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期刊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7 05:08:26
金融期刊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国；经济思想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期刊论文；专题研究；理论框架；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1][13]严清华，邹进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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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霖.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4）.
[5]付志宇，缪德刚.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J].上海经济研究，2008，（10）.
[6]张亚光.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A].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会议论文[C]，2008.
[7]朱鸿翔，孙.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4）.
[8]苏全有.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学术探索，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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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程霖.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九届年会综述[J].财经研究，2001，（1）.
金融期刊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小额信贷；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模式；实践分析
一、国外小额贷款发展的主要模式
小额贷款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著名经济学家・尤努斯教授的小额贷款试验。经过若干年的探索和完善，形成了两大主流模式。
1、GB模式为代表的福利主义模式
1976年8月，尤里斯教授基于自己在乡村研究，在吉大港大学附近村庄做了一个试验――利用他自己的财产担保说服当地银行向贫困农民提供一些贷款。实践证明，这些贷款受到了这些人的欢迎，促进了贫困农民的生产自救，还款率也比较高。
GB模式下，以小组为基础的农民互助组织是其支柱。互助组织是按照“自愿组合，亲属回避，互相帮助”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互助、互督、互保”的组内制约机制――即一个组员不还款，整个小组就失去再贷款资格。整个模式两大块机构中，自身机构与一般金融机构构建无异，贷款人机构也是从基层向上叠加构建。
2、BRI-UD
它是小额信贷起步阶段的两大类型之一：制度主义模式的小额贷款。1983年，印尼开始金融改革。印尼唯一一家农村国有商业银行,BRI也引进了新的小额贷款管理办法。在1984年成立乡村信贷部（BRI-UD），成为独立运营中心。通过5年的运营，在保证较高的还款率的基础上，它不仅成为了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小额贷款机构，同时也使BRI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
BRI-UP模式下，最基本的单位是村镇银行。它是进行独立核算，自定贷款规模、期限和抵押，具体执行贷款发放与回收的单位。
3、两种主流模式的特色
二、中国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模式
1、小额贷款公司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小额信贷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其一（1993年底至1996年10月）小额信贷技术初步传入，相关机构进行了小规模试点，NGO小额信贷得到了初步发展。
在此阶段，我国引入了小组联保贷款为主的信贷技术。社科院发农所与商务部先后进行了小规模的试点活动，在农村引导了建立了联保小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了小额的短期贷款。根据技术差距理论，由于外援资金的限制和技术的有限流入性，我国仍然要经历一段模仿滞后期。因此在这一阶段，小额信贷的规模很小，收益不明显，覆盖面有限。
其二（1996年10月至1999年）“政策性小额信贷”扶贫项目扩展，我国开始主要采取GB联保模式。
更多的相关机构（国务院扶贫办系统、民政部门、社会保障部门、残疾人联合会、妇联和工会等）参与到小额信贷领域，政策性小额信贷扶贫项目获得发展。
此阶段，我国主要采用GB模式，但与已经发展成熟的GB不同，此时小额信贷还是以国家财政资金和各界贷款为资金来源，没能成为真正自负盈亏的商业机构。小额信贷的积极作用在这一阶段还未能完全显现，仅仅是作为扶贫多样化的一种措施而存在。
其三（1999年至2005年6月）RCC(农村信用合作社)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逐渐发展。
此阶段，我国度过了掌握滞后期，将小额信贷技术与国情密切联系。在RCC开辟和扩大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业务，此外还得到了中央银行支农再贷款的支持，扩大了小额信贷的影响力和业务深度。这是我国首次将小额贷款技术运用到正式金融机构。顺利开创了中国式的正式金融机构与农民互助组织相结合的小额贷款模式。但这仍然只是对已有主流模式的进一步吸收和改造。
其四（2005年6月以后）小额信贷多样化，小额贷款公司出现。这一阶段至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小额信贷技术的日臻成熟，我国开始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2005年6月我国开始了第一批试点，小额贷款公司应运而生。
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和监管则是以2008年的《意见》为蓝本的。《意见》中提出了一些方向性措施：
A本省的省级政府有明确成立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的方可成立小额贷款公司。
B应建立发起人承诺制度：即公司股东应与小额贷款公司签订承诺书，承诺自觉遵守公司章程，参与管理并承担风险。
C按照《公司法》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贷款管理制度、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真实记录和全面反映其经营活动。
D建立审慎规范的资产分类制度和拨备制度，确保全面覆盖风险。
E实行信息披露制度并接受社会监督，杜绝非法集资。
F中国人民银行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资金流向进行跟踪监测，并将其纳入信贷征信系统。
2、小额贷款现行模式存在的及潜在的问题
A发展呈现违背最初宗旨的倾向，福利性效用未能较好实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寻租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府的介入和公司背景的控制，使得信息更加不对称，小额贷款公司悖离了其公益性宗旨，愈发地商业化。
B覆盖的范围有限，我国的贫穷人口未能获益。原因有二：其一，市场经济欠完善，许多贫困的地区的市场机制尚未成形。这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它们融入市场经济的程度不够深，在“三农”问题上发挥的效用也相应打了折扣。其二，由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仍然在探索阶段，贷款发放的条件相对也较为严格，能参与到这个市场中的人群也相对有限。最贫穷的人依然只能依靠国家的援助，而无法从小额信贷上发家脱贫。
C收益无法较好覆盖运营成本，长期发展受限。主要表现有二：其一，资金短缺且资金来源单一。融资形式缺乏多样性。据《意见》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必须“只贷不存”。具体而言，如基金储蓄、代扣罚金和吸收入股等方式在中国小额贷款公司中都比较少或者没有。其二，理论与实际收益率出现偏差，受到税收及利率等问题的限制，许多小额贷款公司并未达到预期收益率。从目前的试点结果来看，现行格局下，农村闲置资金无法得到充分吸收，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规模不可能快速扩张。
D内部机制仍需完善。其一，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无力承担不足的内部控制以及不可抗力的事件造成意外损失的瓶颈。相应的，小额贷款应对此类风险的能力也很弱。其二，内部决策和监督机制欠完善。其三，小额贷款公司高层并未有明确的计划和目标，仅仅知道从小项目做起，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在对小额公司的监管中，现行的政策框架也存在很多漏洞和疏失：
A监管主体的不明确性。尽管《意见》指出小额公司要有一个明确的主管部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出现了是人民银行还是银监局，是金融办还是县政府进行管理的悬疑之争。
B征信系统覆盖还不够完善。第一，员工的信息缺乏全面性，信息出现不对称性，公司在博弈上处于不利地位，道德风险系数更高。第二，在这种模式下客户群狭窄，长此以往，并不利于公司业务的扩大。
C缺乏具体的规范文本和制度。相关主管部门并未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汇报材料及监管细节要求给出明确规范。
三、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模式的完善方向
1、中央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战略，给小额贷款公司创造良好的市场载体时，还应给予小额贷款公司有力的政策和资金倾斜。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到小额贷款公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推手。此外，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也将为城市中小企业和薄弱产业提供更多样化的融资方式。
2、国家有层次地进行规划，再补充相应政策支持：首先，给予不同类型的小额贷款公司给与不同的政策优惠。公益性的商业性的小额贷款公司在其发展初期，我国应区别对待，在政策扶助资金及税收政策上对公益性的公司有所倾斜。其次，逐步放松其利率及融资方式、规模限制。与市场化进程同步，小额贷款公司的控制也应相应改变，促进其长远发展。此外，小额贷款公司的正名问题，一直保守争议。作为非经融机构，其业务相对不易展开。在鼓励经营效益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向村镇银行转型的同时，我国应该相应放宽准入和限制，允许其参加一些简单的金融活动。再次，为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及公司自身都应加强对就业人员的培训及考核。同时，人民银行应尽快将其纳入征信体系，部分有障碍的地区可以与公安部门的征信信息绑定。
3、加大力度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推进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同时，也应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农村金融多层次服务体系进行规划。而现行的银行类金融服务，特别是资金融通服务和资金管理服务，主要关注点在大众城市和大中型企业，所以中小企业和中小资金需求的农村客户需要一个庞大的专门服务体系。今后的农村金融的发展不仅需要继续完善补充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联社等金融机构，同样也不能忽略小额贷款公司及其他的金融服务机构的不断完善。此外，目前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限制了闲散资金的吸收，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缺乏良好的环境。具体而言，实现农村金融服务的多样化，需要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扶植一些辅助金融机构的成立，并且实现农村的征信体系与相应更多金融机构的绑定。
4、建立健全内部机制，从控制风险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良性发展。其一，从放贷程序到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均要严格规范。其二，设立风险控制部门，加强对放贷资产的管理，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基础上确保一定的收益率。其三，咨询相关人才，并聘请法律顾问保证公司日常的文件材料及一些行为的合法性及严谨性。再次，公司的决策部门要形成严格的责任负责制，权责明确。
5、避免小额贷款公司的的服务宗旨和管理目标的偏离。其一，完善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体系，防止公司背景及政府官员的操纵。在探索阶段，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监管体系，各部门的监管出现重叠和偏差。结合社会各界的监督，我国应出台具体的条例辅助监管，并划出各监管部门的职责范围，有主有次，层次鲜明。其二，严格监督小额贷款公司对国家扶助资金的运用，在保证一定收益率的同时，应真正惠及广大贫农及城市弱势产业。
6、扩大业务的覆盖面。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应该继续多样化，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继续拓展，服务领域不只局限于农业领域等；另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步入正轨后也应该参考GB模式下的自动瞄准机制小额贷款，发挥自己的效用。
7、实现小额贷款与小额保险的结合，进一步加强风险控制。拓展小额信贷的保险市场，一方面可以拉动内需，有利于保险业业务的创新和拓展；此外，也利于小额贷款公司承担道德风险或意外因素引起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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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志强 当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面临的的难点及建议[期刊论文]-经济师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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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鹤等 国外小额贷款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农业信息网 2007, 6
金融期刊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企业工会；CNKI期刊数据；文献分析；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029-03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劳资关系的复杂和劳资矛盾事件的不断发生，以及中央关于工会提出的“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指导思想，众多的专家学者开始了对工会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企业工会的研究。相应的国内学术界和企业界也推出了大量的调研报告和文献研究，从而帮助各界认识企业工会的现状和职能作用。从2001—2011年这十年中，中国学术界和企业界关于企业工会所累积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呈现出什么发展趋势？随着企业工会研究的发展，这些研究状况有无发生变化以及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企业工会研究的整体图景，发现企业工会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而促进该领域研究的进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践界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方向指引[1]。
分析和评估学科的整体研究状况，以回答上述问题，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规范性的、概念性的评述，另一种是描述性的、实证性的分析[2]。对企业工会的研究而言，前者意味着从定性的角度对企业工会相关概念的阐述、理论的建构、学科范式的界定以及历史和演变的回顾进行评述；后者意味着从定量的角度对企业工会相关的研究者、研究机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及其学科的影响力和研究范式等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视角属于后者，通过CNKI期刊数据的文献回顾现实，笔者并未发现有如此类对企业工会研究的文献。
基于以上的考虑，本文以2001—2011年（12月，下同）之间的关于企业工会研究的CNKI期刊论文数据为对象。采取文献计量学和历史比较的方法进行分析，主要是想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2001—2011年，中国企业工会研究文献的年度产出趋势如何？（2） 2001—2011年中国企业工会领域的CNKI期刊论文产出呈现什么样的特征?主要发表在哪些期刊?其发展变化趋势如何?（3） 2001—2011年企业工会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机构有哪些?高产出作者有哪些?这些机构或者作者主要来自哪些学科?主要关注哪些研究议题?其发展变化趋势如何?（4） 2001—2011年间，国内企业工会的研究是否受到足够的基金资助?其基金资助情况如何?其发展变化趋势如何？
二、研究设计
1.样本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属于描述性分析，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学和历史分析比较的分析方法。数据来源：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选取的时间段：2001—2011年（12月）。检索范围为：所有学科范围。检索表达式为：题名=（企业工会）。最终获取有效样本数据为1 218篇论文，分别下载“作者”、“中文关键词”、“单位”、“基金”、“刊名”等字段。
2.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本文的分析变量包括论文的期刊名称、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和基金资助状况等。其中，“单位”字段即为研究机构，本文仅采集论文中的最高一级单位，比如“全国总工会”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全总财务部等。“基金”则按照不同的级别分为部级（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部级其他基金）、省部级（部级基金、省级基金）、厅局级、校级以及其他基金。采取词频分析法，对关键词词频分布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国内企业工会的重点研究议题。此外，为了揭示国内企业工会研究的演变特点及变化趋势，2001—2007年，2008—2011年四个阶段进行对比分析（主要因为2001年工会法进行修改，2008年国内劳资矛盾严重年）。所有的数据导入Excel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分析
1.企业工会研究文献的年度产出趋势
下图是企业工会研究文献的年度产出趋势分布图。
通过图1我们可以看出，从2001—2011年中国关于企业工会研究数量总体呈先下降再递增最后趋于平稳趋势，其中主要有两个拐点分别为2003年和2009年。主要是因为在2002年，中国的《工会法》成功制定，在2008年中国发生了金融危机。这显示出关于企业工会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滞后效应。
2.企业工会CNKI期刊论文的期刊分布
数据显示，2001—2011年所有企业工会文献共1 218篇总共刊载在291种期刊上。集中趋势还是挺明显的，发文量排名在前十名的期刊总共刊载621篇文章占50.99%，排名在前十五名的期刊总共刊载705篇文章占比例57.88%。由此可知文章分布主要刊载在前十名期刊上。
数据显示，中国关于企业工会研究的文章主要分布在与工会有关的期刊上。可惜的是，笔者通过查阅2011年由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的《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后，发现上表15种期刊只有一种属于国家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即是《中国劳动关系学报》（其前身是工会理论与实践——中国工运学院学报）其载文数量为42篇，占比例约为3.45%。由此可见，中国大部分的核心期刊对企业工会领域的研究并未予以较多的支持。
金融期刊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学术论坛》；栽文分析；作者分析；引文分析
《学术论坛》自1978年创刊以来，以“关注社会动态，弘扬时代精神，追踪学术前沿，倡导理论创新”为办刊特色，刊登了大量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社科理论文章。该刊已被列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4年版)，并被多家重要数据库收录。目前已有304种期刊引用了该刊的数据，影响因子由2004年的0.1693提高到2006年的0.301。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笔者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以第一作者为统计对象，对2004―2006年间的载文、作者及引文情况进行统计与分析，从一个阶段反映《学术论坛》发展轨迹，为促进该刊进一步发展、提高办刊质量提供参考。
一、载文情况统计分析
1 载文量
载文量就是某种期刊在某个时间段内刊载论文数量的多少，它不仅是衡量学术期刊所含信息量及吸收、传递信息能力的主要指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所载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发展速度。《学术论坛》2004-2006年3年间共出版30期，载文1394篇(不包括书评、会议综述、学术信息等)。为适应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需要，2005年由双月刊改为月刊，页码由188页增至204页，因此年载文量大幅度提升，在社科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也随之扩大。一方面说明该刊出版周期缩短后，信息传递能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突飞猛进。
2 信息密度
信息密度是指每印张所载结构概念完整的文章数量。信息密度是衡量学术期刊信息含量及办刊质量的重要指标，它显示期刊信息输出的速度和能力。每篇论文占页数越多，其信息密度就越低；但反过来讲，篇均长度的增长，有利于科研论文论述深度和广度的增强。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对信息密度作统一定量要求，要根据学科、选题和表达的需要，宜长则长，宜精则精。《学术论坛》2004～2006年所发论文长度统计，但篇均页码稳定在4.22～4.34之间，信息密度处于3.69～3.79区间范围内，波动较小，说明该刊所提供的信息流呈稳定、均速状态，也表明该刊质量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
3 基金论文比
基金论文比，指来源期刊中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这是衡量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学术论坛》2004～2006年基金论文比逐年上升，尤其是部级基金资助论文占有一定比例(64篇，占26.7％。若某文有多项基金资助，只按最高级别统计一次)，说明该刊的质量在稳定中逐步提高。由于基金资助论文在质量、学术价值或实践价值方面往往高于一般论文，因此要采取各种积极措施，争取提高基金论文比。今后要改“坐等”基金项目为主动出击，依托自身学术资源优势，及时了解重要基金项目的立项情况，提前预定重要基金项目的核心部分的论文，以提高刊物的质量和知名度。
4 学科分布
依据《学术论坛》栏目的大致分类，将所载论文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历史学、文化教育和专题研究等10大类。2004～2006年经济学、政治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共有论文765篇，占发文总量的54.8％，是该刊的特色栏目。在该刊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华文章》等转摘的文章中，以上3项被转摘量占总被转摘量的59％。该刊既有这些稳定的栏目，又不拘泥于栏目，善于从现实社会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中抓住学术创新点，刊发一些贴近时代、理论性强、思想性强、可读性高、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文章，对社会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如和谐社会研究、农业问题研究，有多篇被重要文献转摘和引用，取得了较好的学术传播效果。
二、作者群统计分析
1 作者职称、学历情况统计
作者是反映期刊学术水平的一个鲜明的外部特征，也是影响期刊质量的一个因素。对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期刊的权威性，揭示出该期刊的主体作者群以及预测该期刊的难度系数。为便于分类，笔者将统计标准分为三类，教授、研究员、编审、博士生导师、博士后等为一类作者；副教授、副研究员、副编审、博士、博士生、高级讲师、高级会计师、高级工程师等为二类作者；讲师、硕士、硕士研究生等为三类作者；其他用无效编码代替。由于作者在3年中的职称、学历会有变动，笔者采用最高一级归类。
教授、博导、研究员等一类作者所占比例为16.79％，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这部分作者的稿件一般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和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对提高刊物的转摘和被引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副高作为该刊的生力军，以59.61％的比例占据了作者群的半壁江山，对保证刊物的学术质量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副高作者既有一定的学术水准，又有评正高的压力，加上一些基金项目，其论文质量较有保障。他们是未来的正高群体，且在该群体周围有一批有战斗力的科研骨干，因此要与副高作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争取更多更优质的稿件。由于各种原因，近几年博士生数量突飞猛进，其学术水平也在提高之中，但有些博士的文章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相比之下，中级职称的作者成为弱势群体，但是他们的科研压力最大。《学术论坛》2004～2006年所发论文中，中级职称作者比例占21.10％，在保证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准的前提下，对于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该刊也善于发现他们的闪光点，以培养刊物的后备军。
2 作者群的地域分布
统计分析作者所在的区域，可以了解刊物的覆盖面，从而可评价刊物在全国的影响力。通过对第一作者的统计，2004～2006年《学术论坛》刊发的论文作者所属地区分布。
2004～2006年共有27个省市自治区的作者在《学术论坛》上发表文章。发文100篇以上的作者群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北京、江苏、湖北5，省市自治区，占发文总量的66.36％。广西作者群高居榜首，占25.82％，这既体现了刊物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也体现了刊物“立足广西，面向全国”的办刊特点。这是刊物的职责和使命所在，也是刊物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广东作为该刊的第二大作者群来源地，虽然其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论文的产出在全国排第5位，但是两广地域相联，联系密切，且具互补性，随着两广通道的加快对接和提升，两广的经贸合作关系更
加密切，因此广东作者在经济学方面，尤其是区域经济、金融学方面研究的论文比例较高。北京、江苏和湖北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产出大省，在该刊的发文比例也位居前列，这与这些省市经济发展程度高、巨额科研经费投入以及文献资源的丰富程度有关。上海和浙江的作者群体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论文则相对偏少，、宁夏、青海等则1篇也没有。
3 作者群所属单位分布
作者来源单位的统计分析也是表明刊物覆盖面和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作者群体所属单位类别统计，数量较高单位的排名。该刊作者覆盖全国361个单位，有较高的覆盖率，在全国有广泛的学术影响。高校是该刊主要的作者来源单位，占80.61％；党校也有一定比例。广东、北京、江苏、湖北、上海等省市高校拥有强大的学术研究实力，其作者为该刊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为保证刊物质量和学术水平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建议下一步对这些高产单位的作者的选题与被引情况作进一步分析，争取多刊发一些被引次数高、创新性强、理论水平高的论文，以提高刊物的影响因子。
4 核心作者分析
刊物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同作者群的支撑密不可分。测定核心作者，有利于总结高层次作者在选题论证方面的规律，从而指导期刊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核心作者的测定方法不同，得出的结果会有所不同。由于近3年发表的文章的影响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且统计样本中最多的发文量只有3～4篇，笔者将发文2篇以上的140名作者作为核心作者候选人，为作者总数的11.35％。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测算该刊核心作者。统计指标包括：发文量(K1)、被CSSCI来源期刊引用量(K2)、被重要文献摘转情况(K3)、被中国引文数据库引用量(K4)、中国期刊网提供的单篇文献网络传播量，即2005～2007年Web下载量(K5)。第二步，加权统计综合指数。本文取60分以上者为本刊2004～2006年的核心作者。
三、引文统计与分析
金融期刊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成本成本控制管理思考控制
中图分类号：[F235.9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发展迅猛，并一度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支柱行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房地产行业成为了主要收入力量。由于房地产本身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商开始投资国内房地产，导致房地产市场过于火爆，房地产行业迎来了寸土寸金的时代。大规模的房地产建设，导致土地逐渐变成稀有资源，土地价格直线上涨，同时又存在过高的房屋空置率。为避免出现房地产泡沫，政府通过运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等对房地产进行调控，防止房屋价格上涨过快。政府的调控和外资的加入，使的房地产行业竞争加剧，为保证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永续经营，对开发成本的控制成为必然手段。
二.对房地产开发成本控制的分析。
1.房地产开发成本的组成和控制方法。
一个房地产项目的主要开发成本包括以下内容：
（1）土地成本。
（2）前期费用。
（3）工程成本。
（4）管理成本。
（5）营销成本。
（6）财务成本。
（7）其他费用。
成本控制是以成本的发生为基点，根据预定的成本目标，对实际生产过程中的一切生产资料消耗通过指导、限制和监督，及时纠正偏差，促使成本下降，事项预定的成本的目标。在房地产的开发成本中，土地成本、管理成本、财务成本及税费等在项目开始初期即可基本确定，其变化幅度较小，可控性相对较弱；前期费用、工程成本、营销成本会随着项目的变化而变化，其中涉及因素较多而且较复杂，在前期预算和后期统计中，差异较大，这部分具有可控性强的特点。在成本控制中要以工程成本控制为主，将营销成本和工程成本作为控制的重点。
在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始阶段，要对项目各建立成本控制目标，将目标按类别分解，责任落实到部门。房地产开发单位成立有公司总经理为首的成本控制小组，定期对各个项目的开发成本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估、检查，对项目成本和预算产生差距的部分要及时纠正，并提出解决措施。
2.房地产开发成本在各阶段的控制要点。
（1）初期阶段。
在房地产方案设计阶段，要对市场需求进行调查了解，建多少层、多少花园、配置哪些基础设施等，通过容积率指标控制面积。通过比较确定单体平面和户型，对户型做多方案的设计，对建筑面积、套内面积和公摊面积进行比例测算，确定最合理的户型结构和搭配，以取得最大销售面积。对各方案搭配的配套设施、绿化面积、道路等进行土地成本和建造成本的分析和比较，对各方案的建设工期、销售预期及价格等做以比较，编制投资的预算额度。
在初步设计中，要按照批准的设计任务，对设计规模和标准、工程数量和预算指标等方面进行控制，充分考虑施工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处理的经济性。对施工图设计时，要对不同形式的基础工程以及不同结构体系对工程造价的影响进行比较，选择合适的基础形式和结构体系，对施工方法和材料选用等细节部分要注意把握。通过分析比较，要在保持功能不变的情况下，尽量使成本降低。
在选择施工方案时，要对施工设备的选择、基础土方、运输方案、材料费用等进行比较选择。材料选择时，要考虑材料质量、价格以及运输的成本，选择机器设备时，要对机器的运行成本和使用寿命以及配件价格和维修费用进行比较。
施工图设计预算阶段，要根据施工图文件，按照各专业工程的预算定额的计算规则，计算工程量，结合实际的施工方案，安装现行的规定，确定单位工程或单项工程的造价。施工图编制时，要尽量采用限额设计，确定各设计阶段的造价计价，严格控制不合理的变更，保证总的投资额不超标。在进行成本预算时，要对历史数据进行搜集整理，结合当前的市场实际情况，对材料、人工、税费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调整。对工程的概况、建设的标准以及经济指标和技术指标进行明确。
设计阶段是开发成本中最关键的阶段，其对工程造价影响的可能性为70%-90%，控制工程造价的关键在于施工前的投资决策和设计阶段。
（2）施工阶段。
在工程项目施工中，常常出现使用材料、施工进度、工程量以及设计的变化，随之带来的是成本目标和预算不相符。这种情况下，要对工程的变更原因进行控制，对工程变更要在不提高建设标准、不影响工期和施工范围的情况下，同时要建立工程变更的相关制度，进行严格的审核。在施工阶段，要严格控制人工和材料的消耗管理，对市场价格信息要加强了解，要严格控制工程变更，按照合同约定拨付工程的进度款。
在施工时要建立工程变更审查和流程制度，要充分对市场价格进行了解和调查，对材料和设备要建立确认质量确认价格的制度。
（3）竣工阶段。
竣工阶段要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核，按照图纸核实施工量和单价，要检查隐蔽验收记录。
三.房地产开发成本控制的思考。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普遍存在房价偏高的情况，在这种环境下，消费者信心未恢复，对楼市的观望情绪较浓，对房地产的投资性被压抑。前几年的高价拿地项目在这几年的集中上市，房地产上存在大量存货，这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也带来了压力。消费者的观望必将导致价格的下跌，成本的因素将变得更加敏感，房地产开发商对成本的控制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房地产行业习惯通过在招投标中低价中标进行成本控制，从另一方榨取利润。在现在的情况下，要转变成准确了解客户需求，做出高性价比的房产。在招标阶段和施工阶段的成本控制的同时，也要注意关注产品定位和设计的管理。在进行成本控制中，不能当当只做好成本的预算和核算，更要将核算变成实际的控制。
在土地成本中，要尽可能的争取优惠价格同时要加强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论证。在前期费用中，要利用优惠政策，争取减免费用。在工程成本中，要设计出最具性价比的产品，开展设计阶段的成本控制和限额设计，严格控制工程变更审核，加强采购管理和新工艺的应用。在后期要对营销策略进行跟踪确认，对各成本费用要确定支出标准，同时加大费用支出的审查力度。
四．结束语
通过施工前的设计阶段和施工实际控制阶段以及后期的成本核算，成本控制要贯穿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各阶段的成本控制可以提高投资效益和增强管理水平，在成本控制中，要多比较多评价，多预测多核算，多管理多控制。做好成本控制，优化管理，以最少的成本，满足需求的功能，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这样才能保证企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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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孙秀,金诚 房地产开发成本控制与管理思考[期刊论文]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2010,(15)
[4] 蔡东红 论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成本控制管理[期刊论文] 《现代经济信息》2012,(07)
[5] 史俊霞房地产开发成本控制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期刊论文] 《金融经济》2008,(24)
[6] 朱华 论房地产开发成本控制管理[期刊论文] 《金融经济》2007,(04)
金融期刊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乡金融；梳理；分析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6M602236）
中图分类号：C93；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31日
一、引言
新乡市地处中原大地，是河南省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地级市之一。市区总面积约为422平方千米，建成区的总面积大概为140平方千米，中心城区人口总数约为120万人。新乡市下辖有卫辉市和辉县两个县级市，原阳县、长垣县、新乡县、延津县、获嘉县、封丘县等6个市辖县，牧野区、卫滨区、凤泉区、红旗区等4个市辖区，新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个部级开发区以及一个全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除此之外，新乡市还拥有诸多的荣誉称号，例如中国最佳生态宜居城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商业城市、中国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电池工业之都等等。
近年来，与新乡有关的各个领域的研究发展快速，相关资料、数据更新较多，虽然已经有一些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对新乡的金融研究进行过分析与探究，但是关于新乡金融研究全面的、整体角度的文献梳理与分析研究则尚不太多。受到文献的启发与帮助，本文拟运用文献计量学基本理论与实操方法对新乡金融研究相关的期刊论文进行整理与统计，以此分析、了解新乡金融研究发展脉络与当前状况。
二、文献的梳理与分析
由于研究新乡金融所涵盖的资料较为广泛，并出于对代表性因素以及出版时间的考量，本文拟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上面收录刊登的有关新乡金融方面的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其对应的英文名称为：China Academic Journal Network Publishing Database（通常简称为CAJD），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6037/Z，《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并且动态连续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同时还是《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十一五”国家重大网络出版工程的子项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的出版内容主要有教育类、政策指导类、技术类、学术类以及高等科普等方面，具体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哲学、工程技术、医学、自然科学、农业等众多学科领域。《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中涵括了国内8，147种学术期刊，其收录的起始年限为1915年，部分收录的期刊可以回溯到该期刊的创刊之时。截至目前，《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中的论文文献总数已近4，600多万篇，具体内容分成了经济与管理科学、社会科学Ⅰ、社会科学Ⅱ、工程科技Ⅰ、工程科技Ⅱ、信息科技、基础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医药卫生科技、农业科技等十大类专辑，这十大类专辑又细分成168个专题。由上可见，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刊载收录的期刊文献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梳理、分析是能够较好地体现新乡金融的研究状况和关注度的。本文实施的最后一次检索时间为2016年3月26日，实施的检索词为：“新乡”，针对主题字段进行精确检索，并限定文献的学科领域为金融类，经过人工整理与筛查，有效检索结果共有120篇相关文献。
根据本次检索和整理后的结果来看，1952年新乡金融相关期刊文章有1篇，随后几年较为沉寂，1956年和1957年各有2、3篇期刊文章刊出，然后一直到1979年开始又有相关期刊文章刊出，并呈现出一小段震荡上升的趋势，1984年年载文量达到7篇，出现一次高峰，随后几年逐渐回落，从1992年开始，新乡金融研究相关的期刊论文数量相对较为稳定，尤其是从2006年开始，较为明显地呈现出来年刊载论文数量逐年增长的趋势，这表明新乡金融在近些年来产生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受到学者、专家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在最终整理得到的120篇新乡金融相关的研究文献中，经过筛选、分析发文作者的相关信息，按照同一作者发表相关文献的数量进行排序整理，可以大致统计出新乡金融研究相关作者的整体发文情况，根据普赖斯理论，计算核心发文作者的数学公式是：m？艿0.749× （其中nmax是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的发文数量，m为核心发文作者的最低发文数量），整理统计得到新乡金融类发文量最多的著者论文数为3篇，可以计算核心著者的发文量下限应约为1.3篇，因此可大致界定发文2篇及以上的著者为核心著者，统计得到发文2篇及以上的核心著者已近15名，可见新乡金融研究已具有一定数量的核心著者，这些核心著者在新乡金融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这些核心发文作者为新乡金融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并为新乡金融领域的研究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但整体而言，核心著者的数量还不是很多，新乡金融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核心著者参与进来。
梳理与分析新乡金融研究相关发文作者的单位信息，按单位发文量排序，经过整理统计，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新乡市中心支行共发表新乡金融方面的期刊文章29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新乡市监管分局5篇，中国农业银行新乡市分行5篇，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3篇，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3篇，沈阳农业大学2篇，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2篇。根据上述的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发文单位基本上集中分布在金融监管单位和银行系统，表明新乡金融研究的主要力量来自金融监管单位和银行系统。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新乡市中心支行发文达到29篇之多，占到所有新乡金融研究期刊文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随后依次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新乡市监管分局、中国农业银行新乡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等单位，表明这些机构对于新乡金融研究重视程度较高，同时研究能力较强，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上述的梳理与分析我们也能看出，刊文单位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对较少，而这些单位是科学研究的两支主要力量，如何引导、加强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新乡金融方面的研究也是新乡金融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
按出现频率排序，此处仅列出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整理统计后结果如下：抵押贷款、宏观调控、银行、金融支持、统筹城乡发展、农地经营权、影响因素等关键词以明显优势排在前列，这些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新乡金融研究的具体侧重之处。按照研究层次进行梳理与分析，新乡金融类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社科方面的基础研究、社科方面的行业指导、社科方面的职业指导、社科方面的政策研究、经济信息、自科方面的工程技术等研究类别。社科方面基础研究类的相关文献数目较多，达到71篇，行业指导（社科）其次，达到39篇，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对刊载新乡金融类研究文章的期刊进行梳理与分析，结果可见，《金融理论与实践》收录刊登的新乡金融研究方面的文献最多，有35篇；《中国金融》次之，有10篇；《股市动态分析》为6篇；《金融发展研究》为5篇；《金融研究》与《银行家》都为4篇；《中国农村金融》为3篇；《农业发展与金融》、《新金融》、《协商论坛》、《市场研究》、《征信》、《中国纺织》、《农村・农业・农民（B版）》、《国际金融》均刊载了2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收录刊登新乡金融研究类文章较多的期刊主要集中在与金融相关度较强的经济、管理领域，经济管理类的刊物最多。新乡金融研究类文献之中，有4篇论文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刊载，有63篇论文为核心期刊刊载。此外，这些刊载新乡金融类研究文章的期刊有一些还是专业领域内的顶级权威期刊或重要期刊。由上可见，相关专家学者对新乡金融研究的关注与重视，也体现出新乡金融研究的整体水平也是比较高的。成果来自辛勤的劳作，这些年新乡金融相关研究的发展与进步是与众多相关研究人员的默默工作、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当然，新乡金融研究的创新和发展仍需要更加深入和高质量的研究才能达成。
三、结语
通过对收录刊载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的新乡金融类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分析，从而进一步地探究新乡金融研究的发展脉络与整体状况。研究发现，新乡金融研究方面的关注度整体较强，稳定、持续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正在形成，但还需要更加深入和高质量的研究才能促使新乡金融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王秀芳.扭曲制度下的制度扭曲：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案例研究[J].金融研究，2001.3.
[2]郭建英.农村支付结算体系建设滞后制约新农村建设发展――对新乡市农村支付结算体系建设的调查报告[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2.
[3]陈益民，张翔，李新民.集体理性下的契约性组织行为：对新乡市银行业同业公会的调查[J].金融研究，2001.6.
[4]晁志斌.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新乡市县域经济发展金融支持状况的调研[J].银行家，2007.4.
金融期刊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地下连续墙；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断桩处理
中图分类号： C35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发展，各类用途的地下空间正在得到广泛的应用：如地下铁道、地下商场、地下民防工事等，而且开挖深度和规模正越来越大。近年来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武汉和昆明等地兴建了大量地铁车站，并由此出现了大量的深基坑工程。如广州地铁海珠广场车站基坑深达24.5m，是目前广州最深的基坑；上海地铁9号线宜山路车站已完成深达30米的基坑开挖，创造了上海轨道交通在建车站最深的纪录；成都国际金融中心项目的深基坑开挖达到了35m；而武汉地铁2号线正在施工的最深基坑更是达到了46m。水是基坑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水的存在使土体发生软化，使土体强度降低。因此，在开挖基坑过程中必须尽量采用一切防排水手段避免或减少水对基坑开挖及周围环境的影响。在工程实际中，由于地下水问题而引发的基坑工程事故相当普遍，基坑的防水、降水和排水己经成为确保工程安全施工的关键。唐业清曾对国内130余项基坑事故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发现其中因地下水引起的事故占21.4%。所以我们要做好基坑防水、排水问题，保证基坑安全，确保地铁站的正常运行。
1工程概况
昆明地铁二号线白云站-昆明北站站区全1694.616m，其中左线全长847.447m，右线全长847.169m，左右线间距为9.3m-17.3m，区间隧道坡呈“V”形坡，线路在进出站处竖曲线，半径为3000m，覆土厚度8.66m-17.14m，主要穿越圆砾层；金星站-白云路站区间全长2091.03m，其中左线长1045.515m，右线长1045.515m，左右线间距为14.0m-54.8m， 区间隧道坡呈“V”形坡，线路在进出站处竖曲线，半径为3000m，覆土厚度10.05m-5.46m，主要穿越圆砾层；
1.1工程地质
按照沉积年代、成因类型及岩性名称， 盾构穿越区间深度范围内自上而下可分为： 第四系人工活动层、 第四系全新世冲 洪积层、 第四系上更新世冲洪积层三大类。盾构穿越主要是圆砾层。圆砾土中夹杂有钙质胶体， 分布无规律，其厚度不均，厚的有2m左右，最大抗压强度达40MPa左右。
1.2水文地质
两区间段均处盘龙江与金汁河之间， 两河流均与本场区地下水位有联系，勘察揭露地下水为潜水， 主要含水层为圆砾层，水量大， 受地形及层面起伏影响， 局部地段微具承压性。
2 地下连续墙的渗漏问题
昆明地铁2号线路白云路站深基坑采用地下连续墙维护结构，但连续墙在土方开挖后易出现渗漏问题，尤其在地下连续墙幅与幅连接处，是渗漏最易发生的地方，一旦处理不但，无法控制渗漏，则会对基坑周边安全留下隐患。传统的处理方法是被动的采用过凝水泥封墙，水玻璃双液注浆等方法，但效果不是很明显的，而且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偿失。昆明地铁白云路站采用了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措施，有效的解决了地下连续墙幅与幅之间渗漏的难题。
3 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设计
高压旋喷桩是以高压旋转的喷嘴将水泥浆喷入土层与土体混合，形成连续搭接的水泥加固体，在地下连续墙幅与幅接头处形成一道有效的止水帷幕，高压喷射注浆时，所用灌浆材料主要为水泥和水，必要时加入粉细砂、粉煤灰、早强剂、速凝剂、过凝剂、水玻璃等外加剂，浆液水灰比为1，一般情况下，宜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其强度等级不宜小于32.5.水泥搅拌时间，使用高速搅拌机不少于60s，使用普通搅拌机不少于180s。而且通常用大等于25mpa的高压水切割土体，以大等于1.0mpa泵压水泥浆对切割的土体进行填充，为保证切割效果，用大等于o.6mpa的压缩空气对水注进行保护。高压旋喷时应分序施工，每个接头设置3-5个高压旋喷桩，桩间搭接长度为1/3桩径，旋喷深度低于开挖深度0.5m，检查用钢尺测量。
4 昆明地铁白云路站地下连续墙联合水平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存在的问题
昆明地铁白云路站深基坑工程降水的特点可描述为：含水层为圆砾石层，渗透性好、涌水量大；围护结构没有隔断透水层；工程水文地质条件不明，地表水和地下水水力联系复杂；周边建筑密集，地面沉降控制要求高；车站降水没有地区经验可循。其中圆砾层，计算厚度约为50m。主体围护结构采用地下连续墙，深度为28.54m，当不采用任何帷幕措施，若在基坑开挖过程中直接降水，因地下连续墙形成的绕流长度较短，不能有效降低水力坡度，一方面达不到减小基坑涌水量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基坑外形成的漏斗影响范围仍较大，地面沉降与建筑物的不均匀沉降会成为问题。因而，实施防渗帷幕工程后再进行降水是有必要的。经过技术与经济可行性研究对于类似工程采用水平封底式防渗帷幕作为隔水措施比较合理的。但是旋喷桩对于深厚强透水层成桩质量差甚至不成桩。致使截水帷幕封闭不严，使下层砾石或砂层形成涌水通道造成基坑渗漏、周边下沉现象（断桩如下图）。
4 针对旋喷桩成桩不理想或难成桩，致使地下水渗流严重，我们采取的解决措施
1对圆砾层动态水的处理：要先用泥浆（用粘土制成的泥浆，质量要好）旋喷一次，阻塞圆砾层的孔隙，起到缓冲作用，接着马上喷掺速凝剂的水泥浆（速凝剂掺量要先做试验），用单管旋喷，喷泥浆的压力要大于喷水泥浆的压力，达到4-6天后，再引孔抽芯，检查是否成桩。
2增加桩间单管高压旋喷止水桩，旋喷桩入岩面以下不小于1.5m，并对旋喷水泥浆采取速凝措施。
5理论和现实意义
1 该研究不仅适用于地铁基坑防水排水问题，而且对于云南省，甚至全国类似的深厚强透水深基坑防水排水研究都有借鉴意义。
2 在可能被忽视的地下防渗方面提出了更加严谨的防渗措施，减小了基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为工程的安全施工提供了更加详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肖培东 深基坑防水抗渗施工技术应用[期刊论文]-凉山大学学报2004，6（2）
[2] 徐伟明.Xu Weiming 基坑内承压降水井封井的防水与封堵[期刊论文]-建筑施工 2009，31（5）
[3] 李存法.马自芬.Li Cunfa.Ma Zifeng 高喷灌浆技术在基坑防水加固工程中的应用[期刊论文]-中国建筑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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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彭磊 浅谈深基坑防水工程的注浆加固设计与施工的技术要点[期刊论文]-中国科技财富2010（20）
[5] 冀文政.刘德荫 试论地下工程防水设计的重要性[会议论文]-2003
[6] 覃业艳 地下工程防水与施工工艺[期刊论文]-四川建筑2006，26（z1）
[7] 杜天刚 深基坑大涌水堵漏技术[会议论文]-2008
[8] 袁书桂 地下工程防水混凝土施工技术分析[期刊论文]-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0（16）
[9] 高俊峰.GAO Jun-Feng 高压旋喷桩在城市深基坑防渗止水中的应用[期刊论文]-山西建筑2005，31（11）
金融期刊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网上支付 沉淀资金 监管
一、引言
2000年以来，互联网在中国呈现出爆发性发展的趋势，不仅网民规模不断扩大，达到4.57亿，而且网络消费总量也快速增长。据中国互联网数据中(DCCI)2010年11月23日的中国互联网市场调查数据显示：2010上半年网络消费总量达4734亿，预计2010年全年增幅为48.8%左右，中国网民网络消费总量将首次突破1万亿人民币大关，人均月度网络消费额达到206元。据中国互联网络中心《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是网上支付的快速发展期。截至2010年12月，网上支付用户规模达到1.37亿人，使用率为30%。这一规模比2009年底增加了4313万，年增长率高达45.9%。网上支付用户规模三年之间增长了3倍，比2007年底增加了1.04亿用户。由此，随着网上购物等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新兴电子支付工具不断出现，电子支付交易量不断提高，网上支付不断发展，与此相伴的网上支付中沉淀资金的问题自然也就浮出水面。
二、国内网上支付平台及其发展
网上支付，是指通过互联网实现的用户与商户、商户与商户之间的在线货币支付、资金清算、查询统计的过程。网上支付包括直接使用网上银行进行的支付以及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间接使用网上银行进行的支付。根据Enfodesk易观智库2011年2月21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包括互联网支付、手机支付和电话支付）交易额达到11324亿元。第三方支付市场依然保持较高的市场集中率。支付宝以49%的份额占据半壁江山，排名前五的支付宝、财付通、快钱、Chinapay、易宝支付占据近90%市场。
来自支付宝公司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支付宝日交易总额达到5662亿元人民币，日交易笔数超过500万笔。显而易见：以支付宝目前日交易量15．5亿元、7天收款期计，平均每天账户上吸纳的客户保证金就是108.5亿元；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0.5%计算，一年的利息收入可以达到5000多万。扣除必要地实缴资本，日均沉淀资金可达80多亿。
三、网上支付沉淀资金存在的问题
网上支付所产生的沉淀资金主要是针对平台账户模式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而言。沉淀资金主要包括两部分：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资金和交易前后暂存在平台虚拟账户里的资金。其中，交易过程所产生的资金是指支付系统中正处于支付过程中的资金。为了保证交易双方的安全以及建立信任，第三方支付平台一般规定只有当买家收到商品并确认付款后，系统才能把货款划到卖家账户。交易过程中的资金就这样产生了，这也是沉淀资金的主要构成部分。
网上支付所产生的沉淀资金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第三方电子支付监管体系不完善
在电子商务网上支付中，第三方支付商提供的网络虚拟账户是连接买家与卖家的重要纽带。通过第三方支付商提供的担保，买家卖家之间建立信任并完成交易。在这一过程中，沉淀资金的管理就会出现巨大的漏洞，那就是买家存放在第三方支付商账户里的钱由谁来监管。根据2010年6月21日《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已经明确将第三方支付平台作为支付清算组织进行管理，并且规定由银行设立专户存放，提取备付金，第三方支付平台不得擅自挪用备付金。但是并没有对沉淀在其账户里的资金做出规定。再者，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商业银行的账户，银行无权过问账上资金的流向。即使有一定的法律规定，如第三方支付平台不得擅自挪用客户金额，但实际上交易都是在第三方支付商的虚拟账户里进行的，银行对实际的交易数据并不知晓，第三方支付商调动虚拟账户里的资金银行根本难以监管。
（二）管理风险与支付风险
由于第三方电子支付监管体系的不完善，法律在第三方支付商在资金调动方面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因此，沉淀资金往往是由第三方支付平台自己进行管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第三方支付平台想要把账户里的资金挪作他用或者进行某些违法行为譬如洗钱，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比如前不久，江苏苏州侦破的一起案中,抓获第三方支付平台“快钱”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经查,其与境外集团勾结,协助境外集团流转资金30余亿元,并从中获利1700余万。
其次，在资金的流动性管理中，可能存在资金安全问题，进而引发支付风险和道德风险。目前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中，基本都可以直接支配交易资金，这就容易造成资金不受监管、越权使用，甚至进行风险投资的问题。早在前些年，这种资金管理办法就在证券业使用过，可想而知，券商挪用股民资金的案件数不胜数，局面难以控制，最终出现巨大的风险。同理，目前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沉淀资金，如果管理运用不当，也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偿付风险和金融风险。
（三）存款利息分配问题
巨额的沉淀资金必然可以获得巨额的存款利息。然而，存款利息究竟归属于哪方？产生的存款利息在合同中即用户协议当中并未明确其归属，又由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只是对资金进行代管，那么根据的性质以及合同内容，作为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是不能享有这笔利息的所有权。然而，在具体的实务中，这笔利息往往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免费提供服务的补偿。事实上，这笔钱在银行账户上的利息归客户、银行还是属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服务性收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
四、关于网上支付产生的资金沉淀的监管建议
（一）提高行业准入标准，建立完善的第三方电子支付监管体系
在《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方法》颁布之前，我国第三方电子支付行业的准入标准相对较低，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规模差别很大,良莠不齐。许多小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缺乏稳定的客户群体，容易通过一些违法手段譬如洗钱来牟利。一般来说规模小的支付机构比规模大的更容易引发金融风险，因此，有必要明确规定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注册资金规模，并将其规定为重要的准入标准之一。与此同时，应该从对内控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出发制定相应的标准并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以发放牌照的形式对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有效的约束。
根据最新颁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方法》的规定，非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应具备的资本实力为申请人申请在全国范围内从事支付业务的，其注册资本至少为1亿元；申请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从事支付业务的，其注册资本至少为3000万元人民币，且均须为实缴货币资本。同时确立中央银行为监管主体，第三方支付平台开户银行辅助中央银行进行监控。
然而，截止至目前为止，原先几百家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中获得牌照的有10多家，而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方法》中的规定，这些获得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服务机构应该进行用户的实名制注册，反洗钱的监控系统的构建。但是，如今用户仍然能够不通过实名制注册而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结算与转账服务。
（二）向监管部门缴纳保证金，防止沉淀资金被非法使用
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方法》中的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接受客户备付金的，应当在商业银行开立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存放备付金，并且只能选择一家商业银行作为备付金存管银行，在该商业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只能开立一个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备付金存管银行应当对存放在本机构的客户备付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第三方支付机构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开立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只能将接受的备付金存放在支付机构开立的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支付机构的实缴货币资本与客户备付金日均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10%。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第三方支付企业的资金沉淀问题，其实并没有比较好的解决。《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方法》中规定了支付机构只能选择一家商业银行作为备付金的存管银行，但是，付款者肯定会使用多家银行的资金账户，这就要求支付机构在不同的银行账户之间进行结账，这会增加支付机构的成本，并且会影响效率。而且，在支付平台使用沉淀资金的方面上，也没有出台具体的管理细则。在这两个方面，监管部门仍然需要出台更加详细地监管方法，譬如支持支付机构在不同商业银行开立备付金专业存款账户以及转账使用细则，提高保证金比例等等。
（三）明确利息归属，合理分配利息
沉淀资金的规模巨大，每年产生的利息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然而，沉淀资金的利息归属一直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在《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并没有对这笔利息的归属作出明确的解释，只是要求托管银行进行利息的核查。
从法律上讲，沉淀资金相当于客户交给第三方支付平台管的保管物，本身还是归客户所有，因此按理说利息也应全额退还客户。或者可将备付金资金账户产生的利息作为保险金为客户提供保险。
也可以采取事前协商的方法，将利息在客户和第三方支付公司间进行比例分配。支付公司所得利息可以当作为客户备付资金保管费或者手续费。关键在于，不管是通过哪种方式所获取利息，支付机构必须事先向客户说明清楚，让客户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至于支付公司利息收入的使用，可以建议其自愿用于自身安全或服务设施的提升，或者直接为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增值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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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志斌,浅谈第三方支付沉淀资金监管及金融风险控制［期刊论文］-中国电子商务2010（9）.
［4］王金良,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期刊论文］-商业文化.2010（12）.
［5］钱卫华,浅析《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方法》对规范第三方支付的意义［期刊论文］-中国商界,2010（7）.
［6］中央银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方法》.
金融期刊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国学术期刊；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论文；计量分析
基金项目：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16年度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编号：SZJY-1608）
中图分类号：G353.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2月14日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科研水平总体偏低。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学校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还是体现在教学方面，就其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功能而言，与本科院校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尤其是科学研究方面。要提升高职院校的科学研究功能，就必须了解高职院校目前的科研现状。
陕财职院是一所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坐落于陕西省咸阳市，创建于1960年4月，其前身为陕西省财政学校，先后更名为陕西省统计财经学校、陕西省财政会计学校、陕西省统计财金学校、陕西省财经学校等，1986年由西安迁建咸阳。2001年9月独立升格改制为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7月正式由陕西省财政厅划转陕西省教育厅管理。陕财职院秉承“博学、慎思、诚朴、笃行”的校训，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的办学理念，立足陕西省，面向全国，依托会计行业，面向三大产业，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人才需求，为社会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培养了大批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形成了“团结、严谨、勤奋、奉献”的优良校风和“实训与理论相融并进、岗位与课堂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陕财职院以建设成为陕西财经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陕西财税干部培训基地、陕西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基地、会计工作能力训练与认证基地、财经类高职学生就业创业培训基地，实现“省内一流，行业著名”为办学目标，根据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需要设置和调整专业，旨在形成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专业体系。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检索网址为http：///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检索时间为2017年2月7日；检索方式为“高级检索”，控制检索条件为：作者单位“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模糊匹配方式，发表时间从“2001年”到“2016年”，来源类别“全部期刊”，共检索到文献1，454篇，然后利用CNKI提供的“分组浏览”和“文献分类目录”功能进行统计分析。
二、统计结果及分析
（一）年度发文量统计与分析。发文量是衡量一个单位学术成果的重要指标，不仅能体现单位的科研水平，同时也能说明单位的学术氛围。表1为陕财职院2001～2016年发文量统计。其中升格初期，由于科研实力薄弱等原因，年发文量较少；2009年首次突破100篇。可以看出，自升格以来，陕财职院年度发文量虽有波动，但整体呈现增长趋势，科研总量在增加。（表1）
（二）学科分布统计与分析。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学科分布进行统计，所得数据能体现学校设置的各个学科（专业群）的学术水平及科研实力。截至2016年底，陕财职院作者发文量超过50篇的学科共有11个，具体如表2所示。陕财职院作者发文量最多的两个学科是企业经济、会计，发文量较多的学科有贸易经济、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金融等，这与该校开设的主要专业吻合，也体现了该校的办学特色。其中，在企业经济学科203篇，占同期论文总数的13.96%，说明该校企业经济学科科研实力最强，财经特色较为鲜明。（表2）
（三）研究层次统计与分析。研究层次是指研究论文所属的领域。截至2016年底，陕财职院作者所属最多的五个领域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该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说明陕财职院是一所以人文社科为主的高职院校。在以工科为主的省属高职院校群体中，陕财职院办学特色和专业特色较为鲜明。（表3）
（四）合作机构统计与分析。合作发文机构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机构间的科研合作情况。科研合作对合作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作发展有很大帮助。截至2016年底，与陕财职院作者科研合作最为密切的机构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陕财职院地处咸阳，该校作者与民族学院（坐落于咸阳）、咸阳师范学院、陕西科技大学（以前也坐落于咸阳）合作比较密切，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表4）
（五）基金资助统计与分析。基金论文是指由各类研究基金项目资助产出的论文，是衡量论文学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基金论文比是各类基金论文数占论文总数的比例。陕财职院作者科研论文标注的主要基金项目详见表5。截至2016年底，该校作者共有33篇产出论文标注了7种基金项目的资助，基金论文比为2.27%。这一比例在陕西省高职院校中属于低水平，主要是由于高职院校科研实力相对薄弱，较难获得高层次基金的支持。（表5）
（六）发文期刊统计与分析。期刊档次整体上反映了该期刊所的普遍水平。表6列出了陕财职院作者数最多的10种期刊。可以看出，在该校作者发文最多的10种期刊中，有《教育与职业》、《财会通讯》、《商场现代化》等期刊出现（或曾经出现）在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但同时也可以看出，该校作者的其他主要期刊影响力不足，大部分论文质量尚待提高。（表6）
（七）论文关键词统计与分析。关键词频次越高，说明相关主题论文数量越多。表7列出了2001～2016年陕财职院作者发表期刊论文标注频次最高的10个关键词。可以看出，陕财职院作者使用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高职院校”、“对策”、“问题”、“高校”、“教学改革”等，这说明陕财职院作者关心高职院校自身发展，关注教学改革，能够针对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对策。同时，高频关键词“电子商务”体现出来该校的专业特色。（表7）
三、结语
本文统计了陕财职院升格为高职院校以来到2016年底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统计显示，该校科研实力持续不断增强。该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在企业经济、会计等学科的科研实力最强，财经特色较为鲜明。该校作者的科研合作具有地域倾向，发表的基金论文较少，的主要期刊影响力不足，论文质量尚待提升。该校作者科研工作聚焦于“高职院校”等与自身关系密切的问题，关注教学改革，能够针对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对策。
主要参考文献：
[1]石伟平，唐林伟.我国高职院校科研总体水平偏低[N].中国教育报，2015.7.9.
[2]秦萍，桂云苗.基于CNKI的安徽工程大学学术文献计量分析[J].安徽工程大学学报，2013.28.3.
[3]杨聪，孙宾宾.基于CNKI的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论文统计分析[J].电子制作，2015.2.
金融期刊论文范文第10篇
文献引证是衡量学术著述之影响的一个重要维度，特别用来研究一些本来非常难于定量研究的现象，例如声誉、影响、威望、名望、学术产出的质量、杂志的质量以及学者和大学院系的产出；在一些学科，引证数已一直都是获得较高学术荣誉（比如自然科学中的诺贝尔奖）的一项有效预测。[1]在国外法学界，至少在美国，这类研究已经相当普遍。[2]国内近年来，即使在法学界也有人一直在坚持这样的研究。[3]但是，就总体而言，在法学界这种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很少。
很少的原因很多，但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看不出这类研究的效用。如果说通常的法学研究对法学的知识体系直接作出了贡献，那么对法学研究的这种研究，似乎就如同为柏拉图反对的“艺术”一样，并不产生“知识”。但是这种理解是应当改变了。因为在今天，法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产业”，生产着各类知识产品。因此，研究法学知识生产的一些要素，从宏观上理解法学知识生产的一些特点和基本状况，或者说反思学术，已经成为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构成；这种研究不仅具有理解世界的意义，而且可能作为一个决策参考因素，影响和调整法学研究资源的配置和管理。本文的研究就试图显示这种研究的效用。
另一个原因，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这样的学术传统，缺乏相关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资料。特别应当指出的，引证在中国大陆法学界作为一种制度也就是近十年左右才真正发展起来，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尽管还不完备的学术规范。只要看看90年代初期之前的法学著作，特别是法理学著作，但也不限于法理学著作，常常只是引证马列经典作家、中共中央或中国政府的文件为主，即使引证“纯学术著作”也往往限于一些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赞扬的中外思想家；同时引证习惯也受传统人文学科的引证习惯（以引证经典为主）的影响。引文基本是作为权威的结论，作为真理的化身出现的；引证者诉诸的是被引者的地位，而不是其思想。正如我先前说过的，其关注的是作者的话语，而不是作者的话语。这种引证风格是一种“信而好古”的知识传统和体系的产物，属于一种威权主义的知识传统。在今天看来，当年法学研究中的引证模式极不规范，非“学术”，往往牵强附会，更常常各取所需，在学术论争中，常常注重所谓的微言大义、强调正确理解，强调思想的精髓。80年代后期关于马克思的法律本质之引文的理解和翻译就是这种引证的一个极端的例子。[4]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学术制度的导入，这种状况开始有所转变。首先是在高鸿钧、贺卫方先后主持的《比较法研究》，他们推行了、坚持了并且大力提倡了学术引证。此后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提倡和其他学科（特别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影响，[5]中国法学界的引证状况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有了较多的改观，诸多期刊都推出了自己的引证体例，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形成了学术引证的惯例。
但是如今问题仍然不少，例如，随机的引证比较；正面的引证比较多（还是引证作者心目中的“权威”学者，无论中外，无论古今，也无论意识形态倾向）；批评性引证很少，最多是“有的同志认为”之类的，至于这“些”或“个”同志是谁，让人莫名其妙；引证观点的多，引证材料资料的少；印证外国学者的多，引证中国学者的少。到了世纪之交，在某些文章中，甚至引证有成为一种学术的装饰的嫌疑，甚至（在其他学科）出现了“伪住”的现象。[6]本文后面汇集的数据和相关的分析还会表明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引证作为一种学术实践和制度，在中国法学界，就普遍而言，基本上是一种模仿或移植的产物，因此许多人对学术引证的学术的创新功能或效用并不理解。在“信而好古”的知识体系中，很容易变形；在学术市场的竞争中，也很容易成为一种商品包装。这种状况只有在今后的实践才能完善。
尽管存在着许多问题，却不意味着应当拒绝对当代中国法学的状况进行引证研究。因为严格说来，任何数据或资料都不是万能的，关键要看使用者用来测度或证明什么东西。如果考察中国学术论文的来源文献，例如考察其引用的学者、资料类型及其变化（如果有的话，而且我的判断是有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法学著述者所使用的中外学术思想资源甚至知识传统的改变；考察引证的是论断还是思想进路或方法也可以看出研究者的心态变化。甚至从引用的数字资料的增加还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变迁。
本文研究的是被引文献；具体说来，是最常被引的中国法律学者，即根据被引的次数来给中国的法学家排排队。但是，对这一研究的效用和意义必须予以适当限制。
首先，西方学者的引证研究模式中提出的一系列影响引证的因素[7]不能在中国套用。不能简单地把被引数视为学术成就和贡献，这一研究因此不是梁山伯好汉排座次。理由是，被引数在中国目前法学界就总体而言可能尚不足以作为衡量学术质量和原创性的准确标准。这是一个判断。判断一般并不取决于有没有可以解说清楚并自洽的理由；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最重要的理由就隐含在我前面的关于引证作为学术的形式规范已经形成这一命题中，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在中国目前法学界，引证作为学术的实质性规范尚未形成。在中国法学界，引证率可以意味着被引证者的学术著作众多，身在教学单位因此弟子多，撰写了重要的由教育部或其他权威部门推荐的教科书，触及了某个社会-而不是学术-热点问题，作者本人是公众人物、有某个行政职务因此有较多的知名度，或者意味着被引者有过出国经历因此有较强的外语能力并翻译了某些有影响的流行的外文（学术或准学术的）著作等，但决不能轻易并直接等同于学术的水平和学术贡献。因此引证数量的分析在判断被引者学术水准上是一个很不准确的标志。
但是，在我看来，引证率仍然可能用来测度某些因素的。由于引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引者自己的选择，因此，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被引学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包括其著作、论文以及学术观点的知名度，体现了引用者对被引证者的观点的某种认可或者冲击（当引证是批评性的）。此外，由于中国法学家流动性相对于英美国家而言较小，因此引证研究还可能了解被引证的知名学者所属的机构和地域；可以考察被引学者的年龄段，学科；可以考察被引著作的类型；学者的学术产出能力，或学术引介能力，接触外国文献或稀罕文献的能力；甚至考虑到数据之外的现象，例如学者的流动，或许可以看出学术人员或中心或重镇的转移；结合其他一些资料，或者还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某些趋势。
因此，必须注意，本研究所测度的诸如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样的因素都是中性的，尽管这些概念在中文的日常语言世界中常常具有褒义，但在本文的研究时并不意味着肯定或正面评价。
还必须考虑一个因素。一些真正有影响力的研究往往已不再为人们引证，例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命题，例如“看不见的手”，例如进化论或社会进步的观点，例如有关市场经济的一些命题。这些研究结论之影响是如此强大和深入，因此，已经融入了作者的行文，就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一种知识背景，成为许多研究的前设了。因此，我这样的文献引证研究会不会错过这样的重要学者或著作呢？但是，这在当代中国法学界最多也只是一个理论的可能，而不是一种真实的可能。因为，就中国当代学者而言，还没有这样的具有原创性的学者。即使有人最早在报刊杂志上提出了某个后来颇为流行的学术观点，也大都或者已经是当时学界认可只是尚未被中国政府正式采纳的主流观点（例如“法治”），或者是从国外或域外引进的在学界已经比较流行的观点了，因此第一次发表并不意味着其原创性。这当然也意味着，就学术的原创性而言，坦白地说，中国法学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当然本研究的意义并不限于理解法学研究的现状，或预测某些未来发展态势。我更看重的本研究对于中国法学界的方法论意义。黄仁宇曾指出中国历来缺少数目字管理的传统，[8]因此，治国拍脑袋，法学界以及普通公众也习惯于凭印象。拍脑袋、凭印象当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在精细完全的信息不可能获得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只能凭印象。但关键是如今的社会和技术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可靠的数据，其他学科的定量分析研究也为法学界的这类研究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样本，因此为我们从数目字上理解和管理提供了某种可能。因此，本文坚持我先前的一些类似的尽管很粗略的主要依据数据资料的定量研究的进路，[9]我的目的在于强调并通过这一研究指出，现在我们有可能运用现有的资料进行一些定量分析，这种资料和数据并不是如同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缺乏的。我认为，这类依据数据库进行的定量分析，无论分析的结果对错，对于中国法学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应当发展和开拓的。
当然，我还想借这一研究推荐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这个网站以及它提供的相关资料。
二、资料库情况简介
要从数目字研究问题，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可能是资料和数据。因为没有可靠系统的资料，哪怕问题再重要，也无法研究，或者研究的结果完全不可靠，甚至误人子弟。
我所依据的资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是南京大学1998年起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南京大学CSSCI项目组经过论证、研究，选择了正式公开出版发行的能反映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各个学科中最新研究成果，且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编辑出版较为规范的学术刊物，他们参照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选用期刊占世界科技期刊总量的比例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选用期刊占我国科技期刊总量的比例，结合中国社科期刊出版发行的情况，确定CSSCI的来源期刊控制在我国正式刊行的社科期刊总数的8-15%，最后经全国约1000多名教授，他们最后确定了500种左右中文期刊（2000年为419种）。[10]大致说来，这个资料库是比较完全的，因此也是比较权威的。
该资料库主要从来源文献和被引文献两个方面向用户提供信息。来源文献的检索途径有：论文作者、篇名（词）、作者机构、作者地区、期刊名称、关键词、文献分类号、学科类别、基金项目以及年代、卷期等10余项。被引文献的检索途径有：被引文作者、篇名或书名（词）、期刊名称、出版社、年代、被引文献类型等。因此，根据现有的资料库可以依据作者名查询他的著作自1998年以来每年的引证总数，也可以按照著作（包括译作）、文集（个人的或集体的）、期刊论文等查找分类文献的引证数。此外，还可以作其他用途，例如可以根据作品名查询该作品本身的每年引证数。由于时间的滞差，目前提供的有关资料仅到2001年。
由于设计考虑的问题，该资料库使用起来并不便利，至少对于我这个研究而言如此。我目前感到的最主要的缺点是，资料都是按年入库的，因此只能无论对哪个检索项都只能逐年检索，不能累计检索。这就带来了很大不便。此如果要检查我朱苏力的资料，只能一年一年的检索，然后手工相加。由于目前还只有三年的资料，因此这个问题在目前可能还不算一个大问题，但是几年之后，这种状况就可能严重阻碍人们的有效使用。
此外，为了部分地印证和核对相关资料。我还利用了中国期刊网。这是由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开办的中国期刊网是目前国内最大型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共收录有1994年以后国内6，600余种期刊的题录、摘要以及3500种期刊的全文，但是由于期刊杂志进库都要收费，据我所知有些重要的甚至核心期刊都没有入库，因此并不完整。全部期刊分为9个专辑（即大的学科群），可以按专辑检索，也可以合并检索。中国期刊网提供了三种类型的数据库，题录数据库、题录摘要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使用者可以进行“专项检索”和“组合检索”。专项检索包括全文、篇名、作者、机构、关键词、文摘、引文、刊名、基金9个检索途径。关键词检索指的是对论文中的关键词或主题词部分进行检索，与全文检索不同；引文检索是对文章后的参考文献的检索。我使用这个库主要用来查证被引作品是独作或合作，以及必要时辨别同名作者。
三、操作处理及理由
引证研究首先的问题就是研究谁的被引数？我第一步是列出一份我认为近年来比较知名的、活着的并且学术上依然活跃（即使有些已经退休）的学者初选名单。这首先是凭自己的印象，但为了减少自己的必定有的偏见，我还询问了其他一些学者或学生，向他们了解各自专业领域内的或他们认为知名学者的名字。基于这样一个名单，我检索了这些学者的被引数据资料。
由于个人的记忆和印象有限，以这种方法获得的候选名单肯定是不完整的，甚至可能会有重要的遗漏。特别是一些处于边际状态的学者，有可能没有进入我或我寻求帮助者的视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是第一步，尽量列出一个较大的初选者名单，然后在网上查询他们的相关引证资料，加以排序，这样就可能排除一些边际选择的错误。事实上，我总共列出了100多位知名学者作为候选人，最后依据搜寻的数据汇总得出了将在下一节分析的总共四十一人的资料。这样的做法仍然难免有或大或小的失误，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任何人都无法将所有的中国国内的法学学者都列入大名单。因为这首先就会有一个如何界定法学学者的问题，而且这个界定必定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专断的-我以主要在法学期刊上就狭义的法律问题作为标准。其次，我还必须考虑精细的成本收益问题。任何精细都是相对于需要和可能性而言的。最后即使有较重大的失误，我也只希望读者能够指出，在可能的时候做出改正。
就引证数字而言，资料库可以提供每一个名字的作者的全部引证数字，也可以提供该名字作者的著作（包括专著、译著和教科书）被引数（资料图显示为“图书”）、文集（资料库中显示为“汇编”，包括个人文集和被纳入文集、论丛的个人论文）被引数以及期刊论文被引数。经过考虑，我选择了三项指标，总引证数、著作引证数和期刊论文引证数。其中著作在资料库中的索引项为“图书”和“汇编”，前者包括了专著、教科书、译著，后者包括了汇编的文集。鉴于法学研究的特点，我的检索发现，著作的被引数大致相当于总引证数减去期刊论文引证数。
将图书同汇编两项合并为著作是有一些理由的。首先，我在查询数据时发现当初数据输入者的“图书”和“汇编”分类就不严格的，不时会有交错。例如当引者引证的是我的文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时，这就被分类为“图书”引证，但是当引者引证是该文集中某篇文章时则被分类为“汇编”引证。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也同样有这种情况。其次，这种引证的分类也是有问题的，一本由众多作者每人一篇论文汇编的文集很难与一本由多个作者撰写一位作者主编的教科书或“专著”之间区分开来。因此，第三，这种合并一般说来并不影响本文数据的质量。第四，一个更为个人但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是，在汇编类的引证中，我的引证数第一，因此即使为了避嫌，保证本研究的公正，这样处理也是必须的。
但我并不为了避嫌而避嫌，不会为了避嫌而扭曲了资料。否则，就同样不是以学术为重，而是沽名钓誉。事实上，我坚持将期刊论文被引单独作一类，尽管我也同样排名靠前，并且由于近年来，我受到的学术批评较多，因此，可能有部分引证是否定性的或批评性的。理由首先是期刊论文和著作的发表机制毕竟有所不同。尽管中国目前的法学期刊发表的论文基本上都还不是同行评审的结果，但毕竟是由编辑从大量已完成的来稿中选择刊登的，因此或多或少还有一点市场筛选的产品质量控制机制在起作用。编辑有可能选错，也有可能有各种人情因素，甚至有极少数约稿，但是就总体而言，期刊论文的发表要比教科书、专著、译著、文集或论丛之类的著作出版略微严格一些。相比之下，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在中国目前一般说来有不少都是“指腹未婚”的期货，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名声在外的学者，因此其产品更多是“信誉商品”；教科书则更是这种情况；有些文集或论文汇编则更可能是自费出版甚或是补贴出版的。在这个意义上，期刊论文更像是“检验品”，尽管也常常有“信誉”的因素涉入。因此至少在我看来，期刊论文可能质量更高一些，特别是一些核心期刊的发表竞争更为激烈。这一点，国外也是如此。当然这不是说，每一篇期刊论文都比每一本著作或文集中的论文更有分量，更有影响；我这里只是按数学上的大数定理判断的。
期刊论文单独分类的另一个理由是考虑到著作和教科书出版上事实上存在的垄断问题。这一点在北京，在一些著名科研机构中更为明显。例如，出版法律书籍和教科书的出版社大都集中在北京。因此在其他因素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同样优秀的外地学者更少可能有机会参与写作教科书，或者参与了，做主编的可能性也要低于同样水平的北京学者（因为出版社也要考虑统稿的便利等因素）。因此，外地作者之著作，尤其是教科书，被引的概率就被这种可能性压缩了。这种情况在期刊上同样会出现，北京的法学期刊也比较多，更比较有影响，由于心理学上的“有效启示”现象，北京的作者一般说来也更多“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相比起来，期刊论文毕竟是投稿的，而且事实上各地均有一些法学期刊，并不都集中在北京地区；各地区的期刊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点地方观念，一点自留地，至少在同等情况下，本单位或本地的作者得到优先发表的概率会略微大一点。尽管这种现象也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是毕竟要比著作和教科书出版的中央垄断现象要好一点，是对中央垄断现象的一种抵抗。
第三个理由是考虑到成就较早的学者与成就较晚的学者之间的差别。一般说来，成就较早的学者一般都更有可能主编教科书、出版专著，而成就较晚的学者相比而言这种机遇会少一些，他们会更多在论文上同前一辈（学术的而不是年龄的）学者竞争，并且事实上在学界有较多影响。
最后一个理由是著作（特别是教科书）中合著的相对较多，而期刊论文中合著的较少。绝大多数期刊论文都是个人独著的，只有部分老学者和个别中青年学者习惯于合作撰写论文。两年前的一个有关期刊论文的引证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11]
综合上述理由，以及其他可能的理由，我认为把期刊论文作为确定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尽管其他学者对此作另一种更为简单的处理，同样也可能是正当的。
至于前面提到的批评性引证问题，我认为并不对本文的研究构成实质性影响。首先，因批评性引证而其被引数大幅度增加的学者很少。在所有研究的学者中，只有我可能因为这种批评引证可能“获利”。但是，简单查询表明即使对我批评性引证数量也并不多；[12]其次，如前所说，本文研究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都是中性的，并不具有褒义；三是，错误的观点仍然可能有影响力，却不是因为其错误才有影响；甚至引发了众多批评的观点本身就表明这种观点是影响的。
对于现有的资料，我的处理首先是选择了四年引证数合计。这样处理的理由首先在于目前仅有四年的数据；其次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四年的数据可以大致防止某一年某人著作被引数字的急剧变化，因此可以防止可能出现的较大偏差。
防止较大，但不是彻底消除。因为，四年的数据合计对于已经成就的学者大致公道，尽管他们也会有学术创作大年和小年之分，但是，可以预料还会有其他一些可能的偏差。例如，不同的学科的引证数肯定会有偏差，能够进入被引先列的肯定都是一些相对比较热门并且比较成熟的学科，因此一些研究人员或学术期刊著作出版较少的领域的学者，例如刑事侦察，肯定被引较少；这个数据也不可能反映近年刚刚崛起的青年学者的影响力；此外，这一数据也仅仅到2001年，因此，没有反映最新的学术变化。但是，我想，第一，完全的准确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研究都必须接受某种程度的偏差；第二，这里测度的仅仅是著述的社会影响力而言，而不是测度其学术水平；第三，这里研究的只是一种基本格局和态势，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学术评判。因此没有必要把这里的研究结果看得太重。如前所言，真正的学术影响力可能是“润物细无声”的。
我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搜寻了150多名学者各自的4年的总和被引数、著作文集被引数和期刊论文被引数。为了防止偏差，我特别注意排除了所有的自引。我还注意到中国学者可能有完全重名和部分重名的现象。事实上，在法学界就有，例如法学界有两个夏勇，又有李浩和李浩培。如果不加注意，都可能闹出笑话，无意间就会“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对此我都予以细致的关注，必要时甚至在期刊网上察看了一些论文的内容。即使如此，我也并不能完全保证每一次区分都是正确的。
在此基础上，我将每位候选人的著述引证数按上述三项指标分别排序。如果三项均进入前61名的学者将自动成为最常被引的学者；由此得出的人选共42人。然后，如果著作文集或论文中有任何一项进入前30名者，也将进入这个名单；由此期刊论文被引有4人和著作被引有四人总共有8人满足这一条件。由此获得总共50人的名单。这50人按其各自的分排序。得分的计算方式是，一、前42人中任何一位作者的总引证排序号＋其著作文集被引数排序号＋其论文被引数排序号；二、其他8人是各自著作或期刊论文被引数之序号加上61与他们三人和四人的排序号之和。例如，童之伟、龙宗智、李浩、郝铁川教授的期刊论文被引数序号分别为6、12、23和24，但他们的著作被引数都在61名之外，因此他们各自的著作被引数序号则分别为61＋1、61＋2、61＋3和61＋4.最后按分值多少排序，得分值越低，最后排名就越高。
中国国内法学学者著述引证情况（略）
四、初步的分析
根据汇总表可以看出：
学科分布：被引最多的法学学者主要集中在下面五个领域，即民商法（包括知识产权法）有12人、法学理论（包括法律史，因为不少法律史学者从事的研究更侧重理论，例如梁治平、贺卫方）有13人、刑法6人、宪法行政法6人、诉讼法（刑诉3民诉5人）五个领域。此外有3位国际法学者，两位经济法学者进入了这个名单。
因此，就学科热点来讲，法学的研究热点大致是民商经济法、法学理论、刑法、宪法行政法、程序法。数据大致印证了一般的印象。国际法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影响力显著下降。但着重号是重要的，也许国际法的一些内容已经融入了其他学科，例如刑法、民商法、行政法和程序法。此外，就这四年的数据来看，经济法学的影响力似乎也偏弱，但是这一判断同样应当予以限制，因为有些商法学者也可以说是经济法学者。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20多年的对外开放，却没有一位国际公法或私法的中青年学者进入这个名单。
机构和地域分布：就机构而言，就职北大的学者最多的，表中的50名法学学者中，北大为9人。其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7人、中国社科院6人、政法大学5人、清华大学5人、武汉大学3人，华东政法和南师大均2人，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湖南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法学会、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全国人大等其他单位则分别有1人。
人数多是学术研究实力的证据之一，但不是唯一的证据。如果某个学校或单位有5人进入这份名单名，但排名都靠后，那么以引证数衡量的学术影响力可能也只相当于有1人进入此名单但排名第一的学校或单位（请比较著作和期刊论文被证第一名与最后5名的被引数）。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在引证排位的前25名中，北大有7人，优势比较明显；人民大学4人、社科院、清华大学很有3人，中国政法大学有2人。
更细致地分析表明，北大比较显著的优势有法学理论、刑法、宪法行政法；但是在民商法上明显比较弱。中国社科院的优势在于民商法（包括知识产权）。人民大学的突出优势同样在于民商法，在刑法上也有某些优势，但优势已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显著了。政法大学虽然在各个学科中都有一定的优势，但优势都不显著。相比之下，清华显然已经在崛起，不仅有5人进入了大名单，并且有3人进入了前20名。这表明清华法学院的组建大致是成功的，吸引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其优势主要在民商法上。武大国际法优势也并不非常突出。
从这个表来看，作为法学研究重镇的西南政法大学和吉林大学确实局面不佳。
如果从地域来看，可以看出北京集中了最多的出色法学学者，36人，占了全部人数的2／3.其次是武汉有5人（李双元家居武汉），上海3人，江苏2人、福建、重庆、吉林、浙江各有1人。考虑到广东和山东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因此，看来法学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般命题是必须予以限定的。至少从目前来看，我认为，至少在目前，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与经济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大，而是与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比较大。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状况有可能正在改变。特别是如果不是按行政区划来看，而是按经济区即把上海同江浙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如今这里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法学家群体，这里已经聚集了6位有影响的学者（南京的公丕祥、李浩、上海的童之伟、何勤华和郝铁川，再加上杭州的孙笑侠）。如果加上梁治平在上海设立了经济与法律研究所，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法学研究的局面也许正在改变，有可能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另一个集中地。但是这仍然不能说明法学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第一，这几位学者，李浩除外，都是从事广义的理论法学研究的；第二，这些学者都很难说是本地的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最多只能说经济发展可能吸引了法律学者的流动。这一点，如果再放大一点，考虑到徐国栋、梁慧星几年前的流动或半流动，以及近年来其他一些学者的流动，就可以看得更明显。如果这种趋势为实。也许在未来十年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对知名法学家的吸引力会逐步增加，这些地区的法学研究的影响力会增大。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如果没有其它因素的改变，东北的和西南作为法学研究教育的重镇的影响力有可能进一步下降。
年龄：就年龄来看，这些法学家大致集中在两大群体。接近70岁以及以上的年龄段和40－50年龄段或者说后前三届法学毕业生。前者有约16人，后者则近27人。在50至65岁之间的学者，只有4人；40岁以下的学者只有3人。这种局面反映了中国法学家的培养的现状。
如果就机构来看，北大的9人中有3人超过了或接近了70岁，50岁以下的有4人，40岁以下的有2人；人民大学有1人超过了70岁，50岁以下的有4人；社科院有两人超过了70岁，50岁以下的只有2人（当然现在人大任教的张新宝原来也在社科院工作。），而中国政法大学有4人超过了70岁，只有一人在50岁以下，武汉大学进入这一名单的50岁以下的学者一个也没有。从这一角度看，这后三个学术机构可以说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一个后继乏人的状况，其学术影响力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下降。而北大和人大法学院学术中坚力量的年龄结构相对比较好，至少在未来10年里，可能继续保持领先位置。清华大学的5人中，最年长的也只是60出头，其他4人均在50岁以下，因此如果现有的趋势不发生突变，清华大学的法学影响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会继续上升。
人才培养：尽管北京或北大、人大、社科院是法学家汇聚的地方和机构，但是许多人才却不是在这些地方或院校产生的。如果从中年法学家看，本科毕业的集中在两个地方，北大（姜明安、陈兴良、何勤华、张志铭、王亚新、张守文、朱苏力）和西南政法（贺卫方、龙宗智、徐国栋、梁治平、张新宝、张卫平等），此外是中南财经政法（王利明、张明楷、吴汉东）。但考虑到学生人数，应当说北大相对出人才较多的地方，但这也许并不是由于北大的法学教育的结果，很可能是由于入学学生的素质相对较高而已。
如果从培养新人崭露头角的角度来看，北大则显然不如人大（前者只有姜明安、朱苏力、陈瑞华、张守文），而人大在同一时期则先后出现了陈兴良、王利明、赵秉志、梁治平、杨立新、史际春等；而且人大的学者成名大都在90年代中期之前，相比之下，北大推出的人才比较晚，除了姜明安外，基本都是到90年代中后期才崭露头角。因此90年代人大“人才济济”的印象是真实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社科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培养和推出的人才也是比较多的，前者自80年代以来先后推出了5人（梁慧星、郑成思、孙宪忠、张志铭、张兴宝）和4人（张明楷、童之伟、徐国栋、吴汉东）。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也各自出现了2人（分别为贺卫方、陈桂明；张文显、崔建远；何勤华和郝铁川）。
引证特点：在著述引证上，有些学者被引的教科书或教科书类著作较多，如王利明、梁慧星、陈兴良、沈宗灵、张文显、高铭暄、王名扬、赵秉志、罗豪才、江平、马克昌等；或被引译著较多，如贺卫方、朱苏力。真正引用学术专著的相对较少，因为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还比较少，或者说，在法学界目前还没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概念。而就学术专著而言，我指的是就某个小题目的深入并且具有创造性的研究。
比较起来，被引的老一辈学者以教科书类型著作偏多，例如沈宗灵、高铭暄、王名扬、江平、马克昌、陈光中、张晋藩；而除了个别的老学者外，年轻一代被引的论文偏多。由于论文和教科书性质的论著所关注的问题有一定差别，因此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两代学者之间的学术关注和学术使命是不同的。前者更多属于学术领域重建或恢复时期涌现的学者，后者比较起来更多是发展时期的同时更多研究性质的作品。
表中的结果也证实了我在前面的分析中隐含的，即比较而言，在京的老学者著作较多，而外地的中轻年学者论文较多。前面提到的著作被引数未进入前50名但期刊论文被引数进入了前30名的大都是外地的相对年轻或崭露头角较晚的学者（童之伟、李浩、龙宗智、郝铁川），而期刊论文被引数未进入前60名但著作被引数进入了前20名的都是北京的一些前辈学者（高铭暄、王名扬、陈光中、张晋藩）。由此可见将期刊论文引证与著作引证分别计算排序，确实更能反映这种学术格局以及学术格局的变化。
鉴于目前著作包括教材被引数量远远高于期刊论文被引数量，由此可以甚至可以推断引者论文的状况，甚至目前中国法学期刊论文的一般状况。更多著作与教材引证可能涉及到被引者和引者两方面的情况。一是被引的论文本身的内容就缺少创新，因此引者觉得没有必要引证论文，更情愿引证已成定说的或比较权威的著作和教材。但是一般说来，并且前面关于著作出版和期刊的不同机制也令我相信或至少可以推定论文比著作和教材新意更多（并且这也是国际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因此，我认为问题可能更多出在引者身上，即大多数论文作者更注意引证权威著作或权威教科书，不那么注意引证创新内容相对更多的期刊论文；由此可以推定，这些引用了他人著作的期刊论文的创新程度也不高。这个现象就反映出中国法学期刊论文普遍存在着一个更深、更大的问题：中国的法学期刊论文就总体而言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学术恢复和重建时期。因此，许多法学研究者抱怨的重复研究太多或“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现象，可能并非虚言；大量的期刊论文有可能更多是“述而不作”或“述多于作”，基本是在普及法学知识，其功能不在于只是创新，而在于法学共同体的建立和现代法治意识形态宣传。这种状况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之前还有所必要的话，当前已经应当改变。这里涉及到的实际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知识转型，以及更大的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近年来一直强调学术创新，知识创新，这对于法学界也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的。但是从现有的数据中很难确定这种强调是否起了作用，这个转变是否已经开始？
五、其他问题
如果同国外的引证研究比较一下，我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
首先，无论是什么因素，我的研究发现，自我引证在中国，除了少数学者身上外，一般都比较少见。这主要倒不是因为大多数中国法学学者比较谦虚，不注意自我推销，或者是其他因素。在我看来，更可能是因为，（1）中国法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学科的传统还不够，中国也不是普通法传统，历来不大重视法学学术论证和学术理路的整理，因此学者一般满足于提出或引进观点，很少注意保持思路和方法的连贯性；2）与此相关的是，许多论文著作-特别是在法制建设的恢复发展时期-的普及性和宣传性较强，因此许多观点的“初始产权”不够明晰，也很难明晰；3）同样与第一点相关的是，中国法学研究的学派还有待形成，法学家往往以领域为关心对象，有时还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因此其研究项目和研究思路上都非常欠缺连续性，扩展甚于推进，自然也很少自觉反思并感到自己学术思想的推进以及整个学术领域的前沿改变。当然，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是所有这些原因都造成了学者不大注重并且无法引证自己的著述。当然这也并不完全是一个问题，甚至可能有某些好处。至少就目前而言，尽管中国法学界自我重复的现象颇为严重，但在西方学术界可能成为一个问题的“自我引证”在当代中国反倒不是一个问题，或至少目前并且就总体而言还不是一个问题。
又比如，同样在西方学界出现的“互惠引证”，即学者之间只是为了提高自己著述的引证率而不是因为对方著述的学术优点而相互予以引证，在目前中国也同样不构成一个问题，尽管也许会成为一个问题，并且可能弄不好成为一种“学术腐败”的新动向。因为，如前所分析的，就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法学界还不大重视文献引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功能，而重视引证中诉诸的威权因素，因此自然不会重视引证同代人的研究成果了。就学术引证而言，中国目前的基本情况大致是“信而好古”（尽管这里的“古”应当限定为著名的前代学者，包括中外）；以及“崇洋信外”；尤其是在学术地位较高的学者当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事实上，法学界的一个显然言过其实但并非空穴来风的说法就是，“中国学者抄外国的，北京学者抄台湾的，外地学者抄北京的”。因此，由于相互引证都不多，互惠引证的现象至少在目前中国大陆法学界还可以说没有。但如果重视了引证率后，可以预期很快会出现互惠引证，并且还很难消除。
再比如，在西方学术界也许构成一个问题的“批评性引证”在中国目前法学界就总体来说也同样不构成一个问题。本来，批评引证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认同被引者的观点，而在于树立一个靶子，作为批评分析的对象。但是在中国，至少很长时间以来，今天也仍然，人们都认为，文字是神圣的。因此，目前，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还可能有，但是严格引证对方然后批评分析就很少见了，引证往往被认为一种权威者的特权，是一种学术抬举。当然，更多的批评是所谓的“对事不对人”，批评某种高度概括了的甚至是错误概括的观点，而不是以一种平和心态引文分析批评。这部分是熟人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法学界也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的遗风；部分是对极左时期学术上纲上线的做法的一种矫枉过正；部分也因为学者的许多分歧往往在于结论，在于提法，而不在于论证，因为当分歧是立场、看法的时候，引证对方没有多少意义，也就没有必要。孔子早就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当然，这都是“就总体而言”，例外还是有的。
六、小结
根据上两节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法学也许正在发生的变化[13]就不是一个预言，而且也确有必要，因此本文也是对前文的一个补充。就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趋势来看，中国法学研究必须尽快完成一种知识类型的变革，这就是要鼓励在注重研究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挑战权威，强调知识和理论的创新。而这一点其实必然主要同一批更为年轻的学者的涌现相联系。尽管现在活跃的学者仍然可以通过“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来完成自我改造，自我完善，但是鉴于“路径依赖”、“专有人力资本”以及“积淀成本”的限制，这种改造的可能和幅度都会相对较小，因此更主要的是必须在法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学术竞争中出现一批新的学者。而且这也是目前一些学术机构避免研究人员老化的唯一出路。事实上，这种状况是有可能的，如今最为活跃的50－40岁左右的中年学者，有许多10年前甚至10多年前就已经属于当时最活跃的学者了，而本文分析的50名最常被引的学者中，40岁以下的只有三人。
法学研究人员高度集中于北京，这至少表明中国法学研究还缺乏相对的学术独立性，许多学者无论在野在朝事实上都过于依赖于政治权力中心。我其实并不反对，事实上我大力主张和支持，法学家参与立法活动和各类社会改革。但是随着中国法学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法学家的专业分工必须逐渐细化，形成各自的学术专业定位，并且真正出现一批关注中国实际，但不是仅仅关注立法和权力中心的法律研究者。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北京获得相关的信息更多，同国外交往的机会更多，获得各种经济资本、学术资本和符号资本的渠道和机会也更多，因此没有必要苛求作为世俗人的法学家。但是如今这种状况已经开始改变。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增强，法学家的流动已经出现并且可望增大。随着交通通讯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因地缘优势而获得学术信息优势和垄断的现象必定会弱化。事实上，从本文分析的数据来看，有不少外地学者都在相对远离法学学术权力和政治权力中心的条件下独立作出了相当有影响的学术工作。例如龙宗智、李浩、吴汉东、公丕祥、何勤华、郝铁川、孙笑侠，以及目前已经流向北京和其他地区的张明楷、崔建远、童之伟、徐国栋、张卫平等。事实上，即使身在北京，学者也可能以他自己独立的研究展示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例如梁治平。这表明，最终说来，学术能力是要比其他身外之物更为重要的学术创造因素，是学术影响力的根本来源。因此，我预期，法学研究人员过于集中的分布格局一定会发生变化，现有的分布格局一定会有大的调整，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完全有可能涌现一批重要的有影响的学者和法学著述。
我提到了法学的进一步的专业化，还因为，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目前的学科专业分工显然不够，学界的热点过分集中，不仅表现在专业上，而且表现在被引的学者身上，甚至我们可以从这些热点专业的背后看到社会热点（民商法背后的经济发展、刑法背后的犯罪和腐败增加、法理学背后的法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问题、宪法行政法背后的“依法治国”“依法治X”问题、诉讼法背后司法制度改革问题）。我甚至可以怀疑一些部门法的学者的学术知名度和影响力是否真的出于他的部门法研究水平，而不是来自某种宽泛意义上的“法理学”论点。一些“弱势”部门法领域在这些强势部门法面前显的很弱。这种强弱固然有社会需求的因素，有社会转型的因素，但并不完全如此。因此，法学学者的进一步专业化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专业化并不等于知识面的狭窄，专业化指的是对学术前沿问题更强的学术好奇心，指的是更强调学术的推进和创新。因此，法学学术研究的专业化与更广博地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是可以也应当一致的。
与此相关的值得注意的就是学术的自我引证、相互引证和批评性引证。尽管这三种引证都可能出问题，但是在目前还是可以强调一下。自我引证可以迫使作者学术反思，坚持在先前自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因此如果运用恰当，可以大大减少法学出版物的大量自我重复。因此，在我看来，至少在目前，是利大于弊的。还必须提倡学者之间相互引证，并且注意区分相互引证和互惠引证。前者是基于学术分工而形成的必要的知识互补，是学术共同体形成的一个标志，也将是中国法学界真正成熟走向创新的一个根本标志；而互惠引证则是一种学术投机。因此在学术研究分工的基础上提倡相互引证，不仅是学者间的一种相互尊重、礼让，可以改善学术生态环境，更快推进学术前沿，而且也是避免重复的学术研究，节省各类学术资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措施；在这个意义上，相互引证实际上是法学发展的必需的学术制度约束之一。同样值得提倡的是相互引证的另一种形式，即批评性引证。中国法学发展之所以还不够，还不够快，实际上与学术批评孱弱有很大关系。中国法学界的许多批评直到今天其实往往还不是学术的批评，而只是发生在学术界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甚或是“较劲”。不少学者在坚持、提倡和批判、反对某种学术观点之际往往都是考虑这种观点可能具有的但并不必定具有的政治寓意，甚至会考虑到对自己的观点或学术领域的“威胁”。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对法学的发展产生了某种不利影响。因为从这种视角出发，必定会忽视对方学者的细致论证分析，“学术”就会变成了观点的展示，而不是论证的展示。因此，法学界增加学术的批评性引证，加强学术的分析批评，让更多的读者看到一个不是为设作靶子的稻草人，对批评性引证者会是一种有效的制约，同时也会弱化批评中的相互误解，因此有可能是推动法学研究健康发展、形成法学学术共同体的一个必由之路。
还有，上面的数据表明经济法的学术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社会还比较弱，尤其相对于民商法而言。当然商法的影响力也比较弱。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经济已经形成的条件下，为什么商法和／或经济法会在法学界的学术影响力不足，形成不了一个比较显著的学术共同体？也许原因是多样的。也许是因为经济法相对于民法而言传统不够久远，可供借鉴的学术资源较少？也许经济法相对于民法来说，要搞好，需要更多的学术积淀，要懂得更多的社会组织、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学科的知识？也许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变动过于急剧，因此很难形成并验证一个稳定的具有相对的一般型的经济法理论？也许本来还没有多少传统的“传统的经济法”这个领域因为其研究的问题和对象的日益专门化而分解了，分解成了市场规制法、金融法、财税法、社会法和商法等，因此其学术著述的被引率也就高度分散了？也许在一个改革时期，经济法的许多问题常常甚至首先表现为经济政策和改革政策的问题，而经济学家在这里也许获得了某种先占的优势？但也许经济法本身的结构就有问题，或者是研究的问题不明，或者是其基本的理论构架和进路有问题，或者是对具体经济现象的实证研究不够，因此经济法学者更多在一般层面提出经济法体系的构想，而未能形成具体细致的因此可操作的法律规则？当然，这些都是也许。什么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还需要更细致的研究。但是，无论如何，必须看到，如果中国有关经济的法律理论研究不够，发展不快，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学术共同体，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和相关的法学学术发展都将非常不利，并且也很难将中国转型时期的有关经济法律实践的经验转化为一种真正法学的贡献。
但，这个问题仅仅属于经济法学吗？它属于整个中国法学！
「注释
[1] 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武欣、凌彬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2] 关于最常引用的法学著作以及著作引证率的研究，请看，Fred R. Shapiro， “The Most-Cited Legal Books Published Since 1978”，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9 （pt. 2）， 2000， pp. 397-406， tab. 1； Fred R. Shapiro， “The Most-Cited Legal Scholar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9 （pt.2）， 2000， pp. 409-426.关于司法意见的引证研究，可参看，William M. Landes， Lawrence Lessig， and Michael E. Solimine， “Judicial Influence： A Citation Analysis of Federal Courts of Appeals Judge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7， 1998， pp. 288， 298； 以及，David Klein and Darby Morrisroe， “The Prestige and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Judges on the U.S. Courts of Appeal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8， 1999， p. 381.
[3] 可参看，崔旺来：“《中国社会科学》1994～1998年作者及引文的统计分析与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页197；崔望来、高富强：“我国法学权威期刊被引分析与研究”，《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2期，页28.
[4] 可参看，许彭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若干争论问题文章选编》（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校内用书，1987年；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
[5] 参看，《中国书评》1995年各期上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的讨论。
[6] 请参看，《博览群书》2003年第一期“学术论文注释规范的讨论”中的各篇文章。
[7] 波斯纳提到的引证功能有何时资料来源的精确性、信息整合与创新、尊重前人的产权、保持研究的持续性、批评以及名望等。同前注1.
[8]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9] 苏力：“基层法官的司法素质”，《法学》，2000年3期；以及“中国当代法律中的习惯??制定法的透视”，《法学评论》，2001年2期。
[10] 有关的介绍，可参看，“CSSCI（2000）来源期刊选定-原则、方法、程序与结果”.cn/ci_qkff.htm，最后访问2003年1月13日。
[11] 崔望来、高富强：“我国法学权威期刊被引分析与研究”，《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2期，页32-34.该研究对115篇重要法学论文研究表明，80％以上的论文都是独著的。
[12] 我以“苏力”为检索词检索了中国期刊网刊载的1998-2000年之间的引文中提及该词的所有论文（237篇），只有6篇从题目上看就表示质疑或反对的。同其他部门法中不同观点的批评相比，并不显著。之所以给人们的印象很多，可能与争议的问题的敏感和感情强烈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