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范文

时间:2023-10-20 04:20:19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篇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管理 政治保证 精神力量 规范保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2-0245-01

张会静(1988-),女,河南濮阳人,黄河科技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

同志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社会管理需要制度建设保障和长久机制支撑,这些都需要通过有感情的人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管理中以提高人的思想政治意识、提升人的道德品格为旨归,决定了社会管理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

一、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管理提供政治保证

我国的社会管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性质、政治方向决定了社会管理的性质及方向,社会管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管理指明社会主义方向,推动社会管理在社会主义轨道上有序开展。社会管理集社会性、经济性、政治性于一体,它不能脱离我国的政治现实,现阶段社会管理的主体中,执政党和政府仍旧是社会管理的中坚力量。我国面临着各种价值思潮的冲击时,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尤为重要。党和政府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有效方式,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渠道,正确阐释党的执政意图,正确阐发社会管理的内涵,使之深入人心,进而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保证社会管理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管理提供政治思想基础和政治素质保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对社会成员进行政治社会化,提升政治素质的实践活动,必须着力解决诸如人民政治知识匮乏、人民政治素质不高、政治意识淡薄等问题。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普及政治知识。政治知识是社会成员参与政治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思想政治教育让社会成员了解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工作制度,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为社会管理提供政治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提升政治意识。政治意识是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表现出的心态。

二、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管理凝聚精神力量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价值信念教育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价值导向,为人的行为方式提供价值指导,提高人的行为认知水平。思想政治教育为全民共同奋斗奠定思想基础,为社会管理凝聚精神力量。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为“人”提供精神动力,以保证社会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人是社会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最大的实际,也是两者结合的切入点。人的思想发展呈现复杂性,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对“人”进行人性化教育,给予人最本质的人性关怀,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来提升社会管理的人文价值。社会管理是一项具有鲜明价值的活动,是一种具有人文智慧的实践。

三、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管理提供规范保障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需要运用法律、法规、政策等规范性手段,还需要运用道德、宣传、劝说等非规范性手段。在社会管理中,无论有形规范还是无形规范,都是社会管理活动有序进行的重要规范保障。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具有“生命线”的地位,要发挥其促进规范认同的作用。单纯的制度规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而依靠外在强制力促成对制度规范的认同更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个体的内心形成对规范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才能促成个体对社会管理的种种制度规范的认同。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人们对社会制度规范的内化,提高人们对社会制度规范的接受度。社会管理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成人和制度规范间的一种互动过程,在互动过程中,人们对制度规范的认同、接受、支持起着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基于个体的需要,对社会制度规范进行有效选择、高效整合,个体不仅相信、接受、认同制度规范,还愿意将这些制度规范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据。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个体自觉将社会管理规范外化为行为,保障社会管理的有序进行。现代社会生活复杂化、利益多元化,必须着力提高人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协同性来保障社会管理的有序开展。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个体把认同和内化的制度规范,自觉转化为良好的社会行为,并把良好的行为转变成为习惯。思想政治教育将反映人利益的思想、规范内化为人的习惯和信念,外化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从而能够保障社会管理的有序进行。

【参考文献】

[1]邓小平论思想政治工作[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篇2

关键词:社会治理;精细化;全民共建共享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五中全会首提“社会治理精细化”,这既是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出的新要求,也为社会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增强风险意识,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以政府职能和治理理念的转变为前提,社会发展战略为基础,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以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应用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新格局。

一、深刻理解“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背景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需求多样化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然而,受到行政领域粗放式管理思维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习惯于运用笼统的、模糊的处理方式进行社会治理,表现为管理浮于表面,标准化程度较低,工作不到位等,导致“大概差不多”、“最后一公里”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使得政府既投入了成本,又无法收获预期的治理效果。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进入“体验政治”时代。“体验政治”的突出特点是:首先,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满足了民众的需求,实际效果好与否,评判的对象是民众,民众根据自身的体验来评判。很多时候,虽然一些领导干部学历高、能力强,常常“5+2”、“白加黑”,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但往往吃力不讨好。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却没有能够恰到好处地了解并且改善群众的体验,老百姓的用户体验并不好。其次,民众的体验更加偏重于“小事”。民众的体验更加深切地来源于自己家小事和不公正是否得到解决。因为这类的事是人民群众自己家的事,这种体验感或痛感非常地强烈。也许让办事群众多跑一两次冤枉路对于某些部门来说是小事,但群众对这样的小事的感受却远远深过对GDP增长的感受。因此,政府在做好大事的同时,更加关注群众的小事,让群众有更好的体验,是当前政府的重要任务。

五中全会提出的“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正是要通过把社会治理做“细”、做“小”,从而改变以往粗放式和经验化的管理思维,改善群众的体验。

二、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涵和基本要求

目前,对于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涵界定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我们在梳理分析现有文献和总结社会治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初步认为其基本内涵可以界定为:所谓社会治理精细化,是指在绩效目标指引下,通过机构部门的科学设置、管理流程重构来推动" 粗放式"社会治理思维和方式的转换,实现社会治理各方管理框架的标准化、执行的细节化以及服务的人性化。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不能仅局限于以追求效率为目的流程再造、结构优化等刚性要素,还需包涵人文关怀以及对更好、更精致生活状态的倡导等柔性特征,是刚性管理与柔的结合。

基于以上认识,社会治理精细化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粗放式"治理思维转换。精细化治理不追求颠覆式的改革,而是着重于细微内容深化和方式完善,为达到更高层次的治理状态进行积累。同时,克服"官本位"思想所造成的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弊端,塑造服务理念,重视人文关怀,以实现"人"的需求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改善民众的用户体验,做到"不以善小而不为"。二是管理服务细节化。要求把社会治理做"细"、做"小",紧紧围绕着人,就是围绕人的生活、人的生活质量做文章。"做细",就是社会治理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做起;"做小",就是社会治理着眼于小问题,就是从小事情做起,比如养老、社区治安和社区环境。三是执行框架标准化。这是政府社会管理精细化的关键,有了标准才能使管理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工作明确化,才能将细致的管理理念通过具体的操作规范落实到实践层面,才能对管理行为和服务效果提供有效的监督和评判依据,促进治理成效的不断更新。

总的来看,社会治理精细化既要求提供普遍的标准化的服务,又要针对特殊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这就对管理和服务的细节化和标准化提出双重要求。

三、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新格局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既具有创新性又具挑战性,需要选择正确的路径和方向,寻求突破和发展。

(1)以转变政府职能与治理理念为前提。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是政府职能定位、政府官员角色定位、治理思维方式的外在反应和行动逻辑。社会治理的精细化首先要求政府职能更加注重和强调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包括监管)、公共安全、公共福利等方面,让人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增进社会公共福祉、满足民众多元化需求。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一个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往往也很难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更难以实现精细化目标。与此相对应,唯有各级政府官员真正视己为人民的服务者而非有权有势的管理者、认同当官旨在为民谋福利而非追求发财,才会树立并践行以民为本、服务人民、关心人民、帮助人民的执政理念,履行“人民的事无小事”的诺言,积极解决民众遇到的细小急难愁问题。可见,在新常态时期,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首要路径是继续推动政府职能的深度转变和执政理念的更新,力争把政府从传统时期的推动市场经济主角的角色和功能,更多地转向改善民生、社会分配、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上来,更加注重构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要防治政府缺位、越位和错位,构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透明政府。

(2)以实施社会型发展战略为基础。长期以来,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亲市场的经济型发展战略,GDP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成为评价政府绩效的核心指标。尽管这种竞标赛式的地方经济竞争战略,推进了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并创造了世界公认的中国经济奇迹,但在此过程中,恰恰忽略了事中事后监管、公共便利设施的供给以及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积累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进入新常态以后,要想做到共享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政府除了继续强调协调、绿色、开放、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一根本物质基础外,需要适时转变竞争型经济战略为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提升社会精神文明程度为核心目的的共享型、社会型发展战略,注重实施更加科学优美的城市规划、配套建设更好的便利公共服务设施、创造吸引创意人才集聚的居住环境和营商消费环境、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健全普惠型的社会福利体系,实现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促进更优生活质量、更加文明的社会发展。

(3)以社会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不管是创新社会治理,还是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都是旨在建设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为特征的现代国家。因此,按照现代国家的目标要求,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法制、规范、标准、行为规则等软件系统,是建构社会治理精细化、实现精细化治理常态化的核心要件和重要保障。可以说,建立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制度和规则,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必要条件和必经之路。大致来说,这些社会治理规则主要包括社会治理的法律体系、治理体制设计(主导部门的权力职责界定以及多部门之间的关系安排)、社会治理财税与金融支持机制、社会资源合理化配置机制、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机制、社会重大事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社会民众责任担当机制以及社会公共服务标准设定、社会治理运行程序规范、社区自治章程等方面,特别是在流动性、无界限化的时代背景下,更加注重构建政府之间、部门之间、政区之间的跨界治理机制,为社会的无缝隙治理、精细化治理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4)以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应用为支撑。据统计,我国存在近7亿的网民数量,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网络化的信息社会之中。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搭建各类社会综合治理和公共服务平台,提升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的精准化程度,既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在要求,更为其提供了时代优势和技术条件。其中,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交通、精准扶贫、精准救助、精准医疗、精准教育、精准养老等,是社会精准化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体现。为此,当务之急是,中央和各级政府应全力推动国家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和相关计划的落实,按照开放、共享、安全的理念,加大政府各职能部门数据系统的建设、协同、共享与数据开放进程,深度挖掘数据背后的社会运行规律,加大与相关数据企业之间的合作,在交通、电信、社会治安等社会服务领域实现精准化治理的新突破。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篇3

关键词:社会治理;制度变迁;新形势;创新途径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067-03

一、社会治理制度化相关概念

(一)社会治理的含义

社会治理在指在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政治制度框架下,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和基本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的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新模式打破了社会公共管理的垄断地位,它强调政府不再是社会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方,多元化的提供有利于公共服务多样化,创新化。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指政府、社会公众、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等现在的社会事务的合作治理。

(二)制度化的含义

给“制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研究视角不同,制度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在一般的社会科学文献中,“制度”是指一个特定社会中,那些得到普遍遵循的行为规则或行为模式。这个用法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采用[1]。如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的“制度”的经典含义:“制度指的是社会博弈的规则,简而言之,制度是一部分人为设计、塑造人们之间互动关系的约束。”[2]制度学派的其他学者也基本上是从这一定义进行延伸的。舒尔茨在他的《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文章中将制度定义成管束人们行为的规则要求[3]。柯武刚、史漫飞进一步指出,“这一套行为规则又可以理解为制度安排[4]。”林毅夫则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中个人要遵守的一套行为规则。持续存在的家庭的、企业及企业间交易的、政府的组织方式等,均为“制度”[5]。本文所讨论的社会管理制度,是指一个特定社会中,那些得到普遍遵循的行为规则或行为模式。

二、社会治理制度发展历程

社会治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我国社会管理早期服务于经济建设,而改革攻击时期的社会治理则蕴含多元主体协同参加治理的意思。回顾我国改期开放以后社会治理变迁过程,将对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提供一些理论指导[6]。

(一)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管理体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发展,在80年代时期没有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等方面的论述,这个时期的社会管理是低水平的探索阶段。这时期的社会管理以政府为主导,更准确的是个人的大部分行为,如衣、食、住、行等方面基本以其所在的工作单位负责,这时期的社会管理体制有较强的单位属性。

(二)90年代伊始,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强调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教育体制

97年,党的十五提出要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善人民生活等要素纳入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另外,这时的社会管理开始吸收社会力量,同时引入市场机制,打破了政府管理的垄断地位。

(三)20世纪以来的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完善

进入20世纪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成绩令人振奋,但同时东西部,城市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发展不协调现象越来越大。党中央为了解决经济社会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发展问题,于党的十六三中全会提出将“社会建设和管理”列入现如今社会发展的“五个统筹”之中,这样的举措也是当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会议上提出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十中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从这一次次的会议提法中,从格局到体制的变化,体现了我们社会管理体制正在逐步的完善当中。

(四)2013年提倡以社会多元主体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要提高社会发展的生命力,要提高现在的社会治理的水平,改进现如今的治理方式,走系统、依法、综合、源头治理的模式。现在所强调的社会治理与以前提出的社会管理有本质的区别,现在的社会治理更加突出了以多元的主体协作治理的意思,这样理念的变化有着其深刻的时代烙印。传统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传统的经济结构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让社会矛盾更加的凸显。所以政府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理念,重新定位政府与社会的角色,扩大基层民众、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的参与度[7]。

三、新时期多维度制度化社会治理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看,社会管理已由统治走向了治理。但是传统的社会治理已经跟不上全面深化改革下的社会发展。那怎么样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呢?我认为应该从实际社会发出,从以下五个维度制度化来进行社会治理才是符合当下社会治理的实情[8]。

(一)社会治理的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

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要打破传统社会管理政府的垄断地位,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与民众等多元主体的协作治理模式。我国政府管理的垄断地位是有其历史原因,在建国后的无序的社会秩序中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力。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政府在处理公共问题当中会优先想到用“公权”解决问题,这样其他的治理机制就会处于劣势当中,没有竞争优势。而现在市场竞争机制正在完善中、公民社会也在发展中,如果还依靠单一政府治理方式,政府将会存在缺位与越位的风险,政府职能转变不适应社会时代的进步,那治理的成效将不会让大部分民众满意。所以政府要创新社会治理的机制,其中最关键的是,打破传统政府治理的垄断地位,建立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9]:首先,适度权力下放。这样的瘦身运动不仅是政府改革的长期目标,还应该将简政放机通过法律保护的方式实践下来。再次,培养多元主体协作治理。传统的以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存在诸多的问题,社会管理单一、僵硬、缺乏活力,这样的管理与现在公民社会所提倡的公民参与管理国家有一定的矛盾,如果引入多方的治理机制有利于解决现在的治理矛盾,社会也会更加的和谐。最后,引入市场机制。党的十确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其实现在许多公共服务和公共问题的治理也可以吸收市场机制的合理做法,通过公共服务的创投购买,不仅让政府可以集中精力做更重要的决断,招投标的方式也可以使服务效益的最大化[10]。

(二)社会治理的方式由平面化向网络立体化转变

由社会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彰显了我国社会管理理论的创新。现在强调的社会治理是在强调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基础中,提倡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行动,利用系统、依法、综合、源头治理,实现治理效益的最优化[11]。因此,我们现在就要公民参加社会治理的路径,通过健全参与机制,形成人人参加社会治理的好局面。而多元中心的治理提供,使治理主体彼此之间相互依存,这样我国的社会治理由平面走向立体的网络化模式。D・凯特指出:“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合作组成的网络管理系统。”由定义我们可知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之间建立起网络化合作,虽然行动部门可能不同,但能够通过制度化的合作机制,通过调整相互的目标,共同解决好矛盾冲突,实现利益最大化。如现在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这样工作可以通过从家庭、社区、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的共同协作工作,通过确定各自的角色确定职责形成无缝对接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12]。

(三)社会治理的形式由经验化向法制化转变

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以人为本,达到善治。而好的治理必须有规则,因此善治离不开法律规范。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法治的意识、没有合法的程序,就会没有社会治理的底线,社会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虽然其社会治理讲究多元、自由,对于普通民众的日常行为管理相对宽松。但是,不得不提西方发达国家会集中资源、力量打击与处理违法犯罪,僭越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对于没有违反法律、没有严重触犯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政府一般不会干预[13]。因此,现阶段提高我国社会治理的水平,就要解决社会矛盾与现行的法治机制的冲突。以前我国社会治理更多强调人治,现在我认为法治是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依靠常态的制度化手段。所以,创新现行的社会治理,就必须依靠法治意识与治理机制来处理社会事务。“我国正进入法制建设的关键时期,各项法律在逐渐完善,以努力实现法制化,实现依法治国。”[14]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取得了一部分的成绩。但是随着现在社会治理工作相连的领域多、工作量大、问题性质复杂,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而现在有部分落后的法律不足以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部分社会治理领域还存在法律的空白。如现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度很高,但在管理社会组织方面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律,有的社会治理问题虽然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但缺乏位阶高法律规范。这一些问题,都需进一步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加强立法工作,通过实地的调查研究,推动相关领域的立法工作[15]。

(四)社会治理的模式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和“社会管理”概念相比,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表明了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变化。确实,和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概涵盖的内容更加的丰富,社会治理讲究治理方式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换,因此要正确明确政府在治理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要发挥的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不仅需要社会本身的成长和成熟外,更要求政府能够践行自己的改革诺言,实现政府自己的的角色与功能转型。可是,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什么样的治理制度化道路可以帮助我们国家理清国家与政府的权力边线、怎么样正确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可以真正做到让社会问题回到社会自身当中来解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通过全面建立有效的权力清单制度,划好政府权力运作的制度框架,确定在社会治理过程当中政府与社会的分工问题。在《决定》中,明确相关的权力清单的制度要求,提出要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要依法公开权力运行的流程,通过“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现有的治理活动决策、管理、服务、结果公开”。这样的要求则让政府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提供了可能[16]。

(五)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转变

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不仅是为效率,更重要的在效率中体现社会公正,以人的全面实现为最终目的。我们知道当前治理的重点是民生问题,关键环节是发展社会事业,做好现有的公共服务。依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努力实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解决好最联系人民群众的根本问题,重点方面是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推进社会的事业改革与创新,以此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社会治理方面,各级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不仅要GDP的增长,也要确保社会公共服务优质化。

因此,各部门要增进公共利益、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形成一整套完备的治理制度体系,克服在社会事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的体制、机制弊端,在制度上从根源解决政府在现阶段发展社会事业的动力问题与持续力问题[17]。

四、结语

社会治理制度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命题提出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想要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就要形成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创新少不了理论的支持,但在实践中防止治理的失效,关键还是要从制度人手,进行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我们应该在立足本国国情基础上,不断加强源头治理的制度化保障,努力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参考文献:

〔1〕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5-11.

〔2〕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

〔3〕刘守英,等.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M].上海三联书店,1994.253.

〔4〕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1.35.

〔5〕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375,377.

〔6〕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2).

〔7〕周瑞金.社会管理的历史、现状与创新[J].炎黄春秋,2012,(4):1-7.

〔8〕吴肖天.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是社会治理的关键[J].赤子(上中旬),2014,(19).

〔9〕刘东杰.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29-36.

〔10〕何哲.“善治”概念的核心要素分析――一种经济方法的比较观点[J].理论与改革,2011,(5):20-23.

〔1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2〕D.Kttle,SharingPower: Public Governance and Private Markets [M].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1993.

〔13〕房宁.国外社会治理经验值得借鉴[J].红旗文稿,2015,(2).

〔14〕耿旭.新形势下的城市基层社区管理创新:缘起、现状与前景[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4,29(3):52-57.

〔15〕麻宝斌,任晓春.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挑战与变革[J].学习与探索,2011,(3):95-99.

〔16〕袁浩.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值得期待[J].新西部旬刊,2013,(11):4-4.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篇4

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

(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

(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二、关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三)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一是拓展“党建+”模式,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社区党建要融合“网格化”管理,逐步形成“小网格、大党建”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探索“党建+群团”“ 党建+社工”“ 党建+网格员”等工作模式,采取“群众点单、社会组织接单、政府买单、第三方验单”的公共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将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至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二是创新精准化服务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目标。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对一般人群、特殊人群、重点人群,精准分区分类服务管理。在扶贫、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领域,创新方式方法,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三是实现技术智能化,以科技主导基层治理。科技从来都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用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理念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科技含量,做大做强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篇5

论文关键词 城市 国际化 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

在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城市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初步迈入国际化城市行列,社会治安日益复杂化,城市社会治安管理面临严峻挑战。城市化进程中应如何转变社会治安管理观念,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机制模式、策略手段,建设国际对接机制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治安研究领域的新课题,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城市国际化进程的新事物、新特点,切实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建设。

一、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念

(一)国际化的基本义是一种技术策略

维基百科认为,“国际化”是相对于“本土化”的信息资讯领域概念,指调整软件,使之能适用于不同的语言和地区。本土化则是指当移植软件时,加上与特定区域设置有关的信息和翻译文件的过程,更适合于“特定”地方的使用,而另外增添的特色。国际化意味着产品有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潜力,以普适性和包容性应对本土的多样复杂性。

(二)城市国际化实质是城市经贸交往现象

城市国际化研究起因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出现,世界城市的概念1915年由格迪斯提出,是指随着城市世界贸易的拓展,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应用的作用和能力范围的日益扩大。因此,城市国际化本质含义应是城市在经贸发展基础上所带来的各种国际影响,从地理意义上城市过渡到观念意义上城市的一种现象,使本土区域域中呈现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领域广泛的碰撞和交流,是本土化向国际化的逆向补充,体现了城市的主动调适和包容性。

(三)城市国际化促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念的形成

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国际化是城市国际化进程的必然。胡锦涛指出“包容性发展”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获得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由此而言,城市国际化不单指经济贸易的增长,还包括社会、教育、法律、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根本任务是解决日趋复杂的社会治安问题,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因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其具体工作实践的国际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国际化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进程而形成的,从最初的一种潜在意识到后来的具体工作方针,最终发展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和实践价值的思想,始终体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服务于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理念。1981年在“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央批转的《座谈会纪要》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要充分认识搞好社会治安对于保障安定团结和经济调整的重要性、紧迫性。1991年《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关于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通知》均表明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创造一个安全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发展历程是围绕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发展中心而发展。

3.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国际化决定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保障经济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从属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城市国际化,客观地决定了法治国际化,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国际化。由于各个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法律法规等存在差异性,维系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大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正常秩序,不仅要有普适性的国际法则,也需要各国法治的国际化对接。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要求参与世界经济贸易的城市必须是法治国际化,体现出法律法规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支撑意义。

总之,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虽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现了发展的历史一贯性,但由于我国法制传统原因,法治体系还没有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念还缺乏国际化问题思考,与城市国际化要求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城市国际化进程中,必须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念,把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以国际化理念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适应城市国际化新形势,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建设。

二、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特征

贯彻“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方针,牢固掌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主动权,需要准确地把认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发展和新特征,知己知彼,有的放矢。从主体原则与方针目标而言,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历史一贯性,而综合治理对象及范畴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更加复杂了。集中表现以下四个特征:

(一)开放性与挑战性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进一步解放人民思想。从治安综合治理层面分析,即是门户渠道的开放,含有形和无形的。(1)内在的价值观念形态方面交流,受控层次低。图书进口呈现多元化趋势,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201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累计进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13.5万种次,引进版权16639种。而且图书进口逐步向数字化转型,很多国外的出版商都已将其图书转换成电子书并推向中国市场。(2)外在地理空间意义的人员、物质流通,受控程度高。仅2012年广东全省口岸入出境人员3.25亿人次,入出境交通工具1943.2万辆(艘、列、架)次。(3)网络门户的开放,信息交往技术可控,影响更大。目前广州互联网普及率71%,家庭上网率则达到88.2%,至2015年,广州互联网普及率达到80%以上,90%以上的市民将通过网络享受工作、生活、学习等服务。流动人口犯罪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流动人口犯罪占被判处罪犯的四成多。因此,门户开放对广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越来越复杂,形成了极大的挑战。

(二)多样性与包容性

经贸全球化推动了城市国际化,加速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象多样性,影响因素的多样性,案例现象的多样性。同时,客观地要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治理观念上、政策法规、治理手段等方面更具有包容性。⑴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相互交织,呈现出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趋势。价值观念的多样性猛烈地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⑵来源国家、区域的多样性。以广州为例,广州毗邻港澳,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与日本、美国、加拿大等22个国家的大城市结成了友好城市,对内对外开放使广州汇聚了来自各个地方,各种领域的人员,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逐步增大。一方面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信息交流和融汇的发展趋势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碰撞和冲突也不可避免。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因素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城市国际化的显著特征,成为社会治安管理重点与难点,对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隐蔽性与严峻性

民族、国家、个人相互之间的价值与利益诉求的矛盾冲突具有隐蔽性和爆发性,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日趋严峻。⑴人民内部矛盾的隐蔽性。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人民对幸福感的追求与现实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人民内部矛盾高发、多发,隐藏性、复杂性、敏感性和对抗性明显增强。⑵恐怖组织活动隐蔽性。与“东突”、“疆独”、“藏独”等分裂势力以及境内外反华势力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三股势力”分子为逃避打击,伺机捣乱破坏,活动方式更加隐蔽,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一定威胁。⑶高科技的隐蔽性。利用新手段在在虚拟网络实现跨区域的违法犯罪具有很大的隐蔽性。随着计算机网络、手机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网上违法犯罪行为与日俱增。由于犯罪手段高超,情节复杂,“虚拟空间”现场勘查难度大,追诉往往难以进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四)时效性与广泛性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宗旨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洲运动会等国际活动的举办,城市国际化表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已经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国际外交事务。周恩来曾说过外交工作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事务性”,任何外交行动和工作当然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城市国际化赋予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治性,因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体现应有的外交特性。外交是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行为,是国家维护本国利益及实现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任何对外交往都必须自觉地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一言一行都能不逾距。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体现出时效性,及时、客观、准确的把握案件,通报案件进展,有时效才有实效,避免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

三、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策略

(一)转变观念,加强领导

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及时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也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工作措施,奠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和法律基础。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城市国际化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必须在加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调整思维方式,应着重强调三种思想观念的转变。⑴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线性思维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复杂性思维。门户的开放性使各因素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静态、孤立的传统计划思维已经完全难于适应变化。⑵随着城市国际化进程发展,要转变执法观念,强化国际化意识,按照国际惯例和规则建章立制,加快推进警务行为的法制化、国际化,工作方法、对象应实现国内、国际一体化。⑶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拓展,工作领域产生了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域也要从现实领域逐步扩展到虚拟网络世界。⑷转变单一的警察治理观念,树立治安社会化的治理理念。在观念形态、理论形态、实践形态等方面逐步探索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全覆盖。

(二)分类管理,建立体系

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通过加强服务来提高管理效能。在“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理念的引导下,根据城市国际化特征构建城市综合治理防控体系。(1)建立强有力的领导体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以政法部门为主体,加强社区、文化、教育协同一致的领导管理体系。(2)通过增强或增设相关职能部门应对社会治安管理的国际化。(3)社会治安管理社会化。始终以职能部门为发端,发动社区居民关心参与社会治安,积极发展壮大保安服务中介机构,重视依靠并充分发挥物业机构、保安力量的作用,整合房屋中介、租赁服务、家政服务等行业的有关资源。⑷根据管理对象建立分类管理系统。城市国际化的基本特征是人员流动数量和强度的增加,因此,对流动人员应分类管理,推行流动人口“一站式”、“一证式”服务,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服务管理新模式。⑸根据城市国际化的特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还必须积极的建设信息公开体系,及时准确的公布相关信息,使国内外媒体和社会公众客观公正的对待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三)加强培训,提高素质

城市国际化对社会综合治理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着重围绕着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外交及相关技术领域,强化人员的综合素质培训,提升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1)加强政治业务培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是人民民主专政一种新的形式,周永康在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汇报会上强调,必须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的要求,始终不渝地捍卫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2)加强应对国际化的业务素质培训。随着国际大型活动及国际交往的增多,基于国内范围的综合治理理念已不能满足城市国际化进行的需求,有必要对警员及相关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国际法制观念、外交礼节及影响等方面的培训,提升应对国际化的能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3)加强职业技术能力培训。高科技、信息技术逐步成为跨区域、国际化的违法犯罪介质,更加具有隐蔽性,因此,遏制高技术违法犯罪,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相关人员进行现代技术培训是当务之急。

(四)加强科技力量,提升综合治理能力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篇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深刻地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党和国家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以及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其中,基于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调整、社会自主与社会和谐构建所应遵循的核心价值原则,而在这一价值原则中,重点是法治。

1.关于法治

法治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法治”的对立面就是“人治”,是对“人治”的全面否定。就价值观而言,“法治”追求的是公平正义、民主人权,其核心是自由与平等,而“人治”则是专制与等级特权的象征;就法律理念而言,“法治”充分强调法律的主导地位,“人治”则是把法律当作一种治理工具,法律是统治者和特权阶层为统治和奴役人民、维护自己利益服务的。世界上最早提出“法治”这一概念的是古希腊圣贤毕达库斯,但他的观点是带有批判性质的,认为法治不如人治。后来,亚里士多德对“法治”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4]罗马政治家西塞罗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致,认为国家应当实行法治。资产阶段革命后,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斐逊以及德里希•哈耶克等西方各国思想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法治理论,使法治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法治文化逐渐形成。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是我国正在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所谓“法治”,就是强调法律的绝对权威,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依靠法律来规范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方式,任何组织和个人的社会活动,都应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法治高度重视。党的十对法治进行了新的定位,即“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5]

2.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作为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社会文化体系,是指法治在人们思想和行为方式中的意识、原则、精神、行为及其价值追求的具体呈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根本要求,为文化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十报告中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高等学校作为培养人才、传播高深学问的地方,既是思想的高地,又是文化的高地。在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和依法治国的社会大背景下,高等学校不但不能袖手旁观,而且应该成为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和法治建设的生力军。

3.高校法治文化

新时期以来,特别进入新世纪的最近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高度重视,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可喜的巨变,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实力今非昔比,大为改观,但高校文化建设特别是法治文化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要在进一步完善相关高等教育立法的基础上,通过依法治理和广泛的法治宣传教育,构建高校主体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体系,最终使法治成为高校治理的普遍性规则,促进高校主体以“文化”的自觉性践行法治精神,真正地体现依法治校。

二、当前高校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校,应该坚持依法治校,包括领导依法管理、教师依法执、学生遵纪守法,而依法治校的核心,是着力加强高校法治文化的建设。但是,当前我国高校的法治文化建设还面临着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一)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薄弱,缺乏驱动力

被形象地比喻为象牙塔的高校,由于其社会职能的特殊性,长期以来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存在。这种相对独立的环境,使得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被有形或无形的围墙阻隔在外,而成为一块难得的净土。这无疑是它令人艳羡的优点,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长期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无形之中比较薄弱。此外,高校管理的行政化,造成了学校依法管理的意识不强;高校重思想政治教育,轻法制教育,再加上高校教师只注重教学科研,学生只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培养,而不重视或忽略了法律知识的学习,致使师生的法制观念淡化。因此,在高校,依法治校虽时常被提及,但还不能成为全体师生的自觉行为,师生们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学习和传播,缺乏足够的内在驱动力。

(二)校园法制宣传教育的氛围不浓厚,缺乏感染力

众所周知,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与科研,自然地,大部分学校对法制宣传教育明显不够重视。有的高校法制宣传教育的制度形同虚设,经费投人不到位,人员安排不合理,甚至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人员安排,需要时临时凑合,应付了事。由于学校不够重视,因此,法制宣传教育的浓厚氛围很难形成。学校的讲座很多,但普法讲座很少。学生的活动很多,但关于法律知识宣传的活动很少,即使有,参与面也非常有限。偶尔有针对师生的普法知识竞赛,但大都是做做样子,走过场,大家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三)法制教育和宣传的方法陈旧单一,缺乏吸引力

据了解,当前我国很多高等学校的法制教育和宣传的途径仍然单一,法制教育和宣传的方法仍然陈旧、刻板,对广大青年学生缺乏吸引力。由于学校不够重视,加上网络时代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想观念对高校的冲击,很多讲授法律课程的教师没有进取心,不把教书育人当成自己的事业,上课成了一项被迫完成的任务,讲课照本宣科,学生听起来枯燥泛味。此外,校园法制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很老套,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很大一部分高校的主要宣传阵地仍然是黑板报、展板、横幅和宣传橱窗,受众面有限不说,主要的还是让人很难提得起兴趣。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社会伦理和公民道德建设的最重要内容,其核心是必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在高校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重点是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笔者认为,高校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培育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法治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三个不同维度分别确立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价值。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在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才是一个美好的公民社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公民。高校师生只有明确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明确法治之于自由、平等、公正的重要性,才会自觉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树立现代民主法治的思维和理念。学校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教育和引导全校师生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以及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将法治信仰植根于广大师生的心灵深处,将法治理念贯穿于学校法治建设的全过程,为学校的法治文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搭建各种平台,采取多种途径,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活动

学校各级领导要加强重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按照教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的要求,把法治文化建设纳人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学校要依托校园媒体,如校园网、校报、校广播电视台和LED显示屏等,以及QQ群、QQ空间、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文化,做到让法治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让把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要注重法律宣传教育的不断创新,告别以往的简单说教,从师生感兴趣的法律热点问题作为切入点,进行多种形式的普法宣传,让师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教育,从而自觉接受法治理念,维护法的权威,弘扬法治文化。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的教育功能,大力开展法治文化教育活动。

(三)强化法治文化宣传教育,着力培养师生的法治精神

十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6]人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不是天生就有的,高校是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要将法治的口号变成师生自觉的行动,法治文化的宣传教育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学校要向师生广泛传播法律知识,更要通过法治文化的浸染和深入渗透,让广大师生牢固树立法治信仰和法治精神。除了通过校园媒体和自媒体进行多渠道、多角度的法治文化宣传外,还可以通过开展法律讲坛,法治文化沙龙,法治文化征文、法治文化演讲比赛、法律知识抢答赛、辩论赛和校园模拟法庭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播法律知识,传递法律意识、传承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使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成为校园文化坚不可摧的一部分。

(四)认真研究法治文化理论,更好地指导法治实践

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对孪生姐妹。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是实践的先导。高等学校要推进依法治校并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组织力量对法治文化理论进行,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指导和参考。有条件的学校,如办有法律专业的综合院校,还可以定期举办法治文化理论的学习和研讨,为校园法治文化建设排除一切暗礁和险滩,照亮和指引顺利前行的道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强国之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法治,就是要对社会进行依法治理,做到一切事物都有法可依以,有法必依,其实质是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下,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进程,使公共权力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政府权力边界得以确立,让全社会崇尚法的绝对权威,人人争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好公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7]高等学校的中心任务是培养人才,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依法治校势在必行,法治文化建设刻不容缓。只有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广大青年学生具备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信仰,依法治国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一定能够变成美丽的现实。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篇7

论文关键词:政治化,教育

 

高等教育学校是学生学习科学知识,接受更广泛的社会角色和文化,坚定政治信仰,培养政治情感、端正政治态度和提升政治能力的重要载体。本科生政治社会化发展的优劣,是衡量高校培养人才能力的标准。长期以来,我校高度重视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以学生党支部建设为龙头,创新政治教化的途径教育,努力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医疗卫生人才。然而,五年制本科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如何考量,同辈群体对个体社会化的影响和政治观念的发展等问题上,缺乏研究和思考。

一、五年制本科生政治社会化的阶段性和连续性

进入高等学府的本科生,处在青春期,这一阶段的大学学习是为未来社会角色做准备的社会学习过程。在现在社会中,人们倾向于把青少年当作孩子,然而青春期生理早熟和心理晚熟形成矛盾,进入大学生活的年轻人不断的摆脱了家庭的影响,接受学校与同辈同学的影响,整合新旧两种情况,面临疑惑和混乱,常在唯我主义和自卑之间来回徘徊,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在这一阶段形成,政治素养和政治能力在这一阶段获得提升。从五年制本科每学年,康复医学专业学生的日常行为和政治表现来看:

首先,入校前学生政治社会化水平参差不齐是政治社会化发展阶段不同的表现。康复医学专业生源来自安徽、山东和福建教育,家庭环境的迥异、地域文化的不同和高中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使得各地生源在政治社会化水平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在年级管理、活动组织和人际交往中都有体现。

其次,各年级政治社会化呈现阶段性差异。从大学生对学生干部的认知来看:大一学生承认学生干部的领导地位,班委有决策执行能力,学生积极参加班级活动;大二学生承认学生干部的班干职务,班委的执行力下降,学生参加喜欢的班级活动;大三学生承认学生干部的日常服务,班委工作以同学利益为出发点,学生对非意愿的事情给予抵制;大四学生承认学生干部的个人能力,学生和班委更加团结有力;大五学生经过一年实习,政治社会化有所提高,学生干部和普通同学在班级中地位平等,差异较小。阶段性的差异还表现在,大学生对自身与辅导员教师关系的认知,对个体心理发展的认知等方面。

最后,学生个体政治社会化进程的差异。虽然个体政治社会化受知识水平、认知能力、实践平台及寝室氛围等因素的影响,在个体政治社会化进程中表现出成长的速度不同。

经过五年的大学教育教育,有的同学政治立场坚定,组织管理能力突出,人际关系和谐,能较好的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加入党的组织,获得广泛的认可;有的同学不善言辞,不会交际,与同学关系紧张,不能较好的适应校园生活,政治发展空间狭窄,学生个体在高校教育后,仍然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这就需要教育者了解政治社会化的阶段性和连续性,针对个体发展进程的不同,做好政治教育工作。

二、五年制本科生粗放式管理中的政治社会化教育

革命先驱孙中山说:“政治两个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教育,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学校的日常管理是学生政治生活的起始,良好的管理有利于培养学生树立政治立场,坚定政治信仰,提升政治能力。我校每名思政辅导员要负责几百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是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的主要实施者,肩负着培养政治过硬的青年人才的重任。因辅导员日常工作繁杂,对学生只能实行粗放式的管理,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教育通过同辈教育和学生党支部的建设来实现。

同辈教育主要包括班级能组织结构建设、学生会建设、学生社团建设和寝室环境建设等途径开展。同辈教育的优点在于:集体由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兴趣爱好相近、年龄相仿的人构成,学生可以在宽松、平等的环境下,较为独立地交流,扮演多种角色,解决人际冲突,更加充分的社会化,并在潜移默化中,按照兴趣,产生共鸣教育,形成班风、学风和校风;同辈教育的缺点在于:政治作为权利主题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支配性和相互斗争性,而在高校期间的同辈教育在政治的统治行为、管理行为、参与行为、斗争行为、领导行为和权威性影响等方面的发展的不充分,这也是大学毕业生竞争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上文所述,大学生对学生干部认知的变化就源于同辈教育中,在平等的环境下,缺乏政治的张力。

在粗放式的管理模式下,大学生基层党支部建设应实行精细化管理。学生党支部建设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的基础,基层党支部建设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党建工作是学生工作的龙头,通过培养合格的大学生党员,以党建带团建,以党员为先锋模范,在粗放式管理模式下,让学生党员发挥管理职能,促进学生党员的政治社会化进程。

三、五年制本科生政治社会化教育的途径

我校在本科生日常教育教学和管理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不乏政治社会化教育的方式方法。总结以下应进一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突出党建工作的基础作用。各学生党支部应认真履行各项职责教育,发挥党支部的作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政治理想、坚定政治信仰、端正入党动机,严格组织发展程序,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提供坚强的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

第二,突出学生社团的实践作用。学校鼓励在校生积极投身各类活动,积极提供活动平台,完善组织结构,完成学生社团管理、服务和教育的三项功能。学生社团应在党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管理,增加学生对社团的关注程度,将学生社团作为政治人才的摇篮,真正发挥学生社团在政治社会化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创造能力和心理素质,发挥社团的服务职能,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又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促进作用,实现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

第三教育,突出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政治社会化就是要学生的政治思想符合社会成员在政治思考中所形成的观点和想法,理解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政治活动、政治现象,理解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含义。突显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作用是高校履行社会化职能的重要形式,加强两课的教学,开辟新的教学途径,是进一步强化我校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的要求。

高等学校是青年学子社会化的重要时期,也是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青年学子的社会化的发展进程,既有自身努力,更重要的是高校能为之提供的社会化平台。培养政治素质过硬的德才兼备的医疗卫生人才是我校的目的,关注人才培养应关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进程,在这一个进程的各个阶段,为不同背景、不同环境、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发展空间,让其在独立自有的政治文化氛围里努力前行。

参考文献: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崔李娟才源源.《社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篇8

关键词:社区;公民自治;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0-0248-02

城市社区是公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综合基础的群众基础机构。构建和谐社区对进一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提升公民的幸福指数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不同社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社区理论进行研究,社会学界对社区概念尚无统一定义。但是总体来讲,有关社区的经典概念一般都包含着区位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社会心理要素四方面内容。城市社区公民治理是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社区公民治理能力事关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明确社区公民治理能力的构成及决定因素,可以为提升城市社区公民治理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和践行参照。

一、社区治理公民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随着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不断实践和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公民应该扮演社会治理中的主要角色。理查德・C・博克斯在其著作《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中指出:“如果说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改革家们倡导建立最大限度的中央控制和高效率的组织结构的话,那么21世纪的改革家们则将今天的创新视为是一个创建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结构(citizen-centred governanee structure)的复兴实验过程”。明确提出公民治理模式的博克斯指出了公民治理中三种公民资格――搭便车者、看门人和积极参与者。比较而言,显然公民治理的主导是积极参与者。此外,社区公民治理与代议者和公共服务职业者有关。但博克斯认为代议者和公共服务职业者仅仅是公民的支持者和帮助者。具体而言,代议者负责为主导社区治理的公民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社区公共服务者负责为公民更好地自主提供咨询服务和帮助。

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保障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政治权利。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这为社区公民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可见。城市社区公民自治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自主治理,是中国特色的公民治理范式。

二、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构成

社区治理的基本组织架构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议事会、居民委员会、社区监事会、集体资产管委会、经济社会合作组织和志愿组织。根据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内涵和社区治理组织的基本职能,可以将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分成以下四方面:

1、贯彻国家政策的能力

社区是基层行政区划的重要组成,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政策的贯彻离不开社区的落实。社区对政策的贯彻,即使政策内容变为现实的行动过程,需要经历组织准备、制定计划、政策宣传、全面推广等众多环节。贯彻国家政策的过程同时也是提升社区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过程,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也是党和政府确立执政理念合理性、树立执政地位合法性的过程。

2、协调居民关系的能力

处于同一社区的居民存在着广泛的互动和社会认同。这种互动和认同感受社区面积大小、种族心理特性、社区居住人口等方面因素影响而略有差异。但是,即使相同社区的居民存在着公共利益,但是利益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当前,我国社会分T日趋细密,经济结构多元化,不同行业处于不同产业链或相同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因而居民户收入差距有明显拉大趋向。旧有的福利分房早已被大批商品房取代,原子化的公民之间更容易产生不信任。社区的异质化程度越来越高。这要求以地域为治理基础的社区公民治理者更要有协调不同利益群体间利益冲突的能力,主动耐心化解复杂矛盾。

3、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

公民治理强调公民的自主治理,社区公民才是社区的真正主人。社区公民主导社区治理过程,从公民意见的表达、公共选择的决策到公共产品的生产、公共服务的提供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连接社区居民最重要的纽带,涉及社区的交通、治安、娱乐、环境等方方面面,对于社区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有重要影响。传统福利经济学认为,如果一种产品是纯公共产品,而个人不愿经营,利润不能偿付费用,外部效应十分明显的物品应有国家和政府来提供,因为政府大大降低交易费用,解决外部效应,同时能保证供给的公正性。按照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和分类,社区所提供的应属于准公共物品或准私人物品。不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一般由社区居民特别享有。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公共经济学家提出的“多中心供给”理论认为:在解决诸如“公地悲剧”等公益事业供给时,政府和私有化不是唯一方案,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还存在社会组织的有效供给机制。这从理论上为社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了可行性依据。

4、扩大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

社区公民自治本身就是公民行使基本政治权利的有效结果和有益体现。公民自治,一方面建立了由下及上的利益诉求机制,使公民的真实诉求得以表达,提高社区公益事业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提高了公民的政治热情,增强居民对所在社区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减轻公共决策践行中的阻力。此外,政治参与实际上也会产生监督效应,使得各个主体在相互博弈中得到锻炼,实现公共资源配置中帕累托最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随着服务型政府理念的确立,经济建设的职能已基本从社区治理功能中剥离,社区把有限的注意力放在发展社会公共事业上,更好地体现其社会管理职能。

四、城市社区公民治理能力的决定因素

分析社区公民治理能力的四大构成,可以将总结出对公民治理能力起决定性的四大因素。

1、组织结构

结构强调各部分在整体中所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合理的组织结构使组织高效运转的必备前提。社区治理组织众多,因而协调好各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公民有序参与治理的关键。公民治理模式下的社区组织必然是围绕社区居民切身的公共利益诉求的,因而必然是有效率、有效益和有效能的。

2、管理制度

我国的社区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能机械地与西方语境下的公民治理视为等同。“党的领导是我国基层社会公民治理的优势和特色;但同时,党组织的领导和基础社会自治的矛盾与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悖论。”社区即使公民进行自治的有效组织,同时也是基层政府与公民社会接触和沟通的必经途径。当“经纪人”和“人”角色发生冲突时,如何进行选择是摆在社区治理者面前的难题。因而,从法律上、制度上对公推直选社区治理者进行约束,

明确社区治理者的职位说明书,是决定公民治理的重要因素。

3、公民社会成熟度

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的社会经济背景,不成熟的公民社会将大大制约着我国基层社会公民治理的效(徭248爽)

果。公民文化、公民理性、公民组织的数量、生命力、组织化程度、自主性都是影响公民社会目标函数的因素。帝制中国的长期以来推行专制主义等一系列原因,使得中国社会彻底根除臣民文化,营造成熟文明的公民社会尚需时日。

4、个人素质

如果说以上三点都可以归为决定社区公民治理能力的客观因素的话,那么优秀的治理者素质就是重要的主观因素。首先,公民治理组织的管理者应具有较高的思想素质。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不仅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良好的工作作风,真正为社区居民提供符合其需求的公共利益,而言要时刻牢记权力的公共性来源,杜绝、集权治理的等腐败行为。

五、提升城市社区公民治理能力的建议和对策

由于当前我国城区社区公民治理尚处于初级阶段,所以仍需在基层政权的主导下有序开展,但是这并不妨碍公民治理的深化与推进。通过社区治理,提供足量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提高居民幸福指数的最直接途径。社区公民治理又进一步兼顾到基层社会的民众参与度,从而确保所提供的公共品真正符合居民需求。居民是社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和评价人。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社区公民治理也在部分地区如火如荼地开展,在此过程中,公民治理为社区居民谋福利,同时也产生了相当大的正外部效应。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社区公民治理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为此,可通过以下措施提升城市社区公民治理能力:第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公民社会内涵丰富,层次多元,构建公民社会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第二,完善社区自治制度,建立有效监督机制。不同的区位影响着社区治理的组织架构,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模式,组织的名称和职能也不尽一致,但是确保社区监督机构的独立性是自治制度的重要特征,切实推进自治制度的有序化、规范化、程序化。第三,加大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额度。社区的开支主要源于基层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其他福利性捐赠。充足的财力支撑是社区生产和提供丰富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必要前提。第四,加强对社区自治治理精英的民主选拔。竞争选举是民主的重要体现。选举竞争能够有效地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与腐败,使民众的诉求得以表达,生产符合民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而确保权力的合法地位。社区治理涉及的人口相对较少,具备实现竞争选举的可行性。第五,不断推进自治制度中的创新,理顺社区自治与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实现社区自治与官方治理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孙柏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屠火明,史云贵:《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3月,第51页

上一篇:管理学的基本知识范文 下一篇:初中地理复习课教学设计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