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资经营模式范文

农资经营模式篇1

【关键词】化肥；营销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探讨背景

上世纪80年代，国务院确定供销社农资系统为农资专营单位，农资商品从上至下需经历七层转调，一层一层往下调拨，这一经营模式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当时农资商品处于极端供不应求的状态，需要一个组织来分配调节农资商品。

“一主二辅”是有限度的开放，是半开放式的农资经营模式。这一时期，我国的农资商品已从原来的极度匮乏转为供求相对平衡，农资商品的流通已不是“调拨”而是经营了，也就是说农资企业开始要独自承担经营风险。

于是，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国各地不少农资公司、基层供销社农资商店终因经营不善纷纷倒闭或停止营业。当中有原农资公司的部分干部、职工下岗或停薪留职，开始挂靠经营农资；同时，农业部门一部分农技人员也开始下海经营农资；此外，还有从田间走出来的一部分农民也加入了农资经营这个行业；再加上原有农资公司的人员，这四大部分成员组成了当前农资经营的主体。

现在的农资流通路径是生产厂家经销商零售商使用者（农民）四个层次。在此模式下，农资经营企业间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服务也上升到了一个新水平--送货上门；农资商品也从原来只经营几十个常规品种发展到新小品种上千个，新小品种从引进推广到畅销的过程大大缩短，商品的异常丰富基本满足了农业生产的需求。

大体而言，在封闭和半开放的农资经营模式中，零售商均处在流通链条的最后一层，承担着直接为广大使用者（农民）服务的重任。尤其是在半开放状态下的农资经营模式中，零售商是各个农资经销商追宠的对象。

二、未来农资经营模式

那么，未来的农资经营模式将是什么样的呢？

1.农资经营渠道的开放。2008年12月24日，国务院研究部署保障化肥生产供应，促进化肥行业改革发展措施，其中第四条是推进化肥流通体制改革，允许各类投资者进入化肥流通领域，鼓励和扶持发展大型化肥流通企业，此举意味着化肥流通渠道已经放开。

2.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在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广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各地方政府出台政策扶植土地流转。可以预见这一重大政策的出台，将改变一家一户的小农耕种模式，使中国农业逐步走向规模化、现代化之路。

3.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蓬勃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那么未来将由谁种田？

随着国家农业政策的调整和各种大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预见到未来种田人将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

1.用资本种田，办农业类公司。即其他行业的资本流向农业，办成农业类公司，将一家一户的土地集中起来耕种，达到上万亩的规模，并改良土壤、品种等，进行工厂化耕作，产品销售等商业化、市场化之路。

2.农民专业合作社。即一家一户的土地加入合作社进行专业化、产业化耕作。

3.种植大户。各类种植大户经过数年的努力，积累了资金、技术、经验，种植面积由原来的几十亩扩大到上千亩，种植规模逐步扩大。

粮农业和商品农业如何发展？以一家一户为耕作单位的不少是口粮农业，尤其是江南地区人多地少，经济发达，大部分农民已在乡镇企业上班，其种田的目的是解决自身的口粮问题，特征是：（1）不太关注高产程度，因为他们是以解决自家口粮为目的，没必要大幅增产，自己够吃就行，何况增加产量也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2）追求食品安全，尽量少用化肥农药。

而相比之下，商品农业就不同了，其追求的不仅是品质、安全，更重要的是产量和效益，要提高产量就必须大量投入农资产品，要提高效益又必须把农资产品的成本压到最低，这就迫使他们向县或市级大经销商规模采购。

农资经营模式必将改变，种田主体的改变，势必引发农资经营模式的改变。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要有零售商？零售商的存在是与一家一户的种田模式相适应的，一个村几十户、上百户，一个乡镇上万农户，必然需要几个农资零售商共同承担经营任务。针对这种现实情况，经销商（批发商）直接将农资产品卖到农民手中是不可能的。

当前，随着土地流转的加快，土地集中度提高，一个村或几个村的土地由一个农业类公司耕种，如此以来农资供应对象的数量将大为减少，一个乡镇的农资用户将缩小到几个或十几个。农业类公司商品意识强，为减少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其会选择自己采购，跳过零售商直接到县或市里找大的经销商谈价格，谈服务，谈条件，从而跳过零售商层面直接与经销商建立长久供货关系。与之对应，随着土地集中度的提高和终端用户数量的相对减少，经销商直接配送终端也就有了可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样发展下去，零售商将淡出历史舞台，未来的农资经营模式将转变为：生产厂家经销商使用者（农业类公司、农民合作社、种植大户等），并且是开放的、充满竞争的经营模式。

未来模式下的农资经营方式细节怎样，目前我们还很难预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技术指导在农资经营中将特别重要。

试想，农业类公司为什么要你的产品？农资商品效果大多相差无几，服务配送也都能做到，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答案就是技术指导决定购买行为。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中医药堂早已有之，我们到中医药堂去看病抓药，首先是坐堂郎中看病开方，然后再去抓药。若其中有一味药没有，再到郎中处改方。未来模式下的农资经营方式与中医药堂看病抓药这个流程是一样的，也需要有“老中医”坐堂，这就需要吸纳高级农艺师、技术专家等加入到农资经营中来，提高农资企业的号召力和竞争力。

农资经营模式篇2

关键词：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模式BT模式

Abstract：This article firstly proposes the significance of innovating investment operational model of rural infrastructure，then does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and the reasons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China.Finally，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rural areas and the method of the urban infrastructure，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in building a stable government financial input accumulation mechanism，at the same time，implementing BT model，PPP model，the model of “one project one discussion ” on financing money and labor，the franchise rights and management model，and so on，the persified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 model of the rural infrastructure.

Keywords: Countryside infrastructureInvestment operational model of rural BT pattern

1.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模式的重要意义

1.1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模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前提，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一个基本的保证。2004年以来，党中央连续出台了6个中央“一号文件”，谋求解决“三农”问题，我国的农村改革已进入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的新阶段。我国是一个拥有八亿多农民的大国，要使我国人民真正的富裕和国家强大起来，就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模式，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2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模式将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农村基础设施作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基础性物质条件，与经济产出一般保持着同步增长，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基础设施存量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会增长1%。在社会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过程中，农村基础设施起着十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没有农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和社会的现代化，社会就不可能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的持续增长［1］。在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前提下，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模式，使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将会引起成倍数的农村生产能力的增加，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进而使农民增加收入，与此同时，提高了农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良好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也能节约农民的交易费用，扩大分工网络，最终实现农村经济内生地增长。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注重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忽视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实现、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鲜祖德（2006）披露：全国有一半的行政村还没有通自来水；60％农民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7000万户农民住房需要改善；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2％村还没有通电；6％的村还没有通电话；1％的乡镇没有卫生院；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等。当前，困扰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主要是资金不足和效率低下，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与需求巨大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缺乏有效的投资运营模式。因此，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在借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做法的基础上，建立和创新适合我国市场化、社会化和多样化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模式迫在眉睫。

2.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模式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正确指导下，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实现小康生活的目标，各级政府积极贯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努力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财政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2003～2007年，中央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达15060亿元，相当于前10年(1993～2002年)的总和［2］。千百万农民开始喝上放心水，走上平坦路，用上便宜电，烧上清洁气。全国农村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和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等工程，使农村的办学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设施建设，方便广大农民群众看病就医。乡镇文化站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工程的顺利实施，不断增强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然而，长期以来受传统的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再加上农业自身积累能力弱，当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现状并不乐观，基础设施建设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在大多数农村地区，道路条件相对于城市还很恶劣；教育设施落后；农田基础设施、农村通信设施等均严重不足。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总量不足、结构失横、老化严重，这与我国农村拥有八亿农民和承载着全国近70%人口的现实极不相称。

2.1生产性基础设施支撑力薄弱。农田水利改建扩建、生态环境治理、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难以有效展开，大部分生产性基础设施普遍存在设施老化，新建和更新改造投资严重不足；许多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普遍存在着前期工作跟不上、工程管理制度及建后管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生态家园文明新村建设覆盖面很低，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依然任重而道远。现有的生产性基础设施不能有效支撑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服务性基础设施执行力软弱。我国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设施基础差、范围广、规模大，投入仍明显不足。在教育方面，校舍、师资等教育资源超负荷运行，失学率依然较高。2003年，我国对义务教育的总投入只占当年GDP(117251.90亿元)的1.54%。在医疗卫生方面，疾病预防救治体系不完善、卫生保健水平低。一些乡镇医院医疗设备陈旧，医疗卫生人员技术水平有限，很难应对突发的公共疫情。2002年我国平均每个乡镇拥有的卫生院数只有1.2个；平均每15个村才拥有一个乡镇卫生院，农村每千人拥有的病床只有0.79张，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2.9％和36.1％。2003年，城市人均卫生总费用为110819元，农村为27417元，前者是后者的4倍［3］。

2.3社会性基础设施安全力脆弱。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因没有建立健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无公害食品和优质专用农产品生产的科技推广体系、信息服务体系、病虫害防治体系及监测检测体系，而导致农产品的环保、消费安全标准难以保证，不能适应发展订单农业特别是出口创汇农业的需要。农业科研机构、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经费短缺的现象非常普遍。同时，执法体系、文化服务机构建设等也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

3.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模式存在问题的原因

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与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基础条件差、投资风险较高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成型的投资运营模式。投资运营模式不仅关系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还决定了资金来源。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方式主要有：政府直接投资，无偿提供方式；政府直接投资，非商业性经营方式；财政投融资方式；建设—经营—转让投资方式，即BOT方式。而我国投资主体结构比较单一，缺乏多元化投资，对基础设施主要采取政府垄断型体制模式，它主要存在以下三个弊端：

3.1投资运营模式非产业化。非产业化是传统的政府垄断体制模式的主要特征，导致了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缺乏均衡机制。它首先割断了基础设施部门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联系，从而缺乏经济效益目标；其次剥夺了基础设施内部积累自我发展的权利，与之相应的无偿提供和低价格政策，加重依赖于政府行为和财力供给能力。这种管理模式很难将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融合到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的轨迹上，形成均衡能动机制。

3.2投资运营模式非市场化。非市场化也是政府垄断体制模式的特征，它导致了价格机制失效和投融资渠道难以拓展。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的供给价格方面，在基础设施中有相当一部分实行无偿使用，如大多数地区的道路、桥梁等。其次体现在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严格管制上，政府担心企业尤其是外商通过对基础设施投资，垄断基础设施而操纵国计民生，不利国家安定和经济发展。

3.3投资运营模式非社会化。非社会化也是政府垄断体制模式的特征，它导致了政企不分以及缺乏内部约束机制和管理效率。由于所有者的单一性、投资经营垄断性对主体竞争的扼杀，导致投资经营效率低下和建设质量低劣。因此，为了改变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与短缺的现状，弥补财政投资不足、渠道单一、运行低效等问题，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模式迫在眉睫。

4.创新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模式

在许多城市和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不断创新、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支持下，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也受到激励，不断出现新的发展趋势。然而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没有成型的投资运营模式，但我们可以借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和经验教训。建立一个多元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农村投资运营模式将是增加供给总量、弥补财政资金不足、提高运行效益、改变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与短缺的现状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最有效方式。

4.1政府主导投资——项目管理人建设经营模式。根据农村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对于部分具有明显公共产品性质、外溢性很大以及无收费机制和资金流入的农村基础设施应由各级政府提供，并纳入财政渠道［4］。鉴于农村基础设施的特殊属性，部分在城市中可以由个人或企业来提供的基础设施，在农村也必须由政府来提供，并按政府管理模式运作，辅以税费加以保障，其权益也归政府所有。

实践证明：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等微观经济活动，市场机制比政府更为有效率，政府组织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对项目进行动态和全程的投资管理。所以对于该类基础设施可以由政府直接投资，却不必直接参与建设和经营，实行BT模式。所谓BT模式（BuildTransfer）是指政府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选择现有企业法人作为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法人代表，然后政府与该项目法人签订项目建设管理合同，明确项目法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并利用管理合同建立一套对项目法人的激励、约束和监督机制的一种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模式。BT模式有利于投资控制，减少建设管理费用支出，避免挤占挪用建设资金和减少招投标决策上的失误，适用于大型的防洪防涝工程、水土流失等财务收益效果不明显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4.2特许经营权管理模式。特许经营方式是一种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形式，能够有效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民间和外资介入问题，并提高这些项目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从而带动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整体竞争力上升，有力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进程。

4.2.1BOT模式。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移交模式，是一种特许经营权经营管理，这种模式是80年代在国外兴起的一种依靠私人资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融资和建造的项目管理方式。农村基础设施实行BOT运营模式，不仅可以有效地筹集国内外资金，缓解由于政府资金不足而对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形成的制约；而且有利于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提高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质量和经营效率。但BOT模式只适用于一些盈利性较强、能够对使用收费的大项目，如农村电网、通信等工程建设。

4.2.2TOT模式。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即移交—经营—移交，是为了克服BOT的局限性而衍生出来的一种运营模式，指政府将已经建成投产运营的基础设施项目移交给受特许人进行一定期限的经营；政府凭借所移交的基础设施项目未来若干年的收益，一次性地从企业融得资金，再将这笔资金用于新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当经营期届满时，项目公司再将项目无偿移交给政府。与BOT相比，采用TOT模式投资者购买的是已经投入运营的基础设施资产的经营权，从而规避了基础设施的建设风险。相比之下，TOT模式对民间资本更具有吸引力，筹资更容易。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实践中已有不少这方面的尝试，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借鉴。

4.3“公私部门伙伴关系”模式。“公私部门伙伴关系”(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即PPP 模式，由英国的Reymont（1992)最先创立，它是指公共部门通过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种合作模式［5］。该模式支持政府与私营部门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以“契约约束机制”督促私营部门按政府规定的质量标准进行公共品生产，政府则根据私营部门的供给质量分期支付服务费。PPP 模式的实质是以双赢为合作理念，通过合作公私部门实现共享投资收益、共担投资风险和社会责任。

目前我国近几年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中也开始运用，PPP 模式同样适用于具有混合公共品性质的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对于正外部性较弱的农村基础设施，如农村供水和小型水利设施等，可选择特许经营PPP 模式，由政府将垄断经营权授予某私营部门，让他在政府的价格管制下负责该领域的建设、营运和提供服务；对于正外部性较强的农村基础设施，如农村义务教育、社会保险和农业信息技术推广等，可选用合同承包的PPP 模式，由政府出资将该项目中的一项或几项承包给私营部门建设和管理。

4.4“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模式。由于部分农村基础设施直接为一定社区内的农民服务的，国家不可能全部包办，应考虑推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模式，由社区内的农民承担一部分费用。所谓“一事一议”是指对村内农田水利建设、修建村级道路与桥梁等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资金或劳务，遵循群众受益、民主决策、财务公开的原则，由村民大会民主讨论决定，由村民委员会负责管理使用的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管理模式［6］。“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方式，使村民自治从民主选权扩展到经济决策，在充分考虑村民偏好的情况下，又考虑村民的收入预算约束，对于弥补财政资金投资农村基础设施的不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和村务公开、民主议事制度，采取财政贴息、项目补助等办法，引导农民自愿出资出劳，逐步建立起以农民“一事一议”为基础、以国家财政支持为引导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模式。

4.5私人“投资——建设——经营”一体化模式。对于一部分具有较强竞争性和排他性、有收费机制和稳定的现金流入的基础设施，可以借鉴私人产品的投资运营模式。投资主体可以是国营企业，也可以是民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等），通过公平公开的竞争，其融资、建设及经营均由投资方自行决策，所享受的权益也理应归投资方所有。当然，鉴于农村基础设施所具有的特殊经济属性，政府应对整个运营过程进行监督控制，并给予适当的补贴或政策优惠。

4.5.1BLO模式。BLO（Build——Leasing——Operate）即私人建设—政府租赁—私人经营，政府将规划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权通过特许协议交给私人部门开发，由私人部门进行融资建设，然后政府租赁该投产的特许项目，通过特许权协议安排，政府将所租赁的项目委托私人部门运营［7］。在BLO融资方式中，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项目投产后，政府租赁有助于解决私人部门不愿意经营的问题；通过第二次特许权协议安排，委托私人部门运营，可以避免政府经营的低效率问题。BLO项目可以使政府无需大量投入资金，便可起到经营杠杆作用，达到对基础设施产业的调控目标，适用于大型的、使用费偏低、资金回报率较低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如农村排污、垃圾处理等设施。

4.5.2BOO模式。BOO（Build——Own——Operate）即私人建设——私人拥有——私人运营模式。在该模式下，私人企业依据特许权投资建设某项基础设施，并拥有该项设施，对其进行永久性经营。当然特许权的获得也不是无条件的，它必须接受政府在定价和运营方面的种种管制。长期所有权为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提供了重要的财政上的激励。

4.6基金管理运营模式。基金投资运营模式是指通过建立投资基金，组建各类基金机构，制定基金的投资经营策略并组织实施，选择并委托基金投资托管人对基金资产进行投资运作和托管，并对投资运作和托管情况进行检查，在规定的范围内对基金资产进行直接投资运作。基金托管人都是专业的人才，因此在项目的建设、经营和管理能达到安全、高效的运行。例如，交通、能源等行业可迅速组建自己的基金机构，还可向国内外广泛筹集资金。由于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一般投资巨大，中小投资者很难单独参与，成立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将愿意投向这一行业的中小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再由资金管理机构按照章程和董事会的决定将资金投向建设项目进行经营。

参考文献

［1］张锋.郊区型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问题探讨［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2］孔祥智.中国三农前景报告［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1）

［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从绩效出发确保农村公共产品高效供给 ［J］.经济研究参考，2008，(3)

［4］何寿奎.基础设施建设BT模式投资建设招标管理探讨［J］.建筑经济，2005，（4）

［5］贾康、孙杰.社会主义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应积极探索新管理模式—PPP［J］.经济学动态，2006，（10）

［6］姜坤先、杨官保、高通金.完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J］.江苏农村经济，2006，(2)

农资经营模式篇3

1.1联合协作经营型

联合协作经营型是现代型农业经营模式由初级形态向中级形态的过渡形态，其协作方式主要有“公司加农户”和“中介组织加农户”2种类型。协作双方以契约、合约为合作纽带，如公司向农户提供一定的生产资料、技术，或中介组织向农户提供市场信息、销售网络等等，农户则直接作用于土地。该种经营模式以优势互补为前提，分工明确，各自获得相应的比较收益。

1.2股份合作经营

股份合作经营型是现代农业经营制度的中级形态，被广泛的运用于农村的农业经营中。其采用投资者（农户）以入股的方式共同生产经营，除资金以外，土地、生产技术等生产要素也可以入股。该种经营模式真正地实现了农民当家作主，不仅能够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且还能够广泛地吸收外来技术和资本，提高生产效率。

1.3现代股份公司经营型

现代股份公司经营型是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的高级形态，具有现代企业组织的典型特征，如企业法人化、独立经纪人地位等等。该种经营模式更注重科学、高效的农业发展方式，以调整农业结构、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培育新品种等手段来提高利润。

1.4农科工贸现代一体化经营

农科工贸现代一体化经营是现代农业经营模式中的超高级形态，以产权和合约为纽带，实现“农、科、工、贸”一体化，避免衔接环节过多而产生的效率低下的情况，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其通常是由涉农的“农、科、工、贸”集团联合经营，以“强强联手”的形式垄断市场。

2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创新

自土地承包制实施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随着耕地资源的不断减少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成为近年来政府工作的重心。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经营、企业化经营是深化我国当今农业经营模式的主要目标。

2.1加快农地流转，积极发展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和服务社会化

引导农民自发联合，将分散的土地集聚起来，由农业专业大户带领农户经营，通过统一布局、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形式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整合，实现“1+1>2”的效果，达到共同致富的目的。鼓励农民开展生产联合，以入股的形式参与到合作生产中来，如向合作社提供一定的生产技术、有效的市场信息等，通过分红利的方式分发农民的既得利益。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农业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不仅能够增强对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还能够形成优势产业，带动整个乡镇的发展。在确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农业企业化，充分地挖掘其经济效益。以完善市场机制为目标，建立准确、及时的市场信息传递机制，从而拓宽农产信息渠道，实现农业向高度商品化转变。企业化的经营模式引进了现代企业制度，进而打破了以家庭为组织单位的经营模式，不仅能够提高生产的效益，还可以有效地强化农民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科技意识。

2.2强化科技推广和人才培养

引进现代管理科学和农业科学技术手段，适当借鉴国外的耕作制度和经营理念，以寻求最有效的生产经营方式，如澳大利亚的轮耕套作制度，可以有效地保持土壤的肥力；美国高度发达的机械化农业等等。以技术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点，促进我国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型升级，实现农业生产工业化、市场化。国家要注重培养农业人才，鼓励大学生下基层、下农村。要在农村积极开展农民培训活动，提升农民的生产水平和素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3结束语

构建生态型、增收型农业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的主要发展目标。从家庭业主经营模式到农业一体化经营模式，现代农业经营形态趋向专业化、规模化，逐渐走向成熟。农业技术参与到土地资源、劳动力以及资金的管理中，使得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合理、生产要素间的流动更加顺畅。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箭在弦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创新的重中之重，科技推广和人才培养是农业经营模式改革的强大动力和推动力，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和土地经营规模报酬。

农资经营模式篇4

一是积极引导，构建农资连锁经营网络。以供销系统“新网工程”为依托，大力培育发展“三农”服务农资连锁经营模式；以龙头农资销售企业为依托，培育“企业＋农户（会员）＋订单农业”农资连锁经营模式；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培育集约化配送农资连锁经营模式；以邮政物流为依托，培育发展“邮政三农”农资物流配送经营模式；逐步形成四种农资连锁经营模式为主、其它渠道连锁经营并存、公平竞争、相互促进的农资市场安全流通格局。

二是简化手续，规范农资连锁经营行为。在县行政服务大厅和各工商所设立专门窗口，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登记手续，对申办农资连锁经营的，优先受理、核准、发照；对农资连锁企业设立的配送中心和门店，只要持有总部的相关文件和登记材料，即可直接到所在地工商所申请办理登记手续。同时发挥服务职能，指导和帮助农资连锁企业建立统一店面标志、统一配送方式、统一销售价格、统一营销策略、统一质量监督、统一制度规范的“六统一”经营管理模式，进一步推动农资连锁经营向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三是健全制度，促进农资连锁经营有序发展。严格溯源管理，对在县内设立连锁经营的农资总部销售的农资商品，按照不同生产厂家，根据生产批次持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产品质量合格证书、质量检验报告、生产经营许可证等有效证件实行备案登记。加强连锁经营制度的管理，建立健全进货索证索票、进销货台账、向消费者提供销售凭证、不合格商品退市、召回等制度，切实履行农资质量安全第一人责任。建立农资经营信用保证体系，对农资连锁企业实施信用分类监管，引导其诚信、守法经营；

四是强化监管，保护农资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大农资市场巡查监管力度，认真清查农资连锁经营主体，对不符合经营条件的坚决停止其经营活动，对违章违法行为的，除依法查处外，责令其退出连锁经营，严把农资市场主体准入关。加强农资质量抽查，把农资质量是否过关作为考核连锁经营的首要条件，实行按批次进行质量抽查的办法，提高检测的频次，确保农资质量，维护连锁经营信誉。以各级消费者协会为依托，进一步建立完善12315申（投）诉联络站、消费者申诉举报站，充分发挥“一会两站”的投诉举报网络作用，方便农资消费者投诉。

农资经营模式篇5

论文摘要：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 现代 化、产业化的必然抉择。而土地规模经营关系农民的生活保障和权益保护，在实施土地规模经营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和 科学 的方法。

一、实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必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推进

3.有偿原则。

发展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坚持有偿原则。有偿就是通过转包费或者租金的形式保障农民转让土地经营权过程中的利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障了农民土地经营权。通过经营权，农民享有合法的土地收益权，包括直接经营土地的收益，也包括流转土地的收益。依法征收 农村 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土地经营权保障了农民的生存权利，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仅要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还要使农民获得更多的收益。农村土地流转一是农民能获得比自己经营更多的利益;二是通过合理流转实现规模经营，从而增产增收。农民只有在得到比转让土地经营权之前更大收益的时候，才能更加主动转让土地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无偿占有或剥夺农民的土地经营权。

三、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模式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允许农民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但“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损坏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1.允许农民转包或出租自己的土地经营权，向种粮大户、种田能手或农业公司集中，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多都是包干到户的小规模家庭承包经营模式，地权的分散、细碎保证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长期不变的政策，又使这种经营权相对稳定，农民得到实惠，是真正的受益者.但这种经营模式，造成土地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同时严重限制了土地的合理高效使用。

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必须将分散的小规模的土地集中起来，发展规模经营。其一，转包。农民将承包集体土地的经营权转包出去，收取转包差额费。其二，出租。农民将土地的经营权出租出去，收取租金。其三，转让。农民通过收取一定的转让费，将土地经营权转让出去。这样，促使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向种田大户、种田能手或农业公司流转。将分散的土地经营权集中到一起，由种田大户、种田能手或农业公司进行统一的规模经营。长期不变的经营权为出租、转包和转让创造了条件。

2一按照民主、自愿的原则和民办、民营、民受益的方针，允许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这些形式概括为“农户联合与合作”，“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第一，鼓励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劳动力、技术、资金、劳动工具等人股，成立农村股份合作社。农村股份合作社是建立在农户自愿互助的基础_l，是以实现农民共同 经济 利益为前提的.它是农民共同经营土地的有效形式。农户通过人股参与经营和分配，并且可以按股分红。

第二，强化农户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为一r使自己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料得到合理的利用，农户之间可在利益共存的原则下，进行联合与合作，保证各种农业生产资料的潜能都得到发挥，形成合作优势。通过合作发展规模经营，既能发挥土地的最大能力，也能为农业 现代 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农资经营模式篇6

关键词：低碳经济；农作模式；创新

随着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家庭收入的不断提高以及生活条件的持续改善，崇尚科学集约、讲求环保清洁的低碳发展理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农村虽然较迟缓，但也稳固确立。而农业作为维持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来源，其低碳化运营程度的高低，则无疑能够直接影响农村经济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由高耗能向低碳化的转化实效。近年以来，得益于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绿色农业的流行，各种基于低碳发展理念的新型农作模式开始纷纷涌现，例如谷物与果蔬的立体化种植、禽畜与水产的生物有机饲养、林木加工与畜牧产品的一体化经营等等，都得到了较快的认可与应用，推动了种植业、养殖业、林业、渔业、牧业、副业等主要农业生产类型的运作革新。而通过农作模式的更新，则可以引入更为集约、高效的生产与经营方式，促使民众形成低碳发展理念，加强农村各类资源的循环利用，所以也有效降低了能源消耗与成本投入，推动了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普及，并可以确保农村社会保持可持续高效发展的势头。因此，在低碳经济发展思潮的推动之下，农作模式的创新则成为了农业生产与经营方式变革的主流趋势，并使得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养殖业等主要农业生产形式的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均实现了显著提升。［1］而由于农村整体生产力的落后性、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化以及认知理念的单一性，在时下的广大农村，对于农作模式的变革仍方兴而未艾，尚未形成规模。其中，规范引导的缺失、宣传手段的僵化、运营趋同性的普遍、地方政府的发展观念的短期性，使得盲目性的粗放经营依旧占据很大比重，导致了资源浪费、能耗增加，加之市场竞争混乱、实际收益不佳以及扶持政策的有待完善，严重制约了农作模式的创新，继而也制约了农村社会低碳化发展的推进。所以，如何调整发展观念、加快制度革新，大力推动农作模式的创新，也就成为推进农村经济朝低碳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农作模式的创新对于农村低碳经济发展的推进作用

（一）经营途径更为集约、高效，有效降低了能源消耗与成本投入

尽管机械化耕种、密集型养殖、定制式林牧经营等现代化的农作模式已经在当下的农村得到了广泛推进，然而自给式、自营性的运作方式仍占很大比重。尤其是在中西部农村，其开展各类农业生产所需的能源，主要局限于碳含量高、环境破坏力大的传统能源，对于风力与光伏发电、循环微生物沼气等低碳新能源的认知与利用都比较有限。经营方式又都集中在小规模的订单生产，对于市场的反馈、跟进比较滞后，同时集约性也较低，故难以有效推进农村经济进行低碳化转型。［2］而通过对既有的农作模式进行创新，引入立体化种植、生物有机养殖、林牧一体化经营等新型模式，就可以逐步引导分散性的自给式经营实现规模化、市场化、产业化，充分发挥农业对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基础供给效用，并通过效率提升、营收增加，去有效改善经营者的生活水平，带动其他农户、企业参与到新型农作之中。此外，农作模式的更新，也引入了更为科学的能源供给方式，使得农业生产不再完全依赖煤炭、石油、天然气、水泥等高能耗资源，有效遏制了对废气、废水、废料等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加之生产方式的轻量化，也不再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人力，这也自然减少了前期的投入，优化了成本控制，为农村经济的低碳化良性发展创造了积极的外部条件。

（二）促使民众形成低碳发展理念，推动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普及

农村自然环境恶劣、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物质供给也相对匮乏。所以，尽可能利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生存、生活所需，就成为了农村民众最为直接，且最为根本的诉求，这也使得单一性、封闭式的发展理念始终占据农村社会文化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上，为了保证快产出、高产量、快营收，农村民众普遍都会盲目追求各种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压缩饲养、养殖以及生产时间。在谷物、油料、肉类、瓜果、蔬菜、竹木料等农副产品的加工环节上，又大多采用价格低廉、化学成分较高的塑料、纸张进行包装。而在日常生活之中，农村民众也乐于使用大功率、高亮度的电子产品，对于水、电的消费不加节制，偏爱煤炭、油气等传统能源。这都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性影响，使得低碳化经济的推进遭遇了很大的阻力。而借助农作模式的更新，高效利用之前相对松散的生产资料，增加其谋生途径与家庭收入，节省各类生活成本，促使其充分认识到新型农作模式的切实益处。这就能够逐步扭转农村民众较为落后、粗放的发展观念，使得环保、集约、清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得以被了解与接纳，从而为农村经济的低碳化发展夯实群众基础。［3］

（三）加强农村各类资源的循环利用，确保社会的可持续高效发展

与经济相对发达的城乡相比，农村的优势在于拥有数量巨大、商业开发价值很高的各类原料，尤其是发展大规模种植业、林牧业、水产养殖业及副业所需的土地、林木、草料、水源等自然资源。加之庞大的劳动力与旺盛的市场需求。所以，农业所具备的经济发展潜力与前景无疑是颇为强劲、广阔的。然而由于农业运作模式的粗放性，一次性大投入、高产量、快产出、多收益的运营流程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大量原材料的严重浪费甚至枯竭，难以有效控制废气、废水以及废料的排放，破坏了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并因为集约化的缺失与不足，难以使得农业运作加快低碳化的转型与升级。而随着对于农作模式革新的不断强化，利用更为科学、多样的新型运作手段，采用立体化、高能效以及环保式的开发与经营方式，完成对于农村各类资源，尤其是原材料的循环利用，实现能源节约、技术升级、制度改良以及效益分配的优化，就能够兼顾产业方式鼎新与自然环境保护。而借助农作模式的创新，再去有针对性地推进其他相关联产业，例如采矿、冶金、建筑等行业的低碳化转型，促使经营者与民众都能自发形成正确的生产与生活理念，就能够逐步使得低碳化、可持续发展成为农村社会的主流趋势与群体共识，从而为农村经济低碳化的远期发展而营造切实的辅助要件。

二、农作模式与低碳经济实现对接的制约因素

（一）对于新型农作模式的引入缺乏引导性，盲目性经营导致资源浪费、能耗增加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崛起所带来的可观的经济收益，化工、冶金、采矿等重工业开始成为农村地方政府扶持的核心产业，得到了大量且持续的资金、人力、物力等的支持。而经济收益较少的种植业、林牧业、养殖业、渔业以及副业等传统农业，则一直未能实现生产技术升级、经营模式改革。尽管在近年以来，不少地方政府也意识到了农业对于工业、服务业的辅助作用，进行了新型农作模式的引入与试点推广。然而以第一产业为主导、以政绩为先的观念依旧没有得到有效改观，难以科学地去引导中小企业、个体商户进行技术改良与制度优化。同时，由于市场的滞后性、跟风性，在直接或间接认识到农作模式更新对于增加收益的显著效用之后，一部分农村民众也纷纷通过贷款、筹资，去进行新型农作模式的引入，抑或尝试进行相关技术、设备售卖以及培训的经营。而由于作坊特色过于突出，对于资源的利用都颇为粗放，自身的经营资质又普遍不合规定，一味试图通过扩大产量来抢占市场，也难以避免农副产品的滞销、积压、销毁等浪费现象，以碳为主的能耗也随之增加。［4］

（二）宣传手段的针对性仍需强化，社会反响遇冷阻碍

新型农作模式的有效传播考虑到农村社会信息获取渠道的单一性、文化接纳主动性的滞后感，对于农作模式的更新，则应当由地方政府作为主导力量，通过多种符合这一地区认知习惯于偏好的宣传手段，去调动农村民众、尤其是规模化农业经营者了解并应用新型农作模式的积极性。然而，由于未能全面意识到革新农业运作模式、开辟新型农业经营渠道的现实紧迫感，且不愿意投入资金与人力去组建宣传机制、加快社会认知思维扭转，而是普遍都是采用一些诸如下乡发放学习手册、宣传海报以及播放影视资料等僵化形式，并未集中且灵活地去阐释、传播农作模式更新所具备的增加陌生途径与提升产业效益的现实功效。［5］这就导致民众难以有效认知到新型农作模式的重要价值，使得其大多持仅对新型运作模式进行打探、观摩，而不主动引入的观望态度，大规模推动农作模式更新的预期效果也自然无法如愿。

（三）新型农作模式的相似度较高，市场竞争混乱、实际收益不佳抑制投资热情

由于对于新型农作模式的认知比较有限，又缺乏相应的市场动态监测、风险防控手段。所以，为了将潜在的经营损失降低至最低，不少农户与中小型企业经营者，都会比照时下最为流行的生产项目进行模仿运作。如某种水果、蔬菜的“生态化”种植，某种鱼类的“绿色养殖”，某种畜类的“无公害加工”等等。而其输出的农产品绝大部分均属于初级加工品，彼此之间的外观、成分等的区分度很小，针对的消费人群又都比较集中，缺少对于不同年龄段受众的吸引性。同时，受制于专项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的不健全，监督执法力度的有待加强，削价压价批发、以次充好、假冒某产品进行低价倾销等恶性竞争行为时有发生，不少经营者的实际收益并不如预期，甚至有较大亏损，导致其经营难以维持。这也使得不少投资者纷纷暂停了新型农作项目的引入与运营，从而影响了农作模式更新的推进。［6］

（四）地方政府的发展观念比较滞后，配套性的优惠、扶持政策有待进一步加强

正如上文所言，由于发展重工业具有快速且可观的经济收益，能够有效解决闲置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尤其是在政绩至上的功利思维的影响之下，农村的地方政府都倾向于在重工业上进行优惠政策的倾斜。所以，在广大农村，以采矿、冶金、化工、钢铁等为主的重工业始终被放置在优先与重点发展的地位，种植业、林牧业、养殖业、副业等农业形式则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处在粗放经营阶段。这种狭隘、短期化的发展理念，导致了农村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在结构比例上的严重失调性。此外，尽管近年以来，不少地方政府也开始重视农作模式的更新，建立了相应的统筹与管理制度。然而在中小额专项信贷支持、税收减免、市场管控等优惠与扶持手段的制定与执行上，又存在明显的脱节，难以真正激发投资者的参与积极性。［7］

三、推动农作模式与低碳经济对接的措施

（一）建立地方政府主导的统筹制度，进行新型农作模式规模化经营的引导、管理

地方主管部门应发挥主导作用，邀请相关专家、投资者以及业界代表，通过定期召开研讨会、交流会以及学习会等形式，分别从制度引入、产业开发、运作以及管理的规则出发，共同拟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农作模式的更新方案。细化省级部门政策制定与督查、县级部门负责下乡推广与指导以及乡级部门进行基层工作调研与反馈的运作流程，引导农村民众与中小型企业经营者改变过去分散的自发、粗放化经营，确立清洁化生产、环保式运营的低碳运作原则，以促进新型农作经营的规模化、产业化拓展。

（二）引入科学发展观念、调整布局规划，强化基于新型农作模式的专项支持政策

其一，应当建立地方政府、中小型企业以及农户三方组成的沟通与磋商机制，通过学习、引入国内外先进的农业运作理念、生产技术以及管理制度，根据本地农业发展的实际，确立低碳化运作的产业布局、加快农作模式更新；其二，要加强对于优先发展激励奖励、中小额无息贷款、租金与税收减免、高效审查绿色通道等专项优惠扶持政策的执行力度，并细化农户之间自助交流、中小企业市场信息共享等帮扶方式，提高农作模式更新的管理、运作实效。［8］

（三）完善分地区、人性化的宣传形式，跟进新型农作模式下乡驻派指导机制适配

一方面，要依据农村社会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民众认知需求的偏好特征，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下乡推广手段，譬如采用说唱评书、小品相声、歌舞表演等为农村群众所喜爱的文艺形式，去宣传农作模式更新所具备的提供创业就业机会、增加家庭整体收入的切实益处，并附带讲解国家有关部门的发展政策；另一方面，应当建立技术督导、纠错培训以及反馈处理相结合的一体化的驻派指导机制，安排适量的专业技术指导人员，进行农作模式更新的现场指导、示范、技术培训以及调研总结上报。

（四）推广创新化、多类型的农作模式，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要依据农村不同地区特有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推行因地制宜、立体综合化开发以及生态循环经营等全新的农作模式，注重多种类、广品种、更新快的农副产品输出模式，将清洁性、环保性以及实用性作为产品经营的重点，并利用各种农副产品品鉴会、推广会以及体验会，有效带动本地农户与中小型企业经营者积极参与农作模式的革新。同时，也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与施行，加强对于经营新型农作技术、设备以及相关培训的管理，严厉打击各种扰乱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不当行为。

（五）加快新型农作模式的特色品牌化建设，形成立体化、联动式的产业运作链条

一是要注重品牌化经营，强调突出地方自有特色。借助各类新型农作模式的引入，提升产品质量、进行更为灵活的商业包装，通过进一步拓展农副产品的市场空间、增加实际营收，来激发经营者继续进行农作模式更新的热情；二是应当强化一体式、立体化以及联动协作的产业链运作，逐步将谷物与果树种植交叉结合、水产养殖与禽畜饲养同步开展、林木与畜牧产品加工合并统筹，以减少资源分散与消耗、提高集约化程度、强化低碳化运营，并以此构建相互依托、协同互助的运作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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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凌.低碳经济下农业生产路径创新需求及发展策略［J］.农业经济，2014（09）：18-19.

［8］郑生权等.小城镇、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三者互动发展研究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

农资经营模式篇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研究”（11AZD095）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郁世平（1989-），女，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2013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营模式；朱启臻（1957-），男，北京房山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关于农业经营模式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对农业经营模式的分类到目前尚存异议。在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主的现代化发展潮流中，传统的小农农业模式受到现代农业发展的排挤，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成为被很多人呼吁的现代农业的理想模式。有学者认为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农业经营大户是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方式。［1］而且，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专业农户向专业大户转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因为这符合了集约经营的要求，也是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农业产业分割与市场经济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走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发展道路。［2］因此，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崇尚促使这种模式近年来得以大力推广。但是，农业规模经营的普及一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合理方向吗？本文以Y县规模经营为基础，试对此问题作一回答。

杨•杜威•范德普勒格以农业产品、劳动力、生产资料是否市场化为依据，将农业模式归为小农农业、企业农业（entrepreneur agriculture）、资本农业(capital agriculture)。［3］基于农业经营主体的不同，朱启臻认为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有农户经营、集体统一经营、企业经营、合作经营四种形式。［4］本文把农业生产的内部要素之一――土地，作为规模经营的分类指标，尝试探讨农业规模经营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不同的分类方式在农业经营的实际情形中具有重叠之处，企业经营、农户经营中就可以同时存在农业规模经营这种模式。具体来看，规模经营主要包括种植专业户、机械化家庭农场、机械化集体农场、农工一体化等形式。［5］但是，农业土地在多大面积上才算超大规模、适度规模呢？这是一个经验性的动态概念，是受到多种因素决定的，在此不做赘述。本文讨论的农业规模经营是以市场盈利为导向，投入大量种子化肥等生产要素，雇佣自由劳动力的专业种植大户和企业/资本农业的大规模经营模式。

一、Y县的规模经营

A村位于江西南昌的Y县，整村共有耕地3334亩，其中水田3052亩，本村居民共2760人。该村从90年代起，就有村民外出务工，同时村里也开始了小规模的土地流转。后来，随着外出务工的趋势愈演愈烈，留守人口多为老弱妇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庄的种植模式。外出人员的增加促使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逐渐从原来的村庄种植业转到了在城市二三产业的打工收入，村民减少了对村庄种植业的投入，一部分田地被种粮大户统一流转，县里也希望把田包给种粮大户来种。2003年左右，村庄出现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到2011年，该村共有3个大户――两个B县人和一个本村人，所谓种粮大户，在这里至少承包100亩土地，并能够享受到国家柴油补贴的待遇。

小C是本村人，种粮大户之一，他于2009年元月份返乡种田，共种有田地800亩左右。投入种地后，他却感叹道：“我上当了，现在连房子都盖不起”，因种地投入过高，而收入甚微。2011年，他承包的土地租金是200-220元/亩，2012年是260元/亩，租种田地必须将出租人的好田与坏田一起承租。签署农田租种是他的另一个难题：“田是一年一年签的，结果田要荒半年，下半年本可以种的明年收的作物就不敢种了。下半年不敢去翻土地，等谈妥了之后时间上又来不及了。本可以种油菜、玉米等下半年的作物都不能搞，只能等过完年的时候再与人家谈，人家给不给田都是问题。”机械设备是他投资田地的另一大笔开支：喷药机2800多元，喷了不到100亩就不能用了；拖拉机41600元，国家补贴15000元，购买之后还要买油和维修。而本地机械市场太小，没有服务站，买机械后难以找到维修工人，大型机械配件也要去南昌才能买到。人工资本的投入也居高不下，“现在（2011年）人工上涨得太厉害，插秧80-85元/天，还要请吃一顿饭，算下来就是一亩100元左右的人工费。”另外，缺乏技术人员也是一大阻碍，由于小C自己不懂技术，具体到植物生了病该怎么治，土地需要什么肥料，都只能瞎蒙。“种子、农药等都只有听卖种子和卖农药的，自己只有一点一点试验，跟赌钱一样，输了就输了。”而发生自然灾害时，损失更是雪上加霜。

Y县的另一大规模经营模式是由企业主导的，称之为“Y县人的地主模式”。外来的投资者利用其权力背景，通过当地政府强行租田，驱赶当地种田人。群众忍无可忍，一部分群众通过上访，最终保留了自家田地的耕种，未上访者的土地还是收归“地主”。“地主”老板自己从不参与农业劳动，是开着车穿着皮鞋的“庄稼人”。他成立了一家农业公司，租赁Y县各个相邻村庄较为统一的田地，租种面积从2010年的4300亩扩展到2011年的1万多亩，雇佣管理人员和8对邻县的种田夫妇；种植的作物大部分为双季稻。然而，当年4300亩田地的收入总共只有23000元，收入极其微薄。而其之所以要坚持租地种田，就是希望通过大规模的承包经营来套取国家的高额补贴，据他口述，补贴数额为每亩田200元左右，那么1万亩地就能得到200万以上的国家补贴。

二、解析农业规模经营存在的问题

狭义的农业是指农、林、牧、副、渔中的农，即种植业，它依托于土地、阳光、水、生物等自然资源，需要投入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以及农业劳动力的精心耕作，从而产出农产品。从资源来源和产品销售的角度看，规模经营的最大特点是“亲市场”性――租用大面积的耕地，雇佣农业劳动力，投入从市场上购买的生产资料，最终产品完全面向市场出售，以获取最大利润。然而，农业的本质在于其公益性或公共产品性，［6］这就决定了农业是不同于其他盈利行业的生产部门，农业之所以具有社会公益性，首先是因为农产品是每个人生活所必需的，必须保证每个人都消费得起而且消费得够。因而农产品的价格并不完全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而强调国家价格控制，受到国家的低价限制、价格保护，不可能任由市场来调节，这就可能导致其价值和价格并不完全对等。其次，农业生产所提供的产品除了物质产品外，还包括丰富的非物质产品，即农业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正外部性效应，比如保持水土、净化空气、提升土壤肥力、农业剩余物的循环再生产等等，使得全社会得以受益。最后，正是基于农产品的低价销售和农业生产的正外部性，农业急需得到国家的投入和社会的支持。因此，农业不仅仅是提供物质产品的生产活动，也是与环境息息相关的社会活动。然而，规模化的种植大户或企业农业生产是市场资本侵入农业生产过程的体现，导致土地、种子、农药、化肥、机械、劳动力等农业生产的要素都被市场化了。但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规模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和农业的公益性质是相悖的，基于这一矛盾，下面将从农业生产投入到产品销售的过程，对农业规模经营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实现农业规模效益是土地集中经营的根本目的，但是土地集中带来的租金增加使得规模经营的实际产出往往并不如其所愿。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促进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总产量。但是，近些年来，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在农村以“扫荡”的姿态出现，全球资本主义市场逻辑迅速渗入农村，农村、农业自身的循环模式几乎被彻底打破。农民被迫卷入市场，农业生产收入不能满足农民的生活需要，导致很多农民撂荒土地进城打工，或者在当地谋求其他的生计活动。为了集中利用撂荒土地开展生产，土地流转在80-90年代推行并逐渐兴盛起来，同时，很多地区主动推动规模化经营而鼓励农民流转土地。土地的集中为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这也增加了农业投入的成本。根据地区差异和土地质量的优劣，租金大致从200元/亩到1000元/亩及其以上不等，面积较大的规模经营租金成本总体较高。Y县的小C所承包的800亩土地中，投入在租地上的成本就成为他投资种田的大笔开支，而且随着租金年年上涨，其种地成本越来越高。由于规模农业前期投入较大，以致有些企业因为资金难以周转等原因而出现拖欠农民租金的现象。2011年，福建漳州市漳浦县官浔镇锦江村出租657亩集体土地，承包商C公司抛荒一年，并且拖欠了大约350户村民的土地租金。［7］［9］

第二，在规模种植中，农药、化肥的施用相对较多。由于大规模种植通常采用单一种植，因此作物内部的生态系统是极其脆弱的，这就需要喷洒大量的农药以防虫抗病。据四川省X县Z村的当地农民讲，其在单一化的蔬菜种植大户那里打工时投入生产的农药有他们在自家耕种蔬菜时投入农药的两倍之多。同时，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的产出，规模农业通常施用大量的化肥以提高产量，导致农作物中重金属残留超标。江浙等沿海地区通过土地使用权流转和使用权的股份制开启了农业规模经营的先河，正当人们引以为豪时，有学者在江苏调查区的调查表明，当地蔬菜和稻米中铅超标率分别达60%和46%。［8］大量人造肥料（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化工饲料、转基因种子）的过度使用，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土壤肥力退化和水污染，打破了环境的有机循环功能，且以农民的自主性丧失和消费者的健康作为规模农业发展的代价，带来农业生态安全和食物安全的双重危机。以美国为例，美国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高科技运作创造的农业高产量让人惊叹，于是有人主张把美国作为发展中国农业的榜样，但这显然是不可行的。美国的现代农业发展是以大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难以避免经济重负和生态灾难。在消耗上，美国每年生产3000亿公斤粮食，要消耗6000万～7000万吨石油、800万吨钢铁，以及大量的磷、钾等肥料。同时，美国农业污染也相当严重，有31个州存在化肥污染地下水的问题，每年使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为4??5亿至5亿磅。［9］因此，损耗大量资源和环境的规模化经营使农业自身成为环境污染源，违背了农业的正外部性，不利于农业安全，不适合我国农业的发展。

第三，企业化的规模经营是建立在大量雇工基础上的，而雇佣自由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必然会增加农业生产成本。不仅如此，农业工人和雇主的雇佣关系中，存在雇工难、工人偷工减料、雇主对工人进行压榨等问题。有雇主抱怨道，“第一我雇不着，第二我好不容易雇着一个还贵，贵也就认了，他还不好好干活儿。”Y县的一位种植大户说：“请人最大的问题是不努力做，给自己做的话一天插1??5亩秧，给别人做的话一天就只插八分田了。”工人在雇主的土地上打工，大多只是为了完成一天的工作任务以拿到相应的收入，而不会精心呵护土地，这样就导致他们做工粗糙，影响土地的产出效果。同时，规模经营面积大、雇工多、督促成本大、雇主监督难，使得“大锅饭”时期搭便车的行为再度出现。有些雇主为了防止工人“搭便车”，就用绩效的方式――按照雇工所耕种土地的收成，来付给相应的工资。除此之外，劳动力短缺是雇工的另一难题。由于农业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雇工难通常在农忙时出现；劳动力短缺还表现在有些农事活动不能完全依靠机器得到解决，比如水稻倒伏时，就需要劳动力下田扶起；而在作物收获之后，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搬运和销售。最后，在规模农业中，还存在雇主对工人剥削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提到，“我们假定，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工人的劳动条件被剥夺为前提，那么，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10］当农民把地租给企业经营时，能从中获得微薄的工资收入，那么，为什么农民自己种地不挣钱，把地租给别人就能挣钱呢？这和企业规模经营中的资金运作相关，农业规模经营的大笔资金投入来源于政府对农业投入资料的补贴、种粮补贴、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销售的贷款补贴以及农业保险等优惠，有些企业或个人即使亏损惨重也坚持规模种植的原因正在于此，他们寄希望于国家补贴来弥补亏损，甚至有些企业或种植大户起初就试图以规模经营为名义来套取国家资金。Y县“地主”的公司农业种植所获的微薄利润导致其经营进入入不敷出的境地，而国家供给的补贴却使其坐享规模经营带来的收益，以全社会承担的补贴成本为其规模经营买单，这与农业的公共产品性质背道而驰。

第四，大规模经营中机械化的使用导致机器取代劳动力，依附于农业生存的劳动力被排挤出农业生产空间。精耕细作的劳动力成本是种田大户难以支付的，为了降低成本，规模经营通常会引进机器，同时，国家和省按照大型农业机械设备购买价格的30%进行补贴，这也刺激了规模经营对农业机械投入的积极性。相反，小规模的农户家庭经营追求不计入生产成本的家庭人工劳动。若从市场上购买机械，由于经营面积较小，产出有限，家庭生产可能收不回购买机械的成本，因而单个的农户家庭对机器需求较小，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较低。而且，农业对于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而言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弥补货币性支出不足的生存手段。对于部分难以外出务工的农村人来说，依靠土地能满足货币性收入所不能满足的一些基本生活需要。如今，年富力强的农村青年涌入城市打工，留下年纪大的老人和要照顾家庭的妇女，她们主要靠种地为生，家庭农业就有效地承载了这些劳动力。倘若规模化种植在中国可实行的地区普遍开展起来，那么农村劳动力就会受到排挤，而又不被其他的就业缺口所容纳，那么这部分人可能沦为“废弃的生命”。也就是说，土地之于农民是一体两面的：仅仅依靠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维持生活所需要的货币性开支，支付不起其被卷入商品化的乡村生活，但是完全放弃对土地的直接经营，就会进一步增加农民的货币性支出，所以，农业规模经营的普及会危及部分农民对土地的生存性依赖。

第五，主张发展规模农业的论调中大有以其规模效应来抵抗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理由，事实上，规模农业同样不可能抵御这些风险。首先，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具有一段生长周期，在这段时间内，市场需求可能发生变化，致使农作物在收获之时可能并不适合当时的市场所需。而且，市场信号的传递需要一段时间，生产者获取到的市场信号通常是去年的供求信息，对今年的市场难以作出正确的预测。因此，当规模经营中种植作物与市场需求不相吻合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比于小农经营将会更大，加上规模经营的前期需要大量投资，可能导致投资者赔得血本无归，甚至陷入破产窘境。重庆“粮王”曾租用朱沱镇2632户农民的1??06万亩稻田种植水稻，但自始至终面临劳务成本高、农田基础设施薄弱、自然风险大等困难，其设计的集约化模式未能解决这些问题，种粮3年多，最终于2012年破产，累计亏损200多万元。［11］当然，很多农业企业或种植大户为了避免市场风险，通过和销售企业联合起来，直接以对口对销、加工食品，或采用订单生产的方式来降低风险。但是这种方式很容易形成对农作物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垄断现象，企业成为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主体，而小农户和消费者却受控于企业，而沦落到边缘地位。此时，农业成为企业谋利的手段，而非为大众提供基本福利的产业了。

总之，在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模式下，各种基本的农业生产要素被待价而沽，而忽视了其潜在的循环再生产的能力，用“投入最少产出最多”的逐利逻辑垄断了农业生产，为了获取最大利益而忽视了农业安全和社会承担的整体成本，这些都是背离农业公共产品性的表现。甚至有些企业家为了盈利，利用资本变相发展出其他产业，比如，把所租土地作为非农用地，在农用土地上建度假村，发展乡村旅游。有的则因为粮食作物卖不出高价而改种其他经济作物，把粮地挪为他用。这将导致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农业安全受到更大威胁。

三、结论与思考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农业不同于一般产业，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要素，其本质是公共产品性。具体表现为农业的弱质性，因难以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使它不能成为农民增收的途径。同时，农业的公益性特征决定了农民的农业劳动是为全社会造福而农民自己难以获得直接补偿的活动，［6］比如，合理的农业生产对保护生态环境具有正外部性的贡献，而农民不会得到与此对等的物质收益。因此，公共产品性决定了农业的发展路径不能效仿工业。但是，具有资本性质的规模农业经营主体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或种植大户，他们用工业化的发展思路来发展农业，尤其是当商品化潮流对农村的渗透日益增强时，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被卷入市场，农业日益成为资本投资的一块“肥肉”。于是，马克思和考茨基主张的资本主义农业终将取代小农农业似乎有了现实合理性。

然而，当资本家成为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农业的商业化生产时，是违背农业的公共产品属性的。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必须保证每个人都消费得起基本农产品。与此同时，农产品的提供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其价格和生产种类受到国家的限制，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需要国家的补贴，因而它是不适合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来谋利的。在《粮食战争》中，韩国农民应对世贸组织对农民生计影响时回应道，“农产品应该被作为人权而保留。人要活着就必须有吃的。你不能把它商业化。粮食商业化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它不仅仅是反社会，而且还是反人民的行为！”［13］此外，农业是具有正外部效应的社会生产活动，具有净化空气、涵养水源等多种亲自然的功能。而农业工业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强市场对农业的介入，打破农业内部的有机循环，破坏农业的多样性和生态的可持续性，这必然危及我国的农业生态安全，造成环境污染。农业规模经营投入比重相当大的物资是石油产品，如化肥、农药、薄膜等，带来了现阶段大面积的农业面源污染。因此，这种主张在市场上谋求持续不断的利润作为最终目的、雇佣自由而廉价的劳动者作为主要劳动力、以最为合理化的方式组织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的规模经营是不符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

农资经营模式篇8

关键词：乡村旅游建设模式 BOT模式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 A

我国的乡村旅游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目前还处在摸索阶段，因此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融资渠道不畅、基础设施等制约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针对这种实际，有学者就提出借鉴基础设施领域成功运用的BOT模式解决发展乡村旅游问题，因此，本文就乡村旅游引入BOT模式进行研究。

1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从乡村旅游在我国开始以来，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最初的引进国外关于乡村旅游的概念和开发模式，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到现在的开始对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进行了探讨。

（1）开发主体和管理

主要从开发主体及投资、管理的角度考虑发展模式，解决乡村旅游开发如何实施的问题。我国学者对乡村旅游开发主体的阐述主要集中在政府、旅游开发企业和农民。

白四座从经营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七种开发模式：农户+农户、公司+农户、公司+社区+农户、公司制、股份制、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社。郭剑英等以四川省汶川县照壁村、萝卜寨村为例，研究了这两个村庄不同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从而提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集体股份制和自主发展四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2）旅游开发形态

主要是从乡村旅游资源的特色吸引物或区位分布来探讨开发模式。

刘蜀凤对乡村旅游中的“农家乐”旅游产品开发，总结并提出了几种开发模式。从资源组合配置上来说主要有两种模式：以纯粹的农业景观为资源依托开发的“农家乐”和以农业景观和旅游景观组合资源开发的“农家乐”；从开发主体来说，有当地农户经营“农家乐”和外来投资者经营“农家乐”两种模式。

（3）发展途径

发展途径主要是从其开展的动力、成因和方法路径描述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陆邦柱把我国村旅游开发模式归纳为6种：城市依托型、自然生态景区依托型、交通依托型、历史文化依托型、产业经济依托型和民俗文化依托型。

（4）区域经济与开发模式的关系

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情况如何影响开发模式的选择，主要研究欠发达地区在发展乡村旅游时，开发模式的选择。

郭淳凡，梁明珠分析了经济发达地区旅游市场需求特点、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后，指出了经济发达地区为乡村旅游高档次、规模化开发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并探讨了经济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开发模式――股份制合作模式和“公司+基地+农户”经营模式。

综上可知，国内学者对乡村旅游开发模式较多的实证研究，但是他们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总结乡村旅游开发建设模式，而对如何具体的运营管理研究的较少。

2 BOT模式的国内外研究

（1）运行方式

BOT模式实际上包括了至少三种具体的建设模式：①BOT即建设-经营-移交。②BOOT即建设-拥有-经营-转让。③BOO即建设-拥有-经营。

（2）运行风险

BOT模式中合作方签署的合同众多，因而该模式风险较大，如何评估和应对风险一直是BOT模式研究的热点问题。

BOT模式金融风险方面，Boris指出金融风险表现在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两个方面。由于BOT常用于跨国投资，汇率的变化或兑现的困难也会给项目带来风险[31]。

BOT模式政治风险方面，Robert等人提出由BOT项目所在国以及参与方所在国的政治状况的变化引起的风险统称为政治风险，它主要表现为法律风险、行为风险等[32]。

自从BOT模式有了定义后，由于它具有解决政府资金问题和实现风险转移等优点，被各国政府广泛的用于引进外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张燕等和卢劲松就BOT模式运用在新农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进行了探究，并提出要在政府保障、优化投资环境等方面保障BOT模式在农村顺利实施。

3乡村旅游基地BOT建造模式

（1）乡村旅游基地BOT建设模式内涵

当地政府通过招投标或其他途径确定企业作为该乡村旅游基地开发项目的投资者。该企业为此项目成立专门的项目公司，通过适当的渠道筹集资金和科学的规划设计建设一个以乡村景观为特色，以乡村建筑为载体，以提供休闲度假、观光体验、特色餐饮等产品为主要目地的旅游基地；在特许经营期内对项目进行独立的管理运营，通过旅游收入来清偿贷款，收回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把乡村旅游基地移交给政府。

（2）乡村旅游基地BOT建设模式特点

企业为开发经营主体。企业为开发经营主体的开发模式是指，乡村旅游地是由一个企业开发经营的。这家企业可以由外来投资者独资建立的；也可以是政府和外来投资者以资金入股，农村集体和当地村民以资源入股成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①企业独立开发模式

由当地政府通过招标形式吸引外来投资者建立乡村旅游项目公司，对当地旅游资源进行开发运营，旅游地内所有村庄搬迁，项目公司也与旅游基地周边农村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②企业独立开发运营村民参与企业工作

政府引入外来投资者成立乡村旅游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投入巨资规划建设乡村旅游基地，并独立运营.项目公司在开发中会对被征用的土地进行补偿，也会招收当地村民进入公司工作，并给予劳务报酬。

③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发模式

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发模式是指，由外来投资者、农村集体和村民合资建立旅游开发运营企业，由企业进行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当地村民参与运营，成为企业员工；当地农村集体和村民以所拥有的自然景观、土地等资源入股，还可以通过投资和劳动入股。

特许经营期合理。对于市政公用事业的特许经营期一般是15-20年。针对旅游资源开发的特殊性，如果特许经营期过短会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投资者会为最大限度赚取利润而对旅游资源过度开发，如果年限过长则会损害国家利益，因此特许经营期的年限要合理确定。

4、小结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BOT模式运用在乡村旅游建设中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借鉴在水利、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成功运用的BOT模式解决发展乡村旅游问题，为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金方梅.乡村民族文化旅游保护开发模式探讨――重视文化旅游者在文化保护中的作用 [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4),13-16

[2] 白四座.乡村旅游经营管理的八种模式[H].中国旅游报,2006-05-15

[3] 郭剑英,邱云志,熊明均.初探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选择――以汶川县照壁村、萝卜寨村为例[J].商业研究.2008(374),176-179

[4] 刘蜀凤.城郊农家乐旅游研究[J]. 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4),5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