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
时间：2023-10-27 16:59:16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篇1
二月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旷日持久的战争使俄国国内矛盾更加尖锐，人们对沙皇****统治的不满加剧。1917年俄历2月27日(公历3月12日)，俄国人民发动了革命。首都彼得格勒率先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接着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建立了同样的权力机构。二月革命废黜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了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3月2日，临时政府成立，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大地主的代表参加了政府。二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二月革命后，俄国形成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回国后，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1917年7月，首都革命人民反对临时政府的*遭到残酷镇压。7月26日至8月3日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随即加紧进行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加紧纠集******力量，镇压革命。1917年10月24日(公历11月6日)，临时政府封闭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报《工人之路报》，同时派兵进攻党中央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在这紧急时刻，根据列宁的提议，党中央作了提前举行起义的决策。当天晚上，列宁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起义，整个晚上到第二天早晨，20万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占领了彼得格勒的主要战略地点和政府机关。
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上午，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告俄国公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政权转归苏维埃。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乘美国使馆汽车逃出首都，其他政府部长在冬宫顽抗。晚9点多钟，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发出进攻信号，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向冬宫发起最后的冲击。深夜，冬宫被攻下，临时政府人员全部就擒。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
1917年11月7日(此后月、日用公历)夜，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选举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人民委员会主席。
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革命措施，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机构。原来的各级官僚机构被废除，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以及工农检察院、人民法院、工人民警建立起来。1918年1月2日，列宁批准了建立红军和红海军的命令。列宁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与群众同甘共苦，做人民的公仆。
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强行“剥夺剥夺者”，改变地主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国内战争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了猖狂进攻。1918年初，英、法、美干涉军先后侵占了俄国北方的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日、英、美干涉军相继在远东的海参崴登陆;在南方，英国侵入了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许多地区发生了******叛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苏维埃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打退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扑灭了各城市的叛乱。
1919-1920年，协约国帝国主义组织了三次对苏维埃国家的大规模武装干涉，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动员一切力量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在工业方面，实行了大小企业全部国有化，国家掌握全部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在农业方面，实行余粮征集制，把农民的所有余粮都收集到国家手中;在商业方面，严禁私人贸易。此外，还实行了义务劳动制。这是苏维埃俄国在战争和严重的经济困难情况下实行的非常政策，对苏维埃国家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有重大作用。
新经济政策
原因：当三年国内战争结束时，长期战争的破坏，原料、燃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缺乏，加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使人们生活艰苦、情绪波动。农民对余粮收集制开始表示不满;一些地区出现了叛乱。形势迫切要求党制定新的经济政策。
1921年，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
A.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纳税后的余粮归农民自己支配。
B.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采取租让制和租借制两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
C.废除实物配给制，实行商品买卖。
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在掌握主要经济命脉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政策，目的在于发展商品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巩固工农联盟，最后使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使国民经济的恢复取得了显著成绩。1925年，农业总产量达到战前的87%，工业总产量相当于战前的75%
1922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当时的加盟共和国有俄罗斯、外高加索、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后来扩大到15个。
3.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1924年1月，列宁逝世。斯大林开始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通过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决定把苏联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27年12月，联共(布)“十五大”又通过了逐步开展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新经济政策被逐渐取消。
此后，苏联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在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新建立了数千个大型工业企业，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增强了综合国力。据苏联官方统计，1937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同时，在广大农村地区推行农业集体化，建立集体农庄，迅速把广大农民都纳入集体农庄之中。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苏联经济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如:片面发展重工业，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发展缓慢，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强调计划指导，缺乏市场调节，造成企业效益不高;农业集体化手段过于简单甚至粗暴，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致后来农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1924年1月，列宁逝世。斯大林开始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通过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决定把苏联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27年12月，联共(布)“十五大”又通过了逐步开展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新经济政策被逐渐取消。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篇2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给出答案，世界上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以借鉴，这是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几年，列宁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艰难探索，这一探索是曲折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弥足珍贵的是，列宁设计了很多思路，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不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巨大贡献，也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给今天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深刻的启迪。
一、国家资本主义：由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过一些原则性的论述，但都是以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为基本前提的，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预见。而在不发达的东方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还是一个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并在实践上进行检验的问题。
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就曾根据当时垄断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大量事实，以德国战时经济为原型，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建立由国家控制生产过程和分配制度的设想。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倾注晚年的所有精力来试图攻克这个难题，以探索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已经进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认为，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打破旧的经济秩序建设社会主义。而列宁通过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进行深入研究后则认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没有必要立即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完全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上也是在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列宁把这种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叫做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他说：“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1]202，“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1]202-203。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著作中，列宁拟订了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如下初步实施计划。
一是苏维埃政权得到基本巩固后，应该把组织工作和治理工作放在所有工作的首位。在列宁看来，俄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肩负着三项历史任务：首先，让绝大多数人相信俄国共产党制定的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即“说服俄国”；其次，夺取政权并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即“夺取俄国”；再次，组织和加强对俄国经济的管理，“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1]477，即“管理俄国”。当“说服俄国”和“夺取俄国”的任务完成后，“管理俄国”就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作为今后的主要任务。在列宁看来，“管理俄国”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他说：“除了善于说服，除了善于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1]47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管理俄国”比“夺取俄国”更困难也更有必要，因为它要用前人没有用过的全新的方式去完成极其复杂的任务，因为它要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制度，可谓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因为只有解决（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这项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1]477。但是，由于同时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阻挠，列宁的设想未能得到实施，但在他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几年里从没有放弃这一设想，并且认为，完成“管理俄国”的任务，是所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1]490
二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必须对经济建设全过程建立起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制度。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分散的小生产经济，而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规模经济，如果没有科学的计算和严格的监督，就会丧失经济效率，甚至导致涣散和瘫痪状态，也就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列宁早就指出：“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1]202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计算和监督的政策法令，如 “银行国有化” “工业国有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等。当剥夺剥夺者的任务基本完成后，苏俄转向了消灭资产阶级存在和产生的条件的任务，比起前者，后者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可想而知。对此，列宁指出，当前“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1]480。为了完成这个复杂的任务，列宁甚至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人才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如“泰罗制”等。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去战胜资本主义，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这是列宁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很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思想。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6期寇淑芳：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及其当代价值三是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苏维埃俄国各种小生产经济等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实行计算和监督的计划。列宁认为，当时俄国虽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但占优势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小生产经济，如果能够把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就可以极大地方便对全部经济过程实行有效计算和监督，这样就能为组织和发展全国性的社会化生产创造必要和有利的条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1]536。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列宁关于把非社会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范畴，在此基础上搞好计算与监督，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宏大构想，是在对俄国国情有清醒认识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问题的理性思考，因为小生产经济在俄国还占明显优势这个事实不容忽视。
但是，这时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仍然受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束缚，认为可以直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思想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势力叛乱随后到来的背景下自然影响了俄国的政策，内忧外患直接导致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直接过渡的极端措施的出台。
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捍卫社会主义政权的特殊措施1918年夏，西方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公开对俄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试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国内反革命势力也蠢蠢欲动，沙皇旧部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在很多地方发动了武装叛乱，这使得列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无法继续实施。为了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要求全部经济生活服从军事斗争的需要，于是，国家生产和分配就进入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由政府规定农民所需的粮食量和种子量，其余全部上交国家；建立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所有企业全部实行国有化，产品由国家直接分配；禁止自由贸易，国内外贸易一律实行国家垄断，对日用消费品实行配售制度，禁止私商活动；经济关系实物化，国家对产品和原材料进行统一调拨，生活用品实行配给制度；推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规定所有非体力劳动者必须参加一定的公益体力劳动，并登记造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为一种迫于战争需要而迫不得已实行的特殊政策，对于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所说：“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2]502然而，这一政策“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2]502。应该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构想在内外战争特殊条件下的表现。后来，列宁曾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指出：“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的生活说明我们错了。”[2]570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践证明，“直接过渡”构想不合乎俄国当时的国情，以至于使原本处于隐性状态的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迅速公开化，加之其他原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表明，列宁当时正处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他所领导的缺乏经验的苏维埃政权出现这样的曲折是难以避免的。
三、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的一种“暂时退却”十月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引起了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思考，他在总结这次教训的过程中深切地认识到：在苏俄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革命胜利后很快就 “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2]720。只有把社会主义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组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必须改变“直接过渡”办法，转而采取“迂回过渡”的政策。经历了这次危机之后，俄国共产党在列宁的提议下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决议》，决定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减低粮食税额以利于农民休养生息等。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列宁专门撰写了《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对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从理论上阐明了国家资本主义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意义及实现形式。
新经济政策规定：（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2）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贸易；（3）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打破国内战争时期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鼓励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品生产者发展小企业；（4）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纽带和中间环节。从内容上来看，相较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确是一种退却，但退却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更彻底地战胜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迅速扭转了俄国政治危机和粮食危机，极大调动了人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使经济形势得以好转，这说明新经济政策是符合俄国国情的。但是，由于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加上列宁过早去世，新经济政策没有被贯彻到底，新经济政策中闪现出的光辉思想和新理论也没有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四、列宁社会主义观的根本改变：当代价值及启示新经济政策尽管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的初始探索，但为包括俄国、中国在内的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极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内容，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极具借鉴价值的实践路径。
列宁凭借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激情与政治气魄，做到了既尊重实践而又不断超越实践，在没有任何现成实践或模式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没有简单地、教条式地从马克思主义本本中寻找答案，而是依靠革命者的勇气和智慧，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探索，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这种实践革新精神和理论创造思维，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社会主义高歌猛进的强大动力。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实施是苏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拐点，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崭新的逻辑起点，给后人深入思考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留下了很大的余地。新经济政策完全突破了经典社会主义的理论架构，在实践上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对于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列宁虽然考虑到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的特殊国情，试图凭借国家资本主义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但终究没有完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束缚。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体现了列宁对实践的尊重，能不断根据社会发展实际而进行政策调整。列宁充分估计到了在经济水平不发达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为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对社会主义过渡方式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列宁在晚年通过总结十月革命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留下的教训和新经济政策取得的经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773这一论断被后人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这是列宁在病重期间通过口授的方式留下来的理论。在这个时期，列宁对俄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理论思考，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合作社。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的余粮收集制失败后，列宁就开始思考和探索如何在农业领域走出一条新的社会主义过渡路线，认为合作社是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好办法，因为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能为实现农业合作化提供基本保证和前提。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下，俄国要教育农民保证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就必须实行合作化。列宁还认为，合作化是一个长期发展战略，国家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予以支持。合作化是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列宁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根本改变的重要内容。
二是改造国家机关。列宁把国家政权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是苏维埃政权与其他政权的重要区别。列宁不仅将改造国家机关看作政权建设的重要方面，而且还将其提升到第一任务的高度，认为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造国家机关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根本改变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三是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列宁不仅提出“文化革命”这一概念，而且把它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纲领。列宁指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他还认为，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为俄国的文化革命创造了全部条件，“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2]774。“文化革命”反映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根本改变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此外，列宁还认为，加快实现电气化和工业化，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强大技术基础和物质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的唯一基础只能是大工业。他曾经用“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这一公式，来强调工业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应苛求列宁在创新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道路方式的同时，完全放弃旧的理论思路，把新经济政策所体现的商品交换和市场规则提升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层面上来，完全摒弃计划经济思想进而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则来发展社会主义。其理由是：第一，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仅仅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战略，并没有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模式来看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的宗旨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把小农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去。第二，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仍然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和原则，认为经济计划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新经济政策这个庞大的战略的组成部分。第三，列宁仍然把新经济政策中的商品和市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因素，把新经济政策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包含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既联合又斗争，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
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尽管列宁并没有完全突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实践上也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传统思路，但这丝毫不影响新经济政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也丝毫不影响它对东方国家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产生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计划经济向新经济政策和商品经济的转变，是列宁“一切从实际出发”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由此说明，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都需要尊重实践，需要对失误进行反思并且不断纠正失误。虽然俄国社会主义实践时间不长，但它所产生的意义，不是区域性的，也不是一个国家的，而是国际性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都对传统模式进行了改革并走上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表明，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当代社会主义所做出的最具生命力的贡献，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首先，列宁突破了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把商品货币关系用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这种做法后来被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甚至成为指导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原则。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上的教训，使列宁转变了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认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且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任何试图迅速消灭商品经济的尝试都是不切实际的。列宁关于利用市场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次，列宁改变了社会主义在所有制上必须实行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进行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有益尝试。列宁提出，在不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国家所有和合作社所有是这一时期合理的不同公有制形式，应该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导，允许私有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种观点为社会主义国家重新审视所有制问题和确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再次，列宁摒弃了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完全割裂和完全对立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路径的思想。列宁认为，在市场交换关系存在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只要我们善于引导，资本主义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容纳并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学说，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以上内容是列宁对不发达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的集中体现，从中可以看出，列宁的理论既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又有历史的前瞻性，是一个契合俄国实际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对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启示之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又要有不断探索的政治气魄和理论勇气。这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否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根本。
启示之二：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允许发展中有失误，但必须善于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不断完善发展模式，优化发展方式，用科学理论指导发展，用成功实践引领发展。
启示之三：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违背经济规律，不能违背群众意愿，要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结合起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转化成千百万人的自觉行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篇3
【关 键 词】列宁/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
【 正 文 】
有没有列宁晚年思想？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议。列宁逝世时只有54岁，应该说不存在一个从年龄意义上讲的晚年，但从列宁自身思想发展的阶段看，确实存在着一个不同于早、中期的思想发展阶段。问题是这一思想阶段应从何时算起？学术界多有不同意见。作者的看法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应从1921年春算起。纵观列宁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17年十月革命前为第一阶段，集中反映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果和巴黎公社经验所进行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列宁试图把马恩的设想和巴黎公社的原则直接运用到俄国的社会生活中去，即“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页。），结果在实践中碰了壁。从1921年春到列宁逝世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列宁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重新审查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构想，以及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而制定的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正是这些具有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战略构想和政策，构成了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列宁本人早中期社会主义思想相比，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发生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那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劳资矛盾最尖锐，工人阶级在人口中的比重最大。但后来的实践结果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后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方面异乎寻常地加快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另一方面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许多前人未曾预料的、难以想象的困难。例如，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虽然在社会制度上高于资本主义，但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却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至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在短期内充分表现出来。同时，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越过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并处在众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也是社会主义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总之，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难题，也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显着特点。要回答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应当解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十月革命前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 会主义的论述，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和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等等。但是经过一段实践之后，列宁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并不完全适合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于是他不再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述，也不再固守自己原有的一些看法，而是根据俄国的实践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他强调：“实践比世界上所有理论争论都更为重要。”“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 ）正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这种根据实践来谈论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使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注：《列宁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3页。）
（三）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改革意识。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列宁发现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事业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的弊端和缺陷。为此，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改革问题。在1921年11月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他对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以及改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作用，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改革措施。针对党和国家机关中存在的弊端，他呼吁必须对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并强调今后“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注：《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3页。）从这个意义上说， 列宁是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倡导者。
总之，列宁晚年的思想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来自他对三年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思，以及后来转向新经济政策后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另一方面来自他对当时国际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二、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主要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关于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
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落后国家究竟能不能先于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说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那么，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无从谈起。针对考茨基和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攻击和责难，列宁在《论我国革命》等着作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首先，列宁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通常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顺序进行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并不排除在某种情况下个别发展阶段的跳跃性。列宁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其次，列宁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获得跳跃式的发展，赶上或超过了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后，发现世界领土和殖民地已被瓜分完毕。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它们不得不诉诸武力。于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帝国主义战争一方面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一些国家造成革命形势；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帝国主义自身的力量，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在这些薄弱环节上，无产阶级若有一条正确路线，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就能够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这种薄弱环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恰恰就出现在俄国。这就决定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必然的。
第三，列宁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是不一样的。孟什维克分子反对十月革命的主要根据是：“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说，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问题是：不应以此为借口，去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社会主义 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革命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革命是经济、政治、文化和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俄国虽然生产力水平不高，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就应当先进行革命，然后利用革命后无产阶级政权的优势，去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文化条件。列宁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注：《列宁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在这里， 列宁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和马恩的设想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公式：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利用这个优势，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列宁这个先政治后经济、先夺取政权后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发展公式，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关于由“直接过渡”转变为“迂回过渡”的思想
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转变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直接过渡，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不需要通过什么中间环节，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1918—1920年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俄国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是这种“直接过渡”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 ）对农民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把全部剩余农产品交给国家，农民不得私自处理，实际上是没收农民余粮和农产品。这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2）把所有工业企业，包括中小型企业， 全部收归国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3）禁止贸易自由， 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粮食和主要消费品由国家设立的分配机构统一供应。（4 ）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对剥削者实行强制性劳动，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1921年4月， 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对战时共产主义作了如下评述：“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页。）后来列宁又多次指出：十月革命后，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指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569 —570 页。）“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迫切的基本任务。”（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575—576 页。）
由此可见，战时共产主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战争的需要，但更主要的是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过渡”思想有关，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多半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触犯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果说，在战争条件下，出于战争的需要农民对于这种政策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当战争结束后农民就再也无法忍受了。所以，1921年春，当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便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和士兵叛乱。这种情况使列宁认识到：必须采取另一种途径来建起社会主义。于是，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 立即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实行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主要措施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交纳粮食税后把剩余粮食拿到市场上交换，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通过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利用市场、商业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小农经济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建设牢固的工农联盟。它是列宁对落后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重新认识的结果，是列宁“迂回过渡”思想的主要内 容。它的实施，标志着苏维埃俄国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子。
（三）关于发展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曾对当时俄国的经济结构作过一个分析，指出当时俄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农村自然经济；（2）城乡小商品经济；（3）私人资本主义经济；（4）国家资本主义经济；（5）社会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占优势的是小农经济。 列宁指出，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结合点在哪里？列宁认为，商业是唯一的结合点，“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页。）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交换。但是，这样一来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既然有交换，那么，小农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
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政策：“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或者是（这是最后一种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04 页。）由此列宁得出结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把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即纳入无产阶级国家的监督和调节之下，使其不敢也不能超出无产阶级规定的限度和范围。
（四）关于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思想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就是建设大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列宁把实现工业化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的、工业的、电气化的马上。并强调：“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7页。）
对于农村和农民，列宁主张通过合作化的方式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长期考察，列宁发现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68页。）是在符合国家利益前提下， 把农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社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771页。 ）由于合作化运动是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要求大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是只要“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五）关于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思想
苏维埃政权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它一方面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的国家机关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原因是苏维埃国家的一些机构“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的旧东西。”它们“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注：《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9页。）同时，俄国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 而“小生产者散漫性和萎靡状态的上层建筑”就是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不能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基本看法是：一方面，“如果没有‘国家机关’，那我们早就灭亡了”，另一方面，“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 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注：《列宁选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6页。）
为了改善国家机关，列宁认为首先要本着“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采取坚决而切实的措施来精简机构，如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减少到三四百人。要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国家机关中去，严格实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要坚决同官僚主义的习气作斗争，“暴露它，揭穿它，使人人唾弃它。”根本的措施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在改革国家机关的同时，要加强党的建设。首先是要保持党的纯洁性，严格入党条件，清除党内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其次是发扬党内民主，建立和健全党内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再次是加强党的统一，防止党内分裂。为了防止党内分裂，列宁在病危期间口授了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主张扩大中央委员会，人数由原来的27名增加到50名或100名， 以便加强党中央集体领导，“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3页。）列宁在信中还具体分析了俄共（布）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性格特点，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建设性意见，为俄共（布）党的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训。
（六）关于开展“文化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市居民中的40％、农民居民中的80％以上是文盲。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的落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强调，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文化异常落后的状况，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在列宁看来，把俄国这样一个大多数居民都是文盲的国家，变成一个人人识字的文化发达的国家，不是一般的文化建设任务，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或“文化革命”。（注：《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4页。）实现这场文化革命， 首先要消灭文盲，但不只是消灭文盲，它的根本任务是要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
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包括的内容很多：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造就科技人才和其他方面的专门人才，加强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教育等等。解决这些任务的基本途径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此，列宁提出要采取以下两方面的实际措施：一是大力增加教育经费，要把其他部门缩减出来的款项转给教育部门。二是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要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4页。）
三、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列宁晚年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为什么没有能够坚持下来？
列宁逝世之后，他所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不久便被中止了，此后新经济政策再也没有恢复。出现这种情况，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看，是由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不同于列宁。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构想，“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是“我们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的唯一办法。”（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 660页。）而斯大林则认为：“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页。）当1927年底1928 年初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时，斯大林认为这是农村阶级斗争加剧、富农暗中破坏的结果。为此，他主张把同富农作斗争当作党在农村工作的重点，并提出采取超出新经济政策框架的“非常措施”：对不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的“富农和投机者”，将没收其全部余粮，同时向主要产粮区派出征粮队。这种作法很快在全国推广，实际上又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然，斯大林的这些做法，连同后来他所采取的一系列“非常措施”，都有其客观上的原因：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德、意、日法西斯分子相继上台执政，战争的威胁日益逼近。如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不可能在“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因 此，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能全盘否定。但同时也应看到，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斯大林本应在“二战”结束后对这种体制加以改变，重新回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上来。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将这种体制加以固定化、神圣化，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
（二）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是针对过渡时期还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涉及的大多是关于苏维埃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针对过渡时期。但是，除此之外也还有许多论述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因此，对于列宁晚年思想的针对性不应笼统地一概而论，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关于商品经济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曾设想很快可以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直接过渡到产品分配。后来，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列宁感到过渡时期没有商品是不行的。所以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他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要学会经商。但列宁始终没有从理论上把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提出来和肯定下来。这说明，列宁关于商品经济的有关论述，是针对过渡时期而不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不能说列宁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但是，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商品经济的思想，在实践中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看法的改变，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外，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也都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总之，列宁晚年思想中，既有针对过渡时期的东西，又有针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东西。如果把它看成仅仅是针对过渡时期，那就实际上将列宁晚年思想排斥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外，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列宁晚年思想的现实意义。
（三）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联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篇4
【正文】
［中图分类号］F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0)06-0001-07
列宁在推进俄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一贯提倡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从俄国实际出发确定革命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这正是列宁主义的精髓。可是以往学术界、理论界对此研究不够，所以当前有必要就此进行研究，掌握列宁的理论与实践，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
一、提出列宁主义“精髓”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列宁主义研究史上，曾经出现过关于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基本问题”、“出发点”和“根基”的提法。1926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针对有的人认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作用问题而提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列宁主义的根基，就是无产阶级问题。”还说：“或者农民问题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问题”，“或者无产阶级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问题”，“这里必须加以选择。”[1](P398-400)斯大林的这些论述，旨在说明无产阶级问题在列宁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他使用诸如“主要问题”、“基本问题”、“出发点”和“根基”等字眼，在于强调列宁主义体系中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内容是无产阶级问题。笔者认为，这个看法有以下不妥当之处：
第一，它只看到十月革命以前和十月革命时期列宁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理论与实践，没有看到列宁理论与实践中真正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即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固然，列宁为在俄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进行了十多年的艰苦斗争，包括建立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和指导1905年革命，组织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领导苏维埃政权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特别是领导进行了三年的国内战争等等。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常识告诉人们，相对于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斗争而言，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更艰巨、更伟大。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这样。事实上，1918年春当苏俄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上时，列宁就着手探索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列宁以更大的努力进行这种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宝贵的理论。他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才是列宁主义体系中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
第二，它只看到了现成的理论或结论，没有看到列宁理论和实践内容的精华，即列宁在思考俄国革命与建设时所采用的科学思想方法。固然，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列宁高度评价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并且将它付诸实践，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可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它已经是一种现成的理论。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懂得，它是一种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合而产生的政治结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人们，了解、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最主要、最重要的不是了解、学习和掌握现成的理论或结论，而是要了解、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如前所述，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就如何认识俄国的实际和如何提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形成了科学的思想方法。这才是列宁理论与实践内容的精华。了解、学习和掌握列宁主义，更重要的是了解、学习和掌握这部分内容。
所谓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指列宁理论与实践内容的精华和核心，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的实际相结合，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就革命与建设提出同俄国国情相适应的正确方针和政策。这样，不仅可以克服上述斯大林看法的不妥当之处，而且有下述认识上的益处：
第一，它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列宁是一位务实的、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教条主义和灵活运用之区别。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向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灵活运用和推进其发展之态度。在要不要进行十月革命和要不要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问题上，教条主义者认为俄国的生产力尚未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十月革命是“早产儿”。列宁则正确地指出，俄国生产力水平虽然不高，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虽然不够好，但无产阶级可以先夺取政权，利用手中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措施问题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货币等等。列宁则从俄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实际出发提出，俄国可以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发挥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利用商品货币的作用，迂回地实现社会主义。这样，列宁在实践中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通过“中间环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等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它有利于人们吸取列宁实践的经验，推进当前事业的发展。当前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但也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根据这种精神，我党提出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等。事实说明，我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同列宁的态度是一样的，我党对待自己事业的思想方法同列宁的思想方法也是一样的。这样，研究列宁主义的“精髓”，提出它的精髓是从俄国实际出发确定革命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和加深对我国发展道路正确性的认识，有助于人们吸取列宁的经验，发展当前的实践。
二、从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特殊形势确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针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只有在它的故乡即资本主义已得到充分发展的西方，才会走向灭亡。显然，1917年的俄国不同于西方国家。如果说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已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的话，俄国则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是，就在这个国家里，列宁领导无产阶级于1917年夺取了政权。
列宁之所以领导俄国无产阶级于1917年夺取政权，在于他认为当时俄国形成了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特殊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有必要和有可能夺取政权。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触发了俄国的工人运动。1915年5月，在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3万工人举行总罢工，要求降低物价，提高工资。1916年，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1月22日，彼得格勒10万工人罢工，纪念1905年革命过程中的“流血星期日”。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示威游行。1917年1月22日，彼得格勒14万工人举行罢工。莫斯科、哈尔科夫、叶卡特琳诺斯拉夫、特维尔、图巴、巴库等城市也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这时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大多数带有反对沙皇制度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政治性质。与此同时，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战争也发展起来。在农村各地，饱受封建剥削的农民纷纷拿起武器，夺取地主的粮食、牲畜和农具，焚烧地主庄园。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发生二月革命，了沙皇专制制度。二月革命后，由于新上台的资产阶级政府继续推行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压迫广大工农群众的政策，工农群众要求和平、面包和土地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工人运动和农民战争进一步发展起来，形成了两种革命力量相结合的形势。鉴于此，列宁认为，俄国新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他于1917年9月22日在有关文章中指出：“现在正在成熟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即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英法金融资本、反对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机构的革命。”[2](P252)9月29日，他在文章中又指出：“在俄国，革命的转折时机显然已经到来。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农民起义正在发展。”[2](P268)“十分明显，既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了7个月之后，居然弄到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步，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正面临着全国性的崩溃，革命危机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反革命势力快要达到极限了。”“一切征兆都表明，全国性危机已经成熟。”[2](P272)于是，列宁领导党制定武装起义的方针，发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
上述事实说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条件是，国内既有强大的工人运动，又有猛烈的农民战争，并且从客观上看，这两种革命力量已经结合起来了，这是俄国革命形势的特殊性。列宁正因为看到了革命形势的这种特殊性，所以领导党及时制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领导起义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多次强调指出了俄国革命形势的这种特殊性。1919年4月，他在文章中论及俄国比较容易开始革命的问题时指出：“我们开始这个革命比较容易，有下列原因。第一，沙皇君主国在政治上的非常落后（就20世纪的欧洲来说）使得群众的革命冲击力量异常强大。第二，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在1917年10月就是这样开始革命的，不然，我们就不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3](P294)他的意思是说，同西方国家相比较，俄国由于经济落后，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农民群众，并且由于政治上的反动和落后，工人和农民都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使工人运动和农民战争走向了高潮，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使革命的功击力量异常强大，由此才有十月革命的胜利。
1923年1月，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再一次论及这个问题。当时，盂什维克尼·苏汉诺夫在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俄国的生产力没有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针对此，列宁指出：“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4](P371)“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4](P372)意思是说，俄国虽然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不够充分，但是工人和农民掀起了革命，形成了足以旧制度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这个政权就是俄国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然后发展生产力，创造文明，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俄国由于是介于酉方国家与东方国家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4](P370)。
三、从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确定利用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时，俄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特别是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同社会化大生产占优势的国家相比较，在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困难更多，任务更艰巨。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从小农经济不能够立即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列宁在实践中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从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出发，确定了利用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
1918年春，苏俄人民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斗争告一段落，党和政府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建设上。之后，党和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之一是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根据列宁的主张，苏维埃政权将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以此来加强管理和发展生产。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形式有国家政权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监督，有国家对粮食的垄断和对资产者合作社的干预。但在当时，私有者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和习惯出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党内的某些同志也对这种政策持否定态度。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在这年4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将国家资本主义同小生产相比较，深刻地指出：“我说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划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我们正好缺少这些。”“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5](P236)意思是说，如果摆脱教条主义思想方法，从俄国的实际出发看问题，就不难看出，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小生产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只有它才能使俄国摆脱生产力极为落后的面貌，从经济上和国力上强大起来。可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不立即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即不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党内那些持消极态度的同志提出，这是一种右倾思想，是一种危险倾向。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章中指出，俄国是一个小农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国家，相对于这种情况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发生，俄国人民的任务是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他说：“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5](P280)意思是说，有的人看不到俄国小农占优势的事实，不承认这个现实，不研究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政策和道路，不懂得在俄国搞经济建设不能简单地照搬书本上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知识，盲目地反对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经济错误。可见，列宁是何等重视从俄国的实际出发确定经济建设的政策和措施！
在这一时期，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苏维埃政权决定吸收旧社会过来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吸收某些接受苏维埃国家政策的旧企业主，参加经济生产建设工作，并且决定付给他们很高的工资。于是，党内有的人反对说，这是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在上述文章中，列宁针对这种论调说：“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上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5](P285)这里的意思也是强调俄国情况的特殊性，即俄国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文明程度低，所以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
1921年3月以后，俄国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结束国内战争时期不得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用新的政策和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这时，列宁在考虑俄国新的政策和措施时，明确地提出必须看到俄国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他在俄共（布）十大政治工作报告中说：“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提出的贸易自由这一口号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关系中，还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困难问题和任务。我指的是，在一个无产阶级占少数而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当无产阶级革命日益开展的时候，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来对待小业主的问题。”又说：“在我国，第一个特点……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不但只占少数，而且是极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6](P21)意思是说，必须关注俄国小生产占优势的现实，采取正确的政策对待小生产者。
在这次大会上，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列宁在讲到无产阶级同小农的关系时，再一次说道：“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6](P50)他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工人占大多数，这个阶级可以成为在社会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俄国由于小农占大多数，这样的国家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个条件是它的革命能够及时地得到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支持，另一个条件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同小农之间达成妥协，即国家政权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小农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在这里，列宁再一次提出必须关注俄国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和必须采取有利于小生产者利益的政策和措施。
列宁当时主张采取的新政策和新措施之一，是实行粮食税。此时以前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实行余粮收集制，无偿地收取了农民及其家庭消费以外的全部余粮，严重地损害了小生产者农民的利益。实行粮食税，农民只需将收成的一部分作为实物税上交给国家，此外的粮食由农民自己所有。这样，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就有个人的利益可图，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就能逐渐得以改善。可见，粮食税是着眼于满足小生产者农民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列宁在党的十大报告中讲到必须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时说：“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不满足，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他们是不可能感到满意的。”[6](P53)“我们必须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世界宣告，说明我们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基本上决定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而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大经营，增加播种面积；代表大会正用这种办法来调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且相信，用这种办法一定能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6](P65)这足以说明，列宁主张实行粮食税，是因为他注意到俄国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农民，注意到必须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以及国家政权同他们之间的关系。
列宁当时主张采取的新政策和新措施之二，是允许自由流转即自由贸易。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不容许自由贸易，特别不容许粮食和农副产品自由贸易。这种做法使小生产者农民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况之中，因为小生产者农民必须通过自由贸易的途径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购回自己消费必需的工业品和扩大生产的生产资料。为了满足农民的利益要求，列宁在主张实行粮食税的同时，主张允许农民自由流转，或者说自由贸易。他说：“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需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这就离不开地方流转自由。……农民要求在实践上向他们证明，掌握工厂和工业的工人能够同农民建立流转关系。”[6](P55)“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6](P209)这说明，列宁主张自由贸易，也是因为他注意到俄国存在着大量小农的事实，注意到必须满足他们的利益和要求。
列宁当时主张采取的新政策和新措施，还包括允许私人小工业企业发展、实行租让制等等。在大工业企业一时难以恢复生产的情况下，允许和帮助私人小工业企业的发展，可以尽快地生产出人们生活必需的产品，满足农民商品交换的需要。列宁说：“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恢复小工业是必要的，因为它不需要机器，不需要国家的和大批的原料、燃料和粮食的储备，却能够立即给农民经济以相当帮助并提高其生产力。”[6](P209)实行租让制，将一部分国有大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由他们到俄国来经营，可以使这些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生产出足够的产品，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特别是满足农民商品交换的需要。列宁在有关报告中讲到实行租让制的必要性时说：“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即表面上像是同外国资本主义结成联盟的经济关系，将使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有可能在下面同农民进行自由流转。”[6](P60)这些事实也说明，列宁注意到俄国存在着大量的小农，注意到必须从这个情况出发确定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措施。版权所有
上述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行，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列宁明确地看到并指出了这一点。他在有关文章中论及自由贸易会带来资本主义发展时指出：“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而且被日常经验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观察所证实。”[6](P210)然而，他认为，在小生产占优势的苏俄，应该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创造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当时有人指责资本主义是祸害。列宁却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6](P217)他要求党和国家政权不要试图堵塞资本主义发展的通道，应该利用资本主义，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将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四、从群众缺少知识和政治觉悟低的状况确定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并举的方针
俄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胜利时，文盲者占全国人口的2/3以上。由于文盲者基本上不懂得政治，所以群众的政治觉悟也低。为此，列宁既主张在俄国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又主张进行政治教育，力图使这两者同时并举，形成合力，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
在国内战争过程中，列宁即已提出，必须对群众进行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1918年8月，他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都懂得，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的武器，他们过去的斗争遭到挫折，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现在必须使他们人人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这里所说的教育，既是文化知识教育，也是政治教育。同年12月，列宁针对工农群众需要学习文化的情况，发出了《关于编写工农读物的指示》。其中写道：“在两周内编写出一套工农读物。”“叙述要非常通俗，是给文化程度极低的农民看的。”[7](P396)他提出这套读物应该反映如下内容：什么是苏维埃政权，怎样管理国家，土地法，国民经济委员会，工厂国有化，劳动纪律，帝国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说明，列宁一方面希望利用这套读物对工农群众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另一方面希望利用它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1919年2月，列宁撰写和出版了《俄共（布）纲领草案》。该草案中国民教育方面的条文规定，对未满16周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把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同时，草案中还提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的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3](P106)这里他的思想是，学校教育既应该完成文化知识教育的任务，也应该完成政治教育的任务。
1919年5月，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现在群众迫切需要获得文化知识，因此，“必须向人民提出一些迫切的办法，使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觉得自己有义务教会几个不识字的人。”[3](P320)在这里，他指出了以下事实：有些农民由于愚昧无知，从地主那里夺取了书籍以后，将其隐藏在家中，不愿意提供给周围的人学习。他说：必须反对和消除这种可笑而落后的行为，“我们应当把动员识字的人扫除文盲这一简单而迫切的事情着手做起来。应当利用现有的书籍，着手建立有组织的图书馆网来帮助人民利用我们现有的每一本书”[3](P321)。同时，他在讲话中指出，对群众的教育工作存在着来自旧社会的两方面阻力：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很多，他们不断地散布荒谬的、欺骗工农群众的舆论。二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在起作用，特别是他们关于“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观念侵蚀着工农群众的思想。据此，他提出：“我们现在非常突出地感到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组织和训练群众，普及知识，同我们接受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产作斗争。”[3](P319)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列宁一方面主张对群众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另一方面主张进行政治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主张把文化教育同政治教育结合在一起，是当时的形势和情况诀定的。当时，处于国内战争中的苏俄，政治军事形势极为严峻。形势要求工农群众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拥护俄共（布）的领导，拥护苏维埃政权，不怕牺牲，勇敢地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可是，只有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才能使他们做到这一点。如果不把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或者说群众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没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政治教育则难以产生应有的效果。对此，列宁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如他说：“在党的工作中，我们已经练出了一套广泛对群众进行工作的本领，但是必须辅以文化教育工作，包括进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7](P450)意思是说，在当时，必须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途径，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利于党对群众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有阶级以来的各种社会形态下，文化教育都不可能离开政治。在诞生不久况且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苏维埃俄国，无疑更是这样。从这一情况出发，列宁说：“在各方面的教育工作中，我们都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8](P400)他还说：“几十万教师——这是一批应该推动工作、启发人们思想、同目前群众中还存在的偏见作斗争的工作人员。”虽然有些教师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行列，因为他们有知识，而没有知识我们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8](P405)意思是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文化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政治教育工作者，他们在进行文化教育工作时必须同时完成政治教育的任务。
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党的主要任务。列宁从工农群众文化知识和政治觉悟的现状出发，着眼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出必须加强文化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
1921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提请人们注意俄国文化落后的事实。他说：“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攻击来消灭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的文化是另一种水平，那就可以比较直接了当地解决这项任务了。”[9](P194)意思是说，苏俄之所以不能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反而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应该从它文化落后的事实中找原因。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必须使群众对新经济政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保证它能够顺利推进。为了做到这一点，列宁要求把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任务提上日程，说：“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这正是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如果这样的委员会果真能为政治教育服务……的话。”[9](P195)还说：“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应当不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务必提高文化水平。”[9](P196)显然，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这两项任务应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思想同上述他的有关思想是一致的。在列宁看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首要的任务是在群众中扫除文盲。如他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就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和偏见，而没有政治。”[9](P200)其次必须使群众有书可读，有报纸和宣传小册子可看，把现有的书刊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
列宁逝世前夕，在《日记摘录》、《论合作社》等文章中，再一次提出苏俄文化的落后性和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性。他说，苏俄距离人人普遍会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同沙皇时代相比较，现在的进步也太慢。可是，能不能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对于苏俄的社会进步以至对于苏俄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关系极大。在他看来，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特别是苏俄农村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通过合作社的途径，可是只有在农民群众中进行文化教育，使他们增长见识，懂得参加合作社的好处，他们才会参加合作社。这就是他所说的：“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4](P364)他还说：“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4](P368)由此，他在提出两个划时代的任务时，规定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为了完成提高全体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任务，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如把国民教师的社会地位提到资本主义社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特别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组织城市文化教育团体下农村，帮助农村发展文化教育工作。使城市一部分工厂党支部同农村党支部建立联系，要求前者帮助后者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等。
总之，当时苏俄文化水平的状况，是列宁形成文化工作思想的基础和条件。列宁正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系列科学思想。
［收稿日期］2000-04-27
【参考文献】
[1]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列宁．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篇5
【关 键 词】列宁/自发势力/新经济政策
【 正 文】
邓小平十分赞赏列宁的经济政策，说他的“思路比较好”。其实，列宁不是没有犯过 片面化的错误，有的错误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任何一个人都很难避免片面化 的错误，在建设未来社会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令人奇怪的不是列宁有过片面化的错误， 而是能够比较快地从片面走向比较全面。之所以说比较快，是因为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 23年春列宁失去工作能力，只有不到5年半的时间，而且大部分是战争时期；而从1921 年春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到列宁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也只有两年的时间，其中相当长 的时间还有病在身。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列宁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并留下了至今对我们很 有启示的宝贵思想，其原因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十月革命前后的有关理论和实践说起。列宁最初设计 过渡时期的制度，遵循了马克思提出的科学方法：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列 宁根据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的事实和过程，以德国经验(包括德国的战时体制)为借鉴， 设计了经济落后的俄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与此同时， 把社会主义设想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可是从事实出发提出的这个设想，既包含 着与新经济政策相通的成分，也包含着与战时共产主义相通的失误。
为什么运用正确的方法——从事实出发也还发生失误呢?一个根本原因是，人们观察到 的事实和认识这些事实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因此，即使从事实出发做出的制度设计也需 要由实践和经验来修正。列宁对这一点是有所认识的，他反复强调自己对如何过渡到社 会主义缺乏足够的知识。他说：“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 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 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 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11页。)
正是由于认识到已有知识的局限，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列宁就提出了只能根据实践 和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他写道：“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 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注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08页。)“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 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66页。)不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就不会有新经 济政策。但是有了这一条却不一定就有新经济政策。“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和“今天 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这两个著名论断，是在1918年1月和7月提出的，当时从 实践和经验中得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仅仅是完善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不久 ，在1918年夏天国内战争爆发以后，又根据战时的经验设计了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社会 主义的历史经验证明，人们观察到的事实和实践经验是有限的，而且人们认识这些事实 和经验时往往缺乏足够的知识。就苏维埃俄国来说，一方面，人们往往从现实的制度中 去寻找哪些部分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类似的或有可能接近的地方，对这些东 西会产生特殊的偏好，并加以肯定；另一方面，人们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 又受到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俄国文化的影响。例如，根据战争时期的 经验提出的通过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对马克思来说是不可想像的，是 他坚决反对的“兵营式的共产主义”；但在当时的俄国文化氛围中，在严酷的战争环境 中，这样设想却是可能的。当事实、实践经验与原有的设想发生严重的冲突时，情况才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二、“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
1921年发生了两件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春天发生的经济政治 危机，暴露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也暴露了一部分工人的不满。正是这场经济和政治危机 ，使列宁决定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放弃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开始走向新经济政策 。二是这年秋天商品交换计划的彻底失败表明，经过多年严加限制的农民“自发势力” 仍然顽强有力，稍有放开，就势不可挡。正是这次失败，使列宁认识到必须废弃“直接 过渡”的计划，把商业作为中心环节，从而宣告了新经济政策的形成。面对这两个重大 事件，列宁没有批评不满的工人和农民，也没有痛斥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列宁思 考的是原因，使国家陷入危机的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经济战略的哲学。这个思考涉及 到两个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是利益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个人利益的问题， 另一个是如何对待自发发展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待农民的“自发势力”。
前一个问题，列宁在思考后有较为完整的理论概括：他承认了单靠热情和觉悟建设社 会主义的错误，得出了必须依靠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的哲学结论。列宁说：“我们为热情 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 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 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 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 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 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 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 导到共产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69 —570页。)这里既谈到了革命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激发的热情的巨大作用(注：“ 意识形态确实会改变人的行为。然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乌托邦社会有关意识形态的 大量计算表明，它作为一种初始力量在克服搭便车问题以及缔造革命领袖或诱发人们行 动方面是十分有力的，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它背离个人财富最大化的行为来源时 ，它的作用会不断减弱，东欧近来发生的事件就表明了这一点。”(道格拉斯·c.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8页。))，又看到了它 的限度，从而阐述了把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重要。
新经济政策是从如何对待农民个人利益的思考开始的，列宁说：“我们不应该指望直 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注：《列宁选 集》第3版第4卷第581页。)但这个思考的成果，不仅局限于同农民的个人利益相结合， 而且得出了一个对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 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82页。)在列宁最 后的著作之一《论合作社》一文中，他说：“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 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 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 4卷第768页。)这最后一句话十分重要。如何对待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不仅在 新经济政策以前，而且在这以后，仍是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
三、使“自发势力的体现者”感到经济上的活跃
列宁遇到的另一个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自发发展的问题，其 实这是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另一块更大的绊脚石。前面已经提到，新经济政策是 从实行粮食税开始的，在粮食税计划中包含着新经 济政策的萌芽，这就是一小块自由 贸易。正是顺应农民“自发势力”要求的这一小块自由贸易，成为走向新经济政策的第 一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列宁经历了一个从限制、反对农民的“自发势力”，到在一 定程度上承认和尊重“自发势力”的转变。没有这个转变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在这方 面列宁没有系统的理论概括，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散见于各处。有的观点在理 论上得到了阐述；有的只是提出问题(这本身就是理论贡献)，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 新经济政策能开辟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比较全面的思路并带来巨大成就，与这些观点直 接有关；新经济政策的局限和后来被取消，又同它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有关。这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问题，但已有的研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所谓自发发展是指不是按照预先设计的道路或制度的发展。这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们 对自己的社会活动的意义还不理解。理论突破的发生，归根到底来自那些超出原有重要 理论观点的新的实践，这些新的实践活动的后果在未被人们认识以前都带有自发性，人 们对这些新的实践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不是 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进行的，它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列宁后来回顾说：“ 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 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方案、方法 、制度。”(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611页。)二是自生自发力量推动的发展。 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等由市场产生的自生自发力量。对于“小 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列宁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的转变，从而使农民 的“小资产阶级势力”的自发推动，成为走向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推动力。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以前就认识到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缺乏足够的知识，因而 他不会否定认识会有一个从不完全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设 计，意在限制和反对自发的发展力量。这个制度不仅允许农民的小生产存在，而且允许 资本主义的存在，但却不允许它们自发发展。当时认为，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可以用国家 直接下命令的办法、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调整产品生产和分配。当时认为，使资本 主义大生产接受国家的计算和监督是比较容易的，困难在于使小生产也接受国家的计算 和监督。为此，1918年春天，在《论“左派”幼稚性与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列宁详 细地阐明了为什么要把抗拒国家干预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 他说：“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 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 主义的。”“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522页 。)
在1921年春爆发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以后，列宁开始改变对自发力量的态度，不再全 力反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被当作“小资产阶级自 发势力”的主要表现的自由贸易，尽管只是开放了一小块。但却由此开始了两个过程： 一个是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力量态度的转变过程；另一个是开始了新经济政策由不完 全自觉(相当程度上的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粮食税计划只是允许农民在“当地范围内” 进行一定的自由贸易，在全国范围内还是要通过国家控制的有组织的商品交换来进行。 恰恰是这个一定范围的自由贸易，自发地越出了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冲垮了有组织的商 品交换，一个广大的国内市场迅速地发展起来。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承认“商品交 换失败了”(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8页。)的同时，明确改变了对农民“ 自发势力”的态度，从全力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性”，到承认、尊重自发力量，主张 使“中等的普通的农民(……自发势力的体现者)感到经济上的活跃”。(注：《列宁选 集》第3版第4卷，第616页。)在这以后，他把“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作为“新经 济政策的真正实质”。(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13页。)于是，一个利用市 场机制的、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混合经济逐步形成。
四、用“适合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
无论是新经济政策以前的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还是新经济政策以后的苏联模式 ，都力图把农民组织到集体农庄中。在组织的过程中困难重重，组织起来以后农民又缺 乏积极性。这是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遇到的难题。新经济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这 个难题。因为新经济政策不是用迅速根本改变农民习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而是用适 合普通农民水平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 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 里。”(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661页。)如何实行这种结合?“我们是从农民 所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而不是从在农民看 来是遥远的、空想的事情做起；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共产党人在眼下小农破产、贫 困、挨饿的困难时刻，正在实际帮助他们。要么我们能证明这一点，要么就被农民撵走 。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全部政策的基础。”( 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663页。)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在谈到合作社的 意义时说：“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 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68页。)
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行之有效，就在于这个政策和制度不是以根本改变群众的习俗、传 统为前提，而是同群众的习俗、传统相适应的。列宁说：“在这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是 一种进步，因为它适合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 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70页。)列宁对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的认识， 在以往的新经济政策研究中也被人们忽视了。这并不是说农民的习俗、传统不可能改变 ，而是说通过一时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不能根本改变，只有通过文化的逐步演进才能改 变。这里，已经涉及到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探讨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把制度区分为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他指出：“ 尽管正规制约可能由于政治或司法决定的影响而在一夜间发生变化，但是，在考虑政策 时，内含着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的非正规制约可能更多地是不受影响的。这些文化制 约不仅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结起来，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历史变迁路径的线索 。”“当正规规则因与现在非正规制约不一致而发生根本变迁时，它们之间无法解决的 紧张状态会导致长期的政治不稳定。”(注：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 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8、187页。)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布坎南也指出：“我们要在范畴上分清两方面之间的不同，一方面 是文化上逐渐形成的行为规则，我们不理解这些规则，也不能明确地(建设性地)修改这 些规则，它们成为我们行动能力永远存在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一套制度。我们在其中行 动，就总是在这些行为规则之中。那些文化上逐渐形成的行为规则明显地对这一套制度 施加限制，但是那些规则不一定可说成是唯一和特殊的制度结构。还有许多人们可以在 其中行动的可能的结构，这些结构(几套制度)可以相互对比进行规范的估价。”(注：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五、转向“渐进主义”的行动方式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说：“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 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所谓改良 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 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 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与原先的革命办法相比，这是一种 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 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注：《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 卷第610—611页。)
这不是说革命的手段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列宁指出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这是 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了最反动的帝国 主义战争。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建立 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 时代，它取代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 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 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 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 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 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注：《列宁选集》中文 第3版第4卷第639、612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我们的经济政策 新民主主义经济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1933在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演说，该篇主要阐明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我们的经济政策》是1934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本文主要是通过对以上两篇文章的认识和理解，浅谈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
一、两篇文章的写作背景
一方面，1933年初，日军入侵华北，民族危亡之际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于1933年―1934年间对中共领导的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攻，企图通过战争和经济封锁等方式消耗红军的兵力和物资，红军和根据地人民面临严重生存困境。陷入这种困境，红军和人民要想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就不得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和想方设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另一方面，民主革命时期，以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面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是否能够和是否应该建立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经济成分在内的新型经济结构。在这样的新问题上，党内意见分歧强烈，如何处理战争与经济工作的关系成为争论的焦点。有些党内人士主张进行战争和开展经济建设只能二选其一，而等同志则认为进行战争和保障群众生活是党当前形势下面临的两项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其中革命战争是核心任务，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是确保战争胜利，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工农民主等的必要保障。
二、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条件、可能性及其重要意义
1.反围剿背景下经济建设的条件及可能性
一是在成功击退了的前四次围攻之后，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范围已经跨越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四省，根据地人口已接近三百万人；二是根据地工农民主政权已经建立；三是土地革命后，确定了地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四是敌人的破坏与封锁，人民群众面临生存危机，经济建设成为其迫切要求；五是根据地经济建设已初具成效：手工业生产在迅速恢复，1933年秋收作物的产量比1932年增加了20-25%，根据地内部和对敌区的贸易都在发展……
2.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是否进行经济建设关系着工农民主政权的存亡。当时，以谋取暴利为目的的商人掌握着根据地的粮食、盐、布匹等重要物资的贸易，严重威胁人民和红军的生活，因此工农民主政府必须建立机构来专营重要商品的贸易。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便随着这种公营经济（当时称为国营经济）的建立而产生。随着经济建设的蓬勃开展，军民生活得到改善，工农民主政权得到巩固。与此同时，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三、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政策和理论
1.新民主主义经济含义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以前，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组成的过渡性经济。”
2.经济政策
第一，私人经济发展政策。认为应提倡和奖励小规模的私人经济在政府法律范围内发展。第二，公营经济发展政策。提出“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并采取了没收反革命财产；接管原国民政府企业；依靠工农、干部和红军等建立工厂、商店、银行等措施大力推动公营经济发展。第三，合作社经济发展政策。强调要“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并引导个体小私有者自愿地组织成立了集体劳动性质的互助社和耕田队（农业领域）、生产合作社（手工业领域）和信用合作社（金融领域）等。
3.多种经济成分间的关系
第一，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都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私人经济，在当时和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占着绝对的优势。
第三，公营经济（国营经济），只限于可能和必要的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不大，属于人民公有， 是中国大地上一种崭新的、最先进的经济形式。
第四，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经过长期的发展，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地位。
4.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发展的意义
首先，保证了根据地红军和群众的生存供给，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增强了对私人经济的领导力。其次，公营和合作社经济是新中国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社会主义经济确立对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为建国后我党领导经济建设和直接经营企业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关于领导财经工作的方法
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有自身运行的特殊规律。确立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方法必须以尊重规律特殊性为前提。在这两篇著作中，提出的领导财经工作的方法曾对我党的财政经济工作发生过重要影响， 对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在领导方法上，应区别对待不同经济成分。指出工业建设制定发展计划。尽管精密的计划不适用于分散薄弱的手工业，但却是公营和合作社等国家主要事业发展所必须的。
第二，经济工作计划前提是求真务实，其重要内容是分清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主次和轻重缓急，紧密围绕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发展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合作社是经济建设的中心。尤其是要将农业生产置于经济建设首位。
第三，在经济成分性质多元化的背景下，经济计划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要明确最先发展哪种经济成分。强调要兼顾公营、私人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对任意一种经济成分力量都不能采取强制削弱的手段，要通过在共同发展中循序渐进地改变某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实现各经济成分间的力量对比变化。
第四，依靠群众克服困难。根据地经济建设面临工业基础缺乏，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敌人的战争和封锁，财政支出大，参军人数多，劳力缺乏等困境。强调组织、动员、依靠群众共渡困境是最根本的办法。
第五，坚决抵制的领导方法。经济工作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必须反对，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五、结论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中国革命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我们的经济政策》两篇著作中，虽并未使用“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表述，但新民主主义经济却是他主要研究和分析的对象，他关于私人经济、公营和合作社经济等的观点和认识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策和理论。这两篇著作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策和理论基础。此外，在这两篇著作中首次提出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有关社会主义性质经济成分的地位与前途的理论与政策及关于根据地经济如何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必要条件等观点。据此，可以将这两篇著作看成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序篇。总之，这两篇文章在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周秀鸾.重读《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我们的经济政策》.江汉论坛，1984（05）
[2]耿铎文.《关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及现实思考》.实事求是，2001（04）
[3].《必须注意经济工作》.《选集》第1卷，199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篇7
我们说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其依据是：他探索的时间最早，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探索；探索的内容深广，纵向上包括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横向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统一战线、战略策略、外交政策等各个领域；探索的成果丰硕，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提供了理论源泉和实践经验。
一、成功探索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政治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293“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2]266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毛泽东把这些基本原理同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国情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特征相结合，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我们党领导的全部革命运动的第一步。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规定新民主主义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保障人们自由发展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种成分构成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正确解决了我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和前途问题，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
毛泽东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既借鉴俄国暴力革命的经验，又没有照搬他们搞城市暴动的做法，而是从当时中国仍处于最黑暗、最反动的封建统治中，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无议会可以利用的实际出发，明确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鉴于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落后国家，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他们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旧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顺序是先有农村区域的若干局部胜利，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然后逐步向城市发展，夺取全国胜利。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论的创造性发展。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运用，反复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4]1298。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原理中国化，提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的思想；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策略上重视敌人的原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等战略策略思想，取得了克敌制胜的效果。
毛泽东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其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大军”[2]126的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的建军思想。他指出：中国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怎样把这支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件大事。他提出了军队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制度；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野战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等一整套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对我军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3]611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内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占多数，并且长期实行革命割据，长期同资产阶级合作，容易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等情况，强调要从思想上建设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体党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风格建设无产阶级先锋队，坚定地纠正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培养和倡导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优良的传统作风；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团结――批评――团结”等整顿党的思想作风的正确方针和方法；创造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整风形式，不断清除了党的肌体上不健康的东西，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任。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毛泽东的这些理论和策略，构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充分肯定了这一伟大成果，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5]333，335，334中国人民在这个革命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使自己真正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从我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特点出发，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明确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4]1475这个专政，就其领导力量、政权性质和内容，以及所担负的任务来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从本质上讲是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但是，它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讲，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一是享受民主和实行专政的对象更符合我国阶级结构的状况。二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科学，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内容。三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更便于我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是我们建设新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重大贡献。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前提。其中党的建设理论、军队建设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战略策略思想的许多基本原理，至今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成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86“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293他还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毛泽东把这些基本原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种条件相结合，在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大力恢复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把对社会主义的改造提上了议事日程。1953年正式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6]316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采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曾经设想而没有实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实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形式，使亿万个体小农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和方法。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完成了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伟大社会变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使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当然，在探索过程中难免有不足之处，甚至有严重失误，例如：高级社发展速度过快，人民公社化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党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吸取了这些教训，纠正了这些偏差，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引向了正确健康的轨道。
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源泉和实践经验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无产阶级要运用自己掌握的政权，“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293。毛泽东根据这些原理，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以后，就提出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的任务。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提出了“向自然界开战”，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目标。后来，又补充了现代国防的内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毛泽东设计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既不要机械搬用苏联的经验，更不能照搬西方的摸式，而是坚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他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强调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承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也是相当长时间内颇有争议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7]204-205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振兴中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7]214这种矛盾运动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毛泽东根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理念。除了上面已经讲到的农、轻、重的关系之外，还提出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同内地工业的关系，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我们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加强国防建设的一个可靠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低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的费用，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正确处理国家、生产者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必须使90%的农民在正常年景下生活逐年有所改善，也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广大职工的物质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正确处理党和非党的关系，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正确处理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对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必须坚决镇压，但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有不少反革命已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正确处理是非关系，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7]41他强调：正确处理十大关系，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坚持等价交换等重要经济理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不再存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想比较快地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代之以产品的直接分配和交换。但他很快发现这是行不通的，因而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斯大林肯定了在两种公有制并存条件下保存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价值规律，并在商品流通的一定范围内起着调节者的作用。但他不承认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否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也起调节作用。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我国有的理论权威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严厉指出，这种错误观点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说：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古就有，它曾经在奴隶社会存在并为奴隶社会服务，也曾在封建社会存在并为封建社会服务，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7]439；只要有两种所有制存在，就会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只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才能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他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他突破了长期流行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指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他还针对有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作用的倾向，严肃指出：在我国，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占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和货币交换不能取消，应该好好利用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9年他又进一步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8]34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理论源泉。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生产要随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文化特点，提出了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思想；制定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思想；他还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主张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事业，强调知识分子要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在许多著作中，对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作了精辟的论述，反复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气概。这些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辉的思想，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座右铭，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
毛泽东还根据当代国际形势发展态势，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晚年还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发展对外关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体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的结晶，是我国分析形势，决定政策，指导工作的重要立场、观点、方法，也是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立场、观点、方法。
当然，由于主客观原因，毛泽东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有失误，比如：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重提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挫折和损失。这是我们应当深刻吸取的教训。然而瑕不掩瑜，毛泽东在倡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他在探索中的失误教训，是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借鉴的镜子。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思想在曲折前进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尽管毛泽东本人在晚年出现过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就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来讲，是科学的、正确的，不论在中国发展史上，还是在国际共运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邓小平多次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9]172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捍卫和创造性的发展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毛泽东思想，继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毛泽东的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理论家的过人智慧，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肃清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恢复了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观点，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的科学判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当今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深刻分析，作出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他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新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战略决策。比如：提出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作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决策，制定了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走上强国之路，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解决了把计划经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思想束缚，在认识上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推动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政治保证；提出了“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构想；强调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些理论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指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捍卫和创造性的发展，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10]10，9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中国充满生机，日趋繁荣富强。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继承了邓小平的事业，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了新的发展。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了江泽民的接力棒，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情况，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完善。
上述进程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发展于江泽民，完善于胡锦涛。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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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元说明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政治制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本单元主要讲述中国奴隶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情况和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历程。
中国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世袭制、分封制和宗法制，其基本特点是等级森严、以血缘为纽带、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及王权的至高无上。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包括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选官制度三大方面。其特点为：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关系贯穿始终；政权与神权相结合；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贵族特权与官僚政治相结合；完备、周密、成熟；等等。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核心提示
1.分封制。
（1）目的：巩固、扩大周王室的疆域，维护周天子的统治。
（2）内容：①分封对象：王族、功臣、先代贵族。②受封者义务：服从周天子的命令，为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缴纳贡赋和朝觐述职。③受封者权利：设置官员、建立武装、征派赋役。④周初主要分封国：晋、卫、鲁、齐、燕、楚、吴等。
（3）评价：①积极作用：确立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周王室统治得到加强，周朝势力范围得以扩大。②消极影响：受封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随着诸侯国势力的日益壮大，易形成强大的地方武装割据，对周天子的统治构成巨大威胁。
（4）与宗法制的关系：两者互为表里，都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分封制强调统治集团内权利的分配方法，宗法制则说明权利分配的依据。
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1）含义：专制主义是就中央决策方式而言的，即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是针对地方分权而言的，即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
（2）目的：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中央政府和君主个人的绝对权威。
（3）产生原因：经济上，封建经济的分散性要求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政治上，地主阶级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来防止地方割据和镇压农民起义。
（4）中国封建君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措施的特点：①加强君力。②变革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③注重官吏的选拔和任免。④加强监察机制建设。⑤加强思想控制。
（5）评价：①积极影响：政治上，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经济上，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上，有利于文化交流和发展。②消极影响：政治上，易形成暴政和腐败，不利于政治民主；经济上，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和发展；思想文化上，易形成文化专制，从而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
第二单元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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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元说明
古希腊罗马文明被奉为西方文明之源。希腊民主和罗马法律作为西方奴隶社会时期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民主重视公民的民利和参政意识，通过民主决策方式推动了社会发展。雅典民主政治经过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逐步确立并发展到顶峰。雅典民主不仅使古希腊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精神文明财富，也给近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罗马人在扩张征服过程中，通过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发展、从公民法到万民法的演变，形成了体系宏大而内容缜密的法律。罗马法对维系罗马帝国的统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制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核心提示
1.对希腊民主的认识。
（1）背景：海洋文明是希腊民主政治的摇篮。多山、多岛造成小国寡民和独立自主的民主环境，众多良港为对外贸易提供良好的商业基础。
（2）特征：①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小国寡民体制的产物。②重视和强调公民的民利和责任感。③直接民主：抽签决定、轮番而治。④真正享受民主的只是少数男性公民。
（3）实质：成年男性公民当家作主，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工具。
（4）雅典几次改革的比较：①相同点：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议事会掌握行政权；陪审法庭为监督和司法机关。②不同点：梭伦改革以财产多少划分公民等级，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地域部落取代血缘部落，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伯利克里改革扩大了民主的范围，推动了雅典民主政治“黄金时代”的到来。
2.对罗马法律的认识。
（1）发展趋势：①由早期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标志是《十二铜表法》的颁布；原因是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和斗争；结果是限制了贵族的特权，保护了平民的利益，缓和了社会矛盾。②由公民法向万民法过渡。原因是罗马帝国的范围不断扩大，外邦人迅速增加。
（2）基本内容：广义的罗马法指通行于罗马统治的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法律制度。狭义的罗马法指罗马公民法，从形式上可以分为成文法和习惯法；从适应对象上可分为公民法和万民法。其主要内容是保护私有财产，提倡法律面前公民人人平等。
（3）基本原则：①法律面前公民人人平等。②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③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④体现一定的人文精神。⑤注重法律程序。
第三单元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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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元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诸强逐渐探索出符合其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的政治制度。以英国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制，成为近代资本主义政体的两种主要形式。在资本主义政体下，封建专制主义遭到否定，代议制得以贯彻和发展，人民相对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三、核心提示
英、美、德（1871―1918年）、法（1875―1940年）政体比较。
（1）英国君主立宪制。①政体确立方式：“光荣革命”。②国家元首：国王。③元首产生方式：世袭。④元首地位：“统而不治”。⑤国家权力中心：议会。⑥政府产生方式：议会产生。⑦元首、议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对议会负责，不对元首负责。当议会通过对政府不信任案时，政府就得辞职或呈请元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
（2）美国民主共和制。①政体确立方式：独立战争。②国家元首：总统。③元首产生方式：选举。④元首地位：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总揽行政权力。⑤国家权力中心：总统。⑥政府产生方式：总统任命。⑦元首、议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对总统负责，不对议会负责；议会只有在总统违反宪法时，才能对总统提出弹劾，议会不能因政策问题投不信任票使总统和政府辞职，总统也无权解散议会。
（3）德国君主立宪制。①政体确立方式：国家统一。②国家元首：皇帝。③元首产生方式：世袭。④元首地位：掌握一切大权。⑤国家权力中心：皇帝。⑥政府产生方式：皇帝任命。⑦元首、议会和政府的关系：皇帝有权任免官员、召集和解散议会；宰相主持内阁工作，由皇帝任命，只对皇帝负责；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通过的法案必须得到联邦议会和皇帝批准才能生效。
（4）法国民主共和制。①政体确立方式：政权更迭。②国家元首：总统。③元首产生方式：议会产生。④元首地位：掌握行政大权，是军队最高统帅。⑤国家权力中心：议会。⑥政府产生方式：总统任命。⑦元首、议会和政府的关系：总统由议会选出；总统掌握行政大权，经众议院同意有权任命内阁，经参议院同意有权解散众议院。
第四单元 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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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元说明
本单元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是列强侵华史。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列强先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经历了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由经济侵略到政治控制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企图吞并中国。二是中国人民的抗争求索史。列强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促使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阶级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但由于落后性，运动相继失败；资产阶级掀起辛亥革命，但由于其软弱性，革命未能成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国民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核心提示
1.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
（1）19世纪40―60年代：两次鸦片战争。①背景：西方列强完成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②主要目的：获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③主要方式：发动战争。④结果：签订《南京条约》、《南京条约》附件、《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⑤影响：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①背景：西方列强开展第二次工业革命，并向帝国主义过渡。②主要目的：资本输出和瓜分中国。③主要方式：由发动战争向“以华制华”过渡。④结果：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⑤影响：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1937―1945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①背景：世界爆发经济危机，日本法西斯上台。②主要目的：变中国为其殖民地。③主要方式：军事侵略。④结果：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⑤影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抗争求索。
（1）农民阶级：太平天国运动。①背景：民族矛盾出现，导致阶级矛盾激化。②目标：清朝封建专制统治。③阶级特点：优点：革命性强，反抗激烈不妥协；局限：落后性。④纲领：《天朝田亩制度》。⑤历史功绩：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⑥失败原因：主观原因：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2）资产阶级：辛亥革命。①背景：清政府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②目标：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③阶级特点：优点：先进性，目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局限：软弱性。④纲领：三民主义。⑤历史功绩：了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⑥失败原因：主观原因：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3.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抗争求索。
（1）中共创建时期。①主要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②斗争目标：反帝反封。③政策策略：制定革命纲领，确立革命目标和盟友。④结果：准备与合作北伐。
（2）大革命时期。①主要矛盾：阶级矛盾。②斗争目标：反北洋军阀。③政策策略：协助北伐；放弃革命领导权。④结果：基本消灭北洋军阀；大革命失败。
（3）国共十年对峙时期。①主要矛盾：阶级矛盾。②斗争目标：反国民政府。③政策策略：开辟“工农武装割据”革命道路；实行战略转移。④结果：与国民政府形成对峙局面。
（4）抗日战争时期。①主要矛盾：民族矛盾。②斗争目标：反日本帝国主义。③政策策略：在敌后战场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④结果：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
（5）解放战争时期。①主要矛盾：阶级矛盾。②斗争目标：反国民政府。③政策策略：政治和谈与军事斗争。④结果：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
第五单元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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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元说明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运动兴起。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西方三大工人运动为标志，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但运动的相继失败，说明无产阶级斗争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诞生，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伟大尝试，运动虽然失败，但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下，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终于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
三、核心提示
1.俄国十月革命的特点。
（1）十月革命走的是通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
（2）十月革命采用的是武装暴力夺取政权并取得胜利的形式。
（3）它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包围，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单独取得了胜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4）十月革命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紧密相联、急剧发展的不同性质的阶段。
2.对当前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确认识。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本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2）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3）必须不断深化改革，以解放生产力。
（4）在改革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5）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6）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7）必须不断提高综合国力。
第六单元 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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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元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得以发展完善。此外，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重任，也是新中国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过建立、曲折和完善的历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日臻完善。在祖国统一大业上，“一国两制”的方针成功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也为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核心提示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和作用。
（1）特点：①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和各派的历史选择，并被写入各派各自的历次中，这同资本主义国家各党之间为争夺领导权和执政地位而相互倾轧是根本不同的。②我国的多党合作是以服务社会主义事业为共同奋斗目标的。③我国各派和共产党一起参加国家政权，参加政府工作，不存在轮流执政的问题。④我国各派都得到宪法的承认和保护，享有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2）作用：①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和全国人民的团结。②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各派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③有利于党和政府兼听各种意见，作出科学决策。④有利于发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
2.祖国统一大业。
（1）港澳台问题由来：①香港问题：1841年，英军武装占领香港岛；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割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1898年英国强租新界。②澳门问题：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殖民者不断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1553年骗取了澳门的居住权，鸦片战争后强行租占澳门。③：1949年，战败退居台湾，从此割据台湾。
（2）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①1979年，实现两岸间30年来的真正停火。②1987年，台湾当局采取一些开放措施，两岸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③1990年，台湾海基会成立；1991年，大陆海协会成立；1992年，两会达成“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④2005年，主席连战访问大陆。⑤2008年，两岸实现通邮、通航、通商。
第七单元 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一、知识网络
二、单元说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并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对外战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确立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我国外交取得巨大成就。20世纪70年代，美国势力衰退，被迫改变外交策略，中国外交赢得转机。新时期以来，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适时调整了外交目标和策略。
三、核心提示
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从不谋求对外扩张和霸权。特别是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面临着改变落后面貌、实现现代化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上述情况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争取一个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在和平、平等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新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结盟政策就体现了这一外交目标和思想。
第八单元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一、知识网络
二、单元说明
二战至今，世界政治格局经历了由两极格局到多极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既是大国之间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也对各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国家利益的冲突，美苏从盟友变为对手，并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两极格局形成。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加快，日本的迅速崛起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两极格局受到冲击。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当前世界，美国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西欧、日本实力日益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迅速崛起，俄罗斯不断复兴，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
三、核心提示
1.两极格局的影响。
（1）积极作用：有利于缓解世界紧张局势，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长期共存中，都程度不同地从对方身上借鉴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并用于内部的调整和改革，推动了世界的整体发展。
（2）消极作用：打上了浓厚的大国强权政治色彩；擅划国界、分裂国家的做法种下了不稳定的祸根，导致日后世界的纷争和不安宁；战后两大集团展开长期的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导致世界局势长期紧张动荡；国际经济秩序长期得不到改善，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2.多极化趋势出现。
（1）美国：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力图领导未来的国际秩序，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2）欧盟：欧盟由于其经济实力强大而成为直接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个因素，正力图以整体形象出现于国际舞台，与美国竞争。
（3）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日本提出了走向政治大国的对外战略。
（4）俄罗斯：目前仍处于经济困难中，但其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重工业、军工企业实力雄厚，正力图重振大国雄风。
（5）中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外交上取得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