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收法律依据范文

时间:2023-08-25 15:18:25

土地征收法律依据

土地征收法律依据篇1

关键词:房地产税 税收体制 政府干预

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房产税走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房产税的描述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这一描述比此前的理论、试点深邃、准确、实际。这绝非意味着对此前房产税理论、做法(没有法律依据强行试点、妄图强行扩大试点、强行推行房产税带来了社会断裂)的肯定,而是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房地产税"、"立法"、"改革",当然也就绝非意味着房地产税很快就能出台,注定是个很艰难、很漫长的过程。正常来讲征收房地产税涉及了理念、经济伦理、体制、法理、法律依据、操作技术等诸多问题,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改革,需要有法律依据、需要道理支持,构建出征收房地产税的平台,绝非前段时间某些人鼓噪房产税显示的"火烧屁股"跳起来喊叫那般简单、那般粗暴。

或许改革立法应该明确下面的问题,才能搭建好房地产税的法律关系。

(一)房地产税的目的

房产税是政府行政管理者的功能,土地财政是政府的所有者收益,用房产税取代土地违背科学管理,混淆了所有权与行政权,强化了体制弊病,即使真的征收了房产税,体制上不能取消政府土地掌控者功能,政府卖地的机能、利益驱动都存在,土地财政仍然难以根除,而且房产税与土地财政在数量上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说把房产税改为房地产税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明晰这一手段的目的应该是使用这一手段的前提。

(二)房地产税的经济伦理

高房价背后有很多体制原因,如资源过多聚集在城市和大城市、货币超发、税负过重等等,如今中国在失去劳动力红利以后,过重的税负让产品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减税应该是中国经济今后必须的改革。在鼓噪房产税、试点的过程中,只是强调单纯开征房产税而没有伴随开发、购买环节的减税,违背经济伦理,同时也会像提高油价一样,增加社会经济运行成本,让相对低迷的经济运行更加艰难。

(三)房地产税的法理支持

中国房地产基本制度是土地有偿有期限转让,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是理论上的房产税受益人,如果征收房地产税,必须在法理上对此有通顺的解释,在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以前就强行开征房地产税,没有法理支持影响政府的声誉,房地产税永远都会伴随质疑。

(四)房地产税的法律依据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妄图强行征收房产税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 十八届三中全明确提出了房地产税概念否定了房产税,自然要先行立法以后才行,立法本身就是一个首先要有"改革"旧经济关系、设立新型经济关系的过程,无论如何这都会比在缺乏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试点、推行都显得更加文明、特别有意义。

二、国外房地产税对住宅价格影响

房地产税的征收在世界各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对房产税展开了研究,至今国外关于房产税的文献已不仅仅局限于税制,其涉及面非常广,包括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Boelhouwer(2004)研究了世界各国房地产价格,根据其变化情况来分析税收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作用,结果表明小部分国家的税收政策并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比如法国、比利时、英国等,但是还有一部分国家达到了预期的结果,如丹麦、德国、瑞典等。

在欧美,只要房屋产权属于私人所有,即便房屋的主人去世,也必须缴纳房产税,每年缴纳的税率从1%到3%不等(视房子所属的不同地域而定),平均为2%。假如你花20万美元买一栋房子,那么,你每年就要为这栋房子缴纳4000美元的房产税,且房产税的征收计算,是根据你所拥有房子的实际价值来决定的。

1992年,英国政府颁布《1992年地方财政法案》,规定从1993年8月1日起执行议会税(又称住宅房地产税),并一直沿用至今。该法案短期内刺激英国实际房价出现一定增长。

三、 房地产税收对房价的作用机理

房地产价格的决定根本是由供需决定的,房地产税的作用是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和降低预期收入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量和需求结构进而调节房地产价格。本文借鉴陈多长和杜雪军等关于房地产价格影响的理论模型进行分析。

五、结果分析

运用OLS估计方法对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如表所示。根据得出的结果可知,房地产税对房地产交易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而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模型的拟合系数 =0.63,具有较好的拟合程度。征收个人房产税并没有达到抑制房价的目的,其中原因有很多。

六、结论

频繁调控无效与中国缺乏房地产经济模式有关,正因如此才导致了调控思路混乱,每次调控都只考虑房价,根本不考量越来越重要的租赁市场,限购、房产税都典型地反映了这一问题。或许,政府在构建新经济模式、新房地产经济模式以后,对商品房、保障房、租赁市场等等都会有新的考量,这是房地产税合理的重要前提之一。房产税横空出世的前前后后、形形色色的说法和争论,有很多元素值得整个社会思索,作为一个梦想迈进现代化的国家,在管理经济过程中不顾约束条件、不讲法律依据"霸王硬上弓"是件危险的事情。在我国全面弘扬法治社会的今天,法治观念已深入人心,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房产税更应该符合法律法规、受法律监督。房产税只有尽快纳入到法治轨道,房产税成功扩围才能指日可待,人民大众的纳税权利与义务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全文[R].2013

[2] 钱静芳.物业税制度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财会月刊.2010(6):36-37.

[3]高培勇.共和国财税60 年[M].人民出版社,2009

[4]《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1986

[5]巴曙松,刘孝红,尹煜等.物业税改革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研究[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6]杨绍媛,徐晓波.我国房地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及改革探索[J].经济体制改革,2007(2):136-139

土地征收法律依据篇2

然而,住进去不到两年,就发生了令凯露意想不到的事情:1999年5月,新伦敦市政府几名官员来到她家,不容置疑地宣布:“你必须在60天内搬离这个地方,因为,政府要在这里进行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私人开发项目。当然,你会得到合理的补偿金。”当她问及理由时,对方告诉她,虽然“长岛海湾”环境优美,但经济和商业却长期处于萧条状态,为刺激经济和创造就业岗位,政府决定征收这里私人的546亩土地,开发包括住宅、酒店、公园以及医药研发中心,并成立了“新伦敦市开发公司”,专门实施该商业项目的开发。

凯露愤怒了,她强硬地表示:“我已经习惯这里的环境,我不会搬离,除非拿出让我信服的法律依据来。”

其间,政府官员又多次上门做工作,都被凯露顶了回去。双方僵持了一年多,仍未达成任何协议。

新伦敦市政府对凯露这个“钉子户”感到很棘手,无奈之下,决定强制她搬迁,于2000年12月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她必须在90天内搬走,否则就要进行强拆。

凯露并未退却,她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便一纸诉状将新伦敦市政府告上了当地法院。法庭上双方各持己见,争论非常激烈。最后,案子被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凯露在联邦最高法院慷慨陈词:政府在征用公民的私有土地时,必须要有法律依据,而且只能用于公用目的。而新伦敦市政府却为了面子工程,搞什么私人开发项目,还美其名曰是为刺激经济和创造就业岗位,我坚决不同意搬离,除非拿出足以令人信服的法律依据来。

联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认为,凯露说的完全在理。遂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提交美国国会两院进行讨论,促其尽快出台一项法令,禁止联邦政府机构征收私人土地用于经济开发。国会两院经过严密论证,于2005年出台了美国“国家征用权”法案,规定:政府征用公民的土地等私有财产时,必须合法而且要合理补偿,同时只能用于公用目的。时任总统小布什在签署这项行政命令时指出:“必须严格禁止联邦政府所属的各级机构征收私有土地用于商业性质开发,只能用于公用,其他州也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接着,全美有43个州就禁止政府机构征收私人土地用于经济开发而修改了宪法。

最终,联邦最高法院依据“国家征用权”法,以5比4的投票结果,裁决凯露搬离“长岛海湾”,并给予她44.2万美元的补偿款,还同意了她提出的不拆除那座粉红色房子的要求。随后,凯露搬到了距原住址不远的一处白色平房中,这样她就能够经常看到那座粉红色的房子。

土地征收法律依据篇3

一、固定资产会计核算中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企业可以利用税法允许的会计政策选择、使用年限和净残值的估计空间进行纳税筹划,还可针对不同类别的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在税法规定上的差异进行筹划,获取筹划利益。

(一)折旧方法选择的纳税筹划

1 法律依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2 筹划分析:(1)在比例税率下,如果各年的所得税税率不变,选择加速折旧法可把前期和润推至后期实现,使企业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2)如果未来各年所得税税率呈上升趋势,企业在筹划时应根据折现率,比较税率提高增加的税负与延缓纳税收益的大小,做出最佳选择。(3)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采用加速折旧法既可使企业缩短投资回收期,又可使企业加速折旧,从而取得延缓纳税的好处。(4)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因素,对不同折旧方法下获得的不同资金时间价值收益和承担不同的税负水平进行比较,在合乎税法规定的前提下,选择能给企业带来最大抵税现值的折旧方法。

但是,加速折旧法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适用:(1)盈利企业应采用加速折旧法。(2)亏损企业不宜采用加速折旧法。(3)企业处于减免税优惠期间,不宜采用加速折旧法。

但是某些学者则认为,利用加速折旧法进行税收筹划。在我国一般不具可操作性。

(二)折旧年限的纳税筹划

1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规定:固定资产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1)房屋、建筑物,为20年;(2)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3)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5年;(4)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为4年;(5)电子设备。为3年。

2 筹划分析:一般说来,折旧年限取决于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而使用年限本身就是一个预计的经验值,使得折旧年限容纳了很多人为的成分,为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性。缩短折旧年限(不低于法定年限)有利于加速成本收回,可以使后期成本费用前移,从而使前期会计利润发生后移。

如把折旧年限从8年降到5年,在税率稳定的情况下,所得税的递延交纳,相当于向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尽管折旧期限的改变并不从数字上影响到企业所得税税负的总和,但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显然把折旧期限调为5年对企业更为有利。

但是当税率变动时,延长折旧期限也可能减轻税收负担。若企业正享受优惠政策,如果该项固定资产为该企业第一个获利年度购入,折旧年限为8年或5年,通过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看出,8年的折旧年限更利于企业减轻税收负担。

(三)净残值的纳税筹划

1 法律依据: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并没有明确规定预计净残值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净残值,固定资产的净残值一经确定,不得变更。由于情况特殊,需调整残值比例的,应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2 筹划分析:当企业处于所得税非减免税时期,纳税人应根据资产(尤其是预计无形损耗大的固定资产)的特点,及时向税务机关申请调低残值比例。残值比例调低后,折旧抵税增加,这既维护了纳税人的权利,也能给纳税人带来不可忽视的税收利益。例1,某企业原值1000万元的某电子设备,如果把残值比例从5%调整到0(假设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25%,折旧年限为3年),那么,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情况下,折旧抵税获得的利益共增加1000×(5%-0)×25%=12.5(万元)。

二、固定资产会计核算中增值税的纳税筹划

(一)购进固定资产的纳税筹划

1 法律依据:自2009年1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或者自制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38号,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0号,以下简称细则)的有关规定,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和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2 筹划分析:自2009年1月1日起,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开始实施,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来说,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可以抵扣进项税,但是要注意必须是企业2009年1月1日以后实际发生,并取得2009年1月1日以后开具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注明的或者依据增值税扣税凭证计算的增值税税额,并且还要注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固定资产净值×适用税率。

增值税纳税筹划的两个重要特征是纳税筹划行为具有行为合法性和前瞻性。要保证筹划行为具有合法性和前瞻性,纳税筹划人员除了要精通法律,与税务机关进行有效沟通外,还需要关注有关法规政策的变化。

(二)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纳税筹划

1 法律依据:自2009年1月1日起,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应区分不同情形征收增值税:(1)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9年1月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2)2008年12月31日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8年12月31日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4%征

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3)2008年12月31日以前已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2 筹划分析:(1)对于销售2009年以后购买的固定资产按照一般货物的方法征收增值税,一般货物的增值税纳税筹划方法都可以用。(2)销售2009年以前购入的固定资产,依然使用老规定。(3)增值税试点的企业对销售本地区进入试点以前购买的固定资产,按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销售进入试点以后购买的固定资产,则按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企业应该针对不同固定资产的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纳税筹划方案,使企业实现在合法条件>文秘站:

三、固定资产会计核算中其他税种的纳税筹划

(一)固定资产会计核算中房产税的纳税筹划

1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第三条“房产税依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至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第四条“房产税的税率,依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的,税率为1.2%”。

2 筹划分析:这里“减除10%至30%后的余值”,具体减除幅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由于扣除比例1.2%没有变动的余地,房产原值的大小直接决定房产税的多少,因此合理减少房产原值可以减少房产税。而中央空调、房产的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等建筑物、土地使用权都是影响应税房产原值的因素。若把除厂房、办公用房外的建筑物建成露天的,并在账簿中予以单独记载,则可减少房产原值。将中央空调设备作单项固定资产入账,可以不计入房产税的计税基础,从而免于缴纳房产税。另外。企业应注意房产税的税收优惠,并加以利用。

  (二)土地增值税的纳税筹划

1 法律依据: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的20%时,免征土地增值税,而且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最低税率30%,最高税率60%。

2 筹划分析:在会计核算中,企业可计算土地增值税的起征点,根据相关法规来确定是否免征土地增值税;还应注意各级税率增收范围的临界点,衡量上级税率与下级税率对企业带/文秘站-您的专属秘书!/来的最大税后收益,而不是盲目追求高价格或低税率。所以,企业要结合上述不同规定,制订科学合理的住房销售方案,以有效减轻或免除税负。

四、固定资产会计核算中纳税筹划的其他建议

(一)创造条件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现行税法有许多优惠政策,对于符合优惠条件的企业一定要加以充分利用,不符合优惠条件但濒临优惠边缘的企业可以创造条件,使企业符合优惠条件。如新《企业所得税法》第28条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对技术类企业来说,可以加大产品的高科技含量,以期获得税收优惠。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来说,应当创造条件,争取享受国家对西部开发的优惠政策。

(二)综合考虑各个税种的共同影响

由于各个税种的相关性,某一税种的计税基础降低,并不一定会带来总税负的减少,因此要把各个税种的纳税因素综合起来考虑。例如,厂房选址的不同(选择市区和选择县城)不仅会影响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还对所得税有影响。因为它们都可以计入管理费用,在所得税前扣除,减少应税所得额,从而影响所得税。可以看出,只有综合考虑各种变化抵销后的总影响,才能做出正确决策。

(三)追求税后收益最大化

固定资产纳税筹划应服从和服务于企业战略,筹划时不仅要考虑税收因素,还要考虑非税收因素,筹划的目的不是“税负最轻”或“纳税最小”,而是追求税后收益最大化,并以税后收益最大化为原则协调两个方面的均衡,即税收成本和非税收成本的均衡,以及税收成本中的隐性税收成本和显性税收成本的均衡。

五、结论

纳税筹划是一门涉及会计、税法、财务管理、法学、企业管理等诸多学科的边缘性学科,因此是一种高层次的理财活动,它对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的要求都很高。成功的纳税筹划不仅要求筹划人员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还要具备统筹谋划的能力,综合运用会计专业知识和相关学科的知识,在合法的前提下,放心、大胆地进行纳税筹划。

土地征收法律依据篇4

[关键词] 宅基地;使用权;收回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141-1

一、宅基地使用权的含义

“宅基地使用权”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学术界,在土地性质上是相对于国有土地性质的集体所有土地,在用途上是相对于农业生产用地的住宅用地。其产生虽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但在立法正式确立时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其正式为官方法律文件所确认是出现在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的《物权法》上,并将该权利归结于“用益物权”下进行专章规定。

其在《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的规定是“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用益物权,它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的,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下建造、保有房屋及附属设施的权利。

二、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制度框架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同时郑重履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承诺,采取了土地私有的制度,将耕地按户分配到农民手里。之后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为了提高农业的产出效率,为工业服务,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并根据列宁的理论,逐渐由初级社向高级社,再向人民公社的土地集中。

尽管法律对于宅基地的相关制度已经做了规定,但在《物权法》中不过寥寥的四条规定,其他更多地散见于《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其他规章中,对于这些法律规定,笔者简单地做了以下的梳理:

(一)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根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原始取得是通过申请――审批的方式,在集体经济组织内,以“户”为单位,无偿取得。

(二)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转让。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法律并没有做过多的干预,因为这是完全的私权利领域,只要不损害他人合法权利即可,同时也仅要求“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而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则是当前争议比较大的话题,比较合理合法的方式有继承、赠予的流转。尽管在法律依据上存在空白甚至有法律自身的矛盾,但是实践中的私底下的“隐形交易”确确实实是存在的,而且大部分是基于各自的村规民约。

(三)宅基地使用权的消灭。在《物权法》中,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消灭只明确了一种情形,就是“因自然灾害而灭失的,宅基地使用权消失,同时,对失去宅基地的村民,应当重新分配宅基地”。当然,在其他法律中体现出来的还有收回和调整,被征收等其他原因而消灭的。

三、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法律依据分析

当前,尽管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没有立法保障的情况下宅基地私下流转的情况普遍,但同时存在的还有宅基地的闲置的问题。宅基地闲置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使用权人通过流转后占有多于一处的宅基地,而将其中的一处或几处宅基地闲置;2、农民进城后将留在农村的宅基地闲置。

而在法律中宅基地使用权可以收回的情形只有在《土地管理法》中的第六十五条中规定的“具有下列情形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1)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2)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的;(3)因撤销、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的。

同时只规定依照第(一)项收回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可见,若将“宅基地使用权”置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含义下,只存在以上三种情况的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但对于前述中的宅基地闲置的情况,管理者并无收回的合法依据,使用权人也无退出的机制。

四、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法理分析

本文论述至此,便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若要使宅基地使用权可以收回,其法理依据何在,又如何保障各方利益。

(一)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法理依据。宅基地使用权归根结底是一种用益物权,即他物权,那就说明还有一个宅基地所有权,按照我国规定,就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该集体所有权的行使在《物权法》第六十条中已有规定。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提到,宅基地使用权的由来,宅基地使用权既然是无偿取得且具有福利性,则该所有权拥有者也就有权根据需要收回。

(二)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补偿标准。在“地随房走”的法律制度和宅基地本身的无偿性下,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可类比于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下称“条例”)中规定的补偿标准中的“被征收房屋价值”进行补偿。按照条例中的规定,补偿的内容包括:1.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2.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3、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同时还规定了“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由于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中,涉及到回迁或者产权调换的问题,同时还有其他工业性或者商业性的房屋,所以有补偿内容中的第2、3项。但由于本文讨论的“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其性质属于住宅用地,也就不存在补偿内容中第3项的情况。而第2项也只有在涉及回迁或者产权调换时需要予以补偿。鉴于此,若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是对闲置部分的收回,则只需补偿被征收房屋价值,对于具有强烈土地情结的广大农民而言,显然不具有对等性。

五、结语

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对于进城农民完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身份和国家整体的高质量城市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解决农村闲置宅基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基于中国人传统的乡土情结以及当前涉及三农的其他复杂社会问题仍有待解决,当期阶段的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应当是以使用权人的自愿为前提,并给予适当的补偿,其着眼点更应该是放在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偿退出上。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民法(第五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郑尚元.宅基地使用权性质及农民居住权利之保障[J].中国法学,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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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国华.论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J].岭南学刊,2013,(6).

[5]康菲.农村宅基地闲置问题探析[J].商,Business,2012,23.

土地征收法律依据篇5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由此引发的征地款分配纠纷急增,而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往往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大量越级上访和群体上访事件发生。为此,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纠纷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结合审判实践进一步提出解决方案。

关键词:征地款分配原因对策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建设在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农村城市化,而随之而来的征地款处分问题、嫁城女或入赘婿及其所生子女的权利享有问题、城市化农村村民的生活保障问题等各类矛盾却纷呈迭出,利益交错碰撞,成为当前城乡结合部农村矛盾的聚集点,继而成为司法

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诸多纠纷中,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后所得补偿费的分配问题表现最为突出,但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往往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大量越级上访、群体上访事件发生,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因此,作为法律工作者,有必要探究纠纷产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理论上构筑纠纷的解决方案,以公平理念为出发点,维护农村稳定,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一、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

作为土地法上重要概念的土地征用和土地征收,在我国现行《宪法》第10条第2款、《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分别作了规定,但立法上并未明确“征收”与“征用”的区别。学界对“征收”和“征用”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征收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为“土地征收”,征收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的称为“土地征用”;也有人认为征收不只是针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也可以征收。笔者同意学界第一种观点对二者所作的区别界定,原因有三:其一,征收与没收的关系,征收与没收都是基于国家法令而实现的,都带有强制性,且这一强制性的结果都使原权利人丧失土地权利,但没收常都有制裁(惩罚)性,常表现为国家无偿取得权利,而征收没有制裁性,且征收是基于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为之,国家基于征收行为往往要给原土地权利人以一定的经济补偿;其次,征收与征用的关系。虽然征收与征用也都是基于国家法令而实现的,且国家往往都要给予原土地权利人以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征用带有征来使用的意思,有点象土地使用权转让,但该转让不是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而是基于国家法令,国家在征用之初就明确了原权利人丧失土地权利(即国家使用原土地权利人土地的)期限,而征收常不作期限规定;最后,我国现行《宪法》、《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关于集体土地的征用,实际上指的就是征收,立法上对二者的混同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土地原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与现行法律相衔接,本文使用混同了的征收和征用概念。

二、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开发区热、旅游开发热和房地产热等纷纷兴起,农村(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农村)的土地越来越多地被征用,有的甚至是整个村的土地被全部征用,但被征用的土地得到了合理利用了吗?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被征土地并未实现其被征时的目的,至少没有被合理利用。现实中,圈地滥征和征而不用现象普遍存在。因为有些商家意识到了土地市场的升值潜力之大,利用开发各种园区之名为变相圈地之实,进行假投资真炒作。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全国开发区规划总面积已达3.5万平方公里,但圈占的耕地却43%在闲置。大家知道,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农村的土地更具有双重性质,它不光是生产资料,还是社会保障,被征用的土地越多就意味着农民的生存田越少,加之违法用地和浪费上地资源现象严重,因征用土地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加,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如果不能妥善合理地处理征地后的农民问题,就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近年来涌现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和村民待遇纠纷案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农村土地被征用过程中表露的现象,不难看出其存在以下问题:

1、有关土地执法不严。尽管《土地管理法》第4条第2款明确规定“……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第31条1款规定“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同时该法第43条1款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同时该法第43条2款又规定“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据此,有些地方政府在土地执法中,受眼前利益驱动,不惜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钻法律空子,先以低价的农用土地补偿金从农民手中征来地,变成建设用地后再以高过补偿金数倍的价格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给工商业,从而获取高差额,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却因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合理补偿而变为“流民”。

2、有关土地征用的条件限制不严。农民集体土地征收是国家强制剥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权利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虽现行《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均将“公共利益”作为集体土地征用的前提条件,但对何为“公共利益”的内涵和范围限制不够,在理解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商业用地本来是不能适用土地征用的,但实际上,大部分被征土地都用于了商业目的,而这种商业利用被解释为搞国家经济建设,结论自然就为“公共利益”目的,因此,“公共利益”规定的宽范性往往使公共目的和商业目的混同,给滥用土地征用权大开绿灯。

3、征地费用补偿标准不合理。我们知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对被征占土地的农民进行补偿,既是世界通例也体现了国家公共利益与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利益”、“财产利益”在矛盾中的必要协调,但是,《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2款明确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以土地过去年均产值作为确定补偿费用标准,不能反映市场对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真实评价,尤其是未考虑到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价值的升值潜力,该标准显然偏低,而廉价的土地征收成本使政府在征地中获取了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征收与土地出让之间的差价利益,侵害了广大农民的权益,也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誉与权威的树立。

4、征地费用分配混乱,矛盾迭出。征地补偿费标准偏低,使本已非常有限的补偿费用成为农民争夺的目标,每个人都想争得更多的补偿金,而排除他人参与分配,于是,借村民自治权利而剥夺他人的利益享有成为农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剧增的主要原因。对于嫁城女、入赘婿等能否享有分配权、享有多大分配权,因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各地各村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行使自治权中处理的结果相差很大,有的明确不能享有,有的限定满足一定条件才享有分配权,也有少数就给予分配权,但该分配权较同村组其他成员要小的多等等,于是没有享有分配权或没有享有完全分配权的村民,以要求享有村民待遇为由,纷纷诉至法院,对该类案件因缺乏法律依据,在处理上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越级上访或群体上访事件增多。

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存在的原因与对策从涌至法院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来看,纠纷产生的原因在于对谁应该分配、应该如何分配不明确,即谁具有集体成员资格(村民资格)和怎样分配才符合公平合理原则不明确。对此,应从以下方面考虑解决:

(一)村民资格的界定问题

在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上学界主要有三种主张:登记主义、事实主义和折衷主义。登记主义,即以户籍所在地是否在该村组作为确定是否具有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事实主义主张以是否实际在本村组长期生活为标准来确定资格;折衷主义则主张以户籍登记为原则,以长期居住的事实状态为例外来确

定成员资格,我认为这三种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认定成员资格应当坚持以公平为出发点,以户籍审查为原则,以长期生活且能尽到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为例外,相互结合,共同来确定。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作为认定为成员资格的标准,户籍在本村组不能就认定其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但如原

始户籍在本村组则自然取得该村组集体成员资格。

①在外村组长期从事工商业的村民其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户籍是证明一个公民自身情况的最直接、最基本依据,由它作为成员资格认定的标准之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首先应当考虑的。但是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在保留户籍的基础上长期在城里或其他村镇从事工商业,那么如果说该村民因长期不在本村组生活而否认其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则过于武断,有失公平。因此,如果该村民虽长期在外从事工商业,但其能够在在外期间坚持履行本村组其他成员相同义务的,或该村民户籍虽在本村组且长期在外村组从事工商业,但其在该外村组生活已满十年并能在其生活期间积极履行该外村组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且该外村组并未拒绝其履行的,亦应认定为其具有集体成员资格,而如果该村民的原始户籍虽在本村组,但其在在外期间经过五年且连年未履行本村组其他村民相同义务的应认定为其不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国家强制,如服刑人员和意志以外原因,如妇女被拐卖等除外)

②嫁出姑娘及其所生子女的成员资格认定。嫁出姑娘在出嫁的同时带走户籍的,应认定为从嫁出之日起不再具有原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如其在嫁出之后并未及时带走户籍,亦应作此认定,视为其户籍已迁走。这符合户籍登记应与事实相符这一原则。嫁出姑娘在嫁入外村组后,户籍同时带入该外村组的,应认定为其具有该外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其所生子女可随父或随母申报户口,同样享有集体成员资格,理由同前。但该嫁出女在结婚后未满五年又提出离婚的,在离婚时应将其在婚姻存续期间在该外村组以集体成员资格取得的利益适当返还,必要时可以其应得的夫妻共同财产份额或个人财产抵偿(这主要是防止以结婚为手段而达到其他目的)。

③独女的入赘丈夫及其所生子女的成员资格认定同“②”。

④有儿有女户要求招婿,理由正当且符合老有所养精神的,其所招女婿及其所生子女的资格认定同“②”。

⑤被收养子女的成员资格问题。无子女户依照《收养法》收养子女的,其子女的成员资格从收养成立之日起生效,收养成立后又解除收养关系的,从收养关系解除之日起被收养人丧失集体成员资格,但如果被收养人对造成解除收养关系负主要责任的,应返还其在具有集体成员资格期间所获得的与其他成员相同的收益的一部或全部,但如果收养人对解除收养关系负主要责任的不返还(这主要是防止借被收养之名而达到自己的其他目的)。

⑥农业户口的大中专在校生的资格认定问题。农业户口的大中专在校生在在校期间至就业之前,应具有原户籍所在地村组的成员资格。

⑦在役农业户口义务兵的资格认定问题,应认定为其具有集体成员资格,但已转志愿兵的,从转志愿兵之日起丧失该资格。

⑧因违反计生政策而超生的子女的资格认。定问题。该种情况超生的子女是否具有村民资格,当事人诉至法院的,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由其所在村委会行使自治权,但该村民拥有依法取得的户籍的情况除外(如违反计生政策而通过其他途径取得了户籍登记,法院应认定其具有

该村组村民资格,但该村委会通过行政诉讼使公安机关撤销了该户籍登记的除外)。

⑨因历史原因落实政策后按照离退休人员对待的、正常离退休人员和因其他原因将户籍迁回原籍的人员,要求享有分配权的,其主体资格是否享有依村民自治原则确定。

⑩农业户口的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的村民资格问题,依村民自治原则确定。

(二)处理纠纷的对策

我们知道“村民”是个法律概念,“农民”则是对职业的描述。拥有了村民资格是否就享有同等的村民待遇却不能一概而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因此在处理这类纠纷中要

充分尊重村民的自治权,但同时也不能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因为村民的自治权并不能对抗公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土地补偿款既具有生存利益性质又具有财产权性质。因此该权利非法律不得剥夺。鉴于此,在处理这类纠纷中,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1、民主议定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就是说,村民自治必须是真正的大多数村民的集体意志,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少数人的意志,且该意志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既要充分发挥民主意见又要遵守法律。

2、集体、个人利益相均衡原则。在处理征地补偿款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尊重和保障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又不能损害集体的整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的实现也要考虑成员个人利益的获得。

3、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集体成员在享有分配利益的同时要考虑其对集体所尽义务的大小,做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公平合理地分配征地款。

四、愿望与期待

我国是一个泱泱的农—业大国,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居住在农村,—土地面积的一半也为农民集体所有,国家要强盛、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关注和处理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因此国家应当加大政府执法的监督机制建设,完善土地征用审批制度,合理确定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坚决遏制“圈地运动”蔓延

土地征收法律依据篇6

关键词:征地款分配原因对策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建设在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农村城市化,而随之而来的征地款处分问题、嫁城女或入赘婿及其所生子女的权利享有问题、城市化农村村民的生活保障问题等各类矛盾却纷呈迭出,利益交错碰撞,成为当前城乡结合部农村矛盾的聚集点,继而成为司法

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诸多纠纷中,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后所得补偿费的分配问题表现最为突出,但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往往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大量越级上访、群体上访事件发生,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因此,作为法律工作者,有必要探究纠纷产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理论上构筑纠纷的解决方案,以公平理念为出发点,维护农村稳定,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一、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

作为土地法上重要概念的土地征用和土地征收,在我国现行《宪法》第10条第2款、《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分别作了规定,但立法上并未明确“征收”与“征用”的区别。学界对“征收”和“征用”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征收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为“土地征收”,征收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的称为“土地征用”;也有人认为征收不只是针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也可以征收。笔者同意学界第一种观点对二者所作的区别界定,原因有三:其一,征收与没收的关系,征收与没收都是基于国家法令而实现的,都带有强制性,且这一强制性的结果都使原权利人丧失土地权利,但没收常都有制裁(惩罚)性,常表现为国家无偿取得权利,而征收没有制裁性,且征收是基于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为之,国家基于征收行为往往要给原土地权利人以一定的经济补偿;其次,征收与征用的关系。虽然征收与征用也都是基于国家法令而实现的,且国家往往都要给予原土地权利人以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征用带有征来使用的意思,有点象土地使用权转让,但该转让不是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而是基于国家法令,国家在征用之初就明确了原权利人丧失土地权利(即国家使用原土地权利人土地的)期限,而征收常不作期限规定;最后,我国现行《宪法》、《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关于集体土地的征用,实际上指的就是征收,立法上对二者的混同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土地原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与现行法律相衔接,本文使用混同了的征收和征用概念。

二、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开发区热、旅游开发热和房地产热等纷纷兴起,农村(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农村)的土地越来越多地被征用,有的甚至是整个村的土地被全部征用,但被征用的土地得到了合理利用了吗?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被征土地并未实现其被征时的目的,至少没有被合理利用。现实中,圈地滥征和征而不用现象普遍存在。因为有些商家意识到了土地市场的升值潜力之大,利用开发各种园区之名为变相圈地之实,进行假投资真炒作。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全国开发区规划总面积已达3.5万平方公里,但圈占的耕地却43%在闲置。大家知道,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农村的土地更具有双重性质,它不光是生产资料,还是社会保障,被征用的土地越多就意味着农民的生存田越少,加之违法用地和浪费上地资源现象严重,因征用土地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加,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如果不能妥善合理地处理征地后的农民问题,就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近年来涌现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和村民待遇纠纷案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农村土地被征用过程中表露的现象,不难看出其存在以下问题:

1、有关土地执法不严。尽管《土地管理法》第4条第2款明确规定“……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第31条1款规定“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同时该法第43条1款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同时该法第43条2款又规定“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据此,有些地方政府在土地执法中,受眼前利益驱动,不惜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钻法律空子,先以低价的农用土地补偿金从农民手中征来地,变成建设用地后再以高过补偿金数倍的价格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给工商业,从而获取高差额,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却因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合理补偿而变为“流民”。

2、有关土地征用的条件限制不严。农民集体土地征收是国家强制剥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权利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虽现行《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均将“公共利益”作为集体土地征用的前提条件,但对何为“公共利益”的内涵和范围限制不够,在理解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商业用地本来是不能适用土地征用的,但实际上,大部分被征土地都用于了商业目的,而这种商业利用被解释为搞国家经济建设,结论自然就为“公共利益”目的,因此,“公共利益”规定的宽范性往往使公共目的和商业目的混同,给滥用土地征用权大开绿灯。

3、征地费用补偿标准不合理。我们知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对被征占土地的农民进行补偿,既是世界通例也体现了国家公共利益与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利益”、“财产利益”在矛盾中的必要协调,但是,《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2款明确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以土地过去年均产值作为确定补偿费用标准,不能反映市场对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真实评价,尤其是未考虑到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价值的升值潜力,该标准显然偏低,而廉价的土地征收成本使政府在征地中获取了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征收与土地出让之间的差价利益,侵害了广大农民的权益,也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誉与权威的树立。

4、征地费用分配混乱,矛盾迭出。征地补偿费标准偏低,使本已非常有限的补偿费用成为农民争夺的目标,每个人都想争得更多的补偿金,而排除他人参与分配,于是,借村民自治权利而剥夺他人的利益享有成为农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剧增的主要原因。对于嫁城女、入赘婿等能否享有分配权、享有多大分配权,因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各地各村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行使自治权中处理的结果相差很大,有的明确不能享有,有的限定满足一定条件才享有分配权,也有少数就给予分配权,但该分配权较同村组其他成员要小的多等等,于是没有享有分配权或没有享有完全分配权的村民,以要求享有村民待遇为由,纷纷诉至法院,对该类案件因缺乏法律依据,在处理上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越级上访或群体上访事件增多。

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存在的原因与对策从涌至法院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来看,纠纷产生的原因在于对谁应该分配、应该如何分配不明确,即谁具有集体成员资格(村民资格)和怎样分配才符合公平合理原则不明确。对此,应从以下方面考虑解决:

(一)村民资格的界定问题

在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上学界主要有三种主张:登记主义、事实主义和折衷主义。登记主义,即以户籍所在地是否在该村组作为确定是否具有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事实主义主张以是否实际在本村组长期生活为标准来确定资格;折衷主义则主张以户籍登记为原则,以长期居住的事实状态为例外来确

定成员资格,我认为这三种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认定成员资格应当坚持以公平为出发点,以户籍审查为原则,以长期生活且能尽到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为例外,相互结合,共同来确定。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作为认定为成员资格的标准,户籍在本村组不能就认定其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但如原

始户籍在本村组则自然取得该村组集体成员资格。

①在外村组长期从事工商业的村民其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户籍是证明一个公民自身情况的最直接、最基本依据,由它作为成员资格认定的标准之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首先应当考虑的。但是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在保留户籍的基础上长期在城里或其他村镇从事工商业,那么如果说该村民因长期不在本村组生活而否认其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则过于武断,有失公平。因此,如果该村民虽长期在外从事工商业,但其能够在在外期间坚持履行本村组其他成员相同义务的,或该村民户籍虽在本村组且长期在外村组从事工商业,但其在该外村组生活已满十年并能在其生活期间积极履行该外村组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且该外村组并未拒绝其履行的,亦应认定为其具有集体成员资格,而如果该村民的原始户籍虽在本村组,但其在在外期间经过五年且连年未履行本村组其他村民相同义务的应认定为其不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国家强制,如服刑人员和意志以外原因,如妇女被拐卖等除外)

②嫁出姑娘及其所生子女的成员资格认定。嫁出姑娘在出嫁的同时带走户籍的,应认定为从嫁出之日起不再具有原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如其在嫁出之后并未及时带走户籍,亦应作此认定,视为其户籍已迁走。这符合户籍登记应与事实相符这一原则。嫁出姑娘在嫁入外村组后,户籍同时带入该外村组的,应认定为其具有该外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其所生子女可随父或随母申报户口,同样享有集体成员资格,理由同前。但该嫁出女在结婚后未满五年又提出离婚的,在离婚时应将其在婚姻存续期间在该外村组以集体成员资格取得的利益适当返还,必要时可以其应得的夫妻共同财产份额或个人财产抵偿(这主要是防止以结婚为手段而达到其他目的)。

③独女的入赘丈夫及其所生子女的成员资格认定同“②”。

④有儿有女户要求招婿,理由正当且符合老有所养精神的,其所招女婿及其所生子女的资格认定同“②”。

⑤被收养子女的成员资格问题。无子女户依照《收养法》收养子女的,其子女的成员资格从收养成立之日起生效,收养成立后又解除收养关系的,从收养关系解除之日起被收养人丧失集体成员资格,但如果被收养人对造成解除收养关系负主要责任的,应返还其在具有集体成员资格期间所获得的与其他成员相同的收益的一部或全部,但如果收养人对解除收养关系负主要责任的不返还(这主要是防止借被收养之名而达到自己的其他目的)。

⑥农业户口的大中专在校生的资格认定问题。农业户口的大中专在校生在在校期间至就业之前,应具有原户籍所在地村组的成员资格。

⑦在役农业户口义务兵的资格认定问题,应认定为其具有集体成员资格,但已转志愿兵的,从转志愿兵之日起丧失该资格。

⑧因违反计生政策而超生的子女的资格认。定问题。该种情况超生的子女是否具有村民资格,当事人诉至法院的,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由其所在村委会行使自治权,但该村民拥有依法取得的户籍的情况除外(如违反计生政策而通过其他途径取得了户籍登记,法院应认定其具有

该村组村民资格,但该村委会通过行政诉讼使公安机关撤销了该户籍登记的除外)。

⑨因历史原因落实政策后按照离退休人员对待的、正常离退休人员和因其他原因将户籍迁回原籍的人员,要求享有分配权的,其主体资格是否享有依村民自治原则确定。

⑩农业户口的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的村民资格问题,依村民自治原则确定。

(二)处理纠纷的对策

我们知道“村民”是个法律概念,“农民”则是对职业的描述。拥有了村民资格是否就享有同等的村民待遇却不能一概而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因此在处理这类纠纷中要

充分尊重村民的自治权,但同时也不能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因为村民的自治权并不能对抗公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土地补偿款既具有生存利益性质又具有财产权性质。因此该权利非法律不得剥夺。鉴于此,在处理这类纠纷中,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1、民主议定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就是说,村民自治必须是真正的大多数村民的集体意志,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少数人的意志,且该意志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既要充分发挥民主意见又要遵守法律。

2、集体、个人利益相均衡原则。在处理征地补偿款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尊重和保障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又不能损害集体的整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的实现也要考虑成员个人利益的获得。

3、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集体成员在享有分配利益的同时要考虑其对集体所尽义务的大小,做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公平合理地分配征地款。

四、愿望与期待

我国是一个泱泱的农—业大国,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居住在农村,—土地面积的一半也为农民集体所有,国家要强盛、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关注和处理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因此国家应当加大政府执法的监督机制建设,完善土地征用审批制度,合理确定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坚决遏制“圈地运动”蔓延

土地征收法律依据篇7

关键词:房屋片收 现状 问题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1-282-02

2007年浙江省苍南县政府的229号文件《苍南县征用为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施行以来,共办理拆迁许可证39本,拆迁房屋1079间,拆除房屋面积92014平方米,在温州地区除温州市市区外,苍南县的拆迁量和依法度是最高的。但经过近几年的运作,拆迁工作的难度显现,拆迁工作越来越难,特别是2010年修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以来,苍南县依法办证依法拆迁的拆迁项目基本没有。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颁布后,凸显了不少的问题和矛盾,笔者在此对苍南的房屋拆迁问题进行初探,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拆迁现状

1.机构现状。职能部门为苍南县房产管理局,县成立的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为房产管理局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人员编制6个,但实际在岗只有4人,在人事、财务等方面没有自。主要职能是政策把关、办理拆迁许可证、公告、受理拆迁裁决等工作。在各个乡镇、指挥部一般都设有拆迁科或拆迁办具体从事拆迁工作,只是业务上受县拆迁办指导。

2.政策现状。2007年9月,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制定了《苍南县征用为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只有土地被征为国有后,才能依照暂行办法进行拆迁。补偿安置政策主要有:(1)城镇规划区内原则上实行套间安置;(2)1992年10月31日之前建造的房屋,没有产权证的视为合法;(3)套房安置的面积有三个标准供被拆迁人选择:①原拆迁房屋建筑面积安置;②原拆迁房屋占地面积1:4安置,不超过180平方米;③家庭人口人均30平方米,不超过180平方米。(4)在价格结算上,原被拆迁的房屋,按照基准地价结合重置价进行评估,安置房的结算也有三个标准:①原面积相等部分按多层成本价;②原建筑面积相等之外,可安置面积之内,按照政府指导价;③可安置面积之外,180平方米之内的,按市场评估价。

3.执行现状。执行相当不平衡,所谓“协议拆迁”普遍存在,特别是那些不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规定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各有各的“招”。灵溪镇:安置形式主要是地基形式,拆除一间安置一间,原建筑物按重置价评估,地基不结算差价;地基上的建设层数按规划;龙港镇:安置形式目前也是地基,但其在安置时,对屋前房后的杂地达到120平方米的也安置地基一间,地上的建筑物按照重置价,地基上的建设层数按规划。目前该镇还在酝酿推行拆除一间房屋,给予免费提供150平方米的高层建筑,其中,住宅120平方米,一层店面30平方米;县城新区建设指挥部:《暂行办法》出台,唯一一个推行套房安置的执行单位,但受其他单位地基安置的影响,对照《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在政策上已经有所突破:(1)原建筑面积不到100平方米的,均拉到100平方米;(2)可安置面积不到180平方米的,都拉到180平方米,并实行两套安置。目前该单位正酝酿推行高层安置,在结算上,实行多层成本价的2倍进行结算,从实质上说,也是让利于民,政策突破的一种;工业园区指挥部:该单位目前的拆迁安置政策同灵溪镇基本相同;铁路建设指挥部:该单位目前安置的形式是地基安置,灵溪镇、工业园区相同,但该单位在参照的年限上,突破了《暂行办法》规定的1992年10月31日的底线,而是突破到到1998年12月31日。

二、存在的问题

1.管理机构力量单薄,难以应对复杂局面。房屋拆迁是一项复杂、难度极大的工作,有人将此项工作同当时的计生工作相比,认为有过之而不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苍南县的建设任务越来越重,但拆迁工作越来越难,成为城镇发展的瓶颈。笔者前面所述的机构现状,是不可能应付这么复杂的工作局面的。首先,国务院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规定了县人民政府作为征收主体,但县人民政府没有成立专门机构,仅将原拆迁办的名称改一下,原来的一切照旧。这样,一个部门单位的下属单位,不可能直接同县政府沟通,俗话说:高度决定力度。没有力度的管理,只能是摆摆架子。其次,新颁布的条例仅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作了规定,也就是说集体的土地不适用,土地管理部门也就一直没有管理集体土地拆迁这方面的工作。这样像苍南县发展中的城镇,拆迁管理工作就会出现空隙。再次,新条例实施后,拆迁的主体主要是政府,从调查摸底到安置完成,仅靠拆迁办几个人显然力量不足。

2.政策执行不平衡,相互攀比现象严重。由于各大区域在执行上大打折扣,没有严格执行县政策的相关规定,有的时候一个项目一个政策,致使同村甚至邻近的两幢的房子的补偿标准不一样。比如说在灵溪镇辖区,共有四个执行单位,从上面的执行现状就可以看出,存在一定的差距。首先,就目前的安置情况而言,地基安置的受益程度大大高于套房安置的政策,所以套房安置总是受到抵制;其次,由于处于城郊结合部,农民的法律意识又不是很强,为此违章建筑较普遍,时间界定上和认定上存在一定难度;再次,有些工程业主,为了抓时间,抓进度,私下塞“红包”给被拆迁人,再度加剧补偿的不平衡。为此导致了项目与项目之间、村与村之间补偿的攀比现象,使一些公建项目无法推进。

3.现房安置较少,安置时间过长。在现行的安置政策中,除县城新区实行套房安置有少量的安置房源外,其他的都是地基安置,而地基安置牵涉到指标、转用、审批等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可能存在第二次拆迁问题,为此,从拆迁到安置往往都要很长时间,几年有的甚至十几年,如灵溪镇工业示范园区1999年拆迁的房屋,到现在还存在没有安置完毕的,五六年没有得到安置的可以说比比皆是。这样,政府在群众面前就失去了信任,在拆迁时,老百姓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什么时间能拿到房子,或者说什么时间能建房子。在看不到任何安置房影子时,你要拆迁被拆迁人现有的房子,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三、建议和对策

1.强化职能,配强人员。应该按照国务院颁布的新条例的要求,参照温州市鹿城、瓯海、龙湾三个区的做法,单独组建房屋征收部门。吸收宁波市镇海区的做法,将所有房屋的征收工作全部纳入征收部门的工作范围,在征收部门里面设立“农拆”和“城拆”的职能科室,在房管部门、国土部门、法制部门抽调骨干,配齐配强人员。有的同志认为,集体土地的征收是国土资源部门职能,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是房管部门的职能,因此应将这两项工作放在两个部门。笔者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房屋征收工作是一项繁琐、艰巨的工作,如果处理不好不但影响工作的进程,而且会损害政府的形象。在苍南,“插花式”的房屋很多,在一个项目中,介入两个工作部门,两个决定,出现两个政策,不但不能推进工作的进程,反而造成相互之间的扯皮、推诿的现象。只有将房屋征收的工作纳入到一个部门,并同相关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才能做好房屋征收的工作。

2.统一政策,修订暂行办法。在政策执行上,在不违背上位法的情况下,一定要统一,而不是各镇不同、各项目不同。对补偿安置方式不同的,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平衡,比如地基安置的受益多一点,那么在地基安置上,应该限定容积率,增加税费的缴纳,对套房安置却采取增加购买面积,减免税费等措施。同时,应该对苍南县现有的暂行办法进行修订,并且要充分考虑苍南的实际,结合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统一纳入修订。尽管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同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土地的使用性质不同,但均是房屋的征收,更何况在苍南县,集体中有国有,国有中有集体的“插花式”房屋很多,如果不制定统一的条例,实行无缝对接,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出现问题,有可能在同一幢房子中出现不同的补偿标准。有的同志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法律依据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而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两者不相同,不能包容两部法律的内容,更不能制定同一条例,统一政策。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对法律的一种误解,首先,现在要制定的是政策性规范文件,并不是法律,政策性文件具有灵活性,政策的法律依据可以是多方面的;其次,县没有立法权,所制定的最多是规范性文件,在上位法没有规定的前提下,细化和提出实施意见是可行的;再次,在制定统一条例时,依据的就是两个上位法,在没有违反上位法的前提下,制定统一的政策,既切合实际,又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3.建设安置房,提高办事效率。在征收时,首先就要考虑安置,要按照年度发展计划、征收规模,有计划地建设安置房,使被征收人看得见,摸得着;同时安置房的建设,县政府要统一指定一个建设单位,并且实行全县统一调配。对目前还不能实行套房安置的,在地基审批上,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办事效率,取信于民。

4.考虑发展效应,让利于民。在所要征收房屋的房屋区域,往往都是有发展空间的区域,就是说这些地方将要被开发,不管是土地的价格还是房屋的价格都有涨价的空间,但在征收时这种涨势并不明显或者说正处于萌芽的状态,但不管是征收人还是被征收人对这种趋势都是十分清楚的。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以前尚未开发,或者是集体土地,没有交易的情况,即使有交易也是因为未被开发,而价格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也用原有的价格进行征收,肯定不能使被征收人接受,加大征收的难度,为此要充分考虑被征收区域的发展空间,考虑发展的效应,把握好尺度,平衡各方的利益,让利于民。

5.严格程序,奖惩分明。各个执行单位,都要严格执行房屋征收的程序规定,统一备案、统一征收,严禁所谓的“协议拆迁”。即使协议拆迁也应该在房屋征收部门统一标准之内、在房屋征收部门准许以后才能执行。对每一个项目都要在法律程序的框架内进行,这样,才不会导致房屋征收半途而废。对那些按时签订协议、按时搬迁的被征收人予以奖励;对那些漫天要价,借此故意刁难的,坚决运用法律手段采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建设项目顺利进行。

(作者单位:苍南县房管局拆迁办公室 浙江苍南 325800)

土地征收法律依据篇8

论文关键词 集体土地 征收 征收程序 征地补偿安置

一、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概述

(一)概念与背景

在我国,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只有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依照现行的法律制度,土地所有权不能自由地在流通市场买卖,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也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因此,当国有土地难以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时,国家就只能依靠征收和征用两种强制手段取得其他主体的土地,以满足其用地需求。征收和征用虽均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但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具体而言,土地征收的法律后果是将原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权变为了国家所有权,即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而征用仅仅是临时性地改变了土地使用权的主体。

所谓集体土地征收,指的是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依法将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变为国有,确定给建设单位使用,并对集体经济组织及有关农民给予补偿和安置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集体土地征收包含三层法律关系,其一,国家作为征收主体与被征收主体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之间的征收与被征收的关系,其二,国家作为征收主体与用地主体建设单位之间供地与用地的关系,其三,建设单位与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之间补偿与被补偿的关系。目前,这三层法律关系没有理顺。集体土地征收作为一项具体的行政行为,应当表现为政府与集体组织、农民两者之间的直接而简单的关系。对集体组织、农民进行补偿不应由用地主体建设单位进行,在实践层面上,这种做法容易导致被征收主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不牵涉到建设单位,单纯的政府与集体的征收补偿关系才是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集体土地征收的基本程序

《土地征收管理法》规定了集体土地征收的法定程序。依据该法规定,集体土地征收包括如下基本程序:征地审批、征地公告、补偿登记、确定补偿安置方案、事实补偿安置。

征地公告是指县级以上政府告知集体土地所有人其所有的土地,经有权机关批准已被国家征收。《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则对公告程序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明确说明:第一,公告主体是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第二,公告内容是批准征地机关、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人员安置办法以及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第三,公告地点是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村。

补偿登记程序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规定存在差异。根据《土地管理法》,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权属证书到当地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则将登记机关规定为公告中指定的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条例将办理补偿登记的机构规定为公告指定的相关部门,相比《土地管理法》之规定在实际操作上更具灵活性,因而更有利于征收主体在进行征收公告时从高效便民的角度出发,选择更便利被征收主体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政府土地行政主管机关进行登记。征地补偿登记这一程序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办理登记的期限为公告规定的期限。在相关法律上,由于征用土地涉及面积、人数等多种因素,登记期限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限制,而是交由公告主体依据不同的实际情形进行确定;第二,登记机关为公告指定的机关。

确定补偿安置方案,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补偿安置方案的确定。法律规定只对补偿安置方案的主体进行了限定,并未涉及安置方案确定程序的具体内容。依此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程序,被征收人无权参与方案的确定过程。因此,补偿安置方案系属行政机关作出的单方面决定;第二,公告补偿安置方案;第三,听取意见;第四,上报批准。补偿安置方案应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在土地征收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它既是一种权力约束机制,更是一种利益协调、权利保障机制。就其对权力约束的功能而言,征收补偿费的支出能够有效限制政府过于草率地采用征地权这一行政权力,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是对公权力的实质性约束。就其作为权利保障机制的一点而言,被征收对象依据公平原则应当获得适当的补偿,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相冲突时,补偿制度提供了一条救济途径。

除宪法之外,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法律依据还集中体现在《土地管理法》与《物权法》等法律文件之中。《土地管理法》及实施条例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规定较之于《物权法》更为详实具体,是该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

从征收土地的补偿范围来看,我国法律规定只对直接损失予以补偿,被征收主体的间接损失和其他相关损失一般不予补偿;从征地补偿标准来看,被征收主体获得补偿的数额根据被征收土地原有用途的不同基本采平均年产值的倍数方法计算;从补偿争议处理程序来看,补偿标准产生争议时,由县级以上政府处理,如果协调不成,则交由批准征地的政府通过裁决的方式予以解决。

此外,国务院于2006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源部分别于2010年、2014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落实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若干意见有关政策措施分工的通知》三个法律文件均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完善。

二、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征收目的界定不清

国家行使征收权的正当性之前提在于征收土地是为公共利益之必要。换言之,国家只有为了公共目的,才能够对公民的基本财产权利给予一定的限制,否则,将可能导致政府行政权力的滥用。我国立法对“公共利益”作出了规定,但对于其概念并没有进行明确的限定。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包涵相当广泛的外延,对其若不进行明确的界定,有可能造成政府征收权的滥用,征收土地行为的扩大化,进而损害集体组织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由于立法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清,直接导致在实践中我国公共利益认定的行政主导性与征收泛化。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公共利益的认定完全由行政机关单方面决定。立法层面授予了行政机关最大化的自由裁量权,而缺乏被征地者等相关利益主体的监督约束。在国土资源部对北京、上海等十六个省市征地项目的一次调查中,数据显示东部城市近十年来的所有征地项目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十,大量的被征收土地用于经营性目的。

(二)征地补偿的非市场化

2005年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开展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必须按照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对农民补偿”,这在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定价,由政府利用所处的优势地位单方面决定被征收土地价值。多年来,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用过低已成为引发征地矛盾的最突出原因。征地补偿的非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计划经济的色彩,长期以来过低的补偿标准无法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的真实价值,因此农民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公平受偿。

(三)征地程序不完善

前文已对集体土地的征收程序进行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我国征地程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程序设置更倾向于保证政府的行政效率,被征收人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涉及被征收人的利益保护的程序如听证、申诉等缺乏应有的具体的制度保障。尽管2004年《国土资源听证规定》中赋予了相对人对征地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要求听证的权利,但难以解决根本上的问题,整个征地过程群众参与度低、透明度不高是普遍现象。目前关于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的程序性规定大多过于原则化,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此类程序性权利难以得到真正落实。

三、完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建议

(一)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合理的补偿标准和范围

目前,在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用过低无疑是引发征地矛盾的最突出原因。虽然各地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但这种非由市场机制确定的补偿标准不仅存在严重的滞后性,而且远远不能体现土地的实际价值,从而对农民的损失做到公平补偿。

合理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应当在公平市场价值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到集体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征收土地的实际价值与原所有人的交易成本给予完全的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扩大征收补偿范围。

(二)具体完善集体土地征收程序

首先,法律应当严格、明确地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界定公共利益时,可以采用列举加概括的立法方式,在进行概括时,还应当运用比例原则,进一步缩小公共利益的范围。按照法律明确列举和比例原则概括的双重限制方法能够有效的防止因公共利益不明确导致的行政权力滥用,加强对公共利益审查的力度。

其次,应当进一步完善集体土地征收中的公告程序。为弥补当前公告程序存在的不足,建立集体土地征收审批前的预通告制度是必要的。在预通告制度中,征收主体应当对征收土地的用途与范围、涉及的公共利益的等情况进行必要的说明。同时,在该程序中,还应当明确告知集体组织与农民违反公告程序,侵犯知情权的救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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