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理论论文范文

金融监管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在银行和贷款者之间有着契约，贷款者到期必须连本带利归还银行。银行和储户之间也有契约，到期之时银行向储户还本付息。可是，银行两边的契约的“硬度”不一样。银行和贷款企业之间的契约比较“软”。企业还不出钱来，银行只能靠法律手段逼债，万一贷款收不回来，只好等这家企业破产之后多少拿回来一些。我国的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更软。国有企业还不出钱来而银行一筹莫展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可是银行和储户之间的关系就“硬”多了。除非银行破产，否则储户完全有权力拿回属于自己的资金。在某种意义上，银行把许多家企业经营风险集中到了自己身上。

银行主要面临以下几种风险：

(1)信用风险：即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

(2)市场风险：是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动，银行的表内和表外头寸所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

(3)利率风险：指银行的财务状况在利率出现不利的波动时所面对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指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即当银行流动性不足时，它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了其盈利水平的情况；

(5)操作风险：主要在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

(6)法律风险：包括因不完善、不正确的法律意见、文件而造成同预计情况相比资产价值下降或负债加大的风险；

(7)声誉风险：该风险产生于操作上的失误、违反有关法规和其他问题。

银行不能不发放信贷，可是，只要资金出了银行的大门就有收不回来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讲，绝对避免坏帐是不可能的。坏帐是银行经营的风险成本。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应当用自身的利润来冲销坏帐损失。只要银行能够保持资金的流动性，资金流通链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麻烦。可是，如果银行的呆帐、坏帐越来越多，甚至资不抵债，总有一天这个问题会被揭露出来。一旦有一家银行失去了资金流动性，就会导发金融危机。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这家银行储蓄的老百姓往往最后得到消息。当老百姓得知他们的血汗钱有可能被银行给赔掉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简单干脆：尽快把自己的钱取回来。由于任何银行都必然把相当一部分资金发放中期或长期贷款。没有一家银行能够立即全部返回所吸收的存款。如果众多的储户一涌而上挤兑，马上就把这家银行搞垮了。银行关门势必拖跨许多相关的企业。由于银行之间存在着各种业务联系，一家银行出现的挤兑风潮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金融机构。结果，金融风暴的冲击一波连着一波，最终酿成一场社会风暴。

由于存在金融市场失灵的可能，一旦某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即使政府出面干预也未必能够挽救这个机构破产(例如英国的巴林银行)。当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即使国际力量联合起来也未必能够制止危机的蔓延(例如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非常复杂，一家金融机构出现的危机会牵连到其他金融机构，例如，1974年英国由于房地产景气消失而出现银行业危机。日本在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崩溃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一家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会损害公众对整个金融体制的信心，发生挤兑。例如，墨西哥和泰国金融危机。这种负的外部性在区域金融危机中表现得非常严重。[2]

银行业务的本质决定了它需要承担各种类型的风险，因此了解这些风险并确保银行能妥善地计量和管理风险是银行监管的重头戏。

(二)金融监管的目的

银行的风险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银行的自有资金在其全部资产中只占很小的一个比重。当银行放贷、投资的时候，主要是在拿别人的钱做生意。按照国际标准，银行的自有资金应当不少于8%。也就是说，银行中92%营运资金都来自于存款和借入资金。如果银行的坏帐超过了资本金，以后再赔钱的话实际上是在亏损别人的钱。因此，一旦储户知道银行坏帐很高，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他们势必会尽快提出自己的存款。如果大量客户挤提存款，将使银行迅速丧失资金流动性。

一般企业亏损倒闭只不过影响与这个企业相关的员工，可是，银行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相当多的民众，甚至破坏社会稳定。危机蔓延的程度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但以银行领域最为严重，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Fama认为，如果单单从事资产管理，货币兑换和支付的话，根本不需要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监管。但是，由于银行还进行着把非流动资产转化成流动负债，通过监督贷款和信号传递来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对银行业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否则，金融市场失灵可能会让银行面临恐慌性挤兑。[3]为了平息动荡，中央银行不得不扮演最终支付者的角色，动用国库来稳定局势。一家或者几家银行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最后势必要全体纳税人来负担，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也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因此应当防患于未然，严格实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3)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4)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5)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6)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许多文献一致认为，金融监管可以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一定要对金融机构实行比其他企业更为严格的监督管理。

美国联邦储备法明确规定，美国的银行监管制度的目标是：维持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和有竞争的银行系统服务；保护消费者；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日本国普通银行法》规定金融监管是以银行业务的公正性为前提，以维护信用确保存款人的权益，谋求金融活动的顺利进行，并为银行业务的健全而妥善地运营，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为目的。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规定金融监管的目的是：在政府一般经济政策范围内促进货币稳定及信用，有助于经济成长。在金融管理局认为公共利益所必要时可随时对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或对该金融机构提供建议，并要为确保该要求或建议的效力发出指示。

比较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可见，美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目标比较具体，切实。美国金融监管强调对存款者的保护，稳定金融体系，维护有效的金融体系内的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如果从条文上来讲，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基本上都差不多，关键问题在于能不能保证所规定的监管目标顺利达成。

(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及时关闭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的主要理由如下：

(1)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银行危机具有一般企业危机所不具有的蔓延性或传染性，如果某一家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出现挤兑，储蓄者会同时怀疑其他银行的信誉，有可能导致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崩溃，造成整个金融体制的大混乱。

(2)商业银行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给。大量资不抵债银行的存在是货币流通体系的一大隐患，因为一旦商业银行信用危机蔓延，部分准备金制度下的倍数放大效应将使得大量货币突然退出流通，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萧条。

(3)及时关闭资不抵债银行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向现有银行发出信号：政府的确把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对待，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由于政府隐性补贴导致的呆坏帐进一步积累，有利于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效率。

(4)只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才能维系储蓄者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

银行的自有资本代表了银行股东的金融权益。它可以用来缓冲可能出现的损失。应当以现有风险为基础来计算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的经营必然会遭遇到各种风险。如果发放的贷款不能收回，那么就难免出现资产损失。银行应当用日常的收益进行抵付。如果日常收益还不能支付资产损失，那么就必须动用银行自有资产。如果银行的损失超过了自有资本总量，那么就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因此，不能允许银行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

在银行监管过程中，最怕的就是银行的经理们说假话。由于种种原因，明明他们放出的贷款已经不可能收回，成为坏帐，但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法在银行帐目上做成正常。明明是已经资不抵债，在帐目上却看不出来，似乎一切正常。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银行自有资本10亿元，吸收存款100亿。税后营业收入3亿，坏帐1亿。那么扣掉坏帐损失，该银行的利润还有2亿。银行处于正常盈利状况。如果该银行的坏帐达到3亿，那么该银行就没有任何利润了。如果坏帐达到13亿，实际上，这家银行已经把它的本钱加上利润统统赔光了，那么这家银行就应当关门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把民众储蓄的资金也亏掉。假若金融监管机构发现银行的坏帐总额已经接近它们的自有资本，那么，及时让这家银行关门破产，不会对整个金融体制构成任何威胁。银行损失的是股东们的自有资本，储户的钱并没有损失。

怕就怕银行不说真话。通过造假帐，一直亏到20亿、30亿才被发现。就是叫这家银行破产，把它的经理都抓起来，它的自有资金只有10亿，赔光了之后还差几十个亿。怎么办？老百姓把他们的血汗钱放在银行里，如果不明不白地就不见了，当然不会答应。如果政府不出面解决问题，就难免影响局势安定。所以，一旦金融监管失误，最终还是要政府出面来收拾局面。所以，在金融学中，中央银行被称为“最后贷款者”。所以，及时搞清楚银行的坏帐状况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银行已经出现了较高的坏帐率，为了避免破产的命运，该银行的经理人员有可能掩盖真相。通常他们希望再争取一些时间，也许能够在今后的投资中赚取更高的利润来补上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就象输了的赌徒一样，产生了一种激励，为了能够再赌一把，他们必然会产生报假帐的动机。同时，他们会更热衷于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如果赢了自然好，如果再输了，就要闯大祸了。

因此，必须提高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度，要求金融机构能够按照统一的会计准则，向监管当局报告真实数据。在亚洲金融风暴当中，韩国、日本的许多金融机构掩盖了大量不良资产，直到出现了严重的支付危机时监管当局才发现问题，但是已经无可挽救了。我国中央银行的知情权、金融机构报表的质量、统计制度等方面都不如韩国和日本。各类金融机构做假账、说假话的现象相当普遍。从表面看来国有银行的各项指标都不错，但是各级金融机构的谎言掩盖了系统性风险。幸亏我们的金融系统还有较高的资本流动性，否则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就一定要对违规行为有非常清楚的惩罚措施。金融行业不仅需要准入准则，更需要退出准则。如果银行违反规则就要有人来出示黄牌警告，直到出示红牌，把违章的金融机构及时罚下。在足球比赛中，出示黄牌或红牌的都是一个裁判员。在金融监管体系中，负责出示黄牌的应当是信息非常灵通的民营的存款审计公司和存款保险公司，而最后出示红牌的应当是中央银行。若要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处理那些经营不当的银行必须要及时、果断。一旦银行资不抵债，立即清理出场。否则，越拖毛病越大。

(四)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多元化

金融监管的要害是信息的真实性。如果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够保持其独立性，那么在各级政府机构的干预下就很难保证在监管过程中取得真实信息。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25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第一条原则强调：“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组织监管的每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且享有工作上的自和充分资源”。这是国际上有关监管机构独立性的权威表述。

依照现行法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行使职能，其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须“在国务院领导下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监督管理情况的工作报告”。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杜绝各级地方和部门政府对中国人民银行业务的干涉，保证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银行监管时享有必要的独立性或摆脱政治方面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已改变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级分行，重点加强对辖区内金融业监管。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央银行一直在强调真实性监管。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各级银行的报表的真实性。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金融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因此，必须改进现有的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真正具有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

因为金融监管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很复杂的工作，如果不是独立性很强的专门机构，就很难有效地承担和进行这种工作。

因为金融监管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如果监管机构没有独立性，其监管过程和目标易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那就很难做到公正、公平。

因为金融监管机构是政府系列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如果它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其监管行为及其目标就难以摆脱政治上的干预和压力而单纯化，其监管对象即金融机构也很难按商业化原则经营。

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多元化。反腐倡廉的监察机制就是这样，除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外，还要有反贪局、检察院等多种监督管理机构。单一的监管机制既不可靠，又缺乏效率。如果只有一个监管体系很容易出现信息渠道堵塞的问题。当前，风气甚坏，一旦负责监管的官员无能或者受贿，就很难取得准确的信息。不法奸商、贪官污吏们塞几个红包就“搞定”了。只有金融监管多元化才能够防范在金融监管领域出现行贿、受贿，从而保证金融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我们必须建立强制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应当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等级，哪些信息应当向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哪些信息必须向公众报告，从而保证金融监管当局和民众的知情权。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竭力避免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美国金融监管系统内属于联邦政府一级的机构有四家：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储蓄机构监理室。克林顿政府为了精简机构，在1993年计划成立一个新的“联邦银行委员会”以取代四家监管机构的功能。按照这个计划，联邦储备银行将只负责货币政策，不再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坚决反对这一合并，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单一机构的设立将使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出现失误。”直到今天，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仍然是多头分立，互相监督。由此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金融监管也不能只依靠单一途径。由此可见，多元化监管是取得准确信息、维护金融秩序的必要条件。

(五)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上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毛病有：监管方式单一，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缺乏监管的激励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罚手段，监管力度不够。

第一，目前，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尽管负责监管的人数不少，各种监管制度和规定的条文也很清楚，但是，由于监管渠道单一必然带来信息不畅通的弊病，监管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承担着金融监管的任务还负责执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的宗旨上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央银行的多重目标常常相互冲突，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目标相混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在多重目标中举措不定，缺乏独立执行监管政策的条件。

第三，靠什么激励机制来实行有效的监管呢？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说假话的成本很低，说真话的代价却很高。在当前说假话成风的环境中，法不治众，央行监管局以及下属的各分行、支行监管处的人为什么要在监管过程中得罪人呢？

第四，在1998年金融监管的重点是违规监管，1999年监管重点是真实性监管。这些都很必要。关键问题是即使查出来违规事实，发现了假话又能怎么样？就是明知某个银行坏帐逐渐增多，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呢？前不久，规定银行贷款负责人要对贷款终身负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假若银行真的出现了坏帐，拿这个行长怎么办？他就是这么点工资，难道杀了他不成？

由于国家承担了应由银行承担的风险，银行又承担了企业的风险，因此，银行利益并不取决于对风险的检测、评估等一系列财务指标，而是受监管标准和程度的左右。这种非量化的监管方式给监管部门甚至监管人员留有极大的弹性发挥余地，使其可以凭借人为的裁度相机处理国家和银行、银行和企业的矛盾，并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

目前，无论是哪一级的金融机构，只要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营业的，最后，出了问题统统由中央银行来负责。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央银行轻易不会发给金融机构营业许可，弄得在许多地方融资渠道不畅通，另一方面，背在中央银行身上的包袱越来越重。

金融监管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一、金融监管理念的历史演变

(一)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金融监管理念

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管理，对金融本质与特性的认识还不充分，也没有以法律理论为基础建构货币管理的目标。论文百事通因此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并没有实现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18、19世纪的数次银行危机足以证明，货币信用的不稳定问题仍然没有消失，许多金融机构常常由于不谨慎的信用扩张而引发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引起货币紧缩并制约经济发展。

(二)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深刻地改变了理论界对经济运行的观点和看法。这一时期的监管理念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努力维持一个安全稳定的金融体系，以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对宏观经济的严重冲击，对金融机构具体经营行为的干预则成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三)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20世纪30年代以后实行的金融管制过分地强调了金融体系的稳定，而忽视了金融体系的效率问题。因此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破产的情况下开始复兴。这一时期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始发展起来。金融自由化理论以“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过度严格的管制，以恢复金融业的竞争，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因此，这一阶段在金融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金融监管的理念是放松管制、提高金融效率。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理论与以往的较大不同是：金融监管理论除了继续以市场不完全为出发点研究监管问题之外，逐渐开始重视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

但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足以说明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存在着不完全性，缺乏预见性。

(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70年代对金融业的放松管制，追求效率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金融监管进行了重新认识。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更为复杂及隐秘，同时更具有传染性，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金融产品的出现，各类综合性机构涌现，业务的交叉以及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飞速进步，这些给世界金融市场与制度结构带来了深刻而迅猛的变化。因此现代金融已不是传统的金融。要想适应这一巨变，金融监管也必须实现从传统金融监管向现代金融监管的历史性转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纷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如放松政府干预、提高管制的质量、增加法律的可执行性、增加管制机构的透明度与责任、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力、采用公私合作体制、政府职能社会化、引人政府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独立管制机构、建立不同管制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合作机制等等。虽然各国在金融监管及体制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但是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致于金融监管不能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同步，最终导致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过去一百年来的金融监管理论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性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金融活动本质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的特殊性。此外，过去的金融监管理论一直是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而忽略了法学理论，因此难以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和构建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

二、现代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塑与构建

(一)依据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曾指出，由于实际经济运行中投资的高潮与低谷的交替出现，信贷资金的规模、结构和融资类型的变化，债权债务关系的不稳定性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金融危机爆发具有周期性。金德尔伯格沿着明斯基的思路发展出投机一疯狂一恐慌一崩溃模型，并以此说明金融危机所具有的周期性。他认为，在这一方面，金融危机同经济危机是相同的，但二者不具有同步性，金融危机往往先于经济危机，并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第三，不对称信息是银行遭到挤提的根本原因。1992年，吉本斯在其《博弈论入门》一书中将在完全但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论引入对银行行为的分析中，他指出：银行并不是博弈的局中人，它的所有行为全是随着客户的行动而确定，因而，挤提现象的发生与否完全是由银行客户之间的博弈决定的，而不是银行的不恰当行为。因此可以推出，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来自于银行制度内部，与银行经营效率并无直接的关系。并指出了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是无法通过银行自身来解决的，外部的管理与风险分担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四，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决定其脆弱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比率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由资产方面的变化所引起的，其原因就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往往是金融机构自身可以决定的，而资产部分的价格则是市场决定的。

第五，金融资产的性质决定了金融市场的特殊性。金融机构的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是区别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根本标志，离开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是不可想象的，将与实体经济企业没有本质区别。金融资产不是可以消费的商品，是为了牟利而发生的产品，其自身可以说没有效用，所以其意义不在于其自身的消灭，进行价值的转移，而在于通过将其作为交易对象而进行频繁交易进而获利，这就是我们称其为工具的原因所在。

总之，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着金融体系的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仅仅依靠市场约束和内部控制无法解决其风险的产生，因此要依靠外部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其自身的脆弱性，也就是说要坚持市场自律与政府干预的平衡。由此，金融监管的理念必须是从内在脆弱性的根源入手，才能达到有效监管的效果。

(二)依据金融资源思想的基础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资源观念的确立是对金融理念的彻底更新，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把金融作为资源来对待。而实现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变，建立金融资源法律体系是必然的选择，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也应该以金融资源为理念，这样才能保证金融资源开发、配置趋于合理和科学化，也能够真正达到金融监管的风险防范效果。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源已经开始逐步超越自然领域而进入社会领域，许多社会性因素开始逐步被揭示和阐释出了“资源”属性，甚至开始成长为人类存续的主要资源，如智力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等。金融是资源，是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是战略性资源，它具有客观性并内在于经济，是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而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外在因素。它的本质特性是有用性、储藏性、开发性、有限性，这与一般资源的特性相一致。另外，它还具备自身的特性，如中介性、社会性、层次性。既然金融是资源，而且又符合一般资源的特性，因此它的使用和开发就应该与一般资源一样都要受到国家的总体协调和管理。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的运行既具有巨大推动功能又具有极大阻抗的基本特性。因此开发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适度开发，就可获得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功能和效果，否则会引起社会和经济环境及经济结构的扭曲，其恶性结果的积累必然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在国家的统一监管下来进行对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新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金融危机表明：一旦一国金融资源部分或全部遭到破坏，某一层次或某些层次的资源的内部和外部正常秩序被打乱、正常运行被阻断、均衡被破坏或功能弱化或破坏，则不同形式的金融风险就会逐渐累积并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公开释放出来，从而在很短时间内传遍全国、全球，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乃至社会与政治危机并危及国家安全。

(三)依据法律的目标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法律是人类创造的用以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社会行为的规范体系，是人类高度理性的目的行为。金融监管是在法律基础上的监管，因此也同样需要以法律的目标为核心。

金融监管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资银行 银行监管 对策

一、对外资银行实施监管的意义

银行监管,是经济金融监管的一个分支,是由中央银行、银行监督委员会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有关机构,代表社会公众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实施监督管理的行为。

银行作为一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其能否稳健运行关系该国的经济、政治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银行监管受到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普遍重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纷纷根据本国银行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对本国范围内的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这里当然也包括该国境内的外资银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界限越见模糊,外资银行大量存在于各国金融领域,它的高速发展给该国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各国不得不加强对它的监管置于重要位置。但截至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完备的外资银行监管理论体系。各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实践仍依靠原有监管理论体系的指导。对此,作者认为,外资银行本是银行,对其监管的区别主要来自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而监管理论对它是完全适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迅速、影响日益扩大的外资银行实行审慎的监管,能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证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截至2007年10月,我国已有外资独资银行20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另有72家外国银行设立了130家分行,191家外国银行设立了241家代表处。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批准汇丰、渣打、花旗等21家外资银行将在华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注:法人银行在业务范围、税收等方面享有优惠。外资银行随时可转为法人银行。)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现已具有相当规模。

(二)外资银行的发展特点

1.外资银行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12月11日,我国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银行不再受到行业和地域限制。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加速阶段。依托成熟的市场营销策略,外资银行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2.外资银行资产质量、盈利能力逐年提高。随着外资银行逐步熟悉我国市场规则,其经营状况日趋稳定,市场份额逐步恢复,盈利能力稳步提高,资产总额持续增加,仅2002年至2004年就从3330.5亿元增至5159.95亿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的1.8%。

3.参股中资银行速度加快。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指引下,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速度不断加快。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一是出于对长期经营战略的思考;二是希望借中资银行不受政策限制和网点设置完善之利,绕开各类限制,快速进入零售市场。如花旗银行和浦发行联手推出的花旗参与管理和技术合作的双币种信用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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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中的问题

(一)监管法规不健全

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而我国的金融立法严重滞后。引进外资银行已近20年,却无一部约束外资银行的专门法律。这使外资银行有机会利用法律漏洞规避监管,严重影响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效力。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弥补了这些漏洞,但相关法规的健全工作远未完成。

(二)监管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经验式”管理阶段。主要实行报送稽核。监管部门对各外资银行报送的报表、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以确认其经营的合规性。而对于外资银行运营的风险性监管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监管资源严

重不足

由于外资银行的开放性比较强,对其的监管需要高质量的资源。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在资源方面相对缺乏。包括监管人员、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不足。在监管人员方面,表现为量不足、质不高。尚未建立完善的认证制度和后续教育系统。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在监管信息流程上,表现为低效率性。金融监管当局与相关机构缺乏信息交流。

(四)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

当今世界金融体系间的跨国联系不断加大,仅在某一国范围内考察金融监管问题已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各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以协调监管措施,降低共同面临风险。而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再这一方面尚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四、对改进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健全监管法制

要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我国就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参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如巴塞尔协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管法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银行法。从法制角度,规范外资银行的行为,授予监管机构足够的权利,为监管工作提供基础条件。

(二)多元化监管方法和手段

当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单一,落后,主要是现场与非现场监管,而且两者缺乏衔接。因此,必须使监管手段多元化,由行政监管手段向经济性、法律性监管手段转变,充分实施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外部审计、审慎监管会议、三方会议等多样化监管手段。

(三)健全风险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多停留在合规性监管层面,而忽视了风险性监管。我国应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标准,制定严格、周密的风险监管体系,将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纳入监管,保证全面、客观、合理的实施监管。

(四)建立监管人才培养和认证机制

加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要依赖大量专门人才,监管当局应主导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认证体系。可邀请高校等研究机构参与其中,确保培养认证机制的专业性。

(五)加强信息交流,与各国监管机构坚强合作

为了应对各国金融体系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现状,我国监管当局应主动同各国监管机构建立长期、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机制。以协调各国监管手段,降低共同面临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程芳,李仲明.银行业全面开放下外资银行的监管问题[j].甘肃金融,2007,(6).

[2]耿明英.对在华外资银行不同商业存在形式下的监管探讨[j].武汉金融,2008,(4).

[3]邓静.如何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j].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6,(10).

[4]杰姆斯·巴茨,丹尼尔·诺勒,张坤.外资银行的准入与监管:承诺与实践[j].银行家,2008,(5).

[5]郑泽华.加强和完善在华外资银行监管[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3).

金融监管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8月20日下午，在历经两次试水之后，国务院正式批复建立由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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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任重道远

8月20日下午，在历经两次试水之后，国务院正式批复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下称联席会议），负责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

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在审视和应对国际金融监管变化的同时，也在根据国情健全和完善国内金融监管体系，被普遍认为是“大金融监管”时代启幕的标志。

国务院批复的联席会议的职责和任务包括：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协调；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巧合的是，同在8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召集了十大金融监管巨头，商讨联合监管趋势；此前不久，俄罗斯也组建了隶属于央行的统一大金融市场监管机构。

在全球金融创新趋势和更严格防范金融风险要求的推动下，无论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金融协调监管已成必然选择。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加强监管者之间的协调显得非常必要。原因有二：

其一，金融混业正在大踏步前进。截至目前，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大行，除了没有拥有券商牌照之外，几乎均囊括了保险、租赁、基金等所有金融牌照。此外，像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控股集团。

其二，交叉性金融产品正在呈现大爆炸的局面，其中以理财产品最为典型。截至2013年5月末，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已达9.8万亿元。而2012年末，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7.1万亿元。五个月的时间，理财产品余额就增加了2.7万亿元。与此同时，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为4.2万亿元。理财产品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目前的理财产品运作模式具有跨行业、跨市场的典型特征。所谓跨行业，是指理财产品的运作涉及银行、信托乃至基金、券商等多个金融行业；所谓跨市场，则是指产品的投资标的横跨债券、货币、信贷等多个市场。

在此前提下，联席会议的建立，应能为加强对交叉性金融产品的监管创造条件。而鉴于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地位，及其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央行参与审核，从宏观审慎管理角度防范系统性风险，显得顺理成章。

事实上，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最早的分工合作制度则始于2000年，在银监会还没有成立的前提下，央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以联席会议形式每季度碰头讨论。

2003年4月之后，央行换成了保监会，但在开过为数有限的几次会议之后，2004年起就再也没有开过。2008年，联席会议重新启动，央行虽然也加入了进来，但整个联席会议依然没有召集人的角色，以至于多年以来，联席会议的作用非常有限。

与前两次联席会议制度内容相比，此次国务院的批复中，突出了央行的牵头地位，同时确定联席会议重点围绕金融监管开展工作，并强调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替代、削弱有关部门现行的职责分工。此举意味着，与以往相比，本次的联席会议制度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也表明此次是在保留现有分业监管模式基础上的尝试和探索，或许有助于为适应未来的金融发展新态势积累监管经验。

除央行之外，本轮联席会议制度的成员单位还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必要时可邀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参加。央行行长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组成人员。

引人注目的是，本轮联席会议的协调单位中新加入了外汇局。分析人士称，这意味着在跨境资本全球流动的背景下，外国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稳定会产生很大影响。作为外汇管理部门，外汇局的监管作用明显。而它的加入，足见决策层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警觉和认识。

在具体的操作形式上，有学者建议，可由“一行三会”成立“交叉性金融产品创新联合准入委员会”，实行“联合准入制”，以联合准入来引导交叉创新的监管理念，防范金融产品创新中的系统性风险。

此外，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金融监管的结构性风险与政策建议》指出，为了做实联席会议制度，下一步应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在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权责界定上含糊其辞；二是在法律安排上的缺失；三是缺少执行协调职能的专门机构；四是信息共享渠道不畅。

金融监管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 金融监管 会计

一、相关理论

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来源于对金融监管的实践过程的总结，金融监管不是一个静态不变的知识，它是处于一个不断变换发展的实践过程。金融监管理论在部分内容上忽视了各国之间监管实践的种种不同，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一起入手，能够更了解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动向。

二、国际金融监管对我国金融企业的影响

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特点、经济类型各具差异，所以不同国家的金融监管都具有自己的特色。金融企业的形成具有多种不同的要素，具体哪种监管模式是最好的没有办法做出笼统的判断。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系统不一定适合我国，但是我们应该从他们的监管系统中汲取一些对我们有益的成分。我国应从其他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模式中总结概括目前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动态，这对促进我国金融企业财务管理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功能监管与统一监管并驾齐驱

现在世界各国的监管成统一监管趋势。比如1999年美国开设了美联储；2000年日本建立了金融厅对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监管； 2002年德国建立了金融监管局，目前实施统一监管的国家还有日本、墨西哥、韩国、匈牙利等等。统一监管能够最大限度的运用已有的资源，有利于综合评价机构的经营状况，能够对机构所面临的风险做出综合的判断。

（二）监管技术里融入了激励相容

金融监管里融入激励相容指的是监管措施的设定要考虑到经营目标，还要考虑到监管的目标，使市场的约束和内部管理二者的合力来实现监管目标 。我国目前存在一些激励不相容的监管方式，有些金融企业只考虑到监管的目标，忽视了机构的利益发展。这种监管方式使商业银行处于特别被动的地位，巨大的成本迫使商业银行无法在新的市场进行拓展，更加严重的后果可能会出现道德危机。目前激励相容在国际金融监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监管注重协调商业目标与监管目标的一致性。

（三）金融创新掀起浪潮

金融创新是一个过程，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也是从强烈阻止到大力鼓励的过程。在一些行政监管浓重的环境下，金融创新可谓是经历了种种磨难，尽管如此这不是监管当局者抹杀金融创新的借口，我们应该对监管的方法进行改良。创新意味着有新的需求，金融创新是对整个金融系统发展大势的诠释。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有一套科学有效的监管规则，这套监管规则要公开、透明、清晰流畅，其次减少人为的干涉也很重要，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国金融企业制造良好的创新平台。

三、我国金融企业的财务管理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结合巴塞尔协议的一、二与三，同时选取了从1995年到2013年对于金融企业关于财务管理的各种报道作为有效对象，对其中14年间有效样本223个进行考察，了解了我国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状况。由1995年-2014年各项资金管理的有关数据可以得出，所占比例70.0%的资金结算管理所占比例最高，其他项目几乎是依次递减，各种项目在资金管理的所占比例都有自己的特点。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为：

（一）资本监管制度不够先进和创新

现在金融企业，特别是中小银行的很多财务管理人员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上，资本监督制度不够先进和创新。一些金融工作人员仍在沿用陈旧的资本监管和财务管理方式，一直停滞在这种状态下将会被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淘汰。资本监管制度不积极追求创新，可能会导致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模式上各种管理目标不明确、职权滥用等现象使管理陷入混乱的僵局。对于金融企业而言财务管理一直是围绕三方面进行，存贷款、财务支出和最后得到的利润，忽视了事前的预测和做事中的控制。

（二）缺少综合素质高的金融企业财务管理人员

现在我国的财务管理者所从事的工作还仅限于日常事务上的管理还有一些简单的操作管理，那些高科技高层次的理论知识是他们所欠缺的，去参加这样的专业培训更是少之又少。对于管理人员来说，最缺乏的就是独立自主的进行管理和创新能力，他们一直停留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上，习惯了按照之前的方式。

（三）金融企业的流动性风险缺乏有效的控制

目前，我国很多金融企业的财务管理的控制制度不够完善，流动性风险缺乏有效的控制，导致财务管理在监管的力度上也没有达到理想标准。主要表现为：第一，金融企业没有完善的组织管理机制，这就容易造成混乱的局面。第二，金融企业里对人员的调配缺乏科学性。目前有些岗位上的人员配置都是随机的，具体的某些岗位职责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定，所要进行的工作含糊不清。第三，目前金融企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不公开财务状况。

四、应对策略

要想促进我国金融企业的财务管理质量，首先，我国金融企业应该提高资本充足率，强化资本监管，并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管模式。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已经推行新的资本监管制度，带来我国财务管理模式的改革浪潮。集中统一是现在最适合混业经营的监管模式，它能有效地从整体上掌握金融企业的良性发展。其次，要依据银监会最新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完善我国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监管框架，促进银行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合理匹配资产负债结构，增强金融企业应对流动性冲击的能力，以最大限度来防范金融风险。对流动性风险的防范也要根据经济形势的不同，做不同的对策，经济衰退和夸张时要处理好对流动性的各项要求，力求从根本上防范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最后，完善监管制度，为国际金融秩序的构建贡献力量。目前我国已超越日本，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国在各种金融政策上保持与国际金融相一致，可以汲取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从而对风险做出正确的预测以及出现风险做出及时有效的处理。

参考文献：

[1]于维生.国际金融监管的博弈解析与中国政策选择[J].国际金融研究. 2013

[2]张晓朴.金融监管体制选择：国际比较、良好原则与借鉴[J].国际金融研究. 2012

金融监管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 功能监管 有效性监管 银行业监管体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尝试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在这种背景下，世界银行监管理论在近些年出现了新的发展，以对抗银行与存款者之间，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信息披露制度在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正式确立。同时，监管合同理论出现，该理论认为，监管是一种存在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一系列合同关系，这是一种隐形关系，包括银行和存款者，银行与监管者，监管者与社会三种关系，合理的合同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系统性风险，完善银行监管，反之，则会加重或者产生系统性风险，破坏银行监管。银行监管的经济利益问题也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有效监管成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实践中，这些理论问题呈现出新的趋势。

一、世界银行业监管理论的发展

（一）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再到目标监管的转化

即从对不同金融机构的块状监管到对不同金融机构相同业务的条状监管再到对经营结果的目标性监管。这个过程也是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的转变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银行监管真空地带，防止风险监管部门推诿责任，减少银行业潜在风险。

（二）安全性监管向有效性监管的转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各国银行监管的重点在于建立安全的金融体系，各国纷纷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构建本国的安全网，七十年代末，各国开始进行金融改革，将安全性监管转向以有效性监管为重点，兼顾安全性监管。如，日本的金融“大爆炸”改革。依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1997年制定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相关规定，银行业有效性监管的前提是：监管机构设定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具有履行其责任与目标的独立性和充足的人、财、物、信息保证、法律支持等。银行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银行监管的基础。外部监管的力量、作用、影响、监管的程度远不如银行机构的内部控制。同时，银行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也逐渐受到各国普遍重视。

（三）监管全球化的趋势

“由于全球一体化的速度加快，世界各国之间金融市场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密切。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增强。在这种形势下，西方金融监管理论逐渐注重金融监管的国家化，注重国与国之间在金融监管上的合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技术的更新与广泛应用，在促进金融创新，加速资本自由化，推动国际银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使得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金融危机更容易在各国之间蔓延与转嫁，比如，墨西哥金融危机、BCCI事件等，造成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要防范金融危机，仅从一个国家的银行业监管入手是远远不够的，监管全球化变得越来越重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地位的加强，会员国的增多就是最好的证明，国际间的银行业监管规则也成为各国制定本国监管政策的重要依据与基本标准。

（四）监管市场化的趋势

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加速使得银行业综合业务不断发展，出现了跨国市场的融合，这就使得原来由一国政府对本国银行业实施的监管，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金融风险，提高了监管的成本，势必从整体上加大兼容监管的难度，使得市场监管变得尤为重要。实践证明，市场监管正在帮助并部分替代政府监管，监管市场化成为世界监管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事实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许多国家便纷纷取消政府的严格监管制度，越来越重视发挥市场力量，例如，美、日、韩等国相继进行了包括利率自由化、放宽业务范围限制等在内的放松管制的改革，以增强市场在实现监管目标中的作用。但是，这并非是完全弱化政府的作用，而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思路下，平衡市场与政府的监管作用，银行监管不是替代市场监管，而是强化市场机制的宏观手段，同时，市场监管也不是取代政府监管，而是市场监管的微观手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即实现政府监管制度的优化，又加强市场的导向性，最终提高监管效率，降低金融风险，实现监管的有效性。

（五）监管体制统一化趋势

这也是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化向部分混业化及完全混业化转变的趋势，但是这并非是否认分业模式，在一些国家里，分业的监管模式依然存在并适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英国的大卫T·卢埃林教授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3种形式，并且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指定专业监管机构即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在数目上呈现出减少趋势，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机构正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又一次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监管体制统一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六）注重风险性监管

风险性监管是相对于合规性监管而言的，从监管内容看，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监管正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合规性监管是一种事后补偿与处罚的监管方式，是指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风险性监管则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是指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集中、流动性、内部控制等所实施的监管，是一种持续性银行监管。“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二、我国银行监管体制的转变

“银行业监管体制，是指国家对银行业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与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宏观调控手段、金融体制、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各国确立了各自不同的银行业监管体制。”金融监管结构的变迁是个急剧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国银行战略研究部副总经理宗良在2010年2月27日举行的“中国金融监管制度优化设计研究”会议上指出，我国在危机中的损失最小，不代表监管水平最高；被我国长期以来效法的英、美等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也值得反思，西班牙、新加坡等国的经验值得借鉴；金融危机是层级递进的，银行监管要努力跟上金融产品的发展。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的监管体制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银行监管制度和结构领域有很多问题尚无透彻的理论研究，比如说，监管制度的事前评价体系；政府监管和市场自律的关系；监管的边界问题；多头监管、过度监管、监管真空、监管合作以及监管制度优化问题；对银行监管机构的再监管问题；银行监管的适用性；银行监管的测度问题；监管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的关系；金融创新的监管问题等。因此，专家学者对于我国的银行监管体制提出了诸多质疑，同时，针对目前整体的金融监管体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学派，要求通过对金融监管体制的修改，促使银行监管体制的转变。这些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大一统监管制度，忽略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之间的差别，即典型的单一监管模式，该模式是不同的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均由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单一监管在监管目标和手段上具有一致性和协调性，可以大大降低成本投入，有利于取得规模效益，防止监管真空和交叉监管现象，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使监管机构更有效地行使监管职责。但是，单一监管模式下，金融机构缺乏竞争，不能体现不同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之间的差别。监管机构难以形成集中明确的监管目标和采取正确合理的监管方法，且易导致，这也是我国取消单一监管模式的原因。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维持我国法律目前所确定的监管模式即仍以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为宜。这种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业务领域内分别设立一个专职的监管机构，负责各行业的审慎监管和业务监管的模式符合目前我国目前金融业发展的情况。虽然金融全球一体化、混业监管和经营成为一种趋势，而且我国现在的银行、保险和证券业务实际上已经出现交叉，但是，一定程度上混业经营不仅表现为“混”、更表现为“乱”。同时，我国实行混业经营的市场条件还不成熟，出于金融稳定和防范风险的考虑，应该维持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格局。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分业经营框架下，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比较窄，跨国金融集团纷纷进入中国市场，潜在的金融风险较高，跨行业的金融服务越来越多，传统的行业界限已经日渐模糊，我国金融改革应强调完善我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加快我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进程，实现向统一的混业经营监管转变。这与世界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也是相一致的。

金融监管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市场失灵；金融脆弱性；监管辩证论

中图分类号：F8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5－0034－05

金融监管问题是一个跨学科问题， 该问题自产生和引起人们注意以来， 已经被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所研究， 并形成不同的学科对该问题的理论分析。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综述各个学科在金融监管方面的理论贡献。

一、金融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对金融监管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理论。 公共利益说认为金融市场的失灵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需要政府对金融领域进行适当的监管， 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向“帕累托最优状态”转变。

公共利益说认为金融市场的失灵表现在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

金融市场的自然垄断和外部效应问题主要体现在银行业。一般来说，银行业规模越大，越具有规模效益，因此银行业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倾向。 银行业的垄断会导致价格歧视、寻租等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影响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社会的产出效率， 另一方面会降低金融业的服务质量，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减少社会福利。银行业的外部效应则表现在其破产所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 银行业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可以说几乎每个人、每个经济单位都要和银行有一定的联系， 银行业的破产不仅会影响到每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且会给社会造成恐慌，导致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带来的损害远远大于银行的私人成本。

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也存在于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中介。 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存在解决了信用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但同时又形成了银行与存款人之间、 以及银行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 以及金融价格体系的信息传递失灵， 造成金融市场的低效率（Grossman，Stiglitz，1976）。Stiglitz（1993）认为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重要原因在于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第一，信息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导致信息产品的供给不足；第二，个体单位通过占有信息来完全占有信息带来的回报比较困难， 说明了信息的获得具有外部性， 其他人可以在不支付成本的条件下消费信息而获得收益；第三，获得信息的支出并不随信息数量而变化， 因此信息密集型的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的性质。 金融市场这几个方面的特征使金融信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造成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 存款人很难鉴别银行的经营状况， 任何不利信息都可能导致存款人的挤兑， 导致金融市场的波动和不稳定。

综上所述，金融市场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的特征会降低金融市场的服务效率和社会产出效率，减少社会福利，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因此政府有必要参与进来，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对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实施监管。

二、金融监管的法经济学分析

法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起源于边沁的执法思想，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克、斯蒂格勒和波斯纳则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人。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思想家边沁指出， 法律应该制定成最优的， 使其明确无误地定义犯法的程度及相应的最优惩罚程度， 由法庭执行的最优法律具有对犯罪的最优阻吓作用。20世纪60年代后期，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加利・贝克第一个把边沁的思想变成一个经济学模型，用严格的经济学方法论述，并于1968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评论》上推导了最优法律和最优阻吓作用的条件。 他的一个基本推论是：当法律设计到最优，由法庭来执法是最优的制度。此后斯蒂格勒改进了贝克的理论，形成贝克―斯蒂格勒模型，成为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波斯纳也认为，执法只需要法庭，不需要“监管者”，而现实中之所以有监管者，原因在于利益集团的游说， 利益集团游说立法者而建立起“监管机构”来为利益集团做事，因此对整个社会而言有监管者比没有监管者效益更差。除此3人外，芝加哥学派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科斯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科斯定理在法律上解释为，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只要有法庭来帮助执行合同就可以了，不需要监管者等机构的干预。

总而言之， 芝加哥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只要能够设计出好的法律， 由法庭执法就是最优的制度， 根本不需要任何其他机构行使监管的职能。但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前提有两个， 一是法庭必须是中立的，二是执法成本不予考虑。而现实中执法成本（比如搜寻证据的成本）是客观存在的，而世界各国即使是在最有法治传统的国家里，法庭也往往受政治势力左右，更多地表现出效率低下和腐败等现象。

卡塔琳娜・皮斯托和许成钢（2002）从贝克―斯蒂格勒模型和科斯定理隐含的前提假设出发， 依据哈佛大学哈特的“不完备合约”（1990）引申出“法律的不完备”理论。贝克―斯蒂格勒模型和科斯定理都是在“法律是完备的”隐含假设基础上论述了法律具有最优阻吓作用的条件下不需要监管者，施莱佛等人（2001）则认为法律即使是完备的，由于执法时需要耗费搜寻证据的成本，因此仍然可能需要监管者。卡塔琳娜・皮斯托和许成钢认为现实中任何法律都是不完备的，原因在于“法律是面对全体国民的，社会是变化的，而法律具有稳定性， 所以立法人怎么可能预料所有将来会发生的事件呢？怎么能把法律定义的无限清楚，用语言准确地、无差异地写出来呢？” 在“法律的不完备性”假设条件下，许成钢（2001）认为根据贝克―斯蒂格勒方法制定最优法律而得到的结果并不是最优的， 因为法律的阻吓作用会由于其内在的不完备性被削弱， 并会产生阻吓不足和阻吓过度等问题； 施莱佛等人关于“执法成本的存在使得监管具有必要性” 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即便寻找证据并不费力，甚至当证据确凿无误时，当法律不完备时，法庭执法仍然不能达到最优。” 由于法律的不完备性使得法律的设计和法庭执法都不可能达到最优， 引入监管机构的主动式执法可以改进法律效果。通过主动式执法， 监管机构可以阻止危害事件的发生。 监管机构事前预防的主动执法与法庭事后惩罚的被动式执法相配合， 可以弥补法律的不完备， 解决高度不完备法律下司法机构执法效率低下等问题。

皮斯托和许成钢在贝克―斯蒂格勒模型的框架中引入法律的不完备性和主动执法者（监管者）后，证明了如果监管者没有任何私利地为社会谋福利并能够无成本地、准确地观察到所有发生的事件， 那么不完备的法律仍然能够达到最优。 但是现实中这两个条件并不具备， 因为监管者一般都是政府的人，是有其自身利益的集团，在执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政治势力和激励的影响而出现谋私的腐败现象，并且监管者的监管也不可能是无成本的。在监管有成本的客观事实面前，什么是需要监管的，什么是不需要监管的，也就成了有条件的了，在经济学中一般认为监管所带来的成本不应该降低社会的福利。 如果成本是外生的， 在两种情况下需要引入监管，一是法律特别不完备，二是有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足够大，而金融领域满足这两个条件。一方面金融领域的法律比其他领域的法律更不完备， 因为在信息的传递和技术的变革高速运转的条件下， 金融业务的交叉现象和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层出不穷，从而使即使出台不久的金融法规也频频出现漏洞，金融法律特别不完备，需要引入监管者；另一方面，金融市场一旦出现有害行为就有可能累及整个经济， 其损失可以说是足够大， 法庭事后的被动式执法不能弥补这一损失， 因此应该引入事前主动执法的监管者来防止有害行为的发生，减少损失发生的概率。

三、金融监管的政治学分析

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以利益集团理论为基础， 对金融监管的原因和监管的效果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形成了政府掠夺论、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寻租学说、监管俘获论等理论。

关于金融监管的原因， 政府掠夺学说认为任何监管都是由政府推行的， 政府和政治家有与社会整体利益差异很大的自身利益， 其之所以推行监管主要是为了使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达到最大化， 而不是为了控制金融市场的失灵、 防止金融风险、维持金融市场健康发展。Peltzman（1976）提出的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对政府掠夺论进行了发展， 认为政府掠夺论中“抽象的政府”是由许多政党和利益集团组成的， 金融监管是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斗争而形成决策的产物，不同利益集团是金融监管的需求者，政府的政治决策机构则是金融监管的供给者， 只有把握好各方利益的结构及政治力量的分布， 才能了解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 才能确定监管制度的效应以及效应的分析。Peltzman还通过数学模型证明了即使管制的利益都被一种利益集团所独占， 其得益也要小于私人组织的卡特尔。 这两种理论本质上其实都认为金融监管产生的原因并非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而是为了满足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 它们把政治引入金融监管的分析中， 便于从动态的角度把握金融监管制度产生的政治过程及其演变的动力机制， 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政府在市场监管中的作用和局限性。

关于金融监管的效果问题， 监管俘获论和寻租理论都认为监管对解决市场的问题没有太大的帮助。 由Stigler、Peltzman、Becker、Posner所代表的监管俘获论最早利用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来解释监管问题， 它否定了公共利益理论把金融监管看作维护公共利益的保障机制的观点， 认为监管是被被监管者俘获而为其利益提供服务的机构。 该理论认为，监管不仅仅是经济过程，更重要的是政治决策对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 监管措施实施之初或许会有效， 但当被监管者对立法和行政程序非常熟悉时， 他们就会试图影响监管者的立法程序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监管机构逐渐被被监管行业所控制而失去其应有的监管职能， 因此政府应该放弃对行业的监管。 寻租理论则从各个利益集团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监管和金融监管的效果。寻租理论由Tullock（1967）提出，经Krueger（1974）发展而形成，麦克切斯尼（1987）后来又提出“政治创租”和“抽租”的概念，从而完善了寻租理论，使得寻租理论对现实问题更有解释能力和应用价值。 寻租理论认为在政府参与的活动中寻租现象具有普遍性和经常性， 寻租行为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导致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金融监管是政府管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金融监管中同样存在寻租行为，影响金融监管的公平与效率。该理论通过竞争租金来解释政治经济中的利益集团、立法机关、监管者等如何操纵民主政府以改变政治制度和政策来创造租金（Tollison，1991），提出政府的管制加剧了市场中的寻租活动， 并产生了政府及其人的租金创造和抽租行为（Ginsburg，1999），使市场竞争更加不公平， 所以通过政府监管来纠正市场失灵是理想化的、不现实的。

四、金融监管的管理学分析

关于金融监管的管理学分析主要集中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激励问题，而关于这一问题Kane、Boot和Thakor、拉丰和梯若尔、德沃特里庞等人都做了深入的研究。

Kane（1990）认为金融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是引起资本监管低效的主要原因， 监管者的激励问题是正确理解银行业过去与将来监管的关键。Boot和Thakor从委托的角度进行研究， 在其监管者声誉博弈模型中， 将监管者自身利益假设为合格监管者的声誉， 监管者的目标是追求自己声誉的最优， 而监管者监管能力的不确定性将引起监管者的行为偏离社会公众最优化目标， 出现监管政策的扭曲。

拉丰和梯若尔的《政府采购与监管中的激励理论》（1993） 一书对监管的激励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将激励问题引入到监管问题的分析中来，运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了激励和抽租的权衡取舍问题， 认为监管问题就是一个最优机制的设计问题。 在分析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行为和最优权衡问题上， 认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缺少承诺以及不完美的监管者，因此监管不是最优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限制了监管者对被监管者的监控能力； 由于合约方面或者法律方面的原因， 监管者不能对激励方案进行承诺会降低监管的效率；监管者很可能是不称职的，并容易被利益集团收买。

在德沃特里庞（Dewatripont）和梯若尔（Tirole，1993）构造的“最优相机监管模型”中，集中讨论了金融领域何时需要外部的干预和监管， 以及如何设计外部人监管的激励方案。根据不完全合约理论（Hart and Moore，1990；Aghion and Bolton，1992），股东对企业业绩是凸的收益结构，债权人对企业则是凹的收益结构， 拥有凹收益结构的人较拥有凸收益结构的人更倾向于外部干预和更严厉的监管。 对银行而言， 银行清偿比率越低， 股东就越偏好风险， 而存款人则越规避风险。因此，德沃特里庞和梯若尔认为最优的监管方案应该与索取权联系起来， 让监管者拥有与没有保险的存款人一样的激励。 在他们的模型中揭示了当监管者既负责事后的干预又负责事前的监督时，是如何被动干预以掩饰其失败的监督的。

五、金融监管的金融学分析

关于金融监管问题， 金融学是从金融脆弱性理论、金融中介理论、金融约束论几个方面分析的。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

金融脆弱性问题自明斯基（Minsky）1982年首次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说”后才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金融脆弱性理论主要以金融机构、信贷企业以及金融市场三者的特点和金融业务关系为出发点进行研究。

明斯基（Minsky，1982）和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85） 通过区分信贷市场上企业的融资性质不同，提出了“金融脆弱假说”，指出在商业周期衰退阶段，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而不能归还到期贷款，企业的流动性不足会反馈到金融市场甚至整个金融体系而引发金融危机； 克瑞格（J. A. Kregel，1997）从银行的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提出了“安全边界说”，认为在商业周期的扩张期，银行家和借款人变得很自信而产生投资预测失误， 银行的安全边界不断被降低， 当减少到最低程度时，金融危机就会爆发。这两种理论都分析了银行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促使其系统内风险性业务和活动的增加， 导致系统的内在不稳定， 而商业周期的波动则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因而需要对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Minsky，1982；Kregel，1997）。

Friedman和Schwartz（1986）、 Diamond和Rajian（2001） 则对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特点进行研究，分析了银行及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三个特点： 一是短借长贷和部分准备金制度导致了金融机构内在的脆弱性；二是在资产负债表中，主要是金融资产而不是实物资产， 主要是金融负债而不是资产净值， 这导致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 三是存款合同的等值和流动性形成了在萧条时期提取存款的激励。 由于银行及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的这三个特点往往导致流动性不足而使金融机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

Kaufman（1995，1996）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来研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他认为由于银行间的拆借及其支付系统使得金融机构间的资产和负债相互关联，从而使金融机构之间具有传染性， 单个金融机构的倒闭会传染到其他的金融机构， 从而引起一连串的金融恐慌。 他还总结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高杠杆比率、低现金资产比率、高负债比率和高短期债务比率等特点， 由于这些特点使得银行比其他行业的企业更具有脆弱性，因此应该在金融机构准入、金融机构业务以及金融机构退出等方面实行严格监管。

Fisher（1933）从货币供给角度分析了金融脆弱性问题。在他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中指出，经济的扩张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 这种债务融资使存款和货币供给增加，引起物价水平的上升，债务人会从这种通货膨胀效应中得益而受到激励，进而继续增加贷款直到“过度负债”状态，此时企业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清偿到期债务， 引起一连串的债务――通货紧缩，爆发金融危机。因此Fisher提出要把非金融部门债务量作为监测目标， 以防出现“过度负债”而增加金融风险。弗里德曼和舒瓦茨也指出金融体系的脆弱具有内生性， 是由货币供给量自身决定的， 而一些突发事件会引发或加剧银行的货币紧缩效应而出现银行恐慌， 因此应该将银行储备和货币总量作为中央银行调控监管的政策目标。

（二）金融自由化理论和金融约束理论

麦金农（Mckinnon，1973）、肖（Shaw，1973）和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从金融监管失灵方面论述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理论。 他们首先提出了“金融抑制论”， 认为政府严格的金融监管束缚了金融机构的活力，使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效率下降，压制了金融业的发展，最终会背离金融监管的目的。此外该理论还认为政府在金融监管过程中同样会遇到市场机制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备的现象，因此政府的监管效果会受到影响。 为了解决金融抑制下的问题， 就应该实施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放松对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管和过度限制，恢复金融业的竞争，以提高金融机构的活力和效率。

与金融深化理论不同，赫尔曼、穆多克、斯蒂格利茨（1997）和青木昌彦在信息经济学分析框架下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他们认为：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会使金融机构随时因信息问题而陷入困境，而搜集和处理信息的高昂成本往往使个人或经济单位难以承担， 因此政府应该在金融监管方面采取措施来改进金融市场信息问题。“金融约束论”中所主张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抑制论”中所描述的政府监管有所不同， 它强调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创造租金机会，租金为银行的持续运营创造了一个利润流，使银行有动力积极地监督企业， 确保贷款得到最有效率的使用。

（三）金融中介理论

金融中介理论以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为出发点， 非常注重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 把金融监管理论转向如何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等方面。Diamond和Dybvig（1983）的“银行挤提模型”及Calomiris和Gorton（1991）证明的“先到先取”原则，揭示了银行面对挤兑的两难选择：投资短期资产就不能实现其期限转换的功能； 而持有长期资产就会面临流动性不足和破产的威胁。这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或由政府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可以实现这个问题的“合理均衡”， 挤兑就不会发生。Merton和Bodie（1993，1995，2000）提出的功能观的金融监管理论认为基于功能观点的金融体系比基于机构观点的金融体系更便于政府的监管。 因此应该首先厘清金融的基本功能再进行相应的金融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监管者的专业能力， 并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在信息上不对称的程度。

六、金融监管的辩证法分析

以上关于金融监管的理论都是从静态的角度解释可观察到的金融监管问题， 没有考虑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和预测监管问题。Kane（1981， 1983， 1984， 1994） 则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 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理论基础建立了监管辩证论， 解释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交替的动态过程， 提出金融监管制度的设计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而相应改变。否则，要么以延迟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为代价，要么以牺牲金融稳定为代价。

Kane的动态博弈模型从动态的角度解释了监管过程中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机制。 他认为， 金融监管最初是应利益集团的要求而由政府供给的，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监管机构的监管效率和目标的实现程度将会降低。 因为作为被监管者的金融机构， 其竞争能力和获利能力在严格的监管条件下会受到限制， 在利益的驱动下，这些金融机构会进行创新活动以规避监管而寻求盈利机会，金融创新出现后，原来的金融监管制度不再适应新形势因而效率降低。根据公共选择理论，作为有特定利益目标的监管者来说， 它不可能自动退出社会舞台， 而是重新为自己寻找监管的新手段， 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以强化监管， 从而形成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监管――创新”的动态博弈过程。由于监管的产生过程总是滞后于逃避监管的行为， 因而监管的供给总是缺乏效率的或是不足的。 针对于此，Kane（1991）提出了监管者竞争理论，即通过引入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来消除监管供给不足和低效率的问题。

综合以上几个学科关于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每个学科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金融监管问题做出了理论贡献，当然这些理论也存在缺陷，它们对问题的解释往往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但是作为金融监管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这些理论也相互补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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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行为金融 监管体制 体制研究

一、引言

2007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对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经济危机导致全球经济的发展遭到严重的影响，可以说到今天为止其影响还未完全消失，不管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是什么，从危机爆发之后的情况来看，都表示了传统的金融监管理论上有着各种为题，其监管模式没有起到监管的作用，导致人们不得不对先行的监管理论进行反思。传统金融江源理论是以“理性人”假设，这种假设认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行为时有用无限大的理性，能够准确的分析现有的所有信息，并选择最优的方式。但是，许多心理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在实际生活中所谓完全理性的人是不存在的，每一个人类在进行不管什么样的选择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达到完全的“理性”，而且因为羊群效应、从众心理等问题，这种不理性的决策行为会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社会，造成社会中非理性现象的存在。

另外，发展及其快速的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对我国现行的分业监管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为网络金融、民间借贷的盛行，许多社会民众也开始加入到金融行业里来，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保障社会民众的切身利益，很大程度上会对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从消费者个体的行为出发，建立合适的监管体系。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

最近几年，我国金融创新的势头异常快速，尤其是在网络金融的快速发展之下，线上与线下的新金融产品非常多。金融和产品的类型也在不断的变化，情况也随着复杂，金融市场的规模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壮大，逐渐开始涉及一些全新的领域，将过往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领域联系到一起，共同创造利益，使得各行各业之间得以高度的联系。但是，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对我国金融的监管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在我国成立之初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对我国当时拥有的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的监管，它不仅是监管者还是经营者，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化改革开放，我国人民的生活品质不断的改善，对金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至此，四大银行相继从中国人民银行中脱离。90年代末，我国证券行业一时间风声大起，导致中国人民银行对证券的业务监管已经无法满足证券行业的需求，因此，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建立，为中国人民银行分担一部分监管权力。这次事件也代表着我国初步形成了分业监管体制。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实施对保险行业的监管工作，又一次的分担了中国人民银行对保险市场的监管权力，这也代表着我国基本确定了分业监管体系。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在我国正式成立，并一直延续至今。

三、新金融的发展概述

所谓新金融就是有别于传统银行且具有新型交易形态的金融产业。随着进入实体经济时代，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国正处于深化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新金融所表现出对我国金融业有益的创新和强大的发展活力。新金融的发展不仅减少了交易的成本、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有利作用，因此，新金融的发展对我国来说算是一件好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第一，网络金融发展潜力巨大。对我我国民众来说，新金融的盛行，最受益的就是网络金融，民众可以切身的感受到网络金融带来的便利，比如网上银行转账、一定金额内免去手续费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的线上理财产品等，这些都是网络金融为我们带来的便利。同时，传统金融机构也相继推出了线上服务。现在，网络金融已经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第二，民间金融的盛行。2014年，浙江温州颁布了《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与《实施细则》，这是我国第一部针对民间金融出台的法律法规。这也变相的说明了我国不再制约民间金融的发展，使其合法化，这也间接弥补了正规金融体系，并推动了民间金融的发展。

第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随着企业集团化、金融业务多元化等快速发展，许多信托企业、汽车金融企业、金融租赁企业、货币经济企业等费劲航金融机构得到快速的发展。

四、我国实施行为金融监管的现实挑战

（一）行为金融监管的经验不足，法律法规不完善

虽然我国成立了各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许多金融机构也主动的配合消费者的保护工作中去，但是我国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制度还处于起步状态，随着新金融的不断发展，行为金融的监督管理上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因为现行的行为金融监督管理理论体制并没有形成一套健全的体制，许多国家都在凭借自身的国情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筛选和改善，对于行为金融监管能够起到其应有的效果，还需要长时间实践的检验，因此，我国缺少相应的经验可以参考。

“一行三会”各自成立的金融消费者保障机构，都拥有其相应的政策制度，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其科学合理的进行整合，以及整合之后的如何维持相关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的率政策以及行为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矛盾点应该怎么样解决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的积累和不断的社会时间来研究。另外，不同种类的金融产品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检测等这些都需要一套健全的法律来制约。

（二）金融消费者的认知不够

理性的金融消费者是以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为前提的，只有当消费者可以进行真正的理性消费，且盲目的消费行为越来越少时，才能真正的帮助市场进行良性的发展阶段。那些盲目的投资，只会导致资源浪费，造成一定程度的金融泡沫。但是因为我国金融也整体发展情况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民众也缺少一定的金融维权意识、投资意识以及风险意识，造成投资行为欠缺长久性。另外，我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比如北上广这些城市，其金融业的发展状况要比偏远地区更加快速，城市人民的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在进行消费时也就相对理性，相反，偏远地区民众的盲目投资行为就会比较常见。

五、对实施行为金融监管理念的对策

（一）提高系统性研究，将强对行为金融监管的认知

虽然最近几年我国在行为金融监管方面的经验和认知有所提高，但是面对的挑战依然不小，对其的认知和界定还需不断的提升，因此，我国需要提高对行为金融监督管理的研究，提高对其的理解，只有在顶层设计上，认清行为金融监管的含义，才有利于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督管理政策。监督当局需要制定出符合我国金融市场的政策，使消费者的保障工作有法可依，确定消费者保护的具体措施和方式，提高对金融机构履行相应保护行为的监管管理，切实的保障我国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对消费者的金融教育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行为监管的根本目标，不管是从国际方面金融监管以及各个国家的监管经验来看，提高对消费者的金融教育，培养其理性消费观念，对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来说都占有重要的以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产业也在不断的革新，金融产品的类型也朝着多样性快速发展，因此消费者对于金融产品的相关信息的渴求度也越来越高。“一行三会”虽然不停的在进行宣传和推广活动，但是为了提高教育的效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提高对金融产品的宣传和教育程度以及覆盖范围。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和宣传活动不单单涉及已经参与到金融业内的消费者，也需要涉及到那些没有参与到其中的潜在消费者，提升这些消费者接受金融服务的起点，从大的范围内提高社会人民对金融的认知水平，另外也需要注意在地域的选择上需要做到公平原则，不能因为地区发展程度相对落后就忽视对其的教育。第二，金融消费者应该培养自身科学合理的消费理念，增加自身的维权意识。现在，就是因为对金融产品的不了解、怕麻烦等因素造成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足，进而导致金融机构违法成本减小，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提高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以维持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平衡。第三，消费者保护教育工作者应该与其他机构保持交流互动，凭借最新的金融机构发展情况进行有效的教育，而不是形式主义，制作无用功。

六、结论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国家在根据自身国情制定金融监督管理政策时，都或多或少的考虑到行为金融监管问题，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被一致肯定的消费者保护方面上，世界各国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随着行为金融学的不断的发展以及对金融监管认知的不断深入，“认知偏差”等行为金融理论会在金融业监管体系中表现出来，通过政策的方式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以及增加其投资信心，并维持消费者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平衡性，这样，金融监管体系就可以更好的促进的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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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宏观审慎政策及其实施框架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内容体现在进一步完善系统性风险防范和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上。2011年FSB（金融稳定理事会）、IMF和BIS对宏观审慎政策的特点进行了更深刻地归纳，认为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减小系统性风险，其关注范畴是整体的金融系统，其手段是利用审慎工具测量系统风险。另外，FSB还指出有效的宏观审慎框架应当是管理机制和政府机构能够确保政策制定者之间公开透明的谈话，解决政策目标和手段上的矛盾，从而以正确的政策工具来限制系统风险。

为了这个目标，各国应该在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识别，对宏观审慎政策的评估和减小系统性风险等方面进行进一步地研究。2011年，在BIS的工作论文“宏观审慎政策成功的关键问题”中，维斯科从四个具体的方面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成功的关键因素：宏观审慎的目标和工具，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审慎政策的相互影响，全球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同年，加拉蒂和默斯纳在BIS的工作论文“宏观审慎政策文献综述”中则进一步阐述了宏观审慎概念的历史及发展，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和工具，并且指出未来宏观审慎政策研究的方向应当是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其如何与货币政策相结合。伯恩、埃尔曼等在2011年BIS论文“宏观审慎政策和中央银行沟通”中从理论研究和实证数据说明中央银行间的交流，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当中，能够有效促进宏观审慎监管的效率。

同年，在IMF的工作论文“对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一个程式化机构模型的评估”中，尼尔、奥欣斯基等通过分析不同国家金融机构的制度结构提出了有效的机构制度安排，并且提出了评价模型是否有效的标准。2011年，李承勋、弗朗西斯科等在IMF的工作论文“宏观审慎政策：什么工具和如何使用它们？国家经验教训”中使用49个国家的数据详细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对于减少系统风险的有效性。研究还进一步阐述了宏观审慎工具有效性最大和最小的条件。2012年，BIS下设的全球金融系统委员（CGFS）会则从实际运用的角度出发，总结了选择和应用宏观审慎工具的三条重要标准：确定政策工具开始实施和停止实施时间的能力；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有效性；工具在成本效益评估方面的效率。

影子银行体系及其监管

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影子银行体系备受关注，其中国际组织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明确影子银行体系的概念。2010年，美国财政部驻FSB联络人鲍兹等的工作论文“影子银行”将影子银行定义为从事到期、信用和流动性转换的金融中介，并且不影响中央银行的流动性和公共部门的信用担保。2011年FSB发表报告，认为影子银行体系指的是银行监管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实体和一系列活动，它们与两个问题密切相关：一是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到期/流动性转换、杠杆和不完善的信用风险转换，二是监管套利。

第二方面，研究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及缺陷。2010年，曼莫汉等在IMF的工作论文“影子银行系统中再抵押权的角色”研究了再抵押融资在影子银行体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再抵押融资使得影子银行体系扩大了50%以上，这种连锁反应将某一环节的违约风险传染到所有环节，极易产生系统性风险。同时，更多文献开始研究国际社会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2011～2012年FSB多项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监控影子银行体系的方法，包括：监测整体的影子银行体系，识别影子银行体系中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或套利的方面，详细评估系统性风险和套利等。FSB还提出对五类影子银行对象进行监管：间接监管银行与影子银行机构之间的关联性活动；货币市场基金的监管改革；其他影子银行实体的监管；对证券化进行监管，主要是预留扣减率要求和透明度的问题；监管与证券贷出/回购有关的活动。

系统重要性风险评估监管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些陷入危机的大型金融机构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问题进一步显现。通过对危机进行反思，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提出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概念，并提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认定思路、指标评估及加强监管的思路。2009年10月，IMF、BIS和FSB联合报告“对20国集团财长和州长的报告： 对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评估系统重要性的指导意见”，首次对系统重要性定义、评估方法、评估指标和总体原则做出了较为完整地阐述，在系统重要性问题方面强调应当包括机构、产品和市场等多方面的内容，并初步将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评估指标定为规模、可替代性和关联性等三个方面。

2010年10月和12月，BCBS下属的MPG（宏观审慎工作组）公布了详细的指标体系，其中，规模指标（总资产、金融体系内资产、金融体系内负债）作为基础性指标，可替代性指标（支付结算业务、银行托管和清算服务、托管服务、承销服务、做市商服务）、内部关联指标（发行债券、批发行融资依赖程度、场外衍生品暴露、回购）和全球活动指标（跨境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作为辅指标，运用连续衡量法（Continuous Measure）和区段衡量法（Bucketing Approach）来评估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程度。

2011年，在IMF工作论文“衡量相联银行的系统重要性”中，戴汉曼等人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构建了度量相互关联银行的系统重要性的模型，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银行的系统重要性进行评估。2011年，BCBS同样分析并比较了基于不同指标的测量银行系统重要性的方法。2012年，为了补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框架，BCBS还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框架扩展到一国内部系统重要性银行，并研究制定了关于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方法的8个原则和更高的资本损失吸收能力要求的4个原则。

另外，为了确立有效机制使得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出现经营困难时使其平稳、有序退出市场，2011年11月，FSB《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框架的关键要素》的政策报告，对恢复和处置计划的基本要素、职责分工和审批主体做出了规定。恢复和处置计划包括恢复计划和处置计划两个方案，它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定其为从一系列压力情景中恢复所能采取的措施，以及在必要时能够使业务有序渐进停止以保护支付体系、零售存款等关键经济功能。

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监管

金融危机暴露了很多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结构缺陷，这些缺陷进一步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G20组织多次呼吁各国应加强监管场外衍生品交易。

2010年FSB的研究报告“实施场外衍生品市场改革”提出了针对实施G20组织目标的21项改革建议，并在2011年和2012年多次改革实施进展报告。同时，作为衍生品市场主要的国际监管机构——IOSCO（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也展开相关研究，于2011年2月有关衍生品市场交易机制及监管的研究报告“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报告”。此外，IOSCO与CPSS（国际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于2010年5月专门针对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中央对手方清算了相关监管建议适用指引的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中央对手方在资本、风险管理、保证金与操作管理上的标准。还与ISDA（国际掉期交易协会）等机构合作，于2012年成立了汇集交易信息的专门机构，以便监管资金的动向。

金融系统顺周期性研究

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所具有的内在顺周期性，以及风险计量模型的发展和资本监管、会计准则等外部规则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进一步强化，是近年来金融失衡加剧、金融脆弱性增强并最终导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2009年，FSB的前身FSF（金融稳定论坛）与BCBS工作组研究报告“减少银行资本框架所引起的顺周期循环”，提出建议用于解决国际银行潜在的资本结构监管的顺周期性问题。其中部分措施针对在维持风险系数不变的情况下如何降低最低资本要求的周期性效应，另一部分措施针对将逆周期政策工具引入资本框架中。

同年，FSF报告“金融稳定论坛在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方面的报告”，确定了三个政策优先实施的方面：资本制度、银行准备金惯例和资本评估与杠杆相互作用。欧洲中央银行认为目前许多对银行风险的监管手段，如资本金要求、会计标准等等，是导致金融机构顺周期的重要因素。因此在2009年7月7日的欧盟经济与金融会议上，各国就如何减少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达成了共识。其主要内容除了强调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的重要作用以外，还认为缺乏反周期缓冲措施和僵化的会计制度是放大危机作用的重要因素。2010年，IMF的工作论文分析了储备管理者在金融危机中的行动并且得出储备前进战略资产配置的一些教训。2012年，IMF工作论文通过模拟分析，发现西班牙动态准备金调整可以提高银行对不利冲击的反应，但不能降低顺周期性。因此需要逆周期的政策来解决顺周期性的问题。

信用评级机构监管

自危机以来，信用评级没有起到良好的预警作用，反而加剧市场的波动。为此，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饱受诟病，各国及主要国际组织开始重新审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危机后，G20对于信用评级的主要监管范围包括信用评级公司的注册、业务开展以及信息披露等各个方面。自危机爆发以来，G20首尔峰会将促进信息披露以及减少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作为监管的主要内容。

2010年10月，FSB了“降低对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依赖”研究报告，要求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和各国主管机关在标准、法律和法规中减少对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依赖，代之以适当的替代信用标准；银行、市场参与者和机构投资者自主进行信用评估，而不是完全或机械地依赖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结果。该原则针对以下五类金融活动：银行审慎监管；投资经理人和机构投资者；央行操作；私人部门的保证金要求；证券发行的披露要求。在以上金融活动中，应取消有关信用评级公司评估的法律规定，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引入替代的可信评估标准，鼓励银行、市场参与者以及机构投资者建立自已的信用评估体系，而非机械地依赖信用评级公司评级。BCBS也建议在资本监管框架中减少信用评级公司的依赖。2012年，约翰奇夫等在IMF工作论文中研究了信用评级机构对评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信用评级会影响机构的融资成本，因而会影响金融稳定性，这一结果同样支持减少对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依赖这一改革措施。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意识到制定清晰、系统、权威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是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条件。2010年G20领导人首尔峰会上各国同意增强金融消费者保护，要求FSB与OECD（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就加强消费者金融保护的可能方案和方法展开探索，涉及信息披露、透明度和金融教育、免于欺诈的保护、滥用和误导、救助和争端解决机制等。

2011年3月，世界银行拟定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良好经验建议（草稿）》，提出了一个功能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应包含的内容。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IOCU）也于2011年3月公布了《安全、公平和竞争的金融服务市场：对二十国集团提高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建议》，提出了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建议。2011 年10月，OECD了《金融消费者保护高水平原则》，旨在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将其与普惠金融和金融教育政策进行整合，从而维护金融稳定。同年，FSB了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报告“消费者金融保护，尤其关注信贷”。报告主要关注了消费者信用问题，包括贷款、信用卡、抵押贷款和无抵押贷款。同时报告也总结了全球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各种措施和工作。

金融监管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调控

0 导语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与效率，客观上需要建设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否认金融监管，而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这种监管是建立在对尊重市场自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审慎的监管。同时要求有更为深入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应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对金融进行管理，尊重市场的调节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对市场的不完备进行补充。

1 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著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文献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

2.1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2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

2.3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 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 结语

本文分析认为，金融机构内部、微观审慎监管下的部分政策工具以及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都有产生或强化顺周期性的机制。为缓解顺周期性，逆周期性的监管政策工具将被采用。本文分析认为，金融监管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