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美学范文

实用主义美学篇1

关键词:美国;大学职能;实用文义文化

大学职能指以实施高等教育为主要任务的机构――大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大学逐渐形成人才培养、科研、服务社会三位一体的职能。高等教育作为专门的文化传播机构和人才培养机构,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和用什么样的文化知识培养人才,并不完全由高等学校自身决定,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制约,特别是社会主流文化。实用主义贯穿于美国文化发展和变革的整个历程中,对宗教文化、共和文化、个人主义文化起着强烈的支配作用,是美国文化的根本内涵和文化传统。本文主要从实用主义文化渗透于美国主要文化的角度来探析大学职能的发展。

一、宗教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文化与大学人才培养职能

实用主义强调对实际生活是否有用,以是否有实际价值为判断标准。实用主义者重事实,但并不反神学,一旦神学的某些观念被证明对具体的生活有价值,就会承认它是真实的。美国的实用主义其实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价值观和处世原则。

这种宗教文化是殖民地时期英清教徒在天主教势力的迫害下,大规模移居北美后形成。他们注重神学,但感兴趣的不是神学本身,而是神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尤其是在社会上的实践,是运用已懂得的“真理”解决现实中所碰到的问题。[1]清教徒们认为只有通过努力获取成功,才能获得上帝的恩宠和救赎。可当时恶劣的环境,要获得财富改变现状唯一的途径就是辛勤劳动。因此,不断辛劳工作成为清教徒主义的主要人生态度。他们将成功作为灵魂得到拯救的象征,而财富则是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志,要获得财富就必须辛勤劳动。宗教道德规范由此转化为一种世俗的进取精神,这与我国古代墨家奋进思想有相似之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便在社会实践中逻辑地联结起来。可见,实用主义的文化精神渗透于宗教文化当中。

在教育上,这种文化主要通过大学课程的内容反映出来。因它注重此文化对实际生活的运用,故在经济发展要求下,一些高等学校的课程内容表现出自由主义和实用的特点。当时设立的高等学校基本上是教会开办,主要仿英国牛津、剑桥大学而创立。这些大学的主要动机是宗教性质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高深学问的传教士、教会工作者和虔诚宗教的政府官吏等人才。[2]可见,这种宗教文化对人才培养的影响极为深远。

二、共和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文化与大学研究职能

共和文化指美国共和创建时期文化的总称,“自由”“平等”“参与”和“民主”是共和文化的核心,被视为美国文化的精华。《独立宣言》中就指出,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和追求幸福的权利。[3]

为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逃避宗教迫害,建立自由与民主的国度,清教徒们来到新大陆,那里没有国王、教会、等级制度,一切都像空气一样自由。但自由与平等是以财富为根基,只有拥有财富才能拥有自由,才有平等可言。可见,美国人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态度,是一种完全的实用主义。

此时,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则继续讲求实用原则,广兴工、农学院以满足工商业发展需要;另则努力发展重学术研究的大学。1876年,仿德柏林大学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建立大学研究院,集中精力钻研学术,实现了教学与研究职能的结合。

三、个人主义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文化与大学服务社会职能

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有密切联系,个人主义讲自由强调的是完全的个人自由,是在拥有个人财富基础上的自由;实用主义强调行动实际效果,以是否有用,是否有实际效果作为判断行动的标准,它所强调的行动,是一种完全的个人行动。在共和时期,个人主义在自由、平等、民主观念的支配下,不断发展。这种个人主义文化的内涵是:注重实际、个人奋斗、勤劳节俭、追求成功。

个人主义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开始形成、发展与膨胀。到19世纪中叶,这种功利个人主义在美国占了统治地位,影响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包括美国大学的社会职能。

60年代以来,美国的现代化生产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需要大量中等技术人才,美国一些公立和私立大学纷纷设立学院,培养所需人才以满足社区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需要,并把教学与科研、课堂和校外的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使教育与工农业生产密切联系,为大学服务社会开辟了道路。

四、结语

从实用主义文化对美国大学职能的影响可以看出,教育受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但文化是制约教育发展的根本所在。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这个国家的教育传统。中世纪大学最早产生于意大利,但大学唯一的职能是培养人才。虽当时大学存在研究活动,但研究作为一种职能,是19世纪初德国建立柏林大学之后出现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实用主义文化在殖民地时就已存在。但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职能是在美国出现的,这是实用主义文化传统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必然反映。实用主义以实际生活中是否有用,是否有实利为价值判断标准,反对一成不变的原则和教条。在思维方式上具有灵活性,没有既定不变的原则。因而,当这种文化被运用于教育时,在高等教育上,必然表现出把人才培养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用主义文化传统一方面把美国高等教育同市场力量结合起来,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则使高等教育对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迅速作出反应,直接为社会服务。可见,美国实用主义文化对其大学职能影响之大。

参考文献:

[1] 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 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外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实用主义美学篇2

关键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实用主义；贸易保护主义

中图分类号：D8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3-0034-04

始自2007年8月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先后多次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美国国会在2009年2月13日通过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以及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9月11日决定实施的“轮胎特保案”等。在各国政府一致呼吁加大经济刺激力度并高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在危机时刻却不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致使贸易保护主义阴云笼罩全球。通过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选择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的深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从积极倡导和全面参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到当下全力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无一例外地都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

一、实用主义哲学思想

实用主义（Pragmatism），源出于Pragma（行为、行动之意），意思是实用主义是一种强调“实践”、“行动”、“生活”的哲学。实用主义又称实效主义（Pragmatism）、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1]（P1）

实用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皮尔士首先提出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皮尔士认为：观念的意义在于它所引起的行动和产生的效果。詹姆士则发挥了皮尔士提出的实用主义原理，指出实用主义是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解释观念的一种方法，认为真理是一个证实和生效的过程。杜威则把实用主义推广到政治、道德、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

考察美国的实用主义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强调行动、注重实效、提倡开拓进取是实用主义的基本特征。人们普遍认为实用主义是一种行动哲学，是一种效用哲学，同时也是一种进取哲学。因为在实用主义者看来：（1）人的本质不是理性，而是行动；（2）效用是中心，把效用作为判断是否有意义的标准，作为判断是不是真理的标准；“有用即真理”、“真理即工具”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真实写照；（3）主张相对主义而否定绝对主义。詹姆士认为：真理不过是一种方便、有用的观念，世界上没有永不变的秩序和法则，也没有作为这种世界唯一版本的绝对真理。[1]（P1）可见，实用主义者强调真理的价值性和效用性，并且坚持相对主义，重视改革、创新和探索。

实用主义产生于美国，活动中心也一直在美国。在形成后约一个世纪以来，实用主义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民族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理论象征，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实用主义在实际上具有美国准国家哲学的意义。实用主义在美国之所以具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深深地根植于美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之中。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由以欧洲各国为主的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一个移民国家，这些移民带去了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由各种传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而成的新文化又是对这些文化传统本身的否定，任何一种传统都失去了作为判断标准的意义，只有那些对开辟这片新大陆有用、获得成功的才能得到肯定和传承。对主体活动的有效和无效、成功和失败的评判超越了任何文化传统或思想原则，而被当作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准则。

另外，实用主义注重功利（效用）的观念与早期移民所奉行的新教伦理有关。与天主教和其他宗教相比较，新教伦理主张教徒对上帝的虔诚应该表现在他们在尘世的活动中，以他们所取得的具体成就来判断事情做的正确与否。欧内斯特·伯尔曼认为：来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成为“富有幻想的实用主义者”，同时却注重功利，以“观念和目的的有效性、可行性和实用性”作为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2]（P44～45）当然，实用主义在美国的盛行与19世纪下半期以来现代自然科学在美国的发展状况也是分不开的。美国的自然科学自19世纪下半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科技的创新极大地驱动了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强调实验、创新也就成为美国人对科学发展的基本的态度。

二、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的

美国对外政策理念根植于美国历史和文化之中的实用主义，不仅是美国的大众哲学，而且也是美国的“官方”哲学，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内外政策的哲学基础和指导原则，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拉斯基在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所作的导言中指出：“美国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他们所忠实的，是能够得到、摸得着、切实存在并能用金钱估价的东西。”[3]（P954）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认为它不仅培养了美国人的求实作风，也孕育了每个人的进取精神。可见实用主义精神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了美国的大众哲学。正因如此，其国民在处理问题时也时时表现出这一特征，如美国人做事，注重是否对自己有利，注重投入产出，注重效用；工作中则重视效率。正如戴维·波普诺所说，“……作为实用主义者，美国人喜欢尽快解决手头上的问题。结果美国人看重技术，并有一种想控制物质世界的强烈愿望，他们不愿意追求长远的、不切实际的目标。”[4]（P128）

实用主义不仅塑造了美国民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而且也切实地影响着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和政策理念。正如基辛格所言，美国的官僚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受实用主义的影响，美国的官僚通常以务实的态度处理、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虽然美国在制定和执行其外交战略和政策时，总是会提出很多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主张，诸如民主、人权、自由和市场经济等，虽然这些主张也确实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并且这些价值观念也为很多国家所接受，但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极力推广这一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价值观、道德观的背后，深深潜藏的却是美国在实用主义哲学理念指导下的现实主义立场。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所言：“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对外政策既不能忽视思想意识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道德的重要性。但是，现实主义要求我们的各项对外政策避免完全建立在同政治现实脱节的道德绝对论的基础上。”[5]（P72）

可见，对美国来讲，无论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在背后起着决定作用的则是实用主义。正如美国外交史学家克拉布所指出的，“美国在国外行使权力必须显示出与某种明显值得追求的人造目的相联系，这种目的必须被美国人所理解……否则，在海外运用美国的权力……不可能成功或永久”。[6]（P183）并且美国公民往往用实用主义的功效标准来评价理想的坚持程度。

三、实用主义与倡导经济全球化

我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阎学通曾言，“经济安全在冷战后成为国家利益的重点”。[7]（P44）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促进世界各国联系便利化，并将全球化推向一个新高潮的同时，也给融入全球化的各国的和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美国为应对全球化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保持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先地位，维持本国的经济战略安全，全力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并逐渐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从美国开始受到全球化挑战到全力参与全球化进程并成为全球化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这一转变过程，以及其在全球化过程中采取的相应政策措施来看，实用主义的哲学理念仍在时刻指导着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

（一）实用主义的哲学理念使美国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国际经济力量日趋分散化，最终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现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并在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后开始实施单一货币制度，欧元也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一。这使美国及美元的国际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此时，美国意识到全球化使得各开放国家“在外交和国内事务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分界线”。[8]（P37）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安全观必须加以扩展、转化和充实。要有对全球化时代新现实、新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如经济安全”。[9]（P6）因此，克林顿上台以后明确提出将经济安全作为其外交的三大战略之一。经济安全战略的提出，使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了战略优势。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虽然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回避这一进程，但只有美国“既拥有资源优势，又有资本和技术优势，所以完全可以在更大的范围上根据绝对利益和比较利益进行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10]（P172）事实也证明，美国是在最适当的时候迅速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可以看到：实用主义作为“行动的哲学”和“进取的哲学”，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制定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二）作为“效用的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理念促使美国积极组织、参与和主导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积极促进签订地区贸易协议，如发起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倡导并主持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第一次非正式会议等。另外，还积极倡导在关贸总协定（GATT）的基础上建立全球性的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主导了世界贸易组织政策规则的制定。上述种种举措不仅为美国的商品和劳务走向世界消除了贸易壁垒和障碍，也巩固了美国在新的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11]（P85）如果要问为什么美国会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参与并主导经济全球化，会极大地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亦即“有用即真理”。事实也证明，全面参与济全球化进程不仅为美国带来了10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当然也使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迄今为止的最大受益者。

另外，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为了扩展和维护本国利益，也采取了一些违反国际贸易准则的丑恶做法。例如，为了阻止国际企业界向古巴、伊朗和利比亚等国投资，阻断外界与古巴的贸易，强化美国对古巴的遏制，美国国会在1996年分别通过了赫尔姆斯伯法和达玛托法，推行经济强权；通过有条件援助，促使发展中国家推行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改革，实行“新干涉主义”；为维持技术垄断，限制高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将贸易与人权挂钩等。这不能不说是“真理即效用”、“真理是有效用的工具”——工具主义真理观影响下的短视做法。

四、贸易保护主义背后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

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以及后来的“轮胎特保案”等保护主义措施，都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哲学色彩。“有用即真理”、“真理即工具”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美国当前的国内经济、政治形势考察，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出台都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在权衡利弊得失、充分考虑政策在当下“效用”后的产物。

（一）经济“效用”

经过多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美国的高科技产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均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优势，而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则逐渐丧失，从而导致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失去了竞争力，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日益明显的大背景下，通过“购买美国货条款”等举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美国民众对国内相关产业的产品需求，从而起到增加就业、刺激经济之功效。

（二）政治“效用”

从当前来说，美国的国内形势敦促奥巴马总统支持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其他国家则希望他践行其在竞选中承诺的自由主义对外经济政策。但作为“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进而尽快实施新的经济刺激计划以促进美国经济尽快止跌回升、实现经济复苏，则是最有“效用”的。而“购买美国货”条款等恰恰获得了部分美国民众和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支持。所以，从政治上来讲，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出台，也是美国国会相关政治势力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屈服于个别行业或利益集团压力的结果。

（三）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下的对外经济政策取向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其进出口总额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近15%，这意味着“购买美国货”条款等保护主义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现有贸易逆差格局，也起不到真正刺激美国经济止跌回升，甚至制止衰退之作用。从长远来看，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美国来说无异于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实用主义“常常导致决策者暂时避开长远战略目标而着眼于燃眉之急的问题，这种就事论事的习惯可能阻碍决策者从长计议，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者不可能预期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把长远问题当作严肃的课题来对待。”[12]（P165）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购买美国货”条款等保护主义措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外交学者克拉布概括的实用主义型美国领导人所具有的七个特征：一是“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二是“行动似乎不受规定分明的道义——伦理原则的指导”，三是“考虑问题只出于近期打算，不在乎长远目标和战略”，四是“利用所能得到的机会试图实现最大的利益或所得”，五是“善于妥协，在争议迭起的环境中达成一致”，六是“灵活变通，能够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善于使自己的观点适应正在变化的现实”，七是“谨慎以智，往往避免极端主义的解决方案”。[13]（P57）而这些特征的背后恰恰就是实用主义的哲学理念。

结语

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政府太大或太小，而是有无功效，是否能帮助家庭找到薪水不错的工作，支付得起照顾费用，有尊严地退休。哪个方向能够提供肯定的答案，我们就往哪里走。”也许，我们从奥巴马的演讲中能够看到：无论是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曾经的自由贸易的推崇者和践行者，还是作为当前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实施者，美国、美国的领导集团无不深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塑造，而这种影响和塑造无不时刻体现在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及其行动选择上。因此，“有用即真理”、“真理即工具”——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美国精神”，是我们在解读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取向时必须审视的哲学思想，而从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入手，则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美国的政策和行动。

[参考文献][1]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Erest G.Bormann， The Force of Fantasty： Restoring the American Dream[M]. Carbondale，1985.

[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5]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上册）[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6]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7]Cecil V. Crabb Jr..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Pragmatic Tradition[M].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

[8]阎学通.中国与亚太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9]沃伦·克里斯托弗.美国新外交：经济 防务 民主[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10]王逸舟.论综合安全[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4）.

[11]陈百明.谁在养活美国[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

[12]郑伟民.衰落还是复兴——全球经济中的美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13]邓鹏等.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外交与中美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实用主义美学篇3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英国文化研究 实用主义 马克思主义

美国本土传播批判研究审视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提及美国的传播研究，国内学者大都定性为经验研究或行政研究，好像在美国传播研究中，批判的声音不存在。与此相反，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美国本土学者在传播批判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芝加哥学派以社会批评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将传播与媒介纳入其研究视野，关注语言、符号和交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作用，倡导社群与共享的观念。杜威认为：“在一切事务中，交流是最美妙的。”①在此语境下，他们反对原子论的个体观念，批判美国资本操纵媒介的现象。杜威认为，一切倾向于生产资料分配的集中化的经济条件、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化都影响公共报业，无论个人是否喜欢。需要大公司大资本去经营现代企业的原因自然会影响出版业。②此后，美国新一代社会批评家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与“刻板印象”概念，拷问了美国政治对媒介的影响，质疑了美国新闻业的客观公正性。

遵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拉扎斯菲尔德虽然也具有社会批判意识，但其已远离芝加哥学派的“历史/文化解释”的批判路径，他更关注一种基于社会科学解释的批判理念，期望批判理论将事实与价值分开，以调和媒介批评与商业媒介之间的关系。哈特认为，拉扎斯菲尔德的批判立场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权威的承认和对权力的妥协；二是在主导范式下寻求变革，主张现有理论视角或实际视角的融会。③可见，拉氏的媒介批判思想是妥协性的，而杜威恰恰对与商业和政治保持暧昧关系的媒体保持着警觉与批判。

无论怎样，杜威、拉扎斯菲尔德、李普曼及其他美国学者，他们媒介批判的哲学思想多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寄希望于媒介与传播改革来维护美国的民主机制。这种批判思想具有注重当下性和功利性，缺乏历史性的反思和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理论观照。由此，他们所寄予厚望的经验共享、平等参与的传播理念在随后的传媒实践中陷入困境。杜威期望实用主义应包含对民主的构想，其基础是传播赋予人的力量以及专家和公众的互动机制。但现实情况是，媒介技术被用做政治工具，个人表达被公共意识的媒介表达取代了，个人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转换为代表形式问题。在此情形下，杜威的实用主义理想破灭了，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传统日渐式微。反观拉氏等人的传播研究，在思维方式上属于工具理性，在受众研究上脱离不了“刺激―反应”模式，在媒介研究上忽视了媒介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在此语境下，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美国传播研究亟须革新。

传播研究的两种批判路径比较

在批判范式之下的美国传播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前期代表人物如阿多诺等人的观点与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观点，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如霍尔等人的观点与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如凯利的观点获得了关注与争论。本文更为关注这两组观点间的差异，进而理解二者之于美国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关系。

移居美国的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等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审视美国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大众文化已经沦为文化工业链条上的可复制和标准的商品，其内含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已经将受众异化――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通过大众文化制造的虚假认同来维护其不合理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可见，法兰克福前期代表人物批判的靶子主要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其社会关怀是反思法西斯极权主义操纵下的传播对受众与社会的危害，透视资本主义传播制度下的弊端，使媒介与传播起到解放人的潜能和满足人们全面发展的作用。与阿多诺等人相对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借鉴了胡塞尔现象学观点，如“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并吸收了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思想，从交往理性的视角来反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他对大众传媒促成“公共领域”的形成寄予厚望，但随着20世纪资本主义媒介商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已经消亡。他主张用主体言语的功能来建构其“交往行动”理论，以此来诊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端。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间的矛盾，美国本土多数学者对其表现出了天然的怀疑与拒斥心理。这从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传播研究上的分歧可见一斑。对法兰克福学派使用的“批判”二字，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的印象是：“‘批判’一词与其说是描绘一种立场，不如说是一件用于掩护的外衣，马克思主义处在被敌视的流亡时期用得上这样的外衣。”④这表明，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进行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尴尬处境。哈贝马斯的理论虽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症候，但由于其理论的复杂与思辨性，不可能引起讲究实用主义的美国本土传播学者的兴趣。因为美国学界认为，哈贝马斯试图提供元叙事的努力甚至人的解放的元叙事的努力是在帮倒忙，是偏离杜威所谓的“日常细节的意义”⑤。

英国文化研究关注传播在文化语境中的社会意义。该学派学者如威廉斯、霍尔、费斯克等人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思想，对英国社会出现以及引进的通俗文化进行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纳入意识形态范畴进行审视不同，英国文化研究是将意识形态纳入文化的范畴进行观照，以揭示文化文本中蕴涵的意识形态与压制因素，并发掘受众对文本的对抗性解读力量。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法兰克福学派以意识形态解读大众文化与受众关系的机械模式，颠覆了大众社会理论主张的被动受众观主张，在美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正如哈特所言，英国文化研究在美国至少受到两种兴趣的欢迎：第一种兴趣是学术追求的兴趣，其思想是把文化当做解释传播和媒介的恰当场所；第二种是对社会进行社会政治批评的兴趣，其重点是社会传播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权力和支配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积极受众的观念和抵抗的观念都是主要的吸引力。⑥

美国以文化研究路径进行传播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凯利。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⑦该观点认为，传播是建构一种文化或信仰的认同。与霍尔等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事文化研究不同，凯利传播研究的文化路径根植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并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他重视社群与共享观念，主张以一种对话的视角来考察传播的过程。由此，凯利提出的文化研究理论与霍尔提出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如哈特所说，美国传播研究的文化研究视角与美国文化研究接近的感觉是虚幻的，因为凯利所指的思想传统难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⑧

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格局原因

由上述可知，美国传播研究的批判路径主要遵从两种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传播研究的实用主义批判路径占有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可谓举步维艰。正如哈特所言：总体上看，美国传播学走的是美国社会科学的路子，在媒介与社会问题上，它拒不接受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以上经验来看，根据传播学领域的社会批评史和激进批评史分析，文化研究仅仅是一种短暂的现象。⑨不仅如此，即使主张以符号、异化和新弗洛伊德分析法来进行文化研究路径的美国本土学者，如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修・邓肯（Hugh Dalziel Duncan）、赖特・米尔斯，他们虽发表了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但其声音在美国传播研究圈内也是微乎其微。因此，以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传播批判研究在美国学界中存在一种张力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张力格局”的出现，除源自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哲学批判传统的分野外，还有下述三点原因：

首先是历史与文化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处于剧变时期。大规模的外来移民、工业化与都市化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交通工具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大众媒介（报纸、广播、杂志）对知识与经验的普及愈来愈重要。在这种语境下，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关注传播在社会中的影响，包括传播对美国社会的稳定与改良、对维护美国民主机制、对共享社群文化与形成公共舆论等方面的作用。虽然拉扎斯菲尔德的传播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但其研究属社会科学传统，具有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研究的语境主要源于三个因素：欧洲哲学批判思维传统，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策略的反思，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英国文化研究由于学界寻求对社会的其他解释和变革的情绪、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思考以及对美国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而展开。

其次是学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秉持实用主义精神的芝加哥学派学者，他们以社会改良视角来观照传播的作用，目的是维护与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媒介与传播的作用持有乐观主义信仰。对此，哈特认为：“美国社会史表明，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未能激励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播与媒介学者，因为合作与社群的观念维持着当代文化标志的力量。”“事实上，‘崇美主义’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物，始终是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⑩反观法兰克福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他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卢卡奇的“物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等理论为认知模式，并运用法国结构主义的媒介符号与话语分析，关注传播与媒介对实践民主的可能及其对人潜能的解放。

再次是学科旨趣差异。实用主义主张从历史与文化的语境来研究传播，他们重视实证主义，但也不忽视其他研究方法。他们关注伦理但又重视科学。所以，实用主义路径的传播批判研究，多借助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而法兰克福批判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多依托人文学科，如哲学、符号学、文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更多关注传播的规律性东西，而人文学科更多关注传播的意义问题。

注释：

①Dewey，John .Experience and Nature . Chicgo：Open Cour Publishing Co.1925：166

②Dewey，John.Freedom and Culture.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39：149

③⑥⑧⑨⑩哈特[美]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162页，165页，196页，190页。

④Carey，James W.“The Mass Media and Critical Theory：An American View”，in Michael Burgoon，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6.Beverly Hills，CA：Sage.1982：22

⑤Rorty，Richard.“Haberm as and Lyotard on Postmodemity”，in Richard J.Bernstein，ed.Habermas and Modernity.Cambridge，MA：Polity Press.1985：175

⑦詹姆斯・凯瑞[美]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作者为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浙江大学传播所博士生）

实用主义美学篇4

关键词：建构主义理论；大学美术教学；应用

过去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大学美术教学应用目标教学模式，无论是知识目标的设计还是教学实施，都遵循既定的目标，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这样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个性的发挥，不利于我国美术的持续发展。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新知识的过程是师生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作为一种认知与教学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的主动性、社会性和学习的情境性，对于美术专业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加强对建构主义理论在大学美术教学中应用的研究十分必要。

一、建构主义理论概述

建构主义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皮亚杰、科恩伯格等是代表人物。起初它是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建构主义逐渐应用于不同领域，并形成了新型的理论体系。现代建构主义思想的出现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维柯和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联系起来。《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中所提出的“真理即创造”等理论第一次清楚地表达和描述了建构主义思想。该理论强调学生并不是毫无基础，教师不能忽视学生已有的知识，应将学生的现有经验作为新的知识生长点，引导学生自主探索新知识。建构主义学习环境涉及范围较广，如情境、协作等。基于此，笔者将其中的学习理论与学习环境有机整合的教学模式总结为：立足于学生需求，教师要发挥自身组织者、指导者等作用，利用情境、协作等相关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最终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意义的建构。

二、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下大学美术教学改革措施

就传统意义层面来看，学习往往被视为一种模仿活动。在以往的教学中，学生往往照搬教师传授的知识，并未真正实现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有效应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则不同，它在教学中的应用主要是帮助学生从教师那里获取信息，进行同化、改造及内化处理，更多的是关注学生的创造能力，重视整个学习过程。可见，建构主义理论与以往的教学理论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笔者认为，要想促使建构主义理论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教师应对当前的大学美术教学进行改革：

1.明确美术教学目标

课程目标是整个课程设置的核心和基础，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不仅能够为课程教学指明方向，还能够实现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因此，明确目标成为美术教学建构的首要环节。在教学中，教师应从学生的认知、过程及情感等维度入手，制订具体的教学实施方案。不同于其他课程教学，专业美术教学更多的是对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与培养，为美术领域培养专业人才，注重一种更深层次的欣赏与感受。目前，教学改革趋势下，高校美术教学目标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等等。

2.建构美术课程内容建构

大学美术课程内容体系的重中之重在于整体性，树立整体观念，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拼凑，应充分考虑课程要素，加强要素之间的联系，使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学美术课程正处于改革中，整合课程的关键在于树立包容理念，加强对艺术、人文与自然科学的整合，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教学内容，从根本上激发学生的认知、情感与道德。目前，笔者了解到一些高校的美术教学课程设置一般由教师自行提出，各个学校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各具特色，但不可否认的是，课程结构设置存在单一性的不足。另外，在教育教学领域快速发展的趋势下，部分大学在选择教材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盲目性。笔者认为，美术课程设置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术理论；二是美术实践。针对课程的进一步细分，其中美术理论包括解剖学、写作、透视等；而美术实践应设置山水画临摹、人物写生及艺术考察等。各所高校可以结合自身地域特色，发扬文化传统，加强教学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增强课程的趣味性，调动学生的热情与积极性，深度挖掘学生的潜能，并借助学分的方式调整学生的关注点，实现学科之间的整合，为提高教学有效性奠定坚实的基础。

3.优化课程设置

当今社会，大学美术课程的实施既要关注理性层面，又要重视感性层面。因此，笔者基于跨学科、综合化层面认为，应采取多元教学方法，一方面，将美术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寻找学科之间的契合点，并分析其他学科内容对美术教学产生的影响，实现对多元关系的掌控，提升美术教学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将实践案例作为载体开展教学，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高效衔接。在教学中，针对美术理论模块，教师往往采取大课堂、学术讲座等方式开展教学，但是新时期下，学生与教师互动、交流的需求日渐增多。所以，教师应优先选择互动性较强的教学方式，激发美术专业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其中。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将中国画作为主题，介绍概念、技法、造型等内容，重点讲解绘画技巧，以便学生能够掌握该项美术技能。不同于公共美术课程，大学美术教学更具专业性，因此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应强调学生的亲身体会，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鼓励学生敢于尝试和创新，将创造性思维应用于美术作品的创作中。

4.加强对美术教学的管理

美术教学建构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关键在于管理工作的落实效果。因此，教师应给予教学管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在教学改革中，可以将现有教学模式作为基础，一方面设置独立的艺术教育机构，强调独立性；另一方面与学校的整体美术教学整合，采用同一支教师队伍，兼顾公共与专业双重目标，在校内营造一种良好的艺术氛围，吸引更多美术爱好者积极参与其中。之所以提出独立思路，主要是因为这样能够支持美术教育自主发展，形成独立的风格与特色，为美术教学的持续发展作好铺垫。

5.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

建构主义理论下，教师应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因此，教师应注意观察，了解和掌握学生绘画中存在的普遍性和个人性问题，并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调整教学方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形成一个观察、调整、反思的良性循环格局。如果在教学中完全按照统一的框架开展教学，往往会挫伤部分学生的积极性，且影响学生良好绘画习惯的养成。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也应引进定制式理念，选择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最大限度地激活每位学生的绘画潜能，使其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有所建树。此外，应用建构主义理论，教师在课堂中应更多地发挥组织和引导作用，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而完成上述目标的重点是教师对于学生需求和心理状态的把握。所以，教师应营造一种良好的沟通和交流环境，这样才能够顺应学生的发展趋势，给予学生指导与点拨。交互性主要形成于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教师应结合教学内容，创建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交流的欲望，使其围绕某一问题展开讨论，并通过实践获得新知识。

6.努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建构主义理论影响下，大学美术教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不再局限于某一方面。填鸭式教学、教条主义的弊端日渐暴露，影响了教学有效性的提升。因此，将建构主义理论引入教学非常必要。基于此，美术教学能够回归本真，使学生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为了促进学生在美术学习中有所发展，教师应重视与学生交流，并在生活中掌握学生的特点，给予其更为高效的指导和辅助。多数情况下，教师在美术教学中是组织者，应与学生共同参与到情境中，激发学生的潜能，使其实现对美术作品的创造，同时要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渗透和讲解，将传统与现代美术知识有机整合，促使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培养自主学习能力，遇到问题时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教学评价是大学美术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全面、客观的评价活动对于师生都有所帮助。如，教师能够发现教学中的不合理之处，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学生能够发现自身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更具针对性地学习和完善自身，构建更为扎实的美术知识体系。因此，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教师应制订相应的考核体系，坚持创造性与多元性目标，对学生更注重过程考核，如，将写实、多种表现技法的应用等作为评价内容，教师不要立即否定学生的创作成果，要做一名优秀的聆听者，详细听取学生的观点后，对学生进行客观、公正的考核，鼓励学生思考和创新，使其逐渐形成创造性思维，从而促进学生在美术学习中更好地发挥能动性。

结语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发展，建构主义理论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将其应用于大学美术教学，在提高学生审美素养、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加强对建构主义理论的研究，了解该理论的内涵与本质，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了解学生的需求，从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多个角度进行改革和调整，从根本上建构立体化教学体系，不断提高美术教学的水平和有效性，并适当调整理论与实践的比例，培养学生的美术创新思维，促使其能够兼顾传统与现代文化，形成独立的风格和特色，从而促进我国高校美术教学持续发展，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于景宇.建构主义理论下的大学美术教学.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旬），2014（12）.

[2]向宏年.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大学美术教学.咸宁学院学报，2009（2）.

[3]金丹，宋丽娜.普通高校公共美术课程的建构——基于生态式艺术教育的考察.美育学刊，2011（6）.

[4]姜卫春，纪敏，于宏伟，张军.建构主义理论下美术高等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初探.大舞台，2011（11）.

[5]金丹，宋丽娜.浙江普通高校公共美术课程的建构及其实施策略研究.艺术教育，2011（12）.

[6]赵超.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在设计教学中的应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教学改革的理论思考.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3（2）.

[7]尹玲.建构主义教学理念对美术教学的启示.艺术教育，2012（1）.

[8]王滢.高等师范院校美术教育改革：认知学徒制的启示.中国电化教育，2012（4）.

实用主义美学篇5

哈佛尽出哲学家

坐落在历史名城波士顿附近美丽的麻省剑桥市的美国哈佛大学不仅有培养了多名美国总统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培养了众多商业领袖的商学院，还有培养了大量重要哲学家的哲学系。哈佛哲学系历来被看作是美国哲学的缩影：她曾拥有皮尔士（1839—1914）、詹姆斯（1842—1910）这样的美国哲学象征，还曾拥有刘易斯（1883—1964）、怀特海（1861—1941）、蒯因（1908—2000）这样的美国哲学领袖人物；现在还有罗尔斯（1921—）、普特南（1926—）这样的世界级的哲学家。哈佛哲学的变迁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弗朗西斯·鲍温（1811—1889）为代表的19世纪的实在论；以爱默生（1803—1882）为代表的先验论思潮，哈佛大学建立的美国第一所哲学大楼，就特意命名为“爱默生楼”；以阿萨·格雷（1810—1888）和约翰·菲斯克（1842—1901）为代表的进化论哲学；以霍金（1873—1966）为代表的人格主义；以培里（1876—1957）为代表的新实在论；以桑塔亚那（1863—1952）为代表的批判实在论；以布里奇曼（1882—1961）为代表的操作主义；以怀尔德（1902—1972）为代表的美国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蒂利希（1886—1965）为代表的美国基督教神学；以诺齐克（1938—2002）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等等。

历史地说，20世纪的美国哲学几乎是由哈佛大学统领天下：在学风传承上，早期的刘易斯、中期的蒯因、晚期的普特南等重要哲学家都在哈佛哲学系任教；在思想传统上，哈佛大学哲学系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摇篮，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詹姆斯等人都是哈佛的骄傲：皮尔士不仅出生于哈佛所在地的麻省剑桥市，毕业于哈佛，而且他形成主要思想也是在哈佛完成的；同样，詹姆士毕业和任教于哈佛，他的《实用主义》正是在哈佛期间完成的。其家族在哈佛拥有房产，如今已捐赠给哈佛大学，成为“教员俱乐部”，校园里的最高建筑也被命名为“詹姆斯楼”；在20世纪统领美国哲学的分析哲学重镇也非哈佛莫属，刘易斯、蒯因、普特南等大牌哲学家都是分析哲学在美国的重要代表；同时，美国的生命哲学、过程哲学等也都发起于哈佛。

哈佛开创了实用主义哲学

作为研究美国哲学多年的学者，我有幸于2002年2月访问哈佛哲学系，亲耳聆听了普特南的教诲，拜会了许多当今重要的哈佛哲学家，见识了哈佛哲学系的教学，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哈佛浓厚的哲学氛围。

实用主义是美国的本土哲学，哈佛哲学系至今仍然保持着由皮尔士、詹姆士开创的实用主义精神。单从课程设置上就可以看到，关于实践理性的课程占有很大的比例，有关伦理学和道德理论的内容一直是哲学系课程的核心：在我访问的春季学期中，有斯坎龙教授的“道德与行为”、白瑞教授的“理性与道德”、默润教授的“自由与存在”以及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帕菲特的“实践推理与伦理学”等，此外，还有哲学系主任科斯佳教授的“近代道德哲学史”。这些课程集中讨论了这样一些问题：行为的理性基础与动机的关系；它们对于道德要求、道德评价以及道德责任等性质的意义；关于相信、关心、行为、合理性、规范性的理由；关于道德行为的自然主义、非认知主义和非归纳的实在论等。这些问题共同反映了哈佛哲学家们对实践理性的重视，对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道德行为和规范性原则的强烈关注。这正是自皮尔士以来的实用主义哲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哲学家诺齐克曾在1982年和1983年开设了这样一门课程———“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对诸如友谊、爱情、知识理解、性愉悦、成就、冒险、玩乐、奢侈、名誉、权利、启迪以及冰淇淋等被认为是最美好的事物的性质和价值做了探索，试图从中得到一个关于价值的普遍理论。他在去年冬季学期中还开设了关于“俄国革命”的课程，讨论对俄国革命的研究中涉及到的历史解释、证据问题、因果性、偶然性、客观性以及历史叙述等问题。他原本还要在今年春季学期继续这门课程，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哲学观念。这样的课程反映了哈佛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浓厚兴趣。

在思想继承上，哈佛哲学家们的思想处处体现了与实用主义的血缘关系。不说远的刘易斯的“概念的实用主义”或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思想，就说如今仍然活跃在世界哲学舞台上的普特南，他的思想无不带有实用主义的明显标志：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入哈佛时，他就开始接受蒯因的思想和卡维尔所阐述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把语言看作是社会共同体参与使用的工具，接受了实用主义关于事实与价值相互渗透以及所有的认知都预设了价值等观念；到了70年代，他愈发重视社会、历史、文化、价值等人文因素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地位，愈发倾向于实用主义谈论问题的立足点，这就是要以当事人的身份而不是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世界和观察人类自己；80年代，他开始重读詹姆士和杜威的著作，提出了“内在的实在论”思想；进入90年代之后，他的思想更加倾向于实用主义，在哈佛开设了一系列课程———“威廉·詹姆士的哲学”、“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等，发表了《重建哲学》（1992）、《词与生活》（1994）、《实用主义》（1995）等著作，明确地把自己的思想称作“实用主义实在论”。这些都表明，普特南已经成为哈佛园这个实用主义重镇的象征：因为在60—70年代出名的美国分析哲学家中，径自宣称分析哲学已走入死胡同而公开皈依实用主义者，只有普特南一人。

哈佛哲学是多元的

实用主义美学篇6

摘 要：美国现实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时开始出现并且发展起来，成为美国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初至20年代，很多文艺潮流和批判现实主义在美国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学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尽管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蓬勃发展，但现实主义却一直没有消失，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现实主义的新的回归，即新现实主义。在当代的美国文学中，新现实主义更注重写实，它反映了“后现代之后”的现实主义在当代美国小说创作中的新发展，真实再现了当下人们生活的真实境界和各种社会问题。

关键词：当代美国文学；新现实主义；写实风格

一、引言

新现实主义是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界热点话题之一。新现实主义不只局限于文学领域，而且出现在国际政治、金融、音乐、影视制作等许多领域，是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当代美国文学中，新现实主义视域下的创作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小说，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它将现实主义的内容和后现代的手法合为一体，形成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风格，引起了文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新现实主义产生的背景

二战的正式结束，人类历史从此掀开了重要的一页，同时这也标志着20世纪美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精英们，在二战之后崭露头角且逐渐形成趋势。其创作流派有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后现代小说充分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广大人民心神不宁、精神紧张、空虚的状态。残酷的战争和无情的杀戮，使得二战后的美国社会满目疮痍，历经战争涂炭的人们惊恐地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混乱不堪、荒唐可笑的世界里，人的存在、价值及尊严已然消失殆尽，这一切引发了美国小说家对传统价值观的质疑和对历史的反思。

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克服了诸多困难之后，当代美国小说迎来了新的转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美国民众逐渐走出二战所带来的悲痛记忆和心理阴影，开始用理智来思考问题，重新看待这段战争，整个美国社会也进入了相对的平稳时期。文化的多样化使得各种思潮异彩纷呈，不断出现分化与融合。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大众传媒的革命性发展，当时的社会生活也一改虚无和沉闷，变得丰富而活跃。这一切反映在文学上，便是人们对虚无的语言游戏的厌倦以及对现实的重新关注。表现现实社会现状和人民生活境况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应运而生。可以说美国文学向现实主义的回归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时代和历史的选择。

三、新现实主义文学的概念

新现实主义文学是指自70年代晚期以来，特别是在80和90年代出现的大量的有别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常常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的作品，主要是因为它们显示出对于诸如寓言性、超现实的黑色幽默、反讽等后现代主义主要特征的背离和扬弃，它们不再对元小说感兴趣，也不再采用大众文化垃圾的扭曲的碎片的表现形式。相反，这些新作品表现出对于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充分肯定和大量使用，以求达到真实的效果。

四、新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

新现实主义既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简单重复与回归，也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不同。新现实主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事实与虚构的结合

新现实主义小说不再是作家个人想象和虚构的产物，而是事实和虚构的巧妙结合。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重新走进现实主义小说，成了它的一大特色。在作家们看来，文学是主观的，作家按照自己的思想，虚构一个想象的现实世界；而历史和新闻史客观的，历史事件是真实的记录。因此，他们一方面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又将历史和新闻一起融入他们的小说。如罗伯特·库弗的《公众的怒火》将前总统尼克松作为小说的主要叙述者，在虚构的情节中插入尼克松从青少年时代·到入主白宫的真实经历，隐晦地嘲笑和批判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对科学家罗森堡夫妇的迫害。

2、小说与诗歌、戏剧和书信的结合

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与传统小说不同，它已经成为一种跨题材的艺术创作。当代美国文坛上颇有声望的黑人女小说家艾丽丝·沃克的代表作《紫色》开创性的用书信体记录了茜莉从一个受尽黑人男性欺凌的黑人女性成长为有独立精神和人格的人。小说结构新颖，手法独特。全书由九十二封信组成。信是一对黑人姐妹写的，前半部分是姐姐茜莉写给上帝的信，后半部分大体上是妹妹聂蒂和姐姐茜莉来往的信件，可是她俩从没收到过对方的来信。这种跨体裁的结构强化了小说的艺术魅力，更达到了表达作者思想主题的目的。有百老汇戏剧之王称号的尼尔·西蒙以戏剧幽默的笔触写人们所熟悉的城市生活题材，很受观众欢迎。在他的《迷失在扬克思》一剧中写了劫后余生的犹太人一家在纽约挣扎求生的人生轨迹，舞台艺术风格完全是现实主义的。这不仅仅反映了观众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顺应了美国文学新现实主义时代的潮流。

3、小说与非小说的结合

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不仅消除了小说与诗歌和戏剧的界限，而且大大地超越了小说与非小说的传统标界。杜鲁门·卡波特的《凶杀》就是这类作品中最典型的例子。它写的是一桩真实的凶杀事件，即原原本本地记述了两个四处流浪的精神变态者杀害堪萨斯的一个德高望重的农民全家人的案子。在凶手被处决之前，作者采访了他们，根据搜集和录制的材料，写成了一部轰动美国的新型小说，甚为畅销，作者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模式，这种写作体裁至今仍未许多人所效仿。

4、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结合

与现代派作家追求高雅的艺术不同，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一直致力于吸取通俗文学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严肃的社会主题。现在是信息时代，电脑和电视的大普及使大众文化越来越热，经久不衰。采用通俗小说的技巧能使严肃小说获得广阔的生存空间，进一步适应大众的需要，不断丰富和更新。通俗小说包括哥特小说、侦探小说、浪漫小说等，题材繁多，历史悠久，大众喜闻乐见。托妮·莫里森在《宠儿》里运用哥特式小说的技巧来营造神秘气氛，十分成功。小说描写美国南方重建时期女奴赛丝杀害自己女孩的故事。后来，赛丝在女儿丹芙的帮助下直面生活，宠儿终于神秘地消失了。

五、总结

自上世纪70年轫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壮大，时至今日，新现实主义已然成为美国文学发展中不容忽视的文学思潮。新现实主义作家不断追寻现实的流变，完整地呼应着社会的发展，切实地把握时代的脉动，其视域所及既有时下的热点，又不乏前瞻性的预言及对历史的重新思考。可以说，新现实主义作家们创造了多层次、多色彩的小说架构，谱写了美国文学的崭新一章，值得我们去做进一步的关注和探讨。（作者单位：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外语系）

参考文献：

[1] 王守仁主编：《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 KRISTIAAN VERSLUYS.Neo-Realism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M].Netherlands：Rodopi，1992.

[3] 钱中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实用主义美学篇7

具有中西艺术兼容性明确特征徐悲鸿非常痛心“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明确提出艺术家必须以振兴中国画为已任。徐悲鸿担心如果中国的艺术不进行改良的话文化将黯然失色。因此，徐悲鸿立志改良中国画，23 岁时便提出“中国画改良论”，这也使徐悲鸿美术教育思想具有较为独特的中西方艺术相互兼容互补的特征。徐悲鸿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的现代形式主义，强调发展中国画必须融汇西方写实艺术。徐悲鸿的观念不仅是他对中国画传统艺术的认知和理解，也体现出其美术教育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指导思想。这是徐悲鸿为了促进和发展传统民族艺术而总结的比较全面和科学的方法论，他关于中西融和的观点与刘海粟、林风眠不谋而合，在反对因循守旧，注重兼收并蓄、相互交流方面也是一致的，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提倡写实主义美术教育思想。徐悲鸿在艺术创作和美术教学中一直践行西方写实艺术原则，而且写实主义美术思想比较坚定，这也成为徐悲鸿美术教育思想的主要基础。1926 年，徐悲鸿明确提出必须重视和提倡写实主义，他强调美术应该以写实主义为出发点，创作与教育应以写实主义为主，明确提出艺术发展的主导原则，进而强调“写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徐悲鸿深受法国学院派的写实主义观念和其在中国接受的“师法自然” 思想的双重熏陶，从而使他坚定了写实主义美术教育思想。徐悲鸿写实主义美术教育思想开始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艺术系教学实践中初步萌芽，而后在中央美术学院等学校的美术教育过程中得以发展和完善。引进西方写实主义教育思想，以科学主义主导美术教育，创立区别于传统教育观念的新型美术教育体系，是徐悲鸿致力于美术教育一以贯之的重要教育思想。在徐悲鸿的坚持和倡导下，写实主义美术教育观念在20 世纪30 年代到70 年代一直在我国美术教育体系中起着主导作用。

重视素描教学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徐悲鸿早在法国留学期间就已经认识到素描在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性，他一再强调素描在美术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认为美术初学者必须重视素描，先学习素描才可以为学术美术奠定良好的基础。徐悲鸿强调素描是美术工作者必须学习的“第一步功夫”，也是美术专业学生的“基本之学问”，亦为绘画表现的重要形式。徐悲鸿认为造型艺术教学必须以素描为基础，要力求达到“以形为重，以形为先”。徐悲鸿积极提倡并且身体力行地将素描教学融入美术教学实践，重视并发挥素描教学在美术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构成了徐悲鸿美术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在徐悲鸿提倡和亲身指导素描教学的影响下，其写实理念和素描方法为中国绘画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技术支撑。

重视美术的社会教育功能。徐悲鸿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后，对中国美术的社会功能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徐悲鸿坚持不懈地提倡和实践现实主义的美术教育是众所周知的，当时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角度出发，在他们易于接受的基础上开展接近生活和宣传救国主张的艺术创作。他的艺术创作意图更多的是想把美术作为改造当时社会的一种工具，在他的很多美术作品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与救国图存的爱国情怀。徐悲鸿这种坚持源于生活、关注现实的立场，借艺术表达对社会正义的呼唤，犹如黑夜中的闪电划破天际，透出黎明的曙光。徐悲鸿在美术教学实践中提倡学生应深入生活、接近社会大众，引导学生掌握创作的真谛，从而体现出美术的

“真宰上诉”的社会教育功能。坚持以科学主义思想为美术教育基本原则

徐悲鸿非常重视科学主义思想在美术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并坚持以科学主义思想为原则打造科学化、理论化的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科学主义思想是徐悲鸿美术教育思想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科学与美术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体系，科学讲究严谨、理性的思维，而美术需要的是?`感与想象，但在探索事物内在本质方面，两者又具有一致性。徐悲鸿基于这样的认识，将美术与科学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要求美术家学习科学家求真的探索精神，提倡美术创作与研究利用科学、理性思维完成美术创作与教育。数学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素描为研究美术的基础。徐悲鸿强调研究美术以素描为基础，就是要在美术教育体系中创立一套科学而严谨的逻辑规则，使美术教育具有学理性特征。徐悲鸿在《画苑序》中提出将“新七法”作为美术教育的实践性纲领，这是为了改变当时流于空洞的、程式化的画风而提出的较具操作性的绘画准则。徐悲鸿一生的美术教育实践都坚持以科学主义思想为美术教育的基本原则。

三、徐悲鸿美术教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影响

徐悲鸿是“五四”以来强调美术向西方学习以改造中国画的领军人物，他的伟大不仅在于把西方艺术学院教育制度引入中国美术界，并且建立了科学、系统的美术教学机制，还在于他的美术教育思想体系为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徐悲鸿重视并引进西方写实主义教育思想，以科学主义主导美术教育，创立了区别于传统教育观念的新型美术教育体系。徐悲鸿的美术教育思想创新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美术教育，同时加速了中国美术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

在几十年的美术教学实践过程中，徐悲鸿始终重视对美术人才的培养和提携。徐悲鸿在几十年的美术教育生涯中培养了吴作人、颜文梁等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人才，为新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徐悲鸿在数十年的美术教育实践中，“培养了五辈人才，绵延至于今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美术教育学派”。而这些经他培养的优秀美术人才不仅进行美术创作，而且有的从事教学，从而发展了中国的美术事业，尤其是中国美术教育事业。

实用主义美学篇8

    唯美倾向和对“纯艺术”的追求,早在古希腊“希腊化时期”卡利马科斯所创造的“亚里山大里亚诗体”和古罗马晚期文学的诗歌中,已初现端倪。近代以降,西班牙的贡戈拉派和意大利的马里诺派,在其创作中也以雕琢词藻、追求华美的艺术形式为旨趣。18世纪,康德提出了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无功利感的观点。到了19世纪,唯美思想才得以形成明确的理论形态,作为唯美主义文学观念的核心,“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口号,是由法国哲学家库辛于1818年首次提出的,但真正使这一概念得以确立的则是法国诗人和小说家戈蒂耶。

    中国现代文坛对唯美主义的引进是与新文学的产生同时进行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为众多中国现代诗学观念创始者所持有,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命题在他们的文论中随处可见,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艺术的本身无所谓目的”、“这没功利心便是艺术的精神”(郭沫若);“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郁达夫);“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梁实秋);“美术是帮助我们超脱现实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朱光潜)等。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唯美主义是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广泛影响的产物,同时也不能低估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先在结构”的作用和历史语境的制约。

    下文试分几个方面来分析之:

    一、早期创造社所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新月派所倡导的新诗格律运动,和其他文学社团对纯真纯美的追求,都可以说是唯美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足迹。

    对西方唯美主义诗学的全面介绍和借鉴主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代表可推创造社的郭沫若和郁达夫。作为对传统的“载道”文学观的反拨,前期创造社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创造社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艺术的目的、艺术的功利等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唯美主义的衍生和借用。他首先批评了艺术上的功利主义,“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从事创作,上之想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精神太远了。他进而提出文学的无目的论,“艺术的本身无所谓目的,……文艺如春日之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此外,郭沫若还有其他唯美的观点偶尔一现,“毒草的彩色也有美的价值存在,何况不是毒草。”川赞美毒草的美艳,这可谓绝对的对艺术美的追求。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郭沫若在否定艺术的目的和功利时,其言辞之明确、语气之肯定都与西方唯美主义者极为相似。

    创造社其他成员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人的观点虽然比郭沫若缓和得多,但他们的唯美主义倾向也非常明显。郁达夫认为,“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么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成仿吾则主张:“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困追求文学的全,实现文学的美,自由创造,抒发内心的情感,不计功利,这便是早期创造社理论的核心。以情感为核心的文学本体论,不仅是郭沫若、成仿吾等前期创造社作家的理论主张,而且也制约和影响着他们的创作。郭沫若的《残春》、郁达夫的《沉沦》等便是这种情感本体论催生的成果。

    创造社在倡导以情感为核心的本体论的同时,也显然存在着忽视文学形式的局限。纠正创造社创作上这种偏颇倾向的,是20年代中期成立的新月社。该派主要成员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等人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他们的文学观念深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梁实秋曾撰文介绍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并表示,“艺术—尤其是文学—实在是超越善恶性而存在的。艺术没有善恶,只有美丑,……我以为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他的目的只是美,不晓得什么叫善恶;他的效用只是供人们的安慰与娱乐。”川闻一多在《戏剧的岐途》中宣称自己相信“纯艺术主义”,并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极富创见的“三美”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简单地说,所谓新诗的格律,就是除了内容而外,一首诗必须听起来和看起来都要美。听起来铿锵,看起来均齐、协调、舒服,赏心悦目,新月派诗人强调的是艺术美。这种由情感向形式的“转折”.是文学对其本体地位与内部构成逐步思考与实践的产物,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唯美主义思潮的真正确立,也提高了中国新文学的艺术水平和审美品格。

    客观地说,大多数新月派诗人在艺术超功利的问题上并不完全赞同王尔德艺才独立于时代和艺术无关乎现实的绝对化观点,他们所主张的只是文艺与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疏离。换句话说,新月派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修正的或者改良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也许正因为如此,大多新月派诗人的唯美追求似乎只是诉诸于诗歌形式美的雕琢,而较少涉及唯美主义对于内容的限制和约束。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唯美主义思潮进人了它的鼎盛期。这期间,政治黑暗,现实腐败,使许多迷惘而又仿徨的文人纷纷涌人文学艺术的象牙之塔。浅草社成员希望在文学创作中摄取唯美主义等异域的营养,认为“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Wilde),尼采(F.W.Nietzsehe),波德莱尔(Ch.Baudelaire),安特莱夫(L.Andrew)们所安排的”。必须指出的是,浅草社成员在摄取异域营养时是做出了一些取舍的,他们吸收了唯美主义的世纪末情绪,着力于形式美的追求.但他们同时也舍弃了唯美主义“艺术超功利”和“艺术不表现真实”的思想。因为他们主张,“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图弥洒社成员坚持“无目的”的艺术观,把《弥洒》规定为“无目的、无评论、不讨论、不批评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他们所强调的是“舍文艺外,可以说再没有别的东西了”[11〕的主张,与王尔德“艺术除了表现它自己以外,不表现任何其他东西”的观点是相似的。

    京派文人以周作人为中心,聚集在他周围的大部分是他的学生或朋友,如俞平伯、朱自清、废名等.他们更多地吸纳了西方唯美主义者纪德、法朗士重视精神美的思想,又融人中国道家的“自然”、“虚静”和佛教的“境界说”,追求一种自由、超脱、闲适的人生和艺术境界。海派文人则主要包括狮吼社、绿社等社团的作家。代表人物有《狮吼》、《金屋月刊》的邵询美、滕固、章克标,绿社的朱维基、芳信、林徽因等。狮吼社成员的唯美主义观点是较为彻底的,“我们决不承认艺术可以被别的东西来利用”,“我们要打倒浅薄,我们要打倒顽固,我们要打倒有时代观念的工具的文艺,我们要示人以真正的艺术”,“我们要用人的力的极点来表现艺术。海派文人更多地与法国唯美主义者戈蒂耶的思想相一致,重视感官享受,追求人生欢乐,是他们创作中呈现的共同趋向。以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等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则既具有中国中晚唐文人超然的唯美情趣,又染有西方波德莱尔式的颓废气息。

    进人40年代,中国文坛虽然出现了以无名氏等为代表的新浪漫派和九叶诗派等具有一定唯美主义倾向的文学力量,但是,在暴风骤雨的大时代背景映衬下和声势浩荡的现实主义大潮的挤压下,结合着文学创作而推举文学审美论的唯美主义思潮已渐趋退隐,朱光潜、宗白华、梁宗岱等一些美学家则以唯美主义为理论基础,对文学审美理论进行了更为深人系统的开掘。他们除了介绍和研究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等,还借西方现代美学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艺术,开中国文艺美学之先河。这种文艺美学相当集中地体现了文学审美论的思想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在现代中国已经被语境化的唯美主义。

    二、中国现代文学审美理论之共鸣于唯美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其“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基本诗学观念的接受上;而在美与自然这两个支柱性概念的理解上,二者是有差距的。

    从20世纪初西方唯美主义被引人中国,经历了思想观念的接受、文学创作批评上的提倡和应用、理论形态的建构,到朱光潜已基本形成中国化和体系化的文学审美理论。总体上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学审美理论虽也深受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但在强调文学自律,处理文学的有用与无用、审美与道德、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并不那么极端。我们认为,这既是对西方唯美主义文艺观念的“误读”,又是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和新文学的发展需要出发而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悟读”。这种“误读”和“悟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个性主义作为一种人生态度或社会政治主张,在受唯美主义者影响的中国现代文艺家这里具体演化为对于美的执着崇拜.而这种美又总是与爱联结在一起,因为在唯美主义者看来爱与美构成了人类生命的所有秘密。但是“爱”作为一种道德化的情感,在中西唯美主义者这里却是有不同的指向,这种不同也就显示了两者个性精神和美的表现形态的差异。沈泽民在评价王尔德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王尔德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人格中贯彻着个人主义的液汁,但是他的行为却上了迷路了…他的为人毕竟不是能使我们同情的,因为他除了自身以外没有一件事可以动他的爱心,他的热情是为一己的.他的艺术是为一己的,那怕他的恋爱也是为他的一己的,他抱了游戏的态度,换尽了他的一生,但是于我们又有什么贡献啊.沈泽民对王尔德个人主义的批评表现了中国现代文艺家从个性主义精神延伸出的爱之意与西方唯美主义者并不相同。因为他们的爱要比王尔德广泛得多,他们要爱整个民族与整个社会。因此他们接受唯美主义的思想时大部分都在有意的误读中发生了变异,把美与救世救国联系在一起,极力强调美的社会功用,而不似王尔德那样主要地把美作为一己的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