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财产托管范文
时间：2023-10-02 16:18:28
老人财产托管篇1
关键词：高龄社会，高龄者，信托，高龄者信托
一、引言
信托的本质是一个可以对任何变化做出灵活反应的机制 [1].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们的需求也随之不断更新演变，各种各样的信托设计由此应运而生。当一个社会中高龄者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时，高龄化就成为这个社会的变化趋势，包括高龄者在内的社会个体或群体的需求也会逐渐发生变动。此时，如果该社会有信托制度，那么信托如何对正在发生的变化做出灵活反应，将成为衡量该社会信托制度创新性的重要标准。
二、高龄社会中信托活用的机会与价值
高龄化问题不仅是高龄者的个人问题，也是家庭问题，还关系到社会安定与和谐的大局。为了使广大高龄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全社会都应协助和支持高龄者事业。信托业作为连接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产业市场的重要纽带，也应当在增进高龄者福祉方面有所作为，谋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我国高龄人口的绝对量和人口高龄化的速度在世界上都很罕见，而高龄者的长期照顾[3]制度相对滞后，高龄者财产的安全性和有效利用缺乏保障。在当前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高龄社会的诸多问题已不断突显，同时这也为信托在高龄社会的活用提供了机会。
2、由于高龄者身体和智力等方面的衰退，自身的理财能力下降甚至丧失，高龄者及其家庭的财产安全常常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近年来，不断发生以高龄者财产为对象的盗窃、滥用、欺诈、侵占、抢劫等侵害行为，甚至也有不肖子女（包括照顾者）故意将高龄者财产占为己有。高龄者财务滥用（Financial abuse）[5]已经严重威胁到高龄者的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安定和谐，利用信托方式由专业人士代替高龄者进行理财，将有利于防范或避免可能发生的财务危机或财务性虐待事件。
3、高龄者大多有自己的积蓄，加上养老保险金、子女给付的赡养费等收入，高龄者个人的财产既稳定又能持续增加。并且，随着高龄者群体变得越来越富裕（尤其在大中城市），高龄者的理财观念也在发生转变，正在成为重要的投资群体。但是，目前市场上适合高龄者投资的金融产品非常少，极大地制约了高龄者财产的有效利用。信托制度兼具安全、专业管理与持续的功能，而其他财产管理制度，会因委托人去世或失去意思能力而中断，但在信托制度下，即使当事人去世或丧失意思能力，信托关系仍不中断。因此，信托可以帮助高龄者进行一些成本低且高度分散的投资或者特定目的的财产管理，以实现良好的市场回报率或特定的财产传承意愿。
4、高龄者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增强，加快发展高龄者保健事业，推进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已势在必行。各级政府也在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费等优惠措施，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高龄者服务机构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空间。我国高龄产业的发展还远不成规模，是一块方兴未艾的新鲜“蛋糕”，庞大的市场空间急需眼光敏锐的企业来填补。信托业作为正在崛起的“第四大金融支柱”，具有推动高龄产业融资和实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5、我国的老年保障制度[6]形式多样，基金规模巨大[7]，并且正在深化养老金改革，依据全球化、现代化、资本化、市场化的原则加快养老金市场的发展，建立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企业年金的多支柱体系。养老保障基金的性质是信托财产，要通过改进基金管理方式建立起信托型的基金治理结构。首先，将建立受托管理制度。全国社保基金由全国社保理事会担任受托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由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担任受托人，企业年金基金由企业年金理事会或法人受托机构担任受托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拟由省级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担任受托人。其次，将引入基金托管制度。全国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已引入第三方托管，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也将引入第三方托管。最后，将委托专业机构投资，开发养老金投资产品，实现保值增值。[8]信托所特有的“财产隔离”等制度优势，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养老金的财产安全。因此，信托公司在养老金市场上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日本和我国台湾高龄者信托的实践与经验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自继受信托制度以来，结合本国或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不断创新和发展，已经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营业信托模式。信托制度的功能与高龄社会的需求相互结合的高龄者信托，已成为日本和我国台湾信托创新的代表之一。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具有相似的法律传统，目前都在积极发展本土化的信托制度，又都面临人口高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相互之间借鉴高龄者信托的经验，必将对各自的发展大有裨益。
（一）日本
考虑到高龄者多半以金钱方式持有财产，交付信托的标的物以金钱形式为主，因此针对高龄者的金钱信托得以广泛运用。其具体又分为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固定式信托与追加式信托、单独运用金钱信托与共同运用金钱信托、特定金钱信托、指定金钱信托与无指定金钱信托。地方政府也推出了各种形式的高龄者财产服务，主要包括财产保全与管理、财产运用与有效利用服务等，内容涉及存款、有价证券、不动产权利证书的安全保管与服务、存款的提取与存入、自有不动产设定担保、利用信托制度将自有住宅融资、接受高龄者咨询的服务等。[18]已有的信托品种只要能适应高龄者的需求，信托银行都结合高龄社会的现实加以专门性地设计和运用。
（二）我国台湾地区
台湾安养信托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计划出国安居或长年在海外者；想到祖国大陆安养者；预定在安养机构颐养天年者；常常出国旅游者；不想为了处理各项投资的琐碎事宜费心及奔波的银发族。该信托品种具有五大特点，即便利性、安全性、多元性、自主性和弹性[24]，而且具有五大优点——预先分配财产、节税、保密、资产集中控制和专业人员协助管理[25].例如，台湾“中国国际商业银行”信托部就推出了“退休安养信托”，系由委托人与“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受托人）签订信托合同，约定将信托资金一次性交付（最低金额为新台币一百万元，每次追加金额至少三十万元）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依照委托人的指示，挑选适当稳健的金融产品作为投资组合，在约定的信托期间内，由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领取本金或孳息，并由“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在信托期满后将剩余的信托财产交付受益人。其投资标的主要是国内外基金、银行存款以及信托合同约定的其他标的。在可能和必要的情况下，还设立信托监察人。其特色在于：专案规划资产配置，累积退休基金；按照委托人意愿跨越时空地照顾其指定的受益人；专业机构管理信托财产，并定期提供报告；避免财产遭受子女或亲友不当的侵害。[26]
台湾的退休金交付信托，其目的在于由受托人妥善管理运用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作为受益人退休及养老之用，让退休者能过上安心、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其结构是：由委托人（即客户）和受托人（即信托机构）签订信托合同，委托人将资金转入受托人的信托账户，由信托机构依照约定的方式替客户管理运用，同时信托合同已明确约定信托资金为未来支付受益人（客户或其配偶）的退休生活费用，只要是信托合同持续期间，信托机构就会依照信托合同执行受益分配，让信托财产完全依照委托人的意愿妥善处理，以达成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的目标。[27]
另外，台湾还有个人人寿保险信托，包括为谋求高龄者生活困难时获得照顾的养老保险、以自身死亡为保险标的的死亡寿险、以及储蓄保险等，虽说就各种人寿保险成立信托关系时，以死亡寿险信托的成立最普遍，但其余保险也可比照设立信托，达成保险与信托的功效。由于保险信托具有弹性，可依委托人的需要以不同运作方式设定不同类型的保险信托：第一，依受托机构代付保费与否分为不附基金的人寿保险信托与附基金的人寿保险信托；第二，依受托机构受领保险金后是否负有管理运用的义务，分为主动的人寿保险信托与被动的人寿保险信托。高龄者财产信托也可遵循此种模式，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以失智、失能现象的出现作为保险事故，在信托合同中约定由受托机构代为支付保费，并在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受托机构即以该笔保险金作为照顾高龄者生活的资金。由受托机构负责积极地管理该笔信托资金，并将运用中获得的收益用于高龄者生活品质的维持与提高上。[28]我国台湾的高龄者信托很注重信托资产运用过程的透明化，并强调建立完备的监察系统。
四、高龄者信托的初步界定和设计要点
“高龄者信托”是目的指向的，并不是信托关系的主体、客体或内容中包含高龄者的信托，而是以高龄者的福祉为信托目的、以高龄者（及其所在家庭、企业等）财产为信托财产、旨在拓展信托在高龄社会的理财功能的一系列信托设计。“信托的基本功能乃融合有财产的保全功能与增值功能在内，而为传统信托制度所欲达成的财产管理功能。”[29]高龄者信托不但集中体现了信托的上述基本功能，而且充分反映了信托目的自由化、弹性空间大的特征，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在高龄者信托中，信托法律关系的核心是高龄者作为信托当事人的权利，具体分为作为委托人的权利和作为受益人的权利。相比于知情权、管理方法调整权、撤销权、解任权、选任新受任人的权利等，信托受益权的保障具有根本意义。因此，受托人应当更好地履行忠实、善管等义务，以确保信托本旨的达成。其中，信托目的、信托财产、信托当事人三大要素值得重点关注。
首先，信托目的在信托设立中占据着首要地位，是信托行为成立的纲。[30]作为目的指向的高龄者信托，应规定合法、明确、细化的信托目的，既为受托人指明方向，也为受托人履行义务确立尺度。信托目的应成为高龄者信托合同（或遗嘱）中的核心条款，避免过于简单、抽象，要明确体现高龄者需求的实际。
其次，拓展信托财产的种类和范围，是开发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的关键。不论是动产、不动产，还是物权、债权，以及股票、债券、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只要能够成为高龄者信托中的信托财产，就应成为信托机构挖掘信托价值的切入点。在开发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时，应切实保障信托财产的独立与安全。
最后，在受托人固定的前提下，应明确委托人和受益人，尤其是受益人的范围和数量。在高龄者信托中，不仅高龄者本人可以成为委托人，高龄者的配偶、子女、亲属、朋友、所属机构、团体等，都是潜在的委托人（也是信托机构的潜在客户）。委托人对信托特别是对受托人享有监督权，既是信托的发起者，也是信托的监督者。受益人作为受益权的享有者，在信托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是不言而喻。对高龄者信托而言，区分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尤其是明确受益权的取得、放弃、转让、继承以及共同受益人的信托利益分配等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另外，在高龄者信托中，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应考虑设立信托监察人，通过代表受益人（尤其是高龄者）监督受托人来确保信托目的的实现。并且，可以借鉴日本的“信托财产管理人”[31]制度，从信托连续和信托财产稳定安全的角度，保障高龄者权益。无论是信托监察人，还是信托财产管理人，都可以在信托文件中加以约定。
信托因其具有弹性而使其得以适应多变的金融环境，应用于各种类型的投资活动，许多新的金融产品都应用到信托制度。[32]在金融信托领域，信托机构应从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出发，及时察觉金融环境的变化，适时地开发高龄者信托产品。尤其是我国的高龄社会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在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注意与高龄者相关的现有法律政策环境以及未来动向，确保高龄者信托产品合乎现有的法律政策。尤其对税收、会计、社会福利、医疗、监护、保险、基金等方面的法律政策，信托机构应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前瞻性。
2、注意不同高龄者群体对退休生活、经济条件、精神享受、财产传承、投资取向、利益分配等方面的需求，针对不同的高龄者群体设计不同的产品，充分体现和保障委托人（高龄者）的意愿，减少格式合同（格式条款）的运用。
3、注意固有的家庭传统观念和新时期家庭结构及观念的变化，在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时，不仅要考虑高龄者本人的意愿，而且要考虑高龄者子女及其他照顾者的意愿，最大程度地减少高龄者信托的阻力。
4、注意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高龄者经济状况的差别，针对不同地区高龄者财产的种类和数量设计适宜的高龄者信托产品。
5、注意提高受托机构的公信力，在社会大众中广泛普及和宣传信托观念，从而增强高龄者对信托的认同度和对信托机构的信任度。
6、注意提高受托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尤其是与福利、医疗、保险、高龄者机构、高龄者团体等合作的水平。
7、注意调查、统计、研究高龄社会和高龄者的现实问题，包括高龄者家庭、高龄者区域分布、高龄者年龄结构、高龄者性别比例、高龄者子女、高龄者储蓄、高龄者不动产、高龄者消费、高龄者易发症等方面的翔实情况，为准确、贴切地开发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提供依据。
8、注意高龄者信托的风险控制，切实保障高龄者交付的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健全财务制度、加强风险内控、完善信息披露，建立系统的风险防范机制。
9、注意对高龄者信托的监督，除了行政机关（包括金融监管机构和社会保障机构等）的监管外，选任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担任信托监察人[33]，负责监督受托机构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是否合乎信托目的。同时，引入社会自治组织（如社区）、高龄者福利和权益保障等团体的监督，以维护高龄者的权益。
五、高龄者信托的具体设计
如前所述，高龄者信托是目的导向的，在具体形式上非常灵活多样。对信托投资公司而言，由于高龄者群体庞大，所涉及的财产数量非常可观，又具有与信托特有功能相匹配的广泛需求，因此开展高龄者信托符合本身的主业盈利要求。在以高龄者福祉为信托目的的大框架下，资金信托、财产信托、遗嘱信托等都可以被设计为高龄者信托。下面，笔者具体设计了两种高龄者信托产品，仅仅作为参考，以求抛砖引玉。
（一）高龄者不动产管理信托
鉴于高龄者常常不能自行管理不动产，并且又希望从不断增值的不动产中获取稳定的收益，作为安享余生的重要经济来源。因此，以高龄者拥有的不动产为信托财产、通过管理实现保全与增值的高龄者不动产管理信托，就很有发展潜力。其基本结构是：高龄者（委托人）交付不动产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依照委托人的指示，将不动产以出租、出售或保管等方式加以管理，并将信托收益分配给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
另外，考虑到我国农村的高龄人口众多，且高龄者以土地养老为重要方式，因此在法律等允许的条件下可以开发“农村高龄者土地管理信托”。通过遵循上述高龄者不动产管理信托的基本模式，以土地的使用权为信托财产，受托人将管理土地所产生的信托收益支付给高龄者，作为其养老的经济保障。同时，考虑到我国子女赡养父母负担沉重的现实，也可以由子女将自己拥有的不动产设立他益不动产管理信托，高龄父母作为受益人获取信托收益，从而替代了子女向父母给付赡养费（定期或不定期），也省却了子女日常管理的繁琐事务。在城镇，子女可考虑以闲置的房屋设立信托；在农村，子女可适时考虑以无暇经营的土地设立信托。
（二）高龄者指定用途资金信托
老人财产托管篇2
一、直接承付模式
直接承付模式是企业直接向本企业退休职工支付养老金。这种模式中的养老金可以由企业事先积累一笔基金支付，也可以由企业从当期利润中支付。采取直接承付模式的多是一些大型企业和行业，其目的在于更直接地控制和使用基金，因为企业年金基金的大部分将投资于本企业的股票。该种模式下，企业一般通过内部的资金管理和会计部门负责企业年金基金的管理，而象实际操作中精算、法律与投资管理等涉及到较强专业领域的工作往往委托给相应的专家或金融机构来完成。采用这种模式的企业依然可以将企业年金计划设计成DC和DB型两种。由于参加计划的人员局限于本企业，受益人相对固定，而且受益人只有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才能领取养老金，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时间稳定。因此，从运作原理上，该模式类似于私募基金。
二、保险合同模式
保险合同模式是指企业通过与商业保险公司签定团体保险合同，将企业和个人资产以缴费的形式转移到保险公司，从而取得保险公司养老保障承诺的一种形式。在团体年金保险中，企业以团体投保的形式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年金保险，形式较为灵活。作为投保人的团体组织，可以是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可以是独立核算的社会团体。被保险人往往是团体指定的在职人员，不仅包括单位正式职工，还可以包括临时工等其他人员。由于采用集体参保的方式，团体年金保险的承保成本低，较大规模的团体年金保险还可以通过参保人员和保险公司的协商机制灵活地制定合同条款。
三、基金会模式
基金会在大陆法系中的地位属于财团法人，财团法戈与社团法人相对应，指法律上为特定目的财产集合赋予民事权利能力而形成的法人，财团法人制度主要规定在民法典中。由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物权概念上的分歧，后者并没有完全对等的法律概念，类似的概念是所谓的公益信托。我国民法上并无财团法人的位置，只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种。一般而言，财团法人比信托制度更具有组织性，尤其对规模较大、具有持久性的公益事业，更为有利。基金会的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原则:一是独立运作原则，基金会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分离，基金会仅享有在规定范围内的剩余控制权;二是社会监督原则。
四、养老信托模式
该模式建立在金融信托法律关系基础之上，根据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法有关规定，养老基金作为受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与稳定性，形成一个独立的财产实体。其独立性主要表现为三个不可追及性，一是信托财产与委托人其他财产相区别，委托人过失不可追及信托财产。一旦信托合法设立，委托人死亡或被依法解散、撤消、宜告破产时，如果委托人和受益人不是同一人，则信托继续存续，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时，信托才终止。二是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财产相区别，受托人过失不可追及信托财产。受托人死亡或依法解散、撤消、被宜告破产而终止时，信托财产不属于其遗产或清算财产，不承担民事责任。三是信托财产与属于受益人的财产相区别，受益人过失不可追及信托财产。
五、几种模式的综合比较
面对纷繁复杂的企业年金营运模式选择，我们很难简单地得出哪种模式最优的结论。企业年金作为现代经济社会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并不是孤立存在于真空中的抽象的经济机制。实际上，各种企业年金营运模式都只能根植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土壤，反映一定的历史文化存在，同时又与其存在紧密的关联，在关联与互动中演化出千姿百态的具体的年金计划形式。
但是，如果把这些不同的模式放在具体的尺度下考察，还是可以看到它们在这些指标下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我们选择的尺度是:对计划受益人利益的保护;同资本市场发展的互动关系;计划运营的交易成本等。
1.对计划受益人利益的保护
比较以上几种运营模式，对企业年金计划受益人利益保护最完善的当属于养老信托模式和基金会模式。在两种模式中，都确立了企业年金基金同雇主财产以及受托人自有财产相分离的原则，企业年金基金的独立性使得其有效地隔离了破产风险。尤其在养老信托模式下，在信托法律关系发达的国家，企业年金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年金管理机构，专业投资机构，基金托管人以及各种中介组织之间，通过信托和合同法律关系加以规范与约束，各主体之间也有相互监督的职责。
相比之下，保险合同模式和直接承付模式下，企业或雇主的行为容易损害计划受益人的利益，对计划受益人的利益保护机制相对较弱。在保险合同模式下企业以购买团体险的方式将企业资产转移到保险公司，实际上保险公司和企业之间发生的是一种交易关系，企业得到的是以合同方式为法律凭证的收益承诺，保险公司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运用的资产，尽管从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来看，保险公司将企业投保保费看成是必须到期偿还的一种负债，但保险公司已经取得了对这部分资产的处置权和支配权。保险公司实际上承担了账户管理、投资管理、资产保全等主要服务功能，并且完全依靠保险公司通过内控制度建设来进行风险管理，管理方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管理风险，出现违约或难以履约的可能性，最终导致计划受益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直接承付模式中，由于企业年金基金无法同企业的自有资金相独立，挤占挪用基金资产就无法在制度上加以防范，同时，对基金资产的信息披露和有效监督都不够充分，其基金的安全性要更差一些。
2.同资本市场发展的互动关系
综合各个国家企业年金发展的历史，养老信托模式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较大催生和刺激作用。首先，信托财产的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相分离，强调受益人利益的保护，有利于完善投资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资本市场形成一股强大的群体监督力量。其次，在信托模式中，形成了以受托人为核心，各金融机构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受托人可以根据金融机构的效率和业绩遴选业务外包对象，从而有利于建立竞争性的金融市场。第三，信托型制度可以极大地刺激新型金融产品诞生和新兴金融机构的发展。这是因为在资本市场与企业年金之间必然出现有效率的金融服务供应商，而后者必然将前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之息息相依。
3.计划运营的交易成本
毫无疑问，养老信托模式下的法律关系最为复杂，层层的委托关系下对资本市场的成熟完善程度和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要求较高，故此，该模式的交易成本是最高的。
六、中国企业年金营运模式选择
劳动社会保障部颁布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第十条规定企业年金基金实行完全积累，采用个人帐户方式进行管理。第十五条规定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应当确定企业年金受托人(以下简称受托人)，受托管理企业年金。受托人可以是企业成立的企业年金理事会，也可以是符合国家规定的法人受托机构。第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可以委托具有资格的企业年金帐户管理机构作为帐户管理人，负责管理企业年金帐户;可以委托具有资格的投资运营机构作为投资管理人，负责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运营。受托人应当选择具有资格的商业银行或专业托管机构作为托管人，负责托管企业年金基金。受托人与帐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确定委托关系，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以上三条规定实际上确定了中国企业年金的主流模式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流行的养老信托模式。
目前国内的各金融机构正在积极准备，积极开拓企业年金市场。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机构等金融机构在承担年金基金管理业务方面应该说已大致具备经营条件，并在全国各地均有一定业务基础。但由于中国经济、金融市场改革时间不长，各类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以其现有法律法规、业务经营范围、行业规范成熟度等因素分析，各类金融机构在企业年金市场的竞争中分别占有不同的优势。
老人财产托管篇3
坐在王忠民先生对面，他温文儒雅的外表给人感觉异常谦和，随同他一起落座的是中诚信托首席经济学家许均华博士。我知道下面的谈话将是一堂丰富的专业课，内容会包括他多年的经验与感触。
话说信托理财
目前，在国内专家理财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中诚的客户中至少有50％是慕名而来的。普通老百姓在尝试与教训之后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判断能力、风险识别和管控能力、风险承受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理财必定是由专家来提供服务的，同时理财也会因服务对象的不同而形成很多层次。
针对高端客户的信托公司，为专家理财趋势越来越凸显，从1995年开始至今，13年的研究与沉淀，王忠民先生对国内理财市场的现状与趋势看得异常清晰。目前国内市场刚刚兴起，一些富有的高端客户，基本靠自己投资、理财，而不是委托机构，因此，现在这个市场正在培育过程中。
按照信托法规，只要信托公司尽到信托管理的责任和义务，并把信托计划的交易结构、风险所在、风险管控措施、责任所在等都说明之后，得到客户认可即可。在市场发生不利变化的情况下，只要信托公司切实履行了受托人的应有责任和义务，从法律关系来说，即便资产缩水，投资损失也应由投资人自己承担，信托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但国内金融理财市场还远没有这样成熟，到期兑现信托本金和预期收益是信托公司现阶段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和挑战。如果因市场变化造成到期理财资产缩水，客户通常不愿接受亏损的事实。还有，即使到期资产收益很好，但不能及时变现的话，客户往往也不能接受。因此，为了维护生存，信托公司想尽千方百计，也要保证投资人的预期利益。中诚信托很幸运，不需要为投资人买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单信托业务到期不能兑现本金和收益的。
一个正在培育中的理财市场，游戏规则却令人尴尬。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同业相比，信托行业的弱势地位极为明显：既不允许做广告，也不允许设分支机构，业务发展只能靠慢慢积累，靠老客户口口相传。弄砸一个项目，客户就不会再回头。为了生存，信托公司的风控系统做得异常严密。在中诚信托，一个新产品的推出过程需要很长时间，因为风险控制部门的把关异常严谨，并最终由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敲定。也许这就是我们近年来所看到的，在理财市场上，信托产品在具有高收益的同时，也非常安全的原因。
王忠民先生告诉我们，能够按照信托原理来做业务的不止信托公司一家，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也都是依据信托原理开展的，比如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母法就是信托法。我们注意到，去年以来，一些低端客户也通过银行理财进入到信托领域。银行把低端客户的钱集中到一起，由银行来投资信托。王忠民先生告诉我们，其实现在很多人和机构都在做信托，只是它们都不叫信托，也没有统一的政府监管。
看来，信托的确是一个不错的理财工具。
信托业的空间
中诚信托是第一批获得劳动保障部企业年金受托人资格的机构，2006年年底，中诚信托管理的年金曾经占了市场近三分之一的份额。不过，中诚信托对于企业年金业务的尝试浅尝辄止。
因为，王忠民先生看来，国家政策并不支持信托公司管理年金，而近两年来在这块业务领域，保险公司的竞争日趋激烈。因此在做了4年之后，中诚信托毅然将年金业务转让给了中国入寿的养老金公司，成为该公司的股东。
长期以来，王忠民先生一直热衷于对各个国家在信托信托在金融领域应用的研究。最近王忠民先生再次去日本考察“企业年金信托”。他发现，日本住友信托银行29万亿日元的资产中，有26万亿是企业年金。日本对信托的广泛利用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日本的商业银行是不支付存款利息，甚至存款者还要付给银行一定的资金保管费用，且日本的银行不能提供长期贷款，而信托则是解决经济发展中长期资本需求问题的重要模式。
王忠民先生对我们说，信托是一种法律关系，各个国家都把它应用到了金融领域或理财领域，但是不同国家使用信托原理解决问题的重点有所不同。譬如，日本利用信托是解决长期信贷和养老金管理。英国是信托的发祥地，英国人主做遗产托管业务。加拿大、美国的金融机构中则主要用信托解决客户的财产避税问题，它们虽然也为客户赚钱，但业务重点则是为客户在全球科学配置资产、最大程度地减少税收。
王忠民先生介绍，信托制度中的风险隔离功能是信托中最具奥妙的东西，它把委托人、受托人、投资管理人、受益人的风险全都隔离开来，并受法律保护。比如养老金的管理，其中有很多风险都是由市场变化造成的，而不是由受托人或投资管理人管理不善引起的，除非有关当事人失职，法律才要求其赔偿。这是大家最看重的东西。
国内对信托的运用相比国外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在今年的汶川大地震之后，民政部收到了大量捐款，这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去管理，却还是会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在国外，这样的善款会直接交给信托公司，申请设立公益信托即可。但公益信托在国内鲜为人知，所以，当中诚信托找到主管部门申请公益信托时，主管部门却不知该如何审批。
其实信托公司能够做的事情非常多。王忠民先生说，大家习惯性地认为金融机构只是对金钱进行管理，实际上，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比如在房地产方面，假如我们的法规制度更加健全的话，房地产投资基金、产业基金应该也是信托公司能够做的领域。
现在，中诚信托重点关注房地产和证券领域，兼顾基础设施建设和银行信贷资产。按照王忠民先生的设想，中诚信托还会继续关注养老金市场，并且希望能够开发一些相关产品，在私募股权(PE)投资领域也会长期关注。
老人财产托管篇4
1983年新一届工党政府上台后,运用自己特殊的政治智慧,主持工会联合会和顾主联盟的谈判,终于在1986年达成了“第二阶段协议”(Accord MarkⅡ)。其主要内容是:将今后几年顾主因通货膨胀因素付给雇员补偿的一半(1992年以前是工资的3%),以职业年金的形式存入雇员的个人帐户,即所谓“职业年金生产率贡献计划”,逐步建立起政府养老金以外的“第二层次”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制度。在此之后,职业年金计划迅速扩大到所有私营部门,1999年的社会覆盖面达到92%.
这一改革在实施中并非一帆风顺。职业年金制度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工党从1983年到1996年的连续执政。1991年,澳大利亚工业法庭根据澳大利亚工业关系委员会的要求,拒绝了工会联合会实行下一阶段生产率贡献计划的要求。工党政府不得不通过立法(Superannuation Guarantee)程序,保证了该计划的继续实施。1996年,雇主以雇员名义存入职业年金个人帐户的资金比例增加到个人工资的6%,2002年将达到“职业年金生产率贡献计划”的目标值9%。
改革后的澳大利亚养老保障体制由三个“层次”组成,很接近世界银行推荐的“三支柱”模式。第一层次即由财政出钱,“低水平、广覆盖”的政府养老金;第二层次是1986年以后逐渐完善起来的、以个人帐户为基础的强制储蓄型职业年金;第三层次是自愿性质的企业补充职业年金和其他私人储蓄及财产(投资)。
第一层次(政府养老金)的替代率大约是20—25%.第二层次(职业年金)在贡献率达到目标值9%的时候,替代率大约是40%.这样,即使没有任何私人储蓄或其他收入(第三层次),澳大利亚人退休后也能得到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60—65%的养老金,加上老年人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可以维持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澳大利亚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1986年,澳大利亚是7个在职人员养活一个退休人员,目前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6∶1,2020年将下降到3∶1.如果不建立其他的资金渠道,政府将面临困难的选择:或者大幅度提高税率,或者降低养老金发放标准。职业年金制度的确立,大大缓和了这方面的矛盾。
当然,随着人们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降低,澳大利亚目前这种由政府、雇主和个人分担责任的养老保障体制还需进一步改进。考虑到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澳大利亚政府已采取措施,将女性退休年龄逐步延长到65岁(2014年)。目前这种三层次的养老保障体制,还处于改进、完善的过程之中。
(一)澳大利亚养老保障体制的第一个特点是第一层次的“济贫”性质
首先,虽然任何年满65岁的澳大利亚男性公民(女性60岁)都有领取政府养老金的权利,但是任何养老金领取者都需要接受收入和财产状况调查(收入和财产之间可以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进行换算)。只有收入和财产低于一定标准的老人(这些标准根据工资和物价指数每年进行调整。2000年2月份的收入标准是:单身每周51澳元,夫妇每周90澳元。财产标准是:单身有住宅者127,750澳元,单身无住宅者219,250澳元;夫妇有住宅者181,500澳元,夫妇无住宅者273,000澳元),才能享受全额养老金。(养老金支付标准同样根据工资和物价指数每年调整。2000年2月的支付标准是:单身每年9529澳元;夫妇每年各7953.40澳元)高于规定收入和财产标准的部分按一定的比例减少养老金的支付金额。具体说来:高于上述收入标准的每一澳元收入,相应减少50澳分的养老金;高于财产标准的每1000澳元财产,每周相应减少1.5澳元的养老金。显然,退休人员超过上述标准的收入和财产达到某种程度后,政府就不再提供养老金了。
其次,根据政府已经通过的法律,政府有责任维持单身养老金的支付标准不低于男性平均工资的25%,夫妇养老金每个人的支付标准不低于男性平均工资的20%.这样的养老金标准确实不高。不过根据澳大利亚的有关规定,自有住宅(1处)不计入接受调查的个人财产,单靠养老金生活的退休者不交纳个人所得税,政府还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交通、地租、水电费等方面的优惠。因此,政府养老金的标准虽低,还可以勉强维持一种过得去的退休生活。可是如果退休后还想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或者出国旅游,这样的养
老金水平就远远不够了。然而,和其他西方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的养老保障最低支付标准比较起来(Whiteford 1995),澳大利亚的政府养老金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仅低于加拿大。
第三,退休人员享受政府养老金(第一层次)要接受调查的收入或财产,包括职业年金(第二层次)、其他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或投资(第三层次)。因此,澳大利亚养老保障制度的第一层次和二、三层次之间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随着职业年金制度的逐步成熟,领取政府养老金的人员比重和金额呈下降趋势。目前约有2/3的老人领取全额养老金。估计到2050年,领取全额养老金的老人比重将因职业年金的因素下降到1/3左右。这样不仅能够大大减轻人口老龄化对政府财政的压力,而且可以把政府养老金发给最需要的穷人,对居民收入起到再分配作用,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二)澳大利亚养老保障体制的第二个特点是第二层次交费完全由雇主承担
在我们考察过的其他西方国家中,养老保险不管是统收统支还是个人帐户,一般采取的都是雇主雇员双方交费的办法。世界银行在东欧转轨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介的三支柱模式中,第二支柱(个人帐户)也是采取雇主雇员双方交费的办法。澳大利亚的职业年金之所以完全由雇主交费,是由澳大利亚特殊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因素决定
的。究竟什么是“生产率贡献”?在理论上很难说清楚。“职业年金生产率贡献计划”之所以能够付诸实施,首先是因为澳大利亚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否则雇主不会承诺按一定比例增加工资;其次是因为有一个务实而有远见的政党——澳大利亚工党,才能够制订出这样一个目光远大、阶段目标明确的详细计划,并说服工人将已经争得,但还未到手的利益进行强制性储蓄,而不是将其分光吃尽。
一般认为,双方按相同比例交费的好处是借助于雇主雇员之间的相互监督,提高养老保险费的征缴率。从澳大利亚的经验看来,在法制和工会组织比较完善的条件下,职业年金采取个人帐户、雇主单方交费(事实上,由于雇员降低了提高工资的要求,个人仍是潜在的交费者)的办法也可以同样起到加强监督、提高征缴率的作用。个人帐户终究是属于雇员自己的利益,最关心雇主交费不交费的是雇员。但雇员和雇主的谈判地位不平等,如果没有比较完善的法制环境和强大的工会组织做后盾,雇员的监督作用就不可能发挥出来。在讨论中我们得悉,今后如果要进一步扩大第二层次的作用,就势必要提高职业年金的贡献率,雇员个人可能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那样可能就要向雇主雇员双方交费的模式过渡了。改革前的职业年金制度主要在白领工人和政府雇员中实行,而且年金帐户中所存的钱往往在退休前辞职时一次性支付给个人。由于澳大利亚人没有储蓄的习惯,不少人的钱在退休前就已经花光,退休时还得申请领取政府养老金。白领工人和政府雇员尚且如此,一般工人就更难说了。因此,在将职业年金制度推广到所有工薪阶层(外来移民没有取得正式身份,处于打零工状态时,职业年金制度还难以覆盖他们)的时候,就必须根据国际经验进行周密、合理的设计。例如新的职业年金制度中明确规定不许提前支取,同时在税务安排上(原来的税务安排有利于一次性支取)也进行了相应的改进。
(三)澳大利亚养老保障体制的第三个特点是职业年金管理的信托人制度
在实行养老保险的多数国家中,个人帐户的拥有者往往直接委托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为自己管理帐户。在选择哪一个保险公司或金融机构,以及哪一种投资组合方面,个人有充分的自。澳大利亚人的职业年金帐户却是由大约10,000家信托基金(此外还有200,000家小生意业主的职业年金基金会)来管理并负责投资的。所有被批准成立的信托基金都有一个在法律上对基金负责的信托人董事会。这个信托人董事会一般由相同数目的雇主和雇员代表组成,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投资、以及定期向基金成员和监管部门提供报告。他们通常将基金运作签约给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其费用公平分摊在成员的帐户上。这些外签的服务包括行政管理、投资、保险、精算、审计、法律等。信托人本身不从基金领取任何报酬,但对基金的恰当和谨慎运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信托人制度起源于英国,随着现代信用制度的发展,目前在欧洲已经不那么时兴了。澳大利亚的现代信用制度,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投资等,应当说都很发达;不通过信托人,将个人帐户直接委托给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来管理和运作,从理论上应当说没有太大困难。因此,信托人制度的存在只能归结于习惯或传统。现在大多数信托人开始为基金成员提供投资方案选择,让成员自己做最后的投资决定,但多数澳大利亚人还是没有什么兴趣,宁可依赖信托人。古老的信托人制度为什么在这块新大陆上经久不衰,以至在职业年金制度中扮演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
信托人不仅管理法定交费率的职业年金,也管理那些雇主雇员自愿交费的补充年金;通常还为基金成员的死亡和伤残投保,保费由成员自己承担。这样在遇到意外事故时,基金成员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补偿。在讨论中,澳大利亚养老信托基金专家凯文。凯西,对我们批评养老信托基金数量过多、规模过小的回答是:近年来这些基金确实有合并的趋势。针对我们对信托人制度的诚信和效率的怀疑,他说:澳大利亚在法律上规定,当信托基金因信托人犯罪遭受损失时,政府将通过对所有信托基金征收一种特别税来加以弥补。幸运的是,这种情况10多年来还未出现过一次。信托基金运行的所有费用在基金回报中一般小于2个百分点,而基金回报至少高于储蓄利率2个百分点,收益是比较有保证的。
(四)澳大利亚养老保障体制的第四个特点是严格的审计和监管
虽然澳大利亚的人口只有1800万,但是由于国土面积很大,要对所有的政府养老金申请人进行收入和财产调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澳大利亚政府不是自己来承担这件麻烦事,而是将这个工作委托给一个非营利机构(NPO)“中联”(Centrelink)。这个机构的成员通过政府指派和公众推举相结合的方式产生,营运经费完全由政府承担。它的任务不仅仅是调查政府养老金申请人的情况,而是收集所有(政府出钱的)社会福利保障待遇申请人的资料,来决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以及应当享受社会福利保障待遇的种类和级别。在西方,收入和财产属于个人隐私,税务机构也无权公布纳税人的收入和财产状况。但是,如果要申请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保障待遇,就必须公开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并接受公众的监督。中联的工作效率不仅取决于成员的责任心,而且依靠先进的 计算机网络来保证。
尽管信托人制度在澳大利亚运转得很好,80年代末英国马克斯韦尔侵吞雇员养老基金一案还是给澳大利亚人敲响了警钟。1993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职业年金行业监督法》(Superannuation Industry Supervision law),并于1994年7月1日开始执行。这个法对信托人和养老(职业年金)信托基金的注册、信托人的责任和义务、养老信托基金的运作标准、投资标准、文件公开和报告标准、消费者保护和投诉处理标准等一系列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它和信托法(Trust law)、职业年金保证法(Superannuation Guarantee law)、税法(Taxation law)及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law)一起,组成对整个职业年金制度进行监督和管理的严密法规体系。
老人财产托管篇5
与此同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还独家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这是关于企业如何建立年金计划的文件，而《办法》与其是“兄弟篇”，它们同时自5月1日起施行。但因为《办法》中规定了很多如何管理运作年金的操作性细节，因此更为市场关注。
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它是中国所确立的三大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社会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体系――的第二根支柱。
与基本养老保险由国家强制实行有所不同，建立企业年金有三点要求：一是企业已经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并能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二是企业具有经济承受能力；三是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因此，企业年金不能代替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也不是企业年底向职工发放的奖金，作为一种补充养老保险，其功能是提高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对于企业而言，拥有一套良好的企业年金计划，也可以作为招贤纳才的人力资源工具；对于资本市场，企业年金还可以推动市场的发展。
谈及这个历时五年论证与讨论，经“逐条逐字解决”才得以出台的《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位官员的评价是，《办法》“吸收了全球最先进理念以及国外主导趋势和模式”，并“就年金市场的准入标准、监控标准和治理结构建立了框架与基本原则”。
“企业年金应属于养老保障体系，而不是养老保险体系。《办法》的制度设计明确了国家、企业和个人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司司长孙建勇这样阐述《办法》的意义。
谁对企业年金负责
中国企业年金制度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国务院33号文件规定：“国家提倡、鼓励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参加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这是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1995年，劳动部下发《关于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初步确立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框架和主要政策，企业年金的规范管理试点工作开始进行。同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也对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作出了明确规定。
2002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确立了四项新的政策要点：一是将补充养老保险名称规范为企业年金；二是确定采取个人账户管理方式；三是明确税收优惠政策；四是对年金实行市场化管理和运营。
这份被认为具有企业年金制度建设“里程碑”意义的国务院42号文，首次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改为企业年金。这不仅是名称上的变化，更大的意义在于政府对于养老保障制度重新定位。“42号文件是在总结过去10年补充养老保险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它确定了中国企业年金发展的基本模式和战略方向，此外还给出了一个市场化管理的原则。”孙建勇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
但是，当年的42号文毕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其中涉及企业年金的文字不过几百字，对于市场普遍关心的年金的实际运作论述粗略。此次的《办法》则在此基础上，对年金的定位、意义、操作模式、监管方法等作了明确而清晰的规定。
孙建勇解释说，原来政府一直将企业年金归为社会保险范畴，认为其属于基础保险。照此设计，它应由国家承担责任并提供保障。但随着近10年的摸索，“我们认为企业年金更是企业的保障计划和企业的制度，而不是国家的制度；同时，它也不是商业保险，企业和保险公司不是买和卖的关系。”因此，“在性质上，它既不姓‘社’（社会年金），也不姓‘商’（商业保险），而是姓‘企’（企业年金）。”
孙建勇认为，如此规范非常重要。把属于企业计划的企业年金独立出来，国家在给予企业税收优惠外，将不直接承担管理运营的风险。企业年金的制度格局将是“政策扶持，企业自主建立和管理，政府监管”。
根据规定，中国的企业年金计划由企业设立，为职工建立个人账户，事先确定每期的缴费金额或比例，由企业与职工共同缴费。职工对个人账户拥有投资决策权，并承担由此导致的投资风险。投资回报全部计入个人账户，退休金水平取决于职工退休时个人账户累计的缴费额及其投资收益。基于此，参与计划的职工的退休金并不确定，其保险金给付水平将受制于积累基金的规模和基金的投资收入。
在此次《办法》之前，关于企业年金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国会计财务制度以及其他法规，均没有对企业年金的缴费率、缴费年限、领取时间和领取年限作出明确限制。于是，利用企业年金为职工“谋福利”、为企业经营者“创收”就显得简便而易行。此次《办法》则明确规定：“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十二分之一。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一般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六分之一。” 这是第一次设立最高缴费额或者最高缴费占工资比例，以限制雇主为不同计划参加者提供不同程度退休金的能力。
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年金负责人对此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种上限规定，好像可以防止企业内部员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实际上很难起到调整员工收入分配的功能，不知以后限制能否取消。
建立制衡机制
完善企业年金制度的关键是建立科学和合理的治理结构。《办法》确定了中国企业年金治理结构的三方面内容：一是受益人保护和权利限制制度；二是受托人责任主体制度；三是不同管理服务机构相互制衡的制度。
中国现行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业务，由现行的各类企业年金经办机构承担。缴费征集、会计核算、个人账户的登记、基金账务管理等业务工作基本上依附于企业的劳资、财务等职能科室，汇集的基金由企业直接投资，有的甚至将基金用于企业生产资金投资营运。企业年金经办机构无论在账户管理、投资管理上，甚至在基金资产的保管上，基本上采用的是自我管理模式，并且只接受来自政府监管机构的单一监管。但经验表明，由企业自己管理和运作不利于降低管理成本，也影响基金安全和投资效益，不利于基金保值增值。
此次《办法》则规定，企业年金基金将按国家规定投资运营，投资运营收益并入企业年金基金。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应确定企业年金受托人，受托管理企业年金。受托人可以是企业成立的企业年金理事会，也可以是符合国家规定的法人受托机构。受托人可以委托具有资格的企业年金账户管理机构作为账户管理人，负责管理企业年金账户；可以委托具有资格的投资运营机构作为投资管理人，负责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运营。企业年金基金必须与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的自有资产或其他资产分开管理，不得挪作他用。
孙建勇司长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此次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吸收了国际先进经验，走了一条专业化、市场化经营管理的道路。其中“精心设计”的重要部分就是对企业年金的管理贯彻了“角色分离”的原则，即账户管理人、投资人和托管人分开，分别由不同的专业机构进行管理。
《办法》规定，“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应当确定企业年金受托人，受托管理企业年金”；“受托人可以委托具有资格的企业年金账户管理机构作为账户管理人，负责管理企业年金账户；可以委托具有资格的投资运营机构作为投资管理人，负责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运营。受托人应当选择具有资格的商业银行或专业托管机构作为托管人，负责托管企业年金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必须与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的自有资产或其他资产分开管理，不得挪作其他用途”。
根据这样的约束，受托人可以委托相关金融机构管理基金个人账户，托管基金财产或负责基金投资管理。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制衡关系――账户管理人主要负责核对缴款汇总数据，接触不到基金财产；托管人主要负责保管基金财产，监督投资管理人的投资行为，没有基金财产支配权；投资管理人主要负责基金投资，具有保值增值职责，但没有基金使用的支配权，也接触不到基金财产。
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年金管理框架将包括六个主体和两层法律关系。六个主体为：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账户管理机构、投资运营机构和基金托管机构；两层法律关系为信托关系和委托关系。这些规定确立了中国企业年金管理将以信托型为基本模式，吸取公司型和信托型的优点，采用包容契约型产品的办法，采用两种管理模式：由受托人担任账户管理人或投资管理人的部分委托模式；由受托人选择账户管理人和投资管理人的全部委托模式。
如此一来，可以将账户管理、投资管理和托管分开，分别由不同的专业机构进行管理，有利于规范企业年金的运作，保障年金资产的安全。
基金公司的新机会
企业年金已经运行和发展了10多年，但是，全国参加企业年金的企业和总人数仍相对较少。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专家介绍，目前中国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还不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的6％。
不过，企业年金已显示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2000年底，中国企业年金积累总量为191.9亿元，人均3425元。而到2002年底，总量已达260亿元，年金类业务保费收入达到380亿元。
据了解，除了刚刚出台的《办法》，《企业年金管理运作规程》、《企业年金监督管理办法》等均将陆续出台，有关企业年金的法规体系将基本形成。专家分析，伴随着相关法规的，未来企业年金将呈现迅速增长状态，如此巨大的发展空间自然令市场趋之若鹜。据了解，包括基金管理公司、大型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民营管理机构目前都在积极筹备进入年金管理市场。
从国际经验看，无论是退休金还是养老金，均是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的重要资金来源，在国外基金公司中，这占了30％～40％的比重。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养老金及机构理财部总监郑文祥表示，企业年金虽然鼓励社保经办机构参与，但在《办法》正式实施前，基金公司并不能做有关业务。他告诉记者，南方基金早在2001年就已开始做有关课题的研究，“当时也有企业让我们帮其做投资，可我们没有资格做。但我们相信将来肯定是可以做的。”
郑文祥告诉《财经》，公司内部已开始准备工作，包括建立专门的部门。其所在的部门名称已由“专户理财二部”，改为“养老金及机构理财部”，人员也开始配备。“《办法》出台后，我们获得了一个崭新的业务机会和一个崭新的市场。从长远来讲，这会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他说。
此外，按照WTO的规定，市场开放后，国外有关金融机构按照国民待遇原则也可以参与企业年金的市场竞争。在此次《办法》中，企业年金的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等准入资格的条件之一，就已放宽为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相关法人或机构。
建立倡导新型保障文化
目前，一些大型行业、企业集团如海尔、广核电、南方航空公司等大型企业，已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年金。但从总体上来看，“一般都是好企业才做企业年金，只有效益好的企业才会参加。”郑文祥告诉记者。
就地方而言，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大连等城市均已建立企业年金管理中心。2002年1月，深圳市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事业法人的企业年金专业管理机构――深圳市企业年金管理中心。该中心前身为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从1997年起开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业务，为独立法人事业单位，直属于深圳市社会保险管理局。该中心至今已建立企业账户530个，员工个人账户35000个，受托管理资金4亿多元人民币。
招商银行企业年金管理中心副主任高松凡告诉《财经》，招行的企业年金从1998年开始运作，当时主要还是作为职工福利计划来实施。建立初期投资渠道非常窄，主要是存银行、买国债，采用完全个人账户管理和基金积累模式。2000年，招商银行成立了企业年金管理委员会和管理办公室，2004年2月管理委员会正式改组为企业年金理事会；2003年5月在管理办公室基础上组建了专门的企业年金业务部门――企业年金管理中心，并开始对社会提供企业年金管理服务。
高松凡认为，“中国的企业年金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具有许多‘初期特色’，从计划设计、管理模式、投资运营到经办机构的运作流程等方面都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做法，在这种没有强制性资格认定、信息披露和审核监管的体系下，其风险是非常高的。”他表示，新出台的《办法》非常重要，它确定了企业年金的主要运作模式是受托管理模式，而非保险模式，这就为企业年金的规范管理和运营奠定的基础，同时也为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进入企业年金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可以预见，企业年金制度在给金融机构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必将促进各机构内部的变革。
高松凡表示，对于较早进入年金市场的保险公司来说，其产品设计、管理模式、管理系统设计等方面将面临较大的变化，而目前的部分保险产品，如投资连结保险只能作为企业年金的一种投资品种，而不能作为一种管理运作模式。
据记者了解，这种存于保险公司的年金，其实是一种返还型保险产品，通常是企业从自己的福利基金中拿一部分钱为自己的员工购买该类保险产品。这种运作并不能起到退休保障的作用，因为企业替职工购买了投资联结险后，几年内又把这部分收益返还给了企业职工，只是使员工增加了一部分福利而已。
对于企业年金的意义，孙建勇司长认为，它势必完善中国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体现了一种新型的保障文化”。在这样一种保障文化中，国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维护适度的社会公平；企业提供企业福利制度，承担有限的社会责任；个人则须明确自我责任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老人财产托管篇6
《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以下简称《报告》)①以全面且确凿的数据为依托，揭示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改革与运作过程中凸显的两大“病症”：一是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缺口难堵。2010年若剔除1954亿元的财政补贴，全国将近一半省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征缴收不抵支，缺口高达679亿元。二是养老金收益率过低，不断缩水。过去10年的养老金年均收益率不足2％，不仅远低于平均工资增长率，甚至连通胀率都追赶不及。赤字与缩水，本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病”，但若加以深挖却不难发现，它们其实一直都围绕着同一个“病根”——个人账户的“实账”改革。
连带而生的赤字与缩水危机，皆是这个“实账”之困的“症状”。一方面，养老金的巨大缺口与“实账”改革紧密相关。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推行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力求以个人账户来弥补全部社会统筹的不足。但那些改革前即已参加工作的职工(“老人”与“中人”)，个人账户中其实并没有真实的资金积累，皆为“空账”。他们的退休金支付一直靠挪用后来者的缴费维系。直至2001年，推进“实账”试点后个人账户才不得再被挪用。此时，既存“老人”与“中人”的空账给试点省份的养老金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缺口，新制无力吸收，赤字在所难免。该报告中列明的缺口最大的两个省份正是最早推行“实账”试点的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在此背景下，作为转制的代价，单年1954亿元的财政补贴，无疑是政府责任的重要彰显。但面对高达1.3万亿的“黑洞”，逐年补贴是否为根本或优选的承担方式则仍有待考量。另一方面，做实个人账户后的庞大积累，亦使养老金的保值压力变得尤为艰巨。对于老百姓来说，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正义性基础应在于“国家会比我自己做得更好”，个人账户实账积累的合法性前提，则至少是国家保证老百姓的这些“养老钱”不受损失，即保值与升值。如果国家强制收缴、管理的个人账户收益率连通胀率都抵不上，老百姓只能坐观这些“养老钱”一再缩水的话，那么制度本身的正义性、合法性则仍存疑。此时，保值与否关乎“实账”存亡。
当下揪住病根，再来诊治病症，进路应更明朗。这里我们有两个“方子”可做备选：一是保存现有的“实账”路径，以私法上的信托构架为依托，进一步理顺养老保险基金运作的基础关系，并辅之以股市投资来扭转窘境，力争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二是放弃现有“实账”积累，以“名义账户”引入公法之债与世代契约的结合。对于两方的孰优孰劣，至今争论未休。基于此，本文拟以法律视角切入，对两种路径作一深入剖析和解读，尤以参保人财产权益之保障为焦点，来论证中国背景下应有的进路选择。
二、“实账”之下的信托拟制之困
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大框架下，个人与国家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公法关系，③在这一公法关系中引入私法结构(信托)作为工具，来追求个人财产权益的更好实现，其效果必须谨慎预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难题。
(一)受益人实质所有权模糊化——信托之失衡
在信托的制度安排中，信托的设定人(委托人)与信托的接受人(受托人)之间基于特别的信任关系，委托人将特定的财产转移或为其他处分给受托人，使受托人为一定人(受益人)的利益或为特定目的管理处分该财产。随着信托的成立，受托人便成为了信托财产的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人，即普通法上的“法定所有人”。而衡平法则将受益人作为实际所有人，④赋予其制约受托人的一系列权利。
此时，个人账户的确很像职工为自己利益而设定的一个自益信托。相对于他益信托而言，在这个自益信托中，集委托人与受益人为一身的职工，对于受托人的制约力本应更强。这些制约力从本质上说是附随于信托受益权的，是以信托财产本金取得权和收益取得权为基础(而派生出来的)，承继于古老衡平法对实际所有人财产权之承认：主要包括对信托事务的知情权、调整信托财产管理方法的权利、解任受托人的权利，⑤加之受托人违背职责行为时的撤销权和恢复财产原状、损害赔偿之请求权⑥——《信托法》力图通过这样的授权来平衡完全私法意义上的信托关系中之弱势当事人(受益人)与强势当事人(受托人)之间的地位失衡，充分维护信托受益人的权益，促进信托关系的良性发展。但在养老金信托中，社保经办机构乃是唯一且法定的受托人，以地位上的绝对优势对所有账户基金实施集中管理、集中投资。强大的公权力机构与分散的参保人之间实力相差悬殊，信息高度不对称。如此情形之下，作为受益人的职工在将社保费如期、如数交给经办机构之后，便完全丧失了对上述款项的自主权，对于社保经办机构，可为之事、可行使之权利更是寥寥无几。在此我们尚且不谈对信托财产管理方法的调整权与对受托人的解任权，即便是知情权也是相当有限的——传统信托制度衡平法上的实际所有人(受益人)，在其财产权(衡平法上的所有权)被刻意模糊化的背景之下，并无法真正享有当有的受益人权利。且以私权为内核的信托受益权对抗具有公权性质的社保经办机构，其力量之渺小、防御之弱势显而易见。“失衡”下的信托假设亦难维持。
(二)委托人意思自治受限化——信托之失信
信托之设定先必以“信任”为基础。首先，信托的设立，即在于委托人依其自由意志选择他所中意的、信任的、合格的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在这个选择里，信任乃是必有的前提。这就与个人账户“信托”中的法定性与强制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换言之，即国家以法律的强制性选择磨灭了个人意思自治的私法基础，亦磨灭了“信任”之信托前提。此为与信托理念相悖之一。其次，传统的民商事信托均已信托合同为基础，委托人可依自己意志选择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并于信托合同中作出约定。而在养老金个人账户的运行中，当前集中管理、集中运营的有限选择显然忽略了参保人不同的投资倾向与风险偏好，代之以经办机构稳妥、保守的 投资倾向，如定期存款、国债。此为与信托相悖之二。相较而言，国外的养老金信托运作方式则灵活得多。它们一般都会考虑到参保人不同的投资选择与投资偏好，比如美国401k计划、节约储蓄计划，新加坡中央公积金，香港强基金以及智利个人账户运营，乃至瑞典辅助养老金账户的运营，都赋予了参保人以广泛的投资选择自由。这种投资选择的自由不仅限于选择不同的基金管理公司，甚至包括选择不同的金融工具、不同的投资计划。最后，在受托人的确定、投资方式、管理方式都非因参保人自己选择而形成的情形之下，投资的风险到底由谁来承担?信托制度中，信托财产投资风险由受益人承担的大前提乃是信托设立的自由、信任基础以及信托财产管理方式的约定自由。在以上私法意义上的自由都被否定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信托运营之下，投资风险——信托资产价值贬损之后果如仍由受益人承担是否有违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三)信托财产独立化——“空账”之弥补
信托财产的独立乃是信托得以成就其长期性规划的保证，是其弹性空间拓展的前提，也是其安全性的根基。“信托一旦有效设立，信托即自行封闭与外界隔绝”，⑦其独立性和安全性即获得了具有实际意义的保障。在坚守这种独立性的基础上，以下两个问题是我们不得不予以考虑的。
其一，信托资产独立——巨大的旧账如何“埋单”?在个人账户基金的运营过程中，所谓的资产独立可以通过托管而实现。但问题在于，真正实现资产独立、分账管理后，超过万亿的“空账”(没有财产)将何以信托?隐性债务该如何消化?⑧说到底，是“老人”和“中人”的个人账户中，依照法律规定，其应“视为缴费年限间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政府承担”到底要如何承担?⑨在“空账”弥补之前，以目的财产为核心的信托制度(失去目的财产)将何以运营?
其二，从产权清晰到产权交易，其间的障碍将如何消除?确立个人财产权是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资格，是入市的前提条件，而后才是分析社保基金的入市模式，构筑社保基金的投资管理体系。⑩在产权尚未厘清之前，仰仗信托亦无法实现个人账户资产的合理流动与配置。
无疑，信托是个好东西，但好东西要用在合适的地方，而且要用得对才能显示出它的“好”。但在我国现下的个人账户信托拟制里，面对权力与权利的对抗，难以摆“平”的主体地位之间，显然难成该私法构架的“用武之地”，更不用说被正确的使用。当所谓的“好”被诸多“水土不服”的“不好”所淹没——在“失衡”、“失信”、“空账”这些致命的环境缺陷里——仅借信托之“壳”，而难符信托之“实”的进路设计，终归只能治标，却不治本，甚至连“标”都很难治得妥帖。此时，仅追求以信托这剂私法“处方”解决个人账户实账改革里满肚子的“疑难杂症”，而忽略问题本身的公法属性、公权根源，掩藏实账背后应承担的国家责任、政府责任，终必难达成那个理想中的保障效果。
三、“实账”之下的参保人财产权保障之困
“实账”之下的个人账户积累及其最终形成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给付，乃是以“被保险人自己的相当给付”为前提，(11)具有“专属性权利可作为私人使用的特征”，并“有助于被保险人生存权之保障”，以比较法观之，其权益实现理应受到相应的财产权保护。(12)但与一般民事财产权所不同的是，它乃是一种公法权利，其给付之期待与请求权，不仅具有对抗私人的效力，而且具有对抗国家的效力，理论上，被保险人亦可直接要求国家予以保护并实现其权利。然实践中，面对账户财产的缩水与挪用危机，参保人之财产权益究竟应如何保障，却是“实账”中的难解之困。
(一)“实账”缩水危机下的财产权保障缺位
“缩水”一直是个“死穴”，自2001年“实账”试点以来，始终“阴魂不散”。这一点从10年中养老金的整体收益水平就不难看出——年均不足2％的收益率，远不敌同时期高达2.34％的平均通胀率。(13)如果以《报告》中1.5万亿的结余基数来算的话，那么平均每年超过50万亿的巨额损失究竟应由谁来“埋单”，则终成一个问题。尤其是此时，个人账户的缴费与形成乃是国家以实定法的形式强制规定、强制推行的。作为一种强制积累，该制度以国家的选择顶替甚至“剥夺”了个人的投资选择(限制了个人对该部分财产的处分自由)，站在利益平衡之角度，由此而产生的投资风险，即资产缩水的损失，因选择权被剥夺而无法投资于其他收益更高领域的机会成本，亦应由国家肩负——由国家承担最后的担保责任。而不应是作“实”账户后，对于资本在运营中的缩水、损失，作出强制缴费立法的国家，与作出投资决定的政府仅以“受托人”的角色出现，以超脱的姿态隔岸观火，将“埋单”之责全部推卸给“倒霉”的参保人。更进一步说，国家要求强制纳保的合宪性基础即在于：这种强制客观上有利于保障全体参保人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强制参保人承担因经办机构投资失败而产生的不利益。国家既规定纳保的强制性，即应对其保险效果承担最终责任。即在资本市场运行中，个人账户基金价值缩水的损失亦须由国家予以补足。这应是参保人享有的权利，(14)亦是国家理应承担的义务。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国家(政府)不主动承担这个义务，参保人的权益又将如何救济呢?我国《社会保险法》仅以第83条第2款明定，在社保经办机构的相关行为侵害参保人社会保险权益时的权利救济方式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且该条款以列举加兜底的方式对可复议、可诉讼的行为范围予以规定，最后落脚于“侵害其他社会保险权益的行为”。在这样的立法之下，我们还须对以下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1.我们应当探讨的是社保经办机构管控下的个人账户基金缩水是否属于“侵害其他社会保险权益的行为”?侵害不同于一般的损害，《现代 汉语词典》对侵害的解释是“用暴力或非法手段损害”。即侵害的前提非常明确：暴力或非法，是隐含着强烈的过错与谴责意味的。然而，在社保经办机构管控、经营个人账户基金的过程中，其所做的一切投资、储蓄，从内容到程序可能全部都是合法且非暴力的，甚至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在这样的情况下，账户财产之缩水(实情业已如此)是否可以视为侵害则值得商榷。
2.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皆是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相对人权益而设计的救济程序，那么上述损害是否符合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亦有待商榷。具体而言：(1)要考量经办机构对基金的管理、投资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所谓具体行政行为，乃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行政相对人所作出的行政行为。(15)以定义观之，首先其必须是法律行为；其次其属于单方行为，无须对方同意；再次其必须是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作出，这是对象要素。只有这个对象(相对人)才有资格作行政复议、诉讼中的申请人或原告。然而，社保经办机构对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管理乃是具有明显商业性质的行为，该行为不管是以定期储蓄、购买国债抑或是委托给基金公司代为投资，皆非行政法意义上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具有更强的民事性，乃是社保经办机构与银行、基金公司之间以平等主体身份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自不符合行政诉讼之前提。同时，参保人也显然并非该行为的相对人，他只是投资风险的承受人，以及社保缴费义务人即征缴行为的相对人。原告资格也仍成问题。(2)这样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行政诉讼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考量乃是立足于对其合法性的审查，而非对其适当性作出评价。然而在现行的制度中，社保经办机构所作出的投资决定往往恰恰是在主体、权限、内容、程序、形式等要件均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求之情形下，造成了个人账户财产价值的巨额贬损，作为以合法性审查为前提的行政诉讼又该以何应对呢?(3)要考量到底何种程度的价值减损才属于“侵害”。是票面价值的贬损才构成“侵害”，还是以CPI的增长为标准，亦或是以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作为最终的衡量标准。当以票面价值作为衡量标准时，即便票面价值保值，那么如果考虑到CPI的增长，基金的实际购买力无疑是下降的，也即在通胀的预期之下无力从根本上保障参保人应有之财产权益，亦无法保障个人账户养老金在参保人退休后能保以稳定的替代率，维持稳定的生活水平。如果以CPI的增长率为标准，虽得以保障养老金的购买力，但作为强制纳保的参保人却仍无法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只有以平均工资增长率作为最终的衡量标准之时，才能够真正保障参保者的财产权益。然而，在立法仅笼统规定社保经办机构对基金负有保值、增值责任，而对保值、增值标准未予明确的情形之下，要定性参保人的财产权受到“侵害”亦乏依据。
3.对于所涉利益相关人众多的社保基金权益“减损”，现下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体系能否承载具有如此强烈公益性与社会性之“社保公益诉讼”类案件亦值得深思。
(二)“实账”挪用危机下的政府责任缺失
“实账”积累意味着社保经办机构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巨额的个人账户积累资金，这对于管理者来说将是巨大的诱惑。也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上海社保基金案(16)等类似违法、违规挪用、挤占社保基金，严重侵害参保人权益的恶性事件。更不用说违规拆借、投资等更为普遍存在的情况。防控个人账户养老基金被挪用、侵占，政府之责无可推卸。
除了社保基金的外部挪用，我们不得不关注的还有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之间的内部挪用。在笔者看来，此种内部挪用乃是“实账”积累之转轨要求中政府责任缺位的必然。转轨意味着一直伴随其存在的隐性债务的显性化，这是不可避免的转制成本。这些隐性债务乃是政府作为“代际养老契约”的“担保人”，在现收现付制终止时，政府必须担当的对旧制度下未兑现部分的债务，即“老人”和“中人”的“空账”。而在如何解决转制成本的问题上，国务院1995年6号文和1997年26号文里的表述则是转制成本由新制度内部消化。这实际上是政府为了减轻财政压力，而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了企业，最终只能由企业缴费形成的统筹账户予以承担。面对巨额的旧账，重压下的统筹基金无力担当亦是一种必然。在此困境之下，新制度内最低成本的解决方式便是打破“统账结合”的模块限制，挪用个人账户资金。因此，“空账”乃是转制中政府推卸自身责任(或无力承担责任)的一种结果。也正因为这样，面对个人账户这样一块“唐僧肉”，我国《社会保险法》虽规定了很多“禁止”，如禁止违规投资，禁止挪用来兴建办公场所、支付人员经费、运行费用等，却独独没有明确禁止其在社保体系内部的“周转”——真正的“空账”之因。在此，笔者认为，立法者此处的“遗漏”并非法律漏洞，而更似考虑到将来可能在“实账”积累与名义个人账户之间进行调整与转换，为今后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全盘合理化流动有意留下立法空间。
此时再行反观，以“空账”流转的名义账户模式与以“实账”信托的基金积累模式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即在于责任与风险的承担主体不同——前者强调政府之专有责任，(17)以政府作为资源再分配的调剂主体，并赋予其无法挣脱的最后担保义务；后者则强调个人责任，个人账户退休金仅源自本人工作阶段的缴费，政府则可以抽身而出。具体做出哪种模式选择的关键根源在于政府在养老保险问题上的价值取向，而往往最易被研究者们所忽视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四、解困：名义账户之思
(一)名义账户制度之理性引入
名义账户制度，又称名义缴费确定型方案(Na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以下简称NDC)，这里的账户仅具记账的功能，征缴的养老保险费在个人账户上记录后，被立即用于当期的养老金支付。即相对于“实账”积累而言，它仅是一个“虚账”。对于个人账户里的缴费额，政府选定一个名义回报率来反映账上的资金积累，按期计算名义利息。名义利息回报率的确定通常要考虑通 货膨胀率和工资增长率，(18)即每个人退休时都能得到根据其个人账户账面积累精算而成的一定数目的养老金。这种名义账户制度一方面保持了积累式个人账户激励个人缴费之优势，即个人账户的记录数额直接反映着个人的缴费历史，并通过其记载确定未来的养老金领取数额，使缴费与收益直接挂钩。从缴费者的角度来看，名义账户制度下的缴费很容易被直观地视为一种“储蓄”，所有权明确，缴费动力强，有效地防止了“搭便车”现象；另一方面，它又保有着现收现付制的灵活性及化解通胀压力的特点，在该制度下，每个人当期所缴纳的保费实质上并不予以保留或积累，而是直接支付给了同一时点已经退休的人，因此亦不存在“实账”积累下保值与增值的投资风险与管理成本压力。同时，通过引进名义记账率，参保人可以随时查询并了解其缴费指数变化的情况，从而提高了个人账户运转的透明度，有利于参保人养老保险财产权益之保护。且从法律角度观之，它亦兼具很强的灵活性与兼容性，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在NDC的设计之下，参保者的个人账户财产权益之记载具有典型的公示性，并以其公示明晰该账户财产的权利状态，以使这种在法定退休期限及条件成就之前，一直处于期待之中的虚拟的、无形的财产权得以具备特定的权利外观，划定权利的界限，使权利人既得以之对抗他人的私权利，也得以之对抗国家的公权力，具有刚性的财产权保障之特质。
其次，与“实账”积累制度迥异的是，名义账户具有实际财产权益价值保障之特质。名义账户之财产数额乃是以个人缴纳的保费为基础，由中央政府统一确定一个适当的名义回报率来反映账上的资金积累，按期计算名义利息。在回报率的确定过程中，要求政府将通货膨胀率和平均工资增长率均考量在内，并引入“自动平衡器”机制，(19)在财务均衡中反映二者的变化，并保障参保者能以其个人账户累积记载所得的方式分享国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以真正达到保障参保人财产权之目的。在此种意义上的保障背后，实际潜藏着的乃是国家的最终担保责任，即在人口结构、平均寿命等因素发生不利变化，以致社保资金入不敷出之时，国家将必须采取相应财政措施，以兑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承诺。而不像“实账”积累制度中，由参保人自己承担个人账户资金贬损、个人账户财产权益缩水的风险。
再次，NDC的制度设计从体系上彻底打破了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之间模糊的、非必要的交易界限与壁垒，突破了“实账”体系下蹩脚的财产权配置，以流动中形成的债权取代无法明晰的物权保护，使个人账户之财产在动态中实现其应有的价值。事实上，2010年在个人账户存在着1.3万亿“空账”的同时，整个养老保险基金的结余也有近1.5万亿，二者规模相当，但却“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看似无法消融，亦无法弥补，其中的矛盾根源即在于蹩脚的制度。
最后，NDC之制度设计还可以实现个人账户财产权与有形财产相当的可携带性，与夫妻共有财产相当的可分割性，(20)与遗产相当的可继承性，以及请领权瑕疵情形下的可填补、可转换性等，且“实账”运行下可采用的财产权保障设计，在NDC下仍为有效。与现行制度的高度兼容性，使得NDC设计在中国的实践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转化与融合。
此时，若想进一步深挖、理顺名义账户运转之法律关系，亦可从纵横两个维度分别切入。纵向上，以世代契约理论为线索，讨论作为现收现付制度运作典型的名义账户所涉及的前代与后代之间的财产流转法律关系。横向上，则以公法之债为框架，(21)讨论政府在养老保险世代契约中所应享有及担负的债权与债务，明确政府在世代契约背后的“担保人”角色及责任。纵横交错、两向融合共同搭建公法框架与公法责任之下的个人账户法律模式。
(二)纵向层面的世代契约：财产权益之代际流转与再分配
理论上，人们可以用两种方法且仅有两种方法在时间上转移消费：他们可以储存现在的产品，或者他们能够获得未来产品的要求权。(22)如果以第一种方法确保未来之消费，即在当下留出部分产品以供未来使用，比如窖藏，则问题在于其效率低下，因为你放弃了储蓄的潜在回报，且存储的成本高昂，以及存储数量的不确定性。依靠大规模储存现在的产品来组织养老金的方法注定是没有希望的。(23)尤其是对于积累率业已过高的我国而言，这与传统文化里百姓一直都在保持着的“攒钱养老”旧习根本上并无二致，而所造成的结果只能是以老一代(劳动生产率低的一代、贫穷的一代)之积累来逆向分配，替代年青一代(劳动生产率高的一代、更加富裕的一代)的财富分配，对代际平衡与保障水平的提高均无益处。说到底，退休一代的养老金总是由年轻且正在工作着的一代创造的经济价值来支付的，这是社会资源在二者之间的简单转移。(24)而养老保障水平的稳定与提高，最终乃是仰仗于年轻一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非年老一代高额的自我积累。由此，建立于生产率发展基础之上的代际转移才是社会养老得以实现的正途。而坚立正途，拟定不同世代之间财富流动与再分配的世代契约则为法律视角下的当然优选。
这里的世代契约，并非基于契约自由的理念。在代际间分配的过程中，也没有真正的契约双方当事人存在。这个概念毋宁是借用契约上给付与对待给付之对等性，所以世代契约必须立基于世代间享受权利、负担义务，否则其正当性基础将受到挑战。(25)在世代契约之中，以现在就业一代参保人所缴纳的保费支持退休一代的退休金支出，而现在就业的一代退休后，再由下一个世代的参保人支撑。(26)工作一代所缴纳的保费虽计入名义个人账户，但其现金流转、分配并不受账户记载数额及管理的限制。在世代契约之中，养老保险财产为养老金的净现值减去保费缴纳额之差，即养老金的财产权并非实际财产，而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参保人的一种索取权。它的数额等于未来需要向当前在职职工支付的养老金与这些职工退休前应缴纳的保费二者之间现值的差额。(27)
同时，如果站在国家之角度，这种流转乃是以强制纳保为手段，(28)由国家站在中介地位，将取自于人民的财产分配给人民。经由保费之拟定，资金运用方式之决定以及给付标准之制定，在“取”与“给”的 过程中产生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之重分配。(29)这不仅关涉负缴费义务者与受领给付者之权益，而且对于当前世代以及未来世代的所得支配与生活形态，亦将产生深远之影响。(30)
(三)横向层面的公法之债：政府以财政后盾作为世代契约中当事人财产权益得以实现的最后担保
债本为私法上的概念，是“特定当事人间得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31)“法律效果的相同性是债的构成要素，即凡是在本质上为特定人得向特定人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均可视为广义上的债。”(32)在此基础上，国家以税收为基础形成的征收(国家对公民的请求权)与使用(公民对国家的请求权)关系，亦可纳入广义的债之维度，或称之为公法之债。当然，此债的产生仍是以一定的契约为基础的——自然法意义上的社会契约。而个人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愿意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由此形成国家的权力，故国家的一切权力皆应属于公民，税权亦然。在形式上虽为国家在行使税权，但究其根本，在此处国家乃为全体公民的代表(人)，公民之整体才是税权的真正权利人。依约国家以人身份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平及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基本生活，以完成其应付职责(义务)。(33)对于该义务，公民享有请求权，并以税赋的形式支付该“服务”的对价。
具体层面而言，公法之债的提出，认可了国家作为债权人对于纳税人之财产具有请求权，而纳税人作为税收债务人则负有履行纳税之义务，此即税收之债的法律关系。作为前提，课税之权限必限定于国民同意的范围内，(34)并符合特定法律程序之安排。而在抽象层面，公法之债的提出，则认可了公共物品的实现作为债的标的，虽然不是即时的，但作为缴纳税款的对价，公民在开支方面享有的权利，实际上体现为税收债权的后续权利。因此从具体层面回归到抽象层面，国家与公民之间就税收产生的关系正超越以往那种本来的权力关系，而是法律上的债权与债务关系。(35)一方面，在承认税收债权的同时，以税收范围、程序之法定保证公民的财产权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害，体现了私有财产的防御性；另一方面，明确国家之义务，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不因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上之怠惰而流失。因此，公法之债的实质乃涵盖两个层面，从具体层面到抽象层面，从消极意义到积极意义，从个人到群体角度，多维度保护公民的财产权益。
而养老恰恰是国家对于公民负有保障责任之范畴。在国家负担保障公民养老权益(公共产品提供)的理念支配下，虽然养老保险以个人和用人单位缴费为主要财源，实现世代间赡养与被赡养的平衡，但对于世代间契约可能产生的或隐形存在的亏损，政府却担负着最后担保之责任，为实现公共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该责任不可或缺。尤其是世代契约这一虚拟的契约乃是订立于前后两个世代这样一种不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其性质决定了具体的退休一代不可能直接向工作的一代直接行使退休金的请求权，他们只能向国家或国家的人——社保经办机构予以请求。
同时，在世代契约中，其同一时间所涉及的乃是三代当事人之间的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36)每一个世代的参保者(债务人)其所负担的债务，取决于前一世代的参保人数、余命，以及当时的退休金水平，并受物价水平、通货膨胀等多种因素影响。尤其是在现有生育政策影响下的低生育率现状，工作一代与退休一代的人数比率正在下降，并且在整个21世纪内仍会持续这种下降状态。(37)这些人口学上的因素，会影响到社保体系的稳定性，(38)影响世代契约的内部平衡。因此，世代契约并不能保证任何时候均能够超越时间面向，维系与契约类似的权利义务对等性。反映在法律制度上，退休金的期待权在领取请求时点到来之前都并无确定数额，国家乃是将受益权予以指数化，并引入动态的自动调整机制。在自动调整机制中，使养老金的给付与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口、寿命状况相关联。并且在这样的调整机制中，政府必须要将自己所应承担之责任考量在内，作为最后担保，而不能如上世纪90年代转制时一般，让个人和企业承担全部的转制责任与风险。相应地，政府需要在名义账户下财政失衡情况时采取财政转移支付、国有资产转化等一系列措施，(39)以保证制度的平稳运转，参保人老年生存之保障。纵横视角之下，惟国家责任之担当才是核心。
五、结语
面对个人养老基金账户的巨额赤字与缩水，个人账户制度的转变与融合是关键。这亦是参保人权益保障的必然要求。在这一要求的引导之下，名义账户以明确的产权激励为基础，从纵横两个维度，双向下手：于纵向上，以世代契约为依托，通过代际间财产权益的流转化解实账基金在中国尚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上所面临的巨大保值风险与挪用风险，并以年轻一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保障，实现个人账户财产的合理流动；于横向上，则以公法之债的完善为依托，要求政府以其财政后盾作为世代契约中当事人财产权益得以实现的最后“担保人”，通过全国统一的、反映经济增长状况的记账率之确定，化解统筹层次及保障程度的质疑，兑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承诺，确保制度的稳定运转。同时，在微观领域，它通过权益记载的公示性对个人账户财产权的边界予以明确，使之具有强烈的防御性。而与现行立法的兼容性，更使它得以实现低成本的转化与融合，切实保障参保人个人账户财产权的完整与实现。
注释：
①具体内容可参见郑秉文主编：《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
②在笔者看来，这种相关的紧密度甚至将凌驾于遵缴率、退休年龄等表显于外的因素之上，作为基本养老保险改革中的硬性“内伤”，新制难于化解，更难以吸收。
③参见[日]荒木诚之：《社会保障法》，青林书院1988年版，第303页。
④典型的Use(传统英国信托制度的雏形)安排限于两种生前对普通法权利的处分：一是转让人—受让人，二是受让人—受益人。普通法仅承认受让人为普通法上的所有人，受益人的收益权并未获得实质性的保护。衡平法院从大约15世纪开始强制执行Use承认受益人在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主体地位，就此形成在同一信托财产或财产权上的双重所有权。
⑤参见《信托法》第20条、第21条、第49条第2款。
⑥参见《信托法》第22条、第49条第2款。
⑦方嘉麟：《信托法治 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⑧对于隐性债务的规模，中外专家或课题组测算的差异很大，但集中倾向有两个：一个是3万亿左右，一个是9万亿左右。差异主要是由于各自的统计口径有不同。但无论哪组数字，对于中国2011年10万亿左右的总财政收入来说都是极大的负担。
⑨我国《社会保险法》第13条规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前，视同缴费年限期间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政府承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政府给予补贴。”此法只规定了该部分保费应由国家承担，但如何承担却未予提及。是在一定期限内真正作“实”，于运营过程中实现其保值增值，还是仅在保险金支付之时对于不能调剂解决的部分给予财政弥补，立法并未给出明确的选择。
⑩参见郑秉文：《社保基金：“个人产权”与“入市”》，《中国社会保障》2003年第1期。
(11)参保人所缴纳的保费与对保险给付的期待利益之间亦具有较强的有偿性。参见[日]仓田聪：《社会保险の构造分析——社会保障にぉけゐ“连带”のかたち》，北海道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186页。
(12)有关社会保险给付是否受财产权保障，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于1985年“年金保险人扶助年金权利人之医疗保险保费”案提出关于社会保险给付是否受到《德国基本法》(GG)第14条第1项财产权保障，需要具备下列要件：一是专属性权利可作为私人使用的特征；二是具有被保险人自己相当给付；三是有助于其生存保障。以上三点应具实质性的参考价值。Vgl.BVerfGE，69，272/300.Rulfs，Das Versicherungsprinzip im Sozialversichemngsrecht，München：C.H.Berk：2000，S.137ff.钟秉正：《社会福利法制与基本人权保障》，台北神州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23页以下。
(13)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0》，http：//stats.gov.cn/tjsj/ndsj/2010/indexch.htm，2010年2月1日访问。
(14)参见[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以下。
(15)参见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
(16)参见http：//balke.baidu.com/view/1117209.htm,2012年3月5日访问。
(17)同前注(11)，仓田聪书，第20页以下。也即强调养老之社会保障性。
(18)参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页。
(19)为保证财务的稳定性，还可参考瑞典养老金“自动平衡器”之经验，一方面将养老金权益与养老金指数化(按照人均工资的增长而非工资总额的增长指数化)，另一方面在养老金的计算中使用平均余命，随着平均余命的变化，相应地调整养老金，即平衡率=(供款的资本化价值+缓冲基金)/养老金负债率。参见周凯志：《养老金个人账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127页。
(20)我国立法上尚未规定个人账户养老金记录的可分割性，但在日本，已有厚生年金与共济年金部分引入“年金记录分割制度”之规定，以维护配偶方的财产权益，此经验可供我们参考。
(21)传统意义上的公法之债，一般被定义在税收上，“指作为税收债权人的国家请求税收债务人的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国家是债权人，纳税人是债务人”，权利义务的配置是单向性的，在此处我们看不到国家的对待给付。在此处笔者所借用的公法之债概念，已突破了税收“征”与“管”的范围。将税收依据一并纳入税收公法之债的理论体系内，排除对税收法律关系的一元定性。参见郭维真：《公共财政下的税收债法理论》，《河北法学》2008年第4期。
(22)参见李珍、扬帆、杨老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管理体制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23)参见[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郑秉文等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24)这种转移体现在家庭层面乃是传统的“养儿防老”，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具有现代特色的社会保障模式，即通过国家实现资源在不同代人之间的转移，即养老保险。See John H.Langbein & Suan J.Stanbile & Bruce A.Wolk,Pension and Employee Benefit Law,Foundation Press，2006，p.24.
(25)参见孙乃翊：《从社会保险之财务处理方式论世代负担之公平性问题》，载《当代公法新论》(下)，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472页。
(26)同前注③，荒木诚之书，第12页。
(27)See Martin Feldstein，Privatizing Social Securi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p.113-140.
(28)至于强制纳保之合宪性基础，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予详细探讨。台湾地区司法界和学界对此有较深入的研究，具体内容可参见台湾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72号解释；蔡维音：《社会法之法理基础》，台湾正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以下。
(29)同前注(25)，孙乃翊文，第465页。
(30)同前注(28)，蔡维音书，第115～116页。
(31)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32)王泽鉴：《债法原理》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3)这些社会保障性的义务皆具有生存权保障的性质，与之对应的公民所享有的乃是作为权利的社会保障。参见[日]多田英范：《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成立史论》，光生馆2009年版，第10页。
(34)以代议制为基础形成立法，作为全体国民之同意，税收法定。
(35)参见郭维真：《以公法之债解读我国社会保险税的建立——以纳税人财产权保护为视角》，《河北法学》2008年第12期。
(36)究其本质，世代契约乃是一种“第三人负担契约”同时亦是“第三人受益契约”，前者从负担角度，即以下一个世代作为债务人，当前的退休者——年金权利人是向目前工作的世代主张其权利，目前工作者日后退休，再向下一代主张权利，以此产生暂时性重分配效果(前注(25)，孙乃翊文)；后者则可从利益享受的角度，当前工作一代所缴纳之保费，乃是当前退休一代之受益，而当前退休一代之前所缴纳之保费，乃为再上一代退休之受益。其间的中介者 即是国家。
(37)See Laurence J. Kotlikoff & Scott Bums, The Coming Generational Storm: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merica' s Economic Future, MIT Press,2004, pp.6-7.
(38)See C. Eugene Steuerle & Jon M. Bakija, Social Security: The Inevitable Reform of an Imbalanced System, 62 Tax Notes, 1994, p. 1597.
老人财产托管篇7
关键词：信托;养老;创新;金融
一、引言
2013年，中国迎来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202亿人，老龄化水平超过148%。今后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年均增长1000万。205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487亿人，占总人口的348%;届时，每3人当中就会有1个60岁以上的老人。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中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是4万亿元左右，预计2030将增加至13万亿元，中国养老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商机。
与此同时，截止2014年1季度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再创高峰，达到1173万亿元;不过，增速明显放缓，冲规模的势头有所遏制。信托的挑战至少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大资管时代来临，金融机构竞争加剧，信托的牌照优势在弱化;二是利率市场化渐行渐近，信托的募资能力在下降;三是随着经济增长减速、房地产风险累积，信托项目风险也在加大;四是银监会年内99号文，监管日趋严格。各种迹象充分表明信托业转型发展到了关键时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信托参与养老市场，既是创新业务，拓展新的盈利增长点;又是转型需要，开拓蓝海市场。
具体而言，信托参与养老市场，可以从以下路径入手：
二、养老金信托
所谓养老金信托，是养老保险费作为信托资产，交给金融信托机构管理和经营，在职工退休后，能获得相应收益的一种信托形式。由英国IFSL研究报告的数据走势显示，2010年全球养老基金资产规模达到311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拥有1889万亿美元养老基金，占全球的63%。在全球养老基金中，60%以上是独立的信托资产，保险合同资产约为12%。而在我国，保险合同资产占据绝大多数，达到90%以上，养老基金资产配置明显失衡。
信托参与养老金市场，可以实现“双赢”目的。一方面，对于信托公司而言，参与养老金市场不仅获得长期低成本资金的渠道，而且能更好地发挥自己跨市场投资的优势，确保养老基金的效益。另一方面，对于投资者而言，养老基金作为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一旦交付信托，即不受信托公司和委托人财务状况恶化甚至破产的影响，从而确保养老基金的安全性。另外，投资者也能更好地享有信托理财的高收益与低风险。据悉，我国个人账户养老金由财政专户和地方银行管理，能获得收益的只有非常低的地方银行利息以及财政记账利息，以致养老金不断地缩水。
2013年4月，人社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扩大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及《关于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有关问题的通知》。自此，企业年金增加了包括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特定资产管理计划、股指期货等投资品种，为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范围以及创新型“后端集合模式”养老金产品开闸。该举措既是国内养老金行业的重大创新突破，也为信托公司参与超过4800亿元的企业年金市场破除了政策障碍。
三、信托型养老产业基金
目前，金融机构中主要是保险公司在大举进入养老产业。例如，泰康人寿打造的“泰康之家”，合众人寿在武汉建设的“合众健康谷”，中国人寿规划构建的养老社区“一南一北”格局等等。保险公司一方面将保险产品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另一方面，保险资金的低成本、长期性也与养老产业的盈利特点相吻合。
纯粹的PE投资者参与养老产业投资仍属少数案例，更多的机构处于筹备或观望状态。2010年12月，美国挚信资本（Trust Bridge Partners）宣布，对亲和源股份有限公司注资1亿元，这是国际PE机构首次投资中国的养老机构。同年6月，天津首家养老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天津鸿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挂牌，将发起、运作养老产业投资基金。
对于PE机构而言，养老产业具有吸引力，但其投资价值仍待考察。首先，老年人消费水平仍相对较低，尽管具有数万亿消费市场潜力，但短期内能够取得商业化成功的投资项目较少;其次，相比于养老产业，投资周期最长约十年的PE基金，相对而言追求的仍是短期回报，投资周期并不契合;再次，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对养老产业的定位是公益性，导致养老产业“非产业化”，难以出现商业成功的企业。此外，这一行业对政策的过度依赖，也使得作为财务投资者的PE机构难以评估其投资风险。
信托公司可以借鉴PE投资机构，通过设立产业基金的方式参与养老产业。但是，最大的困惑还是来自信托公司能否找到类似保险资金的低成本、长期资金。
四、养老物业证券化（REITs）
目前，国内养老社区建设主要是三种模式：销售、自持、销售+自持。销售模式的优点在于快速回笼资金、实现滚动开发，缺点在于必须取得土地使用权、无法享受优惠政策以及后期持续经营的稳定收益。自持模式的优点是可以通过配套用地、行政划拨等手段运用以降低土地成本、通过后期运营获得稳定收益，缺点是要求有充裕的现金、资金量占用大、回笼慢。销售+自持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取得上述两种模式的优点、在土地方面采用灵活策略，缺点是要求机构拥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开发经验以及养老机构运营能力。
其实，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可以成为养老社区建设融资的重要手段。所谓REITs，就是把流动性较低的、非证券形态的房地产投资，直接转化为资本市场上的证券资产的金融交易过程。REITs作为国际资本市场商业地产资产证券化的主流模式，是商业地产融资与退出的主流工具和平台，是上市和发行债券之外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重要形式。
养老物业证券化可以看做是REITs的一种类型。通过养老物业证券化（REITs）的方式，机构一方面可以快速回笼资金，另一方面也能保持住户的纯粹性，有利于更好地提供社区养老服务。对于投资者而言，则可以在收获每年的租金收益之外，享有物业的增值收益。
REITs在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很普遍。美国大约有300 个REITs在运作之中，管理的资产总值超过3000亿美元，而且其中有近三分之二在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在美国，REITs也是养老社区建设重要的投资商。据统计，美国2013年前十大养老社区拥有者中，有五家是REITs公司。
2009年初，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形成了REITs初步试点的总体构架，但是一直未能正式启动。国内REITs市场之所以迟迟未能发展，主要还是由于在税收、登记制度、上市交易和退出机制等方面的规则不完善，并且涉及《信托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当然，发展REITs市场，实际上是在为开发商增加新的融资渠道，有违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初衷，这也是REITs受限的原因之一。
今年5月21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启航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在深交所挂牌转让，成为我国首个交易所场内REITs。该REITs发售规模521亿元，基础资产是北京、深圳两地中信证券大厦房地产产权的两家全资子公司的全部股权，被认为是我国第一单准确意义上的股权类REITs产品。
可以预见，养老地产、保障房基于政策支持有望成为推动“中式REITs”发展的着力点。对于养老物业证券化（REITs），信托公司可以提前布局，积极参与其中，逐步由私募形式发展为公募形式。
五、信托型“以房养老”
近日，保监会公布《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确定自7月1日起，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率先开展险资以房养老的试点。其实早在2007年，北京、上海等地就已率先开启以政府为主导的“以房养老”试点。2013年，中国政府网也《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鼓励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试点。
“以房养老”模式又被称为“倒按揭”，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等国都已经推行多年。例如，在加拿大，超过62岁的老人可将居住房屋抵押给银行，贷款数额在15至30万加元之间，只要老人不搬家、不卖房，房产不变，可以一直住到享尽天年，由后人处理房产时折还贷款。美国倒按揭贷款的放款对象也是62岁以上的老年人，据统计，2009年美国65岁以上拥有房产的家庭使用倒按揭的比例为14%左右，整体上看还是处于较低水平。
从前期试点情况来看，国内以房养老开展并不理想，其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在于“以房养老”与中国人传统观念相悖。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房屋是最重要的一项财产，承担着安居和传承的重要任务，老人大都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能将住房留给子女。
信托公司介入以房养老可以立足信托自身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破题。一是设计形式灵活的房屋财产信托。老人将房产信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每月给老人一定养老金。房主可与信托公司作出形式灵活的约定：既可以约定由房主全部领取该房产评估出的金额;也可约定如果孩子孝顺，在房主去世后，该房产的剩余价值由其子女来继承。
二是针对有多套房的家庭。近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家庭多套房拥有率已达到210%，城镇地区住房空置率为224%。信托公司可以专门针对这部分客户设关产品，盘活家庭存量资产，实现以房养老。
三是有换房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很多老年人原有住所都在城镇中心，随着城市扩容速度加快，市区虽然有较好的就医、生活条件，但是环境较差，噪声、尘土污染大，其实并不适合养老。因此，好多老人希望能搬到环境优雅的城乡结合部，或者针对老年人开发的老年住区。信托公司也可以针对此类有换房养老需求的老人设计专门产品。
六、养老消费信托
所谓养老消费信托，就是指信托公司与养老服务机构联手，投资者在购买信托产品之后，不是单纯地获得现金收益，而是获得养老服务权益，或者获得部分现金收益外加养老服
务权益。信托公司在长期经营中，积累了一大批优质的高端
客户，好多客户自身就有养老服务的需求，因此，信托公司尝试开发养老消费信托产品，既是服务高端客户、增加客户粘性，又可以找到新的赢利点。
信托公司可以从两类客户入手开展养老消费信托，一类是健康活跃老人。这类老人年龄在60-75岁之间，信托公司可以联合开发商、养老运营机构、旅游公司等，为他们提供社区养老、分时度假等服务。另一类客户是80岁以上老人，这部分老人已经出现失能失智、或者半失能症状，日常生活必需得到他人护理。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老人住进完全需要护理的养老机构的平均年龄为82岁，平均入住时间为3年。针对这类客户，信托公司可以联合养老运营机构，通过设计养老产业基金等形式共同来开发其中的高端市场。
信托公司开发养老消费信托时，应该注意把控几个原则：一是突出信托的金融功能定位。养老社区建设涉及三个主要角色：投资商、开发商和运营商，信托公司更多担任的是作为投资商的金融角色。二是注意发挥信托的资源整合优势。信托公司参与养老产业，应该牵头整合开发商、运营商、客户等各类资源，在其中居于主导位置。三是养老消费信托产品应该具备投资性、流动性、服务性三个特征。产品带给客户除了投资收益与服务权益之外，还应该具备一定的流动性，可继承、可转让。四是养老产品可以涵盖投资、养老、度假以及保险等功能，以满足客户多方面的需求。五是小盘试水，逐步介入。养老市场有着广阔的市场远景，但是受到既有观念、服务商能力、政策配套等诸多因素限制，发展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信托公司一方面应该积极布局参与，另一方面也应该保持适度谨慎，防止投入与产出的不成比例。
参考文献：
[1] 陈阳，信托公司发展养老金业务的几个问题，银行家[J]2012（9）
[2] 罗梅芳，信托抢占养老市场，投资有道[J]2012（5）
[3] 路锦非，从国际养老金制度评价体系看中国养老金制度的问题及对策，华东经济管理[J]2012（3）
老人财产托管篇8
(一)基金管理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理基础
依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6条、第7条与第100条的规定,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对其固有财产与基金财产分别设立账户,固有财产与基金财产是独立的,它们在承担责任时要用自己独立的财产来承担,这也对于基金持有人追究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奠定了经济基础。根据所违反的义务性质不同,民事责任可分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前面已经分析过,证券投资基金合同只存在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三方当事人。基金经理作为基金管理人的雇员,不是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因此,由于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经理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故无法通过违约责任直接要求基金经理作出民事赔偿。基金管理人因基金合同当然对基金持有人负有信赖义务,那么,基金管理人是否因基金经理的“老鼠仓”行为违反了其所应承担的信赖义务?这里涉及两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基金经理的“老鼠仓”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范围以及基金管理人的信赖义务是否包含对基金经理“老鼠仓”行为的管理义务。笔者认为,判断雇员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范围的标准应该是该雇员的行为与雇主所命令执行的职务是否具有通常的合理的相关联,即属于职务范围的事项与雇主所命令办理事务具有内在关联,雇主可以预见,并且可以事先加以预防,雇主责任之损失可以计算在企业的商品、服务的成本之内并在整个企业之内而分散。③因此,雇员在执行雇佣事务时,借助执行雇佣事务的机会,为获得不法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并且雇主通常也可以预见雇员的这些不当行为,并可以事先加以防范,通过计算其可能的损害,然后将其内化为企业成本的雇员行为,虽然其动机是出于个人私利,但当其行为与执行雇佣事务有内在关联的,仍然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执行雇佣事务范围。王泽鉴先生也有类似观点:决定职务范围系属价值判断,含有政策上之考虑,不能纯从外表上加以认定。④即凡是雇员的与雇主所指示的事务具有通常合理的内在关联的行为,均可认定为执行职务的行为。通过以上分析,要确定基金经理的“老鼠仓”行为属于职务范畴,就要分析其行为是否与其职务存在内在的关联。基金经理是一种特殊的关联人士,已事实上处于受托人地位。通过对基金管理人内部投资决策的程序的分析,基金经理知悉基金资产的流向而处于强势地位。基金经理人员的“老鼠仓”不法交易行为也正是利用了其执行职务时获得的内部信息,其不法行为显然与其所执行的职务具有内在的关联,且企业也可以将这种行为的责任内化于经营成本。因此,基金经理人从事的“老鼠仓”不法行为应属于职务范围内的行为。要保证基金经理依法为基金持有人利益管理运作基金财产,切实履行好职责,需要有一个法律赔偿机制来实现矫正正义。由于基金立法的主要宗旨是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保护,这必然要求基金立法以公平正义为其价值取向。在通常的法律手段难以提供对上述不正当行为的解决办法时,信赖关系法提供了信赖义务的约束和控制办法。信赖义务所要求的特定责任针对的是本人和信赖义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信赖法律制度关注的重点是被授权一方可能利用他们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和控制谋求自身的利益,并对受托人的机会主义自利行为做出调整。因此,信赖义务可被理解为解决防止不正当行为的一系列特定的规则。基金管理人所负有的信赖义务可分为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所规定的注意义务主要集中于基金管理人投资过程中的基金财产安全,它针对的是基金管理人决策过程中的安全,而忽视基金运行中的管理安全,这对于保护基金财产的安全显然是不够的,正是因为基金管理人安全管理的缺失导致了基金经理人肆无忌惮地建立“老鼠仓”以攫取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英国信托法认为,受托人必须以勤勉的态度和适当的行为来履行信托义务,必须以处理自己的事务时所持相同的谨慎态度来处理信托事务。美国信托法也认为,受托人必须是一个诚实信用并拥有符合信托管理之要求的高标准的操行人,他必须以公正、正当、诚实、最大程度的善意、健全的判断力和高度谨慎的态度来从事信托管理等事务。⑤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规定受托人应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处理信托事务”,善良管理人标准并不是指受托人在处理信托事务时应当达到处理自己事务同等的注意程度,而是指受托人在处理信托事务时必须达到其从事的职业所应该达到的注意程度。以公司法作为比较对象,董事、高管因其实际经营公司而对公司和股东产生注意义务。依次类推,也应将经营管理基金的管理人员即基金经理纳人基金管理人注意义务的范围,这也是信赖义务之注意义务的应有之义。前已分析,既然基金经理的“老鼠仓”行为属于职务范畴,那么,基金管理人在履行职务时对于可能发生的“老鼠仓”不法交易行为应当具有预见性,将这种行为的不利后果内化为企业成本,并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防范基金经理的“老鼠仓”不法行为,而基金管理人在此过程中没有尽到注意义务,违反了基金合同中所约定的信赖义务,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基金管理人应负有违约责任。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依据信托法的基本要求,托管人受人之托,应该保护持有人利益。从进一步保护持有人利益、提高违法成本、强化托管人义务的角度看,应当支持持有人要求托管人行使追偿权,将“老鼠仓”的违法所得归人基金。应进一步扩大《信托法》的适用范围,确认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背信的从业人员对受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基金托管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
基金托管人是否对基金经理“老鼠仓”不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呢?根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83条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因共同行为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投资者造成损害时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基金托管人在基金经理的“老鼠仓”不法行为中没有尽到信赖义务仍然要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分析,基金份额持有人所追究的民事责任人应包括:(1)基金管理人;(2)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基金经理从事“老鼠仓”行为而不告知,或在监管上存在过失的基金托管人。三、证券投资基金“老鼠仓”行为与损害通过前面分析,本人认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因基金经理的“老鼠仓”行为承担的民事责任属于违约责任。但基金管理人的“老鼠仓”行为一定会给基金财产或基金持有人带来损害吗?证监会在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给予了肯定回答:首先,基金经理私建“老鼠仓”先于基金买入同一公司股票的证券交易行为客观上会对相关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不利的影响,可能会提高该股票的市场价格,增加该基金的投资成本,从而损害基金财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其次,基金经理的背信行为将会损害本基金及基金管理人的声誉,使该基金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对相关基金及基金管理人丧失信赖和信心,进而对该基金的长期运作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造成损害。证监会的第一个理由不太有说服力,因为仅凭基金经理个人或其利害关系人所投人的几百万元(至少目前所查处的案例如此),就能影响到证券市场股票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基金公司之后投资该股票的成本,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证监会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当属第二个理由。对投资者而言,基金经理的“老鼠仓”行为是利用了其知悉证券资金流向和时机的信息,在基金资金未注人前先在低位建仓,待基金资金注人后将某证券价格拉升后再抛售。在熊市的情况下,投资者甚至会被套牢,使他们丧失本应享有的机会,因而会严重打击一般投资者的信心,产生自己的投资收益被基金经理侵蚀的信念,从而对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人丧失信心,进而对整个证券投资市场丧失信心。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统计数据,2007年5月11日,新增基金开户数为362940户,但随着“老鼠仓”事件的相关信息不断披露,开户数出现“跳水”。5月巧日,仅仅相隔四天时间,开户数急剧下降到47037户,5月16日上投摩根基金公司宣布开除唐建,该日新增基金开户数也达到了4月27日以来的新低,当天只有42328户。⑥这表明,广大基民在“老鼠仓”事件发生后,会采取极端的应对方式—用脚投票,纷纷退出基金业。一旦基金份额持有人或潜在投资者获知某基金公司存在“老鼠仓”,知悉其内部管理非常混乱,随后的结果就是投资者对该基金公司丧失信心,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将会大量的抛售其所持有的该公司基金份额,同时大量的潜在投资者在长时期内不会购买该公司基金,在一系列冲击下,仍持有该基金公司基金的持有人现有的基金份额将严重缩水,造成基金财产巨大损失,最终损害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二、基金财产损害的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