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范文
时间：2023-10-16 14:49:52
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1
[关键词] ADR；商事纠纷；商事调解；商事仲裁
【中图分类号】 D9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016-2
ADR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意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原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由于各国诉讼制度改革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视，ADR被广泛推崇和使用。
一、ADR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ADR制度源于美国，其兴起的原因主要是传统的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了其僵化性和对抗性的缺陷。法院的案件大量积压，纠纷得不到快速的解决。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民事案件迅速增长，远远超出了法院的承受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为“诉讼爆炸”。为了缓解法院的压力，快速处理纠纷，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ADR迅速发展。
2012年8月31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新法第122 条规定：“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此条文中 “民事纠纷”包括了除刑事案件、行政争议之外的几乎所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纠纷，商事纠纷占据较大的份额。新法第133条规定： “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一）当事人没有争议，符合督促程序规定条件的，可以转入督促程序； （二） 开庭前可以调解的，采取调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 （三）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 （四）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由此，新 《民事诉讼法》明确了调解的案件分流功能。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 “先行调解”原则，与法院系统推行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司法原则具有一致性。
我国新民事诉讼的施行顺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随着我国民众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将纠纷诉诸法院已是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在有限的司法资源下，如何妥善、快速、高效地解决纠纷给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衔接提出了新的课题。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在缓解法院的压力的同时，使纠纷也得到了有效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交易规则、市场体系都在不断完善，商事纠纷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商事主体间的纠纷解决也逐步正规化，商事主体希望通过法律使商事交往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完善的救济途径。我国这次民事诉讼法的大修，专门强调了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对接，这是ADR在我国商事纠纷中运用的一大进步。
二、商事纠纷的特殊性以及ADR在商事纠纷中运用的必要性
（一）商事纠纷的特殊性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优劣比较在学界已经存在多年，无论在哪种立法体制下，商事行为的特殊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诉讼这个环节，对于民事纠纷和商事纠纷应当区别对待。商事主体，其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他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经济人。所谓经济人按照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穆勒的观点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商事主体所从事的商行为也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行为。商事行为以营利即资本增值为目的，具有集中交易、集团交易、批量交易和系列交易的特点，交易环节或链条较长。商事行为复杂灵活，更加注重营利性和风险性。商事纠纷区别于民事纠纷的最大特点在于，商事纠纷的解决不单单是意思自治的救济，还要考虑利益相关人的保护和社会利益。民事纠纷的形态往往是可以预知或类型化的，而商事纠纷在个案中表现不一，这就需要灵活多变的纠纷处理模式。
（二）ADR在商事纠纷中运用的必要性
1.ADR的优势。首先，灵活而实用。相比诉讼，ADR最大的优点是灵活，针对不同的案件，当事人可以随意选择适当的ADR方式；其次，成本低。由于ADR纠纷处理机制的高效性，使得双方当事人在经济成本方面也获得了利益；再次，对抗性弱。ADR强调的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主张双方相互妥协，相互推让，和平地解决纠纷；另外，ADR还有保守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当事人参与性强等优势。
2.商事纠纷中运用ADR制度的必要性。由于ADR制度自身的优点和商事纠纷的特殊性一拍即合，有必要将ADR制度引入商事纠纷的处理机制中。
（1）ADR的灵活性可以实现商事纠纷中效率优先的要求。在法学家眼中公平是任何制度设计都必须考虑的价值，但在商事纠纷的处理中对公平价值的追求却具有从属性和辅，即对公平的追求不能妨碍商主体效益的实现。与此相对应，商事纠纷解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不是看权利义务的分配或收益与风险的分担是否对等，而是看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财富的增加。ADR中仲裁的内容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大大节约了纠纷处理的时间，避免了强制性规则的运用，符合其效率优先的要求。
（2）ADR有利于商事纠纷解决中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实现。如果说没有效率的交易安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话，那么没有安全的交易效率将会导致市场无序化的结果。ADR中无论是先行调解、仲裁或者其他解决方式都是在法院、仲裁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的主持下进行的，相较于“民间私了”来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一方不服处理结果或者毁约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还可以得到救济，这就解决了双方当事人的后顾之忧。对于讲求诚实信用的商业市场来说，ADR在保障效率优先的同时，还可以防止诱发道德风险。
（3）ADR的低对抗性有助于实现商事纠纷解决中的利益均衡。商事规则侧重于对动态交易活动的保护，强调对利益相关人的保护，商事主体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商事纠纷的处理机制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或利益均衡。由于“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因此利益调整和利益衡量就显得非常重要。ADR主张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讲求的是“友好解决”，在和平处理交易双方纠纷的同时，保护利益相关人的合法利益、同行业有序的商业规则，乃至全社会的经济利益。
三、商事调解及商事仲裁
前文说明了商事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引入的必要性。在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就是商事调解和商事仲裁制度的运用。
（一）商事调解
2002年以来，以人民调解肇始，由诉讼外调解波及至诉讼调解，调解在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直至去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可以说，过去十年，中国的调解，经历了人民调解的复兴、诉讼调解的强调、法院调解的社会化以及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结合。官方倡导的“调解优先”，带来的是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频繁互动与深度合作，以及以调解为中心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与繁荣。
在商事纠纷方面，保险业、证券业率先引入了商事调解制度。例如，保险业根据最高院和保监会的精神，建立特邀调解组织名册、特邀调解员名册，向保险纠纷当事人提供完整、准确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供当事人自愿选择。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1年成立证券调解专业委员会，在此基础上，于 2012年设立证券纠纷调解中心，健全了证券纠纷调解组织体系。另外，法院和仲裁机构也成立专门的调解组织，充分利用各争议解决机构积累的人才、制度、组织资源，并能成功地解决调解协议执行力的问题。2012年，不少法院、仲裁机构设立了调解组织，实行独立的调解程序。虽然我国在商事调解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很多商事纠纷还是无法纳入商事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如何更好地运用商事调解制度来处理商事纠纷，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商事仲裁
仲裁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性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它的主要优点在于不公开性，并且当事人可以对仲裁程序的环节及仲裁时间进行必要的“裁剪”以适应当事人的特殊需要，而无须受定型化的法庭规则的制约。所谓商事仲裁，是指发生了商事争议或纠纷的商事主体，通过事先或事后达成一定形式协议的方式，将有争议的商事权利和义务事项，提交第三人（仲裁人或公断人），由其作居中裁决，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商事争议或纠纷得以解决的一种制度。在商事仲裁中，由于当事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仲裁人，仲裁员又多具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因此仲裁结果也更容易被当事人所信服。在世界各国仲裁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仲裁形式，例如，书面仲裁、友好仲裁制度、“高―低仲裁”、最后报价/摆钟/棒球仲裁、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合并仲裁等制度。这些制度都是本着简化纠纷解决程序、“成本最小化”、“交易最大化”的目标，将仲裁制度不断完善，使其更符合交易当事人的需求。此外，国际商事仲裁多年来在国际贸易中也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可以借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惯例、判例为解决国内商事纠纷提供蓝本。
商事纠纷的解决，不仅承载着商事交易双方利益的保护，还关乎社会责任。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手段运用上也不应拘泥于商事调解或者商事仲裁。英美法系中的“指导性评估”、“小型审判或咨询法庭”，“简易陪审团审判”等复合性纠纷解决程序已经成为趋势。将仲裁、调解相结合，或者是使用商事主体间认可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只要能在商主体之间产生公信力又不损害公共利益，更好的为市场经济服务，符合商业发展的需求，都可以作为商事纠纷解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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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2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修订；纠纷解决方式；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
一、纠纷
（一）纠纷种类。常见纠纷有劳动合同纠纷、人格权纠纷、离婚纠纷、法定继承权纠纷、所有权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保证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侵害商标权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不常见纠纷有离婚财产纠纷、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婚姻无效纠纷、撤销婚姻纠纷、夫妻财产约定纠纷、同居关系纠纷、抚养纠纷、赡养纠纷、收养关系纠纷、监护权纠纷、探望权纠纷、不动产登记纠纷、物权保护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占有保护纠纷、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海事海商纠纷。
（二）纠纷解决机制。1. 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是最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之一。民事诉讼，主要指的是法人、公民以及其他的组织之间发生的因为财产或者人身权益关系提起的法律诉讼，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纠纷层出不穷，民事诉讼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2. 非诉讼程序（ADR）。广义说一般认为，ADR是指诉讼以外的其他各种解决纠纷方式的总称。ADR的特殊性主要体现有两方面：（1）从程序角度来看，使用ADR无需恪守严格的法院诉讼程序；（2）从实体角度来看，使用ADR未必要遵循既定的实体法。
二、把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写入民诉法的必要性
（一）法律对司法实践之探索成果加以确认的需要。由于案件分流和程序多元已经成为本世纪以来司法改革的总体趋势，所以把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能够更好地解决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纠纷。
（二）具有积极意义的纠纷解决方式。改革开放过后，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不断深入，造成了社会的层次化更加严重，因此社会问题出现了矛盾多元化，因此只有将这些社会的矛盾进行妥善处理，才能够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提供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由于现存的社会矛盾之间出现的多元化，因此采取的解决措施也应该是多种途径，而不应该是单一的诉讼，因为单一的诉讼不能够解决多元化的诉讼问题。人们在诉讼的过程中其程序非常复杂，而且其裁判的结果往往是“一刀两断”的形式，其消耗成本很高，所以考虑到这个问题，人们在进行诉讼的时候要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到经济诉讼，既能够解决好纠纷，又能够节约成本，这是需要公民们要明白对于一些不必要的诉讼的处理方法。
（三）将司法解释与地方立法上升为法律探究。在当前我国的法治条件下，如何建构诉讼与非诉讼来解决纠纷不仅要得到社会的支持，而且还需要得到法律的认可，目前为止我国仍然不具有具体的规范法律，因此只有现在地方进行法律的尝试，从地方立法开始试行。
三、民诉法之关于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法
（一）应然定位。我国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法应定位为：保障当事人充分享有优化司法权配置。
（二）内容。1. 以委托调解解决纠纷。此制度主要是为了给诉讼人一个缓冲的机会，降低其诉讼的成本，主要是指在立案之前能够将当事人进行调解，当法院收到口头或者诉状的时候这一程序就开始执行，当能够进行调解成功那么就将会公民的诉讼提供合理的诉讼方式。2. 以司法确认确定其法律效力。通常情况下所说的司法确认也被称作是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主要指的是在庭外达成调解，经过协商的方式所达成的协议进行审查，并且要对其法律的效力进行确认。3. 通过调解前置解决纠纷。一般情况下所说的调解前置主要是指在法院获得的前夕，由第三方出面对其产生的纠纷进行调解，使当事人能够在之前拥有以此协商调解的机会。
四、将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方式写入民诉法需要研究的问题及建议
（一）所需研究问题。1. 司法确认的程序及范围探讨。通常情况下所说的司法确认不仅仅是法院对公民进行调解协议时要对其进行审查以确定其效力，而且还要求对人民法院对相应的商事调解组织、行政机关以及行业调节组织能够进行相应的非诉讼的协商调解的确认。2. 案件范围以及受调解主体的探究。所说的受托调解的主体，有着不同的规定，在相应的法律规定下不尽相同，一方面在《民事调解规定》中所说的则是指“有关的单位以及个人”，另一方面在《健全纠纷解决机制意见》中给出的定义则是“相应的行政机关、公民调节组织或者是商事调解组织以及行业调解组织等”，因此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包含的受调解主体会出现很多的定义差异。
（二）建议。在第八章“调解”现有第八十五条中增加两款：第一点，对于家庭婚姻纠纷的继承权的问题，以及劳务合同的工资纠纷问题和工伤和意外事故的纠纷问题，这些都具有比较明确的损害纠纷赔偿，都需要对其进行调解，通过调解解决其权益的纠纷。第二点，在进行诉讼之前首先为民事诉讼提供相应的调解解决方案，以此来解决法院收到诉状或者是在立案之前的纠纷，由相关的机构进行民事的调解，但是不能够达成调解的则执行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将现有第八十七条修改为：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或者相关机构对案件进行调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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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3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是我国诉讼救济的三大途径,其目的、任务、性质和标的等各不相同,形成各自的体系。但是当一个主体的行为分别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门法时,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诉讼程序:或是按照先后顺序产生审理的顺序问题,或是合并审理产生审理的主次问题即附带诉讼问题。当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当事人重叠时,由于采取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别进行的办法(刑事诉讼要优先审理)或以刑事诉讼为主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办法,使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随着行政权扩张进入民事、经济领域产生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竞合的问题,已经严重困扰我国的司法实践。案例:甲乙系夫妻(甲为丈夫),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了房屋,但该房屋产权证上登记的产权人为甲。后来夫妻感情不和,甲私自将房屋出卖给丙,双方签定了房屋买卖合同,并持房产证到市房地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市房地局为丙颁发了房地产权证。乙得知后,以市房地局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颁发给丙的房屋产权证。法院审理认为,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房地机关在颁证时未审查共有人是否同意即向丙颁发房地产权证书属违法,于是判决撤销该颁证行为。类似此案的情况很多,如不服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处罚,随着社会发展,行政方式更加复杂化,可能今后面临的问题还会增加。但目前法院碰到的最典型问题还是房地产权纠纷(民事与行政纠纷混同)。本案中法院行政判决的法律基础是依据婚姻法认定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但本案是相对人不服市房地局的行政诉讼案件而不是民事确权案件,行政诉讼依据婚姻法(民事实体法)是否合法、合理?当事人甲乙丙之间的争议即实质争议是民事纠纷,他们通过不服行政处理的外在形式(行政纠纷)表现出来:不打行政官司当事人无法进入诉讼,更谈不上解决甲乙丙之间的实质纠纷;光打行政官司无法真正解决民事纠纷问题,只有适用民事实体法才能解决民事纠纷,这样就产生行政审判适用民事实体法的怪现象。本案中行政审判的结果也许是正确的,但显然实体法、程序法上的依据均不足。此案因此暴露出急需解决的诸多问题。
(一)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的结果可能存在矛盾大部分房产纠纷的当事人会选择民事诉讼,最终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可能一无所获民事诉讼只能适用有效的行政决定(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和公定力),这样败诉的当事人只能另行选择行政诉讼。正如本案判决的那样,当事人乙胜诉了(撤销了房地产权登记),丙因行政判决丧失房屋所有权(撤销房产证),但甲丙的买卖合同仍然存在,丙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重新确认买卖合同有效,丙因信赖市房地局的不动产权登记而受保护(符合行政法理),他与甲签定的买卖合同是善意的、有偿的(符合民法原理),法院应确认此合同有效。甲丙请求房地局登记,不论市房地局是否做出与撤销登记内容相同的行为,必将使司法权自相矛盾,当然也造成行政权之间以及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矛盾,影响政府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信力;再者,不同当事人(两诉的当事人部分重叠,但两诉的当事人并非完全一致)持不同的法律文书纠缠于行政机关、法院和当事人之间,影响社会安定。所以单纯的行政判决(不管是支持还是撤销丙的房地权登记),都未能真正解决当事人的问题。
(二)行政裁判有时没有真正解决民事纠纷,也没有解决行政纠纷本案诉讼目的是解决当事人甲乙丙之间的民事纠纷。如果他们提起民事诉讼,那么按照行政与司法分权的原则,民事诉讼程序中只能被动地适用行政决定,无权直接否决市房地局给丙的登记(即使登记违法),故当事人只能选择惟一的司法救济道路行政诉讼。乙启动了行政诉讼(市房地局为被告,丙是第三人),但是原产权人甲未参加诉讼,是否是夫妻共同财产尚有疑问。甲没有足够的申辩机会以及夫妻是否曾有财产归甲一人所有的约定也不得而知,该行政审判虽裁决了民事纠纷(明显有越权嫌疑),却没有给部分民事纠纷当事人机会,民事解决不彻底甚至是违法的,当事人不服会继续选择行政诉讼来救济,行政纠纷会继续反复。
二、行政司法行为争议的性质分析
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的竞合是现代积极行政的必然产物。现代服务行政要求政府积极作为,这样行政权迅速扩张:一方面扩张进入立法领域,产生行政立法现象;另一方面行政权膨胀进入司法领域,产生行政司法现象。有些民事、经济纠纷原来只有民事诉讼这一条救济途径,现在也可以请求行政机关先行解决(当然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处理由当事人自愿决定)。这样行政机关就干了一部分司法机关的活儿,产生了所谓行政司法。
(一)行政司法的产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社会事务越来越复杂,传统自治领域也越来越不可靠;新兴领域纷纷涌现,司法裁决显得力不从心。迫切需要设立新兴的专门行政机关来管理传统但并不可靠的社会事务以及新兴的、法院无力解决的专门性事务。行政司法的优势在于:相对于法院来说,专门行政机关管理事务单一,专业性、技术性很强,裁决其主管的民事、经济纠纷相当熟悉;当事人寻求行政救济,见效快、效率高,而且方便及时;行政救济可以使当事人减少讼累,节省时间、精力与经费;专业化程度高的行政救济将大量民事、经济纠纷及时解决,起到了过滤的作用,减轻了法院民事诉讼的压力。因此,过去一直强调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的西方各国也改弦更张,主张积极行政了,不仅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司法行为大量产生,英美国家也建立了行政裁判制度。本案的问题如果在消极行政时代,房地产买卖纯粹是当事人之间的私事,由当事人意思自治,国家不予干预;出现纠纷后,当事人自愿选择是否进入民事诉讼解决。当今由于房地产交易频繁、复杂,人们要求政府特殊保护,于是成立了专门的房地局登记机构,管理、裁决房地产交易,防止公民权益受损。公民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公法约束。
(二)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的竞合是行政司法领域的特定现象这是公法与私法走向融合的表现之一,用传统的法律理论来解决现代的法律问题是行不通的。行政司法既不全是民法领域的问题,也不全是行政法领域的问题,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民事、经济问题是行政权膨胀进入民商法领域的结果。目前对公法与私法来说虽然比较特殊,甚至在公法领域也不是普遍现象,但在行政法的部分领域影响越来越大,而且范围将来会进一步扩大。它的实质是通过行政的手段来裁决民事、经济问题,民事纠纷对应的部门法是民事实体法,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同时还必须依据行政实体法,因此在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机关适用的实体法既有公法也有私法,所以不服行政司法行为的诉讼就不是简单的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了。特定问题必须用特定办法处理。本案中专门行政机关(房地局)对民事关系既有管理权力,也有服务与保护的义务,在裁决民事纠纷时尤其应注意正确行使行政裁决权,特别注意保护其他权利人。有人认为登记机关只是简单审查当事人的登记条件,无须关心材料的真实性[1]。如房地局见甲提供了甲名下的房地产权证,无须核查房屋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就认定所有权属于甲,这是明显错误的。显然我国夫妻共同财产(不动产)的登记制度值得反思,但现行登记制度默认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惯例:甲乙系夫妻,房子为夫妻共同财产,房地局明知夫妻共同财产却按习惯只登记男性甲一人,这是允许的。但在变更登记或司法审查时一定分清:甲名下的不动产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当事人是否有特别约定?大家认可登记机关登记时按照习惯模糊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但如果变更登记时再糊涂处理就明显违法了。为人民服务的行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违背了房地局设立的目的及服务行政的宗旨。
(三)不服行政司法行为产生的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不是并列的它们有主有次,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兼备。行政司法行为既有行政性也有司法性,二者究竟谁主谁次?既然是行政权扩张进入司法领域,行政先行裁决民事、经济纠纷,那么行政性为主是无疑了,如果说其具有司法性,也只是具有准司法性即行政机关站在中间裁决纠纷而已。行政司法行为被放在行政法行政行为的研究范畴内即是明证。行政司法的外在表现是行政行为,其内在实质是裁决民事纠纷。它是以行政行为的手段出现,却以解决民事纠纷为目的。因此,不服行政司法行为的诉讼表面上是行政纠纷,实质为民事纠纷,或者说是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的竞合。如何处理其诉讼问题?是行政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同时进行?由于当事人部分重叠,二者的处理结果互相关联,彼此影响。有人认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一,分开审理。根据需要先行后民或先民后行。第二,合并审理,即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合并,无所谓谁先谁后[2]。笔者认为,行政权扩张进入私法领域,没有行政诉讼优先是解决不了纠纷的,即使是合并审理也是行政诉讼优先即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三、行政与民事争议竞合的解决办法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各有其局限性,依靠任何一种诉讼程序都不能理想地解决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竞合的问题。现行解决办法导致的结果是,当事人与法院无所适从,与管辖不确定性大;案件久拖不决,影响社会稳定;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相互矛盾,影响司法公信力。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各自孤立,没有解决此类问题的规定,是一个明显的疏漏。5民事诉讼法6第136条中概括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民事诉讼。1999年最高法院对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做出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的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º这仅规定行政裁决情况下的合并审理范围过窄,不具有操作性,难以应对现行司法实践。由此可知,我国诉讼程序设计上的缺陷牺牲了公民的正当权益。因此,根据时展的要求寻找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解决办法已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不服行政司法行为的诉讼救济渠道只能是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确立,首先是诉讼程序效益原则的要求。为了实现程序效益,就必然要求降低诉讼成本,如缩短诉讼周期、简化诉讼程序。其次是为了确保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司法的权威性是指司法机关应当得到其他机关、社会与个人的尊重,享有崇高的威信和公信力。正如澳大利亚法官马丁所言: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3]司法权威性的主要体现是司法机关做出的裁决为最终的决定。然而现实中不同法院所做出的判决相互矛盾或同一法院内部不同审判庭之间所做出的判决相互冲突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河南高永善案¹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法院裁判相互矛盾的情况经常出现在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关联的案件中,因此笔者主张将关联性较强的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合并审理,使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成为必要。由于立法上的欠缺和理论界的分歧,不同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针对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关联的情况均各行其是。在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关联的案件中,从表面上看是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但这一行政争议的背后是一个民事争议,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民事争议。如果法院仅仅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判,而对民事争议置之不理,无法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而且在事实上法院如果撇开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也不能很好地解决行政争议,因此法院在解决行政争议基础上附带解决民事争议是值得考虑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实际上,在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关联的案件中,法院在审理行政争议的同时已经对民事争议进行了审理,因为法院在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过程中不可能无视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以房屋产权登记行政案件为例,我们翻开法院的每一个判决书可以看到,它们几乎完全是围绕着原告与第三人(房屋产权争议的另一当事人)之间的房屋产权争议,原告与第三人所提供的证据主要也是以房屋产权为中心。双方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竭力想要证明的是自己对争议房屋应当拥有所有权,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主要针对民事争议进行审查,然而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行政审判庭的法官却无法对民事争议做出裁判,结果却是撤销或维持行政行为,民事争议无从解决。如果法院尝试在司法实践中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相结合,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处理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关联的案件,通过这种方式来彻底解决以往行政诉讼中官了民不了的难题。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可以适用的范围可能较大,本文讨论的仅是必须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以行政司法行为最为典型。行政司法中可能既有行政争议也有民事争议,但是并非行政司法中的一切争议都必须采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救济方式。行政司法的范围较广,而且学术争议较大。
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4
本文所探讨的小额诉讼程序是指较简易程序更为简便的、专门用来解决标的额极小的民事纠纷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其并非简易程序的附属程序，而是与简易程序并列存在的独立的第一审程序。相比起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一)使用范围特定。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基本上仅限于债权债务纠纷，且适用的诉讼标的额极小，通常由法律明确规定。
(二)程序简便，审理形式非正式化。“小额诉讼请求程序所追寻的理想是不需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小额诉讼程序的简便性贯穿在诉讼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例如，在审理中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作证时可以不经过宣誓，以及法院可以限制交叉询问，状和答辩状可以采用法院印制好的表格，也可以口头进行；甚至无需法庭记录；判决也只是宣布结果，而不必说明理由等等。
(三)法官被赋予了更多的职权和裁量权。在小额诉讼中，法官更为主动地介入诉讼，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则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通过法官的职权指挥和职权裁量缩短诉讼周期，以节省时间、费用和人力。
(四)低成本、高效率。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同时，为了节省费用，小额诉讼程序对当事人聘用律师诉讼持消极态度，有些国家甚至禁止律师诉讼。由于审判多数是以普通大众可以接受的简便方式进行，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当事人得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公正的司法裁判。
二、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颤诉讼程序的必耍性
在市场经济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纠纷解决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小额钱债纠纷在农村经济纠纷的比重比较大，而且呈上升趋势。近年来，随着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我国农村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村民间的商业经济交往活跃。村民间的借贷比较频繁，如借钱来投资小生意或盖房子的现象、买卖赊账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些借贷的金额比较小，大多在5万元以下，一万元以下的也很常见。二是诉讼成本的高昂迫使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诉讼。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纠纷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国农村正在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正在逐步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LzJ。但由于在司法诉讼成本高昂、农民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不足的现状下，司法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效率还不尽如人意。特别对于涉案金额小而诉讼的成本太高的小额钱债纠纷，如果通过诉讼解决，结果可能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因此，为合理分配资源与提高诉讼效率，完善当前农村经济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不足之处，小额诉讼程序尤显必要。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增设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简易程序在解决农村小额纠纷的困境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简易程序实质上只是普通程序在某些环节上的简化，而非一个完整的独立程序，对于农村的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不灵活、不经济、不方便，难以满足法院处理简单涉农民事纠纷的要求。其具体表现为：第一，开庭时间、地点不够灵活。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把简易程序视为独立于普通程序的一种特别程序，没有为其设计单独的程序运行环节，简易程序中很多情况只能适用普通程序的内容，如开庭时间只能是在工作日，而不能是在节假日，开庭地点只能在人民法院或派出法庭。第二，、传唤、应诉、举证等程序对于农村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繁琐。如民事诉讼法本来允许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用简便的方式随时传唤当事入、证人”，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却将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案件规定为再审的法定条件之一。这等于否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中使用简单的方式传唤当事入、证人的做法。第三，3个月的审限对农村小额争议来说显得过长。不仅如此，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以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案隋复杂，需要转化为普通程序的，可以转化为普通程序，而一旦转化为普通程序，审限变为6个月。如果因特殊情况在6个月内不能审结的，经过本院院长同意后，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同意。实践中，有一些本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由于法官办案拖拉，不能在3个月内审结，于是以案情复杂为由转化为按普通程序审理，从而人为造成审结期限过长。这样，即使是小额争议，也可能在6个月甚至更长的期限内审结。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小额争议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有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不同的新型诉讼程序。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适应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要
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能大大降低农民进入诉讼救济程序的成本，合理避免农村解决数额较小的案件时的不必要损耗，是实现司法为民的有效途径。程序的简便化、诉讼成本低是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其程序的简便体现在诉讼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状、答辩状和判决书多采用表格化形式；开庭时间可以放在休息日甚至晚上；开庭地点不局限于法庭之内，判决通常只宣布结果，而不是必须说明理由。由于程序简便，当事人通常不需要律师即可操作。程序的简易性对于农民大众来说更加容易理解与执行，必将受到农民百姓的欢迎。在经济发展相对不发达的广大农村，高昂的诉讼成本是阻碍当事人选择诉讼的重要原因。“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而且结案效率较高，开庭地点甚至可以在村里的祠堂或田间简便的诉讼程序使得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从而节省律y币费用。可见，小额诉讼程序不仅减少国家和当事人双方的负担，而且有利于社会整体规模上正义的实现。建立小额诉讼程序，更能对于促进农村法制教育，提高农民法制意识，因为“对于小额诉讼的悉心照顾，可使国民与司法在真诚的意义上相互联系，培育国民的司法根基”。
(三)小额诉讼程序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建立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将有利于赋予当事人在纠纷解决方面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有利于及时、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满足纠纷当事人的不同要求，而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均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在农村纠纷解决中，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不可否认，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有着先天的不足。如经民间调解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无强制执行力，若该和解协议无法履行，当事人仍需求诸司法。而关于仲裁，目前我国的仲裁方式主要有商事仲裁和行政仲裁。对于商事仲裁，许多农村小额钱债纠纷往往难以适用，由于我国的商业仲裁机构大多设立在大中城市，其受理的案件通常是标的较大的商事纠纷，而且仲裁费用相对比较高。至于目前我国某些省份已设立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对农地纠纷进行行政裁决，但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仅限于某些农地纠纷，小额钱债纠纷无法适用。诉讼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解决争议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手段，并具备其他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优势。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农村特别是发达省份的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已逐渐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逐渐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方式。因此，我们在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时，不能因强调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而弱化司法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而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由于简易性和灵活性不足，无法满足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求，导致司法手段未能在农村纠纷解决中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有必要增设小额诉讼程序以完善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三、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颧诉讼程序的立法构想
(一)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应遵循之原则任何制度的建立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包括本国的诉讼体制、诉讼文化以及其他机制等)，笔者认为，在我国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独立原则，指小额诉讼程序应与简易程序应相互独立，互不包含。我国当前的民事诉讼法没有小额诉讼程序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通常对小额纠纷和简易纠纷不加区分，均适用简易诉讼序。因此在立法设计时应注意体现小额诉讼程序在立案、受理、证据规则、庭审方式、判决方式等各个方面与简易程序的不同，并明确小额诉讼程序是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并列的第一审程序。二是区别原则，指在农村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如受案标的金额、案件处理地点和时间)上，应充分考虑我国农村与城市的差异、发达省份农村与欠发达省份农村的差异，不能一味地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应考虑我国经济层次的复杂性和城乡差异性，允许各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规定各省的标准。三是衡平原则，指农村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应处理好国家法与乡土正义的关系，把握法定程序与灵活方式结合的尺度。审理方式的非正式化是小额诉讼程序的一大重要特色，审理方式的灵活性有助于发挥法官的办案智慧，高效率地解决纠纷。但过度灵活和简化的诉讼程序则很有可能侵害到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从而影响诉讼结果的公正性。因此，需要在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中规定哪些基本程序不得简化，哪些程序可以由法官灵活决定，并规定灵活程序的限度。如一方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出席庭审，法官不得任意缺席判决，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知情权和辩论权。
(二)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的具体设想
1、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受案范围和机构设置
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应当限于小额钱债纠纷，即以金钱给付请求或者其他替代物、有价证券为给付请求的纠纷，身份关系的案件应排除在小额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在确定小额诉讼的受按标的限额时，应遵循区别原则，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一个最高限额，如人民币5万元，再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隋况确定本地的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批。对于我国小额诉讼机构的设置，可在基层法院内或派出法庭设立专门的小额法庭。
2、关于小额诉讼具体程序的简化
(1)和答辩的方式。小额诉讼使用表格化的状和答辩状。无论是、还是答辩鼓励口头形式为主，不能要求当事人必须出具书面状或答辩状。当事人以口头方式的，法院应记入笔录。对于当事人的，法院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可以当天立案。
(2)减免诉讼费用。小额诉讼程序是一种简易，廉价的司法程序。诉讼费用的减少，可减轻当事人的负担，也可鼓励当事人利用该程序，而且有利于贫困当事人接近正义的实现。
(3)开庭地点与时间的灵活性。如果当事人同时到法院请求解决纠纷，审判人员可以当天进行审理。具体的开庭地点可灵活设定，可设在乡镇的司法所内，或根据具体情况在祠堂或田间开庭，以方便当事人。在经过与当事人的协商或经其同意后，可采用夜间或周末开庭、节假日开庭的做法。
(4)开庭程序的简化。小额诉讼原则上以一次开庭审理即告终结。同时为了避免使案件变得复杂化，导致诉讼迟延，在小额诉讼程赓中被告不得反诉。小额案件应鼓励当事人亲自参加诉讼，允许由当事人亲友诉讼，但限制聘请律师，除非当事人或其亲友确实由于缺乏基本法律常识无法参加诉讼，经主审法官权衡利害后，允许其聘请律师诉讼。小额诉讼应由小额庭法官一人审理，鼓励法官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环节采用灵活程序以高效解决纠纷。
(5)简化诉讼文书。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判决书、调解书要求将主文部分叙述清楚准确即可，无须记载推理和论证过程，对于过于简单的案件，还可考虑使用格式化的判决书，根据不同情况填制相应内容即可。
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5
一、民事诉讼中的供与求
法与经济学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法与经济学均理性行为。“经济学研究理性行为，理性行为可定义为用有效率的手段追逐一贯的目的。”[1]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如何有效地分配和利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人们的无限需要。而法律越来越重视技术性，韦伯把形式合理性视为现代法律的内涵。[2]其次，法与经济学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预期。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预期未来人们经济行为的学问。而法律的“研究的目标就是预测，预测经由法庭（方式）的公共权力的范围”，[3]从而指引人们的行为。再次，法与经济学都是研究人常态下的行为，是面向于普遍性的指导，不是个性化的。由于这些相通之处才使得本文的研究成为可能。
民事诉讼，“是以国家权力解决私法关系为的纠纷程序”，[4]民事诉讼使得民间纠纷的解决获得公力救济，而国家则通过民事诉讼实现法律和治理秩序。民事诉讼关系的主体可理解为，一方为代表国家公力的人民法院，一方为寻求纠纷解决的民事诉讼当事人（人或团体）。
诚然，人具有自然的权利，但自然的权利并不足以使其获得民事诉讼的资源。民事诉讼的资源为国家所有，为了使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权益在受到侵犯时，或者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执时，寻求公力救济、具有进行诉讼的权能，国家为其提供了诉权。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可依诉权，发起诉讼或参加诉讼，从而成为民事诉讼当事人。诉权既具有国家公权的属性，又具有私权的属性。民事诉讼中的诉权来源于国家的赋予、司法的许可，为实现私法上的权利而存在，并使得法院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得以发生民事诉讼关系，从而实现民事诉讼主体在程序上的诉权。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民事诉讼关系中，国家与民众是一种交易关系。“经济人”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假设，其基本内容为，每个人天然地是他自己利益的判断者，如果不受干预，他的行为可以使他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与经济学的假设相似，我们假设在民事诉讼中，国家作为诉权提供者希望实现最大的物质和效益，在此国家存在自身的私利，并非大公无私，这样交易才能进行；民众之所以请求法律解决纠纷，因为他们相信诉讼使他们获得的收益大于他们对诉讼的付出。[5]国家一方为生产者，他提供诉权S，它的成本是法院支出，它的收益是代表国家意志的法秩序的实现，因此其价格P=法院支出+法秩序实现程度，S=P×Q，Q为案件数量；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即公民或团体一方为需求者，他们获得诉权D，他的支出是诉讼费用，他的收益是纠纷的解决与权利的满足，[6]因此其价格P=诉讼费用+纠纷解决的效益+权利的满足程度，D=P×Q.这里实际上考虑了诉权的社会效益与法律价值。
国家提供的诉权所能维护的范围取决于法律对诉的规定及民事法律的规定，而公民对于诉权的需求取决于自身对于实现诉权的条件，包括他的支付能力与支付意愿。诉权是个集合，它有多个向量，包括可提供司法救济的民事纠纷的范围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各种权利。与商品市场一样，民事诉讼中的供求也会出现三种情况：均衡、过剩和短缺。
在经济学的供求论中，均衡“是指需求和供给两种相反的力量处于一致或平衡的状态，是买卖双方都满意并愿意接受和保持下去的状态”，[7]是一种不再变动且没有必要再变动的理想状态。在民事诉讼中，均衡就是国家或法院为民事诉讼主体提供的诉权恰好满足了民事诉讼主体想通过公力寻求解决纠纷的欲望。即：S（a，b，c，…）=D（a，b，c，…），此时在相同的案件中，Ps=Pd .
过剩是指供给大于需求。在民事诉讼中，国家为民事诉讼主体提供的诉权超过了其所实际需要的诉权范围。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为公民提供了过多的公力保障。而法律对于一般人来讲，往往是具体的法律，只有当他运用时，才意识到这是法律。大多数法律对于公民来讲是备而不用的，公民没有支付意愿，但对于国家来讲是必须的。有些诉权属于这种性质。诉权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而公民只有真正参加到诉讼活动中，才能把可能的诉权变为现实的诉权。另一种情况是国家对公民享有诉权提出了过多的限制或“要价太高”，这样即使国家在名义上赋予了公民诉权，但公民在许多情况下却难以实现其对于诉权的欲望和要求，公民没有支付能力，实际上是由于诉权的价格过高而导致的相对的过剩。这种情况可表达为：S（a，b，c，…）>D（a，b，c，…） ，此时在相同的案件中，Ps>Pd .
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6
论文关键词 示范诉讼 群体性纠纷 代表人诉讼 诉讼经济
一、示范诉讼概述
（一）示范诉讼的内涵
示范诉讼是指法院从存在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且事实与证据相同、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亦相同的数个案件中选出一个案件，经全体当事人同意，作出相当于合并审理的裁定，对该案件首先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全体当事人均受该裁决约束的诉讼制度。”
（二）示范诉讼的特征
1．采用个案审理的方式
示范诉讼的特殊之处体现在其采用常用的一对一诉讼模式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共通性事实和法律问题，很好的避免了对行为的违法性、因果关系、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等事实性问题的重复审理，既节省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又提高了诉讼的效率。
2．示范案件的典型性及代表性
在示范诉讼中，案件的个性问题通过个案审理解决，所有案件均具有的共同争议，通过对典型性及代表性的示范案件的审理进行解决，实现了司法的统一与诉讼经济。
3．示范诉讼进行的程序性
示范诉讼的程序可概括为两步:第一步，审理示范案件，其他的案件暂时停止进行；第二步，示范案件审理完结，若原告胜诉，被告与其他原告间无需就自己的责任进行争辩，其应按裁判结果对其他原告应进行相应的赔偿。若原告败诉，判决生效后，其他原告就无权向被告提出索赔请求。
4．示范裁判效力上的扩张性
在法院示范案件进行审理期间，其他案件暂时停止诉讼程序。如果示范案件审理后胜诉，对其他诉讼原告诉请的审理将产生积极效应——被告不得在后诉中作出相反陈述，但其在前诉中未作出有利陈述由正当理由支持的除外。如果示范案件审理后败诉，对于后续诉讼原告在心理上起到了极大预警作用，有助于他们作出是否起诉的正确判断。
二、示范诉讼制度的价值
（一）促进民众接近正义
示范诉讼中，诉讼当事人以费用分摊的形式承担诉讼成本，且当事人均可适用示范判决的结果，实现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使民众真正体会到正义的存在。
（二）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示范诉讼以审理个案的程序解决具有共同争点的多个诉讼请求，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应当说，群体性纷规模越大，示范诉讼实现诉讼经济的优势更能得到发挥。
（三）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
示范诉讼有助于避免同类纷争在法院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理结果，从而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统一、维护司法的权威。
（四）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国司法政策中，以社会稳定作为群体诉讼处理的基本原则和尺度已经取得了法院的普遍认同。示范诉讼的个案先行审理机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正在发生中的群体纠纷和解，使尚未走上诉讼途径的群体纠纷自然消灭，既缓解了法院的案件压力，又避免了事件升级，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
三、我国构建示范诉讼的必要性
（一）群体性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现实需求
当下中国，由同一起或同一类事件引起涉及大批人利益的群体性纠纷多发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法谚有云：“有救济才有权利”，出于保护民众权益以及维护良好秩序的需要，我国处理群体纠纷的方式亦需要实现多元化。联系我国现状，代表人诉讼是解决群体纠纷的法定方式，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不仅达不到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要求，而且造成了民众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地保护。利用我国现有的基础构建示范诉讼制度，为群体性纠纷的当事人提供更多的程序选择，是实现群体性纠纷多元化解决的有效方式之一。
（二）示范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表人诉讼的弊端
示范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表人诉讼的弊端，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示范诉讼的突出特征在于从众多同类案件中剥离出典型的个案，回归到传统的一对一诉讼模式审理中，由此诉讼结果作为同类案件的示范。这就使得示范诉讼在程序启动上较代表人诉讼更为容易，仅对少数个案的示范审理，也可使得程序因规模获得轻减而大大提高效率。另外，由于示范诉讼在程序规则上与传统诉讼模式差异不大，使其更方便操作，易于为法院接受。
其次，示范诉讼较好地解决了“代表人难产”这一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代表人诉讼需要选出2-5名代表人。一般来说，人数确定的群体性纠纷人数较少而且相互熟悉，信任感相对较强，因此当事人往往能够较为顺利地选出代表人。而人数不确定的群体性纠纷因人数极多且大家互不相识，彼此之间缺乏信任以及存在利益博弈，常常会出现当事人不愿意担任代表人、难以就选举代表人达成一致意见的现象，法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当事人商定代表人事宜，大大影响了诉讼效率。为什么会频频出现“代表人难产”？因为代表人具有双重地位，其诉讼行为不仅代表自己，而且对其所代表的其他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加之当事人如对选定的代表人有异议，则有权亲自参加诉讼，造成了代表人可有可无，代表人诉讼的价值也就无法发挥。示范诉讼中，法院兼顾大多数原告的意见以及赔偿标的的大小依职权确定的示范案件原告，具有充分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并且赋予非示范案件当事人以听审权、异议权保障其权益，避免了因当事人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代表人难产”的弊端。
再次，我国代表人诉讼存在的又一不足之处就是未参加诉讼的受害人可在他人胜诉后通过一纸裁定适用生效判决，促使许多受害当事人产生了“搭便车”的心态，不愿适用代表人诉讼程序。究其原因，主要是群体性诉讼中多数人一方在败诉时需要负担所有诉讼成本，即便是胜诉，也不代表不需承担任何费用，按照现行规定，聘请律师、调查取证等产生的费用是无权向对方主张。诉讼费用既是诉讼成本又是潜在的诉讼风险承载体，受害人会尽可能地避免承担，谁行使权利谁负担费用是公平原则的必然要求，“搭便车”行为实际上是对公平原则的损害。示范诉讼当中，诉讼费用的规定则更为合理，其规定第一审诉讼费用，由全体当事人按其占案件标的的比例共担。抗告费用由抗告人和参加抗告人分担，并且关于证人、鉴定人费用预纳的规定，在示范诉讼中亦不适用，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示范诉讼的吸引力，而且还减少了受害人的诉讼风险。
三、我国构建示范诉讼的可行性
（一）司法实践中法院已开始探索适用类似示范诉讼的审判方式
尽管我国缺乏示范性诉讼相关法律规定，但法院在处理群体纠纷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一套类似国外示范诉讼的做法。此种纠纷处理模式在环境纠纷、拆迁纠纷、劳动争议、业主与开发商、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争议等群体性纠纷中得到了较大的推广。在审理此类纠纷时，通常做法是，法院会选取具有较高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案率先进行开庭审理，具有类似情况的潜在诉讼当事人或者已经起诉的类似案件当事人都会到庭旁听庭审，在他们对案件胜负已经有相当预期的情况下，通过法官的协调（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对案件法律观点的释明），案件的大多数当事人会选择与对方达成和解或调解。
（二）我国具有接纳并更好发挥示范诉讼价值的条件
任何制度的构建，都需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做支撑，否则无异于“平地起高楼”，示范诉讼在我国的构建亦是如此，需要一定的配套条件为其打好“地基”，方才能站得稳、站得久。具体来说，我国具有接纳并更好发挥施示范诉讼制度价值的现实条件体现在：
1．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管辖制度有利于示范诉讼的运行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审民事案件原则上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考虑到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立法要求以及一些案件的特殊性，又分别规定了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其中《民事诉讼法》第19条第二款规定，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群体性纠纷在人数上具有众多性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集合性，并且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一旦其负面效应波及开来，影响重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社会秩序和正常社会关系的大面积失衡和倾斜，后果相当严重。从立法上看其符合“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因此适用示范诉讼的群体性纠纷符合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标准。
2．审限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应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民事诉讼法》有关审结期限的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促使示范诉讼的受案法院及时审结民事案件，实现诉讼经济，而且有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鉴于某些民事案件(例如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在法定的期限内审结困难，《民事诉讼法》授权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的需要，可以适当延长时限，并为此规定了批准延期的权限和程序。这样既保证了人民法院及时审结民事案件，同时又使《民事诉讼法》对结案期限的规定符合客观实际，尤其是审理人数众多、案情复杂的群体性纠纷。
3．一定程度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有助于避免示范诉讼“马拉松”现象
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7
关键词: 环境纠纷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司法改革
近三十年来，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使得我国的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的态势， 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1]。因此，探讨建立健全多元化环境纠纷的解决机制，对于保护环境，维护环境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环境纠纷与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一)环境纠纷的成因、类型及其特点
环境纠纷是指环境活动的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等过程中发生的因侵害环境权益行为而产生的争议。这种争议既可以发生在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或相互间，也可发生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国家机关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本文所探讨的环境纠纷只限于国内环境纠纷。在我国，环境纠纷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和环境管理缺位而致的环境纠纷。WwW.lw881.com这类环境纠纷表现为政府重经济发展而轻视环境保护，未能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懈怠环境管理职责。在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的审批阶段，未能严格执行环保第一审批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被架空或形同虚设。而那些虽取得建设许可的项目，也未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投产后产生环境问题，进而引起环境纠纷。那些依法应予以限期治理或者应予以关闭的污染严重的单位，政府没有下达限期治理或停产关闭决定，继续排污，促发形成环境污染纠纷。另外，政府应依法处罚那些环境违法者而未予处罚，使之更加肆无忌惮，造成环境侵害，形成环境纠纷。这样，政府变相成为环境违法者的“保护伞”，使之为争取更大利润，而擅自闲置、停运或故意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偷排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形成不应有或更大的环境纠纷。可见，环境纠纷的成因中既有政府的乱作为，也有政府的不作为，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环境纠纷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环境活动者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而致的环境纠纷。一些环境活动者严重违反法律，肆意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事故；还有一些环境活动者缺乏环境道德，认为其排污已达到国家或地方的相应排放标准，拒绝采取进一步可行的措施减少环境损害，从而累积形成环境问题而致环境纠纷。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环境活动者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未能采取有力措施避免环境问题的产生，进而侵害环境权益是产生环境纠纷的直接原因。
再次，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引发的环境纠纷。比如县级城区集中供暖的锅炉所产生的烟尘和噪声污染而引发的环境纠纷，建筑施工的噪声扰民也经常引发环境纠纷，紧邻居民区的餐饮和娱乐营业场所引发的环境纠纷。另外，施用农药等农业污染也可引发环境纠纷。这些环境纠纷是由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所引起，干扰了他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此外，受害人自己一方的原因引起的环境纠纷。比如受害人明知污水不能饮用或灌溉而去饮用或灌溉所致的环境损害纠纷等。部分环境纠纷案件是因其他纠纷或矛盾而引起的，当事人欲借助环境纠纷的处理，来达到其他目的。
最后，各种综合因素引发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既可能有政府的因素、企业的因素，也可能有受害人自己的因素，还可能伴有技术的因素、时间的因素、自然的因素等等，原因错综复杂。
不仅是环境纠纷的成因复杂，种类繁多，环境纠纷的另一特点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力量多不均衡。环境纠纷侵害方多为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和机构，受害方多为一般民众，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受害方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同时，双方当事人信息也不对称，侵害方往往掌握生产工艺、技术等资料，且具有相应的监测能力，对自己的侵害行为最为了解，而受害方缺乏相应的环境专业知识、监测手段和有关信息资料，也缺乏调查能力，取证比较困
难，这使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环境纠纷中环境权益受侵害通常是通过环境这一媒介发生，有时侵害的是特定个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环境权益，具有私益属性；更多侵害的是不特定群体的环境权益，比如大气污染和生态破坏，这类环境纠纷具有公益属性。环境纠纷中私益和公益纠纷往往交叉在一起，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另外，环境纠纷还可从不同的角度划作不同的类别：从争议的法律属性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民事纠纷、环境行政纠纷、环境刑事纠纷；从对环境权益的侵害方式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污染纠纷和环境破坏纠纷；从请求纠纷解决的内容看，环境纠纷可分为请求停止污染破坏环境纠纷、请求排除妨碍纠纷、请求消除危险纠纷、请求确认环境污染破坏法律责任纠纷、请求确认损害赔偿金额纠纷、请求环境行政主体履行环境行政职责纠纷等等不一而足。
(二)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纠纷解决机制是指有关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的制度设计的总和或体系[2]。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是指有关环境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制度安排的总和或体系。根据纠纷解决与诉讼的关系来划分，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一般可划分为环境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诉讼机制形式比较单一，是指通过司法裁判解决纠纷。而非诉讼机制则形式多样，如：仲裁、调解、行政复议、信访、协商等。从纠纷解决所使用手段的法律性质来看，纠纷解决机制又可分为司法手段解决、行政手段解决和民间手段解决。司法手段是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等裁判手段和法院使用的非裁判性手段，如诉讼中的调解等；行政手段是指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信访处理等；而民间手段主要是指协商、调解、仲裁等手段。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首推司法诉讼机制。诉讼在一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终局性等特点和优势，诉讼制度的产生对于纠纷的解决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它以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以文明的诉讼程序取代了野蛮的暴力复仇，这种转变与国家的产生共同被视为法的产生的主要标志[3]。但是，随着近三十年涌向法院的各种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环境案件的复杂性使得法院不堪重负，判决的迟延、费用的高昂、程序的复杂、审判的不公以及诉讼的对抗性，使得诉讼并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且最优的选择。正式的诉讼程序已无法有效地承担解决纠纷的全部重任，诉讼解决环境纠纷案件的不足，也就决定了其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和谐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4]。因此，形式多样的各种非诉讼解决机制就应运而生，与诉讼机制一起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然，无论调解、仲裁或是行政手段都无法取代诉讼在解决环境纠纷上的功用，但这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方式的不足。非诉讼机制具有低廉、快捷的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特定纠纷的解决。它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了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和非对抗的对话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他们保持长远关系和谐；以简易的事实认定代替了严格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可以不借助律师自行解决纠纷；整体地考察事件背后复杂长远的社会关系，做出合理的判断，使当事人易于接受和执行[5]。事实表明，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矛盾纠纷、缓解法院诉讼压力、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
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主体对环境纠纷解决方式需求的多样性，多种环境纠纷解决方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要使每一种方式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其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即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的那样：“国家和国际的法律往往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今天，迅速加快和范围日益扩大的对环境基础的影响，将法律制度远远抛在后面。人类的法律必须重新制定，以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的普遍规律相协调。迫切需要的是……加强现有的避免和解决环境纠纷的方法，并发展新的方法。”[6]因此，建立健全多元性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多元化价值理念的需要。多
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以每一种选择的特定价值为选择者提供引导，而防止因为解决程序的单一而导致的滞后和僵化[7]。
二、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考察
应当肯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以诉讼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各纠纷解决机制在众多而复杂的环境纠纷的解纷实践中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是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有的是功能发挥不尽如意等等。下面从诉讼和非诉讼两方面来考察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一)环境纠纷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除了现行诉讼机制普遍存在的缺陷，如诉讼迟延、法院难以独立判案、执行难等以外，我国环境纠纷诉讼机制还存在自己独特的困难：
1.立案难。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而1997年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一致，造成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有的法官将“事实根据”理解为证据或胜诉证据，而环境纠纷案件中有些证据是受害者难以提供的，这就导致了难以立案。2008年最高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只有“环境污染纠纷”案由，而没有“环境破坏损害赔偿”案由，在出现“环境破坏”要求损害赔偿的，立案法官很可能会因找不到合适的案由而拒绝立案[8]。同时，有些针对政府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纠纷案件，可能由于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未被立案。
2.诉讼时效不合理。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而言，环境污染纠纷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但是，这种较长的诉讼时效仍然不尽合理。因为，环境污染损害后果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常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积累才最终爆发出来，有的甚至需要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时，受害人即便知道自己受到了污染损害，但无法确定污染致害人怎么办？比如，在存在多个污染源的情况下，受害人很难确定谁排放的何种污染物导致其受到了侵害。立法者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3年”诉讼时效规定有无科学依据令人怀疑。更为严重的是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如果受害人没有及时行使诉权，则诉讼期间经过后，公共利益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实践表明，现行的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时效很难满足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需要。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缺失。环境纠纷往往涉及的是特定或不特定人的环境权益被侵害。如前所述，环境纠纷中双方地位和能力不均衡，受害人保护自己权利有时举步维艰，在环境行政纠纷中，甚至有的受害人不敢提起诉讼，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但是，环境本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公共品属性，如果受害人自己未起诉，而其他人也不能起诉的话，侵害人继续侵害环境，势必给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要求起诉者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限制了其他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起诉的权利。
4.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环境纠纷诉讼具有专业技术性比较强，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等特性，环境案件的审理有时还会涉及到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现行的环境案件由普通法院进行审理，由于法官缺乏必要的环境专业知识，而且环境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分别由不同的法庭来审判，在涉及环境专业问题和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时，承办案件的普通法官往往难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环境纠纷非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我国现行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和程序：协商、调解、仲裁、行政复议、信访，这些方法和程序具有程序上的简易性和灵活性、解决纠纷的成本低，有的还具有当事人的合意等优势。但是，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我国也存有不少缺陷，下面分别进行考察：
1.协商。我国《水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有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定
，但是我国的环境纠纷通过协商解决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协商这一解决纠纷的方式的合意性和自主性的优势在我国还没有发挥出来。协商对于邻里之间的生活型环境纠纷作用较大，对于工矿企业污染纠纷一般难以适用。究其实，污染者和受害者的地位不平等，在协商时受害者缺少公益团体等外部力量的支持，难以平等地协商解决纠纷。至今，我国尚缺乏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制度规范。
2.调解。在我国适用调解解决环境纠纷主要有三种情形：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1)法院调解。我国现行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办案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法院调解中缺少严格的程序限制，法官会给当事人产生压力，达成调解协议有不少出于违心的自愿。有的法官还可能主动地利用自己所具有的裁判者的身份，对当事人积极地施加某种不当影响，出现“以判压调”的现象。(2)行政调解。根据现行法律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当事人主动申请环保行政机关调解环境纠纷，环保机关提出调解方案，以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在法律效力上，调解协议无法律强制力，只有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有一方反悔，协议便自动失效。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不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造成实践中环境纠纷行政调解难以为当事人所选择。(3)民间调解，又称人民调解。我国目前尚无关于人民调解的正式立法，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不够规范，组织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尚待提高，在面对较为复杂的环境纠纷时人民调解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3.仲裁。仲裁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在程序上又具有便利、灵活、经济的特点，有利于及时公平地解决纠纷。我国1994年《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根据该规定，环境纠纷应该在其受案范围之内，因为环境纠纷中有很多是涉及财产权益的，然而实践中各地仲裁委员会未把环境纠纷列入仲裁的受案范围，环境纠纷当事人也很少提起仲裁。除了海洋环境污染纠纷可适用仲裁外，在我国环境法中，仲裁尚不是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程序。
4.行政复议。根据1999年《行政复议法》，行政相对人认为环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也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未经行政复议就起诉的案件比重大，大多数环境行政诉讼案件在起诉前未经过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调处环境行政争议的功能远未充分发挥出来；行政复议受案率、撤销率、变更率低，维持率高，与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违法、不当行为相比，通过复议程序纠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行政复议纠错功能未充分发挥出来；复议机关难以独立办案，有的案件受理后，被申请人利用关系影响审理结果，使行政复议的公信度降低；有的地方，复议机构被虚设、复议职能无法实现。
5.信访。从总体上看，我国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信访救济与其他救济尚不能有效衔接，这与当前信访形势需要建立的大信访格局不够适应。在环境信访方面，由于缺少切实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程序性规定，我国的环境信访机构尚不能规范地建设信访渠道和运作信访制度，环境信访事项办理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确定性仍然值得怀疑[9]。
三、完善我国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一)完善环境诉讼机制的对策
现行诉讼机制中普遍存在缺陷，笔者认为既有体制上的因素，也有法律上的因素，这是在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将被逐渐解决的议题。笔者这里仅就环境诉讼机制中独有的缺陷谈谈自己的愚见。
1.针对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路径是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环境诉讼发布一项司法解释，要求各地法院只要受害者“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损害事实依据”（因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也从环境实体法上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就可以立案了，并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把“环境污染纠纷”案由改为“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这样既可以包含请求损害赔偿的环
境污染或破坏纠纷，又可以包括其他非损害赔偿请求的，比如请求“恢复原状”、“排除妨害”等救济形式的环境纠纷。同时，还包括未来对涉及其他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进行立案的可能性。
2.针对环境诉讼时效不合理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是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并与现行的司法解释结合起来对诉讼时效作出合理规定。首先是针对一般的环境权益损害诉讼，保留现有的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对其适用范围和损害起算时间做出修改。将仅适用“污染损害赔偿”的案件扩大为“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并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损害人时计算。即“因环境权益损害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侵害人时计算”。其次是结合民法典中关于法院诉讼时效延长裁量权的规定，针对特殊情形的出现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应延长环境诉讼的司法解释。《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受害人知道自己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但不知道加害人是谁时，就是属于“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最后，涉及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可以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环境公共利益同样属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甚至是人类利益，环境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渠道。因此，针对特殊的十分严重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环境诉讼也可以适用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70条规定的“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关键的问题是扩大起诉人的范围，修订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增加公益性环境保护团体有权对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环境侵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条款，这里的公益诉权仅限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环境刑事公诉权则仍由检察院行使。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大力鼓励和扶持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直接表明“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国家鼓励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并支持其依法开展相关的环境保护活动。”当然，对于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该设置一个诉前的督促程序，即环保团体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应该向拟议中的被告和管辖法院送达督促通知及其副本，通知违法者在合理期限内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所建议的补救措施，否则期限届满将对其发起公益诉讼，情况紧急的，也可以不经过督促程序而直接起诉。设置前置的督促程序主要是给违法者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后，公益诉讼就可以不必发起。这主要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是为了照顾相关违法者的声誉，因为公益诉讼影响非常广泛。当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还需要其他相关配套规定，这里就不加多述了。
4.针对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办法如下：首先对环境案件进行分流，对于普通的、事实情节清楚、没有复杂的技术性问题的环境案件仍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其一审法院。对于那些案件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技术性问题的，或人数众多的、影响范围较广的，或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应将其视为“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交由中级以上法院根据其管辖范围确定一审法院。其次，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环境法庭，并对法官培训专门的环境法律和环境保护知识，培养专门的环境法官。同时，按国家和省级行政区域设置独立的环境侵害技术鉴定机构，负责为环境法庭提供权威的技术鉴定。这样就可以增强法院审理环境案件的办案能力。
(二)完善环境非诉讼机制的对策
1.协商。针对缺少环境纠纷的协商规范，笔者认为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有关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章，明确协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并规定由环保部门引导当事人选择协商机制解决纠纷。在当事人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时，支持环保公益团体援助弱势一方进行平等协商。
2.调解。(1)结合司法系统当前推行的司法改革，将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和诉讼中的调解加以完善，建立健全司法调解的各项正式制度。笔者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关于司法调解的规定表示肯定，它比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现行司
法调解制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若干意见》中仍然看不到有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因为在一些接近诉讼必经程序的调解程序中，如果调解员故意施加压力或偏袒一方而导致另一方违心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而生效，后经诉讼程序被撤销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调解者难道对此不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吗？!笔者认为《若干规定》应增加对违反规定者施以相应的惩戒措施。(2)对于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中出现的调解努力落空的现象，笔者认为可以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有关规定对《环境保护法》进行相应的修订。在发生环境纠纷时，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请求，环保机关应及时调查取证，查明基本事实和当事人的责任，制作责任认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对环境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请求环保机关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环保机关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相比之下，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书仍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是，环保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却具有法律效力，给调解达成协议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性。(3)对于人民调解，应加紧制定《人民调解法》，以正式立法的方式解决现行民间调解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享有“东方一枝花”美誉的人民调解机制在解决环境纠纷中结出更多的硕果。
3.仲裁。作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我国应建立健全环境仲裁机制。首先是加强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可以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明确仲裁作为环境民事纠纷的法定方式之一。同时，修改《仲裁法》第77条，增加环境民事纠纷作为另行规定的内容之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条例，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在对环境仲裁进行立法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问题： (1)受案范围不宜过宽。将那些数量有限但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受害人数众多的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纠纷，列入到仲裁范围中来，将普通的小范围的和影响不是很大的环境纠纷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以减轻仲裁的压力。(2)在仲裁的启动上，仍应以仲裁协议为依据，笔者不赞成实行强制仲裁[10]观点，因为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能满足提供给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和追求公平解决纠纷的需要。(3)在仲裁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上，设立专门的国家和省级环境仲裁委员会，划定二者的管辖范围，依法各自独立仲裁环境纠纷。仲裁委员会由环境行政机关的代表、专家代表、行业协会的代表、公益性环保团体或者公众的代表组成，并实行环境纠纷仲裁员资格认证制度，提高环境仲裁员的准入门槛。
4.行政复议。针对环境行政复议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修订我国《行政复议法》。在修订过程中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解决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问题。英国丹宁勋爵有句名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谁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11]现行的行政复议管辖是建立在现有的领导体制框架内，复议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人格，不利于其公正地行使行政司法权。解决行政复议机关过于分散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案就是在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一设置专司行政复议职能的机关———行政复议委员会，赋予其行政主体资格，由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受理、审理和裁判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设四级：即县级、市级、省级、国家行政复议委员会[12]。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外部监督制度。经行政复议的案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后，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由有权的监督主体对那种不认真履行职责，只作形式工作的复议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最后，就是建立一支专业化、高水平、廉洁勤政的行政复议工作队伍，可以考虑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进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选拔。
5.信访。现行环境信访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最主要的是信访立法上的不足。因此，全国人大应尽快制订《信访法》，在立法中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明确信访机关的法律地位。信访工作和政府其他工作一样需要依法进行，必须明确界定信访机关的职责、权限和责任。其次，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的程序制度。通过将信访工作程序和标准的法定化，保证信访事项的正确处理和处理意见的公平公正，尤其注意解决好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问题。再次，明确信访工作责任。明确规定受理信访的时限要求和告知义务等[13]。最后，完善信访与其他救济渠道之间的有效衔接。比如，建立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机制的有效衔接，同时，建立信访终结制度。在此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制订环境信访的具体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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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潘岳副局长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 . (2006-12-12)[2009-11-10]. http： //www.mep. gov. cn/gkml/hbb/qt/200910/t20091030_180621. htm.
[2]何兵.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9.
[3]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84-85.
[4]范愉.adr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23.
[5]吕忠梅.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0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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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勇.关于我国环境纠纷行政仲裁的反思与重构[j].兰州学刊， 2005， (4).
[8]杨晓梅.环境民事诉讼立案现状和原因[j].环境保护， 2008， (11).
[9]徐军，常永明.论纠纷解决机制视野下的环境信访制度[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
[10]刘长兴.论环境仲裁的模式[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
[11] [英]丹宁勋爵.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的训诫[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5. 76.
[12]石佑启，王成明.论我国行政复议管辖体制的缺陷及其重构[j].环球法律评论， 2004， (春季).
[13]傅思明.中国信访立法探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9， (1).
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8
内容提要: 环境纠纷多发，案件复杂，为建设和谐社会需完善我国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当前，无论是环境纠纷诉讼解决机制还是非诉讼解决机制都存有明显的缺陷，宜有针对性地对它们进行完善。
近三十年来，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使得我国的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的态势， 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1]。因此，探讨建立健全多元化环境纠纷的解决机制，对于保护环境，维护环境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环境纠纷与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一)环境纠纷的成因、类型及其特点
环境纠纷是指环境活动的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等过程中发生的因侵害环境权益行为而产生的争议。这种争议既可以发生在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或相互间，也可发生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国家机关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本文所探讨的环境纠纷只限于国内环境纠纷。在我国，环境纠纷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和环境管理缺位而致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表现为政府重经济发展而轻视环境保护，未能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懈怠环境管理职责。在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的审批阶段，未能严格执行环保第一审批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被架空或形同虚设。而那些虽取得建设许可的项目，也未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投产后产生环境问题，进而引起环境纠纷。那些依法应予以限期治理或者应予以关闭的污染严重的单位，政府没有下达限期治理或停产关闭决定，继续排污，促发形成环境污染纠纷。另外，政府应依法处罚那些环境违法者而未予处罚，使之更加肆无忌惮，造成环境侵害，形成环境纠纷。这样，政府变相成为环境违法者的“保护伞”，使之为争取更大利润，而擅自闲置、停运或故意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偷排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形成不应有或更大的环境纠纷。可见，环境纠纷的成因中既有政府的乱作为，也有政府的不作为，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环境纠纷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环境活动者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而致的环境纠纷。一些环境活动者严重违反法律，肆意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事故；还有一些环境活动者缺乏环境道德，认为其排污已达到国家或地方的相应排放标准，拒绝采取进一步可行的措施减少环境损害，从而累积形成环境问题而致环境纠纷。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环境活动者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未能采取有力措施避免环境问题的产生，进而侵害环境权益是产生环境纠纷的直接原因。
再次，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引发的环境纠纷。比如县级城区集中供暖的锅炉所产生的烟尘和噪声污染而引发的环境纠纷，建筑施工的噪声扰民也经常引发环境纠纷，紧邻居民区的餐饮和娱乐营业场所引发的环境纠纷。另外，施用农药等农业污染也可引发环境纠纷。这些环境纠纷是由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所引起，干扰了他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此外，受害人自己一方的原因引起的环境纠纷。比如受害人明知污水不能饮用或灌溉而去饮用或灌溉所致的环境损害纠纷等。部分环境纠纷案件是因其他纠纷或矛盾而引起的，当事人欲借助环境纠纷的处理，来达到其他目的。
最后，各种综合因素引发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既可能有政府的因素、企业的因素，也可能有受害人自己的因素，还可能伴有技术的因素、时间的因素、自然的因素等等，原因错综复杂。
不仅是环境纠纷的成因复杂，种类繁多，环境纠纷的另一特点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力量多不均衡。环境纠纷侵害方多为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和机构，受害方多为一般民众，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受害方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同时，双方当事人信息也不对称，侵害方往往掌握生产工艺、技术等资料，且具有相应的监测能力，对自己的侵害行为最为了解，而受害方缺乏相应的环境专业知识、监测手段和有关信息资料，也缺乏调查能力，取证比较困难，这使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环境纠纷中环境权益受侵害通常是通过环境这一媒介发生，有时侵害的是特定个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环境权益，具有私益属性；更多侵害的是不特定群体的环境权益，比如大气污染和生态破坏，这类环境纠纷具有公益属性。环境纠纷中私益和公益纠纷往往交叉在一起，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另外，环境纠纷还可从不同的角度划作不同的类别：从争议的法律属性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民事纠纷、环境行政纠纷、环境刑事纠纷；从对环境权益的侵害方式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污染纠纷和环境破坏纠纷；从请求纠纷解决的内容看，环境纠纷可分为请求停止污染破坏环境纠纷、请求排除妨碍纠纷、请求消除危险纠纷、请求确认环境污染破坏法律责任纠纷、请求确认损害赔偿金额纠纷、请求环境行政主体履行环境行政职责纠纷等等不一而足。
(二)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纠纷解决机制是指有关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的制度设计的总和或体系[2]。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是指有关环境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制度安排的总和或体系。根据纠纷解决与诉讼的关系来划分，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一般可划分为环境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诉讼机制形式比较单一，是指通过司法裁判解决纠纷。而非诉讼机制则形式多样，如：仲裁、调解、行政复议、信访、协商等。从纠纷解决所使用手段的法律性质来看，纠纷解决机制又可分为司法手段解决、行政手段解决和民间手段解决。司法手段是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等裁判手段和法院使用的非裁判性手段，如诉讼中的调解等；行政手段是指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信访处理等；而民间手段主要是指协商、调解、仲裁等手段。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首推司法诉讼机制。诉讼在一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终局性等特点和优势，诉讼制度的产生对于纠纷的解决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它以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以文明的诉讼程序取代了野蛮的暴力复仇，这种转变与国家的产生共同被视为法的产生的主要标志[3]。但是，随着近三十年涌向法院的各种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环境案件的复杂性使得法院不堪重负，判决的迟延、费用的高昂、程序的复杂、审判的不公以及诉讼的对抗性，使得诉讼并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且最优的选择。正式的诉讼程序已无法有效地承担解决纠纷的全部重任，诉讼解决环境纠纷案件的不足，也就决定了其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和谐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4]。因此，形式多样的各种非诉讼解决机制就应运而生，与诉讼机制一起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然，无论调解、仲裁或是行政手段都无法取代诉讼在解决环境纠纷上的功用，但这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方式的不足。非诉讼机制具有低廉、快捷的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特定纠纷的解决。它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了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和非对抗的对话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他们保持长远关系和谐；以简易的事实认定代替了严格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可以不借助律师自行解决纠纷；整体地考察事件背后复杂长远的社会关系，做出合理的判断，使当事人易于接受和执行[5]。事实表明，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矛盾纠纷、缓解法院诉讼压力、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
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主体对环境纠纷解决方式需求的多样性，多种环境纠纷解决方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要使每一种方式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其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即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的那样：“国家和国际的法律往往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今天，迅速加快和范围日益扩大的对环境基础的影响，将法律制度远远抛在后面。人类的法律必须重新制定，以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的普遍规律相协调。迫切需要的是……加强现有的避免和解决环境纠纷的方法，并发展新的方法。”[6]因此，建立健全多元性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多元化价值理念的需要。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以每一种选择的特定价值为选择者提供引导，而防止因为解决程序的单一而导致的滞后和僵化[7]。
二、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考察
应当肯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以诉讼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各纠纷解决机制在众多而复杂的环境纠纷的解纷实践中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是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有的是功能发挥不尽如意等等。下面从诉讼和非诉讼两方面来考察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一)环境纠纷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除了现行诉讼机制普遍存在的缺陷，如诉讼迟延、法院难以独立判案、执行难等以外，我国环境纠纷诉讼机制还存在自己独特的困难：
1.立案难。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而1997年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一致，造成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有的法官将“事实根据”理解为证据或胜诉证据，而环境纠纷案件中有些证据是受害者难以提供的，这就导致了难以立案。2008年最高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只有“环境污染纠纷”案由，而没有“环境破坏损害赔偿”案由，在出现“环境破坏”要求损害赔偿的，立案法官很可能会因找不到合适的案由而拒绝立案[8]。同时，有些针对政府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纠纷案件，可能由于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未被立案。
2.诉讼时效不合理。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而言，环境污染纠纷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但是，这种较长的诉讼时效仍然不尽合理。因为，环境污染损害后果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常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积累才最终爆发出来，有的甚至需要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时，受害人即便知道自己受到了污染损害，但无法确定污染致害人怎么办？比如，在存在多个污染源的情况下，受害人很难确定谁排放的何种污染物导致其受到了侵害。立法者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3年”诉讼时效规定有无科学依据令人怀疑。更为严重的是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如果受害人没有及时行使诉权，则诉讼期间经过后，公共利益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实践表明，现行的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时效很难满足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需要。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缺失。环境纠纷往往涉及的是特定或不特定人的环境权益被侵害。如前所述，环境纠纷中双方地位和能力不均衡，受害人保护自己权利有时举步维艰，在环境行政纠纷中，甚至有的受害人不敢提起诉讼，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但是，环境本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公共品属性，如果受害人自己未起诉，而其他人也不能起诉的话，侵害人继续侵害环境，势必给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要求起诉者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限制了其他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起诉的权利。
4.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环境纠纷诉讼具有专业技术性比较强，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等特性，环境案件的审理有时还会涉及到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现行的环境案件由普通法院进行审理，由于法官缺乏必要的环境专业知识，而且环境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分别由不同的法庭来审判，在涉及环境专业问题和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时，承办案件的普通法官往往难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环境纠纷非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我国现行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和程序：协商、调解、仲裁、行政复议、信访，这些方法和程序具有程序上的简易性和灵活性、解决纠纷的成本低，有的还具有当事人的合意等优势。但是，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我国也存有不少缺陷，下面分别进行考察：
1.协商。我国《水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有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定，但是我国的环境纠纷通过协商解决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协商这一解决纠纷的方式的合意性和自主性的优势在我国还没有发挥出来。协商对于邻里之间的生活型环境纠纷作用较大，对于工矿企业污染纠纷一般难以适用。究其实，污染者和受害者的地位不平等，在协商时受害者缺少公益团体等外部力量的支持，难以平等地协商解决纠纷。至今，我国尚缺乏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制度规范。
2.调解。在我国适用调解解决环境纠纷主要有三种情形：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1)法院调解。我国现行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办案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法院调解中缺少严格的程序限制，法官会给当事人产生压力，达成调解协议有不少出于违心的自愿。有的法官还可能主动地利用自己所具有的裁判者的身份，对当事人积极地施加某种不当影响，出现“以判压调”的现象。(2)行政调解。根据现行法律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当事人主动申请环保行政机关调解环境纠纷，环保机关提出调解方案，以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在法律效力上，调解协议无法律强制力，只有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有一方反悔，协议便自动失效。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不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造成实践中环境纠纷行政调解难以为当事人所选择。(3)民间调解，又称人民调解。我国目前尚无关于人民调解的正式立法，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不够规范，组织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尚待提高，在面对较为复杂的环境纠纷时人民调解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3.仲裁。仲裁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在程序上又具有便利、灵活、经济的特点，有利于及时公平地解决纠纷。我国1994年《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根据该规定，环境纠纷应该在其受案范围之内，因为环境纠纷中有很多是涉及财产权益的，然而实践中各地仲裁委员会未把环境纠纷列入仲裁的受案范围，环境纠纷当事人也很少提起仲裁。除了海洋环境污染纠纷可适用仲裁外，在我国环境法中，仲裁尚不是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程序。
4.行政复议。根据1999年《行政复议法》，行政相对人认为环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也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未经行政复议就起诉的案件比重大，大多数环境行政诉讼案件在起诉前未经过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调处环境行政争议的功能远未充分发挥出来；行政复议受案率、撤销率、变更率低，维持率高，与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违法、不当行为相比，通过复议程序纠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行政复议纠错功能未充分发挥出来；复议机关难以独立办案，有的案件受理后，被申请人利用关系影响审理结果，使行政复议的公信度降低；有的地方，复议机构被虚设、复议职能无法实现。
5.信访。从总体上看，我国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信访救济与其他救济尚不能有效衔接，这与当前信访形势需要建立的大信访格局不够适应。在环境信访方面，由于缺少切实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程序性规定，我国的环境信访机构尚不能规范地建设信访渠道和运作信访制度，环境信访事项办理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确定性仍然值得怀疑[9]。
三、完善我国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一)完善环境诉讼机制的对策
现行诉讼机制中普遍存在缺陷，笔者认为既有体制上的因素，也有法律上的因素，这是在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将被逐渐解决的议题。笔者这里仅就环境诉讼机制中独有的缺陷谈谈自己的愚见。
1.针对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路径是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环境诉讼发布一项司法解释，要求各地法院只要受害者“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损害事实依据”（因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也从环境实体法上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就可以立案了，并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把“环境污染纠纷”案由改为“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这样既可以包含请求损害赔偿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纠纷，又可以包括其他非损害赔偿请求的，比如请求“恢复原状”、“排除妨害”等救济形式的环境纠纷。同时，还包括未来对涉及其他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进行立案的可能性。
2.针对环境诉讼时效不合理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是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并与现行的司法解释结合起来对诉讼时效作出合理规定。首先是针对一般的环境权益损害诉讼，保留现有的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对其适用范围和损害起算时间做出修改。将仅适用“污染损害赔偿”的案件扩大为“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并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损害人时计算。即“因环境权益损害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侵害人时计算”。其次是结合民法典中关于法院诉讼时效延长裁量权的规定，针对特殊情形的出现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应延长环境诉讼的司法解释。《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受害人知道自己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但不知道加害人是谁时，就是属于“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最后，涉及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可以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环境公共利益同样属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甚至是人类利益，环境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渠道。因此，针对特殊的十分严重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环境诉讼也可以适用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70条规定的“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关键的问题是扩大起诉人的范围，修订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增加公益性环境保护团体有权对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环境侵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条款，这里的公益诉权仅限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环境刑事公诉权则仍由检察院行使。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大力鼓励和扶持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直接表明“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国家鼓励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并支持其依法开展相关的环境保护活动。”当然，对于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该设置一个诉前的督促程序，即环保团体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应该向拟议中的被告和管辖法院送达督促通知及其副本，通知违法者在合理期限内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所建议的补救措施，否则期限届满将对其发起公益诉讼，情况紧急的，也可以不经过督促程序而直接起诉。设置前置的督促程序主要是给违法者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后，公益诉讼就可以不必发起。这主要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是为了照顾相关违法者的声誉，因为公益诉讼影响非常广泛。当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还需要其他相关配套规定，这里就不加多述了。
4.针对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办法如下：首先对环境案件进行分流，对于普通的、事实情节清楚、没有复杂的技术性问题的环境案件仍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其一审法院。对于那些案件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技术性问题的，或人数众多的、影响范围较广的，或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应将其视为“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交由中级以上法院根据其管辖范围确定一审法院。其次，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环境法庭，并对法官培训专门的环境法律和环境保护知识，培养专门的环境法官。同时，按国家和省级行政区域设置独立的环境侵害技术鉴定机构，负责为环境法庭提供权威的技术鉴定。这样就可以增强法院审理环境案件的办案能力。
(二)完善环境非诉讼机制的对策
1.协商。针对缺少环境纠纷的协商规范，笔者认为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有关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章，明确协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并规定由环保部门引导当事人选择协商机制解决纠纷。在当事人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时，支持环保公益团体援助弱势一方进行平等协商。
2.调解。(1)结合司法系统当前推行的司法改革，将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和诉讼中的调解加以完善，建立健全司法调解的各项正式制度。笔者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关于司法调解的规定表示肯定，它比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现行司法调解制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若干意见》中仍然看不到有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因为在一些接近诉讼必经程序的调解程序中，如果调解员故意施加压力或偏袒一方而导致另一方违心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而生效，后经诉讼程序被撤销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调解者难道对此不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吗？!笔者认为《若干规定》应增加对违反规定者施以相应的惩戒措施。(2)对于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中出现的调解努力落空的现象，笔者认为可以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有关规定对《环境保护法》进行相应的修订。在发生环境纠纷时，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请求，环保机关应及时调查取证，查明基本事实和当事人的责任，制作责任认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对环境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请求环保机关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环保机关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相比之下，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书仍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是，环保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却具有法律效力，给调解达成协议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性。(3)对于人民调解，应加紧制定《人民调解法》，以正式立法的方式解决现行民间调解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享有“东方一枝花”美誉的人民调解机制在解决环境纠纷中结出更多的硕果。
3.仲裁。作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我国应建立健全环境仲裁机制。首先是加强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可以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明确仲裁作为环境民事纠纷的法定方式之一。同时，修改《仲裁法》第77条，增加环境民事纠纷作为另行规定的内容之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条例，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在对环境仲裁进行立法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问题： (1)受案范围不宜过宽。将那些数量有限但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受害人数众多的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纠纷，列入到仲裁范围中来，将普通的小范围的和影响不是很大的环境纠纷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以减轻仲裁的压力。(2)在仲裁的启动上，仍应以仲裁协议为依据，笔者不赞成实行强制仲裁[10]观点，因为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能满足提供给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和追求公平解决纠纷的需要。(3)在仲裁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上，设立专门的国家和省级环境仲裁委员会，划定二者的管辖范围，依法各自独立仲裁环境纠纷。仲裁委员会由环境行政机关的代表、专家代表、行业协会的代表、公益性环保团体或者公众的代表组成，并实行环境纠纷仲裁员资格认证制度，提高环境仲裁员的准入门槛。
4.行政复议。针对环境行政复议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修订我国《行政复议法》。在修订过程中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解决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问题。英国丹宁勋爵有句名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谁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11]现行的行政复议管辖是建立在现有的领导体制框架内，复议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人格，不利于其公正地行使行政司法权。解决行政复议机关过于分散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案就是在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一设置专司行政复议职能的机关———行政复议委员会，赋予其行政主体资格，由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受理、审理和裁判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设四级：即县级、市级、省级、国家行政复议委员会[12]。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外部监督制度。经行政复议的案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后，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由有权的监督主体对那种不认真履行职责，只作形式工作的复议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最后，就是建立一支专业化、高水平、廉洁勤政的行政复议工作队伍，可以考虑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进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选拔。
5.信访。现行环境信访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最主要的是信访立法上的不足。因此，全国人大应尽快制订《信访法》，在立法中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明确信访机关的法律地位。信访工作和政府其他工作一样需要依法进行，必须明确界定信访机关的职责、权限和责任。其次，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的程序制度。通过将信访工作程序和标准的法定化，保证信访事项的正确处理和处理意见的公平公正，尤其注意解决好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问题。再次，明确信访工作责任。明确规定受理信访的时限要求和告知义务等[13]。最后，完善信访与其他救济渠道之间的有效衔接。比如，建立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机制的有效衔接，同时，建立信访终结制度。在此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制订环境信访的具体实施办法。
注释:
[1]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潘岳副局长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 . (2006-12-12)[2009-11-10]. http： ///lixue/">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84-85.
[4]范愉.adr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23.
[5]吕忠梅.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08， (3).
[6]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王之佳，柯金良译.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430-431.
[7]吴勇.关于我国环境纠纷行政仲裁的反思与重构[j].兰州学刊， 2005， (4).
[8]杨晓梅.环境民事诉讼立案现状和原因[j].环境保护， 2008， (11).
[9]徐军，常永明.论纠纷解决机制视野下的环境信访制度[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
[10]刘长兴.论环境仲裁的模式[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
[11] [英]丹宁勋爵.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的训诫[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5. 76.
[12]石佑启，王成明.论我国行政复议管辖体制的缺陷及其重构[j].环球法律评论， 2004， (春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