时期韩国的经济得到了腾飞和发展。

2政府在本国金融业发展中的定位要正确。政府干预虽然有些时候会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这却是防止金融动荡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干预过多就会扭曲金融业，在我国目前可表现为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要减少，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要有力。

3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率和保证资本充足率，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加大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加强商业银行的审计工作，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

4协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金融倾斜的程度不能太大，强化直接资本市场在国内资本运作中的作用，对银行的依赖程度要降低，同时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降低准入门槛。

5加强金融监管。首先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职权较大的分工明细的监管体系。现在我国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都分别设立了相应的监管体系，要维护它们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干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而且金融监管要细化、条理化。

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众所周知，中小企业早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大企业发展的依托，是活跃市场的主体，也是经济发展具有活力的具体体现。有关资料显示，到2008年末，齐齐哈尔市中小企业达2多万户(包括个体工商户)，占企业总数的97.4％，提供了全社会75％的就业机会。但长期以来，诸如政策体系不完善、融资困难、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一直制约着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今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市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为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政府及有关方面应尽可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如适当提高中小企业纳税规模标准，增加出口退税，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与创业基地，强化对中小企业的社会服务功能，帮助中小企业建立信息化平台，等等。尤为重要的是建立金融业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影响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建立金融业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体现在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领域，以及中小企业信贷的信用担保领域。

从间接融资方面看，现阶段齐齐哈尔市仅有35％的金融资源投向经济贡献率达50％以上的中小企业。尽管目前银行放松信贷的步伐正在加快，信贷资源正向中小企业倾斜，尤其是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这些已被有关部门提上议事日程。国有银行还针对中小企业贷款设立了专门的事业部，把人员、机构独立出来，单独考核、核算和定价。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有关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组织体系仍不完善、机制和信贷产品缺乏针对性的问题仍十分突出。目前，我市没有适宜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社区银行、合作银行。银行对授信客户的准入门槛较高，多数中小企业达不到银行规定的贷款基本条件。由于改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银行特别是基层银行信贷部门无暇了解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因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相当谨慎；由于中小企业贷款具有金额小、频率高、时间急等特点，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成本相对较高，在商业银行将盈利最大化作为主要经营目标和执行严格的不良率考核制度的前提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从直接融资方面看，资本市场作为直接融资的平台，应当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当前在创投领域，政府引导基金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央1亿元资金以及各地方引导基金的设立，其对中小型创业企业的资本支持力度将越来越大。然而，由于中小企业板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仍相对偏弱，尚未上市的优秀民企希望通过资本市场平台提升发展空间，创投业人士迫切要求资本市场退出渠道能够更畅顺，一些已上市的中小企业板公司则希望市场再融资的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显然这些个需求目前还很难得到满足。因此，在战略层面上谋划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同时，面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完善中小企业资本市场支持体系建设，以适应不同的中小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包括通过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完善中小企业板，支持已上市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等，这些成为当前有关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促进中小企业信贷的信用担保方面看，作为银企的桥梁和纽带，在当前严峻的金融、经济形势下，信用担保机构在增强企业信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据调查，截至2009年6月末，齐齐哈尔市拥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11家，注册资金合计为28248万元，累计为308户中小企业、47290个个人担保，累计担保贷款近40亿元，其中中小企业贷款累计为12亿元，个人消费贷款累计为28亿元；目前在保的中小企业74户，在保贷款责任总额2.9亿元。但是，由于现行信用担保体系仍存在一些缺陷，尤其是担保公司普遍存在实力弱、成本高、风险大问题，从而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因此，各有关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抓紧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支持担保公司做大做强。

二、建立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长效机制的基本思路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已不存在认识上的问题。目前要思考的是如何去实践与落实相关的政策，加强银行、信用等金融机构在金融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可操作性，切实从金融机构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解决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问题。就齐齐哈尔市实际而言，必须从构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为中小企业定做融资产品、推动金融创新、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优化资本市场结构、探索和支持多元化融资模式等几方面同时努力人手，重点建立十项机制：

一是建立中小企业培优机制，促进中小企业贷款合理增长和结构优化。通过制定政策，引导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品有市场、效益良好、有发展潜力、有利于增加就业、讲信用的各类中小企业予以重点支持。在企业信息储备库中进行筛选，把讲信用、财务管理规范、具有发展潜力的成长型企业及项目推荐给金融机构，并对其全程跟踪管理和现场辅导，定期编制信贷支持名录，列出重点支持的企业名单，对筛选出的中小企业有计划地予以优先支持，提供金融套餐服务，不断扩大优质中小企业客户群体。金融机构应认真深入企业调研，对不同行业企业和产品进行分类排摸，建立一批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储备库，努力挖掘一批成长型、潜力型的中小企业作为重点扶持的对象，属于政策扶持的，要建立联系档案，分别给予重点支持或辅导培育。特别是要关注经济主管部门推荐的企业和产品，只要符合信贷原则，都要列为支持对象。

二是改进中小企业信贷营销机制，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机构应创新信贷管理模式，建立起一套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根据市场变化和客户金融需求，积极试办“多户联保、逐年授信、动态调整、周转使用”的中小企业联保贷款业务，依托行业协会，组织一定数量的中小企业按照“自愿组合、风险共担”的方式组成联保体，按一定比例建立贷款风险准备金，约定联保体的责任，明确申贷额度和分保额度，由金融机构根据联保小组成员生产经营等综合情况提供合理的授信。针对生产环节·以生产厂家为核心，通过有原料和产品交易的上下游企业相互担保，或以交易合同为抵押，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满足产业链条中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性资金需求。成功开展中小企业贷款服务，关键在于要用全新的理念、方式和经营模式来做。一是积极开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贷款品种，如仓单质押贷款、货权质押贷款、商铺经营权质押贷款、银票质押担保贷款、信用证担保贷款、企业法人周转经营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二是引入自然人担保、大股东担保等担保方式，解决中小企业不动产抵押不充分的难题。三是针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提供不同的个性化融资产品，适当降低融资门槛。如对发展初期的小企业，只要能够提供足够的抵押质押担保，可以不进行评级授信，直接提供贷款；对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小企业，制定适合小企业特点的客户评级办法，按级给予相应的金融服务；而对于财务信息比较充分、信用记录较好的中型企业，在进行信用评级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的授信额度。以创新的金融服务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

三是完善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定价机制，重点扶持优质、信用中小企业发展。金融机构应采取适当灵活的价格策略，根据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水平、筹资成本、管理成本、收益目标等因素，确立不同的价格。对不同借款人实行差别利率，并在风险发生变化时，自主灵活地进行调整，以确保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和发展动力，来促进中小企业贷款的持续发展。重点是以“有市场、有信誉、有效益”为主要评价标准，对风险较高、信用程度较低的中小企业，要以合理的贷款利率水平覆盖风险；对信用好、风险相对较低、进入重点支持序列的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尽量少上浮或不上浮，要合理降低中小企业经营成本。为重点扶持优质、信用中小企业发展，金融机构应健全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形成由市场内生的利率定价机制。健全的经营管理机制的核心是谋求确立一个能全面调动各个层面积极性、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制度规则，改变目前靠权力控制为制度约束。各金融机构可在目前推行的信贷终身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和完善下列制度：一是岗位竞聘制。在科学测定、民主评议基础上合理确定资产、负债规模和盈利水平。二是健全激励机制。尽快废除有关限制职工收入方面的制度规定，对在年度完成或超额完成利润指标的单位和个人按一定比例提取行长奖励基金和效益奖金。三是完善约束机制。四是相互监督制度。可成立特别稽查组织，赋予其超脱的地位、优越的待遇和特别稽查权力，对任何单位、岗位和个人实施监督处罚；可利用外部社会力量实施外部监督。金融企业一旦有了一个健全的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出于效益和风险的衡量，就必然增加其对利率及其变动的关切程度。

四是完善中小企业银企对接机制，进一步拓展银企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关部门应联合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推进机制，组织开展中小企业融资知识、财务制度、信用等级等内容丰富的培训班，聘请专家对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分片集中培训和个体定点辅导，把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建设、开展第三方信用评级作为筛选、确定优质中小企业信贷服务对象，将金融机构信贷服务延伸到主动帮助优质中小企业健全和规范财务体系，定期组织开展银企资金项目对接会、银企洽谈会、新产品展示推介会、信贷政策咨询会、贷前辅导培训班等银企对接活动，通报中小企业相关动态信息、资金供求情况和银行支持企业推出的新政策、新产品，并对实现对接的重点项目进行经常性的跟踪，做好分析、评议和通报工作，加强政、银、企有效对接，疏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积极开展“征信+评级+信贷”模式创新，构建新型银企战略合作关系。

五是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发挥担保机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作用。以积极引导、多元投资、多层次构建、市场化运作、规范管理为指针，鼓励发展政府出资或出资参股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大力发展以法人资本、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投资设立的商业性担保机构，支持企业设立互担保机构，以健全风险分担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为主要环节，做大做强做实各类担保机构，努力构建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以融资担保服务为主业、以政策性担保机构为引导、商业性和互担保机构为主体、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配套协作、有较强融资担保能力的覆盖各县区的社会信用担保体系。同时可以借鉴国外实践经验，由政府部门牵头，组合运用信用担保、直接投资、专项基金支持、财政补贴或优惠、利率优惠、辅助顾问等多项措施，加快推进以信用担保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和以风险投资为主的直接融资方式，为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成长和发展环境。

六是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机制，为中小企业便利融资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依托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建设，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档案采集与更新机制，加强人民银行、经委、工商、环保、质监等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动合作，加快非银行信息采集步伐，扩大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入库面和使用范围，构建全方位、多功能的征信平台。改进商业银行内部信用评级制度，改变目前按大型企业的标准评估衡量中小企业资信的做法，逐步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资信评估制度，尽快制定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标准，客观评定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合理确定对中小企业的授信额度。加快中小企业外部信用评级建设。积极引进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同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合作，把广泛应用第三方信用评级成果作为改善融资、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将内部、外部信用评级达标的中小企业列为金融重点支持序列，在贷款额度、期限、利率等方面给予不同程度的倾斜支持。

七是健全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促成机制，增强中小企业综合经营能力和发展潜力。建立资本对接服务机制，适时邀请国内外知名的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券商、信托等金融机构以及全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各类投资咨询服务机构等前来我市考察辅导，全方位介绍企业融资渠道及应注意的问题，帮助中小企业分析形势尽快找到发展资金及选择适合的融资方式，实现产业优势加资本运作的新型商业模式。选择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高成长性和上市意愿的中小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象，积极帮助企业协调和解决在上市融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上市步伐。鼓励中小企业采取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租贷融资、信托融资、基金融资等各类场外市场交易形式，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和规模。鼓励和支持一批发展潜力大、信用等级高的中小企业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债券和中期票据，增强中小企业融资灵活性和资本综合运营能力。

八是建立中小企业信息共享机制，形成多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合力。有关部门应建立中小企业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随时通过信息网络交换、共享相关数据和资料，按季召开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分析会、银企业务交流座谈会，定期通报中小企业经济运行、金融支持、政策实施效果等情况和问题，相互交流政策措施和工作经验，掌握中小企业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同时，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典型中小企业，实地开展联合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了解和掌握企业实际情况及行业动态，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搭建各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互通有无，协调配合，合作共赢，公平竞争，发挥银行同业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整体效应。

九是建立中小企业景气监测机制，提高贯彻执行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人民银行、经委联合应建立中小企业信贷培育监测调查制度，选取重点中小企业按季进行景气监测。条件成熟后，金融机构要积极给予灵活有效的信贷支持。原则上，中小企业只能选择一家金融机构开立一个办理日常转帐和现金收付的基本账户，鼓励基本开户行和中小企业在结算、贷款、财务咨询等方面建立较为持久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对当地中小企业按季进行监测，及时了解掌握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和资金供求情况，积极疏通县域信贷政策传导机制，加大金融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依托市级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中小企业运行监测分析数据库，提高信贷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建立中小企业贷款分类、金融支持支配经济发展等专项统计制度，加强对中小企业贷款投放数量与结构的监测分析，为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和服务地方党政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撑。

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金融创新；制度；经济体制；产权；法律制度

从宏观上讲，金融创新是金融当局或金融机构为更好地实现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目标，利用新的观念、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法或组织形式，来改变金融体系中基本要素的搭配和组合，推出新的工具、新的机构、新的市场、新的制度，创造和组合一个新的高效率的资金营运方式或营运体系的过程。

金融创新的制度环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经济体制环境。不同的经济体制下，金融创新活动在动力、制度、工具及技术方面所表现的特征各不相同。第二个层次是产权制度环境，它和经济体制环境密切相关。产权制度是金融创新的内生变量，是我国现阶段金融创新的核心。第三个层次是正式的法律制度以及在法律制度的原则指导下，由行政监管机构结合法律原则和行政裁量权拟定的相关监管措施，包括各种规章、指引、意见和劝告。其作用为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市场的基本关系和市场的竞争秩序，这些制度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对金融创新的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一、金融创新与经济体制环境

经济体制是一国金融创新制度环境的核心内容，经济体制是金融创新的外部制度环境和运行载体。不同的经济体制下，金融创新活动在动力、制度、工具及技术方面所表现的特征各不相同。计划经济时期，银行是财政的收支机构，接受中央指令对社会再生产资金进行分配，单一的信贷制度使得金融企业具有鲜明的行政色彩。利率基本无弹性。这时的金融创新动力来自上层政府指令，因循自上而下的政府指令型创新路径。但外部经济环境僵化，金融企业职能严重退化，权力控制缺乏刺激因素，金融创新领域基本是死水一潭。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微观经济主体开始焕发出活跃的生命力，金融领域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加决。在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加快了四大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化，发展了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初步引入竞争机制；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利率恢复弹性，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极大激发了金融创新的活力。不但有金融制度和机构上的重大改革，金融工具和业务也不断推陈出新，如各种银行卡业务、各类债务的发行、存款工具多样化……直到网络银行的兴起。这时金融创新的动力不仅来自总行自上而下的推动和部署，各基层分支机构也有了市场调研和研制开发的能动性，“单向”金融创新开始呈现出“双向”特点。但由于转轨经济带有较多计划体制特征，这期间的创新活动停留在表层状态。政府供给型的制度创新占主导地位，只是对旧框架的修补，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而金融工具的创新也显得弱小无力，各银行主体间充满了恶性竞争。转轨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并存，两种体制的冲突和摩擦使金融创新本体也充满了矛盾，尤其是国有银行的制度创新明显受到政府、企业、居民以及内部职工等利益集团的左右而处于“锁定状态”。要想使金融创新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间，必须加决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提高金融创新实力，早日实现国际金融一体化，真正融入WTO体系创造一个宽松、充满激励的外部环境。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产权制度环境

在中国，并未对金融业进行真正的产权改革，1995政府在银行中的所有权比例高达99．45％(见表1)，远远地超过世界平均水平41．57％，就是与主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它也基本上是最高的，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更是达到60％以上。

资料来源：LLSV(2002)。其中，GB95是指1995年一国前lO大银行中由该国政府所拥有的资产份额，GC20、GC50、Gc90分别表示一国政府控制该国前10大银行20％、50％、90％以上的资产，GB70表示1970年一国前10大银行中由该国政府所拥有的资产份额。

1979年以来，中国金融业出现许多改革举措并带来金融格局的重大变化，其中重要的改革举措有：(1)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存贷业务与结算业务转移给国有专业银行，同时明确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稳定币值、对金融业实施监管。1986年，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引进市场化调控手段，如法定准备金制度、再贴现制度。(2)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3)1994年起，中央银行开始形成自己的货币政策目标与中介目标，并取代原有的信贷计划与现金计划；中央银行相继通过几部重要的金融法规，根据流动性高低确认并公开中国的MO、M1、M2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指标；国有专业银行开始实施以商业银行为目标的改革；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先后进入金融体系。(4)1998年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

上述改革措施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而且为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拓与扩大、为微观金融主体的形成以及金融主体未来的创新活动作了铺垫。问题在于，这些改革措施中看不到丝毫微观金融主体的能动作用，全部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带有明显模仿印迹的变革，我国微观金融机构至今从未扮演过金融主体或创新主体的角色，而只是充当了政府金融改革的一部分载体，政府由自身的效用函数出发决定了对金融机构的控制，使金融机构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意识。由于金融机构难以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这使得创新的“内在因素”差不多被淹没。国有金融产权的背景下，微观金融机构不具备创新的“内在因素”或原始的创造冲动，原因在于国有金融产权的外部性太大，这种产权结构的自身又无法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国有产权制度及其外部性完全掩盖了金融机构的主体意识，压制了金融机构对利润最大化合理追求的冲动，也淹没了金融机构创新的“内在因素”与“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动力源。这表明现代金融创新与金融产权制度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或者说，只有合理的金融产权制度才是金融创新的最基本前提。

易纲认为，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环境，使得金融机构中的每个人都成为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源泉。问题的关键是要改革激励机制，要使得创新的人有好报，创新的人有个市场价。要想改变机制，就得改变体制，改变体制的最基本方面在于改变产权制度，国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中介机构、保险公司都必须改革机制，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也就是说，这些金融机构的改革都应该朝着股份化的方向发展。产权制度的改变最终会落实到激励制度的改变，有了激励制度，才会有人的创新。

三、金融创新与法律制度环境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法与金融学认为，金融的发展不仅需要明晰的产权安排，而且法律制度在金融发展中同样起着关键作用。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IJSV)对此做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法律制度是投资者权利的最重要来源，他们通过对49各个国家的股东权利指数、债权人权利指数以及法律执行质量的测量，发现法律制度在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程度上随着法律渊源的不同而有规律的变化，其中普通法国家对投资者权利进行了最强的法律保护，法国法系国家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则最弱。在LLSV研究的基础上，大量的经济学家分析了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对一国金融发展的影响，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一国的法律制度越完善，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越充分。同时，一些经济学家还发现，运用对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程度不同来划分金融体系，能更好地解释国别之间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用法律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水平能够更好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

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的修改以及《证券投资基金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出台，为金融业的创新和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开了方便之门。2004年9月以后，监管部门为增加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数量，扩大资金来源，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金融创新的政策。如，200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规定，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从11月1日起，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向合格机构投资人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短期融资券。该办法的实施有利于提高证券公司融资行为的市场化程度，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

劳动保障部与中国证监会于2004年11月联合《关于企业年金基金证券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和《企业年金基金证券投资登记结算业务指南》，就企业年金基金证券投资的开户、结算等有关问题作出规范。《通知》规定，企业年金由托管人根据受托人委托，为企业年金基金申请开立证券账户。证券账户按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人的每个组合开立，账户名称则采用企业年金计划和托管人的联名方式。托管人负责所托管企业年金基金的清算和交收。投资管理人对投资过程中产生的超买、卖空行为的交收承担责任。劳动社会保障部将对受托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执行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本规范为企业年金入市奠定了又一重要的制度基础，也是启动企业年金市场的又一制度保障。一旦企业年金技术标准等规范颁布，企业年金市场就将正式启动。这是劳动保障部门与证券监管部门通力合作，鼓励合规资金入市的又一重大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