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汇总范文

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汇总篇1

绿色金融领域中国担当领头羊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也暴露出缺陷，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

“中国决策层已经下决心治理环境污染、加强生态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易纲表示，我国“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并明确了构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战略。

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在经济转型中面临挑战的国家。国际金融公司（IFC）环境、社会和治理部门局长摩根.兰迪表示，全球经济体都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压力，在全球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金融正扮演着关键角色。“目前，全球资产中绿色金融占比不到10%。市场迫切需要更好的激励机制，为绿色金融的参与者带来更多商机。”

日前，中国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发展绿色金融最为系统的一个政策框架。”易纲说，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我国将建立国家级的绿色发展基金，这将成为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入绿色产业的重要政策信号。

保尔森基金会高级顾问戴青丽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国正在担当“领头羊”，将改善环境的“包袱”变成资产。“过去，外界只知道中国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但并不知道中国关于绿色金融有着宏大的战略规划。随着中国绿色金融向社会资本开放，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者将对中国绿色产业跃跃欲试。”

金融为纽带提升国际机构投资积极性

绿色发展需要金融支撑。据研究估计，为实现预计的环境改善目标，中国绿色产业在“十三五”期间每年至少需要3万亿元至4万亿元的投资，政府出资比例将会占10%至15%。

尽管政府出资有限，但全球资本却表现出浓厚兴趣。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认为，欧美国家有许多机构投资者具有绿色偏好，而新兴市场国家的绿色项目有着巨大的融资需求。日渐升温的国际合作，正为跨国投资提供便利条件，帮助原来难以获得资金的绿色项目融得资金。

2016年上半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超过300亿美元，同比上升6%，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长来自于中国。2016年前7个月，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约180亿美元，占全球同期发行的绿色债券40%以上。

“在加速绿色债券市场国际化方面，中国冲在最前沿。”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执行总裁马丁.舍克表示，绿色债券占全球债券发行总量的不到2%，还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中国绿色金融给国际投资者带来很好的机会。”汇丰集团总经理黄碧娟介绍，今后几年，汇丰银行计划投入80亿美元支持绿色发展，仅绿色债券方面就将投入10亿美元。

国际合作助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

“在发展国内绿色金融的同时，中国将继续与其他国家一道，在G20框架和双边合作框架下，共同推动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易纲说。

2015年9月，在中财办和保尔森基金会的倡议和推动下，中美企业宣布共同投资设立中美建筑节能与绿色发展基金。2016年该基金与镇江和张家口两个城市合作，建立市级建筑节能和绿色发展基金，促成并加速美国节能环保技术与经验在中国市场的应用。

“目前，绿色金融还没有进入主流金融市场，全球绿色金融的经验都不多，很多国家面临缺乏专业人士、风险评估等问题，中美两国正在加强合作，找寻出适应绿色产业参与者的合作模式。”戴青丽说。

中美两国的合作只是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的一个缩影。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席国，中国将绿色金融列入G20议题，倡议发起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该小组提交的《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在全球财经政策层面和金融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不少国家和地区正开始考虑规划和加速发展本地的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汇总篇2

关键词：低碳经济 碳金融 新型 金融业

我国是世界上减排结构较大的提供者之一，将来5年期间，碳每年的平均交易量约为2×109t。相关人士提出：我国迎来了碳交易的新时期。部分发达国家于2012年需达成5×109tCO2减排指标，我国在市场上出售的减排指标约占全世界的65%以上，从而表明将来大约3×109t来自中国减排指标。由此可以推断，碳交易同金融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以下简要针对碳金融与低碳经济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仅供参考。

一、碳金融的概念

当前，碳金融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定义，我国对碳金融的认知较为统一的观点为：碳金融指的是同碳相关联的金融行为，也可以将其称为碳融资。人们将其看做环保项目的融资内容之一，同时也讲碳金融作为买卖碳物质的行为。通常来讲，碳金融包含了全部为限定温室气体排放服务的金融行为，包含：银行借贷、直接投资、碳指标买卖等。

二、碳金融的工具

1.碳货币

对于碳金融来讲，其较为常用的工具为碳货币，同时，碳货币也是世界各个国家所要争夺的重点。相关人士认为：一个大国的发展，一般同国际大型产品，尤其是可以与能源结算或者能源计价相绑定等存在密切的关联。例如：上世纪的煤炭同英镑绑定、石油同美元绑定等，都表明国际货币同能源交易的途径。同时，著名学者刘颖也强调：碳货币对于国家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碳货币是一项构想出的货币系统，同时也是衡量社会各个货币价值的新指标。在当前碳货币系统下，除了国家黄金存储及经济实力以外，碳的排放标准必将变成对其货币价格及地位造成影响的关键条件。在碳货币时期，标准的初始制定人员都必将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及主动权。

2.碳信贷

相关人士指出，虽然银行对于绿色信贷的积极性不断增强，然而，在银行的总体信贷系统中，绿色信贷所占据的比例依旧较低，最本质的原因在于没有创建完善的推动绿色信贷前进的环境。包含以下内容：其一，因为关于绿色信贷的定义相对较为模糊，缺乏具体的标准，现今，在银行进行贷款规模统计期间，没有创建绿色信贷的专用通道，也没有让绿色信贷相关政策发生倾斜；其二，我国相关企业对绿色信贷的要求仍位于初级时期；其三，当前绿色信贷所处的融资项目技术评价较为复杂，银行在实施期间缺少技术及人力；其四，绿色信贷仍存在一定的项目风险，在控制过程中较为困难。想要推动绿色信贷发展，相关政府及管理部门就需要不断增强绿色信贷的发展能力，极大政府推动力度，增强发展银行绿色信贷的能力，颁布相应的优惠及鼓励方针政策。同时，银行也需要转变自身观念，不再仅重视以往节能减排的信贷，同时还需要关注绿色信贷的业务。想要减弱绿色信贷业务风向，就需要同碳权抵押融资、节能减排借贷相融合。

3.碳期货

碳期货指的是以碳买卖市场的交易经验为基础，应对市场风险而衍生的碳期货商品。同时，因为碳排放指标具备容易交易、同质性明显、参与人数较多、价格变化较快的特征，所以，更适合利用期货的形式进行买卖。创建碳期货的买卖市场也能够遵循价格的相关规律，为相关企业指导期货买卖提供高效、科学的价格信号。现今，我国对碳期货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旨在通过发现期货市场的价格规律及风险管理方法，对我国碳资源的定价造成影响，创建同我国需求相吻合的市场系统。

4.碳基金

对于碳基金来讲，其是碳汇基金的统称。世界上一般指的是在清洁生产标准下买卖温室气体放权的特定资金。依据我国现今的发展情况，制定了中国形式的碳基金定义，将世界的碳基金更加本土化。一般来讲，碳基金可以被划分成以下四种类别：其一，世界银行性形式的碳基金；其二，国家形式的碳基金；其三，政府合作形式的碳基金；其四，金融部门设定的盈利形式的碳基金；其五，非政府管理形式的碳基金；其六，私募形式的碳基金。相关人士对碳基金的投资及目标进行了深入探索。对于碳基金的目标来讲，其不仅需要对碳汇的增长进行关注，同时还需要对商业部门及公共部门降低CO2排放量的内容予以重视，并且从中挖掘低碳技术的商机，进而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通常来讲，碳基金的投资可以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其一，推动我国低碳技术的开发与研究；其二，增强低碳技术的商业化进程；其三，对孵化器进行投资。

三、碳金融的相关政策

想要促进碳金融的不断发展，需要创建有利的条件及环境，所以，相关部门及政府需要对其予以一定的方针政策支持。我国著名人士高建平曾指出，需要对五个方面予以关注：其一，创建买卖平台，对碳排放标准及配额买卖市场深入研究；其二，增大宣传力度，应让企业明确CDM标准及节能减排包含的商机；其三，对相关政策进行研究；其四，促进中介市场的形成，激励民营团体参与到金融活动中；其五，创建鼓励标准，规划一定的政策、方针，并给予一定的税收、信贷、投资导向配套政策，推动金融活动与节能减排相结合，发展低碳经济。

著名学者王斌建议，首先，创建财政环境基因，进而有助于低碳项目的应用与研发，同时创建节能减排方法；然后，极大人才培养及相关部门的建设力度，增强企业管理人员的低碳观念及认识，创建高水准、高技术的低碳队伍；最后，实行低碳城市或低碳园区的试点。

四、总结

总而言之，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碳金融必将成为未来抢占市场先机的关键。所以，相关人员应及时转变自身观念，认清碳金融的重要性，进而促进我国更快进入低碳经济。因此，对我国低碳经济与碳金融进行探讨是值得相关工作人员深入思考的事情。

参考文献

[1]刘雪玲.国内银行业低碳金融业务发展分析[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11（04）.

[2]苗世清.浅析低碳金融在山西的发展——基于银行视角分析[J].东方企业文化，2011（14）.

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汇总篇3

关键词：商业银行；碳金融；国际经验；中外差距

据金融时报资料显示，2016年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超过了8.08万亿元。其中，节能环保和服务贷款余额约为4.4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20.4%。按贷款支持资金比例，预计可节约标准煤1.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4亿吨，减排二氧化硫587.7万吨。可见，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的增长，能够促进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发展过程中，仅有少量低碳理财产品出台，而且低碳理财业务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国外商业银行如渣打银行、美洲银行、汇丰银行等，低碳金融产品、建设经验比较丰富，发展已取得了不错成效。在此背景下，总结国外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的主要经验并加以对比，能够促进国内低碳经济发展，加快生态文明进程。

一、国外商业银行碳金融发展的经验做法

（一）开展绿色债券

目前，国外商业银行正积极开展碳金融创新，以发行专业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与专款专用方式，来解决绿色信贷资金来源紧张的问题。在碳金融领域，欧美商业银行如汇丰银行、美洲银行、渣打银行等，围绕碳指标交易、直接碳金融投资、碳期权交易方面进行多方试验，取得了较好效果。据中国碳交易网站资料显示，2015年全球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已超过500亿美元。其中，欧美发达国家商业性银行为绿色债券最大的发行主体，当地企业部门、政府和银行的份额也在持续扩大，约70%绿色债券投向了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领域的项目。据行业数据测算，2016年仅绿色债券市场，已活跃涉及全球商业银行环保领域千亿美元市场。此外，韩国光州商业银行在当地政府扶持下，推出“碳银行”计划，将居民节约下来的能源以积分债券形式兑换，用这种绿色债券可进行日常消费，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二）实行差别化碳金融信贷投放

国外多数商业银行在进行项目信贷投放时，会根据环境成本多寡来进行差别化碳金融信贷投放。这些商业银行通过该种方式，促使高碳企业既可进行技术革新，进而取得较好的环境效益，又可使资金向低碳行业倾斜。例如，花旗银行、汇丰控股、摩根银行、瑞穗银行等，均针对绿色信贷制定了相应信贷政策，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及交通等行业进行信贷倾斜，而相应“两高一剩”行业信贷余额则进行了缩减。商业银行通过以上信贷方式，改变了高低碳行业的空间布局，促使当地总体环境成本大幅降低。例如英国伦敦汇丰商业银行依据环境成本高低不同，对企业信贷投资进行差异化管理。其中，在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等方面，投资管理私募碳基金超过 8.5 亿欧元，其中 60%部分将会投向中国。而对于工业高污染、高消耗企业、垃圾填埋等领域企业投资进行缩减。国外商业银行通过差异化的金融信贷投放，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对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巨大贡献。

（三）可提供专业的碳交易第三方中介服务

国外商业银行参与碳交易活动的重要盈利方式之一，便是以中间商的角色进行。一方面，这类商业银行为其本国CDM项目投资企业提供具体的咨询服务。例如，欧洲碳交易市场的商业银行，利用先进的碳金融期货合约工具，为企业提供细致的套期保值服务。另一方面，b于国外商业银行拥有全球客户资源基础，能够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碳排放买卖双方牵线搭桥，从中赚取佣金。例如，欧洲部分商业银行以经纪中介、绿色债券交易，或是碳金融风险管理等服务，建立碳交易专柜，为各类商家提供服务。其中，荷兰商业银行凭借广泛的全球客户资源，为碳金融交易提供服务平台获取中间业务；英国巴克莱商业银行在欧盟碳排放交易平台中，已成为该市场的最大平台，为多方企业进行碳排放交易提供了更多服务。此外，美国花旗银行也同欧洲、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进行联盟合作，提供碳交易中介服务，开发与碳排放权管理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通过商业银行提供碳交易第三方的中介服务，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地进行碳排放交易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可提供多样化的碳基金融资

碳基金是商业银行为了企业碳减排项目提供资金而设立的一种融资产品。世界第一个碳基金的形成，是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建立的1.8亿美元的原型碳基金。在此之后，碳基金在世界各国迅速发展，且产品类型不断创新。国际领先的商业银行都看好这一市场，投资涌向了碳基金领域。例如，法国兴业银行、瑞士信托银行，以及英国汇丰银行等，共同出资1.35亿英镑，设立了碳排放交易基金；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与其他银行共同投资设立日本碳基金；亚洲开发银行设立的亚太碳基金等。为此，这些组成的多元化碳基金所组成的融资，能为商业银行未来碳金融领域投资降低风险。例据加拿大著名财经媒体Corporate Knights调查发现，上述商业银行所设立的投资基金，一但将碳基金融资方向从碳排放较高的企业，转移至环保或清洁能源公司，将可减少高达220亿美元的投资损失。

二、中外商业银行碳金融发展存在的差距问题

（一）商业银行推行碳金融业务应用范围狭窄

国外大型商业银行，诸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其碳金融业务，从2012年开始便将碳减排交易从绿色债券、绿色信贷产品扩展到航空业领域。与此相比，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却依旧停留在“绿色信贷”的单一层次。2016年3月，我国兴业银行才同春秋航空、上海置信碳资产有限公司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签署了首单航空碳排放配额的《碳配额资产卖出回购合同》。同时，我国碳交易所成贸易量较低，商业银行与之相比，碳金融业务范围更低。据搜狐财经网资料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1月，欧洲碳金融市场现货交易换手率超过了500%。而同时期我国的北京、上海、天津等7个碳市场试点中，二氧化碳当量配额共计约12亿吨，但线上成交量却仅为2亿吨，整体现货交易换手率还不足20%。由于我国法律方面的限制，商业银行不被允许直接参与到碳金融交易，只能通过碳金融产品、业务参与到其中。由此对商业银行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碳金融业务单一，使得我国大多商业银行对于碳交易中介服务，尚未涉及碳指标交易等具有实质性应用领域，在经济效益方面难以与发达国家相竞争。

（二）我国尚未实现绿色信贷信息共享

与国外绿色信贷的普遍性相比较，我国商业银行还未与环保部门建立绿色信贷信息共享机制，导致一些碳排放达标企业，以及个体难以进入绿色信贷主体进行融资。2008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与银监会双方为了协调彼此权益分派，签订“信息交流与共享协议”，但该协议最终结果却并不理想。由于商业银行与环保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双方信息交流受限，而且有些企业、个体环保信息也并未纳入央行征信系统。而信息数据共享的不及时，也无形中增加了商业银行的信息处理成本，进而限制了碳金融业务的进一步拓展。据中国证券报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6月末，我国21家主要商业银行机构绿色信贷余额为7.26万亿元，占据各项信贷款项总额的9%。而其中新型能源、环保节能、生物工程技术等新型产业信贷余额为1.69万亿元，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贷款余额5.57万亿元。其中，由于信息共享不够健全，使得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226.25亿元，不良率为0.41%。

（三）绿色信贷融资规模较低、覆盖产品单一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融资规模较低，难以发挥真正实效。据《中国低碳金融发展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资产排名前18的商业银行中，绿色信贷余额仅占总资产比例的1.81%，兴业银行绿色信贷在其中仅占3.46%，而且，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大多投资或融资于政府参与或主导的环保项目中，中小型企业所能拿到的绿色信贷融资规模都较小。同时，绿色信贷产品覆盖面单一。我国商业银行进行绿色信贷融资过程中，主要是面向大型环保类企业大型、清洁能源以及节能减排项目，中小型企业涉及数量较少，商业银行仅重视融资渠道而忽视融资对象，从而加剧了碳排放交易的失衡。另外，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产品针对主体也受到了限制，其大多面向的是企业群体，涉及个人、家庭的碳金融产品数量极少，因此，商业银行推行的绿色碳金融产品难以渗透到社会中的各个领域，影响力范围受到极大限制。

（四）碳交易定价波动性较大

尽管中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市场，但在国际碳市场上定价波动性却较大。据UNDP报告显示，2016年10月，全球40个国家司法管辖区，以及20多个城市对碳排放当量进行了定价。该项定价机制，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3倍。而中国环保网资料显示，我国各碳交易试点中，碳定价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如深圳碳市场其交易初期价位为每吨30元左右，后来一度飙升至130多元，而到2016年9月t又徘徊在30-50元之间；广东碳交易市场则由开盘初的60元下降至10元左右；而上海碳交易市场则一度跌至5元左右。再者，目前国内与低碳经济相关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虽取得较大进展，但都未深入到核心部分。在国际碳业务交易市场中，我国商业银行定价权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五）CDM项目平台合规性不足

CDM项目是我国碳交易业务的常见形式，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参与国际碳交易程度的最高形式。但同国外商业银行相比，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碳交易平台。例如，欧盟国家存在5个阶段，共同构成其碳排放交易体系，即减排目标、排放许可上限、覆盖范围、交易机制以及超标处罚机制。我国CDM项目主体在同国外进行交易时，无法进行统一谈判，往往被国外买方采取逐个击破方式压低交易价格。基于此，据CDM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CDM执行理事会召开的7次会议中，我国30个CDM注册项目都遭到了否决。而且据腾讯新闻网资料显示，2016年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拒绝了来自我国的10个可进入注册条件的中国风电CDM项目，而这也致使我国相关金融机构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三、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发展的途径

（一）开拓与碳金融结构性挂钩的信贷业务

我国商业银行可围绕绿色产业新特征，进行碳交易相关联的绿色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的开发与投资，进而达到商业利益同生态产业的良性嵌入。一方面，国内各类商业银行积极开发节能减排信贷业务。例如，加快开发可抵押产品的担保业务，项目产品经营中所得款项即可成为信贷抵押中的还款来源，进而降低抵押担保对中小企业带来的还款压力。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可调查新兴节能环保企业，依据其资产状况、抵押物的经济价值，据此实行差异化准入方式，创新与碳金融关联的结构性信贷产品。如打造绿色设备买方信贷、节能收益质押贷款、排污权质押贷款、绿色融资租赁等新产品。此外，针对企业对绿色项目融资需求，可开发绿色产业债务融资工具、收益支持票据，或是碳项目收益债等新兴投行类产品；针对大规模的绿色信贷项目，商业银行可与其他政策性银行合作，针对企业投资需求，创新如“CO2挂钩型”绿色理财产品。

（二）参与国际核证减排量（CER）市场

虽然碳排放贸易仅向发达国家设立，中国没有减排义务不能直接参与其中，但依据相关规则，中国商业银行依然可以在部分国家或地区拓展市场。例如，欧盟排放贸易体系或CDM等碳排放交易并无明令禁止发展中国家的碳市场交易。因此，我国有实力的商业银行可通过委托拥有固定资格的交易机构，参与到CER二级市场的碳交易体系中；或是我国商业银行通过在目标国家投资建设金融机构，以此获得碳交易资格，并从中申请欧洲碳排放交易所席位，以境外买家身份参与CDM/CER二级市场交易活动。这样，能够极大地缓解一、二级市场CER/CER价格差价，进而减少中国金融市场大量损失。

（三）设立低碳金融及其衍生品

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碳金融活动过程中，应依据低碳环保企业需要，不断丰富低碳金融衍生产品。例如，可通过设立碳金融衍生品、绿色保险产品，或是碳交易指标等，与企业在碳交易项目过程中，提供信用管理与风险规避等金融服务。借鉴国外碳权交易经验，设立相应的碳基金，促使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减排项目的投资活动中。此外，“赤道原则”是世界公认且明确的节能减排标准，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依据该标准，倡导绿色金融产品的开发，以此推进金融业适应低碳经济发展需要。而商业银行在其碳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方面，可通过学习国外成功经验，积极拓展同天气指数、水土资源以及生态指数等指标相关联的衍生理财产品。同时，政府方面也可以适当借助碳交易平台，推出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碳金融交易期货、绿色债券、远期合约等多项金融产品。

（四）为企业提供碳金融中介服务

我国商业银行参考国外著名银行开展各种碳金融中介咨询服务来获得利润。一方面，应对商业银行内部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在此基础上，通过各地分行营销资源和手段，挖掘合适的CDM项目潜在客户，并不断进行项目设计、立项以及监测过程中的跟进。CDM项目的顺利实施，可通过所属金融租赁中心来提供相关设备的融资或融资租赁服务，进而凭借信息技术的优势，为项目客户提供合理的碳金融咨询服务。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凭借其国外分行推销自身碳金融项目优势，进而带动银行自身海外业务的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各大商业银行仍要开展对低碳技术、基金、等项目的探索，积极创新绿色债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业务。

（五）制定政策保障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开展

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的开展，涉及环境、金融、监管等多类部门，该业务的顺利实施需要这些部门通力合作。因此，政府部门应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碳业务的实际发展情况，完善碳金融业务的扶持与约束规章，进而扶植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的顺利开展。而对于那些积极开展碳金融项目的金融机构，政府可适当予以减免税收、财政贴息等措施来进行激励。特别是应制定补偿性政策措施，来支持和鼓励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及相关企业。强化现有约束性政策的执行力度，约束商业银行机构行为。与此同时，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也可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对商业银行开展绿色碳金融活动的约束。

（六）完善绿色金融法律制度

对于碳金融交易的有效实施，政府部门应制定专业监管法律。例如，碳金融监管、绿色金融基本法等。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推行碳金融保障制度，建立绿色信贷环境和生态环保的联动机制。明确相关金融机构的环保法律意识和披露义务，进行绿色投资使命的明文规定，以此来建立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例如，国家政府可通过向环保企业发行资格限制，鼓励环保绿色企业进入市场进行融资，并相应提供可靠的风险担保机制，增强各类企业对于碳金融市场的投资信心，进而扩大企业经营范围。通过完善这类法律机制，促进商业银行更加规范地开展碳金融产品，以此推动社会群体承担相应的绿色环保责任。

（七）强化商业银行彼此之间碳金融联盟与合作

通过商业银行及碳金融交易机构联合，推动绿色金融联盟的建立。由环保部门进行统一记录，来监察金融机构的信贷、债券等金融业务。反之，金融机构也可定期进行信息数据的反馈，做到各机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此同时，碳金融监察部门应通过制定“绿色金融”项目的环境风控评级标准，来适当放宽绿色信贷规模及政策环境，进而为商业银行顺利开展碳交易项目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此外，碳金融监察部门还可强制性规定商业银行定期共享所发绿色债券的环境报告，披露碳金融项目的环境影响信息。通过披露项目的风控信息、生态环境治理情况、碳金融业务产品消费情况信息等，来接受公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1]翁清云，刘丽巍.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实践的现状评价与发展对策[J].金融论坛，2010（S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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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平.商业银行碳金融中间业务创新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3（17）：215-219.

[4]张晨，范佩霞.基于MFCA的商业银行碳金融信贷决策研究[J].财会通讯，2013（17）：122-124.

[5]乔平平.欧盟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商，2015（25）：173.

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汇总篇4

[关键词]低碳经济 碳金融 金融创新

一、低碳经济与金融工程

(一)低碳经济背景概述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进步、新能源开发、产业转型、制度创新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矛盾突出,因此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环保和节能的需要,也是经济振兴的需要,因为低碳经济将会催生出巨大的市场需求,从而,能够推动我们中国经济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低碳经济将成为我们中国经济振兴的一个新引擎。

(二)碳金融的产生及涵义

碳金融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以及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2005年的《京都议定书》,不仅催生出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主的碳交易市场,并且以法规的形式有力地限制了相关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有了良好的法律基础,碳排放权随之而来,并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以其为核心的碳金融工程应运而生。

碳金融,就是指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金融活动,如直接投融资、碳交易中介服务、碳指标交易、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和银行贷款等。目前,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碳金融工程已经渗透到世界范围碳市场的各个环节,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如渣打银行、美国银行、汇丰银行等都做出了积极而有益的创新。

(三)低碳经济发展需要金融工程创新的支持

低碳经济的发展前景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希望,一方面为金融这个经济核心地位的发展开辟了新领域,把更多的资金配置到低碳产业上是金融业的创新,顺应了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低碳经济产业发展也需要金融的支持,金融工程的创新在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形成碳交易市场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低碳经济催生了碳金融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单位碳排放量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用于平衡企业因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成本差异,因此碳交易就具有了交换和价值功能,进一步就有了货币的功能,从性质上讲碳交易就是一种碳货币。这样一方面使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可以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另一方面,标准的金融工具可以在碳货币的实施过程开发,也包括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

2.碳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随着碳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流动性的金融资产。金融机构通过拒绝向超量排放的项目放贷,进一步加大对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项目的金融支持,支持发展低碳经济。项目融资、风险投资和定向募集等融资方式具有促进可持续能源发展的能力,有利于改变能源消耗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促使经济发展从高碳环节向低碳环节转变。

二、目前我国创新碳金融工程的局限性

为适应全球低碳经济发展趋势,2007年以来,国家环保总局与金融业联手推出“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三项绿色环保政策,使“绿色金融”制度框架出现端倪。尽管如此,我国的金融体系尚没有充分发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发展碳金融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认知程度低

碳金融在世界范围内才刚刚兴起,国内大多数金融机构对碳金融业务的项目开发、审批,以及运作模式、风险管理、交易规则、利润空间等还不够了解,相关业务人才也极为缺失,导致金融机构对发展碳金融交易业务缺乏内在驱动力。

(二)碳金融社会效益与金融机构经济利润存在矛盾

目前碳金融业务已具备社会效益,但由于欠缺相应的风险补偿、担保和税收减免等综合配套制度,发展碳转型导致金融机构经营成本大幅上升,盈利能力下降,缺乏经济效益,这直接导致融资机构风险的上升。在现有金融监管与运行体系下,金融机构还无力分担应社会成本,风险性大,使得与低碳经济相关的项目融资环境较为严苛。

(三)中介市场不健全

开发碳金融业务往往涉及风险因素较多,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在国外,碳金融相关业务的评估及排放权的购买大多是由专业中介机构完成,而国内相关中介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难以开发或消化大规模的项目。

(四)政策法律风险较大

首先,碳金融相关优惠政策缺失,政府关于支持碳金融发展的政策没有出台,财政税收没有充分发挥其杠杆作用;同时,减排认证的相关规定也可能阻碍市场发展。因为,减排单位是由专门的监管部门按照既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认证。由于技术发展局限性和领导主观性,有关认证的标准和程序缺乏稳定性。因此,碳金融交易市场发展面临着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

三、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工程创新

(一)坚持“赤道原则”为基本原则

赤道原则,是由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和指南建立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目前赤道原则已经成为国际项目融资的一个新标准,40余家大型跨国银行已明确实行赤道原则,在贷款和项目资助中强调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国内绿色金融创新仍停留在支持企业节能减排的层面,只有兴业银行一家采用了赤道原则,与“赤道原则”在环保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国际标准的差距较大,因此,中国金融业应积极顺应国际趋势,结合国情逐步采纳“赤道原则”为基本原则。

(二)设立碳交易市场

碳市场是碳金融活动的重要平台,发展低碳金融,要加快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碳交易市场:一是按省或区域进行划分,合理确定各区域的排放总量;二是初始配额的分配方式可考虑招标、拍卖或行政分配等方法,兼顾公平与效率;三是排放权初始价格的确定应以排放的平均治理成本为基准。四是应建立碳市场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建立碳交易市场,形成碳交易,可以较为容易地发现减排的真实成本。这样,计算用于减排的国家财政投入量也就有了一个参照标准,行政手段的效率也就有了保证。

(三)创新碳金融产品

积极探索金融创新支持节能减排,就要通过金融产品创新。我国商业银行所从事的碳金融业务处在起步阶段,业务内容还比较单一,明显落后于国际银行同行。但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空间大,发展低碳金融,有着广阔的前景,还需要更多碳金融产品以及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典型的碳金融产品包括:

1.绿色信贷

绿色信贷是环保部门和银行业联手抵御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促进节能减排,规避金融风险的重要经济手段。银行可以通过绿色信贷大力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比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几年前就加入了支持低碳经济的行列,发放可再生能源贷款,向节能减排实行倾斜贷款,重点扶持环保项目。

2.低碳信用卡

低碳信用卡体现低碳和环保的理念,采用可降解的绿色材质制成,具备各具特色的绿色交易功能,如个人绿色档案、碳排放量计算器、购买定额的碳排量等,低碳信用卡不仅可以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更鼓励广大信用卡客户参与绿色消费,畅享“低碳”生活。

3.碳排放信用

碳排放信用是环保衍生品,也逐渐成为西方机构投资者热衷的新兴交易品种。即排放到大气中的每吨二氧化碳相当于一个“份额”,即为一个“碳信用”单位,每减少1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可获得等量排放权。如果企业没有用完分配给它们的“碳信用”,就可把剩余的额度卖给需要更多“碳信用”的企业。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这些企业卖出的“碳信用”主要由一些国际碳基金等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些投资于“减排权”转让的基金可以从中赚取利润差价。

4.能效融资

能效融资指针对国内工商企业及事业单位提高能源效率,利用清洁能源及开发可再生能源的中小项目而设计的一种新型融资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为商业银行提供一个风险分担机制,并且在风险评估方面给予技术协助。以兴业银行创新的能效融资业务为例,创造性地引入贷款本金损失分担机制:一旦贷款发生不良,将根据约定比例分担贷款本金损失,从而支持最高可达4.6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组合。为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合作提供了一个样板。

5.清洁发展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CDM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双赢”机制: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可以获得资金和技术,有助于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可以大幅度降低其在国内实现减排所需的高昂费用。

6.碳金融衍生产品

碳金融衍生产品包括碳期权和碳期货,碳期权合约的基础资产是碳期货合约,碳信用期货合约价格对期权价格以及期权合约中交割价格的确定均具有重要影响。本质上是一种远期交易,其中,买卖双方根据需要签订合约,约定规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时间以某一特定价格购买特定数量的碳排放交易权。

(四)完善碳金融相关制度建设

一要完善环保标准,加强信息沟通。定期通报环保政策法规、企业执行环保政策情况、企业节能减排责任考核情况等,加快“绿色信贷”项目信息库建设,提高绿色金融创新的服务效率。二要加强金融政策引导与激励。对低碳企业发行公司债和票据,出台一些专项鼓励政策和绿色通道,能够支持低碳企业的融资工作;对于中小节能环保企业融资,给予政策支持;对商业银行开展低碳金融给予政策扶持。三要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创业板发行和监管制度,推动低碳、绿色、环保、新能源等行业发展,鼓励上市公司利用并购重组改造产能,加强跨部门监管和协调,严厉打击违规证券活动,严惩内幕交易等行为。四要充分运用财税杠杆,建立和完善财政税收风险补偿政策,进一步促进金融机构开展低碳金融创新的积极性。

四、低碳经济下金融创新案例

(一)案例背景

鹰鹏化工公司在生产F22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副产品F23,其温室效应潜能值是二氧化碳的1.17万倍。鹰鹏化工利用独特工艺将F23分解为二氧化碳、氟化氢和盐酸,从而大大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2009年4月通过联合国CDM执行委员会的审核,成功注册为CDM项目。此后,鹰鹏化工与意大利及爱尔兰的两家大型公司开展了CDM项目合作,向上述合作方转让该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从上述项目中,鹰鹏化工每年可得收入数千万美元。

(二)中国银行金融创新方式

由于通过CDM项目下CER交易获得收益的收汇期较长,鹰鹏化工希望中行能给收汇1年期的融资,以缓解资金需求压力,同时规避美元汇率风险。考虑到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该项目前期已顺利获得CER,中国银行对传统应收账款融资业务进行了大胆创新,根据客户需求将融资期限确定为1年,融资金额298万美元,并落实不低于298万美元的掉期协议。

(三)案例评价

中国银行积极推行低碳经济下的金融创新,为鹰鹏化工有限公司办理的CDM项目碳交易融资业务,既满足了企业的融资需求,又为企业规避了美元远期汇率风险,值得金融机构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袁建萍.“低碳经济”,金融何为[J].西部论丛,2010;1

[2]邹亚生.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的碳金融发展之路[J].中国金融,2010;4

[3]阎庆民.构建以“碳金融”为标志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J].中国金融,2010;4

[4]汤小明.发达国家碳金融发展现状[J].企业导报,2009;11

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汇总篇5

【关键词】碳金融 碳交易 碳金融险

一、新疆发展低碳金融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凭借其先天的资源禀赋优势，新疆应该大力改善能源资源消费结构，扩大新型能源所占的比重，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新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十二五”规划的政策着力点就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支持绿色发展，加快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推动节能减排。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促进低碳金融发展。除了借鉴国内外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创新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新疆商业银行自身应积极参与低碳金融业务，加入碳金融市场，把其作为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和重点业务。

二、促进新疆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发展的应对之策

（一）在认识层面上，增强对碳金融的认知能力和深入了解

观念转变是先导，新疆各大高校应开设相关课程，从人才的培养机制上加大对低碳金融的认知力度和强度。加强与内地高校的合作与交流，聘请相关专业的专家和学者进行解读和探讨。对银行内部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强化认知水平和能力。如兴业银行，2005年携手合作伙伴国际金融公司合作设计节能减排融资项目，创造性地推出了能效融资产品，开创了中国绿色金融服务之先河。

（二）建立健全绿色信贷机制，创新碳金融产品

2012年2月24日，中国银监会制定了《绿色信贷指引》，强调积极调整信贷结构，有效防范环境与社会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新疆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总体部署，加大了推行清洁生产和发展循环经济工作力度。新疆商业银行应以绿色信贷作为准入点，积极参与碳交易的各个环节，实施本地化经营积极实施绿色信贷，确定符合标准和要求的企业，在对传统产业进行节能减排的基础上重点对新能源产业进行绿色贷款和项目咨询等相关业务，把建设低碳城市与低碳金融有机结合起来。

（三）积极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提供融资

发展中国家进行CDM项目建设碰到的首要问题往往是项目初期的融资问题。新疆达坂城风电场一期项目获联合国CDM注册，商业银行可以向CDM项目开发企业提供直接贷款或融资租赁，可以给这些项目的公司提供贷款，然后通过碳交易市场出售，从而获取一定的收益。商业银行应加强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众多金融机构的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碳排放权的交易与投资，联合信托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银企合作、银小合作，间接或直接地持有碳资产。借鉴国际经验和国内银行同业的经营发展模式在二级市场上充当做市商，增强碳交易流动性。

（四）加强风险的缓释与担保，进行多方合作

建立碳金融交易险与专门的碳排放交易险，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充分发挥保险公司的作用，防范碳金融业务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主动权缺失风险与政策法规风险，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作用，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和衍生产品，进行套期保值和风险对冲，减少信用风险和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面对的风险。新疆商业银行可鼓励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实施原始碳排放权的项目并对其进行担保，收取一定的费用，把商业费用转化成银行费用。

（五）设立专项的碳基金及吸引民间资本，发展CER一级市场期货产品

世界银行已经建立原型碳汇基金，新疆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银企合作、银小合作、银行间的合作以及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建立专项碳基金。借鉴欧洲发展模式，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碳交易市场，做好风险防范及风险规避。利用新疆的地理区位优势，在CDM项目上加强与欧洲发达国家的接洽与合作交流。设定合理的贷款利率，为提供节能服务的公司提供融资服务。在新疆境内，企业可以利用CDM项目等其他节能减排项目，扩大融资规模及融资渠道，鼓励设立节能服务企业，进行碳期货产品的开发与推广和系列政策性碳基金体系借鉴亚太碳基金的模式。

（六）加强第三方交易平台建设，提供专门的排放权交易场所

目前我国的碳排放交易所主要有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新特的区位优势辐射中亚，新疆自治区政府应大力发展碳市场交易建设，积极主动的发起设立乌鲁木齐环境能源交易所，抓住国家“十二五”金融规划的契机。

（七）商业银行内部设立专门的碳金融业务部，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要健全内部机构设置，专门负责审批与碳金融相关的业务。兴业银行成立了国内首个可持续金融业务专门机构——可持续金融室，统一负责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事务。新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近年来总体发展迅速，但是在产品的多样性和盈利性上都处于劣势，并且没有涉及碳金融的业务，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应积极的应对国际公约变化带来的政治风险，商业银行应设立专门的人才培训基地进行人力资源培训，培养熟悉法律、外语及会计的综合人才，熟悉碳交易市场运作模式，实现商业银行向低碳银行的转型。

（八）积极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交易，加强与中亚、欧盟地区的合作，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

中亚与我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直接制约着新疆的长治久安。新疆商业银行应积极加入《赤道原则》，借鉴发达国家先进银行的经验，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加强与欧盟、中亚等国家在碳金融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提高商业银行碳金融服务总体水平。碳金融CDM项目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交易结算多采用外币结算。为了避免汇率风险，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大力推进区域跨境人民币结算。

参考文献

[1]鄢德春.中国碳市场建设--融合碳期货和碳基金的行动体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2]周行健，林明恒.低碳经济背景下商业银行的经营策略[J].南方金融，2010（03）.

[3]初昌雄.我国碳金融发展现状与发展策略[J].经济学家，2010（06）.

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汇总篇6

关键词：货币错配；汇率风险；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3-0026-04

一、建立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必要性

货币错配是指经济主体拥有的资产和承担的债务用不同的货币计值，或者其业务经营活动中收入与支付用不同的货币计价，并且没有采取任何工具或手段规避汇率风险的现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货币错配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分析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初巴西及俄罗斯的金融动荡均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汇率急剧波动甚至货币危机，而货币错配是汇率风险产生的前提，国内出现严重的货币错配既是导致这些国家出现汇率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也是这些国家在危机之后经济不能很快恢复起来的重要原因。在所有发生过危机的国家中，银行部门的外汇风险敞口(近似货币错配)都有显著上升，见表1。阿尔巴(1998)等人的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不仅银行部门的货币错配程度在上升，在韩国、印尼和泰国，它们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币负债也快速上升。伯恩塞德、艾克鲍姆和雷贝罗(1999)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在危机前夕，存款货币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企业存在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货币错配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增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和提高化解金融危机的成本以外，它还影响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汇率制度的选择，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汇率制度选择上出现“浮动恐惧”，并最终被迫走上美元化道路的重要原因。从我国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货币错配程度相当轻微，再加上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货币错配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自从2000年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以及FDI的不断增长，我国近年遭遇一种新型的货币错配即债权型货币错配，同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的债务型货币错配一样，债权型货币错配对我国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汇率制度改革以及金融业的稳健运行都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此，通过构建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可以全面及时地把握我国银行体系的货币错配状况，一旦出现异常变化，相关部门可以据之迅速做出反应，将货币错配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之内。这对保障银行部门的安全营运和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均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国出现货币危机或者本币急剧升值时，较低的货币错配程度有助于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

二、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与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关系

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与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目标是不同的。金融危机预警的目标是根据相关指标值的变化以及经验数据预测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为决策当局采取措施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决策参考。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目标是准确测量我国商业银行货币错配的程度，为汇率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监管当局了解银行系统的外汇风险并对银行危机的发生进行提前预警。正由于它们的目标不同，因而功能上也存在差异。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主要功能在于识别和揭示银行体系中蕴含的外汇风险，它不能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但它能为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经济重建提供十分有用的信息。与金融危机预警体系强调全面性不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仅关注银行与企业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的币种匹配情况，或者说只关注经济的货币层面，而金融危机预警系统不仅关注经济的货币面，而且关注经济的基本面。

卡明斯基等人通过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有效的货币危机预警系统应当包括一套广泛的指标，并能获得充分的统计支持。他们认为，可以作为货币危机先行指标的变量是：国际储备下降数量、货币升值、信贷扩张、持续的通胀率、贸易账户恶化、出口表现、实际GDP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速度的上升、广义货币与总储备的比值、财政赤字。基本上不能用于危机预测的变量是：对外债务、经常账户。而其他变量与危机的关系难以确定。从他们的研究来看，货币危机的先行指标如贸易账户恶化、出口表现以及广义货币与总储备的比值等已经考虑到了货币错配问题，换言之，货币错配指标应该是金融危机预警指标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说明，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可以作为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重要补充。值得注意的是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并非可有可无，因为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侧重于测量银行部门的外汇风险，为监管部门实施有效监管提供决策参考。

应该说，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是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内外有关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设计来看，不同程度地考虑到了货币错配问题，其相应指标主要由外债余额、外汇储备及其同其他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如GDP、进出口总额之比而构成。从这些总量指标上很难看出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银行体系货币错配的严重程度，因而是不全面的。此外，这些指标中不涉及企业货币错配情况，其实企业部门如果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同样会给银行带来不利的影响(主要是信用风险)。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建立可以有效地弥补金融危机预警系统存在的这些问题。

三、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目标、功能及主要内容

建立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目标是准确测量我国商业银行货币错配的程度，为汇率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并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对银行危机进行提前预警。银行总体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功能是，通过对整个商业银行体系货币错配的密切监控，对银行体系系统性的外汇风险提出预警，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大限度地化解危机风险。同时，作为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系统或指标相结合为监管当局提供金融危机预警。银行总体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至少应包括三个模块：(1)银行货币错配测算指标模块；(2)风险预警信号模块；(3)对策反应模块。第一个模块是为了准确测量银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货币错配程度，为风险预警做准备。第二个模块主要是设计银行货币错配指标的临界值，对银行货

币错配风险程度做出判断，这些判断将是下一步采取应对措施的依据。第三个模块设计的目的是针对不同的货币错配程度，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

预警系统构建的关键是银行货币错配指标的选择。笔者将结合相关货币错配指标及本国的实际情况尝试建立银行总体货币错配指标体系，期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作用。银行货币错配的测算指标应包括总量指标和结构性指标，还要包括直接货币错配指标和间接货币错配指标。具体说，指标的选取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相关性，即选择的指标与货币错配具有高度关联性；二是数据可得性，即指标中涉及到的数据能从一定渠道获得，最好来自国民经济统计与金融统计；三是互补性，即指标之间能相互补充，从而全面反映货币错配状况。银行货币错配测算指标体系如图1：

银行货币错配测算指标体系分两大类：

一是直接货币错配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指标：(1)全部银行净外币资产总额与银行总资产之比，这一指标反映了银行资产币种结构，在债权型货币错配情况下，这一指标非常有效，比值越高说明债权型货币错配越严重；(2)外币存款占全部存款之比(即货币替代指标)，这一部分刻画国内的外币化程度，比值越大，表示债务型货币错配越严重；(3)国外负债占全部负债之比，反映国内银行承担的外债水平，比值越高，同样表明债务型货币错配越严重；(4)全部银行净外汇敞口头寸与全部银行资本金之比，反映银行承受外汇风险的能力，其比值越高，越容易出现系统性的外汇风险；(5)表外业务未抵补外汇合约总值，是针对银行表外业务快速发展而设立的一个参考指标，表外业务中涉及外汇的部分增长越快，货币错配的可能性越大，同样给银行带来的外汇风险也越大。

二是间接货币错配指标。间接货币错配指标主要是为了衡量银行在外汇贷款过程中由于贷款企业货币错配所带来的信用风险。主要由三个指标构成：(1)对国内企业外汇贷款总额与全部贷款之比，反映银行贷款的外汇风险暴露水平，比值越高，来自企业货币错配引致的信用风险越大；(2)拥有外汇贷款的企业全部出口收入与全部外汇贷款之比。该指标体现企业偿还外汇贷款的能力以及企业货币错配程度，比值越大，来自企业货币错配所带来的风险越小；(3)贷款企业国外债务与年出口收入之比。贷款企业国外债务主要包括国外银行借款、发行债券及贸易信贷等，它与贷款企业当年出口收入之比用于衡量企业偿还国外债务的能力，虽然与国内银行关联不大，但是一旦企业面临债务问题势必影响其国内银行贷款的偿还，因此这一指标越大，银行承担的间接货币错配风险越大。

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汇总篇7

三江源地区广布高原森林、湿地和草地等主要碳汇资源，是全球重要“碳库”和二氧化碳吸收器，也决定了三江源碳汇资源在青海乃至全国中的重要地位。2011年11月16日，国务院决定建立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确定了三江源地区植被覆盖度、生态环境保护等内容的工作目标，这为三江源碳汇资源开发提供了重要契机。青海省应借助这一契机，将试验区建设和碳汇资源开发有机结合起来，为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全球遏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新的贡献。 一、三江源地区碳汇资源分布 碳汇是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碳汇资源主要是指自然界中碳的寄存体，如海洋、土壤、岩石和生物体。目前，三江源地区的碳汇主要表现为各类生态系统中的植被通过光合作用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生物质而固定下来，包括森林、草地和湿地资源。 （一）森林资源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功能的主体。研究认为，森林每生长1立方米，平均吸收1.83吨二氧化碳，放出1.62吨氧气，在所有固碳地中碳汇功能最强[1]。然而，由于三江源地区高寒干燥的严酷自然条件，森林资源相对其他碳汇资源较少，分布也不均匀。据统计，三江源地区森林有林地面积虽占全省的72%，但多零星分布于高山峡谷间，为草地所包围，呈“孤岛状”分布[2]。尽管森林面积有限，林分状况不佳，但仍是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的主体，在涵养水源、调节区域气候、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为林业碳汇资源开发奠定了基础。 （二）草地资源 青海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草地是主要植被类型。据统计，全省拥有天然草地5.47亿亩，约占辖区总面积的51%[3]。三江源地区植被以草甸为主，主要包括高寒草甸、高寒草原、低湿草甸、沼泽，以及温性草原和灌丛等。这些植被具有巨大的固碳能力。据中科院西北高原生态研究所研究，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每年的固碳能力达1000万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600万吨[3]。此外，随着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的有效实施，全区草场退化趋势已经得到初步遏制，草地生产能力逐步提高，对三江源地区提高固碳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湿地资源 湿地和水域面积是三江源地区地貌的又一重要特点。据统计，全区湿地面积达7.33万平方公里，占该区域总面积的20.2%。其中，河流180余条，水流面积0.16万平方公里；各类大小湖泊约16000个，总面积0.51万平方公里，沼泽面积达6.66万平方公里，另有雪山、冰川面积2400平方公里[4]。湿地系统的保护对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减缓气候变暖具有重要作用，也是三江源地区的重要碳汇资源。此外，根据《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中的规定：到2020年，三江源地区植被平均覆盖度显著提高25-30个百分点，区域生态系统得到明显改善，也将为三江源碳汇资源开发打下良好基础。 二、碳汇资源开发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金融层面 1.调动金融机构的参与意识 碳汇资源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政策、技术、资本的综合支持，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支持，尤其是碳金融相关业务。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形成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机构、风险投资等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碳金融服务体系。国内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已陆续开展碳金融相关业务，比如绿色信贷、碳买卖、碳资产质押授信、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项目融资等[5]，但具体到青海省内的金融机构，碳金融活动目前还仅仅停留在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方面的绿色信贷业务，其他业务参与程度明显不足，这将严重制约三江源碳汇资源的开发进程。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政策激励措施不是十分到位，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业务的外部动力不足；二是青海省是一个西部欠发达省份，相比东中部地区，金融机构碳金融业务相关部门和人才短缺，制约了碳金融业务的开展；三是金融机构对碳金融业务的利润空间、运作模式、风险管理等指标不熟悉，风险规避意识使其不敢贸然介入其中。三江源碳汇资源开发过程中，必须健全相应的政策体系，调动全省金融机构的参与意识，加快建立符合三江源特点的金融支持机构，提升三江源碳汇资源开发中的金融服务水平。 2.激活碳汇交易市场 碳汇交易市场是发挥碳汇资源潜力的重要机制，也是碳汇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碳汇交易不等同于碳交易，只是其中一种①。目前，我国基于CDM的项目，大多是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碳汇造林和再造林项目的实施并不理想，这主要是源于技术方面的制约：一是在相同经济投入条件下，造林和再造林吸附各种温室气体生成的减排量远远小于其他类型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因此这类碳汇项目带来的减排量转让收益普遍低于其他类型项目；二是森林生长周期较长，林业生产效益还因病虫害等因素呈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基于投资项目的回报周期和回报率两个方面的考虑，目前绝大多数国外资源只是看好碳汇项目，而并非必选项目[6]。据统计，截至2011年8月17日，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达3240项，而造林和再造林项目只有4项（见表1）。青海省作为碳汇资源大省，已获批准的CDM项目27项，尚无造林和再造林项目。“十二五”期间，根据国家部署，将在北京、重庆、上海、天津、湖北和广东等六省市试点开展碳交易工作，并没有在全国铺开，因此，青海省碳汇资源开发应着眼未来，加快专项研究工作，依靠金融机构参与建设完善本省碳交易平台，尤其是碳汇交易制度，把生态利益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利益，从而为将来率先开展碳汇交易积累资本。 （二）社会层面 1.加大碳源排放控制 一个地区的碳源通常是指这个地区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头，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土地利用变化、人畜呼吸、生物质转化过程等诸多范围，其中，化石燃料（如煤、石油和天然气）燃烧是温室气体不断增加的主因。据测算，2010年，全省化石能源燃烧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0.08亿吨，其中第一产业约占0.7%，第二产业占80.2%，第三产业占11.2%，居民生活消费占7.9%。工业是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占排放总量的79.0%，单位GDP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0.66吨/万元，比2005年降低约48%，在国内属于相对低碳地区。然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全省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长，尤其是化石能源占据较大比重，每年均在50%以上（见表2）。另据统计，尽管全省单位GDP能耗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仍然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2），这无疑加大了青海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压力。因此，碳源和碳汇作为两个相对的概念，需要给予同时关注。区域碳汇潜力能否进行交易取决于本地区的碳平衡能力，如果青海省碳源控制不力，碳排放量持续增长，既不利于《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中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也会削弱三江源地区作为青海省碳汇基地的势能。在注重碳汇资源开发的同时，要加大碳源排放的控制力度，才能有效推动三江源碳汇资源走向市场交易舞台。#p#分页标题#e# 2.增强公众碳汇储备观念和碳汇交易意识 据走访调查，目前青海省广大公众对于碳汇概念的了解尚处于认知阶段，对森林、湿地、草原等碳汇资源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和功能了解不多，只有部分专业人士了解。企业作为“碳源排放”的主体，也可以成为三江源地区的“增汇”主体，通过一次性出资造林或者草原、湿地保护工作，既能够有效利用低成本的碳汇，提前储存碳信用，又能有效展示企业的社会责任，获得良好的社会宣传。而农牧民作为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的主力军，无疑也是增加三江源碳汇资源的主力军，但目前农牧民对于三江源的保护意识仅停留在生态环境改善层面，尚未上升到碳汇建设层面。此外，对于青海而言，碳汇储备也是应对将来不时之需的重要策略。随着各国节能减排形势日益严峻，国际碳交易价格从长期来看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拥有一定的碳汇储备，既是控制或平抑碳汇资源价格、防止价格过度波动的一种重要措施，也是全省在经济增长前提下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调节器，避免将来遭遇强制减排引起经济损失。因此，三江源碳汇资源开发仍需政府正确引导，进一步在全社会宣传普及气候变化与碳汇资源开发的相关知识，提高公众碳汇储备观念和碳汇交易意识，为推进三江源碳汇资源开发贡献力量。 3.注重碳汇产业经营 碳汇资源（森林、草地、湿地等）的生态功能（固碳释氧、涵养水源、保护物种、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等）和经济功能（碳汇市场交易）往往是人们开发碳汇资源时考虑的主要方面，而与碳汇资源相关的其他产业往往被忽略。实际上，碳汇与传统产业具有很强的链接性，依托碳汇资源经营碳汇产业的经济价值潜力非常大，比如通过森林培育带动林业加工、林下种养以及特种林业经济的发展，通过草地、湿地保护项目创新青海旅游品牌，既对促进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又可为促进当地农牧民收入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要重视碳汇资源与传统产业的联合，延伸产业链，走多样化碳汇经营之路。 三、可采取的对策措施 （一）金融层面 1.构建碳汇金融运行机制 加快构建和完善碳金融市场，尤其是碳汇金融市场。要开发特定省情下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绿色信贷产品和信用评价体系，寻找适应青海省实际的碳汇金融衍生品工具及交易机制，设计适用青海省经济与企业发展特点的碳汇保险产品，形成由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金融机构多方参与，共同运作的碳汇金融运行机制。 2.开展碳汇金融服务 一是扩大政策性银行业务范围，将我省碳汇产业发展纳入政策性银行贷款范围，提供符合碳汇建设特点的金融服务。比如在林业碳汇建设中，根据目前林地承包户拥有的对林地的使用权，适当延长林业贷款期限，把信贷政策与营林补贴政策结合起来，对整地、造林、苗木和幼林抚育等给予一定比例的贴息或低息的长期贷款支持，通过林业部门或林业企业将资金转贷给林地承包户造林，以此增加农牧民投入，促进林区碳汇发展。二是创新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服务，探索碳汇金融衍生品。设计符合投融资双方利益的碳汇金融衍生品是实现三江源碳汇资源金融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但鉴于青海目前可依托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本身发展滞后，更缺乏成熟的碳汇交易平台和制度，碳汇金融衍生品推向市场尚需时日。因此，在期货、基金等各种金融创新产品的制度设计中向碳汇资源倾斜，是目前可以采取的有效措施，也可为将来碳汇资源开发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做准备。 3.建立和完善碳汇金融的配套政策体系 一是制定对金融机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政府部门可以统筹安排三江源生态保护资金，设计专项扶持政策，对金融机构开展碳汇金融业务的收入提供税收优惠；金融监管部门可以通过“窗口指导”，积极倡导碳汇金融理念，引导商业银行优化信贷投向，将信贷支持重点向碳汇领域延伸，并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投资产品开发能力等方面综合分析，增强对商业银行碳汇金融业务的风险监管。二是完善碳汇建设信息管理制度。充分利用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完善个人或企业碳汇建设的信息管理，金融机构据此对贷款客户（个人或企业）进行分类管理，为最终贷款审批提供依据。 （二）社会层面 1.争取国家支持 一是在用好国家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专项资金的同时，积极向“中国绿色碳汇基金”、“国家低碳产业基金”等专项基金申请三江源碳汇项目支持。二是随着《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的出台[7]，争取国家批准青海省碳汇交易试点，如批准青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成为国家碳汇交易平台。三是从专业技术层面争取国家对青海省森林、草原、湿地碳汇基地建设的支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规划，并指导实施。 2.强化监督检查机制，用更大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充分发挥节能减排核准和监督机构的作用，建立和完善经济低碳发展的评估考核体系，落实各级政府、各部门低碳发展的目标责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三江源地区的碳汇优势。 3.扶持碳汇产业发展 一是支持林业碳汇产品的加工利用，在实现碳汇产品深度开发的同时，推动碳汇交易的常规化进程，缓解碳汇资源利用对完善的市场条件的依赖性。二是扶持碳汇旅游业的发展。借助三江源文化，根据三江源地区的开发区域限定，研究和实施三江源森林、草地、湿地旅游工程，精心打造碳汇旅游文化品牌，拉近人们对碳汇的认知距离，推动碳汇教育和旅游产业协同共进。 4.加大宣传，以公众参与带动碳汇建设 加大碳汇基本概念和内涵的宣传力度，让人们认知碳汇，了解碳汇在缓解气候变化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提高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并参与以积累碳汇为目的实践活动，推动全省碳汇建设。#p#分页标题#e#

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汇总篇8

4月5日，瑞银和莫尼塔等机构均消息称，预计我国3月份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将温和回升，一季度GDP增速或为6.6%-6.8%之间，经济增速或已触底，二季度将止跌企稳。

这说明，此前的一系列稳增长措施正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和房地产去库存等扭转了投资需求下滑的趋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继续推进，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国各家银行机构3月底以来陆续的年报却显示，诸多银行净利润增速由几年前的两位数跌至了1%以内，几家国有大行更是明确表示“力争2016年净利润增速为正”。以银行业为主要代表的我国金融行业，系统性改革的迫切性日渐加大。

推动供给侧改革，不能忽视金融体制改革的至关重要性。当前，国际金融正可能由风险积聚转入风险暴露期――2013年年中以来，世界经济与货币政策走势分化背景下的全球金融动荡加剧，或已揭开了国际金融风险暴露的序幕。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血液。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加和完善金融组织、市场、产品、调控、治理等方面的供给。如果金融供给侧改革不能到位，血管不能疏通，那么整个供给侧改革就难以落到实处。

为什么要强调金融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金融供给侧改革本身就是要解决资本如何高效配置的问题，其中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是两个最重要的资金价格机制的改革。而劳动、土地等要素的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也离不开金融解决方案。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强调“脱虚向实”，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而这并非简单的货币刺激。

2015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做出两个基本判断，即全球金融风险与危机前相比不是在降低而是在积聚，同时风险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从银行体系向影子银行转移、从偿付风险向流动性风险转移。并且，2015年世界经济又录得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2016年仍有继续下行之势。

此背景下，经济与金融的背离扩大，国际金融有可能由风险积聚转入风险暴露期――2013年年中以来，世界经济与货币政策走势分化背景下的全球金融动荡加剧，或已揭开了国际金融风险暴露的序幕。

从国内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期叠加”之一，就有“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由于前期稳增长的工作过分依靠总需求管理，依赖货币刺激，延缓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继续依靠投资拉动，推高了全社会杠杆率，加剧了当前产能过剩压力和通货紧缩威胁。甚至因为金融交易的暴利，进一步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产生挤出效应。

同时，大量的流动性在各个金融市场间窜来窜去，形成金融体系内部循环的“空转”，导致了缺乏实体经济支持的资产价格暴涨暴跌。近年来发生的“钱荒”、“债市风暴”和“股市异动”等，殷鉴不远，亦是全球金融风险暴露的缩影。

因此，金融体制改革应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

金融改革落在五大方面

“十三五”《规划纲要》对未来五年我国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同时勾勒出未来五年我国增加和完善金融组织、市场、产品、调控、治理等方面供给的蓝图。

第一，丰富金融机构体系。

虽然我国金融机构类型和数量不少，但金融服务总体是不够的，尤其针对农村和小微企业的基层金融服务不足。同时，我国还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在商业性和公益性业务之间还存在金融服务的需求。

包括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支持并规范第三方支付、众筹和P2P借贷平台等互联网金融业态发展，等等。

同时，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稳妥推进金融机构开展综合经营。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机构国际化水平，加强海外网点布局，完善全球服务网络，提高国内金融市场对境外机构开放水平。

第二，健全金融市场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一方面银行体系大量流动性用不出去，另一方面市场上却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其症结之一在于，国内金融市场体系结构较为单一，过度依靠低风险偏好的、顺周期的银行体系配置金融资源，难以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

包括要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建立健全转板机制和退出机制。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和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加快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退市制度，打击市场操纵和内部交易，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等。

第三，加强金融创新功能。

国家强调“供给侧改革”而不是“供给侧管理”，就是要通过简政、减税，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简单依靠政府产业政策指导、金融信贷政策扶持。通过加快金融创新，促进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是支持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造血机制。

包括要创新科技金融，加强技术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设，拓宽适合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多元化融资渠道，探索银行与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贷联动，加快发展科技保险，推进建立健全促进科技创新的信用增进机制。创新绿色金融，通过再贷款、财政贴息和担保、对商业银行评级等手段鼓励银行进一步发展绿色信贷，支持排放权、排污权和碳收益权等为抵（质）押的绿色信贷，推动发展碳租赁、碳基金、碳债券等碳金融产品，推动发行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建立绿色产业基金。

第四，完善金融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主要是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维护金融平稳有序运行。

包括要完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调控框架和传导机制，构建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推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创新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让市场在人民币利率形成和变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培育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体系，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好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定价基准作用。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程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人民币资本走出去，逐步建立外汇管理负面清单制度，等等。

第五，改进金融治理体系。

2016年初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指出，2015年的股市异动充分反映了我国股市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备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适应的监管体制等。这也是“十三五”规划提出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背景。

然而，周小川行长在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辅导读本中提出“完善金融治理”，是一个比金融监管更加宏大的概念，还包含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标准及规则制定等，是国家现代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要内容包括，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明确监管职责和风险防范处置责任，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完善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等等。

金融改革须处理好七组关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血液。可以说，如果金融供给侧改革不能到位，血管不能疏通，那么整个供给侧改革就难以落到实处。其中，须处理好以下七组关系：

其一，调整结构与稳定增长的关系。

不应该把扩大总需求与加快供给侧改革对立起来，二者本身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五大重点工作中，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会减少总需求，但降成本（如减税）、补短板却可能增加总需求。

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资、外需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下大力气调整经济结构。如果依赖货币刺激，有可能是饮鸩止渴，将影响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压力和动力。但另一方面，强调供给侧改革，仍然需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环境。

其二，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是在中国直接融资比例过低，导致了对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金融风险过于集中。

金融结构过于单一，还制约了货币政策效果。因为股票、债券市场较为成熟，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才可以通过低利率推动股市、债市上涨，形成财富效应，刺激投资和消费。而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流动性过于宽松，一方面造成股市、债市暴涨暴跌，甚至危及金融稳定;另一方面依靠银行信贷加杠杆，又造成了非金融部门财务上的不可持续。

为此，尽管经历了近年来的债市风暴、股市异动，仍要保持发展资本市场的定力，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但也要考虑路径依赖的现实，正视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特征，现阶段还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如探索完善投贷联动、债转股、资产证券化以及银行事业部模式。

其三，金融稳定与支持发展的关系。

在经济下行周期，由于经济效益下滑，银行资产质量有可能恶化，这时候银行减少信贷投放本在情理之中。然而，金融与实体经济、特别与工业是利益共同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实体经济是“皮”，金融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所以，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银行仍需要用好和创新金融工具，服务好实体经济和工业增效升级，这是壮大和发展金融业、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和重要内容。

其四，鼓励创新与适度监管的关系。

减少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之类的创新性企业“市场在中国，上市在海外”的缺憾，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便捷性等，不能仅仅依靠传统金融服务，还要依靠金融产品、技术和制度创新，疏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

这要求金融监管部门不断减少事前审批，消除影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金融体制机制障碍。但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兴的金融服务形式（如“互联网+金融”），监管者要透过表象看穿其金融本质，对其进行适时、适度的监管，而不能坐视金融脱媒，任其野蛮生长，以致尾大不掉，酿成新的金融风险、社会问题。其中，e租宝、泛亚贵金属交易所等，就是前车之鉴。

其五，扩大开放与防范风险的关系。

加强金融供给侧改革，还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但另一方面，又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完善宏微观审慎措施，在扩大开放过程中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包括防范极端情况下的境外金融攻击与制裁。特别是要做好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货币危机的案例分析，梳理出货币攻击的方式、渠道和演变路径，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应对预案，防患未然。

当前应对资本集中流出压力，就是我国加快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一次练兵好机会。正如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借打击进口骗购外汇之机，在经常项目可兑换规则下，我国完善了进口购付汇真实性审核机制。

其六，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的关系。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不论在市场建设、组织建设，还是在完善调控、加强监管等方面，都需要充分借鉴和汲取国际经验，遵循和遵守国际标准。

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为什么所谓的国际经验和惯例在当地能够成功，引进到中国时，需要哪些宏观或微观基础设施的培育和配套，以防止食洋不化、水土不服。特别是在对外金融开放问题上，要做好充分的理论和措施准备，避免颠覆性的失误。

其七，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

通常认为，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货币政策是总量性政策，因而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中应发挥更大作用。然而，从供给角度讲，如果将货币政策扩展为金融政策，生产或者服务部门区分公益性部门、政策性业务和盈利性部门、商业性业务，则结论大相径庭。

对于前者，应该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财政政策比金融政策更有效;对于后者，则更应该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金融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效。在当前市场情绪悲观之时，政府介入，发挥公共部门资金的杠杆和示范作用，有助于打破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

但应该注意，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因为所谓“新经济”是市场内生的，很难由政府做出顶层设计、预先安排。政府应该去除“父爱主义”，尊重市场选择、市场规律，而不要替市场选择或者“拉郎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