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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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合法化论文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间金融合法化

所谓民间金融,泛指个体、家庭、企业之间,通过绕开官方正式的金融体系而直接进行金融交易活动的行为,包括民间借贷、民间互助会、地下钱庄、地下投资公司等。民间金融按照活动性质可分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灰色金融一般是指合理不合法的,但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它们为现行法律所不容,但在不同程度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黑色金融则指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对社会有害的金融活动,既为现行法律所不容,也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则是指对于灰色金融进行规范化、公开化、机构化、组织化的转变,使得这一部分民间金融能够在政府的监管下,法律的约束下公开、规范、有序地发展。

一、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意义

1、有利于为巨大的民间资本寻找出路。民间资本已成为我国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以外的第三支力量。2005年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该报告透露了2004年浙江、福建、河北三省民间融资规模,分别约在550亿、450亿元和350亿元,相当于各省当年贷款增量的15%~25%。2005年10月21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了一份报告——《关于广东民间投融资问题的研究》。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末,广东民间资本存量已经高达1.2万亿元。上述数据显示,我国民间资本存量的绝对值是巨大的,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民间资本或者闲置或者低效运转,民间资本缺少合理的出路。让这些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既实现利益最大化,又对国家经济有益,这是民间资本的迫切需求。

2、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及农村融资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尽管非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65%,可是民营企业所得到的银行信贷还不到贷款总额的30%。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而且贷款手续复杂、耗时长、成本高,且对借款人资格审查、担保人经济状况都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资质差等原因获得贷款的成本相对更高、获得贷款的几率相对更低。目前农村地区的农户,其从正规机构获得的贷款方式主要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商业性贷款、小额信用贷款及农业银行的小额扶贫贷款,但这些贷款还远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正规合法的民营金融机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和农户融资难的问题,能够为中小企业和农户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3、有利于金融体制的改革。到目前为止,我国虽然对金融业进行了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的改革,但以国有金融为主的框架仍未被打破,金融业的改革步伐远远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关研究表明,来自民营金融机构的竞争对国有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改进和绩效有正的影响,一方面竞争可以鼓励国有金融机构的创新,另一方面,国有金融机构也可以向民营金融机构学习。只有在出现了大量生机勃勃的民营金融机构之后,国有银行才会真正感到竞争的压力,才能够从比较中认识到自己的差距,从而加快改革的步伐,以便能够适应市场竞争。因此建立民营金融机构必将有助于加快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改革步伐。

4、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我国民间融资的规模相当大,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巨额社会闲散资金参与民间融资,由于民间融资松散性、盲目性、不规范性以及随意性,民间融资不可能完全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民间融资会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则可促使政府监管民间资本的流向,政府出面加以组织协调,把民间资本导入资金缺口较大,但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上,从而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

二、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有效途径

1、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

农村信用社目前在农村金融实践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力军作用是无庸置疑的。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信用社就一直向集体所有和国有靠拢,“官办”的意识和表现非常强烈,其合作金融的“自愿、互助、互利、民主和低盈利性”的资金和金融服务的性质体现不多。对于农村信用社,可以利用中国人民银行承担50%不良资产的政策,将50%不良资产处置作为成本,把农信社的“壳资源”卖给民间投资者,彻底实现农村信用社“民营化”,从而促进农村信用社支农作用的发挥。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则可以让民间投资人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加入,从而增强城市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及在金融业的竞争力。

2、建立以民间资本为主的中小民营金融机构

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中小金融组织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投资公司、小额贷款机构等。政府要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允许那些股东人数、资本金、经营者资格及其他条件达到法律规定标准的规模较大的私人钱庄、金融合会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进行注册、登记,规范管理,接受监督,将其转变为正规的、合法的民间金融组织。

3、利用民间资本发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民营银行

在我国,银行按其所有制性质进行分类排队,划分为国家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和合作金融组织等。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太小,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加起来才3万亿元,还没有建设银行一家的资产规模大。国有金融的市场过渡进入、民营金融被挤出的特征明显,与中国经济市场化、多元化发展反差突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民营银行,作为一种增量改革的形式,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没有体制外的民营银行出现,体制内的国有银行就没有竞争对手,体制内的问题也没有途径来解决。让民间投资人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加入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银行,这也是民间金融合法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4、民间金融合法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中国人民银行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要适度。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模式要从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模式逐步向新的监管模式过渡,原有单一的金融监管模式不能适应对多元金融体制的监管。对于合法化的民营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在监管方式和监管的力度上都应有针对性。民营金融机构和其它正规的金融组织在业务的范围、市场的定位、财富状况和资质的高低方面档次不同,差异很大,因而金融监管应该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其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实行有针对性的监管。银行的监管法规还必须做到对各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创造一个清晰、公平的竞争规则。作为政府,应引导和鼓励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健康发展,达到合法、公开、规范,并纳入到金融体系中加以监管。

(2)地方政府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干预要停止。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这些本该属于民间信用的机构,因为政府的监管、人事安排、对其经营的干预及经常的整顿,已经变异为官方金融形式,而政府干预往往是大量坏账产生的原因之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设计,小额信贷公司以服务“三农”为宗旨,按照规定,单户贷款最多不能超过10万元,其中5万元以下农户贷款比例不得低于75%。日升隆们在日常运作中,如果被地方政府视作为政策性金融的一部分看待,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命令式的贷款和人情式的贷款,这样小额贷款公司在成立之初就可能陷入了坏账的泥潭。因此,对于合法化的民营金融机构,政府一定要停止对其业务的干预,让其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在市场机制的约束下正常运转,优胜劣汰。

(3)行业协会的建立。我国的农村民间金融在历史上早就存在,且有良好的行业自律传统。在西方,自律是行业组织的传统基础,一个行业在法律框架内建立的行业自律,可向公众提供高执业质量和良好的执业道德。国际金融监管的经验也表明,行业自律是金融监管的重要辅助力量。作为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与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间的中介,民间金融的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交流与自律、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在协调金融监管与金融激励方面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强调行业协会对民间金融机构实施自律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健全。对于合法化的民营金融机构来说,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不健全。目前的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与当前的《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内容都有一定冲突,而央行和银监局也尚未确定相关制度。因此在开放民间金融的同时,要严把市场准入关,将优良的民间信贷机构吸纳为市场主体,不符合规定的则排除在外,维护市场主体的质量。同时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建立民间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防范基本的金融风险。制定和完善《民间融资法》、《合同法》等法规体系,制订《民营金融机构基本法》、《民营金融机构破产法》、《民营金融机构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使合法化的民间金融机构走上法制化轨道,从而保证其正常运行。

【参考文献】

[1]任森春:《民间金融的研究与思考》《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九期

[2]詹花秀、陈柳钦:《我国民间金融发展问题探讨》《长白学刊》2005年第五期

[3]苑德军:《应该给民间金融留一席之地》上海证券报2005-4-29

[4]王自力:《民间金融的发展出路是什么》南方周末2005-7-28

[5]郭斌、刘曼路:《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对温州的实证分析》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民间金融

一、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

爱德华?S.肖指出:“金融体制缺乏效率的问题,不仅仅是由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所造成,其他影响到金融的非金融政策同样需要进行配套改革。”因此,在探讨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时,可以从金融机构与金融政策本身和影响农村金融的非金融因素两个方面入手:

(一)农村金融机构与金融政策存在的问题

1、涉农金融机构锐减,农村贷款份额越来越少。(1)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以后,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日渐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2)农村商业性保险机构也因其亏损不能得到政策补偿支持,被迫收缩其在农村的保险业务。(3)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市场的金融政策,农村的金融机构承担着从农村吸收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职能,为农村和农业提供的贷款服务微乎其微。

2、农村金融机构功能萎缩,资金严重外流。(1)国有商业银行功能缺位。四大商业银行大量收缩面向农村的金融业务,设在县及县以下的现有机构网点,大多也只有吸收存款权,没有贷款权。(2)农村信用社不能满足农村金融的需要,农村信用社经营中“商业化”倾向严重,使资金大量流向相对收益率较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而真正需要农村信用社贷款的农户或个体经营户、农村小型企业却常常难以得到贷款。邮政储蓄只存不贷,成为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重要渠道。

3、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农信社垄断农村金融市场。(1)在较多的农村地区农村信用社成了农村金融市场上唯一的正规金融组织,其他金融组织并不对农村信用社产生竞争威胁,农村信用社之间也缺乏竞争的空间和条件。(2)据央行调查数据,农信社的不良资产率多数在50%以上,在某些省份甚至高达90%,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此前透露的25%的比例。目前全国3.8万多家农村信用社,账面不良贷款达5000多亿元。据有关资料显示:农村信用社只接触到20%的最贫困农户(IFAD,2002)。

4、民间金融异常活跃,但缺乏监管。农村金融市场上正规金融的缺位,为非正规金融孳生和发展提供了空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1.4万亿元,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由于农村民间非正规金融组织和融资活动一般规模小,比较隐匿、分散,其运行依赖于一些约定俗成的非正式规范,政府监管成本较高,很难通过正式规范加以有效控制。

(二)影响农村金融的非金融因素

1、农村规模不经济,比较效益低。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仍然是小农经济,生产力非常低下,农村生产成本不断加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生产成本大约年均增长10%,金融服务成本年均增长9%,农村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产出比自1997年以来连续下降为负值。

2、通过税收渠道大量流出农村资金。据测算,从1985年以来,财政资金是从农村净流出的,且流出数量快速增加。1978~2001年,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金由54亿元增加到2594亿元,年均增长20.3%。

3、价格剪刀差是农村资金长期外流的一个渠道。据统计,在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占有大约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了农业剩余约12986亿元,改革开放后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资金高达811亿元。

解决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其一般的途经有:改进、改革农村信用社:2003年11月底,8省(市)(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让一些中资银行重新回到县以下开展业务,但很难;让外资银行进入农村,但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太少,难以涉及农村;通过建立各种民间金融机构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虽然目前任何未经央行许可的民间融资都是“非法”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农村大量存在的民间金融已经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因此,如何将民间金融合法化,将是民间金融能否顺利发展之关键。/

二、当前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现状

民间金融(非正规金融)是指非法定的金融机构(即非正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个人之间或个人与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金融需求量越来越大,出现了多种新的融资形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基金会,得到了中央政府明确的肯定和支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维持金融秩序、打击非法融资活动的口号下,一度在农村民间融资中极度活跃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被管理当局于1999年勒令撤消和关闭,从而结束了中国民间金融的有组织状态。

尽管如此,民间金融仍然在当局的监管之外迅速发展,据有关资料,目前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到1.4万亿元,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2万多农户的调查,2003年的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7%,私人借款占65.97%,其他占1.24%。

三、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生存理由

首先,正规农村金融体系存在金融压抑,不能满足农村经济主体发展而产生的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为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其次,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都不是市场决定的,国家连续8次降低存款利率,加上利息所得税的征收,使农民在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收益远远低于其在民间金融机构的存款收益,特别是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正规金融机构无力和无法充分动员农村的闲散资金,从而为民间金融留下了可观的资金来源。

再次,和正规金融相比,民间金融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民间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则可以节省大量的交易成本:在农村,民间金融所覆盖的范围一般以村为界限,同村的农户都相互认识了解,并且清楚对方的资金用途,节省了大量的交易、监督成本。民间金融没有繁琐的交易程序,一般只需要借款人立下借款字据即可,这样方便了农户的需求,农户贷款很多都具有临时性、数额小等特征。正规金融一般要求借款人提供其认可的抵押物,但农民的土地是属于国家的,不能作为抵押物,而住房为全家人居住的场所,银行不可能在借款人无法还贷时使其无家可归,因此银行一般也不会认可农民将住房作为抵押物。而民间金融更倚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抵押化,借贷双方彼此认识,很可能存在着血缘关系,借款人不仅要受到道德的制约还要受到乡土民约的制约,具有明显的社会舆论监督作用,违规者将因狼藉的名声、差劣的信用而遭到谴责甚至排斥,同时还存在受到暴力伤害的威胁,所以在没有抵押物的情况下仍然可靠性较高。论文

四、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必要性

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颁布了整顿金融“三乱”方案,但由以上分析可知,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禁止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强行打压只会导致民间金融变成灰色甚至黑色金融,隐含的风险将更大。通过将民间金融合法化,至少能够带来以下好处:民间金融合法化后,民间金融将受到政府金融部门的监管,并且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来规范约束民间金融的经营行为。在正规金融无法也无力顾及到农村金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更多的民间金融来满足农村金融的需求。因此,只有将民间金融合法化,民间金融才能在农村地区更好的发展。当前民间存在高利率的现象,除了是对农村金融高风险的正常反应外,还有一个原因:即民间金融存在被查禁的风险,这是民间金融最大的风险,只有在民间金融合法化后,才能降低农村民间金融当前存在的高利率现象。

现在处于地下的民间金融处于政府监管之外,不用纳税,合法化后,政府可以收取税收,增加财政收入。

五、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六条建议

农村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并非指“正规化”,“正规化”会导致民间金融失去原有的特性和优势,比如灵活可能逐渐变为僵化,交易成本可能急剧增加,社区道德约束可能逐渐淡化等(张元红,2003)。因此,合法化后的民间金融仍然需要保留其制度外的优势,在此前提下,对民间金融发展主要有以下建议:

(一)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

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所以必须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对民间金融经营者的经营资格必须有严格的规定,如注册资本、经营场地、经营范围、有无违法记录等。必须有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保证监管部门对其进行监管,同时可以让存款人及时了解民间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以决定是否将存款交给民间金融机构保管。

(二)建立对民间金融机构所有者的约束制度

在设立民间金融机构时,首先必须规定民间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下限,民间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下限应该要比巴塞尔协议的8%要高,这样才可以确保经营者审慎的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经营管理;民间金融机构应该采取合伙制企业的形式,股东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经营负无限责任;设立“破产犯罪”这样的法律条文,要求民间金融机构的经营者承担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的金融风险的责任,对其采取禁业、实施经济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等惩戒措施,以强化其责任意识,保证其合法经营并主动防范金融风险。/

(三)限定民间金融经营范围

民间金融最有效边界就是村落的边界。突破了村落的地缘和血缘边界,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借贷风险也会大幅增加(何广文,2003)。因此,政府必须限制民间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让其在合理有效的地域内开展经营活动。

(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人的利益无法保障,民营金融就很难发展起来。

(五)建立民间金融信用评级制度

由民间金融监管部门建立民间金融信用评级制度和信用档案,信用差的民间金融机构将被禁止营业,其主要股东终身禁止参与民间金融经营,同时为参与民间金融的农户建立信用档案,防止其过度借贷,同时向多个民间金融机构借贷,信用差的农户将被禁止参与民间金融。

(六)完善破产清算制度

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法规,以保护银行债权,这样才能保证民间金融机构健康的发展。我国目前的破产制度不完善,严重影响了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利益。要尽快建立包括法人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合伙制企业、自然人在内的破产制度,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和实施细则。德国公司法规定,一旦公司的债务超过资产,公司董事会成员应在三周之内提出破产宣告之请求,否则,他们必须承担由此延迟而引起的一切损失。

参考文献:

3、何梦笔,冯兴元.何广文.试论中国农村金融组织机构的多元化[Z].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资料库,2003.

4、郑秀峰.中国农村金融深化的产业约束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4).

1、马晓河,姜长云.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EB/OL].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3-12-08.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间金融;法律规制;价值取向;目标效果;指导思想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04-0071-04 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志码:A

我国对民间金融进行法律规制具有其深厚的合理性基础。法律、法制、法治均有其价值取向,民间金融法律规制也应有其价值取向,它决定了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界限,是处理好国家干预与民间金融自由的关系基础,为国家干预民间金融领域划定合理的限度。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最终价值取向是采取适当的法律规制措施实现民间金融的自由与民主,主要反映在既相互联系又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目标效果;二是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指导思想。

一、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目标效果

公卡力干预民间金融领域,运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规制,应确立科学合理的目标和所追求的预期效果,这也是考察民间金融法律规制是否得当的基本标准。我国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目标效果应包括经济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个方面,并实现三方面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一,经济效果。从整个金融体系角度来看,民间金融法律规制应有利于促进良性运行的民间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成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金融效率,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发展和市场化利率机制的形成,使得金融体系整体上得以高效运转,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从民间金融角度来看,民间金融法律规制应有利于充分发挥民间金融调节民间资金融通、活跃市场经济的功能,有利于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正规金融不可替代的其他作用,尤其是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和生产生活的特殊重要作用,有利于提高民间金融效率,使得民间金融体系得以高效运转。

第二,法律效果。从总体效果的角度来说,通过综合运用法律手段规制民间金融,应能解决我国民间金融领域存在的各种法律问题,为各种引导和干预民间金融发展的行政措施和经济措施提供法律_支持,确保民间金融体系在安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规范、有序地运行,保障民间金融在国家干预之下沿着健康、合法的轨道实现进一步发展,切实有效地实现民间金融自由、正义与秩序。从具体效果的角度来说,一是通过适度调整我国初级形态的民间金融,最大限度上满足其自由发展的需要,保护公民最基本的金融自由和合法权益,使个体形态的民间金融活动得到适当的调整;二是有重点地规范和发展中间形态的民间金融,有限度地实现其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维持部分中间形态民间金融的传统性和民间性,引导和促进部分中间形态的民间金融朝着更高形态的民间金融规范发展,使得组织形态的民间金融活动得到适当的规范;三是重点规范和促进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发展,通过金融制度改革和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措施,将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引导其朝正规金融方向发展,使得机构形态的民间金融活动得到全面有效的规制;四是全面规制异常形态的民间金融,将部分有改造可能的异常形态的民间金融改造为正常形态的民间金融,保障正常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保护投融资需求主体的合法权益,取缔非法金融组织和机构,严厉打击民间非法金融活动。

第三,社会效果。通过民间金融法律规制,使我国社会中的处于“地下”状态的民间金融得到阳光化和合法化改造,使社会中处于不规范运作状态的民间金融得以规范化运作,为民间游资创造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为融资需求主体开拓更多高效、成本更低的融资渠道,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需求主体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与金融市场不能满足其融资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民间资本持有主体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与市场投资渠道狭窄无法满足其投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切实有效地解决民间金融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从根本上消除民间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二、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指导思想

早在1964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转发邓子恢》并指出:“对于民间正常借贷和高利贷必须划清界限,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分别放高利贷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处理。取缔办法,应当根据劳动人民从宽,旧剥削分子从严;小量从宽,大量从严;偶放从宽,贯放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情节轻微从宽,情节恶劣从严;自动退息从宽;拒不退息从严的原则,分别不同情况不同对象,区别处理。”这充分说明当时中共中央在规制民间借贷和高利贷问题上具有类型化思维和区别规制思想,意识到民间借贷和高利贷的规制应该区别情况、区别轻重、有所侧重,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事实证明,这种思维方式和指导思想能够正确指导民间借贷和高利贷的法律规制。

市场经济环境下,私法追求和保护意思自治,原则上“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为了正确指导我国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行为,处理好公权力干预与民间金融自由之间的关系,如期实现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目标效果,我国必须树立科学的规制指导思想。我国民间金融法律规制应在坚持《中共中央转发邓子恢》中所蕴含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全面考虑民间金融在法律效力、开展形式、发展程度和法律性质等方面的差异,有区别有重点地合理规制民间金融。因此,我国民间金融法律规制应以区别规制原则、重点规制原则和比例规制原则为基本原则,以期实现对民间金融最低程度、最经济、最合理的干预。

(一)区别规制原则

1.根据民间金融的不同存在形态区别规制

根据民间金融合法性状况的不同,可将民间金融区分为正常(合法)形态的民间金融和异常(非法)形态的民间金融。换句话说,民间金融包括法律上的民间金融和事实上的非法民间金融。根据民间金融开展形式的不同,民间金融可被区分为个体形态、组织形态和机构形态的民间金融。根据民间金融发展形态的不同,民间金融可被区分为简单(初级)形态、中间(成长)形态和专业(高级)形态的民间金融。事实和理论上都存在不同形态的民间金融,它要求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必须坚持区别规制原则,根据民间金融的不同存在形态进行区别规制,而不能无视不同存在形态的民间金融之间的区别而同等对待,国家应根据不同存在形态的民间金融在法律效力、组织机构形态、发展形态上的区别和特征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例如,对于正常形态的民间金融应区别其组织形态和发展形态,主要采取规范和促进发展的态度和措施,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扩大金融市场化程度,实施有利率最高限制的利率市场化;对地下金融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为其转化为可民营的正规金融创造条件;而对于异常形态的民间金融,应区别其可改造性,将能够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的引导改造为可民营的正规金融,对涉嫌违法犯罪的采取严厉取缔和打击态度。对于个体形态的民间金融主要采取放任发展的态度,但是对个体从事的商事经营性的民间金融予以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修订《贷款通则》或者制定放债人条例,允许个人放贷人等个体形态的民间金融的存在,对其实施登记管理和监督;对于组织形态的民间金融主要采取部分调整和监管的态度,大力推动民间金融组织朝着具有互助融资功能的农村专业合作(联)社、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及更加专业规范的村镇银行、农村(城市)信用合作社、典当公司等可民营的正规金融方向发展,为实现这种发展创造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对于机构形态的民间金融应采取全面规制和监管的态度,推动其朝着可民营的正规金融发展,确立监管机构及其权责,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等。

2.根据民间金融的不同法律性质区别规制

民间金融有不同的法律效力、不同的开展形式、不同的发展程度,因而民间金融有不同的存在形态,但这主要是从外在表现形式上对民间金融作出的类型化区分。而从民间金融的内在经济、法律性质的视角,民间金融还可被区分为民事互质的民间金融,民事互助、营利双重性质的民间金融,商事经营性质的民间金融以及非法性质的民间金融四类。既然事实上存在不同性质的民间金融,我们就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其作出性质上的类型化分析,从而更好地指导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实践。民间金融法律性质上的差异性要求我国必须根据民间金融在性质上的差异作出有区别的规制,在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上坚持区别规制原则,不可等同视之。例如,对于合法性质的民间金融和非法性质的民间金融,采取的法律规制措施自然有一部分必须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对它们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以及引导其向可民营的正规金融发展思路又是相同的;由于民事互质的民间金融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大,而且几乎都是正面的作用,可以放任不管;对于民事互助、营利双重性质的民间金融,我国应采取部分调整和规范引导的态度,毕竟其具有互质而不具有经营性,对经济、金融的冲击不大,但是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需要法律介入加以调整和规范,并引导其向可民营的正规金融发展,以求从根本上满足民间投融资需求,促进民间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商事经营性质的民间金融,由于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较大的影响,目前存在大量的不规范和监管“真空”现象,容易诱发民间金融危机和违法犯罪行为,是法律规范和金融监管的重点对象,需要立法、行政和司法全方位地采取规制措施促进其在规范和合法的轨道上发展。

(二)重点规制原则

1.根据民间金融的不同存在形态重点规制

重点规制原则也是区别规制原则的深化,区别规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有重点的规制奠定基础。民间金融的不同存在形态还要求我国应在坚持区别规制原则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规制民间金融。从法律效力上看,应重点规制异常形态的民间金融;从组织机构形态上看,应重点规制机构形态的民间金融;从发展形态上看,应重点规制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重点规制异常形态的民间金融,将其改造成为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可民营的正规金融,重点打击涉嫌违法犯罪的非法民间金融活动,尤其是非法集资类民间金融活动、高利贷、非法设立金融机构、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等;重点规制机构形态的民间金融,健全相关立法,加强对其设立、运营、市场退出等全方位的金融监管,明确监管机构及其权责,明确和完善相关法律责任,推动其改造成为可民营的正规金融,成为正规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重点规制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对专业形态的地下金融进行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使其在法律框架下规范运作,对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活动进行监管和引导,为其改造成为可民营的正规金融提供政策路径和法律支持,防范其因发生资金链断裂、巨额坏账和呆账、集资诈骗等风险诱发民间金融危机,发挥其对民间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重要作用。而对于其他形态的民间金融,包括简单形态和中间形态的民间金融、个体形态和组织形态的民间金融等,则应根据其具体情况适当地分别采取监管、规范、引导、适度调整甚至放任发展的态度,将国家的金融管制与个人和组织的金融自治、自律结合起来,最终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形成行为合法、管理规范、种类丰富的民间金融体系。

2.根据民间金融的不同法律性质重点规制

民间金融法律性质上的差异性也要求我国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应在坚持区别规制原则的基础上,还应坚持重点规制原则。民间金融不同的法律性质决定了我国应采取不同的规制方法,重点规制民间金融的主要问题和主要方面,抓住问题的本质进行有区别有重点的规制。从合法性区分的角度来看,打击和规制的重点应放在非法性质的民间金融上,尤其是涉嫌刑事犯罪的地下金融活动,法律决不姑息,一是要健全《民商法》《经济法》《刑法》相关实体性法律规范,消除立法上的漏洞和空白,完善相关的法律责任规定;二是要做好法律规范上的衔接,消除立法上的适用不能;三是要强化金融监管,防范民间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促进和规范的重点则应放在合法的具有营利性质的民间金融上,因为具有营利性质的民间金融对市场融资影响较大,活动范围和规模比互质的民间金融大得多,更容易诱发违法犯罪行为,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也相对较大。从民事和商业性质区分的角度来看,应重点规范和促进商业经营性质的民间金融的发展,而对于民事互质的民间金融则主要采取保护和放任的态度,对于民事互助、营利双重性质的民间金融则主要采取适当调整、规范、引导发展和改造的态度,从而做到抓关键、抓重点,推动民间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和民间金融体系的形成。

(三)比例规制原则

1.根据民间金融的不同存在形态比例规制

比例原则是西方多国《行政法》中重要的基本原则,德国行政法学鼻祖奥托・麦耶(Qtto Mayer)曾将比例原则喻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则”。行政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而进行。德国学者的“三阶理论”(也称三项“构成原则”)将比例原则分为三个具体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法益相称性原则(狭义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不仅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对其他的部门法也同样适用。在我国民间金融具有不同存在形态和法律性质的现实情况下,应当将比例原则运用到我国综合规制民间金融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实践中,在坚持区别规制原则和重点规制原则的基础上,还应坚持比例规制原则,以期更加适当、有效、合理地规制民间金融。民间金融的比例规制原则是指民间金融的规制不仅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还应根据民间金融的不同存在形态、不同法律性质选择最恰当的规制手段,以期最有利于民间金融的发展。例如,对于异常形态的民间金融,应根据其违法或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将其改造为可民营的正规金融可能性进行比例规制,而对于正常形态的民间金融,应根据其活动的开展形式和规模,根据其发展形态和活动的专业化程度进行比例规制。在比例规制原则下,国家对民间金融的规制应选择最恰当的规制手段,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具有适当性、必要性和权益相称性,以最有利于民间金融的发展为准。具体地说,民间金融自由发展与国家管制相协调,既要有法律规范,也要有意思自治;重视自律的作用,而法律和监管也不可或缺;国家不能对民间金融管制的过严、过死或过宽,不留任何自治和自由发展得空间,也不能放得太开、过度放纵致其无序发展。在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中,只有坚持了比例规制原则,民间金融市场才会持续活跃、繁荣,民间金融才会在市场规律、供求关系、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取得进一步发展。

2.根据民间金融的不同法律性质比例规制

民间金融的不同法律性质同样要求我国在坚持区别规制原则和重点规制原则的基础上坚持比例规制原则,根据民间金融性质上的差异,采取不同的规制手段对民间金融进行最适当的、必要的、比例性的规制,以期最有利于民间金融的发展。民间金融法律性质上的差异性决定了规制手段应存在具体方式方法、严厉程度以及总体态度等方面的差异性。从法律效力区分的角度,对于非法性质的民间金融,总体上是持打击和否定态度的,在制度层面上应制定法律法规防范非法性质的民间金融滋生,在司法实践中应清查已有的地下非法性质的民间金融并予以取缔和严厉制裁,在这个过程中仍需坚持比例规制原则,根据非法性质的民间金融的社会危害性程度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对组织的具有放贷业务资格的职业放贷人未经许可和登记的个体和合伙组织的职业放贷活动与非法集资类犯罪性质的民间金融活动的处理方式就应有所区别,前者在目前来看主要是涉嫌非法经营放贷业务,不宜直接以“非法经营罪”追究行为人的无证经营性放贷行为的刑事责任,更恰当地规制手段是采取引导、提供投资渠道等方法鼓励其转化为合法的民间金融,解决方案不排除通过立法允许自然人和合伙组织登记注册为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体工商户和商业合伙,通过对其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为合法的商业经营性质的可民营的正规金融。而后者则是金融犯罪活动,基本态度是取缔和制裁,应追究犯罪行为人承担严厉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从民事和商业性质区分的角度,坚持比例规制原则应体现在对不同法律性质的民间金融采取不同层次和程度的规制手段上。商业经营性质的民间金融是法律规制、政策鼓励和促进的重点所在:一方面要从制度层面制定法律、法规规范其发展,确立监管机构对其实施监管,成立行业协会实行自律管理,防范风险和危机;另一方面要给予其充分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出台更有利于其发展的金融政策,实施有利率最高限制的利率市场化,开放金融市场,对某些方面不加严格限制和禁止,甚至不作规定,不宜过度管制和约束。对于民事互助、营利双重性质的民间金融,或许无须专门制定法律对其进行规制,但仍有必要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对其进行一定的调整。一方面通过政策上的鼓励、制度上的保护和一定程度的规制,促进和引导其合规运行、合目的性发展;另一方面制度规范不宜规定得面面俱到,应给予金融活动双方当事人或民间金融组织充分的意思自治空间和自律管理权,从而使其更加具有生命力和符合市场需求。对于民事互质的民间金融,因其本身不具有营利性和经营性,活动范围和规模有限,对市场和经济发展影响较小,所以应主要持鼓励、保护、放任发展的态度,适当地对其发生的问题予以纠正,保护民间金融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多数情况下依靠自治和自律,公权力不宜干涉。

参考文献:

[1]刘道云.论我国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合理性基础[J].新金融,2014,(3).

[2]刘道云.建议有区别有重点的立法规制民间借贷[C].上海市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论文集,2012.

[3]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研究[J].法律科学,2001,(1):76.

[4]李燕.论比例原则[J].行政法学研究,2001,(2):37.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间金融;监管;模式

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暴发的担保公司倒闭和非法集资案引起了人们对民间金融监管的再次重视。民间金融发展有助于缓和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只有适当监管之下,民间金融才能得到稳步发展。

一、民间金融存在的合理性

民间金融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此有不同的称呼,如非正规金融、类金融、地下金融、体制外金融等。亚洲发展银行在《非正规金融:来自亚洲的发现》(1990)一书中将其定义为“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金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部门”,这一定义比较全面的概括了民间金融特点,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民间金融的存在有其合理的成份。民间金融的历史要远远长于正规金融,在正规金融产生以前,所有的金融都属于民间金融。因此正规金融是在民间金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在正规金融建立后,民间金融仍然有其存的土壤。

1.正规金融留下了大量的市场空间。正规金融制度下的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对于进入的融资者都设置了或高或低的门槛,目的在于降低正规金融风险。这样在客观上就把一部分有金融需求的企业和个人挡在了门外,这就为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这一市场空间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由于经营历史时间短,缺少可供抵押的资产,加之经营不稳定性强,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之外。其发展所需要的外源融资不得不依赖非正规金融。

2.金融压抑制造了民间金融空间。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扶持重工业的发展,采取了压抑金融的策略。政府压低利率,并引导资金向重工业方向投入,其他产业则难以得到发展的资金。而这些产业往往是市场需要的产业,有市场,有利润。这样民间金融就填补了这部分空白。除一般意义的金融抑制外,我国的金融抑制还体现为所有制抑制,即正规金融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大量民营企业长期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外。而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在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动力之一的金融主要靠民间融资解决。

3.交易费用也会给民间金融创造空间。处理金融业务是要付出成本,比如收集信息、现场考察、账面处理等,这些成本不论融资数额大小都要付出,而且往往与地理远近成正比,这样对于一些小额的处于偏远地区的项目,单位成本就会很高,因而被正规金融放弃。对于民间金融来说,这些成本则可能会比较低,比如民间金融不需要正规的档案材料,与客户比较近等,与正规金融相比交易成本要低很多。

4.民间金融也是对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的一种反应。市场需求往往变化迅速,需要相应的金融创新以满足这一需求。正规金融的产品创新需要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而且创新需要经历一定的程序,所费时间比较长,特别是在金融管制比较严重的国家,金融创新更受到了监管部门的严格限制。民间金融受管制比较少,经营灵活,可以迅速地进行金融创新满足市场需求。

民间金融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对正规金融起了良好的补充,提升了经济的效率,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因此许多国家对于民间金融给予了一定的成长空间。民间金融的形式多样,一些民间金融形式得到全球推广,其理论及运作模式被正规金融采纳。比较重要的民间金融形式主要有:

二、我国民间金融存在的问题及监管需求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我国也存在着多样性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在促进金融资源重新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存在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出来。

1.非法集资。民间金融发展障碍之一就是资金来源短缺,而只允许银行吸收公众存款,限制其他金融机构包括民间金融机构吸收公众资金是很多国家普遍实行的金融管制措施。而民间金融机构总有扩大规模的冲动,在资金来源如股东出资、内源融资增长速度难以达到自己意愿速度时,他们就会求诸于私下吸收公众资金,这种私下吸收公众资金的行为除非发生纠纷很难查觉。而一旦走向非法集资这一步,就走向不归路。民间金融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弱,容易发生风险,而风险发生,金融脆弱性的危害就显现了,公众的挤兑行为很快就会让民间金融机构破产,引发群体性讨债事件。

2.利率高企。民间金融资金普遍比正规金融的资金利息高出很大一截。利率之所以高原因有多种,一是与正规金融争夺资金不得不提高利率;二是民间金融的活动往往难以得到法律支持,其面对的客户风险相对比较大,这造成其经营风险相对较高;三是资金需求高拉升了资金的使用成本。高利率对于民间金融是一种伤害,根据逆向选择理论可知,金融机构利润率与利率水平呈倒U形关系,当利率高于一定水平之上,一些优质的客户会退出贷款市场,只会留下一些劣质客户,此后利率上升优质客户越少,金融机构风险越高,利润率下降越严重。因此高利率也是造成民间金融易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

3.隐藏犯罪行为。缺少监管的民间金融隐藏着诸多犯罪行为。一是暴力收账,即对未偿还的款项采取暴力、胁迫手段追偿,引发刑事案件,与之相对应的还会伴随着强制借款与高利贷借款,让借款人陷入困境;二是涉嫌洗钱或资助犯罪,由于缺少对资金来源和去向的监控,一些非法所得投入到民间金融进行流转孽息,或者在投向上不加筛选让非法行为得到了资金;三是庞氏骗局,庞氏骗局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相当普遍,在发达国家也常会发生,投资者对高额回报吸引,早期投资者会有所收获,但随后投资者成为受害者,而且这种骗局无论在总金额还是牵涉的投资者规模都很大,影响严劣;四是诈骗,冒充身份诈骗客户资金或者虚构情节诈骗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在民间金融领域时有发生,给当事人造成巨大损失。

当前民间金融存在的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相应的机构担负起监管的责任。但我国的民间金融的监管却存在诸多问题。

1.缺少监管主体。我国金融监管的主体是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俗称一行三会),这些监管机构主要针对的是正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以及少量的其他类型的持金融牌照的机构,对于未持金融牌照民间金融机构,这些监管机构并不承担监管责任,即使有些法律法规或者文件要求其担负监管职能,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些机构会或明或暗地拒绝承担。有些民间金融机构虽然有名义上的主管部门,如典当行主管部门为政府商务部门,融资性担保公司为发改委等,但大量的民间金融机构没有主管部门,只要经地方工商局批准就可以营业,结果造成大量所谓的理财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等号称合法性机构公开吸收公众资金。而颁发营业执照的工商部门并不承担相应的监管责任,而其他部门则没有监管的职能。

2.缺少监管的能力。监管能力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监管授权,即对于当下的形形的金融机构需要确定监管的主体,当下地方政府面对诸多疑似非法集资行为也想进行监管,但是却没有明确部门有类似的监管授权。二是监管人员不足,相对于数量众多的民间金融机构,政府监管人数存在着不足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金融机构的设立都需要经监管部门审批,监管部门可以通过设置门槛提高金融机构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在于通过控制数量规避监管人员不足问题。而现在大量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的存在已经既成事实,即使以后归口监管,也存在着监管人手不足的问题。三是监管人员专业性不足,对民间金融的监管现在主要由政府的金融办负责,与一行三会相比,金融办历史短,人员来源多样,对金融监管本身都需要一个熟悉过程,加之民间金融要比正规金融更复杂,就民间金融发展方向、监管的重点等需要专业判断方面存在较严重不足。

3.缺少监管的法律法规。民间金融的监管需要立法先行,但相关的法律法规却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法律法规不健全,除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和商业保理公司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外,其他类型的民间金融机构都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只能依靠民法、刑法或者司法解释进行监管和处理。二是法律法规的可执行性低,既有的法律法规很多都是原则性规定,执行的程序条件都未规定,被监管的民间金融机构不清楚如何遵守法律法规,监管者也难以给出明确的监管信号,造成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矛盾。三是法律法规的制定原则缺少严格的论证,例如对民间金融机构实行审慎监管还是非审慎监管,监管标准是否以资本金为准,资金的来源与使用有何规定,是否对公司的公司治理进行干预以及干预的标准是什么,公司的档案记录如何规定等等。这些内容对于监管方式及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非常关键,需要在法律法规中体现出来。

三、世界其他国家民间金融监管的经验

世界各国对于民间金融的监管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不过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总体来说,对于民间金融监管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对民间金融立法规范使之遵守正规金融的监管标准。针对一些数量多、规模大、经营成熟的民间金融进行专门立法监管,使之正规化。如美国信用社曾是美国民间金融主要的组织形式,为此美国国会颁布《联邦信用社法》(1934)给予其合法身份并设立专门监管机构监管,他们缴纳存款保险并受存款保险公司监管。美国的社区银行是非正规金融转为正规金融的典范,美国的社区银行为独立的银行和储蓄机构,服务于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其资产规模小,分支机构少,主要在居民聚集区经营,其组织形式可以为商业银行,也可以是储蓄机构和互助储蓄机构,社区银行要遵守商业银行的基本监管规则,只是其监管的标准要比一般商业银行宽松。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着诸如合会、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形式,虽经严历打击仍然存在,1989年台湾实行民间金融“合法化”运动,通过了新《银行法》,允许银行设立自由,部分民间地下金融迅速浮出水面注册为银行,进入正规发展轨道。

2.立法保护民间金融但发挥其自身特点。比较典型的是德国的合作金融,德国是世界合作金融的发源地,1847年莱富埃森(Raiffeisen)创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之后发展为莱富埃森合作银行;此后舒尔茨创立城市信用合作社,后发展为大众合作银行。1889年德国颁布了《合作社法》,以法律形式把合作社组织形式、运营模式等固定下来,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1895年德国组建中英合作银行,并成立全国合作银行协会。到现在合作银行遍布德国城乡,成为德国主要金融服务提供者。台湾民间金融合法化运动中,1999年通过了《民法债编》,以法律形式将合会等金融组织列为已有民事法律体系规范的对象,对民间金融作出了明确的规范。

3.将民间金融转化成正规金融。这类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日本很久以来就存在轮转型互助基金称为“无尽”(Muji),为当地的家庭和中小型企业提供资金。1915年日本出台《无尽业法》,把无尽进行合并组成多家联合股份公司,规定了注册资本、组成人数、组织形式、存续期等,成为法律认可的组织。二战后日本出现了许多小型金融公司,在客户存入适当金额后可以一次性获得高于其存入的金额的贷款,称为互助无尽,这种组织形式显然比无尽更为健全,为此1951年日本通过《互助银行法案》,把无尽转变为互助银行,开始向商业银行转变。到20世纪80年代,互助银行业务范围与一般银行已经无差异,日本金融顾问委员会于1985年开始倡导把互助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在1989年和1990年间,日本所有互助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

4.对民间金融进行扶持。一般来说政府对于民间金融的发展持一种消极立场,但由于民间金融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具有正规金融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开始重视民间金融的发展,采取措施推动民间金融开展业务。这方面的典型是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主要向低收入人群提供贷款,采取诸如群贷的方式降低风险。改变了过去金融主要向富人提供服务的经营特点,因而受到世界银行的推荐。世界许多国家都在本国推行这类业务。

上述对民间金融监管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出有几个特点,一是对民间金融的作用给予承认而非取缔,监管的介入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民间金融的既有作用;二是监管同时把民间金融运营模式标准化,以利于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三是特别注重自律组织在监管中的作用,上述民间金融在进行监管后都成立了相应的自律组织(协会),在增强监管针对性同时可以降低监管成本;四是把民间金融机构纳入监管的模式多样化,不搞一刀切。

四、对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的建议

把民间金融置于监管之下无论对于民间金融本身还是对于社会利益都是必要的。但具体到监管体制的建设,则需要多方面考虑。

1.监管要让民间金融合法化与透明化。金融业从事的是资金的往来,与生产制造业最大的不同是无形化因而隐蔽性很强,对其打压不会让民间金融消失,只会让其转入地下。当民间金融转入地下时,其风险不会消失而且由于无法对其监控,其结果是只有当问题很严重时才会暴发出来,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对民间金融监管目的之一就是让民间金融能够透明化,阳光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让其合法化。民间金融所隐藏的涉嫌犯罪行为也只有通过透明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压低。针对不同的民间金融建立起从一般民法到专业化法律的一系列法律体系,让民间金融在法律框架下运转。

2.民间金融的监管应当采用多种模式。我国幅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层次多样,经济类型众多,对金融需求多样,因此民间金融机构的类型众多。监管应当针对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机构设置不同的监管制度,对民间金融监管采取适度原则,防止过度监管使民间金融失去低成本与灵活性。对于那些服务于众多客户群体的民间金融,可以更标准化,监管相对严格,以利于推广;对于那些针对客户群体比较少,不宜标准化,在进行监管时尊重其经营特点,减少政府干预。

3.注重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对于民间金融监管来说自律组织非常重要,与政府监管相比,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更具成本优势与信息优势,并能有效规范行业内经营。对于监管当局来说,自律组织可以承担相当部分的监管职能,面对数量众多的民间金融机构,其组织与管理量很大,这是监管当局在人力上难以胜任的;其次自律组织可以起到与政府部门协调的功能,民间金融机构的需求多样,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解决某些问题和出台扶持政策,自律组织可以与政府部门协商解决;三是自律组织可以对本类型的民间金融机构发展与完善提供规划,就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

4.监管需要确定一些标准的监管规则。对于民间金融监管,一些核心内容需要明晰。一是吸收公众存款,虽然世界一些国家允许民间金融吸收公众存款,但是从金融脆弱性角度来说我国不应当放开这一规定,把民间金融机构单体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二是信息公开,民间金融的资金往来应当进行登记,在电子信息化与网络化下,这种信息的登记成本已经很低,可以考虑信贷登记系统向民间金融开放,换取其信息的登记,做到激励相容。三是民间金融治理架构与组织管理架构,由于其资金来源不是吸收公众存款,其资金来源、股权结构、治理结构与组织管理结构可以由机构自身决定,只是提供指导意见,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可以建议民间金融机构聘用专业人士进行管理与运营,特别高层管理人员聘用有正规金融从来经历的人员担非常有必要。

参考文献:

[1]范宝文.民间金融监管模式创新研究[D].硕士论文,山东大学,2013,5.

[2]刘少军.我国民间金融的功能定位与监管体制研究[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5.

[3]汪丽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研究[D].博士论文,华东政法大学,2013,5.

[4]羊凯.中国民间金融的自律监管体系构建[J].硕士论文,西南财经大学,2012,3.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5篇

[ 关键词 ] 民间融资 发展 策略

我国的民间融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不同方面、不同地区是有差异的。合理的民间融资活动,要将其纳入到国家的金融监管范围内,要使其合法化,用以补充主体融资的不足,促进农村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合理不合法的、以服务地下经济为目的的黑色融资机构应坚决取缔,以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障国家的金融稳定与安全,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明确我国民间融资的地位

民间融资要获得健康发展,首先就要理清其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过去,民间融资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对它的定位一直是灰色的,因而,经常面临被取缔的风险。而通过我们的分析,民间融资是市场化改革内生的一种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内在的规则,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消亡,但是这种制度本身是不会消亡的。民间融资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应该占据重要的地位。

1.民间融资是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

作为健全的金融体系结构,应当能够做到渗透、服务到各个层次的实体经济主体、各所有制的企业。只要这些实体经济主体具有发展潜力,符合金融服务的需求,就应该能获得主体融资机构的资金支持。然而,我们的国有金融体系主要向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倾斜,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大量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渗透不够。这表明我国缺少一个完善的、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金融体系结构失衡。民间融资作为联结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的中介,它的出现既引导了民间资金的合理流向,又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必要的金融服务,是一个健全和完善的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民间融资是金融体系效率提高的关键

一种制度结构是否有效率,依存于一定的产权结构形式,即市场主体产权形式的多元化和产权的可交易性。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要提高效率,关键不在于直接改变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也不在于孤立地推行市场化经营机制,而在于建立多种金融产权形式。通过不同产权的竞争、谈判、重新界定产权边界,促使整体金融效率提高。民间融资的出现,打破了国有金融的垄断地位,促进了金融产权竞争。国有金融面对强有力的竞争,也不得不在服务方式、服务品种、经营管理方式、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做出变革:在金融产品定价方式上一改过去的僵化的模式,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服务方面,延长了金融服务时间,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服务方式以方便顾客的需要,还开发了许多新的金融品种以吸引顾客;在行业内部,改变了收入分配机制和奖励机制,真正实现工效挂钩,建立了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灵活用人机制,此外还改变了财务管理方式,在内部核算方面更具灵活性。民间融资的出现与活跃,提高了金融体系的工作效率。

3.民间融资是推进金融市场化的主要力量

首先,民间融资以其独特、灵活、多样的方式,广开融资门路,聚集了大笔资金,为民营企业融通了资金,缓解了市场上资金供不应求的矛盾;其次,民间融资有着更灵活的定价机制,由于游离于主体金融控制之外,民间融资的利率变动少有人为的干预和政策调节的因素,基本上由市场供求决定;再次,由于民间融资从一开始就缺乏政策和法律支持,而且还受到制度歧视,这种制度环境反倒使其形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资金平衡”的现代企业理念,在经营过程中以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为原则,实现了社会资金的优化配置。

4.民间融资为整个金融体系注入了市场因素和竞争因素

目前,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要求非常强烈。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也希望能够从银行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民营企业要进一步上规模、上档次,就必须走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融合的道路。企业家们认为,现在成立完全有民营资本构成的民营银行的主要障碍是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政策限制。

二、正确处理民间融资发展与银行监管的关系

中国的民间融资从地下走向公开是大势所趋。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四省进行的“小额非政府(NGO)信贷”试点,成为政府为民间融资“正名”的标志。NGO这种公益性的民间融资组织的出现,为民间融资的合法化生存和发展开了好头。

1.开放民间融资的市场准入

民间融资的多样性是由市场经济发展对主体金融的需求差异所决定的,民间融资本身就是一个市场,优胜劣汰规律同样是一个基本的法则。当它不能够适应市场需要时,自然就会被淘汰,浙江民间融资形式的演变可以说明这一点。从市场类型看,民间融资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政府金融管理当局只要掌握好民间融资的市场准入规则就可以了。

根据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精神,民间融资的治理应该遵循“堵疏结合”的原则,具体表现为:一是对民间自由借贷、合会等有利于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民间融资形式予以法律层面上的承认,通过立法的形式给以确定,使之合法化、公开化,并对其进行监管;二是对银背、钱庄、抬会、非法集资以及私人银行等扰乱金融秩序的民间融资形式予以坚决打击,并对人民群众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人民的风险意识;三是开放民间融资市场准入,允许一部分民营银行的建立;四是引导民间资本,使其参与公有制形式的改造。

2.把民间融资机构纳入中央银行的监管体系

构建民间金融制度本身包含着对民间融资的监管。我国过去只是把国有银行纳入正规的监管系统,对民间融资则让其自生自灭,或者一出问题,就对其进行清理、整顿或取缔。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重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我国的民间融资既然事实上在从事金融业务,就应该将其纳入中央银行的监管体系。但是监管不是简单的取缔,取缔实际上是逃避监管的责任。对民间融资的监管应重视事前的审慎防范,而不是事后的处罚。监管机构应及时掌握民间融资的形式、规模和影响,做到“心中有数”,待时机成熟时再出台适当政策。

(1)建立、完善监测系统,定期采集有关数据,做好风险提示。

(2)制定、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尽可能让民间知晓民间融资的风险性。尽快出台《民间融资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让民间融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走上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使民间融资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3)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成立信用中介管理公司,为之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和保护。

(4)鉴于民间融资的民间性质,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之外,尤其要重视行业自律以及市场约束的补充与配合。同时也要注意,加强监管并不意味着政府直接控制、经营,民间融资仍须由民间经营,否则其优势将不复存在。

民间融资作为自然契约,不是靠法律或国家的强制力来控制风险,而是靠内在的运行机制和特殊信任来约束个体风险。民间合会、企业金融互助会等融资形式都是在小范围群体内部进行的金融交易。在以各种“源缘”联系而形成的借贷契约中,信用风险可以降低至零,因为各经济主体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信用规则深入人心。

三、解决好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

民间融资的发展有赖于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就决定了要发展我国的民间融资,就要解决好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或者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1.政府角色定位的两种政策取向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贯穿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各个阶段和各个领域,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策取向:一种取向强调政府干预,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仍然可以通过直接干预和产业政策等工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增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意见经常援引日本、韩国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府干预的例证,暗含的一种主张是政府至少部分取代市场。另一种取向则强调主要或尽可能多地使市场发挥作用。政府作用依然重要,但主要体现在培育、完善和维护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上。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强调政府干预的趋向容易被接受。尽管我们一直强调削弱政府经济管理的权限,放松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使经济运行进一步市场化,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完善的法治基础,政府往往变成无限的、无效的政府。而法治下的政府在经济领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所当为、为所必为,是一个有限的、有效的政府,也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有一个好的现代市场经济。

2.加强政府对民间融资的管理

在民间融资市场,存在大量信息和外部性相关的市场缺陷,这就为政府介入奠定了基础。但过多的政府介入又抑制了金融效率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政府角色定位,保证政府的介入行为是有限的、有效的。民间融资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主体金融未及的地方充分发挥了其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自发的、非正式的融资形式,在法律不健全和真正的信用观念尚未建立起来时往往锁定在不规范、低效率的状态。因而,政府对民间融资要有正确的态度,不仅仅看到民间融资分散、隐蔽、交易无序导致的巨大风险,更要看到民间融资这种形式存在的合理性。相应的,政府的角色应定位于为民间融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其在公平、宽松的市场环境下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民间融资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它是一种体制外的资金融通活动,在我国国有金融机构不愿意涉及或没有涉及的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民间融资的隐蔽性、盲目性和松散性,决定了规范、发展我国的民间融资,要有赖于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明确民间融资的地位、有效的市场监管制度、完善的政府管理制度。只有公开的、合法的、有效的民间融资才能为金融创新积累经验,才能为我国金融业对内开放奠定基础,才能成为主体金融有益的补充,才能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云:《中国市场化改革中民间金融问题研究》,华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程蕾:《民间金融实证研究一以温州为例》,《财贸经济》,2004年第 2期,第39页

[3]邓智毅:《金融效率制度性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4]樊纲:《发展民间金融与金融体制改革》,《上海金融》,2000年9期,第4页

[5]韩文亮:《中国地方性银行效率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6]胡一荆:《民间金融与地方经济发展温州融资模式的启示》,《南方经济》,2003年第3期,第62页

[7]胡金林:王长征,《论转轨时期的市场缺失与政府越位》,《江汉论坛》,1998年第8期,第83页

[8]胡芸:《论中国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抑制的效应》,《经济评论》,2003年第3期,第88页

[9]黄金老:《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

[10]姜显:《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农村金融研究》,2003年第5期,第13页

[11]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江曙霞:《中国“地下金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江其务:《民营金融市场准入问题研究》,《华南金融研究》,2001年第8期,第3页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 民间融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集资诈骗

民间融资作为资金资源的一种有效配置手段,在补充银行资金不足、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但这柄资本市场上的双刃剑,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定消极影响。2005-2010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涉嫌非法集资案件11944起,涉案金额1354亿元,银监会表示全国29个省区市都存在非法集资类案件。特大非法集资案件也愈演愈烈,如浙江丽水杜益敏案、浙江东阳吴英案、上海汇乐集资诈骗案、哈尔滨圣瑞公司特大集资诈骗案(金额高达45.78亿元,涉及全国12个省)等。?近年来,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总量攀升、涉案金额不断上涨,给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挑战,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一、民间融资刑事案件的成因分析

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作案手段多样,手法不断翻新,表现形式多样。有的打着“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倡导绿色、健康消费”等旗号,有的引用产权式返租、电子商务等新概念,手段隐蔽,欺骗性很强。非法集资案件往往涉案金额大,受害人数多,作案周期长,案发后大部分集资款已被挥霍、转移、隐匿,资金返还率低,集资群众损失惨重。因危害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影响社会稳定,属典型涉众型犯罪,具有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民间融资刑事案件产生原因包括:

(一)民间资本充裕与企业资本匮乏之间的矛盾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积聚了数额巨大的民间资本,受我国金融机制的影响,民间资本投资渠道有限,在目前股市楼市震荡、金融市场投资风险加大、银行存款利率不高等因素影响下,社会闲散资金越积越多,投资缺乏有效合理的途径。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运作模式和入市门槛限制,造成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而作为非正规的体制外的民间融资,由于信息对称、手续简便、交易成本低等自身优势,逐渐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对象。以浙江为例,根据工信部调查显示,浙江约90%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约80%的小型微型企业靠民间借贷来维持融资需求。?基于种种原因,我国目前合法集资途径有限,大量合理的资金需求无法通过合法集资途径满足,才不得不走上了非法集资的道路。

(二)宣传普法力度不够和案件本身特性

对非法融资案件的宣传力度和普法力度不够,普通公众对非法集资与合法融资的界限不清晰,对非法集资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够;吸资人受法不责众思想影响,明知非法集资的危害性,仍然从事该违法行为;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违法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甚至在形式上很多呈现合法状态,尤其是初期阶段投资人和吸资人处于双赢局面,再加上我国的登记和检测制度的不完善,诸多隐蔽的违法行为使监管部门无法知晓;现行举报制度不够完善,刑事案件的凸显一般出现在非法集资的资金链断裂之后,民间融资刑事案件浮出水面,呈现出巨大社会危害性。

(三)投资人趋利急富和吸资人利润有限的矛盾

投资人受高额利息的吸引和趋利急富的心理驱动,投资主体和投资形式呈现复杂性,资本的趋利性难免会催生各种非法集资犯罪行为;加之媒体、政府官员等因素的推动,投资人对吸资人的资质和信用判断能力不够,对预期的风险认知不足,片面相信吸资人的偿还能力,再加之投资人间的口啤相传和中介及熟人积极介绍,导致吸资人在短时间内吸收资金数量急剧膨胀;吸资人所吸纳的资金所涉猎的领域广泛、其中相当比例投入到房地产甚至高利贷领域,受实体经济回报率和特定行业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制约,高利息增加了生产经营者的费用,加大了经营风险,吸资人很难达到理想的利润,吸资人在支付初期利息之后,难以支付后期巨额利息,直至资金链断裂诱发刑事案件。同时,部分企业受我国经济大环境影响,还贷能力降低,而金融机构在紧缩贷款的同时,加大了对违约企业债权清收力度。银根紧缩的现状导致民间融资在大范围迅速增加,民间融资形成一定规模后,部分演化为非法集资。

(四)民间融资法律体系不健全

我国民间融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缺少对民间融资的专门立法,配套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在民间融资的保护、规范等方面尚不健全,严重制约着民间融资的成长。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已肯定了“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但仍没有一部专门法律规范融资活动,只是散见在宪法、《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最高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中,尚未将民间融资阳光化合法化。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立法研究》课题组曾调研建议允许个人注册从事放贷业务,其为主导的《贷款通则》修订稿首次纳入非金融机构贷款人,并力图实现民间借贷阳光,;国务院法制办也曾就《借贷人条例》进行现场研讨,但遗憾的是立法建设并没有实质上进展,民间融资的立法仍然任重道远。

二、审理民间融资刑事案件的疑难问题

民间融资刑事案件在审理和执行中,存在诸多疑难问题亟待解决。其中,罪与非罪的界限,非法集资如何与合法借贷、合法融资进行区别,有关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的界限问题;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金融诈骗、票据诈骗等罪名认定的理清等等;扩大的司法解释如何实现公平正义,如原来政策允许的林地投资,吸资当初并不具备刑法所要求的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有关犯罪数额的认定,例如吸资人本人的投资资金可否累加到犯罪数额;个人吸资账目不清,数额和归还情况难以认定问题;关于死刑刑罚可否运用问题;有关责令退赔等后续问题的解决等诸多问题,考量审判人员的审判能力和审判效果。

(一)罪与非罪的界限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合法财产受保护,《民法通则》规定了财产的所有人享有对财产的处分、受益的权利;《合同法》规定“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民间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最高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合法的民间融资是应当受到国家保护的。

非法民间融资犯罪主要包括非法集资罪、集资诈骗罪、吸收公众存款罪、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扰乱金融秩序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非法经营罪、虚假广告罪8种,最常见的主要是非法集资罪、集资诈骗罪、吸收公共存款罪。最高检、公安部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明确立案追诉标准,可操作性进一步提高;最高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详细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等行为认定,为有力打击非法民间融资提供有效法律依据。

(二)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如前面所述,非法融资有诸多行为方式,在我国《刑法》第160条、179条、176条、192条规定了不同情形的认定。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规定较模糊,特别是两者量刑差异较大,非吸罪最高仅为10年有期徒刑,集资诈骗罪罪最高可为死刑,在各个案中成为争议的焦点。

由于近些年来非法集资案件属上升趋势,对非法集资诈骗行为呈现从严打击的趋势。最高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主观认定标准过于粗糙,客观推定过度的趋向,也呈现出进一步弱化非法占有主观认定的趋势,此罪与彼罪的争议更加白热化。

三、关于民间融资刑事案件的防范和对策

民间融资刑事案件的防范和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仅靠严厉的刑法规制,还不足以完全预防民间融资刑事案件的发生。民间融资转化为犯罪行为并不单纯是利益驱动机制所致,还与我国目前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以及各方面的法律制度密切相关,只有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才可能预防民间融资进一步演变为犯罪行为。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民间融资制度。

第一,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加大金融体制创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规范民间融资业务的开展,完善民间融资监管制度和监测制度。满足民间资金市场化的刚性需求,我们应畅通投资渠道,提供更多更安全的投资渠道;其次,站在维护经济金融秩序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创新、完善金融制度,采取综合治理策略,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

第二,制定民间融资法律法规,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合理确定民间融资制度的定位,吸收借鉴国内部分省市较成熟的立法和制度,合理借鉴国外有关民间融资的规定,有效衔接民间融资制度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关系。发挥民间融资对正规金融具有重要功能作用,给予其合法地位和合理的市场份额,通过制度上的安排,逐步实现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

第三,发挥各级法院司法建议功能,延伸能动司法效果;加强民间融资刑事案件审理的监督指导工作,构建专业审判机制,探索集中审理制度,完善统一协调机制;加强司法宣传工作,发挥审判导向作用;积累典型案例,发挥案例指导作用。

第四,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倡导理性投资。加大对强对投资人的宣传力度,提高投资人的防范意识和风险意识,克服投资人贪婪和一夜暴富心理,坚持实业经济至上。制定并实施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方案,利用报刊、电视等多种传媒手段,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金融、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增强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民间金融;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规范化

一、引言

自从实行本轮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来,我国大量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更是加剧,不少都纷纷破产倒闭。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省规模以下小企业的数量,相比最高峰时已经减少了1.5万多家。但是同时,浙江也蕴藏着数额不菲的闲散资金(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研究,“十五”期间,浙江民间资本总额为8300亿元人民币)。如何对民间金融进行规范化,使其能够帮助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的困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2005年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罕见地辟出专栏,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民间融资的补充作用”。面对日益高涨的民间融资需求,2008年8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了《2008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又特别开出《专栏》讨论“民间借贷”,并首次表态,建议给民间借贷合法定位,并适时推出《放贷人条例》。这将是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后更重大的一次金融突破,也是针对目前信贷紧缩周期下,中小企业资金链极度紧张所采取的一个措施。可见,政府也将民间金融的规范化问题提上了日程。

本篇论文,首先分析了民间金融的内涵及存在的制度背景。其次分析阐述了浙江省民间金融现状与问题。然后,从营造法律环境、发展民营银行、降低准入条件和完善监管体系四个层面,提出了对民间金融进行规范化的一些建议。最后,对整篇文章进行了总结。

二、民间金融的内涵及存在的制度背景

(一)民间金融的内涵及其特点

所谓民间金融(又称民间借贷),泛指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以及各种民间金融组织的融资活动,属于非正规金融范畴。民间借贷实际上包含范围很广,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如企业相互融资、企业非法集资等);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金融会(如标会、摇会、抬会、合会、呈会);三是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其中典当行、担保公司已获得合法放贷地位,今年5月银监会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也成为合法的民间放贷机构。而个人和企业间的直接借贷以及私人钱庄、私募基金等民间借贷行为仍在水面之下,处于模糊状态。

大部分民间借贷只打借条,而且,借据上只列出借贷双方姓名和金额,利率有口头协商或随行就市,期限大多不确定,债权方可随时收回贷款。民间借贷形成的信用关系,符合个体私营经济资金需求短、小、频、急的特征,成为个体工商户和初创中小企业理想的融资途径,对中小企业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

(二)民间金融存在的制度背景

应该说,我国民间金融是在正式金融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生长有其必然性。目前,我国资金供给突出表现为两个缺口:其一是农村地区,其二是中小企业。造成这一问题并非因为我国资金供给绝对数量不足,相反,大量证据表明,由于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我国实际在进行净资本输出。农村地区和中小企业之所以资金匮乏,一是因为它们自己先天具有弱质性,二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逐步走向商业化,银行出于控制风险和降低成本的考虑,不断加强贷款管理,大量撤并收益较低的基层网点,继续依赖工、农、中、建等大型商业银行获得资金越来越不现实。因此,发展民间金融可以作为金融市场化以后农村地区和中小企业资金匮乏的必要补充。同时,民间金融也具有正规金融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是制度优势。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有时会受到行政力量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贷款基准利率也是管制利率,而民间融资中的借贷行为和利率都是市场化的。可以说,民间金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金融形式和市场金融交易制度。二是信息优势。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是经常存在的,有的借款人为了得到贷款甚至不惜编造虚假的财务数据或实施其他造假行为,而民间融资中的当事人由于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与融资相关的信息极易获得且高度透明。三是成本优势。在民间融资过程中,融资前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融资后的管理成本很低,一般也不需要对融资方“公关”而支付“寻租”成本,因而融资交易成本较之正规金融明显为低。四是速度优势。民间融资无烦琐的交易手续,交易过程快捷,融资效率高,能尽快达成交易,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筹到所需资金。民间金融的这些独特优势,也是其能够和正规金融长期共存的重要原因。

三、浙江省民间金融现状与问题

目前,浙江省拥有40万多家中小企业,民间金融是浙江中小企业融资的一种重要方式。李建军等(2005)对浙江省五个地区224家中小企业、119位个体工商业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它们的融资来源中有54%来自银行或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其余46%是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包括地下金融机构、企业相互拆借、商业信用、内部集资等。其中通过私人性质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拆借获得资金的比重分别是24%和14%,两者合计高达38%。私人性质的金融机构包括典当公司、寄售店等;其他途径包括:集资,自有资金(主要是小规模的家族生意)等。

尤其是在个体生产者和私营中小企业居多的温州、台州地区,民间资本充裕且流动性较强,使得民间金融组织作为一种地方特色盛行一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金融的性质也由生活互借贷逐渐转向生产盈利性借贷。其规模经历了由长期小规模存在到大规模扩展、再到逐渐衰落的阶段。据2008年6月份温州民间利率监测显示,在当前宏观调控从紧的背景下,民间借贷表现再次活跃,并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情况新特点:一是民间借贷规模扩大,利率上扬,月利率已达10%~12%,接近2005年的最高水平;二是企业参与民间借贷的活跃程度明显提高;三是民间借贷期限向短期化发展。央行曾做调查:2006年末至2008年3月末,样本企业民间借贷户均余额由54.3万元到74.1万元,增长36%;样本自然人民间借贷户均余额由1.1万元到1.6万元,增长45%。近期又出现了年化利率很高的“过桥资金”借贷情况,期限大多在10天至1个月,最长不超过3个月。同时,除私募基金、合会或抬会、“地下钱庄”外,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大量参与民间借贷,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

四、民间金融规范化的建议

令民间金融合法化,发挥民间资金的活力,一将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和“三农”融资难的问题;二有利于打破我国长期以来由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垄断市场的格局,促进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提高金融业竞争,并分散正规金融机构的风险;三是有利于金融市场上的竞争、监控体系、法治结构、以及“信用文化”等几种基础性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但是,民间金融也有其两面性。毋庸讳言,由于民间金融发端于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台会和钱庄等私营金融机构,所以在其发展过程也暴露出存在于自身的不足和缺陷:一是它虽能提供优质快捷的存贷款服务,但却难以满足流动性和安全性需要,高收益往往是以高风险为代价换取的。二是不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有可能被利用而成为不法分子的骗钱工具。当前民间借贷中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少数担保公司违规从事高息融资活动的现象对经济金融的负面影响应引起关注。鉴于此,政府在承认民间金融合法身份的同时,应对其进行规范管理,通过制定合理的制度,明确公正、有效的竞争规则,使其在自我约束的条件下从事经营活动。因此,扶持和规范民间金融发展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政府的制度选择。

在政府转变对民间金融的认识的前提下,规范发展民间金融可采取如下一些策略:

(一)营造民间金融营运的法律环境

将民间金融这种在融资关系上以人格化交换为特征的金融活动方式转变为以契约性关系为特征的金融活动方式,将其信用关系纳入到正式制度的调节范围,相关纠纷和矛盾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解决,消除其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这就需要政府设定相应的游戏规则,即完善相关法规,比如说民间融资法,民间金融机构组成法等。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规范的民间金融法律,现所涉及的法规内容还过于粗疏,远不能很好地保护民间金融的权益和规避风险,因此应加以细化。

(二)降低民间金融市场准入条件

另外,要扶持和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还应该降低其市场准入条件,为其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金融竞争环境,使它真正能够在“公正、公平”的平台上与正规金融进行平等竞争。其次,为民间金融机构提供业务咨询和相关服务。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民间金融的经营风险,还能扩大它的经营活动区域,使其分享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收益,提高它的运行效率。

(三)发展由民间资本组建的民营银行

民间金融的活跃恰恰说明民营正规金融缺位。因此国家应在法规上放松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激励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机构的产生,并给予政策上的扶持与引导。民营银行的建立和发展可以彻底打破经营上受政府干预的障碍,从产权结构上和经营制度上充分保证银行经营自主,按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发展,同时通过民营银行这一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方式促进民间资本流入民营经济。 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民营银行,而是如何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规模与如何加强对民营银行的监管。

(四)完善对民间金融的监管体系

民间金融形式如各种基金会、私人钱庄、企业集资等,在一定程度上为正式金融机构尚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融通资金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它们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其业务活动也不受有关部门监督,很容易引发借贷纠纷和金融诈骗事件,扰乱金融秩序。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坑蒙拐骗的“非法融资”。2007年年初,浙江东阳年轻女商人吴英涉嫌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为名,非法吸收存款近10亿元被拘捕,该案件曾轰动一时。吴英案只是众多非法融资案的一个缩影,来自公安部的数据,仅2007年上半年,公安机关就破获747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案件,浙江是此类事件的高发地。

所以一旦民间借贷真正合法化,监管部门应注意两方面监管:一是对提供资金的个人和机构要充分揭示风险;二也要防止利率过高,放开民间借贷并不等于保护“高利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如果民间借贷的利息超过这个规定,当事人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或保护。”但是,民间借贷很少会在“白条”上体现真实的利率,不太熟悉的借贷双方会在借条上约定一个“保底”的还贷利率,将借款风险降至最低。所以,如何使民间借贷真实的披露信息也是监管的一个重点。此外,由于民间非正规金融监管的复杂性,也很难保证其资金投向完全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出于上述考虑,为了引导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监管当局还要在完善相关法规上下大力气。

五、结论

浙江省蕴藏着数额不菲的民间闲散资金,尤其是在个体生产者和私营中小企业居多的温州、台州地区,民间资本充裕且流动性较强,使得民间金融组织作为一种地方特色盛行一时。我国民间金融是在正式金融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生长有其必然性。发展民间金融可以作为金融市场化以后农村地区和中小企业资金匮乏的必要补充。但是,由于民间金融发端于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台会和钱庄等私营金融机构,所以在其发展过程也暴露出存在于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如何对民间金融进行规范化,使其能够帮助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的困境,就具有积极和现实的意义。笔者认为,在政府转变对民间金融的认识的前提下,规范发展民间金融可采取如下一些策略:营造民间金融营运的法律环境、降低民间金融市场准入条件、发展由民间资本组建的民营银行以及完善对民间金融的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1] 李刚.发展民间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商业时代,2006,(3):53-54

[2] 李建军,陆丰.浙江民间借贷调查[J].环球财经,2005,(2):82-85.

[3] 刘汉霞,黄福员,李睿.我国合会及合会立法的若干问题研究[J].美中法律评论,2006,(5):12―16

[4] 史晋川,严谷军.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以浙江民营金融发展为例[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1(6):70-76

[5] 叶檀.以市场力量救中小企业出围城[N].中国经营报,2008年8月18日A01版

[6] 朱冰心.浙江民间金融的绩效分析与规范创新发展[J].北方经济,2008,(6):79-80.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8篇

(一)定位模糊,监管缺失

P2P小额信贷,究竟是一种小额信贷亦或只是一种金融中介服务公司,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无论是拍拍贷还是宜信,其对自身的定位均是利用互联网机构提供服务的中介公司,虽然两者工作流程、机制不同,但两者均强调自身中介服务公司的属性,而否认自身是以小额信贷为主营项目的金融机构。之所以这些公司都坚决与小额信贷公司划清界限,是因为小额信贷公司发展所面临的来自国家监管的层层阻力。所谓小额信贷,是指“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持续有效地向那些具有一定负债能力但从未或者很少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微小经济体(包括低收入人群、个体经营户和微型企业)所提供的一种小额度、生产经营性质的短期贷款服务。”我国小额信贷公司的成立具有严格的准入标准,在经营范围上,小额信贷公司只能在县(县级市)及各市涉农区设立,非涉农区不得设立。无论是注册资金,“只贷不存”的模式,还是“涉农区”的限制,都对小额信贷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困扰。相较于成立小额信贷公司所面临的层层阻碍,一般金融中介服务公司的设立要容易得多。以宜信为例,其在北京注册公司显示为“宜信汇才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注册经营范围为一般服务业。如果认可其仅为中介服务公司,只要满足一般有限公司成立要件即可。以目前我国谨慎的金融政策来看,P2P小额信贷合法化需要漫长的时间,而这也可能使企业错过P2P小额信贷发展的黄金期。更加应引起重视的是,随着银监会等相关部门对P2P小额信贷风险的不断揭示,一旦不能对这一行业进行有效的定性与规制,极有可能使其转入地下,那样将更不利于监管。所以尽快对P2P模式下的信贷业加以规制定性并加强监管已迫在眉睫。

(二)息费高昂

P2P小额信贷一直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桥梁,并通过其所提供的中介服务来收取相关手续费。他们大多宣传自己手续费十分低廉,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宜信模式为例,笔者通过调查,认为宜信模式下存在如下问题:(1)宜信公司双向收取手续费,即其既向贷款人收取手续费,亦向借款人收取手续费。这一点符合P2P模式的一般形式,本无可争议,但问题在于,宜信本身的流程构建中,对于自身的定位更加接近于银行,在宜信的交易中,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参与整个交易,宜信本身不能简单定位为中介者,其费用的收取依据何在?如果将贷款人身份单一化,则将出现储户存钱需要支付手续费这样的情景;如果将贷款人的行为视为投资或购买金融产品,宜信本身又不具有这样的资质。(2)在宜信贷款模式下,借款人若想完成借款,需要与宜信公司签订两份合同。一份为借款人与唐宁签订的借款合同;一份为借款人与宜信公司签订的中介服务合同。唐宁是宜信的创始人,但其不是宜信的法定代表人。依宜信公司的解释,这样的设置是为了引入第三方,保证出借方资金的安全。但笔者看来,这是宜信公司利用了法律空白。正如合同显示,签订合同的三方分别是借款人、唐宁及宜信公司,基于唐宁的特殊身份,应将唐宁与宜信公司视为一体。也就是说,真正向借款人出借资金的是宜信公司自身,如果这样的推论成立,宜信公司从借款人处获取的利益应以利息的形式给付,而事实上宜信公司既向借款人收取利息,又向借款人收取中介费用。(3)宜信公司贷款利息本身并不高昂,甚至十分低廉,但其手续费却并不如其宣传的那样低廉。以总贷款额3万元,两年分期付款为例,宜信公司收取手续费高达12000元,依据宜信内部解释,此手续费中包括一部分利息。参照第二点中的论述,若将手续费完全视为利息,其两年期利息接近甚至高于法律规定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这不仅与其所标榜的低息扶贫相去甚远,甚至处在违反法律的边缘。同时,从宜信公司所提供的借款合同也不难发现,其借款额为贷款金额与手续费总额,以上文合同为例,虽借款人借款为3万元,但其所签订借款合同金额却为42000元,这似乎与《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相冲突。

(三)缺乏相应的法规

P2P小额信贷,无论是其自身定位、操作规范、风险控制、主体监管,都需要立法加以规范。而事实是在P2P进入中国的第七年,银监会才了《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而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策法规,它仅仅提示了P2P小额信贷(人人贷)的风险,而没有对上述任何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作出解答。P2P小额信贷公司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它的存在到底是合法地改善了金融业资金困局,还是违法地利用了法律的漏洞?由于法律并不禁止个人之间的借贷,P2P这一形式规避了中国金融业的牌照管制,因此,在中国小额贷款通道不畅的环境下P2P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如同其它类金融服务一样,P2P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依然受法律的制约。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影响着P2P行业的生存,也制约着它的发展。P2P小额信贷立法迟迟未能出台,与各监管部门权责划分不清有密切关联。就现状来看,中国与金融有关的法规基本是由央行来制定的,银监会基本不制定法规,银监会的态度基本是:如果无法管理,就让正规金融机构离远点,并推诿给央行来管理。银监会《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也印证了这一点。通知的未涉及对P2P小额信贷的监管,而仅就其存在的风险加以提示。P2P无人监管、无法可依的局面仍将延续。没有法律法规作为合法依据,也没有监管部门,P2P就和其它未获得法律地位或未被监管的金融活动和机构一样仍属于民间金融范畴。

中国P2P小额信贷模式风险提示

(一)P2P小额信贷对国家金融秩序的冲击

1.宜信模式下的债权移转对金融秩序的冲击。P2P小额信贷公司对国家金融秩序的冲击风险,主要体现在其线下模式———宜信模式中。在宜信模式中,宜信公司与贷款人转移债权的行为,究竟应如何定性仍存在争论。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规定,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宜信模式一旦突破我国法律规定的底线,如存在资金不进账户情节,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被认定为存在吸收他人资金的行为,甚至有非法集资的嫌疑。宜信目前还未引起相关监管部门高度重视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其监管部门尚未明确,另一方面在于其所面向的债权人数量和资金总额有限,而其资金又主要用于向借款人提供贷款。2.警惕P2P小额信贷冲击银行业。宜信模式对于银行业的冲击风险,一方面体现在其对银行存贷款业务的冲击———人人贷公司宣传的年收益在10%至18%左右,远远高于银行同期存款收益、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银行存款外流;而就贷款业务分析,P2P小额信贷公司自身所提供贷款本身并不足以对银行贷款业务造成冲击,但基于重复抵押致使公司资本流动性增加而可能产生的杠杆效应,其所涉资金及可能损失则可能非常大,加之其营运本身不需抵押担保,又可自主确定利息,因此,其对银行贷款业务冲击的风险不可忽视。另一方面,P2P小额信贷自身的商业风险也可能向银行业转移。如部分P2P小额信贷公司的自有资金源于向银行申请的抵押贷款,而其所提供抵押本身又源于部分贷款人的贷款行为。一旦借贷链条断裂,亦或是房价与抵押金额间出现严重“倒挂现象”,则将会使银行贷款坏账率大幅提升。3.P2P小额信贷对国家政策的负面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家一度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民间投资建设,但是,当下为了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银根收紧,贷款政策日益严苛。在国家对房地产以及“两高一剩”行业调控政策趋紧的背景下,民间资金可能通过人人贷中介公司流入限制性行业。人人贷平台上流通的资金可能对目前的宏观调控效果有一定的冲击。

(二)P2P小额信贷行业自身风险

1.信用与信息风险。P2P小额信贷公司的信息风险,与其对互联网平台的依赖及我国信用体系评价机制不完善密不可分。互联网对信贷业的介入,提高了信贷交易的便利、拓宽了借贷资金来源,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借贷双方风险,但网络自身的虚拟属性也不可忽视。P2P小额信贷公司对借贷双方所提供资料的审核,仅仅限于对最基本信息的确认。如拍拍贷要求对身份信息、财务状况、借款用途等加以确认,但这种书面审核的方式无法杜绝信息造假行为。更为完善的宜信模式会要求借款人提供若干个常联系人作为还款不履行时的替代人,但其对于若干常联系人定位并不明确,也无法避免恶意借贷行为。同时,这类中介公司无法像银行一样登陆征信系统了解借款人资信情况,并进行有效的贷后管理。P2P小额信贷公司所要面临的更大风险,还在于信用风险的存在。信用风险(CreditRisk)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债券发行人或金融交易一方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履约致使金融机构、投资人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银行在其经营过程中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其中贷款资产信用风险的发生频率最高、危害最大,信用风险严重影响着银企关系乃至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银行这样大型机构尚且要面对信用风险,P2P小额信贷公司更加无法幸免。P2P小额信贷面临的信用风险是指贷款无法偿还时中介公司所面临的风险,这一点在宜信模式下体现得更为明显。P2P小额信贷所针对的对象以贫困人群、中小企业为主,其主体自身的偿债能力不强,加之P2P小额信贷公司收费较高,容易出现无法正常还款情形;我国还未建立完善的信用记录机制,即使借款人出现逾期不偿还贷款行为,其违约成本低,这一点增加了逾期不偿还贷款或恶意贷款的风险。2.经营风险。中国P2P小额信贷公司发展至今已走过7年,各种模式的公司层出不穷,行业竞争激烈。为了更好地在这一行业立足,各公司均在降低贷款人风险上努力,其中较多采用的是保证金制度,即在借款人逾期不偿还贷款时先向贷款人提供资金来保证贷款的偿还。与传统模式相比,P2P小额信贷公司在运作上将自身的定位从中介公司转化为债务担保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三条规定“在借贷关系中,仅起联系、介绍作用的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中介公司本不需对借贷双方产生的债务不履行承担责任,但保证金制度的推出无疑加重了P2P小额信贷公司自身的责任。虽然其承担担保债务比例有限(通常在5%以内),但一旦出现大规模不良贷款,公司仍将面临巨大风险。3.资金风险。P2P小额信贷公司的资金风险,决定了一个公司能否正常运转,其健康程度可以参照银行相关数据加以分析。判断一个信贷公司资金的运转是否正常,往往可以结合其贷款总规模、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风险补偿基金率等加以认定,而这几个关键方面,P2P小额信贷公司普遍难以达标。以行业中资金管理较为规范的宜信公司为例,其贷款总规模始终未正式披露,保守估计其贷款总规模为20亿元人民币,但其资本充足率可能仅有2%,这与银行8%的资本充足率相去甚远。一般银行不良贷款率不能超过2%,否则将面临大规模违约风险,但在P2P小额信贷行业对不良贷款率没有统一的认识。在风险补偿基金方面,宜信模式与人人贷模式均以手续费方式向借款人收取。其中即使宜信风险基金补偿规模已达亿元,但与其贷款总规模相比,其风险补偿基金率不超过5%,而规模较小的人人贷风险补偿基金率甚至只有2%。这一切均反映了P2P小额信贷行业所面临的亟需重视的金融风险。哈哈贷这一早期著名的P2P小额信贷公司因资金短缺关停事件应该引起监管层与行业自身的高度关注。4.政策风险。P2P小额信贷作为金融业的新兴产业,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其面临的政策风险是巨大的。政策风险不仅仅体现在央行与银监会能否认可这一行业,让其走出金融监管的灰色地带,还体现在其它相关政策法规出台对P2P小额信贷行业的影响。以草案已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审核的《放贷人条例》为例,该条例旨在通过国家立法形式来规范民间借贷,拟将“地下钱庄”阳光化,打破目前信贷市场所有资源被银行垄断的局面。但如果《贷款人条例》限制个人债权合同转让的次数,以宜信模式为代表的线下P2P小额信贷公司就会因资金链的断裂而深受影响。

(三)贷款人的风险

P2P小额信贷公司的运营模式中,无论是拍拍贷的本金保障计划,还是宜信的风险保障金,都不足以完全覆盖贷款人的风险。拍拍贷模式倡导的理念是收益覆盖风险,即承认风险本身不可避免,并利用分散风险和较高的收益弥补风险。其所提出的本金保障制度,只针对符合其特殊要求的部分贷款人,而对一般贷款人要求其自行承担风险。在宜信模式下,虽然宜信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切断了借贷双方的直接联系,但其始终强调自己中介人的身份,一旦出现大规模违约现象,宜信公司依然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三条之规定“在借贷关系中,仅起联系、介绍作用的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来逃避责任。据唐宁介绍,一旦有人违约不能按期偿还,由宜信公司成立的风险防范基金赔付2%,其余损失由借款人自行承担。与宜信公司收取的高达10%的手续费相比,这明显有违“风险与收益”对等原则。

完善中国P2P小额信贷模式的建议

(一)积极调研、准确定位、分别规制

我国目前号称P2P小额信贷公司的企业有上千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拍拍贷”“宜信”“红岭”等。不同的企业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一套运营模式,不同的企业也不断通过完善自身机制取得更为迅速的发展。从行业自身的角度分析,P2P小额信贷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自身的准确定性。一味强调自己中介服务公司的身份,不仅无法得到监管机关与民众的信服,也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大发展。笔者认为应该从各种P2P小额信贷的模式中总结出现有企业的共性与本质差异。从笔者撰写论文搜集的材料来看,正规的P2P小额信贷模式有以线上平台为主的“拍拍贷模式”和以线下服务为主的“宜信模式”。因为线上与线下的差别,不仅决定了两者运行机制不同,资金规模不同,也造成对其进行监管的侧重点与风险控制也不同。拍拍贷的监管重点是网络平台的虚拟性造成的诸如信息真伪、信用风险等方面;而宜信模式的监管重点则是其自身微金融机构身份下的金融风险。对于不同的模式,应该分别定位与规制,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二)基于不同分类下的差异性牌照管理

牌照管理是金融业普遍适用的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对金融业进行审慎监管的态度。牌照的控制是为了更好地规范行业而不是毁掉整个行业,牌照的发放使优质企业合法化,而将不合格企业淘汰出局。纵观整个P2P小额信贷行业,拍拍贷模式与宜信模式差异明显。应在对两者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对不同的企业实行不同的牌照监管。主营线上服务的“拍拍贷”模式小额信贷公司,其产生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网络信息监管上,因此,这种模式的公司应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基于其行业特殊的金融属性,还可参照电子支付对其进行特殊化牌照管理。主营线下服务的宜信模式P2P小额贷款公司,其资金规模远高于线上模式,运营过程中的介入程度也远胜线上模式,线下模式的金融风险应得到足够重视。以出借资金为例,宜信的平均出借规模在50万到100万之间,相比之下,线上资金出借规模仅8000到9000元。宜信模式的定位,甚至不能用简单的小额信贷模式加以概括,因为从某些层面看,它甚至具有吸收存款或吸引投资的功能。

(三)明确监管主体,及时出台法律法规

由于国家对于民间借贷中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国家并没有明确P2P小额信贷的监管主体。一些担任监管职能的部门,如工商部门、银监会等,纷纷表态P2P小额信贷公司业务不在其监管范围之内。笔者认为无论是把P2P小额信贷企业纳入银监、工商、公安、网监中任何一个部门的监管范围之内,还是另外设立一个专门监管P2P小额信贷运行的职能部门,都必须尽快突破监管空白的瓶颈,通过法律明确规定该行业的监管主体,以有效地控制风险、规范操作。对于主营线上服务的“拍拍贷”模式小额信贷公司,笔者认为由于其主要依赖网络平台开展业务,因此可以参照支付宝模式加以监管,即由央行制定关于线上信贷交易的相关规范,由银监、网监等多个部门对网站实行共同管理。对于涉及线下模式的小额信贷公司,笔者认为这些线下业务已经类似于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的业务,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有必要将其纳入监管范围。银监会需要给予一些指导,同时要对P2P小额信贷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检查,实施监管。此外,监管主体如何对P2P小额信贷企业实施有效的监管还有待于相关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在这一点上已经有了进展。如正在草拟的《放贷人条例》,虽然其不是P2P小额信贷的直接约束规范,但其中的多项条款都能适用于P2P小额信贷行业。

(四)成立行业协会,出台行业规范

在目前立法空白、监管模糊的状态下,P2P小额信贷公司如何才能获得民众与监管者的支持,而不至于在一片质疑声中草草收场呢?笔者认为除了应进一步完善国家主体监管外,行业自身的自律与规范至关重要。行业自律主要通过社会中间层完成,它是指“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和市场主体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体。”这种社会中间体在P2P行业的具体形式就是P2P小额信贷行业协会。不可否认的是,众多P2P小额信贷公司良莠不齐。既有像宜信这样市值5亿美元,全国布点三十多个城市,员工近七千人的庞然巨物,也有许多“挂羊头、卖狗肉”的信贷公司,甚至“皮包公司”。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规模大、体系完善的企业制定出相应的行业标准,参照标准来净化整个行业的环境。民间金融合法化过程中,最令人担忧的就是个别恶性事件的发生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合法化进程。值得庆幸的是,P2P小额信贷公司也在做同样的努力,在实现国家监管的同时,该行业尝试引入行业自身的约束来规范这一行业本身。据宜信负责人唐宁介绍,在最近的一次小额信贷联盟年会上,十几家规模较大的P2P小额信贷公司已经达成了共识,P2P小额信贷行业协会已经在筹备中,而相应的行业标准也即将产生。P2P小额信贷行业协会将与其它中介自律组织一样,由众多P2P小额信贷公司组成,并对成员实施自律性的管理,管理权来源于组织成员的团体契约,协会通过对行业内各项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来监管整个行业。P2P小额信贷的产生、发展一直处在我国金融法监管的灰色地带,其风险性与不规范性明显,但其对于金融领域的贡献同样不应被忽视。此前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态度足以让我们警醒,一味的限制只会适得其反,合理疏导、监管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最大程度维护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内容摘要] 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民间金融监管还比较滞后,因此应当转变观念、承认民间金融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构建适合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克服其消极影响,使其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农村民间金融是指由农村中的个体、家庭和微小企业等经济实体投资和经营,依靠民间信用,在官方监管之外的金融交易。主要形式有:民间借贷、合会、银背、私人钱庄、农村合作基金会等。近几年,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呈现出:资金规模较大、分布地域广、发生率存在地区差异、利率浮动大的特点。农村民间金融虽然表现出极强的自生能力和可持续性,但相对于制度化的正规金融组织而言,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一直没有合法地位,处于灰色地带。

一、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成因分析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之所以能够广泛存在,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持续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新农村建设中,资金需求旺盛是民间融资发展的重要原因。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正规金融的信贷支持已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的增长。一方面,随着收入增加,农民倾向于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建房、买车等炫耀性消费上,而不是投资生产。这种消费方式具有很强的负的外部效应,刺激其他农民效仿,结果造成私人赤字,对付这种赤字的手段不外乎:民间借贷、正规金融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农村大型的农用机械及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更需要大量资金,尽管国家给予购买农机具予以财政补贴,但是并没有完全满足农民的投资需求,因而农民需要依赖民间借贷。

2.农民人均收入逐年增加,闲置资金较多,投资渠道狭窄,为民间融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农民个人收入显著提高,社会闲散资金也就随之增多,为民间金融提供了资金保证。由于银行存款利率较低,大量的民间资金便急于寻找出路。农村资本市场落后及投资信息体系不发达,相关的配套设施缺乏,农村没有证券营业部,农民无从获得股票、外汇市场的即时信息,再加上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对农村市场的开发不够重视,对其产品的宣传没有深入到农村市场。适合农民需要的金融理财产品的缺乏,造成农民投资渠道狭窄,为民间融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3.农村正规金融服务“三农”功能弱化。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由股份制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组成,而资本市场、信托等其他金融形式在农村几乎不存在。现有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呈现出“脱农”的特征:(1)股份制商业银行从农村市场退出,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弱化。(2)随着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空间越来越窄,难以充分发挥政府金融支农的作用。(3)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不少选择了商业银行、股份合作制模式,使得农村信用社改革越来越远离合作金融。(4)邮政储蓄只吸纳存款,不发放贷款,吸收的存款除少部分以支农贷款形式返回农村外,绝大部分流出农村。据统计,平均每年全国通过银行、邮政储蓄两条渠道从农村抽走的资金在6000亿元左右,平均每个县3亿元。

4.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紧缩了正规金融供给,客观上促进了民间融资的活跃。2004年以来,针对我国投资增长过快、粮食和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平抑物价、遏制经济过热,采取了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如调高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和利率、减少了货币供给、收缩了银行信贷等,使得市场资金趋紧。造成农村中小企业生产周转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转而寻求民间融资的现象,客观上促进了民间融资的活跃。

5.民间金融运作自身所呈现的独特优势。(1)民间金融信息成本、管理成本低。民间金融由于交易双方在地缘、人缘和血缘上的便利,因而能够低成本收集和处理借款人的信息,“软信息”的把握使得贷款人能够较好识别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及时了解贷款的风险程度,进而降低贷款的监督成本。(2)民间金融的门槛较低、程序少。银行贷款手续繁杂且收费较高,与农村中小企业和广大农户资金需求短、快、急的特点不相适应。而民间金融经营方式灵活,手续简单,一般情况下,既无需贷前调查,也无需贷后检查。(3)民间金融的担保机制灵活。民间借贷双方居住地域相近且接触较多,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抵押和担保的可以用于民间借贷市场中,如房产、土地、设备等。同时,民间金融市场上存在一种社会担保机制,借贷双方在确立信用关系的同时,信誉担保会给借款人施加更有效的约束。

二、新农村建设中民间金融的绩效评价

民间金融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具有天然的生存优势,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一把“双刃剑”,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1.民间金融对农村社会、经济积极影响。(1)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满足农户的消费需求。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户收入不确定性以及抵押品不足等原因,正规金融对农户贷款,尤其是消费性贷款普遍存在着“惜贷”行为,而农户往往需要预支未来进行消费,比如婚丧嫁娶、修缮房屋、看病买药等。特别是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不发达,农户的信贷约束在正规金融组织中得不到缓解。而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缓解了农户的信贷约束。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正规金融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农户的消费需求仍不能完全得到满足,信贷约束仍然存在。该地区活跃的民间金融组织,则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服务,使得农户受到的消费限制进一步降低。因此,无论正规金融发达与否,地区民间金融始终在放松农户信贷约束、克服其消费的资金限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有助于解决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促进其持续发展。农村金融资源短缺对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约束已是社会各界的共识。资金瓶颈一直是其发展的重要障碍。从我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比例偏低以及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份额逐年减少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农村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民间融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小企业的这种压力,提供了一种较为灵活的融资渠道。国际金融公司对北京、成都、顺德和温州等六百多家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对中小企业而言,民间金融市场是其外源融资的最大来源。(3)优化资源配置。金融体系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有两个条件:一是资金的价格由市场自主形成,反映市场供求;二是金融机构能充分利用信息,对资金需求者进行甄别,通过交易对象的选择来控制风险,客观上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农村民间金融的利率不受国家管制,由市场自主形成,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而且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信息,对交易对象做出全面的判断和选择,回避风险的同时也就相对有效地配置了有限的金融资源。(4)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多样化竞争格局。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参与,其中的利益分配必将发生许多变化。这有利于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气氛,形成多样化的竞争格局,尤其对打破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事实上的垄断局面更是具有直接意义。民间金融的存在和适度发展对农村正规金融施加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农村正规金融挖掘内部潜力、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同时农村正规金融的这种回应行为也有助于民间金融把较高的名义利率降下来以便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5)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农村民间金融业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为农村社会提供了就业机会。其一,通过促进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吸纳更多的就业人数;其二,农村民间金融领域直接吸纳了从业者。

2.民间金融对农村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1)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金融宏观调控的力度。民间金融的运作导致一部分资金从正规金融机构体系中分流出来,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如果过多的资金流入政府控制之外的民间金融市场,则意味着国家经济宏观调控能力的减弱,政策效果下降。例如,当经济过热,政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处在政府货币政策作用之外的民间金融反而会利用正规金融力量减弱之机,加强信贷活动,以牟取更多利润,这将抵消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使得经济难以“软着陆”。另外,民间金融活动的隐蔽性导致有关民间金融活动的税收无法收缴。按照国家规定,储户利息收入必须缴纳所得税,但在民间金融活动中,国家没有相应措施对其进行有效规范,减少了国家的税收收入。(2)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当前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运作机制还不规范,内在风险较大,一旦释放出来,不仅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而且可能导致社会的不安定。民间金融的发展容易导致信用危机,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用做保障,而民间金融组织不但没有国家信用作担保,甚至连基本的法律保证和法律规范都没有,因而潜在风险极大。此外,由于民间金融缺乏政府必要的监管和约束机制,加之一些民间金融组织具有投机性和非法集资等特点,与广大群众的利益攸关,一旦产生风险,很有可能引起社会震动。(3)民间金融的存款安全性得不到保障,经营风险大。处于农村地区的大部分民间金融机构,没有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其筹资、征信、信用审核、授信、风险承担等能力低下,人员素质也不高。此外,民间金融机构大多不提取存款准备金和呆账准备金以抵御风险,经营风险极大。(4)一些民间金融组织依靠暴力手段维护民间信用体系的运转,有可能演变成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组织。这种情况在东北地区比较严重。东北地区的民间金融不同于南方,南方的民间金融是建立在中小经济的需求之上的,颇具民营中小银行的雏形。东北则不同,民间金融更多的是同“地下经济”联系在一起,存在着严重的非法性,甚至牵涉到黑势力,潜伏着无法预计的危机。

三、新农村建设中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民间金融监管还比较滞后,因此我们应当转变观念、承认民间金融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构建适合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克服其消极影响,使其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1.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规范管理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由于民间金融机构具有分散性和地方性的特征,使其风险大、可控性差。面临道德风险、寻租风险、流动性风险、内部人控制风险、经营风险以及退出风险等,为此,应加快建立健全与民间金融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着重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明确国家对民间金融的宏观政策,通过国家法律形式对民间金融进行必要的界定,使民间金融有法可依;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条例监管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规范农村金融秩序;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也必须按照法律规范经营,以减少经营风险。二是明确民间金融管理的主体、职责和内容,对民间金融的用途、期限、利率做出指导性的规定。另外,还应加快农村保险和信用体系建设,包括农业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信用担保体系等。

2.加快利率化市场改革,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利率与经营风险挂钩。以小额信贷为例,由于贷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而农业易受自然条件、市场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贷款风险较高,再加上每笔贷款数额虽小,但都需进行贷前审查贷后监管等,相应管理成本较高,这些都需要市场化的利率来弥补。然而,如果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合法化意味着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那么目前的低利率管制和有限的利率浮动空间将无法补偿农村民间金融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因此,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农村金融监管组织,对利率变动情况进行定期监测。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利率,这是农村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制度条件之一,也是金融资源按市场规律有效配置的基本标志。

3.探索适合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监管机制。加强农村民间金融监管是在农村金融市场运作中保证民间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为此,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农村民间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其作用是及时转移和化解民间金融组织出现的风险,防止危机的蔓延。设立由有关金融专家组成的危机评估机构,与监管责任部门配合,监测区域内外各种风险、危机对本区域内各金融机构的影响,进行追踪分析、预测,建立警报机制。二是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危机处理机制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在金融体系的某一部分出现严重问题时,对其采取有效措施处理,避免危机的蔓延。危机处理体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发挥作用:一类是救的,主要是针对经救助后有可能继续维持经营,并能逐步化解风险的金融企业,救助的方式主要有股东注资、新募股、债转股等自我救助方式以及收购、兼并、政府注资、央行再贷款等外部救助方式。另一类是处置性的主要针对危机严重恶化、救助成本极大、或虽经救助仍可能无法继续经营的金融企业,处置的方式主要是有条件破产,如兑付个人存款后行政关闭、兑付个人存款后托管、清理完债权债务后清盘破产等。

4.发展和完善正规金融,鼓励民间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连接,构筑一体化金融市场体系。现有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国正规金融的服务不到位所导致的。因而要大力发展和完善正规金融机构和服务,鼓励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创新,替代部分农村民间金融。另外,要充分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和民间金融的信息和履约机制的优势,将二者连接,构筑一体化农村金融体系,从而更好地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李丹红:“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现状与重点改革政策”,载《金融研究》2000年第5期。

2.赵连友:“我国民间金融边缘化问题及对策研究”,载《新疆财经》2006年第6期。

3.莒娜:“论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载《经济研究导刊》2007年第2期。

4.朱信凯、刘刚:“非正规金融缓解农户消费信贷约束的实证分析”,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年第4期。

5.柳松、程昆:“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绩效、缺陷与治理”,载《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8期。

6.乔桂明:“江苏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问题研究”,载《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9期。

7.张乐柱:“农村民间金融的合作化问题研究”,载《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4期。

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 金融改革 中小企业 融资 民间投资

2010年8月,民建中央企业委员会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等组织针对该年度中国民营企业家进行了问卷调查。该调查表明,民营企业融资方式比较单一,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融资难”问题依旧突出。大多数民营企业家认为,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利率高于基准利率,还要付额外费用,银行贷款已不能完全满足民营企业的扩张需求,从而期待进一步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中小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企业倒闭成潮,民间借贷乱象纷呈,某些典型案件(如吴英案)一度成为舆论焦点。在紧迫形势下,国务院于3月28日召开常务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尝试为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民间借贷问题探寻出路。

不可否认,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不断出现,特别是经济体制继续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主要表现在:

第一,呼吁平衡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第二,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实现平等竞争,形成健康良序的经济发展环境;第三,打破行业垄断,让民营资本真正进入金融、铁路、民航、石化等行业,使民营经济获得更多政策支持。

金融领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领域,一切经济发展,都要靠金融支撑,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经济发展的成就之一,就是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壮大,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民间资本迅速高效的流动而支撑的。在我国东部地区的省份最为典型的温州、永康、义乌等地,之所以市场培育如此之快,中小民营企业、工业经济发展如此迅速,就是民间借贷活动的活跃支撑了当地工业和商业的极具繁荣,从而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及欧债危机的不断演变,使我国这个加工制造业大国出口下降,内需后劲不足,加工制造业的利润大幅下滑,迫使一些企业把大量资本用于投机性行业,比如房地产业、股票市场等。

与此同时,真正投身于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经营风险较高,难以给人稳定的投资预期,因此银行以其不是安全的放贷对象而往往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加上现有政策对国企的过度倾斜也使得中小企业更加无法获得方便快捷的正规融资途径。重重压力都促使民间借贷蔚然成风,催生并繁荣了民间融资市场。然而,对高风险的投资必然需要获得高回报,随之而来的就是高利贷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更加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如果只是简单回避民间借贷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不加引导,不给予其合法化、规范化的疏通渠道,那么所造成的后果必将日益凸显而更难以解决。“高利贷”,实际上是一项具有极大风险的资本投机“”,或者说是一场新形势下的财富掠夺。这样说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这种民间借贷一般常常以合法的形式掩盖了非法目的;这些民间放贷的利率高得惊人,有的月息3%-10%,一年就翻倍回报,因为他们知道超银行利息的4倍不受法律保护,就把利息事先写入本金,这是一种掩盖方式。

第二,有的企业或公民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任意放大债务规模(制造假债务),将资产归入他人名下,采取财富大转移,这也是合法形式掩盖非法活动,必然会带来一系列不良的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应。

第三,有的民间借贷活动甚至已发展成为带有黑社会组织性质活动的温床。因为这些借贷活动一般都以各种投资公司的名义出现,这些投资公司放出去的钱要收回,一般不走司法程序,而是通过自己组织人员讨债的方式以达到实现债权,往往会利用社会势力进行专门讨债,比如用不择手段的变相绑架、非法拘禁、恐吓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发展下去会成为一大社会公害,造成一种贫富之间的结仇关系。像许多温州老总因资金短缺之下借高利贷而又无法偿还,选择“跳楼”、“跑路”等极端行为方式的消息屡见报端,实际上就是现有金融体制下造成的无奈局面。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国家决定在温州实行金融改革的综合试点是很及时的。温州是民营经济的窗口,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一度走在市场经济的前沿,但近年来大量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企业主“跑路”,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一定影响。《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的实施将为温州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探寻出路,也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尝试。但真正要走出一条金融体制新模式的路子,笔者认为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一、对民营资本的开放,胆子要大一点

(一)让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场

民间金融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都广泛存在,并成为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获取资金来源的重要途径。民间金融活动依靠社会资源或自发机制保证金融合约的履行,方便快捷并能有效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因此民间金融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是我国民营中小企业的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民间融资的运作不一定要办银行,可以放开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民间借贷公司、金融中介机构的行政许可,适当放宽准入门槛。因为这些资本是私人的资本而不是国有,私人的资产依法有自行支配权,即使亏损,甚至灭失(血本无归)也是私人承担,无需控制过严。行政许可上应当在严格把关的基础上提供像发放个体营业执照或私营公司那样办理方便。

(二)银行需要“商业化”竞争

社会各界对银行体制现状的热议已将国有银行的体制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面临我国金融市场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国家通过注入巨资、剥离不良资产和上市等手段,已经开始了商业银行的改造之路。同时,也应当尽快展开金融市场对内开放的步伐,使得国际金融机构的进入以及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体系的建立成为与国有银行形成充分“商业化”竞争的局面,这也必将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总之,要允许民间金融组织与正规金融机构并存、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发展,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专向金融机构,加快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鼓励适当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规范融资性中介机构,逐步形成互为补充、良性竞争的金融组织体系。

二、在民间借贷活动上,监管要严格一点

创建地方金融监管中心,建立完善的借贷监管体系和信用制度,通过立法来设几道大的杠杆,比如出借金额必须通过银行汇款走帐,而并非目前的“只要有借条,法律就支持”的武断评判,因为这种法律评价制度容易导致假借贷、洗钱泛滥,通过汇款走帐会更加规范资金往来记录。同样,还债也要通过银行汇款走帐,减少虚假借贷。

三、建立登记信誉制度,要公开透明一点

全面构建借贷登记制度和信用记录平台,通过对贷款额度、贷款次数、还款情况、拖欠情况等信息的公示,逐步建立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有效预防和控制金融风险。将民间借贷也纳入信用体系,使企业信用相对阳光化、透明化。

四、引导民间资本投资,要渠道更多一点

经过近三十年的积累,民间资本十分充裕,而面对依赖资本获利远比做实业获利更加快速的情况下,“游资”更多地被投向融资市场,产业转型艰难、投资渠道缺乏是民间借贷乱象丛生的重要因素。中国正面临经济转型关键时期,政府需要对企业的发展方向作出宏观指引,彻底转变以“gdp”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放缓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在综合保障、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经济建设进程。要充分整合资源,逐步淘汰产能过剩产业,引导企业转型升级,真实放开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的步伐,逐步建立健康有序的经济发展环境,从而为民间投资创造更加广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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