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法律法规范文

初级法律法规篇1

《经济法》课程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应被忽视；《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会计各类资格考试的内容为基础，并与其他的课程如《税法》、《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等相衔接；任课教师应当在《经济法》课程第一堂课上对学生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并注重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经济法》课程的主动性。

关键词：

三本院校；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

一、《经济法》课程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性被忽视

《经济法》课程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其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首先，《经济法》课程是会计专业各类考试的必考课程之一。从学生选择会计专业开始，就注定了与《经济法》课程一生相伴；《经济法》课程贯穿会计专业学生会计职业生涯的始终，《经济法》课程能决定会计专业学生会计职业生涯的高度。会计专业的资格考试，从低到高，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初级会计师考试、中级会计师考试、高级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这五个层次中，目前有四个层次需要考试《经济法》课程，即：在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初级会计师考试、中级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中，《经济法》课程是必考科目，只是在不同层次的考试中，名称不一样而已。在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中，名称为《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在初级会计师考试中，名称为《经济法基础》；在中级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中，名称为《经济法》。由此可见，《经济法》课程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经济法》课程能决定会计职业人员的执业质量。会计职业的特点决定了会计职业是“在刀尖上跳舞”的职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会计岗位是社会上所有单位不可或缺的工作岗位，会计人员每天在与数字、金钱打交道。很多单位存在的违法乱纪现象，均需要通过会计岗位进行账面上的“合法化处理”。

众多会计从业人员，或者迫于单位领导的压力、或者出于法律观念淡薄，或提供虚假的会计证明、或疏于履行该有的监督之责，使得违法乱纪行为屡屡得逞。因此，会计岗位的特殊性要求会计专业的学生不仅具有娴熟的会计专业知识，还要有较强的法律观念。与《经济法》课程在人才培养体系中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形是：《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却被实实在在地忽视了。《经济法》课程重要性被忽视的体现就是课时的缩减。笔者曾在多个三本院校做过调研，《经济法》课程的课时被缩减是众多三本院校会计专业共存的现象。以武昌工学院和武汉工商学院为例，这两个民办院校会计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最初的课时均是64学时，后在修改人才培养方案时，分别将课时缩减至48学时和34学时。要想在短短的48学时和34学时内将《经济法》课程的重点内容讲授完毕，是对《经济法》课程任课教师的考验。

二、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讲授内容需要厘清

当前，在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讲授内容方面，存在着偏法律专业的倾向；没有面向会计专业有专针对性地拣选讲授内容。笔者认为，任课教师应当为会计专业有针对性地设计讲授内容，讲授内容的甄选应以会计领域的专业资格考试内容为基础。在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会计法律制度；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财政法规制度等。在初级会计师考试的《经济法基础》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经济法概述；劳动法律制度；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等。在中级会计师考试的《经济法》课程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经济法概述；公司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商业银行法律制度；保险法律制度；外汇管理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担保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其他法律制度，如专利法律制度、商标法律制度等。在注册会计师考试的《经济法》课程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经济法概述；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物权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公司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票据与支付法律制度；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反垄断法律制度；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等。鉴于会计专业已经专门开设有《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税法》等课程，《经济法》课程的讲授内容就无需再涉及财经法规、税法的内容；《经济法》课程应以经济法概述、企业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劳动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等为主要内容，适当兼顾初级会计师考试《经济法基础》以及中级会计师考试《经济法》的内容，以培养初级会计师为主要目标。

三、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方法需要改进

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方法需要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任课教师须在《经济法》课程的第一堂课上对学生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虽然每所三本院校均会在新生入学后对新生进行专业教育，但是入学专业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众多三本院校将《经济法》课程开设在第三学期或者第四学期。经过一年多的大学生活，学生已经开始思考自己的专业出路、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很多学生也已经参加了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甚至有的学生已经开始筹划初级会计师以及中级会计师的备考事宜。此时再对学生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相信学生会有切身的体会。更有甚者，不用任课教师强调，学生自己也会明白哪些课程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笔者从事三本院校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工作已经5年有余。在笔者的《经济法》课堂上经常有学生带着初级会计师考试的复习资料，并在课间休息时间向任课教师咨询不懂的题目或者知识点。因此，任课教师在第一堂课上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要比在入学专业教育时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其效果更加明显。

（二）任课教师须注重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经济法》课程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该课程没有兴趣，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笔者曾经在武昌工学院和武汉工商学院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看法惊人的一致：《经济法》课程理论高深、内容枯燥，没有学习的兴趣。学生对《经济法》课程产生如此误解，责任在于任课教师。任课教师讲授的内容空洞，如何让学生产生兴趣？任课教师单一的教学方法，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有的任课教师自己没有理解知识，又如何让学生理解知识？又如何向学生传授法律条文如何应用？有的任课教师上课就是念PPT，以至于学生戏言：《经济法》老师就是念经，《经济法》课程就是催眠。其实不然，法律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经济法亦然。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经济法也应该很精彩才对。因此，作为《经济法》课程的任课教师，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专业技能是第一要务；运用自己的知识魅力、人格魅力吸引学生，让学生对《经济法》课程产生兴趣则是《经济法》课程任课教师的迫切现实。

参考文献：

[1]陆中宝.应用型本科会计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教学研究———以南京工程学院会计专业为例.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2]刘志菊.应用型本科高校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教书育人，2014（2）.

初级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国际法自足制度;概念;实施;国际责任;争端解决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一、国际法自足制度的源与流

    在国际法中,“自足”(self-contained)这一措辞最早出现在1923年常设国际法院对温布尔登案的判决。[1]该案涉及德国基尔运河的地位问题,法院就该案适用的法律认为“基尔运河的各项规定是自足的”。其后,常设国际法院在1925年的一份咨询意见中指出,为了解释有关条约中的特定用语,不必参照外部资料来源:“在这一点上,公约是自足的,并且应当采用词语的自然含义”。[2]在1980年德黑兰人质案中,国际法院在判决中阐述外交法的特点时第一次使用了“自足制度”(self-contained regime)的措辞:“简言之,外交法规则构成了一个自足制度,该制度一方面规定了接受国应当给予外交使团便利、特权和豁免的义务,另一方面预见到外交使团滥用这种便利、特权和豁免的可能性,故指明了接受国在应对这种滥用时的处理手段。”国际法院指出,接受国不得采取对等行为而违反外交豁免的规定,只能采用外交法中规定的救济措施。法院假定这些救济措施“完全有效”。在1986年尼加拉瓜案中,法院对人权法也采取基本相同的态度:“有关条约具有其自身的责任追究制度,因此其他反应方式都是不宜采用的”。法院指出,使用武力不是“确保尊重人权的适当方法”,因为“当人权受到国际公约保护时,这种保护的形式是依据各公约本身规定的安排来监督或保证对人权的尊重”。

    如上所述,常设国际法院所使用“自足”措辞的本意,是强调条约这类国际法渊源在个案中的适用和解释,不应或者无需被其他国际法规则所补充。而国际法院所使用的“自足制度”,意在强调某些国际法制度所规定的排他的特别救济措施。按照法理学者哈特对“规则”的分类,[3]从“自足”到“自足制度”的提出,国际司法实践的重心也从初级规则转向了次级规则。

    国际司法实践的转向显然受到国际法委员会相关法律编撰的影响。在国际法委员会自1963年起对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编撰过程中,前后三任特别报告员都涉及到自足制度的问题,并提出了不同的主张。问题集中在自足制度与一般国际责任法的关系,以及自足制度如何影响当事国诉诸反措施的权利。

    1982年的特别报告员威廉·里普哈根(Willem Riphagen)认为,国际法应被视为是一种不同制度的集合体,这类制度共存而没有任何预先界定的等级。国际法体系是一种建立在各种不同次级体系(subsystem)基础上的秩序,在每个次级体系内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密切关联。国家往往对国家责任的内容、程度和形式制订某些特别规则,国家责任制度仅仅是这类次级体系中的一种。尽管里普哈根使用了“自足”一词,但他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永远排除了任何一般国际责任法的适用,因为整个次级体系本身可能“失灵”,在这种情况下转而采用另一个次级体系可能是无可避免的。[4]1991年的特别报告员阿兰焦·鲁伊斯(Gaetano Arangio-Ruiz)更加关注后一问题,即反措施在这种制度中是否“对缔约国在法律上诉诸一般国际法规定的合法措施的可能性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他得出结论,没有任何体系可以设想为自足制度,从而排除国家责任规则的适用。同时,他承认国家有权就违反某些初级规则的特别后果做出规定:在一些国家之间缔结某项条约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就违反条约义务的行为规定特别的责任制度。2000年的特别报告员詹姆斯·克劳福德(James Crawford)采取了较为务实的立场,在关于委员会草案与外部法律关系的第37至39条草案的讨论中论述了自足制度,并形成了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55条“特别法”的规定,“在并且只在一国际不法行为的存在条件或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或履行应由国际法特别规则规定的情况下,不得适用本条款。”

    国际法委员会在自2000年起对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了自足制度的可能含义。国际法不成体系研究小组指出,在国家责任法编撰中对自足制度的讨论并没有注意到各种“特别法”在规范意义上的区别,“关于某一问题的具体条约规定”不过是一种通常情况下的特别法。研究小组认为,自足制度可以是“一套确定违反某些初级规则的后果包括这种确定的程序的特别次级规则”,或者“关于某个有限问题的相互关联的规则组合(成套规则、制度、次级体系)以及这些规则的建立、解释、适用、修改或终止。”而后一种情况,即相互关联的建立制度、实施、修改和终止规则,可能更广泛地排除一般法。这套规则可能由特别解释原则加以制约,并应反映出该制度的目标和宗旨。

    如上所述,国际法委员会在不成体系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扩大了自足制度的内涵。国家责任法最终报告所指的国际法“次级规则”,主要指国家责任本身的规则,即根据国际法认定国家应对其违法的作为或不作为负责的一般条件,以及这种责任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自足制度也仅涉及到有特殊国家责任条款的制度可能影响到一般国家责任法的适用,这也是前述国际法院的用法。而在不成体系问题的研究报告中,研究小组所指的国际法次级规则,包括“相互关联的建立制度、实施、修改和终止规则”等,实际上全面体现了哈特所指“次级规则”的本意。因此,研究小组对自足制度的界定是,“国际不法行为的一套特别后果”或者“制约对某个问题的处理的一套国际法初级和次级规则”,从而使自足制度超出了国家责任法的范畴,具有更为广泛的解释意义。尽管如此,国际法不成体系研究小组2006年的最终报告认为,虽然国家能够通过特别责任制度或规则管理制度将诸多一般法搁置一边,但从总体排除适用一般国际法的意义上说,现有条约制度都不是自足制度。

    从国际法学的研究来看,在1985年的《荷兰国际法年鉴》上,布鲁诺·希马(Bruno Simma)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自足制度。希马认为,外交法、欧共体法和人权法等,包含了涉及违反其相关初级规则后果的特别规则,有可能成为一种自治体系(autonomous systems)。这类自足制度可能使国际法过程的无序和任意情形有所缓和,对于国际义务的协调发展和实施,具有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对自足制度的实证分析表明,特定法律结果的自足性质,对相关初级规则的有效性具有消极影响。[6]20年后,已经是国际法院法官的希马在《欧洲国际法杂志》撰文指出:“一方面,这类特别的条约体系规定了新型的争端解决、监督和报告等程序,并导致先前在一般国际法尚未发展出的救济。另一方面,特殊体系的次级规则通常不如经过国际法委员会编撰的国家责任条款全面”。与国际法不成体系研究小组不同,希马认为对自足制度是否可行的争论,其关键是采取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的立场。

    总体上看,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中,对国际法自足制度的概念、特征及其影响尚没有定论,不同的领域或学者有不同的主张,甚至同一领域或学者的立场也漂浮不定。而有趣的是,近年来在诸如国际人权法、人道法、欧盟法和WTO法等领域的着述中,使用自足制度这一措辞的次数却在增多,而所指各有差异。[8]作为一种学理上的概念,自足制度应能够概括体现国际法相关的实践发展,并进而彰显对国际法问题的研究价值,而概念本身应具有一致性和确定性。为此,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对国际法相关问题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自足制度概念。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本文仅追问与这一概念的界定本身相关的四个问题:第一,国际法自足制度的可能外延。第二,自足制度的应有内涵。第三,其应有的法律特征。第四,这种界定与相关概念诸如国际法的次级体系、特别法(制度)、客观制度之间的区别,能否以后者代替。

    二、国际法自足制度的可能外延

    如上所述,并结合国际法的实践,可以按照从广义到狭义提出四种国际法“自足制度”的可能外延:

    首先,国际法自足制度可以广泛地指具有自己的原则、规则、机构和目的的国际法“次级体系”,诸如“海洋法”、“环境法”、“人权法”和“贸易法”等。具有示范意义的是1971年联合国秘书处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将国际法划分为17个不同的“专题”或“部门”。由于“国际法的大多数行动已经转向依照专门制度行事”,[9]这种意义的自足制度涉及所有具有专门功能或目的倾向的整个领域:收集了管制若干问题领域的所有规则和原则,以便表示“专题自主”。

    第二,指以不同于一般法所采用的方式处理某一特定问题的国际法的“特别制度”( special re-gimes),通常是某种国际法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间相互关联的整体。笔者认为,从国际法的实践看,形成这种意义的自足制度具有两种方式,而侧重点有所不同:

    其一是“从无到有”,由涉及特别事项的包括权利和义务在内的一套特别规则形成,此时重点在于“初级规则”。在此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前述温布尔登案,国际法院提到凡尔赛条约关于基尔运河中航行的条款,认为对此问题具有了所谓“一套条约”。实践中,一套条约规定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通过其执行机构的活动而发展成为一种制度。这些规则可能涉及一个地理区域,例如关于保护特定河流的条约;或一些实质事项,例如关于管制特定武器之使用的条约。这样一个特别制度可能在单一条约、若干条约或者条约和习惯法以及实践性的法律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继而形成“条约体系”(treaty system),意味着在某一特定问题领域内条约的规则或原则形成和发展的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例如,20世纪的下半叶,各种侧面的条约体系不断发展和形成。诸如海洋体制的法律,从最早的习惯性规范开始,到1958年《海洋法公约》中形成为法典形式,以及最后到1980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为集大成者。核武器控制体制则从1963年部分核禁止条约到1992年《进一步削减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的签订,这29年的过程本身给人以在国际法体制下核武器控制“体系”的深刻印象

初级法律法规篇3

关键词：“其他具备条件”；司法首长选任；法官；检察官；职业资格准入

我国现行《法官法》第12条规定，“初任法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且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应当从法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与此同时，该法第51条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现行《检察官法》的第13条、第54条的相关规定和《法官法》完全相同。“其他具备条件”的变通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具备法律职业资格的党政干部调任司法首长或者司法系统内干部规避司法考试获得法官、检察官资格的现象，尤以基层为盛。

我国数十年的司法改革，取得了不少有目共睹的成绩。同时，不可否认，在缺少多方位体制联动的境况下，已有的改革举措大多停留在工作机制层面上，较为敏感的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尚未展开，步履维艰。总体上看，对于成熟法治社会与宣示依法治国的国家而言，法官、检察官资格的高准入门槛，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定论，也是最容易取得社会共识的司法改革领域。“其他具备条件”无疑是对这种法治要义的违背，并产生了一些现实弊端。

笔者试在简略回顾我国法官、检察官资格准入的相关法律制度沿革的基础上，立足于不同审级司法机关的分工殊异，重新审视“其他具备条件”之变通规定的使用问题及其立法建议。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基层司法首长，是指市、县两级法院、检察院的正副院长、正副检察长。

一、我国法官、检察官职业资格准入的制度变迁和国外经验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于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的选任标准只是突出政治素质和纪律作风，对学历、文化以及专业知识没有明确要求，实践中偏重考察资历、级别，特殊调整时期又必须逢合政治运动和政策指令的需要。“”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随着检察机关的恢复设置，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逐步走向正轨，但囿于培养基础薄弱、法律人才短缺以及公众法律意识匮乏等客观条件，1983年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的任职资格侧重于政治思想方面的考察，没有对业务素质作出硬性要求，仅《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复转军人、社会招干录用人员、教师等是法官、检察官的主要来源；其中，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仍实际存在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也使得一些有门路的关系人员获得法院、检察院的正式编制，部分随后晋升为法官、检察官。总之，在1995年2月通过的《法官法》、《检察官法》颁布实施之前，法官资格、检察官资格的取得基本上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法官、检察官群体的整体素质较低。

1995年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从法律上明确我国法官、检察官的条件及资格取得的途径、方式，初步奠定了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的雏形。根据该两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开始分别建立起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考试制度,即规定通过考试者方能提请人大任命为法官、检察官：法院系统分别于1995年、1997年、1999年进行了三次考试；检察系统亦举行了三次。但由于准备实施的时间仓促，缺少相应配套的制度和措施，其缺漏也很快暴露出来：选拔范围狭窄，资格考试仅限于司法系统内部，未向社会完全开放；学历和法律专业知识要求偏低，法官、检察官的学历资格起点是高等院校专科毕业，加上两年工作经历；全国范围的法官、检察官资格考试不规范、不统一，一般由各省级法院、检察院分别组织，考试内容、侧重点均有所不同,要求也各异。

2001年6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了对于《法官法》、《检察官法》的修改决定，提高了法官、检察官的任职资格条件，吸收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如将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的学历起点提高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知识”，对从事法律工作的时间要求做了延长等。最重要的是，修改后的《法官法》第51条、《检察官法》第54条规定了国家对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法官法》第12条、《检察官法》第13条又分别规定对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采取严格考核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司法考试且具有相应任职条件的人员中择优录用。这些规定标志着新的法官、检察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在我国立法上已经得到确认。

继而，首届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于2002年3月30日、31日举行，全国共有360 571人报名参加考试，24 000多人通过考试,合格率约为7%。至今，司法考试制度实施已逾十个年头，是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法治潮流背景下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最重要成果之一。纵观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无论是以成文法为法律渊源的大陆法系还是以判例法为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源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法律职业者的培养方式各有特色，但接受大学法律教育是两大法系国家从事法律职业的前提条件且必须经过职业训练，最后从事法律职业还必须通过形态各异的全国或各地区统一的司法考试（律师考试）[1]（P.90），亦即都非常注重法律专业知识与从业实践经验的结合。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检察官一般必须先拥有律师资格，如在美国，获得律师资格必须是在大学毕业的基础上通过竞争激烈的法学院入学考试后，学习三年期满再通过相应州的律师资格考试方可。大陆法系的代表德、法、日等国法官、检察官资格的获得，其程序也非常严格，一般要接受两个阶段的教育和培训，并且须通过两次相应的国家考试，日本的司法考试就有“现代科举”之称，可见其残酷异常。

初级法律法规篇4

欧洲共同体是二战以后西欧发达各国之间结成的是一种新型的、“超国家因素”逐渐增多的国际组织，至今已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从现在来看，欧共体还远不是一个国家意义上的联邦，因为至少在政治体制上欧共体各国仍以各政府协调为基础，但一些学者将其称为“超国家组织”，因为其的确具有了某些联邦的特征。如：一系列基础条约具有共同体宪法的作用；欧共体条约创建了立法、执法机关并赋予它们各种权力；共同体条约、共同体机关的立法在各成员国有直接效力，优先于成员国法律适用；欧共体条约更创设了欧洲法院，并且赋予其解释“宪法”――欧共体条约的权力等等。当然，欧共体的现行体制与真正的联邦体制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但与欧共体条约中的规定相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这首先就应该归功于欧洲法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和创新。

二、欧洲法院的主要管辖权

欧共体的主要机构有四个：欧洲议会、部长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和欧洲法院。欧洲法院有15个大法官，由各成员国同意后任命，任期6年，再选可连任。法院还设有6个总咨询，他们不代表任何国家，仅代表法律。

欧洲法院的管辖权是广泛的，总的讲它是在解释和适用法律，而它受理的案件却使它仿佛是一个兼具国际法院、行政法院、民事法院以及超国家的多种属性的法院。1具体来看，欧共体条约主要赋予欧洲法院以下几种管辖权力：

（一） 司法审判权

欧洲法院依据欧共体条约第169、170条的规定，受理由委员会或成员国提起的对违反欧共体法的成员国的诉讼，以明确各成员国的责任，同时就诉讼所涉及的问题向有关成员国发出警告。此类诉讼的根本目的在于纠正成员国违同体法的行为，执行共同体法的规定。

在审理此种案件后，欧洲法院将作出判决。与国内法意义上的判决不同的是欧洲法院无权在判决中命令某成员国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执行判决。根据共同体条约，如果法院认为一成员国对于依照本条约由该成员国承担的义务中有一项义务未予履行时，该成员国有义务采取为执行法院判决所应采取的措施。很显然，判决是有约束力的，但执行方式保留给各成员国，这展示了欧共体在维护法律秩序与顾及成员国间寻求平衡的技巧。

欧共体条约对于欧洲法院审判权的规定是比较明确的，相比之下，在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中对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审判管辖权的规定却甚有争议。“在一切有关大使、公使和领事以及州为当事一方的案件中，最高法院有初审管辖权。在上述所有其他案件中，最高法院有关于法律和事实上的上诉管辖权，但由国会规定为例外及另有处理者不再此限。”由于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大使、公使、领事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中，大使、公使和领事皆享有豁免权，事实上很难形成诉讼；而以州为当事一方的案件也数量不多，从而联邦最高法院的初审管辖权较少行使，而主要受理上诉案件。但是宪法第三条中“但由国会规定为例外及另有处理者不在此限”的规定却使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权具有了不确定性。按字面解释，如果国会作出另行规定，那么最高法院的权力可以被剥夺的仅剩下初审管辖权。因此，对于第三条中这部分内容的解释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比较传统的观点认为国会有权力依宪法剥夺所有联邦系统法院包括联邦最高法院的管辖权力，仅以那些极少的宪法赋予最高法院的初审管辖权为例外。2但是几乎所有持这种传统观点的人又都反对剥夺管辖权的实际行使，因为对最高法院上诉管辖权的撤销会导致各个巡回法院在没有最高法院监督下解释宪法、联邦法和先例，这将对联邦法的统一构成威胁，而对整个联邦法院系统管辖权的剥夺将导致五十多个州的法院来行使这些权力，也直接影响联邦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若严格依法律规定，欧洲法院受理的对成员国提起的初审案件应很多，因为成员国违反欧共体法的情况大量存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委员会的角度来讲，欧共体毕竟不是国家，成员国不是成员邦，委员会更非一国政府，欧共体与成员国复杂而敏感的关系除了要靠法律制度来维持外，相互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也是极重要的，诉诸于欧洲法院并非最佳选择，因而提起的诉讼也数量有限。从成员国的角度，都不愿意因为其他成员国未履行共同体法义务而以致损害国家间关系，迄今为止成员国提起的诉讼极少，欧洲法院也仅作出过一次判决（141/78 法国诉英国案）3、 .与此情况相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实际审判的案件也为数不多，其原因并不是如前述国会立法剥夺了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权，而是因为国会通过法律允许联邦最高法院对上诉案件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即认为缺少重要联邦性问题的案件最高法院可方便行事不予审理。 这种方式一方面减轻了最高法院的案件负担，另一方面也使重要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不失灵活性。

（二）对欧共体机构行为的审查权

欧共体法律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其中又以法、德的影响为大，因而在对欧共体机构行为进行审查的法律设计上借鉴了法国行政法院和德国的经验，规定了欧洲法院对欧共体机构行为的审查权力和范围。

条约173条规定： “欧洲法院应当审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共同制定的法令的有效性，审查由理事会、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及欧洲议会单独制定的旨在对第三方产生法律效力的法令的合法性，但对它们所作的建议和意见除外。”通过此条，在基础条约中就明确规定了欧洲法院对共同体机构立法的审查权。

根据欧共体条约，允许对共同体机构行为提出四类诉讼：无效、拒绝行为、非法和损害赔偿。

有学者将可以受理对共同体机构行为提出的这四类诉讼看作是欧洲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四种方式4，但似乎只有在要求宣布无效之诉中对立法文件的审查具有比较全面的司法审查权含义。在美国的法律术语中，司法审查有其特殊的含义，专指普通法院（实际上是指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审查联邦的立法或各州的宪法或立法是否符合联邦宪法5，即是指违宪审查权。与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由条约明确加以规定相反，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是没有任何宪法依据的，不论宪法本文或修正案都未授予最高法院此种权力，美国国会亦未曾通过法律规定这种权力，其应该说是受19世纪初美国政治斗争及某些英国法因素影 响而作为判例和宪法惯例产生的。从对立法审查的时间上看，欧洲法院对欧共体机构法令的有效性审查是在有关法令制定并生效后的2个月内，由有关当事人向欧洲法院提讼申请宣布无效，无效可以作为单独的诉讼原因；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不是在有关法律制定前后宣告该法律是否有效，而是在它受理的有关案件的判决中宣告所涉有关法律是否违宪，要求宣告无效不能作为单独的诉讼原因，这一点即与欧洲法院不同，也与法国宪法委员会或行政法院向立法或行政机构就有关立法是否有效事先提供咨询性意见的方式不同，因为“最高法院必须按照美国宪法第三条中使用的词语‘案件’和‘争议’来行事，除非一个涉及诉讼双方相对利益的实际案件提到它的面前，它是不应该有所行动的”。6根据美国违宪审查惯例，联邦最高法院可以对州的立法进行违宪审查，而欧共体条约明确授权于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的对象只限于共同体机构的行为，不包括各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实践中欧洲法院对成员国国内立法的控制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在前文所述的受理对成员国提起的违同体法的诉讼中进行直接审查；另一个则是在初步裁程序中的间接审查，这一点后文将会论及。

（三）初步裁决管辖权

欧共体司法制度的一个特点是成员国法院与欧洲法院共同行使欧共体的司法权，成员国法院管辖着大量的涉及欧共体法的诉讼。成员国个人之间、公司之间以及个人或公司与成员国之间发生的涉及欧共体法的纠纷只能在成员国法院解决，这就必然引起欧共体法解释和适用的统一性问题，因而欧共体条约建立了特有的初步裁决程序。

欧共体条约第177条规定 ：“欧洲法院有权就以下事项作出初步裁决：

（1）本条约的解释；

（2）共同体机构与欧洲中央银行法令的有效与解释；

（3）根据理事会法令所设机构的章程的解释，如那些章程有此规定。

成员国的任何法院或法庭在受理此类事项时，如认为对该事项的裁决是其作出裁决所必须的，则该法院可请求欧洲法院对此事项作出初步裁决。

对此类事项在成员国国内法院或法庭所受理的案件中提出，而该国法令对其裁决无司法补救手段，则该法院或法庭应将此事项提交欧洲法院。“

通过此条，基础条约明确授予了欧洲法院初步裁决管辖权。从欧共体的发展来看，初步裁决已成为了欧洲法院积极司法活动的首要工具。欧洲法院所建立的法律适用的主要原则，包括直接适用和直接效力原则、优先地位原则，几乎都是在初步裁决中作出的。7从程序上看，初步裁决主要是“成员国法院与欧共体法院本着司法合作精神而进行的对话”8，这决定了其不同于直接诉讼，在这一程序中没有正式的当事人和严格意义上的对抗。当成员国法院就案件中某一问题向欧洲法院申请初步裁决时，在申请法院的该案件审理程序将中止。欧洲法院在审阅有关方面意见后作出一个初步裁决。之后，在申请法院的案件的审理程序恢复并依据初步裁决作出判决。

初步裁决对于主案有拘束力，提出申请的法院必须将初步裁决结果运用到主案并据此作出判决。虽然欧共体法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却没有人否认初步裁决的效力，否则对一国法院来说，不执行自己申请的初步裁决就根本违反了初步裁决制度的目的。从目前来看也还没有发生过这种危机。

虽然初步裁决对于主案的效力勿容质疑，但在对以后此类案件的效力问题上则存在着争议。欧共体法在发展过程中，在主要继承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的同时也受到英国普通法的越来越多的影响，比较典型的特点就是判例法的作用日益明显。在欧洲法院的判决中有时也引用以前的判决，但是判例还没有取得像在普通法国家那样的先例地位，因而欧洲法院的初步裁决无法作为先例有对后的效力，而且欧洲法院也从来未宣称过其作出的初步裁决对以后的相似案件有拘束力。根据欧共体条约177条第2款，一个成员国下级法院若遇到欧共体法问题可以自己解释，或者自己不解释而向欧洲法院申请初步裁决。如果一个成员国下级法院认为其所受理的案件中的欧共体法问题与欧洲法院以前曾作出过初步裁决的问题相似，应认为下级法院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依赖于该初步裁决，因为条约或欧共体法的原则并没有强制下级法院去遵从。

欧洲法院拒绝宣称将以前的初步裁决作为先例大概由于以下原因：首先是分权的问题，至少在原则上大陆法国家拒绝有约束力的判例法思想，认为制定规则来约束将来案件是立法机关的任务；其次是与欧洲法院与各成员国法院的关系有关，欧洲法院曾多次强调两种法院之间的关系不是等级性质而是一种协调、合作关系，欧洲法院不是成员国的上诉法院，亦无权、废止或审查成员国法院的判决。这种非隶属关系使得欧洲法院难以去明确规定其初步裁决对以后案件的拘束力。

初步裁决的实际应用并不仅限于解决成员国申请的欧共体法问题，还起到了对成员国立法间接审查的作用，这是一种不直接的确保成员国立法与欧共体法相符的作法。在成员国法院进行的诉讼中，若发现成员国立法与欧共体法相冲突而难以确定如何应用，在这种情况下成员国法院可以向欧洲法院申请初步裁决，但是其不能要求欧洲法院对成员国法律的有效性作出直接的决定，而是要求欧洲法院解释据称与国内法相冲突的共同体法条文，以此来判断国内法的有效性。如果国内法的立法意旨与欧洲法院的初步裁决相冲突，那么国内法院会宣布该国内法不可适用，从而否定了其效力，起到了间接审查作用。

初步裁决程序保证了欧共体与成员国这两种相互独立的法律制度在适用欧共体法上的统一，使不同法系、适用不同诉讼规则的各成员国法院在审理涉及欧共体法案件时能更恰当的适用法律，是欧共体法律制度的一个支柱，而且其确立的欧洲法院与成员国法院的独特关系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适用性。

相比较来看，在美国就缺乏类似“初步裁决”这样的法律程序可以让州法院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请对有关法律问题作出证实或裁决，这或许是因为美国有其独立的联邦法院系统以及从州法院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程序，使得裁决或证实程序不再必要。相反，在我国则存在着一种与初步裁决程序有些类似的司法制度，即下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问题要求答复。但在拘束力上，我国的这种请示制度与初步裁决程序又有明显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问题的答复对于国内各级人民法院都是有拘束力的司法文件，各级人民法院在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将其作为判决依据，而在欧共体至少现在来说是不承认初步裁决约束将来案件的效力的。

欧洲法院的这种初步裁决程序，从设计和操作来看都是十分独特的，对于当代中国的“一国两制”下的法律体系有比较大的借鉴意义。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均实行司法独立，特别行政区法院具有很大的司法权限，与欧共体各成员国法院的地位比较相似。随着基本法和其他法律在香港、澳门的深入实施，以及香港与澳门与内地交流的愈加广泛，产生了许多涉及内地法律的问题，比如香港人士内地子女居留权案。此案件虽然最终以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而告终，但却反映出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即应该怎样顺利平稳的处理基本法与内地法律的冲突。如若设计一个具有初步裁决性质的程序，使得香港和澳门的终审法院可以就有关的重要法律冲突问题向人大常委会申请裁决或解释，那么不仅可以保证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独立，还可以增进香港、澳门终审法院与国家权力机关的交流与合作。

三、结束语

初级法律法规篇5

论文关键词:近代 司法制度 改革 论文摘要: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阶段。本文主要考察中国近代司法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近代司法改革的基本特点，探讨中国近代司法改革的意义及历史启示。 一、中国近代司法制度改革与司法近代化之进程 中国从国家产生之日起，就确立了君主制。从秦朝开始，又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直到清朝灭亡，这种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国存在了2000多年。在这种政体下，皇帝的“金口玉言”即为法律;而司法权附属于行政权，各级行政官吏兼办司法案件。中国的法律在世界法律中也自成系统，俗称“中华法系”。这种状况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而日渐改变。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的司法主权遭到破坏。外国侵略者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领事裁判权，通称“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制度一方面是对中国独立司法主权的践踏，但另一方面，它也使近代西方先进的司法制度开始引入中国，从而给传统的司法制度带来巨大的冲击。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戊戌变法运动，以图变法强国，无奈以失败告终。然而，它却揭开了变法的序幕，中华法系大一统的局面也难以为继。1902年，张之洞以兼办通商大臣身份与各国修订商约，英、日、美、葡等国表示，在清政府改良司法“皆臻完善”以后，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为此，清廷下诏:“现在通商交涉事宜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改，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从而揭开了清末法制改革的序幕。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着手进行官制改革。拟定的新官制称:“首分权以定限，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立法当属议院……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合之皆为政府……。司法之权，则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政府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在近代西方“三权分立”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下，清廷开始了司法体制的改革。 1906年11月6日，清政府下谕，将刑部改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事务，不再具有审判职能;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在法部设置总检察厅，作为最高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1906年底在京师设立高等审判厅、城内外地方审判厅和城谳局，形成四级三审制度。1907年开始，又仿照日本法院体制决定在各省设高等审判厅。府(直属州)设地方审判厅，州县设初级审判厅，将四级三审制推向全国。此外，各省的按察使改为提法司，作为地方司法行政机关。至此，中国近现代司法机关体系初步确立。 同时，清政府还先后仿照德、法设立独立的检察机关，开始参照德国置于法部，后来仿照法国，尤其是日本的体制，将总检察厅置于大理院内，实行审检合署。它一改中国古代监察机关兼掌监察和审判职能的旧观，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专司法律监督之责，建立了检察权与审判权分离的近代司法制度。 清政府还初步引进了西方近现代诉讼制度、审判原则等。如在诉讼程序上实行四级三审制。在一些诉讼法规或法律草案中规定了刑事案件公诉制度、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民事案件的自诉及代理制度、证据制度、保释制度等中国旧法所没有的新式制度，并承认律师制度的合法性。在审判制度方面，规定了审判公开、允许辩论等原则，并明确了预审、合议、公判、复审等程序。初步规定了法官、检察官考试任用制度。由于清王朝很快就覆灭了，因此清末的司法改革的成果很多仅停留在纸面上而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甚至连形式意义上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独立司法机构也未来得及完全建立起来。另外，我们也看到清末司法制度改革只是以皇权和纲常礼教为依归，在清末皇权统治和君主专制没有崩溃，封建传统法律文化尚未荡涤的背景下，以自由、平等、人权为价值取向的西方近代司法制度是不可能在中国有所建树的。例如，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就因受到礼教派的责难被搁置不用。此外，清末修律、进行司法变革的直接动因是要西方列强放弃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收回中国的司法主权，但这一目的远未实现。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府，以极大的热情、百倍的努力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建设。其中，在批判与改革封建旧司法制度，建立近代新司法制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 首先，以约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近代司法独立原则并开始仿照西方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多次强调:“司法为独立机关”。 在所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以根本法形式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这是中国资产阶级以宪法的形式对司法独立原则作出的最早宣告。 为贯彻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制度，实现司法独立的资产阶级法治原则，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了一个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最高法院相鼎立的中央机构。在中国司法制度史上，南京临时政府首次把审判机关称为法院。另设立司法部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民事、刑事诉讼事件，户籍、监狱、保护出狱人事务，并其他一切司法行政事务，监督法官。显然，这里关于司法行政机关的设置比清末更为完备。 其次，采行资产阶级法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司法原则，积极推动司法审判制度的改革。南京临时政府推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针对清朝官吏苛暴残酷“日糜吾民之血肉以快其淫威”的严刑拷打、淫刑逼供的司法恶习，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明令各官署不论审理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体罚和刑讯逼供，“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笞杖、枷号及他项不法刑具。”并规定“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若有不肖官司，违令刑讯，必绳之以法。”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之身，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为厉行法治主义，南京临时政府强调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法院之审判”，除“有认为妨害安宁秩序者得秘密之”外，“须公开之”，审判时允许民人旁听。同时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陪审制度，选拔有识之士参与陪审，以提高案件的透明度。南京临时政府还积极推动律师制度的建立。1912年3月，孙中山在《律师法草案》上批文指出:“查律师制度与司法独立相辅为用，夙为文明各国推行，现各处既纷纷设立律师公会，尤应亟定法律，俾资依据。”律师制度的推行无疑确认了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它是辛亥革命胜利的产物，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与结晶，是孙中山向西方寻找真理、移植外国先进法制的积极结果，代表了中国旧的传统司法制度的解体及近代新的司法制度的开创与发展，是20世纪初叶开始的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新篇章。 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时期，虽然政治上反动，但对辛亥革命以来的司法改革的成果并不敢公然违背，因此，中国司法近代化的进程仍在继续。到国民党失败前夕，近代司法制度已基本确立。主要表现在: 1、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体制被打破，独立的司法体制初步确立。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代表了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制度模式在中国的最初实践。但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革命成果为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1914年颁布的《袁记约法》则实际上取消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将三权归于行政权，行政权又归于大总统，表面存在的权力制衡由此而失去意义。司法权由大总统任命的法官组织法院行使，无异于大总统的一个下属机关。但就整个北洋时期而言，司法与行政相分离的趋势仍在继续。如徐世昌总统1919年4月17日以“各省议会对于司法官吏时有咨请查办之举”，即令重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勿相侵越”。次年2月14日，又下令禁止地方长官干涉司法，称“嗣后各省军民长官，凡关于司法事物除有法令明文规定外，均应恪守权限，勿滋凌越”。1928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体制的设计和运行是以孙中山“权能分治”、“五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为指导的。1929年《训政纲领草案》规定:“治权分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1931年《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以左列五院独立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一、行政院;二、立法院;三、司法院;四、考试院;五、监察院。”其中，司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掌握司法审判之职权。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虽对训政时期的国家权力关系作了局部调整，但五权分立的基本格局仍然保持不变。 2、实行审、检分离，建立独立的检察制度 北洋政府的司法体制沿用清末制度，设司法部掌管司法行政事宜;设大理院、高等审判厅、 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负责审判，实行四级三审制;各审判厅内也相应地设立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和初级检察厅，对刑事案件行使侦查、公诉和监督判决执行的权力，对有关社会公益及风化的民事案件，以国家代表身份参加，此与西方检察机关的职责大致相同。国民党政府实行审检合署制，将检察机关置于法院中。《法院组织法》规定，在最高法院内设检察署，置检察官若干人，以一人为检察长;地方各级法院内设检察处，置检察官若干人，以一人为首席检察官。检察机关的职责是实施侦查、提起公诉、协助自诉、担当自诉、指挥刑事裁判之执行，以及其他法令所规定职务的执行。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最高法院和检察署均受司法院的监督。这样，近代独立的检察制度基本建立。 3、法院及法官独立审判的地位得到法律的保障 司法独立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行《临时约法》已基本确立了“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的原则。在实际运用中，民初对“宋教仁案”的审理应该说是中国近代法院独立断案的一个代表。1922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仍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临时约法》“司法独立”的精神，规定最高法院院长的任命须经参议院之同意，重申“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任何人不得干涉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3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80条规定:“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第81条规定:“法官非受刑罚或惩戒处分或禁治产之宣告，不得免职;非依法律不得停职、转任或解俸。”1947年把《草案》第80条修订为“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第81条增加了“法官为终身职”一句。此外，无论是北洋军阀时期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在法律中对法官的人身、职业及工资，以及司法官的选拔、任命、惩戒等作了相应的规定，提供法律保障。从总体上看，民国时期法官独立审判及其法律地位的保障在形式上规定得相当严密。 4、律师制度得到肯定并逐步推行 由于临时政府存在时间短暂，律师制度并未真正建立起来。1912年9月16日，北洋政府公布了《律师暂行章程》，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律师单行法规”，它对律师资格、律师证书、律师名簿、律师职务、律师义务、律师公会及对律师的惩戒等皆作了较为完备的规定。同年，北洋政府又公布了《律师登录暂行章程》，次年12月27日又颁布了《律师惩戒暂行规则》，它们从不同角度对有关律师的问题作了法律上的规定，从而初步建立了中国近代的律师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律师制度建设很快，律师队伍人数也迅速扩大。1937年仅上海一地，在律师公会登记注册的律师就达1376人。这充分说明了律师制度在中国的发展。 5、法官的选拔与培训开始制度化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提出要实行严格的法官考试制度，并颁布法令以规范法官的任用资格。1913年2月，北洋政府公布《甄拔司法人员规则》，规定:只有在国内外大学、法政专业学校修习法律三年以上获得毕业文凭，或在外国速成学习法政一年以上获毕业文凭并曾任推事、检查官，或在国立公立大学教授法学主要科目一年以上及在教育部门认可的私立大学教授法学主要科目三年以上者，才具备担任司法官员的资格。在甄拔时，不仅要考察其学习成绩、工作实绩、办事能力以及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等，还要通过最后的甄拔考试加以确定。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高等考试司法官、律师考试条例》规定:司法官考试分初试、学习、再试三个阶段。初试合格者颁发“司法官初试及格证书”。其后经学习阶段后须参加再试，全部合格者方颁发“司法官再试及格证书”。此外，国民政府还设置司法官训练机构以加强对司法官的培训。对司法官任职资格从严把关以及加强司法官的选拔与培训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司法独立的实现。 二、中国近代司法改革的名与实 尽管中国近代的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作为资产阶级法制的基本原则，司法独立在民国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也得到了普遍的尊重，至少在法律条文的规定中和政客官僚的口头上如此。但是，若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对近代中国的司法改革的成绩却不能有丝毫乐观的估计。在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始终存在名与实的矛盾和冲突。具体表现在: 1、司法权始终未能摆脱对行政权的依赖及受行政权的控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司法、行政不分，近代以来政、法合一的体制虽被打破，但始终未能形成司法权与行政权相互制衡的合理关系，相反，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不合理牵制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过总检察厅检察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职的罗文干也不 无愤慨地揭露说:“凡行政长官所不喜之人，旦夕得而羁押之，检察官又不敢不服从也;凡行政长官所袒护之人，不得逮捕之，检察官又不敢不从也。”北洋时期，行政干预司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的普遍存在。1914年4月，袁世凯宣布撤消全国三分之二的地方审判厅和检察厅及全部的初级审判厅和检察厅，由县知事兼理司法，这使司法改革重新回到政、法合一的老路，是司法体制的大倒退，也给中国近代的司法改革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国民党政府时期，县长兼理司法的情况仍较普遍，到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在县设立新法院的也只有600余县，尚有1300余县未正式设立法院，仍旧维持县长兼理司法的局面，这是完全违反司法独立精神的。 2、军事干预司法现象突出。在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局面。拥兵自立的大小军阀们穷兵黩武，划地为霸，经常以军事审判取代普通司法审判，军事审判机关任意审判与己无关的普通司法案件，警察署也随意办案，查获案件不经法院就擅自判决。北洋时期司法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普通法院之外广设军事法院，并以军事审判取代普通审判。北洋政府设有高等军法会审、军法会审和临时军法会审等三种军事审判机构。军法会审机构不仅审理军人违反《陆军刑事条例》和《海军刑事条例》的案件，而且把续备后备和退役军人及军属，也包括在军法审判的范围。同时军法审判还可随意强行审理其他非军人案件，任意残害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由于北洋时期战乱不断，所以军法审判被普遍采用，而且是秘密审判，不准旁听、不准辩护、不准上诉，这是对人民实行赤裸裸的司法专制。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的二十二年，自始至终也未能清除军事对司法的干预。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专门颁行了《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明确指出其适用于“特别刑事审判程序之案件及条例施行前依法令规定由军事或军法机关审理之案件。”对这类案件只要警察官署移送，“即以提起公诉论，法院得进行审判。”并规定，根据条例进行的判决“不得上诉”。军事对司法的过度干预使宪法所确立的司法独立原则形同一纸空文。 3、政党对司法的干预比较突出。北洋时期，政党对司法干预的情况比较少见，法律也有明文规定“法官不得列名政党”，“司法官不党”。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推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方针，认为“司法官不党，此皆违反党义及革命精神之大端也。”政党对司法的干预随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建立而达到顶峰。国民政府曾专门下达“党政各机关用人先尽党员裁人先尽非党员”的通知，司法机关成为清一色国民党的天下。国民党为了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通过特别立法确认和加强国民党干预司法活动的力度。1927年12月制定的《特种刑事临时法庭组织条例》，规定各省、市国民党党部有权干预地方特种刑事临时法庭的审判。随着国民党反共内战的加紧进行，国民党当局对司法审判的干预也达到极端。1947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虽规定了“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的原则，但仍是形同废纸。 4、财力、人力不足对法院建设影响较大。中国近代新式法院的建设始于清末。机构的增设意味着开支和人员的增加。民初由于财政拮据、人手不足，北洋政府为了减少开支把已设立的县法院复又裁撤。其后新式法院虽逐步开始设立，但直到1926年全国已设立的新式法院尚未超过136所，其中第一审法院仅89所，而由县行政官署兼理的地方占全国司法机构总数目的92%，经正规训练并经考试甄拔的法官共计764人，占全部法官数的6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这一状况有较大改观，但据1937年的统计数字，全国共设新式第一审法院也只298所，占总数的17%，设县司法处的为582所，占总数的33%，仍由县长兼理司法的为856处，占总数的48%，经正规训练和考试的法官为1955人，占全部法官数的70%以上。但是从上述数字中也可看出，新式法院和法官的有限增长与中国辽阔的疆土、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仍然显得过于缓慢。 5、司法运作的腐败危害剧烈。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均不断下令要求司法官员公正不阿、操持廉正，对审判工作也不断提出“审慎”与“迅速”的方针。然而，司法运行的现实却不是几纸命令、几句口号所能改变的。 由于人治体制没有根本改变，司法腐败犹如决堤之水，肆意蔓延，泛滥成灾。视法律如儿戏，有法不依，钻法律漏洞是司法人员的基本技能。法官们只要遵循 、屈从上司的意志，不触怒权贵，几至可以随心所欲。法官大都执法而玩法，曲解法律、文过饰非是常见的手法。民国时期，司法官员薪水普遍较低，这更加助长了司法腐败。大大小小的衙门，全靠诉讼捞油水。“法院大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百姓诉讼，要交状纸费、抄录费、送达费、勘察费、律师费、审判费、保证金等等，名目繁多，寻常百姓根本打不起官司。毛泽东曾指出:“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县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幕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这是民国时期司法黑暗的真实写照

初级法律法规篇6

为了健全法律援助网络体系，畅通法律援助渠道，方便基层困难群众寻求法律帮助，我市各县区均在乡镇一级，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站以开展非诉讼业务法律援助服务为主，接受基层群众的法律援助申请，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使农村地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化解农村的各类矛盾，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市工作站的主要情况

*市已建立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118个，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站20*年全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共200宗，其中民事法律援助诉讼案件18宗，非诉讼调解案件182宗。各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是经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设立的法律援助工作机构，业务上接受县级法律援助处的指导和监督。

（一）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主要职责

1、接待来访群众，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和提供法律意见。

2、接受群众法律援助申请，按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省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初步审查法律援助申请。审查内容主要包括：申请人的身份状况；申请事项是否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申请人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是否真实；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对于初步审查符合条件的并且材料齐全的及时报送县级法律援助处审批。

3、受所在县（市、区）法律援助处的委托，在县级法律援助处授权的范围门内负责对非诉讼及案情简单的民事诉讼法律援助申请进行审批，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

4、经所在县（市、区）法律援助处的决定，负责安排本站工作人员或者指派所在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安排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5、协助上级法律援助机构对本辖区法律援助申请人的经济状况进行审查；

6、协助上级法律援助机构监督管理本辖区法律援助工作；

7、负责组织、协调本辖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

8、负责组织管理本辖区村（居）委会（社区）法律援助联络员工作；

9、负责收集并上报本辖区法律援助信息资料；

10、负责本辖区法律援助统计工作；

11、负责协助县级法律援助机构对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案卷归档管理。

（二）工作站对法律援助事项的审批权限

经县级法律援助处的授权，工作站对非诉讼调解案及简单的民事案件有审批权：

1、各法援工作站必须统一使用由县级法援处下发的民事案件受理、审批相关表格、公函。

2、法援工作站应严格审查申请人经济困难状况及案件基本情况。

3、法援工作站自行受理初审案件后必须报县级法援处审批，领取案号。

4、法援工作站办理的案件结案后必须按有关规定交县级法援处归档。

（三）工作站的工作程序

1、请人到工作站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

2、申请人到工作站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证明及材料：

（1）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2）户口本或者暂住证明；

（3）由申请人工作单位，没有工作单位的，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居住1年以上）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所出具的且经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乡、镇（街道）或县级民政部门具证的经济困难证明；

（4）申请援助事项的有关证明、证据材料；

3、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或者法定人代为申请。

4、法律援助工作站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初审意见，并报所在县（市、区）法律援助处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由法律援助工作站通知申请人。

对于给予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应当与受援人或者其监护人、法定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

对不给予法律援助，申请人对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县（市、区）法律援助处所在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内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申请人和法律援助机构

5、工作站受理的属于县级法律援助授权审批的非诉讼及简单的民事案件，应该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做出是否受理的书面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6、工作站对于群众来访来电咨询应及时解答，无法及时解答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答复，并做好法律援助咨询登记，对于重大复杂法律援助事项应当及时上报至县级法律援助处。

7、工作站安排本站工作人员承办或指派其他人员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办结后15日内，应当填写《法律援助案件（事项）结案报告表》，并按照统一归档目录的顺序整理好有关材料后，做到一案一档，最后将案件档案材料移交所在县（市、区）法律援助处审查并统一归档。

8、法律援助工作站应当填写《法律援助工作统计表》，每季度最后一月的25日前提交所在县（市、区）法律援助处备案，作为年终统计的依据。

9、根据《*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法律援助工作站办案人员在办结案件后，可以领取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收到归档材料后及时向办案人员支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的标准按《*市支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暂行办法》执行。

三、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

1、人员编制不足、专职律师缺乏。我市目前法律援助工作站主要是依托基层司法所设立的法律援助工作机构，其人员编制与司法所的人员是一致的，即司法所人员同时也是工作站的人员，兼职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目前有很多基层司法所占编人员仅1个，既要负责司法所的工作，又要负责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这无疑增加其工作负担，影响工作效率。其次，专职律师缺乏，目前我市法律援助工作站还没有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因此，要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人才引进，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站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其法律服务水平。

2、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市尚未出台关于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统一制度规范，各县区做法不一，工作还不够规范。因此要尽快出台《*市法律援助工作站管理规定》，对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性质、工作职责、工作程序、档案管理等做出统一的规范，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规范化建设。

初级法律法规篇7

学习内容应该包括：马列毛邓等经典著作，以及中央的路线、政策、法规等等，从而能够协助初中的班主任老师解决在实际教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向学生解释对国家政策法律的疑惑，同时向学生传递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学生积极正确地对待人生。此外，文化知识的学习对于初中班主任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优秀的传统美德如诚实、礼貌、孝顺、朴素等班主任老师应当做到身体力行。

比如在每天的教学工作中，班主任老师就应当表现出谦逊礼貌，着装简洁大方，赶时髦等等最好能放在业余时间。最后，对于学校而言，应当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树立职业的新风范，良好校风能够有效促进师风的好转。初中的班主任老师担负着为祖国培养接班人的重任，因此，形成认真的教学风气，严谨的工作态度，将精力从扑克麻将移到认真备课、努力教学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至关重要。

初中班主任老师是初中学生德育工作的最重要执行者和负责人，因此非常有必要采用一些积极有效的方法策略：遵循教育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把握好初中四方面生知情意行协调发展的规律。品德教育的过程乃是培养学生的品德的过程，为此班主任老师首先应当遵循学生的知识，情感，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协调发展的规律，因而初中班主任老师要想有效提高德育工作实效性，首先应当遵循初中生知情意行等协调发展规律。

被社会认可和提倡的道德行为是德育的最终目的，德教育过程中班主任应当沿着知情意锻炼法和自我修养法，要善于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做好班级德育工作。譬如，对于后进生、成绩较差，不遵守纪律的学生，班主任应该去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熟悉他们的成长环境，换位思考地去跟学生沟通，开展各种学生感兴趣的活动，如春游、放风筝等等，让其主动参与、展现自我，并注重一定的组织规定，培养学生的对于班级、学校、最终是学习的认同感。切实采取因材施教的原则。

这个基本原则在古代就被提出，不光是班主任，其他的任课教师都应该了解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采取一些有正对的教学策略。因材施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天天被喊来喊去，我们的初中班任应当将其诉诸教育实践中，在跟学生沟通交流的过程中，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是非常有必要且十分重要的。尤其对内向孤僻的青少年，初中班主任应当通过学生的家庭社会情况等等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用真诚和关怀去与他们交流，帮助他们融入班级集体。多种方法综合采用。

做好初中德育工作，常用方法有说服法，榜样示范法，陶冶法，德育的方法途径十分宽泛，也鼓励班主任自主创新。如今随着教学水平的提升，也出现了不少应和新形势的方法，比如生活指导法，心理咨询法、网络教育法等，这些都蕴含着德育的意义。

工作的保障学校可以指定相应的职业要求和规范，确认班主任的职责范围，要求班主任老师不仅仅注重学生的学习，更要关注的他们的思想状况，关注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要求初中班主任老师结合学生特点与社会的形势，科学地把握不同年龄段、性格的的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积极探索出新工作方式、方法，从而进一步有效地提高初中班主任老师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初级法律法规篇8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主要畜禽禁养区的划定。

2 划定依据

（1）《环境保护法》

（2）《畜牧法》

（3）《水污染防治法》

（4）《大气污染防治法》

（5）《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6）《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7）《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 338-2007）

（8）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3.1 畜禽

包括猪、牛、鸡等主要畜禽，其他品种动物由各地依据其规模养殖的环境影响确定。

3.2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指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养殖规模标准的畜禽集中饲养场所（以下简称养殖场）。

3.3 禁养区

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

4 基本要求

以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为目的，以统筹兼顾、科学可行、依法合规、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综合考虑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及生态功能重要性，在与生态保护红线格局相协调前提下，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区域为重点，兼顾江河源头区、重要河流岸带、重要湖库周边等对水环境影响较大的区域，科学合理划定禁养区范围，切实加强环境监管，促进环境保护和畜牧业协调发展。

5 划定范围

5.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已经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按照现有陆域边界范围执行；未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技术规范》（HJ/T 338-2007）中各类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确定。其中，饮水水源保护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注：畜禽粪便、养殖废水、沼渣、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属于排放污染物）。

5.2 自然保护区

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内，禁止建设养殖场。

5.3 风景名胜区

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名单为准，范围按照其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其中，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禁止建设养殖场；其他区域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5.4 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等，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科学设置边界范围。边界范围内，禁止建设养殖场。

5.5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区域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场的区域。

6 工作流程

6.1 摸清底数

县级以上地方环保部门、农牧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规章等，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畜牧业发展规划等，识别和初步确定禁养区划定范围。

6.2 核定边界

在初步确定划定范围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实地勘察，调查禁养区划定相关基础信息（包括有关地物信息，养殖场分布、养殖规模等），明确拟划定禁养区范围边界拐点，形成禁养区划定初步方案，包括比例尺一般不低于1∶50 000的畜禽禁养区分布图，以及禁养区划定范围的文字描述等。

6.3 征求意见

禁养区划定初步方案应当征求同级有关部门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正，必要的应当进行现场勘核，形成禁养区划定方案（送审稿）。

6.4 报批公布

各地环保部门、农牧部门将禁养区划定方案（送审稿）报上一级地方环保部门、农牧部门进行技g审核后，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省级环保部门、农牧部门应当及时掌握本行政区域禁养区划定情况，并定期向环境保护部、农业部报送工作进展情况。

7 其他

7.1 禁养区划定后原则上5年内不做调整；需要调整的，根据本指南开展工作。

7.2 已完成禁养区划定的、已形成禁养区划定初步方案的，但划定范围与本指南要求不符的，应当根据本指南予以调整。

7.3 禁养区划定工作已明确牵头部门的，可按现有工作机制开展工作；需调整的，可依据本指南对现有工作机制予以调整。