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安全政策范文

金融安全政策篇1

基于不同互联网信息安全性的产品，针对政府、互联网金融机构与公众消费者的博弈构建三方模型，分别对模型达到纯策略纳什均衡及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时的条件与结果进行分析阐释，以便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政府进行有效监管提供决策支持。通过研究发现，政府监管十分必要。政府可通过实施奖惩、组建专门机构、完善法律法规以及加大宣传等措施，改善我国互联网金融信息生态。

关键词:

信息安全;互联网金融;博弈;纳什均衡

互联网金融(Internetfinance)是指依托于支付、云计算等互联网工具，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一种新兴金融。互联网金融不单是互联网和金融的简单结合，而是传统金融行业为了适应新的需求，立足于网络技术平台，与互联网精神融合而产生的新兴领域和新模式。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提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然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不少问题也应运而生。其中尤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缺乏行之有效的规范、引导及约束，互联网金融产品和业务在信息安全上存在潜在风险及监管问题。蔡洁琳等(2014)［1］就提出，网络安全问题是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首要问题。王峥(2014)［2］指出信息科技风险在互联网金融中非常突出，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安全技术防护能力薄弱。陈文等(2014)［3］提出中国互联网金融正处于监管空白的窘境。目前仍没有颁布统一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法律法规来约束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也未被纳入监管范围(杨群华，2013)。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以政府、互联网金融机构及公众消费者三个主要的参与者为主体，分别从纯策略纳什均衡和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对三方博弈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达到博弈均衡的条件和结果，以便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政府进行有效监管提供决策支持，以保证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健康长远发展。

一、三方博弈模型描述

(一)模型简述及假设为便于本文建模分析，本文假设模型中包含了政府、互联网金融机构及公众消费者三个主要参与主体。其中，政府主要指地方政府以及涉及互联网金融活动开展或政策措施制定的相关组织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主要指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金融运作的传统金融机构、电商企业及网络投资、理财、支付、借贷平台等机构;公众消费者即指为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而向互联网金融机构支付一定费用的产品消费者。在本文模型中，笔者将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划分为高信息安全性产品与低信息安全性产品两类。具有高信息安全性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相较于具有低安全性的互联网金融产品，能更好地保护产品购买者及相关受益人的信息安全，即拥有更低的信息泄露概率。选择“提供高信息安全性产品”(简称“高安全性”)策略的互联网金融机构(简称“机构”)，倾向于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消费者信息安全防护设施的建设;而选择“提供低信息安全性产品”(简称“低安全性”)策略的机构，则倾向于在消费者信息安全方面给予较低的关注度，但该种选择往往会对消费者的资金与人身安全带来较大的隐患，且即使消费者选择拒绝购买该类产品，其亦会影响互联网金融市场整体的经营与发展环境，甚至使相关不安因素危及社会。与此同时，政府也有两种策略可供其选择，即“监管”与“不监管”。“监管”即指政府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资源，并通过对选择“高安全性”策略的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补偿或奖励以及对选择“低安全性”策略的机构的惩罚与整改，来引导更多的机构选择“高安全性”策略，从而营造更为安全的互联网金融氛围。相对地，“不监管”即指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信息安全进行干预与影响。此外，公众消费者亦有两种策略，即“购买”或“不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当消费者“购买”具高安全性的金融产品时，其在信息安全方面所获得的效用显然要大于“购买”具低安全性的产品在该方面所获得的效用。那么当消费者选择“不购买”策略时，其总效用的相对值即为0。本文的模型有如下假设:(1)政府、互联网金融机构即公众消费者三方均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进行决策的理性人。(2)三方均处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状态，即各方的定价决策、边际成本等信息均处于公开状态，博弈最终可得纳什均衡解。(3)三方均为风险中性，其总效用与总收益相一致。

(二)模型参数1．政府相关参数当政府选择“监管”时，政府的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信息安全进行监管的边际成本为C，其对选择提供“高安全性”的机构的补偿与奖励的单位定价为S，而对于选择“低安全性”的机构所收取的单位罚金定价为F。此外，政府还需承担低安全性金融产品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即社会效用的边际损失L。需指出的是，当互联网金融机构选择提供低安全性产品，而消费者选择“不购买”时，该类产品虽未销售，但其仍将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氛围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可能导致互联网金融产业向着消极化、极端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彼时政府仍将承受社会效用的边际损失L。2．互联网金融机构相关参数当机构选择“高安全性”策略，即提供具高信息安全性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时，其边际收益为Ih，边际运营成本为Ch。当机构选择“低安全性”策略时，其边际收益为IL，边际运营成本为CL。3．公众消费者相关参数当消费者选择“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时，有两种情况:一种为机构选择“高安全性”策略，此时消费者通过“购买”产品所获得的总效用为Uh;另一种为机构选择“低安全性”策略，此时消费者通过“购买”产品所获得的总效用为UL。当消费者选择“不购买”策略时，无论互联网金融机构选择何种策略，其效用相对值为0。

(三)策略组合及收益矩阵基于本文以上的假设与定义，可得信息安全视角下政府、机构与消费者的三方博弈模型的策略组合与收益矩阵，如图1、图2所示。其中博弈各方的收益按逗号分隔，分别对应政府、互联网金融机构以及消费者。

二、三方博弈模型均衡分析

(一)纯策略纳什均衡分析通过对图1与图2中的收益矩阵分析求解可得，政府与互联网金融机构及消费者在信息安全博弈模型中存在六种纯策略纳什均衡结果，如表1所示。首先，在表1所列出的均衡条件中，2号策略组合(不监管，高安全性，不购买)的条件为Ch＜CL，Uh＜0，即当互联网金融机构选择提供具高信息安全性的金融产品时，其边际成本将小于选择“低安全性”时的边际成本，且此时消费者将因担心购得高安全性产品的效用为负而放弃“购买”，从而导致该金融供应链的断裂。因此，这种策略组合在现实中一般不会出现。出现该种情况较为合理的解释即为机构对其金融产品定价过高，或消费者购买该种产品所需投入的资源过多，导致消费者的投资回报率为负。其次，表1中的1号策略组合(不监管，高安全性，购买)的条件为Ch－CL＜Ih－IL，Uh＞0，即相较于选择“低安全性”策略，当互联网金融机构选择“高安全性”策略时，其边际收益的增幅要大于边际成本的增幅，此时作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博弈参与者，其将选择提供高信息安全性产品而无需政府实施监管。同时，消费者亦将受到利益驱动，选择“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因此，这种策略组合为现实中最理想的策略组合。然而在当今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起步阶段，选择“高安全性”的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投入产出比并不会高于选择“低安全性”的机构。这是由于在互联网金融的起步阶段，机构选择提供按安全性产品往往意味着投入更多资源用于产品信息安全的保护，并为加大对其高安全性产品的宣传而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而同时又为吸引更多消费者而控制其产品的定价。因此，这种策略组合在互联网金融的起步阶段较难凭借机构及消费者的自主选择而实现。此外，当政府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人时，3号组合(监管，高安全性，购买)及4号组合(监管，高安全性，不购买)均将由于政府不愿投入监管成本而不会达成博弈均衡。

(二)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分析当3．1节中的纯策略均衡均不会存在时，政府、机构及消费者将形成混合策略均衡。本文设定政府以α的概率选择“监管”，以(1－α)的概率选择“不监管”。由效用等值法［5］，可得政府选择“监管”的概率α、机构选择“高安全性”的概率β及消费者选择“购买”的概率γ如下:首先，在政府的期望效用视角下，当α=1时，政府的期望为:由此，可对政府、机构及消费者选择各策略概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1．互联网金融机构选择“高安全性”的概率β结合(6)式，将β作为因变量，F作为唯一自变量，经求导计算可得，概率β与F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政府对提供低安全性产品的机构惩治力度的加大，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其选择“高安全性”策略的概率将提高。此外，结合(6)式可得，概率β与C、S呈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政府监管成本及相应补偿与奖励金额的提升，政府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降低选择“监管”的概率。而当部分机构发现政府的“监管”意愿降低时，将更倾向于选择“低安全性”策略，以提高其总收益。结合(13)式与(14)式可得，概率β与Uh呈正相关关系，与UL呈负相关关系。即当消费者购买到高安全性产品时的效用增加或低安全性产品时的效用降低时，消费者对高安全性产品的需求量将增大，从而使更多的机构倾向于选择“高安全性”策略。2．公众消费者选择“购买”的概率γ结合(9)式可得，概率γ与S、F、α、(CL－Ch)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大，或提供高安全性产品比提供低安全性产品的成本增加得更少(CL＜Ch)或减少得更多(CL＞Ch)时，机构更愿意提供高安全性的产品，而消费者亦有理由相信在选择“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时其自身获得的效益将增大，故增大了其选择“购买”策略的概率。同时，概率γ与(IL＞Ih)呈正相关关系，即当低安全性产品的边际收益增大更快或减少更慢时，机构将选择“高安全性”策略的积极性将降低，故此时互联网金融产品市场中的“低安全性”产品将增多，而消费者为保护自身信息安全，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将更倾向于选择“不购买”策略。3．政府选择“监管”的概率α结合(9)式可得，概率α与(Ch－CL)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高安全性产品其信息安全保护的边际成本的增加加快，机构选择“高安全性”的概率将随之降低，而政府为减少随之带来的社会负效应，将更倾向于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信息安全性实施“监管”。同时，概率α与(Ih－IL)、S、F、γ呈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提供高安全性产品的机构的边际收益的增加加快、政府对提供高安全性产品的机构的补偿与奖励的增加或是对选择“低安全性”机构处罚惩治力度的加强，理性的机构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更倾向于选择“高安全性”策略，因而使得政府选择“监管”的概率降低。此外，当消费者选择“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概率γ逐渐增大，理性的政府将考虑到自身利益，更倾向于促成无需付出监管成本的机构与消费者双方的自由选择的模式，而降低选择“监管”的概率α。然而，政府在现实社会中，为引导经济与社会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其有相当多时间是以非完全理性的视角进行策略选择的。因此，政府可主动采取激励措施或引导手段，使我国互联网金融产业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及对策

(一)政府实施监管的必要性互联网金融为人们快捷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风险。本文通过对完全信息下的基于不同信息安全性产品的政府、互联网金融机构及消费者的三方静态博弈模型的分析发现，纯策略组合(不监管，高安全性，购买)最为理想的均衡状态，但在现实中，由于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市场尚处起步阶段，其均衡条件不易实现。同时，作为完全理性人的政府将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而更愿选择“不监管”的策略，这将不利于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由本文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均衡分析可得，机构选择“高安全性”策略的概率与政府选择“监管”策略的概率呈正相关关系。但同样由于政府为完全理性人，故其选择“不监管”策略的可能性较大。然而，由于我国在目前所处情况下，并不具备使机构自主选择“高安全性”策略的条件，消费者主动选择“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条件，因此，从信息安全的角度来看，政府的介入与监管十分必要，这是支持我国互联网金融产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推动我国互联网金融向可持续方向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保证我国金融安全、避免发生互联网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政府可通过设定适当的补偿罚金，引导更多机构提供高信息安全性的产品，增加消费者购买的积极性，从而推动我国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政府监管的对策建议(1)提高对“低安全性”机构的惩治力。政府可加大对存在明显技术漏洞和信息安全风险的“低安全性”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处罚力度，定期监督其平台系统维护，对待故意或恶意泄露用户信息的机构，可勒令停业或依法取缔。同时，高额的罚金能在抑制互联网金融机构出售低信息安全性产品的投机冲动、有效降低市场中“低安全性”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比率的同时，有利于调动政府相关机构的监管积极性，提升其监管水平，从而推动我国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2)实施适当的补偿与奖励措施。政府可对致力于新型、有效的网络安全措施的研发与运用的互联网金融机构给予资本奖励与技术支持，同时亦可为机构相关人才的引进与培训提供便利。此外，对于选择购买具有高信息安全性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可给予一定补偿与税收优惠，引导消费者在进行金融产品交易之时主动关注自身信息安全问题，从而有利于互联网金融的信息畅通与客户的操作安全。(3)组建专门监管机构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府可整合人力、财力、物力等多方与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相关的监管资源，单独组建集中统一、权责明确的监管机构，专事专办，以提高政府监管的效能。同时，政府亦可加大各有关部门间的协同配合，相互协调，及时沟通交流，并联合企业、公益机构等社会力量，以提高政府执行力，促进监管效率的提高。此外，政府可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针对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问题，制定专门的法规、政策及标准，从而推动我国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建设朝着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4)加大公众宣传教育力度。政府可加大公众宣传教育的力度，大力普及与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相关的知识，培养消费者的信息安全意识，鼓励公众消费者自主选择办理具有高信息安全性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开展的相关业务。同时传播诚信、务实、创新理念，营造良好的互联网金融市场发展氛围，从观念与认知上增强有助于发展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内在动力，从而为改善我国互联网金融的信息生态助力。

参考文献:

［1］蔡洁琳，林亮敏．步入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思考———对互联网金融的产生、现状与趋势分析及政府监管的探究［J］．商，2014，(17):130-131．

［2］王峥．我国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J］．时代金融，2014，(8):82-83．

［3］陈文，王飞．网络借贷与中小企业融资［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246．

金融安全政策篇2

关键词：金融安全；金融体系；开放

所谓金融安全，指一国金融体系能够抵御和化解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各种风险威胁及利益侵害，保证金融功能正常发挥、金融秩序稳定运行的一种状态。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关系到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资本流动加速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任何国家的经济都已不可能固步自封和封闭式循环，对外已成为当代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在各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一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往往超越政治安全、军事安全而成为决定国家安全的主导因素。因此，在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条件下，确保民族金融安全，已成为我国现在必须着手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依照人世时的承诺更大限度地向外资开放，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带来了更多的难题，金融安全问题在全面开放的环境下显得尤为突出，我国金融业现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金融领域产生了一些潜在的不安全隐患，形成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主要问题如下：

(一)银行体系中存在巨额不良贷款

在国有企业资金从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以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在20余年时间内一直在扶持国有企业发展、保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主导地位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发挥着所谓“第二财政”的作用。多年来，信贷资金财政化形成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供血机制”维持着一种货币不断向私人部门漏出的低效循环。尽管近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普遍重视信贷质量管理，但不良资产仍然有增无减。

(二)金融资源配置不当

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多数是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的，而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以及作为金融发展和安全所依赖的微观主体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不尽如人意，还没有建立起权、责、利相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存在利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侵吞国有资产，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严重影响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缺乏，中小企业也很难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

(三)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进程中，银行的商业目标与政府干预存在矛盾

一方面，银行作为市场中的盈利性企业，要兼顾自身利益和承担风险，但政府的过度干预使银行仍要最大限度地体现政府的意志，为实现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提供无节制的资金帮助和支持，使银行的业务活动偏离了作为商业银行的目标和业务原则；另一方面，银行的生存又对政府产生极大的依赖性，将银行经营中的商业性风险转嫁给了政府。

(四)金融监管与法制还不能适应金融安全的需要

金融监管的组织机构、人才队伍、技术手段等都与现代金融监管的要求存在差距。同时，现有的金融法律、法规在某些方面明显滞后、不够完善，与我国的金融改革和保障金融安全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有些政策的调控还过多依赖行政手段。

此外，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也不尽如人意，证券公司和保险企业的基本财务状况非常不理想，存在大量的违规行为，且金融机构间存在很强的连带关系，使金融体系面临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二、日本确保金融安全的对策措施

近年来，为了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因不良债权问题而引发的金融体系动荡，摆脱经济持续低迷的状况，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支持，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金融政策以保证金融机构的持续经营：

(一)合理的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理

银行业的公共性不单是维持信用秩序和保护存款者，在银行的资金供给方面也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这种资金的社会分配，有着依照市场原理决不能实现的特性，在泡沫经济时期，金融机构将获得最大收益为经营目标，对房地产、股票等以投机为目的的资金进行积极贷款。但是，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金融机构不但没有获得收益，连本金也无法确保收回，变成“不良”资产。因此，泡沫经济时期银行的行动已经证明，听任银行的自主性是绝对实现不了公共性这个目的，深感危机的日本大藏省以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定性”为出发点，改变长期以来对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保护策略，对金融稳定性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改革，通过金融管制和监管等稳定性政策，防止金融体系出现混乱。具体为：

首先，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中央银行贴现率下调的结果是，金融机构从中央银行借款利率负担直接向下压，存款利率一律下调，在尚未波及到贷款利率的时间滞差当中，确保了存贷款差额利润，为改善业务收益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明确自有资本比率，实施分类监管。日本政府以加速不良债权处理为目标，了“早期纠正措施”，对从1998年4月起达不到自有资本比率规定的金融机构进行经营改善。当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度达不到标准时，可以向内阁府直属金融再生委员会提出救助申请，由政府出面通过设立过渡银行的方式，帮助剥离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公开向市场出售。在分类监管方面，日本着手建立了以自有资本比率为核心的动态风险监管体系，使得对于证券公司的风险监管可以实现动态化、预警化、差别化。日本的证券监管机构密切监管日本的证券公司的自有资本比率，促使其保持在一定水平，如果这个比例降到一定程度，就及时介入，避免在十分被动的资不抵债情况下再介入，成本过高。

再次，推行由大藏省倡导的合并、改组计划以及与此相应的财政资金救济金融机构策略。1994年2月，大藏省明确指出，如果金融机构在长期的经营战略中选择合并时，“政府会尽可能进行支援、协助”，并且以“维持信用秩序”的观点出发，进行适当地指导、帮助，对经营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政府明确表示将积极推选包含存款保险机构的资金援助在内的合并措施。

(二)不断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到日本，至使银行坏账达100兆日元，证券公司和银行纷纷倒闭，日本金融系统出现激烈的动荡，金融秩序和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从1997年开始，日本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形成了以金融厅为主导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厅现已成为日本金融行政监管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并逐步走向了金融监管的良性循环。

日本政府的金融监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效控制和管理货币供给，实现货币供求均衡，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第二，确保负债性商业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提高商业银行的生存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内在稳定性；第三，保护债权人、

存款人的利益，约束债务人行为，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和秩序；第四，改善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有效配置和社会公平。为此，日本金融厅出台了金融监管的新措施：加强财务分析，及时掌握银行经营风险；实行同步检查。加大金融集团监管力度；严格规章制度，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督；积极采取措施，加速解决银行不良债权问题。

(三)建立了较完善的金融保障体系及危机应对措施

常规的保障对策包括中央银行因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而实施的“最后贷款人(LLR)”政策、存款保险制度和其他事后救济措施。日本于1971年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严重的通货紧缩迫使日本政府将存款保险偿付上限额扩大到全额保障，政府尽量促使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和其他更为优良的机构合并，消除危机隐患。面对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1999年2月日本银行把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诱导目标从0.5％降低到零，实行了史无前例的“零利率政策”，此后日本的短期利率长期处于零水平。现在日本的“零利率”环境不仅使日本国债价格保持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日本的资产价格，从而缓解了日本经济危机的爆发，稳定了市场心理。

三、对我国保障金融安全的启示

(一)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体制、形成与开放环境相适应的竞争能力

一方面，国有银行必须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化产权式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积极发展规范民营经济机构，建立金融业竞争体制，培育金融业规模竞争力，解决资产质量和资本金问题。另一方面，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部门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从宏观对金融运行进行调节，使金融机构摆脱对政府的依赖。

(二)加强金融业的综合监管

首先，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针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制定涵盖所有业务领域的监管规章和标准，并对现有的各项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订和完善，切实做到监管者有法可依，经营者有章可循。其次，各级金融监管委员会参照国际惯例，按照“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对金融机构实行综合监管。此外，应建立对金融机构的评级制度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各个金融机构的不同等级，强化金融机构自身对经营风险程度的识别，增强自我约束能力及资信透明度。

(三)对资本流动实施有效调控和监督

金融对外开放和放开资本项目必须适时、稳妥、有序，优化外资结构，把握合理投向，严格控制资本的非法流出入，减少其可能获利的机会，跟踪监测外债风险指标，严格确认境外发债主体的资格，加强对境外机构借用中长期外国贷款的管理，同时相应地建立国家偿债基金等，以有效预防突发的金融风险。

(四)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络

金融安全政策篇3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能否安全、高效、稳健运行，对宏观经济能否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当前我国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特别是存在一些高风险隐患，金融风险可控程度面临很大挑战。对于经济开放日益加快、外贸依存度高达40％、引进国外投资排名世界第二的我国来说，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危害程度将不可估量。因此，维护金融安全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就更为重要。

当前我国金融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外资本非法流入。我国金融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为国外资本流入创造了一定的外部条件，但由于监管经验不足、监管手段不当，至今我国尚无法有效控制国外资本的非法流入，特别是大量热钱(亦称游资)的涌入。大量热钱涌入，直接冲击了我国货币体系的流动性管理，限制了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加剧了国内资产价格波动，并助推通货膨胀，增加了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更为严重的是，游资还可能引发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经济相关问题的连带更加紧密，政治与经济、经济与贸易、金融与投资等多种关系组合与重组的加快与密切，不仅使得国家、区域间影响加大，而且也使相关市场的联系愈加紧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金融安全。

三是不良资产，尤其是地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例偏高。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经过剥离不良资产、外汇储备注资、股改上市募集股本金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其资本充足率大幅度提升，不良资产明显下降。但近年来大量金融产品的创新，如按揭贷款、个人信用卡、土地储备贷款等，又集聚了一些新的风险资产。这些新的风险资产会随着经济周期下行因素，逐渐体现。与此同时，地方金融机构由于历史原因，改革进度缓慢，累积的大量不良资产至今仍未有效解决。由于金融行业的传导性强，地方性金融风险很容易波及整体金融体系。

四是金融监管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责任主体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者构成，这个体系优势是有利于分清职责，提高执法专业化，但由于历史沿革，仍存在很多不足。第一，依法监管意识淡薄。金融监管的实质是法制管理，但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法律手段比较缺乏；第二，监管部门职责仍不明晰，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仍举足轻重，银监会自成立以来，与央行的职责分工并不明晰，影响其职能的充分发挥；第三，三者之间存在着各自为政的局面，没有建立共享信息系统，难以发挥执法合力和协调能力；第四，监督滞后、监管力量和视域有限，存在有监管权、无监管责任和监管风险等弊端；第五，金融监管和控制手段远远落后于金融创新趋势，如外汇监管存在“名紧实松”问题，对大量热钱的流入无法起到抑制作用；对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和关联贷款风险问题尚未加以重视。

五是金融机构良性运行机制尚未健全。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虽然经历了较为深化的改革，但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从其内部自律看，金融机构面临着与国有企业一样的困境，即如何真正解决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国有银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在追逐利润的动机、风险控制及产权问题上，尚未达到市场经济的要求。

六是金融创新使我国金融业面临新的风险。随着金融自由化、信用证券化及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各种信用形式得以充分运用，金融市场价格呈现高度易变性，金融业面临的风险相应增加。如果对金融创新管理不善，业务监督不力，不把金融改革和创新活动纳入法制和规范的框架中，也会使商业银行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新的更大的风险，存在着金融安全隐患。

七是金融领域腐败现象仍然较为严重。近十多年来，我国银行业连续不断发生了国际银行界所罕见的案件，呈现犯罪人员级别越来越高、个案金额越来越大、作案行为越来越大胆的趋势。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表明：在过去的近10年中，中国被撤换的国有商业银行各级行长达数百人，所涉金额以百亿元计。而证券、保险等行业也是不乏此类事例。从各种事实来看，大量银行的呆坏账是腐败原因造成的，而大量银行的呆坏账是危害我国金融安全的一个突出因素。

二、防范金融危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审计重点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筹集富余资金、分配资金、调剂资金余缺、充分发挥资金使用价值的重要枢纽，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市场调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秩序的正常与否关系到整个市场秩序、社会信用的正常，更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次由美国次货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再次印证了金融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核心地位，保证金融业的正常运行，维护金融安全，防范金融危机是审计机关的重要责任。

(一)深入揭露和查处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安全发挥保护性作用

一是强化金融领域的大案要案意识，充分认识到当前金融领域犯罪活动频率较高，涉案金额巨大，消极影响面广，蔓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破坏国民对金融安全的信心基础、成为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根源，因此，打击金融犯罪，保护国有金融资产安全，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将是金融审计长期艰巨的任务，是审计机关发挥金融免疫功能具体的表现。

二是将专业的会计、审计、金融、信息技术知识与研究金融犯罪机理和特点结合起来，找准金融犯罪易发环节、高发领域和基本规律，探究和弄清金融犯罪主要形式和采用的技术手段，集中收集、分析一批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案件的法律、法规定性依据及其典型的审计案例，找出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案件的数据特征，充分发挥计算机审计作用，为审计打击金融犯罪找准精确方向，提供有效手段。对发现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案件，要加强后续审计。一方面督促有关部门对问题的查处，真正做到违法必究、依法处理；另一方面促进法规制度的完善，对维护金融安全提供制度保障和法律支持。

三是关注金融资产质量和风险，提升风险抵御能力。金融资产质量是金融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石，也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根本所在。审计机关要特别关注金融资产质量和风险，检查评估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核查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检查支付能力或者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通过科学的量化指标来评估资产质量，揭示审计对象存在的经营风险。坚持以真实性为基础，重点检查金融机构执行国家金融政策的情况，要对重大金融活动进行专项审计或调查，从而掌握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要强化信息反馈，为决策层提供可靠依据。

四是加强对金融监管部门行业监管的再监督。在强化国有和国有控股银行的审计监督的同时，应强化对金融监

管部门行业监管的再监督。审计机关依法对金融监管部门制定的法规、制度是否能很好地防范金融体系中的漏洞，以及金融监管部门是否能按照国家宏观金融政策、法规进行有效监管等做出客观评价，也包括对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货币政策的合理性，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出台的行业管理的政策法规的合理合规性以及财政部有关金融政策及金融资产管理情况做出综合评价。要着眼宏观，立足长远，从战略全局出发洞察金融态势和经济运行的全貌，客观评价监管绩效，揭示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从宏观金融政策方面提出建议和对策措施，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金融监管。同时审计机关要积极加强与相关监管部门、行业自律组织的合作，形成监督、惩治及预防的合力。要加强与社会审计、金融机构内部审计的合作，对金融风险形成全方位、深层次、立体化的监督，全面整合监督资源，提升金融免疫系统的效能。

(二)不断拓展审计对象和内容，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推动金融稳定安全和有效运行发挥预警性作用

我国金融业面临着很高的系统性风险和行业性风险，值得警惕。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不断扩大和深入发展的趋势下，一国的金融业在全球金融动荡过程中、不可能独善其身。当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进一步升级，很多国家的股市大跌，币值大幅贬值，金融机构巨额亏损，甚至出现了流动性困难，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出现严重混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已成为金融审计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发挥金融审计免疫功能，促进金融发展的具体体现。

一是在强化银行业审计的同时，加大对保险、证券、信托等行业的审计。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金融审计资源主要集中在银行业，在证券和保险行业监管实践中，政府审计逐步被边缘化，一定程度弱化了其防范金融系统风险的能力。政府金融审计要发挥金融免疫功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抑制金融危机，必须要消除审计盲点，根据金融业发展趋势，拓展审计对象，将审计监督区域涵盖到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信托市场和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并将外资银行纳入审计视野，要突出关注一些宏观性、行业性或系统性金融风险。充分发挥出金融审计综合性监督的特点，全面反映和预警金融行业存在的系统风险。

二是在强化传统金融业务审计的同时，加大对金融创新业务的审计监督力度。金融创新业务是新生事物，风险系数大，往往是金融风险多发领域，同时也是金融审计监督的薄弱环节，审计机关应积极开展对金融衍生品、电子银行产品、代客理财等等各种金融创新业务进行风险审计，注意金融机构为规避监管采取隐蔽手段进行的业务创新及以此带来的风险后果，通过审计寻求防范金融安全风险和促进金融发展的平衡点。

三是加强对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的审计力度。金融机构的内控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与危机的基础性、根本性制度，是金融机构安全稳健经营的前提。因此，政府金融审计应对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的审计单独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将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和完善程度及其执行状况纳入到审计范畴。通过科学全面的测试，检查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及时发现存在的漏洞，提出改进的具体建议，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防范风险的水平和能力，消除和减少金融安全隐患。

(三)针对重要金融问题开展专项审计调查，为保障金融安全，防范金融危机，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当前有很多问题需要关注，比如国际资本流动、金融机构组织和产品创新、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急剧扩张等等。要加大对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的研究力度，要找准影响当前或长远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行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从长期来看，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稳定运行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结构不合理造成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还不高，而具体到当前金融各个子行业其存在的突出问题又各不相同。金融审计的独立性和综合性特点为准确提示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方面提供了制度优势。

一是对我国金融业改革状况与成效进行专项审计调查。近年来，我国金融业进行了比较大规模和比较深层次的内部改革，改革效果直接影响到未来我国金融的安全和发展，中央和社会对此高度关注。审计机关应结合近年来金融审计实践，充分利用审计信息优势，从促进、完善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高度出发，对金融改革成效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客观提供审计调查结论，及时发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科学的审计建议，为推动金融改革和金融业的安全有效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提供决策参考。

二是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健全性和有效性进行审计调查。金融审计应综合金融企业和监管部门的意见，并结合金融审计的实证结果，以审计事例和具体数据分析结果为依据，分析我国目前金融监管体制的健全性和科学性，发现我国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制度性缺陷，评估以此产生的危害，防范由于监管问题转化演变成为金融风险，构成金融安全的威胁，促进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建设，提高金融监管效能，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发挥间接性推动作用。

三是对影响我国金融发展的外部风险因素进行专题审计调查。金融业的运行发展受到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及其他外部环境影响，因此，金融审计需要跳出金融看金融，将金融发展与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问题等联系起来，对影响金融的外部风险进行调查。如对房地产市场发展与金融风险的问题，国家实行货币政策对经营货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企业的影响，政府借款、财政担保借款是否导致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化等进行金融审计调查，直接揭露和及时预警影响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外部风险因素，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推动金融业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金融安全政策篇4

关键词：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农村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5-0036-006

一、“十二五”以来安徽农村金融

综合改革的特征及成效

（一）安徽农村金融综合改革的特征

1.农业保险服务新农村建设。一是农业保险“提标扩面”。2013年，全省中央政策性农险品种由“6+2”拓展为“7+3”，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保险，目前已开办大棚蔬菜、果树、茶叶等41个特色农险品种。二是涉农保险创新发展。2013年，联合省相关部门开展5市27个县区的山区库区农房保险统保试点工作。三是推进试点县农村金融保险综合改革。认真落实全国人大部署，配合地方政府做好农村综合金融改革。基本形成了以中央政策性农险为主，特色农险和涉农保险全面发展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

2.夯实金融服务网点。农村金融改革，离不开金融机构网点，尤其是便民服务网点的设立，安徽农村金融改革一年多来，大力发展城镇化的“草根”金融，让农村拥有属于自己的银行，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全面、“合身”的金融服务，把县农联社变更组建为农村商业银行、新增了村镇银行、新建金融机构网点和便民服务区，有利于扩大金融服务覆盖范围，为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便利的网点支持。

3.打造新的服务模式。针对安徽县域经济的特色和小微企业的特点，需要商业银行创新产品，解决企业融资难、担保难问题。徽商银行依据金寨经济特点，研发了“金徽通”信贷产品，大胆创新了担保方式，采取优选“3～5”户小微企业联保的方式，相互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通过政府增信，为企业联保提供“双重”保障，该产品针对金寨企业需求，提供“助工、助农、助商、助业”四大金融服务，产品投入市场2个多月，围绕产品，通过批量服务，就支持了14户、2000多万元信贷投放，有力地支持了金寨县经济发展。[1]

4.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为加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力度，每年都举办多场通过银企对接会、联谊会及新产品推介会，要求金融机构对地方经济发展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银企对接会进行现场签约，采取贷款意向类、投放类等形式，并且跟踪对接会落实成果，要求对接会签约落实率不低于80%。各家金融机构也按照年度制定了活动方案，开展一系列的金融服务活动，贯彻落实农村金融改革。

5.搭建银企桥梁纽带。为提高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效，为企业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体系，商业银行需要做好平台建设，与政府有关部门，如经信委、农委、工商联及担保公司、合作社、协会等社会组织，建立常态长效的工作机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信息交流，宣传金融产品与服务，平台机构向银行提供了客户需求、政府政策等信息，充分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交流。通过平台的搭建，有利信息通畅、资源共享，共同为企业提供服务。[2]

6.在全省创新开展规范化、标准化的金融服务室进村工作。设置专门场所布放ATM、存折补登机具，张贴自动取款机操作流程，摆放《金融服务手册》等知识读本。各个农村金融服务室所在各村部开辟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宣传专栏，集金融知识宣传、金融消费者维权、人民币反假、征信为一体，初步形成可复制、易推广的“农村金融模式”。

7.开展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转型建设。创新工具运用加快，工商银行推出“国内发票融资”，农业银行推出金穗“惠农卡”和“企业+基地+农户”信贷模式，中国银行推出国内融信融资业务，着力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服务方式创新提速升级，农发行联合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推出“富民兴业”农户担保信贷计划，实行“担保机构+金融机构+政策性支农机构+龙头企业+农户”的“五位一体”信贷模式支持农户发展。

8.开展各项金融配套扶持政策落实。认真改革和清理制约信贷增长的体制性和政策，因地制宜地制定配套措施和相关细则，牵引农村金融在新一轮扶贫开发中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向上争取扶持政策，给予改制的农村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按季上浮的优惠政策，增加农村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加大对信用村、户的信贷支持力度。提高对农村商业银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政策的容忍度，允许支持“实体经济”的前提下，进行合意贷款管理。[3]

（二）安徽农村金融综合改革的成效（以金寨县为例）

金寨县自实施农村金融综合改革以来，农村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信贷总量持续增长，金融创新成效显著，服务水平明显提升，金融环境不断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组织体系不断完善。通过机构改制、分设、增设分支机构网点，金寨县金融机构种类更加丰富，体系进一步健全，初步建成以政策性银行和大型银行为主导，以农村商业银行为主体，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辅助，以村级金融服务室（站）、助农取款点为补充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目前，该县拥有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和徽商银行等银行机构10家，营业网点70个，自助银行网点17个，ATM机86台。此外，该县还组建了城镇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金寨分公司;国元农保公司在该县设立了支公司和四个营业部，安徽省国资委在该县组建了产权交易分中心，华安、海通证券分别设立了营业部，还新设了1家典当行。

2.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改革启动以来，金寨县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先后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7000万元，新增营业网点8个、自助银行网点8个、ATM机52台;新布设POS机1074台，POS机总数达到1603台;新建村级金融服务室21个、助农取款点384个，初步实现了基础金融服务的村级全覆盖，网点覆盖率较改革前提高64.2个百分点。全县发行银行卡71.2万张，实现人均一卡。目前，金寨县每万人拥有银行服务网点2.39个，较改革启动前增加0.91个，增幅61.5%，农村居民基本做到“贷款申请不出户、存取现金不出村、汇款业务不出乡（镇）”。

3.信贷投放持续增长。改革以来，金寨县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方面全面加大了信贷投放。2013年末，全县贷款余额73.7亿元，较上年增长34.4%，高于全市平均增幅14.6个百分点，增速由改革前的全市末位跃居首位;存量存贷比55.4%，较改革前提高5.7个百分点;增量存贷比54.9%，较改革前提高22.5个百分点。一年多来，金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36.6亿元，有效缓解了当地企业和农户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特别是在产业园区和城市建设上，依托县城司、汇金公司平台，与8家银行对接了棚户区改造等14个项目，达成融资意向31.5亿元，2013年投放到位10.1亿元，超过近10年融资之和。

4.金融创新成效初显。金融机构结合实际大力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创新开发出一批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如农发行创新“担保机构+金融机构+政策性支农机构+龙头企业+农户”贷款模式，建行和徽商银行创新“助保金”、“金徽通”贷款新产品等。面向下岗再就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巾帼妇女创业、大学生创业等，大范围拓展小额担保贷款方式。在普遍开展征信体系建设基础上，对农户发放无抵押小额信用贷款。运用信贷新产品支持了15个贷款项目，248户小微企业，1.12万户个体工商户，2.14万户农户，累计发放各项贷款89.29亿元。全面实施毛（元）竹、森林、育肥猪等政策性保险，创新开展农房保险，在2013年抗击两次特大洪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有力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重点加大对特色农业、重点项目、主导产业、基础设施、城镇化、民生工程等领域信贷投放，有力支持了金寨县经济社会发展。2013年，金寨县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31.5亿元，增长30%，新增规模工业22家，规模工业增加值23.6亿元;新发展特色产业基地4.5万亩，实现农业总产值30.8亿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亿元，增长16.1%;实现生产总值80.2亿元，财政收入6亿元。

6.同步带动农村扶贫开发。金寨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资金支持，特色农业一直难以摆脱小而散的自发状态。通过实施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创新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等金融新产品，扩大有效抵质押物范围，激活了农村沉睡的资产资源，为扶贫开发注入了新动力。2013年，金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发放涉农贷款52亿元，支持4户企业成长为省级龙头企业。在45个整村推进中，县级投入扶贫资金1329.5万元，实施产业扶贫到户，带动银行贷款1.23亿元，支持9034户农户发展种养殖项目，使5961户贫困农户实现脱贫。2013年，金寨县共减少贫困人口2.7万人。

7.有效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实施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受益最大的是农民。实施改革以来，该县积极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成果应用，采取全额贴息方式大力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4492万元，为群众发展生产、发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持。例如，农发行金寨县支行由农户作为实际用款人，发放贷款1000万元，直接带动农户发展茶叶、油茶大户80多户、基地2.4万亩。2013年，金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7104元，较改革前增长13.5%，成为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年份之一。[4]

8.大力带动全民创业就业。金寨县以金融改革为抓手，积极破解资金难题，大力推动全民创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扩大担保贷款发放范围，将专业合作社贷款额度提高至30万元，将小额担保个人贷款额度由2万元提高到5～8万元;通过创新小额贷款抵押担保方式，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尽可能降低贷款门槛。2013年，全县发放小额担保贷款4169笔，金额3.99亿元，是2012年的12倍，带动新建农民合作组织1200家，新增个体工商户4467户、各类企业315家，全县上下创办实体、发展经济的氛围空前浓厚。

二、“十二五”以来我国农村

金融综合改革的经验借鉴

（一）台湾地区农地银行的运作与借鉴

2007年，我国台湾地区正式提出并开展“农地银行”政策。农地银行，是为提高农地流通，实现租赁、买卖农地的服务和信息平台，主要是提供农业项目贷款融资、农业产销经营、农地利用法令等咨询服务，同时也起农地中介作用。

1.政策筹备、出台与农地银行运营。设立农地银行的构想系台湾地区2002年正式提出，经过多年的研讨、规划，2003年2月，台湾地区修正通过《农业发展条例》，为农地银行的开办提供了法律基础。“农委会”于2007年3月召开说明会，邀请各级农会总干事就农地银行的政策、架构、内容等事项作了说明。同年8月14日，随着《农地银行之建置与推动计划》出台，农地银行正式开张。2009年5月，“农委会”推出《“小地主大佃农”政策细化方案》，作为“小地主大佃农”政策的五大配套措施之一，意在强化农地银行的管理服务功能，为大佃农提供低息经营贷款和长期承租农地无息贷款。

2.农地银行政策的显著效果。农地银行政策普遍得到了台湾地区基层农会的热烈欢迎。到2012年底，参加农地银行平台的农会占全部台湾农会的98.6%，达298家;登录使用农地银行网络平台进行农地租、售及法拍案件达16246笔，实际成交4325笔，新增贷款额5.1亿元（新台币），农地成交量达1258公顷。大佃农耕作面积平均为8.4公顷，为台湾平均台农面积1.1公顷的7.63倍，大佃农政策惠及的经营规模达到8433公顷，大佃农平均年龄由先前的62岁下降为42岁，呈显著年轻化发展态势。台湾地区的农地银行及其服务和管理平台，激发了租赁和买卖农地市场的活力。[5]

3.台湾农地银行政策对大陆的启示。最近两年，内地的四川成都、陕西杨凌、河南信阳、宁夏平罗和湖南的永州、浏阳等地方，纷纷效仿台湾地区农地银行建立了功能和名称类似的农村土地银行，并在村一级建立了基层土地银行监理会、理事会，由土地流转农户大会，选举“两会”组成人员。土地银行主要的操作方式是零散地块集中后再与农户签订委托流转协议，土地银行找到龙头企业或经营大户后最终将土地贷给大户农、合作社或农业中小微企业，将预存土地集中流转出去，由土地受让方支付土地租金，农业土地银行将租金分发预存土地的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土地银行、经营大户或龙头企业三方均有收益。农民入股土地银行可定期获得存地收入，土地银行通过集中存贷获得利润，并将利润按面积折算成股份，对股东进行分红。

4.农地银行的功能和法律地位。由于内地农村土地银行的建立及业务开展还处在探索阶段，从体制方面来观察，内地农村土地银行与村两委及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的人员组成、办公地点相重合，职能也相重叠;从法律基础上看，农村土地银行多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无法到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从而难以提供土地流转中急需的金融服务;从业务功能角度来观察，农村土地银行目前还仅限于土地经营权的出租、收储和转包等服务，其他如法律咨询、资金筹措、经营辅导、贷款、信息查询等农民急需的管理与服务能力非常欠缺。[6]

（二）安徽金寨农村金融综合改革的经验

1.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改革强力推进。一是银监会将金寨县列为农村金融服务创新联系点，成立了“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推进小组”，周慕冰副主席任组长、安徽银监局主要负责人和银监会有关部门为主要成员、保监会和人民银行全部参加，保障了金融综合改革的强有力领导。二是安徽省委、省政府成立安徽省抓金寨促全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三是安徽银监局牵头成立安徽银行业推进金寨县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各项工作的组织、督促、指导、协调落实。

2.细化工作方案，明确改革目标责任。经过多批次调研、论证并征求意见，制定了农村金融改革推进计划，明确责任，形成银监会《金寨县农村金融综合改革方案》、省政府《金寨县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以及安徽银监局关于推进金寨县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及实施细化表，各银行按部门、人员、完成时间节点具体落实。

3.注重体系构建，推进整体实施。构建金融组织体系要完善农村金融机构机制体制建设，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要建立风险防控体系，创新金融产品要注重提升服务水平，构建银行监管支持体系要着重强化信用、财税、保险等支撑体系构建，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普及农民的金融常识。在大力推进改革进步的同时，要注意总结经验，评估改革成效。

4.注重组织协调，凝聚改革合力。以金寨县农村金融综合改革为例，改革涉及层级多、部门杂，各组织各部门各有分工、各司其职、沟通有效、协调配合，形成了强大的改革合力。一是争取多方金融政策支持，最终形成了由银监部门牵头，保监部门、人民银行、金融办全面配合的多方支持态势。二是统一口径、统一步调。通过向上汇报，由银监会和省政府出台协调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三是取得地方党委、政府支持，由政府协调税务、财政、工商部门出台扶持政策，营造良好的金寨县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外部环境。

5.跟进配套制度，务求改革取得实效。为确保改革推进的有效性，相继研究出台系列配套制度。一是建立并实施监测督查制度。对金寨县新增各类存、贷款，新设服务网点及产品服务创新等主要改革发展指标实行按月监测;对实施方案落实情况进行按季督查，及时发现、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二是制定了《金寨县银行业差异化监管政策实施意见》，鼓励新增存款驻留本地、科学掌握存贷比、合理确定中小微企业和农户贷款不良率等19项差异化监管政策。[7]

三、安徽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安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力量，但安徽农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农村金融改革存在很多问题。2012年6月，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视察金寨时，明确指出进行农村金融改革。通过二年多的时间，安徽及金寨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安徽农村地区起到了示范作用。结合安徽农村金融改革，分析安徽农村金融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安徽农村金融改革提出相应对策：

（一）安徽农村金融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相关金融政策缺失，产业结构不合理，缺少核心企业带动发展。农村金融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村金融政策不完善，农村互助金融组织的法律基础不明确，在农村金融活动中缺乏具体实施的制度安排和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如：小额贷款公司，他们只能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根本无法拿到银监部门的金融准入证。这就造成了银行监管部门、人民银行等金融主管部门无法对口开展相应业务指导和监管服务。2013年度，安徽县域一二三产结构比为22∶42∶36，平均县域规模以上企业不足，大型企业较少，县域产业结构中大型工业企业明显缺乏，没有形成核心企业产业链发展效益。

2.社会信用环境基础较差，农村金融体制问题十分突出。安徽县域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地区，不少人住在山区，据了解，平均县域近70万人，有近40万人住在山区，由于山区交通闭塞，很多地方金融知识没有得到普及，对信用意识不强，整体社会信用环境基础较差。农村现有的金融体制实际上是一种从农村获得净储蓄的机制，抽着农民的水，浇着城市的田。大量持续的农村资金流出，极大地削弱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基础。而现有的农民互助经济组织自有资金规模小，业务量较为有限，离广大农户及农民的实际金融需求差距较大。而他们赖以依靠的小额贷款公司其资金来源主要为注册资本金，总量极为有限，资金不足带来的后续问题十分严重。[8]

3.金融机构信贷投放不足，农业产业化得不到资金保障。安徽县域经济总量较低，仅有几家国有商业银行设立网点，并且在金融改革前，金融机构对县域总体信贷投放较低，2013年度，安徽县域金融机构新增信贷平均投放不到10亿元，这与安徽县域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是不匹配的。由于信贷服务严重滞后，金融资金供求严重失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因运而生，以服务社员、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为宗旨，吸纳社员股金、互助金和发放融通资金，对农业发展、农民创业增收起到了较好作用。

4.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的机构不断萎缩，金融机构较少，网点数量不能完全覆盖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大量撤并缩减，其他金融服务还没有发展起来;农发行作为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仅仅承担粮棉油收购等信贷业务;目前，农村的金融服务实际上由农商行在唱“独角戏”，而农商行从体制到机制都还未理顺。在安徽农村金融改革之前，安徽县域平均3836平方公里，仅有5～6家银行金融机构，安徽县域经济比较分散，不少乡镇都聚集了小微企业，但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少，很难满足这些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需求。

5.金融服务产品单一，难以满足农村城镇化的多种需要。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急需注入大量资金，虽然各级财政能适应这种需求不断加大了支农的力度，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为农民带来了不少的实惠。然而各商业银行由于自身的管理机制和服务权限的制约，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农民贷款难问题日益突出。安徽县域的金融机构所开展的业务基本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汇，对于小微企业担保难、融资难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缺乏有效措施。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是农村金融改革，促进安徽县域发展的重要需求。

6.我省县域金融改革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又无成熟经验可供借鉴。目前，存在的主要困难一是体制瓶颈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县域金融机构贷款审批权限、审批程序、贷款容忍度、抵质押物等方面的权限较小，主要集中在上级银行;二是政策瓶颈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现行相关农民土地和房屋确权、处置等方面的政策规定难以突破，流动性不强。这些因素，制约了我们关于创新抵质押贷款模式、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增加融资总量的部分设想。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省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深入推进。[9]

（二）安徽农村金融改革的对策

深化农村金融综合改革，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需要各级政府、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等各方面共同努力，形成推进改革的工作合力，要按照农村金融综合改革的总体目标持续推进各项改革措施，进一步促进当地金融服务协调发展。安徽农村金融改革正在迅速开展，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安徽农村金融改革的现状，现对安徽农村金融改革提出几点对策。

1.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推动作用。要结合安徽县域实际，研究出台新的扶持政策，不断完善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要不断整合优化各类支农金融资源，完善配套政策，建立健全农村信贷担保机构和担保方式，安排一定额度的扶助资金用于农户贷款贴息;要加快产业园区大型企业引进工作，积极培育合格的信贷投放主体;要加快推进产权交易中心建设，为稳妥审慎推进“三权”抵押创造外部条件，帮助解决抵押担保难问题;要加快建立风险补偿和激励机制，激发金融机构的内生动力，实现良性互动、多方共赢的工作局面;要积极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扩大保险覆盖范围，将部分重点农产品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

2.更新观念，构建城乡联动策略。搭建城乡联动发展的观念，避免就农村谈农村、就城区谈城区，将两者割裂开来的误区。通过横跨城乡的产业链发展建立起城乡间隐形的桥梁，比如，在安徽县域销售的茶叶，是由农村种植、采摘、制作、运输，县城家电、酒等品牌商在农村设立的经销网点销售，这些都是典型的城乡产业链。金融机构可以积极营销或从存量客户中筛选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实力、有信誉的优质核心客户，以该客户为原点，向前或向后寻找上下游客户。通过这种“1+n”营销模式，不仅能促进城乡共同发展，还有利于全面了解客户，有效防范信贷风险。[10]

3.全方位强化监管引导。监管部门要创新监管手段和工作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强风险管理，提升风险管控能力，确保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要继续加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建设，大力发展担保机构、贷款专营机构等组织，积极推动县域各类金融业态协调发展。要督促金融机构落实不良贷款容忍度、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等差异化监管政策，有效增加全省县域信贷投放。要引导金融机构及时调整信贷结构，加大对现代农业、粮食生产、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要推动全省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民生金融。

4.充实改革内涵。通过加强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带动和促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继续深化农行“三农”事业部制改革，引导其重点支持农村企业和县域发展。继续扩大大型银行对县域机构的授权，进一步创新产品服务，优化信贷流程，适当增加信用贷款，有效扩大抵押担保范围，增加有效信贷供给，加快县域内资金的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涉农银行业机构要着力打造服务“三农”专业化服务组织，大力发展小额信贷，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基础业务、基本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促进合法、合规经营。

5.创新宣传，普及社会信用基础。商业银行通过走进街道、社区和专业市场宣传金融知识，开展“征信业管理条例”宣讲、“反假币知识宣传”等，为当地居民及中小企业主讲解金融知识，有针对性地向公众普及金融知识，解疑释惑，提升大众金融安全意识，有效防范社会上假借金融机构之名进行有关犯罪活动。各家金融机构都要开展相关活动，不仅仅宣传银行相关金融产品，更要普及农村金融知识，为企业打造和维护良好的信用环境。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全面实现全省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全覆盖，让农民享受“零距离”金融服务。

6.优化金融环境。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切实加以推进。加大打击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持续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深入推进送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广泛宣传金融政策，普及金融知识，提高民众的金融认知力，提升金融消费者的自我权益保护能力。搭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农户经常交流的平台，帮助对接和解决企业、农户的融资需求。农村金融机构要秉承“立足城乡、服务大众”，“面向三农、面向社区、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县域经济”的市场定位。[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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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安全政策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法;财政;税收;应对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22902

1 国外应对金融危机相关财政税收政策与制度安排

自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就层出不穷。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00年间,世界上共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系统性银行危机,还有46个国家发生了51次局部性危机。尽管各国解决金融危机的方式或政策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局部性或者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处理方法都值得我们借鉴,从而能更好的让我们应对当下的金融危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制度娴熟程度以及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有很大的差异。现将二者分别予以介绍。

1.1 发达国家的对金融危机相关财政税收政策与制度安排

西方发达国家最初时候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政府作为守夜人一般不干预经济。但是1929到1933年的大危机席卷整个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国家政府纷纷介入市场干预经济,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德国日本政府也强势介入但效果并不明显并最终导向战争。在此之后,各国都相继完善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最后贷款人等功能。

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第一,中央银行成为干预经济的重要力量,作为最后贷款人提供紧急流动的资金支持,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制度。第二,存款保险制度成为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存款保险制度也存在着道德风险,因此至今发达国家仍在对其进行不断改革和完善。第三,不良资产处理机制是金融机构的一个重要制度,对于保障金融机构稳定以及金融体系健全和防范金融风险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于金融危机这种突发性的社会状况,除了金融领域的制度安排之外,财税政策无疑是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为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重要财力和政策支持。宏观经济政策一般都表现为短期性政策,这也能更好的应对突发的情况。这种政策也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完善的发展历程。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财税政策也不外乎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开支;或者扩大内需、减免税收、降低个人所得税率等等。

1.2 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相关财政税收政策与制度安排

发展中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一般情况都是货币和银行双重危机同时出现,要应对金融危机,不仅要保持汇率的稳定,而且要保证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转。上个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亚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失衡和过快的改革进程形成了金融风险,从而给投机力量以可乘之机。亚洲各国普遍采用的是与美元挂钩的钉住汇率制,这种汇率制度一方面缺乏灵活性,在宏观经济恶化、外债规模过大、经常项目巨额逆差时,难以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矛盾,反而压抑着矛盾使其越集越大。另一方面这种汇率制度使本国经济缺乏自主性,本币命运由美元掌握,从而给国际投机商可乘之机。另外,此次危机发生国也普遍存在巨额银行不良贷款。这就使得危机发生国雪上加霜,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国在危机之后普遍产生了巨额的外汇储备。

发展中国家除了高额的外汇储备外,还十分重视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候的作用。同时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存款保险制度,但大都有隐形存款担保,以国家或政府的信用甚至是强制来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定和消弭民众的恐慌。

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税收可能制度并不完善,但相关财税政策的实施并不比发达国家逊色。财税政策在发展中国家面对金融危机时候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财税政策主要体现在视情况采取的扩大内需、压缩赤字、增大公共支出等方面。

2 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财税政策及制度安排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虽然未能实现金融市场的完全开放,但较之以前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第一,中国人民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及其接管只能在我国金融市场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了作用。第二,1998年成立的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在处置不良资产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处置机制日益完善。第三,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的分业经营,实现了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监管,更有利于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形势,结合国外以前及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 加强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短期性的政策,比较能适应一些突发的市场状况,目的是确保经济的平稳运行。通过实施减让税费、让利、补贴、提高出口退税等,减轻某些行业、特定区域的负担;扩大公共服务开支,抑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背离。通过增加财政资金以及减免税费、提高出口退税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市场萧条带来的对生产出口商的冲击,帮助其度过难关,并维持基本的就业,从而有利于保持基本面的稳定和正常发展格局。

2.2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健全央地财权事权分配关系

在保持目前分税制财政体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2.3 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合理适当减免税收

税制改革是一个重要且影响长远的问题,完善税收法制、优化税收结构不仅于现在有着十分重要作用,更是一个发展导向。减税要给企业减负,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出口退税政策要加大力度,且要有差别。考虑给予中小企业更优惠的政策;加快出台资源税,研究环境税、能源税、碳税等。其次要积极推进税制改革,税收要有制度保障。

2.4 加强财政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预算透明度

当前要规范财政管理,提高预算透明度,继续压缩一般行政开支,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同时也保障财政支出的科学合理。财政支出结构要优化,要明确方向、重点,优化结构,扩大内需,以促进经济增长渡过难关。

2.5 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完善外汇、外债管理体制,维持外汇汇率稳定

面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要采取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保持金融稳定。注意对外债进行总量控制,坚持外债规模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收支状况相适应的原则。加强对外债使用方向的宏观调控,通过制定政策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创汇行业、农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外资过多地流向资本市场,以对外资使用方向进行合理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顶住升值压力,一方面可以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外汇储备损失。

3 其他还应注意的问题

3.1 应建立金融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机制

经历2003年的非典之后,国务院于2006年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但没有包括突发金融事件。我国目前应对金融风险的一些法律规定散见于《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我国的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作为防止和应对金融风险的专门机构之间并未形成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基本上是采取临时的集体协调制度。一不规范,二不连续,不利于金融危机的预防、控制与解决。所以可以考虑将建立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3.2 最后贷款人制度还不完善,存款保险制度还没有形成

最后贷款人制度是一国中央银行为化解金融风险,向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银行提供紧急流动性援助的一种制度安排,紧急流动性的方式有信用贷款、抵押贷款、票据贴现、短期透支等。作为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在提供再贷款时候适用条件量化不够,随意性较大,而且救助手段只有提供资金,稍显单一。存款保险制度目前一直处于学界讨论阶段,实际上是政府以国家信用担保的方式提供了一个隐含的保险制度。

3.3 积极财政政策要注重财政投入的合理性,控制防止财政风险

财政投入要注重导向,将财政投入到适当行业。并且要协调好各地方之间的投资份额,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资去向。比如当前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央政府的投资规模也不过只占总投资的约30%,余下的投资都需要地方政府筹措,如果处理不好,地方举债过多,其风险不容小觑。

3.4 财政法治化与预算法的修改

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具有等价交换的内在要求,法治化既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最佳手段,也是它的必然结果。财政行为法治化对于当前的我国十分重要,财政应当在法治建设上先走一步,率先实现财政的法治化,并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完善法治化建设,为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成功以及财政根本摆脱困境提供支持。而我国预算法出台已经有14年的时间,相关制度已经极不适应当前的需要。所以应尽快对预算法进行修改,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促进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尽快形成。

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只有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包括税收、预算、国债、投资、管理等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形势,才能渡过难关。同时要完善宏观调控立法,减少危机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形成一个制度性的应对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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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安全政策篇6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增长乏力、政策分化、市场动荡加剧的深度调整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6年4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称，当前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正在不断累积。

国际金融架构缺陷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背景下，2016年中国G20金融治理议程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IFA），致力于从五个层面完善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债务重组、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管理、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建设、增强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对此，来自二十国集团智库的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牵头设计的“二十国集团调查问卷”中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持续推进国际基金组织治理改革 当前全球金融治理最大的挑战是严重依赖于美元货币，随美国货币政策的周期变化而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已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暴露无遗。

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缺失和影响力的弱化导致全球金融系统中的一方独大现象。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大多数学者和部分发达国家的学者呼吁，G20应该继续推动IMF的投票权改革，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和发言权。尽管美国政府于2015年底批准了IMF份额改革，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代表性依然不足。

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权和话语权远小于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当前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规则制定过程往往忽视新兴市场国家的诉求，不能有效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比例不断上升的事实。因此，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赋予他们在IMF中更大的发言权应是未来数年G20持续坚持的工作。

加快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步伐

防患于未然永远是危机管理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要求。而危机防范的关键挑战是如何应对政策溢出和持续的以及不可持续的失衡。学者们普遍认为，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有助于应对资本流动的扭转，降低各国对储备资产积累的依赖，是应对危机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并就如何建设全球金融安全网提出建议。

首先，加强全球、区域以及国别层面各类型金融安全网之间的协调。当前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四个层次：以IMF为主的全球安排、区域金融安排（RFA）、双边货币互换以及各国外汇储备安排。大部分学者认为IMF在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方面拥有显著优势，应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发挥基石作用。但同时IMF也存在一定劣势，比如可用金融资源有限、灵活性不足等，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不像美联储在2008年和2011年通过央行货币互换措施那样有效。因此，区域金融安全网、货币互换等作为金融安全网的一部分存在非常必要。建议G20应继续加强IMF与各区域金融安排（RFA）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平衡二者的决策机制。

此外，G20还需解决国家间如何在区域和全球层面进行合作以及提升区域金融稳定性等问题。对于货币互换，学者认为，G20需要增加货币互换政策透明度，建立一般性的准则和指南。

加强全球资本流动性监管

对于G20是否应推动建立一个全球流动性监管机制，来自学界的反对声音居多。理由之一是目前国际清算银行（BIS）和IMF对全球流动性状况都有一定的监督职能，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职能范围，进行统一管理不太可行。此外，建立单一的全球机构负责监督全球流动性不符合现实，因为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通常受制于一国国内政策需要，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创造的国际流动性的范围很广，各国都没有准备好由一个国际机构来进行监管。

为了更好地管理全球的流动性，学者们建议，应该充分发挥已有机构的职能，使他们在各自管理领域更有权威，同时鼓励金融稳定理事会（FSB）、IMF和BIS等采取联合措施，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建议在G20平台上鼓励各国汇报流动性管理制度、分享数据库、提出预警措施。也有部分学者建议将全球流动性监管写入G20议程，努力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间达成共识，此后再采取具体的政策协调与执行。

推动国际储备多元化，强化SDR作用

学者认为，当前全球金融治理最大的挑战是严重依赖于美元货币，随美国货币政策的周期变化而变化。要改变这一状况，既要承认美国的领导力和IMF的价值，同时必须强调新兴国家的重要性，推动国际储备多元化。多数学者认同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作用，建议推动人民币国际成为第三大储备货币。但同时认为这需要中国政府进行大量配套的金融改革。

对于加强SDR作用，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SDR的内在缺陷限制了其作用和使用。理由如下：一是目前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非常有限，考虑到IMF的关键成员强烈反对对特别提款权进行大规模分配，预计SDR在未来可能难以发挥更大作用。二是SDR对于金融家来说太过复杂，其创造更多依赖于政治决定，而不是对每天流动性状况的实际分析，因此特别提款权并非合适的国际储备资产。三是提升SDR作用的政治条件到目前尚不成熟。在没有一个全球中央银行和全球政府的情况下，短期内SDR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性很小。但长期有可能实现，尤其随着人民币或欧元国际地位持续上升，国际货币体系将会更为多元。

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目前困难很大，SDR的作用仍然需要提升。建议一是完善SDR的供给机制，采取渐进的改革路线，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规模，发挥SDR在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方面的优势。二是进一步完善SDR国际货币职能，可以考虑发行特别提款权标价债券，促进特别提款权在全球贸易、金融资产中的标价职能和钉住货币职能，在贸易和金融标价、钉住货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加强全球债务管理

当前全球债务规模不断上升，正成为世界经济新的风险点。学者们建议G20加强对新发行债务和存量债务的管理，同时改善债务重组体系，维护债务的可持续性。具体操作建议如下：

第一，建议G20在改善集体行动条款（CACs）和同等位次条款在债券中的应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和榜样作用，在新发行的债务和存量债务上进一步推动以上两个条款的实施。

第二，继续建立和完善量化指标体系，加强对债务的监督。如债务与GDP之比，债务评级等，同时在IMF《财务监测报告》中加以反映。并加强各国经济信息和数据的共享。

金融安全政策篇7

【关键词】 西安市；保障房；融资渠道；多元化；途径

2009年国务院批准《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西安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承担辐射带动西北发展的定位已经明确。2013年9月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西安作为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地位愈显重要。目前，西安市人口约851万，城镇化率达到70%，预计2020年人口将突破千万。如何在城镇化进程加速且房价不断上涨的大环境下解决好市民的住房问题是西安市发展的紧迫课题。

截至2013年8月底，西安市新开工安居工程85576套，基本建成63431套， 预计“十二五”期间建设和分配的保障房覆盖率将达到23.1%。保障房建设作为事关民生和城市未来定位发展的公共政策，政府从一开始便发挥着主导作用，但项目建设的核心环节——融资却一直存在着渠道单一的问题。

一、西安市保障房建设融资现状及问题

1、目前的主要融资途径

（1）银行贷款。2012 年，国开行陕西分行以开发贷款为载体，向西安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60亿元，与邮政储蓄银行联合发放银团贷款，先后两期为陕西省保障房建设引入邮政储蓄资金24.9亿元。截止2012年底，西安市保障房工程开工11.156万套，竣工7.6万套，缓解了部分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2）债券融资。如下表所示，2013年西安市地方债超过陕西省债券总额的1/6， 其中用于保障房工程预算占全市预算的50%左右，通过地方债发展保障房安居工程已成为城市建设的重点。2011年西安曲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十几家公司联合发行集合债，募集资金21.5亿元，用于高新区、经开区等12个县区的保障房工程。

（3）创新型融资。一是组建融资平台。2011 年，陕西保障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至2012年末，公司累计实现保障房融资107.52亿元，拨付建设资金61.1亿元，支持范围涵盖了西咸新区等11个市（区），其中， 公租和廉租住房项目占全省保障房建设总量的25%。二是公积金贷款。2010年6月，西安市作为全国首批公积金贷款试点城市，获得7个保障房项目贷款35.3 亿元。2011年，全市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4.4亿元，其中19.5亿元用于保障房项目。

2、存在的问题

一是银团放贷不稳定。虽然通过银团贷款可以获得规模大、期限长的融资，但资金成本高，银行的实际信贷条件、放款条件也会影响银团贷款。如2013年6月出现钱荒以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国债收益率均有较大增幅，年底银行放贷额度都已用完，制约了放贷的持续性。

二是地方债券风险上升。《2012年中国都市圈评价报告》指出，地方债对经济发展的推力将显著小于前期，中西部地区高投资高增长模式难以持续。2013年，陕西省政府60亿的地方债券中，有超过25%的资金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同时，不确定的中央地方债权数额能否持续支持保障房建设还存在疑问。

三是金融工具缺失。同欧美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市场利用信托、证券等创新性金融工具不足，极大地限制了保障房的融资。而银行中的数十万亿元土地和房产抵押物，伴随着高度的财政和金融风险。

四是补充性资金力度有限。由于住房公积金尚未全面覆盖、非公有经济组织的公积金制度执行欠佳，使得实际运作中的资金十分有限。而政府与开发商、大型企业合作通过委托代建方式建设保障房也会出现未来回购资金的问题。

二、保障房建设融资的国际经验

美国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台了《住房与社区发展法》《税收改革法》《住房抵押贷款法》等几十部有关住房的法律法规，为保障房的建设提供了完备的制度保障。此外，允许公共住房开发商按照比市场利率低的利率从私人金融机构进行贷款，私人机构将这部分抵押权按照市场利率出售给联邦抵押协会，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贴，从而为公共住房项目吸引了大量的房地产开发商。

新加坡于上世纪中期开始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所有在职公民将部分个人收入上缴中央公积金局进行统一管理。其中，近80%的公积金通过购买政府证券的方式转移给政府，政府再用拨款、贷款等形式转移建屋发展局进行公共性住房建设。此外，对符合条件的购买组屋的住户发放低息贷款，由公积金支付首付和贷款利息。

德国政府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参与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如储蓄银行、部分抵押银行，为中低收入家庭建购房和私人投资建造低租金住房发放优惠利率贷款资助。并在全国建立由储蓄银行构成的住房储蓄融资服务体系，通过契约储蓄发放住房贷款，奖励住房储蓄者，鼓励居民成为会员。

三、保障房融资渠道的拓展途径

1、健全以政府为主导的融资机制

保障房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排他性、非竞争性和一定的外部溢出效益（王丽艳，覃晓艳，2013）。因此在保障房融资中，必须要明确保障房的资金来源首先是靠政府固定的财政拨款，其次要通过各种在市场的融资，吸收民间资本，形成一个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的融资机制。

2、组建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

建立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负责融资、开发、建设、管理等，利用政府信用保障运营能力，降低成本。通过发挥政府和企业各自优势，既可避免政府直接承担责任，缓解财政压力，又可通过企业规范化操作，提高融资效率。另外，也可效仿省级融资平台，筹措资金。

3、加强私营企业参与度

可尝试“建设—运营-转让”（BOT），”建设-转让”（BT）以及“公私合营”（PPP）等模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房建设。同时政府出台优惠税费等政策，提高企业积极性。

4、引入金融工具REITs

2005年香港领汇REITs在港交所上市，为香港政府回笼资金200亿港元，缓解了公共建设资金的不足。保障房可通过REITs使其证券化，吸收社会资本从而节约政府成本。

5、提高公积金使用率

住房公积金作为一种义务性储蓄，是住房安全体系最基本的保障。为发挥公积金的作用，可以采取差别缴纳，提高利率，增加公积金的吸引力。也可尝试将公积金、养老金、医疗保险金相结合，建立统一的管理中心，增加资金的归集量与使用率，形成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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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融安全政策篇8

摘要当今年代是科技创新的时代，科技发展已成为经济进步的源泉，科技投融资是通过各种筹资渠道和方式利用各种资金，以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为平台，促进科技成果的商业化，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山东泰安市科教兴市发展战略的促进下，科技投融资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全社会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尚未有效建立，还难以有效吸引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科技创新。建立全社会、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投入格局，是我市科技投融资体系的建设目标。

关键词 科技 投融资 多元化

一、泰安市科技投融资状况分析

1.泰安科技投融资出现积极的变化。近年来，泰安市已经意识到了科技发展的重要性，支持科技、依靠科技已成为发展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科技投入规模逐年增加；科技投入结构逐渐优化；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显著；全市科技成果和专利取得新突破；科技管理与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2.泰安市科技投融资体系存在的问题。综上泰安市科技投融资建设取得了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企业科技投入力度不足，科技风险投资体系尚待完善，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尚需进一步拓宽，科技投融资中介服务尚不规范。

二、完善泰安市科技投融资体系的构想

完善科技投融资体系，单纯依靠政府的科技投入是不够的，我们要积极探索面向市场的投融资机制，建立和健全以政府引导的、以企业为主体的、以内部和外部融资相结合的科技投融资体系。该体系初步设想包含政府科技投入体系、企业科技投入体系和金融市场科技融资体系三个子体系。

1.政府科技投入体系。“十二五”期间，泰安市政府必须继续加大科技投入的强度，特别要加大对高新技术的投入，建立支持高新技术发展的创业投资机制，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投资的龙头作用。结合泰安市实际情况，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第一，调整财政科技投入的主要领域。为了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的导向作用，必须资助重点产业的研究开发活动，特别是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第二，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的主要方式。一是由市财政出资成立科技融资担保公司，主要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融资担保，从而更好地融通资金、吸引社会资本。二是通过设立政策性引导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组建投资基金、科技风险补偿基金、青年科技创新基金等。三是转变科技项目支持方式，由原来的无偿补助全部改为采用贷款贴息方式进行支持。

2.企业科技投入体系。完善泰安市科技投融资体系，必须充分运用经济杠杆的调控作用，引导和支持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并产生更大的杠杆效益。企业应确保每年的研究开发费用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比例，一些重点企业集团、高新技术企业可结合年销售额高低，提取一部分比例，用于研究开发经费，企业的留用利润也要安排一部分用于技术开发和创新。企业领导必须提高对科技投资重要性的认识，加大科技投资力度，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推动生产的发展。

3.金融市场科技投融资体系。金融的发展需要科技的技术支持，科技的发展也需要金融的资金支持，两者相辅相成，我们应该加强科技和金融的合作，把资本市场作为科技创新投资的主要渠道。完善泰安市科技投融资体系，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拓宽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渠道，逐步形成由证券交易所市场、创业板市场和场外市场所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金融机构应尽可能为科技贷款提供方便条件，增大科技贷款的规模，满足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的资金需求。

三、投融资体系建设的配套措施

在实施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还应不断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主要表现如下：

1.政策配套扶持。在全面、科学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形势，对现行涉及投融资体系建设的相关政策进行整合、补充和完善，通过财政政策、人才政策、税收政策的合理组合，为投融资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实现引导激励和配套扶持，促进国内外一流投融资机构进入，吸引大量投融资高级人才，鼓励外地投融资机构在我市开拓业务，同时，要对政策执行的流程予以优化，提高工作效能，增强政策激励效应。

2. 搭建服务平台。在现有网络平台的基础上，加快建立泰安市各县、区投融资服务网站，为投融资服务供需双方汇集、整理、提供高质量信息。

政府可创造条件，定期召开银政企座谈会、行业投融资会议、投融资项目推荐会等会议和活动，畅通信息渠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建立企业对接机制，向投资界推荐我区优势企业，使企业与投资人、金融机构增进了解，不断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3.完善风险投资。2012 年以来，泰安市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公司，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壮大。今后应积极创造条件，建立民间的风险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事业，拓宽科技筹资渠道，提高科技投资运行效率和投资效益，促进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第一，建立政府风险投资融资体系。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杠杆作用，通过政策安排，对民间风险投资进行支持，比如可以向民间风险投资者提供配套的政府低息优惠贷款，为民间风险投资的相关银行贷款提供政府担保，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风险投融资的风险。

第二，建立和完善科技风险补偿机制。目前，对于科技型企业贷款风险的补偿，国内大多采用政府贴息、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和对科技担保机构进行政策扶持等方式。从国际经验来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分散科技创新融资风险的重要主体。

第三，完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加快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风险投资退出的渠道。建议加快我国证券主板市场的发展，完善中小企业板市场和“新三板”市场，最终建立专门面向高科技和风险企业的创业板（二板）市场。使风险资本能够通过更加宽阔畅通的渠道获得投资收益，并且实现与科学技术、资本市场的共同发展。

第四，引进和培养风险投资管理人才。采取多种途径引进具备经济、科技、金融、企业管理等各方面知识，并能预测、处理、承受风险的风险投资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