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法律法规最新范文

退休法律法规最新篇1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有法律规定，人们须在65岁时退休，从此领取养老金安享晚年。但在日新月异的人类进步面前，这一观念不仅已显得陈旧，而且受到多方面批评和抛弃。

跑道上，一位健壮的中年运动员纵身一跃，轻松跨过标志着65的障碍栏，继续向前飞奔。这是一幅为文配图的漫画，刊登在英国《经济学家》2002年12月12日出版的一期中，漫画所配的文章大标题是“把退休抛在身后”，小标题则是“法定退休年龄系时代错误”。文章要旨是，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和老龄化社会的出现，到65岁便强制退休的法律规定已不合时宜。各国政府和人们应当改变有关观念了。

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发达国家或日本等，均有法律规定，人们年满65岁时，必须退休，依靠养老金安享晚年。多年下来，这些国家已形成数量庞大的退休一族，专门靠领取养老金为生。这些国家的政府为向退休一族提供巨额养老金，便须靠征税等财政手段等筹措资金来源，因此在征税和养老金管理方面承受巨大比力。

相比之下，英国在实行按年龄退休方面可谓相当有远见，当其它发达国家政府为养老金来源和管理费尽心机时，英国却在这方面显得游刃有余。然而，据英国《经济学家》报道，即使如此，英国政府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养老金筹措压力。许多英国企业正在削减所承担的养老金缴纳数额，企图把这种社会负担推给英国政府。

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养老金制度因其种种弊端，已经显得极不适宜，其中最明显的便是65岁便须退休的硬性规定。专家分析认为，这种规定不仅给各国政府筹措养老金产生巨大压力，也给企业缴纳养老金提供压力，因为这种法定的退休年龄为私有企业增加沉重负担。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已近六十年。由于人类社会再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再加上科技飞速进步，应付各种严重自然灾难或烈性传染病的能力大增，人们的预期平均寿命越来越长。有统计显示，五十年前，人们在65岁退休后，多数往往只能继续生存10年左右，而且身体健康状况明显转弱。现在退休的人们，许多可继续生存20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且身体健康状况极佳，因此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发放规定，通常是按退休者退休前的最后工资标准加工龄长短框算，因此，这直接增加了企业负担。许多英国企业为此想方设法向政府少交养老金。在美国，人们甚至开始改变退休模式，由于许多人希望早点领取养老金，甚至在退休之后自行创业，因此，往往提前退休，而且退休后便马上开始领取养老金，因此，有关强制退休的法律规定被人们逐渐厌弃。

专家指出，在时代进步到今天的情况下，65岁退休的观念已经显得老化。以英国为例，英国自1925年便开始规定，公民年满65岁后必须退休。从那时到现在，英国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5到6年。今天的65岁人士，并不像以沉重体力劳动谋生的父辈在这个年龄时一样，生命的机器零件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他们的身心仍然十分健康，仍可从事各种不需繁重体力的工作。而今后的退休人士，虽然他们已在缴纳退休金并开始计划自己的退休生活，但他们将活得更长久，更健康。

如果人们普遍认为65岁退休为时太早，各国政府为何不提高退休年龄?专家分析认为，各国的立法和决策机制在起妨碍作用。可以这么说，每个国家的每个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士，只要说到自己快要退休，心中都愤愤不平。美国政府原来也规定65岁为强制退休年龄，但因公众反对呼声强烈，因此于1983年把本国的法定强制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但这一法律规定并未要求所有企业遵守，而且到2027年时才将全国正式推行。不过，能这样做总胜过什么都不做。

专家建议，更好的解决途径是，不以法律形式规定强制退休年龄，另外把养老金与平均预期寿命结合起来，这样，当人们的寿命增加，退休年龄延长时，领取养老金的数额就会减少。在一些发达国家里，这种作法已为相当多的私营企业采纳。瑞士已经在实行养老金制度改革，人们可以工作到愿意退休时为止。这种改革发出的信号是，如果你的预期寿命很长，又希望退休后生活舒适，那么你可以工作的时间也越长，当然，储藏的钱也会更多。

人类寿命在增加，65岁退休的观念已经过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如今已经76岁，可丝毫没有退休的意思。如果有人希望做格林斯潘，当然可以；如果有人想早点退休，也可以，只要他的退休金能保证生活悠闲且又不给人增加额外负担就行。只要各国政府放弃强制退休规定，因人口老化而导致的沉重养老金负担就会立即减轻，养老金的筹措和管理就不会令政府头痛不已。

退休法律法规最新篇2

多年来，一些学者强烈呼吁立法机关废除男女退休年龄不平等的歧视性规定，实行男女同龄退休。有关部门也曾发出文件称，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女干部和女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但这些文件没有法律效力，未普遍执行，引起一些事业单位女性的反歧视诉讼。

地方对退休年龄有立法权

在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关系上，我国采取的是“法律保留”原则和“不抵触原则”，“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的原则”，并不是中央没有相关立法，地方就不可以作出相应的规定。根据立法法，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做具体规定的事项”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作出规定。所以依据法律保留原则，不属于立法法明确规定的中央保留立法事项，地方完全可以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自主性。

下位法可以扩大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11条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这个适当数量在国家层面的解释是不少于20％多，而《湖南省实施办法》第8条规定，“代表候选人中妇女的比例一般应当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能说这种“不一致”与法律相抵触吗?它进一步扩大了法律规定的平等选举权，更能充分地保障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的实现。

如法律或法律解释旨在扩大和加强公民权利的保护，当与宪法或法律“不一致”时，不能视为是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正如美国联邦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是比较窄的，而不少州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比联邦宪法宽。

199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人事部共同颁布的《关于县(处)级女干部退(离)休年龄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县(处)级女干部，凡能坚持正常工作，本人自愿的，其退(离)休年龄可到六十周岁”。这也为延长女处级干部退休年龄的地方性法规，找到了中央层面上的政策依据。北京作为首都，完全可以在男女平等方面先行一步。

“腾岗位”既不合理也没效果

还有人认为，延长女性退休年龄会影响青年人就业，使得原本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宪法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各方面都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而劳动权作为一项经济的宪法基本权利，同样也为妇女依法平等享有。这种为了腾岗位而要求女性提早退休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男子主义的歧视性思想。

此外，女高级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提前退休腾岗位增加就业，也并不能达到预期。她们文化水平较高，经验丰富，就业能力比刚毕业的大学生强，不少退休的仍被返聘，也有不少人在退休后找到第二份职业。这样，她们在享受退休待遇的同时，又找到另一份工作，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这种以退休促就业的做法，难以真正解决就业难题。要给年轻人腾岗位，也可以规定男性提前退体，只让女性做出牺牲，并不符合宪法精神。

提前退休不是对女性的保护

有一种反对男女同龄退休的观点认为，提前退休是一种对女性的保护和照顾，而不是一种歧视。这是一种过时的，甚至强词夺理的说法。不否认当年规定女性提前退休有照顾之意，但随着时展，退休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收入及生活质量的高低。数据表明，退休金所占工资总额逐年变化，呈下降趋势。对女干部而言，提前退休还限制了其提升的可能性。可见，男女不同龄退休的规定已经发生变异，原本的保护性变成歧视性，与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宗旨相违背，它不仅使女性经济利益受损，同时也影响了女性职业生涯中的升迁和政治权利。

当然，有些“蓝领”基于工作压力等想早退，而白领女性则主张同龄退休。对这种分歧，最好在确保男女平等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前提下，把提前退休的选择权交给女性本人，让想提前退休的女性如愿，又不强迫别人提前退休。

男女不同龄退休，也不符合国际标准和世界潮流。美国社会保障署编写了《全球社会保障：1999》，该书收录全世界17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对退休年龄(或享受养老金年龄)有明确规定的国家(地区)有165个，男女退休年龄相同的国家(地区)有98个；不同的67个。瑞典、丹麦、挪威、冰岛等国男女均定为67岁，加拿大、荷兰、芬兰、西班牙等国，男女均定为65岁；法国规定男女均定为60岁。一些国家也都纷纷修改过去男女不同龄退休的规定，走向男女平等之路。

退休法律法规最新篇3

身穿制服的飞行员在他人跟里是一个特殊人群，但60岁以上的汉莎飞行员不是，该航空公司劳资协议规定，超过60岁的飞行员即被视为存在安全隐患，其劳动关系自动解除。

卢森堡的法官们认为，汉莎强制飞行员60岁退休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年龄歧视。他们引用了2000年欧洲反歧视指令，其中一条就明确写着：严禁因年龄差别对待，然而前提是只在无客观原因时，雇主和工会就是利用了这点，他们强调，解除劳资协议考虑的是飞行安全，规定60岁的年限是为了保护健康，甚至德国政府也支持该论据，在欧洲法院的审理中提出了该论据，在政府看来，将60岁以上的飞行员排除出航空运输可以降低意外风险，保护飞行员、乘客和飞经地区居民的健康。

欧洲法院大合议庭的13位法官并未受此影响，他们认为不必有严格的60岁的年龄限制。通常国家和国际规章规定飞行员一直可以飞到65周岁，为何汉莎的飞行员60岁就会威胁公共安全，法官们看不到理由。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劳动法教授马库斯・施托弗认为判决符合欧洲法院的方针：该法院批准的年限即正常退休年龄是65岁及未来的67岁。法院看待特殊年限总是非常严厉的，欧洲法院在特殊年限上要求年龄歧视必须理由特别充分，这样，规定从业人员年限的行为也越来越受到批评，例如联邦反歧视局就反对固定年限，并认为强制退休不再合时宜。

在科隆大学的法学专家飞利浦・泰名看来，对于退休年龄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德国所有职工到65或67岁就要退休，这只是正常的退休年龄，超龄不代表就不能工作了，劳资关系规定的退休年龄只是为了省却雇主解雇员工的麻烦。很多人认为退休其实是一项福利，如果有人不想接受这美好的礼物，会让人觉得他不合群。泰名也是一名反对规定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他认为，非要如此，至少要对维护退休年限制度的各方所声称的“每位退休员工都会被一个比较年轻的人顶替”进行审查。

赞成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则辩解道，正常退休年限能促进公司人员的更新换代以及挽救一部分失业率。法庭并不具体审查能否实现此类目标。这种情况很难去审查，但据汉堡律师施洛德所阐述，也许空出一个职位没被重新占据，但空出的资金可以在国民经济中重新积累。不能排除别处会产生新职位的可能性。

雇主对年限的看法并不明确。汉莎对此控告做了自我辩护，随后便马上在人事方面调整了公司的退休政策。但很快就有人不干了：后备飞行员。他们担心以后的提升会轮不到自己，因为“老人们”把持着驾驶舱的机长位置。

退休法律法规最新篇4

人性化的年龄界定

古代官吏的退休年龄，从最早出现退休制度的周朝开始，以及后来的汉、唐、宋、元等朝代都基本上规定“七十致仕”。七十岁退休，在医疗水平不健全的古代，对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等于终身制了。

各个朝代在执行过程中，因不同情况而制定了不同的法律法规。

据《礼记・曲礼》记载，周朝“大夫七十而致事”。《尚书大传》也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事，老于乡里”。

唐朝，《大唐令》明文规定：“诸职事官七十听致仕。”这是首次将“七十致仕”以法律形式公布于世。此时的退休程序十分简便，写明原因上报朝廷即可。此外退休年龄灵活不死板，唐朝规定：“诸职官年及七十，精力衰耗，例行致仕。”倘若身体硬朗，就可以申请延后退休，继续任职为朝廷效力。

两宋对文官、武官的退休年龄做了新的调整，宋代规定文官依旧满七十退休，武官则可延长到八十岁。有特殊贡献的少数元老大臣，不受规定的限制。

元朝官员退休制度除了沿袭七十岁退休和少数重臣不受限制外，还有新的规定：对于三品以下的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家型官员的退休年龄有所宽限。明朝依旧规定“七十致仕”，到了清朝，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为了政治的需要，将退休年龄改为六十岁，且此规定沿用到今日。

古代朝廷对退休年龄的规定是相当人性的，官员可因老弱病残而提前退休。如唐朝就有规定“老病不堪厘务者，与致仕”，意思是若身有疾病，可提前退休请俸；明朝也规定，老疾不能任事者，或软弱无效能的官吏，可随时勒令退休。

有意思的是，不是谁申请提前退休都会允许。如《后汉书》记载，“数上疾乞身，帝遣人问疾送药，强留”，是说汉代著名经学家张禹，曾因病多次请求提前退休，但皇帝看此人太有才华，就是不答应，还派专人给他送药医病，真是够意思！

国家供养的退休生活

除了退休年龄，退休后的待遇也是大多数人关注的问题。因为这关系着官员们退休后的基本生活。

《资治通鉴》记载，汉代规定年俸禄在两千石以上的退休官员，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养老金。唐朝时期，官员的退休待遇是非常优厚的。官员的品级不同，待遇也不一样。三品以上官员退休，仍允许出入朝廷，参与国家大事。五品以上致仕官员给半俸，有特殊贡献的官员经皇帝特批，则可以保留全薪。六品以下退休官员，会赐给一定数量的田地用来养老。此外，唐朝还会为退休的官员举行热烈的欢送仪式。

两宋时期退休官员的待遇是最为优厚的，致仕官员除了能得到半薪外，还可以晋级。对有重大贡献者，发放全薪。宋神宗以后，官员退休时不但可以晋升一级，还允许带职退休，且退休后，仍可加衔晋级，参与朝政。甚至还有老子退休、儿子顶职的规定，以此作为对退休官员生活来源的补偿。辽代规定：“老耄者，增俸以休于家。”意即退休后，增加薪俸，在家休养。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官员，还会派人前去诊治。

明朝的致仕官员在礼仪上依然受到尊重，免去职务之后，官员身份和相关待遇保持不变，仍可参与社会活动。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退休者领原俸，但很快就被取消。后又规定致仕官不领取俸禄，若家境贫困者则“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并且享受品阶豁免赋役的权利，清朝也基本上是按照明朝的退休制度执行。

退休法律法规最新篇5

关键词  平等  特殊保护  合宪

the law providing that women retire at 55 years old is correspond to constitutional law

abstract   the right to equal don’t exclude classification. the law providing that women retire at 55 years old is the special mesure to protect women, is correspond to constitutional law. women couldn’t reject the special measure to protect themselves.

key words   equal   special measure to protect    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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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河南发生的一起周香华女士诉中国建设银行河南平顶山中心支行一案触发了女性55岁退休是否合宪的讨论。[1]也许是过去宪法离芸芸众生太远，我们今日总是以迫不及待的心情迎接这一久违的荒漠甘泉——于是，“包装”的宪法案件和真正的宪法案件泥沙俱下。只要有一点“违宪”的影踪，舆论都会一边倒的支持“违宪论”者。

其实，我们在忧虑宪法离我们太远的同时，也要防止伤心过度——对宪法的运用也要遵守中道的原则。过分阳春白雪式的宪法固然与宗教无异，但如果将宪法打扮成出奇的下里巴人，宪法同样会被亵渎——如果宪法可以为我们任何貌似正义的行动提供正当性支持，其结果就会是宪法没有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任何正当性支持。

支撑宪法实现的不单是热情，还需要更多的理性。

周香华女士诉中国建设银行河南平顶山中心支行本身不是一个宪法案件，而是一个劳动法上的争议。但与那些包装出来的宪法案件相比，这个案件本身涉及到了更多的宪法问题。认为女性55对退休的学者和公众基本都是从平等权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的。为避免“表面上讨论得很热闹，实际上都在自说自话”式的学术讨论，我同样将平等保护作为本文的切入点。

一、         平等保护及其允许的差别

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是一项原则还是一项权利存在争议。如果不回到规范，这个争论其实是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的。国内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其实多停留在“应该是一项权利还是应该是一项原则”。而究竟什么是应该？学者坚持的标准悬殊。如果回到规范的层面，这个问题并不难以回答。中国宪法中的平等是一项原则，需要与其他的原则叠加适用才有意义。

具体到本案，平等原则与什么权利叠加适用呢？显然是劳动权。具体说，如果说女性55岁退休如果侵犯了女性的宪法权利的话，应该是侵犯了女性的平等劳动权。

平等保护并不排斥分类，也不排斥对不同类别的群体配置有差别的权利。只有那些不合理的归类才违反“法律平等保护”原则。用美国联邦高等法院在1920年的话说：“归类必须合理而非任意，切必须基于和立法目标具有正当和实质关系的某种区别，从而使所有处境类似的人都获得类似处置。”[2]

归类是否正当，必须满足两项要求。首先，法律必须具备合宪目的，或者说，立法归类是为了合法授予公共利益或消除公共危害；其次，法律必须是取得合宪目标的合理手段。[3]第二项要求可以表述为手段与目的的相关性。也就是说，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标准，标准和目的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联系，法律分类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没有这种联系的分类是专横、任性的分类。这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歧视性”标准。

当然，不相关标准并非一律构成歧视。如果不相关标准有益于处境不利的人，并不构成歧视。因为给不利处境的人以更好的待遇是为了在结果上造成公民之间处境的过分悬殊。[4]忽视差异反而可能构成对平等的破坏，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歧视。平等可以分为同一平等和差异平等。同一平等指不顾人与人的差别，一律给予同样的机会，强调机会的平等；差异平等指考虑到个体与个体的差别，赋予处境较不利者更好的条件。从差异平等的角度观察，客观上存在的差异必须通过法律调节，才可能达致真正的平等。

“有时平等意味着同样待人人，尽管他们存在差异；有时候它意味着通过调节差异来平等对待他们。以前认为平等只意味着同样，平等待人意指同样对待他们。现在认识到，同样对待可能违反平等观念，忽视差异可能意味着忽视合法性要求。……忽视差异和拒绝调节它们是对平等获得和平等机会的拒绝。那就是歧视。”[5]

我们首先承认，从人的尊严角度，男女平等。[6]我国从宪法开始的一系列法律，都反复强调这一准则。但男女平等并不排斥给予妇女以特别的保护。我国宪法第48条规定男女平等之后专门规定对妇女的保护。我国还有《妇女权益保障法》，专门用于保护妇女的权益。

一个人是否需要退休？年龄是一个相关的标准。一般而言，老人比年轻人的劳动能力要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说让老人退休而不让年轻人退休构成对老人的歧视。问题是，我们在年龄标准之外建立了一个性别标准，性别标准与人的劳动能力有无关系？这就涉及到男女平等的问题。

男女在劳动权方面的平等并不意味着男女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劳动法就规定妇女在履行劳动义务方面与男性的差别。

但这样说仍然显得有些笼统。尽管从总量上说，我国法律规定女性承担的劳动义务要少于男性，享受的劳动权利要多于男性。但如果具体到某一项制度，男女仍然可以是一样的：比如我国宪法规定男女同工同酬。

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与退休是否有关？也就是说，一个55岁的男性和一个55岁的女性相比较而言，是否55岁男性的劳动能力一定强于55岁的女性？如果不区分劳动种类，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唯一正确的答案。男女之间绝大多数差异来自统计学上的归纳，男女之间精确的统计学差异在下列各项不适用于个人情况：体重、身高、寿命、数学潜能、进取心（aggression）、抚养子女的能力和体力。

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特定的职业而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并不必然与劳动能力有关。我们在决定退休条件时，在年龄标准之外采用的性别标准就是一个不相关标准。正如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不相关标准是否构成歧视，就要看采用这个标准的目的是不是为了保护处境不利者的利益。具体到本文的话题，让女性55岁退休是不是为了保护女性的利益。

男女之间还有统计学归纳之外的差异，那就是生理和解剖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女人具有繁殖后代的能力，而男人没有。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别使女性在抚育子女方面付出了更多的精力。[7]其结果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私域体现出女性化的特征，而公域则日益男性化。法律一般而言只调整公域，无法将触角更多地伸进私域。这就迫使我们在公域里采用一些“差别待遇”，以矫正在私域里实际上存在的女性比男性更多承担义务的情形。这种“差别待遇”就是给予女性以更多特殊的保护。[8]相反，如果让女性和男性在劳动领域里享受完全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则女性的地位难免如“烛烧两头”，比男性的地位更加艰辛。

具体到我国关于女性55岁退休的规定，如果理解为对女性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则是合宪的。但问题并没有就此完结。因为我们说55岁退休是对女性的特殊保护，女性未必都领情——给女性的特殊保护是法律赋予女性的权利，女性可不可以放弃这种权利？如果可以放弃，则法律就应该变为：女性可以自主决定在55岁至60岁之间退休。因此，接下来我们要论述的是：女性55岁退休是对女性的保护制度，女性不能放弃这种劳动保护。

二、         退休的性质：无法放弃的权利

在物质资料足够的丰富以前，劳动仍然是我们谋生的手段，到了共产主义，劳动才是我们的第一需要。在我国宪法中，劳动是获取财富的手段：

我国宪法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既是一项权利，又是一项义务。

       我国宪法第42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公民有获得财产的权利，而劳动是分配财产的基本方式，因此，劳动是一项权利；但同时，我国宪法是一部大国家主义的宪法，公民劳动是一项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因此，劳动是一项义务。

退休制度实质上是对劳动义务的豁免，是一项不以现在的劳动作为对价就可以获得报酬的制度。[9]因此，就其实质而言，是一项对劳动者的保护制度。

事实上，今天规范女性退休问题的两部法律，《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也是将退休作为一项对女性的安置、保护措施来规定的。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序言

“妥善安置这些干部，使他们各得其所，是党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是我党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人总是要老的，这是自然规律。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关系而退休、担任顾问或荣誉职务，是正常的，也是光荣的。对离休、退休的干部，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及时解决他们的各种实际困难。”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序言

“老年工人和因工、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愉快地度过晚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我国宪法规定了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法律关于女性55岁退休的规定恰恰与宪法的的这一规定存在着价值上暗合，并无违宪之虞。

就退休作为劳动保护的性质，也许容易形成共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劳动是国家对于劳动者，尤其是对女性劳动者的保护，就应该理解为是女性的一种权利，而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如果退休权利可以放弃，那么，女性到了55岁后，就可以自愿选择退休还是不退休。现行的制度为什么强行让女性退休？如果说女性55对退休的规定仅牵涉到平等权问题的话，不让女性放弃55岁退休的权利则牵涉到女性自由权的问题。很多学者正是从这个角度进一步论证女性55岁退休的规定构成对妇女的歧视。[10]

权利可以放弃的说法显然受到了太多私观念的影响，[11]而私法公法化是自魏玛宪法以来的现象。劳动法本质上是私法，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可以自由地签定劳动协议。但自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来，劳动法的公法特色日益明显。劳动法是私法公法化的一个鲜明的例证。

私法的公法化有两种类情形：一是国家限制契约自由，如利率不得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公法只是规定此类契约无效，并不追究契约双方公法上的责任；二是国家明文规定契约自由的限制，而且追究过错方的公法上的责任。[12]在我国劳动法中，以上两种情形都存在。但以第二种情形为主。

第一种情形存在于劳动法第91条和第98条。

我国《劳动法》第91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

（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二）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

（三）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四）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第98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这两条是有关劳动报酬和劳动补偿、赔偿的规定。根据第91条，劳动者工资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由此产生的劳动者权利是——享有在最低工资标准之上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定了一份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自愿且知道国家最低工资制度前提下，只要求用人单位支付低于国家最低工资的工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仍然是无效的。

第二种情形大量存在，比如违反劳动卫生制度、劳动安全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等。对于女性职工的劳动保护属于这种情形。

《劳动法》第95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保护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对女职工或者未成年工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60条

不得安排女职工在经期从事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

《劳动法》本身并没有规定女性退休的年龄问题。但一如我们前文所述，女性55岁退休是对女性的劳动保护制度。不管这一制度属于私法公法化的第一种情形还是属于私法公法化的第二种情形，都是一种无法放弃的权利，是无法拒绝的国家的爱。

女性到底能不能拒绝国家的爱？除了私法公法化这一解释进路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另一条进路解释女性为什么不能放弃法律对女性的特殊保护——这就是法律家长主义的解释。

法律家长主义认为，法律在有的时候必须象家长一样干预个人的自由。比如，美国法律出于对母亲健康生育能力的公共利益的考虑，规定雇主不能安排妇女从事某些特定的工作，不能安排妇女从事待遇丰厚的夜班工作、加班、重劳动以及在生育完之后的劳动。[13]对于法律家长主义的正当性，可能面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追问，但法律家长主义在我们生活的经验世界里大量存在，这一点应该不存疑问。

三、余论：公共政策的考量

在论述女性55岁退休不正义的学者中，有的是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切入的。这种论证路径并非与宪法完全无涉，宪法权利的配置有时也不得不考虑公共政策。因为权利需要成本，实施权利在某种意义上将就是分配资源。[14]

一个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女性55岁退休会出现人才流失，因此应该延迟女性退休年龄。[15]但我们如果以岗位既定来讨论问题，急迫需要就业的年轻人中也会有人才。这些人无法就业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人才进入不了劳动力市场。事实上，今天的退休制度并没有导致人才流失，退休而发挥余热的人才处处都是。[16]因为退休制度并不能使人才退出劳动力市场，在人才缺乏的今天，如果劳动力市场是自由的，人才总能寻找到岗位。[17]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推迟退休可以消解“白色浪潮”的冲击。[18]我国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日益沉重，延迟女性的退休年龄可以减轻社会的养老负担。任何公共政策的实施都会有两面的效果。我国面临老龄化现象的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延迟退休年龄虽然可以减轻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但却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年轻人可能不得不延迟就业时间。如此公共政策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养老的负担减轻了，“养小”的负担可能加重了。

其实规定多少岁退休并不一定是到了这个年龄的人就一定丧失了劳动能力，而很可能是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男人60岁也可能没有丧失劳动能力，但60岁仍然需要退休。

就媒体提的报道来看，对女性55岁退休的质疑之声日益高涨。是否这一制度获得的认同越来越低？法律是理性的同时，还是经验。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仍然需要修改法律——一项制度不管从理论的角度论证多么正当，但如果无法获得认同，仍然不得不面对修改的命运，法律必须从利益攸关者的认同而不是从逻辑的自洽中获得正当性。。女性55岁退休是否真的那样遭到了众多女性的反对？情况并没有如此严重。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反对女性55岁退休的大多是白领女性，而蓝领女性的话语权行使并不如白领女性充分，一个国有企业从事体力劳动的女性可能并不希望延迟退休。那么，我们能不能根据职业规定退休年龄？比如说白领职业女性60岁退休，蓝领职业女性55岁退休？不要说划分蓝领白领的难度，即便我们可以划分清楚，可能又会带来一个新的平等权争论——让蓝领55岁退休是否构成对蓝领女性的歧视？

 女性比男性提前退休并不是我国独有的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男女退休年龄相同的国家(地区)有98个，占59.4%；男女退休年龄不同的国家(地区)有67个，占40.6%。[19]我想这不单是一个歧视就可以解释清楚的。与之相应，现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家务劳动的价值，而不是单从公域中的劳动入手来探讨新的男女平等路径，提出了“同值同酬”的概念，以取代传统的“同工同酬”。[20]但在法律调整私域还颇为艰难的今天，我们还不得不给女性在公域中更多的保护，以矫正在私域中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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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5年11月11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

[2] f.s.royster guano co. v. virginia, 253 u.s.412.

[3]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

[4] 如美国历史上，部分高校规定一些有利于黑人的措施（如录取分数线比白人低），这并不构成歧视。因为历史上的种族歧视制度使黑人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

[5] 朱应平：《论平等权的宪法保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6] 其实我国立法中反复强调男女平等可能暗示着这样一个现实：现实情况中，男女在获得机会和财富方面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在事实上不平等，所以我们要反复强调男女应该平等。立法的目的是矫正事实上存在的男女不平等。

[7]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排除特殊情况，比如有的家庭就没有孩子，被称为“丁克家庭”；在有的家庭，男性可能化大部分时间抚育孩子。但这些特殊情形的存在并没有将文中的命题证伪。在美国1976年的“警官退休年龄案”中，麻州规定超过50岁的警官一律退休。……根据具体情形，有些警察可能未到50即不能胜任，而有些警察则超过50却仍然称职。但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维持了州的规定。参见massachussets board of retirement v. murgia, 427 u.ss.336.因为“在经济和社会福利领域，一州并不因为法律归类有欠完美而侵犯‘平等保护’条款。如果归类具有某种‘合理基础’，那么它并不因为归类‘不具备数学精确度或在实际上导致某些不平等’而违宪……。”参见dandridge v. williams, 397 u.s.471.

[8] 德国1957年针对妇女在家庭承担了更多义务的情形，制定了《第一平等保护法》，促使女性地位提升。该法制定后，德国民法的亲属篇修正，在1360条之一中规定，加上了家庭主妇自由处分金的规定（即可以处理另一方的退休金、养老金等），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1994年德国制定《第二平等保护法》，规定了一系列促进妇女就业，以及妇女工作时间可以少于男性的法律。我国台湾地区也在2002年模仿德国修正了民法亲属篇。用“同工同酬”促进男女平等固然重要，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同值同酬”。因为在私域中，由于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劳动，使她们在公域中的劳动数量无法与男性相比，这就要求在考虑公共领域的劳动报酬时，要将妇女在私域中的付出一并考虑进去。

[9] 关于退休金的性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一般认为是工资的延长，也有学者认为是雇主照顾劳工退休后生活的义务，还有的学者认为是雇主对劳工的赠与。参见郭玲惠：《两性工作平等——法理与判例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71页。在我国大陆地区，之所以有人认为女性55岁退休构成对女性的歧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退休后的待遇比在职时要低很多。但无论如何，按照我国宪法规定的按劳分配制度，在职时取得的报酬是以支付的劳动作为对价的，退休金是不以现在的劳动作为对价的，两者不具有可比性。

[10]参见晏扬：《女性55岁退休：是保护还是歧视》，《检察日报》2005年9月14日第8版。北京大学叶静漪教授也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这个问题的。

[11] 公法上的很多权利是不能放弃的，比如宪法中自由与人格尊严，任何人自愿为奴的行为都是无效的。

[12] 参见[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以下。

[13] 参见孙笑侠、郭春镇：《美国法律家长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法律科学》2005年第6期，第110页以下。我国的立法中，法律家长主义痕迹也随处可觅：比如强行戒毒，骑摩托车必须戴头盔等。

[14] 参见[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15]参见高昱：《推迟退休对谁有利》，《商务周刊》2004年9月23日第5版。

[16] 就观察到的情形来看，大体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原单位返聘，在退休工资之外另计算报酬；另一种是退休后去新的单位工作，或兼职或全职。

[17] 我国《劳动法》规定了雇佣劳动者的最低年龄界限，但没有规定最高年龄界限。

[18]参见《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部分专家的采访：《女性55岁退休 是保护还是歧视》，《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1月10日，第24页。

[19]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1月10日记者（未署名）的新闻综述《女性55岁退休 是保护还是歧视》。

退休法律法规最新篇6

这种痛意和决然是她若干年抗争的感受――因为不认可单位为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的数额，多年来她不断提讼，但抗争的过程却又让她陷入了“被退休”的怪圈。她被这个怪圈折磨已经8年有余。

“如果我选择低头退让，这个怪圈立刻就会消失，但我不会低头。”欧阳丹莉说。

败诉后仍不服输

欧阳丹莉的事，要从9年前说起。

在2007年3月，因工伤在家养病的她接到所在单位北京福田环保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铸造厂（以下简称沈阳铸造厂）工作人员的口头告知，称其年龄满50岁，应办理退休手续。但欧阳丹莉认为自己应属干部身份，退休年龄应是55岁，而且她认为之前单位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金额或比例不足，要求单位补缴后办理退休。

2008年下半年，欧阳丹莉到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状告所在单位，要求补缴少报工资总额及未足额缴纳的五险一金费用，给付少的退休养老金、办理退休等。但一审判决欧阳丹莉败诉，判决第四项为：“原告欧阳丹莉向被告提供相关退休资料及退休申请后，被告沈阳铸造厂于次日起10日内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

2009年，欧阳丹莉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但在判决书中提出“因欧阳丹莉与用工单位之间纠纷已久，患有疾病，生活中存有诸多困难，故用工单位应对其提供一次性的经济帮助，于本判决生效后90日内一次性给付欧阳丹莉困难帮助5万元。”

欧阳丹莉认为，自己在单位工作期间究竟是否属于干部身份，不仅仅涉及退休年龄，更是自己在这家企业辛勤工作近30年的一种认可，是自己必须捍卫的尊严。而在养老保险缴费数额的问题上，她依旧不服判决。

办不下去的“协助退休”

2009年，欧阳丹莉找到辽宁省总工会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向其提供了大量的法律咨询，使欧阳丹莉在后续维权过程中时刻把握法律的准绳。

而就在欧阳丹莉到省高院寻求再审机会期间，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欧阳丹莉拒绝在现有判决条件下走退休程序，不肯递交退休申请，2010年10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向沈阳市浑南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书》请该局“协助办理被执行人欧阳丹莉的有关退休手续”。

在当时，浑南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态度不得而知，但从后续的操作上看，一份《沈阳市城镇从业人员退休（职）审批表》以及《在职转退休职工个人账户确认表》上面有了欧阳丹莉的名字和相关资料，而且已经有了沈阳铸造厂和沈阳市养老保险管理中心的印章。只是，没有欧阳丹莉本人的签字。在审批意见一栏，浑南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又特别注明，是“根据沈阳高新区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退休”随后又注明，“退休时间2007年3月”。

这张表格的内容十分微妙，因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办理退休审批过程中，申请退休人员必须签字盖章，否则这份审批表是不能生效的。《在职转退休职工个人账户确认表》上面也明确说明，企业经办人及本人对上述自然情况和个人账户进行核对，如果核对没有异议，请签字，不签字无效。

事实上，因为欧阳丹莉认为单位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与其实发工资不符等原因未向沈阳市社会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管理局浑南分局提供相应手续，所以其养老保险关系至今还在在职库，按照相关规定不能领取养老金。也就是说，这份退休审批表确实没生效，

辽宁省总工会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吴洪光律师认为：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审判决中，只明确欧阳丹莉提供退休申请后才能办理退休手续，而欧阳丹莉并未提供退休申请，那么就不应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浑南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理论上可以拒绝这份《协助执行通知》。而实际情况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是“协助”了，只是由于欧阳丹莉不签字，退休审批不生效。套用一句流行语是“哥只能协助到这个程度了”。

事情到这一环节，形成的格局是，沈阳铸造厂依据判决要给欧阳丹莉办退休，法院发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启动了退休程序，却因为欧阳丹莉不认可之前的养老保险缴费数额拒绝签字。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则表示按规定当事人不签字就不能办下去。

撤不下来的退休审批

“当时周围的朋友劝我，不要再犟下去了。而且在我向相关部门反映相关情况时，有相关人士对我说，只要签了字，会有一定的补偿。如果不签字，就这么僵持下去，几年下来，没有工资又领不了退休金，吃什么喝什么？生存都会成问题，吃亏的只能是我自己。”欧阳丹莉说，对于这些建议她断然拒绝，因为在她看来，很多事情已不是钱的问题，就像那个著名的电影《秋菊打官司》，秋菊所追讨的，是一种基本尊严。因此，欧阳丹莉非要讨个说法不可。

随后的维权历程是漫长而又艰苦的，2010年10月-2012年期间，浑南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曾提出，欧阳丹莉可以做第二次劳动争议，也就是就其是否属于干部身份、养老保险缴纳数额及比例是否符合规定等争议问题做二次仲裁。在这期间，在辽宁省总工会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欧阳丹莉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法作出书面裁定，裁定认为审查用人单位是否依法、按时、足额缴纳或代扣社会保险费并采取处理措施是行政机关职权管理范围，对欧阳丹莉要求单位补缴不足额代扣代缴五险一金差额部分，如不能补缴则单位应赔偿由此使欧阳丹莉退休后少的退休金差额部分，以及退休前、退休后少的其他四险的差额部分及差额部分补偿的再审事由不予审查。

省高法的裁定让欧阳丹莉看到希望，她需要做的是先撤销之前那个莫名其妙的退休审批，然后申请二次劳动争议。但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浑南新区的相关职能部门，依然坚持原裁决。

已经花白的头发

吴洪光律师认为，欧阳丹莉提交法院的诉求中，是指在补缴其认为当初少缴纳部分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办理退休，而不是在目前现状下办理退休，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沈阳市城镇从业人员退休（职）审批表》《在职转退休职工个人账户确认表》上面明确说明，本人不签字无效。高新区法院在《关于被执行人欧阳丹莉案件有关问题的函》中已经表述了欧阳丹莉所反映的情况，委婉表达之前的《协助执行通知》是存在问题的，通过这一函件进行补充，体现要求浑南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办理的意思，那么之前那次“协助”办理的退休审批就应该撤销。

据此，2015年，欧阳丹莉到大东区人民法院浑南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及沈阳铸造厂，要求其撤销原有的退休审批。辽宁省总工会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免费这讼。但大东区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其。

欧阳丹莉已经快60岁，也就是耳顺之年了。她认为很多事情她能看得明白，她说，从法律之外的情形来看，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如果不是委婉表达之前《协助执行通知书》存在瑕疵，而是直接撤回《协助执行通知书》，或者浑南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能够不“置气”，直接撤销原有的审批，自己被“冻结”了6年的退休程序就能被撤销，自己也就能重新申请二次劳动争议，为自己应有的权益抗争。

“退休签字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我就要争这一口气。”欧阳丹莉一边说，一边摘下帽子，理了理已经花白的头发，她说，她将在合法合规的框架下继续寻求途径解决此事，最终实现“体面的退休”。

退休法律法规最新篇7

退休返聘 挪用资金被判刑

精通企业经营管理的李先生，在退休当天就接到一家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的聘书。到新公司上任后，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上。截至1998年8月，该房地产公司在其打理下业务拓展迅速，盈利水平不断增长，资信状况良好。恰在此时，房地产公司的一位香港股东汇来1200万元资金。因工作需要，他以总经理的身份将其中的1000万元退回给了这位股东。

也许是该出事，他刚把资金汇出，即有人举报他擅自挪用资金。公安部门将其逮捕入狱长达一年零两个半月后。1999年11月，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2002年，法院又裁定将他假释。2004年1月30日，服刑期满。

在被捕入狱和服刑期间，他的原工作单位取消了人事编制，停发了他的退休金，不为其报销医药费。当时，身陷囹圄的他及亲属无暇顾及单位对他做出的这些处理，等他出狱后再找单位协商这些事情时却遇到了一系列麻烦。

刑满释放 生活费只给800元

1999年6月，李先生患上高血压、心律失常、脑动脉硬化等疾病，对于单位不支付他服刑期间的退休费、医药费待遇，他和家人不持异议。但2004年9月17日，他刑满释放9个多月后，北京友谊医院查出他患有前列腺癌，仅治疗此病的费用每月都超过2000元，而此时单位仍不为他解决退休待遇问题。无退休费，不能报销医药费，使本来衣食无忧的他和家庭，很快背负上了沉重经济和心理负担。

找单位咨询、协商、催问均没有效果，李先生不得不寻求社会救济。在律师帮助下，他了解到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突破口是恢复在单位的人事编制。他同时了解到：“对职工因犯罪做出除名、开除等决定，只适用于本人在职期间犯罪，而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在职期间犯罪，退休前被发现的。另一种是在职时犯罪，退休后发现的。而我是退休后触犯刑律，不适用除名处理。”

单位称，对李先生的相关待遇决定符合国家行政管理规章规定。根据《人事部关于对离退休国家公务员所犯错误如何追究其责任的函》的规定，退休的公务员在任职期间或退休后触犯刑律，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自判处之日的下月起取消其退休费和其它退休待遇。作为国家干部的李先生被判处有期徒刑后，单位取消其退休待遇是严格依照前述行政决定执行的。

依据《劳动人事部关于工作人员被判处徒刑缓刑、免刑后的工作和工资问题的复函》中关于“退休干部触犯刑律，被判有期徒刑后，应该停止享受各项待遇，他们服刑期满释放后的生活待遇，由原发给退休费的单位酌情处理”的规定，单位在李先生刑满释放后，从第二个月起即给予其每月800元生活费，报销50%的医药费。单位称这些做法完全符合行政管理程序和法规，而李先生则质疑单位的做法，认为单位没有合理合法地处理他的待遇问题。

对“酌情处理” 双方意见不一

李先生说：“单位自称酌情每月给我800元生活费，不知道其依据是什么。我仔细查阅了相关政策法规，均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规定。我觉得单位给我的这笔钱，应该是根据我既往的工作表现和工作业绩来确定，但是，只给我这么一点儿生活费显然与我的表现对不上号。”由于人事部的函只表述单位可以“酌情处理”，在处理方法和处理结果上单位就可能将“酌情处理”变成“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李先生认为自己就是着了此道。

“如果考虑我的犯罪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和我的一贯表现，单位一定会做出合情合理合法的决定，不会不顾我食不果腹、百病缠身的现实。但是，单位没有这样做。”李先生说：“我挪用资金仅仅是把钱退回出资人，没有从中谋利，也没给单位造成任何损失。退休前我为单位白手起家办三产创收，兴建了饭店、宾馆、住宅及办公大楼，解决了单位职工的办公住房困难，并积累了3亿多元的发展资金。刑满释放后，单位因转让宾馆产权引发职工群访，我受单位委托，不顾炎夏，拖着80岁的病体与职工代表调解三个多月，最终使事情得到圆满解决。从单位对我的处理结果来看，这些情节没有被考虑到‘酌情’里边。”

记者采访的三位专家学者均认为，退休金是劳动者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休后的生活保障费，尽管它视退休者退休前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但毕竟不属于劳动报酬，无须退休者用劳动来换取，既然作为“生活保障费”则无论退休者受何处分均应发给。李先生说：“退休干部犯罪单位就取消其退休费是一种违约行为，是对当事人退休前工作的彻底否定，是不应该的。退休费作为一个人养老的基本生活保障，谁取消它谁就侵犯了《宪法》给予当事人的生活保障权。”

陈君玉律师说，从法理上讲，法律惩罚的是人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人。“酌情”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不符合依法治国的理念，机关工作人员只要正常退休，且退休后所涉嫌犯罪与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无直接联系，刑满后就应当恢复其原有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所以，李先生犯罪并不意味着他将失去所有权利，尤其是他在退休费等财产上的权利。

无论李先生如何申辩，单位始终认为自身隶属国家行政机关，所有财政开支全部由国家财政拨付，对于李先生的待遇问题本单位既无行政决定权，也无财政拨付权，只能严格依照上级人事行政主管机关的行政决定执行。如果李先生对其待遇问题不满，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单位拒以相关 规定进行调整

李先生将劳动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退休人员被判刑后有关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出示给单位。该函规定：“退休人员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或被劳动教养的，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停发基本养老金，服刑或劳动教养期满后可以按服刑或劳动教养前的标准继续发给基本养老金，并参加以后的基本养老金调整。”单位的答复是，该函不能作为调整李先生退休费的依据，因为李先生归人事部门管理，劳动保障部的函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养老金与退休金分属于不同的范畴。退休金是国家机关对退休干部全额从财政上拨付，领取者无须预先交付任何费用。对于触犯刑律的国家干部，国家机关享有调整其待遇标准的行政职权。而养老金具有劳动保险的性质，领取者需预先交付自行负担部分的养老保险费用，方可享受领取退休金的权利。因此，对于单位对李先生退休金问题作出的行政行为，劳动保障部的函不能作为调整的依据。

退休法律法规最新篇8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西方发达国家从19世纪开始就已经着手养老保险的立法，比如德国首次进行养老保险立法的时间是1889年，英国是1908年，法国是1910年，意大利是1919年，加拿大是1927年，美国是1935年，而我国是在2010年。实践证明，法律法规建设对于有效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美国政府在经济大危机时期的1935年，颁布了以养老保险体系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在内的《社会保障法案》，之后又通过并颁布《美国老年人法》、《老人志愿工作方案》、《老年人营养方案》、《老年人社区服务就业法》、《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保护病人和负担得起的照护法案》、《老年人正义方案》等法律，设立老年人问题管理署、政府老龄问题顾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总署等一系列专门的管理老年人问题的机构，从法律制度上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英国政府陆续颁布了《养老金法案》、《国民保险法》、《福利改革与养老金法》、《退休金法》、《退休金信用法》、《社会保障法案》等，构建起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律体系。

延长劳动力退休年龄

延长退休年龄是解决由人口老龄化带来财政支付压力和政府养老压力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社会适龄劳动人口比例相对下降，劳动力资源供给会更加紧张，政府用于赡养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基金支付成本会加大，政府负担会加重。为此，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将延长退休年龄作为首选对策。

据统计，在OECD的34个成员国中，没有提高职工法定退休年龄的国家只有芬兰、冰岛、墨西哥、荷兰、西班牙和英国，而这些国家之所以没有进行改革的原因正在于它们的法定退休年龄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很高了，比如冰岛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在1958年就已经是67岁，而其他五国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已经是65岁，截至2010年底，在欧洲发达国家中，除了卢森堡等3个国家是60岁退休以外，其他国家的退休年龄大都在61岁以上。

日本政府通过借助企业力量很好地解决了延长退休年龄之后老年人的就业问题。日本法律规定60岁到65岁老年人的就业问题主要依靠企业协助解决，并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和继续雇佣制度来实现，而65岁及以上年龄的老年人就业问题则由地方政府通过老年人人才中心和福利服务形式安排解决。

发展养老产业

在国外，老龄产业亦被称作银发产业，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目前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包括家政服务、护理服务、卫生保健服务等在内的老年人养老照料服务业；二是包括养老院、敬老院、老年公寓等在内的针对老年人开发的各类养老机构；三是针对老年人群体特别开发的各类产品和服务，如老年人保健用品、金融理财产品、旅游产品等；四是为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要而开发的各类产品与服务，如创办老年大学、提供再培训项目等。

日本政府以开发针对老年人的医疗看护和健康保障产业所取得的成就而蜚声世界。2010年6月，日本政府公布了21世纪复活日本的21个国家战略项目，医疗和看护产业即是项目之一，其中针对在家养老人群的上门看护服务则是发展的重点。日本政府希望借此在未来10年时间里实现医疗和看护领域的国际合作，并且借助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发展商业或公益性养老设施建设。此举在短期内快速地带动了一大批老年人用品专卖、老年人餐饮专营、老年人管理咨询、老年人教育培训等行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以养老设施为核心的养老院经济产业体系。

倡导孝道文化

敬老爱老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优良文化传统。1991年，第46届联合国大会提出《联合国老年人原则》，强调每个国家和社会都应该有保障老年人得到照顾和保护的文化价值体系。西方国家往往通过创立老年人专门节日的方式倡导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不但注重给予老年人物质帮助和支持，而且注重给予其精神理解和关爱，比如加拿大将每年的6月21日定为老人节，又称笑节；美国的老人节也叫祖父祖母节，定在每年9月劳动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日本将每年的9月15日定为敬老日，而且是法定节假日。

此外，深受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熏陶的东亚各国，如日本、新加坡等国往往通过颁布法律的形式明确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和赡养义务。新加坡政府于1995年颁布了《赡养父母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专门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赡养父母法》明确规定，如果子女未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那么法院将判处其罚款一万新加坡元或者一年有期徒刑。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发达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经验及做法，有诸多闪光之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日益增多，给社会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大，面对“未富先老”的社会现实，学习借鉴西方既有的经验，可以起到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法律体系建设方面，我国尚没有针对老年人养老保障方面的单独的法律，国家对老年人的保障程度还很有限，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更多要依赖于家庭的力量，特别是在当前“1―2―4”家庭结构模式之下，年轻人养老负担沉重。虽然，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将“常回家看看”列入老年人的权益保护当中，但该法效用的大小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能否将探亲假坚持下去。在延长职工退休年龄方面，我国应适时启动退休年龄改革，既要考虑到当前人口寿命普遍延长的现实，也要考虑到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的现实，对于庞大的“身未老心亦未老”的老年群体，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和选择，使制度设计更加合理。在发展养老产业方面，我国城市中48.5%的老年人有各种养老服务需求，而目前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满足率只有15.9%，巨大的市场需求缺口使得未来阶段我国的养老行业发展前景良好。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老年服务产业既需要政府法律法规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也需要政府对其加强监督和管理。在倡导孝道文化方面，我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儒家文化的国家，政府要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继续强化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