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论文范文

金融界论文范文第1篇

讨论民间金融，首先厘清概念。一般来说，对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人们都会把它称作为“地下金融”、黑市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把它看做是一种要取缔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必然要走过的一种二元金融结构。因此，在本文看来，这些所谓的民间金融，它相对于有组织的金融体系来说，是政府金融管制、金融压抑外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对“民间金融”这样的理解，这就使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中性东西，没有正式与非正式、正规与非正规之分，更不是一谈到民间金融就坚决予以否认的问题，因此要界定民间金融就要考虑如下几点。

1.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机构或组织是否已经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如浙江省曾有三家私人钱庄领取营业执照，但因金融监管部门认为非法而被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村政府直接控制，但没有得到当时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的认可，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了。

2.民间金融活动是否为非官方性质的。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融资活动的参与者是非官方的，即借贷行为是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在之间发生的；（2）资金的来源是非官方的，民间融资活动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居民个人或私人企业；（3）从事资金融通的组织机构的所有者是民营的而非国有的；（4）资金的运作是民营而非国营的，即民间金融应该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营金融，它也涉及到所有制概念和经营机制。

3.民间金融活动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目前就民间金融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融资会；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也有学者把民间金融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临时的无组织融资的民间借贷为第一阶段；有组织、专业化的民营金融是第二阶段。

4.民间金融的正式与非正式性。许多文献文章认为民间金融是非正式（非正规）的，而官方金融才是正式（正规）的，本文认为采用中国人惯有的意识来分辩民间金融的“根正苗红”问题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因为民间金融活动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政府必须反思对民间融资活动的政策，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而不是简单地禁止。公民有正当的需求，政府的制度供给就应该面向公民的正当需求，禁止民间融资活动在此意义上是与公民需求和偏好背道而驰的。此外，民间融资活动基于民俗、传统、文化，如果政府认为只要有它所一手创设的正式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就是哈耶克所批责的“理性的狂妄”。

5.民间金融非法与合法性。本文认为当民间金融合法时，国家才能提供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使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纳入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之中。“民间金融跟地下钱庄没有任何关系”，两者的区别，亦可从央行下发的文件中窥得究竟：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融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央行特别强调，民间金融是游离于官方金融机构之外的、以资金筹借为主的融资活动。据此定义，民间金融是合法的，而地下钱庄（地下金融）是非法的，属于国家依法取缔或打击之列。

二、“民间金融”的界定

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民间金融既不是指地下经济中没有注册的、非法的、无组织的民间资金融通活动，也不单是指有组织的或已经注册了的民间的资金融通，本文认为应该有如下的定义：民间金融泛指一切非官方性质的（即不由官方出资或官方经营），非国有制性质的，主要业务发生在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符合法律规范或道德规范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当然这一定义自然排除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对社会有害的从事非法洗黑钱活动的黑色金融。理由如下。

1.“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金融。金融本身不带有任何制度色彩，但金融的具体形式是随着客观经济条件或经济形式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任何金融形式的出现和存续都会有其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只有形式的高低级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没有正规与非正规之分，假如有的话，也只能是人为的制度或者体制的设置的结果。如果说民间金融是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即在正规金融体制外运作的金融机构体系，通俗地讲就是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金融。这种称谓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为的制度歧视。

2.民间金融的定义规定了其合法性，排除了非法的融资活动。即把所谓的地下金融（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排除在外，因为研究民间金融旨在将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应该为民间融资活动设计一种法律框架秩序或者央行监管制度，使得民间金融活动走出灰暗地带，使得公民放心、政府放心，使得我国民间融资组织与活动与现有官方金融结构并存，从而形成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性金融秩序。

3.民间金融产生于官方金融的边界地带，当国有银行对民营、个体等非国有经济融资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时，民间金融应运而生。加之它的供求关系、运行机制、交易行为与契约治理具有市场化特征，又与民营经济有着“天然”的体制姻缘，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今天，民间金融作为一种过渡性金融安排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

从上面的分析中看出，我们应该排除那种对民间金融完全否定的看法并允许其在适当的空间内获得发展，同时，应该看到这些金融形式毕竟是与落后的经济方式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是落后的金融形式；而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产物的银行系统，是先进的金融形式，代表着未来民间投融资的方向，它对前者的替代是历史的必然。

[摘要]迄今为止，对于民间金融这一概念尚未形成大家公认的定义。为了使政府能以市场化方法合理引导民间金融、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征的科学的民间金融组织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民间金融的优势，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界定。

金融界论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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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有沈云荪《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张郁兰《中国银

行业发展史(1896—1937年)》，《中南财经学院学报》1957年第2期；沈云荪《辛亥

革命时期的上海中华银行》，《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金研《清末中国自办的

第一家银行一一中国通商银行史料》，《学术月刊》1961年第9期；金研《关于金城

银行的若干史料》，《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黄鉴晖《中国通商银行是在银号基

础上改组的吗?》，1963年6月30日《光明日报》，第4版；金洪文《从一家银行看民

族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解放前的历史调查》，1965年6

月20日《解放日报》，第4版，等等。

术价值，诚—如作者所言，它较好地回答了两个问题，即“第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特点，怎样在银行业里得到反映?第二，中国银行业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由于当时的学术研究受政治的影响较大，所以该书的某些观点未免有点失之偏颇，如作者认为银行资本的主要作用不是促进生产的发展，而是助长政治投机。①

从20世纪80年代始，银行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重视，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值得认真回顾与总结。本文较为详细地检索了198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重点缕述几个重要的专题和突出成果，最后讨论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所引用论著截止2003年，范围以大陆地区为主。

(一)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搜集、整理、出版了一批珍贵的银行史资料专书。主要有：《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交通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四联总处史料》(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五——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四联总处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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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已出版的金融史和货币史资料专书中几乎都包括大量银行史资料，主要有：《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991年版)，《最近上海金融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财政金融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1997年版)，《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二)著作的出版

20多年来，出版了银行史著作约50部，其中，以银行机构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的有：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学术著作，该书对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脉络作了详细而又清晰的勾勒；卜明主编《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研究了民国时期中国银行的发展变迁；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纵述横陈了1840—1952年中国货币银行的概况，透视了中国旧式金融机构的嬗变与近代银行的发展，回顾了中国旧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归结；李一翔《近代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5—1945)》探讨了近代中国银行业与近代中国产业之间的关系；刘慧宇《中国中央银行(1928—194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研究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制度的演进；寿充一《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则介绍了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发展历程；李立侠《中央银行兴衰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探讨了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兴衰历程及其原因；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徐矛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介绍了中国近代10位著名的银行家，该书还附有近代

中国100位银行家的小传；钟思远、刘基荣《民国私营银行史(工911—194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民国私营银行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作了全过程的描述；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对近代中国的地方官钱银号、地方银行和革命政权银行作了清晰的介绍；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探讨了金城银行创始人周作民与金城银行的关系；孙晓村等编《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研究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与该行的关系；《聚兴诚银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研究了近代著名四川地方银行——聚兴诚银行的发展历史；《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介绍了中国通商银行在清末的发展变迁，分析了其业务状况，融学术性与资料性于一体；《晋察冀边区银行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革命政权银行的专著；《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对国民政府时期所设立的中国农民银行作了系统研究。绝大部分内容涉及银行史的金融史专著有：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探讨了江浙银行家阶层的崛起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杜恂诚等著《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从制度层面探讨了近现代中国银行业的演进；张虎婴《历史的轨迹——中国金融发展小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勾勒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轨迹；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探讨了抗战前上海银行界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一般金融史著作或教材中也有相当部分内容从不同角度介绍中国近代银行业。①

(三)情况

据笔者初步统计，1980年以来，有关银行史研究的论文至少有300多篇。现列表如下：

从上表所统it的论文数量可以看出，25年来，银行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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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洪葭管《在金融园地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金融史》(西南财

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桑润生《简明中国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近

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崔国华《抗战时

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洪葭管、张继凤

《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浙江近代金融业与金融家》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徐松龄《中国农村金融史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

年版)，姚遂《中国金融思想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杜恂诚《中国金融通

史》第3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石毓符《中国金融货币史略》(天津人民出

版社1984年版)，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寿充一等编《外商银行在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是平稳地进行的，没有大起大落，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现象。对以上统计，有一点需要说明：上表各年度的统计数字只是近似值，也就是研究银行史的论文数量的最小值，因为不少有关中国近代货币史、金融史、保险史和外贸史的论文中也包含了银行史的内容，本文在统计时没有计人，但只要在每一年的统计中都使用同一标准，还是能够反映20多年来的研究概况的。

归纳起来，198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近代私营银行、近代国家银行和中央银行制度、近代银行业的内外关系、近代地方银行等主题展开。下面分专题介绍。

(一)关于近代私营银行

钟思远、刘基荣著《民国私营银行史》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私营银行业的著作。该书结构分四章，第一章描述了私营银行产生的过程以及清末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该书的主体，分别介绍了1911—1927年和1927—1937年两个阶段的私营银行业发展情况，分析了这两个阶段中私营银行业迅速发展的原因，探讨了私营银行的历史地位；第四章描述了1937—1949年私营银行的基本状况。该书具有一定创新性。对于1927年到1937年中国私营银行繁荣的原因，学术界曾认为是私营银行投机公债的结果。该书认为，私营银行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关键在于能审时度势地确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经营策略，在支持民族工业发展中使自己获得了发展，并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强大的外资银行和有政权撑腰的国营银行竞争，并维持一段时间，而不是依靠所谓的公债投机取得的。这个观点在钟的论文中亦有详细论述。①朱荫贵进一步指出，两次世界大战间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银行业之所以快速发展，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制度的演进、银行业法规的建设、银行家队伍的成长以及中国银行业经营运作理念和方式的变化等。②

在中国近代众多私营银行中，经营比较成功的主要有中国通商银行、“北四行”、“南三行”、四明银行等。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学术界对该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中国通商银行的筹设过程，分析了该行在清末的业务状况，揭示了它在清末的艰难发展历程。该书的附表，较详细而精确地统计了1897—1911年中国通商银行的业务状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汪敬虞探讨了中国通商银行产生的历史条件，分析了该行在产生过程中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关系。③谢俊美分析了中国通商银行开办初期与外资银行、洋行、工矿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指出：外资银行的夹击使中国通商银行的经营极为困难，这也是盛宣怀把中国通商银行办成世界著名银行的愿望落空的重要原因。④宋士云认为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他研究了该行集股兴办的过程。⑤章友德探讨了中国通商银行创办初期的运作方式，认为该行的经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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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钟思远：《1927--1937年的中国私营银行》，《经济学家》1994年第3期。

② 朱荫贵：《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中国银行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③ 汪敬虞：《略论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历史条件和特征》，《汪敬虞集》，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1年版。

④ 谢俊美：《外资银行夹击下的中国通商银行》，《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6期。

⑤ 宋士云：《我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96年第1期。

经营方式、人员管理方式等都符合现代金融业的经营管理规则。①曹广森等考证了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时间，并进一步考证了其性质，认为它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商办银行而非官办银行。②此外，吴筹中考述了中国通商银行所发行的钞票③，易棉阳分析了中国通商银行在1897—1911年间的业务状况④，谢俊美⑤、胡雪莲⑥分别介绍了盛宣怀、杜月笙与中国通商银行的关系，戴建兵考察了该行成立初期的第一起伪钞案。⑦

北四行是指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该四行于1921年成立联合营业事务所，标志四行联营集团的形成，由于这四家银行总行都设在北方，故称其为“北四行”。“北四行”的组织机构除了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还有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四行信托部、企业部和调查部，应永玉对这些组织机构——作了介绍。⑧潘连贵认为“北四行”联合经营，在中国金融史上是个创举，反映了近代商业银行初步呈现出资本主义银行业的联合和集中倾向。⑨徐懋国、邵怡度的《金城银行简史》勾勒了金城银行从1917年成立到1952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34年历史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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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章友德：《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与运作方式》，《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l期。

② 曹广森等：《中国通商银行建立的时间及其性质》，《中央财金学院学报》1982年第1

期。

③ 吴筹中：《中国第一家自办的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1985年第2期。

④ 易棉阳：《清季中国通商银行业务探析》，《桂林钱币学会十年文选》，广西民族出版

社2003年版。

⑤ 谢俊美：《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档案与历史》1985年第2期。

⑥ 胡雪莲：《杜月笙与中国通商银行》，《中山大学研究生学报》1999年第4期。

⑦ 戴建兵：《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及第一起伪钞案》，《江苏历史档案》1997年第l期。

⑧ 应永玉：《北四行的联合经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

委员会编：《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⑨ 潘连贵：《北四行和南三行》，《中国金融半月刊》2003年第1期。

分析了金城银行在创立时期(1917—1927年)、发展时期(1927—1949年)的业务状况。①刘永祥考察了抗战时期金城银行在西部的经营活动，指出：在西部艰难的投资环境下，金城银行运用各种手段从事经营，为西迁工矿业提供资金融通，其经营活动不仅使自身获利，也为西部开发和坚持抗战作出了贡献。②周作民是金城银行的创始人，并长期担任该行总经理，张九洲专门考察了周作民对金城银行早期发展所作的贡献，认为金城银行之所以能从众多的商业银行中脱颖而出，实赖周作民经营得法。③邱锡荣的研究也表明周作民一生为创建和维护金城银行事业、扶植民族工商业发展作出了贡献。④相对而言，对大陆、中南、盐业银行的研究成果较少，但还是有於以震肯定了谈荔孙对大陆银行的贡献⑤，刘效白揭示了中南银行创办时的资金来源、组织机构、业务状况和经营特点⑥。

所谓“南三行”，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三家私营银行的通称，由于这三家银行总行都设在上海，故称其为“南三行”。“南三行”没有像“北四行”那样成立联营组织。但其联营方式具有独特性，姚会元认为，三行之间相互、相互开户、相互投资、联合放款是“南三行”的主要联营方式，这种联合方式不仅促进了“南三行”业务的发展，而且对后来江浙金融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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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懋国、邵怡度：《金城银行简史》，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② 刘永祥：《抗战时期金城银行在西部的经营活动》，《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3期。

③ 张九洲：《周作民与金城银行的早期发展》，《黄淮学刊》1989年第4期。

④ 邱锡荣：《金城银行与周作民》，《上海经济研究》1992年第4期。

⑤ 於以震：《谈荔孙与大陆银行》，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⑥ 刘效白：《侨商中南银行》，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的形成也起了促进作用。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南三行”的支柱银行，也是旧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由于它经营较为成功，被学者认为是近代私营商业银行的典型代表，它的经营管理经验受到了普遍重视，这方面的论文不少。②归结起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经验主要有：确立了以“服务社会”为核心的经营理念；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提倡调查研究，重视信息管理。薛念文专门考察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27年到1937年的农贷活动，指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贷款农村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近代化步伐，降低了农业的生产成本。③盛慕杰、朱镇华的《浙江兴业银行的盛衰》叙述了浙江兴业银行的筹设经过，介绍了1915年到1928年其鼎盛时期的业务状况，分析了1928年以后逐渐衰落的原因：对政府态度冷淡故而失去了政府的支持；拒绝采用新的管理方式而失去竞争力；经营作风稳妥有余而开拓不足。马炳荣的《浙江实业银行》叙述了该行的由来、组织沿革、管理制度、业务经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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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标志及其经济、社会基础》，《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7年第3期。

② 徐鼎新：《旧中国上海银行的经营管理》，《学术月刊》1981年第9期；陈曾年、顾柏

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信息管理——近代中国银行家陈光甫的经营之道》，《上

海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江绍贞：《略论陈光甫对上海银行的经营管理》，《近代

史研究》1988年第5期；张继风：《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及其特点》，载《旧上海的金

融界》；张寿彭：《试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营管理的成功经验》，《兰州商学院学报》

1995年第1期；史全生、徐业玲：《论银行家陈光甫的经营思想》，《江苏社会科学》

2000年第1期；陈文彬：《社会信用与近代上海银行业的发展——以上海商业储蓄

银行为中心》，《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

③ 薛念文：《1927--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活动》，《民国档案》2003年第1

期。④ 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此外，孙鹤皋叙述了四明银行由商办改为官商合办的经过①；方祖荫介绍了中国企业银行②；於以震叙述了中国垦业银行简史③；吾新民叙述了新华银行1931年迁沪以后的一些活动④；吴筹中、吴中英介绍了中华懋业银行及其所发行的纸币⑤。

1．关于近代国家银行

清末的国家银行是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

大清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孔祥贤《大清银行行史》介绍了大清银行成立、发展、消亡的历史，该书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⑥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上海大清银行商股基础上组建了中国银行。袁世凯当政以后，在北京成立中国银行并作为中国银行总行，降上海中国银行为分行，但上海中国银行是一家具有很高地位的分行，其影响超过北京总行。交通银行是1908年清政府设立的另一国家银行，北洋政府也把交通银行作为其国家银行。这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财政金融工具。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把中、交两行改组为专业性银行，将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将交通银行改组为实业银行，又于1928年设立中央银行，随后于1933年设立中国农民银行，这样中、中、交、农都成为南京政府的国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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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鹤皋：《四明银行由商办改为官商合办的经过》，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② 方祖荫：《刘鸿生创办中国企业银行》，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③ 於以震：《中国垦业商业储蓄银行简史》，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④ 吾新民：《王志莘孙瑞璜与上海新华银行》，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⑤ 吴筹中、吴中英：《中华懋业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中国钱币》1999年第4期。

⑥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银行是旧中国最重要的国家银行，其实力在抗战以前一直雄居银行界榜首。卜明主编的《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银行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变迁，该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所发表的一系列书评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了中行史的研究。①中国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是中国近代信用最为坚挺的纸币之一，对中国近代经济、金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吴筹中对此作了考察。②张秀莉、张帆通过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的两次改组透视了中国银行与南京政府的早期关系，指出：“对于1928年南京政府对中国银行的第一次改组，中国银行是积极配合的，因为此次改组国民政府无意控制中国银行，这与中国银行谋求独立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对于1935年国民政府的第二次改组，中国银行极力反对，因为国民政府企图通过改组全面控制中国银行，这有悖于中国银行独立发展大方针，但由于国民政府已经具备全面控制中国金融业的能力，中国银行被迫接受改组。”③姜虹认为国民政府第二次改组中国银行的原因有四：“第一，适应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制度’的需要；第二，实现国家财政方针统一、强化国家对金融垄断的需要；第三，渡过因白银外流而引发的金融危机；第四，近代以来中央银行建设思想发展的结果。”④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1916年京钞风潮中，坚决抵制袁世凯政府的“停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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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欣：《<中国银行行史〉的启迪》，《国际金融研究》1995年第1期；陈彪如：《中国近

代金融变迁的缩影——评<中国银行行史>》，《国际金融研究》1996年第4期；赵燕

红：《全面、系统、翔实——评〈中国银行行史>〉，《国际金融研究》1996年第8期，等

等。

② 吴筹中：《中国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1986年第1期。

③ 张秀莉、张帆：《中国银行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早期关系》，《史学月刊》2001年第3

期。

④ 姜虹：《1935年南京政府改组中国银行原因探析》，《安徽史学》2002年第3期。

并成功地维持了钞票的兑现，这个事件被视为银行界谋求独立发展的开端。洪葭管、叶绪华对此作了阐释。①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编《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1912—1949年)》是系统研究该行的通史。②

中央银行是国民政府所设立的另一家重要国家银行，一般认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设立于1928年，但也有人认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应上溯到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所设立的中央银行。③研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历史的文章较多，李立侠、朱镇华的论文值得注意，该文将中央银行从1928年成立到1949年被上海军管会接管的2工年历史划分为诞生时期(1928—1937)、发展时期(1937—1945)、消亡时期(1945—1949)三个阶段，指出在第一、二阶段，中央银行在整理金融、支持抗战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在第三阶段，中央银行全面支持内战，采取无限制通货膨胀的手段剥削人民，则完全只有消极作用。④刘慧宇对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她对1928年国民政府组建中央银行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认为是出于巩固政权与平衡财政的双重需求而组建央行，从组建时起，国民政府就把它定位为国家最高金融机构。⑤在中央银行成立后的十多年间，尽管中央银行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但由于其资力远逊于中国银行，所以它实际上不能执行真正中央银行的职能，一直到抗战开始以后，中央银行的央行职能才不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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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洪葭管：《上海中国银行反对停兑事件试析》，《档案与历史》1985年第1期；叶绪

华：《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同袁世凯政府的一场斗争》，《国际金融研究》1997年第2

期。

②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 刘冰：《旧中国中央银行的兴衰》，《民国档案》1990年第4期。

④ 李立侠、朱镇华：《中央银行的建立及其在上海的活动》，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⑤ 刘慧宇：《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组建及其角色定位》，《民国档案》1999年第3期。

善，基本上具备一般意义上的中央银行职能。①在中央银行的三大职能中，金融监管职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监管能力，但监管能力并不充分。②中央银行未能有效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原因有三：“第一、中央银行是国民政府财政的附庸，阻止了其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第二、中央银行先天发育不足，受制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等行局，第三、中央银行长期处于动荡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无从正规而健康地发展。”③集中货币发行是中央银行的另一大重要职能，国民政府通过组建中央银行，逐步实现了币制的统一和发行的集中，大体上实现了中国货币现代化。④刘慧宇以政权筹设中央银行为背景，探讨了宋子文在筹设中央银行时所起的历史作用。⑤以孔祥熙主持中央银行的工作为背景，探讨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发展情况。⑥关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性质，宋士云认为具有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四大家族直接把持的私产，是垄断全国金融的工具，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现代化的金融机构，它的许多举措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⑦

交通银行的研究，在很多专著和教材中都有涉及，但对交通银行作专题研究的论文并不多见。翁先定对1907年到1927年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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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慧宇：《论抗战时期中央银行的职能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

期。

② 刘慧宇：《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

第3期。

③ 刘慧宇：《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论》，《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④ 刘慧宇：《中央银行与国民政府货币现代化改革》，《民国档案》2002年第2期。

⑤ 刘慧宇：《宋子文与中央银行的筹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4期。

⑥ 刘慧宇：《孔祥熙与中央银行的发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m0年第5期。

⑦ 宋士云：《试论政府的中央银行》，《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

银行与清政府、北洋政府的关系作了详细的探讨。①

中国农民银行是国民政府专事农村金融的国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编《中国农民银行》对该行沿革、业务、组织机构等作了简要的介绍；吴筹中对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②；孙修福探讨了与中国农民银行的关系③。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成立了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四联总处一直到1948年才撤销，它是战时最高财政金融机构。魏宏运指出：四联总处在民国经济史特别是抗战经济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④黄立人详细考察了四联总处产生的历史背景，勾勒了其发展脉络，评价了其历史作用。⑤伍春云、阮荣认真解读了四联总处和财政部档案中的手令、面谕和电报，揭示了控制四联总处的全过程，并对通过四联总处实现金融管制作了评述。⑥刘祯贵考察了抗战时期四联总处的工矿业贴放政策，认为四联总处的工矿业贴放政策对发展战时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⑦作者在另一文中探讨了四联总处的农贷政策，指出抗战时期四联总处的农贷政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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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翁先定：《交通银行官场活动研究(190了—192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集刊》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吴筹中：《中国农民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1992年第3期。

③ 孙修福：《与中国农民银行》，《民国档案》1996年第l期。

④魏宏运：《重视抗战时期金融史的研究——读(四联总处史料)》，《抗日战争研究》

1991年第4期。

⑤ 黄立人：《四联总处的产生、发展与衰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⑥ 伍春云、阮荣：《与四联总处》，《民国档案》2001年第4期。

⑦ 刘祯贵：《试论抗战时期四联总处的工矿贴放政策》，《四川师大学报》1997年第2

期。

发展大后方农业起了有限的促进作用。①黄立人也认为四联总处在抗战时期所推行的农贷政策，对于救济国统区的农村金融枯竭，发展大后方农业生产起了暂时而有限的作用。②杨箐探讨了四联总处在抗战时期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开展的活动，阐述了四联总处对战时金融的重大影响并分析了其主客观原因。③姜宏业在考察四联总处贴放业务、发行业务、汇兑业务的基础上，指出四联总处在宏观金融管理中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具有某些消极作用。④

2．关于近代中央银行制度

中央银行不同于国家银行之处，在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必须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职能：即国家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中国近代自清末以来的国家银行，则清末的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和北洋政府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都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央银行，换句话说，在清末、北洋政府时期中国还没有产生真正的中央银行制度。⑤那么，中国真正的中央银行制度产生于何时呢?李桂花认为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历经分立特许制、复合集中制和单一集中制三种央行制度，进而指出：近代中国的中央银行制度确立于由分立特许制向复合集中制转变的1939年，而不是公认的1928年。⑥杜恂诚、吴秀霞也持同样的观点，杜指出，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成立以后的十多年间，在国民政府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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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祯贵：《对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农贷政策的几点思考》，《四川师大学报》1998年第2

期。

② 黄立人：《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贷》，《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

③ 杨箐：《四联总处与战时金融》，《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④ 姜宏业：《四联总处与金融管理》，《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⑤ 姚会元：《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几家中央银行》，《经济师》1999年第8期。

⑥ 李桂花：《论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形成时间、制度类型和功能演进》，《中国经济史研

究》2001年第2期。

力干预下，中央银行才慢慢地拥有统一纸币发行、集中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监管全国金融、办理贴现和再贴现等权力，到1940年代初，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基本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央行。①吴也认为，近代中国的中央银行制度最终确立于抗战时期。③

尽管清末、北洋时期尚无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但刘慧宇还是指出，清末特别是北洋时期的国家银行已经具备某些中央银行职能，表现在：第一，拥有绝对优势的纸币发行量，并且发行职能日臻完善，第二，具备国库职能，有助于发挥“政府的银行”作用，第三，为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资金融通，部分发挥了“银行的银行”功能。③易棉阳对此也持同样观点，认为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没有国民政府以前历届政府的努力，国民政府恐怕难以在短时期内确立央行制度，清末、北洋时期的中央银行尽管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央银行，但称其为早期中央银行还是比较恰当的。④

(三)关于近代银行业的?韧夤叵??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1．关于近代银行业的内部关系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中国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的金融体系，但这并不表明银行业内部是一盘散沙。杜恂诚认为北洋政府时期华资银行业的内部关系表现为三个层次的联合：“第一层次，所有华资银行都以中、交两行为核心，形成了核心与的关系；第二层次是南三行和北四行等重要商业银行间的协作关系；第三层次是银行的同业组织，即各地银行组成的地方银行公会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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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恂诚：《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② 吴秀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体制的确立》，《山东师大学报》2000年第4

期。

③ 刘意宇：《中国近代中央银行体制演变刍议》，《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

④ 易棉阳：《北洋时期中央银行的特点》，《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银行公会联合会。”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府在金融领域推行强制性制度变革，逐步实现了金融统制，国家银行与私营银行之间不再是“核心与”的关系，而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在私营银行业内部则依然靠银行公会来维系相互关系。

1918年，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公权的倡议下，上海成立了银行公会，之前，北京已经成立了北京银行公会，此后，天津、汉口、杭州、南京、蚌埠、济南等地也相继成立银行公会，其中以上海银行公会影响最大。朱绍华对上海银行公会最初十年活动作了详细考察，并揭示了新兴银行家阶层的基本特征。②近年来，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对上海银行公会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他们的研究成果较为清晰地勾勒了上海银行公会的发展轨迹。其中，吴景平等人的系列论文很有深度，在《“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一文中，作者通过对这一特定时期上海银行公会活动的考察，揭示了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并指出，在支持淞沪会战、维持上海金融市场乃至国内金融业的稳定上，上海银行公会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③在《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1929—1931年)》中，作者指出，上海银行公会出于国民政府强大的政治压力，被迫改组为同业公会，但改组后的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大体上继承了原有银行公会的组织制度、全部会员银行乃至社会地位，改组的结局得到了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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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恂诚：《北洋政府时期华资银行业内部关系三个层面的考察》，《上海经济研究》

1999年第5期。

② 朱绍华：《崛起的银行家阶层——上海银行公会早期活动初探》，《档案与史学》1999

年第6期。

③ 吴景平、王晶：《“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界的赞同，也为当局所认可。①在2002年“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学术讨论会上，金承郁所提交的论文对1918—1927年间上海银行公会的主要活动进行了分析，并据此进一步探讨了上海银行公会对中国金融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王晶的论文对1927—1937年十年间上海银行公会的沿革、与政府及社会各个部门的复杂关系、为推动上海金融业的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及其所产生的社会作用进行了评述；陈正卿对上海银行公会的始末、作用、影响作了总体性探讨，认为上海银行公会对上海金融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快速发展起了促进作用。②如果说以上论著主要探讨的是上海银行公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活动，那么，张徐乐的论文则研究了上海银行公会的后期活动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活动，详细地叙述了上海银行公会在面临新旧体制转型的情况下，接受改造以至最终消亡的过程。③

2．关于近代银行业的外部关系

近代银行业的外部关系主要包括国内银行与政府、实业、钱庄、外资银行等的关系。

银行与政府的关系。杨培新指出，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银行对政府有极强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银行与政府之间又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④邓先宏详细考察了1916—1921年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之间展开的三次斗争，揭示了该行在早期————————

① 吴景平：《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1929一1931年)》，《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金承郁：《北洋政府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王晶：《1927—1937年上海银行公会述

略》、陈正卿：《上海银行公会始末、作用、影响及其现存档案情况》，均载吴景平、马

长林主编《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

③ 张徐乐：《上海银行公会结束始末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④ 杨培新：《中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封建性》，《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发展阶段与政府的复杂关系，认为“控制与反控制”是中国银行与政府之间复杂关系的实质。①许多专著对银行界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②对于上海银行界在1927年前后与政府的关系，王正华、吴景平等撰文作了探讨。王正华指出，之所以能筹足军饷顺利北伐、在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对抗中占据优势并最终在南京建立蒋氏政权，与江浙银行家的支持密不可分。③吴景平深入、细腻地考察了1927年所成立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活动。财委会在银行界领袖陈光甫的领导下，不仅动员银行界向直接大量垫款，而且大量认购发行的二五库券，解决了的财政困难，而这对蒋氏的成功至关重要。④他从银行立法的角度对20世纪30年代银行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作了考察，指出：“30年代国民政府颁布了《银行法》等一系列法规，企图通过这些法规来约束银行界实现金融统制之目的，银行界从自身利益出发，与国民政府之间展开了斗争，但这些法规在客观上有利于规范金融市场的运作和银行业务的开展，这同样是银行界梦寐以求的，这就决定银行界与国民政府的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的。”⑤目前，尚未见有力度的专文研究和揭示抗战时期银行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对于近代银行与产业的关系，学术界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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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先宏：《试论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矛盾》，《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② 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之“南京政府控制商界”部分；吴景平《上海金融业与国

民政府关系研究》；黄逸锋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之“工商团体的整理与控制的加强”部分。

③ 王正华：《1927年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④ 吴景平：《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⑤ 吴景平：《从银行立法看30年代国民政府与沪银行业的关系》，《史学月刊》2001年

第2期。

观点认为，中国银行业并不是因为产业的发达而发达，故而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与中国产业的发展是不一致的①；另一种观点则与此截然相反，认为中国近代产业资本的发展是导致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必然联系，在发展趋势上有着相当的同步性②；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近代银行与产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不密切到密切、由不同步到同步的过程③。相对而言，第三种观点得到了学术界更多的认可。李一翔指出：“以银行信用手段为主体的金融筹资活动是中国近代工业资本形成的一条重要途径，既加快了近代工业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又给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④作者还指出，“新式银行与新式企业的关系在经历了由不密切到密切的演进过程之后，两者在一定程度集中的基础上呈现了初步的融合趋势，从而对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近代中国的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最终却未能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资本形态一一金融资本”⑤；“近代中国银行业在促进城市之间资金流动方面充当了重要角色，不仅扩大了银行自身的业务量，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调剂资金余缺与汇划清算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推动各城市之间的经济交往，实现共同发展”⑥。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造成了中国最主要的工业行业——棉纺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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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健：《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317页。

② 陆兴龙：《上海华资银行的产生与初步发展》，《档案与史学》1989年第6期。

③ 李一翔：《近代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5—1945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

④ 李一翔：《银行资本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1期。

⑤ 李一翔：《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银行与企业关系》，《改革》1998年第3期。

⑥ 李一翔：《从资金流动看中国银行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改革》1997年第3期。

的持续萧条，在此情况下，银行界适时地改变了对棉纺织企业的融资方式，即由放款转变为直接投资，走上了直接经营工业的新道路，这是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的一种新形式。①姚会元的观点似乎与李一翔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着重从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双向互动来探讨两者的关系，他指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变量，银行对企业的放款额是时升时降，但从总的趋势来看，近代银行与工业企业的关系是：整个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中国银行资本得以从国家财政依附中摆脱出来并接近工业资本，在此过程中，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相辅相成，银行以信贷、资金融通作为杠杆给民族工业以相当的支持，起到过推动工业发展的历史作用；工业企业也为银行提供了存款来源，有利于银行业务的发展。”②对于银行经营农业的问题，学术界也有探讨。马长林指出，30年代上海银行界组织了中华农业贷款合作银团，在北方开展农贷，对陕豫皖晋等地区合作社的棉业生产、运销发放了数量巨大的贷款，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③此外，姚会元、薛念文、黄立人等还探讨了近代银行的农贷问题。④

银行与钱庄的关系。何忠益、李一翔从长时段考察了银行与钱庄的关系。何忠益指出：“在旧上海金融界，钱庄代表传统力量而银行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传统与现代之间本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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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一翔：《论30年代中国银行业对棉纺织业的直接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3期。

② 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的三个问题》，《历史档案》1998年第3期。

③ 马长林：《民国上海金融界银团机制探析》，《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6期。

④ 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第11章；薛念文：《1927—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活动》，《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黄立人：《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贷》，《近代中研究》1997年第6期。

的，水火不相容的，但在旧上海金融界却并非完全如此，近代上海银行的兴起曾得到过钱业界在资金和人事上的帮助，在银行业站稳脚跟以后，尽管双方关系日趋紧张，但彼此仍有不少合作。”①李一翔则认为银行与钱庄之间是一种柔性博弈关系，即在合作中有竞争，在竞争中又不乏合作。②林地焕以天津钱庄业为个案，探讨了银钱两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银行业和钱庄业各有赖以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谁也不能代替谁，谁也无法消灭谁，两者共存于矛盾的统一体之中。③南京政府成立后，银钱两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特征，国民政府为了控制金融业，着手控制银行业与钱庄业，在这种情况下，银钱两业就有着共同的利益，双方曾亲密地联合起来反对国民政府的控制，双方的这种合作具有特殊性，学者们对此作了较为深刻的研究。④在1933年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废两改元前夕，银行界与钱业界之间围绕是否实施废两改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吴景乎认为这是银钱两业的最后一战，吴对1932年银钱两业关于废两改元的争辩过程、结果、影响作了详细的考察。⑤

关于近代中外银行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此作深刻研究。易棉阳探讨了20世纪初期中外银行的关系，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外银行关系具有独特性，指出作为处于共同的经济和市场环境中的银行实体，中外银行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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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忠益：《变革社会中的传统与现代》，《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

② 李一翔：《传统与现代的柔性博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银行与钱庄关系》，《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

③ 林地焕：《论20世纪早期天津钱庄业的繁荣》，《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

④ 宋时娟：《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始末》、王晶：《1932年的公债风潮：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评》，两文载《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

⑤ 吴景平：《评上海银钱业之间关于废两改元的争辩》，《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0世纪初期特定的政治环境又使得中外银行关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特定政治环境下中外银行关系表现为依赖中的对抗。①唐云锋考察了1914—1935年间云南地方银行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博弈关系。②

(四)关于近代地方银行

1．关于地方省市银行

姜宏业主编的《中国地方银行业史》是目前惟——部全面研究近代地方银行史的著作，该书第二篇对浚川源银行、重庆市银行、浙江地方银行等数十家近代地方省市银行的盛衰、业务状况、组织机构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编者指出：绝大部分地方省市银行是地方军阀政府滥发纸币和替军阀借垫派款的金融机构，其内部管理是十分混乱的，其命运与军阀命运相一致，随着军阀势力的兴衰而存亡进退，当然在政局稳定的地区，地方银行开展了以调剂地方金融、辅助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金融工作。对于近代地方省市银行，有人将其划分为五类：第一类，设在军队防区的防区银行，以四川地方银行为典型；第二类，由军事上得势的军阀轮流管辖地的地方银行，以湖南银行为典型；第三类，比较稳定地归一派军阀掌握和统一管理的地方银行，东三省银行具有代表性；第四类，将经营重点放在上海、商业色彩较浓、在发行钞票等方面较为节制的地方银行，如江苏银行和浙江地方银行；第五类，孙中山在广东所创办的中央银行，它与其他地方银行有本质区别。③抗战时期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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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易棉阳：《20世纪初期华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关系略论》，《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② 唐云锋：《试论1914—1935年云南地方银行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博弈》，《思想战线》2003年第3期。

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年)》下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5页。

府在大后方大力推广县市地方银行，史继刚分析了其原因，认为“一方面是为了复兴农村经济，增强经济实力以适应抗战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配合所谓的‘新县制’建设，进一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度”①。对地方银行作个案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学者们主要对四川聚兴诚银行②、江西地方银行③、云南地方银行④、贵州地方银行⑤等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2．革命政权银行

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第三篇对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设立的革命政权银行作了介绍。其中，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政权银行包括：赣南苏区银行、闽西苏区银行、江西中央苏维埃国家银行、湘鄂西苏区银行、鄂豫皖苏区银行、湘鄂赣苏区银行、湘赣苏区银行、川陕苏区银行、长征路上的苏区银行、陕甘苏区银行；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政权银行包括：陕甘宁边区银行、北海银行、晋冀鲁豫边区银行、鲁西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安徽根据地银行、江苏根据地银行、浙东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华中银行、东北银行、黑龙江解放区银行、辽宁解放区银行、内蒙古解放区银行、中州农民银行、华南解放区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同一作者在《我国革命根据地早期银行事业概述》一文中，对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银行事业大发展的情况作了叙述，统计了1926—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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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继刚：《论抗战时期大力推广县市银行的原因》，《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

年第3期。

② 郑学筠：《聚兴诚银行的业务经营与杨粲三的用人之道》，《长春干部管理学院学报》

1991年第2期。

③ 伍常安：《江西地方银行及其纸币简介》，《江西地方志》1993年第4期。

④ 常树华：《再论富滇银行——富滇新银行》，《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⑤ 王庆德：《近代贵州金融业变迁中的省银行》，《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4期。

年各个革命根据地政权所设立的银行机构，梳理了革命政权银行之间的渊源关系，高度评价了革命政权银行的历史作用。①在另一文中，作者概述了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银行事业演变情况，对1937—1949年各根据地所设银行机构进行了统计。②

对革命政权银行作个案研究的论著有：姚会元介绍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业务状况，分析了其历史作用③；李祥瑞论述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在打破外敌封锁、发展边区经济、平抑物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④；郝琦叙述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农贷业务并总结了历史经验⑤。晋察冀边区银行是抗战时期在敌后根据地建立时第一家银行，张励声探讨该行的建立经过和对敌货币斗争。⑥此外，学者们对鄂豫皖苏区银行⑦、北海银行⑧、冀南银行⑨、淮南银行⑩等也进行了研究。

3．伪政权银行

洲国、汪伪政府、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伪政权都在其统治区域内建立了银行，这些伪政权银行尽管是伪政府的“中央银行’’或“国家银行”，但其活动范围一般只限于其控制区域内，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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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姜宏业：《我国革命根据地早期银行事业概述》，《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② 姜宏业：《革命根据地发展时期银行事业概述》，《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③ 姚会元：《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国家银行》，《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④ 李祥瑞：《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银行》，《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⑤ 郝琦：《论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农业贷款及其经验》，《延安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⑥ 张励声：《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银行和货币战》，《南开学报》1983年第5期。

⑦ 徐爱华：《鄂豫皖苏区的银行与货币斗争》，《江淮论坛》1984年第3期。

⑧ 孙守源：《北海银行的创建及其最初印发的纸币》，《中国钱币》1993年第2期；王升

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北海银行》,《山东党史》1999年第2期。

⑨ 黄存林：《略论冀南银行的历史作用》，《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⑩ 项义：《淮南银行建立与淮南币发行情况》、李聪：《回忆我在淮南银行工作的情况》，

两文载《安徽金融研究》1984年增刊第2期。

发行区域性纸币，它们是近代中国地方银行的另类。研究伪政权银行的论著不多，戴建兵、张庆文、陈钢、李安庆的论文值得注意。张庆文介绍了中央银行的建立、业务和组织，指出中央银行是政府的经济金融中枢，是日本实现东北金融统制的工具。①李安庆回顾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兴亡史，分析了该行作为汪伪政权国家银行的特殊性，并指出了其殖民性：“第一，中储行必须聘请日本顾问，并接受日本顾问的‘指导’；第二，中储行所拥有的外汇，必须存人日本银行，对所有外汇的管理使用，必须由中日双方组成的外汇基金管理委员会处理；第三，中储券流通区域应随时与日方协议；第四，汪伪应向指定的日方银行存人一定数额的中储券存款，以维持军票价值。”②戴建兵则考察了伪中央储备银行所发行的钞票。③陈钢介绍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一一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始末，李安庆则指出了该行的殖民性：“第一，滥发联银券，搜括法币，套取外汇，购买非敌占区和第三国物质；第二，滥发联银券，掠夺东北资源，支付日本侵略军的军费和华北伪政权军政费用；第三，建立金融统制网，统制华北外汇和外贸，使日货独霸华北市场。”④

概观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银行史研究，我们总结出三个突出特点：

————————

① 张庆文：《中央银行简介》，《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② 李安庆：《试谈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③ 戴建兵：《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及其伪中储券》，《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④ 陈钢：《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简介》，《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李安庆：《伪中国联

合准备银行浅析》，《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

第一，银行史研究呈现向纵深发展的总体趋势。1980年代的银行史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主要集中于个别银行，也就是以银行的个案研究为主，就深度而言，研究成果大多是陈述性的，主要是介绍近代银行的发展概况。到1990年代，银行史研究领域有很大拓展，不再拘泥于银行的个案研究，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探寻近代银行业的内外关系、发展规律等问题。值得强调的是，研究中重视运用经济理论和金融理论，从而深化了银行史研究。产生这个转变的原因大概有二：一是研究队伍的多元化。1980年代，银行史主要属于史学范畴，研究者也以史学工作者为主，1990年代以后，许多经济学者加入了银行史研究队伍，出身于史学界的银行史研究者也自觉地加强了经济学训练。可以说，研究者自身理论修养的加强是银行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首要原因。二是金融改革现实的需要。国家深化银行体制改革需要历史经验作指导，客观上要求银行史研究深入总结近代银行发展的规律。

第二，现有银行史研究成果中，既有描述性成果又有分析性成果，但以前者为主。如果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来区分经济史著作的话，经济史著作可以分为两类：描述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描述性经济史着重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客观描述，所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其学术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描述的客观性与全面性；分析性经济史主要依据某种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以探求经济规律。就两者的关系而言，描述性经济史是任何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也是任何严肃认真的经济分析的出发点，不进行扎实的描述性经济史研究，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分析性经济史。不过，以叙述经济历史为己任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只能看作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非研究成果的最终形态，最终形态应该是分析性经济史成果。综观1980年以来的银行史研究成果，描述性的占绝大多数，分析性的只是少部分。

第三，在研究视角上，微观与宏观并重，但宏观研究已经成为银行史研究的主要趋势。受传统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影响，1980年代的银行史研究，绝大部分是探讨某一家银行或某一个具体事件。这个时期的银行史研究以微观为主。至1990年代，由于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引进，从宏观上研究银行史已成为趋势。这个时期，国内著名学者姚会元、杜恂诚、李一翔等都成功地申报了有关银行史的国家课题并出版了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专著，如姚会元的《中国货币银行(1942—1952年)》、《江浙金融财团研究》，杜恂诚等的《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年)》、李一翔的《近代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5—1945)》都是从长时段、宽领域来考察中国近代银行史的。

1980年以来的近代银行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成果，但勿须讳言，还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应该引起重视并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克服。

一是专题性的银行史资料较为缺乏，特别是银行档案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明显滞后。史料拓展是银行史研究创新的物资基础，20多年来，尽管已经出版诸如《交通银行史料》、《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金城银行史料》、《四联总处史料》等弥足珍贵的档案史料，这些资料有利于深化银行的个案研究，但难以从宏观上透视近代银行的发展变迁，而《银行周报》、《银行月刊》、《银行杂志》、《中央银行月刊》等旧报刊、旧资料有助于探讨近代银行史的发展规律，但散存于各地、各馆，查阅不便，难于被系统利用，还有许多资料至今仍然尘封在档案馆内，亟待整理、出版。

二是不注意了解学术动态，造成某些研究的低水平重复。笔者在统计1980年以来的银行史研究成果时，经常发现阐述同一问题(这些问题只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不须争辩)的雷同论文，连

正本清源都做不到。如叙述1916年上海中国银行反对停兑事件的论文就有4篇，总结陈光甫经营管理经验的论文达十多篇，而内容却大同小异。 ．

三是理论、方法创新不够。研究经济史既要有经济学的功底又要有历史学的基础。这就要求在经济史研究中综合运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目前，有一部分出身于史学界的银行史研究者不注意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使得其研究成果缺乏理论深度，给人以堆砌史料、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感觉；而出身于经济学界的银行史研究者则不进行艰辛的史料搜集与考证，不重视近代中国的历史事实，生硬地用经济学、金融学理论来进行研究，这样就使得他们的研究结论可能符合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但却与中国的历史事实相悖，这样的研究成果难免有牵强之嫌。打破学科壁垒，综合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近代银行史研究才有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是近代银行史的许多方面还缺乏专题式的研究，很多方面还存在研究的空白。具体说来，我们认为如下领域有待突破：(1)撰写重要银行通史。目前，问世的只有《中国银行行史》、《中国的中央银行(1928—1949年)》、《聚兴诚银行》等三本银行通史著作，交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等著名银行还没有撰写通史；四联总处是战时的最高金融机构，在抗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四联总处史料》和《四联总处会议录》已相继出版，全面研究四联总处的条件应该已成熟。(2)革命政权银行。目前有关革命政权银行的论著大部分是介绍性的，零碎且缺乏深度，深入研究革命政权银行是深化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已成为目前学术界的呼声。(3)伪政权银行。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伪政权银行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而伪政权银行是日本侵华的经济工具，研究它们，毫无疑问有助于深化日本侵华史和抗战史的研究。(4)近代中外银行之间的关系。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曾经主宰中国金融界的汇丰、花旗等外资银行再度进入中国金融界，研究近代中外银行之间的关系，可以为今天的中资银行更好地处理与外资银行关系提供历史借鉴。(5)近代银行制度建设。这方面的论文很少且比较肤浅，全面研究近代中国的银行制度建设，可以为今天的银行体制改革提供历史经验。(6)近代中国的银行立法。清政府颁布的《大清银行则例》是中国第一部银行法，此后，清政府、北洋政府又相继颁布了一些银行法规，至国民政府时期，颁布了一系列银行法规以规范银行业，实现金融统制，可以说，中国第一次银行立法高潮是在国民政府时期，而目前研究中国近代银行法规的只有一篇未刊博士论文①，深入研究近代中国的银行立法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

金融界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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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史量才 新身份 暗杀 原因

史量才先生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自1912年史量才接手《申报》直至1934年遇难期间，《申报》进入了全盛时期。据《申报的保存与影印》一文说：“人们把‘老申报’看作近现代史料的一本百科全书、一个万有宝库，把‘申报影印本’的问世，看成一件不朽的盛事”。正当其新闻事业处于巅峰时刻，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被人枪杀。

关于被杀原因，一时众说纷纭。时人普遍认为是由于史量才与国民政府的在抗战、剿共等政治军事问题上一系列矛盾而引起的。

史量才作为报业巨子，以《申报》为舞台，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救国，自然与当时国民政府产生冲突，由这种矛盾而成为史被杀之原因，几乎成为史家之定论。但是，史量才具有多种身份，他不仅仅是报业老板，还是实业家、上海金融界领袖、慈善家等等。以往对史量才的研究往往忽视了其经济领域的身份。笔者认为，作为民国间一大案，史量才的被暗杀应是多种原因的合力，过去由于只重视史量才的报人身份和政治因素，因而偏重于以上类似分析，但其在经济方面与国民政府的冲突也应是其众多因素中的一种。

学者郑逸梅在其《书报话旧》中提到史量才之死时，就提到其中南银行代表的身份。他已经注意到了在经济方面，史与国民政府的冲突。陈丽凤在《为什么要杀史量才》一文中，也持相同观点，认为“拒绝为内战和政府提供经费，是史量才被杀的直接原因”，可惜未详细论证，而且是发表于党史研究的《上海党史与党建》，所为并未引起新闻界学者的关注。这些研究为本文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本文试图从史量才经济领域的身份来分析其被杀原因。

一、从史量才角度来看

早年，史量才深得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的器重。1905年，史量才与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了江苏教务总会，专门研究教育工作，总会便选举张謇为会长。以后，二人因各种事情接触增多，“由于史量才办事精明干练，很得张謇赏识、重用”。众所周知，张謇是清末民初在中国政界、商界、学界都非常的影响力的人物，他的提携，对于年轻的史量才以后立足于商界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报业站稳脚跟后，史量才在上海的影响力日益加大。“1919年。他率中国新闻代表团去南洋考察，为想要投资祖国的华侨黄奕住出谋划策，给他分析国内形势，提议他投资银行业。黄奕住尊重史量才，对史量才的建议言听计。作为共同创办人，黄奕住全权委托史量才经办”[6]。这就是后来的中南银行。“中南银行成立时，史量才也作了一定投资，并任该行常务董事。”[7] ]由此可见，史量才在中南银行是处于权力高层的。此后，中南银行发展迅速。成立不久便获得了纸币发行权。为了慎重纸币的发行权和提高纸币的信誉，中南银行与金城、盐业、大陆三家银行联合营业共同发行，成立近代中国著名的北四行。四家银行虽为商业银行，但创办时却各有背景，与北洋政府关系密切，因而北四行在北方金融界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北四行的不断壮大，加之《申报》的巨大影响力，身为中南银行董事的史量才，在金融界的话语权也不断加强。

至30年代初，史量才已经在上海商界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931年11月8日曾召集上海各界领袖到南京洽谈。 在会议休息时，拍照留影，“出现了礼贤下士的一幕----前排七人，理当立于众星拱月的最中心位置，然而，这次最中心位置却站着史量才。”[10]这也从另一面反应出对史量才上海各界领袖地位的承认。

二、从国民政府角度来看

民国以来至史量才遇难的1934年，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中心。上海民族资本家对于当时中国政局确实的很大的影响力，由其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未完全在全国占有优势时，国民政府对其有很大的依赖，特别是在30年代初国民政府刚刚建立的情况下。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政府支出庞大，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却远远低于支出速度，因而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支每年都有巨额赤字 。面对巨大的财政赤字，国民政府不得不发行内债。“1927年至1931年的5年间，国民政府发行的有担保的内债共25次，总债额共10.58亿元。”“这些债务大多以关、盐、统三税作为抵押，月息在6-8厘间，以六七折包给银行发行或先行抵借。”[12]而此时，国民政府所掌握的银行实力并不很强。近代中国最大的两个银行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行均有北洋政府背景，在国内金融业和企业界享有很高声望。同时，北四行也不断壮大，以史量才为董事的中南银行也取得很大发展。比如，在取得纸币发行权后，“1922---1935年期间，其纸币发行额仅次于中国和交通银行，居全国第三位。”[13]

而此时国民政府所控制的中央银行，一直弱于中国和交通两行。如下表：

1928―1934年银行存款（万元）

（引自《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上册608页）

在30年代，国民政府每年都有巨大的财政赤字，而其所拥有的银行实力就较弱。与此同时，“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上连年战争，到1934年，中国农村经济萧条，工厂资金短缺，金融市场紧缩，信贷困难”。[14]更甚者，1934年，中国出现了大面积水旱灾害，“全国水旱两灾损失，总数已逾十万万元，受影响者波及全国三分之二，计旱灾14省，为县三百四十三，水灾十三省，为县十二，此外尚受蝗患者六十八县，受雹灾者八十九县。”[15]在如此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是急需民间经济援助的。这时，发行公债成为国民政府的一种很好选则。

三、双方在经济上的冲突

对于国民政府的公债，银行界是不积极的。“为了迫使对政府公债的支持，1934年7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储蓄银行法》，要求银行至少应有储蓄存款总额的四分之一，相当于政府公债库券，及其他担保物交存中央银行保管库为偿还储蓄存款的担保。8月，又命令各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户名单。政府的做法遭到银行业的反对。”[17]

一方面政府出于各种原因亟需发行公债，另一方面银行界却普遍反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史量才站出来公开反对购买国债。

“史曾以中南银行代表的名义，出席南京经济会议，主持人要他认购巨额债券，史当场反对，并将情况揭发报端。”[18]此外，史量才更以《申报》为喉舌，为银行业拒认购公债说话。8月30日《申报》在《水旱灾后我国财政金融之前瞻》一文中，提出了银行业拒认购的两大理由。“第一，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但任何商人抱着‘将本逐利’的目的，对于收入没有保证的担保的投资始终存着漠视心理。在全国闹着水旱大灾的当儿，上海的米麦、粮食便成了良好的投资对象，救济大灾的公债尽管集认，而不易实现。第二，政府对于目前水旱灾所以始终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财政困难自然是根本的原因，而财政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又在于国际压迫。在国际恐慌加速发展的今日，洋银行视为机会，固属可惧；华银行受人压迫，对于金融的信用戒备更不得不格外严密，因而为救济水旱灾害而援助政府的说法亦更为困难了。”

以此时史量才在银行界的影响力，以《申报》在民众的巨大影响力，这种为银行界说话的文章无疑会产生巨大作用的，何况银行界本身就不赞同政府公债政策。史量才这种一惯反对认购公债的态度对于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的国民政府的威胁是很明显的。也是在此时，决心暗杀史量才。据曾供职于中统的沈醉加忆，“史量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去杭州调养胃病，给了特务们一个最好的下手机会……戴笠于这年夏秋间即奉到命令要暗杀他。”[19]

从时间上看，史量才被暗杀的原因中含的双方经济的冲突是讲得通的。从结果上看，“1935年3月，政府又攫取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两行投资设立的新华信托银行也随之变为政府银行。同年4月，扩大四省农民银行为中国农民银行。同年10月，又由中央银行设立中央信托局。‘四行二局’的金融垄断体系遂告完成。”[20] “拿史量才开刀，目的是为要制服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史量才既死，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惶恐不安……对此裸的劫夺，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已无勇气作激烈抗争了。”[21]

纵观20世纪30年代的前5年，一方面是抗日救亡运动日渐高涨的时期，史量才以一个爱国报人的身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这5年也是国民政府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经济体系，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逐渐形成的时期，史量才也成了代表上海金融界利益，反对国民政府侵夺的斗士，被最终被暗杀。

参考文献：

[1]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93―94页；

[2][3][4]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真象》.《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54、160页；

[5][6]庞荣棣：《申报魂.上海远东出版社.16页；

[7]毛海斌：《侨商中南银行发展概述1921-1937》.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8]毛海斌：《侨商中南银行发展概述1921-1937》.转引自《中南银行档案[Z].沪银档：Q265-1-10：24-25、25》；

[9]《申报》1931年11月8日；

[10]庞荣棣：《申报魂》上海远东出版社 117页；

[11]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53页；

[12]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56页；

[13]毛海斌：《侨商中南银行发展概述1921-1937》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14]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上册608页；

[15]《申报》1934年8月30日；

[16]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 79页；

[17]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上册609页；

[18]郑逸梅：《书报话旧》学林出版社 201页；

[19]沈醉：《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 150-151页；

[20]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上册668页；

[21]陈丽凤：《为什么要杀史量才》《上海党史与党建》1996年第4期。

金融界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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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企业竞争力：“摇篮计划”公益项目聚集了一批具有丰富经验和资源的成功企业家、投资银行家、管理咨询专家，他们共同实践以自己的资源、经验和积累、推动中国科技产业和创业企业的发展和进步，使得“亚杰商会”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公益性创业家培育组织。 社会效益：“摇篮计划”启动8年以来，目前已有85位导师、185位创业家进入，已先后有完美时空、海兰信、多玩游戏、德鑫泉物联网、煦联得节能等企业分别在纳斯达克、创业板及新三板成功登陆或挂牌。通过“摇篮计划”的帮助和亚杰商会的推动，学员企业获得了超过50亿美元的投融资，并有10余家企业在上市申请中。

2011年4月28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却是健之路总裁陈海滨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健之路遭遇灾难性的“陈桥兵变”，积累几年的数据全部被洗劫，而一家像健之路一样的克隆公司出现了。面对公司的生死，在2011年剩下的8个月的时间里，陈海滨只能一个人孤独进行着这场不知终点的心灵长跑。

虽然不是每一个创业者都经历过灾难性的遭遇，但创业之路不平坦，几乎每一个创业家背后，都有一段艰辛的创业的心历路程。“创业者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什么人能够提供给创业者有益的帮助？什么模式可以长久地帮助创业者……”几年前，亚杰商会一直在思考，如何以公益的方式扶持和帮助中国的创业者。基于亚杰商会董事会成员中管理咨询专家，VC投资人的直觉以及参与科技孵化管理工作的多年经验，亚杰商会摸索出一套“摇篮计划”，找到上述问题答案的钥匙。 创业者的摇篮

“那些伟大的公司，都是历经数载、九死一生，方成正果。而他们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对中国青年创业者都会成为最具价值的知识财富。” 中信资本董事总经理、亚杰商会新任轮值会长及执行董事曾之杰对《商业价值》记者说。

为了汇聚科技界的精英人才，帮助有潜力的创业家在中国这样的创业环境中发展更快，2006年，AAMA亚杰商会建立了“未来科技商业领袖摇篮计划”（后简称“摇篮计划”）公益项目，以推动中国青年创业家成长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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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摇篮计划”内部的“杰友会”，每年定期组织“读书会”以及组织创业者家属郊游，为家属之间、学员之间交流，一起讨论创业当中遇到的问题而创造机会。2010年一次“杰友会”的郊外旅游的活动中，作为导师的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智基创投创始管理合伙人陈友忠与学员们重点讨论起了团购的商业模式。当时，正值2010年初，成立于2008年末的Groupon正开始走上飞速发展的道路，而这个时间恰好是中国团购网站的起步时间。受这个话题启发，学员陈欧迅速转型做化妆品的团购。2011年，陈欧所创建的“聚美优品”成为中国最大的化妆品电子商务公司，用户超过500万、月销售额达数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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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成功的创业者，也非常注重回馈社会、回馈“摇篮计划”。第一个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的摇篮计划的创业家就曾发表感言，“曾经坐摇篮，未来摇摇篮。” 亚杰商会数位早期成功的学员，又成为后期“摇篮计划”的导师力量，真正实现亚杰商会“传承企业家精神，倡导现代商业文明”的使命。 “摇篮计划”从诞生那一刻起，就确定是公益项目。虽然导师们由来自于中国科技界、金融界、管理咨询界的资深人士担任，但是导师们全是义务服务，不会向学员收取任何费。” 曾之杰说。

而无偿付出时间和精力为学员摇摇篮的导师，也能从“摇篮计划”得到收获：一方面“摇篮计划”能达成导师回馈社会的心愿，让他们获得深深的成就感与满足感；同时，导师通过与年轻学员的交流，更能了解和把握来自产业一线的最新信息，形成良好的互动和互相促进。 公益如何可持续？

面对社会上流行各种各样的费用高、数量大的企业家培训项目以及商学院课程，亚杰商会的摇篮计划由于完全免费，并由商业领袖为创业者提供手把手辅导，对于创业者来说无异于天上掉馅饼，想报名成为亚杰商会“摇篮计划”学员的创业家蜂拥而至。

“想赚钱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我们一直坚持免费帮扶。‘摇篮计划’从诞生那一刻起，就确定是公益项目。虽然导师们来自于中国科技界、金融界、管理咨询界的资深人士担任，但是导师们全是义务服务，不会向学员收取任何费。” 曾之杰说。

摇篮计划的公益模式，未来如何可持续的发展？曾之杰解释说：“摇篮计划的费用大多数来自董事们的无私捐助，而且除资金外他们还捐时间、捐人脉资源、捐管理经验。最近几年，亚杰商会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得到了政府的帮助，并给予一些资助。同时，我们还在摇篮计划的基础上，又创办了亚杰天使基金，为创业者提供融资帮助。”

金融界论文范文第6篇

近年来，国际金融形式一直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为主要依赖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地区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新闻媒体也对中小企业融资状况而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特别是“吴英案”死刑判决作出以来，金融界、法律界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现阶段，我国金融界和法律界虽未对民间金融的内涵达成共识，但对民间金融是“处于国家监管的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行为”的这一特征都是认可的。民间金融运行形式主要集中于私人借贷、私人钱庄、合会、企业连结贷款等，这些常见的运行形式也已被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所认同。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主要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两个罪名进行严厉的打击，以维护银行系统对于金融行为的垄断地位以及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以，本文主要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入罪标准与刑事规则体系完善展开论述。

二、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立法对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地位确认的缺失

目前，我国所有从事金融业活动的经营主体或组织的设立都要经过我国金融业特许机关—央行或银监会的批准或审核。因此，除了对具有直接性私人合同关系（如个人借贷）的交易行为提出了法律上的明确合法地位之外，其他凡未经央行或银监会批准的从事和设立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或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均不涉及民间金融相关法律地位确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些合理且确有必要存在的民间金融交易形式由于法律地位确认的缺失而被认列入从事类似于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之列。

（二）民事法律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过于简单

以民间借贷为例，在民事法律中只是规定了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以及企业内部的集股融资进行了法律规定和确认[1]。所以，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时，虽然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做依据，但是仍然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使得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边界依然模糊，判案时易引发分歧。

（三）行政法规对民间金融活动过多的否定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对其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答复》、《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其规定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这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合会、私人钱庄等擅自向特定多数人或者不特定多数人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金融活动的机构都被视为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一概不被法律所认可。[2]

三、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完善

（一）合理运用前置法认定民间金融活动罪与非罪界限

在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刑事问题刑法来解决，民事问题民法来解决”这样的固定思维方式，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很少注意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近年来，在刑法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即主张在对不作为故意杀人、婚内、财产犯罪的认定中运用民法理论来分析刑法问题，并指出不能简单地直接从刑法中寻找依据，而是应当首先从能否构成犯罪的刑法规定赖于建立的其他前置性法律当中去寻找。笔者认为，基于刑法对民法的保障属性，在刑法与民法交错问题的处理中，要注重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构成犯罪？实践中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非法集资解释》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吸收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3]对于上面所述情形运用民法前置处理是否更加妥当？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赋予被害人自行选择维权方式的权利。被害人可以选择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债权，也可以让自己的“存款”继续“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常见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的确定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10年1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该《解释》首次对非法集资相关行为从法律要件与实体要件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并首次提出了不以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判定行为，的确较之前的行为界定标准而言，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实践中的行为表现来看，该《解释》只是解决了部分应急性疑难问题，而且其部分规定也存在的一定的不合理之处。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应从筹资本质、筹资影响、筹资基础三个部分进行界定。

在筹资本质方面认定，应把握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行为的内在本质即行为方式和目的。既然是被视为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其行为运作特点和运作目的理应体现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同的金融特征，即吸收资金的用途是投资或转贷谋利。这在行为表述用的是“存款” 一词，而非“资金”也得以证明，“存款”在金融学中具有特定含义，是指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的剩余资金的一种吸收，与之相对应的是贷款。刑法第175条没有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而是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是表明成立本罪要求行为人从事金融业务。如果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之外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本罪，实际上就意味着否定了部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4]换言之，筹资人吸收资金的目的如果是用于自身生活或生产需要，则所吸收的资金不属于存款性质，应是资金或借款。但当筹资人吸收的资金是用于发放贷款谋利，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如果不从行为运作特点和目的上严格界定去两者之间的区别，极易将民间借贷的合法筹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5]

在筹资影响方面，我国民间借贷行为范围相对比较窄，有一定的边界性，出借人一般是向亲戚、朋友等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借款，其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也具有相对的地域限制，而且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非法集资行为多半是无范围限制和地域限制，大多数是向社会泛的采用散发小广告、发宣传单、派人劝说等非法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借款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产生的影响较大。

在筹资的基础方面，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之间是既基于金钱利益又基于人情因素，甚至有时候人情占主要原因。而非法集资的交易双方之间则纯粹是基于金钱利益为基础，投资者多半是受到非法集资一方的高利率许诺诱惑。

四、民间金融活动刑事规则体系完善

（一）制定法律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

现行的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日本和台湾做法，制定《民间借贷法》，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例如，日本于1915年制定《无尽业法》，对无尽（合会）的会金总额、运转期限、成员数量都进行严格限定，从而规范了无尽的运营。根据台湾和日本的民间金融经验：对待民间金融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份压制，而是在充分尊重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法律监管。

（二）设置前置处理程序

在实体法方面，对涉及民间借贷的罪名，可增设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以参考《刑法修正案七》中对偷税罪的修改，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增加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规定：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公安机关通知，在限定期限内全额退还被害人本金及合法利息并依法缴纳罚款，受过行政处罚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相关行政处罚，可由行政法规来另行规定，比如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公众举报并查证属实后，可视情况责令嫌疑人在3至6个月内向被害人偿还本息，并要求其向金融主管部门缴纳罚款等。

注释：

①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罪标准》，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②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③参见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⑤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参考文献：

[1]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2]腾昭君，《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3]胡运锋，《我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4]杨兴培、刘慧伟，《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载《海峡法学》，2012年9月第3期。

[5]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证标准》，在《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6]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

金融界论文范文第7篇

性情古怪的钢琴家格伦古德尔，曾经演奏过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然而他的演奏却颠覆了人们对于巴赫音乐的认识。而如果在金融领域也要找出这样一个革命者与颠覆者的话，菲希尔・布莱克当之无愧。擅长于金融理论和经济学史的哈佛大学博士皮瑞・莫林(Perry Mehrling)的新书让人眼前一亮，在这《华尔街的智慧天才》中，他对于布莱克在华尔街的传奇的人生经历进行了精彩回顾和评论。讲述了布莱克如何凭借着智慧和天才的头脑，为华尔街和美国金融界打开了更高境界的大门，让人通过这本书窥见到布莱克人生际遇的点滴。

1997年，瑞典皇家学院将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默顿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迈伦斯科尔斯，以表彰他们在金融衍生工具和期权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理由是：“布莱克一斯科尔斯”公式直接推动了以衍生品和数学模型为代表的高级金融市场的来临。而这次诺贝尔奖也只能成为一段遗憾的历史，罗伯特・默顿对于“布莱克一斯科尔斯”公式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只不过是在许多方面对其做了推广，并未触及精髓。而作为与斯科尔斯共同创立这个公式，并解决关键问题的布莱克却无缘获奖。很多人都说，这已不是布莱克的遗憾，而是诺贝尔奖的遗憾。好在公道自在人心，无论怎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充分肯定了期权定价理论在经济学界的巨大意义，而那时业界已听不到布莱克的声音，这位经济学奇才早在两年前已经因为癌症撒手人寰。

期权定价理论得到全世界认可的时候，正好是刚刚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证券市场的大幅波动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一个巧合，它表明如何控制和管理风险已成为当代经济学面临的最紧迫和重要的课题之一。

在数学分析介入金融领域之前，金融还未被宏观经济学家视为一门真正的学科。从20世纪60至70年代，布莱克以及来自“常春藤联盟”的定量分析师们进行着金融学的开创性工作，成员包括，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主席的威廉 夏普(william Sharpe)、保罗・塞缪尔森(PaulSamuel son)，及曾任高盛交易业务主管的罗伯特・鲁宾(R0berr Rubin)，大家开始从不同角度看待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回报，但过程并不顺利。当时，甚至布莱克自己也认为，“布莱克一斯科尔斯”公式不会引起多大关注。萨缪尔森曾表示，“金融一度被我当作周日的消遣”，而且大家在一起经常发生冲突。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安然等一些公司因为衍生品交易而惹出的丑闻，投资者们开始重视衍生品交易中存在的欺诈风险。

与布莱克共同任职于高盛的物理学家伊曼纽尔-德曼，在自传《我，一个定量分析师的生活》中回忆到，“布莱克是一位核心人物，也是金融界新出现的定量分析流派中最富于原创精神、影响最大、最不妥协的人物之一。”当然，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不无道理。布莱克与斯科尔斯发表关于期权定价的论文时，由于与主流相去甚远，在得到芝加哥大学的支持前，曾两次遭到退稿。而布莱克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的很多著作部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于1971年开发出全自动的股票交易所模型，并率先提出，养老基金应进行固定收益投资，以实现资产与负债的匹配。

金融界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各国政府、中央银行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同时，危机对

当前美国次货危机正向实体经济蔓延，整个全球经济增长减缓，不仅仅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持续衰退，而且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着资本抽逃和外需减缓的艰难处境，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在这种形势下，正确判断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 发展 趋势，弄清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研究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及我国的应对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危机的性质探讨

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通货紧缩危机。它的性质主要为：

（一）从时间上看是一次短期性的经济危机

我国领导人在参加的apec首脑会议中预言这次危机时间为18个月，要到明后年才能见底，亦即需要一年半的过程。从经济危机的划分上看，持续期10年以上的才是长期性的危机，10年以下的为短期危机。因此，从时间上看，这次经济危机还是一个短期危机。

（二）从增长上看是一次伴随经济增长的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是在我国经济形势趋热的情况下突然来临的，在它发生作用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受到惯性的作用，还在不断地增长，虽然增长的速度有所下降，但是比起世界其他国家，其速度仍然不低。从长远来看，这次危机也不可能抑制我国的经济发展。

（三）从需求来看是一次需求抑制型的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是由美国房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引起的，由于它的突然发生，使美国和世界的需求受到很大的抑制，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它的表现是物价的持续下降与工资水平的持续下降，工资下降是因，物价下降是果，从而在总体上导致需求不足。

（四）从后果来看是一次危害型的经济危机

因技术进步等原因引起的经济危机称为无害型的经济危机，而这次危机是一次后果严重的经济危机。它的主要表现是生产能力过剩，需求不足，导致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

二、全球各国的救市情况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各国政府、中央银行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9月16日，日本、美国、欧盟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宣布，为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各国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日本中央银行在9月16日、17日、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分五次向短期金融市场紧急注资近8万亿日元；美国政府紧急推出了救援金融体系的措施，成立政府专门机构接管金融机构7千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为3.4万亿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担保，暂时停止对799只金融股的卖空；欧洲中央银行在16日、17日先后向市场注资1千亿欧元；英格兰银行向市场紧急注入资金250亿英镑。

美国通过7千亿美元救市究竟能不能缓解这场危机？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政府高官已经承认美国面临的是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崩溃的危机，这就直接点明了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但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很多观点跟不上危机的迅速升级，甚至有些观点还重复着美国自己已经放弃的盲目乐观论调。我国有些金融界人士面对美国的严重金融危机，仍然坚称美国的金融体系是最权威、最发达的，

因此，总体上看，危机对

（二）加强金融监管

金融界论文范文第9篇

接触过周小川的人都觉得他非常具有亲和力，温文尔雅。周小川爱好广泛，不但爱好西方歌剧，善打网球，而且是身居高位并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多次发表过论文的一位中国高官。

周小川是清华经管学院系统工程专业最早的博士生之一。自1999年起，他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兼职教授、金融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已在清华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10余名。周小川身负国家重任，公务十分繁忙，但他恪守师责，尽其所能对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进行指导。

最能说明周小川经济学家本色的是，周小川所著《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著作奖”，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年、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

周小川之所以从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响，“我的父母长期都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抗日战争爆发后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一机部机械研究院院长。后从事调查研究和参谋顾问工作，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涉足金融界，周小川先后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普通百姓认识周小川，更多的是他在证监会主席的任上。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证监会主席也处于舆论的焦点。证监会主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媒体和市场所关注。周小川2000年任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第四任主席，任命宣布当日，沪深股市大幅高开，欢迎这位新锐的改革派官员。

2001年在全球最大商业杂志《商业周刊》的“亚洲之星”评选中，周小川入选“决策者之星”。评选委员会认为，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

2002年12月，周小川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再次被推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沿。此时对国内经济领域而言，金融改革仍是最急迫的问题。周小川的上任，使得央行行长一个原本远离“公众”的角色一次次成为“公众人物”。2008年3月，周小川再次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人们期待着他能够自如地驾驭中国的货币政策。

在最近的这几年，周小川在舆论是是非非的争议中一路走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国内经济过山车式的剧烈起伏，让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008年9月14日，雷曼兄弟破产，第二天，中国央行降息；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紧急着陆。2010年下半年，在美国及欧洲、日本继续实行经济刺激政策的同时，中国央行释放出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六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无不显示出其魄力和决心。

2010年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公布了本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的排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紧跟美国总统奥巴马位居第四，压过排名第五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周小川入选理由是“掌握着世界经济的命脉，对世界经济的稳定非常重要”。

曾有金融界人士戏言，掌握着2．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周小川在国外更“呼风唤雨”，他的一举一动时时刻刻都影响着国际市场的变动。

周小川的一言一行也在国内市场激起层层涟漪。一直强调逆周期调控的他，在2010年中，执掌央行率先拉开了紧缩的序幕。在2010年初信贷“失速”之时，周小川果断地上调了准备金率，并持续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收流动性。虽然在2010年中一度因为欧债危机而放缓了紧缩的脚步，但央行在2010年3季度趋势明朗后又重启收缩，全年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无不显示出其恢复“稳健”的决心。

周小川还是个坚定的改革者，从国有银行改革开始，外汇体制改革以及最近经常提起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都是他力主开辟的“战场”。最近，央行又多次吹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2011年，改革将是周小川的主基调。

在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时，周小川曾将中国汇率问题的研究比喻做有“中医”和“西医”之分。西医治病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所以某一味药服后会很快见效。中医则是一个缓慢的疗法。中药通常是一副药里要有好几味药，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配合起来达到总的疗效。就缓解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特别是贸易不平衡来说，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扩大内需，发展服务业。这些举措都类似中药，是好几味药，汇率也是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味药。

周小川将中国正进行的汇率改革比作是“摸着石头过河”，要不时看一看前一步的情况和市场的反馈，看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表示，要丰富调控手段，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增进与市场和公众的沟通，合理引导预期，确保货币政策及时有效传导。

金融界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风险预算近几年被我国的金融界引入，有必要建立商业银行风险预算标杆指标体系、对商业银行的风险进行控制。本文通过分析商业银行风险并构建模型，对各类银行风险用相应的风险预算指标来表示，通过层次分析法建立一个商业银行风险预算标杆指标体系。

商业银行是一个国家金融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运作效率高低风险大小直接反映一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风险预算是投资者为了在总风险给定的情况下得到投资组合的最大回报而在资产配置的过程中加入风险量度，将资产与风险同时配置给投资管理者即以风险的概率或以统计度量为基础，利用现代风险管理和组合管理工具去管理风险。标杆是一种业绩水准，可以提供准确的信息来建立标准、制定计划以及确定预算的优先顺序。标杆指标体系实际上就是商业银行的绩效衡量系统是各自独立的标杆指标或者标杆指标的集合。商业银行风险预算需要标杆指标如果缺乏科学的风险预算标杆指标体系监管者就无法判断商业银行的风险程度，也就无法进一步实施有针对性的分类监管。

一、商业银行风险预算主要指标

我国商业银行主要面临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在风险预算中包含的风险预算指标(见表1)。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风险预算指标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形成了初步的风险控制系统，(见表2)。

二、商业银行风险预算标杆指标体系的建立

通过借鉴由美国运筹学家下.l.saaty教授提出的层次分析方法制定一套全面而又能反映商业银行特点的风险预算标杆指标体系它可以分为五类20个指标(见表3)。

三、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因素的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