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范文

时间:2023-09-23 05:48:32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1

    

    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应当解决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积极意义,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必要性。所以,应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推定中国文化的特质。上论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由哲学所决定,中国的科学与宗教也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科学的特质是形上性。所谓科学,是由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特征的学科形式。与西方科学不同(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所决定,西方科学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以形而下的科学原理,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为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人类社会步入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中国科学以儒学和道学为理论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论命题,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理路,使主体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学思想体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认识,形上性的中国科学则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存在的认识,其本质性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形上性的生命科学原理是主体的“形神中和”,[13]从而实现了“以至于命”的价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生命科学,但因其把主体的生命客体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实现“以至于命”,而且使生命在客体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价值)。春秋之后,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断发展出成熟的中医学和以丹道为代表的道学,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学科形式,成为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科学形式。儒学则以“以至于命”作为生命科学的理论形式,但因后儒的误解而失落。应当认为,通过正本清源,明确认识儒道本一的科学原理,在步出后儒的理论误区之后,儒学将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宗教的特质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则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推定并定义中国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会效用论之,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质是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则是客体(由上帝决定)超越性。随着西方理性的没落,西方宗教出现了危机,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进路中,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空前的危机。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道教与儒教的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使本体与主体中和贯通,主体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学提供了保证。中国近现代的西化进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学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与生命科学中和贯通,最终使宗教消亡,是当代“宗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进而以哲学为基础推定的科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显然,以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为指导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体论与主体论中和贯通,进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与人类生存本质相统一的文化建构,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在统一,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

    

    总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优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优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构并于现代复兴,实现中学西渐,开创人类文化的新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目标。

    

    历史将表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后,通过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文化,将使人类历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发展,中国文化将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参见拙作《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载《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说卦传》。

    [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辞传》。

    [6]参见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辞传》。

    [8]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1]鞠曦:“编者前言”。《恒道(第二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12]《论语》。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2

关键词:传统茶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域问题;对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大学生进行针对性影响,帮助青少年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道德标准,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传达有着决定性意义。针对大学生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研究是针对高校新课程改革出现的不同思路,是基于民族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关系衍生出的内容,研究内容更加具体,拥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本文主要从论域、论域问题及对策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与现代教学实践结合,确保学生通过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了解传统茶文化,使我国传统茶文化焕发全新活力。在思想政治课中不断加入新的文化元素,在优化课程结构的同时增加学生对课外知识的掌握量,有助于学生形成符合核心四项要求的“三观”。

1大学生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论域

我国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史、传统茶文化传承与两者内在联系三大论域。

1.1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史

我国饮茶历史悠久,品茶作为文人雅士娱乐、社交的重要内容被赋予了丰富文化内涵,其中茶道提倡的君子之道(例如:礼仪、谦让)等优秀品质,是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着大量交叉的。传统茶文化中做人做事的道理和古代名人的哲理小故事可以被引申到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生活化场景阐释理论内涵,使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血有肉。我国作为古老的礼仪之邦,传统文化对个体的道德修养有着很高要求,全面学习掌握优秀传统文化对增强学生综合素质,发掘我国传统文化精华有着重要实践意义。

1.2传统茶文化的传承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挑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过分教条和完全排斥都是片面的。在充分了解传统茶文化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是发展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传统茶文化中强调的和谐有礼,茶艺文化中对生活的热爱和美的追求是与时代精神相符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针对地从中汲取养分。

1.3两者内在联系

我国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系,是以传统茶文化思想内涵为基础,将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交叉。茶叶的冲泡、饮用过程有的礼仪环节和操作技艺,蕴含着我国传统君子对生活的态度和与人相处模式。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就是对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与教育,这和传统的中华文化中的君子之道是相通的,先贤故事的引导侧面激励学生自发严格要求自己,知行合一、谦谦君子等传统观念对当代道德观念的塑造有着重要导向作用。因此,传统茶文化的传承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都是教人向上。

2大学生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域存在的问题

2.1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没有明确认识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网络信息,生活节奏的加快使独立包装的快销饮品受到校园欢迎,品种多样的饮料选择使学生忽视茶叶,由于缺乏充分了解特色传统文化的环境,大学生对传统茶文化认识普遍不足。青少年是发扬传承传统茶文化的重要预备力量,但目前大部分学生对茶文化的了解还停留在影视作品,即使少数喜欢茶饮品学生也更愿意选择简便快捷的茶包。对传统饮茶风俗不够了解,是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工作开展的最大障碍,一些人认为两者结合就是单纯地把茶文化学习列入思想政治教育课本。这种错误的理解使一线教师不相信茶文化理论会对思想政治教育起到积极作用,面对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问题大多老师持怀疑态度。

2.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忽视传统茶文化积极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提高群众思想道德水准的重要手段,也是当代大学生的必修公共课程。长期以来采取相对刻板的理论教学和单一的应试考核方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固化,学生大多通过背诵方式记忆知识点获得好成绩,对测试之外的知识缺乏学习动力。授课教师对常规课程的重视度不够,工作主要依靠课本“照本宣科”,没有了解过学生的掌握情况和接受能力,片面采取“老师划重点,学生背重点”学生对教学新元素的引入比较排斥。授课教师需要认识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茶文化的积极作用,通过多样化的考核方式,使学生关注的焦点不再集中如何应付考试,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

2.3研究方法存在误区

由于研究时间较短,我国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过程存在着一些方法误区。首先,传统茶文化涉及范围广阔,单纯以学科建设角度分析会存在偏差,一些学者将传统茶文化割裂对应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断章取义的理解无法触及传统茶文化的真正内涵。其次,文化的创新和融合应当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充分了解上,单纯强调理论的逻辑性忽视传统茶文化所处时代背景,无法帮助学生真正理解传统茶文化传达出的时代精神。受错误研究方法的影响,我国传统茶文化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口径不一的研究结果无法很好融入常规教学中,为研究理论的实践造成很大难度。

3解决论域研究存在问题的对策

3.1明确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方法

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目的:是希望可以通过文化的碰撞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因此,两者结合需要符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色,通过对传统茶文化的不断内化,使两者达到有机统一。现阶段,针对高校对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关注度不够,应当在具有可操作性基础上,通过教研活动、主流媒体宣传等方式确保工作的顺利展开。考虑到我国传统茶文化的丰富内涵不能急于求成,要立足于高校教学实践稳步展开,使教师和学生有机会充分参与到学科改革中。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传统意义上比较“枯燥”的思想政治课发挥出最大效果,教学相长,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共同进步。

3.2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入传统茶文化

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增加传统茶文化元素,以课后课题活动、著名典故分享等形式使学生具备基本茶文化常识,逐渐对茶文化产生兴趣,避免生硬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添加传统茶文化理论知识。教师应当注重自身业务能力的培养,通过不断再学习,定期组织茶艺工作者在校展开讲座及实践教学,帮助在校师生对传统茶文化的发展和蕴含的思想政治内容有所了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需要校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确保实施开展教学实践必须的经费和活动场所,从本质上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对传统茶文化的理解。

3.3针对研究方法误区不断修正

意识到研究方法存在问题,就要带着问题不断纠正调整方法,开拓学术事业全面看待传统茶文化。传统茶文化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对已有理论的支持和解释,其本身依然具有学习价值,需要我们不断通过研究发掘出有价值的部分。在研究中引入实证,避免单一逻辑推断可能带来的谬误,从实证入手寻找问题、解决问题,在传统茶文化中更广泛的应用科学研究方法。

4结束语

大学生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论域问题及对策,可以在帮助高校进行特色学科建设的同时对大学生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丰富。这种结合利用传统茶文化涉及的多种知识,寓教于乐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加深大学生对传统茶文化了解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度,为弘扬传统茶文化和现代教育结合提供全面的帮助和可行性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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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继红,王易.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论域、问题与趋向[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11):89-93.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3

关键词:高中语文;传统文化;契合策略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对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新要求,把高中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熏陶契合开展,是现代语文教学的新要求,也是高中语文教学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探讨高中语文与传统文化契合存在的问题,以及有效的结合策略。

1高中语文与传统文化契合的现状

1.1没能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元素。通过语文教学实践可以发现,学生最感兴趣的往往是语文课堂教学的辅助阅读资料,这些阅读资源不仅信息含量丰富,而且其中蕴含着大量的传统文化内容,是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重要渠道,这也折射出高中语文教学挖掘传统文化的缺失。首先,高中语文课堂给学生提供的传统文化教学内容较少,没能满足学生的语文阅读和学习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文言文教学、古典文学名著教学、历史文化散文教学中没能充分的进行传统文化熏陶。其次,传统文化教学机械,没能把传统文化知识有效的传递给学生,还主要以知识介绍为主,没能采用辩证的教学态度,学生获得的传统文化的信息内容较为肤浅,存在教学简单化和形式化问题。最后,教师研究传统文化投入少,没能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教学价值,在静态教学观念的影响下,传统文化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不突出。1.2缺少科学的传统文化渗透方法。传统文化的魅力建立在科学的教学方法基础之上,只有高中生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才能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价值。首先,教师没能结合语文教材进行传统文化教学,传统文化与课堂教学联系的不紧密,例如,在《师说》的讲授过程中,没能形成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氛围。单纯建立在课文翻译基础上的传统教学方式,没能让学生深刻领会师道尊严的价值。其次,教师没能实现课内课外的结合,没有在课堂教学把握传统文化渗透的重点和有效方法,不能掌握科学的方法把传统文化嵌入到语文课堂上来,没能及时解决来自学生的文化困惑问题。最后,信息化的渗透方式是当前的主流教学方式,但是课堂教学中没能探索出形成学生良好价值观和激发学生情感的信息化传统文化的教学方式。

2高中语文与传统文化契合的原则

2.1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原则。在高中语文课堂进行传统文化教学,不仅要帮助学生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而且还要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汉语言思维,引导学生认同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赞同汉语言文字的文化艺术魅力。首先,应当注重使用简洁、生动、形象的语言展示传统文化,注重展示传统文化的语言美与文学美。其次,引导学生理清文章思路,特别是在把握经典文学作品时,要引导学生以汉语言的思维方式把握传统文化内涵,形成正确的文化观。2.2理论结合实践教学原则。高中语文进行传统文化教学,必须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既要进行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又要结合学生的实践,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形成深刻印象,帮助学生在内心认处认同并实践优化传统文化。首先,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语义的理解,全面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潮流与内涵行为与价值认同。其次,要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和传统民俗活动进行教学,例如,引导学生在端午节理解理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情怀等,促进学生践行优化传统文化。此外,还可结合乡土特色,开展地方性教学,注重挖掘地方传统文化现象进行语文教学。

3高中语文与传统文化契合的策略

3.1挖掘语文教材内容策略。为了实现高中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相契合目标,应当从高中语文教材出发,注重挖掘语文教材中渗透的传统文化内容,培养学生的整体语文素养,实现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契合目标。首先,教师应当全面熟悉教材,深入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围绕教学目标对传统文化教学素材进行整合。其次,优化教学设计,使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把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呈现出来,帮助学生在良好的情境氛围中科学的掌握传统文化内涵。最后,把文本中的传统文化元素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联系,把课堂教学渗透到学生日常生活中,促进学生产生情感与生活的共鸣,帮助学生掌握教材中传统文化内容。例如,在课文《兰亭集序》的教学中,在讲述“不知老之将至”时,可以结合论语中“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的珍惜时间例子和语句,引导学生深刻感知时不我待之感,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中有关时间的观念,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文中语句。3.2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兴趣。为了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还必须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在传统文化与高中语文教学的契合中,全面提高传统文化教学的效率。首先,在高中语文传统文化教学中,应当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教学方式方法,以直观的形式把传统文化元素生动的展示出来,为传统文化教学形成良好的氛围,全面提升学生的主观学习兴趣。其次,可以利用多种教学形式,包括学生的亲身体验参与等形式,帮助学生更好的融入传统文化,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形成学生深刻的记忆效果。最后,从学生感兴趣的历史典故等出发,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现象进行深刻的思考,还可以结合传统文化的经典视频,引导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把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传递给学生。例如,在《林黛玉进贾府》的教学中,可以结合传统礼仪,帮助学生理解文中繁琐的仪式,从而引导学生对文化中微妙的人物关系进行深刻体会,进而全面的把握人物形象,使高中生对文本形成深入理解。3.3结合课堂拓展传统文化阅读。为了起到语文辅助教学的作用,应当结合高中语文日常课堂教学内容,给学生提供丰富的辅助教学内容和传统文化素材,促进学生在在不同的辅助教学中全面感知熟悉传统文化,并且对古代经典文化有更充分的领略,形成学生较好的传统文化修养。首先,教师可以围绕课堂教学中的内容,为学生推荐精典的古典文化的篇章段落,促进学生在自主阅读中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其次,采用循序渐进的教学策略,把机械的教学内容生动的讲授给学生,重点对其中的文化现象进行重点阐述,这样可以引导学生从内心深刻的感受传统文化的内涵。最后,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多接触古典文化名著,同时阅读一些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散文,例如,引导高中生从余秋雨,秦牧等人的历史文化散文中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全面提升学生的传统文化的修养。当前高中语文教学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实现高中语文与传统文化契合的目标,不仅可以提升语文教学的趣味性,而且还可为高中语文教学营造良氛围,促进学生更好学习语言文字知识,形成学生良好的语言素养。为此应当挖掘传统文化内容,科学使用教学方法,提升学生理解传统文化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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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海英.浅谈高中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语文思维[J].学周刊,2016(7).

[3]李敏.探析人文教育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J].中国校外教育,2016(23).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4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主要特征、主要作用。

2.能力目标: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全面地分析传统文化兴衰原因;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双重作用。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通过情景的创设,使学生能够切实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激发学生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树立看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一、教学重点、难点、疑点分析

1.教学重点:传统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2.教学难点:传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鲜明的民族性;继承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3.教学疑点: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流于表层,难以把握其中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三、教法和学法

1.教法:情景创设法、问题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

2.学法:参与学习法、自主探究法。

四、教学设计说明

1.学情分析:本教学设计主要面对北京地区高二学生。这一阶段的学生已具备一定理性思维能力,对身边文化现象有一定关注,并能较为全面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但是,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都不够深入,观点比较片面。

针对这样的学情,此教学设计立足于以下三点思考:首先,选择北京地区的文化现象作为案例,贴近学生生活,便于引起学生的关注,激发学习热情。其次,通过一系列情景创设,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地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深入地、辩证地思考。最后,将传统文化的常识性内容与教材内容相结合,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近距离接触北京传统文化,借由北京传统文化的自身魅力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激发学生继续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

2.教材分析:文化生活的内容“易讲难精、易教难学”,“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一课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这一课的内容中,如果无法将抽象的“文化”与学生生活联系起来,就无法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故而,这一课的教学“情感引导为上,知识记忆为下;贴近生活为上,空谈文化为下;辩证思考为上,照本宣科为下”。

3.教学设计思路:本教学设计旨在创设贴近学生生活的情景,让学生对一些“有所思考但不够深入的”问题进行真正深入的思考和表达。在思想的碰撞和教师的引导下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树立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以学生关注的北京2014年高考作文题“老规矩”导入课程。以学生感兴趣的方式将传统文化的概念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

其次,介绍并分析传统文化的概念及传统文化的四种主要表现形式,逐一以案例加以说明。以四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案例来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传统文化的兴衰原因。

“传统习俗”的教学以“俗语的释义”和“春节习俗的变迁”来引导学生关注传统文化内容及形式的变迁。

“传统建筑”的教学以学生们“耳熟能详”却又“知之不详”的四合院作为案例。在普及北京传统建筑知识的同时,以“梁林故居的拆除与重建”来引导学生正视我们曾经对待传统建筑的错误态度,强调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能够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传统文艺”的教学则选择“相声”作为代表,提醒学生注意在传统文艺中不仅有“庙堂文化”也有“草根文化”。让学生在较为轻松的氛围中零距离感受这种诙谐的艺术形式。引导学生认识传统文艺的传承和发展也需要文化本身的生命力,在不断完善和创新中适应时代的变迁。

“传统思想”的教学是在之前一系列案例铺垫的基础上,鲜明地指出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我们需要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所以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最后,以归纳法总结传统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和鲜明的民族性;回顾本课所讲的重点内容之后,以两道高考真题作为课堂练习巩固学生所学。

五、教学过程

1.导入环节,情景创设。

【教学演示】PPT演示《2014年高考作文题目“老规矩”》及其材料。

【教师过渡】同学们,我们的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老规矩”,在这些行为准则的背后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内涵我们习惯性的把它们统称为“传统文化”。这节课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我们生活的地方——北京,聊一聊关于它的“传统文化的继承(板书)”。

2.新课讲解。

【教学演示】PPT演示“传统文化的定义”以及“本课的整体框架”。

【重点概念讲解】我们首先要明确传统文化的概念,它是指: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对于这一概念我们有两点应当特别注意。第一,我们说的传统文化一定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不是别的国家的文化。第二,传统文化一定是传承至今的、相对稳定的文化。那些尚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新兴的文化现象我们不能将其视为传统文化。

【教师过渡】在了解传统文化的概念之后,我们以北京的传统文化为例,从北京的传统习俗、传统建筑、传统文艺、传统思想(板书)四个方面来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传统文化。

首先是“传统习俗”。老北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礼数多,讲究多,禁忌也多。有很多俗语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为同学们准备了一些。下面我们来一起解读这些俗语背后的文化含义。

【教师过渡】在传统习俗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传统节日。以我们最熟悉的春节为例,你们家中过春节的活动都有哪些呢?

【学生回答】守岁、吃饺子、压岁钱、贴福字、放炮竹、看春晚等等。

【教师引导】刚才同学们分享的过年传统习俗如今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网络春晚、电子鞭炮的出现,将传统的习俗和现代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丰富了我们的传统节日。过年的习俗在内容上比较稳定,但是形式上不断丰富,这种一脉相承却又不断发展的“稳定”我们称之为相对稳定性。

【教师过渡】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传统建筑,它被称为“凝固的艺术”。老北京的传统建筑有很多,同学们熟悉的都有哪些?

【学生回答】故宫、天坛、颐和园、圆明园、恭王府、四合院等。

【教师过渡】刚才有同学提到了四合院,它是北京极具特色的一种建筑风格。下面我们就来一同感受下四合院的特有魅力。

【教学演示】PPT演示四合院的图片,并按图讲解四合院的特征与文化内涵。最后一幅图片为梁林故居的图片,详细讲解。

【教师引导】2003年9月23日,包括梁林故居所在的地块共1. 67万平方米的土地被富恒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土地协议出让的方式获得,梁林故居被“维护性拆除”。一代国学大师的故居,不仅没有得到良好的维护,反而成为一片瓦砾。为了一些经济利益,竟然将这些传统建筑无情拆除,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好在2011年1月东城区文委表示“梁林故居”将原址恢复修缮,最大程度地恢复原貌。这一传统建筑的重生提醒我们过去的错误不能再犯,要树立正确对待传统建筑的态度。

【教学演示】PPT演示老舍、梅兰芳、侯宝林的照片。

【教师过渡】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老北京的传统文艺。同学们来认一认这三位文艺名人分别是谁?又分别代表了哪些中国的传统文艺呢?

【学生回答】老舍(舒庆春)——小说、戏剧、文学;梅兰芳——京剧;侯宝林——相声

【教师引导】可见,传统文艺不仅有“高大上”的庙堂文化,也有贴近我们生活的草根艺术。下面我们放松一下,一起来欣赏一段相声。跟随他们的表演,一起回到相声最繁荣的“天桥时代”去探索传统文艺的兴衰之谜,也同时去了解一下老北京人褒贬不一的生活方式。

【教学演示】播放相声《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关于天桥文化以及老北京人生活方式一段。

【教师引导】在刚才这段相声中我们其实已经找到了传统文艺的兴衰之谜。艺术需要观众,需要生长的土壤;现如今传统文艺没落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如此。传统文化不能要求观众无条件的喜爱,不能固步自封、不能孤芳自赏。传统文艺只有根据观众的兴趣变化做出革新与调整才能焕发新的生机,才能达到保护传统文艺的目的。

【教师过渡】从刚才的相声中,我们还听到了一些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能最直观地体现人们的思想。北京作为六朝古都,常年生活在“皇城根”下的人们有着其独特的思想品质。“北京精神”中的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是对北京人传统思想优点的高度概括。当然,北京人的思想当中也有“好面子”、“讲排场”、“好享受”等一系列的“不足”。这些“不足”也会对新一代的北京人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老北京传统思想中的优点与不足呢?

【学生回答】我们应该发扬传统思想中的优点,摒弃其中的不足。

【教师讲解】同学的想法非常正确,我们将其总结为十六个字,这是我们这节课最重要的内容,即面对传统文化我们正确的态度就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教师过渡】总而言之,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各异,但可以看到它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第一是它的相对稳定性,相对稳定是指它形式上的稳定与内涵上的不断变迁的动态的统一,不可以狭义理解为一成不变。之前讲到的春节习俗的变迁能够比较好地体现这一特点。第二是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它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

3.总结练习。

【教师总结】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本课的内容。我们从传统文化的定义人手,了解了传统文化的四个主要表现形式是传统习俗、传统建筑、传统文艺、传统思想。继而归纳总结出了它的两大特点是相对的稳定性和鲜明的民族性。在面对传统文化时,我们正确的态度应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5

“跨越性批判”是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比较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而得出的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新认识。跨越性批判在延续学界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特质认识基础上,强调这种辩证批判的动态性和立场的传统性。从跨越性批判方法论视角来看,在党的十以来确立的以“文化自信”为根本出发点、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主要方法的传统文化观,不仅传承了“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中的辩证法精神,同时通过对批判立场的转换回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的实践困境,开创了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和新进展。

[关键词]

传统文化观;马克思方法论;跨越性批判;批判继承;文化自信

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对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的比较发现,马克思自称为辩证法的学术批判方法,其实质是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转换的动态性“跨越性批判”。从跨越性批判这一方法论视角审视传统文化观,我们可以发现的传统文化观既是对“批判继承”原则之合理性内核的理论传承;同时,又通过对“中国梦”的历史衔接和文化自信的根本地位确认,实现了批判继承的立场转换,从而回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之实践困境的学理原因,实现了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

一、从破到立:中国传统文化地位的百年巨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帝国列强的侵扰。为摆脱中国近代落后屈辱的现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从而使中华民族重新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国人遍寻救国救民之良方。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经历了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包袱到时期的“四旧”,最后回归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这一文化自信的百年嬗变。一百年前的今天,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阶段。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有着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用源自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武器,拉开了旨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迅速推开,并起到摧古拉朽的思想启蒙作用,其背后既有清末后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中体西用”实践失败的现实刺激,更有经严复结合中国现实需求而转述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潮的学理支撑。在进化论的思维范式下,空间意义上并存的中西文化被解读为时间维度上的古今序列。而近代中国的没落也由此被用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过时性。反过来,中国传统文化也被看做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沉重历史包袱,甚至是保守腐朽的历史阻挡力量。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内容的孔孟儒学则首当其冲被作为批判的对象。基于此,留日归来的吴虞一提出“打倒孔家店”,便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盛行的口号和标志。另一方面,由于儒学主张孝为仁之本、百善孝为先,新文化运动自然也将批判孝道、鼓励新青年勇敢走出“吃人”家庭作为改造旧社会、重塑国民性的重中之重。甚至为了对抗文化传承的历史惯性,胡适等人还曾提出废除汉语等全盘西化计划。实际上,为了深入批判“三纲”、旧礼教,鲁迅、吴虞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礼教吃人”说。但此说并非新文化运动首创,早在乾隆年间,早期启蒙思想家、汉学家戴震即有理学“以理杀人”之说。[1]然而,李贽、戴震等人对儒学的批判是从儒学真伪或从儒学道统与政统的区分层面来进行的内部批判。这种批判虽然不乏思想启蒙意义,但其宗旨还在于维护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学道统。一旦把对儒学的批判纳入进化论框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只剩下存废与否的零和选择。现代新儒家梁漱溟正是看到这一批判的深层逻辑,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力图通过将中、西、印三种文化视作空间并存、各有优劣的文化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承续的合理性。然而,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面前,传统文化的艰难呵护不仅显得不合时宜,甚至被看做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无谓挣扎。这大概也是梁漱溟何以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新儒家的原因吧,毕竟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纠结中自沉湖底。正如严复译作《天演论》是基于爱国主义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先锋也面临着成长于斯又激烈批判之的情感冲突与逻辑困境。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让企盼中国走向新生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生存与文化自尊有机融合的可能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文化阶段论同时为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性和传统文化历史价值的实存性提供了理论论证;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方法论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认肯,也为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提供了可能性。也正是由此出发,提出辩证看待、批判继承的传统文化观。然而,建国后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特殊年代,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在实践中沦为有批判无继承的全面“破四旧”运动。文化的时代性成了直接判定文化落后程度的直观标识,甚至文化本身也成了亟需革命的对象。不难想象,孔孟儒学、乃至孔府、孔庙本身在时期会有什么命运。改革开放后,面对长达八十余年的反传统运动所造成的传统文化断裂,学界和社会开始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一时间,诠释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蔚为壮观,并与新一轮的译介西学思潮颉颃并存。然而,真正系统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具体提出传统文化现代化方法的还是党的十以来关于建立“文化自信”,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传统文化观。由此,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由破到立的百年巨变。

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困境的方法论分析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2]此后,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辩证看待并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都是对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态度,并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成为指导包括当下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何以在同样坚持“批判继承”原则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会走向“厚今薄古”、“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极端境地,以至于在实践中沦为形而上学的有批判无继承、只否定不肯定。最终一场波及全国的“破四旧”运动给中国传统文化瑰宝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让在曲阜座谈会上无法忘却对传统文化的戕害。今天,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以便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作为中华民族根与魂的传统文化,就不能简单将“批判继承”这一理论的辩证法实质与实践的形而上学矛盾归因为当时的“左”的思潮等外在因素,而应该从方法论层面分析传统文化观困境的内在学理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继续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并推动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具体而言,“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原因和内容:首先,从继承历史文化的必要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和民族自信心的培养都需要了解和利用自身历史文化。正如恩格斯警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的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3]124从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那些只知照搬马克思主义而不懂中国历史现实的教条主义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很容易“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4]602因此,“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635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上不断试错之后被选择的。因此,绝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历史,“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只有从自身历史文化出发,使马克思主义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能真正提升民族自信心。其次,从继承传统文化的原则方法来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决定了对待传统文化既要辩证看待,又要批判继承。一方面,特定阶段的意识形态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基础相适应的。说,古代文化遗产是古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尊重并非颂古非今,而是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因此,需要按照“人民性”这个标准来甄别传统文化的糟粕与精华并作出取舍,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新的时代需要进行改造以达到推陈出新,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综合以上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体现了辩证法精神。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本为辩证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在实践中滑向形而上学式的单向批判?正如苏格拉底在《会饮篇》中所说,哲学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在两个不可调和的领域之间捕捉到的,哲学通过永恒的奋力追求在张力中画出自己的人生。[5]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辩证法渊源有自。它不是从固有的立场对对象一分为二的解读,相反更像是一个“无知者”从对立双方的互相批判中获得自身的立场和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曾举例说明:1845年“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3]63因此,当我们从中国式“一分为二”去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法时,固然也反映了辩证法强调既否定又肯定这一特质,却忽略了西方语境中辩证法的动态立场。一旦我们以掌握了的马克思主义为立场和批判标准,运用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分析方法,从逻辑上自然会得出如下结论:“研究文化遗产,总结古代文化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作用不大。因为它们无非是封建社会文化的规律,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适用或者不能直接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化。”[6]既然我们对规律有了正确的认知,传统文化就只剩下充当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素材佐证价值,而且往往是作为反面典型来使用的。令人唏嘘的是北京故宫和主张“抽象继承”传统文化的冯友兰就是作为反面教材才被“保护”下来的。实际上,抛开批判继承的立场固定缺陷,单从情感心理学和文化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批判地继承”将批判作为逻辑在先,也无形中使继承蒙上了心理阴影。中国传统文化“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诠释模式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它通过“旧瓶装新酒”实现了文化的自然过渡或嫁接,不至于产生“橘生北国则为枳”的尴尬。当然,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在特殊时期的偏差并不意味着原则本身不再有效,它只是说明该原则尚存在走向流弊的学理漏洞。因此,还需要后来者进一步通过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解来补充完善,而这本身也正是“批判继承”的题中应有之意。

三、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观的理论传承与创新

文明的失序,总是从最细微处开始。而文明的重建又何尝不是如此?[7]经历将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运动,中华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甚至断裂,不仅造成乡愁和精神家园无处依顿,而且使道德虚无主义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利益驱使下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道德建设,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道德建设方案和具体规范,然而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甚至低于60分的“及格线”的调查结论却让人们不得不面对道德建设的实施力度和社会道德水平现状呈现极大反差的尴尬现实。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要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不能过分依赖理论的推演和舆论的宣传。正如恩格斯在总结西方思想启蒙进程中传统与新兴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3]118只有将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风尚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才能真正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深契人心并发挥实质性的规范作用。基于此,在党的十后专程到山东曲阜参观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标志意义的孔府,开宗明义地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8]更在其后的论述中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坚持文化自信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本前提,并具体指出继承传统的方法路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意味着不仅自觉传承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同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把握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了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今天,我们要自觉承担交代的“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任务,就必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再认识,才能真正深入的理解传统文化观的科学内涵和时代创新,从而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以黑格尔为参照来完成的。这种以黑解马的解读模式不仅为区别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强化了经济决定论倾向,同时,将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立,容易让人们误认为马克思是从固有的唯物史观立场对黑格尔思想进行既否定又肯定的辩证批判,却忘了马克思用以批判的立场本身也是批判的产物。沿着这一逻辑,当我们顺利到达马克思主义之岸后,过河拆桥,黑格尔思想乃至其他学理资源自然没有任何继承的必要,甚至连批判也显得浪费时间。对此,恩格斯曾专门提醒,“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3]126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在“历史斗争的进程中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规律则需要从批判对象或具体的实践中去寻找,“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3]122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正是基于以上考量,通过对康德和马克思学术研究方法的比较发现,类似于康德在理性主义和经验论之间不断位移中形成康德的理性批判体系,马克思的批判性思想和论述同样产生于不断移动于不同话语体系所产生的强烈的视差,柄谷行人把这种批判命名为“跨越性批判”。[9]柄谷行人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跨越性批判解读,强调了马克思的思想批判既不是基于某种安定的第三种立场对其他各种思想的分别批判,也不是对对立双方观点各取所需式简单综合;而是在后思想的接受中对前思想形成批判,同时用批判过了的前思想对后接受思想进行再批判。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质就在于马克思不仅是学成的,而且是学无止境的。从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来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建设自然不可能是历史虚无的全新建构,也不是无批判的历史复古。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按照时代精神进行批判,这里的批判不是为了彰显新文化的先进性,而是在批判中完成新文化,也即所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核心则在于“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这种传承在先的传统文化观就从根本上承认了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性,从学理上了新文化运动和期间之所以反传统的逻辑前提。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历史,就在于其优秀的国家精神、文化传统。马克思也曾在比较近代中印两国面临西方殖民入侵时的不同表现和命运时感叹,印度无为顺从的民族文化注定了它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中华民族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则确保了中国人民必定会发起维护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让任何觊觎中国的列强无法像吞并印度一样把中国作为顺从的战利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曾强调传承民族文化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建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出于“革命性质决定了革命任务”这一判断,忽略了社会主义新文化赖以扎根生长的民族文化土壤。根据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马克思如果在通过批判黑格尔确立唯物史观之后,应该会反过来从黑格尔的立场对唯物史观进行补充完善。而这一点也一直是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耿耿于怀的:“(这些)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3]127这里所说的“历史因素”自然也包括由传统文化所构成的民族精神。基于此,特别强调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他不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的精神标识,更把文化自信作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根本前提。

四、结语

正如所讲,“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自强不息,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10]无论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几经变迁,每个中华儿女渴望国富民强的爱国之心都是一样的,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沉的核心理念。如果说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正确制定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从而使传统文化能够有幸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话,新一届领导人则在坚持和发扬批判继承原则的基础上,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和根基,从而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理论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的主从关系,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

作者:刘玲玲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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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绍基.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讨论和思想认识[M]//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

[7]侯军.礼失而求诸野[N].光明日报,2014-11-21(13).

[8]李攻.曲阜论文化:山东考察谈孔子[N].第一财经日报,2013-12-05.

[9][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M].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3.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6

曾宪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概括性地称为“中国传统法律”或“中国法律传统”。这是一套经过几千年的积累,从简单幼稚发展成为体系完整、内容全面、义理精深、风格特异的法律系统,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是世界法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背景下,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法律精神尤为重要。已故著名法制史学家曾宪义教授生前组织国内法制史学界的著名学者编写的十卷本鸿篇巨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对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是中国法制史学界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卷本)》内容涵盖了传统社会法律架构的各个方面,包括:(1)礼与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论。(2)罪与罚———中国传统刑法的深层结构。(3)身份与契约———中国传统民事法律形态。(4)官与民———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研究。(5)狱与讼———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研究。(6)律学与法学:中国法律教育与法律学术的传统及其现展。(7)冲突与转型:中国近代社会的法律变革。(8)输出与反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9)借鉴与移植:外来法律文化对中国的影响。(10)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整套书从全新的角度全面审视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包括传统治国理念、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制度,传统司法文化,乃至这些法律传统在近代以来的转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梳理,全面而真实地展现了中国过去几千年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内在精神、各种制度的历史流变,更深入、全面地揭示了这套法律体制所依存、发展和变迁的内在机理。

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今天,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发掘和整理显得尤为重要,这样才能让国人对法律有更多的认同感,更好地培育法律信仰,本套书的出版正好顺应了时代潮流。

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卷本)》突破了以西方法律模式为唯一标准的局限,承认法律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确认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主体性,寻找不同模式的法律发展的最佳或最合理的途径,使法律的发展既符合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又保有自己的特色。以往学界对法律研究的权威论断多来自西方的法学家。而西方法学家的法律研究资料多采自西方社会,丰富浩瀚的中国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在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利用。因此,可以说,目前一些经常见诸法理、法史著作的关于法律起源、模式、发展规律、本质、社会作用等理论论述和结论有些具有普遍性,但有些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其只是某一种或某一区域法律文化的阐释和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对于克服这种局限性,开拓学界法律理论研究的视野是不可或缺的。本套书对中国法律文化的深入研究从理论的角度论证世界文明、文化是多元性的,而与文明、文化相辅相成的法律发展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以西方法律模式为唯一标准,判断法律的所谓“进步”与“静止”、“文明”与“野蛮”不仅会带来学术与理论的偏见,而且会造成不同文化间的对抗。突破以西方法律模式为唯一标准、承认法律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寻找不同模式的法律发展的最佳或最合理的途径、使法律的发展既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又保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本套书的理论价值之所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在表现法律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还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其形成了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相辅相成的法的模式。”

其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卷本)》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清末以来,迫于“西强中弱”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几乎完全以西方为模式。在近代化即等于西化的历史进程中,不仅中国固有法的体系完全瓦解,一些体现人类相通的优秀文化的传统法律精神也在对传统的批判中被中断。反省近代以来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学术偏见,及对不同文化的破坏。纠正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在法律的现代化过程中突破现代化等于西化的思想约束,恢复和更新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将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注入法的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现代化模式,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之所在。本书的学术价值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从宏观方面来说,本套书通过对中国法律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演变的客观、历史的考察,探讨不同模式的古代法律向近代以至现代法律转变的规律。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和近代法律文化变革的经验教训,为法律的现代化和今后的发展提供学术的指导。其二,从微观方面说,本套书对一些在现实中已经不复存在了的中国古代法律条文、术语进行复原和考证,以去伪存真,为后世保留珍贵的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如中国传统刑事法律形态中对古代刑事法律制度的说明;中国古代民事法律形态中对民事法律规范的整理。以往国内的研究多附会西方,比如以礼附会“民法”或“宪法”,并以部门法体系僵化地将中国传统法律割裂为刑法、民法、诉讼法等,破坏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内在有机的联系和整体性。在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描述中国法律自古至今演变的整体风貌,对法律文化的结构及其变化规律进行学术论证成为可能。

再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卷本)》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创造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无法选择的、特定的条件下的创造。目前“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已成为全民的共识,那么“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理论的指导,而且需要历史的借鉴和对中国社会特色的深入研究。需要对现实中的一些法律现象进行历史与文化方面的探讨,对法律实践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只有在把握中国法律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特色的前提下,我们才能主动地发掘更新传统法律文化,使之成为现实法律发展的动力而不是阻力;才能甄别西方及一切外来法律文化并“洋为中用”,找到不同模式的法律文化融合的契合点。“我们真切地理解无数前人的理想设计,深深感动于他们对祖国、对民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真挚感情,并尝试在此基础上重建前人的种种思考……传承并创新法律文化的真实内涵。”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7

地域文化是指因地理分布不同为基础的,以历史文化为主线的,以现实为表象的人文精神活动的总和。地域文化主要说的是一个地域与其他地域不同的地方如民间建筑、饮食文化、风土人情等,说到地域就要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一个城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独特的特点正好反映城市的历史文化地域特征,地域性的概念要求必须是自然环境与人文背景等的结合。一个城市如果想很好地表达自身的历史文化,通过城市景观设计来表达是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以地域文化为背景的景观设计,可以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过去、回忆过去,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情结。

2地域性文化设计元素的获取

城市景观设计应该体现城市的文化,景观设计的元素可以从城市文化方面进行获取,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特征、历史文化、特色建筑方面、材料及城市的彩色等。进行提取后可以用现代的设计手法进行分解、抽象和重构,运用到景观设计中。地域性文化设计元素的获取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获取:

2.1从历史文化方面获取

西安的大雁塔广场,祥龙造型的仿唐路灯,整个造型上是条大气磅礴的祥龙,灯柱的图案是中国典型的脸谱造型,色彩浓艳,造型大胆,让人仿佛回到盛世唐朝。除了路灯,几乎大雁塔广场上出现的所有建筑和小品都采用了仿唐设计,这样做可以很大程度上宣传城市文化。我国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特色鲜明,这也为城市景观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依据。

2.2从传统建筑符合中提取

有时我们经过一个城市会看到一些城市的公交站牌的造型设计借鉴了该城市传统建筑的造型元素,这样就会给我们留下较深的印象,同时也传达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如中国传统的合院空间、天井空间都是在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下共同建造的,是人们在实践的生产生活活动中产生的。在景观设计中运用这些具有标志性的元素可以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2.3从传统图案纹样与色彩中提取

传统图案纹样往往被认为是当地的最能体现城市地域性文化特征的,所以称为最常见的装饰手法,图案纹样不仅本身具有很好的形式美感作用以外,背后蕴含的“意”也是人们喜欢的关键。人们对美好事物总是心存向往。因此,传统纹样蕴含的意义是非常适合于景观设计的。如西安城市广场中的公共座椅设计,木材与石材进行了完美结合,下方腿足部分加入了中国典型的莲花纹样,寓意富贵吉祥。

3地域性文化融入城市景观设计的方法

传统文化可以融入城市景观设计中。例如,四川杜甫草堂外的公共设施,其电话亭的设计就是采用传统文化石亭盖的形式进行设计的,极其富有装饰性。传统地域文化也可以运用于城市景观设施的材料和色彩设计中。例如,桂林地区多产石灰岩,所以当地人就将石山上开采的石灰岩加工后制成公共座椅,这样公共座椅不仅经久耐用而且与当地地域特征结合了起来。具体将传统文化融入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3.1通过对地域文化符号进行分解,转化成新的形式

对于具有地域性的传统文化符号采用分解转化的方法,形成新的形态运用到城市景观设计中去。经过分解可以从地域性文化符号的形态中提炼出新的形式形成设计元素,运用到景观设计中。

3.2利用对地域文化符号的打散再构运用到城市景观设计中

如原始器皿中的鱼纹、叶纹等图案装饰就运用了这种方式。它是利用分解、合成的方法对原始形态进行分解形成的。打散的方法一般有:对传统文化符号分解以后选取最有特征的符号进行重新组合,打破原来的组织形式通过变异进行重新排列,对原来的形态进行分解,保留最有特征的部分进行重新构造。

3.3运用对地域文化符号的置换

也就是选择一个原始形态作为原点,再根据创意置换新的符号组合成新形。如把建筑的某一局部作为载体进行再创造或置换构成。

3.4利用地域文化符号的基本型变异的手法来进行设计

例如,借用古建筑的外部形态或者服饰造型等,在保留其基本特征的前提下进行变异设计。传统文化是具有地域性的,各具特色的文化符号是相互交融的,这样就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符号系统。本土的地域文化只有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吸收才能永葆青春,跨文化的相互交流是景观设计创新的手段,用民族文化结合外来文化使城市景观设计更有生命力。

4结语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地域的文化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所传递出来的文化特征也应该符合该城市的独特品质。城市的环境景观代表一个城市的精神文化面貌,是一个城市地域性特征的独特表现。合理有效的继承和营造富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城市景观风貌,让地域性文化在城市快速发展和国际化冲击的影响下,仍能继续弘扬和创新,是我们每个城市的设计者都应考虑到的。

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法篇8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实体;共时态;整体  

  

文化活动既然是人类的生存运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基础既然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那么,文化活动的第一方面首先就是体现“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传递前人生存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的传统文化。这是人一出生就置身于其间的、不可超越的。“人要成为全面的人,只有生存于承担了传统的同类群体中。人的文化方面只能以这种方式发展。”人要成长,“个体首先必须吸收与他相关的文化传统。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这说明,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价值、意义,是前人生存活动的智慧的结晶。按照伽德默尔的看法,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我们始终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当然不会是躲在久远的过去,而是就存在于人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就存在于人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存在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我们固然也有许多无法控制的成见和思维定势,但我们必然要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它们,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思维活动。这种新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马上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维转化为行动,行动产生成果,我们就这样也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存在、发展和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这样看来,文化包含两部分:作为文化活动的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化。它们作为文化的一体的两面,是共时态地位居于个人、社会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现代化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  

为此,应该避免陷入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时代化”理解的误区:把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继传统文化之後的时期,而在此前存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属于传统文化。关于这一点,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谈及对现代化作时代性的理解时曾经指出:我们不应该将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该将其看作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是谁都有的,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是从个人对生存活动的态度来说的。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霍依教授则说得更加富有哲理意味:“按照我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观,称福柯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种纪律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一些方面可以是后现代的。”这个说法言之成理而且可以借鉴来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之所以人们会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理解为时代化的历时性关系,首要的原因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这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企图到前人遗留下来的书面文献材料中去寻找传统文化。这就把传统文化当作了一堆僵死的、既定的、静止的、封闭的东西,进而认为,传统文化是可有可无,最好是不必要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保存的可抛弃的东西。由此出发,人们还认为:古代书面文献材料所表述的传统文化,比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更清楚、更值得相信。其实,且不说这个观点只注意到了历史的描述性而未涉及其解释性,只说它还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古人书面文献材料所记述的东西,有的只是纸上谈兵,有的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或本来应该实现却并未实现的理想,有的则是虚伪的或言不由衷的粉饰,还有的只是一家之言或从某种立场出发的、有倾向性的、为某一群体利益服务的主张,……。另一种表现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把传统文化当作现实中的问题、消极的东西、社会的阴暗面、一切不如意的东西的替罪羊或发生的原因,总之,把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传统文化。例如胡适说:“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于遭到这步田地了。”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彻底清除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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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破不立”,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消灭汉字”等等口号,文化大革命中的诸多做法就是这样。这钟观点过分夸大了传统文化的力量,把传统文化看作文化的全部,把传统文化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最终必然要导致历史虚无主义。而且,如果传统文化真的都是现代化的阻力,那就意味着过去与现在必然发生了绝对的质变,过去与现在毫无共同性。这在事实上存在吗?如果承认过去与现在还多少有一些共同性而坚持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阻力,那么,就意味着古人、前人必然是无能,至少是不如现代人。我们能找到充分的事实依据来证明所有的古人、前人在方方面面都不如所有的现代人吗?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的观点,实际上是怯孺和懒惰的表现,是企图以此推卸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义务的想法和做法。而且,在现实中,颂扬和批判传统文化这两种情况往往同时存在。这说明,怎样在历史与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划分责任与荣誉,这关系到历史、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其实,历史和传统文化既不承担责任,也不享有荣誉。承担责任或享有荣誉的,只能是各个时代的人。这两种表现都忽略了,文化既然就是人的生存活动和内蕴于其中的知识、价值、意义,那么,它就只可能是由不同人的或同一个人的各个方面的生存活动关联起来的关系网络,也就不可能是实体。它是具体的、与时俱进、因人而异的。文化就是这个关系网络的调控配置,其中的一切都要根据具体的场景、局势和参与其间的人的情况来确定。根本谈不上有所谓最好的文化,甚至也谈不上有不错的文化。  

传统文化是“文化活动的形式和习惯”,不是实体,因此只能在现时刻的人们的生存活动中去寻找。这样,“传统文化是否有利于现代化”或“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还是动力”等等这一类问题,就是大而无当的假问题、不科学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某一部分是否、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制约着我们特定方面的生存活动?我们怎样去超越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局限性?由于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就导致人们往往企图寻找、确立一个唯一的标准以便把所涉及的东西确定地归类于传统文化或现代化中。例如,有人把洋务运动、袁世凯的改革、同治中兴的一系列举措划归现代化,而另一部分人则坚决反对。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现代化的行动,但另外的人则指出,辛亥革命前期思想中的大汉族主义、种族复仇主义的存在说明不能简单地把辛亥革命归入现代化。在这些争论背后,都是企图寻找一个唯一的判定标准以便把所涉及的东西确定地归类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中。其实,这样的标准,如果说存在的话,也不是唯一的。因为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所指,不同的人因立场、审视方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界定。这也意味着,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能简单地作整体化的抽象讨论,如果这样,就在实质上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都视为一个逻辑上周详严谨的、抽象的、统一的整体,从而认为,每个民族只有一个唯一的传统文化,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个样子;现代化也只有一个唯一的模式,欧洲社会天然地具有实现现代化的潜力,现代化首先在欧洲发生是历史的必然,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在各个方面都以欧洲社会为榜样来一番脱胎换骨的“革命”。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文化还原为地理因素和社会因素。

事实上,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作时代化的理解,就是假设“时代”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是绝对同一的统一体或前后完全一致的整体。这样的假设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文化的发展有不平衡性,这包括文化各个子系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化发展的个体、群体、地域、民族、国家的不平衡性。这样,文化发生、存在和发展的独特性就不能被忽视。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在时代化的理解的观点同时还忽视了,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多姿多彩的,远远不是一个逻辑上统一的整体。文化既然是人的生存活动本身,那就不可能是抽象的,而只能是具体的。现代化作为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不可能是抽象的。既然是具体的,那么,在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人所进行的不同的活动,其现代化就不会是只有一个模式,同样也是五彩缤纷、各具特色的。这样,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探讨就不能再用整体性的思维模式作泛泛而论,而要在不同的个人、群体所特有的不同的生存活动中进行具体的深入研究。  

由此可见,企图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使之由障碍转化为动力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对的。近代所谓的“整理国故”运动和新儒家的“创造性转换”所遭遇的尴尬和难堪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实,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化、逻辑化、规律化,本质上都是把传统文化目的化、主观化。因为理性本身就是近代西方才产生的舶来品,并非西方以外的民族的传统文化所共有;逻辑虽然原则上说是多元的,但实际上现代人所用的都只是西方所继承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而中国古代的逻辑则是辩证——墨辩逻辑。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有其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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