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范文

时间:2024-03-20 10:01:16

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

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篇1

(济宁学院 美术系,山东 济宁 273155)

摘 要:处于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融合、再生中的当代艺术设计,应充分利用表现于视觉的传统规约符号形态的文化价值,通过它们与其它元素组合构成中明确、典型的意义象征和信息解码作用,创造具有本土文化精神内涵与时代特征的新设计符号形态。

关键词:传统规约符号;本土文化;设计价值

中图分类号:J06文献标识码:A

Designing Value of Traditional Regulation Signs

FENG Xing-jun

具有符号功能的当代艺术设计形态,在以其特有的形式语言表述各自不同涵义内容的过程中,涉及到形态的组成元素、结构形式能否从物质到精神的各个层面,形成足以表达其功能、社会、文化、审美等多层次外延与内涵的语义信息,以及信息是否具有相对明晰的语义指向,而得到有效传达与解读等关键性问题。基于上述问题的艺术设计,应善于挖掘利用本土文化体系中有着广泛认知基础的、或国际化的传统规约符号元素,来创造带有明显语义指向和意义象征、反映丰富民族文化与时代特征内涵的新符号形态。

一、作为文化信息载体与意义表征的传统规约符号

人造万物,必有所寄托,或物质生存之用,或精神情感所需,亦或二者兼具;万物有形,形为意之反映,所谓:“物以言志,以物传情”,固而形分万物,意有万种。在此,形与意之间也就构成了表征与被表征的关系,因而我国著名思想家庄子指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形形能传情达意的视觉形态便由此具有了文化的属性与价值,成为文化涵义信息的载体和交流媒介。

从现代信息传播与符号学的角度看,人类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一切能够承载文化信息的具象或抽象的形态、事物,因其能够指涉、表征某种意义的作用而具有了符号的功能。只是这些传统符号的特殊性在于,它们在由使用者创造或最早使用到流传至今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形成固有含义认知的规约基础,却已远远超出了当初的功能和意义范畴,被深层次地附加了新的含义而不断丰富着意指的规约内容,有些甚至成为民族、国家或时代文化的象征,具有典型集中的意义指向,且被不同国度的人们理解认同。从人类远古的原始部落崇拜图腾、中国的甲骨象形文字、龙的形象,中世纪的秦俑、汉瓦以及罗马式建筑的圆拱、哥特式建筑的尖拱,到近现代的玻璃幕墙、和平鸽,无一不在用其独特的符号形态表征着明确的文化意义,诉说着不同时代人们寄予它们的理想、愿望和精神。

二、意指、象征――对设计语义产生与

解读的直接影响

艺术设计作为功能与文化符号的创造,应兼具文化意义的可延续性与创新性。其表现于视觉的图形、色彩、线形、结构等形式元素,在准确传达物质功能层面“能指”和“所指”的语义信息的同时,应能够在主观层面将二者有效结合,引伸出具传统文化内涵的新文化意义。鉴于此,处于当代构成元素的复杂多元极易带来语义模糊性状态中的艺术设计形式表现,应善于凭借传统视觉规约符号形象在与其它元素结构关系中的意指作用,并以人与符号信息对话交流中对意义的理解方式为切入点,来构建具文化价值、便于解读的设计语义。

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对某一形态、现象意义的理解,是基于认知经验的主观思维判断活动,是靠已知经验中与此形态、现象相关连的类似事物的意义联想、启示来完成的。艺术设计符号语义的产生与解读,就必然要在形态客体与联想事物之间建立一种意义链接,其最佳方式就是意指,亦即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所谓的象征:“象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不是极端任性;它并不空洞,因为有一个自然的结合基础存在于能指与所指之间”。构成象征的“自然的结合基础”即形成意义的内在关联因素,此因素应具明显的语义倾向,它不仅通过象征赋予设计形态以意义,而且会使意义具有集中的指向。正如美国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大师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ir)所说:“建筑师在建筑中传统地使用象征主义以丰富建筑的内容,同时使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空间的工具,象征主义的范围扩大了,不仅表现其自身,也赋予含义并发出不仅是内涵,而且也是外延的明确信息。”很显然,代表着某种意义的传统视觉形象,能够成为设计形态意义象征与语义集中指向的最佳内在关联因素,因“它借助一种规约的力量进行指示,……依靠所作出的与客体有关的解释而起作用”,所以使其象征具备了普遍意义的典型性、直接性表达特质。当设计形态显现出某传统形象的一定特征时,它便会成为所有构成元素中最引人注意的视觉要素,而对整体语义产生倾向其象征意义的直接影响,对设计主题涵义的形成与凸显发挥着有效意指的作用。

三、作为设计信息解码与形式语义创新基础的传统规约符号

传统符号通过象征方式明确诠释规约意义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设计符号语义信息的解码和创新的基础。然而,对其过分依赖或照搬,亦会造成设计形式的单调、陈旧和重复而限制其创新发展。艺术设计的符号形态,应是对旧有规约符号充分尊重与利用基础上的新形式语义的创造突破,是对其主要形象特征具象或抽象概括为符合当代视觉传达要求的简洁形式,借以表述不同含义的设计表现。

其实,于特定社会背景和文化心理状态下形成的规约符号,无一不是符合人的信息交流规律,而对以往意义认知经验的形象归纳与再创造,带有语义信息的延续与解读代码的可追溯性。所以,当人们遇到一种陌生符号形态,并对其多义甚至含混不清的语义评价发生困难时,“它们仍然是被当作意指的文化系统来认识的;它们各自都以不同方式,通过特定的形式与一种既定的社会或文化中的含意问题相关连。”从而促成人们对符号语义的判断定位,只是这种定位因认知主体的经验、角度、层面的差异,不象固有符号那样准确而导致理解的偏差。但有时恰恰是这种语义的不确定而触发人们对新符号形态的兴趣,诱惑其通过形式内含的规约语义信息解码,进行广泛联想后获得认知的与满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设计的精神功能价值。当新生符号无数次刺激人们视觉感官后,其语义会被更加理性地从多义猜测,过度到相对明晰、单纯意义的索定,最终变成约定俗成的符号进入社会、文化信息系统库,成为之后符号语义创造的形象依据与信息解码。

四、传统规约符号的当代设计文化价值

“人性化”理念下的当代艺术设计,不但应满足人的自然属性的生理要求,而且要从社会属性的心理层面,更多地体现出形式的历史文脉、审美意念、时代观念、面貌个性等文化价值。传统文化作为现代文明的原生动力,其中物化为形象的规约符号,因其特有的文化的可识别性、差异性与丰富性,将对当代乃至今后的艺术设计文化建构,产生重要的价值效应。

1、利于形成典型文化内涵的个性化风格。某种设计风格的成就,应有着内在文化基因、理念的参与和支撑,否则只能流于形式而丧失灵魂。当代艺术设计的风格,应是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沃土、汲取精髓营养的形式创新,是把传统视觉的图像、指示与象征规约符号形态元素融入现代的结构形式,利用它们在“旧元素新组合”中的文化意指作用,来创造能够反映本土文化内涵特征和时代魅力的个性化风格样式。中国书画笔墨元素以及汉字、印章等形象,在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先生平面设计作品中的现代结合运用,以及美籍华裔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等作品,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语素与现代技术、材料、结构珠联璧合的风格表现,就是其中成功的范例。

2、表达民族审美情感、树立本土文化自信。受中国传统人文、自然、哲学观念深刻影响的本土视觉符号形态,常以含蓄、意象的审美表现方式,传达着和善、祥瑞、朴素、率真的思想情感,从一个侧面勾画出凝聚着独有的东方文化情愫和精神气质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容颜,演变成我们审美情感需要和表达的一种特殊语言。因此,处于西方文化冲击、融合、再生中的当代艺术设计,应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注重民族文化心理需求,运用本土文化符号元素表达民族审美情感,并以此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唤起本土文化自觉意识,树立本土文化自信。

3、塑造产品文化形象,提升设计品牌价值。艺术设计形态作为一种社会化的产品,从内在结构功能到外在形式都应具有品质和意义的良好社会形象。借助某种文化象征的形态元素而“取其形,延其义,传其神”,能够为设计注入文化意蕴,塑造产品文化形象,并藉此树立优良的社会公众形象,取得可靠的信任度、知名度,提升设计品牌的社会与经济价值。以红色为基调,汉、满族传统服装式样做骨架,吉祥图案纹饰为内容的“唐装”系列产品,以及用代表楚文化的“凤”为主要形象设计的香港凤凰卫视、湖北电视台台标图形,就是上述功效的体现。

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篇2

关键词:艺术创作;地域性;传统文化;全球化;青春版《牡丹亭》;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J802.3 文献标识码:A

Self-Transcendence and Modernity Transmutation of Reg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Taking Youth Version of "Peony Pavilion" as an Example

WAN Jia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72)

地域性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人们在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中的积累和沉淀,是特定地域风格、文化观念乃至行为方式的体现,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延续性和独特性,亦是这个地方的人的文化的根和精神的魂。漫长的古代社会,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交通、通讯能力的局限,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极其缓慢的,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处于一种微观变化之中。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跨国资本及其消费文化的历史性扩张,逐渐解构了人类社会的地域传统和生活秩序,地域性传统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衰落与困境之中[1]。

禀承文化社会学立场的当代文化研究认为,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体现出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同时亦能展示出“我们从哪里来?”与“我们往哪里去?”的深层意义。置身于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传承地域性传统文化,并保持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

一、从分化转向整合:全球化语境中的地域性传统文化

地域性传统文化的文化规定性,也只有在文化的现代性话语和知识谱系之中才能被有效地言说。基于此,我们在研究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问题时,必须对现时代特殊的文化境况及其面对的世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上世纪70年代,全球化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世界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高度相关、密切整合的结构,而任何一个地域性文化单体,都越来越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而受制于这一结构,并在这一结构中相互依赖。这一结构,被称之为“全球化”。

外部世界对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介入,必然带来一些新变化。加西亚•坎克里尼(Néstor García-Canclini)认为全球化必然会导致“去域”现象的出现。这里所谓的“去域”,指的是“文化与地域之间的之间某种自然关系的丧失”。在我看来,“去域化”这一概念非常传神的描述了在全球化条件下地域性传统文化所经历的必然变迁。从比较的意义上说,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去域化”过程实际上是和经济的“去域化”相一致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生的过程,这一过程特别明显的反映在作为共享文化的消费文化之中。美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把这个过程视为地域的特殊性转向全球的普遍性的必然过程。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以“去传统化”这样的概念来描述地域性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变迁。依据吉登斯的看法,传统文化的消解是和自然的消失交织在一起的。这里所谓的自然意指独立于人之外的环境和事件。在他看来,传统和自然在过去是一个相对固定的“风景”,一个构成社会活动的“风景”。而当这样的自然消失时,与它相联系的传统也必然受到挑战[1]。显然,在这个意义上说,“去传统化”意味着人与传统的历史、文化的空间失去了价值归依和情感归属上的意义联系,和传统文化因此不再具有维系人伦关系的现实力量,地域情感乃至地方认同也随之分崩离析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无形中变成了混沌的荒原[2]。

全球化确实是一个“去域化”和“去传统化”,并使不同地方的文化逐渐趋同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的力量瓦解了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价值并漠视了过去的一切。在这个文化与社会不断趋向同化的年代里,地域性传统文化的议题一直具有与日俱增的时代性意义,地域性传统文化应当怎样被关注,我们又该如何去寻找和建构现时代文化的“地域色彩”和“传统意义”呢?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

一直以来,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问题,始终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立场,一种是彻底的现代化转向;而另一种则是坚持本土的、本真化倾向。两种力量的争斗和交织妥协,构成了近年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轨迹的“钟摆”,使我们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暧昧和两难。近年来,包括《藏谜》、《云南映像》在内的诸多艺术作品对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当代关注与表达,重申地域立场、传统性文化经验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艺术经验与成就。其中,台湾作家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堪为力作。作品着眼于特定的地域与文化,关心与现代性日常生活真实亲近且熟悉的轨迹,产生了富有含意的地域性传统文化的新形式。该剧目所体现的传统美学,不仅被社会一般观众所接受,也得到了高文化素质的知识阶层、特别是当代大学生的欣赏和认同,为地域性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传承问题提供了具有特殊审美意义的艺术经验。

二、从冲突转向和谐:昆曲《牡丹亭》的自我超越

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首的昆曲艺术,是江苏地区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昆曲杰出的文化与艺术价值尽管为世界公认,但是它的濒危境况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于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昆曲文化在当代社会到底应该如何传承和发展,一直是当今学界面临的文化挑战与世纪命题。青春版《牡丹亭》以“青春”为号召,相当自觉地寻求和把握昆曲艺术本真性传承与现代性传播的平衡艺术,将现代感性主义的欲望叙事和昆曲文化的地方性传统美学融为一体,不但夯实了昆曲文化的地方性传统美学经验,还使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得到了超越时代的审美呈现。

在我看来,表演层次上的“青春”是青春版《牡丹亭》制作和演出首要的原则和追求。我国戏曲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尤其看重演员的功夫与名气,造成名角的年龄已不年轻,扮相已不靓丽。有经验的戏剧鉴赏者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欣赏他们的演出,就是对戏曲经典的品味与鉴赏。然而,懂行的戏剧鉴赏者在当代毕竟是少数,近些年来,昆曲这门古老而优秀的艺术更因为青年一代表演者和青年观众的双重缺失而濒临失传。一般而言,戏曲文化的意义,只有在剧场中通过“演”与“观”的互动才能产生,观众总是通过对戏剧情节与戏剧人物的关注、理解与欣赏,才能进而体味昆曲艺术的。为吸引观众走进剧场,青春版《牡丹亭》在昆剧传统的舞台语汇中融入一些试图唤起当代人注目的新的表演特征。清俊优雅的舞台形象,华美的服饰,赋予古典昆曲以活泼新鲜的血肉。舞台上这对情侣不仅用缠绵的水袖来表达缱绻的恋情,而且眉目传情,举手投足温情脉脉,一时间成为不少青年观众的梦中情人。不仅如此,青春版《牡丹亭》在服装、舞蹈、舞台设计、灯光以及导演在时空调度等方面,都不露痕迹地溶进了现代意识。那些重新编创的舞蹈、表演套路,暗置了昆曲传统身段,让观众浑然不觉而又能饱览昆曲规范之美。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艺术创造,在不同的场次中比比皆是[3]。显然,青春版《牡丹亭》这种来自当代观照的艺术处理,正是消费社会最为主流的视觉化叙事转向的体现,也是青春版之所以“青春”的重要内涵。独特的叙事视野为传统昆曲文化的传达与展示提供了一种现代性美学和知识的参照系,其生动形象的认知意义实在不可低估。

如果说,新鲜的舞台语汇赢得了观众的欣赏的话,那么它也只是昆曲艺术生命力的表面延伸,传统昆曲文化的生命之源并不在这里。白先勇深知,如果我们的艺术家只是对传统昆曲的“外在形式”进行现代化转换,那么我们将越来越远离昆曲艺术文化根源。“本真性传承”正是白先勇着力要探究的关键词。青春版《牡丹亭》并非唯“青春”是好,作品中保持了传统昆曲艺术中最具地域立场、最具本真价值的社会文化共识和美学范式。白先勇聘请江浙两省昆剧团的“巾生魁首”汪世渝和“旦角祭酒”张继青对年轻演员的形体、唱腔和表演进行打磨。经过系统化的强化训练,俞玫林和沈丰英规范的动作声腔与靓丽的扮相袅娜呼应,最大限度地表征出正宗南昆意境曼妙的品格和独特的文化品位,很多第一次与昆曲接触的年轻观众也不能不赞叹传统昆曲艺术自身的魅力。在剧本改编上,由于《牡丹亭》原著剧情发展缓慢、情节拖沓冗长,为适应现代观众的视觉要求,在不改变汤显祖原著浪漫的前提下,白先勇提出了保持剧情基本完整,呈现全貌精神的要求。在“撮其精华、只删不改”的原则指导下,原著55折的《牡丹亭》被提炼成27折,剧本显得更加精简而富有趣味,杜丽娘、柳梦梅的戏成为剧中两条互相呼应起伏的戏剧行动主线,体现出汤氏原著的本真精神和艺术风貌。

更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并不在于仅仅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当代视觉叙事要素或者满足人们追怀经典的保守之梦,青春版《牡丹亭》追求个人幸福、呼唤人性解放,对于社会约束超越的强烈愿望,是它打破时空界限与文化障碍赢得世界认同的根本所在。在白先勇看来,这一思想内涵潜藏在原著文本中,更潜藏在现代人精神世界中。正像白先勇所表明的那样,青春版《牡丹亭》从原著中抽绎出的不仅仅是一个所谓“本真”的爱情故事,而是沿着情理冲突,人性解放的思想主线,表达出现代人对爱情张力和人生命运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透过“青春与爱情”这一超越时空的精神主题,青春版《牡丹亭》成功地把现代人的目光从现实世界转向一个超然的非功利的想象和情感的空间,这种与作品精神的共时性存在消解了传统昆曲文化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带有鲜明的否定日常生活的意味。在我看来,这正是青春版《牡丹亭》现代性体验的生动写照。青春版《牡丹亭》在解放人们浅层欲望的同时,也诱发了这个时代之中由人性深处的高级冲动而出发的时代体验,当代人找到了一种可以沟通的文化理解。

不言而喻,在对传统昆曲文化的审美观照中,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既有艺术经验的承传,也有在新语境中的艺术拓展,这是一个对于“去域化”和“去传统化”的改造和重塑过程,其所描绘的地域性的文化经验,在复杂性和人性的维度上已经超越了传统昆曲,呈现出新时期的文化和历史表征,蕴含着更加复杂暧昧的人性内涵和现实意义。

三、从传统走向现代:以“重返”为理念的文化觉醒

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和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狭隘的、往往也不再用传统的经典式的视觉形式加以彰显,而是蕴涵在开放多元的样式之中[4] 。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显然为我们提供了传统的、地域性文化逐渐被全球蚀以及地域性传统文化起而抵抗全球资本的现实经验。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化的地域性、传统性范围。技术的进步与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渗透以及掌握文化资本的新的大众阶层的涌现,等等,显然难以在一个地域的、传统的范式中加以解决。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克服静态地、孤立地研究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问题的局限性,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运作方式和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去域化”与“去传统化”不能简单化地理解成是对文化地域性立场与传统价值的消解,它不过是去掉地域文化中那些排斥性的不兼容的限制,使之演变成为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对话性的文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整体的能融入新的维度的传承和传播研究模式,对于当前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的分析,必然要把眼睛的触角伸向当代的维度,借助当前的文化视角来理解和解释地域性传统文化的转变及其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审美地观照和艺术地发现“地域立场”和“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时代风貌,并使之成为一种与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同构对应的历史性的“地域性传统文化”,而不是亘古不移的永远的传统。

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同样提醒着我们,当代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所秉承的立场既不是单纯的地域立场或者传统视角,也不是纯粹的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而是植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命运之中的现代人的主体立场,它的核心是现代人关于地域性传统文化命运的情感态度及其价值取向。因此,在构建地域性传统文化“新”的历史内涵及其文化实践的过程中,怎样的传承方式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艺术家应该以怎样的地域立场、传统文化经验和忧患意识三个关联互动的叙事伦理和价值理念去实现地域性传统文化的自我超越与现代化转换,并通过创造去发展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时代内涵。正像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所表明的那样,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最根本的涵义是文化价值的本真性建构,没有对地域立场、传统文化经验的理解与尊重,不思考地域性传统文化演变特征与时代文化的本质关系,就会在地域性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失去文化基因的根脉。人文忧患意识是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批判精神融铸而成的一种审美意识,它植根于沉重的土地,与传统文化及其现代性命运同甘苦共患难,同时,又以深刻犀利的历史眼光观照和反思地域立场和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把地域性传统文化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考量和透视,洞幽烛微地发现并且揭示地域性传统文化的生存境况和历史命运,并在这种艺术的发现和揭示中,真诚地表达出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和审美理想。这样一来,我们关于地域立场与传统文化经验的思考与描述的过程中就获得了某种超越性,并由此抵达了对现代性语境中人类命运的总体性反思。从而也在某种意义上,把地域性传统文化的重构推进到了世界文化的前沿地带。四、结语

重构地域性传统文化,不仅仅只是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而且还是地域立场、传统文化价值重获生机的一片绿地。在我看来,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中的自我超越与现代化转换问题,应该有情感与理智之分,历史与当下之鉴。我们的情感有对先人的回望,但我们的理智却是现实的;我们的历史是根性的,但我们的思维却是当下的。惟其如此,才能藉由文化的前瞻性和真理价值的创见,以一种强而有力的新形式,抵抗“地域立场”、“传统文化”被消费主义神话遮蔽和遗忘的命运。(责任编辑:帅慧芳)

参考文献:

[1]周宪(著).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0-212.

[2]向荣.地方性知识:乡土文学抵抗“去域化”的叙事策略[J].当代文坛,2010,(02):16-23.

[3]苏涵.《牡丹亭》与当代戏剧的舞台生命[J].艺术评论,2005,(03).

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篇3

关键词:哲学解释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9-044-03

作者:蒋平,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百色学院政法系讲师;广西,桂林,53300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互动的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适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既体现世界的又体现中国的时代精神的过程。这个概括可追溯到李达、艾思奇和的表述。李达在,1923年5月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一文中就提出了“按照中国国情”、“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来应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这实质上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艾思奇在1938年4月撰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认为,过去的哲学研究只注重通俗化,没有注意中国化。有鉴于此,他呼吁:“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实质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在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好这一任务,就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并且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气派”。的概括得到广泛赞成和认同,具有深远影响。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的过程。

从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中国实践的视域融合的过程,是中国诠释者以解决中国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为目的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运用、丰富和发展。借助哲学解释学这一现代哲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探讨哲学解释学中的“传统”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意义。

一、哲学解释学的“传统”理论

伽达默尔首先提出了自己的前见观。前见即已有之见,又称为先见、偏见、前理解,从具体内容的结构看,指称构成一切理解主体的精神因素,即语言、动机、知识、经验、情感、价值观、世界观、方法论等,是指构成理解者存在的种种历史条件。传统解释学认为,理解者和文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间间距的鸿沟,理解时会带有自己的主观偏见,影响着对历史文本理解的客观性。理解者就应该克服自己的前理解、主观偏见,脱离自己当下的历史而进入文本作者的历史,从而达到对文本原意的把握,这样才能客观地理解文本。因此,在传统解释学的理解中,前见、传统、权威等,被视为应该加以反对和克服的对象,而且要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束缚,要站在纯粹理性的角度。如施莱尔马赫认为解释学就是“避免误解的技艺”,解释学的目的就是达到本文的原义,所以他把理解的过程看成不断克服理解的主体与理解对象由于时间距离而造成的历史隔阂的过程,以及理解者放弃自己的前见的过程。狄尔泰认为哲学是“一种个人的性质,一种在任何时候都能把精神从传统、教条、偏见、本能的影响,甚至外部限制我们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而伽达默尔明确指出:“‘前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它的概念包含它可以具有肯定和否定的价值。”伽达默尔从词源上指出,前见在拉丁文中是作为法学方面的一个词,其本意是在终审判断之前的一种预先判断。作为预先判断,既可能有否定的结果,也可能有肯定的结果。按照他的看法,事物本身只能根据适当的筹划、恰当的前见才能被理解:如果认为全部的理解任务就是摈除前见,而不是依据前见,那么这只是因为我们分享了启蒙运动的前见,即“启蒙运动的基本前见就是反对前见本身的前见。”因此,伽达默尔得出与启蒙时性主义以来完全不同的结论:前见不但不是理解的障碍,而且是历史实在本身和理解的条件;摈弃前见,就是摒弃理解。“前见”不仅是理解的前提,而且构成我们理解的视域。

伽达默尔在确立“前见”在理解中的基础地位后,为“传统”和“权威”正名。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权威与理性是绝对对立的,他们的普遍要求就是不承认任何权威,并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上。伽达默尔认为,权威的本质并不是抛弃理性,而是相反。他说:“启蒙运动所提出的权威信仰和使用自己理性之间的对立,本身是合法的。如果权威取代了我们自身的判断,那么权威事实上就是一种偏见的源泉。但是,这并不排除权威也是一种真理源泉的可能性。当启蒙运动坚决诋毁一切权威时,它是无视了这一点。”他进一步指出:“人的权威最终不是基于某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承认和认可的行动――即认可他人在判断和间接方面超出自己,因而判断在先,即他的判断对于我们自己的判断具有优先性。”传统,作为无名称的权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超过我们活动和行动的力量。但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传统概念与权威概念都遭到蔑视,人们认为它同样是启蒙运动理性原则的对立面。其实,这也是启蒙运动的前见。传统与理性之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绝对对立,这可以从传统的本质即“保存”这一概念看出来,保存这种活动不是无理性,而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因为它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伽达默尔写道:“实际上,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有历史的一切变迁,但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性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正是因为这一理由,新的东西、被计划的东西才表现为理性的惟一的活动和行为。”例如在革命时代,尽管人们对旧的观念进行猛烈的批判,但却有更多的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保存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构成新的价值。

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传统不是静止的客观对象,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化过程,进而指出理解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而且这种处于决不是什么对象化行为,以致传统所告诉的东西被认为是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自身的重新认识”。传统不是一个固定的客观对象,也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现在而孤立存在的,可以单独加以复原的东西,因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所以理解也不是一种主观性的行为,而是一种置自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是一种“效 果历史事件。”那么,理解者在整个传统的进化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是不是被动的,只能为传统所支配呢?伽达默尔通过“视域融合”来解决这一问题。所谓“视域融合”,它不是一个视界服从另一个视界,也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听者与说着商谈达成关于特定话题的共识。就实质而言,视界融合就是原有视界的打破,就是新视界的发展,也是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传统的概念中也有自由的因素,对传统人们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通过理解参与了传统的进化,并在对传统的理解中理解了自身。由传统构成的前见是理解的前提;传统在形成了我们的视域的同时,又会给理解造成障碍;我们在对携带着传统信息的本文进行理解的过程中,不断地剔除不合理的传统,与本文的视域融合,形成一种更高的普遍性,它又成了传统的一部分。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视域融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式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产物,它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传播、发展,也将是一个与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实践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注重民族化、个性化,强调各民族固有文化的合理性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诠释语境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依据中国的“传统”、“视域”来理解、选择、接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背景、文化氛围、生活方式等实践条件构成的“传统”中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文化的诠释和实践的诠释。只要是在中国理解、选择、接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就得承认“中国传统”存在的客观性和合法性,承认“中国化”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如果脱离“中国化”的特定语境而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或异国模式,并以绝对真理式的“正统”、“权威”、“惟一”自居,必然造成机械的、僵化的教条主义。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并不鲜见,并给革命和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当然,任何一种“传统”都是历史的、有限的,而且并非都是合理的、积极的,正如哲学解释学将“前见”作肯定和否定,即合理与不合理的辩证划分一样,合理的“前见”显然有利于文本意义的创造和生成,而不合理的“前见”则会阻抑文本意义的合理阐发,还会形成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积极的传统偏见是优良传统的代名词,作为人们韵理解基础是台乎情理的;消极的传统偏见是保守传统的代名词,影响人们理解的合理性,当在排除之列。这就告诉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解和阐释之前,应对其“传统”之合理性作“先行理解”、“先行掌握”。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应取其精华弃之糟粕。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融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为例,除极少数学者根本否认两者可以相互融合之外,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两者可以融合,但在怎样融合的问题上,看法却大相径庭。大致有两类看法,一类是把两者的融合看作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化中国传统哲学,持这类看法的大都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此类学者大都会谈论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传统哲学,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得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的前提条件,言下之意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融合中,两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优势位置,中国传统哲学则处于劣势;两者的融合就是优势的一方吃掉劣势的一方。另一类则是把两者的融合看作是用中国传统哲学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持这类看法的人都是从事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则人谈中国传统哲学的优势与精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的中国传统哲学里面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的中国传统哲学里面也有,便说我们完全可以用中国传统哲学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上述两类学者的看法截然相反,似乎水火不容,但其心路本质却完全一致:采取的都不是辩证思维态度,而是一种同向性或同一性思维态度。此种态度就是预设同一性前提,然后用其同化一切特殊性和个别性,以求达到绝对的同一性。但是,如果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我们是不可能获得任何合理结果的。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有学者认为只能采取“视域交融”的思维方式。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将不同的视域首先只是看作视域而不是别的什么。即不要硬将它们区分出优劣好坏来。应当意识到,就每一种单独的视域而言,它都与其所处之时空环境相关,因而我们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去理解它,评价它的敞亮与晦暗、宽阔与狭窄等等。第二,必须具备辩证否定的思想方式。有了这一思维方式,我们就会将眼光更多地转向自身视域,去发现其所存在的问题。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和各种异质的视域交融,以便开阔自己的视野。如果我们认为不同的视域可以相互融合,那也当且仅当在融合的视域中包含着先前各个不同的独特视域,而且它还是一个不断变化着和不断向前推进着的视域的时候。用这样一种思维态度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各自内部成份的丰富、完善、充实和提高方面,而不是集中于或明或暗地相互不承认甚至相互攻击。倘若我们这样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有可能真正实现。笔者赞成这种观点,这正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视域融合”提供范例。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发展

哲学解释学认为,我们在对携带着传统信息的本文进行理解的过程中,不断地剔除不合理的前见,与本文的视域融合,在此基础上达到新的理解,这新的理解马上就构成传统的一部分。所以说,只要我们理解着,我们就参与了传统的形成。传统决定我们,我们也决定传统。马克思主义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来,经过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的理解和实践,形成了各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些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一部分,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已形成了阶段性的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思想率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如《实践论》;第二是概括了中国化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如《矛盾论》;第三是提炼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关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整准确地理解了马列主义、思想,重新定位中国的基本国情,转换和解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有学者指出,应当承认,邓小平不是专门的理论家、哲学家,也不像那样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和系统的哲学理论,他的哲学思想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式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为特征的应用哲学;不是以系统的概念、范畴、原理构造理论体系的哲学,而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的“实践智慧”、“哲学智慧”。这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如《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等经典著作所带有的“实践智慧”的独特风格,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重要方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主要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并回答了现代化建设新形势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课题,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指出了新的方向。可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遵循了实事求是的思想逻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篇4

关键词:博客文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265-01

“博客”英文名为“Blog”,特指一种特别的网络个人出版形式,它是个人开放的私人空间。博客是心灵的窗户,它可以唤醒个体的主体意识,让人们在网络平台上畅所欲言,彻底颠覆现实生活中的观念和行为,肆无忌惮地放纵性情,引来万千看客。

解构主义源自于上世纪6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它是从“结构主义”中演化而来的,其实质是对结构主义的破坏和分解。它是以“无中心”、“去权威”与“多元呈现”为特征,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不断刷新着人们的传统观念,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对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文化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网络传媒在所有大众传媒中可谓是最具全球化意识的,它成为展示各种思想及价值观念最主要的平台与渠道,是一种具有后现代性的后传播方式。而在博客中,博客文学无论是从文本解构的切入方式,还是对文本拆解和对游戏的病态痴迷,或对传统叙事的边缘性轰炸,都显现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独特风格与魅力。

博客文学中解构主义表现

一、博客文学对传统文学观念的解构

博客文学的出现,对传统文学提出了挑战。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写作者可以在虚拟空间中随时随地地自由发表见解,这便使写作真正成为了一项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日常工作与大众狂欢。博客文学使传统文学的写作方式、发表方式、传播方式与接受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自古以来,文学一直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叙述话语代表,而这种过去被视为精英代表的艺术形式在博客文学中越来越趋于边缘化与平民化。博客文学消解了传统的文学概念,使文学不再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专利。博客文学对任何人平等对待,任何人都可以从事博客文学的写作,成为博客。博客文学作品多出自于普通网民笔下,没有“门槛”的限制,人人都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自由地袒露心迹,表达情感。谁都能成为网络作家,成为网络艺术家。博客文学多口语化,需要太多的修辞手法,更不需要考虑是否符合传统美文“真、善、美”的要求。博客文学超越了艺术与现实的界限,超越了传统文学体裁所规范的界限,超越了传统种类与形式的界限,而成为一种技术与想象的结合,视觉与听觉的结合,梦幻与现实的结合。传统文学那种审美认识、审美教育、审美愉悦等教化功能正在被博客文学彻底解构。所以,博客文学自然而然地带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二、博客文学对传统文学生产模式的解构

首先,从写作载体上看,互联网新载体的出现,带来了文学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变革。博客文学与所有的网络文学一样,使文学超脱了传统文学壁垒的限制,电脑网络技术与文学艺术开始联姻,文学日趋技术化与平面化,催生出博客文学这种全新的叙事风格。作品的附载形式由纸张转变为无形的网络,稍纵即逝的虚拟空间代替了三维稳定的现实空间。即传统的“线性写作”和印刷文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取而代之的便是一种向四处蔓延与散播的可以无限链接的“非线性文本”。

其次从写作看,传统文学作品一般是写完全文后才交给出版商出版,而博客文学则是边写边出。与此同时,网友读者也在参与评论,博主则注意吸收读者意见边写边改。由此,读者与博主在互动中推动博客文学的发展。而从博客文学内容上看,由于存在于虚拟世界中,博主则努力地寻找与现实生活迥异之处,甚至与其相颠覆,从而吸引网友的驻足观看与评论,大大提高点击率。

最后,从发表来看,一般文学作品的发表发行需要经过文化音像管理机构的审批,所以从成品到被人所知所需时间较长。而博客文学则是以最快的速度上传到网上,不通过管理机构的审查公开发表,并且有很多读者。

三、博客文学的超文本性对传统文本的解构

传统写作(出版物)是依照线性运作的,通过设置章节、页码标注,并以字、词、句、段、标题等形式固定下来,每一页都有页码顺序。作者与读者的任务就是逐章、逐节、逐页、逐段、逐行以至逐字往下写与读,读者可以边读边反复思考,所以自由地回到已阅读的页面文字并重新思考作者阐述的来龙去脉;其展示作品的内容逻辑线索清晰,情节完整连贯。文字手稿是有形的物体,有厚重感、原始件和收减价值,是典型的物理结构造成的。而博客文学潜藏着超级链接并综合了多种界面,它可以达成文字、图像、声音结合起来显示一种新的视听美感和审美通感。博客文学超文本传播的非线性、交互的文本,将传统写作静态封闭的线性结构转化为变幻莫测的开放系统,并将众多文本通过关键词链接在一个树状的网络系统之中,使作者能在纵横交错的路径中写作。随着鼠标的游走,可随时随地修改字符,文章也可以被整段删除或移位等等。

四、博客文学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解构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儒家文化积淀的国家,儒家文化影响作为潜意识仍存留在当今许多文艺批评家的“大脑”里,使他们仍持卫“道”士的姿态进行道德批判。而博客文学则消解这种道德批判主义。博客在人类的世界里,已经水融般地投入到了人们的文化氛围之中。在博客里,人们讲究自我感受和意志的自由无羁,天马行空,寻求个体精神狂欢。人们在博客文学中表达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情感,而他们自身却不得不被主流的传统文化控制和主宰,从而导致激烈的思想冲突,而这种冲突就是中国价值观念和博客文学素有的后现代思维的碰撞。博客文学则让这种碰撞成为了目的性更强的网络生存方式,即自主撰写编辑自我,设定网络交流主题,自行其道地坚持个性展示和情感抒发。它们以放纵性情、求异和求刺激的大胆方式吸引读者,颠覆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引来万千看客,这是后现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具有浓郁的后现代色彩。

总结

具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博客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反叛与否定。后现代网络文学在中国传播已不再是承不承认的问题,而是怎样正视和研究的问题。博客文学既然能在传统文化突出的中国滋生并逐渐蔓延开来,说明其在中国具有相当数量的读者,也说明博客文学已成为这个时代极具活力和生命力的一种强势话语。当然,如果中国文学艺术一股脑儿地都“后现代”起来,反而对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不利。我们应该对博客文学进行更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与探讨,找出中国博客文学的发展现律。相信随着博客文学的发展,将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有高洁品格和优雅文笔的博客文学散文或小说,到那时就是博客文学发展的一座高峰。

おおげ慰嘉南祝

[1]吴风.《网络传播学.一种形而上的透视》[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2004.6.

[2]刘海飒.《浅析平面广告中的解构主义“游戏”》 [J].美苑,2008.2.

[3]陈登报.《论博客文学中的狂欢精神》[J].郑州大学学报,2008.7.

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篇5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起始阶段上具有文化启蒙的特质

中国近现代历史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性文化接触、冲突以及融合。中国历史在漫长的封建时期都具有封闭的特征,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具有稳固性,外来文化往往无法动摇其根基反而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吸收和改造。近代历史开始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支配性和稳固性地位,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社会时,西方强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开始凸显出来。但是,初期人们并没有深层地把握到这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对立,往往寄希望于在传统社会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明的器物因素。这一时期,“知识界先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观点和思路”。人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地位,把西学仅仅看作应用层面的问题,没有透视到中西文化对立乃是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对立。甲午中日战争不仅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仅仅通过学习西方文化的器物层面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是行不通的。接下来,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制度层面,希望通过制度改革来改变文化的弱势地位。维新派主张通过变法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则进一步通过暴力的方式来改变政治制度。但是,它们都缺乏社会文化的基础,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在随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民众进行现代思想启蒙,中国现代化的追求和梦想才能变为现实。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作了总体否定性的审视和批判,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上,新文化运动已经触及到文化转型的问题,但是当时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及军阀统治在根本上是阻碍文化转型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文化立场:一是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西化派;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是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就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以创立刊物、宣传等为传播途径,是新文化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

2.在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指导党的革命实践,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改造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具有历史的先进性和彻底的批判性,是真正致力于探索人的彻底解放的理论。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启蒙不会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坚定地参加中国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深入到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实际层面。无可置疑,观念层面的文化启蒙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它不能越过社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如果把一个社会的文化比喻成金字塔,那观念形态的文化就是文化金字塔的塔尖。这就决定了通过西方先进文化在观念层面来进行传统文化改造不能触动文化金字塔的庞大基础,因为这种启蒙和改造具有外在性。要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改造就必须深入到文化的基础层面,通过彻底改造社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来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真正做到了在基础层面上改造社会文化。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具有实践的诉求,以改变现实世界为根本目的。在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改造时期,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生成为中国独特的革命文化传统。

3.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重视推动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时期,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的认识曾出现偏差。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应该转向改造落后的物质世界,为提高人们的自由和解放奠定现实的基础。但是,错误的认识导致人们只看到革命的阶级性也即政治性,遮蔽了革命的社会性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新的历史高度。邓小平理论扩展和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内涵的理解,充分显明了革命所具有的社会内涵: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推进体制改革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和历史先进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集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历史本质。当前,我国社会已进入全面现代化的阶段,这必然会推进城镇化建设,从而深层地改变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乡村社会具有大量的人口和地域比例,在文化上则构成一个庞大日常生活世界。传统文化主要栖身在乡村社会的庞大生活世界之中,它具有自在性、习惯性和稳固性,对现代性文明具有排斥特征。要推进我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一个核心的步骤就是进行文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先进性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发挥它的引领作用。从马克思中国化进程中的三个基本特征,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并不在观念上简单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实基础上发展自身并参与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发展。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是在历史的纵向过程中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启蒙和革命品质并没有成为过去的东西,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以自身继承为前提的。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启蒙作用得到了迅速的发挥。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革命品质,能够坚定人们的信仰,能够把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批判始终保持在人们的视野之中。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讲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在我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背景下,人的解放则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前提,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形态又必然成为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社会发展离不开教育,因为只有现代大学教育才能为社会培养大量的人才。大学培养人才必然涉及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么培养的问题。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通过它可以很好地透视这两个问题。

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才培养

从课程设置上就可以看出,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因此它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这决定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性,使它和知识教育区别开来。科学知识教育具有客观性,在本质上与意识形态的因素并无关联。思想政治教育与人们的主观意识直接相关,涉及到人们对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选择,不仅与人们的认识相关而且和人们的政治立场相关。知识教育很少考虑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则思考人的本质和文化属性,思考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因此内在地包含着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人才的问题。

1.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两重性

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在本性上偏好权力,他强调的是人具有追求善和幸福的本性。政治概念的这种古典内涵是排斥阶级压迫和统治的,它强调美好的共同体生活对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在现实层面上从奴隶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一直是制度变迁的历史。不同的社会制度总以各自形态的阶级压迫和统治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是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统治的理论意识。一方面,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特征,意识形态总是以人的阶级对立为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主张无产阶级通过统治来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而是强调人类解放,最终消灭国家机器和阶级本身。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两重性。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两重性体现为狭义层面的政治性和广义层面的人类性。从狭义层面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有着必然的关联。“任何统治阶级都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向人民群众灌输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思想,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是通向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基础的必然选择。”我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根据,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取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在全球化时代里信息流通的障碍大大减小,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接触到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不断加剧,人们倾向于追求多元化的价值,但又容易陷入价值平面化的空虚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极容易形成政治冷淡的心理。现代年轻人容易受自由主义的影响,在他们身上反传统、反政治意识形态的现象非常普遍。在文化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做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显得尤为紧迫。这也是我国社会长治久安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在狭义的层面上,人们容易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误读,尤其在时期,人们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会压抑人们的自由意识和主体性。在理论层面上,大学思想政治课过去受传统教科书体系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较僵化,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误读。现在还有很多学生依然在传统教科书的层面上理解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课,在上课过程中存在着抵制心理。因此,要有效地实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消除人们现有的误解,一个主要的途径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狭义解释过渡到广义层面的解释。在狭义层面上,可以强调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科学地解释无产阶级政权的历史进步意义,防止机械地把它解释成统治意识。在广义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它阐释的是人类最终的解放,政治解放是未完成的解放。在人类解放和文明的一般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既弘扬人类的总体性解放又弘扬个体的解放。人在本性上具有追求解放的诉求,这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对人性的认识、对普世价值的分析、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一种关注。”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广义解释,能够加深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

2.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启蒙功能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在狭义上是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在广义上则是文化素质教育也即人文主义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人的文化属性,它致力于促进人的自由自觉意识的生成,强调教育的立人功能,批判教育的工具主义倾向。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容易造成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误区,使教育发生异化。加强大学人文教育可以防止教育的自身误区,提升文化的启蒙功能。目前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缺陷,主要是局限于课堂教学,以师生之间单纯的“讲———听”关系为主。这不利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启蒙功能的实现。前文我们已经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它所具有的文化启蒙功能并不停留在纯粹观念的领域。我们也指出在理解文化时不能停留在文化金字塔的顶端,文化是社会生活的血脉,是内在于人的生活世界的。文化现代化的内涵是“以文化转型、素质提高、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转变为主要内涵的人自身的现代化”。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启蒙必须落实到“人自身的现代化”层面上,这要求它不能仅仅以课堂教学为主,应该把它内化到大学生活之中,延伸到社会实践之中。让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贴近学生的生活世界,使他们实际地体验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先进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自愿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

3.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作用

文化启蒙重在塑造人的内在超越性,强调人的理性意识的觉醒,这是启蒙的本意。如果在人的生活世界之外设定启蒙的标准,那么启蒙就不在是启蒙,它就会变成神话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就强调人自身的重要性,批判那些外在于人而压迫人和使人异化的东西。马克思曾形象地指出,人们献给上帝的越多则留给自己的就越少。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它否定救世主的存在,强调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改造世界,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涵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化启蒙中必然以塑造人的内在超越性为目标。这在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就在于落实到中国社会现实之中,成为社会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当然继承者和捍卫者,是未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主要力量。”通过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升大学生的主体性和超越性意识,使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因素内化到他们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之中,这样他们便成为推动马克思中国化的现实力量。另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与人民群众的紧密结合,理论只有联系群众的实践才能发挥它的力量。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求大众化,而不是局限于学术精英的圈子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受体面,真正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

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篇6

【关键词】 CG技术;文化特性;功能;意义

一、CG技术的特点

数字化的视觉造型手段通常被称为CG技术,它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比特化。传播,复制与交互极其便捷。二是异于传统物理材质的制像过程。三是技术本身发展极其迅猛,超出了现有文化的适应范围。

和传统艺术作品的惟一性相比,数码作品批量生产的因素直接影响到对CG作品心理感受和价值认可的降低。同时,CG技术被引入艺术造型领域后,由于其脱离传统造型方式以及数字化的思维方式,在某些方面损害了由手工制作带来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呈现了自身特有的面貌。而CG技术产生之初,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其功能可以用来做什么,而少有考虑其即将产生的独有的意义指向是什么。随着CG技术的迅猛发展,它已经超出了原有艺术观念所能涵盖的范围。近些年中大量涌现出的互动媒体装置。其意义指向并不能被我们归入任何既往的文化模式。

在模拟传统方面,CG技术开发人员作出很多技术方面的努力,试图使数字化制作接近传统制作方式。如PAINTER软件对自然笔触的模仿、Zbrush软件对雕刻工具的模仿、以及WACOM的系列压感板、数字雕刻仪器等,都在技术层面试图拉近CG与传统艺术的距离。而同时,随着非线性数学的发展,一部分科学家和艺术家找到了更多的共通性;他们试图从观念上弥合相互之间的鸿沟。位于数字化前沿的艺术家敏感的从中发现了一些新的表现形式与意义指向,比如demo[demonstration]&Intro[introduction]竞赛作品、分形艺术(FRANTERAR)的探索性作品,艺术家与设计家试图融合科学与艺术界限,以对时间纬度和空间纬度的重新构建来诠释纯粹的CG艺术情趣。

尽管有以上的种种努力,CG技术的非物质化特点依然使得CG艺术呈现流俗文化的特征,这一方面来源于其先天的商业性特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CG技术的发展速度超出了人类文化的跟进速度,因而呈现出一种有功能、无意义的状态。但借助对传统艺术的模拟,它将逐渐获得新的隐喻和指代的能力。从而具备文化的特点。

二、CG技术文化内涵的产生

当在PHOTOSHOP中一个滤镜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当MAYA中一个表达式产生奇异的动作时。艺术家如何面对它?操作失误还是一次艺术灵感的契机?无论结果如何。这种现象的出现通常还是会被纳入既往的艺术创作模式中。艺术家对待它的态度,和面对一种特殊的肌理效果没什么分别。之所以会这样,还是因为CG诸多功能的意义指向是空白的。而当我们试图给它赋予视觉文化意义时,难免会将它纳入既有的能指与所指模式中,而单纯模拟传统艺术形式,使它自身仿佛具有一种流俗文化的特征,类似一种魔术或杂耍。

那么,当一个传统观念的艺术家借助CG技术完成其作品后。他作品的艺术风格和精神指向,会因为CG的介入而产生些微的影响吗?如果有,这种影响的意义何在?

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人类任何技术的发展都是其自身功能的放大和延伸。这种放大通常都是局部性的。这样必然会引起原有社会机体的整体比例失调。从而引发感知模式与比率的重新调整来适应变化。显然,在CG技术的运用中,这种不自觉的调整也是必然会发生的。

“技术变革不只是改变生活习惯,而且要改变思维模式和评估模式。”[1]同样,CG技术改变的不仅仅是造型方式,也影响和改变着传统艺术思维的模式。而这种改变实质上是CG功能逐渐获得意义的过程。

当前,CG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服务于大众文化生活,而随着数字虚拟娱乐方式的兴起,强加给CG功能的传统能指与所指意义正在被误读或产生歧义,这种现象对传统艺术在进行着解构,也是CG技术形成自己特有文化内涵的契机。

但正如后现代艺术一样,新的意义要被解读。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可读性,而借助即成的传统语汇的能指与所指关系,是一个必然过程;CG功能只有暂时穿上传统艺术模式的外衣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生出自己的意义来。目前,一些前沿的探索也在借助对传统意义的重新组合,来避免无意义的功能。比如,威尼斯双年展中的融合了行为、装置、CG为一体的媒体艺术作品,其中CG部分大量的应用了高科技成果,但还是在行为、装置等传统艺术的辅助下来阐释其意义。

另一方面,一些科学家或艺术家,根据非线性数学原理设计的一些分形图象软件所产生的图象和影象,从形式到内容都张显着纯粹的数字化意趣。虽然我们并不能解读其中的文化意义,但依然会被其中所呈现的一种数理之美所震撼,技术对审美方向变化的推动力,似乎超出了人文所具有的能力,而过多的人文意义指向也似乎会损害类似事物的发展速度。

CG功能的日新月异,造成了CG功能文化意义空置,与其对应的意义总是滞后产生。技术带动意念的趋向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显著得多,但作为文化总是需要传播的,而传播就需要能解读的共性意义。比特化数字时代的共性意义已经多意化,歧意化。

麦克卢汉在他著名的《理解媒介》中说:人类的文化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消弥技术带来的不适应。既有文化总是试图将新情况纳入自己的体系加以消化。以此稳定人的知觉系统。而技术的进步却在不断破坏这一体系。当今,人所共见的是:数字媒介对现有文化的撕扯,揉搓,切割,整合程度之暴烈,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在艺术方面,线形结构体系的传统形式正遭受后现代化的冲击。传统文化再也难以包容新技术新媒介,使现象和意义一一对应。由此,一种新的功能与文化意义间的关系正在呼之欲出。

CG作为数字文明的一种代表,对未来文化的表征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被我们称之为数字鸿沟的东西,其实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因为它表明了CG所创造的图形影象隐含了不能为传统文化体系所涵盖的内容,建立新的意义指向关系,适应急剧变化的信息时代文化需求已经是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篇7

现在有关于“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释义,最主流的解释就是黄晓亮提出的“三古三新”,即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与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从这个解释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风流行歌曲的解构主义色彩,即解构中国传统的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与当代的编曲、唱法、概念相结合,进而重构中国当代流行歌曲。本文就是基于解构主义的视角,来探讨中国风流行歌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构。

一、解构经典辞赋文本,构建古韵唯美歌词

中国风流行歌曲的盛行,首先要归功于其歌词的古风古韵、清新脱俗。通常一首歌曲所描绘出的艺术形象,是由旋律描绘出来的音乐形象与歌词描绘出来的文学形象相结合的产物,在大众艺术接受过程中,歌词形象的鲜明性与通俗性远胜于音乐形象,因此,一首歌曲的好与坏、能否为大众所接受,首先就要看歌词文本的质量与吸引力了。而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歌词恰好吻合了这一特点,古色古香、除去旋律其本身就是一首很好的诗词了,比如方文山为周杰伦所写的系列中国风歌词《青花瓷》《兰亭序》《东风破》等。

分析典型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歌词,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歌词都是有一些来源出处的,比如方文山为周杰伦所作的《发如雪》中,“发如雪”的歌名本身便化用自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将进酒》中的经典句子“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在接下来的歌词中“是谁打翻前世柜,惹尘埃是非”中的“惹尘埃”源自于南北朝禅宗慧能大师的名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又如方文山创作的《东风破》,其歌词名本身是取东风破的曲牌名,而其中的“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让人想到白居易《琵琶行》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经典诗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中国传统辞赋中的经典文本进行解构,然后再与词作者的情意表达相结合,创作出格调清新淡雅的新律歌词是中国风歌词创作比较常用的手法。

除了对于经典诗词文本的解构,中国风歌词中还经常使用拆散经典文本的结构习惯,进而构筑非常规词句搭配,这一点连方文山自己本人也是认同的,在其新浪博客的介绍页中,引用百度百科中对他的描述“擅长拆解语言使用的惯性,重新浇灌文字重量,赋予其新的意义,纺织出新的质地,建构后现代新词风。”(引自百度百科,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3026.htm.)

这种写作方法与解构主义的理论是不谋而合的,解构主义的理论认为,文字先于语言,基于文字的差异性可以说明文化和文学的开放性、边缘性、多重性和多义性,从而否定结构主义的语言、语音中心论、文本的封闭论、语义的简单论(蔡亚洲《浅谈方文山中国风歌词中的解构主义及解构意义》,《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6期)。比如,方文山为周杰伦所写的《东风破》中的一句歌词“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就是非常典型的对传统语言结构、逻辑的解构,这句歌词按照通常的语言结构来分析,可以将其细化成几个小短句,如“岁月如流,涂在墙壁上的油漆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开始剥落,透过油漆剥落的斑痕,我仿佛看见小时候的光景。”方文山用庖丁解牛般的手法拆解传统的语言结构习惯,以“油漆在墙上剥落”作为句子的结构核心,大胆将岁月比拟成斑驳的油漆直接替换为主语,然后将主人公的“我”舍去后,用“看见小时候”作为句子的补语,这样,一个具有多重结构性、多重意义的句子就创作出来了,意境深远而耐人寻味。

总之,不管是基于传统音乐辞赋内容本身的解构,还是对于文本结构、逻辑、搭配习惯的解构,一首好的中国风流行歌曲,必然会有一首极具古风古韵的歌词。

二、解构传统音乐体系,建构现代流行音律

从音乐的本体来说,中国风流行歌曲在音阶、调式、音色等方面均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些特征是其区别于其它流行歌曲的主要因素。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特征是基于对中国传统音乐体系的解构之上,而与当代流行音乐元素重新构建而成的。

首先,在调式、音阶的使用上,中国传统音乐中的音阶视音级的多少而进行归类,比如包含有五个音级的称为五声音阶,包含有六个音级的称为六声音阶,以及包含七个音级的七声音阶。从调式的角度划分,五声音阶也称为五声调式,其基本的音级为宫、商、角、徵、羽,由这五个音级分别作为主音就可以构成最基本的五个传统调式,在五声调式的基础上,如果添加任何一个偏音,比如清角、变徵、变宫、闰,就可以构成六声调式,而如果是在五声调式的基础上添加两个偏音,那么就构成七声调式,最基础的七声调式分三大类,一共十五种基本调式,这三大类分别是添加变徵、变宫的雅乐音阶,添加清角、变宫的清乐音阶,以及添加清角、闰的燕乐音阶。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调式音阶非常的繁多复杂。中国风流行歌曲在众多的传统调式音阶中,去繁存精,大部分都采用五声调式来进行旋律的写作,自然而然,音乐中就充满了古色古香的韵味。

其次,在编曲配器上,中国风流行歌曲揉合了很多的中国传统乐器音色来作为情感表达、彰显风格的重要手段。如果站在解构的立场上,换句话就可以说,这是对中国传统音乐音色体系的解构,之后与当代电子、电声乐器音色相结合而重新构建了中国风流行歌曲的编配体系。

中国传统音乐的音色体系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比较科学的分类,在西周时期,依照乐器制作材料的不同,将乐器分为八类,也称“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在各个不同的发展历史时期,音乐的表演与演奏都有各自不同的音色体系,比如先秦时期的钟鼓之乐,就是以编钟与建鼓为主要乐器,辅以编磬、笙、排箫、瑟等乐器的大型管弦乐队;再如唐代大曲中使用的清乐乐队主要由编钟、编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等十多种乐器组成,丝竹、打击、吹管乐器成为该乐队编制的主要乐器;再如元杂剧使用的伴奏乐队,以笛、鼓、板为主,有时也加笙、琵琶、三弦、锣等乐器;等等。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中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种类的音乐都均有其相对应的乐器编制,中国风流行歌曲并不是要承袭这些传统乐队编制体系,而是选取最具古韵代表性的乐器,比如《青花瓷》中使用的古筝、竹笛,《千里之外》中使用的钟、古筝、二胡等,与现代流行的电子、电声乐器相结合,重构了中国风的音色使用体系。

当然,传统音色的使用并不完全籍由演奏人员实施演奏,中国风歌曲中使用的传统乐器音色有很大部分直接用的是该乐器的采样音色,比如《霍元甲》《忍者》《七里香》中使用的笛子,《龙拳》中使用的古筝、琵琶等等,这些音色的制作,首先解构该传统乐器的单音弹奏,进而分解该乐器的演奏力度,再拆开各种演奏法,在此基础上进行采样,然后在采样器中进行重构并合成该音色,这也是具有非常典型意义的解构主义。

最后,在有些中国风歌曲里,会直接截取传统音乐中的某些旋律元素用于歌曲的前奏或间奏中,有的甚至直接在主旋律中与其它乐句进行融合,创作出极富古典韵味的音乐旋律。比如周杰伦的歌曲《双刀》《黄金甲》在前奏中引用了两首中国传统民歌的片段,而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新贵妃醉酒》则是将传统京剧的元素融入到旋律当中。这些都是中国风流行歌曲直接汲取中国传统音乐养分的典型例子。

三、解构传统审美意象,传递当代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和的文化,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传统和文化的分支与组成,其结构的核心是“同中求异”,不论是句式结构、主题材料的发展变化,还是节奏的变化处理、曲式安排,都是在统一性的原则下追求些微的差异性。在音乐的审美上,讲究朦胧含蓄的意境美,强调作品的气韵生动、传神风骨,注重人与自然的交流与统一、即天人合一,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圆满,并追求艺术表现中情感与伦理道德的渗透与融合,推崇艺术表现手法的蕴蓄婉曲、动静相成、虚实相生,喜好艺术形态简约质朴、协调适度,以中庸平和为最高审美理想。

流行歌曲作为俗文化的一种,通俗易懂、便于传唱是其标志性的文化特点,而饱含艺术蕴味与深远意象则不可避免的成为缺憾,著名作曲家施光南在描绘理想的歌曲创作时憧憬“让艺术歌曲通俗化,让通俗歌曲艺术化”,中国风流行歌曲可以说正在践行着这一理想。它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解构,分解传统艺术审美趣味,攫取典型意象,融合现代俗文化的元素,从而重构出当今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并传递着当代的人文精神,在制造流行的趋势上提升了流行文化的艺术品位。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主题、内容上,中国风流行歌曲破解传统音乐朦胧含蓄的形象,籍由更细化、并兼具视听色彩的具象,来塑造新时代的人物情感。比如有崇尚武学、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双截棍》《龙拳》《霍元甲》《曹操》《盖世英雄》《十八般武艺》等,有如山水素描般唯美意境的《青花瓷》《发如雪》《兰亭序》《东风破》等,有娓娓道来、细说故事般的《娘子》《斗牛》《爷爷泡的茶》《半岛铁盒》《最后的战役》等。在单个歌曲中,也会具有多重典型的传统音乐意象,比如《东风破》中歌词写到“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花开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烟漫草的年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入木三分的刻画了离愁别恨和寻旧感怀两种典型的艺术意象。

其次,突破传统音乐中的结构核心原则,敢于求异,勇于对比。在速度较快的歌曲中,段落的对比、音色的对比、织体的对比、力度的对比,无不体现异中求同,比如《半兽人》等;而在速度偏慢、比较抒情的歌曲中,音区的对比、织体的薄厚、音型的构成,又无不体现出传统音乐同中求异的特征,比如《菊花台》等。

当然,中国风流行歌曲在解构传统音乐文化的同时,也处处传递着当代文化的人文精神,从《听妈妈的话》中的关心下一代成长到《外婆》中对亲情关怀的呼唤,从《三年二班》中的自我激励到《爸,我回来了》中对家庭暴力的抵制,从《本草纲目》中洋溢着的民族自豪感到《霍元甲》中的自尊自强,这些歌曲不再局限在流行歌曲的爱情世界中,而更多的体现出创作者对于社会、家庭的责任感,体现出寓教于乐的传统音乐思想。

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篇8

【关键词】 中国精神;文化传统;意义性逻辑;哲学省思

马克思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可见,作为民族文化信仰的重要组成,中国精神所蕴涵的文化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中华民族所倡导和追求的民族复兴实践,具有形而上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中国精神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蕴涵多重意义的哲学性省思;同时,对于哲学省思,也非纯粹的出于哲学的偏好,而是基于哲学性的理解来重新审视中国精神的多义性和多重属性。当我们将中国精神作为哲学范畴概念来研究时,“中国精神”将是民族复兴实践性和时代性的具体体现,更是需要从其内涵性理解中来重新发现。

一、中国精神的内涵

近代以来,随着东西文明的交互与冲突,对“中国精神”的自觉研究更是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所激发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自省。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近代中国的发展,有识之士能够清醒的意识到,民族危机下的文化危机是激发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不竭源泉。悠久的历史文化,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全国过去和未来进行联结的时候,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精神,在面对现实性问题和未来理想的冲击中,又会经受抽象性的曲解考验。正如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已经成为民族文化危机的重创,研究并重新衡定中国精神的内涵及哲学本体,将成为当前中国知识界必然面对的首要问题。辜鸿铭从中国人的精神入手,就新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影响,再到当代学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研究,统属于“中国精神”哲学研究范式内容。马克思提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对于中国精神的内涵及挖掘,必然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基础,从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自觉中来全面把握中国精神的哲学本体和精神实质。

近代中国对“中国精神”的文化自觉,印证了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是在异常沉静,甚至是忧患意识中获得,我们对中国精神的立场与认知,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世界性视野的现实期许,也只有在这种沉静且忧患的思想前提下,才能够客观而全面的审读这一宏大的意识形式,保持真切的独特视角。党的十以来,中国政府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强国富民的中国梦,而实现中国梦,必然需要从中国精神的挖掘、弘扬和传承中来促进梦想成真。因此,研究中国精神,立足中国的特定国情,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在统一上,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当代中华民族具体实践,重新阐释和明确“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和特质。在《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多次提到“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而对于“中国精神”的理论研究及发展导向,将成为当前学术界集中探讨和挖掘、整理的核心问题。综观中国精神的研究实践,主要呈现三种研究路向:一是从中华传统文化视角来理解和明确“中国精神”;二是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实践来深化和阐释“中国精神”;三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精神,从文化自觉上来践行现实发展与文化精神的统一。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就“中国精神”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有学者围绕中国精神的形成基础展开探讨,也有学者将中国精神的构成要素进行挖掘,还有学者从中国精神的价值取向、建构模式上来进行梳理,还有学者从中国精神的科学发展与全面弘扬上展开实践。无论是当下还是以后,对中国精神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认知和学术资源,但总体来看,更多的学者将视角投放在知识性和形成性范围内,对于中国精神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突破意识形态束缚中,如何开拓多元化价值追求,以中国精神的文化根基来重塑民族精神,如何从追求创新、超越自身发展中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精神信仰融入到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路径中。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也是中国精神民族性、文化性、价值性、信仰性的多重多义的整合。中华民族在实现民族复兴夙愿实践中,归根结底是在实践中来改变自我、改变生活、改变世界,从实践意义上来强调中国精神的文化性与实践性属性的统一,更需要从优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精神具体实践进行融合。

二、中国精神的构成及活的传统

1、中国精神的文化构成

梁漱溟先生在探讨文化的意义时提出“样法”概念,对于什么样的文化传统,从而决定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及实践道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儿”,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基础,中国精神源自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更是统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性、现实性、真实性的关键。中国精神正如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股劲儿”,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华夏儿女共同的“根儿”。因此,认同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就是承载中华民族“样法”的具体体现,是构成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从中国精神的内涵体系来看,如何发掘和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从“精神基因”上来挖掘“活的传统”?对于基因,生物学上是构成生命的基础单位,而对于“精神基因”,中国精神同样需要“精神基因”来保持文化的活力。中华民族在精神传统中的基础、最基本的精神基因又是什么?翻看中华的文明历史,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道德境界中的“止于至善”、政治伦理中的“治国修身平天下”、以及天命精神中的“各正性命”等思想,都是中国精神的最优秀的精神基因。从这个意义来看,对于当下中国,从中国精神的“精神基因”构成上来审视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性,更需要从强调“精神基因”中来恰当的提炼“活的传统”。

当代中国的文化传统,需要从文化省思中来洞见文化精神,从“精神基因”的探析中来归纳“活的传统”,尤其是从体现中国精神的优秀文化中,以自觉的心境来理解和审视中国精神,及其优秀的、深刻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是由历史和精神传统构成的,不同时代下的文化精神和历史,共同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本体和特质。在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时,如何从历史的、现实的文化价值尺度来客观、正确的评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必然需要从民族文化自觉上,从经验文化上升到道德文化,实现从“神道”到“人道”的转型。如殷周时期的“神、道”文化,先秦时期的“德、礼”文化、汉唐时期的“和、合”文化、宋明时期的“理、心”文化等等。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在文化生成、传承和创新实践中,如何从民族文化的自我审视中,超越文化冲突,将文化传统与对文化的更新、坚守作为实现文化内在连续性的引线,从文化的更迭、交融、借鉴、革故鼎新中来开启“救亡图存”的文化追求,进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实现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重新洗礼和转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对古圣先贤的智慧的感性直觉,也是传统文化在个体生命体验中的直接反映。面对中国精神的博大文化,想要真切的体味确实不易,尤其是在对中国精神的理解上,更显得极为困难。如一个“道”字,浓缩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而“志于道”则成为历代思想家研究和探讨的核心难题。王阳明在探讨天地自然本然的玄奥时,提出“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对于“道”,并非是人们所说的事物的“本质”或“规律”,也非是确定性的结果;对于文化思想的认知,与其说是形上之“道”,莫若说是悟觉形上之道的历史。从某种意义来看,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形上之道的理解和概括是极为困难的,而要真实而具体的表达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从文化意向性思维和文化省思中来澄清概念,同样是复杂的。古代思想家将“道”统之为宗,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于思维的表述与思想内容的彰显,需要从丰富的想象力和思想空间中来高度浓缩,以穿透性的理解力来领悟和思考中国精髓的特征、心性结构和思维特点,必然需要从文化自觉中来细数中华文化脉络中的“文化基因”。

道是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落脚点和归宿,如天道宇宙论、人生道德修养论、社会道义实践论等,无不围绕“道”来展开,体现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方向。西方人在意识形态范畴研究中,将本体论、认识论作为西方哲学基础,而心性论、境界论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用理性来认知和理解世界,成为西方人的习惯性传统,如“理性世界观”是西方传统文化的哲学体现,也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普遍秩序”的契约基础。与此相反,对于中国人,在审视世界的时候,往往用德性的精神,以“天理”来支撑“良心”,通过道德实践来实现“和而不同”的伦理社会,由此形成的独特的“德性宇宙观”、“悟道思维”成为天人合一精神的主旨。一个人的民族文化观念与整个民族的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同样在心智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义思想,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适合的,并成为人生修养实践的思想导向。具体而言,以“道”为核心的精神体系,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德性教化与人的心性修为作为心智结构的具体化特质。如传统文化典籍中的六经,《诗》、《书》、 《礼》、《乐》、《易》、《春秋》成为六种天性的缩影。其中《诗》代表情志、《书》代表政治、《礼》代表社会,《乐》代表艺术,《易》代表辩证,《春秋》代表历史。进一步来讲,六经不仅悟觉人,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教化。《礼记・经解》中“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e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由此可见,对于德性精神及中华民族的心智结构,六经的主旨与内容正是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范例,也是构成中国精神的优秀的文化基因。

2、中国精神的“活的传统”

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从人格、伦理、情感、实践、精神等各方面都为我们重新梳理文化逻辑创造了条件。较之于东方文化,西方人性论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并从文化“自由”中来体现历史逻辑;中国的人性论是建立在“大同”精神基础上,两者在对人类内在本性的理解上都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如中国古代将“大同”理想凝聚为世代相传的道统思想,并渗透到中国政道与治道。以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夏、商、周及秦汉的政治体制,无不延续道统思想来建构文化,特别是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等和谐思想,进一步巩固了“大同”理想的传统,并成为政治、社会、文化建制模式的基础,由此延伸至以人为本、以礼为序、以德为治、以乐为和等社会理想。因此,在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想的历史延续上,不仅要从各位思想家、政治家的文化传统中来梳理典章制度和天道观念,还要立足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实践模式,从融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国精神的来龙去脉。

中国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其意义在于对当下中国人如何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问题,迫切需要从“精神基因”的整理中来提炼“活的传统”,以至于治道。从“阴阳”悟于“道”的逻辑思维中,遵循天道宇宙论、道德修养论和道义实践论的思想体系,并从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中来坚守“礼仪、孝悌、仁义、自强”精神,并从优秀的文化基因中来撷取当代中国精神中的“活的传统”。当下,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影响下,对“天理”、对“良心”的追求依然是中国普通大众心灵中最淳朴的传统思想,并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精神与文化认同。这些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活的传统”,在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乡土性上,更是承载着对民族生命及文化延续的历史使命和精神财富。透视中国精神中的文化理想,从思想上、文化上、精神层面等领域来研究中国人的价值诉求,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中国家庭、社会团体成为中华民族“活的传统”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德性精神作为中国人、中国家庭、中国社群、乃至中国社会的精神基础,在优秀传统文化世代相延中,逐渐形成普遍老百姓对文化的信仰和敬畏。如儒家的“耕读传家”、“崇尚学习”,将通过学习来获得君子的人格,成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向往,者实质上是将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精神,在吸纳、融合、继承中实现现代意义的自发传递。

三、结语

中国精神不是纯粹的时间历史逻辑,更多的是体现在当下的意义性逻辑。深入到社会生活实际来反思中国精神的现代意义,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衔接上来摆正两者的关系。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必然以实践诉求为历史导向,并反映在不同时期下的“大同”、“小康”、“治世”理想,具有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也为反思中国精神提供了有序的实践路径。当代中不是西方的现代社会,中国的当下与未来更有别于西方。对于中国精神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衔接,在缺少文化自觉和自我理想前提下是难以实现的。法国学者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中提出“古希腊的思想形成于几何学性质,也是构成西方理性思想的起源”。从中可见,几何学式的世界观讲究对称和均质化,也就是对“等距”关系的抽象与概括,体现出西方精神普遍性的平等观。而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及世界观,既非空间上的弯曲,也非时间上的平直,以家庭为最高伦理实体的中国社会,将家庭作为维系情感的核心纽带,并以人与人之间家庭式的情感和谐来构成国家。所以,从西方文化理性精神的借鉴中,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化模式,而是应该从德性精神的历史延续性和传承上,依托中华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的与时俱进,从中西方文化交融中来挖掘中国精神的时代性内涵,来破解当下中国面临的精神文化传承中的新困惑和新矛盾。关注人的精神及心灵问题,坚持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然性、伦理性统一中强调人的整体性,增强民族自觉和自信,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德性精神来确立完满的精神人格,使之成为衔接当下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的精神纽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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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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