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管理规定范文
时间：2023-11-15 11:14:07
信用管理规定篇1
[关键词]大批量定制；管理信息化；可重构
一、引言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要加快现代化和推进工业化，信息化是必然的选择，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兴工业化的道路。这为我国企业应对信息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指明了方向。在现阶段推进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有利于企业的管理模式创新，是企业深化改革、建立新型企业运行机制的需要，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参与国际竞争迎接挑战的需要。
根据国家经贸委对国家重点企业和地方骨干企业的管理信息化状况调查，全部实现oa或mis的企业仅占总数的7.5％，尚未实施的企业占32.6％；全部实现erp等系统的企业只占4.7％，尚未着手的占64.6％；基本实现电子商务的企业只占1.2％，尚未着手的占75.5％。
由以上调查数据可知，我国企业的管理信息化目前还处于较低的层次和水平，存在“信息孤岛”现象严重、资源不能共享、项目成功率不高等问题，还需要学术界、软件系统商、企业、社会和政府来共同努力，促进企业管理信息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发展。
二、企业管理信息化的应用情况分析
1.需求和软件的多样性
由于企业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所处的行业和企业的能力不同，所以企业有各自不同的管理信息化的需求。最初是企业需要管理的文档、图纸和基本数据越来越多，信息交流越来越频繁，手工处理难以适应管理的要求。然后，企业又希望提高信息处理的速度和效率，实现各个业务单元和行政办公的信息管理。随着企业管理信息化应用的深化，信息资源作为一种管理资源、经济资源、竞争资源被人们重新认识，企业管理信息化的需求在于更好地利用信息资源，将分散在企业各个业务部门的信息进行整合。在管理和决策的目标驱动下，人们又希望使企业变得“聪明”起来，企业管理信息化的需求又转向重视信息内容挖掘、全盘协调各种因素。
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企业应用的深入，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企业管理信息化软件。早期有管理技术数据的各种cax软件，后来又发展到统一的pdm（产品数据管理，product data management），现在又发展了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强调对产品全生命周期内数据的管理。还有各种管理信息系统（mis）和办公自动化系统（oa），以及现在非常流行的企业资源计划erp、客户关系管理crm、供应链管理scm、知识管理km、商务智能bi、电子商务等。但对于企业来说不是功能太少，就是浪费太多，找一款称心如意的管理软件非常困难。管理软件的多样性本来是为了满足企业的不同管理需求的，但在应用中反而成了企业管理信息化过程中的一个困扰。
2.定制化需求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个性，其运作方式、管理模式等的不同必然要求个性化的软件来满足自己的实际需要，只有定制软件才能达到这种需求。但是定制软件的成本高、开发周期长，导致了定制软件项目的不确定性，容易失败。软件厂商一般是根据各自对企业和行业的理解，开发出商业化的标准软件，才能维持较低的成本，大规模推广，而这又和企业的个性化需求有冲突。为此，厂商一般提供所谓“二次开发”，但功能有限。所以，需要借鉴生产制造领域的大规模定制的思想，来改进管理信息化的应用和开发，既控制合理的成本和时间，又能够满足企业管理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应用的成功率。
三、大规模定制的思想
大批量定制生产（mass customization, mc）是采用技术和管理手段实现对每个客户的个性化定制，而成本和时间同大批量生产产品相一致的一种生产模式，根据每个客户的独特需求，以大批量生产的效率提供定制产品。
大规模定制的思想强调对产品进行模块化和标准化分析，在识别客户的不同要求和需要的基础上，运用系统思想和相似性原理，对产品进行分解和重组，形成产品族等模式，得到能够快速配置的产品模型，并且将形成特定产品的时间尽量延后，使产品的定制化工作简化，然后在标准化技术、模块化技术、成组技术、现代设计技术、并行工程和重组制造等技术和思想的支持下，根据每个客户的特殊需求最终实现以大批量生产的效率提供定制产品。
四、企业管理软件的大规模定制
运用大规模定制的思想，对管理软件进行定制部分和标准组件的区分，利用现代软件技术，能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管理软件大规模定制。
1.区分基本通用部分和定制化部分，快速建模
不同的企业，管理的重点和难点会有所差异，因而要求软件系统能够与此相适应。全球化的进程与激烈的竞争导致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由此需要企业增强组织的可变性以适应快速竞争的环境，这要求软件系统能够动态重组。但是变和不变是相对的，在某个时期，总有企业管理所需要的最基本部分，在此基础上，可以组合出不同的个性化的变化。这样，通过区分软件的通用部分和定制部分，将软件系统建立在可快速变更的企业模型基础上，依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和发展变化，动态地配置和裁减，能够快速、低成本地得到企业所需要的个性化管理软件。
为了建立可快速变更的企业模型，人们提出了动态企业建模dem（dynamic enterprise modeling）的方法，通过它提供一个企业管理与运行的框架结构，以保证企业的应用系统能够紧密匹配企业经常改进的业务流程和业务模型，进而减少整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加应用系统柔性，方便信息系统的建模、仿真、分析，进而获得优化的个性化软件系统。在企业动态模型的基础上，组合软件商开发出的基础平台和标准化自由定制模块，能够大规模定制出管理软件，适应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规模企业的需要。
2.利用可重构的软件技术
传统软件的系统设计方法，注重软件的功能分解及功能之间的信息交互，软件中所有的功能都是预先设计好以针对某种具体业务过程的，这种方法是无法通过对这些功能体的替换来实现重构的。为了实现软件的大规模定制，需要一种新的可重构的软件技术。我国的863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了这方面的多项研究，探讨了解决的办法。把软件的功能实体和它的交互界面分离，使得界面的设计和功能实体的设计得以分别进行。在软件的功能设计阶段，只关注其软件功能细节以及完成每个功能细节所需的条件，而不关注它是如何处理界面的。系统的交互界面的设计是通过对功能实体的封装来实现，是在系统实施的时候才设计和确定的。采用不同的功能实体进行封装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软件，实现不同的软件应用。
3.需求获取、快速定制
在进行软件设计和开发时，对于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信息系统，总有相似的信息处理过程和可以重用的部分，可以通过组合各种可重用的单元，通过对单元进行参数化的设计实现完全不同的功能。在大规模定制的管理软件开发过程中，整个设计过程将比普通软件的开发过程更为缓慢，需要进行行业性和地域性分析，分解功能模块，对模块单元进行参数化设计。在软件应用过程中，生成针对某个企业的特定管理软件是非常迅速的，通过确定用户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模块和单元参数，进行组装和调试，即可得到所需的应用软件。
五、企业应用服务的个性化与通用化
不但在软件的开发过程能够应用大规模定制的思想，在管理软件的企业应用服务的过程中也可以借鉴大批量定制的思想来改进我们的工作，缩短项目的时间和成本，提高项目的成功率。
1.企业应用的基本需求
对于需要进行管理信息化的企业用户来说，总有一些是他们所共有的基本要求，包括硬件配置、基础培训、流程分析及改造、实施计划等。在具体的管理信息化的软件要求方面，也有对基本的软件构件的共同需求，这些基本服务和基本软件部分可以完全成为模块化的组件，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实施咨询专家和企业的it人员根据企业所处行业的普遍管理要求，利用企业建模工具快速实时地搭建企业的应用环境，不但缩减了实施的时间，降低了实施风险，实施成本也大为缩减。
2.个性化要求
对于企业个性化的管理信息化业务要求，实施咨询专家和企业的it人员可以使用业务配置工具以及企业建模工具对企业的业务流程进行分析和重组，融合企业的独特管理模式和个性化要求，得到可裁减的系统，不但能够符合企业当前的需求，而且在企业的发展应用过程中，还能够对软件系统进行适当的改变和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在后续服务方面，企业的个性化需求比较多，需要能够提供包括软件及it外包托管、个性化的管理咨询、持续改进等方面的服务。这类服务可以按照大规模定制中的产品族设计的概念，将服务设计和分解成系列化的产品，用户可以有多种的选择组合，提高服务的适应性。
六、结束语
信用管理规定篇2
安全评估管理规定
第一条为规范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工作，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新技术新应用(以下简称“新技术新应用”)，是指用于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创新性应用(包括功能及应用形式)及相关支撑技术。
本规定所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以下简称“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是指根据新技术新应用的新闻舆论属性、社会动员能力及由此产生的信息内容安全风险确定评估等级，审查评价其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保障措施的活动。
第三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调整增设新技术新应用，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可控的技术保障措施，不得、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
第四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全国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工作。
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承担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的具体实施工作。
第五条鼓励支持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相关行业组织和专业机构加强自律，建立健全安全评估服务质量评议和信用、能力公示制度，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第六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管理制度和保障制度，按照本规定要求自行组织开展安全评估，为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开展安全评估提供必要的配合，并及时完成整改。
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自行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编制书面安全评估报告，并对评估结果负责：
(一)应用新技术、调整增设具有新闻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应用功能的；
(二)新技术、新应用功能在用户规模、功能属性、技术实现方式、基础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改变导致新闻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发生重大变化的。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适时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目录，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自行组织开展安全评估参考。
第八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按照本规定第七条自行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发现存在安全风险的，应当及时整改，直至消除相关安全风险。
按照本规定第七条规定自行组织开展安全评估的，应当在应用新技术、调整增设应用功能前完成评估。
第九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按照本规定第八条自行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后，应当自安全评估完成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报请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开展安全评估。
第十条报请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报请主体为中央新闻单位或者中央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的，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开展安全评估；报请主体为地方新闻单位或者地方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开展安全评估；报请主体为其他单位的，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开展安全评估后，将评估材料及意见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审核后形成安全评估报告。
第十一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报请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应当提供下列材料，并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一)服务方案(包括服务项目、服务方式、业务形式、服务范围等)；
(二)产品(服务)的主要功能和主要业务流程，系统组成(主要软硬件系统的种类、品牌、版本、部署位置等概要介绍)；
(三)产品(服务)配套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保障措施；
(四)自行组织开展并完成的安全评估报告；
(五)其他开展安全评估所需的必要材料。
第十二条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应当自材料齐备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
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可以采取书面确认、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方式对报请材料进行进一步核实，服务提供者应予配合。
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完成安全评估后，应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形成安全评估报告。
第十三条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报告载明的意见认为新技术新应用存在信息安全风险隐患，未能配套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手段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及时进行整改，直至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相关规定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相关要求。在整改完成前，拟调整增设的新技术新应用不得用于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服务提供者拒绝整改，或整改后未达法律法规规章等相关规定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相关要求，而导致不再符合许可条件的，由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责令服务提供者限期改正；逾期仍不符合许可条件的，暂停新闻信息更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仍不符合许可条件的，不予换发许可证。
第十四条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对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第十五条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应当建立主动监测管理制度，对新技术新应用加强监测巡查，强化信息安全风险管理，督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第十六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未按照本规定进行安全评估，违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由国家和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予以处罚。
第十七条申请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报请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的，参照适用本规定。
信用管理规定篇3
关键词：信用缺失 信用法律制度 药品
1我国药品市场信用现状市场经济的法治化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
就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而言，完善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基于信用机制的经济体制。我国的民商法律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如((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合同法第6条亦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可以说，我国调整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均体现了信用法则。然而，我国已初具规模的药品市场虽然在供销链接、竞争机制、价格管理、品质保证、广告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制售假劣药品和违法经营等行为屡禁不止，突击大检查或“严打”只是治标不治本。我国经济转型期的医药市场面临着严重的信用缺失问题。
1．1广义的药品市场主体信用缺失广义的药品市场主体信用，是指药品市场的主体(包括研发、生产、经营和使用的企事业单位)在微观经济活动中，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开展经营活动，遵守契约关系规则，合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意志与能力11。它包括很多方面的信用，诸如财务信用、合同信用、借贷信用等等。现今广义的药品市场主体信用缺失主要表现在：市场交易行为主体之间严重缺乏信任；合同信誉遭到严重破坏，债务纠纷不断；市场交易行为失信。
1．2狭义的药品市场主体信用缺失狭义的药品市场主体信用是指药品市场的主体在研发、生产、经营和使用过程中，为保证药品的安全、有效而遵守国家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订的各项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行业标准和企业内部质量管理规范的意志和能力，并因此取得社会信任的程度…。现今狭义的药品市场主体信用缺失主要表现在：市场主体在设立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内部制度不健全，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在药品研制环节，存在研制不规范、资料造假等违规行为；在药品生产环节，经营者的责任意识、质量意识和守法经营意识淡漠，忽视质量管理，把产品标准、检验设备、管理制度等作为应付检查的摆设；在药品经营环节，存在经营企业过多过乱，层层加价，出租柜台，挂靠经营，虚假广告，非法市场等不法经营行为；在药品使用环节，降低质量要求或者从非法渠道采购药品的问题在基层和农村仍然存在，不合理用药现象较多。
2我国当前建立药品市场信用法律制度面临的问题
2．1上位法缺失近期，全国不少地区纷纷着手重建社会信用。但从各地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试点情况来看，推进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最大障碍是法律障碍，因为目前在我国尚没有一部国家法律涉及到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构架与实施细则。在药品市场信用方面，尽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04年9月出台了((药品安全信用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后文简称((暂行规定》)，此规定对信用信息档案的建立和交流、信用等级的定义与分化、企业信用的激励与惩戒及其监督管理4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是对企业信用的征信和信用评价的有效尝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缺乏上位法的支撑，往往规定中所要求的款项不能实行或不能达到立法本意。如对失信企业的信息披露，因现行法律只限定了诚实守信的原则，而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及药品管理法》都没有明确规定信息披露的对象是否可以对公众公布，为避免企业对对外公布信息的行政诉讼，药监部门只能在系统内披露企业失信信息，从而导致了企业失信成本过低。
2．2现有规定操作性不强除了暂行规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难点外，暂行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惩戒和激励的措施过少过轻的问题。一些惩戒措施对企业的失信行为惩罚过轻，同时对企业守信行为的激励过少，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2．3信息记录、信用评价指标不统一目前全国各地设立了药品企业信用档案。因((暂行规定))对信用档案中应涵盖的内容没有统一的说法，其中第六条、第七条分别规定了信用档案应该包括和不应包括的内容，但规定中限定档案内容不包括药品、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各项政策调整范围之外的行为，其具体内容并未明确，造成各地的信用档案内容不一、信息记录也不完整。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信用评价指标，各地对暂行规定中信用评价原则的理解不同，实际操作中掌握的尺度也不一样，往往只有定性的指标，缺乏定量的指标。
3国外信用法律制度及其特点欧美国家的信用市场经过数百年的培育和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信用体系和管理机制。
一方面，通过长期的市场竞争和交易制度的完善，培育了“讲信誉者生存、不讲信誉者淘汰”的良好信用环境；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大多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了信息披露公平、公正和迅捷，并通过完善非政府的市场信息披露和社会信用评级体系，进一步增强了市场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信用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授信方能更加准确地掌握受信企业的信誉、信用状况，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准确性甄别出不同信誉价值的企业类型，实现了信用市场中唯一稳定的博弈均衡(授信，守约)。
上述两个方面大大降低了信用市场中的违约率，同时也使授信方判断的受信企业违约概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从而形成提供信誉资源与信用资源的激励和有效供给。
3．1国外信用管理的立法简述，信用管理相关法律比较健全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因为只有市场上信用经济成分足够大时各类信用管理服务才会出现，才需要信用管理相关的基础法律来规范市场规则。只有信用管理专业法律健全的国家，才能上升为征信国家。目前美国在信用管理上的相关法律、法规已有17部，涉及信息采集、加工、传播、使用等各个主要环节，公平信用报告法是其核心法律。1995年10月，欧洲议会通过了欧盟的个人数据保护纲领，这是欧盟在信用领域的第一个公共法律。欧盟建立资信评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而美国建立市场评估体系是以市场为主导。在亚洲，有消费者信用管理专业法律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香港。3．2国外信用管理法律的特点
3．2．1信用管理的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所有现行的信用管理法律都包括信息的采集、加工、传播及使用等环节，并且整个法律体系不仅包括对个人信用体系的规制，也包括对企业及政府信用体系的规制。
(1)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信息中介服务机构，政府不必亲自参与信用信息的收集和评价，专业化的中介机构可为其提供信用信息，在信用信息收集、加工和传递方面更有效率同时也减少了政府的管理成本；
(2)法律对提供信用信息的中介机构也有较完备的规制，使中介机构能提供有效信息；
信用管理规定篇4
版权管理信息有两种基本分类方法。依管理权利的不同种类划分，可分为著作权管理信息和邻接权管理信息。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12条第2款规定，版权管理信息是指识别作品、作品的作者、对作品拥有任何权利的所有人的信息，或有关作品使用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数字或代码，各该项信息均附于作品的每件复制品上或在作品向公众进行传播时出现；[1]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唱片条约》第19条第2款规定，邻接权管理信息是指识别邻接权主体（如表演者、录音制作者等）、邻接权保护对象（如表演者的表演、录音制品等）或对邻接权保护对象拥有任何权利的所有人的信息，或有关使用邻接权保护对象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数字或代码，各该信息均附于邻接权保护对象的复制品上或在这些保护对象向公众提供时出现。[2]依版权管理信息的存在形态划分，又可分为版权管理电子信息和版权管理非电子信息两类。前者又称为数字形态的版权管理信息，应用于网络环境；后者又称为非数字形态的版权管理信息，体现为文字编码，主要应用于非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或邻接权管理。我国著作权立法规范的版权管理信息仅指版权管理电子信息，其根本立法宗旨是解决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协调网络环境中作者、其他著作权人、邻接权人和网络用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版权管理信息源于传统著作权制度下的著作权标识制度（Copyrightnotice）。其基本内容是，法律允许权利人对作品加注著作权标记，以向公众表彰著作权主体权利存在及权利状态。其立法体例分为自愿和强制两种。大陆法系国家和主要的版权保护公约奉行著作权自动保护制度，即著作权产生于作者的创作活动而不取决于是否履行任何手续和完成特定的形式，当事人可以自行决定作品的著作权是否公示以及公示的方式，除行政管理规则（如出版物）要求之外，著作权公示并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规定：“这些权利的享有和行使，无须履行任何手续，并与作品的来源国给予的保护无关。”[4]英美法系国家曾实行著作权强制标识制度，但随着英美法系的主要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加入伯尔尼公约，[5]著作权强制标识制度逐渐被自愿标识制度所取代。我国著作权立法承袭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精神，没有著作权标识的强制性规定，在新修订《著作权法》之前也无版权管理信息的任何法律规范，只是在有关出版管理的行政法规中有“行政管理信息”，如1997年2月1日生效并于2001年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物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载明有关作者、出版者、印刷者或复制者、发行者的名称、地址、书号、刊号或出版号，出版日期、刊期以及其他有关事项。这些行政管理信息客观上也具有标示权利的作用，在发生纠纷时这些信息甚至还具有证明权利主体的证据价值，但这些信息与现行《著作权法》中的版权管理信息仍有重要区别：首先，标示这些信息的主要目的在于查处非法出版物、制止倒卖书号、版号、制裁盗版活动，信息标示也是出版者的义务，而非出版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主动采取的措施；其次，这些信息绝大多数都是非电子形式出现的。
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与版权的技术保护措施关系十分密切，电子签名、电子手印等技术措施本身就能起到版权管理信息的作用。因特网上的版权管理信息都是电子形式的，它们被嵌在电子文挡里，随同文件一起来到用户。它们不仅能够标示版权权利人，按预定条件许可用户使用，而且能够查找侵权行为，监控用户的使用，能起到保护版权人或邻接权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作用。
二、版权管理电子信息的立法
非数字形态的版权管理信息具有固定性和永久性，作品的权利人与利用人之间的授权关系往往通过出版商或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得以建立，出版商或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可依据大量的版权管理信息寻找著作权人或有关权利人，并代为处理授权许可和著作权转让事宜。所以，传统的版权管理信息仅具有确认作品权利和公示权利状态的功能、并不具备授权功能。而网络改变了这一切。网络传播的特征之一就是变化速度快，网上资料会随着时间变迁而发生变动，甚至完全消失，人们利用网上资料多有不便，寻找权利人授权更为困难。因此，著作权电子商务应运而生。与之相随，在实务中，国际上协助处理著作权人权益并具有授权功能的电子著作权版权管理系统在全球逐渐产生，如美国的著作权交换中心（CopyrightClearanceCenter，CCC）、英国的作者授权及收费协会（AuthorslicensingandCollectingSociety，AlCS）、欧洲的非常广泛权利信息资讯（VeryExtensiveRightDataInformation，UERDI）和日本著作权信息服务机构（JapanCopyrightInformationService，J-CIS）等。为了保证网上电子交易系统能够正常运转，网上标示权利人、许可条件等的信息必须具有完整性和真实性，如果别有用心的人改换了版权人的姓名，或者把“版权所有”改成“自由使用”，不仅会导致损害版权或邻接人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直接大量产生，而且还会使上当受骗的用户对电子授权系统失去信心，从而损害网上版权交易的发展。因此，保护电子形式的版权管理信息尤其是因特网上的版权管理信息是完全必要的。[8]
美国1992年《家用录音法》和1995年的《录音制品数字化表演权法》规定了版权管理信息的保护，但其范围仅限于数字化音乐作品和录音制品。美国是电子信息产业强国，从1993年开始克林顿总统任命并组建了信息基础设施工作机构（IITF），以推动信息技术在美国的发展和应用。工作机构负责知识产权的工作组于1994年提交了草拟的报告（“绿皮书”），在广泛征询各方意见后，于1995年9月公布了《知识产权和国际信息基础设施》（IntellectualPropertyandthe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简称知识产权白皮书或百皮书），阐述了信息时代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基本政策。白皮书则建议版权管理信息保护普遍地适用于各类保护客体。除美国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对国际互联网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版权管理信息、技术保护措施及其他问题都相当重视，一系列信息化政策或法规纷纷出台，如俄罗斯《联邦信息、信息化和信息保护法》（1995年）、日本《著作权审议会多媒体小委员会工作
小组研究过程报告》（1995年）、欧洲共同体《信息社会的著作权与邻接权绿皮书》（1995年）、德国《信息社会和通信服务规范法》草案（1997年）、新加坡广播管理局《互联网络管理法规》（1996年）等等。这些政策法规有的对版权管理信息保护没有涉及，有的对版权管理信息的界定及其保护措施存在不同的理解。为了协调各国网络时代的版权立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密切关注网络发展对传统版权法的影响并致力于研究法律对策。世界知识产权专家委员会向1996年日内瓦外交会议提交的实质性建议受到美国白皮书的重要影响。经过认真的磋商和讨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20日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唱片条约》（WPPT）都专门规定了权利信息的保护条款。WCT第12条第1款规定：“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制止任何人明知、或就民事补救而言有合理根据知道其行为会诱使、促成、便利或包庇对本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所涵盖的任何权利的侵犯而故意从事以下行为：（i）未经许可去除或改变任何版权管理的电子信息；（ii）未经许可发行、为发行目的进口、广播、向公众传播明知已被未经许可去除或改变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作品或作品的复制品。WPPT第19条第2款对有关邻接权管理电子信息的保护也作了上述类似规定。WCT和WPPT为各国在网络环境下重建版权和邻接权管理规则提供了合理的模式和立法契机，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修订著作权法过程中纷纷予以吸收和借鉴。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最早援用WCT规范版权管理信息的法域，1997年6月27日生效的《版权条例》第IV部科技措施与一般条文中—版权管理资料第274条规定了就干扰版权管理资料的不合理作为而具有的权利及补救措施。1998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千禧年数字版权法》（DMCA）作为新增加的《版权法》第1202节对版权管理信息的界定、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免责事由及其法律责任均作了较详尽的规定。[10]除出版行政管理法中涉及出版物的行政管理信息规定外，我国早期著作权立法没有版权管理信息保护的任何规定，但WCT和WPPT的通过及各国著作权法相应修正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和法院系统的密切关注。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4项对”故意去除或者改变著作权管理信息而导致侵权后果的行为构成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权威解释，[11]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47条第7项进一步明确了下列行为属于应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的侵权行为：”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版权管理电子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该规定为认定和制裁故意删改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侵权行为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但由于该规定过于原则，与我国香港地区或美国的DMCA法案相比，仍缺乏对版权管理信息的界定、侵权免责事由等具体规定，因而我国有必要尽快出台专门规范网络版权，其中包括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保护规定的行政法规。
三、删改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侵权行为的认定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7项的规定，删改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如下：
（一）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这里的著作权人包括作者、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单位或个人；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要是指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等邻接权人。在WCT和WPPT的相关规定及各国立法中，均未明确涉及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能否采取版权管理管理电子信息保护措施问题。鉴于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和管理著作权或邻接权，并且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被授权后，还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主张权利、签订合同以及独立参加诉讼、仲载活动，因而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也应是采取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保护措施的合法主体。未经权利人及其授权主体许可删改版权管理电子信息的行为，表明了侵权行为人违背权利人意志的特征。
（2）主观上由故意构成。行为人明知删改的版权管理电子信息将造成危害后果，并希望或放纵这种后果的产生。与版权技术保护措施的立法不同，WCT和WPPT均明确规定这种侵权行为的主观要件是故意。美国DMCA法案也明确规定禁止伪造消除或变造版权管理信息的主观要件均为“故意”，如1201条（a）款规定：“禁止任何人在知道状态下，故意以下述手段引诱、促使、方便、掩匿侵权行为：（1）提供虚假的版权管理信息，或（2）发行和为发行而输入虚假的版权管理信息。”如果广播电台和有线电视网去除或者改动版权管理信息并非故意诱使、促成、便利或者包庇侵犯版权的行为，不承担侵权责任。
（3）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删除或者改变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与WCT和WPPT以及其他国家版权立法相比，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保护方面的侵权行为表现形式较窄，只包括删除或者改变两种行为。而WCT第12条第1款第（ii）项、WPPT第19条第7款第（ii）项以及美国DMCA法案均规定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还应包括发行、为发行目的进口、广播或向公众传播明知已被未经许可去除或改变版权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作品的复制品或邻接权保护对象及其复制品。这表明我国著作权立法中对版权管理信息的保护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4）没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例外规定。如果未经许可故意删改的版权管理信息是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合法行为，则不得以侵权论处。如美国DMCA法案：联邦、州或州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或者有关人员正执法、调查以及其他政府行为中，对版权管理信息的处理属于合法行为。我国目前没有类似免责条款的规定，亟待通过立法完善。
在认定删改版权管理信息侵权行为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删改版权管理信息从性质上讲仅是一种故意引诱、促使、方便、掩匿直接侵犯他人著作权或邻接权的间接侵权行为，但这种间接侵权行为可以独立存在，并不需要直接侵权行为产生后才作侵权认定；二是版权管理电子信息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权利保护对象，其实质仍然是类似于版权技术保护措施那样维护著作权和邻接权的一种管理措施，WCT和WPPT以及我国著作权立法的相关规定并不意味着会产生一种独立于著作权和邻接权之外的“管理信息权”。正如有学者指出：传统的非电子版权管理信息不容易被去除或改变，即使做到了也容易被人发觉并且被追究责任。而在电子环境下，特别是网络环境中则非常容易做到去除或者改变版权管理电子信息，而且被去除改变后不容易被人发现，甚至会出现真假难辩、真伪颠倒的情况。作品的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一旦被他人擅自去除或者改变，将直接影响著作权人的精神利益和财产收入。因此，禁止去除或改变版权管理电子信息仅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通过这种禁止维护作品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14]三是是否采取版权管理电子信息的保护措施是权利人的权利而非义务，不能将其作为版权或邻接权受保护的前提，否则就构成对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的违反。
「参考文献
[1][2][9]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1卷）。[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66；397—398；365.
[3][4][7]郭洁。著作权版权管理信息保护与著作权立法。[J].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C].2002（2）。
[5]截止2003年10月15日，伯尔尼公约共有15个成员国。英国于1887年，美国于1989年，澳大利亚于1928年加入该公约。http：//wipo.int/treaties/documents/english/word/e-berne.doc.2004年2月12日。
[6][8]薛虹。因特网上的版权及有关权保护。[J].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1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50—151；153
[10][12]张玉瑞。互联网上知识产权—诉讼与法律。[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140—144；174—176；554.
[11]鉴于该司法解释第9条的内容已被2001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所涵盖，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1月2日又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明确废止了该司法解释第9条。
[13]有学者错误认为我国著作权立法中有关版权管理信息的规定就意味着版权人产生了独立的“管理信息权”。参阅张玉瑞。互联网上知识产权—诉讼与法律。[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138—144.
信用管理规定篇5
证券投资信托已成为当今降低证券投资风险，平衡证券市场投资供求关系，进行有效投资，稳定投资收益的一个有效形式。祖国大陆的证券投资信托活动是于1992年以证券投资基金形式出现在证券交易活动之中的，然而，1998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并于1999年7 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对证券投资基金活动中的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和证券投资基金事业的运作规则并未作出规定。目前，祖国大陆对证券投资基金设立、募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基金的管理和运作等，主要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1997年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进行调整。
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管理人是基金资产的实际经营者，所以，如何设定基金管理人（基金经理公司，以下同）的法定义务，或者如何依照法定义务设定其管理和运作基金募集资金的法定准则，达到既有利于投资利益最大化又能最大限度减小投资风险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每一个证券投资基金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大众投资者（包括基金受益人，以下同）的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等切身利益，关系到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值得认真探讨。
二
目前，世界上各国的证券投资信托立法主要采取两种模式设定证券投资信托活动的组织形式：一种是契约型，即以证券投资信托合同为基础连结有关当事人，组织经营证券投资信托；以运用信托财产之证券投资信托事业者（如证券投资基金）为委托人，以投资者为受益人，以受托银行为受托人，三方当事人组成。其中委托人发行证券投资信托受益凭证由投资人购买，并由委托人指示受托人对基金募集到的资金进行保管。另一类是公司型的，即以证券投资为目的成立公司，由该证券投资信托公司以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人购买股票而为股东，分担公司证券投资盈亏；公司和股东之间不以信托合同而以公司章程为基础。公司型证券投资信托依规定将其信托资金交由保管机构保管，因此亦同契约型证券投资信托一样有三方当事人。（注：参见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台湾三民书局1987年3月再版，第215页。）这种由公司募集到的信托资金也可以作为一种证券投资基金。由此可见，投资基金在契约型证券投资信托关系中主要是指证券投资信托组织；在公司型证券投资信托关系中主要是指证券投资信托募集的资金。所以一般情况下，证券投资基金既可以指证券投资信托的组织，也可以指从事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的组织募集的证券投资信托资金。
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既是证券投资信托的组织形式也是证券投资信托资金，所以，不管是按照传统财产信托法原则建立的由投资人与管理人之间的投资与经营关系，加之由基金托管人与管理人之间的监督保管关系共同所组成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律关系，还是按照现代信托商业化的法律原则构建的由基金管理人（代表投资人）与基金保管人，三位一体签订一个证券投资信托契约所组成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律关系，基金管理人始终是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的实际经营管理人。（注：参见吴弘主编：《证券法论》，上海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 ）按照财产信托法的基本原则，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的投资人向基金投资，把资金交给基金管理人经营管理并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对投入资金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完全是基于对基金管理人的人格和能力的信任；基金管理人有对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和基于对利益负责的基本责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律或法规都围绕这两方面设定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法定义务。从此意义上说，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主要是为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投资人（包括受益人）的利益而设定的。
三
按照基金管理人有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的根本要求，基金管理人主要有以下法定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的自有资金应与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相分离，其管理的第三人的资金也必须与基金的资金相分离。这是保证证券投资信托资金的独立性，督促基金管理人勤勉经营管理证券投资信托资金，便于监督审查基金的资金营运状况，防止基金管理人假基金资金从事不正当活动所必需的。
中国证监会1997年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一号）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内容与格式（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2 项中就有“保证所管理的基金资产和管理人的资产相互独立，保证不同基金在资产运作、财务管理等方面相互独立”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则将此义务同时设定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保管人的共同义务。台湾地区1981年、1996年最新修正的《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以下简称《管理规则》）第23条规定，证券投资事业募集之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应有独立之会计，并应依“证管会”文规定作成各种簿册文件。台湾地区1983年、1995年最新修正的《证券投资信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12条第1款、第2款规定， 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应由基金保管机构分别基金帐户独立设帐保管之；基金保管机构应使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独立于其自有财产之外。香港地区《证券条例》对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也无具体的规定，香港证监会1990年制定、1995年最新修订的《单位信托及共同基金守则》（以下简称《守则》）对此义务没有规定，而香港《受托人条例》第89条规定：“信托公司以受托人身份收取或持有的所有款项、财产及证券，须经常与公司的款项、财产及证券分开保存及记帐……”
（二）基金管理人不得用自己的资金或者用与其有信托契约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资金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基金管理人作为证券投资信托资金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如果禁止其用自有资金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那么，在法律上就设定了其经营管理上的利益应当主要来自于信托契约约定的，从经营运作证券投资基金资金的盈利中提取报酬；基金管理人的主要业务活动应专一为基金服务。基金的资金投资所带来的获利条件或者机会应当属于投资人和受益人所有，非经他们同意，不得为别人所利用。基金管理人必须绝对忠实于投资人和受益人，不但自己不得利用经营基金资金带来的机会为自己牟利，也不得以此为第三人牟利，更不得拿着投资人和受益人支付的报酬为自己或第三人做事。
关于这个法定义务，国务院证券委的《暂行办法》第34条规定的禁止行为中第3项是类似条款， 但是其仅规定“禁止基金管理人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而对基金管理人自有资金买卖证券的问题则无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管理规则》第9条第1款则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不得以自有资金从事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而对基金管理人为基金以外的第三人或用第三人资金以自己名义买卖股票的问题则无规定。香港《守则》则无此方面义务的规定。
（三）不得用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买卖与基金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国务院证券委的《暂行办法》第34条规定
的禁止行为中的第12项“将基金资产投资于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就是对基金管理人而设定的这项义务；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第4项和第5项规定， 不得对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同时经理之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为证券交易行为；禁止买卖与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都是针对基金管理人的义务。（注：根据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第2 条规定，证券投资事业是指发行收益凭证募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及其运用基金从事证券及其相关商品的投资。）香港《守则》规定，如果管理公司任何董事或高级人员拥有一家公司或组织的任何一种证券的票面价值超过该证券全数已发行的票面总值的0.5％， 或管理公司的董事及高级人员合共拥有的该类证券的票面值超逾全数已发行的票面总值的5％， 则有关集合投资计划不可投资于该类证券之上。
至于何谓与基金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祖国大陆《暂行办法》没有具体的解释，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的解释是“持有该基金已发行股份总数5 ％以上的公司或者指担任基金经理公司董事或监察人的公司”。这种利害关系交易因为大多数是受关联公司控制的，极易损害基金大多数投资人和受益人的利益，当属禁止之列。但是，在少数情况下也有正当的这种关联交易，必须由基金管理人征得基金的受益人和保管人同意后方可进行。
（四）禁止或限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包括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关联人员）与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之间进行证券买卖。这是防止基金管理人利用经营投资基金之便利为自己以及与其关联人员，牟取不当利益的根本措施，也是基金管理人必须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的基本要求。
祖国大陆的《暂行办法》及其实施准则中均无此项义务的规定。台湾地区《管理规则》第27条第1 款规定：“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事业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或其关系人，除经证管会核准外，于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决定运用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买卖某种上市、上柜公司股票时起，至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不再持有该种上市、上柜公司股票时止，不得参与同种股票买卖。”依此规定，基金经理公司之内部人员无法与投资信托基金为股票买卖交易之可能。（注：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月版，第346页。）关于上述“关系人”，该《规则》第8条规定为“股东为自然人者，指其配偶、 二亲等以内之血亲及股东本人或配偶为负责人之企业；股东为法人者，指受同一来源控制或具有相互控制关系之法人”。香港《守则》关于对单位信托或共同基金集合投资计划管理的公司一般责任中规定，自行管理计划的董事不可以主事人身份与该计划进行任何交易。并规定，管理公司、投资顾问、该计划的董事或他们的关联人士，如果以主事人身份与该计划交易，必须事先征得受托人／代管人的书面同意。《守则》对“关联人士”的界定是“就一家公司来说，指：（1 ）直接或间接实益拥有该公司普通股本20％或以上人士或公司，或能够直接或间接行使该公司总投票数10％以上人士或公司；（2）符合（1）款所述其中一项或全部两项规定的人士或公司所控制的人士或公司，或（3 ）任何与该公司同属一个集团的成员，或（4）任何在（1）、（2）或（3）款所界定的公司及该公司的关联人士的董事或高级人员”。
（五）基金管理人必须亲自经营管理和运作基金的资产。证券投资信托既是信赖关系又是委托关系，按照大陆法系民法委托和信托法的基本原则，基金管理人作为基金投资人投入基金资金的实际掌管人，其有义务亲自运作基金资产，不经基金投资人或保管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人运作。
中国证监会《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4 项中有“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资产”的规定。台湾地区的《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则》以及香港《守则》对此义务均无作出规定。
（六）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计算由其经营的基金资产的净值并作出公告。这也是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与负责的基本要求之一。
中国证监会《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6 项中有“按规定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及基金单位每份资产净值”的规定。并在第19部分关于“基金的信息披露”中规定“封闭式基金资产净值每月至少公告一次，开放式基金资产净值每周至少公告一次”。香港《守则》规定，管理公司对集合投资计划的最新资产净值必须最少每月一次在香港最少一家每日印行的主要报章公布。台湾地区《管理办法》规定，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应每日公告前一营业日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每一受益权单位之净资产价值；在国外发行受益凭证募集之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得每周公告一次。
四
按照基金管理人必须对基金资产以及基金受益人基于基金资产可获得利益负责的要求，基金管理人主要应当对基金资产的安全和稳定收益尽合理的注意。为此，基金管理人有以下三方面主要法定义务：
（一）遵守用基金资产投资范围和品种的限制。设定这方面法定义务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确保基金资产的安全系数，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范基金的投资风险。这种受限制的投资范围和品种具有较大的风险，于基金资产的安全和平稳获益不利。关于这项义务，祖国大陆《暂行办法》第34条确定的有：禁止从事证券信用交易，禁止以基金资产进行房地产投资，禁止从事可能使基金资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投资行为等义务性规定。香港《守则》规定的禁止集合投资计划提供期权，第7.15条规定的集合投资计划不可投资于任何类别的地产（包括楼宇）或地产权益（包括期权或权利但不包括地产公司的股份），第7.16条规定的不可进行会引致集合投资计划有责任交付价值超过其资产净值10％的证券卖空，第7.19条规定的不可取得任何可能使集合投资计划承担无限责任的资产等内容，就是这方面义务。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第1项、第3项、第6项规定的“不得投资于未上市、未上柜股票或其他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之受益凭证”，“不得从事证券信用交易”，“除经受益人请求买回或因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续而收回受益凭证外，不得运用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买入该基金之受益凭证”等，也是此类义务。
（二）遵守对可能危及到基金资产安全和基金投资人与受益人利益的经营活动的限制。这类义务所限制的主要是一些非投资性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资产行为，以及一些会给基金资产带来较大风险的基金管理人自身经营活动。
祖国大陆《暂行办法》第34条中规定的禁止将基金资产用于抵押、担保、资金拆借或者贷款，禁止基金管理人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禁止基金管理人从事任何形式的证券承销或者从事除国家债券以外的其他证券自营业务，以及《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2 项中规定的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等就是此类义务。香港《守则》第7.18条和第7.22条规定的未经受托人／代管人书面同意不可进行放贷、承担债务、进行担保、背书或直接地为任何人士的责任或债项承担责任，以及集合投资计划不得借进超逾其总资产净值25％的款项；台湾地区《管理办
法》第15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不得为放款或提供担保”和《管理规则》第17条规定的“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之自有资金不得贷与他人或移作他项用途”，“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不得为票据之背书或其他保证行为”等均属此类义务。
（三）分散基金投资品种、限制投资比例方面的义务。这类义务主要以分散投资风险、保障基金安全和投资人与受益人利益为要求，规定基金管理人在法律允许的投资品种和投资经营范围内进行投资经营时，应当做到投资品种和具体项目多样化以及保持各项投资与基金资产之间的一定比例。
祖国大陆对此项义务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暂行办法》第33条对基金投资组合的限制中，即：“1个基金投资于股票、 债券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总值的80％”，“1个基金持有1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10％”，“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1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1个基金投资于国债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净值的20％”等。
香港《守则》对此类义务规定有多个条款，主要有：集合投资计划如果持有任何单一名发行人发行的证券，则该计划所持有的该等证券的价值，不可超逾该计划的总资产净值10％（第7.1条）； 集合投资计划如果持有任何单一名发行人发行的任何类别的证券，则其所持数量不可超逾该类别证券的数量的10％（第7.2条）； 集合投资计划如果持有并非在市场上市或挂牌的证券，则其所持有的该等证券的价值，不可超逾该计划的总资产净值15％（第7.3条）； 集合投资计划最多可将其总资产净值的30％投资于同一种发行类别的政府及其他公共证券之上（第7.4条）；集合投资计划投资在非用作套期保值的认股权证及期权的价值，不可超逾其总资产净值的15％（第7.6条）； 提供证券投资组合的买入期权，以行使价来说，不可超逾集合投资计划的总资产净值的25％（第7.8条）；集合投资计划可以并非为套期保值而订立金融期货合约，但就所有未到期的期货合约来说，该等合约价格的净总值，不论是须付予该计划或由该计划支付，连同该计划所持有的实物商品（包括黄金、白银、白金及其他金条）及以商品为基础的投资（从事商品的生产、加工或贸易的公司的股份除外）的投资的总值，均不可超逾该计划得总资产净值的20％（第7.10条、第7.11条）；集合投资计划如持有其他集合投资计划的单位或股份，其总值不可超逾计划本身的总资产净值的10％（第7.12条）；如果卖空会引致集合投资计划有责任交付价值超逾其总资产净值10％的证券，则不可进行卖空（第7.16条）等等。
五
在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信赖方面的具体法定义务中，祖国大陆现行的相关法律规范对“禁止或限制基金管理人及其内部相关人员与其所管理的基金之间进行证券交易”这一义务没有规定，无疑是重大不足。因为在《暂行办法》和《实施准则》的规定中，并不全面禁止基金管理人用自有资金买卖证券，如果在未征得基金受益人和保管人同意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及其内部相关人员与基金之间进行不包括该基金所发行的受益凭证在内的证券买卖，是严重违背财产信托关系中信托财产受益人的基本利益及其对基金管理人的信任授权的。而且祖国大陆目前尚未颁行《财产信托法》，基金管理人的这项义务，在调整证券投资基金活动的法律没有专门规定的情况下，也无法用《财产信托法》中确定的有关受托人基本义务的规定来转引规范。
关于“禁止用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买卖与基金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这一义务，《暂行办法分只将这种“禁止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的证券”限定在“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范围内，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除了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关联的公司发行的证券，会影响基金和投资人与受益人的利益以外，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那些与基金本体有关联的公司（如对基金投资控股的公司）发行的证券，也同样会影响基金和投资人与受益人的利益。基金管理人同样有义务不得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这种“与基金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至于这种“利害关系”的具体界定标准，祖国大陆的上述两个法规均无规定，在其他的法律法规中也无相应的规定。如此，该项法定义务全无操作性可言。所以，用基金资金来为基金的关联公司、基金托管人或基金管理人的关联公司提拉、接托其发行的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暂行办法》和《实施准则》的立法效力和形式属于最低一级的，理应是具体的、操作性的定规立制，太空泛、太原则，等于没有规定。
祖国大陆对基金管理人公告基金净资产义务的期限要求是封闭式基金每月至少公告一次、开放式基金至少每周公告一次，这与香港地区的规定比较接近，但是祖国大陆股市的理性程度、监管措施等都没有香港成熟；为增强基金管理人的经营责任以及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的忠诚与信赖，基金管理人公告净资产义务的时间限制可以向台湾地区的规定学习，把这一时间限制的要求提得更高一些，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均要求每星期最少公告一次基金净资产值。/P>
台湾地区的《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则》制定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几经修订，日益完善和丰富。有的台湾学者认为《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则》中并未明确规定“禁止基金与基金经理公司之间为证券交易”与“基金经理公司内部相关人员与基金之间为证券交易之禁止”的防范义务，而是从《管理规则》第27条第1 款禁止基金经理公司内部关联人员参与基金持有的同种股票的买卖的规定中推导出来的，实属一大不足。（注：参见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月版，第349～350页。）其实，此言有些片面， 因为台湾地区《管理规则》第9条第1款已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经理人不得以自有资金从事上市公司股票之买卖，所以就自然包括了禁止基金经理人与基金之间为上市证券之买卖。
另外，有台湾学者认为，《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不得对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经理之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为证券交易行为”有些绝对，如果基金为应付受益人大笔赎回受益凭证的要求，而另一新设立的基金持股比率过低应买进股票时，这种基金之间相互买卖股票，对两者均有利，如经“证监会”核准，可以相互买卖。（注：参见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 月版，第349～350页。）此言有理，对完善台湾地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法定义务有益。
香港《守则》是由香港证监会制定的，虽然不具有像政府首长批准的法例那样的法律效力，但是，该规则是香港证监会根据香港《证券条例》和《受托人条例》等法律制定的，也具有相对的法律约束力；香港证监会对违反《守则》的基金经理公司、基金受托人、基金托管人等，可以取消其从事证券投资信托活动的资格；对行为人同时还违反《证券条例》构成犯罪的，有权提出。在英美法系的规则下，香港《守则》也是香港地区证券法渊源之一。
香港《守则》未将基金管理人必须亲自经营基金资产作为一项法定义务予以规定，是由于英美法系的财产信托法比大陆法系的更强调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并依法律和契约由受托人及其人享有权力负担责任，而且不像大陆法系的信托法那样强调信托财产授予人与受托人及其人之间的人身信赖与忠诚关系等因素决定的，如香港《受托人条例》第25条就明确规定受托人无须亲自行事而可委托人行事。而台湾地区《财产信托法》第25条已规定：“受托人应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信托行为另有约定或有不得已之事者，得使第三人代为处理。”所以台湾地区在调整证券投资信托的法律中没有规定基金管理人有必须亲自管理基金资产义务，乃无大碍。祖国大陆因为目前尚未颁行《财产信托法》，而且在民商法领域的立法习惯采用大陆法系的原则为多，所以在规范证券投资信托活动的法规中规定这一义务是完全有必要的。
由于祖国大陆《证券法》第68、69、70、183条， 香港《证券内幕交易条例》以及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 条（之一）均规定了比较具体的证券内幕交易的防范内容，因此在祖国大陆及其香港和台湾地区有关专项调整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中，都没有对“基金管理人内部相关人员买卖其任职的管理人所经营的基金发行的证券”作出限制性义务规定。这并无不妥。如果基金管理人内部的相关人员买卖这种证券不构成“证券内幕交易”，就是没
有危害性的，则理所应当不予禁止；如果这种证券交易是利用该基金内幕信息进行的，则应按《证券法》设定的“证券内幕交易”规范进行处理。基金管理人内部相关人员利用其职务之便获得的内幕信息，买卖自己参与管理工作的基金所发行的证券就是《证券法》规定的“证券内幕交易”，并无特殊性的。有些人认为这个现象也是目前调整证券投资基金专门法律的一个比较重要欠缺的观点，笔者认为并不科学和全面。（注：参见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月版，第349～350页。）
六
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应保障和维护基金资产的安全与稳定增值方面的义务中，祖国大陆及其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围绕限制用基金资产的投资范围与品种、限制基金管理人的非投资经营活动、分散基金资产的投资品种与投资比例等方面设定具体的法定义务，既有共同点也有各自的侧重面。
关于“限制基金管理人用基金资产进行的投资范围和品种”这类义务，祖国大陆及其台湾地区都规定有“不得用基金资产从事证券信用交易”；祖国大陆及其香港地区都规定有“不得用基金资产投资房地产和要负无限责任的财产”。台湾地区参照美国的立法还规定有“不得用基金资产投资于未上市证券”、“未经受益人请求或基金本身终止不得用基金资产买入本基金受益凭证”等义务。因为未上市证券兑现困难，不利于资金流动增值，而且基金买入这种证券后总资产净值也不易计算。香港结合《证券条例》允许进行证券期货交易的规定，在《守则》别对“基金本身不可提供期权”及“基金不可进行有义务交付价值超过其资产10％的证券卖空”作了规定，以保证基金本身的稳定。祖国大陆及其台湾地区并不开放证券期货交易，故无须对此作出规定。台湾地区《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用基金资产购买未上市证券”义务，值得祖国大陆和香港借鉴。
关于“限制基金管理人从事的非投资性经营活动”这类义务，祖国大陆与港、台都对基金管理人用基金资产从事抵押、担保、放贷、拆借等活动予以禁止；只是香港在原则上禁止的同时尚留有余地，即只要经受托人／代管人书面同意，还是可以进行上述活动的。这是香港地区奉行注重依法保护投资人利益的同时尊重当事人自由意愿的具体表现。
祖国大陆对基金管理人“不得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的义务，其实已经包括在“限制基金投资比例”方面义务之具体的“禁止同—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1 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规定之内了。所以这项原则性义务的规定完全可以取消。
至于祖国大陆《暂行办法》规定的“禁止基金管理人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以及“禁止基金管理人从事任何形式的证券承销或者从事除国家债以外的其他证券自营业务”两项义务，体现了国家对防范基金资产风险的干预和强化管理的原则。这样规定基金管理人的义务也是合适的。
关于基金管理人“分散投资品种、限制投资比例”方面义务，祖国大陆与港、台都围绕一个基金投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只能占该基金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以及一个基金投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的总额只能占该公司发行证券总额的一定比例而展开。虽然各自限定的投资最高比例各不相同，但都把投资额限定在占基金自身或者占发行证券的公司所发行证券总额的较低比例上（祖国大陆及其台湾地区较低，平均为10％，香港地区较高一些，为20％左右， 投资公共债券可略高些， 达30％），以此减少基金资产的投资风险，限制基金管理人谋求对发行证券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祖国大陆《暂行办法》规定的“1 个基金投资于股票、债券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总值的80％”及“1 个基金投资于国债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净值的20％”两项义务，较适合祖国大陆证券市场和投资基金活动时间短、投资和管理经验不成熟的实际情况。相对而言，台湾地区对这方面义务的规定比较简单，只有关于一基金投资于同一公司的总额占该公司所发行证券总额的比例限制，以及一基金投资于任何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的总额占该基金净资产价值的比例限制两项条款。香港地区的这方面规定最为丰富和具体。
七
由于祖国大陆毕竟是在实践不充分、经验不足的情况下着手制定调整证券投资信托活动法律规范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从借鉴港、台地区的有益经验出发，祖国大陆调整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规范中，当务之急主要应增加“限制基金管理人及其内部相关人员与基金之间进行证券交易”、“限制用基金资产投资买卖与基金有利害关系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限制用基金资产投资买卖未上市证券”等针对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并对“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有利害关系的发行上市证券的公司”作出具体的界定。
祖国大陆现行设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的形式，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在法规中提示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当事人约定权利义务内容的规定条款出现的。这样规定的义务性内容，如果在投资基金契约中作了约定，便有约定义务效力。如果未在投资基金契约中加以约定，则这些带有限制基金管理人行动的义务也没有什么必须要求其做到的强制力。也正应为如此，前述《实施准则》中规定的有关限制基金管理人活动的约定契约义务的提示性具体内容，只能称为具有针对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的内容，而不是对基金管理人法定义务的直接规定。应当将这些内容作为对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单独用条款列出，同时再提示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当事人在约定义务时，可以或者必须把这些法定义务作出约定和具体化。
信用管理规定篇6
[关键词]城市规划；档案管理；信息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各个行业都开始进行信息化的转变，城市规划中的档案管理也不例外。城市规划也开始将信息技术应用到档案管理中，以实现档案管理的信息化，从而可以更好的为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服务。而城市规划档案管理信息化的实现，还需要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城市规划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从而使得信息化管理的开展更加的顺利。
1、城市规划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必要性
城市在发展的进程中，需要进行合理的规划，科学的布局和合理的规划，能够使得城市实现长远可持续的发展。目前，我国现代城市化的进程在逐渐加快之中，这样就使得城市建设的速度也相应的加快，而在城市加快建设的同时，要想能够使得城市规划的更加合理，就需要合理的利用到档案信息，档案信息是城市进行科学规划的主要参考依据。针对档案实施有效的管理，就能够实现城市的合理和科学规划。
现阶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的程度逐渐提高，城市规划档案管理实现信息化也有其一定的必要性。有效的实现档案的信息化，可以使得档案信息更加的丰富，能够有效的吸收到各种城市规划的资料，从而对其进行汇总，这样就能够为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定点扎实的基础，从而使得档案管理事业可以进一步的发展。
2、城市规划档案的信息化管理内容和步骤
2.1城市规划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内容
推进城市规划档案的信息化是档案馆的大势所趋，借助于信息技术，能够更加完善地改进管理手段和途径。信息化建设的内容如下所述：建立从输入、存储、管理和应用于一体的电子计算机档案管理数据库系统；使用目前日臻成熟的城市规划档案管理软件，有序推进档案管理的自动化和数字化；城市规划档案的各类信息资源需要经由严密地职能和权限划分，进而实现城市建设、规划与管理系统内的资源共享；系统需提供以网络为基础的档案信息化管理方式。
2.2城市规划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步骤
①技术配置阶段，本阶段主要的任务就是紧密依照档案馆现有的信息硬件设施，根据建设的进展情况，配备电子计算机及其相关辅机器、专用电脑桌椅、光盘和服务器等。②管理必须实现正规化和标准化，若这个前提不能达到，则档案的信息化建设也就遥遥无期。③整合信息的阶段，本阶段主要与当代通讯技术、信息技术相互结合，对数字化的信息开展处理和检索，当出现安全问题时，及时组织技术员工进行专业的排查和维护，及时发现问题，实现查询的权限、范围的限制与网络技术有机结合等。
3、城市规划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对策
3.1培养档案管理的信息化人才，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
要想使得城市规划的档案管理能够有效的实现信息化，就需要引进相应的信息化人才，对档案管理实施有效的信息化操作。就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档案管理工作人员来说，加强其综合素质的培养，构建专业的高素质管理人才队伍有其一定的必要性。档案管理部门应该加强对城市规划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培养力度，使得工作人员能够具备一定的信息化技术，并且熟悉各个方面的档案管理内容和制度，引进具备管理学以及城市学等方面知识背景的信息化人才，加强管理队伍的建设，从而使得档案管理能够有效的实现信息化。
而要想使得城市规划档案管理信息化得到有效的建设，还需要对管理人员的政治以及业务综合素质进行有效的提升，另外，还要对其服务能力进行有效的培养，从而使得档案管理的信息化人才队伍逐渐壮大，以构建高水平的城市规划档案管理信息化。
3.2加强资金投入，强化档案管理的硬件设施建设
针对档案管理要进行多项资金的投入，积极的融合市场资金以及社会辅助资金，利用充足的资金来将档案管理的信息化程度进行提升。而针对档案管理进行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合理的应用到相应的硬件设施，为了能够使得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得到提升，就需要对所采用的硬件设施进行完善和优化处理，加强城市的网络覆盖率，针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合理的保护，采用高质量的硬件系统，针对硬件系统进行跟踪维护，并且要定期对硬件设施进行保养，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实现城市规划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
3.3紧密依照城市规划档案的发展战略，提高管理的专业信息化
城市规划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必须要紧跟时展的步伐，并且能够符合信息化发展的具体要求，将档案管理的职能进行合理的转换，加强档案管理与信息化建设之前的联系，实现两者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不断的将数字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城市规划档案管理中，应用网络来实现对档案信息的高度检索，提升档案信息的利用率。建构区域性的档案管理中心，针对档案信息实现高效共享，使得档案信息能够有效的被利用者所利用。切实有效的针对档案管理硬件和软件进行开发，从而使得信息化管理的程度可以大大提高。
3.4构建城市规划档案的信息化中心
城市规划档案馆推进档案信息化管理的终极目的就是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准，进而为城市规划工作提供第一手翔实的、精准的资料，确保城市规划工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为此，城市规划档案馆要努力成为本市规划的数据、信息存储的主力军，这也逐步成为档案部门的关键职责。
城市规划档案实现信息化的同时，也会出现由于档案自身的安全性和保密性而凸显的限制性问题，诸如此类的缺陷理应获得及时的弥补。档案馆的管理者需树立保存好档案的数据和具备管理技术同等重要的理念，在存储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的同时，确保每一条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精确性，以保障信息化可以高效的实现。
4、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规划档案管理实现信息化是城市发展和建设的必然结果。要想使得城市规划档案管理能够有效的实现信息化，就需要严格的遵守相应的管理步骤，并且了解相应的管理内容，在此基础上，积极的采取各项措施，来不断的提升档案管理的信息化水平，针对档案管理模式进行适当的改进，并积极的结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档案资源的高效共享，以此来保障城市现代化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金德才.谈高校档案价值鉴定工作[J].档案，2010（05）
[2]周萍.新形势下做好公安档案工作的思考[J].浙江档案，2014（01）
信用管理规定篇7
关键词:工程项目信息资源项目管理
1IRP管理概况
在众多的项目工程管理中，IRP管理应该是属于在工程项目中应用较少,还在积极地尝试和探索阶段的一种管理技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是三峡工程管理系统TGPMS的开发与应用。就定义而言，信息资源规划(英文缩写IRP),在项目管理中就是是一种以信息工程方法论与信息资源管理为基础的信息理论和技术,项目管理人员通过“数据集成”从根本上解决了信息系统集成问题;同时,基于其核心理念的集成信息系统开发,在实施过程中对实施主体的管理模式有很大的促进和巩固作用。IRP在电力、矿业、港口、化工、机械等很多行业的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有广泛应用,并取得了相应成功经验积累;这里通过介绍IRP理论及其核心理念,结合工程项目集成化管理研究理念,提出了IRP在工程项目集成化管理中应用的基本模型框架——基于工程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以新型业务合作为基础、以投资者(或其委托的管理机构)为实施主体的工程项目集成化管理思想,并指出了IRP在工程项目集成管理中的应用前景。
2工程IRP的定义及理论
信息资源规划(Information Resource Planning,简称IRP)是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信息,从产生、获取到处理、存储、传输及利用进行全程地规划。其集成化信息系统开发思路为:第一步,根据企业战略要求进行信息的总体数据规划,建立起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的基础标准;第二步,根据总体数据规划,建立起面向业务流程的主题数据库;第三步,由稳定的和共享性的数据环境建立起企业信息资源网;最后,基于企业信息资源网,以及计算机网和通讯网“三网合一”的基础上开发各种业务需求的应用系统,而这些应用系统基于同一信息资源平台,因而是集成的。信息资源规划的核心理念是建立信息面向数据的总体数据规划、主题数据以及企业信息管理基础标准。
2.1面向数据的信息工程方法实现信息系统集成的稳定性与共享性
信息工程方法认为数据位于现代数据处理的中心,数据是稳定的,处理是多变的,以稳定的数据实体建构为中心的信息系统,在管理和处理事物变化时,信息系统才不会发生结构性的破坏,易于系统维护以及机关报系统的引进与开发;最终用户必须真正参加开发工作,特别是中高层业务人员要参加信息系统的高层构思和总体规划工作,只有用户最终了解业力过程和管理上的信息需求,是需求驱动性和互动的系统开发及维护形式。
总体规划的核心与基础是总体数据规划,其主要目的是解决相关应用业务信息资源的规划和协调,最大程度地提高数据的共享,而使数据冗余最低;其实质是运用信息组织技术将面向业务主题稳定共享性的“数据库”以及与成熟应用软件对接进行规范化的组织工作,取消或极大地减少数据接口,实现基于高档次数据环境的系统集成,建立起全企业范围的稳定的数据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长远的信息系统建设的规划。
2.2主题数据库特征
主题数据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见图1):
1)面向业务主题。主题数据库与企业中的各种业务主题相关,而不是与具体的计算机应用程序相关;是面向业务主题的数据组织存储,是对有关单证、报表数据项进行分析整理设计的,不是按照单证、报表原样建立的;主题数据库的数据结构,是由多个达到“基本表”规范的数据实体构成。
2)信息共享。主题数据库是对各个应用系统“自建自用”的数据库多次重复定义的彻底否定,强调各个应用系统“共建共用”的共享数据库,不同的应用系统可以调用一个或多个主题数据库;同一数据由数据源一次、一处进入系统,保证其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经由网络—计算机—数据库系统,可以多次、多处使用。
3)先紧后松。主题数据库建立需经过严格的数据分析,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立功能和数据模型,但其后的维护费用很低;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主题数据库的建成,最终会使应用开发加快。当一个新的应用项目被提出时,许多数据已经存在,借助于高级数据库语言、报表生成软件和应用生成软件,可使新的应用系统迅速的开发完成,并能使用户直接与这些数据库交互使用数据。
4)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基础标准,即数据管理标准化,是对数据结构设计和管理的科学方法。在实体分析和主题数据库建立的总体规划中建立和实施数据管理标准,才能保证企业内部及其合作伙伴信息交换有统一的数据标准,实现信息的共享性;同时,数据管理标准的建立以总体数据规划为保障,确保数据规范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
3IRP管理模式在工程管理中应用的基本模型框架
工程项目的一次性使得其管理区别于企业管理,没有现存的管理实体和模型,是通过项目的发展和实施建立起来的。IRP在工程项目集成化管理中的应用必须依托投资主体(或其委托的管理机构),依赖于工程项目管理理论和经验,在项目构思阶段确定管理模型框架,开始实施项目的信息资源规划,把项目各阶段工作流、物流、资金流转化为可集成性的信息流,并改进和细化管理模型,最终对建立共享集成性的高效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全面管理。
3.1建设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思想
传统的项目管理模式将工程项目划分成立项决策、工程采购、终实现项目价值的最大化。
3.3以投资者为管理中心的思想
以项目投资者为管理中心,从战略角度出发,在项目的构思阶段进行项目的信息资源规划,通过整合信息流,识别项目各个阶段衔接的工作活动,并使这些活动成为以实现项目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整体。通过信息资源规划发现界面壁垒,打破障碍,建立统一、共享的数据库,让项目各个参与方得到所需的所有数据,使其行动向项目的总目标最大限度地靠拢。
4结语
IRP理论和技术引进工程项目管理,不仅能从根本上解决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集成问题,而且能巩固和改进工程项目集成化管理的发展。项目的投资者,从战略角度出发,在项目的构思阶段,启动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在项目信息规划的过程中发现项目管理模式的纰漏,进而重新设计;而重新设计的项目管理模式经过转化后,落实到系统的功能模型和数据模型上来,充分采用项目统一的信息资源管理基础标准,从而为项目的信息共享和信息系统集成提供可靠的保证,最终成功实现项目的总目标,实现项目价值最大化。以IRP信息技术为基础,工程项目集成化管理实现从刚性到柔性,最终形成固化的管理模式。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积累经验,改进管理方式,寻求工程建设领域核心的一般性的东西,总结和完善信息规划技术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应用,减少信息系统开发周期和费用,巩固成功经验并推广,可使得工程项目管理水平整体提高。
参考文献:
[1]成虎.工程项目管理[M].第2版.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信用管理规定篇8
关键词:征信;监管模式;行业自律;征信监管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06)12-0006-04
征信业监管体系包括相关法律法规､行政监管以及行业自律等内容,主要是通过体系内各要素共同发挥作用,保证征信机构正常运营､规范发展,有效发挥征信市场主体作用｡
一､完善征信业监管体系的必要性
完善征信业监管体系的目的是通过运用征信法规､开展征信监管､实行行业自律等方式,规范征信机构的行为,维护征信市场的正常秩序,促进征信业健康稳定发展,保障被征信人的合法权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我国征信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加快征信业发展己成为社会共识,而仅靠征信业的自然发展无法满足市场紧迫的现实需要,必须由政府进行推动｡征信监管机构作为政府推动的执行者,可以通过制定征信业发展的整体规划,认可征信机构的执业资格,监管征信机构和征信市场的运作,营造良好的行业竞争氛围,培育市场需求主体等多种方式,促进征信市场的形成,确保征信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维护被征信人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
征信业涉及征信机构､被征信对象､征信产品使用者等多个方面,对各方的权利､义务和各环节运作都要进行规范,其中保护被征信人合法权益是征信监管的重要内容｡征信业监管体系一般通过三种途径维护被征信人合法权益,一是通过征信立法保障被征信人的知情权､异议权､纠错权等权利,同时明确界定征信机构数据采集的范围和用途､数据扩散的条件等｡二是赋予部分政府部门专门负责实施被征信人数据保护事宜｡三是以多种方式确保被征信者及时发现问题并以较低的成本提出异议和加以解决,树立被征信者对征信机构的信心｡
(三)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保障
从各国市场经济发展经验来看,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都是以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为基础的｡征信监管部门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规范征信市场,可以促使征信机构合法采集和利用信息,并在全社会逐步建立起失信约束机制,加大被征信主体的失信成本,促使其从自身长远利益出发,自觉规范自身的市场行为,维护信用市场秩序,在全社会营造讲诚实守信用的浓郁氛围,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立｡
二､国外征信业监管模式选择与启示
(一)国外征信业监管模式概述
由于征信数据及其处理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敏感,因此不论哪一国政府对征信行业都要进行监督管理,但各国对监管体系的选择有很大的区别｡目前国际上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监管模式：
1.美国模式――以征信公司商业运作为基础的征信业监管模式
美国､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等国家属于这种“美国式”的监管模式,这一模式的实质表现为政府对征信行业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制定和细化征信法律法规方面,行政监管手段相对弱化｡它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不对征信行业实施任何准营许可,征信业实行完全的自由准入制,征信机构的生存与发展完全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必须具备比较完善的征信业法律体系,征信活动的全部过程均被纳入法律轨道,征信机构只需依法开展征信业务即可｡同时,为形成相互制约机制,｡这些国家往往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府机构对征信行业实行监管,监管部门主要是在信用监督和执法方面发挥作用｡
2.欧洲模式――以中央银行建立征信系统为基础的征信业监管模式
这种模式以比利时､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代表｡与美国相同,欧洲经济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征信立法工作,但是完善的法律并不能取代监管机构对征信机构严格的行政监管｡按照法律规定,欧洲国家成立征信公司必须向国家数据保护机构登记｡同时,由于中央银行建立中央信贷登记系统,有关信息的搜集与使用等方面的管理制度也由中央银行提供并执行,因而对征信机构的监管通常由中央银行承担｡
3?郾“政府驱动型”监管模式――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的征信业监管模式
一些发展中国家属于这种“政府驱动型”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实质表现为政府不仅是征信市场的监管者,而且是促进该国征信行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它的主要特征是政府监管部门对资信评级机构和评级业务的推动及有效监管是评级业务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该模式下,国家一般会对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资格认定以及评级业务范围的核准等做出明确规定,而且有的国家的监管机构还直接参与发起设立评级机构｡但这种模式容易产生一些副作用,如这些国家征信机构的生命可能会由政府所左右,而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等｡
(二)国外征信业监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启示一：政府对征信业的管理方式与该国征信业法律体系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从国际经验看,征信法律法规越完善,政府的直接管理职能就相对弱化,征信行业的发展也比较规范;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或中央银行的直接管理职能就更为重要一些,征信业的发展状况就容易受政府行为的影响｡在我国,征信业的发展只有十几年的历史,相关的法律法规基本空白,因此,在加快征信立法进程的同时,征信监管部门对该行业进行必要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启示二：各国监管机构不仅管理征信业,而且还代表政府直接推动征信业发展｡
征信行业的发展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很难在短期内建立起完善的信用体系,因此需要借助政府的推动,无论是信用制度的建立､征信机构的建设,还是信息的披露､社会信用文化的培育等,都离不开政府的制度供给和积极推动｡各国的征信监管机构在征信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仅管理征信业,而且还是政府推动的执行者｡即使是在征信行业发达的美国,也离不开监管机构的直接推动｡例如,美国资信评级业发展的主要动因就是政府将信用评级作为债券市场的准入条件,同时,监管部门于1975年以“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方式对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的评级机构资格进行了认定｡通过这种形式,不仅直接推动了这些评级机构的发展,而且规范了评级市场,方便了投资者和监管者对评级结果的使用｡
启示三：征信业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是各国选择征信监管模式的主要依据｡
对于征信业发达的国家而言,随着征信市场的形成和完善,以制度约束和行业自律为主的监管模式也会随之形成｡而对于征信业刚刚起步的国家,为便于集中管理,统一筹划和资源利用,缩短征信体系建设周期,减少行政冲突,往往由政府直接推动建设征信系统,并由一个机构对征信业进行独立监管｡我国征信机构建设虽然有一定基础,但从整个体系建设来看,基础还十分薄弱,要在短期内形成高效､统一的征信市场,建成比较完善的征信体系,必须由政府进行组织推动｡同时,为便于行业的协调发展,应明确由一个监管机构对征信业进行集中监管｡随着征信体系建设的日渐完善,再逐步向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方向过渡｡
三､我国征信业监管体系现状
(一)征信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尚未形成刚性的市场监管
征信活动直接涉及公民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等方面的问题,是一项法律性要求很强的工作｡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直接规范征信行业的法律规范主要是以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为主,缺乏效力层级较高的法律法规｡同时,各规章之间缺乏协调,没有形成系统､全面､统一的征信业监管法律体系｡以各省(市)己出台的地方规章为例｡目前北京､上海､天津､安徽､福建等16个省(市)均己经出台了征信方面的地方规章｡从总体看,这些规章主要是规范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活动,关于个人征信和征信监管方面的规范较少｡即使涉及到征信监管,各地规章的规定也不尽相同｡这些规章关于行业监管的条款,大致分为3种类型：第一类,设立新机构行使行业监管职能｡如上海专门成立了征信管理办公室,深圳成立了信用征信及评级监督委员会;海南､湖南成立了信用活动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征信管理条例》(2002年征求意见稿)也有类似规定｡第二类,由省政府指定一个部门为行业监管部门,大部分为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如广东､安徽和浙江省｡第三类,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或协调小组行使监管职能,如宁波市等｡这些地方规章虽对各地的征信业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各地授权的管理部门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采集信息的范围和对征信活动各当事人权利､义务､责任规定也有很大差异,不仅加剧了征信业的多头监管,不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征信市场,而且由于征信机构缺乏完备的法律法规约束,发展呈现出无序状态,法律监管的约束力大大减弱｡
(二)行政监管模式尚未成熟,未能形成统一的市场监管
行政监管是法律监管的必要补充,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之前,行政监管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的征信业监管模式尚未成熟,主要表现在：
1.征信监管主体各自为政｡这里的监管主体是指由谁来对征信业进行监管｡目前,对征信业进行监管的部门很多,包括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各地建立的监管部门等｡以资信评级机构为例,目前,资信评级机构在从事不同业务时,归口管理部门也不尽相同,如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企业债券发行的评级管理工作;中国人民银行负责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的信用评级管理工作;证监会负责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的信用评级管理工作｡这些部门监管的依据不同,管理要求不一,给评级机构增加了不必要的管理成本｡同时,由于在责任追究方面没有统一负责的监管机构,被征信人的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2.行政监管措施不到位｡行政监管的主要内容,一是市场准入｡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的原则,征信机构必须达到一定标准,具备一定资质｡二是征信业务规范｡监管机构必须对征信机构执行征信法规情况和规范运营情况等进行有效监管｡目前,我国对征信机构进行监管的部门虽然很多,但监管的措施相对有限,行政监管的主要内容无法实现｡在征信机构的市场准入方面,我国还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样的社会中介机构可以从事征信业务以及中介机构如何进入市场即市场准入条件和准入机制｡在征信业务规范的监管方面,我国还没有出台征信机构的从业人员执业资格､执业技术准则､行业标准等方面的规范性管理规定｡资信评级机构的从业人员执业资格､执业技术准则等方面迄今为止没有出台任何规范性的管理规定,人民银行于2006年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规范评级机构的执业行为,对信用评级标识进行了统一界定,开始对评级机构部分业务进行规范｡由此可见,由于我国对征信业进行行政监管的法律规范依据不足,各监管部门对该行业的行政监管也相对较弱｡
(三)征信行业缺乏自律机制,难以达到规范的市场监管
征信机构的行业自律至关重要,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征信机构长远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是征信机构的公信力｡从国际社会看,各征信国家均成立了行业协会,如美国的信用管理协会和信用报告协会等,这些行业协会在整个国家信用体系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征信业受发展情况等制约,至今没有行业协会｡虽然目前存在中华资信评估联席会､中国信息协会信用专业委员会､各地的资信评估机构总经理联席会等组织,但无论规模､影响都较小,尚不能起到行业协会的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的征信行业自律机制并未形成,行业内的交流､人员的教育培训､行业执业技术标准和执业规范的制订等都不能提上议事日程,制约了征信业的规范发展｡
四､借鉴国外监管模式,完善我国征信业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借鉴国外监管模式应遵循的原则
我国在选择对征信业监管模式时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一是有效性原则｡我国在选择征信业监管模式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征信行业的发展现状,监管模式要适合我国国情,能够对我国的征信机构进行有效监管｡二是低成本原则｡对征信机构监管的成本控制｡因为监管的高成本最终是要分摊到征信机构身上,不利于我国征信业的长远发展｡三是可操作原则｡即强调我国选择的监管模式要有明确的程序设计,要做到在监管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坚持上述几项原则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对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完善我国征信业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规范我国的征信市场秩序,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而征信业监管体系的完善无疑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我国征信监管中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
1.加快征信立法步伐,提供监管的法律依据征信业的监管法规调整对象是征信机构和全社会的征信活动｡主要内容应当包括规范征信机构资格､市场准入､从业范围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规范信用信息的采集､加工､披露和使用;规范被征信人权益保护,异议信用信息的核查､处理;规范征信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监管方式和有关机构的法律责任及违规处罚等｡建议尽快颁布《征信管理条例》,对上述内容进行明确规定｡考虑到征信立法过程较长,在条例颁布前,为尽快规范和促进我国征信行业的发展,可由国务院先行组织相关部门统一协调,统一出台一些暂行性行业指导规范,避免不同地方不同部门各行其是,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同时,要尽快完善配套法律规范｡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改现行法律法规中与征信立法相冲突的地方｡比如《保密法》､《商业银行法》､《合同法》､《贷款通则》等｡修改后的法律应明确规定,何种数据可以向社会开放､开放的方式､数据处理和传播的方式､范围以及时限等等,为征信活动和征信监管提供参考依据｡
2.统一监管机构,实施有效监管考虑到我国要在短期内建成比较完善的征信体系,应选择单一监管模式,明确由一个监管机构对征信业进行集中监管｡监管机构可以新设立也可以在现有的监管部门中指定｡但无论是新设立还是指定,需把握和解决四个关键问题：一是监管部门的法律授权和权限界定问题｡从理论上讲,征信涉及全体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属于法律调整的范畴｡如果没有高层级法律法规的授权,地方政府､各部门必定会各自为政,独立监管,公民面临的权利和义务也就会各不相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规定｡从全国征信监管实践工作来看,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是被国务院唯一明确授权具有监管职责的部门,但并没有从法律上对人民银行授权,因此,人民银行在征信管理工作中面临无法依法行政的尴尬局面,严重制约和影响征信管理职责的履行｡要实施有效行政监管,必须从法律法规层面对监管部门授权,并明确界定权限范围｡二是单一监管不能离开相关部门的配合｡征信数据分散,行业协调和数据集中等都离不开相关部门的支持｡三是监管部门必须做好职能定位,设计好监管运行机制,制定规范的管理制度,做到既能在征信体系建设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又不过分干预征信机构在市场中的自主行为｡四是监管方式问题｡在法律法规出台前,行政手段仍然是主要的征信业监管方式｡监管机构要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的原则,确定征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准入资质;积极制订市场规则,维护平等竞争秩序;加强业务规范管理,对征信机构提供虚假信息､以级定价,侵犯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多种行为进行严格查处｡
3.组建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在完善行政监督管理的同时,应注重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间自律｡初期可由监管部门推动组建信用行业协会,出台同业自律管理办法,并指导行业协会在征信研究､制订行业规划和从业标准､建立信用评价标准､协调行业与政府及各方面的关系､加强行业从业人员培训､进行国际交流活动等方面发挥作用｡随着征信行业的发展,行业协会将逐步成熟,逐步实现行业的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
课题组组长:朱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