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范文
时间：2023-12-01 22:29:43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篇1
一、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选取上海某高职院校护理专业三年级174人进行调查，全部为女生，年龄19-22岁。
（二）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护士访谈、专家咨询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资料、卫生法律法规知晓情况、相关知识获取渠道、需求程度。发放问卷174份，回收有效问卷174份，问卷回收率100%。
二、结果
（一）调查对象对护理相关法律法规的知晓程度调查结果（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卫生法律法规知晓得分情况
内容 得分
实习前 实习后
护士条例 2.10±0.86 2.28±0.53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1.36±0.93 1.65±0.79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1.12±0.83 1.33±0.78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1.34±0.76 1.56±0.94
精神药品与麻醉药品管理条例 1.01±0.96 1.35±0.97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1.65±0.79 1.88±0.98
侵权责任法 1.25±0.86 1.79±0.66
医院感染管理办法 1.78±0.93 1.99±0.85
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1.98±0.84 2.04±0.81
备注：采用litter5级评分法，4分-非常了解；3分-比较了解；2分-了解；1分-不太了解；0-不了解
（二）护生对卫生法律法规知识的主要来源情况（见表2）
表2 认为哪种学习途径对您最有帮助 人数（%）
项目 实习前n（%） 实习后n（%）
课程教学 88（51%） 73（42%）
专题培训 35（20%） 27（15%）
新闻媒体 36（21%） 9（5%）
医院带教 5（3%） 45（26%）
自学法律读本 10（6%） 20（11%）
（三）护生对获得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知识的需求程度（见表3）
表3 认为是否有必要学习卫生法律知识 人数（%）
项目 实习前n（%） 实习后n（%）
非常有必要 79（45%） 122（70%）
有必要 87（50%） 45（26%）
无所谓 5（3%） 5（3%）
没必要 3（2%） 2（1%）
（四）护生认为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的主要目的调查（见表4）
表4 学习卫生法律知识的主要目的 人数（%）
项目 实习前n（%） 实习后n（%）
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19（11%） 12（7%）
为更好的开展工作 52（30%） 59（34%）
能更好的保护自己 68（39%） 84（48%）
能更好维护患者权益 26（15%） 17（10%）
其他 9（5%） 2（1%）
三、讨论
从表1调查结果可见，高职护生的卫生法律认知总得分为实习前（13.59±7.76），实习后（15.87±7.31），满分为36分，说明高职护生卫法认知程度偏低，提高认知水平亟待解决。
对于《护士条例》的认知程度明显高于其他法律，这部法律与每一位护士关系密切，与其接触的最多，有可能是认知水平高于其他法律的主要原因。对比实习前和实习后的调查结果，发现知晓得分并未有太大差别，说明目前实习医院对实习生的法律知识和意识的培养和教育还存在欠缺，实习后虽有一年的临床实习经验，但是相关的卫生法律法规知识依然匮乏，意识依然淡薄，与实习前相比并无优势。
调查显示，高职护生对为发问题的认知，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高职护生实习前认为获得卫法的途径主要是课程教学、专题培训和新闻媒体。护生实习前认为最有帮助的是通过课程教学（见表2），实习后，调查数据有所变化，42%的认为课程教学是最有效的学习途径，同时，对医院带教（26%）和自学法律读本（11%）的态度明显上升，说明通过实习，学生认识到来自带教老师的言传身教所学的现实效果，带教老师在护生实习中有重要的作用，另外，能主动自学相关法律的学生增加，能通过实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展开有针对性的自学，对学生法律意识的提高有重要影响。
护生对获得卫法方面知识的需求调查显示（见表3），实习前后护生对学习卫法的重要性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实习前50%的人认为有必要，实习后认知态度明显上升，70%的护生认为非常有必要学习卫法知识，提高法律意识。
对于学习目的的调查显示，护生实习前39%的认为学习卫法能更好地保护自己，30%认为是要更好地开展工作，其次15%认为能更好地维护患者的权益（见表4）。实习后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比例上升为48%，更好地维护患者的权益下降为10%，说明护生虽然学习相关法律知识的渴求度高，但是学习的动机却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这与当前医患关系的现状不排除有直接关系，护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但对职业需求和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度下降。
四、建议
（一）重视法律课程设置，改革传统教学形式
高职教育普遍重视专业技能的培养，对护理教育中的法律重要性认识不够，存在课程设置较单一，学时少，授课内容枯燥，授课方式单调等现实问题。目前普遍设置的主要课程有《法律基础知识》，缺乏对卫生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针对性课程。
建议改革课程体系，将诸如《卫生法规与护理法》的课程纳入教学体系。同时改革教学方式，在护生实习前开展护理法律法规课程学习或组织开展专题讲座，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教学，例如在《护理学基础》的教学中应用典型案例，将护理技术、操作规程中的相关法律问题贯穿于其中，也可采取学生情景模拟，诊所式教学等，对医疗纠纷案例进行专题分析，是护生对护理工作中潜在的法律问题有所认识。
（二）实习医院参与相关教育，选好带教老师
实习是护生培养的关键阶，是有关护理方面的学生从纯粹的理论走向实践的良好途径，是养成比较好的良好的职业道德的重要环节，当然也是日后工作风格以及精神的重要形成过程。要使护生尽快适应临床护理工作的需要，成为新时代合格的护理人才，带教工作尤为关键。
建议实习医院加强对实习护生的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把依法执业作为对实习护生考核的内容之一。医院也应选择好带教老师，在选派带教老师的时候，要求业务上具有丰富带教经验，也要有较强的相关法律意识，熟知医疗护理相关法律法规，在实习带教中规范护生的医疗行为，提高护生的法律意识。
（三）加强专业课教师的法律知识
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存在法律师资队伍薄弱的尴尬，很多教师不能医学和法学两者兼备。目前从事法律教育的专职老师大都是法学专业毕业，懂医学的很少，很多还是从事思政教学的教师承担法律基础课的教育，法律和专业知识更是缺乏。即使是医学专业毕业的老师，很多也都缺乏临床实际工作经验，存在很大的不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不懂护理或缺乏临床医疗经验，老师说不清医学问题或缺乏将医学和法学较好融合的能力，从而影响教学效果，学生只能学到纯粹的基础理论，多数掌握不牢固，理解不深入，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护理法律教师队伍也十分重要。
（四）重视护生护理职业道德教育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篇2
“最美的是公正，最好的是健康。”这句古希腊的铭文是人类对于道义、法律与医学的崇高意愿。法律的价值在于制约人本身,有利于人类顺应自然，发展社会，保护健康，实现存在。21世纪的医学创新人才更应该学法、知法、懂法，强化法律意识，自觉依法行医,造福人类。
一、法律意识及其特点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心理和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对法、法律制度、法律知识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对法律权利、义务的认识，以及时现行法律的评价、解释和人们的法律动机等。法律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法律的反映。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1因为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任何人的意识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因此，法律意识的产生,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法律知识基础之上，即人们只有对法律知识有一定的掌握和了解，才可能具有相应的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一定阶级的法律意识，是由一定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由于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不同的阶级对法律就有不同的看法、解释和评价，因而就有不同的法律意识。在阶级社会里，有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也有被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却没有统一的法律意识，而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是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同其他社会意识一样，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就是法律意识既要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有超越或落后于一定经济基础的特点。具体表现在：第一，法律意识的变化由经济基础决定，但不一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同时发生变化．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落后于或超前于经济基础。第二，一定的法律意识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它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可以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被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则起着削弱破坏这种经济基础的作用。第三，法律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受到其他社会意识的影响．它们之间互为作用。第四，法律意识的发展存在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关系。
二、提高医学创新人才的法律意识
随着医学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医药卫生系统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亟待进一步提高，而提高创新人才的法律意识是极其重要的。医学创新人才法律意识的建立，必须着眼于两种关系的清晰。
1.医学创新人才必须正确认识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及其相互关系。法律心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不系统的、自发形成的感觉、情绪、习性，是人们关于法律意识中的感性认识阶段。它是法律意识的低级阶段，是在日常生活条件的影响下直接产生的，是阶级地位的自发反映。因此，它对法律现象的认识是表面的、直观的。法律思想体系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了的思想，观点、理论，是法律意识的高级阶段．在法律意识中居于领导地位。法律意识的这两部分是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法律心理是法律思想体系的萌芽和原始形态，是法律思想体系的营养源泉；法律思想体系是在法律、心理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比法律心理更为深化，处于更高的认识阶段，在法的制定和实施中起主导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注意法律心理方面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求得在法律思想体系方面的升华。
2.医学创新人才还必须正确认识个人法律意识和社会群体法律意识以及二者的关系。个人法律意识是指社会成员个人的法律观点、感觉、情绪和信念。社会群体法律意识，则是社会某一集团或某一阶级，阶层(尤其是统治集团)的法律意识。个人法律意识和社会群体法律意识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个人是一定集体或社会的个人，是生活在物质生活方式中的个人。个人法律意识也是一定社会的产物，是在一定集体或社会法律意识的影响下形成的。而社会群体的法律意识在许多方面也依艘个人的法律意识，从个人的法律意识中吸取那些典型的、有代表性的，符合一定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思想倾向的东西。二者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既不应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在个人法律意识和社会群体法律意识的相互作用中．社会群体法律意识居于领导地位，它把基本的法律原则和原理．灌输到个人法律意识之中。
三、法律意识的高低体现在对具体法律法规的遵守中
医学创新人才的法律意识越强,其遵守和运用法律的自觉性就越高。同时，法律意识的高低又是在对具体法律法规的遵守与运用中体现出来的，因此，高素质医学创新人才还应知晓与业务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
1.医学创新人才知晓与业务活动相关法规的意义
其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切活动都要纳入法治轨道，医学活动也不例外。医学创新人才如果不知晓相应的法律法规，就有可能在其创新活动中出现违法行为，这不论对其本人的创新活动，还是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都将产生不良影响，有的甚至危及社会公共秩序。一些案例表明,不少医务人员的主观动机是好的，但由于缺乏法律修养，导致自己的医疗行为将造成民事侵权。实际上，在医学创新活动中，有关医生未经患者同意而对其进行人体实验，医生在病人名下私开药品，甚至医护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对过去有嫌隙的患者进行报复的一些报道时有所见，使人们对医院和医务人员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信任危机”。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医学创新活动，为了医学和医者的尊严，更为了服务人民健康的目的，医学创新人才必须知晓与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自身的法律修养。
其二,医学创新人才知晓与业务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避免医疗纠纷。2近年来，医疗纠纷呈不断上升势头，这其中的许多纠纷本来是不应该发生或可以避免的，但由于不少医务人员(其中包括一些创新人才)的不谨慎言行导致患者误解，从而引发了纠纷。有些获得创新成果或具有创新能力的医务人员，日常工作中恃才傲物，常常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话。事实上，疾病总有一个从症状不典型到典型的过程，原来的医生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初步的诊断，采取了探索性的治疗，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被后来的医生，尤其是享有一定声誉的医生如此一评说，就可能引起原医患双方的纠纷。而引起纠纷者的言行，此时已不仅是道德问题，也违反了公平、诚实信用等民法原则和医疗保密制度。因此，医学创新人才在医护工作中应加强法律修养，随时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以免失之一言，纠纷数年。#p#分页标题#e#
其三,医学创新人才知晓与业务相关的法律知识．可以依法维护个人和集体的权益，保障创新工作顺利进行。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患者滋生了严重的拜金主义与个人主义，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一般是赖掉住院费或从医院捞点钱)，便千方百计挑起医疗纠纷,如今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而许多医院，尤其是一些大医院，由于缺乏依法维权意识，又怕纠纷毁损医院名声)就宁愿用给钱的办法来息事宁人。这就使某些人抓住了可乘之机，于是便没理搅三分，动辄索赔几万、十几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以图最后多捞一点，弄得医院苦不堪盲。要制止这股歪风，医院必须强化整体法律意识，尤其是要使创新人才们知晓相应的法律知识，因为他们处于医疗工作最前沿。德国伟大的法学家耶林曾经说过，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在维护法律。医学创新人才如果都能不仅具有渊博的医学知识，而且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将会收到既维护自己正常的工作环境，又为推进我国卫生工作法制化进程作出贡献的效果。
2.与医药卫生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概述
从法的渊源来看，我国与医药卫生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表现为宪法、基本法律、卫生法律、卫生法规、卫生规章、卫生技术性规范及国际卫生条约等。宪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也是我国医药卫生法的：基本渊源，它的有关规定，为医药卫生立法与执法指明了方向，是医学创新人才开展工作应遵循的基本规范。有关的基本法律。在我国，与医药卫生工作相关的基本法律主要是民法和刑法。医患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因此要受到民法的调整，须遵守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及权力滥用之禁止等民法基本原则，并针对不同情况适用相应的具体条款。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处罚的法律。在我国刑法中设有与医药卫生领域犯罪相关的一些罪名，用以惩处该领域的犯罪活动，以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生命健康，从而维护医药卫生领域的正常工作秩序。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篇3
一、指导思想
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和全体职工的法律意识，做到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水平，推动依法理财，建设和谐财政，有力促进全县财政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法律进机关”活动，使全体干部深入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知识，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使全体干部熟悉掌握与财政业务相关的法律知识，熟练运用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知识，树立诚信守法、依法办事的观念，提高依法理财和服务社会的质量。努力达到干部法制观念显著增强、依法行政能力明显提高、业务工作不断规范的目标，为实现依法理财、建设和谐财政奠定良好基础。
三、任务内容
“法律进机关”是指财政系统全体工作人员都要认真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学习。每年的法制教育学习时间不少于40学时。
机关法制教育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宪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行政复议法》、《行为许可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公务员法》、《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物权法》、《党的纪律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同时要重点深入开展财政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学习、宣传和贯彻《预算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注册会计师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六五”期间新制定和修订的财政法律、法规、规章。
机关教育对象分二类：一是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科室和人员，是机关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要重点加强对机关通用法律法规和与行政执法相关联的法律法规的教育学习。二是非执法类人员的学习，要完成正常的通用法律教育学习内容。
四、方法措施
（一）继续坚持局党组和全体人员例会集体学法制度、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制度、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制度，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带头示范作用。重点突出依法管理机关，依法教育干部，实行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采取学习、参观、考试、考核评比的方式开展法制理念教育，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依法理财和依法行政水平。局党组每年专题学法不少于2次，全系统每年举办法制培训不少于1次。
（二）紧密结合“六型”机关建设，把法律知识学习列为全体干部的必修课程，采用专题培训、知识竞赛、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方式进行学习。机关力争每年举办法律文化宣传专栏4期，观看警示教育片4次，争取每季度1次。
（三）注重将法律进机关与机关法治文化建设相结合，充分利用机关网站、财政信息、宣传栏等平台，创新教育形式，在财政信息网上建立专栏，有针对性地设置政策法规知识问答栏目，定期更新政策法规内容，为全体干部学法提供便利条件。各科室要结合实际开展法律知识的自我学习，保证完成规定的学时任务，每年的学法笔记不少于3000字。
（四）积极开展法律宣传专项活动，以播放法制音像制品、发放普法书刊、宣传画、开办法律知识宣传栏等形式，全面宣传法律知识。组织开展送法进社区活动和“12.4”法制日宣传活动，广泛宣传财政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工作，每年组织开展一次。
五、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重点工作：一是成立机构，建立制度，明确职责；二是制定计划，明确任务，落实措施；三是广泛宣传，全面动员，启动实施。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阶段
重点工作：一是要根据实际需要，开展重点工作推进活动；二是采取多种形式，定期统一开展学法用法活动；三是适时开展专项检查和评比活动。
第三阶段：总结验收阶段
重点工作：一是开展自查自验，上报材料；二是收集资料，梳理归档；三是做好总结，迎接验收。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成立“法律进机关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财监局，具体负责“法律进机关”活动日常工作。各镇财政所、各科室、局属单位要充分认识到“法律进机关”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制度，确保学法用法效果。
（二）健全制度，强化考评。要建立健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责任制、学习制度、日常检查和督查制度，保证活动正常开展。将“法律进机关”活动纳入财政的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对学法用法情况适时通报，对在“法律进机关”活动的好做法和优秀典型人物进行表彰，以考评促工作。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篇4
作者：何晓璐 唐英姿 李芳 阳娟 单位：湘潭职业技术学院
讨论
法律知识方面1993年3月26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对护士的工作职责和义务及执业资格等一些事宜作了规定。2002年2月20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自2002年9月1日施行，规定了医疗事故的定性和处理等原则，是卫生行政处理和法律裁决的依据。该条例中增加和改变了许多内容。2002年，4月1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将本属于原告应负的部分举证责任分担给被告承担，举证倒置不但把责任的行为转移给了被告，而且也把举证的结果责任转移给了被告，在规定的期限内，被告拿不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就要承担败诉的结果。因此护理人员在临床工作中一定要熟知护理工作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以减少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1]。大部分护生缺乏相关法律知识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护生对护理相关法律知识掌握程度低，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如医疗事故的处理办法回答问题正确率大专仅为19.1%，中专更低，仅为13%，在所调查的十个问题中，回答问题正确率达到50%以上的仅有三个问题：护理侵权行为与犯罪、疏忽大意与渎职罪和品与物品的管理，而这个问题是《护理学基础》课程中涉及的重点及考点，因此护生掌握程度较好。而其他问题课堂内容涉及比较少，不是课程的重点与难点，学生不重视，因此调查中护生掌握程度低。护生对护理相关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存在明显学历差异，学历不同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也不同，专科护生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比中专护生好，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学历层次不同，护生年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综合素质均有所差别。一般情况下，中专护生由于起点较低，且学校护理专业教育时间有限，其对护理专业理论知识掌握度较差，另外中专护生年龄偏小，责任心也欠佳，故对护理相关法律知识掌握程度较低。而专科护生大多已成年，学习能力及意识均优于中专护生，并关心专业相关知识，故对护理相关法律知识掌握程度较高。大部分护生对护理相关法律知识有需求从表2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护生对护理相关法律知识有需求，但也存在明显的学历差异。在所调查的护生中，大专护生仅有3个、中专护生仅有6个持无所谓态度，而大专护生有61.7%表示有强烈需求，中专护生仅有27%有强烈需求。这说明学历层次高的护生对工作质量要求高，学历层次低的护生对法律知识的需求欲比较低。同时护生对护理相关法律知识有学习的欲望，只要有合适的途径，会取得良好的效果。护生希望增加法律教育在调查中，如表3所示，护生获取相关法律知识现有的途径及希望获取途径排前三位的均为：课堂教育、讲座及医院培训。这说明调查的护生中，大部分喜欢采取被动的受教育方式，这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而主动的通过关注新闻媒体、法律法规来获取相关知识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
建议
课堂授课增加相关法律知识目前，护理专业学生只开设了《法律基本知识》，而没有专门的与护理有关的法律课程，只有在《护理学基础》基础中涉及一些散在的、不系统的相关法律知识。而在德国护理基础教育中设有《与职业有关的法律》、《公民法》两门法学课程，总共140个学时，占全部理论课学时的5%[2]。因此，在护理专业授课过程中，增加护理相关法律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定期举办护理法律相关讲座大学学习生活应该是多样化的，讲座已成为现在大学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讲座可以让学生学习到很多专业相关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了让护生认识到护理相关法律的重要性，提高护生的法律意识，可以定期举办护理相关法律讲座，这是护生获取护理相关法律知识的重要途径。实习医院定期法律知识进行培训要提高护生对护理相关法律的掌握程度，医院与学校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在护生进入医院前，可以进行岗前培训，不仅培训护生的护理专业知识及护理操作实践，同时也要注重对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在实习期间，可以不定期的组织法律知识培训，提高护生的法律意识，使护生明确护理工作中的法律问题，已降低实习期间法律纠纷的发生率。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篇5
关键词：医护人员 法律意识 医疗卫生法律
1 概述
目前，在医学服务领域中医疗纠纷呈明显上升趋势并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热点和难点。现在国内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中排前三位主要原因为医疗合同实施过程监管缺失、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不规范、医疗机构主观过失。而导致这些原因主要与医护人员的法律意识有关。本文旨在通过对县级以上医院医护人员医疗卫生法律意识状况进行调查，了解其法律意识的现状并探讨增强医护人员医疗卫生法律水平的对策。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各医院共抽取120名医护人员进行有关医疗法律知识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由被调查者独立完成并当场回收，最后回收并且资料完整进入统计的117份，3份由于填写不完整，不计入其中，回收率及统计率为97.5%。
2.2 数据整理与分析 对回收有效问卷进行编码，将数据录入计算机分析。采用SPSS19.0建立数据库，资料由两人录入，发现有误数据进行核对原始问卷并进行校正，如两份及以上问卷答案雷同，则该类试卷为无效问卷，不录入数据。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α值取0.05，P值均为双侧概率。
3 结果与分析
3.1 医护人员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得到有效问卷117份，问卷有效率为97.5%。其中：市级医院共发放60份问卷，回收60份，回收率100%；县级医院共发放60份问卷，回收57份，回收率95%。117名受试者的平均年龄为31～35，其中男54名，女63名；中专文化者36名，大专文化者39名，本科文化者24名，硕士及以上文化者18名；在117名受试者中，医生比例为53.84%，护士比例为46.15%。
3.2 研究对象对卫生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 本次117名中被调查医护人员在学历教育期间接受过医疗卫生法律规范教育的有93名，占79.49%。院内开展过医疗卫生法律规范专题讲座为82.05%，认为非常有必要开展医疗卫生法律知识专题讲座为78名占66.67%。说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后，医护人员提高了对掌握相关卫生法律知识的意识的重要性。在获得医疗法律知识途径方面新闻媒体为78名，所占比例最高，为61.53%。在认为对提高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最有效途径中专题讲座以占比例46.15%居最高，新闻媒体占比例38.46%紧跟其后，其次分别为发放知识手册、自学。根据以上调查结果可知，多数医学院校重视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教育，但仍有少部分医学院校或部分医学专业未开展医学卫生法律知识教育课程。[2]在对医院开展医疗卫生法律知识专题讲座方面66.67%认为非常有必要，说明大部分医护人员具有提高自身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意识。在最有效提高医疗法律知识途径中专题讲座占比例最高其次为新闻媒体，因此院内开展医疗法律知识讲座具有必要性，新闻媒体等传媒应加强医疗卫生法律知识传播力度。
3.3 医护人员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水平分析 经统计，117例被调查医护人员医疗卫生法律知识得分总分平均分为6.08±2.97，最高平均分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1.85±0.84，最低平均分为《医院感染管理办法》0.87±0.70，《与品管理条例》平均分为1.82±0.88，《传染病防治法》平均分为1.54±0.55。
3.4 不同特征医护人员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的比较 按性别分组，调查对象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按年龄分组，调查对象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主要表现在26～30岁和16～25岁之间、31～35岁和>36岁的医护人员的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按学历分组，调查对象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差异有统计意义，表现为学历越高，卫生法律知识得分也相应越高。按工作年限分组，调查对象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差异有统计意义，表现为工作年限越高，卫生法律知识得分相应较高。按职务分组，调查对象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现为医生卫生法律知识得分较护士卫生法律知识得分高。按所在医院等级分组，调查对象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县级医院医护人员医疗法律知识得分比市级医院医护人员得分高，这可能与市级医院医护人员专注于医疗技术而忽视医疗卫生法律有关，且与医院领导人重视程度有关。[3]根据调查结果，应当注重对学历低、年龄大医护人员进行医疗卫生法律知识培训，并且提高有关领导的重视程度。具体见表1。
4 对策
4.1 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加强医护人员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普及 2011年是全国“六五”法制宣传教育的开局之年，为切实提高卫生系统全体人员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国家卫生管理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卫生法律的普及工作：组织医护人员学习有关法律知识、建立考核制度、评估制度，出版医疗卫生法律知识读本及辅助资料，促使医疗学生法律知识学习制度化。[4]
4.2 医学院校加强对医学生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知识教育 以往医学院校多注重对医学生的医学技能培养而在医学人文培养上有所欠缺，医学院校应当进一步提高认识，把医疗法律知识课程作为重点课程培养，增设医疗法律知识课程、增加医疗法律知识课时，并配备优秀师资力量、提高师资质量。增强医学生对医疗法律知识学习兴趣，使医学生更易接受医疗法律知识教育。
4.3 医院领导加强对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知识培训 医院领导加大对院内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教育的重视，定时系统的组织院内开设医疗卫生法律知识讲座，加大对院内医护人员医疗卫生法律知识的培训。将医学法律知识培训制度化：制定一系列规章、设立考核制度、奖励制度。院内文化宣传栏扩大医疗卫生法律知识内容板块，鼓励院内医护人员加入医疗法律知识培训，提高院内对医疗卫生法律知识学习氛围，以培养高质量医疗队伍。
4.4 医护人员自身提高医疗卫生法律意识与学习相关法律积极性。近年来医疗纠纷事件频频出现，相应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例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医院感染诊断标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等，在医疗纠纷上医护人员有法可依。本次调查研究显示部分医护人员学习法律态度较差，这为日后医疗工作中出现纠纷埋下隐患。因此，医护人员做到学法、懂法、用法尤为重要。学好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既可避免违法，保护自己切身利益，又可保护和尊重病人合法权利，还可维护医院医疗安全，构建和谐医疗环境。
参考文献：
[1]柴会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当休矣[J].南方周末，2010，36（2）：18-19.
[2]李红兵，杨金奎.关于加强医学生法学教育的思考[J].教育研究，2005，20（3）：30-31.
[3]陈晓软.增强医护人员法律意识 提高职业素养[J].基础医学论坛，2012，16（32）：4315-4316.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篇6
[关键词]民法典编纂、知识产权立法、民事特别法
目 次
一、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编纂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
二、并非范式：现代民法典体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
三、民事特别法：当代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体例
四、我国立法选择：民法典一般性规定与民事特别法专门规定
结语
关于知识产权制度与未来民法典之关系，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不少民法学者主张在民法典的框架内，整合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权体系，其理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质的，应将这一权利与其他财产权等同看待，并纳入民法典进行规范；国外已有民法典规定知识产权之立法例，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中，亦专节规定了各类知识产权，因此这一制度应成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1]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以范式民法典为参照系，从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相结合的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之关系，希冀为我国民法典体系的设计提供些许有益的思想资料。
一、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编纂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
知识产权制度是近代法制史上的新页，[2]是科学技术与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认为，英国于1623年制定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即《垄断法规》），1709年制定第一部著作权法（《为鼓励知识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之权利法》，即《安娜法令》），法国于1857年制定第一部商标法（即《关于使用原则和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记和商标的法律》），是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开端。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确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18、19世纪以来都先后开始了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国1790年《联邦版权法》、法国1793年《作者权法》、德国1837年《保护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所有人反对复制或仿制法》、日本1899年《著作权法》；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制定的专利法；英国于1875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日本于1884年先后颁布的商标法。上述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编纂都未发生历史的机缘。
英美法系国家有着自己的法律传统，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即民法典的存在。英美学者在学术上将私法分为合同法、侵权行为法、财产法、信托法、家庭法等部分，上述规范在法律形式上以判例法或制定法的形式存在。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知识产权法都表现为制定法的形式，历来都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法律制度，并不涉及民法典编纂的问题。大陆法系国家承受了古罗马法典化的传统。作为近代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其编纂活动分别完成于19世纪初叶与末期，他们的民法典体系取材于罗马法的《法学阶梯》或《学说汇编》；其知识产权立法早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大体就绪，且这些新兴的财产权制度又多为英国的“舶来品”。因此近代欧洲大陆的范式民法典未能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其体系之中。关于其立法动因，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释：
1、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从特权到私权嬗变的产物
近代知识产权法的孕育，经历了封建特许权制度近三百年的长期阵痛。与保护精神产品相关的封建特许权，包括印刷专有权和产品专营权，它以敕令或令状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独占许可证或赋予经营者专门制造、销售某种产品的权利。这种封建特许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业主以及颁发许可证的统治者，而不是从事智力创造活动的作者、发明者。这一制度不仅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禁锢思想文化、控制经济利益的需要，[3]而且决定了原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封建特许权的存在意义在于它同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具有某种历史连接作用。在欧洲，出版特权或专营权授之于封建君主的有限地域，且往往有一定的期限，因而酿成了被许可人的排他的权利意识。他们认为对于印刷品、专营品应产生一种新的所有权，而不仅仅是行政庇护的特权。尔后，由于封建王朝的衰落与市民阶级私权观念的进化，他们开始主张这种印刷专有权、产品专营权不应由国王特许才产生，而应基于创造者“精神所有权”的转让而取得。“精神所有权”的理论认为，对于其创造者的思想以及基于思想所产生的物化产品都享有所有权，这种精神产品的权利也是所有权一种。十分明显，“精神所有权”已具有近代知识产权的基本含义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人享有的无形财产权，是为法定之权而不是特许之权，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得以形成，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将思想作为精神财产，称之为“自然和不可废除的人权”，并确认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立法使知识产权由公法领域进入私法领域，由特权转变为私权。法律制度在发生质的转变的同时，也保留了某种历史的惯性，即多数知识产权具有国家授予的特征。这种权利取得的国家授予性与权利产生的本源性并不是矛盾的。美国学者认为，创造性活动是知识产权产生的“源泉”（source）,而国家法律规定则是知识产权成立的“依据”（origion），[4]因此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的有限制的独占权利。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法所生存的私法环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体系的设计与安排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从特权到私权，反映了近代知识产权的属性变化，但并非表明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采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私权领域中财产“非物化革命”的结果
在罗马私法体系中，财产权制度是一个物质化的权利结构体系。罗马人基于财产的主要构成限于有体物的认识，构建了物与物权制度。他们以物为客体范畴（主要是有形的物质客体-──有体物，也包括无形的制度产物，即除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利-──无体物），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以所有权形式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建立了以物权、债权为主要内容的“物法”体系。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产构成中，出现了所谓抽象化、非物质化的财产类型。以知识、技术、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知识财产”，有别于以往物质形态的动产、不动产，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另类客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写道：诸如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以及发明等，都可以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买卖中所承认的物同一视之。此类占有虽然可以像物那样进行交易并缔结契约，但它又是内部的精神的东西。[5]十分明显，传统的物化财产权结构是无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质化的知识财产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继承并发展了罗马法的传统，将客体物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同时扩充了无体物的范围。后者专指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规定的债权、股权外，还包括新兴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本归为动产物，以后又被划归到更具重要价值的不动产类别中。[6]1896年德国民法典在继承罗马法传统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风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认无体物，所谓物仅涉及有体物的概念。但在学说中，知识产品可以称为“无体物”，但它不能归类于物权法的客体物范畴,而仅是知识产权法规范的客体。[7]
概言之，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是罗马法以来财产权领域中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与变革。无论“法学阶梯体系”（法国法）还是“学说汇编体系”（德国法），都只是在罗马法编纂基础上的改造，知识产权这一新兴财产权制度未能进入传统民法典的体系范围。
3、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尚未形成一个体系化的财产权利族群
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属于民法范畴但又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制度体系。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领域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最早见之于17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卡普佐夫，后为19世纪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所发展。皮卡弟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范畴，它根本不同于对物的所有权。[8]在近代法时期，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实现权利制度的体系化，并未在立法活动中得以实现。换言之，“知识产权法是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规范的一个总称，这一称法是虚设的，是一种理论概括”。[9]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是近代欧洲知识产权制度兴起的时期，专利法、著作权、商标法在西方国家陆续产生。毫无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单行立法的形式出现，既没有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也没有将各个法律进行整合而编入民法典。1804年法国民法典明确肯定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同样受到保护。这一规定不过是对商标权即为财产权的民法定位，并无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立法意义。正是在民法典这一基本法的指引下，法国于1857年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的商标法。毋庸讳言，对各项知识产权进行体系化整合并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无疑在立法技术方面存有困难。对此，法国学者指出，“多数情况下，有形财产整体性地置于单一法律规则的体系内加以调整。例如，所有权在涉及到有形不动产或动产时，总是具有同样的内容。诚然，两种不同财产的地位并不总是相同，但这并不能否认内容丰富的有形财产所有权的一些一般规则的存在”；“相反，无形财产具有不同性质，它们不能置于同一的法律体系而只能置于一系列独立的、不同的体系，存在于一定的期间。”[10]可以说，由于民事立法技术的原因，近代立法者并未像构建物权体系那样，将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整合成一个概括的、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近代民法典的编纂，自是“言必称罗马”，诸如物权、债权、继承权等财产权都可以从罗马私法体系中找到它的雏型，而知识产权难以在传统的体系中与物质化的财产相融。基于罗马法以来法典化的传统，加之立法技术的不能，知识财产终究未能以体系化的权利制度出现在近代社会的范式民法典中。
二、并非范式：现代民法典体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
自20世纪以来，知识产权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规范不断完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一体化、现代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制度编入本国的民法典，并在9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运动中形成高潮。我国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民法典编纂的巨大进步，弥补了近代范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还有的学者以此立法例为范式，主张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规定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大一统的财产权体系。笔者对上述观点持有疑虑，现试就几个“范式”立法例作出具体分析：
意大利民法典。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在大陆体系的法典化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成为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一种参照系，而且对秘鲁1984年民法典及其他美洲国家的民法典的改革方案产生了影响。在此之前的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主要效仿的是法国模式，1942年民法典在部分保留原法典痕迹的同时，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规定了工业化进程中在企业和劳动关系方面出现的新问题。[11]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问题、新关系、新制度，就规定在民法典的“劳动”编中。该法典第六编冠名为“劳动”，实际是关于劳动关系、公司（合伙）、合作化、企业、知识产权、竞争与垄断等规范的混合编。意大利民法典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主要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号权。其中，标记性权利规定在名为“企业”的第八章，包括第一节“一般规定”、第二节“商号和标识”、第三节“商标”；创造性权利规定在题为“智力作品权和工业发明权”的第九章，包括第一节“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著作权”、第二节“工业发明专利权”、第三节“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意大利民法典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有两个缺陷：第一，该类规范是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原则性规定。即主要规定各类知识产权的性质、对象、内容、主体、转让等，即是具有私法内容的规范性条款。民法典强调有关权利的取得、行使及其存续期间由特别法加以规定。实际上，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之外，各种知识产权专门法依然存在。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的规定，是象征性、宣言性的，缺乏实际操作的意义；第二，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的制度安排，分设为“企业”与“作品权和发明权”两章，此类体例设计无疑割裂了知识产权的完整体系。同时，现代知识产权法已成为门类众多、权项庞杂的规范体系，民法典仅规定了四类知识产权，显见其体系的包容性不足。由上可见，意大利1942年民法典很难说是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立法的范式民法典。
荷兰民法典。荷兰是新民法典编纂运动的杰出代表。早期荷兰的私法体系基本上是法国法的翻版，自19世纪末开始受到德国法的影响，至20世纪在糅合“法学阶梯体系”与“潘得克吞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荷兰民法典结构。1992年荷兰民法典分为10编，包含传统的民法、商法，以及消费权益保护法和其他私法法规，并把具有重要价值的判例也编入其中。[12]该法典第九编是为“智力成果权”。根据立法计划，“智力成果权”即知识产权，包括当时拟定的专利、商标、版权、商号等。其中，具有私法性质的条文纳入第九编，那些具有行政、程序法和刑法性质的条文则另置他处。民法典中关于知识产权编的设计，后来由于立法技术上的困难而被取消。[13]另一重要原因是，自《马斯特里赫条约》签订之后，欧盟一直致力于制定一个适用所有成员国的“欧共体法”。人们认为，“欧共体法”不是国际法，它与相关国际公约不同，是一个超国家的法。自荷兰民法典颁布后，欧共体先后制定了统一商标法、专利法以及其他知识产权条例，所有的成员国需要与其保持一致，而不能进行补充和修订。[14]荷兰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将上述法律搬到新民法典第九编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不仅仅包含私法的内容，而且各类知识产权有不同的转让、设质的规则，可见知识产权已难以融于民法典体系之中。[15]
俄罗斯民法典。1922年苏俄民法典有关财产权各编分别是所有权、债权、继承权，没有涉及知识产权。1961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及后来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民法典既弥补了以往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缺憾，具言之：该民事立法纲要及民法典在第四编、第五编、第六编中分别规定了著作权、发现权和发明权，上述制度列入民法典之中的限于是调整有关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的规范[16]。这一体例设计是对1922年民法典体系的重大突破，但这三编并没有总括为“知识产权”编，同时它将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在内的工业产权排除在外，其有限的内容也不可能概称为知识产权。1991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推动俄罗斯民事立法模式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民事立法纲要的基本结构是总则、物权、债权、著作权、在生产中利用发明的其他创作成果的权利、继承权、国际私法规则，共7编。其中，除著作权以外的“创作成果的权利”包括专利权、外观设计权、商标权、商号权、合理化建议作者权、商业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17]1994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18]不完整地再现了这一纲要所设计的模式，拟定的知识产权编为第五编，冠名为著作权和发明权，没有包括专利权和商标权。事实上，1992年9月，该国已经以特别法的形式颁布了“专利法”和“商业标记法”。这部被称为独联体国家的“示范民法典”尚未完成世人关注的“知识产权编”，但其总则在“民事权利的客体”一节中已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有关问题。立法者将“信息；智力活动成果，其中包括智力活动成果的专属权（知识产权）”与物、工作和服务、非物质利益等同列为权利的客体。新的俄罗斯民法典关于知识产权的规范有两点值得检讨：首先，总则拓宽了权利客体的范围，一是承认作为财产权利的无体物，将知识产权本身也作为客体；二是将信息及智力活动成果作为另类客体，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物。但是总则关于“智力活动成果，其中包括智力活动成果的专属权（知识产权）”的规定，将两类客体混为一谈，令人费解；其次，民法典拟定的知识产权编限于是著作权和发明权，其他知识产权则以特别法形式出现，这就肢解了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与1991年民事立法纲要的初衷相去甚远。
越南民法典。1995年越南民法典是后社会主义国家民法典编纂运动的产物，其体系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受到1991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和1994年俄罗斯民法典的影响。越南民法典专编系统地规定了知识产权，在法典于1996年生效之时，同时废止了1989年“工业所有权保护法”、1994年“著作权保护法”、1988年“引进外国技术法”。越南没有象意大利、俄罗斯那样采取基本法与特别法并用的方法来规定知识产权，这在世界立法例中是不多见的。越南民法典第六编名为“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权”，含“著作权”、“工业所有权”、“技术转让”三章。其中：第一章“著作权”，计35条，规定了作者与著作权人、受保护作品、著作权内容、作品使用合同、邻接权等，几乎是将一部著作权法移植入民法典之中；第二章“工业所有权”，规定了主要的工业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地理标记权。该章计26条，规定了工业产权的标的、工业产权的确立、工业产权的主体、对工业产权的限制、工业产权的保护。从上述规范内容来看，第二章多为工业产权的私法规范，关于专利与注册商标的申请、审查、异议、复审、核准、管理等均未涉及。这些程序性规范显然无法包容在民法典之中，而只能以条例、规章的形式另行加以规定。第三章“技术转让”，计17条，规定了技术转让的标的、技术转让权以及技术转让合同。专利权、商标权以及技术秘密权的转让，均可以适用上述规范。应该说，越南民法典在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上颇具代表性，是至今为止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最为集中与完善的一部民法典，但它的示范作用也是有限的。该法典仅仅规定了传统的主要知识产权类型，而对新兴的知识产权制度没有予以回应；同时，该法典似乎像其他民法典一样，无力解决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问题，有关知识产权的程序性规范、行政法与刑法规范只能交由单行条例或其他法律部门来完成。[19]
20世纪以来，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对传统的财产权体系进行了改造与突破，以不同的体例和方式规定了知识产权编，这无疑是民法典编纂活动中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变革缘于人们对知识产权本质属性的认识。在历史上，知识产权经历了一个“封建特许权——精神所有权——无形财产权”的发展过程；在今天，知识产权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的私权，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20]笔者以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予以权利化、制度化的产权形态。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特性，但其私权的基本属性与物权、债权等并无实质性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同置于民法典，其动因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术的诸多困难，民法典难以将知识产权制度融入其体系之中。上述民法典的起草者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将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全部纳入民法典，这无疑是法律规范的位置平移。由于涉及诸多公法规范的处理，这一方式难以适用于所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如越南法）；二是从各类知识产权抽象出共同适用规则和若干重要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时保留各专门法。此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权立法的纯洁性与形式美，但其实质意义不大，且在适用中多有不便（如意大利法）。总体说来，现代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却是不足效法的。
三、民事特别法：当代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体例
单行立法是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做法，这一体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以专门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则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别法。
20世纪末，采取知识产权单行立法传统的法国将23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单行法律法规整理汇编成统一的法典，这即是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有学者认为，该法典是世界上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第一部法典，有可能成为21世纪知识产权法与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21]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既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相关立法经验之结晶，也是回应当代经济、技术发展进行制度创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该法典并没有改变其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质属性，其理由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首先，在法国，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的译者黄晖博士对此写道：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时，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没有现在这么突出，民法典也没有针对知识产权的专门规定。因此，法国决定对知识产权采取单独立法的方式后，十分注重处理其与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关系问题，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民法典关于有形财产权的很多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知识产权；为保护作者权益免遭损害，对契约自由进行大量限制；有关智力创作的劳动合同不影响作者享有精神权利和思想权利；有关著作权与婚姻和继承的关系也存在不同于一般法的特别规定。除上述例外规定外，作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遍原则仍然是适用的。[22]这说明，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与法国民法典是体系分立的两部法典，但并非是地位平行的两部法典，它们仍是一种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私法多元体制中，民法典是作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规定的是私权的一般问题；而知识产权法典则属于特别法，它对知识财产的特别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将两部法典作出上述区分的意义在于：在知识财产问题的法律适用方面，知识产权法典的适用应优先于民法典。前者有专门规定的，应优先适用其规范；无特别规定的，则应适用基本法规范。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典虽冠名为法典，但并没有改变其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专门法规系统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义的法典，不是已有规范性文件的简单汇总，而是在原有法律规范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统化的法律文件。法国立法者将知识产权的各种单行立法进行整合、编修，实现了法典编纂的基本要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立法技术上有两个优点：一是体系完整。该法典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和艺术产权，规定有著作权、邻接权、数据库作者权等；第二部分为工业产权，规定有外观设计权、发明专利权、技术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以及其他标记权等；第三部分为在海外领地及马约尔属地的适用。就其基本制度来说，法典几乎囊括了现代知识产权的全部内容。二是内容谐调。该法典较好地处理各项知识产权制度的内部关系，避免了原单行立法出现的各种冲突。例如计算机程序应受著作权保护而不得授予专利；对数据库制作者的保护独立于著作权对数据库或其组成部分的保护；植物新品种不受专利保护而取得专门权利；有关著作权、外观设计权、人身权、地理标记权、商号权等在先权利的标记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注册等。但是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显然遗漏了法典编纂的一个要素，即缺乏各项知识产权制度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未能也许不可能设计出一个与民法典相同的总则。正如译者黄晖博士所指出的那样，“1992年颁布法典时只是将当时的知识产权各部门法汇集到一起，体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独立，1994年为加强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时也只有遵循这一体例”。[23]由此可见，在立法技术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各类法律法规的汇集，是专门法的系统化，它没有改变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民事特别法的根本属性。
以法典形式出现的法国知识产权制度，在相关立法体例上并没有走出多远，从世界范围来说，民事特别法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首选模式。笔者以为，作出以上选择，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知识产权制度从其产生之初，即是以综合性法律规范、多样性法律制裁措施为其主要特征的专门法律，它与作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着显著的差别。知识产权制度本为保护创造者权利之实体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规定有权利取得程序、权利变动程序、权利管理程序、权利救济程序等，即在实体法中规定了程序法的内容，程序法依附实体法而存在；知识产权制度本为规范个人知识财产权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设有行政管理、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规范，[24] 在立法技术上具有私法与公法规范相结合的特点。诚然，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并不影响其作为民法体系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但是从知识产权规范的特殊性出发，则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对这种综合性法律单独立法[25]。 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全部纳入民法典，则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规范和公法规范将会使民法典在体系上难以协调，相关条文在性质上将难以兼容，民法典也就无法实现其形式上的“审美要求”；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根据其规范性质不同，分别纳入民法典和进行单独立法，则会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为割裂的状况，徒增法律运用的不便。
第二，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规范体系。与近代法所涵盖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相比，现代知识产权已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法律体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来表述，它是一切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由于智力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制度的总和。[26]自新技术革命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经济不仅孕育了“知识＝财富”的新的财产观，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识财产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若干规则，创设了一种新的制度即“工业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即属此类；二是“单独保护法”，即为特殊的知识产品设定“准专利”或类似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植物新品种权与域名权即属此类。在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继续出现的同时，旧的相关制度也逐渐演变成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新成员，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是一种无形的信息财产，它与专利技术不同，其权利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权利的效力完全取决于商业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大陆法系国家长期采取合同法或侵权法的保护方法，商业秘密不包括在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之中。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商会（ICC）率先赋予商业秘密以产权属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成立公约中亦暗示商业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识产权之中。至90年代，《知识产权协议》专门规定“未公开信息”的保护问题，确认商业秘密属于知识产权范畴。此外，反不正当竞争亦与知识产权有密切关系。最初，竞争法对于知识产权仅是一种补充保护，意在为各类知识产权制度的交叉领域或真空地带提供兜底保护。而在现代社会，反不正当竞争已归类于知识产权法领域。《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将专利技术、经营标记与制止不正当竞争同列为工业产权的对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将反不正当竞争的权利纳入知识产权范围，1993年《知识产权协议》强调缔约方遵守《巴黎公约》的有关条款，即确认反不当竞争作为知识产权组成部分的规定。上述情况表明，现代知识产权法正处于不断发展、变革的过程之中，其权利制度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法律体系。如将这种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一个需要相对稳定的民法典，显然是不合适宜的。
第三，现代知识产权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法律规范体系。现代化、一体化是知识产权立法的两大趋势，前者动因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后者受制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知识产权法从其兴起到现在具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基于科技革命而生，由于科技革命而变，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制度文明的典范”。[27]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相继出现的新技术革命与信息革命（或称为知识革命），使得现代知识产权法总是处于剧烈变动的状态。著作权法告别19世纪的“印刷版权”时代，走过20世纪的“电子版权”时期，继而开始“网络版权”的新纪元。这一进程使得传统的著作权保护范围在不断扩大，新的著作权权项陆续产生，著作权效力在虚拟空间逐步拓展；专利法大大缩小非专利对象的范围，着力保护化学物质和药品专利，增加微生物品种及方法专利。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实现立法现代化的目标之后，又面临着21世纪基因技术专利问题的挑战；商标法在网络空间里，不仅涉及到传统商标制度的变革（例如商标权地域性与因特网国际性的冲突、商标分类保护与网上商标权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网上商标侵权形式的变化与侵权责任的认定等），而且必须考虑域名保护制度的创新（例如域名的登记与审查、域名权的性质与内容、域名权与其他在先权利的冲突、域名权的保护与域名纠纷的处理等）。知识产权法不仅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立法现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建立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即通过制度改革实现立法的一体化。在国际社会里，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乌拉圭回合的一揽子谈判，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形成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与《知识产权协议》三大主体制度。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与上述公约的有效运作，知识产权保护现已成为国际经贸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国际范围看，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一个统一标准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立法者不得不“修纲变法”，按照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重新审视本国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法处于频频修订之中。据资料记载，发达国家的著作权法平均不到10年即修改一次[28]。法国知识产权法典颁布后的6年间先后12次进行修改和增补[29]。中国商标法、专利法自制定后分别于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进行两次重大修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法律修改活动都是在专门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统化、稳定性特征的民法典，则不具备上述便利。
四：我国立法选择：民法典一般性规定与民事特别法专门规定
我国民法典草案目前正处于法案草拟、专家认证阶段，对知识产权制度作如何处理，当是不容回避之重大问题。民法典是否接纳知识产权制度，赞成派与反对派的意见各执一端。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笔者与一些民法学者、知识产权学者反对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民法典。比较各国立法例，本人得出以下结论：凡是范式民法典都无知识产权编，凡是编入知识产权的民法典都不是范式。为此，我以《知识产权制度不宜编入我国民法典》为题在2002年9月29日的《法制日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30]同年10月，笔者参加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的民法典草案的专家讨论会，聆听了起草者及各位学者的意见，进而调整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从最初提交讨论的民法典草案来看，知识产权已被列为专门一编，含有一般规定、各项权利规定、其他规定共100多条款项。可以说，该类法律制度是平行移植到民法典而成为“知识产权编”。在这次会议上，本人对此提出异议（其理由参见本文第二、三部分），但同时提出修正案，即民法典仅对知识产权制度作一般规定，其单行法依然保留。笔者作出上述修正，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第一，知识产权是私权。对此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其前言中已作明确宣示。知识产权虽是知识类无形财产的权利形态，但其基本属性与财产所有权无异，都应归类于民事权利的范畴。将无形财产权在民法典中作出反映，有助于与有形财产权形成完整的、丰富的财产权利体系；第二，知识产权是受民法典保护的权利。知识产权法虽含有若干程序法、公法性的规定，但依然是以实体法为基础的私法制度，隶属于民法这一法律部门。民法典作为民事基本法，在法律分类上具有更高的位阶和权威。在民法典中对知识产权进行明确定位，有助于维系这一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第三，知识产权已在我国民事基本法中作出原则规定。1986年《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专门规定了知识产权，仅为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的列举性、宣示性条款，无其他实体性规定内容。《民法通则》集中而概括地描述了知识产权基本制度，并将其与其他财产权及人身权合为民事权利专章，在当时被称为是民事立法上的创举。考虑到立法体例的传承性，未来中国民法典对知识产权作出一般性规定，并无不可。
关于知识产权的新的立法体例，即民法典作一般规定和特别法作专门规定之立法方法，与他国民法典的知识产权编是有所不同的。意大利民法将各种知识产权制度的私法规范编入法典，但相关专门法律照样存在，徒增法律适用之不便；越南民法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全部纳入法典，但其权利种类顾此失彼，公法规范不能进入，更难言有可取之处。日前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知识产权论坛上，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权威人士称：WIPO并不赞成在民法典中详细规定知识产权问题，作出此类立法例的国家如意大利、俄罗斯、越南等正在反思这个问题。但是WIPO认为，在民法典中就知识产权问题作出一般规定是可以的，也是有益的。
民法典中的“知识产权编”，仅是一般性规定，其相关条款的规定应考虑遵循以下规则：首先，民法典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与一般制度，应适用于各项权利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基于上述规范的普遍适用性，“知识产权编”不另作规定；其次，“知识产权编”所规定的一般性条款，应是从各项知识产权制度中抽象出来且共同适用的，该编并不影响相关民事特别法的独立存在；再次，“知识产权编”着力描述的应是该类制度与其他民事权利制度的不同之处，即基于知识产权制度特性所体现的一般性规范。具体说来，可包括知识产权的性质、范围、效力、利用、保护等。
笔者试拟条款如下：
第一条[知识产权的性质]
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
说明：本条旨在阐明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财产进行法律调整的结果，是从传统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新的独立的财产形态。尽管知识产权具有自身的法律特征，但是在“私权”这一本质属性方面，与其他民事权利并无二致。这一条款是对《知识产权协议》关于“知识产权为私权”的立法回应，是对知识产权在私法领域中地位的明确肯定。
第二条[知识产权的范围]
知识产权包括以下权利：
（一）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二）专利权；
（三）商标权；
（四）商号权；
（五）原产地标记权；
（六）商业秘密权；
（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
（八）植物新品种权；
（九）反不正当竞争权；
（十）其他知识产权。
说明：本条旨在概括知识产权的体系范围。以我国参加的《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知识产权协议》等主要国际公约为基础，以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为依据，将知识产权体系界定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三大主体制度和其他知识产权制度。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有关商事主体的名称权宜称之为商号权，企业名称权的说法有失精确。在国际公约中，商事主体的名称，多称为商号或厂商名称。我国相关立法文件习称为企业名称。其实，企业不是生产经营者的唯一主体形式。《民法通则》规定，“法人、个体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因此，商号权是一切商事主体所享有的专用标记权，较之企业名称权有更大的包容性。第二，发明权、发现权不是具有私权性质的知识产权，该类权利只是取得荣誉及获取奖励的权利，相关智力成果的权利是为国家所有，即归属于公有产权。除《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及少数公有制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与国际公约都没有承认发现权、发明权的私法性质。该项制度似可归类科技法，“知识产权编”不宜规定。[31]第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与《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均将反不正当竞争的权利纳入知识产权的范围。《知识产权协议》强调缔约方应遵守《巴黎公约》的有关条款，应理解为承认反不正当竞争的知识产权属性。“知识产权编”作出相应规定，有助于对各知识产权制度之间产生的交叉部分、空白地带给予补充保护，如对商品假冒、欺骗性宣传、商业诽谤、滥用工业产权专有权等行为进行制裁。第四，“其他知识产权”是一个“兜底条款”，以弥补上述权利列举性规定之不足。鉴于知识产权体系的开放性、动态性特征，作出这一规定是适宜的。诸如传统知识的保护、数据库的保护、生物多样化的保护、网络域名的保护等，相关权利制度的建立正在探讨之中，倘若有关单行立法正式出台，依照该项条款亦可纳入“知识产权编”中。
第三条[知识产权的效力]
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及其限制和例外、保护期限、地域效力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确定。
说明：本条旨在界定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这是与财产所有权的主要区别所在，有必要专门规定。知识产权的效力包括权项内容及权利限制两大部分。前者涉及知识产权的使用权、禁止权等权利行使问题，后者涉及权能限定、时间限定、地域限定等权利限制问题，其具体内容由专门法律、法规加以规定。
第四条[知识产权的利用]
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可以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其知识产权，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知识产权的转让或者许可使用，除法律或合同另有规定之外，不意味着相关信息的有体介质（载体）所有权的转移。反之亦然。
说明：本条旨在说明知识产权的利用方式及法律后果。第一款说明知识产权的利用方式，主要是转让与许可使用。转让意味着知识产权的财产权利的全部让渡，即知识产权主体的变更。许可使用只是表明知识产权中的一个或几个权项的有条件利用，即形成同一客体为不同主体同时使用的情形。这是与有形财产使用的不同之处。第二款说明知识产权利用的法律后果，即在转让与使用中知识产权与所有权的关系。具言之，智力成果所体现的知识产权与智力成果之有形载体所体现的所有权，是两种不同的财产权利，除有特别规定或者约定之外，转让或者许可使用其中一种权利，并不意味涉及另外一种权利。
第五条[与在先权利的关系]
从事智力创造活动，享有及行使知识产权不得侵犯他人的在先权利。
说明：本条旨在说明知识产权与在先权利的关系。在先权利是指先行合法存在并得到保护的其他民事权利。相对某一知识产权来说，在先权利可以是其他知识产权，也可以是其他民事权利。知识产权不得对抗在先存在的其他民事权利。关于各项知识产权及与相关权利的冲突，国际公约及国内立法都规定有尊重在先权利的基本原则，知识产权不得对抗在先存在的其他民事权利，例如，不得擅自将他人的美术作品用作申请外观设计专利、不得将他人的肖像、姓名作为注册商标的标记等。这一规则是其他民事权利制度所不具有的，“知识产权编”应特别作出规定。
第六条[知识产权的保护]
国家保护依照法律、法规取得的知识产权。
侵犯知识产权的，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
侵犯知识产权构成对行政管理秩序侵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说明：本条旨在规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及侵权责任。在各类知识产权中，除著作权、商业秘密权外，大多数知识产权须经国家机关的确认。尽管创造性活动是知识产权产生的本源，但国家机关的授权行为是该项权利得以成立的必经程序。国家法律保护的是依法取得的知识产权。侵犯知识产权的法律责任主要是包括损害赔偿在内的民事责任，但在侵权行为构成对行为管理秩序侵害或情节严重、构成犯罪时，还须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第七条[禁止知识产权滥用]
知识产权权利人不得滥用其知识产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竞争者的合法利益。
滥用知识产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有关行政机关可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给竞争者造成损害的，应承担损害赔偿或者其他民事责任。
说明：本条旨在规定知识产权滥用的禁止及其法律后果。“权利不得滥用”本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条的规定使得该项基本原则得以具体化，同时与《知识产权协议》的原则精神相一致。[32]
第八条[与民事特别法的关系]
本编涉及知识产权的其他具体规范由特别法规定。
说明：本条旨在说明民法典“知识产权编”与相关民事特别法的关系，即知识产权立法采取民法典作一般规定、特别法作具体规定的体例。在各项知识产权法有具体规定时，得适用该特别法，该法律、法规无规定时，则可直接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
结 语
立法体例的选择，不仅是一种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涉及立法技巧、立法规则的运用，进而言之，还应受制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以上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笔者有理由认为，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宜在民法典作原则规定，但同时保留民事特别法的体例。
[1]有关观点参见翟云岭等《中国法学会民法经济法研究会1999年年会综述》，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赵中孚等：《1999年民商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2000年第1期。
[2]段瑞春：《关于知识产权的几点认识》，载《求是》1999年第4期。
[3]参见[美]安守廉：《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的文化透视》，引自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日]阿部浩二：《各国著作权法的异同及其原因》，载《法学译丛》1992年第1期。
[4] See L·Ray· Patterson、 Stanley W· Lindberg: The Nature of Copyright： A Law of Users’ Righ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1.
[5] [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节附译。
[6]尹田著：《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
[7]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75-876页；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8] [苏]B.A. 鲍加特赫等著：《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专利法》，引自《国外专利法介绍》，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9]黄勤南主编：《新编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
[10]尹田著：《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5—66页。
[11] [意] 桑德罗·斯奇巴尼为意大利民法典中译本所作的前言。引自费安玲、丁玫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
[12] [荷兰]亚瑟·S·哈特坎普：《荷兰民法典的修订：1947-1992》，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1期。
[13]徐国栋：《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
[14]参见吴汉东等著《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335页。
[15] [荷兰]亚瑟·S·哈特坎普：《荷兰民法典的修订：1947—1992》，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1期。
[16] [苏]B·Ⅱ·格里巴诺夫等主编：《苏联民法》（下），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449页。
[17]参见余先予主编：《俄罗斯民商法与冲突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24页。
[18]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一部分1994年通过，1995年生效；第二部分1996年通过，同年生效。第三部分涉及知识产权，正在起草之中。
[19]有关越南民法典的规范及越南立法概况，可参见米良译：《越南民法典》，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徐中起主编：《越南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0]有关知识产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可参见谢怀?颍骸堵勖袷氯ɡ?逑怠罚?亍斗ㄑа芯俊?996年第2期。
[21]参见郑成思为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中译本所著的“序”。引自《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黄晖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2]参见黄晖为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中译本所著的“译者序”。引自《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3]参见黄晖为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中译本所著的“译者序”。引自《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4]参见刘春茂主编：《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25]在立法通例中，单行法往往含有多种类型的法律规范。例如我国专利法（2000年修正案）第三章、第四章、第七章（部分条款）以及附则，基本上属于程序性以及行政法、刑法规范，约占全部条款的三分之一以上。我国商标法（2001年修正案）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以及第七章的部分条款，即近二分之一的条款，都不是私法意义上的规范内容。
[26]几个主要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的范围有不同表述。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创造性成果权，包括著作权、邻接权、数据库作者权、专利权、外观设计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二是经营性标记权，包括商标权、商号权、地理标记权、域名权。此外，反不正当竞争、商誉权、商品化形象权也被归类于知识产权范畴。至于发明权、发现权是否属于知识产权，我国学术界尚有争议。
[27]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28]参见吴汉东等著：《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29]参见黄晖为《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中译本所作的“译者序”，引自《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0]相同观点还可参见本人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知识产权法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1]有关论述，可参见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张玉编：《知识产权法教程》，西南政法大学2001年发行，第14页。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篇7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涉外民事 受请求保护地
一、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中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的准据法选择
（一） 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
台湾修正后的《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以知识产权为标的之权利，依该权利应受保护地之法律”符合国际间普遍采用之“受请求保护地法”原则。该法草案条文之说明部分阐明：”知识产权，无论在内国应以登记为成立要件者，如专利权及商标专用权等，或不以登记为成立要件者，如著作权及营业秘密等，均系因法律规定而发生之权利，其于各国领域内所受之保护，原则上应以各该国之法律为准。”爰参考意大利国际私法第五十四条、瑞士国际私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等立法例之精神，规定以知识产权为标的之权利，其成立及效力应依权利主张者认其权利应受保护之地之法律，俾使知识产权之种类、内容、存续期间、取得、丧失及变更等，均依同一法律决定。该法律系依主张权利者之主张而定，并不当然为法院所在国之法律，及当事人主张其依某国法律有应受保护之知识产权者，即应依该国法律确定其是否有该权利。
（二） 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
原则上人类知识产权创造活动是在某一地域进行并完成，故一般来说专利权会在该发明完成地登记，并在涉外事件中以该国法律为准据法；著作权则依完成著作物的最初发表地之法律为准据法。然而当著作或发明是基于先前存在的法律关系，亦即职务发明或职务著作的情形时，是否有属地概念之适用而聚焦于发明之利用地，由各国之内国法律来多元规范；亦或是因其先前存在之法律关系来决定准据法得以一元处理此问题，见解则是相当分歧。
台湾地区《专利法》第7条谓：”受雇人于职务所完成之发明、新型或新式样，其专利申请权及专利权属于雇用人，雇用人应支付受雇人适当之报酬。但契约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可见台湾专利法是采雇用人主义同时容有合同另行约定之空间。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11条亦有相似规定。而就职务发明或职务著作之准据法，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受雇人于职务上完成之智慧财产，其权利归属，依其雇佣契约应适用之法律。” 该条文之规范设计与瑞士及奥地利国际私法之规范模式相近。至于以雇佣合同应适用之法律为准据法，亦有其特殊考虑原因。但就此规定，在草案时期便有学者批评，雇用人及受雇人间雇佣合同是债权合同，其成立与否并非决定权利之归属，故其雇佣合同准据法仅决定雇佣合同是否有效成立，并不能当然决定权利之归属人与受雇人间权利完成后之权利归属。且考虑到就本条所规范之知识产权有采创作主义者，亦有采属地主义者，应以”权利成立地法”为准据法较为周延。修正理由就此问题仅称关系较密切，但却未再就如何认定较密切为理论上之说明。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的准据法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下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内容，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基本上与台湾及国际上的立法方向一致。不过究其立法过程，可看出有重大概念的移转。
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二次审议稿推出后，其规范方式与示范法出现重大逆转，不再区别知识产权之类别，而是以统一之方式加以规范。二次审议稿第五十一条规定：”知识产权，适用权利保护地法律，也可以适用权力来源地法律。”但此条文在第三次审议阶段为若干专家指出该条文内涵不清，应进一步明确，以利妥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八条才有现今的样貌。而二次审议稿中的第五十二条则是转化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九条，仅在文字上做了调整，概念并无转变。至于二次审议稿中的第五十三条，进入第三次审议时，则是添加了选法时间点的规定。
此外，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中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总共有八个条文，从九十二条以降直到九十九条。示范法将知识产权细分为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以及其他知识产权，并分别提出不同之法律适用规范。示范法第九十八条规定：”有关受雇人在职务范围内取得的知识产权，适用调整雇佣合同的合约。”与台湾修正后之《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大致相符。但正式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则是拿掉了此一规定。
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关于知识产权准据法选择的反思
比较两岸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规范可知双方大抵皆采”受请求保护地法”原则，但台湾多了关于职务上完成的知识产权权利归属之准据法，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则是赋与当事人两个协议选择准据法的权利。《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针对知识产权权利让与在第四十九条有特别立法明确规范：”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使用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本法对合同的有关规定。”国际私法上的知识产权转让是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缺少的部分，学说上的讨论亦有限。然而虽然台湾无此特别立法，但知识产权权利让与实为债权行为与物权类似的支配关系之变动，可依一般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来处理。
在台湾，以著作权为例，成为著作权让与原因之债权行为，便是依让与或移转合同的准据法。另一方面，造成权利之配关系发生变动之准物权行为则依照保护国法来决定。[3]关于著作权的让与合同之准据法，依《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20条第1项是以当事人意思自主来决定准据法。在当事人间无明示的合意或明示之意思依锁定应适用之法律无效时，由法院依具体事实个别决定适用关系最密切的法律。
综上所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知识产权的权利移转上无特别立法阐明，但究其法理，现行条文可依一般合同之债权行为特性所推之，并无特别立法之必要。因为现今国际上对于特征给付之人如何决定见解分歧，基本上开发中国家主张受让人、实施权人、使用权人及利用权人为最能够体现和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而已开发国家则是主张知识产权人为特征性给负之人。故在涉外纠纷中适用本法对于合同的相关规定时也会落入同样的困扰。若能针对当事人无合意的情形之准据法选择进行立法，相信会使本条规范在适用上更加明确。
四、结语
中国在2011年4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而我国台湾地区则是于2011年5月正式开始施行修正后的” 《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适用新法之案例及判决极为有限，故本文仅得以学说比较方面着手，为一遗憾。两岸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规范基础价值选择大抵相同，皆采”受请求保护地法”原则。然而在其余条文上的不同却反映出各自注重的部分。台湾多了关于职务上完成的知识产权权利归属之准据法选择规定，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则是赋与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的权利。近年无论是立新法或是有立法提案，都展现国际间知识产权的保护倍受重视，而保护概念也有所更新。希冀本次修订的新法能有效的为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提供协调的功能，成效如何，仍尚待裁判累积。
参考文献：
[1]李素华.雇佣关系下发明权益之研究：以我国专利法为中心[J].台大法学论丛第39卷第1期，2010（3） ：7
[2]李复甸.著作权准据法之研究[C]// 陈长文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超国界法律论集—陈长文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三民出版社，2004：（332）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篇8
关 键 词：法律错误，犯罪故意，违法性认识，地方性认识
一、历史沿革
“不知法律不免责”（Ignorantia juris non excusat ）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一个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被普遍遵循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历来的通说把刑法上的错误分为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两类，并认为事实错误阻却故意，法律错误不阻却故意。
“不知法律也不能免责”原则，起源于一概不允许认识错误的诺曼底时期的绝对责任。关于事实认识错误，在13世纪的布莱克顿的教科书中，已承认其为抗辨理由；与此相对，关于法律认识错误，判例却一贯给予处罚。其最古老的判例是1613年的Vanx案。该案判旨认为，即使不知英国法律，但由于认识到被起诉的事实，不知法律也不成其为抗辨理由。
任何一个法律原则的产生都同一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不知法律不免责”这个原则在社会发展节奏十分缓慢的历史时代是完全正确的。中世纪的法律认为“行为人主观意图与惩罚无关，因为法律惩罚的是行为本身”，那时的法律尚未发现蓄意杀人与偶然杀人有不同之处。尽管今天的普通法比其源头安德鲁——德国氏族法来说已有许多进步，但“法律错误或不知不可辩护”这一规则仍然没有变化地流传到今天……然而，工业革命加快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新的法律规范不断大量涌现，其中不少规范同千百年来依据共同习惯形成的道德观念联系不甚紧密。因此，在当今社会若不加区分地死守“不知法律不免责”这个原则，就可能导致与情理相悖离的现象。因而，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乃至于立法中出现了某些变通。在当代西方各国刑法之中，对法律错误可作辩护理由持最宽容政策的是德国刑法典第17条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缺乏实行不法的认识，那么，他就是无责任地行动的，如果他不能避免这种错误。如果行为人能够避免错误，那么，可以根据第49条第1款（该款为”特别的法律轻处根据“。——笔者注）轻处刑罚。”，在美国，一些例外的判例纷纷出现，特别是《模范刑法典》第204条第（3）项更是明文规定，“确信其行为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时，如有下列所规定的情形，可作为对基于其行为所生之罪的追溯的抗辩：（a）行为人不知规定犯罪之制定法或其他成文法规的存在，且在实行被追诉的行为时，其法令尚未公布或处于其他不能知悉法令存在的状态时……”。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界普遍认同“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而且，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一再被引用。然而，近年以来，开始有不少学者对这一原则提出了质疑。在立法上，关于刑法中错误问题，始终是我国刑事立法的空白点。据介绍，在刑法典制定过程中，曾于第22稿第17条规定：“对于不知法律而犯罪的，不能免除刑事责任；但是根据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在第33稿中却删掉了该条内容。1979年刑法典对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均未以法条的形式明文规定。一些学者在起草刑法修改理论案时，建议对事实错误加以规定，但未能被1997年刑法典所采纳。
二 相关的理论论述
“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之所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许多理论在支持这个规则，该规则的存在维持着许多非常重要的社会利益。这些社会利益包括：协助司法活动、鼓励知识、遵守法律、保持司法规则的一致性。不得不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理论都太过于实际和功利。如果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考虑，一个人只有当有意地实施他明知是犯罪的行为时才构成犯罪。现在，许多人对“法律错误不可辩护”这一规则持批评态度，采用该规则的功利性原因已受广泛的质疑。下面本文将对有关的论点作一下简要的介绍：
（一）一般性的理论探讨
1、国外学者的观点。英美刑法理论一般从三方面说明上述原则的根据：第一，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即应当知道法律。布莱克斯顿说：“具有辨别能力的任何人，不仅应当知道法律，而且必须知道法律，并推定其知道法律，因此，法律认识错误在刑事法上不成立任何抗辩理由。这是罗马法的格言，也是我国法律的格言。”第二，如果法律认识是免责事由，则被告人常常主张法律认识错误，事实上又难以证明，因此根本不可能裁判。第三，法秩序具有客观含义，法律是具有客观含义的规范，刑法所表现的是通过长期历史经验和多数人社会舆论形成的客观伦理。当法律与个人的信念相对立时，法律处于优先地位，故法律认识错误不是免责理由。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也多从这几方面加以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对“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的主要反对理由是“惩罚一个遵守法律，认为自己行为合法的人是显然错误的”、“惩罚对象应当在主观上具有道德可责性”。由于在古代大多数犯罪行为本身就是罪恶的，所以以上对“法律错误不可辩护”的反对理由对古代意义不大，然而现代社会立法机关规定出许多“法定犯罪”，法律“预先假定人人都懂法律”就无论从事实上还是逻辑上都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