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论文范文

金融全球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关于全球化的本质问题

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的结果。1997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国际贸易迅猛增长。我国相当多学者在论述经济金融全球化成因时，往往也与西方主流学派观点相类同，他们说：“导致金融全球化的因素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实体经济因素，诸如贸易、直接投资、科技进步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二是金融技术因素；三是全球金融自由化创新因素。他们根本不提和掩盖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驱动力是资本无限扩张的冲动。

笔者赞同宿景祥等同志的观点，他们指出：“西方主流理论描述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等因素的结果，却避开了全球化的本质”，从导致全球化因素剖析，“其根本驱动力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是资本的本性要求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不论经济全球化的每个阶段各有其什么特点，资本关系向全球扩张这个实质并没有改变”，“目前的世界经济依然由西方所主导，因而全球化问题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范畴”“资本主义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指以资本主义为主导、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表现”。而今，西方跨国集团向超级化发展，全球民航客机市场已被美国波音、麦道公司合并坐上霸主宝座；在世界前10名金融巨头中美国竟占了7个，使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中处于霸权地位，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其政府只不过是国际垄断资本的“人”，利用军事、经济、金融实力称霸世界，企图控制、左右全球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与民族化是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两种基本趋势

不少学者只宣传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等等，说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而忽视在全球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另一种基本趋势。不能否认，推动当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是同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最新阶段的巨大作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世界是有众多的有的民族国家组成，资本所追求的全球性垄断与民族国家的之间，是相互尖锐对立的，它们所决定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趋势，是世界经济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全球化趋势越强，民族化问题也随之越突出。因此，我们在重视研究、适应和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研究各国民族国家、民族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安全。我国是一个寻求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与富强，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一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听任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的任意配组和利用。波兰的国有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外国资本家将波兰银行筹集的资金调往国外，使波兰的企业得不到信贷扶持，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前车之鉴。其二是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福利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因为世界尚未大同。在参与世界经济金融竞争中，如果本国银行不重点扶持提高本国民族经济的竞争力，这是舍本逐末，颠倒了主次，最终会导致民族经济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的使本国人民的福利受到根本性的损害。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全球化已使民族经济范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而终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利己主义的宣传，是企图实现他们无阻挡的控制，占领整个世界市场，攫取最大的垄断利润。三、全球化与自主化

金融全球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活跃，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很多国家连续爆发金融危机。当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维护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被视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内容而被各国所重视。国外学者对于金融安全这一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也缺乏对此进行专门论述的著作，不过我们可以从与之相关的金融危机理论进行探索。金融危机理论是金融安全理论的基础，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以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金融危机为背景进行了广泛而多角度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金融危机理论。如明斯基提出的金融脆弱理论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出发，阐述金融系统由稳定到不稳定和产生过激债务危机的形成过程；克鲁格曼的理性投机攻击模型，揭示了开放条件下国际资本由投资到投机性质的转化过程，并且提出这种转化过程会由于政策失误和各国经济与政治上的动荡而不断加强；米什金提出的不对称信息金融危机理论，从假设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开始，描述了金融系统如何因此而产生广泛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进而发生金融危机的过程。

（二）国内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始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但迄今为止，也没有对金融安全作出统一的定义。梁勇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提出国家金融安全的概念，认为国家金融安全是指一国能够抵御内外冲击保持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本国金融及经济不受重大损害，维护金融财富不大量流失、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基本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状态的能力，和对这种状态与维护能力的信心与主观感觉，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得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安全。李怀珍等学者认为金融安全是指一国遵循一定的规律和规则，通过政府部门的主导和支持、监管当局的监督调控、金融主体的自我调节，使金融业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和防险、抗险能力，总体上处于稳定运行状态。刘锡良将金融安全概念分成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并分别从这三个层次对金融安全作了阐述。王元龙认为，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及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

二、中国金融安全的外部挑战

（一）美国金融危机

从根本上说，美国次贷危机是世界金融体系多年来积累矛盾的爆发和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更是世界经济长期繁荣后的周期调整。由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通过市场渠道、贸易渠道和资金渠道迅速传导至我国，并对我国的金融市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次贷危机的蔓延恶化了世界金融环境，造成美元贬值、世界大宗商品价格频繁波动，国际游资四处寻找投机机会。由于中国的金融领域尚未完全开放，美国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对中国经济进行冲击，在市场渠道和资金渠道的冲击压力并不大。但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此次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严重冲击使得中国金融安全面临的金融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金融风险加大。另外，美国政府为救市向世界市场上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约占我国国际储备2/3的美元资产面临着严重缩水的风险。

（二）欧洲债务危机

次贷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欧洲债务危机又不期而至，使本就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更加恶化。欧洲债务危机与次贷危机有很多不同，但二者对金融和资金供求产生的趋紧影响是一致的，且欧洲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在全球化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国际金融风险向我国传染的几率愈来愈大，全球金融体系的微小变动，都会产生“蝴蝶效应”，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此次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首先是对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由于中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基本与国际同步，因此在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的情况下，中国的大宗商品市场剧烈震荡，风险集聚。此外，欧洲债务危机导致的全球股市的动荡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推波助澜也不可低估。

（三）国际游资

美国经济步入复苏阶段，随之美元进入升值周期。并且美联储连续收缩QE额度，使美元的升值预期越来越强烈，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已经面临国际资本撤离的风险，中国金融系统也受到一定冲击。据统计，2013年6月～7月，中国出现了资本净外流106亿美元，巨额的外流资本不断收缩国内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导致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达到13.44%的历史最高点，隔夜回购最高成交利率竟一度达到30%。雪上加霜的是，央行一度维持人民币升值，国际热钱能够不断以最大化的收益离开中国，一旦央行出现美元短缺，不能支付外流热钱，人民币对美元则将出现断崖式暴贬，人民币甚至会丧失国际信誉。国际流动资本在当今全球化的格局下扮演着资源配置的角色，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膨胀和不确定性的增强，国家金融安全问题日益显著。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缺陷很容易成为众多国际投机势力阻击的对象。近几年来，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跨国流动的巨额短期资本与实体经济越来越脱节，变化大大快于实体经济的变化，产生了严重的“虚拟化”现象，具有投机性强、流动性强、破坏性大的特点，因此存在很大的风险。“热钱”作为逐利性极强的资本，起到了诱发并加剧金融危机的作用。作为新兴市场国家，高涨的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大的存贷款利差、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等，导致我国成为国际“热钱”的理想投资市场。近年来，通货膨胀加剧、汇率波动频繁、资产价格虚涨等问题日渐突出，“热钱”大规模流入已经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中国金融安全的内部挑战

（一）影子银行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由于我国对金融的严格控制导致正规的融资渠道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从而“影子银行”以非正规的融资方式向经济提供流动性。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即使采用最窄口径，2013年底影子银行体系规模也达到了14.6万亿元，分别占GDP和银行总资产的29%、11%。在如此高的存量规模下，一旦出现问题，将会诱发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目前来看，影子银行有逐渐阳光化的趋势。但也应当注意，2014年信托业将面临巨额的刚性兑付风险。2013年末，整个信托业的余额大概是11万亿元左右，其中30%左右是通过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的，但是信托业大量投向基础设施制造业或者房地产，而这些行业目前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趋紧政策使很多房地产商存在资金缺口，在正规渠道无法获得融资的中小房地产商只能转向非正规的“影子银行”。从“影子银行”融资的中小企业也有银行贷款需要归还，一旦中小企业从“影子银行”融入的资金难以按期归还，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增加，会大大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在高融资成本和房地产市场大幅降温的环境下，中小房地产商随时都会破产。更大的挑战是，如果中国经济骤然减速，经济增长严重放缓，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房地产价格剧烈下降，信心崩溃，资产被竞相抛售，个别短期、行业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将转化为长期、系统性、全局性问题。

（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

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救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鼓励居民消费。其中，中央政府拨款4万亿资金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希望以此阻止经济的下滑。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起来。长期以来，政府融资平台为地方政府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在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随着地方政府融资规模的快速膨胀，银行信贷资金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一系列风险也随之而产生。由于基建项目的公益性和税收使用的不灵活，政府融资平台的还款来源主要是土地出让金。地方通过融资平台拉动地方建设，而土地出让金又成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主要还款来源，融资平台的风险通过一系列的资金循环和信用杠杆的叠加，具备了扩散为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加之房地产市场正经历的史上最严厉调控导致土地交易市场日渐冷清，需求减少和供给增加必然会导致土地出让金大幅下降，进而引发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原有的“土地财政”模式在持续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下已经不再保持稳健性，直接反映在地方融资平台的偿债风险高增。届时商业银行将可能无法追回贷款，面临流动性困境，最终引发金融风险。值得反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各种目的，盲目扩大融资规模，以至超出自身还款能力，最大限度地使用金融杠杆。据统计，信贷融资占政府融资总额的80%以上，这表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银行信贷的高度依赖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各种风险将通过资金循环转嫁至商业银行，尽管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证券化手段将风险分散到居民手中，但是居民对于风险的反应也必然通过其与银行已经建立的信贷关系再度反馈到银行信贷风险上。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供给主力，如果地方债务出现违约风险，首当其冲的必然是银行体系。而大型银行机构的网络遍布全国，如果某个区域发生风险，很可能会引发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

（三）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转嫁扩张

在特定条件下，财政风险可直接转化为金融风险。比如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大，超出财政负担能力，致使政府债券评级下降，持有债券的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大幅增加，导致金融系统稳定性下降，欧洲债务危机正是这种模式。从政府债务规模来看，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9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66504.56亿，合计30.27万亿元。与去年年底相比，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上升8.57%。地方政府债务的资金缺口正逐步增大，即使考虑到借新还旧，2015年后将会出现绝对资金缺口。一直以来，土地出让金都是地方政府财政的重头戏，但根据相关统计，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41250亿，政府能够自由支配的部分约占2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有8000亿左右的可支配资金，仅能偿还全部债务每年所产生利息的一半。根据传导路径来看，财政风险主要通过信贷资金财政化转化成金融风险。通常，财政和银行的边界并没有明显的界定，银行发挥着准财政政策的作用。当财政不足或财政收支压力较大时,一些本应由财政承担的支出就落在了银行的身上，比如促进充分就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等。这样，银行就同时发挥着信贷职能和财政职能，造成财政的“缺位”与银行的“越位”现象。这种现象使银行信贷资金运动实际遵循的是财政资金的运作规律，而财政拨款的基本特点是无偿性，因而“银行资金财政化”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形成严重的银行风险。

（四）政府干预风险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过多，会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率。从根本上来说，政府一直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实质上是“政府的银行”。为维持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稳定，通常情况下，政府会凭借行政手段命令银行对不景气的企业提供贷款，对一些经济效益差的项目提供资金。由于银行与地方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政府财政担保的情况下，这部分贷款和银行提供资金往往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监管，银行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加上企业在兼并、改制与破产中，政府不合理的介入，使债权难以落实，容易形成许多不良资产，加重金融风险。另外，当财政出现赤字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也会强迫银行贷款，挤占了大量的信贷资金，而这部分银行贷款往往具有数额大、期限长的特点,且政府所借资金大多用于基建领域，偿债能力先天不足，这样无疑给银行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另外，还应当注意房地产业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房地产业一直是带动地方经济的支柱力量，与地方政府和银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房地产业不景气时，地方政府往往向银行施压,要求银行提供数量巨大的资金,一旦出现房地产泡沫,便形成大量银行不良资产。地方政府不合理干预的结果使得商业银行信用活动扭曲和金融秩序紊乱，潜在的金融风险增加。

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深化金融改革

（一）谨慎使用财政赤字政策，减少政府干预

政府对金融安全的维护是外部制度安排，包括制定维护金融安全的相关法律、构筑金融安全网等。政府应当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国企改革，不再依靠违背市场规律的行政手段和直接控制，而应当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间接控制，逐步实现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另外，应当完善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评价体系，优化地方政府融资模式，缓和融资平台矛盾。政府在财政政策的使用上应保持谨慎态度。财政政策只能作为一种短期的需求调节工具来使用，长期来看财政政策不仅存在挤出效应，而且对一国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都是不利的。

（二）提高金融监管绩效，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监管

在开放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是影响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其中短期资本流动造成的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干扰、外债规模对货币币值的影响和外资金融机构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有了较大改善，但仍然无法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要求。鉴于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同时，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完善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法律框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外债规模、风险监测指标和改善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

（三）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增强银行竞争力

事实证明，如果危机蔓延至银行体系，势必造成危机的快速升级，危及经济健康和金融安全。可见，银行对一国的经济和金融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工、农、中、建等商业银行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货币经营企业，但事实上他们的盈利性目标一直让位于国家的政策目标。这种状况如果不发生改变，尽管商业银行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仍然会继续被大量的不良资产所拖累。因此，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应当逐步减持国有股份，变国家控股为国有参股。要明确商业银行职能，避免政府行政干预，实现政企分离，使商业银行成为以市场为主体的真正银行。

（四）资本项目有限有序开放

资本账户的开放能够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但随着金融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也在日益减弱，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存在很多金融安全隐患。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不确定性和中国金融弱国的现实，决定了我国在金融全球化的战略过渡期内，必须保持有限全球化态势。资本账户的对外开放过程，只能是渐进的，在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的融合度上，只能是有限的，即资本项目的开放应遵循由少到多、逐步放松的原则，在渐变中完成。

（五）完善中国问题银行退出路径当银行出现危机，陷入流动性困境时，政府为了维持金融稳定，避免金融系统出现大规模地动荡，一般都会以直接救助的形式使问题银行免于破产。在这种思想下，银行间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增加。为避免这种情况，应当树立有限政府理念，遵循问题银行市场化退出原则。

（六）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络

金融安全问题绝不仅仅是单独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更具有全球性，一个国家的金融出现问题，常常会通过各种途径传导到其他国家境内，产生连锁反应。为此，要建立起新的国际金融体制，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另外，要处理好安全与效率的关系，在我国金融改革过程中要将提高效率与维护金融安全联系起来，优先考虑安全。并通过加强与它国的金融监管合作，不断提高监管水平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金融全球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全球化，资本流动，推动因素

当我们为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全球化是主导这个世纪经济活动的主旋律。在所向披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金融资本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要素，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金融市场边缘日渐模糊，日益一体化。但是，就在人们弹冠相庆金融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全球化功绩的时候，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为全球化的进程蒙上了阴云，促使人们反思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利弊善恶，并提出疑问：金融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个别发达国家别有所图?quot;阴谋",进行所谓"运用金融杠杆掠夺财富的战争"？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是如何推进的？这个过程的性质如何？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面前如何自处？本文试图通过对金融资本流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驱动因素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属性作出初步判断。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内涵与表现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流动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资本跨越国界的大规模活动，表现为多向及多边的资本流动，是资本实现全球范围重新配置的过程。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国际转移及实物形态的生产资金的国际转移两种形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促使资本流动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为主转向货币资本的国际化过程，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及无边缘化。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不是一帆风顺的。本世纪初，资本流动一度达到很高的全球化程度，1929-1933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大萧条和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动荡使这个进程戛然而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流动重新走上了全球化道路，经历了欧洲资本时期、石油资本时期、债务危机时期等阶段，最终进入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时期，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扩张，资本跨国流动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从具体内容看，金融资本全球化具有如下表现形式：

1、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急剧扩张。

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2、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3、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提高，资本流动性上升。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到1998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显然，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扩大表明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在不断加速。

4、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最近几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5、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调整息息相关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推动和扩张，国际贸易的发展先行于国际资本输出，但是，当资本可以绕过贸易保护壁垒而自由流动时，其对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上升。可见，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一系列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结果。其中，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变化构成了资本流动全球扩张的客观基础。

尽管货币作为虚拟经济符号，凌驾于实质经济基础之上，甚至出现与之相分离之势，但是，以资本流动为主体的跨国界的金融活动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联仍然是非常深厚的。世界经济增长导致全球范围的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从而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资本的全球化布局与全球不同区域的GDP表现、通货膨胀水平等因素之间密切相关。

1、经济周期与资本流动

1973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以显著的波动性快速扩张。国际资本市场的年度筹资额一度以50-70%的速度增长，转而又出现-0.14%到-12%的下降。从长的周期上看，资本流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出现在全球GDP上升时期，而GDP的周期性低谷，也往往伴随着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扩张速度的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2、全球通货膨胀与资本流动

相应地，过去30年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经历了1969-1974年的大幅度上升，1974-1986年的逐步下降并在较低水平的企稳，1986-1990的再度上升，以及1990年以来的快速下降等几个时期。

从总体上看，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变动与GDP平减指数的相关关系是：资本流动增长往往出现在通胀呈现下降趋势时期，而资本流动扩张速度的减慢往往与通胀的上升基本同步。尤其是在1980-1985年，全球出现14-15%的高通胀，资本市场筹资额有3个年份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则是高达40%和70%的增长，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而90年代后期后，全球通货膨胀进入低水平稳定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扩张也变得更为平稳，基本稳定在10%左右。

3、全球贸易增长与资本流动

同样，从数量变动上看，全球资本流动与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世界进出口总额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往往伴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上升，而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收缩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增长减缓呈现一定的同步性。但是，1985年之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变动相对平稳，与全球贸易增长的相关性有所下降。

三、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与资本流动全球化

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构和变动方向。

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唯一目标，如果资本投资于国内能够获得多于投资于国外的利润，也就没有必要流向国外。利润驱动是主导资本国际流动的首要动机，因此，各国利率差异必然引起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

过去30年间，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把放松利率管制作为金融深化的主要措施，市场决定正在成为国际利率确定的基础，市场利率格局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利率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运用中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调整。整个70年代，货币学派主导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制定与调整，各国中央银行普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控制目标。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控制货币供应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有限，利率逐渐确立了在反通货膨胀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各国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利率工具在货币政策中的使用，利率成为当代货币政策最直接与最有效的工具。最近以来，西方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有意运用利率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当他们认为金融资产价格过高，可能导致泡沫经济时，便调高利率来控制资金供应，促使金融资产价格回落。这样，利率水平与金融市场价格的相关性明显提高。

过去30年国际利率的调整周期与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变动紧密相连，70-80年代的高利率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情况下西方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90年代以后，尽管西方经济曾在1992到1993年间出现短暂的衰退，但通胀得到抑制，利率基本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利率作为资本的市场价格直接影响资本全球流动的总量和结构。

首先，从总量上看，在利率水平大幅度调整时期，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额也出现比较大的增减变动，而在90年代以后利率波动幅度明显收窄之后，国际资本市场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显然，利率的波动性高低直接影响资本流动的波动程度。

其次，国际利率的相对水平变动对资本流动的结构产生很大影响。通常情况下，当国际利率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时，国际资本往往流向收益率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而当国际利率水平显著回升时，国际资本往往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出，转向西方工业国的金融市场。90年代初期，美国和日本普遍实行异乎寻常的低利率，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衰退相互作用，发达国家不动产和证券市场的收益出现萎缩，国际资本被吸引到高投资收益和经济前景看好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可以说，工业国家经济不景气、低利率，是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条件明显好转的重要因素。自1994年2月起，美国开始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国际利率转入上升轨道，发展中国家资本大规模流入的趋势开始逆转，国内外平衡受到影响，为金融危机的最后爆发埋下了伏笔。

第三，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在其他条件基本确定的情况下，国内利率与国际利率水平的差距是决定资本流入规模及结构的重要因素。

四、资本帐户管理政策与资本流动全球化进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国际资本需要自由地、迅速地流向全球回报率最高的地区，为此，取消外汇管制推动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呼声不断高涨。事实上，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可兑换范围的扩大成为促进私人资本流动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多数成员国在战后初期对资本项目交易实行某种形式的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主要工业国家开始了资本帐户可兑换的过程，到1994年，主要工业国基本实现了资本帐户的开放。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严格限制着资本外流。80年代初期以后，在国内金融体系逐步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帐户可兑换方面开始取得进展。1991年到1993年，部分拉美和亚洲国家相继实现完全的货币可兑换，而更多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放松对长期和短期证券投资流入的限制，并对商业银行和居民的外汇业务管制实行自由化。

目前，在资本交易控制方面，控制资本市场证券的成员国为133个，控制货币市场工具的国家为115个，控制共同投资证券的国家为103个，控制衍生和其他工具的国家为87个，控制商业信贷的国家为105个，控制金融信贷的国家为112个，控制担保等备用金融工具的国家为88个，控制直接投资的国家为149个，控制直接投资清偿的国家为52个，控制不动产交易的国家为134个，控制个人资本移动的国家为82个，针对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实行特别条款的国家为155个，对机构投资者实行特别条款的国家为82个。

此外，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统计表明，许多原来对外资采取限制和管制政策的国家纷纷修改其外资法或颁布新的外资法，以更有利的条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1991-1998年间，修改外资法律法规的国家年平均超过50个，其中，94%的修改是为了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只有6%的修改是加强了对外资的管制。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相继承诺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国内和外部金融交易的各种限制等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樊篱逐步消除，大量的国际资本用于弥补工业化国家巨额的财政及经常帐户不平衡所产生的融资需求，工业化国家之间资本流量的净额得到迅速的增长，资本流量的增长同样显著。

五、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资本流动

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是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各国国际收支平衡、汇率调整、国际借贷安排等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集合,构筑了维持自由贸易运转所必需的法律框架和制度规范。

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包括可供选择的汇率机制、储备资产和由其构成的国际清偿能力，以及一个调整和筹措资金的机制。

过去200年间，从本位货币和汇率制度的选择看，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时期、以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时期，和浮动汇率三个主要时期。

全球性金本位时期开始于1879年，其基本特征表现为：金币可以自由铸造或熔化，自发地满足流通中的需要；金币可自由兑换，以保证黄金与其他金属铸币和银行券之间比价的稳定；黄金可自由输出入，以保证外汇市场的相对稳定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统一。20世纪后，金本位制的运行规则受到严重挑战，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使各国的商品输出减少，出于保值目的资本外逃增加，各国纷纷限制黄金流动，黄金的自由输出入受到严重制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实行黄金禁运和停止银行券的兑现，古典的国际金本位制走向终结。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漫长的国际货币混乱时期，1945年，建立了国际货币史上第一个带有正式约束性的国际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美元为核心的固定汇率制。在前20年间，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基本顺利，汇率的基本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扩大，而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控制，相应放松了成员国的政策约束，使政策制定者可以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追求国内经济目标，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欠--"特里芬之迷"始终困扰其运行，而战后国际经济的重建和新兴市场的发展，以及交易技术的提高，不断侵蚀着各国控制资本流动政策的有效性。面对伴随着资本流动性提高的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快速膨胀，官方储备的相对规模持续下降，已不足以维持汇率钉住及钉住水平的有序调整。在外汇市场连续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其他硬通货的美元危机后，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新经济政策"，美元停止兑换黄金，敲响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丧钟。

自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临时委员会达成"牙买加协议"起，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无体系"时代，其重要特点是汇率安排和储备货币的多样化。在汇率安排方面，协议规定，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偏好独立选择汇率制度。实际运行结果是，从各国汇率制度名义安排上看，管理浮动及独立浮动国家增多，实行钉住制国家减少，尤其是钉住美元的国家数目更是下降了半数左右，但是，从各国实际执行情况看，实行管理浮动的国家接近半数在具体操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转换成了变相地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针对单一货币有限度浮动的国家事实上也在根据美元汇率变动调整其汇率水平，加上名义及实际均钉住美元的国家，在1997年7月初，至少有超过60个国家的货币与美元保持相当紧密的联系，约占报告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显然，以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牙买加体系"，仅仅解决了部分发达国家对美元的过度依赖问题，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美元的汇率变动，汇率制度的不均衡程度日益严重。

上述三种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因而带有其各自鲜明的特色。同样，在三种货币体系下，资本的跨国流动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从汇率的波动幅度看，金本位时期，西方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程度很低，英镑对美元汇率高低限相对于平价波动幅度仅为-0.59%到0.70%，美元对法郎汇率高低限相对于平价的波动幅度为-0.68%到-0.62%。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时期，英镑对美元汇率的高低限相对与平价的变动幅度扩展到上下各1%，同样美元对法郎汇率高低限相对于平价波动幅度扩展到上下各0.99%。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率大幅度提高。

其次，不同国际货币体系下，西方主要货币利率的波动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基本规律是，长期债券利率波动率的历史上最小值出现在金本位时期，美元本位时期居中，浮动时期最高；短期债券利率波动率则以美元本位时期为最低，金本位时期居中，而浮动汇率制时期最高。

第三，从资本跨国流动的相对量来看，在金本位制度下，金币形式资本可以流向任何地区，资本跨国流动常常受到输入国的鼓励，外国证券在大多数股票交易所自由交换，利润回流不受阻碍，资本跨国流动发展迅猛，以跨国资本流动总额相对于各国GDP的比例衡量，1880－1914年间平均为3.3％（Taylor,1996），其中，英国的年平均资本流出量占同期GDP的5%到9%，法国的资本流动占GDP的2%，德国为3%。而由于控制资本流动成为美元本位时期有效实施的前提，资本的跨国流动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资本流动的相对规模明显低于金本位时代。而在浮动汇率制下，黄金与货币正式脱钩，国际货币制度实际上真正进入信用本位制，这就为资本的无限度膨胀打开了方便之门。随着资本帐户管制放松浪潮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传递，资本重新获得了实现全球流动和布局的动力，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流动速度显著提高，流动形式出现巨大调整，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总之，在国际货币体系由金本位到美元本位再到浮动汇率制度的变化过程中，全球资本流动经历了高度流动到高度抑制再到重新流动的发展过程，其变化的关键在于，本位货币、汇率调整以及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决定了资本在跨国流动的法律地位和难易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和结构。

六、跨国公司及国际组织政策调整与全球资本流动

（一）、跨国公司是资本流动全球化发展的助推器

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出口增长大大超过全球产出增长，全球直接投资增长又大大超过全球出口增长。跨国公司作为一个或几个国家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从事跨越国界的生产或经营活动的现代经济实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共有4万家跨国公司，其海外子公司多达17万个，每家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国外子公司多达7家。世界总值的1/3、世界贸易的2/3、直接投资的70%都掌握在跨国公司的手中。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掌握全球3.1万亿美元资产，占世界跨国界直接投资的50%。这10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占了32家，其余主要分布在西欧和日本。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其不断加剧的竞争及购并行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以商业贸易为主的国际经济交往，正在被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所取代。

跨国公司海外活动的增加，要求并推动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际化。而跨国银行的国际网络逐渐遍布全球，为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提供了巨大便利。跨国公司及其主导的资本流动全球化发展客观上有助于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但也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程度，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力，甚至引发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

（二）、国际组织和区域金融集团全力推动资本流动全球化进程

在资本流动规模的快速扩张过程中，国际货币组织、OECD和一些区域经济金融集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资本流动的政策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之初，基金组织认为，经常性国际支付应该是自由的，而资本转移从法律上看可以是限制性。基金组织协定没有就管理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所发生的外汇交易与转移作出说明。因此，根据基金组织协定，成员国有权限制资本转移。

但是，尽管在协定中没有明确区分短期投机性的资本流动和生产性投资的资本流动，基金组织协定的目的并不是阻扰长期性的国际投资，基金组织明确表示应当取消管制不仅限于直接与经常性国际交易有关的支付转移，而且还包括阻滞生产性的资本活动的管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资本流动规模和结构出现大幅度调整，影响力不断扩大。尤其是80年代后期，开放资本帐户及管理大规模及具有潜在波动性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等问题开始引起关注，并成为基金组织政策讨论的一个焦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金组织对于消除汇率限制及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政策意图开始昭于天下，1997年，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达成协议，"同意修改基金组织的条款，将促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作为基金组织的具体目标，并授权基金组织对资本流动进行适当的管理。"1999年7月，当时的基金总裁米切尔·康德苏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演讲中指出："资本流动既是过去1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原因。国际社会正在考虑是否扩大对IMF在资本帐户自由化方面的授权，以修订IMF的司法权限。在1997年香港召开的IMF年会上，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是给布雷顿森林体系加上新章节的时候了"。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大力推动者之一。早在1961年，OECD就通过了《资本流动自由化法典》和《经常项目无形经营自由化法典》，1976年，又通过了《国际投资与多国企业声明》等，作为区域内具有约束性文件，该决议包括所有对外资本交易和经常项下无形交易，适用于OECD地区经营的由外国人控制的企业，要求根据国际法，为外国投资控制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国民待遇。长期以来，OECD有关文件主要适用于商业信贷和贷款，1989年，OECD将有关章程条文扩大到主要的资本交易，尤其是大多数短期资本流动，但是，这些条文并没有将成员国的义务扩大到与资本流动有关的所有外汇交易，例如，属于资本交易的对转移征税、多重汇率做法以及要求事先存款的规定，不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

世界关税贸易总协定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等规则，对于直接投资给予法律上的保障。

其他一些区域性经济与货币安排等机构也相应建立了有关资本流动的管理规定及新的游戏规则。如阿拉伯经济同盟1970年通过了《阿拉伯国家相互投资及资本自由流动协议》，此外，1987年东盟成员国签署了《东盟国家投资协定》，1994年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通过了《亚太经济合作非约束性投资原则》等，北美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3年非洲有关国家签署了《东南非共同市场协定》。尽管这些协定或文本在法律约束力方面有一定差异，并且多数以贸易为主要内容，但是，这些协定至少在地区内部为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提供了法律支持。

七、基本结论

综上所述，推动全球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及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动，国际贸易发展，金融市场内在需求及利率变动、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资本帐户管理政策，国际货币体系，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方面。有关动力的属性又可以划分为：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人为推动两部分。

在一般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本身的推动力应归入客观必然性类别；金融活动快速上升产生的内在推动力则兼具客观必然性和人为推动两方面的属性，但是，相对而言，其客观必然性的色彩更强烈一些；在资本帐户开放进程中，发达国家的政策推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开放过程又是更多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联系不断扩大的结果，因而同样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一面；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国际货币关系的准则，其总体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意愿；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政策调整可以全部归入人为推动的范畴。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设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进的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总体上看是世界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必然结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意志，具有人为推动的一面。

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发展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相互联系又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资本运动的自由化意味着居民可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也意味着国内消费者可以购买外国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本国金融机构可以为外国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从内外两个角度进一步推动了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其最终结果是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佳化，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场表现形式。

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属性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从全球资本流动的地域结构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继续保持在资本全球流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资本全球化布局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相互间的资本流动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资本多向流动趋势日益显著。即使是金融危机的大范围爆发，也不仅没有影响发达工业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反而促使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流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的地，大量持续的资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实力超强发展，使其对国际资本市场未来格局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贸易服务自由化等形式，促进了全球金融领域的竞争，推动风险报酬趋向于平均水平，并通过资产价格的迅速调整保持市场均衡与稳定。同时，资本自由流动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更好地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扩大技术转让的范围，其结果是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此外，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要求一国有关管理当局切实提高经济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关政策组合的协调能力。

当然，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看，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扩张仅仅是个开始，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还处于初始阶段。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逐渐暴露出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但是，与我们传统认识相背离的是，即使不同资本流动工具的变动规模呈现此起彼伏的波动特征，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全球资本流动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融资的增长成为一种不断持续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将不断地向更广阔的范围、更深入的层次发展，因此，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是一个不间断的持续过程，这个过程还将不断地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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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布莱恩，D.法雷尔，《无疆界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金融全球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关于全球化的本质问题

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的结果。1997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国际贸易迅猛增长。我国相当多学者在论述经济金融全球化成因时，往往也与西方主流学派观点相类同，他们说：“导致金融全球化的因素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实体经济因素，诸如贸易、直接投资、科技进步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二是金融技术因素；三是全球金融自由化创新因素。他们根本不提和掩盖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驱动力是资本无限扩张的冲动。

笔者赞同宿景祥等同志的观点，他们指出：“西方主流理论描述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等因素的结果，却避开了全球化的本质”，从导致全球化因素剖析，“其根本驱动力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是资本的本性要求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不论经济全球化的每个阶段各有其什么特点，资本关系向全球扩张这个实质并没有改变”，“目前的世界经济依然由西方所主导，因而全球化问题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范畴”“资本主义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指以资本主义为主导、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表现”。而今，西方跨国集团向超级化发展，全球民航客机市场已被美国波音、麦道公司合并坐上霸主宝座；在世界前10名金融巨头中美国竟占了7个，使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中处于霸权地位，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其政府只不过是国际垄断资本的“人”，利用军事、经济、金融实力称霸世界，企图控制、左右全球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与民族化是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两种基本趋势

不少学者只宣传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等等，说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而忽视在全球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另一种基本趋势。不能否认，推动当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是同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最新阶段的巨大作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世界是有众多的有的民族国家组成，资本所追求的全球性垄断与民族国家的之间，是相互尖锐对立的，它们所决定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趋势，是世界经济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全球化趋势越强，民族化问题也随之越突出。因此，我们在重视研究、适应和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研究各国民族国家、民族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安全。我国是一个寻求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与富强，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一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听任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的任意配组和利用。波兰的国有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外国资本家将波兰银行筹集的资金调往国外，使波兰的企业得不到信贷扶持，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前车之鉴。其二是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福利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因为世界尚未大同。在参与世界经济金融竞争中，如果本国银行不重点扶持提高本国民族经济的竞争力，这是舍本逐末，颠倒了主次，最终会导致民族经济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的使本国人民的福利受到根本性的损害。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全球化已使民族经济范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而终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利己主义的宣传，是企图实现他们无阻挡的控制，占领整个世界市场，攫取最大的垄断利润。三、全球化与自主化

在参与经济金融科技全球化的同时，必须要坚持自主化(核心是国产化)。从全球来看，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印度在坚持自主化问题上是做得很成功的。俄罗斯的电脑网络均是自主开发的，国际上的黑客袭击不了俄罗斯的互联网站，确保了俄罗斯的经济金融安全。印度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也十分重视支持技术国产化，印度风险投资公司投资范围和方式鲜明地为实现国家目标：注重技术的国产化和项目对国家和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使印度科技产业发展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令世人瞩目。我国在电脑网络上引进的多，自主开发的少。引进的美国计算机、交换机、路由器均被装有密钥芯片，为美国政府留有一个人口，对经济金融安全存在着不安全的隐患。全球化与自主化是一对矛盾，我们既要参与全球化，也必须要坚持自主化。正是由于我国党和政府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终于使“两弹一星”自主地开发，上了天，赢得了今天我国在国际上较高的政治地位。当然，今日的自主化、国产化并不是关起门来搞大而全、小而全，而是吸收利用国外先进适用的技术，进行技术集成，形成集成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创中国品牌，才能在竞争中取胜。在这里，核心的问题是我国的企业要掌握总体设计、核心技术、采购和销售的控制权，不然，我国的企业只能受制于人，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打工仔”而已。我国的银行、金融机构、风险投资公司，要学习印度风险投资公司的经验，注重扶持技术国产化的经验，过去只重视支持重复引进彩电、冰箱等生产线，造成了贷款大量呆滞的教训应予以牢牢记取。参与全球化必须要坚持自主化、国产化应该成为经济金融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才能防止经济金融的控制大权旁落，受少数发达国家所摆布。

四、全球化与跨国公司

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是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所主宰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它无限的扩张，而且要取得主宰世界的地位。当代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4万多家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正日益主宰着世界经济和世界金融。据统计，1998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共有6万家，其境内外分支机构已发展到近50万家。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生产的1／3、全球贸易的2／3以上、对外直接投资的90％。它们依靠竞争优势，挤跨、吞并各国的民族工业，独享垄断利润。排名全球1000家大银行几乎垄断了商业性金融服务。有些著名学者，主张国企改组借重跨国公司的国际资本，他们认为，只有大型跨国公司有能力进行较大数额投资，只有依靠跨国公司的进人才能显著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他们理由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开发与技术流动，愈来愈依靠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掌握着先进技术开发与跨国转让的主要份额。他们把跨国公司当作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救世主”，这个想法过于天真。因为跨国公司战略，就是要采取各种竞争手段，战胜搞跨吞并竞争对手，收购和控制我国国有企业的股权，他掌握的核心技术是不可能转让的，只能把我国企业作为他的一个车间，甚至把我国企业彻底搞垮。最近，“PT水仙”股票被中国证监会终止上市，很能教育对跨国公司抱有奢望的学者和官员。美国惠而浦有限公司是世界最早生产洗衣机的厂商，其技术力量相当雄厚。上海“水仙”原也是名牌家电企业，但1995年与美国惠而浦公司合资建立大型合营公司——上海水仙惠而浦有限公司，中方只占45％的股权。水仙本想借此利用自己遍布全国的庞大销售网络，上个新台阶。但合资公司成立后，从生产、管理到销售全被外方掌握，没有利用水仙现有的销售网络，而是花大价钱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造成水仙惠而浦成本大幅上升，连年亏损，水仙也未能获得先进技术，最终被股市淘汰出局。波兰在私有化中，大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股份被外国资本所控制，70％以上的银行股份被外资所掌握；外资每年以25％的增长速度进入波兰，在同外企竞争中，大批波兰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外企利用波兰在外资管理方面的漏洞逃税。专家警告：如果外资流人波兰的高速度仍然维持下去，那么10—12年以后，外国资本将掌握整个波兰经济，并把所有波兰企业排挤出局。以上两个实例足以使那些主张依靠跨国公司改造国企的学者有所醒悟。美国的资深经济学教授托马斯·内勒最近指出：“规模空前的全球化，已使经济活动变得有点像一场战争。通常，战争是用军事力量获得或保存财富、领土、自由和控制权。但是，在当今时代，无须军事行动，利用技术、经营手段、压力和经济外交，同样能够实现权力的控制。在这里，跨国公司是最合适的执行者”。而今，美国的跨国企业，不仅是一个经营实体，还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因此，笔者认为，对跨国企业和银行的政策是，只能利用它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有利方面，对某些非国计民生的行业可允许其进行适度投资；必须严格限制其企图垄断、控制和冲跨我国民族经济金融的消极方面，对那些关系到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国计民生的行业必须要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

五、全球化与金融霸权

在为经济金融全球化唱赞歌声中，切切不能忘了而今的经济金融全球化是在金融霸权的垄断、控制和剥削下的全球化。从国际经济金融发展进程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金融霸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世界经济金融、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也是发展中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金融霸权是霸权国凭借其压倒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中推行，从而获得霸权利润。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达国家利用金融霸权实现金融侵略和剥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突出。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三条均与金融霸权有关：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球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美国金融霸权国主要通过以下四种形式实现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1)美元霸权。目前，美元仍是国际货币，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结算的83％。美元的这种特权地位给美国带来霸权利益，使美国获得巨额的铸币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约有半数美元(约3750亿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使其每年约获益15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2％；美国还通过向全世界举债和美元贬值，以及转嫁危机等手段，剥削其它国家。(2)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追逐超额利润是国际资本的本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国际资本盈利提供了良好环境。1990—1998年流人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资本总额达14622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剥削。美国实施金融大改革后，利用美元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运用十分成功，低成本的资本输入和高回报的资本输出，使美国获取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大部分利益。(3)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具有极强的投机性、无序性和破坏性。目前，美国有1万多只共同基金拥有近4万亿美元资产，3000只对冲基金拥有4000亿美元资产。到目前为止，不少有油水的新兴市场国家均被美国投机基金所袭击，使这些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攻击性的金融投机是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侵略和剥削的新方式。(4)美欧银行大肆低价收购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金融机构和企业倒闭、破产成为普遍现象。在金融霸权国炮制出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再杀出“回马枪”，以低价收购东南亚金融机构和企业，而后者这时已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任人宰割。东南亚国家挥泪大甩卖的过程就是金融霸权的实现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被剥削的过程。面对金融霸权的横行，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国在金融改革开放步骤上、在利用外资政策上、在资本账户开放上、在允许外资控股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比例上等方面，切忌急燥冒进，必须要做到十分审慎，要反复调研、反复论证，切实做到知己知彼，万无一失。对金融霸权可能带来的危害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和相应的对策措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金融改革的指导思想上要有防范金融霸权危害的警惕性。才会奋起推进金融改革，从各方面切实增强我国金融体系抗击金融霸权袭击的风险和应变能力，确保我国金融业有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六、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惯例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贸易自由化，世界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4纳入国际贸易渠道。贸易占全球收入的份额已从二战结束时的7％上升至目前的21％。近年来，世界贸易以3倍于世界GDT的增长速度扩大，但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霸权，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推行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金融自由化政策，削弱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金融权利，甚至运用所谓的“国际惯例”，使不发达国家非但不能平等获利，而且还受到不应有的歧视和限制。例如1989年，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所谓“经济制裁”时，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冻结了对我国的贷款。1968年联合国贸发会议通过的普遍优惠制原则，即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予以优惠待遇，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关税优惠待遇。但美国则对此拒不执行，自行规定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排除在受优惠待遇之外。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还频繁地运用反“倾销”调查手段，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反倾销案件：1995年156件，1999年剧增至328件。其中1999年，美国和欧盟提出的反倾销案件达110件，占全球总数的1／3，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高喊的所谓经济贸易自由化。美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不少分行，但当中国的银行要在美国设立分行时，美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则找种种借口，左审查右审查，进行百般刁难，就是拖着不予批准，不执行国际通行的对等原则，这就是美国所高喊的金融自由化!在贸易自由化中，我国也应运用反倾销保护本国企业。

七、全球化与贫困化

按理说，经济金融全球化，使全球生产、商品交换加快发展，有利于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实际结果却相反：一方面世界经济金融持续发展，世界财富急剧增加，而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另一方面世界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不断增加。据世界银行统计，1993年全世界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绝对贫困人口为13亿，1999年则增加到15亿；有关统计资料表明，40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现在上升到74：1。在占世界人口1／6的发达国家集中了全球80％的财富，而占世界人口60％的63个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却只占全球总收入的6％。从美国来看，最富有者与最贫穷者之间差距也越来越拉大，美国26．1％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裕者手中，而1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1．7％的财富。这是由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工业、金融寡头垄断的全球化，其结果必然是导致两极分化，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因此，主席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平等的经济全球化、公平的经济全球化和共存的经济全球化。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主席指出：关键在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

八、全球化与第三世界

我国一些经济金融理论界，对经济金融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能引进资金、技术、分享国际分工红利和获得先进管理经验等正面效应论述较多，而对第三世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则论述的不足。李慎明同志对此则论述得较透彻。他除了论述全球化导致贫穷化外还论述了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带来以下六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导致第三世界各国国际地位弱化；二是使第三世界国家和人口扩大化；三是使第三世界国家职能弱化，全球化使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独立性乃至国家、政府职能丧失，有利于发达国家随意盘剥；四是使第三世界综合国力衰化；五是使第三世界生态环境恶化；六是使第三世界文化、意识形态西化。上述资本主义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多方面消极影响，足以证明它是西方新殖民主义全球经济、金融、文化侵略的典型表现。但有的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只要参加全球化就可分享国际分工的红利，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我国是经济发展中的大国，是属于第三世界，从吸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金融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来看，我国能否在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中获益，关键还在于自身应具备基本条件：(1)应建立与完善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规与制度。(2)应有独立自主产业政策，把有关国计民生产业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目前我国轿车行业、电梯行业、彩色显像管行业、移动通讯设备行业、照明灯具行业、化工等行业均已被外商所控制和垄断，轻工业的国产品牌已频临“全军覆灭”。看来，国际跨国公司疯狂地进军、抢占中国市场，已打败了我国一部分民族企业，最终实现其垄断中国市场。跨国公司ABB进入中国市场时说，我们有些项目要经过8—10年才会有盈利，我们进入中国市场是战略性的。据有关报道，美国宝洁、日本花王、德国汉高、英国利华等国际性大公司为了获得垄断利润，采取宁亏3年的策略，也要挤占中国市场。这种竞争态势值得引起我国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应及早采取保护民族经济的对策。保护民族经济就是保护民族利益、保护本国工人就业。(3)要制定正确的引资政策，要坚决制止各地各自为政，重复盲目引进；同时，把引进外资控制在与国力、财力相适应的范围之内。(4)有防范外汇风险的必要的充足的外汇储备。(5)对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有有效的防范措施。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冲击、包围、企图打败中国民族企业，最终控制垄断中国市场的严峻竞争形势，我们必须要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要求作为经济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既要勇于参与全球化这场经济金融战线上优胜劣汰的竞争，从竞争中努力学习、壮大民族经济金融；又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沉着应对国际垄断资本为了攫取垄断超额利润，会采取各种合法、非法手段进行竞争，企图压倒占领垄断我国市场，对此，我们必须有相应的防范措施，以确保维护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和民族利益。

金融全球化论文范文第5篇

1．金融机构维持合适的头寸，利用利率敏感性金融工具进行交易，都要面对利率风险；在外汇和外汇期权市场做市商或维持一定外汇头寸，要面对外汇风险等。在整个风险管理框架中，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作为风险管理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执行部门，全面负责整个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及控制并直接向执行总裁报告工作。该部在重点业务地区设有多个国际办公室，这些办公室均实行矩阵负责制。它们除了向全球风险经理报告工作外，还要向当地上一级非交易管理部门报告工作。

2．市场风险管理部门负责撰写和报送风险报告，制定和实施全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大纲。风险管理大纲向各业务单位、交易柜台经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的风险限额，并以此为参照对执行状况进行评估、监督和管理；同时报告风险限制例外的特殊豁免，确认和公布管理当局的有关监管规定。这一风险管理大纲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

3．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定期对各业务单位进行风险评估。整个风险评估的过程是在全球风险经理领导下由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各业务单位的高级交易员和风险经理共同合作完成的。由于其他高级交易员的参与，风险评估本身为公司的风险管理模式和方法提供了指引方向。

4．为了正确评估各种市场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部门需要确认和计量各种市场风险。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测量是从确认相关市场风险因素开始的，这些风险因素随不同地区、不同市场而异。例如，在固定收入证券市场，风险因素包括利率、收益曲线斜率、信贷差和利率波动；在股票市场，风险因素则包括股票指数暴露、股价波动和股票指数差；在外汇市场，风险因素主要是汇率和汇率波动；对于商品市场，风险因素则包括价格水平、价格差和价格波动。金融机构既需要确认某一具体交易的风险因素，也要确定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有关风险因素。

5．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不仅负责对各种市场风险暴露进行计量和评估，而且要负责制定风险确认、评估的标准和方法并报全球风险经理审批。确认和计量风险的方法有：VAR分析法、应力分析法、场景分析法。

6．根据所确认和计量的风险暴露，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分别为其制定风险限额，该风险限额随交易水平变化而变化。同时，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与财务部合作为各业务单位制定适量的限额。通过与高级风险经理协商交流，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力求使这些限额与公司总体风险管理目标一致。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保险业的正负效应

1．目前中国保险业发展中存在着的不足是由不同原因引起的。比如，在保险供给上，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和供给结构上的矛盾。这其中涉及到保险业自身的供给能力、保险的供给价格、保险的服务水准、产业的约束程度、潜在保险需求人群收入水平、社会安全网的覆盖范围及保险水准等方面。保险供给能力是指保险业可主动向社会提供的接受和承载保险风险的容量及满足社会不断增添的新保险需求的产品创新能力。中国的保险虽然是从西方传人的，但1949年后的保险发展却受苏联的影响较大。即使是1980年后恢复的保险业也依然延用了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保险的险种设置有限、费率结构简陋、保障范围不宽、管理高度集中，保险发展相当一段时间处于“卖方市场”状态，加之保险公司本身的专业技术条件限制及欠缺创新能力，因而必然会对保险供给直接产生影响。时至今日，在西方一些保险市场已流行颇长时间的一些保险产品，在我国还被当作新险种来看待，在一些工业化国家中常见的保险作法，在我国要靠行政的力量在供需两方面来推动才可达成保险行为的建立，责任保险领域也存在诸多空白。

2．保险供给价格是保险人向保险购买人提供保险保障的对价条件，具体表现为保险费率的标准高低。保险费率包含两个构成因素：一是保险人依据大数法则原理计算出来的用以赔偿给付某一类风险损失的责任准备部分；二是维持保险人经营所需的行政费用及一定水准的利润。客观地讲，我国的保险费率虽因险种的不同各有高低，但就财产保险而言，其保险费率水平依然是较高的，而且导致保险费率较高的原因并不在于用以赔偿给付的那部分费率因素订得过高，而主要是在粗放式的经营模式之下，保险公司的行政费用因素占用过大。在保险公司资产构成中，固定资产所占的比例之高在全球保险公司中都是不多见的，人均消耗费用在国内第三产业中也属较高的水准。过高的费用支出必然会使保险服务价格居高不下。而那些确有保险需求、但又不得不为自己的日常生计精打细算的潜在保险购买人，面对着那一幢幢豪华的保险大厦，面对着那些收入远高于自己的保险从业人员，面对着以收入的相当部分才可换得的保险服务标准不得不望而却步，有时更会产生逆反心理，这也势必会使保险的供给能力被相对削弱。

3．从直接反映保险公司效率的保险经营成果方面看，我国保险业的经营效率也是差强人意的。1999年，在未按国际惯例提取IBNP泼生但未报告索赔）的情况下，虽然国内保险公司在财产经营方面比上年盈利有所增加，但这样的盈利水准，无论是从保险公司的总资本规模衡量，还是与整个市场的业务规模比较都是极不相称的。如果把寿险业务的巨额实际亏损与之相抵，可以肯定地说，保险业全年的经营结果是令人难以确信的行业性亏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经营状况，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国内的保险公司都先后重复着同样的一种经营模式：以市场规模大小论英雄。在这样的经营主导思想之下，各保险公司都采取了以拼成本换规模的业务发展模式，竭力在降低保险费率、提高中间人佣金方面不惜血本展开原始性的争夺，这样的恶性竞争会给保险业的经营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保险公司的边际利润下降也就不是什么匪夷所思之事了。其次，保险公司按规模比例提取费用的管理办法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保险机构忽视承保质量，为更多的提取、使用费用而不讲条件地接受一些不应接受的风险，保险公司总、分公司之间形成了一种准关系。这样的管理方式一方面造成了费用支出非合理的日趋增大，另一方面则因承保质量的下降而造成了承保利润的日益下滑。

三、我国金融保险业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应对策略

1．加大改革力度采取制度性措施改革银行业。为促进我国金融业稳定发展必须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国内脆弱的金融体系，而重点在于切实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从根本上转换银行的经营机制。

2．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逐步转变为功能型监管模式。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分业监管在混业经营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面临巨大的压力，无论是基本信息的及时、全面收集，还是对市场波动的随机应变，都因体制缺陷而可能导致风险事件，甚至冲击金融稳定性。国内金融机构因受分业经营的限制，在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一些新兴业务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在改革目标上，可借鉴英、日等国经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将分业监管模式转变为功能型监管模式，从体制上解决现行监管结构和监管理念的矛盾。

3．积极推进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和入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步伐。但随着保险独家经营的解体，保险市场上多个竞争主体的出现及竞争的日益激烈化，各家公司的服务水平会在竞争中不断提高。保险公司要想吸引客户，只有更新保险营销观念，在认真研究市场、调查市场的基础上进行市场细分，根据企业自身优势及经营特点进行准确的保险市场定位，同时在选准并确定目标市场后，按照客户的需求开发新产品，拓展保险产品线的长度和宽度，占领并不断巩固市场份额。

4．保险企业应建立企业文化来管理保险营销人员。人是有多方面、多层次需求的。当现代的科学技术创造了很高的生活标准，充分满足了人们生活需要和安全需要后，人们在追求自尊、交际、自我成就等更高层次需要时，报酬、允诺、刺激、威胁和其他强制手段就不会太起作用。而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把人的精神属性和价值追求提到首位的管理方法，正好恰恰满足了这一需求。就保险而言，它通过仪式、典礼、文化沙龙等一系列形式，把保险企业价值观念变成所在企业员工共有的价值观念，通过共有价值观念进行内在控制，使本企业成员以这种共有价值观念为准则来自觉监督和调整自己的日常行为，借以增强保险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齐心协力实现保险企业的目标。

金融全球化论文范文第6篇

张瑞君，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92年以来，在中国人民大学主要从事会计、财务管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学位，2005年赴美国加州大学任访问学者，2007年在美国哈佛商学院参加PCMPCL，案例写作与案例教学研究(Executive Education Program on Case MethodL目前，主要社会兼职冲国注册会计师(CPA)、国家企业信息化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咨询评审专家，国家“863”计划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国会计学会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会计信息化委员会咨询专家、国家会计学院、北京大学等大学的外聘教授。

张教授长期从事高等学校信息技术与财务管理和会计管理相融合的交叉性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在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框架的构建、IT环境下财务集中管理、预算管理模式、资金集中管理，以及IT环境下公司理财与管理决策等理论和实践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张教授已主持与参与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新技术“863”等科研项目9项，如211工程项目《财务会计计算机教学模型研究》于2000年获教育部优秀项目及标志性成果；作为负责人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IT环境下价值链管理与价值链会计研究”在2008年获得“优秀”评估结果。近年来，张瑞君教授出版著作11部，如《网络环境下会计实时控制》、《E时代财务管理》《CFO丛书》、《计算机财务管理――财务建模方法与技术》、《财务管理信息化――IT环境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创新》；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网络环境下会计事中控制研究》获首届杨纪琬奖学金(优秀博士论文)，《IT环境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创新研究》获第四届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前沿国际研讨会最佳优秀论文奖(香港国际会计学会)，《企业集团信息一体化和内部报告问题研究》获大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热点难点问题研讨会优秀论文奖(中国会计学会)等。

近年来，张教授和她的研究团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Finance Shared Service)和企业集团司库管理(Treasury Management)领域。张教授认为，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推进，将各个分子公司的一些财务职能剥离出来，设立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并且由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通过网络为各个分子公司提供财务服务的模式正在成为跨国企业集团广泛关注和采用的一种新的财务管理模式。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企业集团金融资源的不断增加，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如何应用金融衍生工具规避企业集团的因利率、汇率等市场环境产生的金融风险，如何实现企业集团资金、融资、投资等的统一管理，支持企业集团全球化战略实现，司库管理体系构建和产融结合的研究正在成为先进跨国企业集团关注和采纳的另一个财务管理热点。张教授先后在50佘家企业进行管理信息化典型案例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有关企业信息化建设成功案例。2010年7月在《会计研究》发表的《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的流程再造关键因素研究》一文，以中兴通讯共享服务管理为研究案例，提炼和确立了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流程再造的关键因素，以及实现路径。从理论层面看，填补了辅业务流程－财务共享服务业务流程再造的关键因素研究的不足，丰富了流程再造理论。同时对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的研究进行了丰富，从共享服务概念、价值的界定研究到应用案例研究，揭示了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的流程再造关键要素和实现路径；从实践层面看，研究结论对正在探索如何构建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以及如何确立其关键要素和路径的中国企业集团来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2010年在《财务与会计》发表多篇论文《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下的企业集团票据管理研究》、《中国企业集团司库体系构建的战略思考――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最佳实践为例》、《中国企业集团司库管理的职能构成研究》、《运用久期模型进行利率风险管理――基于企业集团的视角》、《企业集团司库高级管理职能风险管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等论文，对于丰富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理论和指导企业集团强化金融资源管理特别是资金资源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张教授还积极参加财政部、国资委、中央国家机构高级财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建集团、中国航天集团、TCL集团等集团管理层讲授“会计信息系统”、“E时代财务管理”、“IT环境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创新”等课程。张教授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成果为进一步深化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改革与创新，支持会计信息化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许多研究成果已被企业和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所采纳，为我国开展管理信息化工作做出较大的贡献。

金融全球化论文范文第7篇

【金融危机论文英文题名】FinancialCrisisComparisonandEnlightenment

【金融危机论文作者中文名】张静;

【英文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崩溃;资本流动;危机预期;汇率制度;

【金融危机论文英文关键词】FinancialCrisis;Collapse;CapitalFloating;PsychologicalExpectationsforCrisis;SystemofExchangeRate;

【论文中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对经济的迅速发展不能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而是应当认真研究其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尽量防范并消除其消极影响。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始推行结构性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计划,以试图打破传统体制的僵化,并保持国内通货的稳定。但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未曾在短期内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问题,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绩效、国际收支状况与国际外部经济环境之间表现出日趋复杂的关系,特别是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地区性的危机通过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传递迅速向全球扩散,给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人们不禁要问:金融危机因何产生?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透彻地进行金融危机的因素分析---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利弊、待机而动的国际投机资本、经济基础的衰败、国内居民对危机的心理预期。接着将分析和叙述的方法相结合,着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英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发生过的金融危机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从案例中归纳总结出结论:危机最初表现为固定汇率的瓦解,而后呈现出外汇市场、银行、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出现崩溃的复杂症状。最后根据前...

参考文献48-51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51-52

金融全球化论文范文第8篇

2008年，这种“异化”得到淋漓尽致的演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渐次席卷全球，中国经济也未能“独善其身”。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与形势下，“符号经济”受到国内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研究，“符号经济”的中国首倡者张晓晶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一也因此而更多地被人关注。

金融危机的独特研究视角

早在15年前，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张晓晶就借鉴美国著名经济学及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1981年提出的“符号经济”概念，率先在中国进行“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方面的研究与探索。

“当时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都很热，而实际经济状况却并不好。这令我很困惑。”正是这个困惑，促成张晓晶写就第一篇关于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研究的论文《试论股市变动与实体经济的偏离》。这篇论文作为唯一一篇在校生论文，在众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征文中顺利入选1994年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也正因为这个契机，张晓晶拟就《试论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其后，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这个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中国社科院攻读博士期间，得益于樊纲老师的指导以及余永定教授的建议，张晓晶将原来的硕士论文扩展成博士论文《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理论视角》。当时参加答辩的董辅、晏智杰、李扬、宋国青诸教授都对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据说，这个选题影响了其后很多学弟学妹。

1998年，上海三联书店找到张晓晶，希望将他的博士论文放在“当代经济学系列”中出版。张晓晶却说：“不急，我还要好好改改。”后来，藉着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深造的机会，他又对论文作了修订，直到2002年才得以面世。这本书的问世，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对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更有着前瞻性的借鉴意义。

张晓晶没有采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人在描述、分析金融现象时所使用的“虚拟经济”概念。在古典经济学中，“虚拟经济”是非生产性的，这类仅与货币符号相关的活动只是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人们分享劳动成果，只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因此是消极的、是要被批判的，要尽可能减少以至消除的。而在彼得・德鲁克那里，符号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前者指的是货币和信用，后者指的是货物、工作和劳务。张晓晶借鉴彼得・德鲁克的“符号经济”概念，并指出，“符号经济”是具有“生产性”的。

不过，这种具有“生产性”的符号经济也有很大的“破坏性”。在张晓晶看来，符号经济运动往往会偏离实体经济，并有可能因此而干扰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下降甚至经济危机。张晓晶研究符号经济的核心目的，就在于破解“符号之谜”，如何通过改善制度、调整政策，使得符号经济既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又使它相对“驯服”，减少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

对于多年前提出的符号经济理论能够揭示出次贷危机的形成机理，张晓晶有些自得。“尤其是关于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离及其后果的分析，与当前次贷危机的种种症状非常契合”。

张晓晶认为，现在所需要的或许并不是什么新的经济学革命，而是重回古典，在理论和实践中对符号经济进行重新定位，不要过度迷信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而要对于形形的金融衍生品的发展、更高层次上的美国金融霸权的可持续性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性提出应有的质疑。

早在17世纪中叶，就有人预言“符号性财富将取代真正的财富”，张晓晶却说：“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要清醒地认识到，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就像风筝与线的关系，风筝飞得再高，也需要有线与地面发生联系――符号经济不过是耀眼的浪花，尽管可能不是转瞬即逝；实体经济才是掀起浪花的海底的潜流，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的增长才更为根本。”

20年，每个脚印都踩实

自198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至今，张晓晶已在经济学探索与研究这条道路上跋涉20年有余。当初，喜欢人文的他，在哥哥的影响与建议下，不期然地叩响经济学的大门，却发现其实里面挺有意思，“大学本科时，《资本论》至少精读了三五遍，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与黑洞，吸引你陷进去。”

正是在这份浓厚兴趣的指引下，自小聪慧的张晓晶得以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深造，师从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陶文达先生攻读硕士学位。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张晓晶改学西方经济学。他同时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樊纲教授的博士。据说，当年张晓晶去中国社科院报考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问他，能考第一吗，若没把握就别报了。要知道，当时樊纲老师第一次招生，近20人报考，而那一年樊纲老师规定的招生名额只有一个!

结果，张晓晶两边都考了第一。这下，何去何从成为一个问题。一边，是自己的母校，高鸿业先生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建树颇丰，他翻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在中国一版再版，好评如潮；另一边，是自己“心仪已久”的老师，报考之前，张晓晶就阅读了当时出版的几乎所有樊纲教授的论著，深深为之折服。

这时候，思想开明的高鸿业老师对他说，你在人大待了7年，该换换环境啦。这样，张晓晶最终选择了樊纲教授，却一直对高鸿业老师心存感激。“后来，我在北图几次遇见高老师。他生活简朴学风严谨，给过我很多指点与帮助，对我的研究与人生影响很大。”

3年博士期间，许多人都着急发表文章、参加会议，但樊纲老师却教导他，要读原著、抓基础，要和伟人对话而不是和俗人对话。当年朱绍文老师教导樊纲的治学箴言，樊纲教授又拿来教给张晓晶，如今，张晓晶也这样教他的学生，“这就是学术的薪火相传”。

回顾多年来的学习、研究生活，张晓晶说：“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我的博士生导师樊纲教授。樊老师治学严谨，注重基础和方法论。博士入学之初，他就告诉我们要打好基础，要有广阔的理论知识背景。分析问题时，他强调拿到问题后，先要看这个问题能放到理论框架中的哪一格里，然后才有的放矢。讨论问题时，他则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绝不拖泥带水；如果你还游离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他会马上把你拉回来。他的

治学育人风格有如雕塑大师罗丹：大刀阔斧，注重整体构架，较少拘泥于细节上的打磨。”

尤为人称道的是，在樊纲的主持下，当年社科院开办了福特基金班，邀请诸多“海归”、名师用英文授课、英文考试，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整整一学年，为学生们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博士毕业后，张晓晶进入北大从事博士后研究。当得知他顺利申请到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访学项目时，时任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也是张晓晶的博士后指导老师)祝贺他说：“我乐观其成。”

2000年，张晓晶学成归国，31岁即被评为副教授。同年，他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资本理论研究室工作。2005年，他晋升为研究员，并调任宏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那一年，他才36岁。

宏观经济学研究室被誉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8个研究室中的“品牌室”，刘国光、董辅、光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曾主持过该室工作。樊纲教授曾以赞赏的口吻介绍张晓晶：“这是我的学生，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宏观室可是很厉害啊，我都没做过宏观室主任呢!”

目前，该室不少人都有在耶鲁、哈佛等国外大学或科研机构培训访学的经历。2006至2007年，张晓晶就曾受著名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及马丁・费尔德斯坦之邀，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与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从事访问研究，收获颇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哈佛散记：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便算得上其中副产品之一。

从1988年至今，20余年来，张晓晶一步一个脚印，稳健、坚实而又清晰。作为经济学界崛起的新锐，他先后出版《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等著作，在国内外权威报刊上多篇，并荣获多个奖项，包括两次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一次中国图书奖。

经济学家并非“生活在别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不同于普通高校，它在科研教学的同时，还担当着政府“经济智囊”的重任。张晓晶所在的宏观室主要关注的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稳定研究。对于宏观室的这一重新定位，体现出张晓晶对学术前沿与政策前沿问题的敏锐把握。

近几年来，在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张晓晶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在经济所良好的学术氛围下，共同努力，先后完成了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办公厅等交办的重要课题及应急报告；此外，他还独立主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开放经济新阶段的宏观稳定研究》，并被聘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是哲学社会科学类最高级别的国家项目。该类重大项目面向全国招标申报，“旨在通过遴，选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意义重大的课题，着力推出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反映承担单位的学术实力与地位，更反映其在国家重大理论工程和文化工程中的影响力。作为最年轻的首席专家，张晓晶的入选委实令人艳羡、景仰。

张晓晶认为，经济学家并非“生活在别处”，而就生活在尘世里，生活在你我之间。近几年来，他越来越多地受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内主流媒体专访；并为海外媒体所关注，多次接受纽约时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英国金融时报、日本朝日新闻等知名国际传媒的访问。

尽管科研、工作繁忙，张晓晶还是尽可能抽出时间，满足媒体的邀约与访谈，也算是尽到自己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责任。不过，对于媒体经常问及的宏观形势与经济预测，他毫不隐讳地说：有些预测“语不惊人死不休”，纯粹是为吸引眼球；而有些预测不过是利益驱使，“屁股决定脑袋”。尽管宏观预测是一门艺术，但尊重事实和数据，本于学理与良心仍是最根本的。他赞同樊纲教授的观点：“学者就是要把真话讲出来，把现实摆出来，让公众和政府做好思想准备。经济学家应该讲良心，说真话。”

目前最牵动他心的，是社会普遍关注的就业问题。“农民工与大学生就业将是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怎样应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张晓晶的答复是，面对危机，企业、个人应与政府一道来“共克时艰”。目前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弹性就业、准就业机制、国企承诺不裁员等等。不过，单有政府一方行动是不够的，企业与个人也要承担一些成本，这里的核心是允许协商薪酬，容忍困难时期工资的下降，即保证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尽快走出危机。

金融全球化论文范文第9篇

众所周知，三十余年来的中国奇迹，得益于一系列市场化的制度变革。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摧毁了制度，直接或间接催生了中国经济后来的一系列巨大变化，比如乡镇企业的崛起，这场“土地革命”的意义还远未被充分认识。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普遍实现了民营化，为中国经济增长扫除了障碍。2001年以加入WTO为标志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和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集中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这些制度变革，带来了效率、创新和生产率的极大提升，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制度红利”。

除了“砸锅式”的根本政治体制变化，“经济制度红利”是否已经出尽？ 我以为，中国制度红利仍大有潜力。中国去年按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已接近1万美元，按照名义汇率也已接近6000美元。现代化和城市化正处在半路，城市人口刚刚达到50%。继续前行，虽道路崎岖，却大有空间。人们因为经济危机引发的普遍悲观情绪，显然过于短视了。下面将紧要的制度变化，凑为五项。

一是户籍改革和建设更富活力与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在僵化的户籍制度下，移民成本高昂，当前已有2.5亿农民工，占全部劳动力的30%。这些人完成了“工场化”，却尚未完成城市居民化。逐步放松户籍管制，配合以实际常住人口为基础的财政、教育、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经济活力重现将不期而至。进一步，中国的农业产出占GDP比重只有10%，却仍在使用30%～40%的劳动力。通过制度变化减少移民成本，农村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非农部门，依然大有潜力。

二是金融体系改革，尤其是扩展直接融资。储蓄依赖于金融体系转移到最富有效率的部门和企业。最近两位经济学家关于中国和印度资本误配的论文，受到广泛关注。该论文认为，在不改变技术的情况下，将资本配置效率提高到美国水平，让高效率的企业得到更多资本，那么中国的人均GDP会增加将近一倍。所以金融体系改革，潜在收益巨大。

金融如何改？一言蔽之就是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直接融资指的是利用金融中介机构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融资，我们需要做的是：利率市场化，扩大企业债市场，扩大地方政府债市场，稳妥放松直接融资的管制。这样，资源配置效率会随之改进，经济活力将大增。

三是给小微服务业减压，税收“减二免三”。中国服务业比重只有4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5%。同时，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就业压力，服务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是消化的主力。对小微服务业企业，应该采取干脆的政策，那就是税收减二年再免三年，此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对乡镇企业实施过。政策虽糙，却很管用。等它们长大了，再纳税吧。

四是逐步放开和鼓励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所谓全球化，一是商品贸易在全球自由流通；二是资本的全球流通；三是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以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中国的企业要学会走出去，我们不仅鼓励它们去发达国家，也鼓励转移产业去越南、缅甸等地区。全球化下，片面追求吸引外资，不允许企业出国投资，“圈养”自己的孩子，没有比这更精神分裂的愚蠢理念了。

金融全球化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到来为我国金融经济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经营管理问题，让金融企业难以在市场上需求突破口。金融安全则是目前全球化金融市场的最大问题，我国在参与世界金融竞争中遇到了诸多阻碍，安全风险造成的金融损失也在逐渐增加。针对这一点，本文重点分析了金融全球化下的金融安全问题。

金融安全问题是世界市场风险的必然产物，破坏了国内外市场原有的稳定环境，让我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实力大大减弱，制约了国内金融经济的长期发展。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的是我国金融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时不可避免的问题，有市场就有风险的存在，而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风险更为甚大。从宏观角度分析，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风险来源于国际市场及各国成员。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目前，世界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一超多强”局势，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上占据领先优势。这就造成其它世界国家在金融全球化下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发达国家更发达，落后国家更落后”。就中国而言，其在与其它国家竞争时，在技术、管理、经验上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市场风险，变化无常

国内市场中，金融企业在经营时难以避免社会主义市场的变故风险；国外市场中，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的国家，在与其它国家合作竞争时必会受到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冲击。更为关键的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市场的不稳定性，让我国金融经济难以及时掌握应对策略。

(三)国外市场，强力排斥

作为金融全球化的参与者，中国在融合到世界金融体系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其它国家的排斥，国外市场的冲击力度在不断增强。如：我国每年都要受到国外的“倾销”控告；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金融体系里构建“小联盟”来共同打击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这种排斥现象尤为严重。

二、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新策略

我国在金融全球化中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这是由于中国在国际市场中面临的风险要远远超过国内市场。考虑到世界市场的宽广性、多元性等特点，我国在应对各种金融安全问题时要构建科学的安全处理体系，让各类经济问题都能及时得到处理和防范。

(一)利用综合优势维护经济安全

“综合优势”包含了多个方面，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提高综合竞争力的最佳途径，利用综合优势能巩固我国在世界上的金融地位。如：在国防上，不断研究先进的国防装备、武器，维护中国政治局势的稳定性，通过抵制国外资本主义入侵而维护金融经济安全。

(二)借用金融寡头维护经济安全

“金融寡头”指的是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对整个体系的运行发展有绝对影响力或控制力的资本主义垄断国家。由于其在世界金融中的主导地位，我国在维护金融经济安全时则可借助于金融寡头发展经济，如：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可以吸收美国的安全管理经验。

(三)暗箱操作集体维护经济安全

“暗箱操作”并非非法、违规地控制金融经济，其也是要依赖于各种金融法律体系来协调我国金融发展。对于世界金融这一个大集体，我国可以绕开金融体系规定的要求，与其它国家共同商讨金融对策。如：我国与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抵制资本主义的安全威胁等。

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新思路

世界金融是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金融体系，在世界各国的共同维护下，金融全球化才能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化趋势，我国应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理念，对现有的金融体系不断优化改革，从新观念、新思路上寻求金融经济发展的新道路。

(一)增强经济实力

金融安全问题根本上还是由于国家经济实力不足，导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常受到国外资本主义的垄断控制。因而，我国必须要采取措施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如：参与竞争、共同合作、引进技术、更新管理等。通过经济实力改革后将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

(二)补足竞争力量

竞争力量来源于市场，要想维护国家金融经济的安全则必须要从市场入手。如：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要随着世界金融变动而灵活调整政策，适应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控节奏，通过经济合作来增强竞争力量。此外，我国还需要引进其它国家的先进体系指导发展。

(三)开展安全合作

利用与各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往来，共同开展安全合作以维持彼此之间的金融安全，这对于金融安全问题的处理是有帮助的。如：有共同利益国家之间合作，签订金融安全联盟，在国际竞争上抵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政策。在维护金融安全的同时，也获得了最大的金融利益。

(四)构建防范体系

“以防代管”也是我国处理金融安全问题的关键，利用构建先进的金融防范体系来抵制安全破坏，这才是解决金融安全的有效策略[4]。如：中国可以针对金融安全发生的原因、影响等问题，创建综合性的防范体系，以此来实现金融经济的稳定发展，谋求共同的经济利益。

总之，金融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制约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使得我国在参与国际金融竞争时屡遭“碰壁”。，维护金融安全是实现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1]卢旭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造成的经济冲击[j].南京大学学报，2008,30（12）：77-79

[2]徐永强.金融危机下世界各国的应对策略浅谈[j].金融经济体系，2006，20（10）：30-32

[3]朱海荣.金融安全问题是制约各国经济发展首要因素[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32（14）：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